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文集卷十四

译问龟山：“张横渠所说的气质之性是怎样的？”龟山说：“人所禀受的气质固然各不相同，但若论其根本，没有不善的。因为一阴一阳叫作道，阴阳没有不善的，人正是禀受阴阳而出生的。然而善是正常状态，有时也会变恶。就像人的生命，气得到调和便安乐；人一旦生病，是因为气不调和。但气不调和不是正常状态，调治它使之和顺，就能恢复正常。正常状态就是性，这就是孟子说性善的原因。张横渠谈气质之性，也说：‘人的性只有刚柔、缓急、强弱、昏明这些差别，并不是说天地本身就是这样。’比如清水，清澈是它的正常状态；到了混浊，是沙泥混入了其中。沙泥去掉以后，水的清澈自然恢复原样。因此君子对于气质之性，必定要设法改变它，这就是澄清浑浊、使水清澈的意思吧？” 问：“由隐微显现出来，难道不只是戒慎于无人看见之处，恐惧于无人听见之时吗？”龟山说：“是。”于是又说，有个和尚进入僧堂，什么话也没说便出来了。有人说：“不要说他没有说话，他的声音像雷一样。”庄周所谓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可以说是善于说话了。龟山对先生说：“如今的学者，只是不知道求学的方法，也不知道学成之后要用来做什么。这件事关系重大，必须曾经下过功夫，才知道并不容易。所谓学者，就是学习圣贤所做的事。想要做圣贤所做的事，必须听闻圣贤所得到的道。如果只想博通古今、写作文章，做到忠信诚愿，不做不合义的士人罢了，那么自古以来这样的人并不少。然而若说他们听闻了道，却不能这样说。比如东汉衰败时，隐士、逸民以及重名节的士人，在当时有名望的很多。考察他们的作为，用古代圣贤之道去要求他们，却几乎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于道本来没有听闻。如今的学者，平日里说：‘我应当做古人所做的事。’一旦事情临到手上，便无法处置。大概他们所学的，只是博古通今来写文章，或者立志于忠信诚愿、不做不合义之事而已，却不知道必须听闻道，所以自然会这样。由此看来，学习却没有听闻道，就如同没有学习一样。” 问：“诗应当怎样理解？”问龟山先生说：“诗极难一下子说尽。大体上必须让人亲身体会，不在于推求文字意义；内心形成志意，发言便成为诗，感情在内心激动而表现为言语，言语是感情的发露。如今看这首诗的言语，就必须先观察这首诗的感情怎样。不知道它的感情，即使把文字意义推究得精细透彻，也可以说是不懂诗。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要在白色底子之后完成’，子夏于是说‘礼也要在有了仁德之后建立吗？’孔子认为可以同他谈诗，正是因为这样，关键全在于亲身体会。什么叫作体会？比如《关雎》这首诗，诗人借雎鸠起兴来歌咏后妃的德行，大概就是如此。应当想象雎鸠是什么鸟，知道雎鸠是亲爱而有别的鸟；又想象‘关关’是什么声音，知道‘关关’的声音和谐而相通；再想象‘在河之洲’是什么地方，知道河洲是幽静闲适、远离人烟之地。于是知道这样的鸟，发出这样的鸣声，又居住在幽静偏远的地方，后妃的德行就可以从意境中领会了。这就叫作体会。只有能够体会，所以读诗才有滋味。到了有滋味的时候，诗的作用就属于自己了。” 对先生说：“《西铭》只是阐明一个侍奉上天的道理。所谓侍奉上天，就是遵循天理罢了。” 又说：“我曾经有几句教学生读书的方法，说：‘用身体去体察，用内心去验证，在幽静、闲适、安静、专一之中从容默默地体会，在书中文字、形象和意义之外超然自得。’这大概就是我所做的。” 又说：“《西铭》体察古人用心的关键处，写文章正如杜顺撰作《法界观》的样子。” 先生问：“竭尽他的心，就能知道他的性，怎样才是竭尽心的道理？”回答说：“还没有谈到竭尽心，先要明白心是什么东西。”又问：“心这种东西，明白通达，广大而宁静专一；如果体会得清楚分明，然后才可以谈竭尽心。还没有体会明白心，究竟要竭尽什么？能够竭尽自己的心，自然就会知道本性，不必去问别人。大体上必须先体会仁作为道的意义，知道仁就知道心，知道心就知道性，这三者本来没有差别。”张横渠作《西铭》，也只是要学者求仁罢了。晦翁问延平：“祭祀时要像祖先在面前，祭祀神灵时要像神灵在面前。”朱熹怀疑这两句是弟子记述孔子的事情，又在下面记述孔子的话来阐明它，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李先生回答说：“我曾听罗先生说：‘祭祀祖先像祖先在面前，是指可以见到的祖先；祭祀神灵像神灵在面前，是指不能见到的神灵。’以至诚的心意同鬼神交往，也许鬼神会享用祭品。如果诚心没有达到，而礼仪又有过失，那么神灵就不会享用，虽然祭祀了又有什么用呢？” 延平给晦翁的信说：“我从小就跟随罗先生学习，那时完全没有涉历世事，也没有什么收获；听到先生的话，便能够静下心来寻求。” 延平说：“从前听罗先生说：‘张横渠教人，叫人暂且留意“神化”二字。内心所存的是神明，行为所经过之处就能发生变化。私心吝意完全消尽，整个心中都是道理，那么所经过之处自然会被感化。’” 又说：“我有幸早年跟随罗先生游学，从年轻时粗略听到学问的端绪；中年以后却毫无长进，被世事污浊牵累得太厉害了。所幸近年以来能够同我的元晦一起在颓堕之中讲学，又重新受到激发，恐怕在晚年还差不多可以有所成就。” 李先生说：“舜之所以能够使瞽瞍达到欢悦，是因为完全尽到了侍奉父亲的道理，共同履行儿子的职责，只是不去看父母的过错罢了。”从前罗先生谈到这件事说：“只是因为天下没有不对的父母。”了翁听到后认为说得好，说：“只有这样，天下做父子的关系才能安定。”那些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的人，往往都是从看见君父有不对的地方开始的。先生让愿中在静中体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的状态，这就叫“中”。未发之时是什么气象？这不但对进学有帮助，也是养心的要领。李先生说：“我从前在罗先生那里得到入道的门径，后来没有朋友相互扶持，几乎要倒下了。”《晦庵年谱》说：“朱松字乔年，刚成年便考中进士，入馆任尚书郎。年轻时以诗文著名，跟随豫章先生罗某游学，于是听到了龟山杨氏所传的伊洛之学。” 晦翁说：“罗公清正耿介，超脱世俗，即使乡里人也很少有人能了解他。” 又说：“罗仲素先生总是切实、仔细地去体会和研究道理。”

译又说，罗先生严肃刚毅、清苦自守，实在令人敬畏。龟山先生【句子脱漏】潜心思考，努力实践，肩负重任并达到极致，像罗公这样的人，只有一个。罗博文说：“延平先生所传的，正是我伯祖仲素先生的道；河洛之学，源流深远。” 《晦庵年谱》说：“延平先生向豫章罗先生求学，和韦斋是同门朋友。” 晦庵门人问道：“听说先生不赞成李延平先生静坐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回答说：“这也很难说。静坐来体会道理，本来没有妨碍；只是专门追求静坐就不可以。如果能把道理体会得明白透彻，自然就是静。我曾见李先生说：‘从前听罗先生讲《春秋》，觉得很不惬意。不知到了罗浮山极其宁静以后，对义理的体会会怎样？’我心里一直对此有疑问。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因为心中喧闹，怎么能体会出道理呢？” 晦翁祭祀延平的祭文说：“当时的豫章，传承了道统；一箪一瓢，显出凛然高尚的风范。” 诸儒议论【缺】。《豫章文集》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十五。宋代罗从彦撰。附录中。缴进《遵尧录》状，刘允济。臣听说，言语竭尽忠诚而能流传后世，本来就是先贤的平素志愿；事情看似缓慢，却对今日有切实关系，也是治理天下者乐于听闻的。山林中的士人虽然不急于功名，在田亩之间也从来没有忘记君主和父亲。言论没有被采用，世事有时也会遇到相应的时机。司马迁把《史记》收藏在名山之中，以等待后世圣人；孔安国从屋壁中得到《尚书》，全部上交给官府。人虽然没有急于求取速成之心，道难道会有最终穷尽的道理吗？如今想到那些湮没残缺的断简，果然遇到了太平昌盛的时代。臣年轻时携带纸笔，长久游学于学校，早就听闻罗从彦是闽地名士，操守极高。他在徽宗朝时居乡授徒，守道尤其坚定。臣没有亲自得到他平生言行的实际情况，却每每知道他的尊名，心中钦敬仰慕。近日承蒙圣上错误的恩典，来到延平这偏远的郡城任守，才知道从彦原来确是本郡人。询问他的世家，已经寥落断绝，难以考察；向旧日父老咨询，搜寻得非常勤苦。很久以后才在《春秋》和《诗解》的许多篇卷中发现《圣宋遵尧录》八卷，都是亲自用楷书书写，并且自己撰写序文。大意认为，我朝太祖开创基业，列位圣主继承统绪，纲纪端正、条目清楚，没有汉唐杂霸政治尚未纯粹的弊病。君主圣明、臣下贤能，像舜禹遵循尧的道路而不改变。其中详细叙述太宗对边防各种重大事务都遵守既定规模，又说仁祖继承祭祀和宫室制度以后，更加恭敬节俭，发扬伟大的法度，推究其根本在于深厚的仁德。大的方面是郊庙、宫禁的严整，小的方面是朝廷、郡国的政务；有时解释文辞来充分阐发旨意，有时辨析微妙之处来寄托讽谏的诚意。末尾陈述元丰年间改制的缘由，认为都是王安石开创弊端的过错，推行管仲、商鞅式的法术，创立追求功利的谋划。章惇先倡导，蔡京随之附和，渐渐酿成后世夷狄侮辱的征兆。罗从彦因此痛心疾首，闭门著书。《遵尧录》在靖康丙午年已经完成，却正赶上金兵入侵、边境战乱，未能上呈。八十九年孤愤的情怀，郁积未能伸展；四万多字恳切的文章，文采斐然，足以采择。臣由此看出从彦的道术精纯，议论正直平允。虽然只是山林泽畔的寒酸儒生，却文采郁郁如台阁中的清显官员；义理从内心激发，言论不随意曲从。活着时如葵藿倾向太阳，死后却同草木一起腐朽。他的悲愤实在可怜，他的忠心永远难以磨灭。臣谨慎地把书抄录完成，封缄送到御座之前。希望圣上在处理万机之余，特别抽暇阅览。如果其中有合于圣心之处，幸望宣布交付史馆收藏，并仍乞圣上慈悲赐给谥号，如同近朝尹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