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文集卷十

译《论语》是曾子、有子的弟子编纂论述的；之所以这样知道，只因书中不称曾子、有子的名。【伊川】“学习并且按时温习它”，鹰是学习的“习”字之义。子路听到一件事却没有能力实行，唯恐又听到新的事情。“说”在内心，“乐”主要表现为向外发散。【伊川】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人之所以出生和成长的根本，因此是实行仁的根本。孝悌有时不合于事理，甚至达到冒犯上级的地步，但这种情况也很少。孟子说：“谁不做事？侍奉父母，是做事的根本。谁没有操守？守住自身，是操守的根本。不失掉自身而侍奉父母，才是真正的孝。”由此推论，也可以知道孝悌是实行仁的根本。【明道】恭敬地办事而守信用，这是就内在的存心来说的，还没有涉及治理的具体措施，所以没有谈到礼、乐、刑、政。【伊川】行为有余力的人，应当先树立根本。有了根本以后再学习文辞礼乐；然而有了根本，文辞礼乐自然会到来。【明道】“致身”，犹如说“致力”，就是把自己委身托付出去。【明道】人的性情安定庄重，学习就会坚固。【伊川】礼的作用，以和谐为可贵。有些事情不能实行，是因为陷入了偏颇。【伊川】贫穷却能快乐，富贵却能喜好礼，是说无论处在贫穷还是富贵之中，都应当这样。子贡引用“切磋琢磨”，大概就是指修治它。若贫穷却谈论喜好礼，就会流于卑下；富贵却谈论快乐，就会流于骄傲。然而贫穷而快乐，非喜好礼不可；富贵而喜好礼，非快乐不可。【明道】用德行治理政事，然后才能达到无为而治。【伊川】颜回对于孔子的道，无不喜悦，所以看起来像愚笨。退下后考察他自己所得到的，也足以启发别人。因此说他并不愚笨。看他所依据的，是看他所做的事；观察他所由，是看他所遵循的道路；考察他所安，是看他所处的状态。考察他所处的状态，就能看见他内心存有的东西。自己能够理解言语、穷究事理，就能够用这个方法考察别人，达到圣人的境界。【明道】君子不是一件器具，不会只限于一种用途。若只有一种才能、一门技艺，就是器具了。【伊川】子贡问君子，孔子告诉他要先实行自己所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这可以成为君子；这是因为子贡多言，孔子针对他而发。【伊川】“先实行自己所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是说观察别人时，要等他能够先实行自己说的话，我才相信他。【伊川】“周”是周旋相处；“不比”是说不互相偏私勾结。【伊川】学习却不思考就没有所得，所以迷惘；思考却不学习就不能进步，所以危险。《礼记》说：“广泛学习，慎重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别，认真实行。”这五件事废弃其中一件，就不算学习。【伊川】过失是从外部来到的，悔悟之理是从内心产生的。修养天爵，人爵就会到来，俸禄也在其中。子张学习求取俸禄，所以孔子这样告诉他，使他安定心志，不被利禄动摇。像颜渊就不是这样。君子谋求道，不谋求食物；学习了，道和俸禄都在其中。然而学习未必一定得到俸禄，就像耕种未必一定得到粮食，其中也可能有饥饿。君子知道这一点，所以忧虑道而不忧虑贫穷。这就是孔子回答求禄之问的意思。【伊川】奢侈从文饰产生，文饰过度就成为奢侈，不足就成为俭朴。文饰，是合乎实际而加以修饰；文饰与实际相对，已经成了两种东西。奢侈又是文饰过度，因此离根本更远。俭朴就是文饰不足，这正是礼的根本。【伊川】仁者就像射箭，射不中，不怨恨胜过自己的人，只是反过来要求自己罢了，哪里有什么争斗？所以说：“这种竞争是君子的竞争。”【伊川】“下而饮”，不是说走下堂来饮酒，而是离开射箭的位置饮酒。若说走下堂来饮酒，那就太屈辱了，原文没有这个意思。【伊川】“素”比喻本质；“绘”比喻礼。凡是绘画，先施加白色底子，再加上色彩，就像本来有美好的资质，再用礼来文饰它。【伊川】灌酒以降神，是禘祭的开始；“既灌而往”是说从开始直到结束，全都没有值得观赏的地方，意思是鲁国的祭祀不合礼。不明白的人，大概是在替鲁国避讳；如果从这件事开始纠正它，那么治理天下就会像指点手掌一样容易。【伊川】“为力”犹如说“立功”。射箭有五种优点，而功效并不相同，所以说“不在同一科”。所谓五种优点，是观察德行、辨别邪正、分辨威仪等等。【伊川】侍奉君主完全合乎礼，在别人看来，一定会说小人认为这是谄媚。圣人的道广大，所以只说“人们认为这是谄媚”。【伊川】乐于得到贤淑女子来匹配君子，不沉溺于她的美色，这是快乐而不淫荡；为幽静美好的女子而忧思，思念贤才，求而不得，辗转反侧，这是忧愁而不悲伤过度。【明道】“已经做成的事就不要再说”，与“既然过去了就不要追究”大体相近；反复这样说，是为了深切责备。如今人们叹惜一件事，也没有不再三谈说的。【伊川】成汤放逐桀，只是内心感到惭愧；武王也是这样，所以还不能说尽善。尧、舜、汤、武所遵循的道理是一样的。征伐并非他们所愿意，只是因为所处的时代和遭遇如此罢了。【伊川】“里”是居处；选择仁厚之地居住，就是美好的选择。【明道】“智者利仁”，是说智者认为仁有利，因此实行仁。至于为了求取名声而实行仁之类，都是把仁当作利益。智者知道仁是美好的，选择仁并实行它，这就是“利仁”。必须本身已经具有仁，所以说“利”。【伊川】君子心怀德，只关心善所在的地方；小人心怀乡土，只关心事务所在的地方。君子心怀刑法，只关心法所在的地方；小人心怀恩惠，只关心利益所在的地方。【伊川】子贡问：“我端木赐怎么样？”端木赐自负自己的长处，孔子却用宗庙中的瑚琏之器来回答，只是因为瑚琏能够在宗庙中施用于礼仪仪容；像子贡这样的才能，也只能出使四方、同宾客交谈罢了。【伊川】自己还不能相信自己，就不可以治理别人。这就是孔子称许漆雕开的回答的原因。【明道】子贡常常评论别人，所以孔子回答说没有闲暇；他又问自己和颜回谁更好，是为了压制他评论别人的习气。听到一件事就能知道十件事，听到一件事只能知道两件事，是举出多少来作比较。孔子说：“我和你都比不上他。”这样可以使子贡领会孔子的言外之意，知道这是在勉励他；即使没有领会，也可以使他仰慕颜回。这里面都有教育。不愿别人加在我身上的事，是指施加在自己身上而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不要把这种事加给别人”，就是“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还能做到不夸耀自己的善、不把劳苦施加给别人。因此不是子贡所能达到的。【伊川】孔子谈到本性和天道，是不容易听到的，只有子贡亲自通达其中的道理，所以能够作出这样的赞叹和赞美之辞；这说明一般人不能听闻。【伊川】“蔡”与“采”相同。大夫有采邑，却做了刻山形的斗拱、画水藻的梁上短柱这类事情，是不知礼的。山节藻棁，是诸侯才能使用的东西。【伊川】“三个月不违背仁”，是说能够保持很久；但还不是已经成就德性的事。祝鮀的巧辩，就是所谓花言巧语；宋朝的美貌，就是所谓美好容色。在衰败的时代，不具备这些就很难免祸。【伊川】上等智慧所能达到的高远境界，不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可以告知的，因为那超越了他们的才分。民众所需要的，就努力去做；民众所希望的，就替他们聚集；民众所厌恶的，不施加给他们，如此而已。人们之所以亲近鬼神又防备鬼神，大概是因为迷惑，所以有不是鬼神却祭祀的事，以淫祀求福。智者只是敬重鬼神而远离它们。【伊川】【明道】

译智慧像水流动，仁像山安定；动和静，是仁与智的本体。动就自然快乐，静就自然长寿。不是深切体察仁智的人，不能这样形容它们。【明道】觚这种器物，如果不合乎它的法度形制，就不再是觚。举一种器物来说，天下万物没有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也由此可以类推。【伊川】宰我说，假如井中有人，仁者应不应该下去跟随他？孔子说：君子可以让他前往，却不能使他陷入不该涉足的危险；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式欺骗他，却难以用不合道理的方式蒙蔽他。【明道】广泛学习文献，却不用礼来约束自己，必然流于散漫无边。所谓用礼约束自己，就是能够遵守礼而依循规矩。还没有达到真正理解，只能做到不背离道罢了。多听闻，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多见闻而记住它，这是次一等的知。与这里的意思相近。颜渊说：“文献使我广博，礼使我有所约束，我想停止也不能。”这就是已经有所知而不断进步的人。【明道】中庸的德行，一刻也不能离开；可是百姓很少有人能长久实行这条道。圣人的境界不分大小；至于仁，则兼有上、下、大、小而言。广泛施舍、救济众人，是仁；爱人，也是仁。尧、舜尚且觉得难以做到的，是说这件事仍然很难。广是广阔而没有极限，众是众多而没有穷尽。圣人一定希望天下没有一个人作恶，没有一件物不得其所，但也不能完全做到，所以说“尧舜尚且以此为忧”。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也同样如此。【伊川】人们谈到文采，都不说“我和别人一样”，而都说“我胜过别人”。至于亲身实行君子之道的人，我还没有见到。【伊川】泰伯知道王季贤明，必定能够开创基业、成就王业，所以为了天下三次把天下让给他。这说明他的心是公正的。【明道】泰伯三次把天下让给王季，是因为拥立文王，王道就能施行于天下，所以泰伯为天下的缘故而让位。不一定非要改朝换代；假使纣王贤明，文王也不过成为三公罢了。【伊川】凡是有所计较的人，都是出于私意。孟子说：“只有仁者能够以大事小。仁者希望别人行善，又怜悯别人的恶，不计较大小、强弱而侍奉他，所以能够保有天下。”受到冒犯却不计较，也是乐天知命、顺应事理。【伊川】人如果没有仁，君子应当教育、养护他；如果不尽力教育养护，只是一味憎恶他，事情严重了必然会导致混乱。【明道】学习三年还没有达到善的境界，这是不善于学习。【明道】这是礼乐败乱的开始。师挚开始演奏《关雎》的乐曲，那声音洋洋然充满耳朵啊！这是在赞美它。【明道】洋洋然充满耳朵，是美好。孔子返回鲁国后，乐正使雅、颂各得其所。后来从太师以下的人，都逃入黄河、跳入大海，是因为乐正不被鲁国任用，乐官们便被放弃了。【伊川】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了。意思是他的德行纯粹完美，没有可以责难的地方。【明道】孔子很少谈利，并不是让人舍弃利益而趋向祸害，而是因为人不应当把求利作为心意。《易》说：“利，是义的和谐。”依循义而获得利益，这才可以。孔子少谈仁，是因为仁的道理广大。《论语》一书谈仁难道少吗？只是仁是大事，弟子们把孔子一生所说的话逐条记录下来，这样也不算多。【伊川】我难道有知识吗？我没有什么知识。凡是有一点知识的，我都全部告诉别人。难道他还没有知识吗？我和你之间难道有什么隐瞒吗？你和我是相同的。“叩”是求教、探问。“两端”犹如说两头，是指从始到终把一切都告诉鄙夫。【伊川】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这是说嗜欲将要到来之前，必定先有征兆显现。【伊川】可以和他共同学习，是说可以同他一起求道；可以和他一起走上道，是说知道他将前往哪里；可以和他一起守道，是说志向坚定、坚持不变。“权”与权衡的“权”相同，是称量事物而知道轻重。人没有权衡，就不能知道轻重；圣人却不靠权衡来知道轻重，因为圣人自身就是权衡。【伊川】睡眠和饮食不合常度，言语行动常常整齐严肃，临近祭祀时就更加恭敬。【明道】看到形势不对就起飞，不至于招来悔恨和忧患；盘旋观察之后才降落，是慎重选择栖身之处。【明道】山梁上的雌雉，顺应时令，遂行本性；而人处在乱世，反而不能得到自己的处所。子路没有通达其中的意思，所以共同准备祭具。孔子让子路重新审察这句话、详细领会其意，所以雌雉三次鸣叫后才起飞，大概是希望子路明白其中的道理。【伊川】“先进”犹如说前辈，“后进”犹如说后辈。前辈对于礼乐，有真诚的心意而质朴，所以称为“野人”；后辈对于礼乐，学习了仪容举止而有文饰，所以称为“君子”。孔子忧虑当时文饰的弊病，想用质朴来挽救，所以说：“如果采用它，我愿意跟从前辈。”是取他们真诚心意多的地方。【明道】前辈对于礼乐，像野人，是说他们质朴；后辈对于礼乐，像君子，是说他们合宜。周代末年文饰的弊病严重，当时的人自以为得体合宜，却把古人看作质朴，所以孔子想跟从古人。古人并不是质朴简陋。【伊川】当年跟随我在陈、蔡的人，如今都没有在门下了。意思是说这时已经没有能够赶上孔子、进入孔子门下的人。孔子思念这些人，所以列举颜回以下十人：有以德行为长的，有以政事为长的，有以言语为长的，有以文学为长的；他们都是跟随孔子在陈、蔡之间的人。【明道】四科所列的，只是跟随孔子在陈、蔡之间的人罢了。门人中贤能的人本来不止这些，曾子传承圣道却不在其中，所以可知“十哲”只是世俗的说法。【明道】闵子对于父母和兄弟，尽到了自己的道义而与他们相处，所以别人没有非难他的言论。【伊川】过犹不及，像琴张、曾晳的狂放，都是过分；然而他们的行为不能掩盖这种狂放，是因为没有实际内容。【明道】才气高的人容易过分，过分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卑下的人则达不到，因而懈怠、懒散、废弛。师商二人，一个过分，一个不足，他们的弊病发展成杨朱、墨子的学说。杨朱偏出于义，墨子偏出于仁。仁义虽然是天下的美德，但像这样稍有偏差，结果就会相差千里。【伊川】曾子年轻时比不上孔子，鲁国人只看到他的后来的成就，就称许他通达圣道，难道这就是鲁国人的见识吗？善人不是豪杰而独立自立的人，就不能自行通达。假如不践履圣贤的足迹，也不能进入圣贤道理的深处。因此治理国家，必定要经过百年，才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孟子把乐正子称为善人；所谓信，是指自己拥有这种品德，能够充实它，就可以达到圣贤境界，但开始时必定要循着圣贤的足迹，然后才能进入其深处。“论笃”是说言论诚笃厚重。对于别人，只因为言论诚笃厚重就赞许他吗？他是君子呢，还是外表庄重呢？还不能知道。不能因为言论诚笃就立即认可他，必须观察他的行为事情才可以。【明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说一旦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人就会称许他为仁者，并不是说在一天之内天下就实现仁。【伊川】子路说话诚实，所以只凭几句话就可以断狱。【伊川】“宿”是预先的意思，不是住宿一夜的“宿”。【伊川】

译子张缺少仁德，没有诚心爱护百姓，就必然疲倦而不能尽心尽力。因此孔子借他提问来告诫他。【伊川】所谓先于百姓而行动、使百姓勤劳，是说从前周公像老师和保傅一样辅导万民。《易》说：“用辅佐来帮助百姓。”老师、保傅从前面引导百姓，就是“先之”。“劳”是勉励的意思，还要反复勉励他们。【伊川】子路问政，孔子已经告诉他了。等到他请求再补充一些，孔子只说：“不要倦怠罢了。”没有再告诉他别的，只是姑且让他深入思考。【明道】凡是有事物、有形体，就有名称；有名称，就有相应的道理。如果把大说成小，把高说成下，言语就不顺当。再严重下去，百姓就会连手脚都不知放在哪里。【伊川】假如有人任用我，一个月就可以大致整顿好；三年就会有成效，怎么样？我从前在经筵时曾说过：如果陛下问我一个月的事情，我就按一个月的事情回答；如果问我三年的事情，我就按三年的事情回答。“一个月就可以”是整顿大纲；至于取得成效，则要在三年以后。然而如今所说的一月、三年又与古代不同，必须从头整理才行。汉代公孙弘说三年可以使天下变化，我私下认为太迟。李石回答唐文宗，说陛下要求治理的期限太急，这些都是草率的话，本来并不了解一个月、三年的道理。【伊川】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岁正当壮年，应该成家。必须经过一世，仁德教化才能普遍深入。冉子说季氏所做的是政事，孔子压制他说：“那只是他的事务”，意思是季氏家中的事务罢了，把它称为政，是僭越。假如国家有政事，我即使不被任用，也应当参与知闻。【伊川】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件件坚持到底，只要义所在就行。大人处理事情，说话必定守信，做事必定果断，却拘泥于这些，这是小人的做法。这里所说的小人，是相对于大人而言的小，不是作恶的小人，所以仍然可以称为士。【明道】刚是坚强的本体，表现出来而有勇气叫作毅。木是质朴，讷是迟钝。这四种品质与花言巧语、装出好脸色相比，更接近仁。也如同得不到中行之士而只能同狂者、狷者相交。【伊川】“切切”像身体彼此磨砺；“偲偲”则是用心意相互劝勉。这是孔子告诉子路的话，所以说：“彼此恳切劝勉，和乐相处。”【明道】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使他们参加战斗。圣人估量当时的情况，认为这样就可以了。比如大国需要五年，小国需要七年。【伊川】原宪是孔子的高足，但他所问的还没有完全说尽。大概克制、夸伐、怨恨、欲望这四种毛病都没有，才可以称为仁；现在只是有了这些而不去实行，还没有达到完全没有，所以孔子只告诉他这很难。【伊川】国家有道时领取俸禄，国家无道时也领取俸禄，是可耻的。这是泛泛地举例。史鱼真直啊！蘧伯玉难道不像君子吗？那么“危言危行”“危行言逊”，正是孔子自己的做法。“危”犹如说独特，是与众不同、不使自己安逸的意思。国家无道时，行为可以独特严正，但言语不可不谦逊。【明道】史鱼真直啊！蘧伯玉难道不像君子吗？蘧伯玉收敛锋芒、把它藏在心中，这就是行为严正而言语谦逊。行为严正，是说行为严肃刚正而不苟且；说话则应当谦逊。【伊川】晋文公诡诈而不正，齐桓公正当而不诡诈，这是孔子作《春秋》时的说法。晋文公确实有勤王之心，却不知道召王来是不合礼的，所以诡诈掩盖了他的正意。齐桓公讨伐楚国、责问楚国没有进贡包茅，虽然他的内心未必真正尊王，但所做的事是正当的，所以正当掩盖了他的诡诈。孔子这样说，是用来告诫后人。所谓正，只是正当地做了这件事，并不是大正。也如说管仲仁，只是就他的事功而言。【伊川】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没有为公子纠而死，反而跟随齐桓公；杀兄长的人，难道本来可以跟随吗？回答说：桓公和公子纠，都是襄公的弟弟；桓公是兄，公子纠是弟。襄公死后，应当由桓公即位，这是从《春秋》中可以知道的。《春秋》记载桓公时称“齐小白”，说明他应当拥有齐国；记载公子纠时只称“纠”，不说齐，说明他不应当拥有齐国。不称“子”，是因为他不是国君的嫡嗣。《公羊传》《谷梁传》及其注文四处都写“纳纠”；只有《左传》说“子纠”，这是错误的。然而记载“齐人取子纠杀之”，是因为齐国大夫曾经同鲁国在蔇结盟，蔇地想迎立公子纠为君，后来又杀了他，所以称“子”，这是两项罪过。管仲起初侍奉公子纠，是不合正道的；最终跟随齐桓公，则合乎正义。召忽没有辜负自己所侍奉的人，也合乎义。像王珪、魏徴在李建成遇难时没有死，却跟随唐太宗，可以说是有害于义了。【伊川】君子固守穷困，是说在穷困中仍坚守自己的操守。【伊川】智慧已经达到，却不能用仁来守住它，这是说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至于真正的智慧，没有不能实行的。【伊川】百姓对于实行仁，比畏惧水火还要厉害；水火尚且有人跳入其中而死，这是说百姓不实行仁。【伊川】实行仁全在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推让给别人的。【明道】“谅”与“信”不同，但从大的方面说也属于信；“亮”是一定要实行的意思。【明道】“谅”是固执，与“亮”相同，古字可以通用。孟子说：“君子如果不固守信义，还能固守什么呢？”【伊川】“性相近”是相对于“习相远”来说的。相近，犹如说相似。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说的是才质。至于本性，人人都是善的；后来自己残害自己、自己放弃自己，才变得不可改变，否则都是可以改变的。【伊川】“我难道要使周朝成为东周吗？”意思是如果任用孔子，他一定会实行王道；而东周是衰败混乱的状态，孔子不肯做这样的事。这也不是说要改朝换代。【明道】恭敬就不会侮辱别人，因为一旦恭敬，仁道就基本完备了；宽厚可以得到众人，守信会被人任用，敏捷办事就能取得功效，施惠可以使人效力。在天下实行这五种品德，他的仁德就可以知道了。【明道】佛肸召请孔子，孔子如果前往必定不是无缘无故，这是合乎义的。然而最终没有去，是估量佛肸那里不足以有所作为。“六言六蔽”正是“恭敬却没有礼就劳苦，宽厚却没有原则就散漫，刚强却没有节制就暴虐”这一义理。大概喜好仁却不喜好学习，才会导致愚昧；不是能够仁而又愚昧，而只是喜好仁却不知道学习，所以愚昧。【明道】《周南》《召南》是人伦的根本、王道教化的基础。如果不学习它们，就没有进入道的起点。古代学习的人，必定从《诗》开始。不学习《诗》，就无法应答说话，所以如同面对墙壁站立一样。【明道】孟子说：“教育人的方法很多，我不屑于教训他，这也就是在教训他罢了。”孔子不见孺悲，是为了深切地教育他。【明道】君子不偏爱施惠于自己的亲属。“施”是施与的意思，是说君子不私自偏爱亲近的人。【伊川】与人交往的原则，子张做得比较宽广，圣人也从未拒绝别人。【明道】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这样就可以成为众人效法的榜样；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成为传授人道的老师。学习不广博，就不能做到简约持守；志向不坚定，就不能努力实行。切实地询问，联系自身思考；能够做到关切自身的事，仁就在其中了。【明道】

译远望他，庄严肃穆，这是承载天阳之气的高明气象；接近他，却觉得温和，这是内心平和易近人，待人接物也温和，具备了人的正道。听他说话，严厉分明，如同东西南北四方端正、安定，这是地道的象征。大概是因为合乎礼的事才说。君子的道，天、地、人三才都具备了。【明道】大德不逾越界限，指君臣、父子之间的大义；小德，如救援溺水者之类的事情，还可以由此推广。【伊川】学习有余裕了，就可以做官；做官有余裕了，就可以学习。“优”有优裕、优闲之义，本来是一样的。【伊川】子张除去丧服后进见孔子，孔子把琴给他；他调和琴弦，弹奏而成声，起身说：“先王制定的礼，不可以不做到极致。”由这句话推断，子张过于刻薄，所以难以和他一起达到仁。【明道】子贡谈到本性和天道，是就孔子的聪明才智而言：安抚他，他就会来；感动他，他就会和顺；又是就孔子的德性而言。【伊川】顺着百姓认为有利的事情来使他们得到利益，比如耕种、烧陶、捕鱼，都是顺应他们的便利来引导他们。【明道】能够辨知言语的善恶是非，才可以认识人。孟子所说的知言，就是这个意思。自己必须具有这种道理，然后才能知言。能够知言，就能推究事物、穷尽事理。【伊川】现在的城郭不是用来保护百姓的。【明道】君子的道广大，所以能够承受重大的责任，却不能只承受小事；小人的见识正好相反。孟子因此说自己到了四十岁便不动心。【明道】有若等人自己能够知道孔子的道。即使他们卑污浅陋，也一定不会为了阿谀讨好而这样说；这说明他们的议论值得相信。【伊川】内心恻隐，像感受到外物的隐痛而随之响应，这是仁的端绪。婴儿将要掉进井里时，他额头上会出汗；由此推演就可以看见这种仁心。【伊川】墨子爱护哥哥的儿子，和爱护邻人的儿子一样。墨子的书中并没有说过这类话，只是孟子从根本上斩断其源头、堵塞其来源，知道它的流弊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直接这样说。【伊川】广大的居所、端正的位置，都是大道；不拘泥于小节，就是处在广大的居所。侍奉父母，即使像曾子那样，人们说他做得可以，也不是说曾子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做人子女侍奉父母，哪里会有谁的心意超过曾子、孟子呢？这些都可以看出来了。君主仁爱，天下人没有不仁爱的；君主行义，天下人没有不行义的。天下的治乱，系于君主是否仁爱罢了。背离仁义而错误的思想一旦产生于内心，必然会危害他的政事，难道还要等到把它表现在外在行动上才知道吗？从前孟子三次拜见齐王，却不谈政事，门人对此感到疑惑。孟子说：“我先要攻破他的邪心；内心已经端正，然后天下的事情才可以逐一治理。”政事的过失、用人的错误，明智的人能够改正，正直的人能够进谏。然而如果邪心不除，那么一件过失刚被挽救纠正，后来接连发生的过失将多得无法挽救。匡正他的邪心，使它没有不端正的，除了大人，谁能做到呢？君子和小人的影响延及五代，善和恶都能影响后世。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退隐就退隐，可以长久任职就长久任职，可以迅速离开就迅速离开，这些都是顺应时势。他从来没有不合乎中道，所以说“君子而时中”。人的命运本来都是一样的，不是人为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才是正命。若因戴着枷锁而死，君子不把这说成是命。恕，是进入仁德之门的途径。仁，就是天理；人物，就是由此理形成的万物。以仁合于人的身心来说，就是人的正道。内在充实而发出光辉，这就是所说的修养自身并显现于世。“带盖”是指近身之处向下，犹如“舍”和“离”的意思。古人说到一带，必定都有意义。“不下带而道存”，就像说仅仅在这里便存有至高的道理。（这一段是伊川的话，得自马时仲。） 按照德行而行不违背正道，这是教导上等人的祸福之说；使中等人以下知道畏惧、修养反省，也不过是自然的道理罢了。若像佛教那样因为害怕死亡而求学道法，那么立意就不正了。据《龟山先生答胡康侯书》说：“伊川先生的语录我一直记在心里，从未忘记。只是由于兵火散失，尚未把旧日的材料全部搜集起来。只有罗仲素编集得最完备。如今仲素已经死在路上，行李也遭遇贼火，已经托人到他家寻找。如果能得到五六成，便可以着手编写了。”又一封信说：“伊川先生语录，从前曾汇集各位门人的提问，按类别编排，编成书帙。如今全都散失了。罗仲素旧日有一本，现在仲素已经去世，已托他的女婿寻找，还没有送到。”《沙阳志》也说：“先生所辑有《程先生语录》，已经失传。如今所记录的一百四十九条，见于《程氏外书》，是晦庵先生编次的。题作《罗氏本拾遗》，大概因为已经见于各篇的内容不再重复记录。原本当然不止这些。如今原本无法看到，暂且从《外书》中抄录。”以上就是这些说法。《龟山先生语录》。据《沙阳志》说，先生所辑有《杨文靖公语录》一卷。如今考察《龟山语录》共四卷，不知道《沙阳志》所说的是哪一卷。《行实》说第三卷是先生所记录的，但卷中阐述的内容常常称“仲素”，疑心是出自他人的笔。也许只是因为看到这一卷记载先生所问的内容较多，便以为是先生记录的。又第四卷《毗陵所闻》的注说：“辛卯七月，从沙县来，到十月离去。”《萧山所闻》的注说：“壬辰五月，又从沙县来，到八月离去。”有人怀疑这一卷是先生所记录的，但先生从龟山求学是在政和二年壬辰，那么辛卯年所记录的也不可能出自先生的手笔。陈默堂所记录的情况也无法知道。如今既然不知道究竟是谁记录的，暂且把大概情况保存于此，以等待知情者。《豫章文集》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十一。宋代罗从彦撰写。杂著。议论要语。君主读经，应当学习其中的宗旨；读史，应当借鉴其中的事迹。不过读经要以《尚书》为先，读史要以《唐书》为首。这是因为《尚书》议论君主善恶的内容很多，《唐书》记载朝廷变故最为丰富。朝廷制定法律，不可不严；有关部门执行法律，不可不宽。法律不严，就不足以禁止天下的恶行；执法不宽，就不足以通达天下人的实情。汉代的张释之、唐代的徐有功，都是用宽缓来求得实情的人。常衮一概严用法律，四方安定清平，却没有人能够获得宽免，他难道是个庸人吗？天下后世掌管狱讼的官员，应当以徐有功为准则，以常衮为警戒。君主应当明察却不苛察，仁爱却不懦弱。这是因为苛察常常损害明察，懦弱反而会损害仁爱。汉昭帝明察而不苛察，汉章帝仁爱而不懦弱。汉孝宣帝确实明察，却失之于苛察；汉孝元帝确实仁爱，却失之于懦弱。至于唐德宗，则是苛察而不明智；唐高宗，则是懦弱而不仁爱。能够兼有这两方面长处的，大概只有汉文帝吧？祖宗的法度不可废弃，祖宗的恩泽也不可依赖。废弃法度，变乱的事情就会发生；依赖恩泽，骄纵放逸的心就会产生。自古以来恩泽最为深厚的，没有超过尧舜的。假使子孙可以依赖，那么尧舜一定会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至于法度，最为明备的没有超过周家。假使子孙世世代代都能守住，那么周朝延续到今天也仍然可以存在。仁义，是君主治理天下的方法。专一实行仁，天下人只会爱戴他而不知道畏惧；专一实行义，天下人只会畏惧他而不知道爱戴。三代的君主仁义兼备而且都很隆盛，所以享有国家长久。汉代以来，有的只得到其中一端：如汉文帝，仁爱超过了分寸；汉宣帝，义超过了分寸。仁爱可以过度，义却不可以过度。名位和器物制度的贵贱，取决于授予什么人：授予君子就尊贵，授予小人就卑贱。名器受到尊重，君子就勇于实行正道，小人就甘愿居于下位；名器受到轻贱，小人就勇于追逐浮名，君子就以求取进身为耻。这样看来，君主所掌握的名器，难道可以轻易授予别人吗？周厉王监视诽谤，秦始皇把私下交谈的人弃市，都只能禁止一时，难道能禁止万世吗？观察周厉王的罪恶，到秦代仍然无法禁止；秦始皇的罪恶，到汉代仍然无法禁止。不但不能禁止后世议论，而且后世还必然有人明确辨析其中的是非。贤明的君主因此专心修养德行，乐于听取善言；当时的臣子也因此乐于把善道告诉他，从而成就一代的安定。那两位君主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拘谨地徒然禁止一时的议论，最终使不善的事情难以施行。臣民不敢议论他的错误，他有时会在一朝之间导致国家灭亡，却在万世之中招来讥评，难道不是错误吗？不过推想当时，他本人未必亲自做了不善之事，必定有奸邪谄佞的臣子助成了这些事情，这可以作为后世的警戒。值得爱戴的不是君主，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后世荒淫的君主所作所为不善，所以君主不知道百姓值得畏惧，只知道可以虐待百姓；百姓不知道君主值得爱戴，只知道怨恨君主。这就使君主和百姓成为仇敌，怎么能没有颠覆国家的灾祸呢？仁、义、礼、智，是立身的根本，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所以孟子把恻隐之心作为仁的开端，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把羞恶之心作为义的开端，没有羞恶之心，就不是人；把辞让之心作为礼的开端，没有辞让之心，就不是人；把是非之心作为智的开端，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李林甫做宰相时，朝廷上的臣子全都不是人了。他残害百姓，没有恻隐之心；阿谀依附宦官，没有羞恶之心；彼此因势逐利而倾轧，没有辞让之心；上下都随声附和，没有是非之心。缺少其中一个开端，就已经不是人了，何况四种都丧失，怎么还能称为人？天宝年间发生动乱，也是理所当然的。君主明智，是君主的福分；臣子忠诚，是臣子的福分。君主明智、臣子忠诚，朝廷就安定，这难道不能称为福吗？父亲慈爱，是父亲的福分；儿子孝顺，是儿子的福分。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家道就兴盛，这难道不能称为福吗？世俗人把富贵当作福，见识浅陋啊！老子说：“祸啊，福气依傍在其中；福啊，祸患潜伏在其中。”这是就国家而言的。因此晋武帝平定吴国时，何曾知道国家将要发生动乱？隋文帝平定陈国时，房玄龄、杜如晦知道隋朝不会长久。祸福相互依存、彼此转化，难道就在这里吗？唐德宗的罪恶超过了商纣王。孟子说：“残害仁的人叫作贼，残害义的人叫作残。残贼之人，叫作独夫。为什么呢？仁义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纣王把仁义全都残害了，于是失去了天下。”观察唐德宗的罪恶，哪里只是残害仁义呢？国家社稷没有灭亡，已经算是幸运了。奸邪之人扰乱国政，李林甫就是这样。庸俗鄙陋之人削弱国势，张禹就是这样。荀子说：“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国家就强大；权力集中于一人，君主的威势就不会分散，君主之道也就尊贵了。”后世宰相侵夺君主权力而不得善终的很多，贤能如李文饶尚且不能避免，何况李林甫一类的人呢？做臣子的，应当以此为戒。秦朝的暴虐像烈火一样，天下人都怨恨它。虽然怨恨，却没有离心，是因为还有扶苏在。等到扶苏死去，秦二世即位，秦朝就灭亡了。贤明君主治理国家，应当是什么样呢？实行王道的君主使百姓富裕，实行霸道的君主使国家富裕。使百姓富裕，是三代的情形；使国家富裕，是齐国、晋国的情形。到了汉文帝实行王道，想使百姓富裕，却告诫约束不严，百姓反而奢侈起来；汉武帝实行霸道，想使国家富裕，却没有节制费用，国家竟至于耗尽。教化，是朝廷首先应办的事务；廉耻，是士人的美德；风俗，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就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天下就有良好风俗。假如朝廷不致力于教化，却责求士人的廉耻；士人不崇尚廉耻，却希望风俗美好，这怎么可能呢？君子在朝廷，天下一定安治。这是因为君子得势进用，常常会说乱世的事情，使君主多忧虑，从而产生善心，所以天下一定能够安治。小人在朝廷，天下一定混乱。这是因为小人得势进用，常常会说太平盛世的话，使君主多欢乐，从而产生懈怠之心，所以天下一定会混乱。正道，是天下人共同喜爱的；邪道，是天下人共同厌恶的。圣贤从来没有因此忧虑，是因为邪正已经分明了。到了邪正不明的时候，圣贤就为此忧虑。看少正卯，他言论虚伪而善辩，行为邪僻而固执，孔子便诛杀了他。杨朱、墨子，一个主张为我，一个主张兼爱，孟子便加以批驳。都是因为邪正未明、惑乱人心的人很多，这正是孔子、孟子急切忧虑的事情。继承先人的志向、述行先人的事业，《礼记》只把这句话用于武王、周公，不能拘泥于此而照搬实行。假使周宣王继承周厉王的志向，述行周厉王的事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