豫章文集卷十一

译石守道选取《唐史》中关于女后、奸臣、宦官的事迹，分别按类别编成三卷，题名为《唐鉴》。他说：“巍巍伟大的唐朝，前期被女后扰乱，中期被奸臣败坏，后期被宦官颠覆。考察书中的论述，可以作为万世的鉴戒。可惜没有推究其中的根本并加以说明。因此君主想防止这三种祸患，根本不过有两条：对内清正内心，对外知人善任。能够清正内心，女后就不能扰乱他；能够知人善任，奸臣就不能败坏国家，宦官也不能颠覆国家。请借唐明皇一人来论说：开元年间能够清心，能够知人，武后、惠妃、萧嵩、杨思勉哪里能改变他的志向？到了天宝年间，不能清心，也不能知人，杨贵妃、李林甫、高力士便扰乱了他的内心。清心、知人，难道不是君主实现太平之治的根本吗？” 天下的变乱，不是从四方开始，而是从朝廷开始。譬如人的气受到损伤，寒暑就容易侵袭；树木的根心受到损伤，风雨就容易摧折。因此内有李林甫的奸邪，外面就有安禄山的叛乱；内有卢杞的邪恶，外面就有朱泚的反叛。《易经》说：“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致盗贼到来。”这不是空话啊。三代的法度，秦朝把它全部改变了，却唯独没有废除肉刑；以这样的心思治理国家，怎么能不迅速灭亡呢？汉宣帝责问杜延年治理郡县没有进展，这正是善于认识治理根本的人。治理郡县没有进展，并不是臣下的大罪，汉宣帝却一定要责问他，为什么呢？因为中兴时期，对内朝廷、对外郡县，法度还不完备，政事还没有整治，百姓还没有安居。有的郡治理没有进展，各种职务就会废弛，怎么能不责问呢？一个郡尚且如此，何况天下呢？我认为汉宣帝懂得治理的形势。汉武帝知道汲黯贤能却不任用，唐太宗知道宇文士及奸佞却不罢免，这是多么错误啊！君主知道贤能却不能任用，还不如不知道；知道奸佞却不知道罢免，还不如不知道更好。如果知道贤能却不能任用，善行就没有受到鼓励；知道奸佞却不能罢免，恶行就没有受到惩罚。即便如此，汉武帝知道汲黯贤能却不任用，仍然胜过汉元帝知道萧望之贤能却反而治罪；唐太宗知道宇文士及奸佞却不罢免，仍然胜过唐德宗知道卢杞奸邪却又重新任用。看看汉元帝、唐德宗同汉武帝、唐太宗相比，难道不是相差悬殊吗？三代的治理，在于道而不在于法。三代的法度重实质而不重名目。后世却反过来，这就是享国长短和治安状况不同的原因。士人在朝廷立身，关键要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朝廷就没有过失；忠厚，天下就没有怨言。这两方面不可偏废。只讲正直而不忠厚，就会渐渐流于苛刻；只讲忠厚而不正直，就会流于懦弱。汲黯正直，所以能排斥公孙弘的阿谀；他忠厚，所以能排斥张汤的残酷。汉武帝享国五十五年，他的臣子中贤能的，只有这一个人罢了。汉武帝反而不用他，由此可以知道他作为君主如何了。在朝廷任职的士人，应当爱君主如同爱父亲，爱国家如同爱家庭，爱百姓如同爱子女。不过三者从来彼此依赖。凡是爱君主的人，必定爱国家；爱国家的人，必定爱百姓。从来没有把君主放在心上却不把百姓放在心上的人。所以范希文说：“身居朝廷之上，就忧虑百姓；身处江湖之远，就忧虑君主。”这话确实说得对！士人立身，关键要以名节、忠义为根本。有名节，就不会歪曲正道来求取进身；有忠义，就不会固守宠幸来欺骗君主。朝廷中的大奸不可容忍，朋友的小过失不可不宽容。若容纳大奸，必定扰乱天下；若不能容忍小过失，就不会有完整无缺的人。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治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就君主而言，汉宣帝、汉明帝属于这种情况；就臣子而言，赵广汉、张敞也属于这种情况。孔子又说：“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百姓，百姓就有羞耻心，并且能够归于正道。”就君主而言，汉文帝、汉景帝属于这种情况；就臣子而言，龚遂、黄霸也属于这种情况。君主和臣子的优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圣人没有私欲，君子欲望很少，普通人欲望很多。路温舒的见识很高。汉宣帝刚即位时，朝廷内外还没有人知道他治理政事是宽还是严，路温舒首先以崇尚德行、宽缓刑罚来劝戒他，引经据今，写到千言之多。后来盖宽饶、杨恽因无罪而被杀，果然应验了路温舒的话。唉！臣子能够看出事机而进谏，君主听到善言而能够改过，然后君臣双方才能各尽其道。路温舒看出了问题，也能够进谏；汉宣帝听到善言却不能改过，可惜啊！从前季氏攻打颛臾，孔子说：“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后来阳货果然囚禁了季桓子，圣人的话难道不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吗？自三代以后，君主不以孔子的话为师，不以季氏的事情为戒，因而遭受萧墙之祸的很多。成汤的存心超过了周武王。成汤把桀放逐到南巢，只觉得惭愧，说：“我恐怕后世把我当作话柄。”武王认为纣的罪恶超过桀，说：“如今我一定要前往讨伐他，这样难道还会有惭愧的德行吗？”又，《汤誓》《汤诰》列举桀的罪恶较浅，而《泰誓》列举纣的罪恶较深。古人说得好，认为纣虽然无道，也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确实是懂得武王的心意吗？君主接受劝谏的根本，在于先使自己虚心。禹拜受昌言，所以能够接受劝谏；唐德宗自以为刚强明智，必定任性自信，所以能够拒绝劝谏。人立身处世，能够长久实行的在于德行，不能长久实行的在于威势。这是因为德行感动人很深，百世之后也不会被忘记；威势使人屈服很浅，只能使人一时畏惧。不过德行和威势不能偏废。常常使德行胜过威势，就不会失去忠厚之士的本色；如果威势胜过德行，就不免成为严酷苛刻之流。看羊祜和杜预都镇守襄阳，后人深深思念羊祜，却较少思念杜预，难道是因为羊祜崇尚德行，而杜预崇尚威势吗？中等人的性情，取决于平时所受的习染。见到善，就习惯于行善；见到恶，就习惯于行恶。习惯行善，天下人就相互率领着行善，却不知道善是正确的；东汉遭受党锢之祸的士人和太学生，就是这样。习惯行恶，天下人就相互率领着行恶，却不知道恶是错误的；五代的君臣，就是这样。西汉的人才，可以同他一道趋向道；东汉的人才，可以同他一道立身；三国的人才，可以同他一道权变。杜钦、谷永，可以同他一道趋向道，却不能同他一道立身，所以依附王氏；陈蕃、窦武，可以同他一道立身，却不能同他一道权变，所以困厄于宦官。至于诸葛孔明，然后才可以同他一道权变。人才到了可以同他权变的程度，就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

译张良近似姜太公的才略，诸葛亮近似伊尹的出处。张良辅佐汉高祖，从时代形势说是合宜的，从道德标准说也是相合的。诸葛亮处在三国时期，才能很大而所承担的任务太小，可惜啊！《议论要语》不止这些，只搜集到遗稿三十九段。《豫章文集》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十二。宋代罗从彦撰写。杂著。《春秋指归序》。我听伊川先生有一段绪论说：“三王的法度，各是一个王朝的法度；《春秋》的法度，才是百代君王都不能改变的通行法则。”圣人认为三王已经无法再复兴，又担心后世圣王不再出现，所以写下这部书留惠后人，使后来的君主即使不具备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德行，也足以兴起三代的治理，大意就是这样。《春秋》真是百代君王共同的法则吗？先儒谈论《春秋》并不是这样，先儒众说纷纭，不值得说。（此处有误。）孟子大概是孔门中得到真传的人，他说：“王者的踪迹消失了，《诗》也就失传了；《诗》失传以后，《春秋》才产生。”又说：“《春秋》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孔子编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这是孟子关于《春秋》的说法，但他从来没有把《春秋》说成百代通行的法则。伊川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说法的呢？后来我反过来求之于自己的内心，丝毫不建立错误的见解，也不遗漏任何一点，拿他的话来验证，忽然像从梦中醒来一样说：“《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意义实在久远，到今天我才知道。”自从周王室动荡，周宣王拨乱反正，《诗经》赞美他，其中有《吉日》《鸿雁》《大雅》《崧高》《蒸民》。不幸后来接着是周幽王，于是骊山的灾祸发生了。然而文王、武王的恩泽还没有完全断绝，所以周平王东迁时，人们仍然希望周朝复兴。到了后来，政治更加衰败，法度更加毁坏，《黍离》也变成了国风，衰败到了极点。当时距离周文王已经五百多年，冠帽和鞋子上下颠倒，夷狄扰乱中原，天生的圣人又不被任用。如果《春秋》在这时不再出现，天下不会都成为夷狄禽兽的俘虏，我是不敢相信的。所以孔夫子依据鲁国十二位国君的史事，从隐公开始到获麟结束，把二百四十年的事情创作成一代的经典，赞美善、憎恶恶，肯定正确、否定错误，宽和而不怠慢，严厉而不残酷，文辞不浮华，内容不浅陋，时间越久越显光辉，可以流传给后世，传布无穷，真是后世君王美好的法则。所谓“考察三王也不会错误，百世之后等待圣人也不会迷惑”，说的难道就是这部书吗？有人说：“《春秋》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孔子编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这话是真的吗？我说：“《春秋》从鲁隐公以来，征伐四处发生，盟会纷纷不断；到了鲁庄公、僖公时期，楚国人成为中原的大患。当时尊奉天子、排斥夷狄，使天下不至于都穿左衽服装，靠的是齐桓公、晋文公二人的力量。所以讨伐楚国时，齐桓公获得了爵位称号；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成为霸主。从后世来看，二人的功业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从三王时期的标准来看，却不免是罪过。首止的盟会、河阳的狩猎，就是这样。”孔夫子依据这些事情，用文字来表明王道，所以说《春秋》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古代圣人能够把天下看成一家、把中原看成一人，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行为，也没有什么卓异的权术。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天下就治理好了。《尚书》说：“上天安排了常典，告诫我遵守五种常典，使五种关系敦厚！上天安排了礼秩，由我制定五种礼而使它发挥作用！”常典和礼制，都是天理。尧舜治理天下，不超出君臣父子的关系，只是用礼来加以文饰。因此《春秋》诛杀一个世子，使天下做儿子的都不敢不孝；杀戮一个大夫盾，使天下做臣子的都不敢不忠。所以说：“孔子编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孟子的这句话，也是有根据的。有人说：“孔子删定《诗》《书》，制定礼乐，阐明《易》的道理，三王之道已经都在其中了；又为什么要写《春秋》呢？”我说：“五经论述其中的道理，《春秋》则把它表现在具体事情上。《春秋》，是圣人施行道的工具。”龟山曾对人说：“《春秋》，大概是把各种事理发挥到极致的书吧？”学习的人先明白五经，然后学习《春秋》，那么它的作用就会更加顺利。这也是这个道理。很久以来，《春秋》的本义被传注遮蔽，就像明镜被尘土遮盖一样。若没有人刮去污垢、磨出光明，使它恢复清晰，那么后世的学习者将始终看不见圣人的心意，天下百姓也将始终看不见三代的治理，孔夫子一生的志向也将始终不能实现。这在理上必定不可能。因此伊川才写了《春秋传》。近世谈论《春秋》的人很多。政和年间丁酉年，我在毗陵跟随龟山先生学习，学习了一年，把他的书全部搜集带回。唯独没有见到《春秋传》。宣和初年，我从京城赶往郏鄏，门人尹焞拿出来传授给我。我退下来后考察它，同自己的经验相印证，用心体会，并参考古今的学说。大概我所得的《春秋》大义，有十五六成。譬如日月运行于天空、河海环绕大地，无不明白显著；其中隐微的言辞、精妙的旨意，譬如观察玑衡，时常有所发现。因此摘取其中最为确当的，写成《指归》；又借助前人编纂汇集的功劳，分别条目篇章，裁定义例，写成《释例》。不知道是否合适，总要在安闲从容、燕居清静之中尽力研究，经过岁月积累，凭借努力，长久而从容地游习，使自己探求其中的义理，反复咀嚼而感到满足，自然趋向其中，那么对于《春秋》的学习，或许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