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文集卷十五

译邵雍等人一样。这样或许可以使天下归心，也可仿效古代推崇下惠、少连的举动；不只是慰藉遗忠于黄泉之下，也将振兴大道于人心之中。臣再考察从彦所立的各种言论，确实无愧于古今。想到他没有后代可以延续声誉和事业，所谋求的是让这篇文章得到圣明之主的知遇，希望使他的名声流传永久。言语如果确实狂妄昏愚，罪当诛灭。所有罗从彦原著《圣宋遵尧录》八卷，谨慎缮写成两册，随本状密封送上，理当奏闻。贴黄，前人。臣私下看到，已故端明汪应辰和待制朱熹所撰写的延平李侗行状、墓志，详尽说到李侗以罗仲素为老师，并且说已故议论龟山杨时在东南倡导道学，跟从游学的人很多；若说到潜心思考、努力实践、肩负重任并达到极致，像仲素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仲素就是从彦的字，由此可知从彦的学问有其源流。臣到郡任职后，竭力搜寻访求，有人说从彦曾参加科举，后来进入特科，任主簿；因为没有子孙，也没有别的证据。如今看他所著的书，只称延平罗从彦，尚未脱稿。臣取来原本，进一步审订后，才敢上奏。伏乞圣上明察。又一则贴黄，前人。臣查得罗从彦既无子孙，又有一座荒坟弃置在荆棘丛莽之中，实在令人怜悯。臣比照嘉定五年赦文中“忠臣孝子坟墓酌量加以封护”这一条，已经命人修整，酌量拨给官田，派人看守，并移文州学，每年举行祭祀，从不缺失。如果蒙圣上慈爱，准许臣所请求的事项，除了把《遵尧录》交付史馆收藏以外，再赐给一个谥号，便请求颁下本州遵照施行，并乞圣上明察。请求给罗、李二先生赐谥的奏状，杨栋。礼部奏状：依照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中书省批下朝奉郎、直秘阁、福建提刑杨栋的奏状。臣私下认为，想要治理天下，先要端正人心；想要端正人心，先要端正学术。学术不正，名与实就会混淆，是非就会颠倒；上面没有可以折中的标准，下面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没有折中的标准，所以君主听闻会受到迷惑；没有效法的榜样，所以百姓的志向会混乱。百姓志向无法安定，遗弃亲人、背弃君主的风俗便会兴起，天下的祸患也就从这里开始。因此，以端正学术来端正人心，确实是当今的急务。恭敬地想我圣朝天开文治，纯粹公正。二程先生在伊洛之间兴起，从元公、周夫子那里听闻道，终于达到极致，接续孔子、孟子的传承，开创万世可长久的事业，本末一贯，人己并立。即使尧舜重新出现，也不会改变我们所说的话。啊，盛大啊！二位先生去世后，传承他们道统的门人是龟山杨文靖公。文靖把道传给罗先生从彦，罗先生又传给李先生侗。当时朱文公专心讲学，四处寻求老师，后来见到李先生，听到所谓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话，顿然明白道的根本正在于此。他跟随李先生多年，反复询问辨析，最终传承了李先生的学问。这套学问从周敦颐、二程传下来，其中传授的本末源流不可诬蔑。陛下继承大位，首先以朱文公的道来教化天下，他门下贤能的弟子，也都得到褒奖表彰，有的赐予美谥，这是极大的恩惠。然而朱文公的学问实际上是以先生为师，却独独没有听说有人推尊他的老师，难道是因为他的老师著书不多，不如其他人的论述详尽、阐发广泛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厚礼尊崇他的弟子，反而遗漏他的老师呢？天下最完善的事就是师道，师道确立，善人就多；善人多，朝廷就端正，天下就安治。这话是为道义而发，书著多少本来不足计较。况且圣贤著述，都是不得已而作。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颜子不著书，实际上是亚圣；然而《论语》必定以“尧曰”结束全篇，《孟子》末章历数尧舜直到孔子的传承。

译韩愈写《原道》，所谓“把它传下去”，必定谨慎选择、明白辨析，正是为了显示传给万世的公正道路，引导天下走正道，实在是极其重要、极其重大的事情，不可忽略。看朱文公所称道的：“罗氏说，潜心思考、努力实践、肩负重任并达到极致，像您这样的人只有一个。”

译他称赞李氏说：“讲诵之余，整天端正地坐着，来验证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的气象究竟怎样，并寻求所谓的中。”像这样，大概经过很久才知道天下的大本正在于此。那么朱文公从李先生那里得到的、李先生从罗先生那里得到的，其中或许就在这里，并且有超出文字词义之外的地方，这是可以知道的。如今天下的学士，家中都有朱氏的书，人人诵读朱门的言语；但对于其中切要远大、精实中正、得于内心而见于行动的道理，能够真正知道的人却很少。这只是诵读文公所著的书，却不知道文公所传的道。如果不明确显示正统，使天下明白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以求达到至善之境，臣杨栋恐怕名实会混淆，是非会颠倒。文公的书虽然存在，文公的道却将要丧失。因此臣私下认为，想要阐明文公之道，不如尊崇文公的老师。臣冒昧将此明确指出，并咨询闽地各部，那里确实是罗、李二先生的故乡；臣平生颇知景仰二位先生，所以敢把这些事情列举上奏。希望圣上慈悲，探究圣学的传承，重视师道的根本，把尊崇朱文公的礼遇推及尊崇他的老师，再逐级上推到罗氏，各自赐予美谥，昭示宠爱褒奖，表彰激励后来之人。这样或许能使伊洛之学不沉沦于言语，朱氏的书真正落实于实践。” 这难道不只是使二位臣子的潜在德行得到彰显、使他们的道更加光大，也能在减损文辞华饰、崇尚德行，端正学术、端正人心方面，起到实实在在的补益吗？不久，送太常寺丞、通直郎、太常博士兼景献府教授陈协撰写罗先生谥议的节略文字，说：“生有爵位，死有谥号。如此如此。” 谥议，陈协。士人活着有爵位，死后有谥号。所以爵位尊隆的人然后才能得到谥号，是用来显示他的节操。至于德行蕴藏在田园之中，而所立言论对当世有补益、可以传给后学，那么表彰德行的典礼就出自朝廷的特别命令，也不能拘泥于通常制度。像罗公从彦，可以说是有德有言的隐逸君子。起初，龟山得到伊洛之学，在东南倡导道学，游学于他门下的士人很多。其中潜心思考、努力实践、肩负重任并达到极致，在同辈中推举罗公一人而已。徽宗朝时，他居乡授徒，守道尤其坚定。同郡的李公侗传承了他的学问，后来朱文公熹又得到李公的传承，他的道于是显明于世。学者仰望他如泰山北斗，这个开端全都由罗公发起。罗公是延平人。去世以后，家中没有子孙，所以他的遗言很少在世间流传。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才加以搜寻访求，得到罗公所著《遵尧录》八卷，进献朝廷。该书四万字，大意认为太祖开创基业，列位圣主继承统绪，像舜禹遵循尧而不改变；到了元丰改制，都是王安石开创弊端，创立追逐功利的谋划，渐渐造成后世夷狄侮辱的征兆。这正是他身处田亩仍不忘君主的心意，哪里像沮溺一类故意隐居、行为怪异的人呢？” 谨按谥法：道德博厚叫作“文”，言语行为相互符合叫作“质”。罗公师友传承有源，洞彻明白天理，可以说是道德博厚了；清正耿介、超脱世俗，著书有名，可以说是言行相符了。请求给罗公谥号为“文质”。如此如此。谨慎议定。不久，请求有关官员复议。朝散郎、尚书考功员外郎兼礼部郎官周坦撰写已故罗先生复谥议的节略文字，说：如此如此。复谥议，周坦。有些士人身处隐约而不显达的地位，但道德、学问足以成为后世的表率；即使活着没有一命之爵，死后他的道传得越久便越光明。因此，作为人心纲常标准的关系十分重大；沿着流传追溯源头，表彰德行的典礼怎么可以缺少呢？罗公从彦不向世间求取声名显达，胸中的抱负没有充分显露，唯独真正掌握了大道的根本。所谓道德学问的渊源，上承伊洛正统，下开中兴以后诸儒的传授，明白显著，不可磨灭。罗公在龟山门下受学，潜心思考、努力实践、肩负重任并达到极致，同门都推重敬仰他。当时义理之学正被时势压抑，这一线传承依赖他才得以勉强保存。考察他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正是这样切实地穷究天地万物之理。他著《遵尧录》一篇，叙述本朝世代相传的宏大规制和美好法度，以及名臣硕辅所论述、所建立的规范谋划；又写到元丰年间追逐功利的人任意变更法度，给国家留下祸患。全书提纲挈领，无非都是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亡的大事。罗公的学问能够明体达用，大致可以由此推知。太常寺奉命给罗公谥号“文质”，合于谥法。五月二十四日奉圣旨依准。以上札文交付本家，照此遵行。淳祐七年十月。谥告【缺】。《豫章文集》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十六。宋代罗从彦撰。附录下。见罗先生的书。李侗【延平先生】。我听说，天下有三个根本：父亲生育人，老师教导人，君主治理人。缺少其中一个，根本就不能成立。古代圣贤没有不曾有老师的。他们学习功业时勤奋或懈怠，涉入道理有浅有深，求取增益有先有后，若有若无，这些详情已经无法考察。只有洙泗之间七十二弟子的言论问答，都保存在书册中，足以考查；因此得到孔夫子的情况更加明白。孟子以后，道失去了传承，枝分派别，各自建立门户，天下真正的儒者不再出现在世间。他们聚集门徒成群，彼此传授的不过是句读和文字意义罢了。说它已经熄灭，也可以。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的技艺低下，才能有限，尚且没有不拜师的。儒者的道，可以完善自身，可以治理天下，可以与神明相配、参与天地变化。一旦失去传承，又没有老师，难道不值得为之大大悲哀吗？恭敬地想，先生是乡里的长辈，已经专心服膺龟山讲席多年了；何况曾经到过伊川先生门下，在相隔一千五百年之后得到他的不传之学。先生天性明达，修养和操行完整纯洁，以广大之德扩充自己，以仁爱宽恕来实践自己，精微深奥，无不达到极致。汉唐诸儒没有可以相近的。至于不必开口就能使人受到和气的感染，同人并立便能使人发生变化，正如春风使万物萌发，大概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故。凡是读圣贤之书而略有见识的人，谁不愿意到先生门下接受经学传授，来请教自己的疑惑？至于持异说的人，本来就应当置之不论。我愚昧浅陋，想拿着扫帚来供先生使用，至今已经几年了。只是因为学习举子业，不能到门下服役，先生想必不会认为我可以抛弃。况且我李侗虽然不肖，今天诚心诚意想向先生求教，是因为我认为所求的东西比利禄更为重大。我又听说道可以治理内心，就像食物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一样。人有饥寒逼迫的忧患，便忙忙碌碌地谋求衣食，仓促颠沛之际，也从来没有忘记过。至于内心没有得到治理，有人终身不知忧虑，难道是爱护内心还不如爱护口腹身体吗？实在是没有思考。可是饥饿时想吃东西，不过求豆粟的甘美；求衣服，不过求绨布的温暖。道之所以可贵，也不过是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以仁义忠信来行事罢了。舍弃这些不去努力，却一定要追求诬妄诡诈、奇异怪诞、足以惊骇耳目的东西来学习，这就像饥寒切身的人不知道豆粟、绨布的美好，却一定期望得到珍奇奢华的供养。追求它很难得到，享有它又难以安心，最终也不过是灭亡罢了。我不自量资质鄙陋，妄想从事这一事业，只因祖父、父亲凭借儒学起家，不忍使祖业失坠，勤勤恳恳地学习求取利禄的学问，前后经历了两个星纪。虽然知道真正的儒者一旦兴起，听到风声便会奋起追随，但本来就不如亲自接受先生的教诲，在一举一动、一言一默之间得到熏陶，亲眼观察而心领神会。我身为男子，生在中华，又幸运地得以听闻先生长者的风范，到如今十年了，已经二十四岁，却茫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不能明察事理，就无从辨别是非；心胸不宽广，就容易被喜怒摇动；操守行为不完备，就多有悔恨和忧悔；精神不充实，智巧便会乘隙侵入，想排除也排除不干净，想守持又守持不充分。早晚都感到恐惧，简直像饥寒逼身一样，急于寻求充饥御寒的东西。否则，哪里敢以我这不肖之身成为先生长者的累赘呢？圣学还没有找到立足之处；佛门弟子中有人断绝嗜欲、舍弃妄念，做到无所住而生其心。我即使只同他们交游，也足以澄清淘汰污秽，洗涤尘垢，忘却情欲而获得智慧，得到休息安顿之处。言语行迹和义理道路有了可以依凭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是没有益处。如果说儒者之道可以同佛道混为一谈，而把穷究事理、尽明本性、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一切事业都归结于此，那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就是欺骗别人。众人都因此讥笑我，所以不了解我；我暂且引述这些，只是把它作为进入道门的途径。仰想先生不必开口，便能使人饮和；待人接物，能使人如沐春风；不待占卜便使人信服，无论远近都一样。这就是我愿意到门下受业、寻求安身立命要领的原因。因此，我可以舍弃现在的自己；只要我还活着，从前所奔趋的道路已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今天所接受的教诲也没有什么关隘能够阻挡。气质上的偏颇将随着学习而改变，长期沾染的习气将随着学习而消融。希望先生启发我、引导我、辅助我、扶持我，使我沿着正路前行，心中有所安顿；这样我就会低头努力，每天勤勉不懈，直到死而后已。我应当守持这一志愿，不敢在门下自暴自弃。《答罗仲素书》胡安国【安国，字康侯；“文定”是他的谥号】安国叩首，主簿阁下：我们虽然身居南北两地，至今还不了解彼此平生。往年承蒙您从数千里之外寄来惠书，并把所著《春秋指归》一并示给我。我详细读了两篇序文，只为贤者敬慕圣门的深厚情意所感动，确实慰藉了我孤独的思念。本来应当立即回信，但由于兵戈纷扰，久久未能成行。再次想到您高雅的情意不可虚负，姑且把我所听闻的意见告诉您。《春秋》的大旨，在于彰明天理。世道衰败、正道微弱，臣子弑君，妾妇凌驾丈夫，夷狄侵扰中原，天理就灭亡了。圣人因此作《春秋》，警戒祸患由微小渐渐发展，彰明嫡与妾的区别，谨慎辨别夷狄与华夏。至于其中含蓄的言辞、隐微的义理，抑制或放纵、给予或夺取，是非与进退，必定要广泛搜求、博取材料，贯通同类事例，不能用一件事就说明。必须心中理解、精神领会，超然自得，不是凭耳闻目见就能达到的。观察各种事物之后，才知道造化的神妙；聚集各种材料之后，才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如今阁下却说，诛杀一个世子止，天下做儿子的便没有谁敢不孝；杀死一个大夫赵盾，天下做臣子的便没有谁敢不忠，我实在担心这话说得过头了。况且许止因为没有亲自尝药，《春秋》便记作弑君；赵盾因为没有越过国境，《春秋》便记作弑君；郑归生因为畏惧年老，《春秋》便记作弑君；陈乞因为流泪而没有随从，也被记作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