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志斋集卷八

译《代董学士表》嘉议大夫、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臣董伦恭敬地说：七月十三日，皇帝亲自下诏赐臣御书“怡老堂”三个大字，以及髹漆几案、玉鸠杖各一件。臣诚惶诚恐，叩头再拜。恭敬地说，圣上的慈爱挂念臣，特意降下特别恩典；乡里传相观看，欣逢盛大典礼。这实在是千年难遇的奇遇，哪里只是臣一人的私荣？伏念臣一向没有世袭门第和功劳，也缺乏智慧才艺，只知道笃信古道，自料对当时无用。幸而蒙高皇帝知遇，忝任左春坊之职，陛下任用臣担任辅导两宫的职务，称臣为三代帝王的老师。臣自愧学问不足以经纶天下，功业又未能有启发辅弼之效。亲眼看到圣道的深厚美善，全都由于圣上的睿智高明，哪里有一点尘土能够补益海岳？恭逢皇帝陛下传授大舜“精一执中”的话，以武王尊崇德行、报答功臣为心，能够自己寻求老师、与人共同为善。念臣长久陪侍笔砚，怜悯臣远居夷蛮；即位之初便派书召回，苍头白发之人越过万里而来归。金马门、玉堂之中，仿佛十年恍如昨日。入内承受顾问，喜悦使圣颜动容；出外陪侍朝班，却惊觉已不是昔日同伴。陛下保存求旧的道义，推行养老的心意，既让我在翰林词林中列席，又令我在宗伯之中陪食；赐给田土，想使我富足；颁给住宅，又赐安车酒，时常由大官供给；华美衣服每每由天府裁制。恩宠荣耀一并到来，我已深感惭愧恐惧。哪里料到宫中的眷顾更加深厚，礼仪文饰更加盛大：髹漆几案、玉鸠杖，仿效古代制度而礼仪繁多；奎星般的御笔云章，赐下“怡老”的美名。朝廷官署夸赞我的荣幸，士绅感叹我的际遇。惟有汉显宗被称为善于养老，到了宋仁宗也能尊贤；然而桓荣在太常设置几杖，却没有听说赐下御笔；晏殊在神道题写“旧学”，却没有见到颁赐几杖。对于古代贤人来说，尚且难以兼得这些美好；惭愧我这个衰老朽拙之人，竟能承受如此宏大的私恩。这难道只是臣门的幸运，岂不是更加彰显圣德吗？从今以后拿着手杖来防止噎食，就应当想到四海之内或许还有饥饿的百姓；凭靠几案来安身，就应当想到也许还有一个人因失所而叹息。至于瞻仰御笔亲书所表示的优厚礼遇，我永远发誓教导子孙继承忠诚；对于嘉谋嘉猷，怎敢不及时入朝报告圣明？愿祝圣上寿命与上天一样长存。臣无比仰望上天、敬仰圣上，承受恩德而感激报恩。谨奉表陈谢，恭请圣上知悉。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上蜀府笺》将仕佐郎、汉中府儒学教授臣方孝孺诚惶诚恐叩首上言：恭敬承受恩言，特意颁赐名贵药剂，礼遇超过期望之外，惭愧之中又生喜悦。臣听说古代贤君对待臣下，爱护他们而希望他们长久生存，所以对待他们无所不至：有时用珍贵食物养护他们的气血身体，有时用药石辅助他们的衰弱。只是因为那些人都是当世显达尊贵之人，所以这种礼遇成为无穷的盛事。臣凭低劣的才能、朴陋的学问来说穷究事理，还没有通达天人之本原；说到努力实行，也只是勉强守持圣贤的训诫。性情迂缓，向来没有应对世务的长处；言辞拙劣疏浅，又缺少匡正君主的方法。只是粗略讲习道理，从事求仁，想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哪里敢奢望成为贤人？这都是因为恭逢殿下身居真正王爵之位，禀有将成为圣人的资质，言语行政都无愧于古人，穿衣起居即使仓促也必合儒者之道。五行文字一览而过便能全部理解，六经同时研治而万理洞然明白。虚心学习典籍，专心亲近贤人，既得到济南伏生那样的贤才，又思求天下善士。广泛咨询文献，远及平庸愚昧之人。认为臣迎合时俗的技能虽不超过常人，而修养自身的方法，却是私下从君子那里受到教诲。于是屈尊给予优厚礼遇，以温和的面容接待我；进见应答不用称名，安然陪坐。华美的衣服、美味的食物，惭愧不能有丝毫补益；甘酪醇酒，却感激您亲自调理匙筯赐予我。正想着没有办法报答恩德，哪里知道又赐下药物而加厚恩典？药味本来平和，使元气没有损伤而且有所补益；功效在于调和治理，使外来的患病不必攻伐便自行消除。譬如善人为政于一国，常常能够收获长久深远的功效。自庆幸病弱之躯遇到福气，必定有痊愈恢复的日子。只是贤者的盛衰，关系着斯文的命脉。愿您推行广施恩惠的德行，把一切归于使人快乐成长的仁德。只是臣的职务有期限，仰望依恋之情虽然迫切，心里想留下却又害怕苟且求禄；恩爱太厚，又难以开口辞谢。长寿之域正要开启，永远依赖生成万物的造化；我此身尚未老，怎敢忘记忠孝之诚。《上蜀府启》恭敬地说，臣在当今儒者之中，学术才艺最为迂拙，却是受恩受奖最为深厚的。每每想到这种遭遇难得，便只怕没有办法报答。幸逢大比之年，原以为可以参加校阅文章的工作，借此拜见殿下，诵读圣哲遗言，考察帝王善政，以表达愚忠。四月九日，忽然天府发来公文，以同考官身份征召我，并且说已经上奏，储王不许我前往，厌弃远处而就近任职，辞意迫切，本府已经依照文状办理完毕。到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和使者才到达；因这份恳切诚意，我不敢自行决定。京师和藩府虽然都是国事，奉朝廷命令而不敢推辞，本来是殿下所嘉许的。但臣的个人情感不能自行排遣，实在是因为所受恩奖深厚，思量报答却无从着手，想再次瞻仰殿下清明的光辉而未能实现。可是臣听说，接受众人的恩惠，容易报答；接受君主的恩德，难以报答。古代臣子接受君主赏赐而无从报答，不是愿君主长寿得福、享有禄位，就是愿君主贤才众多、后嗣昌盛。若这样还不足，又愿君主修养德行以合乎天道，使之成为接受福祉的根基。除了这些，大概没有办法表达忠诚和爱戴。以殿下的盛德闻名西方边地而高出前古，至于寿考福禄、后嗣兴盛和人才众多，本来都是殿下已经拥有的，不用等待臣来祝愿。

译臣将说什么才好呢？然而臣又听说：天并不自以为高，可是万物中高的没有能超过它；地并不自以为厚，可是万物中厚的没有能胜过它。圣贤唯独不自以为圣贤，所以众人没有谁能和他们的德性相比。自称仰望大道却还没有见到它的，是文王；因为不知道常伦如何安排而向人求教的，是武王；接受他人美善言语的，是周公。这几位圣贤正因为不知道自己贤能，所以才如此巍巍高大。以殿下美盛的德行，再加上不断光明不息的功夫，如今天下的学士君子哪里足以窥见您的余光、承受您的风范？臣没有什么才能，愿殿下更加以古代圣贤要求自己，不计较已经达到什么地步，每天寻求尚未达到的境界；不要以超过今天的人为满足，而要以尚未赶上古代大圣大贤为不足。细察喜怒发生时的微末变化，谨慎对待嗜好刚刚萌发之时；把逆耳之言当作难以做到的修行，使后世称为圣贤的人必定以您为准则。这就是臣所祝愿并想进献来报答恩奖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伏望体察臣的实情，宽宥臣没有立即赴命的罪过，念及臣的一片愚忠而特赐采纳，臣不胜大愿。又 郭千户到来，传达教命，要我撰写祭祀忠武侯的文章，已经恭谨写成。只是京兆生催促上路，不能陪同观看盛大礼仪，实在惭愧有负所托。林升久居山林，恭敬承受召命，能够与他相见，足以慰藉思念故乡之情。因为臣即将起程，书房中的书籍散乱，希望整理几天，并且抄录臣过去注释的《武王戒书》和《宗仪》十篇进呈，所以停留十日。林升这次来，带着臣过去所著《评论宋事》《宋史要言》一册，从太祖到哲宗尚未完成，不敢拿来玷污圣上的阅览。臣回去的日期还不能预定；如果考试事务完毕获准遣返，林升还会到汉中教导约束各位后辈守护书房，实在是意料之外的恩典。愈等被赐以制名取字，期望他们成为成人；这种造化生成的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只是臣的祖字为景旸，把“景”字改作“师”字，似乎才算尽善尽美。恭候裁择。《道山书院记》一首抄写后附上，文辞意旨拙劣，不足以阐明盛德的万分之一，反而更加惭愧恐惧。诸位儒者也不敢有所论述，大概圣哲门下难以措辞，并非虚言。臣受到的恩德深厚隆盛，而奉命离开后相隔更加遥远，仰望激切、惶恐不安之至，无法任胜。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笺 恭敬地说，臣身份卑贱、迂拙鄙陋，承受光华、恩德和教诲已经很久了。初春不幸听说长兄去世，恭敬地蒙受圣上睿慈，赐予谥号、改定名字，又用钱币助丧，怜悯抚恤、存问安慰不止一端。接着又有应天府校文的征召，臣未能奉命前往，不能奔走于殿庭之下谢受深恩，这份惭愧和辜负，按理应当被斥退。如今从京师回来，才过三天，毛百户到来，恭敬传达教诲。灿然的文辞充满翰墨，谈论科场近事，感伤老人稀少；凡有关风俗的事情，即使细小也不遗漏；有意褒扬，即使一句话也必定记载。怜悯臣劳苦成病，便颁赐珍贵药剂；担心臣居处过于简陋，又赐给坐席。不但免除斥退的责罚，而且得到意料之外的恩典。只是臣有什么修养，竟能达到这种地步？这大概是因为恭逢贤王殿下，禀有世间罕见的资质，具备远胜常人的德行。说到学问，三才万物的道理无不包容；说到政治，广泛施恩、救助众人的事情都想兴办。这样固然足以藩辅皇室，光耀千古，却仍不自满自足，常常好像还不够；以极尊贵的身份而不遗弃最卑贱的人，以睿智明哲而不抛弃无能之人；不拿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也不以独自的聪明责求众人。因此即使臣这样愚钝，也过分承受恩礼，而且时间越久恩意越深，原因就在这里。臣日夜思考这件事，又惭愧又感激，深想入朝来略表谢意；可是今年六月从山南辞行，经历严寒困苦，才回到任所，手部起皱、手臂疼痛，头发脱落、饥饿羸弱。遥望道山之庭，好像在霄汉之上。还希望殿下仁慈体察，曲加宽容，使臣服药有效、坐席稍暖；那么将来一定能洗涤大江，以荡涤胸中的尘垢；观览名山，以穷尽天下壮美；沐浴道德的光辉，聆听仁义的教诲，以畅快郁积的思念，也请求宽恕没有立即趋拜的罪过，并且能够诵读玩味您的教言，以求圣贤真实正确的归宿，必定还会有这样的日子。臣无比仰望、惶恐不安。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启 正月初四日，礼生杨克礼偕同林良显到了宣德，既惭愧又感激，说有机会前来瞻仰观览；没想到防守一类的人逃窜潜伏，颇有警报，城中出兵，众人心中疑惑；又因征收去年的秋粮尚未完毕，发文请求另行委派官员。十六日，府里的公文送到，第二天就要出发，恰好遇到张百户从代州来，便一同到了沔县。这天听说略阳县被焚烧，略阳距沔县一百多里，流言使人彼此惊恐，居民坐着等到天亮，不能前行。我想冒险继续前进，又恐怕因为怯懦而【疑】上贻误圣上的忧虑；想停留在沔县等待复命，但这里正处于要冲，没有城郭和兵甲可以凭恃来安定局势，只好暂且让礼生同我返回汉中，稍等道路平安，便应当赶快前去，以感谢深厚的恩典。只是我承受的知遇最为深厚，所受宠待又格外优厚，假如对国家有益，即使冒险赴难、舍弃生命，又有什么敢于推辞的呢？我每每想到保全和巩固防守的责任，不敢轻视自己；但我迂腐笨拙、没有才能，所长不过是浅薄的文墨之事，并没有什么可以补益国家的地方。倘若不自量力，招来衅端、加速祸患，从而伤害您平日以仁慈垂爱我的心意，那我所获的罪过就更大了。良显承受恩德，衔恩戴德无穷无尽，伸长脖颈向西遥望，悲伤惋惜交集，实在承受不起这种瞻仰、激切而惶恐的心情。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一启 臣以平庸卑微的资质，长久以来承蒙恩遇，难道是臣的才能超过别人吗？实在是依赖天地般的德行和器量，才得以造就、包容我罢了。臣日夜反省自己，害怕不能报答恩德。如今将要出发，恭敬地承受您赐诗为我宠幸饯行，惭愧感激之深，言语哪里能够表达？正平那样的才华，臣哪里敢于企望？承蒙赐予品评题誉，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了。但正平生不逢时，恰好遭逢世间祸患；臣遇到圣明睿智的君主，本来应当超过他。现将郤疑的诗作请求赐给我，并抄录在卷中，传给子孙，以显示宠光的优厚。臣敢不更加时时警戒自己，以副负您从前深厚的期望吗？还请允许我续和诗韵，以报答万分之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一启

译臣恭敬地承受您派遣快马传示长史呈给驸马都尉谢公的一首诗，深深感受到圣上关怀的厚意。只是臣才思质朴迟钝，又兼没有奉到教命让臣属和，所以不敢依韵作诗。亲亲的义理，是想用德行教导人，并不是想用文辞来炫耀。因此臣取古人赠言的意思，作四言诗一章，开头用来褒美，结尾用来劝诫。虽然不敢比拟《风》《雅》，但诗发于忠诚，止于礼义，大概也有可以采纳之处。还望您特意加以删正取舍，实在是我的幸运。长史的诗录附在这里进呈，臣实在承受不起惶恐、惭愧至极的心情。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一启 臣黎明时恭敬地承受续赐的五首诗，您的鉴识奇异，劝勉激励极其深切，期望奖掖之意深厚；从容写出的诗句，心意关乎风教，而词采雄健飘逸，又只是附带的余事，况且还是在秉烛之时写成的。古人所说“白天有所作为，夜晚有所收获，说话有教化，行动有法则，片刻之间也有修养，呼吸之间也有存养”，在这里都可以看见。而臣能够亲身遇到这样的盛美，并且使一家人都得到褒奖赞誉，即使死后也不会朽灭。何况依傍日月的余光，难道就一定不能有所成就吗？臣谨敢冒昧地正直恭敬地奉上，以此归报。山神、河神都应当呵斥防卫，魑魅一类也一定会惊骇退避，不必等到司马相如作檄文驱逐它们以后，才会廓然清明。您用孔子的话以及颜平原、王文宪、李邺侯来比喻我，实在是过分抬举，惭愧得汗流至脚跟，实在不敢当。谨等待见面以致谢，先奉上启文陈述这些事情。又一启 臣昨天住在盐亭，半夜有两名快马使者到来，递来前月二十八日封好的书信。拆封后，承蒙读到您的教诲，命臣同驸马都尉谢公作字。臣说着叩头捧读教诲，仿佛听到玉音。臣私下想到自己平生性情野直，作文也多激切，少有温婉的韵致；对于公卿贵人所需要的文章，恐怕会有所违忤，所以常常懒于写作。如今对这篇文章，感念恩意和期望之厚，不敢再推辞，于是留下半日撰写成篇。只是途中匆忙，绝不能写得好；然而狂直的旧态难免流露，其中有不稳妥的地方，请您赐予删改润色，免得让众人指点惊怪。谢公承受您的燕见问候，全心沐浴在和风时雨般的教化中，这一趟万里之行没有白费。楼经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奉化的楼则中曾任北平都司幕僚，过去与我相识，恐怕就是这个人。昨天所撰的四言诗，想来已经呈入圣览。黄山谷常称妹夫为王甥，所以称作舅父，不知是否可以援引为例。两首古诗都能摹写事物的形态，足以为海邦增色。介甫所说“在这里失去的，却在那里得到，千年都同有这样的感叹”，尤其表现出当时有用世之意。韩公关于冠帽颠倒的说法，可以看出贤者爱惜人才竟到了这样的深切程度。奇妙的才华被弃置于空寂之中，造物主的安排实在难以明白。鹤年所作的几首诗，以末章为最好；但他关于诗的议论，我却不敢说是正确的。不知圣意认为怎样？臣离开您渐渐久了，略略叙述鄙陋的想法，不知不觉写得琐细繁多，伏望宽赦我的愚昧盲见，实在是我的幸运，臣承受不起这种惶恐瞻望的心情。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笺 臣自从奉辞离开您，才十多天；承受的眷顾宠爱格外优厚，惭愧感激实在深厚，却没有途径报效，瞻望奔驰之情更加迫切。恭敬地想，亲王殿下以明智哲悟的资质，处在崇高的地位，德行足以救济众人，却看待自己仍然不足；学问足以成就自身，却每天不断进步。自己所得的，乐于与人共同分享；别人所能做到的，不要求他样样具备。因此群士歆慕殿下，如同飞鸟归向鸾凤，众水流向江海。至于臣这样的人，虽然怀有爱好道义的心，却没有适合实用的才能。谈到学术，则拘泥古说而不通达；谈到才艺，则固守一端而没有可取之处。举止疏野，言辞粗直迂拙，不顾众人的毁誉，常常忘记自身的卑陋。世上见到我的人，没有肯相信和听从我的。上天实在启发了殿下，特意给予我宠遇。经筵讲学时，多次陪列在观听的班次；宴席上命人斟酒，亲自屈尊施行吐哺的礼节。臣生病时您下令询问，东宫又赐给衣服；天地般高厚的恩德，曲加赐予成全。您的光辉如云汉回旋照耀，多次加以褒奖，许我全家的忠义成为百世的光荣。这样的恩德古来有时也很少见，这样的事情如今为众人共同羡慕。臣私下反省自己，哪里承受得起？应当克制自己、谨慎行事，更加勉励从前的志愿，体察国家、忠于君主，不辜负所学。虽然知道葵藿的私心难以报答太阳和煦的恩泽，但希望保持松柏般的操守，不被岁寒改变。臣实在承受不起感恩恋德、激切惶恐至极的心情。洪武三十年五月初八日 启 日前郎百户到来，传达您的教诲，命我书写《乔岳诗》及字说，恭敬地已经写完了。起初不知道芝兰公并非嫡子，所以用嫡子的说法；现在改为“谢庭之特”。朱子的《诗传》说：“特，是杰出的称呼。”似乎比较妥当协调。字说前一篇很不合意，现在重新拟定一篇，请赐予删正。如果还有芜杂之处，请仍然批示下来，我再写“兼善”二字。这里关系很重大，所以冒昧地阐明这个义理。张子的《西铭》正是这个意思；假使人人都存有这样的心，天下就不会有无所归属的百姓了。臣愚昧，曾经认为君主读书，像《西铭》《大学》这样的书，明白简易，具备道理的大原大本，不可不经常存之于心，我所说的正是这个。至于细微的文辞和琐碎的义理，散见于其他书中，本来应当参考而不舍弃；然而即使有些没有察知，也不足以成为大的祸害。公智带来了我往日的两篇文稿，还有过去读子书、杂书时所作的议论数十篇，其中颇有一丝一毫的见解，日后应当让人抄录进呈。回头看年轻时的文章，都是二十多岁时所作；那时已经知道歆慕圣贤，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却还同庸人没有多大不同，说起来不觉惭愧得汗水沾湿衣服。《冰月堂》已经作了一篇铭，不知是否已经呈入圣览？安老的《芝兰室记》同其他作品很不相同，各首诗我都已经看完了。由于芝兰公作记时见识精到，也足以由此看出他非凡才华的一端。又听说您乘金舆游幸名刹，众位僧人都有诗作，足以为佛教增添声望。《赠兰空诗》匆忙之间没能应和。南洲玄极以及张廷壁送给公智的诗，现在一并先进呈。明天应当同良显、公智分别向东而行，臣实在承受不起感念恩德、思念离别、激切仰望的心情。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一启

译臣昨天走到黄坝驿，恭敬地遇到许指挥，承受他赐示的《松筠芝兰二公诗》，并且听到了事情的曲折。又听说清白、清真、凝清三位君子，都能屈节读书，深深看出圣朝文教兴盛、戚畹中英才众多。松筠题写《清白轩诗》，以及芝兰公题写《温泉》的作品，都清丽而有奇气，可以说是彼此竞相媲美。我听到这些尚且感到高兴，何况圣上的心意笃厚于亲亲之情，又重视文雅，因而感到喜悦庆幸，那又该怎样呢？近来彼此唱和，一定有新的作品，宫商相互应和，金玉同时奏响，真是盛事。近来所作《祭乡先生文》，以及替公智作的《定亲书》，共两篇，抄录进呈，请赐予改正。臣实在承受不起仰慕恩德、瞻望奔驰的急切心情。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笺 臣恭敬地承受宠爱眷顾，常常怀有难以报答的恩德；早已蒙受深厚的知遇，每每又为超过实情的赞誉感到惭愧。抚心自问，感惭羞怍，反省自身，更加惭愧。恭敬地想，亲王殿下具有刚健、中正、纯粹的德行，并且每日都有更新；具有聪明、睿智、宽裕的才华，本来就是上天所赋予的。以忠恕作为治理国家的要旨，以诗书作为涵养心性的资粮。臣三年未见殿下，圣学的增长如同水涌而山从地面出现；陪侍朝见两个月，仁政的美善足以使万物丰足、百姓安康。这实在是皇家太平的根基，也许正是道统兴盛隆盛的征兆。臣所受的资质最为鄙陋，所持的德行尚未弘大，虽有志于求仁，实际上却没有能力应对世事。幸而得到日月般的光照，使朽木借此增添光彩；欣喜江汉般的水流浩荡，使干涸的鱼得到润泽。雄健的文辞、秀美的句子，一个字就超过华衮般的褒奖；高尚的节操、美好的名声，全家都蒙受帡幪般的恩赐。朋友带酒来，庆贺子美的草堂仍然存在；儿女守候门前，指着渊明的松菊仍旧存在。哪一样不是陶铸培育的力量，哪一样不共同推尊化育的仁德？只是恩德如此广大，不是疏远卑贱之人所能报答；而内心如此至诚，也不是言语所能充分表达。唯有守持道义来立身，希望不辜负天地，或许能够在责难之时陈述善道，多少对世道有所效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臣实在承受不起瞻仰、激切、惶恐至极的心情。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启 臣自从远离您的朝廷，已经超过一百天了。天气由暑转凉，秋季将过一半。虽然反省过失、勉励学习的心情不敢稍有停息，但钦敬德行、仰慕义理，精神飞驰于车舆和井田所及的地方，梦魂系结于蓬瀛般的官署，也未曾有片刻忘记。毛、马二位使者经过这里，我得以听到您奉诏巡视戎夷，喜悦之情神人交相称赞，福祉一同到来，深深慰藉了我的瞻仰之情。谢公的墨竹以及诗作，风度英俊奇妙，足以成为国家文明的祥瑞、太平的征兆；从这里也可以预见这些，不只是翰墨末技而已。承蒙命我作序及诗，谨慎地缀辑成两篇，想等候删正，尚不敢写入卷中，全部写在另纸上进呈。良显再次拜谢，承受您赐诗中过分的褒扬借重；公智承受恩德深厚，也得以实现成家的愿望。这些事情都可以传示千古，增添简策的光辉，成为士大夫中的盛事，并非臣这样微末的人所能称述报谢。谨向西遥望叩首，祝愿您长寿千秋，臣实在承受不起瞻仰、感激、惶恐至极的心情。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一启 臣先前承受教诲，您命我携带《周易传义》的抄本前去校勘，如今附上六册进呈。书中错字以及脱落文字很多，我就在贴纸的本行上写出错误之处，恐怕也有不恰当的地方，不敢自信完全正确。有些字义可以通顺解释的，就保留下来，因为各个版本彼此都有得失。其余尚未完成的书，等有方便时再继续进呈。前任都御史经过这里，十分谦恭安静。这个城中人也畏惧法律，没有谁敢犯法。他住了几天就离开了，听说在其他地方又不一样，一定是有缘故使他如此。今秋的丁祭，乐舞略有可观。祭祀时，雨恰好暂时停了，偶然有两名行人和分司官员参加祭祀；问到学习礼乐的缘由，没有一个不共同感念圣恩，成就了文教的盛况。私下听说圣驾又将巡视边境，山路险峻。虽然川神岳神会在前后奔走，清除道路、拥护防卫来抵御护持，但我仍恐怕玉体免不了车马劳顿。然而如果能遍览江山北地，思考大禹治水功业的宏大，顾念皇图的广大，使边境百姓欢呼喜悦、感怀恩德而归向仁政，也可以忘却劳苦了。臣下的心情实在承受不起瞻仰奔驰、依恋至极的情怀。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一启 臣自从奉辞离开以后，每当使者到来，听到仁政施行、仁声显著的消息，便总是欢快喜悦。朝廷之内、四方之外，臣民士卒都称颂圣上的德行；凡是有所听闻，无不抬头向西遥望，既感到欣慰又感到庆幸。这并不是出于私情，而是因为所受恩德深重，和普通人不同，体察国家的心情不能自已。庆幸天下有贤明的亲王，所以替宗庙社稷和百姓庆贺。臣私下揣度，生逢圣明时代，身体安康、衣食饱足，却没有机会报答，只愿国家享有万年太平之福；臣虽无能，能够优游于治理教化之中，做一个太平时代的卑微士人，歌咏赞颂美德，与草木虫鱼共同享受快乐，也就满足了。近来又听说您奉诏巡视边境，遍览江山壮丽，俯察民情物态，用以发挥圣贤深远的思虑，顾念皇图的广大。《夏谚》所说“巡游安乐可以成为诸侯的法度，并补助他们的不足，帮助他们解决匮乏”，百姓是多么幸运啊！虽然车舆跋涉，玉体不能没有劳顿，但有百神护从，万福相随，本来不必等候一个庸愚之人的祝愿。臣实在承受不起瞻仰、激切、惶恐至极的心情。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一启 毛总旗到来，臣恭敬地承受教诲和仁厚周详的书信，向西遥望拜受，心中畅快，仿佛严寒久冻时遇到温暖的阳和，又如阴云积聚、久雨不停时忽然看见白日舒展光辉。臣早年学习孔子的话，认为真正的智慧能够周知万物，而道能够救济天下；所以历来不过是洞察宇宙、考察典籍，三代以后，想找到能够当得起这句话的人，实在很难，如今却在殿下这里遇到了。恭敬地想，殿下高居而明察，对于天地人三才和万类万物的根源没有不探究的，对于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没有不阅读的，对于礼乐政教的事理没有不通晓的，对于闾巷田野百姓的情状没有不察知的，可以说智慧足以周知万物了。穿着纤丽的衣服，便担心或许有一个人受寒；吃到珍美的食物，便想到或许有一个人挨饿；居处在高大宏伟的宫室，便想到或许有房屋简陋、不能遮蔽的人家；享受安康宁静、怡悦快乐的福祉，便担心或许有患病而无处申诉的百姓；用粮食赈济饥民，施药使病者身体安适，减少兴建劳作以保养百姓的力量，供给棺椁以厚待他们的身后，可以说道足以救济天下了。然而智慧虽无不周遍，臣所承受的照临却尤其特殊；仁德虽无不广施，臣所蒙受的宠惠也尤其深厚。从头顶到脚跟，从亲近之人直到疏远之人，衣饰的光华、服食的温饱，哪一样不是圣恩所及呢？

译而且还不止这些：我尚未生病，您就赐给我扶助衰弱的药剂；我还没有才能，您就用超过实情的言辞来褒奖我；把恩泽推及先师的孙辈，把恩惠推及门人的家室；预先防止将要出现的诽谤，消除尚未萌发的忧患。即使慈亲曲意爱护幼子、良师乐于培育英才并替他筹谋，也不过如此了。虫、鱼、蛇、雀在万物中最微小，在品性上最卑贱，受到人的一点小恩惠尚且怀有报答之心而不忘，何况臣曾经接受君子的教诲，对圣贤的大道略有听闻呢？然而臣侍奉在您左右，口中从未说过婉媚的话，身上从未做过取悦的姿态，同没有受过恩惠一样；这是因为臣认为细小的恭敬、虚伪的敬奉不是侍奉君主的方法，但图谋报恩的心却不能在饮食睡眠间忘记。只是臣身份卑微、才质鄙陋，德行浅薄、才能微少，即使存有拳拳之心，也如葵藿虽向着太阳，却不能稍稍帮助它的余光；如乌鹊虽归向威凤，却不能测知它神明的德性。因此常常害怕自己沉沦柔弱，成为庸众之人，以至于辜负不世出的知遇；所以每每慨然遥想，仿佛有遗失而没有得到的东西，这就是原因。况且臣听说，施行德惠而不以施德自居，是圣哲之君；受到恩惠而不忘，是有志守义之臣。殿下是圣哲之人，本来不会责求别人报答，但臣怎么敢忘记呢？周人的诗说：“一切事情没有不合宜的，承受上天所赐的各种福禄。”解说者认为，这是希望君主的言语、行政和政事都尽善尽美，以承受众多福祉。臣谨敢以这句话献上诗篇。诗中又说：“中心把它收藏，哪一天能够忘记它？”解说者认为，爱意根植于内心很深，所以发露得迟而保存得长久。臣愚昧不肖，也应当用这些话自我勉励。臣实在承受不起激切、惶恐至极的心情。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书。致谢太史公 几十年来，师生弟子之间的道义废弛，很少有推举自己所得、引荐他人的事情；而您探索上古仁义的根本，急切地把诱导、教诲后辈作为自己的职责。即使像我这样无才如樗木朴木的人，您也把我收入门下，告诉我这个道理，恩意恳切深厚，不辞劳苦、从不厌倦，待我超过对待子弟族人，并用圣贤所应当从事的事业来引导我。这是今世所未曾听闻、古代或许有过的事情。我辞别回乡省亲，又承蒙您赐言教诲，过分地称誉我，期望又深又远。如今自从分别以来十多天，延颈向西眺望，悲伤地怀念依恋，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年轻时颇为自负，长大后却一事无成；进入您的门下以后，才得以窥见圣贤的堂奥和次序，粗略懂得修身治世的大原则。我冒昧地不自量力，每有称说，听到的人还没有深切理解，往往感到惊怪，只有您把它看作理所当然，赞叹欣赏，喜悦之情溢于脸上。这就是我能够忘掉身份卑贱、旅居无聊的情绪，而获得自我快乐的原因。人与人相处，一定要内心相安，然后才能长久居处在庸众之间；若闷闷不乐，没有人可以交谈，即使给他享用八珍美味、演奏九韶之乐，也不能使他安心留下。您对于道义来说是我的老师、知己；对于恩德来说，是在普通人中间特别发现我、使我感动的人。我应该怎么办呢？然而您对最愚昧的人施以知遇和爱护，并不是偏爱我个人，而是怜悯道术不振，珍惜得到这样的人，想使他把道理彰明。我感念您，难道也敢把私人的恩德施加给您吗？我只应竭尽驽钝之才，努力使学业有所成就；将来如果万分之一能够对这个世道有所补益，使后世有所述说，那么大概就不辜负您的期望了。这也是因为我知道道术在这里不能施行，已经很久了。古人居家则长幼有序，乡里之间则伦理整饬，都是因为亲身实践、平素积累，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才做到的。我内心私下仰慕这种情形，想到本族几十家，起初本出于一个人，如今却仍有不整齐和睦的地方，便想建立一套和辑亲睦的办法来融洽族人的感情：想在冬至祭祀始迁祖，族人各自把自己的祖先附祭；祭毕举行会饮，由族中最长者用礼义陈述训诫，全族人都拱手听讲。每月初一相会，行拜礼完毕，也按照冬至的仪式训诫。族人有善行，就记录下来并加以礼遇；有不善，也记录下来并加以教诫。建立学校来教育族中子弟，置办田地来供养不能谋生的人，这样族人几乎可以使彼此亲爱和睦。只是贫穷不足以兴办这些事情；人们虽然有愿意听从的，却也没有共同专心、合力来希望它成功。此外，宁海自宋代罗正之以来，有探求道德、勤奋问学的人，他们在当时都以声名节操和行为义理自立，无不竭尽一生的心志，希望在后世显扬；但记载他们的书籍没有建立，于是使他们湮没废弃，不能大为显著，邑中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实在令人痛惜。我想编成一部书，分门别类、列明数目，使幽暗无闻的人彰明显著，使困厄穷困的人昌盛显扬，使嘉美的名声和积累的德行得到知晓；也让后来侥幸苟且取得名位的人知道公义所在，用来劝善惩恶，维系风化。只是朋友太少，无法取得事实材料；虽然恳切地说了，好事之人最终也没有答复。这两件事都是小事，估量形势并不难实行；但要使制度不求助于别人便完备并做成，实际上也并不容易。何况把先正之道推明于天下，哪里能轻易说成呢？然而人们常常忧虑志向不足；如果有志向，即使当时不能遇到机会，也将在后世有所流传；如果不能与人相合，也将与天相合。怎么知道今人不如古人呢？怎么知道古人果真不同于今人呢？我又怎么敢退让呢？近来又有人说，您赐教的话把我同欧阳氏、苏氏以下相比并加以期望，是过分了。我听到这话，没有回答，只是笑；笑过之后默然，始终没有追问那人的姓名。流俗之人很少有省察事务的；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谭轻视扬子云，连他们的容貌也不传扬他们的著作。大儒贤人尚且如此，何况浅薄昏暗的小子被无知之人讥笑，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我所战战兢兢担心的，只是恐怕损伤您的明察罢了。我的妄想大概不能立刻用言辞说尽；其中大的方面，是将宏大而广泛地把您所传的道理传播于世，使人能够安乐地生活、通达事理；其次，也将整理周公、孔子留下的成法，为后世和今世建立准则。这还应当著成一部书，抒发我所积蓄的思想，补足艺文中的遗缺，使这种道统延续到无穷，哪里只是同诸子在文艺典籍的铢两毫末上争高下呢？您取用我的地方，一定就在这里；我报答您的地方，也在这里。那些孩子般的愚人，哪里足以知道这些？他们产生怀疑，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屈原说：“城邑里的狗成群吠叫，只是因为看见了奇怪的东西。”狗看见市井中穿着平常衣服、挑着担子来的人，多半躺着不起来；假如看见穿着三代的衣服、佩着会鸣响的玉、戴着进贤冠，作揖谦让而来的人，狗一定会惊骇而吠叫，汪汪不停。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看见从未见过的东西，内心确实感到奇怪罢了。三代的服饰，难道会在意那些汪汪叫的狗喜欢还是厌恶吗？它所取法的自有所在，所操守的自有常道，所成就的自有时机，难道要去求取流俗的赞同吗？

译传记中所记载的卞和、伯牙的事情，都是战国时期急于向世人求取认可之人的说法。卞和的智慧不足以称道，伯牙也很令人奇怪。君子之所以尊贵，在于从内心得到道理并以此自得其乐，何必一定要别人知道呢？假使天下人都认为子期不懂伯牙的琴，将琴声视为非美，伯牙难道就不弹了吗？为什么把自己看得如此轻，却把外界的认可看得如此重呢？只有扬子云稍稍懂得事理，但也还没有完全通达其中的道理。子云说，后世一定会有像扬子云这样的人，一定会喜爱自己的书，虽然不求合于当世，最终却仍不能忘掉名声。按照君子的道理来说，所作的事情果真有益于世，而世人不知道，重要的是把被人羞辱看作自己的事吗？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期待后世知晓而著书，那志趣就狭隘了。我私下对古人立身处世的宏大道理有所领会，所以自我期许并不低薄；每天坐在静室中，从未以别人谈论自己为乐。有人来访询问，可以谈的就同他谈；不能谈的，辞谢而已。受到讥笑或得到称誉，都不去了解，自己认为这样可以少犯过错。祖母年纪虽高却健康强壮，饮食如同六七十岁的人；我侍奉得还算合适，叔父兄长们也足以奉养她。明年春天约定的日期，我不敢错过时节；离开她身边后，远远思念又如从前，早晚面对面谈话却不可再得。仗恃蒙受爱护和知遇，便动辄吐露狂放的言论，不觉写得繁多。上呈胡先生二首 一个人在当世留下美名，难道容易做到吗？大概是因为他的才华显然超过别人，又有通达之士在前面引荐他，贤能之人在后世为他扬名。乡里普通人想凭一项技能在十里之内成名尚且不能，何况在一郡一邑呢？想在郡邑中成名尚且不可，何况凭文章显扬这种道术，成为四方所仰望的人呢？这件事的困难是很明显的。然而当世成名并不算难，后世成名才难；一世成名并不算难，能够传到后来的万世更是难上加难。齐国人说他贤，楚国人说他不贤；鲁国人说他可以，越国人说他不可以。假如就这样听信各地的说法，那么他的名声只能传遍齐鲁，不能传到楚越。齐鲁人诵说他的名声，而楚越人群起嘲笑讥讽他，那么即使在齐鲁，也不能长久流传了。这怎么可以呢？关键在于要有通达之士在前面为他引荐称誉。通达之士一句话说他贤，齐鲁吴越的人没有敢说他不贤的；通达之士一句话说他可以，齐鲁吴越的人没有敢说他不可以的。于是评论确定，众人便一致称誉他。所以说，一定要有通达之士在前面引荐他。通达之士的话，本来是当世人所信服的；然而到了后世，人们就会忘记这些话。忘记了，信服之心就会忽然消失；信服之心消失，诽谤议论便纷纷兴起，毁誉之说也错杂陈列。那些登门求学的人说：“某公的道德足以尊崇，文章足以作为法则。”没有见过他的人说：“这未必如此。”登门求学的人又说：“某公是天下的士人，是当世独一无二的人。”没有见过他的人又说：“这未必如此。”流传得越久，见过他的人越少，没有见过他的人越多，于是认为这些话正确并相信它的人就越少。这样难道就算完了吗？关键也在于要有贤能之人在后世为他扬名。贤能之士一句话说：“某公的道德文章，是隔世才有的第一人。”那么凡是没有见过、不了解他的人无不相信。又说：“某公是我的老师，他的言语行为我都比不上。”那么后世的人无不尊敬他。所以说，一定要有贤能之人在后世为他发扬。可是这两种人并不总能及时相遇。我曾读欧阳氏、苏氏的书，从中领会到这个道理。苏氏是西蜀人。有一天，他携带自己的文章到京师参加考试，欧阳公说：“这个人，是同我一类的人；京师的人不敢企望赶上他。”从此苏氏的名声暗中震动天下。等到欧阳氏去世，苏氏的道统得以施行，苏氏便推尊他说：“欧阳公，是当今的韩愈。”从此欧阳氏的道统在后世显著起来，而且更加尊崇，这难道不是彼此资助而成就美名吗？我八岁开始读书，十五岁学习文章，常常被君子过分称誉。二十岁时向东游学到京师，京师的人都说：“内翰太史公，是当今的欧阳公。”我听说后便想去见您。您凭借深厚的德行居于显贵官位，为士大夫所尊崇；拿着经书来请教道理的人在门外成列。您一见我就说：“这个学生可以教导，让他跟随我学习。”我从此幸运地觉得有了希望。我开始时高兴，后来又害怕，不敢当此称誉。后来越想越觉得应当副合您的话，于是委身在您左右，不再离开，大概已经三年了。然而称誉我的只有您一人，其他人并不相信。等到您辞官回到金华，我跟随您来到金华，金华人又都称说：“我们郡里的胡先生，是当今的大儒。”太史公也说：“先生，是我敬畏而不敢与之交友的人。”我又想去拜见。同行的门人相互告诫说：“先生对人从来不轻易称誉，若能得到他一句褒奖，就可以在乡里夸耀，把它当作荣耀。您应当去见他。”于是我便去拜见您。您不因为我不肖，立即称赞我说：“你的将来不可限量，我的门人没有人能赶上你。我对你是抱有希望的。”唉！我是什么人，竟敢承受您的称誉呢？后来我思考了很久，才知道您用道义来称许人，并不是欺骗我，而是希望与人为善，期待他达到宏大的境界罢了。我怎么敢不努力呢？我妄自不自量，私下有志于圣贤之道：在上，希望把自己所得的道理推及他人；在下，希望彰明这种道理，在后世留下一点名声。然而富贵取决于命运，不能预先知道；能够用力的，只有文章辞藻。而我又不知道自己的文章果真能达到古人的境界吗，所以始终不能自信。等到听到太史公的话，又听到您的开导和许可，便以为可喜，开始在心中有了主宰，每天知道自己应当趋向哪里。唉，您的心，就是欧阳公的心；而我又哪里足以报答呢？只是想到盛大的德行不能不致谢，而我区区的诚意又不能停止，于是把这些私下的话详细写出，献给您的左右，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流于狂妄迷惑。即便如此，您是了解我的人，难道会把这些话看作狂妄吗？某谨端庄恭敬地奉上书信，长山先生阁下。世上有把千金送给人却得不到他一个笑容作为报答的，也有只用一句话帮助别人却使人终身不能忘记的。难道一句话真的比千金更宝贵吗？关键在于施予它时是怎样的情形。一个人在富足显荣的时候，声色可以使他的内心舒适，车马玉帛足以使他的身体舒适；宾客的陈说、愿意结交者的赞誉充满耳目，即使给他千金，他也认为理所当然，内心并不把这看成恩惠。

译只有那些贫困、卑贱、受辱的士人，势力还不足以打动众人，微小的名声又不能使朋友信服，内心劳苦而处境卑下，志向郁结而道路困穷；被庸夫鄙人讥笑，只能低头收敛意气，又有谁来同他说话？正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用几句赞誉，使他人改变脸色、增加礼敬，把他从污秽之中拔出来，安置到君子的行列里，那么他的内心感激奋发，即使千金的恩惠，哪里能够超过这种帮助呢？古今俊杰因这种方式而在世上成名的，多得数不清；而士人懂得报答这种恩德的，也很多。因为施恩者并不是借此来结交受施者的恩情，报答者也不是偏私于施恩者的名誉。上面的心意在于彰明善行，下面的心意在于报答德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近世风俗却不如古代，通达显贵的人大多忌恨下位者，处于下位而不得志的人大多怨恨上位者。因此下位者有怀才不遇的叹息，而上位者没有乐于行善的美名。唯独我在这种情形中幸运地得到知遇。我只是一个微小的年轻人，学问还没有听闻大道，才干还不能周遍处理事务。几年前，我游学京师，年龄很小，势力又很孤单。京师的士人没有不轻视我的，只有翰林太史公独自称许我，认为我是奇异之士。等我跟随太史公来到这个地方，这里的人还没有得到太史公的称许。您一见到我，就立即转告别人，认为这样做可以不愧对太史公的心意。此后见到我的人一定会询问，询问的人又一定会把您的话告诉他们。说起来，您和太史公的心意，正是古代俊杰对待士人的心意。然而我哪里是这样的人呢？没有值得称道的实际，却承受了超过事实的称誉；这正是我感到凛然恐惧、内心忧惧而不能安宁的地方。即便如此，您对人从不滥加称誉，太史公对人也不妄加许诺；我大概确实还有可以勉励自己的地方吧？如果真如您所说，经过努力而达到道的境界，大的方面能够使众人得到恩泽，小的方面能够使自身完善，那么报答恩德的心，我哪里敢忘记呢？然而您并不期待别人报答您，别人感念您，也不希望您知道。明知您不期待报答，也不等待言语便自然明白，我却仍要对您说这些，实在是发自内心，不知不觉就表现在言语中了。兵戈战乱之后，这种道统不振，人才难得，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这个地方的优秀人物，东阳有葛信诚；他的文章您自己知道，并且称许过他。乌伤有楼恕，字希仁，年纪比诚夫大，而我和他不相上下。王翰林的儿子名绅，还有妻子的侄子名俞恂，都好学，能够从事这门学问。郑氏中以才华著称的，有叔度的弟弟棠、栢，都能写文章。这几个人都是您应当收纳、招揽并加以教导，借助一句话来称许他们的人。成均中处于四五百人之上的，有天台的郭濬、士渊，以及林佑、公辅二人的文章；太史公称赞过他们，文章都已经见到。虽然他们不能来向您求学，但您乐于行善的心意深厚，所以我想把这些告诉您。让您知道，像我这样愚昧的人尚且还有很多，这更可以为这种道术感到高兴。至于那些人是否知道报答，并不在于您。编修苏先生待我非常厚重，乐于行善也极其深切。凡是我向您说的这些人，希望您把它们告诉他。致苏先生二首 老师和朋友远远离弃我，不知不觉已经超过六年；您的深刻言论和宏大议论，久已断绝于我的心耳；美好的游赏和欢聚，也不再有从前的情形。每当想起这些，我便低头拍着大腿，感情不能自已；有时取出过去您所赐赠的文章，读它们来自我排遣；有时把感情寄托在赋诗吟咏中来自我排遣，但心情郁郁，始终不能真正解脱。昨天偶然得到黄岩林君寄来的亲笔信，拆封展开信纸，口中诵读，心中思念；昔日的友好、久别的情怀，缠绵深厚，宛然呈现在眼前，这是多么深厚的眷爱、多么长远的期望啊！您凭借这种文章之道承继诸公之后，成为当世所尊崇的大儒，光辉所照，就像列星高悬天上，万物没有不被看见；而我卑陋昏昧的踪迹藏在幽深隐蔽之处，很少同世人交往，仿佛头顶盆子居住，独自不能看见您所达到的境界。因此我们相距虽然近，相互仰慕虽然辛劳，却始终没有能够写一封信问候您的左右，原因就在这里。孝孺没有什么可以解说的才能，只是因为曾经出自太史公门下，错误地被当世推重；但仔细探究内里，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凭恃的。平日喜欢议论古今，称说政教，从不感到惭愧；等到涉世日久、年齿渐长，重新仔细阅读过去的文章，深深悔恨自己当时并不正确。近来也想用针砭的方式攻治自身，去除病患最重的地方，探求古代圣贤所用的心力而学习他们；但资质平庸柔弱，看不出有什么成就。又从去年冬天以来患了痁疾，整年不能痊愈；寒暑稍稍间歇时，倚着几案展开书卷，想有所探求，却头昏眼花，便又放下不看。我读《周易》，很厌烦近来传注家繁复的附会和防范之说，想写十多卷枝辞，阐发圣贤君子的宏旨，使人不被众多纷纭的议论所迷惑。这件事已经想了很久，却还没有写成书。我想论述的事情不止一端，所居之地偏僻而无书，同道之人又极少，匆匆忙忙至今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自己想来，幸而生逢明时，得到宽容优待，能够在▯亩之地安居，吃豆羹喝清水，任意自得；向上不能提出奇谋，为生民国家建立无穷的辅佐事业，向下又不能同荷戈执戟的人一道守卫疆土、清肃边塞，发挥武臣的作用，如果只是颓然居处、饱食终日，岂不是天地所遗弃的人吗？所以也粗略地想在后世留下些自己的见解，只是不知道最终是否真能做到。执事从前与我交往颇为厚重，如今竟不怜悯我一事无成，反而徒然称誉我，还想把传承斯文的重任托付给我。唉！自从斯文流传以来，把传承斯文之事作为自己责任的，能有几人？几千年中能够举出姓名字号的，像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实在寥寥无几，我孝孺怎敢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呢？如果只是说不敢自己懈怠、自暴自弃，愿意从事于此，那么我不敢推辞；假如说我能够承担传承斯文、推广于天下、流传到后世的责任，那一定另有其人，并非我孝孺所敢参与的。敬想执事的名声传遍海内，却把教化收束于一州；您的创制和施设一定不同于流俗。只恨没有机会前往拜见，以尽情说出我想说的话。您的高文、知己之情以及先父的事迹和德行，因而能够附在末简流传，我实在十分荣幸，十分荣幸。您屡次索取我的拙作，但近来实在没有多少，落笔又无力，只亲自写了几篇，托朋友带去，实在不值得观看。病中写了几首诗，早想奉寄，如今也没有空抄写。近来乡里大略有几个人来跟从我，其中有的非常可喜，这才知道求学之事在人心中并没有消灭，只是没有人振兴它，所以即使有高明见识和杰出才智，也免不了湮没。括苍山的山水清丽绝美，士人中也有值得谈论的吗？我病中不能相见，林君约我同游，也未能承蒙您的命令。若有机会，请赐书询问。不再一一陈说。

译在溪上与诸位交游，乐趣胜过常人；回到田舍后，我没有忘记取出唱和的诗篇来观看，心意未尝不在仙华山水之间。天下可供游赏的山川很多，而令人喜爱的很少；天下的士人，鄙陋的很多，〔缺〕的很少。人们在事情上所遇到的，多是游心于物外的少，〔缺〕聚集而兼有这两者的，难道不就是溪上之游吗？我独自将要把它作为〔缺〕，难道不是〔缺〕吗？前后经过浦江，本想写信向您告别，正好事情牵累心神，未能从剡中经过。行走在崇山绝壑之间，烟姿雾气环绕拥抱，层层显现，灿烂如霞锦，真是东南的奇观。于是才知道谢灵运〔缺〕，确实是有缘由的；只恨不能与执事共同在当时领会这一景色，才开始同亲友告别。离别的忧虑充满胸中，抬头纵目远望，虽然暂时觉得心胸开朗，却终究不能采撷奇异的胜景，与同游者在篇章翰墨之间相互抗衡，以此感到愧对古人。然而事物有其恒常的道理，能够在心中领会，不一定要表现在言语上；能够用语言传达的，只是其中粗浅的部分，并不是最精微的境界。那些杰出奇特、精妙美丽的景物，既然已经在胸中获得，难道不是更胜一筹吗？执事认为如何？我们离别已久，想奉陪谈笑却不可得；文章辞采尤其不同于讲论切磋之作。近来借到程氏遗书，读到老师和弟子的问答，不禁感慨叹息，不能生在那个时代，亲自参与它的盛况。然而其中本来有言论可以考证，这并不妨碍后来人仍能受到激发，何况相隔的时代还不算太远呢？它所阐明的道理，正是世间文人学士每天反复引导人们走向的道路，难道终究会毫无所闻吗？由此可知，生在后世的人未必不如古人，关键只在于自己努力如何罢了。然而在程子那个时代，贤者接踵而出，风俗虽然还没有达到古代，也已经十分淳厚美善；他们尚且还以世道为忧，何况如今与那时相差万万呢？做士人的幸而不必从事卑贱受辱的事情，所应当知道的，唯有道术的明暗、风俗的盛衰；风俗并不是没有地位的人所能造成的，鼓舞当世之人仰慕求学之道，不是我们儒者的职责又是谁的呢？〔缺〕的风俗仍有可以教化的地方，懂得义理的人也颇不少，执事本来就应当为此努力。乡邦习俗的改变，不是浅薄的力量能够立即完成的；闲居时少出入，谨慎言语，先自治其身，有余力时再顾及别人。过去我曾经同执事说过，赵氏兄弟资质禀赋纯粹，可以与之谈论学问，确实如此。近来再次见到他们，想到幸而有您教导他们，实在是这样的人才难得。近来得到几十个人，因斯文而引导他们进入道，不知是否可以有所期待？如今急切想要成人成才的，只有太史公某曾这样说过。我认为太史公有一颗可以作为百世师表的心，这话确实不是虚妄。天气将要寒冷，我对您的思念更加深切，派童子前去，大略陈述应当说的话；我的苦心至意，不是言语能够说尽的，执事一定能够体察它。去年收到叔度的书信，已经知道执事思念太史濳溪公的德行，想为他编次遗事以便流传，我私心里先是欣喜慰藉，继而感动流泪。不久听说您跟随使者在关中校阅文章，不知何时回来？而我卧病山中，没有机会遇到前往括苍的使者，想送一封信表达想说的话，直到现在还未能实现。自古圣贤君子，道德言行得到天下信服的，如孔子、孟子；身死而言论仍在世流传，仿佛不需要别人为他们传播，然而由于门人没有谋划好记录传播之事，后世史官没有凭据可以相信，往往搜取异闻怪说来充实他们的事迹，有时连他们真实的姓字寿年也不知道，读他们书的人至今仍以此为遗憾。其次如扬雄、王通，都号称一代大儒，各自有论著来发明胸中的积蓄，也仿佛不需要等别人称说之后才获得信任。然而扬雄因为作《美新》谄媚王莽而受到世人指责，有人甚至说《美新》不是扬雄所作，大概是后人仿效而作。王通的书中称隋唐大臣都是他的弟子，明白的人认为其中多有错误妄说，怀疑不是出自王通之手。如果像这样，当时假使他们的门人有所记述，来记录事实的是非，哪里会有纷纷的异论呢？只是他们当时认为自己老师的德行文章本来就足以流传，因而有轻视天下人的意思，所以天下人便能够抓住这些遗失之处来议论他们。唉！天地如此广大，日月如此光明，本来不需要借助人力，而它们运行的度数、迟速、盈亏的规律，仍然必须等待人来记录，然后才能确定。那些认为圣贤君子不需要借助别人言论的人，难道不是大错了吗？我们的太史公远远继承孔孟之学，认为自己的学问高于扬雄、王通，并且超过他们；他的著书、立身行事、侍奉君主和推行道义，本来已经显明于四方，得到当时人的信任，在蛮夷之国也流传，并为当世士大夫诵读。即使还没有人为他加以阐发，也不妨碍他不朽，这一点已经确定了。只是他晚年遭受流言，一子一孙死于祸患，家被迁徙，自己被放逐，最终死在异乡。倘若没有得道而又能言说的人，为他昭白本心，告诉万世，那么暧昧不明的诽谤，后人将会为此遗憾；这不只是忠贤之人受到无穷的压抑，也会使圣朝蒙受不能明察知人的损失，难道是小事吗？执事有意为他编述，实在是应该的。千年以来，士人受到诬陷、欺骗的有多少？远的有司马子长因言语获刑，蔡邕因感慨叹息而被杀；近的有程叔子遭受贪污的诽谤，涑水公蒙受奸党的名声。其他被险诈之人排挤、被朋党之论污蔑，活着不能向朝廷申诉冤屈，死后不能归葬故里的，不可胜数。然而他们的心迹最终能在后世光明显著，依赖的是有明达之士、正直之人，根据天下公认的是非作出判断，不被一时流俗的私意所迷惑。大的，就在史书中辨明他们的诬陷；小的，就表彰于墓道、刻铭于墓上，来昭示后世。因此士人即使走向死亡也无所遗憾，受到挫折压抑反而更加光明，因为后世有人为他们发扬光大。如今执事与公是同乡，学问又同道义，对公有师友之谊。而公从朝廷退居家乡时，对执事寄托的希望十分深厚。况且执事曾任太史，又把论述撰写之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对于公的事情如果不加以记述，凭什么解除后人的疑惑，纠正流俗的错误，并在地下慰藉公的神灵呢？虽然如此，公的内心并不期待别人为自己昭雪；他相信忠义，而且曾经对人说：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亲，也如同侍奉上天。父亲不可欺骗，上天不可怨尤，只须顺受罢了。他每当评论古人遭贬逐而怨恨诽谤，以及作文过于愤激的人，都深深鄙薄他们，认为他们不懂君臣之义。他平素所存的心意就是这样。到了面临大变故、遭受大祸时，看着子孙死去，神色安然，丝毫没有显露在脸面上。被贬逐到最后，就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停留在江边，端坐而逝。

译这样的内心，难道会把世间的荣辱放在意中吗？他自信自己的心迹，即使面对幽冥也可以质证而无愧，考察于圣贤也不会惭愧。对于别人对他的诽谤和称誉，他仿佛只是把称誉推高自己、把诽谤压低自己，安然承受罢了。自身遭受祸患尚且没有怨恨，又何必计较事情的真相是否得到昭白呢？然而我向执事有所请求，想为公谋求传记，并不是替公打算，而是为了诵读公的文章，尊崇公的德行，并想完全了解公一生的志向。这件事正是斯文之道，怎么可以停止呢？自公去世以后，天下失去了老师，后生小子自以为高明而议论公的人很多。然而慢慢看去，他们如同成群的蚊蚋，很快就消散了，而公仍然自若。我私下也看见，他们不过是不自量力，徒然在那里喧哗罢了。人的贤与不肖本来有定论，文章的高下也是如此。近来东南能作文的人渐渐稀少，只有执事和徐教授罢了。徐公的文章简洁质朴而典雅厚重，有浑然的气势；然而推演广博、畅达迅急，言辞极尽、议论不竭的，实在只有执事。我过去曾同太史公谈论此事，承蒙他特别许可赞许，前辈三四位先生也接着推重奖掖我。然而七八年来我痛切地自我贬斥，从前可取之处，如今已经索然全无了。人们拿着自己所从事的学业，和相见时已经很不相同；只有能够体现在自身、表现在行事上，对圣贤有所补益，并流传于万世，这才是我鄙陋的志向，也是太史公从前对我的期望。执事难道不能给我一些教诲吗？士人的气节一天比一天低下，学术一天比一天趋于污下。我疾病缠身、废弃无聊，已经没有足够力量承担这件事了。只希望执事善于为自己谋划，对上大力宣扬正学，对下慰藉相知者的希望。我心中想说的话，没有超过这些的；而如今可以把这些话告诉的人，只有执事。所以最终说上这一番。上呈范先生 上天生养人，是很难的，所以对他寄托的希望也很深远；寄托的希望深远，对他的待遇也一定很周详。天下众人很多，而一国一乡之中，偶尔得到一个善良的士人学者，前后不断，百年之间总会有；世间有时也会出现一位大贤，修习周公、孔子的道统，来振起人们对他们的崇敬，这种情况常有；但圣人却几千年也难以再见。上天生养这样的人，〔缺〕于这样的人；种黍来供给他的食物，种麻来供给他的衣服，有所不能得到，就〔缺〕我种植耕作的力量。上天给这样的人以不少〔缺〕，期望他治理〔缺〕，使天下不失其所；上天希望上面没有日月薄蚀、运行乖乱的忧患，下面没有崩坏损毁、溃败倾圮的灾祸，它寄托的希望深远到如此地步。这样的人如果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那也就罢了；但知道自己确实足以成为圣贤君子，那么他看待自己的身体，应当怎样呢？仅仅因为家里不富裕、不能供给，子女没有养育之资而忧虑，那只是普通人。〔缺〕超越千万世而希望借我的身体使道理显明，处在千万世之后又希望借我的言语使天下平治，通达四海九州之内，希望人人都不违背自己的生命而复归本性，这就是我所应当做的，也正是上天把责任交给我的意思。所以古代圣贤君子，片刻也不敢使自己安逸，只是唯恐辜负上天的意旨。上天经过数千百年的久远时间才生出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不思考为上天建立能够维系、整理、安宁数千百年的制度，只图苟且因循，这样得罪上天实在太深了。上天难道能宽赦他们吗？这〔缺〕上天的命令，确实不可不敬畏。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才有孟子，又过了一千四百年才有周子、程子二人；此后二人之后又过了一百年才有朱子。这几位圣贤承担上天所托付的责任，可以说没有辜负。至于当今是否还有圣人，不得而知；怎么知道世间没有大贤君子呢？他们看待上天不容易生养自己的事实，对天下所应做的事，也应当不敢懈怠。天下应当做的事情还不能仓促穷尽；至于使万物各得其位、使天地安定，不是没有地位的人所能做到的，那么阐明道理并传给众人，以使后世善良，正是大贤君子的职责。道理不明，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谈论性命，有的陷入玄妙隐秘而不能落实到行事；讲求文辞，有的离开实际德行而停滞于记诵问学；如果用辅佐世道、治理百姓的方法来叩问他们，就昏暗无知而不知道该做什么，〔缺〕怎么能不祸害天下呢？道的根本大端，不过是修养自己、治理别人两件事；遵循性命之理，是修身并成为治理他人的根本；明察礼乐政教的具体措施，就是治理别人，并把修身所取得的成果推行出去。古代正是有这两方面，所以百姓得以依赖它们而没有灭绝，延续到今天。假如有人抛弃这些而不去实行，那么人伦道理早就败坏了。如今天下人勤勉奔忙，似乎都要把道德当作空洞的器物；即使儒者也自认为与实际功业无关。那么圣人再次出现，将要施行什么呢？圣人所说的道，并不像异端邪说那样足以欺骗迷惑这个世道；它的总纲是道德，分开来说是三纲二纪，体现在仁义上，作用则在于治理天下。法令施行，人们便服从；道的传承寄托在文章中，难道只是传播口舌、取悦耳目而已吗？〔缺〕不幸到了这种地步，本来就是贤人君子应当深深畏惧、仔细思考的事情。执事能稍稍留意吗？执事身为布衣，州里却把您当作老师；作为人师，容貌谦逊谨慎而不自居；智慧足以知晓天命，却不过分追求幽深玄远；文辞可以述明自己的志向，却不〔缺〕来窥见盛德的所在。当世称为贤人君子的，难道一定独独没有希望了吗？从今天起寻求世间的贤者君子，未可知；越过几代再去寻求而后出现，也未可知。孔子并不因为有颜子便不去推行道，孟子也不因为有孔子便不去著书。

译他们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是思考不要辜负上天罢了。执事怎么可以不替后世考虑呢？把古代的道托付在书中，留下的言论和遗教可以作为世人的规范。〔缺〕从前我曾到执事庭前请教，继承这道统的人还不知道是谁。难道世间没有贤者吗？还是有贤者而我们不知道呢？说无人而道统不能流传，或者有人却不知道他，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执事忍心处之的。我是濳溪先生的门人，不敢再说有别的老师；但听闻古人取人之善，范围广博，而对自己的期许很大。取善广博，所以对于别人没有不听从的；自期很大，所以对于道不敢自认为已经达到极致。我不敢把自己比作贤人君子，但难道就同于普通人吗？从七岁直到现在，共十八年，进入内心而显著留存在思考中的，明明不是普通人的事情。我曾私下高兴，也许上天生我，是对道有所期望；但我又非常忧虑，只怕不能符合上天的期待。所以我日夜思考，谋求一定达到道，并为数百年的大计作了十分周详的筹划。这样以后才可以治理，這样以后才可以培养人才，这样以后才可以不辜负上天，也不使它所传述的道统坠失。我不揣度自己的愚拙而私下存有这样的志向，但如果不是执事，我不敢把这些话告诉别人。以我的愚拙，尚且有幸蒙上天赋予这样的志向，何况执事是世人所称、自己也认为是贤人君子的人，上天一定不会轻易如此安排，难道可以忽视吗？只希望执事思考上天生养人才的不易，怜悯道术的晦暗而求使它明白，不辜负上天的期望，使我这个后生能够有所闻知，这样就符合上天的心意了。这是您的职责，也是道理本来如此，难道只是我的幸运吗？〔多处缺文及讹误〕 给朱伯清长史 昨天承蒙您教诲，谈到诸葛孔明、范希文、司马君实三位君子的事情，说我的鄙陋议论不合乎义理；您为我剖析得明白，给予我的帮助非常大，我私下欣喜庆幸，不能自已。为什么呢？师友之道已经衰败，今世再也看不到匡正、教训、诱导的事情。士人刚刚结交时，认为交往还不久，不应当互相督促责备；等到交往已久，情谊彼此熟习，又竞相害怕招致别人的疏远和怨恨，心中有所见解，嘴上竟不敢陈说。名义上是朋友，而对自身没有丝毫益处的人很多；对污秽邪恶不知道其错误，彼此相看、彼此谄谀，直到一同无所闻达才罢休。这正是我深深害怕的事情。执事通达义理，努力践行法则，像古人那样忘却年齿、降低身份，与童稚卑贱者讲明道理、反复讨论，挽救他们的缺失。我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实在是执事知道师友之道本应如此罢了。我如果有所取法却不把它告诉您，就是违背自己的内心，也和世俗之人没有不同。因此敢于再次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古代圣贤不仅能够言说而已，他们的心必定能够包容天下的道理，他们的才智必定能够周济天下的事务。即使处在简陋门第之下、平民行列之中，道德性命的精微、仁义礼乐的要旨、经世安民的方法、抵御祸患防备乱事的方略，无不精心探究并亲身试验。所以向他们询问，没有什么不能回答；把辅佐宰相的职位交给他们，他们施行起来就像从袋中取物、从河里汲水一样，确实没有困难，而且广大无穷。即使施加刑罚，也没有人敢怨恨；地位尊崇，也没有人敢诽谤，因为这些本来就存在于他们的道中。自从汉代以后圣贤之学失传，才智通达、见识明敏的人，常常忧虑没有道德作为根本；他们具有忠厚诚信的资质，知道大道的重要，却忧虑才智不足以充实它。像诸葛孔明辅佐昭烈帝，凭数州之地抗衡中原的强大势力，最终能够三分天下、据有一足，巍然立于西蜀，使曹氏父子惊骇顾望，连挽救败局都来不及；他的神机奇略，随机应变、层出不穷；忠义之气充塞天下；修明政教，使人民安定和睦；使他们劳作而不怨恨，杀戮敌人而不愤怒。只是上天没有赐福于汉，使他的大功未能完成；但他的雄才伟略、英断果敢，确实是中古时代的

译豪杰。然而他的学问根本出自申不害、韩非，所以袭取刘璋，教后主使用刑名之术，不能说没有违背王道。我曾说孔明有大贤的才华，但对于道有些还没有听闻，这就是原因。宋代号称贤相的，有范希文、司马君实。希文年轻时就慨然怀有安民之心，君实身体瘦弱而苦心忧虑天下；对于以不义夺取别人国家的事，两人一定都不会做。然而宋仁宗时，辽、夏在西北侵扰，中原因此不得安宁，朝廷也多有变故；范希文参与大政虽然不久便离去，而君主对他的优厚待遇、向他询问的急切，几乎只涉及选拔士人、改革磨勘等几件事。这几件事，难道都是天下赖以长久安定的事情吗？司马君实在太后惩治弊病的时候，独自承受百姓的希望，不顾世人的毁谤和憎恶，一举清除新法而恢复旧政，他的功劳也很深。然而他矫正过度，失于防止邪说；他死后朋党兴起，法令再次恢复，敌国又横行。虽然这不是人力所能完全造成的，但在变更之际，也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假如孔明的才干处在这个时代，一定不会只做到这样。所以我说希文、君实有君子的心，却是才智有所不及，原因就在这里。执事认为我说错了，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说希文曾经讨伐西夏吗？坚守谨慎，使士卒乐于效命，这确实不是武夫所能达到的；但拿他同孔明相比，仍然不足以相当。至于君实改革新法，除去百姓所苦，顺从百姓的愿望，至诚感动天地，大顺之德感动中外；活着时百姓像仰望父母一样仰望他，死后像哀悼骨肉一样哀悼他。这难道是才智足以感动人吗？是他的诚意积存在心中，显现在面色上，所以人们信任他罢了。看诸葛孔明处在战争之时，并没有特别有利于百姓的政令，但他死时，百姓都举家哭泣、满巷悲哀，如同失去亲属。假使孔明处在君实所处的时代，他得到民心能有不如君实的吗？两人的才智不及孔明，这是很明白的。凡是评论往昔的事情，时代久远的，就从简册中考求；时代较近的，就用见闻来验证。由见闻得到的容易熟悉，由简册考察的容易遗忘。容易熟悉的，其美德彰显；容易遗忘的，其美德晦暗。所以常人尊重近世而忽视远古。我却不这样：考察他们的言论来探求内心，计算他们的功绩来比较才智，观察他们所处环境的难易，再参考他们的成败。前人认为对的，我不敢立即认为对，必定详细考察；前人认为不对，我也不敢马上否定，必定进一步详细考察。像三位君子的事情，本来就是我自己相信而说出的，看来我有过错也是应该的。然而近世先儒中，立言足以成为世人法则的，莫过于程子、朱子。程子说孔明差不多可以达到礼乐的境界，但在道上还没有完全；朱子说希文有想要有所作为的志向，却未能精密；又说君实的学问根本不在致知，所以功效很小。他们难道也有过错吗？执事笃志于朱子之学，评论这些事情一定很审慎。假如您认为致力于明道，比不上详细训诫言语，而愿意阐明先师的本意，使我的妄论私说不至于违背道，即使不另换话题而只责备我，我虽愚昧，也不敢不努力。寄给徐教授 教授乡先生执事：我不幸早年失去父亲，起初俯仰顾视，总是悲哀得不能自胜；后来触景遇时，也总是悲哀；再次见到父亲的衣履、书籍，又总是悲痛难过。等到除服居处，思念父亲的声音容貌、言辞气度，留存在眼前的却越来越遥远了。凡是见到父亲的朋友和曾经认识父亲面貌的人，我没有不赶去拜见，哭泣着向他们询问父亲的事情。大概我二十岁时父亲去世，在此前十年，我年幼而愚昧，没有知识；此后十年，本应当有所知晓，却因资质愚钝，对于父亲的善言美行没有能够记录。又常想父亲年寿尚未衰老，应当自己有所著述。又想到古代君子不敢预先以凶事来设想父母，所以因循拖延而有所遗失，最终不能再记录。等到父亲突然去世，父亲的德业竟然无人知晓。我私下又痛苦又恐惧，在倚庐中忍住悲痛，搜集耳目所见所闻，立即记

译录下来。至于十年以前的事情，就向父辈兄长询问，从遗文中采集；近到宗族，远到乡里的人，没有不查访的，各自告诉我大略，于是请太史公作墓铭。太史公在翰林任职时，曾听四方之人熟悉地谈说父亲的学问和行政事迹，所以没有推辞而为他作铭，而且极力加以称誉。

译我虽然年少，也足以堵塞无穷的悲痛。然而父亲的善行中，诸位孤儿不知道而遗失的，大概还有很多。因此我向父亲的朋友询问，但父亲的老朋友还在世的已经很少；即使有在世的，大多也不能言说，即便知道，也没有办法教导我。这就是我希望向执事请教的原因。敬想执事与先父同乡同郡，交往日久，文章言语又足以使人相信并流传，那么先父遗留下来的德行中那些隐没而尚未完全显著的部分，不希望于执事，又能希望谁呢？先父道德的深奥之处，我极为愚钝，虽然不能全部知晓，但从内心考察，明白坦荡，看不出有丝毫缺失；从自身所见所感考察，他端庄严肃、厚重稳健，可以镇正风俗、教化百姓。看见一件事物失去其所，就忧戚不安；听到别人的善行，就欣喜得仿佛是自己做出的。拿他同世人相比，确实很少见，只是不知道同古代贤者相比又怎样罢了。如今乡里之中，善人君子一天比一天消亡，后来的学者没有取法的对象；宣扬先父的善行，使学者知道效法的对象，是有志之士急切要做的。执事不遗弃先父而为他作传，难道只是先父的幸运吗？我年少而不通晓各种事务，唯独对于学问，常常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督促和默默的帮助。父亲去世后，宗族老人都吸取前事的教训，劝我停止学业。我重重叹息：父亲的功名既然没有显扬于天下，假如又没有人继承并在后世为他发扬，难道这是父亲的期望吗？所以我更加刻苦用心、勉励自己的行为，向太史公求学。我的鄙陋私志，大概正是想要有所作为；但还不敢确定能否成功，所以先向执事有所请求。假如您因为先父的缘故而怜悯我，为我发扬此事，并且有所教导，使我能够承继先父的事业，那就幸运了。墓铭谨慎抄录，随信附上近来所作的文章。因急病不能亲自抄写，到冬天我应当带着它到您身边。先公的碑文，太史公还想删削订正而未能完成，请按您的吩咐办理。给王先生 近来执事归来，我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到座下拜见，执事不嫌弃我，屈尊让我同坐并同我交谈；您所称许、所期望的，都是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我私下惭愧不已。等返回乡舍，追想您情谊的深厚，悲痛不安，跃然遗憾不能长久侍奉您的谈笑，率然不知道把这种感情表现在诗辞中；想奉寄给您，又害怕文辞不美，放弃不寄，又恐怕心意不诚。后来想道，文辞不美的过失小，心意不诚的过失大，于是抄录下来奉上，冒昧料想执事将会一笑置之并斥责它。林嘉猷来，才承蒙您赐下和诗，辞气深厚诚笃，对我的称许和期望更加深重。展开阅读，感慨叹息；询问嘉猷，才知道您的出行日期已经迫近。我想赶到路旁拜伏，以尽情说出想说的话，但疾病之身不能自行前往。思考如何报答您的盛意，环顾家中却没有一样可以奉上；慢慢自我盘算，执事这次出行，将要以职事到藩邸拜见贤王，凡是古代圣贤的格言宏训，能够补助遗缺、供贤王顾问采纳的，难道不是忠臣所应当搜集准备的吗？我在书箱中找到一编武王戒书，于是略加整理编次，呈纳给您。敬想执事怀抱仁义忠贞之心，显露于面容；在清闲宴饮之时，或许可以据此陈说，以稍稍赞助贤王的德声。这本来就是我平素所积蓄的内容，也是我这个鄙陋之人的私下愿望。将来功成身退，乘安车向东归来时，我一定率领子弟到河桥之上迎接您，以此向您说明久别之情，并一并谢罪于自己的无能；这件事就有所期待了。冬日寒冷，请加意保重。给叶夷仲先生 我童年时侍奉在先生身边，听先生这位长者谈论，每每听到执事的姓名。十二三岁时，执事从安南回来，屈尊传来诗歌，我听到您的名声就更加熟悉。后来四年，父亲任鲁地长官，收到执事的亲笔书信，又得以观读。后来又见到您的十多篇其他文章，父亲教导我说：“我郡中的士人没有超过他的。”我从此私下记住了您。又过了四年，金华执事从睢宁回来，我才得以在翰林太史公的馆舍拜见您。执事容貌温和，十分鼓励我进步；言语恳切，深深期望我成才。回去后又写信告诉父亲：“将来显扬我郡声名的，一定是这个孩子。”有这样的儿子，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父亲没有来得及听到这话便去世了，这封信还保存着。我每次展开看一遍，总是哭泣得不能自胜，认为父亲已经不可再见了。见到父亲的朋友，希望能够如同见到父亲；而父亲的老朋友在世的只有执事几人罢了。又因事情阻隔，不能到您的床前拜谒、接受教诲，我怎么能使自己达到不犯过错的境地，继承父亲的遗业呢？况且先父一生的始末，执事是完全知道的。他所坚守的始终如一，古人所做的事，今人并非不能做到，这是当世所知道的。他一旦不幸到了这种地步，却只能被认为是善于守法、防止罪过；又因为官职小、事情微末，不能列入史官记载而显扬于后世，这是我极为悲痛、深为恐惧的事。自从束发以来，我内心惶惶不安，不知道依靠什么。居处时恍恍惚惚，好像有所遗失；行走在路上，常常仿佛有豺狼在身后追赶。听到有人大声呼喊、暴走而来，就震惊心魄、惊骇胆怯，慌张地四处张望；看见有人在道路上拿着器械捉拿人，便惊惧得汗流出来。为什么呢？受过箭伤的鸟，看见弯曲的树枝也会鸣叫躲避，这并不是空话。我曾经自己思量，父亲已经去世，无法挽回了；即使绝食向东，死在父亲墓下，也只是徒然。古代贤人哲士中遭遇不幸的何其多，幸赖良好的子孙出面为他们昭雪，最终功名显著于书传之中，这种事世上很多。我虽不才，难道就这样算了吗？我的鄙陋志向，确实知道值得努力；我想得到闻名于世的士人而依附于他，以探究道德性命的端绪，寻求圣贤君子的用心，然后委身从学。因此服丧期尚未终结，便奔走五六百里，跟随太史公到金华去；即使流俗讥笑我迂腐，我也不顾惜而实行了。我在金华已经六年，每天有所进步，每月都有收获；有人见到我谈论这些而勉励称誉我，我却不认为这就是成就。古代君子，他们的志向在道德，所以言语所宣说的是道德，亲身所践履的是道德，推行于政事的也是道德，表现在文章辞藻中的同样是道德。只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宏大，所以接触他们的言语容貌就可以作为法则；政事文章可以流传后世，天下人也跟着效法，并不是后世文人所能相比的。那些只从章句中窃取一点东西的人，好比伶人优伶穿上衮服、手持玉圭，学习尧、禹的容貌，外表看起来大概相似，但不能长久保持，原来的姿态很快全部暴露出来，人们见了就会惊骇逃走。这难道足以称为学习吗？我确实知道不敢自己懈怠，也不敢自满，又怎么敢期望自己能够达到那种境界呢？我不能达到这种境界，究竟是由于天意，还是由于人为呢？竭〔缺〕本来有能够胜过天的，也有能够胜过人的。爵禄，是世俗所称道的〔缺〕

译人；那些庸常之人，每每把得失当作喜忧，而豪杰之士却奋起而著名。于后世；不是凭爵禄而尊贵的，才是真正的尊贵。周代的颜回、闵子骞，汉代的郭泰、黄宪，都知道自己应当依归于什么；宋代的周子、邵子，有的人一生未曾得到一命之爵，有的人屈居下位，奔走劳碌而声名光彩照人，如同日月。这是凭什么达到的呢？世上也有享受万钟俸禄而磨灭无名的人，贵与贱究竟怎么样呢？假使我能够希望达到这种境界，也就没有遗憾了。何况事变的到来，难道会有穷尽吗？虽然如此，大概也不容易达到。这几个人，都凭借贤明智慧的资质，所以最终能够在世上有所建树。我昏暗低劣、资质浅薄，哪里足以承继这种道而显扬先人呢？因此我抱持自己年少时的心愿，不敢断定能否做到，曾请太史公为父亲作墓铭。世上号称能文的人，也都曾有所论述。唯独执事是先人的朋友，一定能够用某种方式在地下慰藉先人，并满足诸位孤儿的愿望。给潘择可先生 前些时候因为先父的缘故，有幸在执事那里听到您的深切教诲。执事大概有意启发我，赠给我文章辞句，把我比作古代君子，并以贤者之道期望我。后来执事任期届满离去，我也扶先父灵柩归乡，想继续有所请教，却各自被事情牵绊，没有机会接近。近来我到郡城，距离执事还不远，心想足以偿还私下的愿望了。不料又被诬陷构陷所迫，片刻之间都不得空闲，因此心里虽然不能暂时忘记，却没能奉上一封书信，说明久缺拜访、未能谢罪于您的无能。这本来应当受到长者责怪，实在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如今执事不但没有立即弃绝我，反而因士友之故赐给我书信，上面顾念先父与您的交情，下面称许先父的操守，并且抚恤保存先父遗绪的意气，比往日更加深厚，使我既惭愧又感动，不能自胜。到这时我才知道君子的器量超出常情，不是我冒昧揣想所能达到的。然而我私下还有疑问：交际关系的尊卑、称号的轻重，本来有通常的礼制。不是尊贵的人却把他尊称为尊贵，这会过分；不是相称的称号却接受它，也会惭愧。因此君子对于名号，必须使尊敬他的人不过分，使接受这个名号的人不惭愧，然后才可以。执事年齿是我的两倍有余，德行又在我之先，辈分上与先父同仕于一时。像我这样年少而愚昧，给我表字已经过分了。在我的表字上再加称号，在称号上又加上“先生”的称呼，按照礼制，难道不是太相似了吗？这正是我感到惭愧极深的地方。虽然感激您深厚的好意，却不敢接受并据此自居。执事的言行本来就是学者所应当观察效法的；您不以我力所不及的事情督促教诲，反而加以称许，又不按照对待后进小子的礼节而过分称誉我，那么我哪里还有容身之处呢？假如默默不说，不仅违背我从前向执事有所请教的本意，也与执事当初想启发我的用心不相合。因此再次陈说这些话。不再一一陈述。答复林公辅 我自从京城回来，便隐居在幽深偏僻之处，不与世人交往，尤其不喜欢见那些有声势地位的人；加上疟疾缠绵经年，气力衰弱疲惫，从未随意走出门限，又一向懒于写信，因此平生故交中像您这样的人，也都渐渐疏远了。瑄上人和同姓的九成回来后，我再次收到您寄来的书信，反复慰问，情意十分深厚；又得知您辞去官职，代父亲服军役，不久便承蒙恩典恢复原来的官印绶带，行事更加修整，文章更加峻拔，声誉也更加隆盛。这本来就是乡里所期望的，但我私下对您的期望却不止于此。一百多年来，士大夫的学术卑下驳杂，不再懂得圣贤成就自己、端正内心的大道，只是苟且求取名声宠幸，抄录陈旧言论、记录已有成说，便夸耀说自己懂得经学；拾取残缺、补缀片段，稍微在句读上旁搜些材料，便自负为善于作文。风俗一旦形成，众人都趋附它而无法遏制。我实在愚钝无能，却也想扫除末流的弊病，恢复前代圣人的轨道，使古人的完整大道重新彰明于天下。可是资质薄弱，才器浅陋，志向和力量都不强，疾病不断侵扰，朋友又衰落离散，独自行走而没有同道，空有言论而没有谁来应和，不能有所建树发明的惭愧，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在这样的时刻，要寻找能够共同推进这条道路的人，除了您，我还能寄望于谁呢？往年在郡城里，我们相互往来辩论，气势十分壮盛；环顾四周，同席的都是一时英才，都以为我们讲习学问的快乐应当从此开始。哪里知道几年之间，叶公去世了，伯钦的官职调到北方，您去了京师，廷壁、元采各自为饥寒奔走，而我又茫然地同樵夫村野之人相处；年纪越来越大，志愿反而越来越违背初衷，困穷也越来越深重。唉！假使我到了这种地步，却不能参与听闻这条大道，难道不是天意吗？那我又还能怨谁呢？所能依靠的，是您我都还没有老。那些受制于人、不能施展的事，我无可奈何；那些取决于自己、别人不能限制的事，就努力完成它，终究必有可期待之处。向千载以前寻找老师朋友，在四海之内寻找志同道合者，把知己留给百世之后；专一自己的心志，坚定自己的志向，把期限放得长远些，把收获放在后面。不能从人那里得到的，将会从天那里得到；不能在当今取得的，将会对后世有所裨益。这样看来，我对自己的要求难道不是宽裕而长远的吗？我对您的期望，难道会是浅薄的吗？您寄来的几篇文章，我已经详细读过了；在同辈中寻求，可以说是特别出众而且有余力。然而我仍希望您以古人为镜，衡量自己的高下，不要被那些谄媚妄言的小生所戏弄。我们这些人不能赶上古人，正是因为喜欢谄媚、自满自足，所以没有每日进步的阶梯。假使每天都有人攻击我们的过错，难道还会不早早听到，从而糊涂到这种地步吗？从前我喜欢写文章，谄媚的人动不动就拿班固、司马迁、韩愈、欧阳修来欺骗夸奖我；当时听到这些话，心里也很自喜。现在想来，即使果真能达到前面几位先生的程度，也还不足以称道，何况我相差远远不止万倍呢！近来我完全不喜欢拿笔，看古人的文章也常常觉得不合心意，不知是因昏病而这样，还是另有原因？今年轮到我担任里长，正好遇上海边筑城的劳役，三名丁壮抽取一人，众多事务纷扰不安。我病后又患疮疡，实在没有心情。想对您说的话满怀都是，临纸时却全忘了，只能写出一两点。听说周君、顾君都平安，十分欣慰。如今正是国家任用贤才的时候，各自努力尽忠尽责，以建立功业；有闲暇时请寄信来，警策启发我这个浅陋之人。不尽。与士脩二首

译希鲁来访，得知您已经就任校师，我非常高兴。您推行乡里志业，果然乐于古道。在今天的世上，即使取得崇高地位，也不把它放在心上，那么对于担任校师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我之所以高兴，并不是为了您个人，而是高兴这条道有了助力，乡里的学问没有断绝。学术的盛衰，如果没有人记述就不能彰明，没有人继承就不能流传。自古以来，志向宏大、名声却没有树立的人，哪里有限量？大概只是没有人为他们继承罢了。我们乡里从罗适先生到现在，将近四百年，奇伟之士并不少。大的载入国史，小的也各有著述，在当时没有不使人惊动的；如今却都默默无闻，大概是不幸其子孙不能守护，终于湮没，而后来的年轻人知道他们姓名的也不多，难道不可惜吗？我认为前人的事迹不能流传，是后死者的责任。因此私下想有所记述，但见闻浅陋狭窄，不能详尽了解他们的事迹，常常恳切地向人谈起。苟且度日的人多，有志向、爱好古道的人少，最终一直没有人了解并响应我；认为这件事应该做的，只有您罢了。因此从前曾写信给您，那时您困居穷处，和我没有不同，话说出来却无人听从，心意郁结而无法施展，过了很久没有回信，也是理所当然的。如今您担任人师，跟随您学习的都是本县的优秀士民；这些优秀士民多出于乡里，是当地熟知并反复称道的人。您不妨坐下来召集他们询问，取看他们的著作，再向他们的子孙征询，得到真实情况后拿来给我看。我虽然文采不足，却仰慕古代作者；假使执笔跟在您身后，难道全都赶不上近代士人吗？把它编成一部书，收藏在学官，使人人都有可以考察取法的依据，知道古代先贤，进一步思考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路，这功用是很大的。您不要推辞，也不要谦让，姑且把这件事做起来吧。古人不苟且著书，是希望实行大道。如今即使取得职位，也不容易推行大道，何况您不因贵贱而动心；您只凭文章在世上显露自己，这也就是获得不朽的一种方式。我刚从婺州回来，粗略有些侍奉亲人的欢娱，但和朋友相隔很远，十分郁闷烦乱，难以自持。闲暇时能来见我一次吗？承蒙您来信郑重相托，要我为您的诗集作序。您的意思好像是在责怪我拖延，这确实是我应当获罪的。然而对于普通人，只要有所请求，我都不敢拒绝，总是立即交给他，难道对您反而有所吝惜吗？只是我认为，凡是处在美好与不美好之间的事物，必定要等到别人评论之后才能确定。您的诗，好比夜光珠，照耀着车马经过的道路，连上天也知道它是可珍爱的了。假如还要在它旁边屡屡喧嚷，指给别人说这是珍宝，不也太费言辞了吗？这就是我久未作序的原因，因为我认为您的诗本来就足以自立，也足以取得世人信任，并不是果真有所吝惜。如今您竟不以极美自居，反而好像还要取信于无能者的言论，这种取舍不是很奇怪吗？不过世上向我求文的人，并不是真能知道这些文章值得取法，只是被喜欢称誉的人所说的话迷惑而不自知罢了。天下喜欢好文章的人肩并肩，而能识别正确言论的人没有几个；以文章来称誉别人的人接连不断，而真正能评论文章的人没有几个。能写文章而又能理解别人文章的，您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您虽然不必等待我的评价，我本来也一定要最终为您说几句话，何况您还诚恳地来托付我呢？我的狂妄之言，现在就要写出来了。您如果真能识别正确言论，应当有所答复，不要只责怪我迟延，却庆幸终于得到序文。寄给士脩谈修德 经过县城时与您告别，承蒙您前来慰问并追送，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到了这里以后因病不能出门，周宗传的家人从金陵回来，颇听说士渊去世了，不知曾经有确实的消息吗？如今文章道术凋零，心中所寄托的人正在这位先生身上，竟然也止于此了，这大概是他的命运吧！每次和廷壁、左民等谈到这件事，总是相对叹息。只是因为事情牵连，未能前往慰问他的家人，幸请您替我传达这番心意。我的琐事不知将会怎样，只有听凭上天罢了。方便时请不要吝惜写几个字给我，我冒着汗写下这封信，恭请您鉴察。答陈元采【即王元采】我智慧浅薄、才力低劣，不自量自己没有才能，却只想学习我们的道；学习不能专一，久而久之没有自己的所得，泛泛地随波逐流，和流俗同流合污，不能进入圣贤的门墙，反而成为庸众所趋附的样子，确实如此。您不嫌弃我，把古人的事业寄望于我，称许我已经达到的地方，又勉励我尚未做到的地方。唉！天下爱护我的人，哪里有超过您的呢？我曾经恨世上的朋友不了解我在鄙陋环境中求学的内在志愿，只取我外在的文章，争相用谀词互相传扬，以此作为取悦的姿态。听到这些话，我惭愧、愤懑、苦闷，私下悲叹：哪里能得到正直诚信的人来振救我的过错呢？如今竟然从您这里有所收获，您的恩赐太深厚了。不过，我不如古代君子的地方，难道只有这些吗？品德方面，我不知道怎样修养；气节方面，我不知道怎样培育；事情变化临到眼前，我不知道怎样应对；古代已经显明、今天也正在显现的是非得失、成败可否，我不能辨别；天地常理和人伦纲纪中应当实行的事，我每天都在做，但其中精微曲折的地方却不能完全明白；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的典章礼制、政治教化，本来应当有所损益取舍而施行于今日、惠泽后世的，我还没有研究；义与利相交、公与私相分、理与欲相辨，其中纷繁如丝毫、容易沉溺而难以达到的地方，我还不能选择；古代圣贤与天地同运转、和寒暑日月一同运行而不停息的境界，有的人得到它而自得其乐，有的人推及他人，而我却从未见到这种境界。我昏昧地守着自己的愚陋，孤独地无人相与，只是每当想到这些，便苦闷愤激，如同哑人想说话、跛人想站起来，却始终不能实现。

译像这样，您还愿意有所教导我吗？唉！如今天下爱护我像您这样的人，实在很少；您不以今人能够达到的程度来要求我，而以古人的学问来要求我；不只是期望我学习古人，又启发我学习古人的方法，您的用意确实深厚，我哪里承受得起呢？不过，大概有学习却达不到的人，却没有达到而不经过学习的人。我虽然疲弱驽钝，难道敢不努力吗？凡是智慧所能达到、力量所能做到的，只看大道而行；如果有时跌倒越轨，辱没了先圣先贤的教诲，上天实在会监临我，您也实在会弃绝我。不过，您对我的教导，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我的过错也很多，从口中说出便产生悔恨，亲身做出便生出惭愧，这些事每天接连不断。我时时省察自己，寻求消除这些过错的根源，只是忧虑学业没有达到、时间又不够；过了一两年，也许可以少犯些过错吧？您有所听闻、有所得知，应当告诉我。我也将设法把能够有所裨益的东西回报您的厚赐，不敢忘记。您寄来的两篇文章，都不是苟且写成的，后一篇尤其雅洁深婉而有法度。不过，为了应付世俗请求而作的文章，不足以抒发奇特的思想；若有新的心得而写成文章，再给我看几篇，就很好。叶廷振去世，我正在服丧，不能前往吊唁；又听说他的幼弟也去世了，尤其令人哀痛。希望您替我写些安慰他尊祖的文章；替廷振所作的文章，用楚地的文辞最好。公辅的墓铭虽然写得有些草率浅易，却不妨仍是一篇好文章。不过铭文前面没有叙述他的乡里以及父祖的姓名和德行，又没有记载他的死亡和下葬年月，这是失误。开头说要刻在墓上，后面却说铭文刻在墓上，前后始终不相呼应。他的意思一定是认为他的父亲人人都知道姓名，所以不必写出死亡和下葬年月；其他文章可以互相参看，因此才这样做。古人虽然有这样的写法，也应当把这些内容说清楚，否则年代久远，文字漫漶，便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的人、是谁的儿子了。像‘刻石未成，中断独障狂澜’一类的话，也还不够醇正，应稍作修改。我因为和您相知，所以说这些；但也不必让别人知道这些话出自我口。公辅才气俊逸超迈，不容易赶上。他能凭空提出议论，其中很有令人喜爱之处；只是义理情趣容易穷尽，不及古人含蓄深远，这是由于根基疏薄造成的，也是我们这一辈人的通病。很久没有谈论文了，因为您爱护我，不知不觉说了许多。分别已久，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您已经应仙居的征召，成为县里士人的老师，士子们都向往并跟随您，多是君子；寄来的文章又都铺陈丰富、舒展有余，颇有作者之风，比前些时候所见高出太多了，我欣喜无限。兄长您的年纪在我之上，求学问道每日都有所增益，本来就是我内心敬畏的人。来信中屡屡自我谦抑，每每发出请教的谦辞，使我回头审视自己，惭愧而恐惧，实在承当不起。何况我近年被疾病逼迫，害怕一旦突然死亡，终身没有所闻所成，越发想削去华丽辞藻，以求身心的真实。过去用来取悦别人、求取声誉的工具，以及朋友互相奖掖吹捧、认为值得欢喜的事情，不只是没有空闲去做，也已经不再做了。众人不了解这一点，往往拿这些事来督促责备我；我无法回答，他们便愤怒，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还要用这些东西呢？假使真有志于求学，那么圣贤的经典和成法都完整存在，放开手去实行，没有什么不能达到。我们这些人即使巧妙地写出言辞，也不值得仰望圣贤的一点；抛弃圣贤而不以他们为师，却只来寻求我们这些人的文章，不也是奇怪吗？您所称赞的陈宪直，我已经了解他的为人；他所求的《儆斋》之文，我听说很久了。我实在不是吝惜自己的文章，只是怕它对宪直没有益处，所以惭愧而不敢拿出来。幸亏兄长明白地告诉我：如果宪直一定想得到它，那么向兄长您求取就够了，何必纷纷扰扰地来问我呢？古人相互询问和告诫，是凭借道而不是凭借文章；今人却完全不同。我私下考察进入道的途径，没有比辨别公私、义利更切近的了。静坐思考，念头一起，一天之中出于义和公的虽然很多，出于利和私的也不少，那么我不如古人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离我更远的人也可以知道了。舍弃这件事不治理，却想求学，就像放纵盗贼在家中行窃，却想使府库充盈，怎么可能做到呢？尧舜关于人心、道心的教诲，孔子的克制自己，孟子的扩充四端，都是这个道理。圣人之所以成为盛德之人，是因为他们的公心达到极致，义理能够贯彻到底。愚昧不肖的人不能有所作为，是因为本心被私欲和利念搅乱，无法自我克制。我们难道可以抛开这些而不思考吗？我前些日子生病而询问医生，医生说：还没有成病时可以治疗，已经成病后再医治有什么用？我起初很生气，后来想起他的话，大概是把医生当作讽刺来听，因此乐意把这件事告诉兄长。天下没有病的人有几个？有病而求医的人又有几个？医生肯把实情告诉人的，又有几个呢？我不是能够治病的人，只是患病以后才知道医生所说的道理。兄长您不是病人，而是能够医治他人疾病的人。如今的病，莫过于贪利而自私，所以我应当把这些话告诉您。最近写了一篇《易枝辞》，还没有成书，又没有人替我誊写，所以没有能奉上。跟随我游学的人都因为修筑城墙的劳役而散去了，我独自孤零零地居住，没有人可以托付笔墨，只好亲自写这封回信。与王脩徳八首 在金华时，每天接触当世名人，谈论时常常见到从未见过的道理，领悟从未知晓的事情，孜孜不倦地穷尽一整天，希望借此通达大道。假如心中快然有所得，写入文章，文章的好坏、可否，总有能辨正它的人，我心里实在以此为乐。客居数年，不吃肉却反而肥胖，姿态神情和情趣，自觉与众人很不相同。这并不是为了获得名誉才这样说。自从离开他们而独居，困顿隐伏在无人之境，来往的都是乡里同辈。我口头偶尔说些什么，他们尚且不能完全理解，何况写在书上，只要不迷惑、讥笑我，就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能有所发明呢？我常常自己叹息怜悯，恐怕终于委顿下去，再也不能振奋。于是以所受的创伤为戒，作为成人立身的归宿，每天读几卷古书，闭目深思，搔头徘徊，独自行走时心中追念古代圣贤君子的道术功业之盛，惭愧交集于心，仿佛无处容身。那些自身流于世俗、不能察识的人，却无端引我为誉，说我有文学、知晓古今，谀言充满耳朵，夸饰之辞装满书箧。他们对我的期望固然很厚，但与古人相比又如何呢？把这样的情形当作知我，当然不能说是爱护我，尤其不可如此。您见识高明而学习古道，托付知交已经很久了，不应当泛泛地把我和众人相比，只顾替我称说罢了。近来两次收到您的来信，都没有听到箴戒、指责和规劝的益处，反而只是虚妄地互相推奖。

译如果您真看到了值得敬畏的人，那么当今天下的求学者虽然不多，但像我这样浅陋怯弱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在内，您却急切地称许我，您究竟从我的什么地方取法呢？求学者的祸患，没有比自己缩小上天赋予自己的本性更严重的了。自己缩小天性的人便成为小人，善于发挥自己所做事情的人便成为大人。上天赋予我们的本性，难道竟是这样广大吗？二帝三王凭借它做君主，伊尹、周公凭借它做臣子，孔子、孟轲凭借它树立德行、把教诲流传万世，而我们竟把它当作末技浅智的资本，对上不能辅佐圣贤的光辉，对下不能帮助百姓达到治理安定；这是把自己的天性看小了，也太严重了，难道不是极其可悲吗？我虽然愚钝无才，但从早到晚急切追求、不敢停息的，也只是想保全上天赋予我的东西，把它全部施用于实际，并不只是满足于今天所能做到的程度。您不以我尚未达到的境界来责备我，反而妄加推许，这是把我抛弃，认为我不能继续向大道前进，难道是相知相爱的心意吗？然而世上想要尽忠的人，常常害怕别人拒绝而不肯接受；这不只是君臣之间，朋友之间也是如此。我自料不是拒绝别人意见的人，却曾私下奇怪韩愈以弘扬大道自任，却不能接受善言。张籍两封信中所讥刺的，可以说很直率；但韩愈反复替自己辩护，说这并不妨害大道，喜欢没有实际内容的议论，还责怪张籍说他像同浴之人讥笑赤身。其实过去虽然一同洗浴，如今能够讥刺他，就是已经觉悟过去的错误并善于改过了。既然他的话可以采用，我只须知道采用他的话就够了，何必还要追究他过去为什么这样做、当时为什么没有听从呢？韩愈喜欢谈论大道，却还不足以说真正懂得大道，是因为过于自信而不明白听取善言。以韩愈的贤能，千年之中也数不出几个人；他听从善言尚且不能果断实行，仍然会成为品德上的累赘，何况不如韩愈的人，难道可以不取法于别人吗？以我的才质，本来不敢妄议韩愈；但在听取意见、喜爱善行方面，我自认为超过了他。希望您明察这一点；发现我的缺失，就告诉我，使我由此得以听闻君子之道，彼此吟咏唱和、质疑问难，在空闲寂寞之地享受所得，难道不是天下的一大快事吗？听说您的兄长贵德要进京，我不敢把信交给纪善先生，请您在家信中替我转达心意。我的叔父在那里，近来有回信；请派一个子弟来侍奉他。我想亲自去一趟，但家里贫困、年成不好，不能立即动身，先附上一封信，烦请贵德兄转交，以安慰我的思念之心；幸望凭乡里情谊使信一定送到，这是我的愿望。处在这样的时代，遇到这样的事变，每每想到古人，就不由得感慨。士脩的病近来稍有减轻吗？这个方子有人试过，容易得到，也不费钱，而且药性平和，服用应当有效。您所说的纲目义例，我还没有拿到；找到后立即寄上。同您分别以后，我三次遇到服期亲、功服亲属的丧事。入夏以来得了下部疾病，近来又患痔疮，在悲忧呻吟中，早晚之间恍惚无聊。因此听说许君去世，虽然已经很久，却还没能赶去灵帐前吊祭，向亡友宣泄一点哀痛，以表达共同交游、彼此相好的情谊。江窑来人送到您的信和诗，情意言辞都深切动人。我哀悼这个人的不幸，感叹这个时代不能拥有这样的人，又担心他的名声湮没而无人传扬。您对亲爱之人的情义实在深厚。然而许君淳厚明达、修身清洁，如果没有您，又有谁会为他悲伤呢？我刚见到许君时，以为这样的人还可以多遇到。等到走遍天下，遇到四方士大夫，有的凭恃意气、卖弄才智来显示通达，有的苟且冒险、不知羞耻以自夸能干，有的炫耀纤细小技以向世人夸示；我这才知道，要从千百人中求得一两个像许君这样的人而不可得。于是知道许君是难得的人。士人不懂得大道已经很久，世人推崇仰慕的只是文章。文章是大道不能没有的表现，却不是大道本身。我深深厌恶、深深忧虑这一点。每次到许君那里，他总能启发我的心意；我们本可以共同讨论这件事，一同进到圣贤的门庭。可是上天突然夺走了他，我不知道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长寿富贵常常毫不吝惜地施给鄙陋庸俗之人，却总是同豪杰之士相争，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是因为众人从造物那里取得的东西少，所以生成他们容易；而所受禀赋大的人从造物那里取得得太多，因此上天有所不能承受，便自行将他们毁弃、隔绝、摧折吗？还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本性清明高朗，人世狭隘污浊，不能滋养他们，所以抛弃他们而不顾呢？然而天下出生的人数不胜数，古代流传后世的人也未必都是长寿富贵之人。这样看来，哪里知道世人今天所尊贵的不是后人所鄙贱的？今天长寿的人不是后人所说的夭折者？哪里知道今天卑贱的人不会在后世尊贵，当时早夭的人不会在万世长寿呢？从今天看今天，还不足以知道；从今天看古代，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古代流传下来的人，您认为都是凭自己成就的吗？其中也有因他人而更加显著的。李观、欧阳詹的文章，韩愈就曾极力称赞。欧阳詹的文章还没有脱离诙谐排偶的习气，李观颇有振奋激越之气，想要立论却不够雅正驯和，都不是足以名传当世的人。可是如今凡是读书的人，没有不知道尊重这两个人的，难道不是由于韩愈的缘故吗？苏轼认为秦少游奇异出众，我近来借到他的文集，虽然有可喜之处，却很浅近局促，没有深厚的意味；假如让他独立存在，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称扬，他未必能像今天这样显赫著名。不只是文章如此，即使有道德的士人也有这种情况。士人不能没有朋友，就是这样。如今许君值得敬重而令人畏服的地方，世人未必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他的诗，也未必真正理解他的诗。何况本来就有人不知道他能作诗呢？知不知道，对许君本人没有损益。有一个像许君这样的人却不能流传，是当世君子的耻辱。我私下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您反而拿这件事来勉励我，这是不是对我的期待太过分了？我十五六岁时，就妄自立志于这条大道，以为圣贤的事业可以仿效，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我沉没在流俗之中，对上不能超出才识，建立使天下太平的谋略，使百姓永久安康，接续已经断绝的周代传统；其次不能探究幽深、寻索精微，阐明天道、人道、性命的奥秘，以告诫后世；下不能使一乡一邑和谐一致，使乡里都称心如愿。我秉持耿介而守拙，动不动便同世俗相违；内心思量自己，茫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长处。您不来教导我，却无端称许我的美好；不以许君来激励我，却要我彰明宣扬许君的德行，我哪里敢承当呢？不过，有意于流传后世的人，多半未必能够流传；对世有益的人，也不求自己流传，而人们自然会传扬他。您姑且修养所学，孜孜不倦；我也愿意竭尽愚见，孜孜不倦。

译假使您的道能够光耀并施于世人，那么我也将依附着它而永远获得光彩，使后世知晓。又何必忧虑许君不能流传呢？《礼记》还请暂时留着；我曾惋惜它内容混杂、没有次序，又有许多混淆伪误，想替它重新确定编次，但因多病没有完成。旧文章的稿本，希望能全部让我看一遍；有错误的地方，请幸而告诉我。我有所知道的，也一定不敢隐瞒，这也是彼此互相增益的道理。不尽。承蒙您寄示几篇古赋和杂诗，赋中寄托的意味深远，具有楚人的音节；诗也有萧然出尘的韵致。我反复吟咏了好几天，欢喜得不能自胜。我过去只安居饱食，没有丝毫有益于事物的作为，却妄自不量，想搜集编纂本县的遗闻旧事，写成一部小书，对上彰明贤士君子的潜在德行，对下作为将来的劝勉，使后辈小子有所仰慕而行善。这大概只是承担古代闾师、党正的职责罢了，不敢妄自窃取褒贬的权柄，更不希望借此求得流传。古人能够流传后世，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的事迹足以流传，但文辞不能把它们表达出来，便不能流传；文辞和事迹相称了，而作者的道德言行又不足以取得世人的信任，那么即使流传，人们也不会相信。如今即使有卓然宏伟、令人欣喜的功绩，交给没有声名的人，用无人知晓的文辞写出，也恐怕最终归于湮没。何况在老成故旧衰落湮没之后，听说姓名的人不知道他们的事迹，谈论事迹的人又不能考察其真实性，却想取得无穷后世的信任，难道能够希望做到吗？因此我曾把其中的道理告诉兄长，久久没有写成书，原因就在这里。忠节、好友、笃行之人，我已经分别为他们作了传；其他有文学才华、地位显贵的人，如果想把他们析分为两类，那么他们的事迹虽有隐显不同，志向、品行、学术本来却没有太大差别。把做官的人称为仕宦显达，既不是尊重他们的办法；如果一概称作《儒林》，其中又有以政事著称的人。如今我不敢僭越地细加区别，统称为《先达列传》，只按时代分先后，而不把是否做官作为高下轻重的标准。私下认为这样大概可以不失次序，也没有压抑谁、抬高谁、舍弃谁、取用谁的嫌疑。至于治理县邑的官员，其中有施行惠政、使百姓受益的人，如陈长官、胡汲仲，也不能让他们的遗事日渐被忘掉，所以现在另立《良吏篇》安置他们。凡是姓名被吏民口头称道的人，都可以附带记载。可是宋朝几百年间，贤能的县令、县丞很多，后世却绝无传闻；过去记录地方风土的人全都舍弃而不记录，如今也没有根据来替他们立传。假使这些人都像洪忠宣那样，由此而登上显位、在天下建立名声功绩，本来就不需要借此流传；如果不幸官职只能止于此处，耗尽心思智力，希望在后世留下一个名声却又不能实现，难道不是可恨吗？前次问到的几位先生，不知曾经得到他们的事迹材料吗？只是宋末作文的人矫正陈腐的过失，喜欢用新奇说法扰乱事实；像您家的太常也未能避免这一点。近来访得太常和郑龙图的墓铭，甚至连官位也用别的名称替换，读起来实在不知道他们担任的是什么官职、做过什么事情。对于事情，只能看着它叹息罢了。文章作为文章，难道是把这类新奇当作美好吗？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文章对于求学者来说，是最浅近的事情；从大道来说，正不必追求新奇。只有阐发别人从未说过的道理，才可以称为新；不是众人的思虑所能达到的，才可以称为奇。比如孔子的《大传》，是自有圣人以来从未有过的；子思的《中庸》、孟子的七篇，是诸子以来从未有过的；周濂溪的《太极通书》、张载和二程的《西铭》《易传》，直到朱子的论著，也是经学解释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古代没有过，所以称为新奇，也许可以；可是圣贤难道是专门追求新奇吗？只是因为他们的道理明白、德行盛大，所说的话不得不高尚而美好罢了。因此，离开道德而追求文辞的人，都是圣贤所抛弃的。近来我哀悼自己年轻时狂妄荒谬，所喜好、所从事的不过是记诵和文辞；记诵不能广博，文辞不能工巧，于是又只得到其中最鄙陋的部分，因此空洞言语越来越多，完全没有自己所得的意味。我想彻底停止这些事，改用颜回、曾参用来修治自身的方法来修治自己的内心。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才觉察到自己从前的过错缺失反而更多了。如果不早早觉悟自己的错误，几乎就要老死在坛坛罐罐之间，同蚊虫一起消尽，却不知道天地日月的广大，实在令人深为恐惧。兄长您前一封信有‘求学没有头绪’的叹息，可见您求学十分笃实。近世浅陋的人，正是因为容易满足而自以为高明。还不能执笔写字，就已经排斥颜真卿、柳公权；还不知道晋人的书法，尚未能遣词造句，就已经称苏轼为‘阿轼’；对孔孟的书籍从未详细阅读，十天半月便指责程朱解经有错误，纷纷辩驳而不知惭愧。这种人，哪里还知道天地日月呢？我们应当深深以此为戒，寻求古人崇高宏大的境界而趋向它，这就可以了。我想说的话无穷无尽，如果不向兄长您倾诉，就没有地方倾诉了；然而不能详细说，只能大略说一二。林嘉猷在这里，安静笃实，令人喜爱；我不希望他专心于文辞，曾经严厉地同他谈过。这里的人也都知道应当趋向的方向，只是不知道最终会怎样罢了。近来鲍民瞻来此，他有志于求学，便让他暂且读《四书》，以端正根本；知道圣贤所说的要旨，自然就会懂得本末。乡里资质纯美的人并不少，只是不喜欢求学，所以没有办法同他们谈论。假使能有几十个人错落分布在一个县里，岂不是一件美事吗？有杂诗几首，写下来赠给嘉猷，风味出自您所寄来的茅栗，就像蹲鸱、黄独一类东西，不足以适口，但也许有一种无味之味。很久没有执笔，不能再写成完整的字句，只是姑且发出来博您一笑。

译前些时候说到在县城中偶然相逢，能够陪您坐谈，实在出乎意料。只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想要回去，不愿违背您的邀请，分别后立即启程，来不及到府上拜见，实在遗憾。听说孟清来后还停留在那里没有到达；在海上颇为渴望思念您。这位先生征求文章，把兄长您和文遇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恳切，难以推辞，于是随笔作了一篇序来答应他的心意，希望您看后指正。县志曾经修撰过，得到有关事迹的概略九篇，只有盐税、鱼税还不知道数目。兵事接连多年，数目应当向兵房中熟悉文案的人询问；如果有您耳目所及、可以询问的人，烦请代为询问。各人的传记分为忠义、孝友、笃行、贞节四类，都已经开头了；有可以收入的人，须请告诉我。县中前辈里尤其卓异的人，除公家所作的瓦全墓铭之外，是否还有行状？墓铭文字晦涩疏略，不足以考察他的生平始末。云壑的事迹，请向两位耆宿索取。同姓的菊田以诗闻名，不知是否有关于他的子孙和事实材料？此外，山南、樗园、愚可、学可兄弟以及应伯章诸位先生，都是当时有名的士人，如今都找不到他们的后人；谈起他们的遗事，令人感慨。希望您每遇到可以谈论的人，就逐一询问详情，再回复给我。富贵而湮没无闻的人不足以称道；像前面几位先生那样用心、怀抱远大期望，同世俗相隔悬殊，才值得记述。假使让他们同样归于湮没，难道不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吗？所以特意告诉您。不知您再次到县城时，是否还没有启程？张生想必已经离开了；我想写信给您的兄长先生，如果有方便的人，再烦请替我致意。张君。分别已久，承蒙来信，详细得知您侍奉亲人之余有很多闲暇，文业也安适顺利，哪有不感到欣慰的呢？又读到您寄示的悼念李观、乐生的诗，反复感慨叹息不止。我正在服丧之中，又多次遭遇期服、功服亲属的丧事；入夏以来患下部疾病，近来又被痔疮困扰。本想前往祭奠哭吊，以抒发这份情怀，最终没有实现。祭文写成已经很久了，恰好来人忽然索取书信，来不及抄录带去，只能等下次方便时再寄。韩愈、柳宗元的文集装订得非常整洁，感谢您。《礼记》还想继续看，我将奉还给您。听说您的兄长先生常有书信，不知近来已经远游燕地了吗？岁月容易过去，学业却看不出次第，心里很惭愧。有想说的话，请不要吝惜教导我。昨天躺着草草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大略抒发心中所怀；因来人行走很快，未能认真誊写，先写这些回复您。前一天偶然写成一首诗想寄给您，现在一并附上。不尽。昨天承蒙您寄示《同宿诗》，我反复吟咏了好几天，仿佛面对面相见，极大地安慰了我遥远思念的心。听说您有以桕烛施行的惠政，补济人们的匮乏，使短暂的光阴得以延续余光。蒙您惠及我的地方太多了。先前您的兄长进德，近来我为他草拟成一篇传记，自认为其中颇无愧色。希望您裁下一张纸寄给我，我将替他写去。嘉猷的尊父已经下葬，我来不及写墓志；现在替他作一篇墓表，让它揭示在墓上，也可以请您裁一张纸寄来，字数都在一千字左右；纸张字少而有余也没有关系。赵伯钦的信现在附上。所得的信说了什么，也可以给我看看吗？新年想去拜访亲家和士友，像嘉猷一类想见我的人，不必屈尊前来，只要写信告诉我想说的话就可以。方便时请详细写来，不要怪罪我，幸甚。我的疾病仍未停止，又没有肩舆，无法握手同您告别，这份郁闷之情，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在您的兄长先生那里，奉上一小册书。书中山人、处士的话，是可以为孟子所说的敬王之道而设的，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这部书出自我手。恳切拜托，恳切拜托！相隔数千里，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赠礼，深以为惭愧。途中有闲暇时，希望多次附信给我，以安慰我远远悬望的心。答上清张真人 我年轻时听说汉代天师的美好声望，肃然惊叹，想见到他的子孙，以考察其福泽究竟从哪里来。成年后游历京师，东南士人常常传来文章书札，我一看便能辨识，说：‘这不是超越尘俗之外、遗弃世俗而独立、与造化同伍的人，不能达到的境界。’因此在几年前京城寓所中，周赞礼、孟启拿着您所画的便面来，传达您的雅意，征求我的拙文；我当时就仿佛知道您是值得交谈的人，追想往日的心愿，因而没有推辞替您写了文章。然而我所学习的和您的专长不同，所趋向的境界也不同，惭愧自己不足以有所发明。天台人来访，忽然承蒙收到您去年屈尊寄来的书信；信中叙述往昔，文辞意趣宏大幽深，并且说明您所存之道。我反复展开诵读，幽深得仿佛听到鸾凤的声音，灿烂得仿佛看见庆云的光辉；肃然之间又仿佛在神明的庭院、广阔无边的原野上同您交谈欢笑，竟不知道彼此相隔数千里之远。我曾私下哀叹世道衰落、道术分离，谈论道德的人都失去了根本。老子的教化到了汉代才兴盛起来，然而它的本意也已经同最初大不相同了。何况到了如今，又过了一千年，这其中变迁盛衰的端绪，哪里说得尽呢？在这种情况下却能独自觉悟其中的本意，奋发振作而回归本真，像您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超出世俗的资质，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过去所期望的，如今竟然实现了，所得到的实在很多。只是我的资质器识鄙陋，又困于多病，闻道的日子很浅，无从使自己达到崇高奇特的境界，在您的门下承受绪余之论。然而您如今正凝神静养，虚心守静，以求长久观察这个世界；而我的年龄、志向和精力还在不断进步，日后或许终于能够相逢，握手相视，各自谈论所听闻的道理，用来比较异同与得失，那时也还不算晚。春日和畅，您的道体如何？山中有许多高人隐士，无缘拜见，只能徒然倾心向往而已。《逊志斋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译《逊志斋集》卷十　　　　　明 方孝孺 撰书 《与采苓先生二首》我的资质性情愚钝，学习不专心勤奋，行为举止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您没有察觉这些，反而过分地赏识我，把我列在宾客之中，置于子弟之上，让我把自己所听闻、所知道的道理推求出来，用来训诫告知您。用我所不能做到的事来教诲我，向我询问我并不具备的东西，待我超过我所能期待的程度，给予我的恩惠又违背我的安分本心。您的恩赐虽然很大，我的惭愧也很深。自从辞谢拜谢以来，心中十分不安，片刻也未曾安宁。然而我私下听说，古代君子受到别人的施予，便想着用什么来报答；有时用玉帛、皮币，有时用牲畜、酒醴，一定要使礼物相称。如果还有所不足，就再用言语来补足。我贫穷，不能用前面那些东西报答；而且这些物品，也是当今世上常有而人们厌见的东西，也不敢把它们当作礼物。唯独言语方面，我曾经向古人寻求，并在心中有所领会；即使这是您自己已经知道的道理，然而古代诸侯、大夫相互宴饮时，赋诗来表达心意，都取用世俗传诵熟习的旧话，似乎也不必嫌疑于明知而不说。请允许我试着说一说，您来选择其中可取的，可以吗？天下百姓以百万计，因义行而受到旌表显扬的，只有一家。当时公卿以上的人，很少能够世代保持他们的德行，而如今已经三百年了，却一点也没有衰落，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大概是积累培植的功效深厚长远，声誉日益隆盛，必然有所根基；而它的衰败变化，也必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治理家业的人不能依赖长久安定的根基，却要警惕那些近似于渐渐发生、从未然走向将然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想要达到而尚未达到的状态，是众人所忽略而君子深切忧虑的。因此，能把危险看作危险的人常常安定，把安定视作理所当然的人常常危险；把侥幸当作忧患的人常常快乐，只顾享受眼前快乐的人必然忧愁。您的家族可以说十分兴盛了，别人本来都安享快乐地看待它，以为没有忧患；但作为后继者，难道可以不考虑这种渐变并加以警戒吗？人没有不说要行善的，但善不能只停留在空话上，必须表现在事情中，然后才能惠及万物。人没有不说要行义的，但义不能只偶尔实行，必须每日修习，然后才能成为世人的法则。假使全家人的耳目都受到这种熏染，家家听到、处处看见，并且勤勉不懈，像唯恐赶不上似的，若不是您带头做起，又是谁造成的呢？您年高而性情醇厚，又有令弟辅佐，本来不应取用我的话；但请允许我为您诵读周文王的诗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养他的德行；永远想着配合天命，自己求取更多福禄。’用这番话报答您的恩赐，可以吗？不可以。如今在您门墙之间游处的宾客，大多以谄媚的言辞、卑屈的脸色取悦为务，很少有人向您进献忠诚亲爱的言语。我曾登堂而望见您的内室，长久以来蒙受您的知遇，知道您的爱护也很深，所以不敢卑琐地把自己疏远在外，和众人的情形一样；因此冒昧把自己所听闻的献给您。至于是否值得听取，就由您自己选择了。太常经历仲瞻三尊丈，我仰慕敬意也与此相同，所以不另写一幅书信。请代我向诸位令弟一一问候致谢。道路虽远，将来当设法相见。恭敬地希望您以道自重，不再一一陈说。尊使来访，恭敬地得知您家政修治有序，您的福祉得到上天保佑，福气很多，我深感欣慰。我鄙陋无能，过去曾有幸列在您的末席，您过分的爱护眷顾使我感激深重，片刻也无法忘怀。回到家以来，道路遥远阻隔，人事又多变故，庆贺吊问的心意缺失而没有实行，所获罪过实在深了。如今您不但不责怪我的疏慢，反而因为祖母归来，屈尊赐下亲笔书信，并且把美好的恩惠一同托使者带来，我惶恐不安，不知所措。道路虽然遥远，情意却很殷切，我不敢坚决推辞，只好厚着脸皮恭敬接受，惭愧超过了感激。您年高德厚，主持家政；一家之中，英才异能之士如同云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呢？可是您的书信措辞却仿佛忘记了彼此疏远，使我也有机会说话。江海那样广大，却取用蹄涔之水，哪里容得下我的插嘴呢？然而喜欢询问、采用中道，即使圣人也是如此，您不遗弃我，本来也是应该的。家国的盛衰，人人都知道根本在于天命，而古人认为天命是可以祈求的。我年少时读书，不明白其中的意思；看了您的家族，才知道确实如此。浦阳是方圆百里的县邑，从前富盛得超过封君的人家很多，如今都不复存在了，只有您的门第仍然屹立在衰败的洪流之中，不随时俗而变化。从前我曾游历废墟残址，向老人询问并探求它们衰败的原因，他们不是说骄奢纵肆，就是说虐待百姓来扩充自己的产业。等到考察您的家族，发现家人群居时有礼，面对财物时有义，抚育众人时有恩惠，培养人才时有学问，所以时间越久越昌盛，延续下去也更加长久。即使接近灾祸患难，上天最终也不忍心违弃它。上天并不是偏爱您家，而是人事在下方修治得好；上天即使想不顺从，也不能不顺从。然而事奉上天的人，不应依赖上天不违背我，而应依赖自己能够与天意相合。天生养人，没有不希望他们成就而且兴盛的；可是人有富贵贫贱的差别，是形势发展到那里，天也无法控制罢了。形势虽无法控制，天心难道曾有片刻忘记过吗？假使有余裕的人补助不足的人，我想上天一定会喜悦；人们处境艰难危险却不加救助，我想上天一定会发怒。您家旧有的制度中，有不收利息的谷物借贷；看见穷困至死而无归宿的人，便收敛安葬；有贫困而没有财物的人，便加以救济；有愿意求学而力量不足的人，便为他们提供老师。这几件事都是上天所喜悦的，若逐渐修复，使贫乏者有所依靠，用来祈求上天延长福命，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将来可以看见您家族更加昌盛、延续长久，不只是像今天这样而已。您考察事理精深广博，这些话都是寻常道理，并不是什么高深的议论。但浅近的话也必须察考，本来就是君子不应弃置的。只希望您宽恕我的冒昧妄言，体察我的诚意，那就是万幸了。《与讷斋先生》

译承蒙赐信并惠赠礼物，恭敬地得知义门曾遭遇意外灾祸，接着又蒙受非同寻常的恩泽，惊异与欢喜一同到来。读您的书信，仿佛亲自听到您的谈话；信辞恳切悲痛，首先彰显国恩，其次叙述先人的美德。这种仁义之情的舒展，如果不是内心积累得深厚，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地步？只是斯文命运不佳，我们的太常丈忽然厌弃人世；道路艰难险阻，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疾病长期沉重，无法前往尽哀痛哭一场，实在不胜悲痛仰慕。恭敬地想，您友爱敬重之情深厚，叔车孝顺亲爱的诚意真挚；时光飞逝，追念感伤何时能穷尽？然而在当今世上，要找声名完美、德行无亏、始终清正、文章博学而可以流传后世，像太常公这样的人，绝不可能再得到。这难道是会随世俗而泯灭的人吗？想到这里，姑且稍稍得到安慰。我卧病呻吟，写成一篇文章，派人带去在朔日祭奠时，命祝史在灵座前诵读，用来发泄对他的哀痛。絮酒炙鸡，恐怕不够洁净，便不再带上。太常公或许会享用这份诚意吗？《来德堂叙事》已经写得很有文采，何况是自己记述先祖遗事，必定可以传示后代。我方孝孺即使续写在它后面，又能有什么新的阐发？如果因为曾经登临此堂，认为应当有所记述，那么一定要先得到前记来阅读，才可以动笔。壮年难以依恃，忽然之间将要老去，真如来信所说，反复感叹，夜里再也睡不着。然而道的通达或闭塞，实在由上天决定，又能说什么呢？假使上天还不想使斯文坠落，那么我们这些人即使不能在天下立足，也将会在空言中有所见解，不能被当今听闻，也会留待后世；假使这两者都无法得到，仍然应当修饰自身、勉励德行，把善行留给子孙，使百年之后乡里称为善人，决不敢在流俗中自我污损，以毁坏先父、先师的训诫。只希望您笃实求学、努力实践，这正是我内心敬重畏服的地方；愿您更加把继承道统视为自己的责任，与诸位兄弟同心专志，使义门昌盛于百世，使先德显扬于天下，以符合圣朝深厚的崇奖与恩典。道若能在一家实行，也就如同在邦国实行一样，何必担忧无法在世上显现自己呢？采苓先生来信道贺，想来已经返回半轩。释斋仲瞻以及诸位长者都十分康健。我因病势发作，不能一一写信问候起居，幸望替我转达区区心意。分别远隔已久，想要相见的心情胜过饥渴。冬日寒冷，千万倍加自爱。《答郑仲辩二首》从前我与您相处时，不自量才德浅薄，私下想勉励人舍弃所爱，踏入自己最害怕的境地，去赴太史公的灾难；举止谋划粗疏阔略，事情最终没有成功，成为世俗的笑柄，世人嘲笑我确实是应该的。然而我的内心难道有什么私图吗？您在众人哄笑之时，唯独像怜悯我的苦心勤勉一样，从言语神色中表现出慰劳勉励之意，这种志向本来已经很卓越了。所谋划的事情既然没有成功，我又逃避灾祸、畏惧事端，不能为太史公洗刷冤屈、彰明德行，在殿阶之前显扬他的忠诚，这都是我不肖无能的罪过，您是知道的。分别回家以后，事情横生变故，我在东西之间奔波逃散，连自救都来不及，显【缺】听闻了吗？不能判定它是真是假；要相信它，又有不能忍心的地方，抛弃不说，传播的人却越来越多。每想到这里，我便仰屋悲叹，不知不觉涕泪交错流到面颊。今年春天本想去浦阳，但家叔被别人所防害，颠覆了他的家业，祖母也在其中，我徬徨随行侍奉，共计五个月。程天之也因为祖母归来，经过钱塘，与浦阳相近，想搭船前往一次，但不能违背祖母身边而离去。自从回到家中，心里难道曾有片刻忘记过吗？我受知遇、受教诲最为深厚，而报答之心却最无从发挥，这样说来，我得罪君子的罪过确实成立了。陈里回来，才承接到您的惠言；您称许我所存的心志，奖掖我所达到的程度，并且把长远而持久的事情托付给我。读信之后悲怆不已，惭愧更加深重。凡是需要依赖外在条件的人，都是自身有所不足。要依靠粉黛装饰才美丽的，不是西子的容貌；要依靠磨砺才锋利的，不是莫邪之剑。德行盛美的人，难道还要等待言语称誉之后，才获得世人的信任吗？像太史公所积蓄的学问和论述，巍峨浩大，自然可以与百代相抗衡，本来已经传遍天下人的口中，流布到四夷之外了。后来遭到诽谤、被弃置压抑而未能伸展，只要知道长久之后自然会显现，又何必急切求取一时的效果呢？像我这样愚陋的人，幸而没有被世人鄙视，只是因为曾经列在子弟之中罢了。您不知道我从太史公那里得到的资益，却说太史公要等后世死者才能显扬；这样一来，哪里在于我能够显扬太史公呢？然而文章不能不流传，祭祀不能没有主持，这件事我心中存念已久，遇到时机，终究会把太史公的道理向上天申明。太史公的心志果真不能显白吗？这也在于天命。天命决定之后还要靠人为，必定有人承担；不在我，就在您；您不承担，就在同门之士，又何必忧虑它不能流传呢？况且我过去曾经记载过太史公的言行，但记载只是末节。古代贤士因弟子而更加显著的，如王仲淹之于房杜，王魏穆脩、种放之于邵尧夫。弟子扩充它，使之更加广大；举扬它，使之更加崇高，使人考察他们的功业学术，便知道他们老师所蕴含的学问。因此老师不可以没有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敬老师。太史公对我的寄望，是古人的心意；但我难道是那样的人吗？即使如此，上天或许还没有断绝这条道，使昏昧的人能够有所知晓，深入考察遗留下来的论说，辅助成就既有的学说，进而施用于他人，退而完成于自身。从今以后，我若稍稍有所成就，便与您相互往来，讲习切磋，自称门下弟子，以此显明自己的来由，这大概就不会辜负太史公的知遇了吧？也大概可以稍稍报答太史公万分之一了吧？希望您幸而给予我教诲，不要只称赞我可称许的地方，却不督促我尚未达到的地方。

译去年王仲缙到了蜀地，承蒙他写信告诉我，近来读佛书，急切地想借此排遣内心。我对此表示怀疑，以为只是戏言。等到我入朝到京师，在一初那里见到他往来的书信，援引佛氏之说非常详细，对佛教的向慕也极其深厚，这才知道您果然已经归入佛门。儒者之道，内在有父子、君臣以及亲亲、长幼的伦理，外在有《诗》《书》《礼》《乐》、制度文章的美善。大的方面用它治理天下，小的方面用它治理一家，秩序井然，各有法则；充沛完备，不需要依赖外物。近处可以复归本性、端正内心，扩展开来可以穷究万物、探求事理，以至于推究道的本源而达到天命，顺循万物的法则而通达上天。它的事务简要而不繁琐，它的学说真实而不虚妄。君子遵循它，便达到圣贤境界；众人学习它，便达到君子境界；没有舍弃它而另求他途还能有所收获的。您学习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一旦抛弃平素所习而沉溺于佛氏的言论呢？假如认为佛氏关于人伦的美善值得羡慕，那么佛教对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节义一概没有，未见它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假如认为佛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值得喜爱，那么佛氏的学说必定不会超过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格言大训，也未见它有什么值得喜爱的。假如想用佛教来治理心性，那必定不如我们圣人的道理完备。假如想用它治理家庭和国家，那么佛教本来就把自己抛置在人伦世故之外，未见它可以用来治理家国。因此世上那些喜好佛教的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心中究竟存着什么。假使抛弃儒学而跟从佛教，果真能够成佛，仍然免不了迷惑妄诞、背叛教义的罪过；何况学习佛教的人本来就忙忙碌碌地活着，昏昏沉沉地死去，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所谓的道吗？以您的明智笃厚，不在我们的道理上有所收获，反而回头奔向佛教，不也奇怪吗？您学习佛说，果真出于诚心吗？还是姑且因为世俗喜欢它，我也跟着喜欢它，以取得庸众的喜悦呢？如果是后者，就是自欺，不可以；如果是前者，奉行它的学说就必须服从它的教法，必须抛弃夫妇、父子、兄弟的伦理，必须剃发穿黑衣，必须饮水食草，然后才可以；不能这样，就是口头诵说佛书而身体违背它，表面喜欢它的学说而内心并不诚实，也不可以。既然不学习佛氏之说，对于我们的道本来没有什么不足；学习它而不诚实，是自欺，不仅得罪于我们的道，反而还得罪于佛，又有什么可取而要去做呢？近世跟从佛氏的人很多，却没有人因此得到福报。有一个人，我当初认识他时，他颇为喜好佛教。那个儒者后来著书，辅佐佛氏、斥责儒学，最终死于祸患。推究这个人仰慕佛氏，是希望得到福报；福报没有得到，灾祸反而降临自身，这实在难以明白。难道不是因为不诚实，甚至自我欺骗，所以没有得到福佑，反而获罪于天吗？福祸报应，本不是儒者所讨论的；我只是怜悯他想求福却反而招致灾祸，也可作为那些不守正道而妄求之人的警戒。推想您的见识高卓而深通道理，难道真会像世俗中求福的那些人一样吗？世上的儒者，正当年壮气盛、锐意进取时，奔逐于声名利益，运用心智，只怕技艺不精，只怕不能奇异。等到五六十岁，经历忧患而困顿，回头看将来的日子渐渐短少，感伤往事可悔，于是阅读佛氏空寂的学说，觉得正合自己的内心，便委身其中而从事佛教。认为最明达、最值得快乐的，没有比佛书更好的了。即使过去那些气概雄视天下、文章冠绝百代的贤豪，如苏子瞻诸公，也不能免于此；后人受到习俗影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还说以前人的智慧、见识和才气尚且认为佛教值得羡慕而归依，何况远不及他们万分之一的人，难道可以不从佛教吗？然而从道理看来，凡是羡慕佛教的人，都是没有在儒道上有所收获的人。吃惯了精美肉食的人，不会羡慕糠粥；安居在高大房屋中的人，不会羡慕茅草覆盖的房舍。假使在圣人的深奥道理上有所领会，那种快乐是无法穷尽的；穷困与通达、得意与失意、死亡与生存的变化来到面前，都把它看作如同昼夜更替一样平常，又有什么能动摇心意呢？何必一定要从事佛教，才可以超脱形骸、看轻外物的牵累呢？舍弃可以达到的境界而不去追求，反而攀援未必能够得到的东西去追求，既是自我欺骗，又背叛我们的道理，没有比这更迷惑的了。从前我与您讨论这个道理时，我年方二十三岁，已经知道我们的道理富足有余，不需要依赖外物。当时不了解的人很多，私下嘲笑我。到如今十五年过去，更加觉得圣人的训诫并没有欺骗我，而天下各种道术果然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它。我每次看见有人流入异端，便同他们辩论；并不是喜好辩论，而是怜悯人们陷入迷乱，想把他们从安稳平坦的道路上救出来，确实不自知自己考虑得过分。因此信奉佛教的人大多不喜欢我。我本来期望与您共同推进这件事，来捍卫圣人的教化，哪里想到您却对佛教有所羡慕呢？如今有人说，路上的人掉进井里，虽然怜悯他，却未必会徘徊奔走、想办法救他；听说至亲且贤德的人掉进井里，便顾不上吃饭休息，狂呼号叫地想把他救出来。这是因为亲爱之情啊。我与您交往已久，而且您德行器识宏大深厚，是朋友中难得一遇的人，我哪里能够只停留在言语上而不把这些告诉您呢？我今年三十七岁，您应当已经六十岁了。我们分别十多年，相隔万余里之远；假使您所仰慕的佛教确实得其正道，我将会有所帮助并辅佐您，又怎么敢违逆您的盛意而招致不谦让的责备呢？大概是因为实在有不得已的原因。料想您贤明，一定能够体察，也不至于深深发怒而马上绝交。数百年的礼义之家，如今您已成为年高有德的长者，应当慎重对待学术，以此表率激励后辈；这不只是我的期望，也是整个世人的期望。我守着一个官职，对世间教化没有丝毫补益；近来头发已经出现白发，脸上也有皱纹，筋力渐渐衰退，饮酒不敢像从前那样了，只是自己觉得过失还很多，每逢应对事情之后，常常后悔；凭借这一点，我还颇以为自己可以继续进步，只是不知道上天将如何安排我罢了。如果您有什么新的见闻，幸望赶快拿来教诲我，这也就是报答您的方法。《与郑叔度八首》

译叔度十三兄足下：和您相处时，虽然知道您爱护、敬重、推许我，却还不知道您是世间难得一遇的人。等到分别以后，我隐居在田野之间，穿戴衣冠来登门的人每天不断，却没有一个可以同我交谈，这才知道像您这样的人，是隔世才有的奇才，不是这个世上通常能够有的。我竟然能够与您成为朋友，难道不是幸运吗？世道的弊病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年老的人已经死去，年轻而壮盛的人又不知道有经术，只是忙忙碌碌地追逐利益，彼此夸耀世俗所称许的才能。听说有好学的人，便讥笑排斥，说他迂腐迷惑。人家很少收藏书籍，五经四书尚且破损残缺而不全。加上郡县官吏搜刮猎取，早晚窥伺，蓄牧、种植所得，先拿去贿赂官吏供自己享用，剩下的才归自己；即使这样还担心不得安稳，因此完整的书籍更加少了。我虽然有志于从事学问，也无法实现，不只是风俗造成的。看到这种情形，我更加悲伤而不快。侍奉长辈之余，虽然常常用古书来磨炼洗濯自己，但遇到违背心意、难以理解的地方，想找老师朋友讲解却见不到人，便低头叹息，在庭院中独自行走，饿了也不想吃饭，到了晚上也不知道睡觉。您说我有片刻的快乐吗？人的至亲没有超过父亲、兄长和宗族的；我虽然早年失去父亲，但祖母、叔父、伯父、兄弟本来都在，每天处在他们中间，应该有足以快乐的事情，可您却说我常常不快乐，人们将会认为我不近人情了。然而我的内心，您是最熟悉的。我的资质顽钝鄙陋，不能和别人相比。年少时，邻里看见我沉溺于学习，多半指指点点，认为我迂腐，即使姻亲相连、关系亲近的人也都如此。唯独父亲看出我的奇特，认为我可以教导。等到父亲出任外地官职，便带着我随行；我愚拙中有所著述，他多半拿出来给别人看，称赞我如同同辈。父亲的意思，是自以为大概可以看见我有所成就。不幸父亲突然弃世而死，我日夜痛恨，恐怕最终一事无成，流于庸人，从而损害父亲的明察，因此想着奋发自立、建立名声，以在后世显现自己。退下来深思，想到祖母还在，叔父、伯父、兄长都可以奉养她。儿子想继承父亲遗业，显扬先人的名声，是祖母所喜爱的，也是叔父、伯父、兄长所希望的，我怎么敢推辞退让呢？于是勉励自己从事学习。求学的人除了婺地没有别处可去，所以来到您的乡里。向太史公求学以后，才知道求学之道广大；听到太史公的言论以后，才知道天下有伟大的人。唉！太史公爱护我，您是知道的；太史公了解我，只有我自己知道。即使号称了解我的人，也都不了解。太史公曾对我说，圣贤之道对我的处置和期待极其深厚。我虽然不是那种人，但颇能辨识进退，知道应当喜好什么，怎么敢轻忽呢？唉，知人，是天下最难的事；了解自己，更是古人所看重的。我曾经奇怪，凭魏舒那样的贤能，凭他叔父识人的明察，却终身不能了解魏舒，使他去看守水碓。那个人怀有辅佐宰相的才干，而他的叔父每天同他接触，他的容貌、言辞、声气，难道没有一点异于常人之处吗？尚且不能识别他，那么俊杰之士不为常人所知，也就很明显了。只是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察觉罢了。普通人总是很多，有智慧的人总是很少。在世间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并且在众人的嘲笑中爱护赏识他，哪里能不感到欣喜呢？古人重视知己，确实是有道理的。我对于太史公，即使想不思念他，难道做得到吗？彼此相处时快乐，彼此隔绝时悲伤，说这不是人之常情，可以吗？只有您知道这一点。您对待我，即使是兄弟，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对您也没有什么不尽心尽意的。然而凭我的愚陋，对您又有什么益处呢？而您给予我的恩惠，却已经很多了。我曾认为，辞令和奔走，并不是报答朋友的方法；所以受到别人的恩惠，从不只用言语道谢，只是存记在心，继之以不忘；等到有所成就，报答便没有穷尽。这是我固陋的私见，您认为对吗？您淳厚明达、慈爱善良，有君子的器度，又笃实求学而不知疲倦；您要达到古人的境界，还有什么能够阻挡呢？希望您更加用心，以实现人们对您的期望。我近来辨正《周礼》，刚刚写成书，想修订本邑先达的事迹，编成行状人物记，但没有人相助，恐怕不容易采集记录。相见应当在明年；久未相见，太史公的动静也派人送信告知，姑且写下这一两句话。虽然还有很多不能尽述。承蒙您表达心意，过分称赞我的文章有值得观览之处，我惭愧了整日，不能自我解脱。并不是要谬误地违逆您的盛意、羞辱您的知己之情，只是我的私心与此有所不同，郁结在心而无法发出，没有什么可以回答您的一笑，所以冒昧略说其中一二。我听说古人从来没有把写文章当作学习。唐、虞、夏、商时代久远，无法详考；然而从《诗》《书》数十篇中看，记载四代功德的内容，本来就像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到了周代，制作完备，孔子称赞它的文章，只是说它礼乐、典章制度的盛大。因此《雅》《颂》所陈述的，《诰》《命》所记载的，《易》《礼》所论述的，突然而高峻，深沉而幽远，光明而显著，纵横舒展而平易正直端庄宏大，这才叫作文章。难道是有意这样写成的吗？譬如登上泰山之巅，眼睛所能看到的极远处，水是江、汉、淮、泗，山是鳬、峄、龟、蒙；周、秦、齐、鲁、滕、薛、梁、郑、卫、赵、韩、魏等地，人口的多寡、土地的广狭，全都已经在心中，所以说出来不会虚妄，别人来问没有不知道的。乡野水泽中的人，登上几丈高的小丘眺望，所看见的不过是东边的田间小路、北边的田间小路，以及鸡犬牛羊；他便逞强卖弄聪明，拿这些去同人谈论，终究不能通畅周达、自然适切。为什么呢？因为所见的高下不同。所以人有没有得道，文章又怎么会不与此相同呢？自汉代以来，天下没有不学习写文章的。像司马相如、扬雄，也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人，但他们缺乏见识，已经到了极点。屈原的《离骚》，忧虑世事、愤懑悲伤，呼告上天、指斥鬼神，陈述自身的言辞，长短舒展纵横，抑扬开合，辩说诡异错杂而形成文采；这些全都出自极为真挚、忠厚、耿介、纯洁的本性，得到了《诗经》作者的意义。然而他只是努力使忠诚的感情通达、志向表达出来，并不是拘束地执笔凝神思考而写成。到了他的后继者，渐渐失去了老师的本意，流于淫靡；司马相如、扬雄又羡慕仿效这种风格，穷尽幽深、探极遥远，搜罗艰深的字，堆积起来形成句子。他们的意思不过几十句话，却铺衍成浮泛漫长、瑰丽怪诞的辞句，多达数千言，用来显示自己的博学。至于要寻找其中合乎道理的内容，想找一句话也不可得。他们同水泽中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从此以后，学者辗转承袭仿效，不只辞赋如此，文章也都如此。到了晋、宋以后，文章萎弱浅陋，再也不值得诵读了。人们都把过错归于六朝，又哪里知道其实是司马相如一类人首先造成了这场祸患呢？假如不是唐代韩愈洗涤磨砺文章，努力去除这种弊病，文章几乎很难再谈了。

译我年轻时读韩氏文章，认为他的文辞很高妙，但又颇为遗憾他没有完全合于圣人之道。他虽然排斥佛、老超过同时代的人，但用心处世、树立行为，有时却多有违背规矩之处。我估量自己不能进入颜回、孟子的境界，会被贤者指责嘲笑，于是把自己看作文人，内心稍稍轻视这种道路。从童年起，我就常常发誓要戒惕自己，认为即使不容易达到孔子的堂奥，但颜回、孟子的事业都是我所愿意学习的。假如沿着他们的道路，望见他们的居处，哪里会有不能到达的呢？又因为想知道古人的道理，就必须认识古人的文字，所以时常学习章句；凡是有所感触，也偶尔把它写出来。我的用意在于阐明这个道理，不是为了写文章。您却过分称赞我的文章值得观览，这正是我深深害怕而不敢承当的。即便如此，您看见其中可取之处而加以称赞，正是爱护我到了极点，希望我有所成就、建立名声，哪里有错呢？只是失误在我罢了。我承受父亲遗留下来的身体已经二十二年，学问虽然没有达到理想，但领会其中意味也已经有几年了。然而身体不能实行它，口头不能把它传告出来，却只是徒然借纸笔写作，难道合适吗？您却以文章来称许我。我从今以后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吗？人若不出生也就罢了，既然出生却不能使君主达到唐虞之治，不能使自身达到伊尹、周公的境界，不能宣明天地的精义、端正人民的纲纪；退一步说，不能改善一代的风俗，不能把这个道理揭示到无穷无尽，却偷偷在文字之间求取名声，承受讥讽污辱，还被加上‘文士’的称号，这难道不是羞辱圣贤、辜负七尺之躯吗？我年纪还不算老，又受到君子的教诲，自认为不到这个地步就不会停止；但同辈之中没有谁可以同我谈论这些。您明达敏慧，竟肯屈尊做我的朋友，这正是我希望得到而一直未能得到的。道理中有可以说的却不说，又怎么能显出我的愚陋心意呢？希望把心中所想全部说尽，不知不觉近于夸大，只希望您谅解，不要责怪。我的禀性愚直耿介，处在时俗之中，看见人们侧媚互相谄谀，常常愤懑而不愿同他们交谈。我诵读古人的书，探求其中的道理，每每感慨叹息：哪里才能得到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做朋友呢？过去我曾游历天下，奔走三四千里，经过五六年，饮酒娱乐、软语闲谈、以美丽言辞交欢解闷的朋友并不少；然而我并不喜欢这样。近来幸得上天赐予机会，能够同吾兄结交。兄长不因我的愚陋而轻视我，反而爱护我。假如只是徒然爱护我，却听不到规劝，不能使我受到警诫，又同过去那些爱护我的人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先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告诉吾兄。过了十多天却没有承接到您的教诲，我深感疑惑，心想吾兄难道鄙视我而不答复吗？如今忽然承蒙您赐信，陈述我尚未明白的地方，启发我未能达到的地方，并且恳切地督促教诲我。这本来正是我从前希望得到却没有得到的东西，却一旦在吾兄这里看到了。唉，古代的朋友正是如此啊！我哪里配承当呢？然而其中有些并非我所听闻的，假如默默不再回答，就是辜负吾兄的情义，也无法发泄自己的固陋之心，所以不能就此停止。古人做学问，只是要明白他们的道理；不得已之后才有言语。说话是担心道理不能流传，不得已之后才有文章。道充实于自身，行为体现于言语；言语没有留下痕迹，所以借助文章把它发露出来。伏羲的八卦，唐、虞、三代的典籍，商、周十二国的诗，孔子的《春秋》，都是这样，并不是为了写文章，而是因为这条道理没有被阐明。孔子去世以后，诸子才各自著书，多的有一百多篇，少的有几十篇。虽然未必都出于圣人之道，但也各自阐明他们所谓的道理，难道是为了写文章吗？所以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孟子也说：‘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由此可知，这不是摹仿言语来写世俗所谓的文章。孔门中以文学著称的，如子游、子夏，都明白圣人之道，通晓礼乐、典章制度的奥妙，从来没有学习写文章。【缺误】子游、子夏的学问，如果让当今所谓的子游、子夏来做，他们所著的究竟是什么书呢？用《易经》所谓修饰文辞、树立诚信的道理，来比喻世上学习写文章的人，吾兄难道还没有察觉吗？况且我前一封信取屈原的《离骚》为例，虽然其中有许多悲愤诡异的言辞，但最终都出于忧国爱君之意，而且是纵情而作，并非像司马相如、扬雄一流夸耀富丽艳美、眩惑耳目、穷尽文采而写成，用来迷惑世人。司马相如、扬雄的《上林赋》《羽猎赋》，即使文辞意义猛烈华美，也曾不足以望其毫发；而作于【阙】实在是用来招致祸患的，这正是前人曾经说过的不可改变的见解。吾兄厌恶这些话出自我口中而加以非难，大概不是我敢于预料的。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理的。我难道说自己能够做到吗？我所忧虑的是，秦、汉以来这条道理没有得到阐明，读书人把文章当作职业，只要能握笔在一张纸上写字，便能在一时之间扬名，就自负起来，认为圣人之学不过如此。如今从汉代以来直到五代的文章都在那里，吾兄试着看一看，真正能够阐明道理的，究竟是哪家的文章呢？把它们说成承载道理的文章，可以吗？只有唐代的韩愈稍稍知道其中的大体，却不能彻底探究根本，所以他的文章也没有都出于正道；因此我私下稍稍轻视他，而愿意学习孔子，也并不过分。假使汉代以来的文章都能不违背道理，我哪里敢称赞它们呢？如今文章所承载的，不是谄媚死者以求取其财物，就是讨好有权势、有气势的贵人，以求使自己显达；寻求其中对世间有益的文章，十篇中也没有一两篇。文章与道理彼此割裂、毫不相连，像这样怎么能称为文章呢？我之所以害怕‘文士’这个名号而躲避它，是想阐明这个道理，担心以写文章为务反而招来世俗的鄙陋。道是根，文章是枝；道是油膏，文章是火焰。油膏没有增加而火焰却伸长，根本不壮大而枝叶却茂盛，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因此有道之人的文章，不需斧凿雕琢，自然形成它的意旨；端正而使气质醇厚，平实而使陈述正直；道理明白而不繁琐，文辞决断舒展而不流荡，简要却不遗漏，这哪里是偷取古人句子、探求陈旧言辞的人所能赶上的呢？

译文章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就可以说是承载道理；如果达不到，只不过是小技艺罢了，哪里足以称为文章？我的意思大概是忧虑这种弊病，而希望致力于根本。然而这件事不能轻易做到，也不能随便告诉别人，贵在自己有所领会。古人从来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世俗之人也不足以了解他们。豪杰之士在众人中修养自己，混迹于田野之间，忽然行道于世间，便使德泽覆盖百姓；把道理写在书中，便使恩泽流传后世，难道是为了炫耀自己吗？孔子是大圣人，鲁国人仍然毁谤他；孟子是贤人，辩士仍然讥笑他。他们都在朝廷上谦让揖拜，与诸侯以平等礼节相见，弟子跟随并辅佐他们的遍布中国；他们的道德显明，声名震动一世，尚且如此，确实可见识人的困难。然而被人了解或不了解，并不足以成为孔、孟的累赘，只是替后世感到可惜罢了。我对于圣贤，连他们的篱笆都还望不见；又年纪尚轻，容貌言辞不能打动人，成群结队地奔走，唯唯诺诺地交谈，同俗人没有区别，却对人说‘学习道’，当然没人能够相信。我不是为了对别人夸说，只是想到既然做了朋友却不说出自己的志向，又怎么能阐明道理？所以才略有这些话。哪里知道话一说出，诽谤便随之而来；名声与众不同，毁谤也随之而来呢？人的性情禀赋，在年少时承受形成，到了长大以后才充实发展。我的才干，我不是不知道；平生对于各种事务都不明达，唯独对于圣人大道的根本，颇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喜爱得很深，只是精力还不够深厚罢了。假如想治理这个世道，我将抱持先圣遗留下来的经典，向通达的人陈述，并把它施行于天下；假如还不能治理这个世道，就把它写在书中，传授给合适的人，以此为乐而终身奉行，也未见有什么不可以。吾兄何必担心我不能达到呢？不过，吾兄说我尚未达到，这话是对的，也正是我敬重吾兄的原因。吾兄看我在众人之中，与我谈话的是谁？同我嬉笑往复的是谁？同我论辩并谈论斯文的又是谁？一个也没有。虽然我的愚陋不合于时人，也只是我内心有自己的坚持；否则就是认为这样对我没有益处，所以不肯加以用心罢了。当今世俗风气败坏，交朋友的人只求彼此包容取悦；每当拿出一篇文章给人看，即使自己一看便知文章不好，也勉强厚着脸皮称赞；出了门却又讥笑它。我常常想，遇到别人有过错，告诉他说：‘您某件事做错了。’他便会怒形于色；否则就不回应；再否则便彻底不再往来。至于我自己有过错，也没有人肯告诉我，所以我沉没俯仰在流俗之中，过错很大而内心却不知道，受到的责骂积累起来也无人可谈；有时反省自身，便常常战战兢兢、心神不安，好像身体污秽而不洁。朋友如果这样，又有什么用呢？吾兄平日不轻易开口，却能够一一指出我的过错，我从今以后才知道吾兄与寻常人不同。听到善言便心悦诚服，是古人的事情，我难道会把它看作困难吗？子思曾说：‘道理辨析得不明白，就不能停止。’我害怕的是不能明白道理，并不是喜欢多说来掩饰过错。希望您仔细思量，还请把言辞全部说尽，用来补助我的不足。不再一一陈说。我从年轻时就走遍天下，见过的士大夫很多。与他们当面交往的，虽常有一些，但在心意上相投、彼此真正相知的，却一个也没有遇到。这并不是我与人合不来，也有别人同我不合的缘故。去年我来到浦江，住在太史公门下，时常有机会到您兄长的乡里宅第拜访。太史公门下同列的，不下十多人；您兄长的同宗兄弟中，我认识其面目的也有几十人。然而真正了解我的，是您兄长；而我所爱敬、亲近、没有多少隔膜的人，也没有一个比得上您兄长。我起初常常感叹世人的学术和见识不同：我看作黑的，世人却看作白；我认为对的，世人却认为错；我所喜爱的，世人却厌恶。因此平日从不曾同人谈论。您兄长听我说话，不等我把话说完，便已经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对于我所议论的是非、得失和是否恰当，也不用预先约定，便同我说得像出自一张口。您兄长的贤德，难道是偏爱我吗？实在是因为我们的道相合才如此。我知道事情是这样，感慨志同道合的人难以遇到，幸而得到您兄长，所以倾吐肺腑，竭尽愚诚，尽到亲密殷勤的情意，寄托兄弟般的欢爱，实践古代君子交友的道义；对于规劝切磋，一直做到合乎正道。别人所说的，我也说过，而您兄长并不认为不同；别人所作的，〔此处多有脱误〕 所以我们两人同处时，一定都有所闻见；一同出游时，一定都有所收获。高兴时，就共同庆贺；悲伤时，就共同忧戚。早晚相处在一起，便欣慰喜悦，几乎不能自已。一旦分别而来，难怪彼此都不能忘情。分别以来，我在船中行了十七日才到丹阳，又行了十日才到京城。虽然有时也有登山涉水的乐趣、游览观赏的适意，但您兄长以为我果真因此快乐吗？我的话有人应和，议论有人回答，有疑惑时有人同我讲解，劳苦时有人相互慰藉；即使离开您兄长，我本来也是快乐的。可是我的话没有谁应和，议论没有谁回答，有疑惑没有谁同我讲解，劳苦时也没有谁相互慰藉，我怎么能不思念您兄长呢？我私下想，人生彼此交往成为朋友，虽似乎偶然，其中也有并非偶然的。我从十五岁到如今七年之间，四方同我交往的士人以百计，并不只是像去年到今年所见的几十人而已；可是他们后来离散、各奔东西，没有一个人在眼前。即便没有完全忘记他们，也都不如思念您兄长这样深切。如今有年轻士子后生来访，我有时避开不与他谈，有时只作一揖便告别，不同他说话，有时只是唯唯诺诺地奉承，不敢发言。至于同我畅谈、穷尽议论的，没有一个；拿文章出来给我看的，也没有一个；像您兄长那样毫不疑忌地对待我的，更没有一个。

译我并不是有所吝惜，实在是知道这样做没有益处；只是恐怕虚浮的名声被众人知道，反而只会招来牵累，所以不愿这样做罢了。圣人把无德而有名看作最大的祸患，道家把无名看作最大的善，将领也把没有智谋之名看作可贵。伊尹、周公、孔子都名震万代，最终却因此在当时招来诽谤议论，何况比他们低下的人呢？汉代时，贾生、董仲舒名声最大，却最不得志；唐代时，韩愈、柳宗元最得到当时的声名，也没有大显于世，有的甚至招致失败。宋代时，司马公、欧阳子、二程、苏子瞻以及朱文公，都负有当世重名，却受到世人的忌妒，没有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到了近代，也无不如此。由此看来，名声足以牵累人，已经很久了！没有才能却获得富贵，我固然不取；又怎么敢轻易谈论、炫耀文章辞藻的技巧，来招致时俗的嫉妒和憎恨呢？大丈夫活在世上，自有一定的命运，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那么只要尽到人所能尽的本分罢了。我所得的道理很大，可以用来成为圣人；次一等，可以成为贤人；往上，可以同千古人物交友；往下，可以流传到万世。若能尽力充实它，所得难道还不多吗？哪里有空闲同人计较锱铢分寸，把它们作为轻重长短来衡量呢？我的志向，实在就在这里；只有您兄长这样的知己可以谈论，否则一定会被认为是荒诞妄言。您兄长天资极高，见解一定同我相同；但我恐怕您过于爱护我，以我不能谨慎自重为忧，所以托这封信说明心意，不只是为了安慰您，也是为了安慰自己。从前我们同处时，以为相见是可以常有的，离别只是暂时的，所以即使多次聚集，也不知道那是值得快乐的事；忽然再次分别，也不觉得悲伤。哪里知道踪迹与处境已经不同，事情和时势也已经改变？回头看相隔数百里的邻近地区，遥远得仿佛有东西把我们隔开，竟无法看见。日月迁逝，忽然又过了六年。我对您兄长的思念，何曾有片刻离开心头？只是道路偏僻，没有办法寄信；有时托人带去，又常常不能送达，所以心里虽极其亲近，礼节上却十分简慢。不知您兄长也能体察这一点吗？如今天下推重礼义的家族、为人神所佑助的，没有超过您兄长家门的。近来国家向天下施加恩惠，养老恤孤，像手指所指一样明确，以表彰善人、优待贤者为根本。想来您伯父及诸位老先生德行盛美、品行质朴，享有长寿，朝廷施加恩礼的日子也不远了，真是盛美，真是盛美。只是太史公突然去世，而我有许多事情不能完全知道；每当一想起这些，悲伤总是不能自已。梦中大约每十天见到他一次，每次见到，都同在经席讲学时没有不同。我想太史公的神灵充满贯通宇宙，决不会泯灭；他能够与天地同存，原本还不需要依靠文字来流传，何况世俗那些微不足道的得失呢？然而后人要寻求了解太史公，如果没有文字就不能知道他的详细情况，所以我内心想同您兄长把他的文集完整地抄写、编类，各自收藏一本，希望将来不至于散失。不知是否曾同叔端完成了这件事？您兄长天资淑明，我对您的期望很远；近来求学，一定更加超越常人。然而从前我们一同游处时，都因正值盛年而自负；我在众人中年纪最小，志趣却最为远大，每每拍掌议论，呵斥贬斥当世之人。如今德行没有更加勤勉，志向日益荒疏懒惰，事业几乎毫无成就，虚名却被人传播，深感惭愧。我已经三十岁了，古人年纪像我这样而德业显赫、已经闻名于世的，何止一人？像我这样愚钝，又有什么用处呢？有时在书册中私下看到志士贤人，未尝不汗流浃背。去年冬末得了痎疾，绵延经历三个时令；近来眼病比过去更加严重，几步之内就不能辨认人的面容。病后梳头时常发现白发，气力渐渐衰退，形状像老人一样。朽败低劣到这个地步，哪里还值得列在士君子之后相提并论呢？我家一向贫穷，到我这一辈又懒惰，不能从事农业，因此更加困窘；但我并不以此为忧。汲取清泉煮麦饭，和兄弟一同讲论圣贤之道，仿佛处在极其富足的境地。天下如今政治安定，我们这些人得以悠闲地处在德化之中，同农夫为伍，同乡野之人交友，把自己所得的道理推而教给乡里的后生，使他们都成为善人；这固然是士人的行径，也是穷困之人自己谋求生活的笨拙办法。近来也有几个人跟随我，拿笔写作、遣词造句，像赵彦殊兄弟这样的人，也颇有可喜之处。我知道文章是小事，想探求古人用心所在来教导他们；但我的学术浅陋，无法启发别人，使那些资质美好的人没有可以仿效而达到成就的东西。您兄长听到这些，能否也有所教导呢？我长久想写信，遍问各位老先生和长者，但最近很少有外出的人，又疲倦不堪，所以一直没有写成。今天偶然同客人饮酒，酒将尽时，听说有人要出发，便勉强起来对着烛火写信，言辞很不尽意。我得到一个婴儿，如今三岁了。叔仲辩丈的兄长叔车得了儿子，〔此处缺文〕。想来您兄长以下诸位都平安。叔美、叔端以及各位令侄，心志日益〔此处缺文〕。防燿二位生员娶妻了吗？养浩兄在深溪，一定顺遂安适。王仲缙、俞子严，我很听人谈到，也见过他们的文章。苏公在处州任教授，有书信往来吗？都希望您借机会转告他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呢？面对这封信，惆怅郁结，惟愿您千万保重。不再多说。自从分别以来，艰难忧戚、安逸欢愉，闲居或奔走，梦中没有一刻不相连接，竟忘了已经有两年之久、相隔千里。此前我奉祖母从京师回钱塘，遇到您的弟弟叔鄂，饮酒谈论旧事，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喝醉了。醉后看见桌上的纸笔，便有所书写，疲倦地上床睡去。第二天早晨叔鄂告诉我这件事，我们相对大笑，却不记得写了些什么。如今承蒙您托人送来信，说我曾希望您不以书信答复，并说明其中缘故，难道是因为我醉中曾说过这话吗？这本来就是我用来开玩笑的。您同我平日相交，彼此忘却身份界限，亲密到了极点，为什么要把醉人的戏言当真，还记在话头上呢？即使我不是醉酒、不是戏言，果真说过有所期待的话，也不过是对您比对别人更加厚待罢了。我走遍海内，愿意同我交往的士君子很多；如果不合我的心意，吃一顿饭的工夫，就会忘掉他的姓名，即使勉强记在心里，最终也不能长久。对于这样的人，见不见他的面，我尚且不会在心中产生喜怒，何况他的书信往来多少呢？像您这样的朋友，一旦不能相见，就一定会出现在梦中；仍觉得不够，便想见到他所写的文字；想求他的信而求不到，心里就会有所感触，不料竟在戏笑的话中流露出来，这正是彼此亲爱所造成的。

译话虽近于怨言，但我的内心究竟怎样呢？您在太史公门下，最被称为与我相知的人，尚且还到了这种地步，世人不了解我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然而不被人了解，本来正是我所喜欢的。近年来我奔走应付各种事变，不能得到片刻休息；我自以为同造物主并没有别的冲突，只是因为名字被人称道，所以被他忌恨罢了。去年夏天受到仇家诬陷言辞的牵连，幸而得以脱身；到冬天又被相知的人荐举，几乎受到皇上的怜悯，才得免除。今年诬陷之事又发生，几乎使自身覆亡、家族受祸，幸而没有死去，得以陪祖母归来。我私下揣度，我家居住在宁海已有十六世，四百多年；远古的情况无法知道，近来如曾祖以及父亲、祖父三代，若不是合乎道义的话就不轻易说，把平地看得如同踩在机关陷阱上，审慎之后才发言，安稳之后才行动。他们对于上天，难道有什么亏负吗？我虽然愚鲁，但行事为人您是清楚的。虽不敢奢望赶上古代贤人，难道又怎敢落后于今世君子呢？上天这样看待我，上天究竟想做什么？命运究竟是什么？士人处世究竟为了什么，难道可以使他作恶，才算合乎天意吗？人的本性不能作恶，即使想要迎合天意，也不能相合；何况天道本来就没有这个道理呢？难道作善就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福佑吗？我前面所陈述的，并不都是不善的事，却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思考其中的道理却想不明白，所以妄自猜想，是造物主忌恨我们这一类人。在古代，孔子、颜回遭遇困厄；近代则太史公就是明显的验证。否则，以太史公的德行，难道连自己的家都不能庇护、连自身都不能保全吗？然而人所应当趋向的，自然应当走这条路，不应当走那条路。俗话说：‘宁可做完整的瓦，也不要做破碎的玉。’这只是没有见识人的话。天下本来没有千年不毁的玉，难道有永远不毁的瓦吗？把玉看成我，把我看成瓦，瓦也未必能保全。哪里比得上保持玉的本色，以玉为玉更美呢？太史公的遭遇，确实无法知道其中究竟。然而操守不同而归宿相同的人，哪里还少呢？而太史公所存留的精神，仍然明白地昭示在天地之间。造化究竟是厚待太史公，还是薄待太史公？后世自然会作出定论，现在还不能谈论。但我确实因他的事情而受到警戒，近来更加喜欢简朴沉默，不喜欢树立名声；但胸中浩荡，也有可以自我安慰、自我喜悦的东西。读书大略看到了圣贤的本意，对于空话和浮泛辞藻很是自我厌弃羞愧，想求得有用的学问，却还没有做到。您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吗？乡村居处荒僻，没有书籍；有一两个朋友，也各自散去了。什么时候才能读完您所收藏的书，同您相互讲论切磋呢？想去拜省太史公夫人的坟墓，也想整理评论太史公的文集，这两件事一直牢牢悬在心头，必定要去一趟；但祖母还没有允许。倘若世人和我彼此忘却，那么我同您兄长终究会有相处的一天。这不是戏言。您分别以后学问一定有进步，有文章务必给我看，不要辜负我对您的厚望。不再多说。自从从义乌寄出信后，我引颈向西而望，看太阳如同过了一年，到如今已经两个月了。忽然收到您的亲笔信，分别久远的思念、深厚的情意，以及我心中同样具有而不能说出的感受，明亮地洋溢在笔墨之间。我捧读信件，反复诵读，既感叹又羡慕；病中的心怀得到这封信，仿佛脱去污垢、洗入清泉，不知道疾病疼痛还在自己身上。遗憾的是，太常丈和范先生都相继去世，这条道统寥落无几，没有可以依系的人。近来天下知名的人士，不是穷困就是死亡，不死就是生病；像我这样愚钝的人，早已不值得列在士君子之中了。然而自去年冬天得了痎疟，辗转到现在，屡次痊愈又屡次发作；寒热之后，伸纸握笔，想写些论著，却连四五行也不能写完，便哈欠连连、浑身战栗，已经想要靠在枕席上睡觉，不知上天对于我的祸福寿夭究竟如何安排。如今世上虽然不常见特别长寿的人，但山谷之间普通人活到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的，时常也有。像前面说的两位先生，假使让他们多活一二十年再死，谁会认为这是过分而忍心夺去他们的寿命呢？谁知道其中的缘故呢？我如今才三十岁，气力和志意却已经像老人一样，只是头发还没有白，脸上还没有皱纹罢了。我的兄长比我大八岁，几年前居丧超过礼制而过于悲哀，因而得病，患有像驼背一样的病状，平常常常肩背疼痛，不能出门。我虽可以出门，也从来没有出过门。对于世间事务全都不通晓，乡里的小孩子怀着奸诈，施展欺骗，贪婪如狼而又狡黠多变，种种变化、百般手段都有。他们看我朴实懦弱、可以戏弄，便私下彼此使眼色，说我是个真正的愚人。幸亏我的弟弟颇能办事，近来丈量田地、绘制图册以及其他琐事，全都把它们交给他。人们很称说他的才能，而我这个病人便得以安居养拙；但我的笨拙更加严重，家境也更加衰落。家里有几十亩田，小民见其不足以影响轻重，便弃置不替它施肥灌溉。每年的生活计划很窘迫，家中屡次报告粮食断绝，我总是笑着说：‘古人有三十天只吃九顿饭的，也有瓦瓶里没有储粮的；穷困的人难道只有我一个吗？况且天下能够实现愿望的人很少，不能实现愿望的人都是这样。即使我自己忧愁，又能把众人怎么样呢？’于是大家一同大笑，这件事便作罢。在尘世之中生活，我不习惯同流俗往来，厌恶它的喧闹；常常想在万山最高处、人迹不到的地方搭一间小屋，跟一两个朋友读书长啸歌唱，自得其乐。砍伐树木、除去茅草，不是有力气的人做不到；于是我自己叹息说：‘古代富贵而有地位的人尚且不能仿效，想仿效那些特立独行、安静自守的人，住在岩洞、居于山谷、汲水自娱，也没有办法实现。我的贫困远远超过古人。贫富贵贱，难道是求学道的人应当挂在嘴上的事吗？’我恐怕您兄长同我分别已久，思念我很深，想知道我如今处在什么境况，所以把这些全都说出来，姑且当作谈笑罢了。苏公平仲近来托黄岩人寄信来问候，情意非常诚恳；他很是哀叹参与共事的人都不是同道之辈，难以同他们交谈，想要离去却又不能。世上昏乱烦扰的事情很多，本来就应当有这种叹息。然而古代君子难道都是选择时代之后才居处的吗？也应当安于所处罢了。太史公托付千年的事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劳烦您为他写一篇文章，实在很好。功业德行的详细情况，只要采用我所叙述的历官记，以及后来所见所闻，就足够了。如果想阐明太史公的本心，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将来却不敢推辞。太史公还在世时，曾想收我为弟子，以婚姻之好进一步亲近，回家告诉祖母，祖母没有答应。太史公又因事情离去，于是彼此失去音信。我平日常常把这件事当作遗憾。然而太史公想同我亲近厚待，正是想世代讲求师友之契。如果我这一生有所成就，发誓不敢忘记；只是惭愧自己的学术荒陋，没有什么可以建立、阐明的东西，辜负了他的期待，也损害了他知人之明。然而我的无所成就，也是朋友的耻辱。您兄长难道可以只称誉我而不教导我，只怜惜我却不设法帮助我吗？金华以道术相传已经有一百多年，范公去世后，有人继承他的事业吗？您兄长也应当勉力而为。我的拳拳爱慕之心，除了这些，再没有什么可以祝告您的了。德行轻如毫毛，却很少有人能举持；我虽爱惜您，也无力帮助您，只愿您更加自我珍重，以扶植这道统和文章。

译春天仙华回来时，曾有机会托人寄信；后来回到山中闭门静修，不同世人交往，也没有机会听到您的近况。向往思念之切，每每出现在梦中。暮春天气寒冷，想来您全家老幼都平安。您兄长在家庭中修养德行，自有快乐可得；粮长的差事近来稍微清闲一些了吗？我近年来多病，除了读书以外没有用心于别的事。所藏书籍不多，不足以扩展、开启见识；但既然没有其他事情牵累心思，所以颇能专心研究经书，渐渐觉得看到了圣贤的大意，也颇有一些论著。每每又放下笔自己发笑：古人传述而成书、最终却泯灭无传的很多，难道偏偏少我一个吗？随后又自我解嘲，认为我的学问本来就不是为了求名，不过是用来阐发自己的所得罢了，能否流传不敢计较。平日不曾荒废学业，假如能在田里生活二十年而没有其他事情扰乱，那么诸经都可以自己探究其中的深意，姑且认为自己有所收获，不同于那些同世俗口头谈论而内心毫无所得的人。您兄长认为如何？我们分居日久，我这病弱的身体不能行动，想求得像从前那样相聚讲习的快乐，难道还可能吗？往年您曾告诉我，苏公想为太史公撰写文章；承蒙他厚意，请您把一封信和《历官记》一本一并寄给他，恐怕他并不知道事情的缘故。爚兄听说得了儿子，学业颇有长进吗？萝山的坟墓，希望您常去省视。几年不见，从前那些垂髫儿童，听说都已经加冠，很多已经娶妻生子。我们这些人即使想总以少年自负，又怎么还能这样说呢？想来令人感慨。我们县里的朋友，进德已经超过我了。南表兄卢希鲁今年中甲科，在翰林任编修。虽然仕途升降、志趣不同，但本地可以交谈的人便觉得更加稀少了。不知婺州的学者近来又有些什么人？后来出现的也有值得喜爱的吗？希望再写信告诉我。我的亲戚陈仲夷善于医术而又好学，听说戴原礼先生摹印了《丹谿医案》和《格致余论》，他想求得一部，烦请您替他转托索取一本；像戴公远、彦成那里，或许有希望。请婉转地求得一本寄给他，以满足他的心愿。陈仲夷说，这里有人可以递信到昭仁许氏，所以写了这封信。言辞没有次序，切望您宽恕。不再多说。答刘养浩二首。我在京师时，专门托戴七和之带信，并寄去祭奠九灵君的文章，曾经送达了吗？这篇文章的道统衰微不振，竟到了这样的地步。硕大儒者和久负学问的先生，几乎凋零殆尽。茫然坠落的道统余绪，将归属何人？而我们这些后学小子，又将仰望什么呢？整理、编次文章，修明先贤遗事，正是门生弟子的责任。长山胡先生待我非常厚重，我应当有所记述，只是现在还不能写。墓志铭曾有人向吴东阁濬仲吴公请求，事情很多，恐怕也不能立即写成。他的文集有一本在曹公那里，我曾在京师见过士人，也有很多听过它的名声。如果能多摹印几部出来，让人观览文章，知道有王氏这样好事之人，也很美好。太史公的《芝园集》托给叔端了，不知事情怎样？如果这部书散失，责任在我们这一辈，必须尽心去做。王京普说有一本在武官家中，于是亲自去见那人，对方答应借给他看，最终却不肯拿出来；时间久了，恐怕这部幸存的书也会散失，千万不要使它散佚。太史公家所收藏的书，大南门外有一个士人收得了；这个人能写文章，品行高尚，和我交好。我时时到他家去，便借来观看，每每不胜悲怆。太史公的名声在天地之间，决难泯灭；他从上天所得的禀赋实在太厚了。又想在人间获得声名，上天怎么承受得了呢？事情虽然到了这种地步，对于太史公来说，可以对这个世间没有遗憾；没有能够见到这样的人，才是值得遗憾的事。他的子孙还保存了多少东西，不知道；田宅久而久之必定会有归还处理的道理。每想到旧事，常常感慨叹息，甚至出现在梦中。送信的人还没有来，前两夜我连续梦见太史公同我交谈，太史公的心难道曾有一天不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吗？因此想亲自到那里编纂他的文集，谋划此事后再远行归来；又患寒疾，所以没有成行。详细情况见郑君的信，这里不能全部说尽。王氏近来怎样？从前他带着家人来到这里，有几家想拜他为师；人们仰慕他，认为他当之无愧。希望郑氏勉力而行，不要懈怠。秋凉时，愿您侍奉双亲、保养身体，一切吉庆；增进学问、修饬品行，也会使我们的道统增光。写信的事已经有约定了，还希望将来当面交谈，把话说尽。不再多说。自从一别之后，六年没有再以书信相问。患难忧苦，什么没有遭受过？我们的形迹几乎到了彼此忘却的地步。然而在梦中，我没有一次不在萝山之下、两条溪流之间同您相会。闲居独处时，追想往日贤豪人物的盛况，想象他们的仪容、言谈和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慢慢想来，却像风中的花、霜后的叶，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您兄长在众人争相进取的时候，虽然好像暂时受到压抑，但最终正因这样保全了自己。人的得失祸福、相互依伏，哪一样不是天意呢？可是那些人反而把喜怒哀乐置于其中，不是迷惑吗？孝孺的出处进退，想来您兄长已经知道；我近来对这个道理越熟悉，处身其中也越安定。每当看古代名士，稍微遭受挫折压抑，便悲戚叹息、怨恨哀悼，仿佛无处容身，便深以为他们没有见识。退之、柳侯文章虽高，但在这条道上没有所得，实在令人厌弃轻视。您兄长居处在美好的地方，义门的士人朋友可以来往考究质证，求学必定会有进步；同那些独居而没有同伴的人相比，怎么样呢？只是孝孺近来渐渐不喜欢写无用的文章。有人来求文，若不是十分不得已，从未给他写过；对于权势显要之人，尤其不喜欢见面。闭门谢绝事务，想完成一两部小书，却苦于疾病，不能有所成就。年纪越来越大，如果还不寻求古人最终归宿的地方，却仿效妇女涂青抹红来欺骗自己，衰老就要到了，还想往哪里去呢？我患疟疾，又患眼病，写字很困难；想到彼此深厚的情谊不能抑制，姑且写这几句话。答王仲缙五首。我的资质不如别人聪敏，听闻大道也不比别人早；只是困守愚昧、抱持浅陋，泛泛地同世俗一起浮沉，并没有超群的才能、绝世的见识。每当向道德的深奥处求证，没有一次不内心惊惧惭愧，小心谨慎，仿佛无地自容。世上的君子没有抛弃我、同我绝交，已经是我的幸运了，哪里还敢希望增添什么名誉呢？几年来，士大夫不了解实情，口耳相传，随意有所称引，传得越久越讹误，于是越说越过分。子严甚至说长山胡先生委屈自己来推重举荐我，您便跟着相信确实如此。长山先生是当今贤者和有道之人，他的文章同当代人相比，未必肯多所谦让；拿来同古人相比，也不在作者之下。假使从前的大儒如虞公、黄公还在，也应当委屈自己退让避开他，何况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子呢？大体说来，前辈对后学，如果不引荐称誉，后学的名声就不能显扬；称誉而没有根据，众人又不相信。所以前辈故意委屈自己表示谦让，像长山先生所说的那样，正是对待后学的一番心意，并不是事实本身。如今您竟认为确实如此，是听信得过头了。如今又承蒙您来信同我谈论文，并且把我比作司马迁。司马迁哪里是容易赶上的呢？六经以下，只有司马迁善于记载事情，纵情挥洒而豪迈奔放，纲纪统摄、包罗万象，没有固定的形态。

译司马迁之后五百年，写作者以十计、以百计，希望文章接近司马迁，却没有一个能够做到。司马迁的才华如此难以企及，您却轻率地把他同我相比，别人会怎样评论您呢？这就是我收到您的信后沉思良久，却不知道该怎样答复的原因。然而您端正诚实、直率真挚，决不是妄自奉承他人的人，只是过于轻信，又沉溺于彼此深厚的爱意罢了。从前有个爱珠的人，得到一颗直径一寸的珠子，非常爱惜。有人对他说：‘这是一颗明月珠。’爱珠的人听了，便拿这话去问别人：‘月亮的光芒难道胜过我的珠子吗？’其他听见的人都笑他，但爱珠的人仍坚持自己的说法不改变。这个爱珠的人并不是不知道月亮明亮而且广大，只是太笃信别人的话，又太固执地爱自己的珠子罢了。把珠子比作明月，难道是说珠子果真同月亮相似吗？而爱珠的人竟断然把两者相比，就错了。长山先生的称誉，就是明月珠的说法。您便把司马迁的实际成就加在我身上，岂不是同那个爱珠的人相似吗？或者说，听说君子彼此交往，和这又有不同：称赞他的优点是爱他，不如规劝他的过错更能说明爱得深。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听到唯唯诺诺就害怕，听到直言不讳就高兴。如今您不鄙视我、轻贱我而同我交朋友，所谓唯唯诺诺的话已经有了，可是直言不讳的话我还没有听到。从今以后，如果您能根据我的缺失和不足来教导我，那么我所受的恩赐，难道只是得到骏马駃騠、享用大璧那样的美好而已吗？我也应当想办法报答您，不敢只是白白接受而置之不理。我们分别已经很久了，我想见您的面，而您的车驾却一次也没有来；难道您已经把我忘了吗？忽然收到您的教诲之信，反复诵读多遍，才知道您思念我的深切，同从前没有不同。和人交朋友却怀疑对方忘了自己，是不对的；把疑虑积在心中，等收到信后才消除，也是不对的。这叫拿今人来衡量您，而不是用古人的标准期待您，这是我的过错。我现在才知道您的心意。如今交朋友的人很多，有谁像您这样思念我？有谁像您这样了解我？凡是我听到和见到的，难道有能够拥有却不告诉您的吗？然而您想得到我所写的文章来观看，我却不敢接受这个要求，并不是有所吝惜，而是因为对您没有益处，所以不敢这样做。您是要写文章的人吗？那么就应当从《易》的《大传》、书的典谟训誓、《诗经》的三百篇、孔子的《春秋》、周代的三礼，以及秦汉贤士所写的文章中去求取，才足以作为法则。您是想求得其中的道吗？那么您每天的言语和沉默、起居以及侍奉上者、驾驭下属的道理，没有一处不包含在内，只在于您认识它时是否真诚，实行它时是否达到罢了。能够参照孔子、子思、孟子所说的，七十二弟子所问的，再回过头用六经来验证，就能自己认识它了。从我的文章中还能取得什么呢？即使我的文章有时有所称述，它获得的方法也不过如此罢了。这条道理好比水，随处都存在；有志向的人就像凿井的人，凿到几仞之后，水势将会充沛到无法阻挡。如果不亲自用力，却向别人求水，所得常常不够，而且内心会更加劳苦。近代士人喜欢摹仿、偷取古人的文章，就是向别人求水的方法。文章只是道的余绪罢了；如果得到了道，又何必担心文章不能纵横舒展呢？您的井已经凿成，泉源正沸腾涌出；如果能每天疏浚它而不停止，谁能测量它的深浅呢？我的所得不过如此罢了，即使文章中所说的也只是如此而已。您再好好想想吧。什么时候能够相聚，我将同您畅谈一番。十一月十一日，某恭敬地写信。仲缙执笔，尊契家兄长侍；史俞兄子严来到。收到您的信和所作文章，拆封后展开纸张立即捧读，细细诵读，觉得情意深厚而真诚，义理纯正而通达，不知不觉手一直没有放下，内心也畅快喜悦。世人对于文章，谁不写呢？至于求得值得诵读的文章，却多么少啊！大概是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途径。士人的弊病，大多是厌恶平常而喜爱怪异，背离正道而嗜好奇特；用心既然偏了，最终便学成奇怪之文，终究不能成功，只会归于险僻、艰涩、鄙陋。况且学习奇怪，是因为认为它美；但奇怪也不是古人所崇尚的。古代的文章，没有超过唐虞三代的；而《尚书》的《二典》《三谟》《禹贡》《胤征》，以及商周训诰、誓辞诸篇，都是当时记事陈说的文章，从未故意写得奇怪。《诗经》三百篇也从不奇怪。《春秋》记载当时的事情，虽然在一言片简中寄寓褒贬之法，也从未显得奇怪。礼经多是周、汉贤人君子整理编次的文字，言辞平易明白切实，也没有所谓奇怪。至于《盘庚》《大诰》中有些话难以理解，只是当时方言俗语，也不是故意写成艰险难懂的文章。既然这样，那么嗜好奇异、喜欢怪诞的人究竟依据什么呢？如果说依据司马迁、班固，那么司马迁、班固的书中也有质朴直白、毫无华饰、像家人女子说话一样的文字。唐代奇特的文章，没有超过韩愈的；但他的文章句子妥帖、字词恰当，起初并不难懂。宋代以文章著名的，有欧阳氏、苏氏、曾氏、王氏；这四个人的文章，是三百年来尤其卓异的，却从未把奇怪作为高明。可见文章不在奇怪，已经很久如此了，只要道理明白、言辞通达就够了。然而世人反而偏离正道，就像迷路的人、醉酒的客人，不向大道问路，却任意沿小径前行，所以最终免不了进入荆棘丛生、鼯猴聚居的地方，终究不能走上大道。如今您所写的文章，不仅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而且还有始终一贯的结构，也有理趣。如果再不断修治，疏浚源头、引导支流，将会看见文思滔滔而来、不会停止，继承待制君的声望和功业也就可以期待了。从前在朝廷中写文章的人并不少，但人们唯独推重太史公和待制君。大概文章的方法，有体裁，有章法；以道理为根本，随着意旨运行，又由气势引导。气势用来贯通全文，意旨用来统率全文，道理用来主宰全文，章法用来核验全文，体裁用来端正全文。

译体裁要完整；不完整，就会头部庞大而末端细弱，开头如龙而结尾如蚯蚓，便不足以称为文章。章法要严密；不严密，就会前面说甲、后面说乙，左边凿孔而右边安榫，便不足以称为文章。气势要昌盛；不昌盛，就会破碎断裂而不能形成篇章。意旨要贯通；不贯通，就会彼此乖离、错杂混合，繁多而紊乱。道理要没有瑕疵；有瑕疵，气势就受挫，言辞就惭愧，即使技巧工整，对世间也没有补益。这五点，太史公和待制君能够依循其法而不陷入弊病；追求奇怪的人却全都反其道而行。这就是世间公认的评论，所以人们推重他们而不推重那些人。这种文章中，寄寓着造化的最高道理；人所担心的，只是不能达到它的极致罢了。如果达到极致，决不会泯灭。有志向的人只在于自己努力而已。我所追求的，还有比这更大的目标。近来少有闲暇，不想同人谈论；即使应时写文章，又怕别人把我称作文人，因此也很久不喜欢谈论文章。感念您爱我深切、思念我诚笃，姑且用这些话回复您。子严也很可喜，应当时时同他讨论，这会有益处。某敬白：分别以后，整天在深泥中奔波，手执缰绳，小心谨慎，每每担心倾倒跌倒，幸而没有什么苦楚。前面的道路还不知道怎样，是否稍微顺利一些？除了恭敬谨慎之外，一切听凭自然，没有什么可费心的。来信说到思念我的情意，使我更加感慨。如今这道统文章寥落，您所肩负的期望，哪里有尽头呢？希望不要把圣贤的话当作空谈；认识它要真实，践行它要笃实，对自己的期许要远大；要顾念、明察上天赋予的使命，不要辜负上天所授予的本性，这样或许才可以。如我这样顽钝昏暗的人，哪里值得您效法呢？应当以千古人物为老师，等待后世的知己，不要轻视自我要求，也不要为了求得世俗合意而降低标准。何况贤王亲自率先实行这些道理，更不应等待我区区几句话了。赴京不知在什么时候，只愿您增进道业、保重自己。见到表兄以及郑庶子诸公，也希望替我传达这番意思。某恭敬地写信奉告。我的资质不聪敏，明白、听闻大道的日子很浅，实行自身修养的笃实程度也赶不上古人；所以年纪越增长，智慧反而越昏暗，名声越被人听闻，内心越因此感到不足，整天混杂在世人之中，言语、沉默、俯仰之间，能使自己不同于流俗的地方极少。每当想到从前圣贤道德、言语、行为的美好，没有一次不内心自责、深深惭愧。您在朋友中最了解我，而且同我相交最久，难道不想设法纠正我的缺失，使我进入少犯过错的境地，反而写信称誉我尚未达到的地方，勉强说我能够做到尚不能做到的事吗？这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古代著书的人，并不是喜欢写辞藻才这样做，也不是贪慕名声才这样做。只是因为自己所拥有的学问，没有途径使它美善地传给别人，担心上天举而授予我的东西到了我这里便断绝，所以才把它写入书中，公之于天下。像子思、孟子、周元公这一类人，他们的智慧确实足以认识大道，他们的才能确实足以周遍应付实际运用，他们把道发为言语，确实足以启发昏昧、垂示法则，而且不违背自己的实践。因此求学的人传承并相信他们，如同依靠龟卜、蓍草而有所凭恃，如同尊重仰赖稻米和粱食，如同仰望日月。若只是为了名声，只是夸耀辞藻，那就不过像扬子云、王仲淹所写的东西罢了。在道义上没有明见，在事务上没有补益，衡量自身，又不能没有遗憾，那么还拿什么来做呢？我尚且连子思、孟子万分之一都没能学到，至于扬雄、王通所做的事，内心又不敢认为可取。我平居就默默思考，战战兢兢地实行，勤勉不懈，希望不背离道义而有成就。假使我的学问果真能够成就自身，那么即使不著书，我所能传留下来的东西本来就在这里。假使学习却不能在天下立足，即使雕琢文辞，又有谁会相信呢？我不轻易作文，是因为鄙陋的志趣大概另有所在，您不应拿韩退之的事来责备我。韩退之重视著书，其中有不自满自大的美处，不可过分责难。他的过错在于没有听闻大道，而言论和行为又不能没有可议之处。若在道义上有所获得，使至和充盈于内、至顺通达于外，声音合乎音律，举止合乎礼仪，取舍、好恶、是非、进退都合乎义，那么接近他的人邪念就会消失，仰望他的人鄙吝就会消除，听到他的风范的人都会相率向善；即使相隔千年，也仿佛他仍然存在。像这样的人，难道一定要著书以后才对人有益吗？所以颜子默默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圣人却把他列为众贤之首；后来如汉代的黄宪，流传下来的言论一篇短简也没有，当时人无不自认为比不上他，直到读到他的传记，仍然心神恍惚。然而想象他的为人，以及与黄宪同时前后相继的人，有发表宏大言论的，有写政论的，有作《论衡》的。像您所称道的那几位著书者，他们对后世或许有益，但他们本人的贤与不贤，比起黄宪来怎么样呢？我年轻时不自量力，也喜欢有所著述；年长以后，窥见圣贤的门墙，回头看自己，越发觉得不足。不仅不喜欢著述，也有许多事情无暇去做。每当看见好名的人，不估量自己的才智不能胜任、德行与所作不相称，却急于作文，往往背离道义，我就常常为之惭愧流汗。假使圣人之道世上无人知晓，必须等我的言论出来以后才明白，也应当审察其中的醇厚与瑕疵，然后再发表。何况此道自近世大儒剖析磨砺以来，已经讲得很明白，所忧虑的只是相信并实行它的人太少。如今世上有贤者兴起，应当以亲身实行道义为先，一反浇薄鄙陋的习气，以此为天下表率，或许还有所补益，哪里应当再用浮夸言辞来助长虚薄呢？您说我所接触的人少，不能满足偏远僻壤的期望，因而想著书来教化那里的人。用教化当世作为职责，是贤士仁人的事情，我哪里敢当？况且贤者能教化顺从自己的人，却不能教化违背自己的人。

译仁人能使善人受到勉励，却不能使恶人改变。所以孔子是至仁之人，教化仍不能施行于阳虎、武叔；孟子是大贤之人，臧仓轻视他，王驩怨恨他，淳于髡轻慢他。那一圣一贤尚且有所不能，何况纤微、昏昧而力量薄弱的人，难道反而能够把一世之人全都教化吗？自己口头表达尚且不够，却想借著书来流传。我虽然愚笨，谋划这件事也不应如此疏忽。况且万世共同尊奉并以其言论为师的，只有孔子、孟子是这样。如今里巷的庸人读孔孟之书，尚且不知道它可以实行，有的甚至把它当作取笑的材料。我即使著书，难道能超过孔孟吗？孔孟尚且不能超过，我难道能接近孔孟吗？德行和道义如孔孟那样，也不能保证世俗一定相信；我却想著述荒谬的言论来教化世俗，不用等有智慧的人也能看出其中的困难。您不应拿这件事来勉励我。然而您的心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深深爱护我、厚待我，却不知道这并非我的责任。即便如此，我并不是无意于道的人，只是学习道义尚未达到罢了。学问未达到境界，就不能没有悔恨和吝惜，也不能免除过错，必定要依靠朋友互相成就。从今以后，我所希望用来成就自己的，除了您还能是谁呢？希望您寻找我的不足，时时告诉我，那么您所说的教化当今、流传后世，也将有所凭借了。愿您暂且缓一缓，不要用著书来勉励我。《与邵真斋书》九首 先前因我患病，承蒙您到家中慰问照看，留宿十多天，舍不得离去，这番情意非常深厚，不能忘记。分别以后按您的严格嘱咐调养，一切照办，但病根至今还没有消除；寒热发作虽稍有减少，咳嗽仍和从前一样。我们尚有结伴同游的约定，只是恐怕病体衰弱，不能立即践约。不知您果真能来访吗？恐怕辜负先前的约定，特地让乡里的仆人前去；如果有好的药方，再惠赐几服，那就更好了，不过这本来不敢奢望。仓促复信，礼数不周，希望您谅察。不再一一陈说。我不会保养身体，从去年冬天感染疟疾直到现在，缠绵七十多天仍未停止。仲夷、景▯两位先生虽曾诊视，却还不能判断病情得失。此前家兄曾派人到府上，已经承蒙您答应，如今特地让山童奉迎您。天气风和日清，盼望您立即光临。我恳切仰望的心情，容当面详谈。不再一一陈说。去年腊月承蒙您来访，匆忙告别，未能按礼相待，遗憾无穷。近来家兄希声的羸弱疾病没有减轻，我曾派舍弟等人奔走邀请，屡次将要得到您的允诺，伸长脖子等待，却又过了十天一月，仍未能如约而来，您为什么这样深深弃绝我们呢？大体说来，家兄的病，先生虽然知道症状，但听闻千遍不如亲自见一次；希望您抽出几天空闲，过我家当面讨论服药和调养之事，以满足我恳切的请求。古代以救济世人为心的良医，即使是路上暂时遇见的人，尚且替他诊治，何况像我们兄弟这样与您交托相厚已久的人，难道可以拒绝而不来吗？我恰好有痔疮之苦，不能亲自前往，专门派人上门邀请，希望您翻然前来，以慰藉我悬望的心情。冒犯之罪，容当面谢罪。不再一一陈说。令郎德孚来访，承蒙因舍妹之事从远方赠送药物，深深感荷您的厚意，哪一天敢忘？只是病人羸弱虚损，药物难以奏效，寒热、痰、咳嗽一点也没有减轻。令郎虽说脉息没有损伤，但恐怕日子久了会更加难以调理。我想麻烦您到家中诊视，使她能够摆脱疾病。但天气寒冷、道路遥远，跋涉劳顿；料想仁人以救济世人为心，一定会惠然前来，以满足我悬望的心情。切盼不要推辞，幸甚！阆风小像至今还没有取到，取得后当设法寄送。其余心情都等见面详谈。不再一一陈说。夏天您到我家来，我有幸聆听您的言论。近来我岳亲童伯礼先生的夫人又患病，想邀请您去诊视，曾让小仆阿顺到府上代为表达这番请求。令郎回信说，知道您在长亭王宅，如今特地派车夫前去迎请，希望不要另找借口，当即满足他的心愿。叔通先生过几天也到这里，可以一同前往。我因病后体力微弱，不能详述曲折，一切等见面再谈。不再一一陈说。先前乡里的仆人回来，承蒙带回您的书信，约定月底来访；我计算着日子等待，却没能见到您，难道是因为下雨而误期吗？近来听说政弟的老母患伤寒，已经五六天了，我深为忧虑，而我的病体至今也没有完全恢复。让舍弟带着书信到铁场，请他专程把这封信送达，至诚请求您陪同前来；料想先生对我情谊深厚，一定不忍心弃我不顾。恳切的心情，容当面相见时尽情陈说。不再一一陈说。近来我专门派人送信，和令郎一同前往拜访。来人回来后，听说您已经去了长亭，失望惆怅无穷。舍妹因为她姑母的亲属来迎接，已经在昨天返回童宅。她临行时情意恳切，我担心她旧病没有减轻。希望您到县城中去，特意和表兄希鲁一同到她家诊视病情轻重，商议用药，以慰藉我悬念的心情，幸甚。我们同胞兄妹，最疼爱的只有这个妹妹，怜惜她抱病在身，恨不能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她受苦，希望您千万深切体察这番心意，不要拘泥于表面礼节，这是我的愿望。现让族弟前往长亭，特意转达这番请求，尚望当面详谈，以尽我谢意。不再一一陈说。昨天说到手卷，已经写成《医原》一篇，称赞其中盛美；家叔又想索取几首诗写在上面，所以没有立即送上。如果还没有人前来，当让陈用中秀才送还。我的痔疮病拖了很久还没有痊愈，实在苦恼，不知您是否曾问得好的药方？乡里有人曾服黄连解毒汤而痊愈，方便时请配一两帖寄来，实在感荷您的厚惠。匆忙复信，尚望当面相见。不再一一陈说。久别之后，昨天在许君那里有幸聆听您的谈论，怎能不感到欣慰？只是您屈驾来县城住处，恰好因我的事情不在，实在惆怅。仗恃您的厚爱，有一事相求：祖母旧有头风病，昨夜忽然再次发作，颈项和背部疼痛，难以睡眠进食，又加上呕吐，精神十分疲倦。全家老少都不知如何是好，料想这病非先生不能医治，谨专门派人奉请。万望看在同文雅交的情分上，推开其他事情，立即来一趟，以满足我悬悬的期望，幸甚。《逊志斋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译《逊志斋集》卷十一，明方孝孺撰，书 《复郑好义》三首 景常来信辱承邀请我作山中之游，恰好我的病还不能出门，未能接受您的指教。月初我想进县城，和医生商议服药，到时应当取道石桥，实在会到精舍聆听您的高论。朋友一天比一天少，我的心难道敢有一天忘记诸位吗？愿各自努力，使此道不至于寂寞，这是我恳切的期望。此前有幸请您向伯礼斋先生兄弟致意。其余心情不是当面说不能详尽。不再一一陈说。《〔缺题〕书》责备我，说先父的学问和品行没有流传，是我的责任；又说我兄长辞去功名而不修业，是我的罪过。起初我害怕，随后疑惑，后来思考这件事：这两件事固然有人应当承担过错，但不是我这样浅陋无能的人所敢承担的。古代君子，在父母健在时，已经竭尽心力奉养；等父母去世，想到他们的姓名、德行和功业没有显扬于天下，于是修养自身、整饬品行，努力建立功业来显扬父母，使善名当时称誉，功业惠及他人，让人推究他的根本而把德行归于父母，说：‘这个人的成就，是他父亲的教诲。’这样父母的名声也就流传下来。像孔子、孟子，对于古代圣贤中遗逸而需要赞述的人，记载很多，却从未说过一句关于他们父母的话。难道孔孟不爱父母吗？是因为知道自己所建立的事业足够伟大，父母的德行不必借语言也会显扬。既然自己的成就尚且可以这样显扬而不必言说，何况肯把别人的言辞当作重要凭据吗？至于靠他人的言辞而流传名声的，自汉魏以来，才开始有撰写墓铭的做法。起初由门生故吏撰写，所以事情还可信。后来门生故吏不敢亲自撰写，便请当世知名人士作文；文章如果流传，事情也因此不会被遗忘。我对于先父，不幸没有赶上在他身边执持几杖、列于门生之列；学业本来浅陋，又不能与当世知名人士相提并论。古代君子用来成就父母名声的事情，正是我兄长所知道的。如今不责备自己，反而责备我，难道不是超出了我的责任吗？而且我对兄长所求的，是古人的学问。古人的条理和教诲都完整存在：开始于通晓万物之理，最后达到穷尽本性、知晓天命；开始于端正自身、推及家庭，最后达到仁爱百姓、养育万物；从年少到年老，不认为遥远；从普通人到圣贤，也不认为荒诞。自己有未达到的，就在内心责备自己；有未讲明的，就借助朋友来增益自己，从不敢违背本末次序，也不把怨恨施加于别人。如今兄长想用来显扬亲人的，不是道，而说是辞；把未能达到的原因归罪于我的，也不是道，而说是辞。如果只是为了使文辞优美，那从学问中又能取什么，我又怎么敢承担这样的罪过呢？不过，我和兄长交往多年，兄长对我的期望是文辞，从我这里取得的益处也是文辞，那么我的罪过就可想而知了。唉，我年轻时妄自许诺，以为圣贤之道可以很快学成；学习却没有得到方法，只是仰望它，茫然不知归宿，走在众人的道路上，忧惧悲伤于自己的处境。先人去世，天下还没有听闻他的事迹，我每想到这件事，便仿佛不愿活在世上。这种心情，和兄长是不同的。内在不足，不能光显先人，却以为自己的言辞可以取得后世的重视，人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兄长何必辱命责备我呢？不过，从今以后我不敢不努力。兄长也更加勤勉吧！古人的学问，是彼此讲论是非，只向着道义前进；这样我过去获罪于兄长之处，日后尚且可以赎回，而我们二人先人的德行流传，也一定会有所凭借。请安心接受这些话，不要匆忙结束。不再一一陈说。前些日子相聚，虽然非常欢乐，但谈论道义、讲说古事之余，时时夹杂着嘲笑戏谑，我内心很不喜欢。我认为戏谑虽是古人也不完全废弃的事，但不从口中说出更好，所以曾冒昧为兄长指出这一点。临别时，又把这件事嘱托给您。朋友之间的道义，对我来说本应如此；至于您听从还是不听从，不是我敢干涉的。如今承蒙赐信，陈述往日情形，抒发志向，恻然自责，文辞和意义都恳切深厚，并且说从今以后一定绝不再做。读信后我又惊又喜，不能自已。以兄长诚信向道、爱好学习的品格，改过的勇气本是小事，固然不足为奇；但我仍不免惊异，是因为世俗风气越来越差，朋友把阿谀奉承当作忠诚友爱，偶尔有人指出自身过失、切磋纠正，便涨红脸色，认为这是揭露自己的短处，有的表面接受而暗中疏远。如今兄长不但不生气，反而自责；不但不忍疏远舍弃对方，还把功劳归给对方。这一点远远超过众人。况且一句话的过失，并不是很深的罪过；若让好辩的人处置，必定援引古人来自我解说，不是讥笑它不值得听，便是忽视它不值得改，不肯自我反省，反而说这是‘同浴而讥裸’。即使名士大儒，也不能免于这种做法。如今兄长独自深切惩罚自己，仿佛背负着不洁之物，只怕洗刷得不够迅速。假如事情比一句话更严重，哪里还会有人听到别人的话却不改正呢？我之所以又惊又喜，正是因为这一点。然而兄长的心意虽然美好，信中又说自从回到乡里，所接触的都是世俗子弟和庸俗之人，所以德行不能进步。这在义理上并不妥善。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作为我的老师的人。’又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那么这些人从哪里取得这种德行呢？’圣人厚待乡党，不敢诬蔑众人。像近来的士大夫那样，喜欢自高自大，瞪眼拍掌，摆出轻视天下人的姿态，都是孔子所抛弃的。我非常怜悯，也非常厌恶这种作风。常常自我省察，恐怕自己也犯这种过失，成为狂妄愚昧之人；因此与人相处，从不敢萌生轻慢之意，即使被称为无知的人，也以礼相待，务必尽到自己的诚意。这大概是人的禀性、才器不相同所造成的情势。君子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兼容并蓄，使有才智的人能够表现自己，使愚笨不肖的人也能自全，因此天下没有被遗弃的怨恨。如果一定要等到与自己同类的人才交朋友，那么我也将被别人斥弃。胜过我的人，难道肯容纳我吗？

译宁海虽然是小县，登记在册的百姓却有三十多万，其中有才华而贤德的人必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一提？如今因为我的缘故而轻视乡里之人，实在不是我所希望兄长做的。因为别人信任自己，便寻找言辞中的过错而不停地谈论，迹象像是好胜。能够像兄长这样接受劝言，如果把心中所怀疑的隐而不说，就是不懂得言语而失去朋友。因此我终于把这些话说出来，希望兄长明察。您所寄来的《正防》一书，是张子穷究深理、尽述变化的论著，其中间或有可疑之处，前代儒者已经说过。学者相信其中容易理解的地方，而对难以贯通之处暂且存疑，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一定要判定是非得失，把自己的取舍夹杂其中，那怎么敢呢？至于编集成书的人，把《参同契》《阴符经》置于《太极图》《通书》之前，这实在不是朱子的本意。天气很热，恰好又喜得下雨，亲笔写信不够恭谨，其余留待见面详谈。不再一一陈说。《与章伯礼》您奋力不沉溺于流俗，深远地思考，想用礼义振兴家声，收拢已经分居的兄弟，让他们重新合在一起吃饭，并制定成法，以便使后人受到善化，这是世上少有的事情。我虽然平庸浅陋，本来愿意在您身边观察您的德行，来帮助讨论末后的安排，辅助您弥补不足，宣扬盛美，为乡里增光。何况您有这样的志向呢？振兴家声这件事，我怎敢推辞呢？然而不幸被祖母遗弃，虽然时日已经过去，因一年中的丧事尚未办妥，灵柩还停在堂上，未能完成安葬，正跟随父兄之后，早晚抒发哀痛。若只是奉行您的教命，冒着穿丧服来求见，人们会怎样看我？若穿吉服求见，葬事尚未完毕，放下哀痛而违背礼制，料想也不是您邀请我的本意。这就是我仰慕您的德行虽深，却不敢接受命令的原因。还是说您邀请我，难道不是因为听说我对圣贤君子的道理有所了解吗？我的学问很浅陋，言语也很拙讷；即使胸中果真有所积蓄，仓促之间也不能阐明，何况实际上本来没有呢？我整天和人相处，从未开口；偶尔稍微开口，便触犯别人，引来众人喧哗，因此自我惩戒，更加不喜欢说话。即使想偶尔说几句话，料想也没有明白其中意旨的人，于是又像舌头被截断一样中止了。您虽然雅爱士人，但将从我这里取得什么呢？即便如此，对您我也不敢隐瞒。自古以来，难的不只是说话，能够听懂和辨析言语的人更难；能够知言固然难，能够实行它尤其难。您所想效法的是金华郑氏。郑氏的老师太史公曾经对我说：郑氏最初合在一起吃饭，过了很久，到元代中期，有一位称为某卿的人，勇于实行义理，对别人所说的正确事情没有不立即实行的；他内心所趋向的方向，即使万人也不能使他改变。因此他所做的事情，往往是士大夫家族几百年来都没能实行的，最终却能使宗族大为兴盛，使声名光彩显赫，昭示于天下，流传于后世。国史的法则是，王公贵人如果没有值得称道之处，都摒弃不录；郑氏以平民身份列名其中，直到今天历经三朝，这究竟是凭什么做到的呢？只是因为勇于行善，并且知道轻重缓急的分别罢了。他所制定的法则，您已经得到了。能够效法他的勇气而努力实行，即使不依赖成法也可以。谁不乐意把善道告诉别人呢？如果相信得不深、坚持得不牢，一会儿认为可行，一会儿认为不可行，那么即使是我又能做什么呢？但我看世上的人不肯行善，确实是因为没有通达其中道理。我的家乡虽是小县，富贵者也偶尔在当时显赫，但不到几十年，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了。这真是商贾小人的智慧，哪里值得称道呢？唯独您能知道这种做法不对，为子孙留下长久远大的事业，从今以后，如果能更加实行所听闻的道义，使义声光耀四方，那么我作为您的乡人，也将预先分享到光荣。正当可以做的时候，希望您更加努力。我日后如果到了终老之年，难道敢不接受您的命令吗？到那时还应当诵读您所学的道理，和您共同讲论。《与赵伯钦》三首 我向四方求友十多年，可交为朋友的人很多。在同郡得到一人，叫林右公辅。尤其是我所敬重的，是公辅气度高远而才思敏捷，对人很少谦让，看别人时常有不满的神色。他从前给我写信，独独称赞您陈元采的文章，我本来已经知道您不是流俗之人所能相比。近来我进入临海见到公辅，公辅把您的事说得更加详细。公辅的朋友张廷璧，已有七八年没有相见，此人奇伟不凡，不肯苟且屈服。别人一谈到您，他必定称赞。于是我从这两位那里推求您的造诣，内心早已倾服很久。如今承蒙您赐信，议论十分宏大，文辞十分通达，卓然有俯视前古的意味。我反复阅读玩味，赞叹这两位取人的确当，欣喜我们同道之士果然值得期待；这种喜悦发自内心而显露于外，就像得到大吕、九鼎，载着它们回去一样。我曾经奇怪近代道术不明，士人居官便以法律作为治理手段，做学问便以文辞作为事业。圣贤的宏大经典和重要典籍被摒弃而不讲。百余年间，风俗污坏，上下离心，到了危亡而无人挽救的地步，难道没有原因吗？我内心实在痛恨这种情形。也不自知自己不肖，仍想有所阐明和损益，以便在世上显著表明。然而习俗卑下，求学的人被旧闻束缚，不再知道有学术，只是私下沾沾自喜，苟且自我宽慰。有的人有志向却才力不足，不能有所作为；有的人才华很高，却沉溺其中不能回头。能够和我谈论这件事的，只有公辅。公辅每次和我谈话，无不感叹值得期待的朋友太少，并且对您抱有期望。信中所说，认为近世文辞不能和唐宋相比，却对我有所取法。我无能的文辞，哪里能超过近世的人呢？即使真的有所超过，也不过是技艺而已；您从这里又能取得什么呢？况且近世之所以不如古代，您知道原因吗？不是文辞不工整，也不是道理说得不详细，而是以文辞为事业却不知道道术。即使想接近古人，也做不到。知道道理就如同走路，走得越远，看见的越多，言语自然不同。如今想走到深远的山谷，只说自己所见不过是泉石树木、禽鸟虫鱼的形状罢了；和游历雄伟都市的人相比，后者见到宫室的壮丽、车马的繁多、人民物产的奇异变化，他们的言语难道没有差别吗？所以圣贤的文辞并不是远远胜过今人，它们之所以不可企及，是因为他们探究道义深、亲自有所得多。

译平常的言语、浅近的议论，也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并不是像剽窃袭取他人言论来作为学说那样浅薄。唐代的诸位儒者，只有韩子接近道，其余都不如宋代。宋代士人若只谈文辞，固然未必全都超过唐代；然而宋文所承载的内容，是三代以来未曾有过的。汉代又哪里足以与之相比？如今人们多说宋不如唐，唐不如汉，这只是从文辞本身说的，不是用来考察道德的通达与否、衡量其实际情况。我曾说，三代以后求学术，宋代为上，汉代次之，唐代为下，近代则有愧于它们。此道的盛衰，其端绪极其微妙，不是明智通达的人不能知道。您怎么这么早就知道呢？不过，您关于近代的议论确实正确。我还有一点要说：世俗的弊病，是轻视亲眼所见而尊崇听来的说法；自己的见识既不能判断是非、醇杂，便彼此承袭流传，把白说成黑的到处都是。您这样说而我听见，就称您为懂得言语之士。您所交往的人中，或许有人与我的见解不同，他们岂不会认为您是好胜自高、故意发表惊世骇俗的议论吗？君子所守持的，只是不因毁誉而改变。假如您谨慎言说而努力实行，以古代圣贤为准则，不与近代比较高下得失，那么古人尚且会敬畏您，近代人哪里配和您相比呢？我又为我们郡中感到高兴，难道只是因为今天这些事吗？久未交谈，感念您勤厚相待，姑且用这些话奉答。恰好有病，不能亲自写信，希望您谅察。自从您分别离去，多次劳您屈驾询问，我心中想写信答复，但住处偏僻，不能让往来之人听闻。想到即使寄出书信，也一定无法送达。又想到您在太学，和天下英俊之士相互讲学切磋，谈论道理文章的人多如树林，每天都有所得来开拓见识。我即使想说话，哪里能超出您所听闻和见到的范围呢？因此拿起笔铺开纸又放弃，已经有好几次了。近来又承蒙您来信，恳切地以不能和我共同问学为叹。像我这样独自求学、同伴很少的人，本来应当对您发出这种感叹，如今您反而把它施加给我。您的情意深厚，只是我哪里是这样的人呢？我对人情世故全不通晓，唯独古圣贤的书仿佛和自己的心意相合，偶尔有所是非感发，便寄托在文章中来表现自己。当时君子不了解我的愚昧，错误地加以宠爱提携，认为我可以教导，因此我得到当时的虚名，也正因此不能达到圣贤的门径。每当看到古人道德、功业的盛大，惭愧悔恨攻入内心，仿佛没有容身之处，因此深深自我惩戒，不敢写夸张的辞藻、作游说辩论。偶尔有和旧时相似的文章，也立即毁掉丢弃。默默坐在一间屋里，温习《四书》《五经》，探求其中微妙意旨所在、大法所寄寓之处，用自身心来考察，并在实际行动中验证；大概是想使自己达到少犯过错的境地，再把余力推及别人。我的内心打算就是这样，却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您有卓越奇伟刚毅的才华，志向所指，哪里不能达到？然而应当谨慎的，是不要走上我所后悔的道路，而要寻求古人学术的全部。古学的弊病，没有比近代更严重的了。做士人的把文辞当作最高境界，却不知道道德、政治、教化是什么；治理国家的人把法律当作最大的功绩，却不知道仁义礼乐是应当实行的。士人的习气越来越卑下，治理的成效也越来越差。这难道是古人对后世的期望，是天下对君子的希望吗？像我这样鄙陋的人，既然不能在当世发挥作用，所以特别想把这些话告诉朋友，希望重新看见古人的盛况，使圣贤之学覆盖天下，这本来就是有志者乐意听闻的。林左民治学近来怎样？王微仲兄弟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可悲。金陵城中几千万人，只有这两人可以谈论学问。赵彦殊近来在什么地方？听说已经见到他的文章，难道和我过去所称道的不同吗？总之，要知道这样的人都很难得。能够进一步求取更大的道理，那就很好；如果只以自己已有的成就为满足，就可惜了。太学的士人中，和您友善的是谁？也有能够互相规劝的吗？我近来收到陈元采的信，其中颇有一两句话来教诲我，我非常高兴，不能忘记。您有什么见解，务必拿来教我；我会深深感激，也不敢隐瞒。盼望下雨已经很久了，这次偶然下了雨，又有陈元采到来，还得到您惠赐的书信和诗篇；这三件事虽有大小之别，对我来说同样令人高兴。天下的学术日渐衰靡，濒临败坏，若不是大贤和奇才，便不足以振兴它；我为此忧虑，比久旱更加深重。值得期待的人，除了您这类人还能是谁呢？才华高、见识明、向道坚定而重义如此，这正是我所欣喜的。若能继承这份心志，日益精进而不懈怠，那就可喜了；又必定会超过今天的人，到时天下人都会共同欢喜，我哪里敢把这种喜悦据为己有呢？《答王氏交币》使者到来，拜领您赐下的书信，又承蒙您有所赠予。您的情意实在深厚，但我却非常不安。从前曾向老师学习，私下听闻圣贤之道，大概在取受赠予的事情上，君子谨慎守义而不敢逾越。按理不应取得却取得，是不合义；不应给予却给予，也是不合义。士人不能从别人那里取得的东西，【缺文】有赏赐便接受，【缺文】有赠送便接受；舍弃正当原则而接受，就是背离义。背离义便不能称为君子。您的钱财虽足以周济别人，但按义理不应拿来赐给我。您明达，虽然足以识人，但【缺文】蒙受您的赐予，和您接受教诲的日子还很浅，按义理不敢以为您已经了解我而爱护我；【缺文】如果贸然接受，就是忘记义。您之所以过分听信并加以爱护，是认为我颇知义理。既然认为我知义，却让我忘记义理，难道是您待人合礼的本意吗？您正以义理团结宗族，义声传播远近，因而施加恩爱于人，却反而违背义理，恐怕不是您所【缺文】居处的原则。因此我敢于坚决推辞。如果因为我过去曾作文赞美您的盛德，便想把赠予当作回报，那就尤其不合适了。我过去所说的话，正是归美于义理。言语出于义理，所以人们相信而没有疑惑。假如用利益来酬答，人们将认为我是贪图利益才说这些话；这不只是我不敢承受，恐怕也会损害您的高义。只请您考虑此事。【缺文】《答张廷璧》

译承蒙您寄来五首诗，又诱导我判断它们可取还是不可取。您的情意实在深厚。然而我昏昧浅陋，没有见识，哪里足以知道可取和不可取的所在呢？有这样的厚意却不回答，人们将认为我有所隐瞒；回答却不能符合您托付的心意，人们又将认为我妄言。妄言是过错，而隐瞒过错尤其严重。您是我的朋友，本来就会纠正我的过错。姑且冒昧说几句，请您求正于我，可以吗？您的诗雕琢峻拔、森然秀美，具有不同于世俗的风味。文辞确实奇特。假如世俗士人得到这样的作品，正来不及推重赞誉，哪里轮得到我说什么呢？如今您卓然有志于古道，凛然不是世俗之人。假如不以古人所达到的境界为准则，就是降低了您的志向；我又怎么敢不说呢？古人的道，虽然不专门以作诗为主，但他们发之于言语，从没有不合乎道的。因此《雅》《颂》的文辞光明显赫如日月，雄健严厉如雷霆，变化神奇如鬼神，涵容深厚如天地。诵读它的诗，不只看见辞句，而只看见其中的道理；不知道它的语言有什么可喜之处，却只觉其意味无穷。这种奇特，不也是很大吗？而写作它的人起初并不是刻意追求这样的奇特，只是以充足的礼义作为根本，以端正的性情来涵养，风采足以昌盛他的言辞，言辞足以表达他的志向，如此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篇〕 后世作者在细微处比较奇丽的辞句，自以为超越了形器之外，实际上却浅陋浮薄，并不是真正能够奇特。幼童刻雪来做赏心悦目的玩具，摆在面前时并非不可喜爱；慢慢观察，它一融化便荡然无存，还能把它取作奇特吗？您的奇特本来不是这一类。然而近来文味渐薄，缺少和平醇厚的韵致，难道不是所依据的根本还不够充实，却专门从事奇丽辞句的末流吗？不从根本事务上用力，却想在末节上求工，就像抛弃树根，盘曲枝条来装饰，以为这样美丽，想让花木繁茂长成，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贤君子的文章，发于自然，成于无意，不求工巧奇异而自然达到极美；通达却不放纵，严整却不拘束，质朴却不浅薄，深奥却不晦涩，端正却不闭塞，变化却不诡奇，能辨析而有条理，平淡而有文采，整齐而有法度，光明而不枯槁，文章的奇美便达到极致。然而圣贤君子何曾容纳私意于其中呢？这是充盈而自然流出、受到激发而自然发出的，不求取却自然得到的。您对此本来已经知道了；但您发言立意，仍不免有艰苦涩滞的状态，是只在语言上求取，而没有在语言所由出的根本上求取，所以难怪艰涩。如今天下的学者，软弱不振，只知道学习众人相同的东西，暗中偷窃、公开剽窃，毫无顾忌，还以为自己有能耐；诗篇多得数不清。若要使他们知道趋向，从大道而行而不失驾车奔驰的节度，除了您没有人更早做到，而我却仍冒昧有所议论，显然多半是妄言。即便如此，不知道却妄自发言，我确实有过错；假使妄言偶尔对人有益，难道不是好古之人乐于听闻的吗？从前有一个贵人的儿子患蛊病，向医生求药，医生偶然拿出妻子用来毒杀老鼠的药给他；贵人之子服下后又泻了出来，后来病竟然痊愈。从医生的角度说，这药确实是妄药；从病人痊愈的角度说，谁知道它究竟是不是妄药呢？我曾经感叹风俗衰败而趋于机巧，彼此以阿谀奉承为师；甚至朋友之间，也把取悦对方当作忠诚。近来得到陈元采的书信，颇有规劝教诲的益处，切中我的弊病，使我高兴得忘了吃饭。正如您所戏言的，把我粉饰描绘成古人复生，使令【句末残缺】人惭愧悔恨【缺文】，归入平庸众人的范围；如今得到元采【句未完】此后才知道所期望的【缺文】兄长的爱护，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恰好有近作诗十章以及《励志诗》十章，现在把它们寄给元采足下，希望您一【句未完】读一读；凭我怀念元采【缺文】，请把它当作教诲，不要责怪我这是妄自发言。五首诗中，《哭许士修诗》最【句末残缺】其余诗作在用韵方面多有不同于古人的地方，行文措辞也有尚未妥帖之处。考察汉魏各家的作品，自然会有所领会。这只是末节上的过失罢了；如果掌握了根本，就应当知道我所说的话果然不是妄言。《与友人论井田》我先前冒昧而不自量，私下痛惜三代圣人把天下公有作为大原则，而这一大典已经废坠很久了。我看到如今国家法令确立、政令畅行，实在足以乘势而有所作为；一旦推行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写下了《井田》一论，认为井田制可以恢复，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虽然没有才干，也曾反复思考、深入研究过这件事，并不是偶然拿它来夸夸其谈。然而我常常忧虑，有志于此的人太少，没有人可以共同讨论、阐明它。我起初见到您品行淳厚、容貌古朴，心中独自仰慕，认为可以同您谈这件事，所以拿出来给您看。我本以为您不同于流俗之人，没想到您竟不考察其中的道理，反而横加异议来非难它，说井田制不能在今天实行。这是流俗之人的常见说法，我听得几乎耳聋了。您怎么竟把这种话拿来陈述呢？况且有人说：“古代的制度有些不能在今天实行，井田制就是这样。”这话实在令人迷惑。古时候，人们席地而坐、徒手捧水而饮，吃带血的生肉，穿毛皮睡觉，用皮革搭成巢穴、洞穴共同居住，拍手鼓腹作为娱乐；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来就不如后世宫室、钟鼓、服食和器用的美好舒适。像这些事情，不只是不能实行，也是没有必要实行，因为它们不是适中的制度。至于井田制，是经过三四位圣人逐步完善的，斟酌古今而合乎中道，充分体现裁成万物的原则，是养育百姓的大法，也是礼义赖以建立的根本。古代社会的富足超过今天，风俗比今天美好，上下之间的亲爱和融洽超过今天，国家的强盛和长治久安也超过今天，为什么反而不能实行井田制呢？又有人说：“禹时洪水泛滥，桀纣暴虐，人民稀少，所以田地可以均分。”其实古代人口之多，后世没有能比得上的；井田制虽然没有实行，但人们希望实行它的端倪已经显现了。桀纣的暴虐，并不像秦、隋那样把百姓糜烂殆尽；商汤、周武只是诛杀他们的君主，并不像战国、秦汉之际那样杀人遍满城郭原野。百姓怎么会因此减少呢？如今全国经历战乱之后，人口还不到太平时期的十分之一，所以实行均田制，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候了，您却拿王莽曾经实行过它来作证，认为因此不可实行，这就更加荒谬了。况且王莽造成的祸乱，并不是因为实行井田制。他欺骗汉家的老母亲，夺取传国玉玺，在天下自称奉诏行制；天下人愤怒得想剖开他的心来吃，所以借着变乱奋起反抗。即使王莽没有实行井田制，天下也照样会动乱，王莽也照样会因井田制而被诛杀吗？井田制同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您又说汉、唐没有实行，今天想实行就困难了，这尤其不是懂得根本的论说。汉、唐没有实行，并不是因为不能实行，而是从未实行过。汉高祖时期本来可以实行，只是当时没有能够引导他这样做的人。

译唐太宗有志于恢复三代的盛盛，而魏征一类人不懂得事情的先后次序，不能辅佐他成就大业，谁能说井田制不能实行呢？流俗之人说井田制不能实行，是拿吴越的情形来说的：那里山溪险峻，人口又稠密。山溪之地，即使在成周时代，也实行贡法，难道一定要强行填平低洼、削平高地，把所有地方都划成井田吗？只要使人人都有田，每块田又都有公田，大家共同出力、共同办事，彼此救济抚恤，不违背先王的本意，也就可以了。至于江汉以北，平原千里，划分成井田，实行起来非常容易。东海有一种鱼叫鲲，身体像山丘，行动时雷声震动，游动时波涛涌起。井边浅陋之地的青蛙从来没有见过它，却伸展自己的大腿，自以为是地说：“东海难道比井大吗？鲲鱼那么大，能比得上我的大腿吗？”如今不了解天下的实际情况，却说井田制不可实行，这就是井蛙一类的人。况且我固执浅陋的看法认为，不实行井田制，就不足以实行仁义，这并不是空话。实行仁义，贵在使人各得其所。如今贫富悬殊，富人的势力向上足以控制公府的权柄，向下足以钳制小民的财产。公家本来有东西要分给小民，小民未必能得到；公家若向富家征取，小民却已经代替他们缴纳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两者都是祸乱的根源。有人诘难我说，陈涉、韩信并没有陶朱那样的财富，难道富人就会作乱吗？用这个来议论井田制，实在疏浅。这恐怕是不对的。井田制实行以后，天下四海不会有闲散无业的人，又有政令加以申明，有德行礼义加以教化，乡胥、里师的教导不断传入耳中。苛刻征取、暴虐征税的办法不能加到他们身上，他们有什么苦恼而要作乱呢？假如陈涉、韩信各有一宅、一田，不必仰仗别人生活，那么他们将终身做耕种田亩的百姓，哪有闲暇造反呢？所以我说：井田制的废弃，是祸乱产生的原因。想要实行仁义，必须从井田制开始。您想舍弃井田制而实行仁义，就像没有锅却要煮饭一样，绝不可能吃到饭。不用锅煮饭，虽是愚妇也知道不行；不用井田制治理国家，士大夫却能安心，这难道是他们的智慧反而不如愚妇吗？还是习俗改变了人呢？风俗日渐下降衰败，一天天趋于低下，只有杰出豪迈而能独立自守的人才能不随之改变。您庄重地处在士绅之列，却不致力于阐明圣人的道理、使后来的人得到善化，反而非议先王的制度，这实在不是我对您的期望。我不善言辞辩论，性情也颇为质朴，又不喜欢说奉承话，所以直截了当地把这些旧事告诉您。孟子不是说过：“不直说，正道就不能显现。”既然如此，我这样说也不算过分，只是为了阐明正道。您如果心中有所疑问，应当拿来教正我；我还可以把这番话说完。就此搁笔。给黄希范的信 自从教化衰颓、风俗改变以来，士君子不再知道学术的完整大道，满足于已有的一点所得而自我限制，安于浅陋而养成懒惰习惯；谦抑自持、日益谦逊的道理消失了，骄傲轻慢、荒疏懈怠的风气却盛行起来。吾兄凭借敦厚笃实的资质，加上英敏的见识，学问足以达到应当知道的境地，文章足以畅达表达想说的话，却能忘掉自己的长处，向年少者谦下；舍弃自己的才华，向愚钝者求教，急切勤勉，唯恐赶不上。这在今天本来就是少见的，也是求学问道者超出常人的节操。但我哪里足以承当这样的礼遇呢？我自视资质很差，学业很浅，没有趋走应诺的才干，反而有朴实木讷、愚鲁迟钝的缺点。那些迎合世俗、顺应时势的人，见了我而不嘲笑我，鄙视我的已经很少了；我又拿什么话来满足吾兄的求教呢？不过，违背时俗的人一定有合于古道之处，异于流俗的人一定有同于圣道之处。吾兄如果确实不只打算应付一时片刻，而是有志于圣贤的用心，那么我私下确实听闻过其中一二，哪里敢仓促推辞呢？只是京府已经征召我，催促我上路，虽然想把胸中积蓄尽情倾吐，却没有机会；您从千里之外派遣门徒，带着束帛来馈赠，而我却空缺无以回报，实在惭愧。吾兄若稍加体察宽容，那么能够作为答报的东西，或许还要等到日后。答复阌乡叶教谕 郡守王公来到，承蒙把刘翰林、黄伯生所作的诗集序示给我看，并且让我为它作序。美好的事物，本来不需要凭借外在条件；需要凭借外在条件的，都是怀有不足之心的。照乘之珠、盈尺之璧，即使不幸被放在泥土、涂炭、瓦砾之中，它们晶莹明亮的光彩本来仍然存在。等到有识之士得到它，即使把它放在旧箱子里、用破絮包裹起来，它价值数十座城池，仍旧不变。若再借用精美的锦缎来承托，用华美的匣子来收藏，把外表装饰得尽善尽美，彰显它的美好给人看，那么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就更清楚了。您的诗，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却恭敬地拜读过。可是因为两位君子的言论而去寻求它，看来它本来就是不需要外在条件的。如果它本来不需外在条件，那么即使两位君子的赞语已经是过分的，何况还需要我这种无能之人的文章来增益吗？况且古人所说的“序”，大概是用来阐明作者的意旨的。像《诗经》《尚书》篇首都有小序，篇首又另有大序，就是这种情况。小序有的出自史官，有的出自后代贤士大夫；作序的人，都是古代闻名之士。然而其中有的只得到字面而遗漏了意义，有的执著于意义却失去了事实，往往成为经文的累赘，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少。这样看来，序文没有益处，也已经很明白了。贤士闻人所作的序，尚且不能对经书有所增益，何况今天作序的人，怎么能对您的诗有所增益呢？从《诗经》《尚书》以来，作者没有不作序的：有的是同道之人为作者指出其德业所达到的境地，有的是门人、故交发抒作者胸中蕴藏的才华，并为他的遭遇叹惜，起初并不是向别人求取什么。司马迁、班固、扬雄这一类人，又只是自己直接叙述自己的心意，以抒发奇伟的才华，本来从未需要借助外在条件。唐代善于作诗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李白、杜甫。杜甫的诗当时没有序，李白死后，李阳冰曾为他的诗作序。不过有没有序，并不足以成为衡量二人的标准，反而是作序的人借此使他们得以流传。只有韩退之偶然用一句话推重二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诵读韩退之的文章，并由此知道李白、杜甫是不可企及的。您的诗如果确实美好而足以流传，那么不向别人求取序文也可以；自己作序说明心意也可以，以等待后世的是非评判，足以取信万世。像韩退之那样说上一句话，也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忙忙碌碌地迎合世俗的请求呢？况且我年轻时没有专心求学，年长后又奔走追逐虚名，根本没有时间学习。直到如今才粗略听闻先圣人的道理，想要从事于此。

译我所学的本来就不在文章上，对于文章又厌弃而不加省察，所以说到文章的浅陋，天下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再加上我昏昧平庸、才劣无能，没有适应时俗的资质。挂名在学校，领取微薄俸禄，靠它养活妻子儿女，说出的话不足以取信天下。您错听了我的名声而来求我作序，怎么会把事情考虑得这样差呢？不过，今天穿儒服戴儒冠的人，并不是没有人才。凭文章自负的人，像麻一样遍布周、秦以来的疆域。您不去求他们，却对我这个笨拙无能、没有势力的人抱有希望，您的心意恐怕不是偶然的。我虽然不能说，哪里敢最终吝惜我的话呢？只是您的诗足以使自己取信于人，而我又没有见到它；况且刘、黄二人已经为它作序，所以我不能奉命。如果您还没有立即断绝来往，或许可以把稿本给我看看，使我得以窥见诗赋的大概，也许我还能发挥出想说的话。这就好像用旧箱子和破絮来衬托珍宝，使它更加光彩，是我小小的愿望。太守的志向和品行十分美好，可以向湖学的荐绅表示祝贺。近来正患眼疾而无聊，不能一一尽述。答刘子传 子传教授，分别以后很久没有侍奉问候，收到您的信，十分欣喜。只是您在信中称誉我，实在过分了；我读了三遍，惭愧不安，不知该说什么。如今天下求学的人虽然少，但像我这一类人，应当可以用成百上千来计算，有什么值得称道、推让的，您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您难道是因为众人随意加以褒奖，所以也这样说吗？还是因为我年轻而有志，姑且这样鼓励我呢？如果只是沿袭众人会遭人耻笑的说法，那么我自量还没有见到有什么地方胜过别人；如果是认为年轻人可喜而这样说，那么我常常正因过早地获得时名而感到忧惧，这些赞誉我都不敢承受。我性情恬淡，不喜欢时下的名声，连道德功业的名声都不敢据有，何况文章这一技艺呢？因此我常常闭门不敢出门，也不敢同人交往；听到别人互相称许我，脸面就发热，何况还把这些话写在书信上呢？不过您并不是看错了人，只是偏爱我，所以不觉得这些赞誉不合适罢了。过去楚国有位大夫喜爱玉石，看见白石就把它当成玉，并不是他不认识玉，而是被喜爱遮蔽了，所以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不对。您看重我，莫非也像楚大夫所看重的那块玉一样吗？况且凤凰作为祥瑞，从周代到现在三千多年没有再次出现。至于前代所称的凤凰，都是指罕见的野鸟，并不是真凤凰。凤凰如此不容易出现，如今您竟拿它来比喻我，我是什么人，哪里敢当得起呢？不过有一件事，我不敢不对您说。我有志于古人的道已经很久了，当今背离正道的，没有超过佛、道二氏的，而佛教尤其严重。我私下对此十分愤慨，认为儒者不能像孟子、韩愈那样直言斥责，使他们不敢横行，也应当像古代善于守卫国家的人那样，严密设置疆域和侦察防线，使敌人不能进攻掠夺。我的文章稍有涉及这方面，愚昧的僧人一看到就极为怨恨，好像我辱骂了他们的父母一样，百般诋毁；总之，不值得顾虑。过去我曾听皇甫湜说，韩子论佛骨时，群僧咬牙切齿地骂他。韩子名望高、地位显尚且如此，何况我怎么能避免呢？士人行事，上要鉴察千百年来的得失，下要观察后世的是非。如果有利于天下、有助于教化，就应当坚持不懈，一定做到之后才停止，怎么能顾虑一时的毁誉呢？迎合一时毁誉的人很多，正道因此衰落。不过，攻击异端就像治疗疾病，应当追究病根。伟岸的大丈夫，如果不是先耗损自身的元气，疾病怎么会侵入呢？如今病已经很深，善于养生的人应当补足元气；元气完备以后，疾病就容易去除。否则即使每天针灸砭刺，我的元气反而不断损耗，怎么能痊愈呢？元气，就是圣道。自从朱子去世，圣道大为败坏，那些人见我们无人，所以更加放肆。当今世上，不是大贤大杰，就不足以振兴圣道；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志向，又有什么用呢？您凭借宏博的学问，有志于圣道，又处在大郡之中，把兴起教化作为自己的职责。如果您真能使方圆千里之内的人都仰慕圣道而不敢行邪道，其他郡的人又转而取法于您，居于高位的人也跟着取法您，那么圣道的兴盛就可以立刻期待了。您认为怎么样？我旅途中谢绝来客，没有人可以交谈，因此趁着写信的机会略陈浅陋之见，希望能对您有所警发。答许廷慎 过去在京师，从濠上来的人，大多能背诵您的歌诗，我本来已经由此窥见您胸中学问的一二了。去年在临海，遇到林左民、张廷璧二人，向他们询问您的言行，了解得更加详细。二人自负为奇才，但一说到您，便立刻松弛下来而惭愧自叹，认为自己比不上您。这样以后，我更加相信自己先前的观察没有错。近来从王修德那里得到您所写文章的抄本数篇以及手书，很想读它们。正赶上我家发生变故，没有来得及过目，便匆忙带走了。再次进入京师，沿路行走一千多里，始终把这些文章放在心上。到了这里，得到您所写的《岁寒事》，寄存在友人家中；读了几行，便大为惊喜。您的立意和论说卓然突出而不苟且，不是流俗之人敢于企望的。上天为什么这样厚待您呢？世人把文章看作小事，然而文章似乎最像是上天吝惜赋予人的东西，给一点便要精打细算，不肯多给。得到稍多一些的人，就仿佛被上天记在心上，时时受到逼迫督责，不让他有片刻安逸快乐。我实在想不通这个道理，难道值得重视的东西果真在这里吗？不然，为什么唯独忌恨这种才能，却偏爱其他事情呢？像我这样自我估量，什么都没有，只因粗略认识几个字，便受到极大困扰。在危险忧惧、战战兢兢的时候，我常发誓要把自己的才能归还给造物主，甘愿做一个庸人，却又无法做到。您幸而安适，没有什么痛苦，却又急切地想要发掘奇异深奥的秘密，来同造物主争胜。不过这样招致忌妒也太厉害了，您难道不是稍稍触犯了上天所忌讳的事情吗？我虽然为这篇文章感到高兴，却私下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打算。不过，君子只应当看它是否合于道，难道还要计较利害吗？自古以来，奇人伟士如果不在忧患中受到磨炼，就不足以成就他们的学问。古籍所记载的，大半都是不得志者的言辞。可是后世终于使它们光明显大，又怎么知道一时所忌恨的，不正是造成无穷幸福的原因；一时所喜悦的，不正是彻底抛弃它们的原因吗？这些话可以对您说，姑且用来引您发笑，也自我解脱罢了。左民多次称赞王微仲的贤能，只遗憾没有机会见到他。恰好见到他的弟弟晃仲，也是高雅之士，应当是我们这一类人的优秀人物，实在很不平凡。我是为了侍奉祖母才来到这里，其中详情有些难以言说。给王微仲的信 我对于圣道本来曾经学习过，只是还没有达到境界。先前看到您赠给廷璧的序文，您满怀期望，竟把贤者的标准寄托在我身上，这哪里是我敢当的呢？孔子门下豪杰俊士多得数不清，只有颜子独处其上，没有人能超过他；当时尚且如此，何况相隔二千年以后，竟说还有人可以同他相类？即使普通人也知道这是很难继承的，您却把这个称号归给我这个毫无相似之处的人，谁会相信呢？所以我长久感念您待我的厚意，却不知道怎样回答，原因就在这里。不过，把善告诉别人是有益的；称誉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缺点，则是糊涂。我没有才德，愿意成为您有益的朋友，可以吗？古人说比拟人物一定要比拟于同类，大概就是因为相类实在难得。如今若说金和玉相同，还可以说得过去；若说金和石相同，就不可以，因为它们的贵贱不同。孟子把禹、稷和颜子说成同道，是金玉一类。汉代儒者把黄宪比作颜子，就像把石头同金子相比，怎么可以呢？如今您把颜子同黄宪并称，本来就不是在尊崇颜子；又把我比作这两个人，更加贬低了颜子。我自量在当今世上尚且不足以同普通人并列，何况黄宪呢？更何况颜子这样的人呢？我哪里敢当！您究竟真有这样的意思吗？

译您若真爱护我，就应当愿意教导我，使我学习颜子的道；否则只是想把我安置在贤者的末席，那就是抛弃我，而不是以德性爱人的意思。您的弟弟处见到您所论述的文章，天才杰出，确实值得欣喜；只是似乎有些过于繁多，还不十分莹澈。不过它所向往、仰慕的境界很高，假如继续进步而不停下，那么您所称赞的境界，他将自然亲自达到，又何必把它归功于我呢？奉信俞大有先生 某敬奉书信给大有先生您：从京师回来后，承蒙您来信问候，正好事务繁忙，没有及时答复。承令郎来访，得知您身体安康，十分欣慰，十分欣慰。古人说没有财物就是贫穷，我认为没有儿子才可以称为贫穷。如今您有了严儿，便可以百无所忧，即使千金也不算多了。还希望您不要让他被家事束缚，放手让他求学，使人们称赞您有一个好儿子，所得难道不是已经很多了吗？待制公的文章不可不流传，应当把这件事告诉仲缙兄弟，劝他们刻版刊印，流传后世，这也是一件美事。我大约在仲冬以后前往金陵，明年回来，一定能够前去聆听您的高论，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匆忙不尽。答林子山 我愚昧鲁钝，对道理又不明白，诵读圣贤之言时，总是惴惴不安，害怕自己一无所闻，最终成为庸人。因此即使是鄙陋之人、幼稚孩子说的话，我尚且会高兴地接受，何况是吾兄的教诲呢？这次承蒙您来信，我展开信反复诵读，从早晨一直读到中午，仍不能完全通晓其中大意。由此深知吾兄待我的情意很高，尊重我也极其深厚。如今天下的风俗不同于古代，朋友相处，只把互相过分称誉看作知爱，把虚假的恭敬看作尽礼，切磋砥砺、规劝告诫的益处，完全听不到。有时稍加指正，对方又用修饰过的言辞委婉拒绝，没有古人听从善言、迅速改过的风气，这是我一向惊叹忧虑的。如今兄长却写信给我，独独赐予教诲，正是用古道来对待我。如果我有所疑问，却不诚实作答，难道不辜负自己的良心吗？所以直截了当地说明，希望您不要认为我冒昧。人的心中具备五种本性。它们其中虽然寂静，但不能不与外物接触。等到已经发动，七情就会活动。假如情感发动而合乎节度，例如禹听到别人指出过错就高兴，商汤、周武因愤怒而安定百姓，文王因百姓受苦而悲哀，孟子憎恶异端，尧舜爱护百姓，孔子有厌恶却仍然希望实行仁道，那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七情发动时若被外物遮蔽，就会淹没人本来具有的善性。所以圣贤设立教化，使人减少欲望、涵养心性，克制自己以求得仁。周子后来又把这些道理揭示出来，绘成图，说明太极本然的奥妙以及阴阳动静的道理，并说圣人以仁义中正来使心有所定，以主于静；又在《通书》中阐释其意义，而且一定说：“只有动而没有静，只有静而没有动，都是物；只有动而没有动，只有静而没有静，才是神。”他的意思是，圣人并不是不活动，只是常常以静为主。如果静而没有动，就会成为物而不能通达。希望人在仁义中正之中以静为主，是说以静来应对外物，并不是要人强行制伏本心，使它像木石一样不能应接外物。然而兄长过去说：“这颗心一动，人就成为禽兽。”这正是周子所谓“静而无动，那只是木石罢了”。人的心哪里能这样呢？人处在万事万物之间，想要随物俯仰，裁度天下的变化，成就天下的事务，想让心不动，是不可能的。只有仁义中正存于心中，即使心有所动，也如同不动一样。假如这颗心一动，不论是否合于礼，都称为禽兽，那么所谓因感而通达天下事理，难道只是静止得像木石一样吗？其他各种说法，也都不超出这个道理。兄长聪明而明察事理，远远超过常人，为什么唯独对这里没有思考到呢？大概您只是表面上装作不知道，来试探我罢了。我虽然不足以说已经懂得道理，但关于性命的学说，也曾从父辈和老师那里听闻过；如果您认为我的说法不恰当而赐教，来阐明圣贤的界限和分别，那么我岂敢不接受您的教诲？答胡秀才怀 往年在浙东，我有幸同才俊交往，其中最要好的，有眉山苏太史平仲、临海叶刑部夷仲、浦阳郑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赵象伯钦、陈叔英元采、王倚修德。我们朝夕相处，讨论唱和，反复探究天人之间的奥秘，广泛观察兴亡盛衰的道理，琢磨自己的品行业绩，又以文章相互浸润；意气相投，彼此没有什么企求羡慕。身体不需要精美食物也能健壮，心灵不需要丝竹音乐也能畅快。十多年来，已经有几个人离世或失散，其余大多分散在各处，但仍不时能够通过书信互相讲习砥砺；在忧虑时得到欢笑，正在思索时得到暂时的排解，还不至于陷入穷困孤独。等到我住在山南，陪伴我的只是草木山石，同伴只是猿猴；心里想说话却没有人可以交谈，脚想行走却没有事物可以娱乐。给学生讲授经义完毕，常常整肃眼目、端坐不动，有时取出古书慢慢阅读、缓缓吟咏，偶尔有所领悟，却无从告诉别人，只能抬头仰望天空，默默体悟道理。郡府奉朝廷命令举行宴集，不能拒绝，只得前往，坐在末席；官僚们强让我饮酒，喧闹的言辞充满耳边，优伶杂戏正在面前，我却从未因此张口一笑，颇为自以为再也追不上从前那些人的欢乐了。去年冬天到了长安，见到唐愚士，因而十分欣喜；又在愚士家见到您的文章，更觉得胸中慰藉欢悦，只是还不了解您的深厚程度。如今承蒙您赐信一千多字，反复陈述，笔势流动；向上追思古人，向下感慨当世，气概卓然，具有奇伟丈夫的风度。我进入秦地将近三年，从没有一个人以文章相赠，哪里想到竟能从您这里得到呢？我抚着信卷反复熟读，拿在衣袖怀中，几天都舍不得放下，俨然如同重新见到过去的朋友，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容貌。文章对于士人来说是最末一等的事情，然而若不是对古代圣贤的意旨有所领会，也写不出真正的文章。世上的求学者很多，他们用心不专一，探究不精深，见闻不广博，研习不能持久，却想领会圣贤的意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年轻时喜欢观览别人的文章，并不只是为了看文章本身，而是想通过文章考察作者内心所存的东西，同他一起在圣道上进步。读了您的文章，知道您对于圣道确实有志；然而您屡次称道古代文人，这说明您的志向和仰慕仍然有所偏重。贾谊、韩退之三十多岁时，已经卓然立身成名，确实如您所说。假使这两位先生能够听闻圣人的道理，进而同曾参、冉求并列，那么他们的贤能将会达到什么境界呢？我鄙陋不才，自量不足以同古人并列；年长以来又闭口不再谈论天下事情，对于政教措施的得失，茫然不再理解，只是笃信六经，把它作为权衡是非的标准。

译遇到疑惑，就把六经作为占卜判断的依据。只是我愚钝，不足以通晓世间的机变，甘愿以迟钝笨拙自守。别人见我这样，也常常暗暗嘲笑我。我一向性情刚直，不能忍受对富贵之人低头仰视。有权势地位的人有时想招致我，听说我不善于谄媚屈服，也往往不能相合。想像贾谊那样急切地谈论世事，本来就做不到；像韩子那样急切求取职位，更没有空闲。因此您竟把我同贾谊、韩愈相提并论，我哪里承当得起呢？不过，贾谊劝汉文帝施行宽大政策，韩愈严厉排斥异教、尊崇孔孟，这些事情我私下确实有志于此。假如上天将要使这些百姓得到安康，使圣道得到彰明，将来万一有所成就，也未可知，只是不敢指望。一般人在年轻壮盛时，志向、意气、才力百倍；等到年岁增长、力量衰退，就会沮丧衰谢、失意困顿，产生后悔过去、叹息现在的心情，像贾谊在长沙、韩愈在潮阳时那样，他们英锐的姿态也稍稍减退了。圣人、大贤的志气却随着日子越来越强，道德功业也随时代不断增加，所以只有进步而没有衰退，年老以后反而更加明达。我从上天得到的资质究竟怎样还不可知，但自己能够努力的地方，仍然有可以进步的余地，怎么知道果真不能达到您所期望的境界呢？我今年三十六岁，本来还没有衰老。您比我小三岁，假如三年之中每天都有所得，那么追上我并超过我，就如同让骅骝、蒲梢去追赶伏在马槽边的劣马一样，实在容易得很。我所希望的是把道放在前面，把文章放在后面，修养整治自己的身心，不预先追求声誉；这样，我将看到您达到远远超过今天的境界。这样的喜悦和慰藉，难道还能估量吗？近来我懒于写信，尤其不敢谈论古人。对于您有些话不能默默不说，这是世俗所难以谈论的事情，已经很久了。希望您不要把这些话给别人看，恐怕众人会暗暗嘲笑。答王秀才 先前承蒙您来访，并且索取我的文章来阅读。我曾经忧虑世人不致力于学习圣道，却喜欢谈论文章，所以有所论述，也以把文章拿给别人看为羞耻。您不怕翻越重山大海来到我的草庐，情意殷切诚恳，不是世俗之人所能相比的。因此我特意拿出旧作来答谢您的雅意，也希望您指出其中的错误，彼此启发明辨。如今您却来信，过分称美我，又拿学习文章的道理来询问。我难道是能写文章的人吗？您为什么问得这样奇怪呢？如今天下虽然缺少奇才异能之士，但拿笔执简、自负为文人的人多得数不清。您有疑问，他们会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吗？不去求教于他们，反而来向我求教，这就像向工匠学习种庄稼，向猎人求取捕鱼的方法一样。即使把他们的所得拿来，也哪里足以符合您询问我的本意呢？不过，世俗所谓的文章，我虽然没有学习过；古人的文章，我曾经学习过。试着把我所知道的告诉您：文章的作用，总的说来只有两端，即阐明道理、建立政教。道理用来使百姓善良，政教用来养育百姓。百姓若没有养育，就不能聚居生活；若没有教化，就不能同万物区别开来。因此圣人出现后，制定礼乐、教化、刑罚来治理天下，修明五伦六纪，以天赋的善性和人道的准则来端正人心，并且把这一切都寄托在文章之中。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心意，见于《诗》《书》《易》《礼》《春秋》等文章中的，都是为了表达这些道理罢了。舍弃这些内容而写文章，圣贤没有把这样的事情留给后世去做。这种弊病起于晋、宋、齐、梁之间，盛行于唐代，到宋代更加严重，一直流传到今天，还不知道何时停止。唐代士人最以文章作为法式；在后世之中，只有韩退之值得效法。可是韩退之文章中谈论圣人之道的，除了《原道》之外，几乎没有可称道的；谈论先王之政而能得到要领的，找遍他的片断记载也没有。由此推想唐人不如韩退之之处，也就可知；由此推想后世不如唐人之处，也同样可知。汉代儒者的文章，对世道有益并能得到圣人意旨的，只有董仲舒、贾谊。攻击浮靡绮丽而不依据道理的言辞，没有比司马相如更浅陋的。韩退之多次称道古代圣贤文章的盛美，司马相如必定在其中，而董仲舒、贾谊却一次也没有列入。他取舍的荒谬竟到了这种程度，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假如说是因为董、贾的文章不够纯粹，那么艰涩险峻的元结、诙谐戏谑的李观，尚且在他取录之列，为什么反而舍弃这两个人呢？假如说是因为他们所叙述的是王道、霸道，不敢把他们列在文人之后，那么孔子、孟子本来就同荀卿、屈原、李斯并称了。这样说来，他究竟在哪里体现了尊崇董仲舒、贾谊呢？韩退之以懂得圣道自居，却唯独压低董、贾而抬高相如，那么他所懂得的究竟是什么道呢？不过司马相如虽然辞赋格调浅陋，他所写的也都是有所作为、有所寄托而作，并非空话。近世却不是这样，一间小屋的微小事情，随便取一个美名，就跟着写成文章；看它们的名目纷纷杂出，都是古人从未听说过的；考察它们的辞句轻薄、诙谐、巧饰、浅薄，也都是古人从未有过的。求文的人以此向别人提出要求，作文的人以此向时俗夸耀，好像有所作为似的。即使让司马相如的奴仆看见，也将丢弃而去，可如今的士人竟不知道这是错误。我私下悲哀于这种浅陋，所以从汉代以下直到宋代，选取那些与道德政教相关的文章编成一书，称为《文统》，让求学者学习。违背这个标准的文章，即使工巧也不收录；接近这个标准的文章，即使质朴也不遗漏。希望人人都能看到古人文章的正道，不被诡异反常而一时可喜的言论迷惑；清除千年来积累的弊病，成为六经的羽翼，培育仁义的气息，摒弃浮华的习气，使自己进步到圣人的境界，让世俗之人改变心志、改换眼光，从而勉励自己追求长远而宏大的目标。我居处穷困，空闲很少，尚未有所成就。您如果确实有志于古人的文章，希望不要沉溺于世俗，不要被一时的毁誉改变，不要把道德当成空洞的器物，不要把政教当成空话；这样，文章才可以学习。否则，世上那些能写文章的人，哪一个不能去请教呢？我这样昏昧无知，哪里足以满足您的求教呢？答钱、罗二位秀才 二位先生：我年轻时荒谬地受到士大夫们口头传播的赞誉，心中很不高兴。收到二位兄长的信，其中大加称许、比拟我，我更加不愿承当。假如默默接受，恐怕我浅陋的想法不足以使二位明白，所以不得不再说几句。古代谈论礼的人说：“比拟人物，一定要比拟于同类。”像南宫适把禹、稷比拟孔子，孟子把子思比作曾子，都是衡量功劳、估量德行，名声和实际相称而没有疑问的。有的人却放肆地错误称许，就像子禽把子贡比作孔子，扬雄把韦玄成比作颜渊，司

译马君实把扬雄比作孟子，陆希【缺】愈当时不被信任，后来又受到后世讥笑，这种不能相提并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几个人虽然不足以比拟圣贤，但他们声名光彩显著于天下，仍然如同钧和石、寻和常的差别，而不像山丘和蚂蚁蚯蚓、黄河渭水和小沟小渠之间的差别。比拟一个人尚且一次不恰当，就会如此，何况我是什么样的人，竟把我比作李翱、苏轼、曾巩以下七八位君子，怎么可以呢？指着钧对人说：“这就是石。”指着寻对人说：“这就是常。”骤然听到这种话，怀疑的人还少一些；若指着蚂蚁蚯蚓说：“这就是山丘。”指着小沟小渠说：“这就是黄河、渭水。”听到的人如果不惊骇而认为是过分的话，就会笑说这是一个没有眼睛的人了。那七八位君子，都博学特出而雄健通达，才华高超而文章灿烂；即使他们自身没有依托名人，地位没有显赫于当世，仍然足以闻名于世、流传后代。何况又得到名人来依附他们，他们最终能够立身成名，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像我这样的人，才能还不到他们的百分之一，任意放言，不善于雕琢文字，随着理趣所到之处而写，想写便停，从来没有专心钻研文章。指望凭这样的文章树立名声，哪里能追上作者的体制要旨，进而接近古人呢？二位兄长却这样称说，我私下恐怕有见识的人会认为这是过分的话。不过，世俗之人可以同他谈论古代，却不能同他谈论当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孟子是大贤，淳于髡尚且诋毁他；扬雄、韩愈都是卓越的儒者，当时也被人谈笑讥评，这些都是士人不能避免的。如今我没有古人的实际，却过分地得到时下的声誉，难道今天的风俗不同于古代吗？为什么本来不应当这样，却偏偏这样了呢？可贵的美好风俗，是因为它的毁誉公正，是非恰当。本来应当如此却不如此，是错误；本来不应当如此却如此，也同样是错误。二位兄长凭借聪敏的资质，正直自守，自许以正道立身，却过分称誉我到这种地步，难道本来有什么理由吗？还是期望我达到这种境界呢？如果是期望我达到这种境界，我尤其不敢承当。世人称誉那七八位君子，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我虽然曾经学习文章，但自己的志向并不在文章。年轻时学习作文，自量知道自己做不到，便私下独自仰慕圣贤之道；认为圣道如果没有文章就无法流传，所以又在文章上有所发挥。后来又认为，道德修养没有达到境界的人，不足以谈文章，因此曾经用心研习三代、秦、汉的书籍，考察其中气运的高下，参详言语的醇厚与疵病，以观察各时代的盛衰得失，总结它们是否归于圣道，并以圣贤的规矩作为准绳；这是想通过学习使自己达到纯熟，通过实行希望自己达到境界，通过考察自身来检验成就，通过施行于世来验证功效；亲身奉行，并传给后世，上可以无愧于天，中可以无愧于心，下可以有益于人，然后才停止，这就是我的志向。至于二位兄长所称誉、所比拟的境界，并不是我敢于企望的。二位兄长认为我说的确实如此吗？我急于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流于狂妄冒昧，望二位兄长谅察。所需的两篇文章放在沈君那里已经很久了，想来您已经得到了。给俞教谕的信 我因为祖母去世，正居住在守丧的白屋中。使者来到，说明了行人蒋君的意思，并转达您的心意，请我为他作文。等我查看他的卷册，才知道蒋君家世显赫，才华志向美好，而且有尊敬祖先、追念根本的心。假使平日无事，即使没有您的嘱托，我本来就愿意有所赞助。如今却不幸刚刚遭逢大故，胸膈摧裂，精神意识荒乱昏迷，说话、行动、呼吸起居，都已经不能同常人相比。虽然想勉强为他写文章，可文章从哪里产生呢？况且蒋君并不鄙弃我，并且取用我这篇小小文章，并不是因为我果真能写文章，大概只是因为我粗略学习圣贤之礼，而没有违背伦理纲常罢了。现在正处在服丧期间，如果让我越过礼制、忘掉哀痛，修饰雕琢辞说来取悦别人，那么人人都将抛弃他，蒋君又取法我什么呢？不过，蒋君在朝廷做官，车马的踪迹遍及四方。如今这次回去，以后一定还有再到此地的时候。将来如果再次来到这里，我或许已经服满丧期、脱去丧服，到时一定把粗陋的文章带去，请求在您门下拜见。只希望您替我好好向他致歉。答俞敬德二首 此前承蒙您写来一千多字的信，您对我爱护是多么深厚啊！您对我期望是多么尊重啊！而您自处又是多么谦逊啊！您是我所敬重的人；您以谦逊自处，却把深厚的情意和尊重施加给我。这本应属于我想要答复却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并不是不想答复，而是不知道该怎样答复。我对待别人，不能完全融洽相合，也不能截然分离；有人问我便回答，有人呼唤我便答应。不是同道之人，我不与他见面；即使见了面，也不和他说话。因此，喜欢我的人总是少，憎恶我的人总是多。您不只是喜欢我，而且过分地爱护我；不只是爱护我，而且过分地尊重我。这大概是您认为我有可取之处的缘故。然而我反复推究您的话，发现您认为我有可取之处的，都是我自己并不认为可取的地方。您究竟是为什么呢？自从圣贤不再出现，天下不幸分裂成三四种道路：致力于义理的人得到了它的本体，致力于事功的人得到了它的功用，而文章辞藻只是其中最微末的一端。至于达到……的极致，尚且极难数清，何况其中宏大的方面呢？我私下不自量才德的无能，想以上承圣贤、以圣贤为师，首先是不失去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其次是把上天赋予自己的东西推及世人，只是担心自己做不到。您所认为我好而加以取法的，难道在这里吗？如果您取法的只是那微末一端，那么今天所谓的名家并不少。我还不足以成为您的累赘；您如果确实对……有幸，从今以后有疑问，我怎么敢默默不答呢？我鄙陋质朴、愚钝木讷，言语和行为赶不上古人，器量见识也不足以通达当世事务；但我固守自己的愚拙，孤单一人无人相交，只是仰望高远、远远观看，不能与时俗相合。这本来就是世俗所讥笑、诋毁的，也是士君子不敢自以为是的。如今您却屈尊以礼相待，劳您写信赐问。我仔细考察信中的话，您的意思是想用 圣贤之道来期望我，情意殷勤到了极点。我……了；虽然年轻，却能握笔展纸，善于写文章…… 相貌端正，面颊丰满，胡须很长，说话像弹丸转动，行走……

译当世人所喜欢的，不能……学习；他们都自以为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治理天下的器具，假如圣贤可以达到，那么这些人就是圣贤，您却反而把这种期望归于我，怎么可以呢？即使从别人方面说，我尚且不敢承当，何况您具有深刻通达的见识和正直的议论，可以在殿陛之间辨明是非；您的志向确实像古代忠正之士那样恳切，以爱君报国为心，本来应该轻视整个世俗，不把它放在眼里，却反而认为我有可取之处，这正是我不能理解的。您如果取法我的文章，那么华美的语言而少有实际内容的，古代也多有，不能凭此相信我的为人。您如果取法我的相貌，那么孔子尚且不能没有过失，宰予尚且如此，何况我呢？不过，您大概是取法我的志向。取法我的志向，那么我从前确实曾经有过狂妄而不谦逊的言论。我六七岁时，刚入学读书，看见书册中记载圣贤的姓名，有的还记载圣贤、贤相将领的形貌，便产生了希望学习他们的心愿。每每偷偷拿一小片纸写上他们的名字，同同辈的学生一起向他们作揖，指点称说；父兄即使呵斥禁止，也不能使我停止。后来到了十多岁，渐渐懂得世事，看见当世奔走求取仕途的人都不值得称道，认为圣贤之学可以使人自立，外在所得到的东西不足以动摇我的轻重，于是产生了仰慕道德的心愿。又过了四五年，我陪同先父向北游历到济上，经过邹、鲁的旧址，游览周公、孔子的庙宇和故宅，寻访七十弟子的遗迹，询问陋巷、舞雩在什么地方。我静心沉思，验证自己的所得，感慨地认为：那七十弟子，即使是颜回、闵子骞，也未必能够完全赶上；其余如樊迟、冉求一类的人，假使和他们同时求学，难道都会甘居其下吗？只是当今世上没有圣人出现，没有可以依归的人，所以才不如他们。到现在又过了五六年，我所读的义理渐多，约束自己的时间更久，才知道古人不是容易一下子达到的。大概是因为他们相信道的心意深厚，自我修治的方法严格，所以他们所成就的，近处考察没有不合乎德行的，实际施行便能建立功业，并不是近代徒有虚名的人可以相比的。我确实相信是这样，所以不放纵自己随从世俗。每当产生感伤今日、崇尚古人的思绪，积累多了，发为言语、谈论政事，必定说伊尹、周公；谈论道德，必定说孔子、孟子、颜回、闵子骞。睡觉时思考的是这些君子，坐着诵读的是这些君子，用心一旦归入这里，还担心流于像古代狂人那样过分高远而不切实际，所以深深地自我约束抑制。假如内心没有丝毫学问，见到庸常众人尚且畏惧退避，何况像曾子、子思、孟子这样的大贤、杰出的儒者，跨越千年而独立不朽的人，哪里敢希望得到他们万分之一呢？您竟然认为我可以差不多达到这样的境界，这话一说出来，我只担心世俗人将要讥笑我的同时，也会讥笑您。但您不要因为他们讥笑而奇怪。孟子说：“君子所做的事，众人本来就不能理解。”屈原说：“不是俊才杰士，平庸的神态就是这样。”近来有人听到我狂妄的言论，便跺脚拍掌，仿佛听到了怪声，还想看看我的形貌，究竟像不像古人。我的亲近之人把这件事告诉我，我笑着回答说：“形貌与今人没有不同，只是心像古人罢了。”亲近之人也大笑。总而言之，这件事不必同世俗争论，只管急切努力地寻求千年以上的人作为老师，以等待百世之后的人评判；别人知道不知道，没有工夫去问。听说有些无知的人，看见您应召入朝争论，便笑您愚蠢，这大概和小孩子的见识没有不同。圣明天子下诏传达郡县，有志之士上书陈述天下的利弊，唐、宋以来常有这样的事；但如今的人没有见过，便认为奇怪，实在可叹。有志之士做事，应当像日月一样洞察通达；所坚持的既已确定，就以此开始，以此终结，以此求取富贵，以此安于贫贱，把忧喜祸福交给上天，何必计较呢？我对此颇有体会，所以在众人面前不敢开口，像痴人一样；又担心徒有虚名而不能树立，因此长久不敢同人往来问答。感谢您对我的爱护，也知道您收到信后沉思，内心有所触动，不能自我抑制，姑且抒发一点意思。关于《五经》的见解，实在领受了您的高明教诲。雪下得很大，不能出门，其余等见面后再详谈。答复俞景文 承蒙您来信，因为先父遗留下来的德行还没有流传于世，要把墓志铭托付给我。您的言辞语气恳切悲痛，情意十分深厚。这本来是孝子仁人不忍让亲人死后默默无闻的美好心意。然而我的文章，哪里足以使后世相信并流传呢？古代流传后世的人，虽多得数不清，但大体都是豪杰之士，内在道德充实，事功在当时显现，为天下人所仰慕佩服，所以他们其余言语、议论所涉及的内容，本来没有意图流传，后世却自然把它们流传下来。人们把文章中的抑扬褒贬、取舍评判作为衡量人的贤能与否、轻重高下的依据；有人得以把姓名显著地写在文章典籍中，往往彼此夸耀庆贺，认为是荣耀。至于子孙后代，还把它作为可以凭借的谈资。这都是因为那个人确实有值得流传的地方，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文章。比如范希文、韩忠献公、程伯淳诸位先生，他们的文章固然和别人相等。后世传诵他们的文章，凡是被他们称赞的人，也因此显赫明白于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那些人贤德的缘故吗？假如只有文章，而文章的内容又不够宏大，或许仍然不足以流传。像柳子厚、刘禹锡以及王介甫一类人，他们自身尚且免不了被世人诋毁议论，他们所称引、赞誉的人，想让世人完全相信，不也很难吗？所以善于替父母谋求流传的人，不在于得到一篇可以流传的文章，而在于成为一个可以流传的人。如果那个人本身能够流传，即使文章还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也不妨碍他的流传。文章很美，而作者本人没有被文章掩盖，即使文章美却不能流传，或者虽流传却不能使人相信，也只足以成为他亲人的忧患，又有什么补益呢？如今您担心亲人的名声没有显著而想使它流传，假如凭借文章，那么我并不是善于写文章的人；假如凭借其人，那么我的无能与众人没有区别，这是很清楚的。您却希望当今人相信、后世流传，为什么筹划得过分而求取声名的途径又如此疏远呢？况且世俗风气衰薄，观看今天的文章，不论文章工巧还是拙劣，先展开纸尾，看作者的官位爵禄。因此求文章的人，必定向高官显爵者求取；侥幸得到他们的名义，便拜谢接受而离去，再不询问其中写了什么话，这大概是习惯造成的。您不向那些人求取，却用我来写作，即使文章确实优美可以流传，也将被人轻视讥讽。希望世俗人相信尚且不能做到，又怎么能指望后世流传呢？假如后世人的爱好和当今人不同，我将来在道上或许有所成就，文章或许有所流传，也未可知。假如后世人也像今天的人那样，看见我这个一向卑微的士人，认为自己尚且不能自我流传，又怎么能替别人传扬呢？不过，凭借地位而流传，就像器物靠丹漆装饰而显得美。杞梓制成的器物，本来有待于丹漆的装饰；装饰一旦消失，它的美也就消失了。

译至于金玉制成的器物，就不是这样了；它的美是天生的美，它的贵重是天生的贵重。即使人想给它涂丹漆，也没有什么可施加的地方，何况还要依靠装饰呢？您践行义理、擅长文学，做士人的老师，对别人不轻易有所取法，却唯独认为我有可取之处，想来您是在丹漆之外相互求取吧？这叫作按照古人的道来处置自己，而不是急切求取世俗的信任。既然如此，我又怎么敢妄自说被世俗抛弃而不勉励自己呢？墓志铭的文章，我谨依照您的吩咐来写；它究竟能不能流传，能不能流传后世并为后世相信，您既然认为它有可取之处，必定也有自己的判断。我哪里敢预知呢？答复俞子严二首 我起初知道您兄长善于写文章，却不知道您的心志。如今收到您的信，才知道您的心志果然配得上您的才华。自宋朝灭亡以来，八九十年间，风俗不断败坏，延续到今天而更加严重；天下都一样，表面和内心不同，内心和口头又不同，以谄媚欺骗来彼此容忍，以诡诈来彼此愚弄。真不知道古人的道在今天有什么用处，也不知道假如古人还在，看今天的世道会作何感想。我每每深居沉思，就不禁感慨叹息：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古人遗留下来的风气呢？如今您竟能数说我的过错并规劝纠正我，唉，太好了！您的心志是多么像古人啊！我当初说那些话，确实是因为苦于旅途劳顿而说的，并不知道其中有过错。等到您指出来，才知道它确实不能没有过错。一句话说错，过失还不算严重；您已经不把它藏在心里而来规劝我，那么我的过错如果比一句话更严重，您难道会默默不说吗？我曾经忧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过错，陷入极端的愚昧，如今终于可以寄希望于您了。况且您身为平民，不忍心欺骗朋友，已经如此；假如您身居朝廷职位，享受百姓供养的俸禄，难道肯诡诈随从，编造谎说来辜负君主吗？假如做臣子的都不辜负君主，想使风俗不美，能做到吗？这样看来，根据您的话称赞您像古人，并不过分。即便如此，古人的道也不只是这样罢了。您还要更加努力求学，使自己的言语得到充实；如果您看见我的过失，希望告诉我。即使不能同古人交友，又还有什么遗憾呢？秋初承蒙您把文章给我看。我稍稍察看您的意气，觉得您希望结交而不像世俗人那样相互欺骗，所以略微根据自己的意思谈论可否，没有一点隐藏吝惜，这是朋友的义务，本来就应当如此。后来收到您的来信，您称我淳厚诚笃、聪明而不自高自大，赞誉超过实际，不是我所敢当的。您又说我最早懂得道，想拜我为师，这更不是我敢听到的话。我资质极其愚钝，对于世事都不明白；从小只喜欢读书，十多岁时，常常每天坐在一间屋里，不出门户，遇到义理趣味时，心神融会、意兴畅快，即使门外钟鼓鸣响、风雨大作，也不再察觉。家中遭受兵乱，藏书散失，没有奇异的书可以阅览；加上天性迟钝低劣，不善于记忆，所读的书过了几个月、几年便忘得不省得；又因为粗疏率直，思虑安排不周密，读书只取其中道理和大意所在，不再查考顾念细节；凡是礼乐名物、天文地理、兵法以及佛道典籍，都不能保留其大概头绪。习惯清静日久，我不能仿效时俗往来应酬、修饰言辞的事情，也不能像鹰耸肩、羊屈膝那样卑躬屈膝，低声诡笑，弯腰低头，称颂别人的美好来求取欢心。我平时只是直率任性，简少言语而已。因此士君子见到我，多半不能与我相合，有的讥笑我愚蠢，有的诋毁我傲慢。他们本来不是了解我的人，但我的鄙陋也确实有导致这种结果的地方。如今您不但不讥笑、诋毁我，反而以礼节来谦下对待我，甚至想屈己拜我为师，您的见识是多么高远啊！我自己估量，固然不是完全愚蠢，也不敢说自己傲慢；但若说我已经闻道，那也还没有。我的幼年就有志于道，把颜回、闵子骞所达到的境界看作可以努力做到的；至于圣人的话，我未曾不在心中思考并在自身实践。只是我的器量见识顽钝浅薄，没有看见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哪里足以做您兄长的老师呢？假如说朋友之道在于相互教诲，那么还差不多。圣人中成就最大的，上面没有超过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下面没有超过周公、孔子的；这八位圣人的言行文章都具备在《六经》中。所以后世学习圣人的人，离开《六经》便无从学习。世上的学者没有不学习《六经》的，但不知道应当怎样学习。比如医生读《素问》《难经》，是要用它们来治病。假如不通达其中的意义，即使每天诵读，又有什么益处？《六经》也是求学者的《素问》《难经》，是用来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书。如今人们诵读它，却不理解它的宗旨，这同不诵读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诵读很多却不思考，不如少诵读而加以思考；思考却不实行，不如不思考而去实行。人如果能够阐明《六经》，大的方面用于天下国家，小的方面用于完善自身，实在是容易的事，何况文章辞句呢？您说自己内心没有所得而写文章，是没有把想说的话充分表达出来，根源在于对经典不熟。假如熟读《六经》，对于道便没有疑惑；道理明白，对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难以说出的，何必担心学业不能成就呢？不过我观察世上的人，都不能没有忧虑，而他们忧虑的只是衣服不能华美、食物不能丰盛、俸禄地位不能尊崇；至于把学问赶不上古人当作忧虑，像您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见。您思考我的话，希望还能有所进步。假如这种忧虑不停止，快乐自然会到来。有人来索取书信，适逢有客人，不能多说。致友人

译我懒于求学，又昧于闻道；我所能做的不是古人所急切追求的，我所坚守的也不是世俗所趋附的，因此上不能与圣贤相合，退一步说也不能适合当世，本来是君子所抛弃的人。可是您却穿戴整齐来到我的门下，把自己的疑问全都提出来向我请教，想来是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启发。这难道不是听闻太过错误、求取益处的对象太疏远了吗？我想谦逊退让而不回答，那是处在卑贱地位，不敢违逆您的盛意；勉强说几句，又因为义理的曲折不是言语所能周全，疑惑的深固不是言语所能解释，加上我一向笨拙木讷，没有融会贯通的能力，即使说出来，也担心难以与你相合。不过，您想听闻的，是不求迎合一时的道理，姑且试着说一说，您愿意听吗？圣贤的话，并不只有一个方面；他们的言辞未必相同，但根本宗旨未曾不同；他们表达的意思未必相同，但道理从来没有不同。譬如五谷，味道未必相同，却同样可以食用；江河的水未必相同，却同样可以饮用。内心所主张的或有不同，言辞也就随之不同。求学者不必强行把它们说成相同，只要能够认识它们的意思，那么道理的纵横、顺逆、大小、显隐，都可以推究而得到。《中庸》把智、仁、勇作为三种普遍的德行，这是说求学的事情以三者为先；没有勇气就不足以进趋于道，所以把勇接在仁、智之后，称作达德，是说明它不是隐僻怪诞、不合乎中庸的行为。至于五常之德，则是仁、义、礼、智、信，是人从上天那里得到、又在自身修养的。说到本性的本体，就不必特意说勇，而勇本来就在其中。如今您把这两类混在一起看，认为勇既然在五常之外，《中庸》便不应该把它作为达德，断然对此疑惑而不能释然，难道不是拘泥于言辞而没有探究其意义的过错吗？论说本性不必说勇，就像穷尽本性不必特意说礼、义、信一样。说仁而没有涉及礼、义、信，难道是认为这三者不美吗？礼，是履行仁；义，是使仁合宜；信，是守持仁。这样看来，这三者都是不必到外面寻求便能达到的，为什么唯独到了勇就要怀疑呢？况且《中庸》开头说中庸是难以做到的，接着以舜的智慧、颜子的仁、子路的勇来具体说明。中庸虽然难以做到，但如果有智慧的人能够考察两端而把握中道，有仁德的人能够牢牢守住善而不失去，有勇气的人能够坚强刚毅、自立不回头，那还有什么难以做到的呢？勇虽然不属于五常，但五常凭借勇而后才能充分实现，难道它竟在五种本性之外，不能称为达德吗？圣人曾经把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不贪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并列称说。我曾经把好仁、好智、好勇、好刚、好信并列说过。这几种品德，难道什么时候属于五常的名目吗？圣人把它们发明出来，便成为最高的道理，怎么可以用详略多少来比较呢？所以从意义考察言辞，那么天下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语；考察言辞却遗弃意义，那么天下就没有最高的议论。学习圣人的人，也只是学习他的意义罢了。您如果只寻求言辞来制造差异，那么什么不可以成为差异呢？为什么纷纷把许多不同之处从胸中发抒出来，却不探究它们相同的地方呢？然而如今的士人，不以求道为学，已经很久了。平日不再有相互讲论、彼此增益的习惯，只是独自把自己听到的奇异见解当作贤明，这就是这样。您却想不放纵自己，即使所怀疑的道理并不足以怀疑，所请教的人也未必值得请教，仍然如此恳切笃实。假如世上果真有卓然的君子，难道会因为羞耻而不寻求他的道吗？我因此知道你们几个人的志向了。古语说：“把我的过错告诉我的人，就是我的老师。”从今以后，幸望您不要对我有所隐瞒。像我这样愚笨的人，尚且将会有所听闻，何况您诸位呢？答复金景文 去年承蒙您来信，把先夫人的墓志铭托付给我。我私下想到，您学问品行足以做人的老师，文章宏大，有作者的风范；您所交往的多是名士，却不嫌弃我，还认为我的浅薄言辞有可取之处。您的这种态度似乎不是偶然的。我曾经写好墓志铭附在信中送上，并且请求您指出其中荒芜错误的地方。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听到您说一句话来帮助我，是您认为我所附的文章不通，还是担心我不能改，所以掩饰它的缺点而不说呢？古人的道废坏了，朋友之间专门用虚假的言辞互相奉承取悦，很少有人愿意规正对方的过失；有人一开口就自我怀疑，又担心触犯别人，表面谈论、背后议论，最终不敢说话，这是最大的弊病。我独自求学，更应当加倍谨慎，却把不能听到自己的过错作为忧惧。幸而有人诽谤诋毁我、认为我是无能之人，我反而大为高兴；有人讥刺文章的毛病，我便小为高兴。这样的用意本来出于看重我，怎么会不高兴呢？您笃信古道、喜好道义，内心所存必定和时俗之人趣味不同；恐怕您还把我当作普通人而不敢说，所以我再次这样说。今后假如您有所听闻，希望不要隐瞒。我乡里闻名的人，三百年来如黄岩杜清献公、鄙县叶信公，他们的学术事业都载入国史；其余卓越的人有几十位，大多不是近代士人所能赶上的。至于我们这些人，却在诸公之后求学，实在可耻。难道还敢向别人说自己认为自己正确吗？凡是今天称说、引用自己的才艺来向世俗夸耀的人，都值得羞耻。然而古代的事情距离今天越来越远，后生无从知道；世俗卑陋而没有人觉悟，也是他们所处的情形。我近来曾想写一部书，记载前人的品行事业，使那些隐没微晦的事迹显明地传播开来，光耀人的耳目，作为乡里的规范。国史中已有记载的，已经抄录得到几卷；但不幸被太史遗弃的很多，想寻找他们的子孙，却连同年长知情的人也已沦亡，没有地方考察询问，我常常暗自惭愧叹息。一个人用一生的辛劳成就自身，在当世显扬名声，大概一千万人中只有两三人。后世出生的人不能替他们发明事迹，表彰揭示他们的志向和义行，反而让他们同庸夫常人一起泯灭无闻，不也是违背天道、辜负公义吗？我的文采虽然不足以取，但因为这件事而忧惧，不知道自己是否果真做不到。我执笔时心中愤懑郁结，广泛寻求、考订资料，最终还没有所得。您年长而见闻广博，对于嘉言善行和往昔事迹必定能够记忆，希望详细说些来教导我。府学的《赤城志》也希望能借给我，我会让人抄录后送还。罗先生的事迹恰好县志没有记载，只说事情见于邹谏议浩的《送董遵逸序》、州学《三先生祠记》以及秦少游所作的《生祠记》；秦少游的文章我已经得到三篇。

译《先生祠记》，府学中一定有，请烦劳命善于书写的人抄录给我看。我观察古代豪杰之士，处在什么职位上，就一定对那个职位有所补益；居住在什么乡里，就一定对那个乡里有所补益。假如只是混同在众人中间，对事情没有任何补益，那么同众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从京师回来，已经又过了五年。对于圣贤之道，我没有能够有丝毫补益，本来已经获罪于君子了。想写成一部小书来赎回以前的过错，您认为可以吗？当今的文人学士，无不磨炼才华器识以求建立事功；他们中有人听到这件事，一定会大笑我迂腐。若不是您了解我，我到哪里去说这些话呢？答复林嘉猷 过去在乡里，爱好学习的士人，妄自推许谦让，带着书来我门下交游的人，常常挤满座席。我尤其因为得到您和郑叔贞而高兴。后来奉朝廷命令来到山南教书，士子很多，早晚没有多少空闲，往昔许多事情几乎全忘了。您和叔贞的容貌、声音、言笑，时时在我心中往来。住了两年，您果然来了，叔贞也到了。这样又满一年了。我倡议而有人应和，我说话而有人答复，我有疑问而有人使我醒悟，我有忧虑而有人为我解开，我的喜怒失去中正、言行违背合宜之处，你们二人没有不加以匡正的。难道只是你们二人在我这里完成学业而高兴吗？我之所以离开亲人、离开家乡，在数千里之外领取几釜几庾的俸禄，却不忧伤思念、不惶恐惭愧，正是因为得到了您。近来我私下感叹您的学业进步，却奇怪您从未稍稍谈及自己的志向，以为是不是我的诱导扶持还不够呢？如今忽然承蒙您写来长信，文辞浩大，气势充沛；推究并寻求您志意所在，可以说是卓异而远远超出常人。圣贤的学术已经很久不流传了，求学者卑微鄙陋，不再知道周公、孔子的宏大道术，只因袭陈旧腐朽的说法，自己珍视、自己欺骗自己。稍微有人对这件事有志向，谨慎守持的只是专注于坚持，却不知道推究性命的根源、通达政教的纲领；疏阔俊逸的人锐利地发表言论，却不知道以常道伦理为根本，也不知道践履礼义的实际。因此显达而居于职位时，不足以改善世道；困约而处在民间时，也不足以改善人心。风俗日益衰薄，治理功业难以成就；礼乐沦坏，刑罚也无法施行，难道不是因为这种道理没有被阐明吗？我错误地不自量自己的无能，私下独自为此感到羞耻而有志于此。由于智慧见识不够弘大，才气不够勇健，外有世故牵制，内有疾病灾患纠缠，所以年岁增长而学业没有增加，空有的名声日益传闻而德行反而更加乖离。我每次读到古代那些伟大的贤人君子，践行道义、树立德行，没有可以后悔的地方，总是没有不责备自己并深深悲伤的。每当这种念头攻入心中，我便想：世上如果有志同道合的人，我一定要寻找他，与他同行。多么幸运，您的进步竟能够符合我的期望！世人不能对这道有所见解，不是狂妄就是迷惑。狂妄的人满足于自己，放纵自己而不肯努力学习；迷惑的人轻视自己，自我设限而不敢求学。假如去掉这两种忧患，终身求学而不厌，知道停止于不自满、不放纵，哪里会有最终默默无闻的人呢？您所说的，已经接近了；您用来期许自己的，正是这样。世俗没有什么可以超过您的志向。然而如果说一定要做到卿相、谏官、御史之后才可以实现志向，那就不是这样。认为别人不知道自己从师求学是理所当然，因厌恶别人讥笑诋毁自己，便急忙同他们争辩，也不对。君子求学，只是为了奉行道而已。道如果确实得到，那么树立世间规范、教化百姓的凭借就在这里，尊奉君主、安定国家的方法就在这里，传给后世、建立教化的根本也在这里。世上如果有知己的人，举荐我而授予我大位，使这道得以施行，是天下的福分，我又增加了什么呢？世上如果没有知己的人，把我弃置在田野蓬藋之中，使这道不能大规模施行，是天下没有福分，我又损失了什么呢？所以自身还没有成为圣贤君子，才是我应当忧虑、应当自我期望的；即使说出来也没有妨害。舜是什么人呢？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像他那样。古人说过这话，颜子就是这样的人。自身还没有成为公卿大夫，难道是我应当忧虑、自我期望的吗？即使不说也可以。说出来难道就是羡慕外在地位吗？不要担心没有职位，要担心凭什么立身，孔子本来就告诫过这件事。既然如此，您以道来期许自己，是我所希望的；以职位来期许自己，不是我所希望的。孔子当时，公侯卿大夫的职位难道少吗？颜子得不到一斗一升的俸禄，也不能暂时立于朝廷。您认为颜子算是实现了志向吗？还是认为在当时获得富贵才算实现志向呢？以您的笃厚、明敏，本来已经不必怀疑这一点。您这样说，想来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刺激才如此吧？世俗人的疑惑，多半产生于他们很少见到的事情。天下人不知道从师求学、学习道理这件事，已经很久了。他们看见您二人带着书告别家人，翻越重山，逆流渡过大河，涉过有蛟鼍的深渊，睡在有虎豹的山林，却来同一个迂拙而没有势力的人交游。他们本来就不了解您的心志，难怪要把您当作隐士。假如您跟随当今显赫的人，发布政令，专擅权力恩宠，显赫地使人畏惧服从，夸耀美化这种人而向他学习，那么人们必定不会说这些话。我的行迹类似隐士，世人于是竟把您说成隐士，这太过分了。选择跟随什么人，不能不谨慎。不过，您又何必争辩呢？君子只须审察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罢了。假如我和您学习古道，只是独善自私的方法，却被说成忘却世事，那么他们的话就是对的。如今我和您，若不是尧、舜、周公、孔子的言语，便不存留在心；若不是修养自身、改善他人的事情，便不去做；若不是能够推行到四海、作为准则，流传万世而仍可被相信的事情，便无从安放我的思考。这样却说您是隐士，可以吗？不可以吗？那些庸常的人不知道，君子一定会知道。如今的君子不知道，后世的君子必定会有人知道，您为什么急忙为此郁郁不乐呢？贤与不肖根本在于学问，却又系于自己；贵贱毁誉承受于命运，却又在于他人。在自己方面的事情，我修养它；在别人方面的事情，我听凭它。您不要因此郁郁不乐。唉！上天生下这些人，一定有安排他们处置世事的意义。假如贤者生下来却被当作普通人对待，还不如不出生；贤者能成为贤者，难道不是更好吗？上天爱护百姓，也太深厚了。贤者的恩泽不能在世上得到施展，也已经很久了。您要努力啊！扩充圣贤之道，用来完善自身；近处可以成为施惠万物的政事，远处可以成为流传后世的书。不能两者都完全做到，也可以得到其中一点。我自己估量对世间没有补益，幸而看到来我门下求学的人有所成就，这种喜悦难道只是今天的十倍百倍吗？叔贞好学，我爱护他并对他寄予希望，不比对您少。他认为我的话对不对呢？您的书信文辞都很好，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只是您把我同孟子相比的说法不妥，我不敢接受并据为己有；您若能改正，才可以。致陈敬斋

译我过去曾有幸得到您的指教，于是拿拙稿请您指正。承蒙先生不嫌弃它，又用规劝告诫的话来教我，恩德实在深厚，我心中始终不能忘记。文章末尾说：“您将把我所说的话作为警戒，以我所说的勉励自己，希望坚守自己的操守并努力学习啊！”在最正大的义理根源上立定志向，在大道上修养自身，沉潜涵泳、吟咏于诗书六艺的文章，使自己心中有所领会，并在事业上表现出来；先生勉励我的地方不浅，期望我的地方也不薄。每次诵读这些话，我没有不肃正容貌、收敛衣襟，内心忧惧而有所触动，并叹息说：“先生能够用古道这样规劝人，先生喜爱古道真是深厚啊！他难道不是不求向世人求取声名，却能够自己树立的人吗？又难道不是能够推及爱自己同类的心意来惠及他人，而不忍心只求独善其身的人吗？他的用心真是深厚啊！”等到看见先生留给彦德的书信，似乎有特别的怨恨悲愤，还没有从孤高奇特、知音难遇的感叹中释然，为什么呢？我虽然不敏锐，却曾经在严君那里接受教诲，听说君子求学，是要扩充自己的良知良能，恢复本来的器量，并不是由外物来熏染自己。难道会把从外面来的东西当作荣辱吗？所以即使全天下都非难我，我也不更加恐惧；即使全天下都赞誉我，我也不更加欢喜。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喜欢赞誉别人的人未必真正了解我，喜欢诋毁别人的人又哪里值得成为我的瑕疵呢？看轻那些人的态度，确实不足以玷污我的胸怀、扰乱我的思绪。假如屋舍空虚，而吉祥降临，取用它时便左右都能找到根源。唉！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本来应当求它工巧还是不工巧，却不应当忧虑别人知不知道。文章确实写得好，拿它质问古人而没有疑惑，即使不利于求取名声，又有什么伤害？别人如果不知道，我为什么惭愧？我不过闭紧嘴巴罢了。假使世上没有扬子云，我也甘心让文章倒扣在酒坛上。大冶铸造金属发出的声音，有见识的人未必会认为它是妖异。如今有人向穿布衣吃粗食的人谈论衮冕絺绣的华美，向吃藜菜粗米的人夸说易牙烹调的滋味，他不只是轻蔑地听，必定还会脸色发红地愤怒，喧哗惊骇；否则也会反过来诋毁他，把他看作妄人。然而日月不会因为被遮蔽侵蚀而废弃光明，江河不会因为旱涝而增减本性，船夫不会因为风涛危险而放弃操舟，农夫不会因为年成歉收而停止耕作；菊花在秋天开放，松柏在冬天茂盛，各自适合自己的时节，怎么可以因为时运不相合而对自己平素的志向感到惭愧呢？先生对我的爱护还不深厚，我哪里敢把这些话进献给您？唉！别人把我当作国士来对待，我应当以国士来报答他，只有高明的人能够理解我。希望能成为这篇文章的盟主，实在是我的幸事。致楼希仁 收到您向西行途中寄来的信，比面对面交谈相隔得更远。您的文章确实善于遣词吗？文章虽然是小事，但人们称说某人能言善辩，我起初并不知道其中的差别。等到我走出道路，经过吴、楚，到达齐、鲁，又同梁、赵、秦、晋的人交往，听他们谈论，善于说话的人声音和谐而音调雅正，言辞切合而意义明白，义理简约而不杂乱，端正有条理而不重复；听了使人洒脱清爽而不疲倦。不善于说话的人，整天嘴里支支吾吾，不能表达意思，杂乱滞涩，像醉梦中的话；有的故意使用蛮音俚语，嘲弄吟哦，发出噢噫之声，使人心中烦闷不快。这样以后我才明白文章的美丑，正和这个相类似。读司马迁的《史记》，一天读几卷也不疲倦；等到读到褚少孙《日者》《龟策》等传记，还没有读完一张纸便想丢开。文章难道是容易写的吗？言辞的美丑，关系到人的喜好和厌恶；人的喜好和厌恶，又关系到文章能否流传。而人们却把写文章看得容易，实在可笑。近来看过别人的几篇文章，读起来漫无句读，得到句子的意思却不能连贯，得到意思却发现言辞不能顺畅。正像同楚、粤之间居住在偏僻山谷、不进入中原的人谈话一样，……究竟是什么人呢？您的文章好比赵人与梁人说话，声音已经没有太大差别，虽然有时会说错话，仍然带有赵地口音，但终究是会说话的人，不是支支吾吾、不能流畅表达的人可以相比的。不过我还有一种说法：能不能说话，固然取决于人的好恶，又在于要审察所说的究竟是什么事情。韩非、商鞅的书正是无可相比的，但他们所说的都是刑罚、督责之术，君子以听闻这些为羞耻。扬雄、文中子的书虽然模仿古人而不很流畅，但所说的多接近道，世人仍然有所取法。难道不是善于言说已经很难，而合乎道就更加困难吗？我本来是说楚、粤一带话的人，但也曾多次同中原人交谈；很高兴能得到您的理解，姑且说上几句，希望您不要笑我呐吃而愚拙。致卢编修希鲁 三月中旬，我曾在河南郑大防那里留下书信，烦劳他替我寄达。随后便扶病出发，带着两个儿子从里巷登车。四月七日到达长安，又过了半个月到达宝鸡。从宝鸡渡过渭水，才进入山中，经过栈道，共十天，于闰月初一抵达汉中。从离家到这里，共一百二十四天，水陆路程将近七千里。郑大防承蒙国家恩典，按照惯例得到舟车，还可以带妻子儿女等人，因此幸免于徒步奔波之苦。途中经过虎牢、崤函、潼关的雄壮险要，眺望华岳、终南、太白的秀美，观看周、秦两代的旧都，凭吊贤君哲士的陵墓，沿着汉高祖前往封国的旧道行走，追想一时俊杰的奇谋和雄烈气概，使人慨然生思、凄恻感动，忘记所经过的险阻和所到之地的遥远。只是遗憾病后才思拙劣滞涩，不能把所见诸景全都写入诗歌，以抒发胸中积蓄，因此惭愧而辜负了古人。初八日才开始到任。山中郡县荒凉鄙陋，读书人极少，学生只有几十人，其中聪明的一个两个也难见到。又缺少老师儒者，连《五经》也没有完整的。天刚亮到天黑，我都喋喋不休地忙碌，教授书籍、修改课程，只像在村塾里教蒙童的老师。这样还希望道德修养能够提高、学业能够增长，难道能做到吗？

译因此我常常为自己感到惭愧，担心更加没有什么见闻和知识，来符合当世的期待、报答圣主知遇之恩。每当想到这些，心里便发热，汗水浸湿衣服。不知故旧亲友中，也有为我忧虑这些事情的人吗？这里水土极其恶劣，男女中有年满三四十岁还不能行走的，大大的瘿瘤垂在胸前和颈间，十个人中就有五个。初见时非常惊骇，以为是怪物。学生中也有很多这种人，看见他们就让人害怕躲避。我担心久居此地，将来也免不了得这种病。又连年发生水灾，米和各种物品都大幅涨价。我在这里一共有八口人，正打算耕种房屋旁的空地，种些蔬菜，和诸位学生吃粗粝的饭食，谈论圣贤自我修养、治理他人的道理，严格用礼义约束自己。既率先改变自己的顽劣懒惰，又用这些道理教化顽劣懒惰的人，使他们懂得修身处世的大原则，以及孝敬父母、忠于君主的大节。将来如果能有一点善行施及他人，也希望可以稍微弥补自己无能的万分之一。只是省事者虽然一再恳切地劝说，却没有人肯接受我的文章，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想举荐乡里的士人来担任训导，面对纸张自己都笑了：谁肯轻弃千里路程，在这寂寞的时候前来跟随我呢？因此又没有成功。过去曾经指点过几个人，他们颇能识得学习的端绪，如今又抛下他们来到这里，就像农夫放弃肥沃的土地而去耕种贫瘠的土壤，耕作者徒劳，而肥地也失去了它的功用。然而我不敢懈怠，也不敢厌倦，希望年末能有所收获。年轻时志向无穷，如今却零落不振，还没有看见什么成就，头发已经变白，气力衰弱疲倦，再没有壮年人的气概。又加上旅居在外、与亲友离散的思念扰乱了心情，俯仰应酬的劳累疲惫了身体。我的不足以达到君子境界，也就可以知道了。希望吾兄以及文昭、左民诸位，能够以古人为勉励，把有利于时局、惠及万物作为自己的责任，使孤陋寡闻的人有所仰慕、效法。这就是我个人的一点愿望。四川方面请我主持秋试，使者坐等了将近两个月，一定要我一同前往，形势上无法推辞，实在闷闷无聊。偶然遇到回乡的人，略微报知一二。给陈用中的信 我和您同乡，却起初并不相识。有人说您喜好学习，记忆力很好，只是习惯于鄙俗的玩笑话语，还没有经过世务和礼节的磨炼。我认为世俗中追逐利益的人很多，知道仰慕学问、喜好古道的人很难得，因此同您相见交往很久，便设置家塾，请您教导子弟，大概是想把您引向道德的道路，使您趋向善良而远离邪僻。一两年后，您果然和从前大不相同，文章辞采也茂盛可观，乡里人都认为如此。凡是到我门下游学的人，没有不乐于称道您的。后来我奉朝廷命令到汉中任教授，奔走于各地征召人才，很担心没有人来教导学生，于是想到您和我交游已久，学问有师法，远远胜过那些荒陋鄙俗、连句读都不懂的儒生，便想写公文请您担任训导职务。有人又说您喜欢开玩笑的习惯没有改变，而且不熟悉整饬威仪和辞令，恐怕无法使上下各方满意。我又认为您应当能够自行改过自励，进而成为君子，不能因为小小的缺点便弃置不用，于是举荐您而没有怀疑。后来您果然来了，赵希颜也从四川来到，一同担任这个职务。我又奉命前往四川，几个月后返回，谈论您缺点的人很多，严重的说您喜欢夸耀自满、妒忌他人，酒后发狂，用言语侵犯别人。我私下里感到惊骇，把这些事默默记在心中，不敢形之于言，只是时时用古人的事例作譬喻来劝说，希望您能够悔悟改过、迁善向善。等到我将要前往京师时，您忽然借酒发作，说出恶言，和赵希颜争辩，还自己承认甘愿做小人而不以为羞。我因此大为惊骇，走了几百里路，仍然惊叹不能释怀，同时又悲伤自己德行浅薄，言语行为都不能成为榜样，以至于造成这样的结果。凡人应当做君子而不应做小人，即使是昏昧无知的儿童和里巷中愚昧的百姓，也知道这是应当如此的。然而确实有人愿意做君子，却操守不够坚定，不幸陷入小人之列；从来没有愿意做小人而最终能够不归于小人之列的。假使您在乡党中做小人，不过祸害自身罢了。如今您堂堂正正地穿着官服，担任大郡的教师，领取天子的俸禄，教导几十名士子，却不想着自我激励、悔过改正，端正自己来率领众人，反而说‘我甘愿做小人’，那么这几十名学生要以谁为师法而成为君子呢？您一旦成为小人，使这几十个人都陷入其中，不也是可悲的吗？这就是我惊骇并叹息的原因。况且我跋涉数千里招您前来，是把您当作君子来期待的。您不远数千里前来，我料想您并不是为了微薄的俸禄，也不是认为一个训导的名位可以使自己和家族荣耀，大概也是想学习自己尚未学会的东西，增进自己尚不知道的道理，以求成为君子罢了。如今却不自我检束修饰，放纵言语侮辱老成之人，辱骂同僚，气势悻悻、张扬跋扈，自己发誓要做小人。您难道真的是为了做小人，才奔走数千里来担任一个训导吗？人心深微隐秘的地方不容易测知，但大致情形也容易看见。说话温和而有道理，同人交往恭敬谦逊而能谦下待人，不妄为，不欺诈，不苟且取利，不随意诋毁，喜好学习而不知疲倦，不自我夸耀。这样的人，我虽然不能肯定他一定是君子，却可以肯定他是君子一类的人。性情乖戾而喜欢愤怒憎恨，自以为有才，夸耀自己而侮辱别人，说话没有可爱的地方，行为没有可喜之处，阴险诡诈、偏僻乖违，使人厌恶见到、懒于理睬。这样的人，虽然不能肯定他一定是小人，却可以肯定他是小人一类的人。考察这两种人，您所趋向的道路也就可以知道了。一个人不赶快觉悟、不赶快改正，却又撩起衣裳快步奔走，把小人作为目标，反而自以为正确，就好比李赤遇到厕鬼，脸已经陷入污秽之中了，后来还忌讳别人说实话，把厕所当作钧天帝的居所。我恐怕您最终免不了成为小人。虽然如此，天下求学的人也很多，像您这样能够洞察义理、善于记诵学问、广泛通晓并能解释许多道理的人，难道可以多得吗？我怎么知道您最终不会改过，而真的归入小人之列呢？假如马上把您当作小人看待，那么我的这些话本来就不应当说出来了。只是想到您具有能够改过的资质，又希望您改过，所以不能不说这些话。您要做君子还是做小人，都从今天开始，请您深思。给郭士渊论文章

译我们郡里的文章已经衰落很久了。我走遍四方，每当看见本郡有人辞令可观，就感到高兴，何况是能写文章的人呢？因此自从见到吾兄，心情洋洋，仿佛有所获得。▯为加安而食，为加防，非勉强而然也。喜爱善人的诚意，是天性如此。后来又承蒙您寄来林公辅的文章，并且教我说：‘请试着评论它的好坏。’我过去听您谈起过，原本就知道林君贤能。等到展开文章阅读，默默品味它的内容，只见其构思深远绵长，文辞辩畅通达，不知不觉间叩击几案，连连叹息，反复玩味推究，直到深夜。离别羁旅的愁思因此顿时消散，沉伏郁抑的气息也勃然奋发起来。确实，文章能够使人喜悦，而我们郡中的秀才是不可多得的。我没有才华，自从居于金华太史公门下，当世士大夫大多已经见过了；凡是能写文章而有声名的人，也都能够看到他们的作品。至于读到他们的文章，能使我欣喜满足而没有遗憾的，不超过几个人。难道是我的见识鄙陋低劣造成的吗？也是因为作者很少能达到最高境界。太史公曾经同我谈过这些，也对此叹息。大概文章存在于人世间，就像造化作用于万物一样，年年不同、日日更新，姿态多样而善于变化，使人观看而不厌，用起来而没有穷尽，不违背荣枯消长的常理，这样才足以称为文章。但世上的人多半不能做到这一点。喜爱艰涩的人把艰难的言辞、短促的语句当作奇异；喜爱平易的人把陈腐熟滥、冗长拖沓当作美好。有的人搜集异书怪说来显示见闻广博，有的人沿袭庸俗的谈论、鄙俚的议论来求得容易明白，却不知道文章的美本来不在这些地方。古代名闻天下的文章，都可以看见这一点。就我而言，秦汉以来，大体多是记载、讲论一类的文章罢了。要寻求像古代立言者那样的作品，并不多见。圣人的言论不可企及：上等足以发明天地的本心，次等足以说明性命的本源，陈述治乱的道理，可以为天下后世所效法，流传越久越没有弊病，所以称为经。立言的人必须达到经书那样的境界才可以，但秦汉以来没有这样的人。然而仍足以名闻天下的，是因为他们的道虽然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但他们的文辞为文人所喜爱，所以他们的言论得以流传；他们的文章虽不够完美，却对道有所阐明，人们因为它能阐明道而传播它。道和文章两方面都达到的，流传是毫无疑问的；两方面都没有达到的，不流传也毫无疑问。以我观察当今的人，想求得文章写成而且值得诵读的尚且不容易，何况希望它能阐明道呢？我之所以见到吾兄和林君的文章便高兴，实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古国家兴起，功业崇高、成效伟大，政事得以施行、教化得以推行，上天恐怕这些成就会失坠，必定会产生博学而特别英明通达的人，执笔记录下来。上天对将来的期望，除了吾兄和公辅诸位，又会是谁呢？这不是我因为同郡而偏爱他们才这样说，即使太史公也深深寄予希望。请再替我向林君致意，让他更加用心求学，把效法六经作为要务，如果有所心得，就请拿来教导我。我几乎要不止一次地叩谢他了。给舒君 舒君足下，我在乡里时，曾经接触、奉迎从四川来的朋友，总是听到您的名声。当时我刚从京师回来，湖海之间的人物屈指可数，感慨地发出未能见到您的叹息。虽然还没有亲自认识您，但您的形象早已长久存留在我的心中、显现于我的眼前。从前有人在京师把您的文章给我看，并且说您的资质非常美好。我抚读吟诵了一整天，恍惚间如同和您同席交谈，精神相通、心意领会，不知不觉间竟忘了相隔千里、又被两条江阻隔。我从十五六岁起跟随先父学习经书，阅读古人的文章，颇想探究其中的端绪；但私下里很痛惜今人与古人不像，从宋代中期以后，文章不敢再看，偶有所得，也只私下写下而暗中收藏，羞于给人看。等到游学京师，才出来拜见太史公，太史公一见我就说：‘你是我的同道之人。’于是把我列入弟子名籍。从此每天都能听到以前没有听过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之道原来如此，也才知道今人的所得果然不是正道。文章同道德相为表里，不能勉强造作而成为道；道是气的主宰，气是文章的统帅。道理明白，气势就昌盛；气势昌盛，文辞就通达。所谓文章，也不过是文辞通达罢了。然而文辞哪里容易通达呢？六经和孔子、孟子的著作，就是道理明白而文辞通达的作品。自汉代以来两千年间，作者虽然有一些，要寻求文辞通达的，已经很少见了，何况是懂得道呢？所谓通达，就像决开江河而注入大海，不费多余的力量，顺着水流直奔而去，最终达到万里之外；水势所触及之处，能冲裂山岭、转动巨石，冲上高陵、荡平深谷，鼓动起来如雷霆，蒸腾起来如烟云，升腾起来如太空，聚合起来如绮罗丝绸，回旋曲折，抑扬喷涌、时伏时起，却看不出艰难辛苦的形态，一定达到极处才停止；这就是所谓通达。可是哪里容易做到呢？汉代司马迁、贾谊的文辞，似乎可以称为通达；像扬雄，就还没有达到。唐代韩愈、柳子厚，宋代欧阳修、苏轼、曾巩的文辞，似乎可以称为通达；像李观、樊宗师、黄庭坚一类人，就还没有达到。至于道，又更难说了。唉，这哪里能够同昧于此道的人谈论呢？如今的世道不幸，这件事废弛残缺了，幸赖太史公奋起振兴它，一代的文章才灿然完备起来。人们以为太史公不过是一个儒者，对世事有什么关系，却不知道太史公对这个时代的功劳极大。譬如星辰对于天空、须眉对于人身，起初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有了它们，天象才完整，人的形貌才美好；没有它们，昼夜便会错乱，容貌仪表也会丑陋。大概太史公的文章完全根本于道德，而充足的气势又使它得以畅达。当他的文章展开艰难的辩难和折论，迂回铺陈、反复申说，雄健刚毅、宏大博厚，典雅而不深奥，质朴而不浅陋，仿佛交错的攻击一齐来到，弓弩全都发射。观看的人惊骇眩惑、失去脸色，慢慢仔细观察，却发现其中本来从容闲暇，如同平常无事之时，并且不失揖让进退的礼节。这就是太史公使四方士人折服，并且能够诱导人民、教化风俗的原因。我能够得到太史公的知遇，又是多么幸运啊！您只是太学中的一名学生，却能在千人之中自我振拔，从而得到太史公的称誉，可以说具有超过常人的才质了。太史公从来不轻易称许别人。他待人虽然极其和蔼，如果对方没有才质，连一句话也不会多说。他称许我这个不肖之人，使我得以承受他的奖掖引导，把它作为对我的教诲。我虽知道自己不足以当此称许，心中也私下感到幸运。并不是因为得到太史公的称誉便自以为满足，而是庆幸自己没有被大贤君子遗弃，希望能够因此勉励自己进入道的境界。我常常忧虑兵乱之后，英俊人才稀少，想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进步却不可得，所以把心意寄托在您身上。也想同您相互讲论，以共同进步于道。我性情愚直憨厚，私下认为古人的言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肯定其正确之处，否定其错误之处，才算真正理解。如果认为古人说的全都正确，那是不可以的。能这样认识的人非常少，因此免不了被俗人嘲笑。

译如今您竟然认为陆士衡《文赋》浅薄狭隘，并且写了文章评论它，我私下看了您所叙述的大意，觉得非常好。陆士衡对于道还没有认识，他所作赋所论的只是当时人们所崇尚的文章，本来就有志于学的人不会满足于此。您批评它，确实是应当的。只是其中也有不可改变的正确论断，如说‘谢绝已经开放的早花，开启尚未振放的晚花’，又说‘害怕别人抢在我前面，那些人还没有什么见识’。只是建立志向有时并不符合前人的意思，事情也就未必如此。然而其中说得好的地方，也不可不采纳。世人有的不能察觉他立论遣辞的本意，只是取其所谓袭用凡常、蹈循旧例、缀辑成篇的说法，使讲诵评论的人耗尽气力，往往连他的句意也不能理解，那是因为不知道陆士衡立论的缘故。所以接着写这些话告诉您，希望您能赐教于我。我也不敢白白承受您的谦让。虽然如此，我们这些人论作文辞，应当以六经为法，区区一个陆士衡，又哪里值得我们挂在齿牙之间呢？给钱克温 两年来没有机会问候您的起居，每当想起巾山的情景，便为之惆怅。吾兄是高雅之士，应当受到造物的保佑，却又如此坎坷，大概不是容易看透的事情，正应该顺其处境而安然面对。我侍奉亲人回去，谨留此信作为告别。《逊志斋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逊志斋集》卷十二，明代方孝孺撰写的序文 《周礼考次目录》序 周王室衰微以后，圣人的经典都被诸侯抛弃，而《周礼》尤其受到诸侯的厌恶，所以《周礼》还没有经历秦代焚书之火，就先行亡佚了。官吏将要玩弄法令、施行奸诈时，必定把法令藏起来，使百姓不能看见；如果各家都掌握法令、人人都通晓它的意义，官吏怎么能够玩弄它呢？周代的制度非常详备，严格规定上下的分别，谨慎安排朝聘之礼，并确定诛罚和奖赏；用道理教导百姓，让百姓奉行义，抚恤邻国而尊崇上级。这些尤其是战国诸侯深深厌恶、不忍听闻的，所以他们把有关典籍删去得特别厉害。如今流传下来的，大概是诸侯毁弃贬黜之后的残余，又经过汉代儒生补缀而成，并不是周代的完整书籍。因此，对于重大原则反而简略，对于细小事项却详尽；烦琐而不急要的职官很多，而治理天下、改善民风的政事很少。这不可能是周公的本意。那些章法明确、切实重要的内容，因为不符合诸侯的意愿而被删削；同政治得失没有关系的内容，反而仅仅得以保存，但也已经纷乱失序，错杂得难以省察。书中记载周代官职，讲六卿的职掌，很是美好。冢宰是政事发端之处。宗伯掌管礼，司马主管兵，司寇掌管禁令，司空掌管土地，这些都听命于冢宰。冢宰是治理的根本，天下的大政，理应在冢宰的职掌中体现出来。如今《周礼》列在冢宰名下的职官中，参与政务的臣子不过几人，其余六十属却全是烹饪、守卫等卑贱事务，以及攻治、医药、服饰等浅近技艺。君王的膳食和服饰，本来是冢宰应当知道的，但若以这些内容充实冢宰的职掌，就浅陋而且狭隘了。这一定不是周公的本意。司徒用五典施行教化，所承担的事务极其重要，不应再兼管其他事情。可是从乡师以下，接近教化事务的只有十二属，其余都是春官、秋官两类官职的事务，而冬官的职属最多。大概编定次序的人不知道地官的主要职责在于教化，而把土地方面的事务归入地官；冬官的职掌，和教化有什么关系？教化的大法以及冢宰的大政，都已经亡佚了。没有亡佚的内容，有时散见于其他官职中；司马、司寇所编入的很多，只有宗伯的内容稍微保存得多一些，却也大多被其他官职掠取；至于涉及国家礼制的内容，也已经亡佚。那些亡佚的，都是诸侯所厌恶而删去的；那些次序错乱的，则是汉代儒生的错误。我喜爱阅读《周礼》，忧虑周公的心意不能被后世明白，于是以周公的言论为准，考察六卿的属官，重新编次。我把原属宗伯的五项归入冢宰，把原属司马的三项归入冢宰，把原属司寇的两项归入冢宰，再加上宫正以下五项：宫正，归入司徒所掌的舍；膳夫、医师、内宰、司农、典妇功、内司服，附列在冢宰左方的重要位置。这是对古制的变更。司徒去掉不属于教化事务的八十项，保存四项。把司马所属的诸子、训方氏、匡人、撢人，以及司寇所属的掌交归入司徒。宗伯所属中，从司徒归入的有十项，从司马归入的有十九项，从司寇归入的有十二项。司马保存的有三十一项，司寇保存的有二十三项，又把司徒所属的司虣、司稽、司救、调人归入其中。于是取土地事务和财赋制度：司徒所属五十五项，司马所属八项，司寇所属十三项，归入司空。土地不能没有治理它的方法，所以有载师、闾师、县师、均人。治理百姓不能没有法令，也就不能治理土地，所以有遂人、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鄼长、里宰、邻长、旅师、稍人、委人、土均。种植和耕作，是土地事务首先应当做的，所以有草人、稻人、司稼。地图和地方志，是君王应当了解的，所以有土训、诵训。山林川泽，是土地的宝藏，所以有泽虞、川衡。金、玉、锡、石，兽角、鸟羽，荼、炭、染草、葛、蜃，都是山泽所产之物，所以各有专职官员掌管，以发挥它们的用途。苑囿、场圃，是鸟兽草木聚集的地方，所以有迹人、囿人、场人。谷物粮食是土地的产出，守藏它们应当有制度，所以有廪人、仓人。百姓是土地的根本，不能不加以抚恤，所以有遗人，在凶荒时赈济百姓。财货和用度产生于土地，而取用它们要有节制，所以市场有司市，关卡有人掌管，店铺有肆长，商贾有贾师，货币有泉府，另有质人、胥师、司门、司关、职方、土方、怀方、合方、形方、山师、川师、原师，用来辨别土地并取得珍异之物。因此这些职官从司马归入司空。疏通道路，清除不洁之物，有野庐氏、蜡氏掌管；有负责防止水害的雍氏；有萍氏清除毒物、猛禽猛兽、蛀虫、蛙类；又有▯氏、庶氏、穴氏、翨氏、硩簇氏、翦氏、赤叐氏、蝈氏、壶涿氏、庭氏，负责除害禾苗、杀除杂草；有柞氏、薙氏，这些也都是司空的事务。因此从司寇归入司空。六卿的属官由此恢复了原来的安排。它们不能全都达到六十项，是因为亡佚的很多；而且也不必一定以六十为标准。卿所掌管的事务有大小，事务本身有繁简，为什么一定都只能止于六十项呢？所谓六十项，是汉代儒生的说法，不是周公制定的制度。周公的典制，孔子曾经学习过。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部书罢了。学者应当尽心研究，不敢忽视，怎么可以怀疑它有所不足呢？然而我并不是怀疑周公的经典，而是因为寻求周公的本意却不能完全得到，所以辨明其中的错误，希望最终符合周公的本意罢了。如果确实能够符合周公的本意，那么我又怎么敢因为害怕被称作扰乱经典，而不去这样做呢？

译《武王戒书》序 《武王戒书》见于《大戴礼》《太公金匮》《阴谋》，共三十三章。古文已经残缺很久了。学者考察可信的史实，只能依靠六经。然而虞、夏、商、周遗留下来的事情，六经之外也有许多善言，确实可信而不是虚妄的。商汤的盘铭没有记载在《商书》中，但曾子称述它，与经书一起流传，成为万世的训诫。政典没有列入百篇的篇目，但其言论为人们传诵，后来便成为《夏书》的首篇。六经虽然不可擅自增益，但先贤精微的言语、宏大的训诫，怎么可以片面废弃呢？我为这部书感到悲惜：太公从古代先圣先王那里接受它，又传给武王。武王把它铭刻在器物上，用来告诫自己，并且告诫子孙。它说得好的地方，同《诗》《书》的要义有什么不同呢？学者因为它不是经书就把它排斥在外，难道不是迷惑吗？因此我为它作注释，说明它的意义，给后人看。圣人的言论，就好比治病的方书，而天下学习道的人，都是患病的人。有志于养生的人，即使是从民间传来的单方小技，有时也足以延年益寿；如果没有志向，即使把龙宫的秘藏传授给他，也大多会死在名医手中。如此说来，书籍难道有高明和拙劣之分吗？只在于使用它的方法如何罢了。世人不善于使用，六经流传千年也会成为空话；如果传给合适的人，得到这部书并且能够运用它，也可以保全自身、治理国家。《篆书考正辩伪》序 从古代发展到今天，取决于形势和助力；如今要反过来恢复古制，则取决于人的作为。天下的趋势，舍弃厚重而趋向浅薄，舍弃谨慎而变得怠慢，舍弃难以成就的事而选择容易的事。习惯像水向下流一样，滔滔滚滚，直到极点也不停息。若不是意志坚定、见识卓越的人，就不能知道这种趋势不好而赶快扭转它。即使有一个人知道它不好，如果不是通达而身居高位，也不能夺回全天下人所嗜好的事物，把它挽回到古代。正因为如此，二帝三王的礼乐政教、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有风俗，经历数千年直到今天；时代变换、世道迁移，几乎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难道其中没有豪杰之士想要匡正它吗？只是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启发群体的迷惑，说这话的人只有一个，而诽谤嘲笑的人却有千千万万。即使想扭转流俗的趋势，也无法做到。六书对于百姓的日常使用最为切近，而它的变化也最为严重。从篆书变为分隶，从分隶变为行草，日益趋向简易，轻率地流于放荡而没有法度。假使古人复生而看见今天的文字，一定会惊骇眩惑而叹息，可是人们反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错误。偶尔有好古之士知道这一点，但力量不足以制止已经形成的趋势，不过把它写在书中，发表自己的见解。自汉代许叔重《说文》以来，流传于世的著作，虽然有精粗、详略的不同，但它们用心深远，终究不是流俗所能达到的。然而世上知道它并喜爱它的人，已经很难找到了。喜爱它而能通晓它的意义，考察它的得失，补充它的不足并加以辅翼的人，就更难得了。宁海方塘先生王仲方，从小笃志于古学，直到老年也不倦怠。他曾经忧虑俗字扰乱真字、损害正体，以古代文字为根本来纠正末流的错误，写成《文字考正辩伪》一书，给学者看。他的论述都有依据，不作臆测之说，使人人根据他的论述去寻求许氏《说文》，探究古人创制文字的最初意图，引导天下人恢复古制，难道还有谁能够阻挡吗？虽然如此，文字学大概只是学者所研究的一件事情。天下治乱存亡的原因，并不专在文字学上。井田、牧地制度改变，百姓便没有安定的志向；比、闾、族、党制度改变，乡里便没有良好的风俗；搜、狩、狝、苗的田猎制度改变，国家便耗费财力来养兵；读律、饮酒、射箭的制度改变，官吏便疲于审理诉讼。大的方面如封建和学校，小的方面如名物、衣冠，同篆书变成行草相比，又有多大差别呢？我曾经妄想写一部书来纠正讹误、解除疑惑，却没有完成。先生的父亲秘书公，以博学多识成为元代闻名的人物，他所接受和了解的，大概不只是文字学而已。如果有比这更重大的学问，能够论述编次、写成著作，来补足六经的遗缺，洗涤百代以来的陋习，岂不是学者所期望的吗？我希望能够参与听闻这些内容。《基命录》序 智力有时可以夺取天下，却不足以守住天下；权术有时可以控制当世，却不足以传之无穷。有夺取天下的手段，却不知道守成的办法；考虑只停留在朝夕之间，却不为长远谋划。若只是为自己，便难以称为有智慧；若是为了百姓，又难以称为仁爱。这哪里是善于为天下筹划的人呢？商、周的圣王舍弃智力而不用，必定以仁义为根本；舍弃权术而不依靠，必定用道德养育百姓，以道德积累世代的功勋，又借助数百年的忠厚基础。圣人的才德受到亿万百姓拥戴，但内心仍凛然自持，仿佛不能完全符合上天的心意；推行百姓所愿的，除去百姓所憎恶的，只怕有所不及。既然接受了上天的使命，保全这一使命就更加谨慎而不懈怠。他们的传承延续得长远，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后世的君主，没有古人的祖宗积累作为基础，却凭侥幸取得天下，想靠智力守住它，靠权诈控制它，又想靠权术使它流传，这就是秦、隋以来君主接连丧失性命、败亡国家的原因。数千年之间，大概知道商、周圣王用心的，只有汉高帝、汉文帝二帝，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宋太宗。汉、唐、宋这三代的君主，有的从田野间奋起，有的凭借一个官职登上天子之位，他们起初积累的旧业不能超过秦、隋，只是因为知道守成艰难，不敢仅凭智力，而参用仁义；知道把国家传给后世并不容易，不敢依靠权术来治理，而是施行道德，用来培植国家根本、维持国势，因此百姓归附他们，上天的命运也汇聚到他们身上。考察他们所做的事，虽然还没有达到三代的美盛，但宽大和乐的政治得以施行，苛刻惨酷、刻薄寡恩的风气得以止息，都能够把愁苦变为欢欣，把凋敝损耗改变为富足繁盛，子孙和百姓享受他们的利益达数百年，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大概先祖在前面有所启发，开创基业的君主又能以德承继它，并且受到上天眷顾的，是商、周。上古没有可凭借的恩泽，而创业的君主能够侍奉上天、养育百姓，使国家命运长久的，是汉、唐、宋。两方面都没有的，秦、隋之类享国不长的都是如此。处在百代之后，却一定想比肩商、周的盛美，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汉、唐、宋使百姓归附、使国命长久的原因，难道不是后世君王应当考察效法的吗？我因此摘取其中的大要，论述这些事情，写成《帝王基命录》。我并不是说这部书可以穷尽天与人相互关系的根源，只是希望国家长久安定，使百姓永远得到利益，这本来也是仁人志士所应当取法的。

译《蜀鉴》序 宋端平年间，昭武人李文子曾经在四川任职，搜集、选择史书传记，从秦国夺取南郑到宋朝平定孟昶，上下千二百年间与四川有关的事情，写成十卷书。凡是国家统绪的离合、地势的险要和平易、贤能人才的盛衰、攻守的得失，以及忠顺带来福祉的效验、悖逆叛乱招致祸患的根源，没有不全部列举并详细说明的，书名叫《蜀鉴》。殿下受封于此地，既然专心于二帝三王的典制，以此明道立德，又广泛阅览史书，考察评论是非得失，用来作为劝勉和警戒。闲暇时阅读这部书而有所取法，命令我为它作序，将重新刊刻流传于世。臣认为，长久耸立而不改变的是山川的形势；变化迁移而没有常态的是古今的事情。掌握形势然后才能稳固，通晓事变然后才能安定。君主不能掌握这些，就无法守住国家；臣子不能掌握这些，就无法守住自身，这是万世都应实行的道理。四川的形势，是天下最险要的地方，没有比它更险的。然而只有有道之人居处其中，施行仁义的政治，尽到忠顺的礼节，维系人心的办法坚固得不可解散；防范外患的方法牢固得不可侵犯，那么山就仿佛因此更加高耸，江水仿佛因此更加深广，关门不必增加盘查呵斥，而百姓安乐地从事本业，福祥自然到来。如果不遵循道义，对上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对下不能使百姓安适，却想依靠江山来防守，江山果真值得依靠吗？是非成败的既有事实，大体都可以在这部书中看见。恭敬地想到，殿下治理此国刚刚五年，宽大仁厚的政治已经施及夷蛮，忠孝谨慎恭敬的德行闻名四方；不用发怒，群臣便知道羞耻；不施杀戮，万民便畏惧威严，本来已经超出千年以来的最高境界，又哪里需要把这部书作为鉴戒呢？或者说，这部书的用意，又哪里需要等到我的话之后才明白呢？然而圣明智慧的思虑，不只是希望自身一时善良安定，还一定要为子孙和百姓垂示法则，传给后世。后世极其长远，子孙和百姓极其众多。希望极其长远的后世和极其众多的子孙百姓，都像殿下这样存心，使国家永远得到保全，那么把往古的鉴戒展示给他们，并不过分。臣承受命令而有所陈说，虽然自知不免逾越，也不敢推辞。《蜀汉本末》序 事情本来有一时晦暗阻塞、后世却清楚显著的；当时的人认为尊贵，后来的评论者有时反而轻视它。私下嫉妒者所诋毁的，大贤君子有时反而尊崇它。大概爱憎取舍出于常情，有时被流俗的见解蒙蔽，有时被强弱的形势迷惑，有时又把事情功业的成败当作贤能或不肖的标准，所以往往不能符合大公之道。等到时代相隔久远，爱憎逐渐消退，大贤君子出现而正确的议论兴起，鄙陋之人和奸邪之徒卑下琐碎的说法，就像太阳出来而鬼魅消失、严霜降下而蛇蝎蛰伏一样，自然无处容身于天地之间，是非正伪清楚地昭示于万世。这难道是人为的吗？这种道理存在于人心，穷尽宇宙也不可磨灭，正是上天的道理。天道一定要经过长久才确定，本来就有它必然的规律。东汉末年，曹操凭借蝗虫螟虫般的智术，暗中残害国家的命运而窃取权力，又默许自己的儿子实行僭越篡夺；他的行为极其污秽，行迹极其暴虐。在那个时候，昭烈、孔明凭借雄才大义，接续已经断绝的汉统，怀有扫荡天下、铲除奸凶的志向，使汉朝的国运没有立即终结。昭烈胜过光武，而孔明的英杰，难道仅仅是使君主达到两汉的隆盛而已吗？他本来将要继承三代遗留下来的正统，巍然超出历代君王之上，而且还不知道会达到怎样的境界。陈寿没有能力认识这一点，反而扶助那一方、贬抑这一方，使正义之士和有志之士为之愤懑郁结了数百年。等到朱子出现，删削修订《纲目》一类的史书，这才使论述符合天道、合乎人心，尊崇正统而贬斥僭乱，对人道的功劳极大。近世信都赵氏又依循这一点，从昭烈出生到后主刘禅灭亡，把将近千年的事情，扩充其中未完备的文字，参酌最为恰当的论断，另写成一部书，名为《蜀汉本末》。贤明君主、良辅的谋略，忠臣、孝子的气节，都明白无误地可以考察；朱子《纲目》的义例到这里，在后世更加明白。蜀王殿下治理国家之余，阅读它而感到喜悦，命令重新刊刻来给学者看，并让我为其用意作序。昭烈的仁厚、孔明的忠顺，本来可以作为君臣的师表；蒋琬、费祎、董允治理国家的才能，关羽、张飞、赵云用兵的才能，以及诸葛瞻有其父诸葛亮的遗风、关兴有其父关羽的遗风、张苞和赵统各有其父的遗风，再广泛推究它们的由来，昭烈、孔明的事业，大概有超出区区功业之外、成败表象之上的意义。若不是殿下相信古道、懂得道理、乐于善行而不知疲倦，谁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并如此笃切地喜爱它呢？那么这部书的刊刻，蜀王难道不是在为一个国家谋划，而是在为天下谋划吗？难道不是在为一时谋划，而是在为万世谋划吗？《自警编》序 德行如果足以作为法则，不一定非要出自古人。言论如果不违背道理，也不一定非要见于经书。孔子对于近世人物，曾多次称许左丘明，又举出周任、南人的话来给学者看，这些话何尝见于经书、取法于古人呢？时代相隔不远，仰慕它的人就更加真切，追随它也一定容易。教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三代以后，风俗美好、贤才众多，没有哪个时代像东汉和宋代这样；若要说言语和行为的美好、接近古代的程度，只有宋代如此，而东汉还比不上。宋代末年的士人曾经编纂成《自警编》。贤王在治理四川、研习经艺之余，阅读后非常嘉许，把它蕴藏在心中成为宽仁的德行，施行出来成为清静的政治，充实它成为精深博大的学问，发抒出来成为雄健厚重的文章。这样已经无愧于宋代的大儒了，但内心仍然感到不足，仿佛还有所仰慕，还把不能使当今士人都像宋代君子那样作为遗憾。因此把这部书广泛传播到天下，将要同所有人共同拥有它。殿下难道不想以古代圣人的经典作为教化吗？但先以近世人的言语行为来引导，大概也是孔子的本意。唉！观察万物，就知道造化的神妙；观察贤能人才，就知道国家的政治；考察言语和行为，就可以看见风俗的美恶、人的贤能与否。圣明的天子正要兴盛三代的治理；如果想恢复三代的盛治，难道必须从宋代开始吗？那么，这部书流传于圣明教化之中，将会有所帮助，难道只是众多士人的幸运吗？

译《仕学规范》序 所谓盛隆的时代，值得珍贵的，并不只是疆域广大，也不只是武备强盛、财货丰富；还在于风俗淳美，贤士众多，礼义修明，纲常昭著。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公卿大夫的政事谋略，平民士人的议论著述，都显然出于正道。它们在当时推行，已经足以引导善行、遏制邪恶；而遗留下来的言论和思想，流传到数百年以后，使听到的人为之感慨仰慕、长叹不已。像《诗经》的《大雅》《小雅》《周南》《召南》，作者不止一人，所说的事情也不止一件，但它们所依据的义理忠厚、光明、广大，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这是怎样造成的呢？上位者成就道德，下位者推行教化，长期受到浸润熏陶，于是人人都有自得之妙。因此才有这样的盛况。继周而达到治理成效的，只有汉、唐和宋；但国家的广大、富强，都比不上周。然而若要寻找一个可以与周朝相匹配而无愧的时代，却不在汉、唐，而在宋。宋朝自太祖建国以来，培育人才、改善风俗的意图本来就很美好。后世君主相承，以礼义对待臣民，以宽大养育百姓，诚心恻隐，上达于天；上天赐予护佑，俊杰贤哲接连出现。三百年间，道术在天下大为彰明，即使周朝盛世，也没有能够超过它的。当时大小臣僚，才干技艺有时有所不足，但忠厚常常有余；事业功绩有时没有完成，但议论却很少贬损。著书立说、辅翼圣人经书的人，都已经成为闻名当世、可以流传后世的人；编辑汇集众人的学说而成书的人，也不是汉、唐所能相比的。其中对世人最有益的，如《小学书》《近思辩志》二书，已经在当时广泛流行；其次如《自警编》《仕学规范》之类，也一再受到人们称道诵读。贤王殿下治理蜀地，盛大的德行、深奥的学问，可以追踪千古；美善的言论和政令，可以与历代帝王相交为友。他深深仰慕宋代贤者，认为皇明开创基业，已经超过汉、唐；如果再取法宋朝来治理国家，那么达到成周的境界并不困难。殿下已经重新刻印《自警编》来教导国人，又取《仕学规范》准备刊刻，传播给好学之士，并命令我为它作序。从前汉代河间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到善本书籍，其中都是经书、传、说、记，以及七十子门徒所论述的内容，还有毛氏《诗经》、左氏《春秋》的博士之学；于是表彰古书，以辅助朝廷教化，这本来就是王者应做的事吧？治理国家的方法，用法律禁止，不如用言语晓谕；用善言晓谕，又不如引用前人的言论，因为这样教化人更容易被接受。从宋朝到今天，不过一百多年；今天的天下，仍然是宋朝的天下，今天的人也仍然是宋朝的人。用宋人的言论来教化今天的人，哪里会有不服从的呢？假如做官和求学的人能从这部书的规范中有所收获，就能使浇薄变为淳厚，使薄情变为厚道。以诚意正心作为学问，以忠厚敦笃作为行为，以恭敬侍奉君主，以公平宽恕对待百姓，那么宋代的旧日风俗就可以恢复，俊杰贤哲的出现，也应当与宋代一样兴盛。贤王对天下的期望，难道不正在这里吗？臣才智浅陋，谨以这些话告知众多士人。全书共若干卷，由奉川张镃时可编次。详情已经具备于原序中，所以不再记述；这里只特别推论它所处的时代。《宗忠简公奏疏》序 国家的衰败、兴盛、存续和灭亡，大概有天命在其中，但也有人事的作用。从事情已经发生的结果来看，人谋是否顺利，事变是得是失，似乎都像预先决定而不可改变，那么人的力量又有什么用呢？从事情尚未形成的开始来讨论，成败祸福的关键，要等待人的作为才会显现，难道全都出于天命吗？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会尽力完成​​人事来挽回天道；不善于治理的人，则把一切推给天命，从而怠慢人事。田单是齐国的壮士，凭一座城中伤残困顿的百姓，恢复了七十多座城，不过几个月而已。诸葛孔明作为辅佐王者的人，驱使整个蜀国的军队，想要夺取中原一尺一寸的土地，终其一生也未能成功，这不只是天命的缘故，人事的难易本来就不同。带领幼小的百姓去救援父兄，只要急切呼喊便可集合；劝说道路上的行人，让他们救邻居于危难，即使辞令说得很好，也会有人不肯听从。贤者能够勉励人去做他们乐意做的事，却不能强迫人做他们所难以做到的事。勉励田单，是因为齐国人人都有亡国破家的愤恨，都是自愿作战，所以他容易成功。诸葛孔明当时，人们只知道有曹氏，却已经不知道汉室的恩德很久了。孔明只是想用忠义激发他们，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听从自己呢？宋朝败给金朝而不能再度中兴，世人以为这是天命，却不知道是因为人事失去了机会。张浚、赵鼎，可以说是天下的贤相；韩世忠、岳飞、刘锜这些人，也是一时的将才。宋高宗虽然庸弱懦怯，难道竟会远远低于刘法章吗？然而事情受到阻挠、不能成功，是因为他起初没有采用宗忠简公的意见。宋徽宗、宋钦宗覆亡时，军队不足以作战；宗忠简公进入都城以后，百万军队立即具备，争着要为他拼死效命。宗忠简公的贤能，本来足以取得众人的拥戴，而百姓拥护宋朝的心意，又怎么可以诬蔑呢？当时正是田单复兴齐国的时机，而宗忠简公，是仅次于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假使宋高宗能够采纳他的奏疏，宗忠简公再多活几年，那么失陷的土地可以迅速扫平，中原的群盗可以被擒获，献到太庙，哪里会有国土日蹙、不能报仇的耻辱呢？错过这个机会而不听从，直到逃到东南、还想图谋恢复，中原百姓离弃宋朝的心，也已经很远了。因此最终不能有所成就，并不只是秦桧、汤思退的罪过。人没有固定的勇敢或怯懦，只看怎样使用他。趁着士气正锐来使用他们，即使普通人也都可以成为壮士；等到气势衰竭、意志震慑，即使乌获那样的大力士也会丢下剑退却。宗忠简公一心希望宋高宗定都汴京，是想利用天下正盛的锐气来恢复失地、报仇雪耻；但宋高宗听信小人，采取畏缩逃避的谋略，放弃而不再听从，宗忠简公也随即去世了。这难道是天命造成的吗？其实是人为的。事情并不止于此。宗忠简公去世至今已经三百多年，请求宋高宗返回汴京的奏疏有二十四篇，并没有全部记载在史书中。他的九世孙宗濬把它们抄录下来收藏在家中，嘱托我为之作序。宗忠简公的忠义显扬于后世，不必等到看见这些奏疏才知道；奏疏所表达的内容，也不必等到我的说明才明白。然而世人都知道宋朝不能再度振兴，是由于秦桧执政，却不知道根源在于没有采用宗忠简公的意见。因此我详细论述这些事情，使人知道不听从这些奏疏，确实是宋室由此分裂衰败的原因。

译《寿亲养老新书》序 贤王治理蜀地，德政已经修明，境内安定。群臣中有人奉上《寿亲养老新书》，贤王读完一卷，叹息说：“我承受君主和亲人的恩德，居于万民之上，常想找出办法帮助我的百姓奉养父母，却一直未能做到。这部书大概可以帮助我的百姓吧？”于是命令工匠刊刻，又摹印副本流传，并命令臣为书作序。臣拜手说道：“教化百姓、敦厚风俗的事情，不止一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道理，只有孝而已。用孝来教导百姓，难道能够家家户户都说明白吗？关键只在于亲自率先示范，用书籍训导他们罢了。像西伯的事迹，就是所谓亲自率先示范；像有虞氏传播五教，就是所谓用书籍训导。亲自示范有未到之处，训导就会有不能实行的地方；训导有不详尽之处，即使亲自示范，百姓也不知道该遵循什么。殿下天性纯孝，根本出于上天所赐；治理国家以来，心中思慕朝廷，恭敬谨慎而充满爱敬，行动一定遵循礼制，问安的使者接连不断。以孝亲自率领百姓，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殿下又担心没有办法扩充百姓的孝心，已经摹印《孝经》颁行境内，现在又接着刊行此书；扶助衰老、防备祸患的方法，调理心志、愉悦精神的道理，全都完备地记载其中，没有遗漏。对于训导百姓来说，又是多么盛大啊！” 将会看到数千里之内，再没有受冻挨饿的老人，人人也没有夭折的忧患。而且我听说，上古时代阴阳极其和谐，风雨按时而来，灾病不起，疾疫不兴，人民都能享有高寿；这大概是有原因才达到的，并不只是方术的功效。贤王阐明圣贤之学，德行纯厚，教化广泛施行，渐渐可以与古代圣明君王比美了。使各种有生命的东西生活在仁爱长寿的境域中，使九畴各得其序，这难道也有超出此书所记载内容的地方吗？臣将要和百姓共同享受这种福乐。本书共四卷，是元代邹铉编次的，完全依照原书，没有增添改益；其中取法众人、择善而从的用意，在这里可以看见。《蒲鞭诗》序 天道所显示的灾祸和祥瑞，不能预先推知；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便可以加以确定。国家国运的舒展或促迫，也不能预先考察；观察处于尊位者的德行，便可以得到验证。君主，是下民的上天；皇族后裔的尊贵，就像上天的日月星辰。光辉照耀而不失常态，运行轨道也不违反次序，上天造化万物的功业，难道会有不能完成的吗？传说称周朝世代长久，是占卜所得的征兆，我曾怀疑这种说法，觉得近似巫史之言。等到读《诗经》读到《麟趾》，才知道周朝长久享有天命的原因就在这里。周王子孙宗族众多，仁厚的德行，都像麒麟一样；至和之气熏陶，大顺之德滋润，所以能够在冥冥之中引导、迎合天命，巩固国家的基业，真可以说是盛大了。它享有长久国运，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本朝拥有天下，大力分封亲王，使他们布列全国。像周朝公子那样仁厚的人，大概并不少见。臣根据所见来说，像蜀王殿下的德行，实在是千载罕见、独自卓立，足以与圣贤相匹配而无愧。殿下慈爱宽恕、宽厚和易，出于天性；体察大道、考察古事，每天都在学问上更新自己。群臣有过错时，殿下从未显露愤怒憎恶的神色；有人有所不足，殿下总是专门替他掩饰，不让他的羞耻显露于言语；不施加呵斥，也不使用鞭扑，却能使政务修明、事情办成。殿下仁厚的声誉震动远方。每当谈论古人的政事，遇到把苛细审察、强硬果断当作才能的人，殿下总是深以为非；而对于宽大笃厚的教化，却欣然与内心相契。殿下曾取汉代刘文饶的事迹，制作蒲鞭来表示自己的心意，但也从未真正使用过。唉，这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了。臣奉召入朝，特意把此事颁示给士大夫。众人聚集观看，欣喜赞叹，都作诗歌来颂扬它。刑罚的使用，贵在适当，不贵在严重。德行盛大而善于使用法律的人，即使只是鞭扑，其威力也超过斧钺；不善于使用法律的人，即使伤及肌肤、使肢体溃烂，百姓也没有受到惩戒。刘文饶刚开始做郡守时，能够以德治理政事，用轻微的刑罚表示羞辱，尚且得到福禄的安抚，受到史书的赞美。何况殿下的地位尊贵、道德美盛，超过刘文饶万万倍，只设置表示羞辱的刑具而不用它呢？将来必定会看到一国传扬这种风气，天下仿效这种风气，百世以此为师。知廉知耻的风俗兴起，礼义的教化流行，天人之心都感到喜悦，子孙和百姓将永远受到它的恩赐。这样说来，这首诗的创作，也就是《周南·麟趾》一类的作品；它或许也可以成为皇明与成周并盛的征验吧。

译《宋学士续文粹》序 可以说出的功劳，众人都知道；难以说出的功劳，君子知道。至于看不见其功劳、天下却暗中受到它的利益，这不是圣贤一类的人就不能知道。周朝积累基业已经很久，从太王传了几代，到武王时，凭借八百诸侯的帮助，才终于战胜商朝。这难道是一个人的德行、一天的功劳吗？可是孟子把功劳归于太公、伯夷两位老人，认为这两位老人是天下人的父亲。天下人的父亲既然把功劳归给武王，那么他们的子弟又归向哪里呢？如果相信这番话，那么武王的武功便可以不用，周朝只凭赢得人心就能称王。孟子的话难道不是有些过分吗？然而事情本来就有在这里建立基础、在那里显现效果的情况。山岳生出云气，霖雨遍布四海，人们只认为这是霖雨的恩泽，却不知道它根本来自山岳的助力。贤人和大儒对于国家，不一定有显赫可见的功劳，但他们惠及万物，常常在具体事业之外。若说天下果真因这些人而兴盛，众人未必知道并相信；然而要使天下安定，没有这些人也不可能做到。汉高祖对于张良，光武帝对于卓茂，都没有参与拔旗斩将的战功，却受到尊敬礼遇，地位在群臣之上。大概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可以训导暴徒、革除奸邪，他们的智谋可以解除疑惑、安定事情，他们的言论和风采为人所信，并且流传于后世已经很久了。我因此尊敬礼遇他们，那么他们所教化、使人归服的功效，难道只是表面上的事业功劳吗？元朝衰败、我朝刚开始兴起时，占据广大土地、拥有强大军队、凭借名号雄视中原的有十多人，却都不能得到贤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唯独能够聘请太史金华公，并以宾客之礼礼待他。金华公初次拜见皇上，皇上问他夺取天下的大计，他以“不杀人”回答，皇上非常高兴，命他教授太子经书。每次询问治国之道，金华公没有一次不以仁义回答。当时各路雄主大多嗜好杀戮、贪爱财货，只有皇上统率军队有法度，命将出征时告诫他们不要滥杀；军队所到之处，百姓都欢欣喜悦。有见识的人已经说，天下不足以平定吗？等到天下平定，皇上才考察古制来更新一代人的见闻，端正伦理，恢复衣冠，制定礼乐，兴办学校，凡是先王的典章制度，大多讲求并实行，而太史公确实参与了这些事情。他在翰林院任学士，曾任国子司业，晚年任承旨，前后达二十年，以道德辅导皇太子；皇太子圣德宽大、仁慈明察，天下归心，受到广泛爱戴称颂，这主要是太史公的功劳。海外遥远偏僻、少有来到的国家，其朝贡使者接连来到国门，一到这里就必定询问太史公的起居安否，购买他的文集带回去。日本甚至摹刻他的文章，在本国境内传播诵读；近至朝廷，远至穷山僻邑，妇女和儿童都知道太史公是具有盛大德行的君子。听到他的名声、读到他的文章，没有不叹息敬爱的人。他在家庭之内修养自身，姓名却传播到千万里之外；蛮夷异族也都知道尊敬仰慕他，使中国的美德流传到无穷无尽的地方。他的功劳大概很大，但当时的人未必能说出这算是什么功劳。这就是太史公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吗？太史公的学问广博而能把握要领，德行纯粹，与世人没有争竞；端正耿介的气节充实修养有道，不会因利害而改变。仁人长者的风范，在世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竟然在太史公身上又见到。上天把这样的人留给这个时代，不也是很厚重的恩赐吗？可惜世人还没有完全受到他的恩泽，他就因病突然去世了。我私下常常感叹，天下人知道喜爱他的文章，却不能完全领会他的心意，也不能全部看到他的文章。因为想到太史公过去无病时，曾经选取旧作编成《文粹》流传，所以又同门友浦阳郑楷叔度等人一起，选取他仕于国朝以来所作的文章，再次编录为十卷，命名为《续文粹》，用来传给求学的人。唉！这部文章集，虽然可以使太史公流传后世，却不足以完全表现太史公的为人。后世如果有贤者考察本朝兴起的原因，追念太史公德业的盛大，以歌咏太平之治于无穷，那么太史公的功劳或许可以在后世得到彰明吧？太史公名濂，字景濂，是金华人。

译《刘樗园先生文集》序 学术以教化来衡量盛衰，文章与学术相互表里。豪杰之士本来不必等到有了教化才明白道理；然而先生之所以勤勤恳恳地把教化放在首位而不敢忽视，是因为认为天下人不可能人人生来就有学问见识。把我们的教化明确地施行于天下，使有过失的人抑制自己而归于中正，使有所不足的人努力追求完善。道德统一了，万事就都能治理好。周朝强盛时，近到里巷中的人，远到生长在遥远异域的人，随口说出的话，都符合仁义的准则。等到时代久远而衰败，著书的士人以千百计，虽然不能全都符合大道，但内容宏博深奥，也都各有自己的所得。譬如黍、稷、稻、粱，虽然味道各不相同，却都可以使人吃饱喝足，从来没有像后世文士那样，凭借剽窃袭取、浮泛议论和虚妄言辞来写作。自周朝以来，教化详明，能够领会先王本意的，没有比宋朝更好的，所以宋朝的学术最接近古代。大儒硕生都深刻明白道德性命的道理，远远追寻孔子、孟子的足迹，与他们结为同道；其他凭文辞驰名当时的人，也都以六艺为根本，义理精密而旨趣深远，气势充盛而论说详尽，各自有所承继，却不肯随意相互沿袭，都是教化造成的。元朝一百年间，宋代遗留下来的政教几乎全被消灭；能言善文的士人并不少，辞采声调也不可谓不工巧，但考察他们最终达到的境界，不过是攫取旧说来作为自己的言论。若要寻找他们学术上真正自得的地方，哪里只是比不上宋代那些名闻天下的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百年〕 凡是生在那个时代、见过宋代遗风的人，都自认为后世无法赶上。宁海在宋代特别是一个以诗书文物著称的地方，距离南渡后的国都较近，所以士人中显名于世的很多，而且这种风气尚未衰落。军政刑法虽然不振，教化却还保存着；选取士人的制度虽然稍有弊病，风俗却没有败坏。因此当地文章虽不能不比盛时下降，但学术的醇厚终究没有十分愧对古人。樗园刘先生年轻时游学钱塘，在宋代太学求学，与著名士大夫交游。当时距离乾道、淳熙年间的诸位大儒还不远，文章典籍的传承繁盛，有很多可以考证的资料。因此先生的学问渊博崇高，获得了圣贤学问的大要。他写文章朴实丰厚、质实不华，不作异常绝俗的空谈；文辞舒缓充沛、铺陈纵横，一定要把意思表达尽了才停止。越是探究，越觉得深；越是品味，越觉得意味悠长。与那些只有华丽辞藻、没有实际内容而令人一时喜爱的文章相比，差别非常遥远。先生所尊敬、认为善的人，只有同乡阆风舒公景、薛南山陈先生寿；与他交游而敬重的，则有剡源戴公帅初、鄞地袁公伯长。袁公后来在元朝做了显官，声名传遍海内；戴公的文章也流传于当时。阆风、南山和先生都自称宋代遗民，不屑于出仕，所以他们的文章品行虽然高尚，却没有在世间得到充分显扬。后来能够传闻而知道先生的，也只有本地人罢了。如今相隔五六十年，旧日老人逐渐沦没，知道先生姓名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假如再经过几代，哪里还会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可贵呢？像先生这样有学术而不能流传，是后世已死之人的责任。因此我选取其中最好的作品，编次为若干卷，并且推求它们的渊源而详细记载，使人知道先生的自得之深，不是近代那些能言善文的人所能比的。先生名庄孙，字正仲，号樗园。他所著的有《周礼辑传》《易说》，如今已经失传。《先太守文集》后序 愚庵先生去世以后，他的遗孤某人搜集遗文编成二十卷，准备作论序以流传于世，但悲哀之情难以克制，不能动笔。过了三年，觉得可以有所言说了，又担心世人认为这是出于私爱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写。又过了两年，他拿着书哭着说：“唉！先人有道德学问，我却不能为他加以说明，使它在世上大为彰明，这是我的罪过。我怎么敢再推辞呢？”君子的言论，只在于是否公正罢了。言论公正，即使儿子替父亲作传述，也不能算过分；言论不恰当，即使是站在千载之后评论千载以前的人，尚且会受到非议，又有什么私情值得回避呢？周人称颂自己的父亲，如同太阳和月亮照临天下；子思称孔子，如同天地四时，这些话可以说很夸张了，然而天下人相信它们，后世也没有人敢非难，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公正的。不然，荀淑把黄宪比作颜子，王安石把扬雄当作圣贤来比拟，人们最终不相信，是因为那出于个人的偏见。我也只求公正罢了，哪里敢用欺骗先人的方式去欺骗后世呢？先生的志向，大的方面是想滋润天下，小的方面也是想使道术在书籍中彰明，使风俗在自身修养中形成，建立治理天下、安抚百姓的方法，以造福无穷的后代；这些志向都还没有实现，他就突然离开人世，不再居于世间。唉！难道是先生的不幸吗？还是天下人的不幸呢？先生起初任济宁太守时，方圆千里之内，士人和百姓都相互庆贺，先生却没有面露喜色。五年后离任，庆贺的人都哭泣，先生却和平时一样。大变故将要临头，先生仍然欣喜自若，没有丝毫改变。先生看待生死、贵贱，心中丝毫不受影响，难道会把志向能否实现当作幸与不幸吗？上天还不想让这些百姓安定生活、恢复本性，却夺去先生的寿命，不让他救助百姓；百姓才确实是不幸。对于先生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先生的言论中，忧虑时局、怜悯百姓的心意，像慈母对待儿女一样，从未有片刻忘记。从求学到做官，从成年到任职掌政，他始终没有丝毫改变。唉！这难道是可以勉强做到的吗？大概先生的道术中有伊尹担当天下的责任、诸葛亮平定天下的志向、范希文惠及百姓的仁心，所以他的言论才如此盛大。然而先生的道术并不只在言论上。后世如果诵读先生的言论，考察伊尹、诸葛亮、范希文三位君子的德行，并由此寻求先生的为人，就差不多能够真正理解这些言论了。假如因为我是后代，便认为我偏爱自己的亲人，那就是不仁；假如认为先生不足以与三位君子相比，那就是不明智。这都不是我对后世的期望。

译《华川集》后序 华川先生出使南夷的第九年，他的儿子绶绅准备把他的文章流传于世。天台方孝孺替他选取其中精纯、特别值得流传的若干篇，编定为若干卷，作序说：“天下万物，上天都容易把它们交给人；只有文章不容易交给人，幸而把它交给某人，必定要困顿屈辱他的身心，压抑他的精神意志，使他濒临死亡而仅能生存，经历悔悟、责备和惭愧，不敢与造化争强，然后才把文章置于他身上而不再顾惜。富贵禄爵出于人的作用，尊贵的地位虽有人的刑罚阻隔，却有时可以免除脱离；文章的权柄出于上天，人没有办法与它较量，所以天深深忌妒它。得到文章大成的人，遭受的祸患多；得到小成的人，遇到的祸患少。寻求终身安逸快乐、荣耀昌盛而没有忧患的人，实在极少。难道不是因为挟持富贵、树立威势的恩惠，近来借助文章来使天下受荣辱影响，而它所达到的范围尤其广大吗？如果不是这样，得到自己欲求来向世人夸耀的人遍布天下，为什么唯独先生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呢？”先生在元朝末年，曾带着自己的文章进入燕都；那些认为他才华奇异的人肩并肩站立，却都没有推荐他，他困顿憔悴而归。如今皇上拥有天下，先生曾经被任用；不久出任远郡辅佐官，又被召回修撰《元史》，任翰林待制，正要得到重用，却又出使西部边疆；刚回来，又奉诏出使南夷，最终滞留在那里没有回来。国家广泛搜求、远方招揽人才，对于士人没有不用的；一旦任用，没有不充分发挥其才的。才华和职位超过其所期望、事情超过器量的人也很多，天一定不会唯独吝惜先生。若不是上天，谁能使事情这样呢？然而上天对于人，今生丰厚的未必后世不吝啬；一时困厄的未必不能在无穷后世得到光耀。汉朝数百年间，王侯将相很多；司马迁、班固，是受过刑罚而地位卑贱的人，曾被当时人戏弄、轻慢、嘲讽；如今那些王侯将相的尊荣盛大都不能自存，而司马迁、班固的言论却与经书训诫一同流传，难道是因为他们当时的遭遇吗？何况圣人的道，不是司马迁、班固所能达到的，他们自己看待自己，应当又是怎样呢？先生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先生的文章，起初向江夏黄文献公学习，晚年放开手笔，形成自己独立的一家之言。观察他的一生，就可以知道他从上天得到的才性了。因此我不再详论，只推求其中的意义并加以论述，使人知道先生并不是真正没有得到机遇。先生名祎，字子充，是金华义乌人。华川，是义乌的别名。《苏太史文集》序 天下的事情，凡是出于智巧所能达到的，都是较浅的层次。寂静而无所作为，却充沛而无穷；从智慧不能达到的地方发出，在技巧不能完成的地方成就，这不是接近神妙境界的东西，谁能参与其中呢？所以工巧可以学习而达到，神妙却不是学习所能达到的。只有心灵与神妙相通的人才能做到。神妙如果真正融入心中，就像龙行于雨中，所取的只是微小的水滴，却可以遍及八方、滋润万物。什么也没有得到的人，譬如抱着水瓮灌溉，使用机械来注水，做起来劳苦不堪，而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几尺之内。庄周写书，李白作诗，放达纵恣，任凭自己的心意，却没有不如意的地方。他们难道是学习后才做到的吗？他们的心默默融会于神妙之中，所以不需要使用智巧，而天下所有的智巧也没有能超过他们的。假使这两个人存心刻意去写，那么不可能每次都如意，在智巧方面也就狭窄了。庄周、李白，是文章中达到神妙境界的人，不是工于文章的人所能赶上的。文章若不是达到极高的工巧，就不能称为神妙；然而神妙又不是工巧所能达到的。两人写文章时，尚且不知道作品从心中流出、应手而成，何况会知道自己文章的神妙呢？他们自己尚且不知道，哪里能够仿效呢？仿效古人文章的人，并不是真正能写文章的人；只有心灵融会于神妙的人才能做到，但这也很难。庄周去世将近两千年，能够领会他的精神而写成文章的，只有宋代的苏轼罢了。苏轼对于文章，正如李白对于诗歌一样，都达到了神妙境界。我年轻时喜欢苏轼的文章，却遗憾不能领会他的心意，认为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心意，文章就可以努力学习而达到。二十多岁时，我游历金华，见到太史苏公的文章，知道苏公是苏轼的后代，感叹说：“能够得到苏轼心意的，大概就在这里了。”三年以后，苏公把他的文章全部拿给我看，我更加惊叹震撼，这才知道苏公果然得到了苏轼的心意。他的文章有顿挫开合，却不至于放纵驰骋；有反复变化，却不至于繁复堆砌。高可以达到天，深可以进入渊，没有什么不探究；幽奥之处涉及道德，他都能揭示；深邃之处涉及政教，他都能探究，但从未运用智巧来刻意写作。智巧对于文章不是完全没有，但不可以刻意使用；虽从未刻意使用，却也从未完全没有，这就是所谓神妙吧？如今写文章的人竭尽智巧去学习它，却不能得到它的心意，所以文章不是拘谨僵化，就是腐朽；不是荒诞，就是粗野；不是过分有余，就是有所不足。想求得工巧尚且不能达到，何况神妙呢？苏公的文章不是当今流行的文章，而是得到了苏轼的心意。李白的诗、庄周的书，都是这个道理，却不能用言语传授。孔子说：“懂得变化的道理，就是懂得神妙的作为；懂得神妙的作为，道便会从我自身产生。文章怎么会有用不尽的时候呢？”

译《观乐生诗集》序 无穷，是天下的道理；不变，是造化的运行规律。能够乘应时运、完备地体现义理，而且不因古今而不同的，是人的才性。千年以前有非凡的才士，出现在那个时代；他所获得的道理与今天相同，所乘的时运与今天相同，那么他的言论怎么会不与今天相同呢？千年以后有非凡的才士，同样依据这个道理、同样处于这种时运，那么他的言论怎么会与古人不同呢？所谓古和今，是人所说的，不是上天所设定的。远古开始之初，伏羲、黄帝的时代，人们认为那是古代，哪里知道上天未必认为那是古代呢？并肩居住、促膝交谈的人，人们认为是今天的人，哪里知道上天未必认为那是今天呢？所以从后来观察先前，后来就是今天；从尚未来到的时代观察已经过去的时代，那么今天之中也有并非今天的部分，又有什么古今值得区别呢？把一天看作长久，就可以知道百年也是长久；把百年看作遥远，就可以知道千年更加遥远。假如把天地的始终看作早晚，把古今齐等起来而洞察它们，那么千年、百年，也都不过是片刻而已。人们却偏偏在其中妄加诋毁和赞誉，以古代为高、以今天为低，随着他人的意见决定轻重，迎合时俗决定毁誉，这不是大大的糊涂吗？这些人都还没有涉足道的流派，没有到达术的门墙，只是私心的变化迷惑了自己的内心，却不知道自己正在受迷惑。君子取法善行就不同于此：善行确实值得称赞，但如果忘记今天并不等于古代，实在还不值得取法；忘记古代也并不等于今天，那么这种遗忘，就是连同时代和社会一起完全忘掉，又何况比较自身地位的贵贱显达与困约呢？根据人的贵贱显达和困约来判断他的言论，是不懂言论的人；根据前后古今来观察人的才性，是不懂人的人。我的朋友许君士修，生在今天的时代，心却存于千古；没有一丝世俗声华，没有一丝官位势力，而他的志向在于使百姓得到生存和安定。他所得的学问深厚醇正、虚静明澈，能够同前人相合、与后世相通，众人知道尊敬他，却不能真正认识他。我虽然知道他的志向所在，却还不能探究到他的极致。偶尔曾从他的诗歌中探求他所达到的境界：温厚和平，归于最高的义理；清雅俊洁，出于天然的情趣；辞藻修整而不浮华，意趣凝练而不窒塞。程颢、程颐、邵雍所具有的精神，陶渊明、谢灵运所达到的境界，他都充分兼得了。在这种时候，我忘记他是我的朋友，不知道自己处在今天的时代；而许君也忘记我并非与他同类。我们心意相通，以言语相互启发，欣然相处，感到十分快乐。唉！你的快乐，我是知道的。千古以前、万世以后，凡是同样获得这种道理的人都会知道，而众人本来就不知道。你不求众人知道，这大概就是你与古人相合的地方吧？由你的诗歌而知道你的道，那么我又怎么知道你不是古人的同道呢？

译《张彦辉文集》序 过去说文章与政事相通，只是概括地说罢了。若要简要而准确地说，实际上文章与作者的性情相类。战国以后，选取其中著名的人来说：庄周为人，具有把天地看作壶中之物的气度，能够包容万物的形态，所以他的文章宏博放纵，飘飘然如云游龙腾，无法拘守。荀卿恭敬而爱好礼制，所以他的文章敦厚严正，像大儒老师一样，衣冠伟然，揖让进退，都有法度。韩非、李斯性情峻刻酷虐，所以他们的文章曲折深切，排斥搏击、纠缠交织，联缀辞语、排列事类，像法官审理案件，务必把意思说尽，使人无从措手。司马迁豪迈不受拘束，宽大平易正直，所以他的文章高峻如恒山、华山，浩荡如江河，曲折周密，像家人父子说话一样亲切，不崇尚华丽修饰，却终究无法仿学。司马相如有侠客和美丈夫的仪容，所以他的文章绮丽柔曼、姣美华都，像清歌绕梁，合于节拍而悦耳。贾谊年轻而意气风发，慷慨地想建立功业却未能实现，所以他的文章深厚笃实而富有谋略，悲壮而激切。扬雄拘谨自守，质朴木讷而缺少风节，所以他的文章拘束谨慎，模仿窥窃，艰涩不流畅；用心虽然劳苦，但距离大道实在很远。再往下到魏、晋直到隋，文章流丽淫靡，浮薄急促，几乎快要没有文章了。只有陶元亮凭借冲淡旷达、天然质朴的性情，从肺腑中发出文章，不加雕琢；他表达道理通达，描写事物准确，稍稍接近古人。韩退之在中唐兴起，才开始大力振兴文风。韩退之才俊而善于辨说，所以他的文章开合阴阳、奇绝变化，震动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然自成一家。他同时代还有柳子厚、李元宾、李习之等人。柳子厚为人精致警敏，李习之志向宏大、见识深远，李元宾性情激烈而善于持论，所以他们的文章也都与各自的性情相似。五代的弊病比魏、隋之间更严重；宋朝兴起后，到了欧阳永叔、苏子瞻、王介甫、曾子固，文章才重新完备。欧阳永叔厚重深沉而清洁，所以他的文章委婉曲折、平和安穆，不作斩截诡怪的姿态，却有悠长的余韵。苏子瞻身材魁梧、学问宏博，气势高昂、力量雄健，所以他的文章常常惊动一世、卓绝非凡，不作婉转亲昵的细碎言语。王介甫胸襟狭窄而缺少包容，简静沉默而有裁制，所以他的文章能够凭简约取胜。曾子固俨然是儒者，所以他的文章纯粹明白、纯正无杂，出入于礼乐法度之中。南渡以后，真希元、魏华甫以典章文物来写文章，陈仝甫以纵横之学来写文章，其他凭文章显名的人也很多。到了末流，文章又衰弊了。元朝兴起后，以文章自负成名的人在百年之间接连出现；为世人所称道的，有姚宽甫、虞伯生、黄晋卿、欧阳原功。宽甫敦厚朴实而有威仪，行走时左右佩玉，所以他的文章沉郁而隆厚。伯生身材高大魁伟，谈论古代故事和遗留下来的制度，整天也说不完，所以他的文章铺陈丰富、没有边际，难以作为准则。晋卿谨慎有礼，所以他的文章谨守格局、遵循法度，考据切实准确，不放纵而严密。原功博学多闻，所以他的文章繁富众多而不迫促。到了今天，则有潜溪先生出现。先生以诚实笃厚、和顺坚毅的性情，凭借宏大深奥、玄妙深远的见识，发而为文。原功称赞他如淮阴侯韩信统率百万军队，百战百胜，志气毫不震慑；又如列子御风而行，轻快飞举，不沾尘土。他用文章鸣示一代的盛况，追赶古代作者而与之齐名，近代的人没有足以比拟的。由此看来，从古到今，文章的不同大致都与人的性情相类，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过，不同的是辞藻，不可不同的是道理。譬如金、石、丝、竹，材质虽不同，但发出声音则相同；江、河、淮、海，形态虽不同，但蓄水则相同；日、月、星、火，形状虽不同，但能够照明则相同。人的文章各不相同，就像人的形貌一样；不可以使天下的道理彼此不同，因为根本在于人心，原本就是一个道理。所以，立言而能使众人归服的，是文章的正道；阐明这个道理而不追求标新立异的，是道的范围。人写文章，难道是故意要写得彼此不同吗？只是文章的形态人人不同，声音、笑貌也人人不同，所以各人的言辞本来就不能强求相同，但也不必拘泥于相同。道理明白了，也就到此为止。然而道理并不容易明白，文章达到高境界，道理却未必也达到，这就是写文章困难的原因。唉，道与文章都达到最高境界的，大概只有圣贤吧？圣人的文章见于各部经典，是道得以流传的途径；贤人的文章盛行于伊洛一带，是用来阐明这个道理的，但他们的文章从未相同，他们的道理也从未不同。学习他们的道理而在文章上下功夫，是善于学习文章的人；袭取他们的言辞而忘掉道理，就不值得与之谈论了。然而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世上有些人自称不师法古人的言辞，于是剽窃新奇、搜罗怪异，杂取艰深的词句，铺排错杂成文，用来掩饰自己鄙陋的思想，甚至到了无法断句的地步，使人诵读它却不明白意思，还以为文章本来就该这样。有人纠正这种弊病，却又松弛怠惰，不肯思考，拼凑陈旧、蹈袭故套，混杂成篇而不加修饰，甚至采用乡里谈论、街巷语言以及猥琐、讥笑人的话，写在篇简上，以为这样就是阐明道理，结果把文章与道理割裂成两件事，彼此互相诋毁。又有人见到这种情形，便放言攻击，认为古代的道理不可解释，今人的文章不应学习古人的辞藻。三种做法虽然不同，却都错了。不师法古人，不成其为文章；只师法古人的辞藻，也不成其为文章。能够成为文章的，难道不就是学习古人的道理吗？道理明白，气势就昌盛；气势昌盛，文章自然会达到境界。文章自然达到境界，就是所谓像那个人而又不违背道理。人的高下各不相同，文章也随之不同，不能强求。我曾坚持这个说法，私下观察天下文章，归入这三类的很多，而无愧于古人的也有一些。从前我住在京师，跟随潜溪先生学习，得到勾曲张君彦辉的文章来阅读。他的语言疏朗爽利，像陶元亮；善于持论，像李元宾。我料想他本人一定文雅端正、和易可亲，是位君子。虽然未曾见面，却一直记在心中。今年有幸见到他，果然与从前的想象相合，而且得以看到他的全部文章。他的言辞不拘泥于古人，务求出自自己，没有艰深或鄙俗的弊病，往往本于圣贤之道，大概可以算得上这种文章了。只要精进而不厌倦于当今之人，又有什么困难呢？这就是我不能不有所感慨而说这些话的原因。虽然如此，文章之道广大深远，我又哪里足以知道它呢？

译《郑贞孝先生文集》序 人与人相交，自己有所不足就会羡慕，自己有所不及就会佩服。然而，才智技艺超过常人的，只能使与他同类的人羡慕佩服；与他志趣不同的人，未必会羡慕佩服。人在世时，有人或许尊重推崇他，死后却未必追念他的美德。只有有德的人不是这样：不只是君子羡慕佩服他，众人也都知道自己不如他。不只是众人知道尊敬他，小人也会受到感化而不忍欺负他。他的教化不只影响当时，还会流传到后世，使人受到劝勉，传之无穷。这种信实的德行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大概是因为他修养自身，行事于家庭，纯粹都出于正道。他遗留下来的恩泽所及、流传的风气所覆盖，一定有不可估量之处，不像一项才能、一种技艺那样浅薄。凤凰、麒麟，如果说辨识聪慧，不如鹦鹉；如果说才力，不如骏马。然而鸟兽之类听到它们的声音、看见它们的形状，没有不畏服、尊奉并依附它们的，难道还要等到辨识聪慧和才力显现之后才看得出来吗？士人想要在世上有所作为，没有不想使别人佩服自己的，但别人最终并不佩服他。有的人贵为辅相，富有田邑，凭借势力所到之处无所不能，但他的家人和奴仆却有很多讥笑、鄙视、嘲弄、侮辱他的，何况其他人呢？由此我知道，有德是很难做到的。汉朝数百年间，奇才异能、建立功业的人接连不断，唯独黄宪身为平民，没有谋划建立什么事业，但见到他的人都敬重他，亲近他的人都佩服他，称他为颜子。后世也确实相信并传述此事。颜子不可企及，是人人都知道的。汉代那些儒者，评论人物也一定不会苟且，至于称赞黄宪，却没有异议。这是怎样的人格成就啊！我曾遗憾不能与他同时代，考察他的言论，以推求他的境界。在当今之世寻求这样的人，如浦阳郑贞孝先生，大概有黄宪的风范。然而如今先生也已经去世了。我游历他的乡里，与那里的士大夫交往，询问先生的为人，只要说出他的姓名，无论聪明愚笨、年长年少，没有不叹息赞誉，认为他是贤人的。唉，一个人容易被欺骗，一个时代也容易被蒙蔽。先生去世十多年了，假如他曾有大功厚泽施于百姓，尚且可能被遗忘；可是人们称说先生如同他还活着，仰慕他的善行如同刚刚发生，这难道是智术所能做到的吗？若不是德行足以使人佩服，怎么能达到这样呢？先生的儿子叔度把《遂初集》十卷交给我，我诵读其中的言辞，都是以仁义忠信为根本，文辞通达而含义深厚。我称道他的作为，于是又对叔度说：这是有德之人的言论。从前修撰汉史的人，推重黄宪的德行，却遗憾他的言论风采没有流传下来。先生的言论都保存在这里了吧？已经超过黄宪了。后世仰慕先生的德行，知道先生这些文章的可贵，他们也大概是有德之人的同类吧？先生名渊，字仲涵，是太史潜溪公的门人。他的家族以孝义闻名于世，去世时四十八岁。《刘氏诗序》道理不能彰明，学习经书的人都失去了古人的本意，而诗尤其严重。古代的诗，虽然用途各不相同，但都根本于正当的伦理，发自真实的性情，归结于礼义的最高原则。《三百篇》很少有违背这一点的，所以它的教化能使人改变品德、磨砺行为，功效甚至达到感通神祇、调和邦国的地步，难道只是辞语工巧、音节协调而已吗？近世的诗与古代大不相同，讲究兴味的超出形器之外，弊病发展到华美而不切实；专务奇巧的困在声律之中，弊病发展到拘束而没有意味。有的把简淡当作高雅，有的把繁艳当作美好，总的说来都不对。人不能没有思想，又发为言语；言语合乎道理，就称为文章；文章形成音节，就称为诗。如果出于正道，有益于教化，又不失诗的法则，就可以称为诗。若对世道人心没有补益，兴味只追求幽静闲适，声律只追求精密和谐，简略到只有几十句话，繁复到达到几千句话，都不过是苟且之作，哪里足以称为诗呢？世上固然有人爱吃橘子、柚子、山楂、梨子，但饥饿时一定要吃稻米、肉食才可以饱腹；稻米和肉食一天也不能缺少。合口的滋味爽快地进入齿舌，并非不可喜爱，但对人有什么补益呢？自古以来，合口味的东西多于五谷，而稻米、肉食又不足以使人愉悦，那么世上有几个人不会饥饿而死呢？金华刘养浩与我一起向太史公学习经学，太史公教人作诗，一定以《三百篇》为根本。养浩的诗，是太史公所称许并取法的，由此可知它没有失去古人的本意。然而古人的道理，今人难道能够完全知道吗？传中说：“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知道滋味。” 读养浩诗的人，千万不要只把它当作合口味的东西来看，而要从中求得真正的满足，这样就能理解它了。

译《时习斋诗集》序 诗，是文章的完成；音，是诗的声调，用来表达情感志趣，并施用于上下各方。《三百篇》是诗的根本；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赋、比、兴是诗的方法。喜怒哀乐在内心发动，表现为褒贬讽刺，是诗的意义。大的方面阐明天地的道理，辨析性命的缘故；小的方面包括万事万物的类别，说明纲常的正道，这就是诗用来体现道的地方。诗道废弃已经很久了。汉代以来，编册所记载、乐府所流传的作品，含蓄而又显明，华丽而不浮薄，深沉笃厚而又雍容，广博厚重而又和平，如果具有这些特点，也就是古诗的流脉了。但诗体已经横向发展出许多变化。体裁随时代改变，不随时代改变的是道。顺应时代而师法古道，是有志于诗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很少。唐代的杜拾遗、韩吏部，都深通诗道，他们所师法的是周公、吉甫、卫武公、史克这一类人。他们的体裁属于唐代，而他们的道理却属于古代。世上谈诗而不知道的人，就像车子没有轮子、船没有舵一样。即使工巧美丽，又有什么用呢？我十几岁时就喜欢作诗，以对偶工整为高明，以富丽艳美为才能。又过了五六年，更加放纵不拘，一拿起笔，片刻就能写成一千多字，拿来诵读，仿佛张挂锦绣、吹奏埙箎，灿然可喜。人们往往因此称许我，连我自己也以此自负，认为这是才华。如今回头看，却惊惧叹息而深感惭愧，心情郁塞而不得安宁。每当兴致触发，想要有所表达，便抬头仰望天空，整天也写不出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从前所说的并不接近道，又害怕如今写的仍然如此。所以越发不敢轻易下笔，大概因为知道求道竟是这样困难。然而我又怎么敢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呢？我默默寻求，整夜不睡来审察它；平心静气地迎接它，慢慢地引导它，知道它似乎合于道了，然后才敢发言；发言后发现与前人的作品不相违背，才把它写下来。过了很久又觉得不可以，便再次毁掉。因此我对于诗，学习不能说不专心，却独独没有装满书简的稿子，反复写作又反复毁弃，惭愧却不停止，大概是想求得与这条道相合，然后才搁置下来。然而这也很难。乌伤楼君希仁与我一同在太史公门下学习，带着他的诗作，名为《时习斋集》若干卷，请我作序。唉！我难道是懂诗的人，竟敢为楼君作序吗？楼君的诗，铺陈与简约都合乎尺度，是非判断合乎道理，将要在韩愈、杜甫之间取法；他致力于懂得诗道而合乎古道，这一点毫无疑问。即使作序，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但他既然认为我知道作诗的困难，那么他也一定与我有相同之处，于是写下这些话告诉他。《白鹿子文集》序 古代的君子，把完善自己的德行作为首要任务，并不致力于修饰文辞。他们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察考是非善恶的端绪，以此端正自己的内心，谨慎自己的言语行动，使一切发自自身的事情都没有丝毫可后悔之处。这是君子急切追求的。至于语言的华美、文辞的工巧，期待后世所崇尚，难道是君子急切追求的吗？然而君子的德行果真修养好了，人们一定会仰慕他这个人。仰慕他这个人，他的文章也就会被世人珍视。所以有些文章因作者的人品而流传，是因为作者的德行值得尊重。如果不致力于此，只顾文章的末节，即使华丽如司马相如，敏捷如枚皋，精巧奇特、雄健有力如柳子厚，也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君子难道会把这个当作可贵的吗？越地诸暨有位隐居的君子，名叫杨公本初，居住在白鹿山。他的学问完全以古人为宗旨，致力于亲身践行。他言论高远、志向宏大，以孔子、孟轲为老师来勉励自己；教导别人，也让他们以孔子、孟轲为老师。取舍不妄为，进退不苟且。起初乡人尊敬他，后来县人尊敬他，再后来郡人尊敬他。太史潜溪公以道德文章折服当世，也非常敬重他，甚至为他作传，称他为“白鹿子”。白鹿子不喜欢写文章，他的言辞严厉峻切，用来警戒轻薄、矫正邪曲，往往触及世俗的忌讳。因此当时的人虽然知道白鹿子贤明，却使他终身以平民身份而死。今年他的孙子友带着他的遗文若干卷来到京师，托浦阳戴公原礼请我在篇首作序。我二十多岁时，曾随太史公到白鹿子家拜访，听到他的言论，肃然起敬，认为他非同寻常。白鹿子见到我十分高兴，把我当作古代君子那样期待。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戴公和白鹿子都已经去世，而我也衰颓无为，对世上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我又对白鹿子的孙子友说：“人只要修养自己、行善积德，就一定可以勉力去做。修养德行而希望它流传，立言于世而希望它传播久远，即使圣贤也不能预先确定。这大概是幸与不幸有命运存在其中，并非人力所能达到的。凭白鹿子学习古人、修饰品行的学问，他自然应当受到天下后世的重视。将来一定会有懂得德行的人，仰慕他的人品，诵读他的言论，然后白鹿子的文章就会在天下显赫光明，有不可掩盖的地方。”从前扬雄死后《法言》流传，文中子死后《中说》显明，事情没有不是经过长久才确定的。然而白鹿子这样的人品卓然可称，他的遗文怎么知道不会在后世更加显著流传呢？

译《非非子医书》序 非非子年老以后，著书来辨析并驳斥过去论医者的说法。他认为，即使扁鹊重新活过来，也不会改变我的说法。确实如此吗？非非子是有志向的人。道术的传授，难道有古今之别吗？智者能够了解它，众人却会被它迷惑，古今都是这样。从众人的角度看智者，即使同时代也仍然无法赶上，何况古人呢？从智者的角度看才智平庸的人，那么今人与古人又有什么相距很远的地方呢？古人的言论未必都好，今人的言论也未必都错。再过千百年，未必没有胜过今人的人，只是智者能够知道罢了。孔子是圣人，圣人的言论固然不敢企及；但与圣人同时代的人，难道就没有超过圣人的人吗？所以判断道理只看它是否正确，古今不值得讨论。学习者的弊病，在于仰慕古人却不懂道理：听说出自古人就认为是好的，即使还未达到完善也不考察；听说出自今人就认为不好，即使有达到完善之处也不考察。这就是道理不能彰明，实在是学习者的过错。我曾认为，秦代以后谈论治道的人，汉代的贾谊、董仲舒、王吉，唐代的魏征、陆贽，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都只是接近于挽救时俗的言论。与三代圣贤匡正天下、教化百姓的政道相比，难道只是没有达到它的墙边吗？其中值得议论的地方大概很多。我每每想写一部书，阐明先王的意旨，以纠正流俗的错误，又怕别人说我僭越，最终不敢写。可是非非子对于医术，唯独不顾全天下人的迷惑，指斥世人所尊信而不疑的东西；如果不是真有志向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医术方面，我虽然不足以回答他；至于非非子的志向，却远远超过我。然而我听说，圣人是天地的医生，贤人是百姓万物的医生，这是医道中最大的方面。汉代善于医治的人，没有超过贾谊的。贾谊处在无事之时，流泪痛哭，认为当时的痱肿、▯盭等病症，其后会在数代之间发作，后来果然应验。这是用什么方法预先知道的呢？贾谊的谋策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他的方书都保存下来了，后世难道不能据此采用吗？假使圣人出生在汉初，一定能够从根本上制止这种疾病，疾病必然无从发生。不知道圣人将用什么道理来医治天下的疾病呢？非非子才多而善于议论大事，言语多有惊人之处。如果他能采集贾谊以下诸人的言论，判定其中是非，著成方书，使患病的人可以按书治疗，那么我将说非非子果真是有志之人，果真不能用古今来评判。《应天府乡试小录》序 圣明的天子承受天命，成为四海九州的君主，神武已经彰显，大力推行文治。他怜悯前代习俗鄙陋、功业卑微，于是兴建学校、设置师儒，重新制定制度，聚集俊秀的人才来使他们焕然更新；又设置科举名目，选拔并进用贤能之士，以备任用。于是二十年之间，列身朝廷内外、声名显赫的人以百计，如同田里的庄稼等待秋收、林中的树木盼望成材建屋，按照时日收获功效，果然发挥了作用。这难道只是众多士人学习敏捷所造成的吗？实在是皇上任用贤才、谋求治理的心意上达于天，而上天有所辅助。上天想使国家昌盛，必定暗中保佑，赐给它贤才。众多贤才聚集朝廷，群才排列官位，而天下没有享受他们的福泽、治理功业不显于世的，从来没有。洪武二十六年，到了考试的时期，京府实际考试太学以及畿甸十四郡三州的士人，并出资征召四方缙绅，来评定文章艺业的高下。到期时，治中刘庸向朝廷请示，令监察御史王仲和、孙仁主持此事，通判王子修辅助其政。于是身穿衣巾、携带笔墨文书而来的人有八百名，凡参与考试事务的人，无不恭敬谨慎，以求符合选拔士人的旨意。等到考察并淘汰其中最差的，录取了八十八人。已经张榜公布姓名给众人观看，又将把它传到四方、垂示后世，出生在这个时代的士人，可以说是幸运了。然而我听说，朝廷用文章来选取士人，但对士人的期望不只是文章。士人凭科举得到升进，而成就自身的事业，也不能依靠科举本身。这些都只是以科举作为阶梯而进身罢了。君子所学习的，是圣人的道；圣人的道没有比仁义忠孝更大的。士人持守仁义忠孝，就像农夫对待耒耜一样，一天也不能离开。显达时与它同在，困穷时也凭它作为阶梯。因此立身朝廷，用它来侍奉君主，就能建立丰功、彰显大节，成为国家的屏障；行于藩屏之地，处在百姓之上，用它来治理百姓，就能使百姓都得到自己所愿，不给国家留下忧患。这样才差不多不辜负圣天子的恩德，也可以称为有学问的士人。假如有人糊里糊涂地求食，忙忙碌碌地奔走，却以进士自居，唉！他难道不应当深思朝廷最初养育士人的本意吗？

译《京闱小录》后序 谈论名山大川的人，不称说它们有多高多深，却一定称说它们能兴起云雨；谈论灵秀幽深的土地，不称说它们多么肥沃富饶，却一定称说它们适宜种植黍稷。评论天下国家富盛昌隆，难道不是因为贤才众多吗？周代诗人称述周朝兴盛的原因，不说别的，只说士君子众多，诗中说：“光明盛大的众多士人，诞生在这个盛大的国家。”四海如此广大，千年如此久远，贤士君子为什么偏偏在文王之时出现并聚集在他的国家呢？大概国家的兴盛在于天，天在保佑国家吗？国家没有比上天赐给它贤才更大的福分。贤才众多，道德政教无不兴举，国家没有不享有长久太平福泽的。圣天子拥有天下，群士景仰归附，四海安宁，但圣心仍认为不够。于是大力兴办学校以陶冶士人，又用科举选取他们。每三年天下大比，洪武丙子年，京府应试的太学以及畿甸郡邑士人，来到这里的有一千多人，主持选拔事务的都是当时的德高望重之士，而我昏庸浅陋，也有幸参与其中。考试之后评阅他们的文章，通晓古今、认识正道的人，显然有数百人。监察御史和京府官员商议，认为今年士人比往年兴盛，应该遵循旧例，请示朝廷来决定取舍。诏令确定录取三百人。于是缙绅互相庆贺，认为自开国以来选取士人从没有比这次更盛大的。将把他们的姓名以及文章中优美的作品记录下来流传，并让我为此作序说明缘由。圣人奉行上天的光明命令，荡平四方，天边海角无不臣服顺从。施行仁德，建立政教，涵养抚育百姓，丰功盛德充满宇宙之间，即使前代圣人使百姓繁衍、修明人伦的事业，也没有能够超过他的。天道报偿善行，将万年的福祚赐给他。贤才在这个时代如此兴盛，难道是偶然的吗？圣人的心与上天相通，凡是他所希望的，上天一定辅助他。圣心所寄托的地方，虽然不是普通人所能完全知道的，然而难道对众多士人就没有期望吗？做士人的有幸生在今天，一定要认识天命的必然，知道自己的出生并非偶然，尽力施展所知、竭尽所能，以辅助宗社和百姓永久安定，像成周的众多士人那样成为国家的根基，这才是好的。假如不能这样，却认为科举之学已经足够，不思考那长远而重大的事业，只姑且求得衣食而懈怠自己的 事业，我恐怕就会有愧于古人了。这难道是盛世对士人的期望吗？吗？《京闱小录》后序 皇帝即位以后，下诏把今年的年号定为建文。春季三月上丁日，皇帝亲临太学，亲自祭祀先师孔子，行拜、跪、盥洗、献礼等仪式，都采用享祀宗庙社稷的礼仪。缙绅聚集观看，认为这是尊崇文教、推重圣人的典礼，古代从未有过。教化像风一样传遍四方，大小人物都欢喜，纷纷想着自我奋发，以求在世上进用。秋季八月，天下举行大比，太学以及畿内士人聚集到京府的有一千五百人。有诏命翰林儒臣和当时的名士评阅他们的文章，由御史监临，其他各项事务则交给府中僚佐办理。七月甲辰日入院，过了九日己巳日结束。屏弃芜杂鄙陋之作，选拔俊秀贤良之士，淘汰的将近十分之八，列名于册的有二百一十四人，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困难，而是因为皇上初次选取士人，天下后世将由此观察盛美之事，所以不敢不慎重。从前太祖高皇帝创业，继承正统第三年就兴办科举，到十七年甲子更加兴盛，经过四次考试而达到今天。如今朝廷中的人，大多是前朝所选拔任用的。自古圣王把天下交给子孙，不只是把百姓、土地、府库、兵甲遗留给他们，还一定把贤才交给他们，使贤才共同守护天下。假如没有君子，就称为空虚，不能成为国家，所以士人应当受到重视，大概就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四人〕 如今高皇帝在前面留下法则，皇上继承它，尊崇并重视文教，士人争相自我勉励，所得人才比过去更多；替万世谋划，可以说达到极致了。将来必定会看到仁人君子应时一同出现，辅佐成就宽大的教化，养育百姓，使他们达到太和境界，把福祚传到无穷，难道不盛大吗？《棫朴》诗说：“雕琢使文采显明，金玉般的本质美好。勤勉不息的君王，治理四方的纲纪。”圣人的德行本来就具备这些。《南山有台》诗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又说：“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盛世的士人，难道可以不以古人为自我期许吗？《逊志斋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逊志斋集》卷十三　明·方孝孺撰 序 《宋氏世谱》序 士人即使没有官位，也可以教化天下，和睦宗族就是这样。天下如此广大，和睦自己的宗族，凭什么能够教化天下呢？人人都想使自己的宗族和睦，只是忧虑找不到方法。既然我们以此为先导，谁忍心舍弃它而不去实行呢？有宗族的人都能和睦，那么天下谁还会与人作恶？作恶的人无法肆意妄为，太平之治就可以实现了。和睦宗族的方法有三条：编修族谱以联结族人，拜谒始迁祖的坟墓以维系他们的心，敦厚亲亲之礼以培养亲情。修谱的方法是：正月初一召集族人修谱，四季每季第一个月召集族人读谱，十二月初一召集族人记载各人的行为，以作劝勉和戒惧。拜墓的方法是：春季举行序饮以申明礼义，秋季举行序饮以彰明法度。亲亲的方法是：有喜事或忧患、富裕或贫困，互相庆贺、吊慰和周济；年老、壮年、幼年、弱者之间互相尊敬谦让、慈爱相待；服役时互相帮助，力量上互相借助，遇到患难互相救助，死亡时互相安葬。这三件事一同实行，即使没有官位也可以成就教化，何况有官位的人呢？改变天下的风俗尚且不难，何况附近乡里的风俗呢？近处的风俗本来应当容易改变，有官位的人本来应当容易施行教化。然而没有人去做、也没有人受到教化，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少。懂得这个道理而又有官位的人，怎么能不对他有所期望呢？金华宋氏，是太史公的族人。太史公以道德文章成为当世的老师，先在自己的宗族中推行道。他凡是可以和睦宗族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这就是他的族谱。族谱不是只记载太史公这一代的书，而是后世所应当守护的；也不只是他一家的事情，而是全族所应当取法的。假使远至后世、众多族人都能像太史公那样用心，即使没有其他方法也可以。假如不能这样，即使有方法流传下来，仍然担心有人废弃，何况只是一本族谱呢？因此我私下把这些话附在后面，使后人能够阅读并选择实行。由一个宗族推及天下，将一定从这里开始。这本来就是太史公的志向吧？

译《谢氏族谱》序 先王的盛治，用井田养育百姓，用比、闾、族、党联结百姓，用学校和三物之典教导百姓。凡是群居聚集的人，不一定有兄弟的亲情、宗族的秩序，但贫穷时能够互相收养，患难时能够互相防护，丧事时互相帮助，死亡时互相安葬；小到五家一比，大到一万二千五百家组成的乡，他们的感情都像骨肉亲情一样深厚坚定。等到法度松弛、教化丧失，即使同宗共祖的人，也乖离涣散而不能相合；贫穷时有人欺凌，患难时有人乘机侵害，死亡丧葬时有人抛弃。于是伦理大大败坏而无法振作。唉！王政的兴废，难道是小事吗？王政施行时，能使最疏远的人聚集得像胶漆一样牢固；等它废弃以后，至亲的爱也都化作路人之情。亲睦的风俗形成后，即使不治理天下也足够；在感情乖离、形势涣散之后，士人想要使自己的家族向善，尚且困难。我由此知道，先王维系社会、安定百姓的方法，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而后世做士人的，比先王时代更困难。象【阙】谢德祚，是有志向的士人。曾经被推荐，出任南陵丞后归来。他的祖先从台州石马迁来，德祚忧虑宗族传承久远，子孙众多却没有人统领，形势将要涣散而不能重新团结。于是他上溯始迁祖，下至子孙，共十三世，把他们的姓名、寿数、死亡、安葬以及事迹编成谱书，并且亲自说明自己的用意，告诫后人不要发展到互相欺凌、互相抛弃，变得如同路人。后来他又想到石马的宗族，以及附近宗族中作为宁海陈氏后裔的人，便全部访求他们的族人而加以省察。遇到尊长，他以礼相待；对卑幼和年少者，他施以恩惠。只要是尊长，即使年少也不敢忽视；只要是族人，即使贫穷也不敢遗弃。与他交往的人都称赞他的美德，认为德祚不只是能够编修族谱，一定也能够和睦宗族。我听说后非常赞许。天下的风俗固然不是一个人、一个宗族所能改变的，然而天下是由一个个人、一个个宗族积累而成的。生在世上的人，没有谁没有祖先；有祖先的人，没有谁没有宗族。假使有宗族的人都知道互相亲爱、互相辅助，像先王时代的百姓那样，用族谱联结他们，用礼仪文章约束他们，岁时准备酒食来融洽感情，互相告诫来纠正过失，周济帮助来保全生活，那么即使还没有实行比、闾、族、党的制度，先王制度的精神也已经在其中实行了。这样一来，百姓都乐于生活、喜好善行，重视自身而不遗弃亲人，天下离大治还会有多远呢？以德祚有志向而能够修谱这件事来看，不必等我说，他的道理已经明白了。修族谱而保存先王制度的精神，这正是我想要说出来、用来劝勉天下的地方。《童氏族谱》序 拥有天下却不能为千年后的事情考虑的人，一定不能享有百年的安定；治理一家却没有数代之久的打算的人，一定不能终身享受安乐。事情的变化发生起来，固然不是人的智谋所能完全预备的；然而古代贤人宁可使思虑超出事物之外，也不让事物遗漏在思虑之外。正当安闲无事的时候，日夜所经营谋划的，总是担心有一件事没有周全而开启将来的祸患，担心一时有所懈怠而造成无穷的忧患。人们本来怀疑这样的谋划过分，却不知道必须这样才可以。把一切委托给天命，晋代何曾曾见武帝议论政事没有长远宏大的谋略，便对他的子孙说天下将要大乱，后来果然如他所说。我曾说何曾明于观察国家，却昧于认识自己。以臣下身份处在富贵的极点，却不能为国家谋划，天天食用万钱，号称善于为子孙考虑，果真会是这样吗？何曾死后不久，何氏便没有存在下去的人了，实际是何曾自己造成了祸患。自三代以来，谋划国家的方略，都被何曾所讥笑；大夫士人的家庭，更加如此。以孝悌忠信立身，以诚敬恭谨举行祭祀来奉祀祖先，明白族谱记录、叙述长幼亲疏的区别，以此和睦宗族，世代积德以求不获罪于上天；修行这些便能存续，废弃这些便会灭亡。这些道理人人都知道，但治理家庭的人很少有人实行。当他们志得意满时，田园不担心不够多，却更加用力购置；房屋不担心不完整，却更加广泛扩建。至于子孙久远的打算中应当考虑的事情，却抛在一边不加理会，认为可以把它交给命运，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唉！难道不知道不修养礼义、子孙不贤良，那么我们想使他们富贵，恰恰就会成为祸害他们的原因，这又哪里值得依靠呢？像我乡里的童君伯礼就不是这样。童君有明达的见识和卓异的操守，天性敦厚，平日恭谨和善，遇到事情却善于决断；对兄弟之间的关系，他按义理不忍分离，于是聚族而居。他的几个弟弟继承他的志向，顺从他的作为，共同修建祠堂来奉祀祖先，岁时依礼办事；他待人有恩，对族人尤其厚道。他曾因为族谱没有修订，命令子弟考订事实来编修，又嘱托我为族谱篇首作序。我认为童君可以说是懂得事情的先后了。家庭的祸患，常常始于乖戾争斗，而乖戾违忤的端绪，在于不知道根本。兄弟对于父亲来说，与根本相近，感情亲近而容易受到感动；至于孙子对于祖父，就稍微远了；由孙子到曾孙、玄孙，就更加疏远了，何况由曾孙、玄孙直到十世、无穷之后呢？假使十世以后的人还能相亲如兄弟，知道自己的根本，不敢把宗族亲人当作路人，如果不是用祭祀来统摄、用族谱图表来联结，怎么能使他们做到这样呢？由此可知，家有祠庙、族有族谱，是善于治理家庭的人应当首先做的事情。童君独能明白这一点并去实行，难道不是贤人吗？不过，使自身贤明并不难，使自己的子孙也像自己一样贤明，才困难。使子孙贤明，有一个道理不能违背上天，上天就会保佑他们。所谓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心中的道理。这个道理，圣人依它而成为圣人，贤人依它而成为贤人；可以用来修养自身，可以用来保全家庭，也可以推而广之达到天下。童氏后人如果确实能够守住它而不丧失，在家中就能把安定留给子孙；出仕而居于官位，就能为天下建立长久的事业，使童氏宗族在后世显赫光明，哪里知道不会从今天开始呢？我与童君交情很好，他的子孙大多喜好学习、能写文章；至于他姓氏的来源，不必等我说明，而童君的美德以及他应当明白的道理，却不能不说。因此为他作序，使他知道即使治理一家，也不可没有长远的考虑，而童氏的兴盛，大概还没有尽头。

译《葛氏族谱》序 台州所属的五个县，各地风俗不同。土地广大、物产众多的地方，人们机敏轻捷而流于浮华；偏僻处在险要狭窄之地的地方，人们质朴愚拙、俭朴坚守而接近鄙陋。宁县位于郡的东北部，与会稽、四明相连接，是往来的要冲；那里有山川、竹木的美景，有稻米、麦子、鱼、盐的丰饶，所以当地大家族多半宽裕和雅，喜欢学习、爱好文章；小民少从事劳作之外的欲求，很少争斗，也少有诉讼。它的风俗最能取得文雅与质朴的适中。然而东西两面临着大海，是过去番舶、商船密集争相聚集的地方，受到异域风俗的熏染，人居住其中，有时会失去常态。只有县北乡风气深厚幽静，比各县最为良善。北乡有个聚落叫泉水，山色秀美，河流回环，土地肥沃平坦，山冈丘阜绵延不绝，仿佛环绕其地。葛氏世代居住在那里。葛氏的先祖在宋初从东阳仁寿乡的葛岭迁来，到端平、咸淳年间，读书取得科第而做官的有几人，但官职只做到丞、尉，没有大显贵。其中有名午炎、字南仲的人，坚定地立志行善，恩惠施及他人。此后子孙日益增多，多有积蓄财物、储存粮食来供给乡里需求的人接连出现。房屋的椽角彼此相接，田地的疆界互相交错，绵延数里，都是葛氏族人的居处。当地土地发展到容纳不下，于是族人分散出去居住。因此，葛氏做官的人厚重谦让，不善言谈却办事敏捷；隐居耕作的人，都知道使自己远离法律纠纷、保全家庭。所以当地风俗在全县看来尤其美好。到现在已经十五代了。族中孙辈里有文才的葛养心认为，宗族既然已经壮大，如果不再整理族谱，将来或许会发展到彼此不亲近。于是他与诸位伯叔兄弟商议，整理支派，分别记载姓名、年龄寿数、死亡和安葬的详细情况，写成书，请我为它作序。天下的风俗不能自行形成，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风俗；国家的风俗兴起，取决于一个乡里的风俗；乡里的风俗兴起，取决于一个宗族的风俗。假如不是有君子长者从同类中出来，作为表率，靠什么来保全家庭、使后代昌盛呢？我曾观察世上著名宗族的子孙代代相传，经历数百年而不衰落，他们的祖先一定有盛大的德行，以余善作为根基，又能用防范、扶植来维持其变化，因此长久熏陶浸润，逐渐形成良好的风俗。等到风俗已经形成，耳目所接触的一切都足以感化内心，自然能够不被世事夺去本心，并有办法守住祖先留下的事业。假如没有德行来培植根本，没有法度传给后人，即使天下如此广大，尚且担心不能保全，何况一个家庭宗族呢？葛氏的祖先凭借世代积累的善行奠定了根基，而养心又为此编成族谱，用来谋求亲睦族人，这就是宗族规划的大事。这样的谋划，不也很长远吗？从今以后，将会看到风俗越来越淳厚，传承越来越兴盛，绝不只是像今天这样而已。我也有意从事这件事，常说没有族谱就无法收拢族人的心，而亲睦族人的办法也不超出族谱。我曾私下斟酌古代道理中适合今日实行的部分，想和族人共同推行。只是我的德行不够敏敏，力量也不能胜任，所以拖延至今还没有实行。养心兄弟多才而且有志，难道能不对此慨然有感吗？如果确实能够借助这部族谱来实行古代的道理，使古代的风俗重新出现在世间，那么我们这一族也就有所效法了。事情有时担忧的是虽有志向却因形势不能实行，有时则是形势可以实行却担忧所采用的不是正道。那么，我对于葛氏族谱，难道能毫无感触吗？难道能没有期望吗？范氏族谱序 做子孙来奉行先祖的祭祀，也很难。做普通人的子孙，不难；做名人的子孙，就难了。做名人的子孙本来就难，做大贤人的子孙，更难。严格奉行春秋冬夏的祭祀，守护祖坟，保存上世传下来的事业，以此在乡里自立，普通人能够做到这些，也就足够了。可是想要继承名人的家业，难道只做到这些就够了吗？行为一定要端正，说话一定要守信，学问一定要有超过别人的地方，才能一定要能够用于世事。努力做到无愧于名人，这或许还可以做到。至于想要卓然立于大贤君子之后，力求不辱没先人，那么这些又哪里足以慰藉天下人的期望呢？所以说到家世的可贵，没有比做贤人的子孙更高的；说到道德难以完全具备，也没有比做圣贤之后更难的。才华优美、品行敦厚的人，子孙能够世代继承其家业的，从未断绝；可是孔子、孟子的后裔，千年以来没有显达的人，并不是没有显达的人，而是祖先的德业太崇高，后人很难达到显达的程度。蜀地的范氏，在宋朝强盛之时，忠文公范景仁凭借敢于直言和高尚节操，受到海内人士的尊崇；正献公范淳夫则凭借正直的道理和端正的学问，成为元祐年间的名臣。正献公的儿子元长，又能继承先业，成为建炎年间的良史，他的官声和谋略之美，与前后两代相互辉映，可以说是极盛了。元长的七世孙焕卿，正值元朝末年的战乱，谱牒图籍散失，于是重新搜集所知道的资料，从忠文公的高祖以下直到今天，共十五世，编成家谱来示给后代。焕卿的儿子彦良跟随我游学，便请我为家谱作序。古人重视修订族谱，并不只是为了记载世系、记录官位而向世人夸耀，而是要让后世从中考察历代祖先德行的淳厚或缺失，明白恩泽流传的广狭，从而更加思考凭什么自立于世。在忠文公的时代，掌握国家权柄、以个人好恶决定当世士人的荣辱，没有谁比得上王安石、吕惠卿；在正献公的时代，则没有谁比得上章惇、蔡京、张商英、林希这一类人。这些人正当志得意满、气势强盛时，把贤士大夫看得简直像自己的仇敌，必定要把他们排斥、废黜、流放、杀害之后才感到痛快。如今看来，他们祸害人的心思和残酷的气焰已经消灭得一干二净，而他们的坏名声和恶行却无法掩藏；人们甚至不忍在口头上谈论他们，也没有听说他们留下的后代还存在。即便偶然还有后代，也不是只因世人厌恶而不愿见他们，他们的子孙自己也以谈论先世为羞，并且不以做那样的人为满足。范氏的几位公，虽然当时没有获得富贵，有的还遭到贬斥而死，但直到今天仍受到尊敬、仰慕和追思，时间越久，声望越加隆盛；而他们的后人还能继承诗书礼乐的传统，长久不改变，那么人又为什么乐于做小人而不思考呢？这才是归于君子的道路啊！范氏的子孙如果读这部族谱，学习先祖的善行，戒除小人的恶行，那么成为君子就可以期待了。有君子而没有禄位，宗族即使衰落，仍然是兴盛的；有显赫的禄位而没有君子的名声，宗族即使兴盛，仍然是衰败的。焕卿年过八十，学问和品行敦厚谨慎，乡人都称赞他；彦良也好学而有志，这所谓不辱没贤人子孙的希望，或许就在他们身上吧？

译徐氏族谱序 徐氏出自伯翳的后裔，偃王是江南著名的大姓祖先，其中居住在大末的这一支尤其显著。大末所属的县名叫开化，宋徽宗时期有名叫深的人，开始迁居在那里。子孙虽然没有大显达，却能够世代继承祖先的善行，修订族谱从未废止。本朝取得天下后，偃王的第十五代孙徐生以诸生身份进入太学，升任给事中，于是带着族谱来请求我作序。世上姓徐的人，都称偃王为诸侯；他从未接受周天子的任命，却亲身修养仁义，邻国的君主都心甘情愿地面向北方侍奉他。后来周天子征召他，他逃走而不敢抗争，百姓相继跟随他的很多，可见他的德行盛大，大概有古代太王、文王的遗风。难怪他的后代昌盛，也以祖先为荣吧？和偃王同时做诸侯的人数以千计，如今不能都拥有后代，他们的名声也没有一个像偃王这样显赫。由此可知，因富贵而湮没无闻的人不知有多少，只有行善才足以流传后世。偃王虽然没有称王，却给后代留下了巨大的遗泽。如今吴越一带有杨氏，都是杨广的后代，问起他们尊奉的祖先，便羞惭地避讳称说，即使族谱也避讳而不记载。颜渊、曾参从未获得官位，天下的颜氏、曾氏却都仰慕并奉他们为祖先，向别人夸耀；这又可以看出，善行不足的人，即使富贵显盛，也不被子孙所容纳。有德行和义气的人，即使以平民身份死去，仍然为万世所仰慕，并不只是偃王如此。那么，作为徐氏祖先的偃王，难道可以不思考并努力吗？君子的恩泽流传后世，也有终止的时候。偃王距今已经三千多年了，大概是不能依仗祖先遗德的。有志之士居住在乡里，就应当用仁义率领并教化乡人；掌握爵禄，就应当用仁义来履行自己的官职。这样才算是善于做徐氏的后人。如果不能这样，却只说自己是偃王的后代，那又把偃王置于何地呢？吴氏宗谱序 宋朝迁都江南以后，婺州距离国都尤其近。那里土地宽广平坦而肥沃，具有中原的风气，所以从北方来到的人，大多在婺州安家。当时婺州的风俗比其他郡最为美好，求学的人把道德放在首位，笃实践行仁义，崇尚廉洁，尊重气节，修订谱牒，谨慎对待名分。到了宋朝衰落以至失去国土的时候，许多老儒先生感慨激愤，穿深衣、戴大冠，居住在山林中，甘愿贫贱，也不肯稍微迎合世俗。如今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我未能亲眼见到当时的全貌，但我喜欢同士人交游，乐于看到他们继承旧日风俗，思慕当年的遗风，希望或许能有像昔日君子一样的人，让我得以侍奉。过去我在京师见到太史公，心中十分喜悦，认为他不愧为宋朝的士人；考察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不符合这一点，只遗憾世人不能深入了解公的为人，观察他的德行，阅读他的文章，却不知道公并不是今世庸俗之士。向公学习的人很多，智慧足以了解公的人大概也不少；寻求内在修养而又不失士人操守的，难道不就是吴彦诚吗？彦诚质朴厚重而志向坚定，有司曾经以他的才干荐举他，彦诚却以侍奉父母为由推辞。荐举不能成行的人怜悯他贫穷，便同县里人商议，凑集数十缗钱作为路费送给他，他却拒绝接受，最终又向大臣辞谢而归。太史公退休居家，因事获罪被捕，过去亲厚的朋友害怕祸及自身，大多躲避逃散，只有彦诚像平常一样在公身边侍奉。等到公的事情办结，返回蜀地，彦诚又准备把这件事告诉乡里，懂得义理的人便拿出钱财来帮助公。由此可知，彦诚远远超过普通人。士人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崇尚高论、夸大言辞，没有谁不把自己看得很高；有人把他们斥为普通人，他们必定勃然大怒。可是到了面对财利、遭遇变故时，能够稍微不同于普通人的却很少。这就是宋朝士人之所以难能可贵的地方，我从太史公这里更加相信彦诚确实善于学习。彦诚后来修订家谱给我看，我知道他的祖先在宋朝是儒学之家；彦诚想请我作序来告诉族人，但我的话不足以用来告诫吴氏。至于乡邦的旧日风俗和彦诚志向品行的大要，却是后人应当知道的。楼氏宗谱序 先王在世时，井田制度实行，百姓知道彼此救助和体恤，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宗族，一个里就像一家，何况同姓的人呢？然而先王仍然担心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于是又建立大宗、小宗的制度来维系人心，因此上下亲近和睦，风俗和顺厚重，历经长久岁月，六七百年而不败坏，难道不是因为治理得到了正确的方法吗？自从井田制度废毁，人各自顾念自己的家庭，家庭各自谋求私利，以至于兄弟之间尚且互相争夺，何况外人呢？井田制度是王制中的大事，我无从恢复它；若要稍微看到先王遗留下来的心意，只有族谱制度可以做到。一乡之中，同姓的人少则数十家，多则数百家，他们在贫富贵贱、强弱方面各不相同，甚至相差悬殊；如果没有族谱把他们排列清楚，怎么能防止富人侵害穷人、贵人欺凌卑贱者、强者暴虐弱者呢？若知道了一个人的身份，慎重地把他写入族谱，拿来翻阅，就会说：‘这个人虽然卑贱，却和我是同宗；这个人虽然贫穷，却和我同祖；这个人虽然弱小，也是我祖先的子孙。’默默思考这些，便会恍然感到悲哀，又警惕而恐惧。不只一乡一姓如此，同县同郡的同姓也都如此，难道只有郡县内的同姓才如此吗？一个国家之中，最初迁徙到这里的必定本于一个人；人们能够想到这一点，那么即使相隔千里，也可以合为一个宗族，把彼此看作一家，哪里还会有争夺呢？这种制度保存着先王的遗意，可是废弃已经很久了。亲亲相爱的道理消失，风俗逐渐衰败；同一乡里的人尚且不思考自己的根本，何况郡国之间呢？郡国之间无法考知而合并宗族，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没有证据；对此我也无可奈何，幸而还可以编谱的，只有同乡的人罢了。崇尚古道的士人，偶尔能够这样做，但又往往因循私意而失去事实：有的错误地编造字辈姓名，把无法考查的世代也加进去；有的从旁牵引权贵显达之人，把他们列在族谱开头，却抛弃真正的始祖，很多人都是如此，这不也更加背离古人的本意了吗？乌伤人楼希仁，大概明白这一点。楼氏在晋、宋之间曾经有显达者，希仁都不敢把传闻当作事实，只从自己的十世祖以下记载；凡是出生、做官、去世、安葬的详细情况，只要有所听闻，便无不完整记录；不知道的就空缺，知道的才据实记录。唉，这不也是有见识而合于古道的人吗？公侯将相的出生，难道真有固定的种类吗？全在人自身修养。希仁只要教导诱导族人自我修养、行善，若能行善，后世就不必担忧没有显达者，这部族谱也不必担忧无人传承。我私下有志于先王以善化民、实现治理的道路，只是力量不足以亲眼见到它；看到希仁的作为，便感到欣慰。因此为这部族谱作序于末篇，或许也是有所感触吧。

译丁氏恢复本姓序 我县丁先生把本族世系编成图谱，并写信告诉我说：‘我们的祖先本来姓丁，世代是越地新昌人，所居之地叫南州。最初迁居的祖先名叫某，传到第十三世，子孙已有数十家。那个名讳为某的人，是我的曾祖父。他不幸幼年丧父，母亲夫人回宁海陈氏省亲，于是他跟随母亲在那里安家。陈氏因此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经过我的祖父、父亲三代，已有百年奉行陈氏的祭祀。虽然知道我们的祖先姓丁，却不知道改姓的缘由；新昌族人知道我的祖父是孤儿，嫁到异县，却不知道他寄托于何处。双方都已经渐渐忽略忘记这件事，时间很久了。幸赖上天的恩惠和先祖的灵佑，到我这一代，得以在旅舍遇见族人宜民。宜民是丁氏中有文才的人，他和我谈到族姓，我便把事情的始末写给他看。宜民又惊又喜，拿出他的族谱来查考我的话，全部相符。于是他把族谱交给我。我捧着族谱回去，率领兄弟和子孙恭敬地告祭祖先，把神主牌位改为丁氏，按照礼制奉祀。可是陈氏养育我祖先，恩德实在很大，我也不敢突然忘记而废弃陈氏的祭祀；让承嗣的嫡子按照礼制奉祀陈氏，这才合宜。请您为此事作序，给后人看，使他们从今以后不要再次完全忘记这件事。’ 我接受书信，查看族谱图，说道：‘先王治理天下的制度和工具，随着世事变化几乎全部消失了；流传下来而不能完全改变的，只有姓氏还大体保存着。然而自秦汉以来，有的因俗主赐姓而改变，有的为躲避仇家而改姓，有的为避嫌而改姓，有的因投身其他宗族而抛弃本族籍贯，族籍混乱得像禾苗和稗草混杂在一起，使人无法追究根本。现存的未必可以考查，可以考查的未必可信，哪里还说得上没有变化呢？当初混乱刚开始时，如果有考究古道、尊奉祖先的人出来加以纠正，变化还不至于达到这种极端。可是人们因循而不改革，冒认而不剔除；等到岁月久远、地域遥远，错误越来越多，即使有人想纠正，文献残缺，也终究不敢果断判定是非。这就是姓氏之事难以说明的原因。如今丁氏改为陈氏，幸而两地相邻很近，世代相隔还不远；先王尊祖的美意还在，旧宗族又有可以校正的文献，因此纠正它并不困难。可是，人区别于同类的，是姓，这是外在的，是由人所赋予的；人之所以区别于万物的，是性，这是内在的，是上天赋予的。外在的东西丧失而不加纠正，并不失去做人的资格；内在的本性丧失而不加察觉，就几乎和禽兽没有区别了。’ 所以善于尊奉祖先的人，没有什么比先知道自己的姓氏更重要的，尤其没有什么比充分发挥上天赋予的本性更重大。丁氏的祖先是齐丁公，丁公的先祖是尚父。尚父的训诫说：‘敬重胜过懈怠就吉祥，懈怠胜过敬重就灭亡；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义就凶险。’这正是充分发挥本性的人应当努力做到的。丁氏的子孙，难道可以忽略忘记这些吗？

译族谱序 从前天地还没有分开时，称作混沌。混沌以后，称作太乙。太乙以后，称作太始。太始以后，称作太初。太初以后，称作开辟。开辟之时，天地才开始分开，清气上升成为天，有日月星辰；浊气下降成为地，有山川草木。清浊二气凝结成形，形成了人、禽兽以及万物的形象。清气凝结而上升的成为圣人，浊气混杂而下沉的成为凡庶；他们各自有四大形体，却共同禀受五常之性。性就是情，有了情便承受天命，并且共同承受天地自然之气，凝结成为男女，于是有了夫妻。既有夫妻，便有父子；既有父子，便有兄弟；于是有朋友。既有朋友，便有爵禄；便有谥号；便有封邑；便有茅土。既有茅土，便有亲疏；便有宗族。既有宗族，便有族谱和序文。姓就是生，指共同生长；宗就是总，指总括统领彼此相连的人；族就是聚，不是同类便不聚，各自彼此尊重荣耀。三皇以前，没有文字和记载；五帝以后，典籍兴起。没有不记载其亲属关系、宣扬其德行的；典诰记载他们的姓名，彰显他们的禄位。族谱叙述千古以来经过验证的事实，所以能够说明世代的，就可以编次记录。所谓‘谱’，就是普遍记载，普遍记载祖宗远近各代的姓名、名讳、字和年号。又说‘谱’就是铺布，铺陈远近百世的纲纪、万代宗派的源流。叙述姓名的叫谱系，逐条记录婚姻和仕宦的叫籍状。天下记载的叫纪，诸侯记载的叫史，大夫记载的叫传。总而言之，都可以称作谱。谱又有补的意思，对遗失亡佚的资料加以整理补充。所以说，族谱可以叙述得姓的根源，记载世代的远近，使父为昭、子为穆的次序清楚，百代之事如在眼前。郑玄说：族谱对于家族，就像网对于纲，纲张开了，万目就都具备；族谱确定了，众多支派就都有依据。现在担心同一支派之中荣枯不同，强者便欺凌弱者；同一祖先之后贵贱不同，尊卑便混乱。如今举出总纲来使众目明白，所以四海之水各自分流，最终都向东流出又向西归返；九条河流分别奔流，虽然道路不同而源头相同。因此树木的主干有凋零和茂盛，鸟羽有长短不同；有的人穿粗布短衣，有的人穿轻暖皮裘，都同样出自公卿的后代；有人佩玉，有人背柴，也不能废弃同根连枝、同叶相生的关系。《诗经》说：‘独自行走踽踽不前，难道没有别的人吗？却不如我同父兄弟。’父子相承，不同于他姓之人，难道不是百代后裔同出一位祖先、千片叶子同生于一株树吗？树干强健，枝叶就茂盛；根部衰弱，树干就会受损。分到第五代的称为族，奉元祖为宗。宗族同姓的情况，都记载在这部族谱中。考察先世的踪迹，来示给万代子孙。‘胄’有绵延不断的意思，可以说是不要忘记亲族。虽然如此，族人散布在九州，踪迹却没有两个根本；分居百国，祖先和父祖仍然相同。只要记载世代的数目，尊卑就可以确定。必须忠于君主、孝于父母，敬重顺从师长，使夫妻和睦，使朋友守信重义，亲近和睦乡里，恭敬勤勉、立志仰慕，然后才能位列公卿，名声流传后世。孔子说：‘跟随我在陈、蔡之间的人，都没有能够登门受业。’人的家业和根本，并不因为子孙没有官位、门第不同而失去次序。人行善，门第就荣耀；人作恶，门第就卑贱。因此应当敬奉二尊，远离四种恶行，厚行五种美德，修习六艺、九思、十善，片刻也不要忘记。平常应当不断积累学问、涵养内心，明白并听见看见先世的叙述，把它们都记在胸中。如今竟有孙子不认识祖父的字，儿子不认识父亲的名讳，询问其中的缘由次序，便默然无言；让他写家族传记，便停笔不写。这样的人，不是能够使后世兴盛的子孙。有人说：‘富贵是命运招来的，何必使用先人的谱牒？’ 圣人仿佛自行降生，并不依靠父母；中等才智以上的人，都有承继祖籍的责任。即使是弯曲的树木长出挺直的枝条，愚钝的父亲生出聪明的儿子，也只取其当时的功用，难道能有祖先的事业却不加记载吗？先祖的事业应当存于心中，显现在眼前。听说族谱是贯穿姓名的经纬，是排列昭穆的纲纪，引导一个宗族的根源，提挈九族的总纲。它是人伦的根基，君子十分看重。因此，凡是充实完备的内容都应当著录，这正是它迫切有用的地方。世代绵延久远，枝叶难以分辨；时运有盛有衰，后代相隔遥远。族谱若保存下来，就有凭据可依；记载注释精确明白，品类就不会混淆。古今相承，班次秩序都能确定，长幼高卑可以排列，官阶大小可以累列。询问源流就不会迷惑，询问世代就不会疑惑。把它传下去、记录下来，以延续给后代，不要使其断绝，不要有所疑惑。凡是明白的十条条例列在后面。一、叙述得姓的根源。二、记载族属世代的远近。三、说明爵禄的高低。四、排列官阶的大小。五、标明坟墓所在的地方。六、叙述妻妾的外家。七、记载嫡女嫁娶的去处。八、彰显忠孝之士和进士。九、宣扬有道德而隐逸的人。十、表彰乡里的节义之士。《方氏谱序》方氏出自榆罔的后裔，方雷比其他姓氏得姓更早。黄帝时有名叫明的人，列在七圣之中。后来有回，做帝舜的朋友；历经两代，方氏没有显达。到了周宣王时，有名叫叔的人担任将领，讨伐叛乱，建立了很大的功勋，诗人歌咏了他。但这些人都显赫于黄河、洛水之间。到西汉末年，有个叫纮的人，任司马府长史、河南尹。王莽篡夺国政，他便弃官迁往江南，居住在歙县。从此方氏开始来到江南。纮生了三个儿子：侪、储、俨。后来子孙非常众多，大体上江南的方氏都是纮的后代，而歙县是他们的宗族本籍。如今歙县山间仍有很多方氏祖庙。武昌的方氏，则从元代巡检汉祥开始，他从九江迁来。汉祥的祖先本来是莆田人，而莆田的方氏又出自福建，福建方氏的始祖是泉州长史达，达是歙县方氏的后裔。汉祥的孙子鼐以国子生身份入仕朝廷，三次升迁为通政司参议，辑录先祖可以考知的事迹编成族谱，请求我作序。唉，天下的姓氏很多，哪一个比方氏得姓更早呢？以唐、虞以前的姓氏，子孙蔓延到江南，理应大显，不应与其他姓氏相比。然而如今北方人把方氏看作少见的姓氏，谈论姓氏的人反而不熟悉方氏，这是为什么呢？

译大概姓氏的尊贵，在于后世子孙贤能。李氏、王氏、郑氏、崔氏的祖先，并不一定像方氏这样得姓早，只是因为他们的宗族中世代都有伟人出现，人们经常听到他们功名显赫，所以都清楚地著名于世人的耳目。方氏自叔以后，虽然从未衰败断绝，只是因为其中没有出现声名特别显赫的人，所以直到今天仍不太为人所知。既然如此，做别人子孙的，怎么可以不努力呢？假使一个宗族中能有一个人使祖先显赫，那么在其他宗族中，也一定会有仰慕效法而奋起的人。仰慕的人越多，受到勉励的人就越多，那么显名于当世、流传于后世便可以实现。方氏即使想不为人所传，也无法掩盖了。这样立身于世，对上彰明前人的事业，对下开启后代的根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鼐有学问，多才多能，善于履行职务，朝廷都称赞他。从今以后，后世若说方氏在当代显赫，是从鼐开始的。武昌的方氏因鼐而显名，大概就在这里吧？溪上饮酒诗序 天子在位十三年，下诏赦免天下，免除今年的田租，又议定放宽政令的数十件事情，予以施行。四海百姓无不举手加额，欢呼庆贺。这年秋天庄稼大丰收，百姓更加喜悦，国内安康、外部和熙，达到了太平安定的境地。七月庚戌，前太史苏公平仲从金华来，住在浦江黄氏家。第二天辛亥，我前去拜见。又过一天壬子，黄氏家族的长辈资善和客人在住宅北面的溪水上游玩，在西岸设酒宴，酒食都很洁净，瓜果蔬菜也都是应时的。酒慢慢地饮，谈说十分融洽。凉风徐徐吹来，拂动树木，振动衣衫；云的姿态和水的形态，洗涤人的心目。宾主都非常欢乐。我于是拿起酒杯对资善说：‘您知道我们快乐的由来吗？’资善说：‘只是因为嘉宾屈尊光临，使我们能够在酒席之间周旋，怎敢不拜谢您的恩赐？’我说：‘您的回答实在太谦逊了。即使如此，今天的快乐，我可以说出它的原因。天下六合之内，都是我们的同胞；广大宫室内外的百姓，都是我们的兄弟子侄。假如兄弟在庭院中呻吟，子侄在屋里不得安宁，能够独自快乐吗？’回答说：‘不能。’我说：‘盗贼潜伏在内室，奴仆在廊下争斗，能够独自快乐吗？’回答说：‘不能。’我说：‘那么，我们能够享受今天的快乐，难道不是因为天下太平安定，亿万百姓各自顺遂本性，而我因此能够在这里休息吗？’ ‘这果然是谁赐予的呢？’资善拜谢说：‘是天子赐予的。’苏公也说：‘你说得对。’我举杯祝苏公长寿，说：‘您曾经在禁林编修文章，歌颂圣上的治道；百姓和睦，是您的职责，您难道可以推辞吗？’苏公说：‘你的话确实如此。’我退下后写诗三百三十字进献，苏公作诗唱和。不久我又作诗唱和，把诗增至五百字，请苏公再加以申述，使能作诗的人接续吟咏，并让黄氏收藏。黄氏一同游玩的人有仲昭、曰容。香岩溪亭夜集联句序 离浦江郑氏住宅西边三里，有一条溪叫香岩；溪上有一座屋宇像鸟翼般高翘、临水而立，是郑氏的溪亭。郑氏中才秀而有文采的人叫叔度，喜爱这里空旷、深远、幽静、清澈的环境，便来到这里读书。今年秋天八月甲子，我从罗山来到叔度处。此时雨刚停，溪水沿着石头流下，注入溪潭，游鱼互相追逐，很值得观赏。我站着看了很久，叔度听说我到了，出来迎接。我说：‘水真美啊，只有您独自享受它，难道不吝惜吗？’叔度笑着说：‘您想享受就享受，我难道会禁止您吗？不过，观看水而以水的美为乐，不如不去观看水而以它为乐更美。’我没有明白，叔度作揖请我坐到亭子的侧室。刚坐定，便听到急促的声响轰然震响，好像风雨突然来到。我又惊又回头，走出门去看，阳光明亮如常，更加感到奇怪。叔度说：‘这不是过去所观看的东西吗？观看它，快乐在于眼睛，所得到的快乐浅薄；停止观看，在这里端坐静听，眼睛忘记观看，嘴巴忘记滋味，四肢忘记自己应当做什么，连耳朵也忘记自己正在听。谁知道这声音不是天然的乐声呢？谁知道我们不是上天的子民呢？您为什么疑惑？’我说：‘您可以说是善于从万物中取得乐趣的人，更何况那种能够包容万物的完整状态并同时从中取得乐趣的人呢？’ 叔度说：‘是这样。’于是我们一起饮酒。饮酒完毕，天色苍茫，叔度的弟弟叔鄂歌唱苏轼的《赤壁赋》，我更加因此感到喜悦。叔度说：‘苏子瞻已经去世三百年了，世间难道还会有这样的人吗？’我说：‘圣人本来就不能多次见到，谁说天下果真没有苏子瞻这样的人呢？’于是我们大笑，快乐极了。叔鄂请求联句，我吟出开头三句，叔度高兴地接着作；蜡烛送来后，叔鄂又接着作，于是轮流续写，连续不断。写到稍微工整的句子，便拍手称好；夜越来越深，溪水声越来越急烈，我们以为真的下雨了，便用手承接屋檐的水，却一滴水也没有，这才知道不是雨。又点燃一支蜡烛，诗作完成，共八百字。我把诗写好交给叔度，放在溪亭中，使人知道我曾经在这里游赏，也能从这里得到快乐。

译梅隐诗序 君子不可以忘却世事，也不可以迎合世俗；合乎道，适应时势，又不失正道，这才可以。有忘却世事的心，过错会达到过分高远而无所作为；心志若在迎合世俗，过错就会流于鄙陋而不知羞耻。圣贤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是因为他们的才干足以养育百姓，仁爱足以使万物各遂其本性，而智慧足以实行这些罢了。有这些才能却没有用世之心，叫作狷；依仗自己的意气，不考察时势是否可行，叫作瞽。这两种都不对，但狷还稍好一些，因为他看重自己的操守，而轻视外在事物。所以古代有天下的人称他们为隐逸，表彰并区别对待他们。到了后世，士人喜欢隐逸这个名声好听，又贪图隐逸之名容易换取实际利益，却不考察自己是否真的具备隐士的品格，常常以隐士自称，修饰文章和才艺，却奔走于市场和朝廷，向有权力的人呼喊求取禄位。等到已经得到禄位，又假装推辞、故意谦退，把这当作高尚；在位的人不了解真相，相信他们确实如此，又顺势把他们称作隐士。于是天下好像没有隐士了；并不是没有隐士，而是真正的隐士不求世人知道，凡是载于人们耳目、广为传扬的，就不足以称作隐士。他若确实内心有所得，把外物看得像蚊子的翅膀、苍蝇的嘴一样微小，唯恐它们反过来成为自己的累赘，哪里肯拿这些东西来役使自己的心呢？近世被称为隐士的人，都是古代狷士所抛弃的那类人。我曾经喜欢结交天下贤能俊秀之士，想借此找到那些以隐居逃世为乐、愿意同他们交朋友的人，寻找了很久，却发现所遇到的不能赶上古书中所听说的隐士。我想，世上或许本来就有隐藏在普通人中间、别人无法窥见其深浅的人吧？所以对于普通人，我从来不敢轻视。浦阳郑君仲载向我称赞会稽刘君伯时，说他仰慕隐逸而又特别喜爱梅花，在住宅四周种满梅树，居住在梅树之间，人们便称他为‘梅隐’。可是刘君过去曾经做过官，他的行迹也不常常像隐士，因此我对此感到奇异。会稽自古以来隐士很多，梅子真是一代奇士，甚至改换姓名去做吴市的守门卒；不认识子真的人，未必不会把他始终看作普通役卒。能说子真不是隐士吗？有的事情表面行迹很相似，内心却不同；有的人并不刻意追求表面相似，志趣却并不遥远。那么，怎么知道刘君不是隐士？又怎么知道他果真就是隐士呢？这只有刘君自己知道，我没有能力认识清楚。至于说刘君喜爱梅花、仰慕梅子真，也都未必可以确定。不期待当世人知晓自己，而内心独自追慕古人并与古人为友，不是君子，能够这样做吗？刘君如果确实明白这一点，我就不能说天下没有隐士。迎养诗序 人的心志果真足以感动上天吗？因疾病痛苦而呼喊，因忧患而祈求，然而渺小卑微、得不到回应的人本来就很多。如果说上天果真不能感应，那么忠臣孝子内心所希望的事情，上天必定像回声和影子一样应验，这种事世上也有很多。由此可见，说上天不能被感动是不对的，说所有事情都可以感动上天而得到也不对。只有事情出于天伦正道，并且立志坚定确实的人，他所希望的事情才一定能够成功；如果出于私人感情和浅薄考虑，就不能成功。世人用不足以感动上天的事情妄想得到报偿，等到没有回应，便说上天幽深遥远、难以考验，这哪里是懂得上天的人呢？如今吏部侍郎东莱侯公景中对待父亲，可以说是能够感动上天了。公七岁时父亲因受牵连被贬到闽地，公稍长大后母亲把缘故告诉他，他便悲痛不已，自己发誓愿意求学立身来赎救父亲。他进入胶水县学做生员，勤奋读书、钻研文章，昼夜不懈。二十岁以优等成绩进入太学，两年后的甲子年，便考中上等，升任给事中；因为忠诚谨慎，受到皇上的宠爱和任用，但思念父亲的心从未稍有忘记。于是趁着机会叩头自陈，请求辞去官职代替父亲受罪，言辞十分哀切。皇上听说后怜悯他，下诏把他的父亲召回。皇太子又奉诏，令他乘驿车亲自到闽地迎接父亲回来。公奔驰到贬谪之所，见到父亲后宣读诏书，父子相抱痛哭，面向宫阙拜谢起舞，认为自己获得了新生。于是父子一同来到宫阙之下谢恩，皇上嘉奖他的纯孝，对他的眷顾和待遇日益隆厚，于是屡次授官，升到今天的职位。士大夫们看到这件事，没有不暗自感叹皇上以仁厚对待臣下，也没有不为公的孝心能够实现而喜悦，于是共同写诗来赞美他。友人郑公礼担任属官，天曹把写信叙述天下之事的任务交给我。最初那些可以凭个人力量达到的事情，是人所能做到的；不是人力所能保证的事情，只有上天能够赐予。在这件事上，求学来修养自身，本来是人所能做的；至于学成之后做官，做官而位列朝廷，成为近臣、贵臣，被圣明君主所知，受到深厚的知遇而没有遗忘自己的愿望，这难道是人力所能保证的吗？皇上没有遗忘他的愿望。假使父亲患病或有其他疾苦，又拿什么来满足做儿子的志愿呢？如今父子分离十五年，一旦乘坐高车、驾着驷马，到瘴疠之地迎接父亲回来，使父亲得到奉养，如果不是诚心达到极点而又有上天相助，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然而天道总是和人事相符合。当海内尚未安定时，儿子不能奉养父亲的很多；即使孝心迫切，又有谁来回应他们呢？如今公有幸处在太平时代，皇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任用贤能、体恤臣下，又不愿违背人子的感情，所以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而没有遗憾。即使有上天相助，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在位，也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荣耀和际遇。那么，公难道可以不思考用什么来报答吗？孝是所有善行的根源，把侍奉父母的心推广来侍奉君主，就是最大的忠；把爱父母的心推广到他人，就是最深厚的仁。公正值盛年而处于重要职位，应当竭尽诚心辅佐国家、恩泽天下，使后世不只称公为孝子，也称公为忠臣，这样才能长久显现天道的护佑。公如今的显荣，不只是当时一刻的荣耀恩宠而已。人常常忧患的是没有志向；有志向而不懈怠，那么所做的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我虽然没有机会了解公的为人，但观察他侍奉父亲的孝心，便知道他有志于忠君之业。因此我乐意称述这件事，并以更大的事业来期望他。

译郑氏春夜赏花诗后序 有园林池塘，就会有花；有花而能够得到观赏，却很难。有酒和菜肴，有闲暇，便可以赏花；赏花而能够作诗记录，又很难。读书人家，有的能够作文，而写成多达若干篇的，又很难。宾客众多、作品也多的，有这样的情况；但都出自同一姓氏，像郑氏这样，又很难。族属众多的，有时可以达到同一姓氏，但同一家族如此，只有郑氏。郑氏家世代以俭朴相承，虽然有花，过去却从未赏花；如今因为太史公退休归来，特意设宴使他快乐，又值得称尚。太史公退休归来后，从未外出游玩，却为郑氏而出游，这又是难得的。公的文章从不轻易给人，却为郑氏的诗作序，又是难得的。公为别人诗歌作序也有过，只是担心文章会流连于玩赏，便急忙以太康作为戒惧；他如此深切地爱护郑氏，更加难得。天下万物中，不能一一计算其难得之处，人们必定会珍爱并传之后世。这些诗难道会有不流传的吗？义门诗序 孟子说：‘仁爱的言语不如仁爱的声调深入人心。’先王引导百姓的方法十分完备，用政令教化来约束他们，用礼乐来端正他们，用刑罚来威慑他们，仍然认为不够，于是又用言语宣示，用声音使它深入人心。言语记载在书中，声音感动人的耳朵；这样一来，百姓的所见所闻无不受到劝勉和警戒，哪里还有不向善的呢？秦汉以来，治理天下的道理湮没消失，先王的恩泽再也看不见，保存下来的只有《诗经》还大体完整，流传在求学者中。孟子所谓的‘仁声’，大概《诗经》最接近它。然而《诗经》的言语虽然保存着，却不容易深入人心；诵读讲说的人尚且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何况听到它的人呢？大概由于时代相隔久远、事情已经不同，义理幽微而精密，人们不能被它感动，本来是应该的。后世的诗，出自一时的言语，几乎可以感动人了，却苦于道德不足、辞采有余；所以虽然能够感动人，却不能使人明白性情的正当。人没有谁不具有仁爱、谦让、恭敬、正义之心，只是常常苦于无法表达。把人人心中共同认可的东西送入他们耳中，乖戾的人会被感化，强悍的人会被改变，悔恨的人会流泪自责，喜悦的人会拍手跺脚；这就是仁爱的声音之所以深入人心吧？可惜它在世间显现，已经很久没有了。我在浦阳王氏那里得到士大夫所作的《义门之诗》，读过之后，不禁感慨叹息，这才知道仁德的声誉并没有完全消亡。王氏连续数代，家中上千人共同饮食，不因亲疏而稍有不同对待，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诗中所说的，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其要旨必定归结于孝悌、礼让、慈爱和敦睦，恳切之中有怜悯世俗、思慕古道的意味。假如治理天下的人不采用仁德的声誉来教化百姓也就罢了，倘若要采用这种方法，除了这些诗还能取法什么呢？天下不能治理好，大多始于百姓之间不亲睦。把百姓涵养在教化之中，使他们乐于行善而害怕作恶，难道只是靠罗列法令、约束行动、公开严禁就能做到吗？也只是浸润洗涤他们的耳目，明亮融化他们的心志，使他们自己领会罢了。不能使百姓自己领会，却想用浅陋的办法控制他们，这样侥幸达到安定治理的，实在少有。今天皇上正兴复三代的政治，必定要用诗歌之道教化百姓，将来一定会把王氏的诗采录进史官的记录，施用于国家。这样看来，这些诗不只是王氏的诗，而是太平之世的声音；不只是供一时观赏的美文，实在是后世应当取法的作品。《王氏深溪集》后记 靠侥幸可以获得富贵，却不能获得一个善名；富贵可以施予或夺取他人的东西，却不能获得君子的赞誉。天下共同的舆论，是非常可畏的。赵孟之的门下，寒冷的人他能使之温暖，饥饿的人他能使之饱足，徒步的人他能让他们乘车骑马出行。然而想让一个人称赞他的义行，终究没有做到。颜回、原宪，都是极其穷困困厄的人，吃不上稻米，住不起房屋，他们的处境不足以给谈论者提供夸耀的口实，可是称说仁义的人必定把他们推举出来。人心的公正，不可以用权势利禄夺去。可见，士人要获得美名，除了仁义还能凭什么呢？一个乡里的人赞许他，全国的人未必赞许；全国的人赞许他，天下的人未必赞许，然而能够名闻于世的，我还没有见过。乡里人说好，全国人附和；全国人说好，天下人附和；天下人都说好，却没有当代君子称许他，假如有了名声而能够流传后世的，我还没有见过。所以名声发端于自身，传播于众人，最后由君子传扬，难道不是十分明白吗？▯之浦江，在宋代中期，有个叫郑绮的人，因义行闻名于当时，并且教导他的子孙不改变▯历元，直到今天已经十代，仍和当初一样。乡里人称赞他，浙水以东的人又称赞他，后来天下人也称赞他。名贤巨儒于是写成文章，用诗歌来歌咏他。郑氏曾经把这些作品编成一部书，以居住地的名称命名为《麟溪集》，用来流传。从此郑氏的义行闻名于海内。郑氏的里名叫深溪，有个名澄的王氏，曾经仰慕郑氏的名声和教化，他的子孙便取郑氏为法。子孙继承他的志向，至今已经超过五代，也没有多少改变，于是乡里人也称赞他们，士大夫君子也跟着赞美他们。王氏于是也编成一部书，按照居住地命名为《深溪集》，准备刊刻出来留给后世。唉，王氏可以说是知道应当仰慕什么，并且善于取得名声了。世上的君子，他们的学术不同，见识也不同，居住地的远近又不同；可是说到称赞王氏的义门，却像出自同一张嘴一样。这难道不是因为王氏确实有这样的实际，而众人的赞誉才会如此吗？天地之间，自从百姓诞生以来，做人者何其多啊！然而流传至今而没有泯灭的，能够数得出来的名声又何其少呢？大概只有豪杰之士才能流传，而湮没无闻的人太多了。人活着时，没有不以为自己能够在一世中称雄的；等到死后，竟至于和草木一起消散殆尽，难道不是实在糊涂吗？所以无论富贵贫贱，只有善行足以使人不朽。仁义之心，谁会没有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读这部集子的人，不只是王氏后人应当想到自我勉励，凡是具有仁心的人都应当知道从中可以借鉴什么。御赐广扬卫指挥方明谦五花名马诗序 上天的容量无法测量；观察昼夜的降落与升起，就可以窥见它的法度。太阳和月亮的形态无法直接识辨；观看它们光辉所照耀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光明。圣人的盛德，其高深博大，茫然不可凭个人的智慧揣测。如果不是根据他的庆赏、政令来探求他的志意所归，又从哪里能够测知他盛德的广大呢？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人，在战争征伐的时代大多轻视文官，在安定太平的时候又大多疏远武臣。这虽然是形势造成的，然而从道理上说并不应当如此。当今天子凭神武平定四海，在攻取天下的初期，文武并用，使他们各自竭尽才能于疆场。那些身披铠甲的臣子，具有宏大的谋略和伟大的功业，超出千载以来的人物，皇上以恩宠礼遇相待，从未稍有忘记。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广扬卫指挥臣方某因长期担任宿卫有功，皇上从内厩赐给他一匹五花马。在朝群臣都感叹感激，有的写诗歌咏，宣扬扩大皇上的恩德，认为这也是方氏的光荣。这一年，广扬的弟弟因事回到朝廷，对人说：“我们兄弟没有尺寸之功，皇上却因为先人的缘故，授予我们官职、俸禄，把我们置于身边，和心腹旧臣相比。天地般的恩德实在无法报答，如今又得到这样厚重的赏赐，只是我们兄弟怎能承受得起呢？”

译于是他把这番话传到山中，请我为这件事作序，以便让子孙永远知道。虽然我没有见过广扬，但想到圣天子对他的厚重赏赐，再推究他能够得到这些的原因，大概一定有他的道理。古代贤将修养自身的方法虽然不止一端，但在朝廷内能使君主亲近他、把他视为安定之本，在朝廷外能使国家倚重他；至于后代承受他的遗泽，能够和国家共同承担祸福，如果不是忠诚和神武足以感通天地，他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我从前在京师听人说，广扬敦厚壮硕而谨慎敬畏，他的弟弟好学而有文才。今后如果更加奋发自励，竭尽心力，在京城之下任职就想着竭力尽忠，守卫疆土于外就想着爱护百姓，以便长久承受俸禄官位，方氏的恩泽难道会衰竭吗？《易经·晋卦》说：“康侯用以赐马，繁多的宠爱，所赐之马将源源不断而不会衰竭。”鲁人赞美鲁侯的诗说：“思虑无边无际，这些马匹又多又好。”广扬兄弟还应当深思国家恩德的隆厚，承载并宣扬天子的宠命啊！《卫氏紫薇诗》序 人果真比草木有灵性吗？人们通过占筮听取蓍草的启示，记下日期而观察蓂荚。靡草的死亡、菊花的开放，历法观象、推测时令的人都把它们作为标准。三秀的茎、连理的树，评论治乱的人也从中获取征兆。这样看来，草木未尝不比人更能显示灵异。又说草木果真比人有灵性吗？赞助天地的化育、使万物生长，只有人能够做到，草木却不能。因此说它们不如人有灵性不可以，说它们果真比人有灵性也不可以。人如果能够尽展自己的本性，就将与天地具有同样的德性，怎么会不如草木？如果被私心蒙蔽、沉溺于欲望，伤害自己的本性，迷乱而失去天性，确实有不如草木那样足以凭信的地方。以周公那样的圣人，管叔、蔡叔又是最亲近的人，禾苗却为此出现异亩同颖的祥瑞。管叔、蔡叔虽是人，却不知道周公值得尊敬；禾苗虽是微小的东西，却能够彰显周公的德行。这难道可以说人果真比物更有灵性吗？由此可知，人受到利欲诱惑，所以往往失去本性；那些无知无欲的物类，所承受的天性不会随着世俗改变。它们能够预兆气运变化的盛衰，显现祥瑞来给人看，原本是应该的。新安卫氏是三秦的名门，过去曾有显达的人，正堂的北面种着紫薇。元朝末年的战乱中，全家百口逃往别处，房屋、草木都化为灰烬，差不多三十年了。到本朝平定天下以后，卫氏的杰出人物卫希古才寻找旧日的地基，筑屋居住。过了一年，紫薇重新发芽，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花朵和枝干的茂盛，不比太平时期逊色，人们都说这是卫氏旧族复兴的征兆。他们的祖先大概积有厚德，家道中途衰落而又重新兴盛，难道将要再次昌盛吗？从紫薇来看，大概已经预示了这一点。听说这件事的人大多作诗来叙述它的奇异。草木与人形体不同、类别有别，按照通常的情理来说，彼此相距遥远，似乎没有关系。然而灾祸和祥瑞的到来，往往有可以验证的征兆，大概是因为人与物同出于一种道理、同受一种气吧。一个家族将要昌盛时，气运聚集，一定会很旺盛；人得到这种气运，就成为才俊贤能之士，落在物上，就成为美丽的花草、奇异的花朵，荣盛茂美必定不同于寻常。等到将要衰败时，便反过来。卫氏家族的兴衰由一株树来占验，纯美之气聚集于他们家，实在深厚；将来一定会有才高能异的人士出现，成为这个时代的祥瑞文章、太平盛世的美好象征，光耀无穷，哪里只是表现在草木萌蘖的微小变化上呢？大概人的盛衰征兆，多因草木等物而显现；而物的祥瑞，如果不借人来传述，也不能流传。如今卫希古以文学闻名关中，他的子孙又多有才华而嗜好学习，假如紫薇果真有知觉，大概一定会为自己遇到这样的际遇而庆贺吧！

译《丰湖书室》序 我当初侍奉先父担任济宁太守时，在山东行省拜见了参政何公。何公在天下尚未安定的时候，登记南粤数州的户籍和物产前来归献。天子不用动用武力，就保全了那里的富庶，于是嘉奖宠信何公，赐给他玺书，授予他大藩的职位。何公有德行也有威严，施行政令，像风行雷断，没有人敢于冒犯；但他所做的一切都以宽厚为根本，尤其喜爱儒术。平日读书作文，没有空闲的时候。我有幸在他的几案手杖旁侍奉了几个月，何公常常称赞他的儿子奉先嗜好学习，我因此早已知道何公必有贤能的后代。后来听说奉先贤能，等我为先父服丧期满，来到京师，何公也因年老辞去政职，住在国都南门外的私宅，我又前去拜访他。恰好奉先从粤地来探望父亲，何公命我们共同谈论往昔治乱的道理。奉先纵论历代治乱，像江水流出巫峡向东奔腾，又像壮马脱开嚼环在旷野上飞驰；又像头发刚刚梳理，便用手指将它承接，再把水煮沸击鼓，头绪虽多却不紊乱；开阔得像锯子截断木头，整齐得像绳子贯穿珠子并将它们连接起来。我更加惊异，知道奉先的确是难以企及的贤才，心想他求学的功夫一定超过常人。不久奉先来告诉我，他居住在粤地时，曾经在惠州丰湖岸边建造书室，每天在那里讲学。士大夫大多作诗称赞他的诗才，已经联缀成一大卷，请您为我作序。我由此又知道奉先的过人之处正在这里。生在富贵之家却喜好礼，圣人认为这是很难的事。他身处周代，距离文王、武王的教化还不远，尚且如此，何况如今距离圣人已经两千年，惠州距离圣人居住的地方有六七千里，而奉先不但喜好礼，还能沉浸于求学问道之中，陶醉于仁义之道，出言和行事都明显具有儒者风范，这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由此可以看出，参政何公的教化施行于家庭，善行感通上天，实在不是世间一般富贵人家可比的，值得歌咏。从前《麟趾》诗称赞公子的美德，圣人把它收入《周南》，用来彰显周公的德行。如今皇上正效法成周的治理，歌诗的作品充满天下。将来采诗的人得到《丰湖诗》，一定会题序说：“这是何公教化的结果。”那么奉先的贤能就可以不朽，流传千载，哪里只是供一时观赏罢了呢？《雷峰樵叟》序并赞 雷峰樵叟，是台州宁海人。他家世代居住在雷峰之下，以诗书为业，敦厚守礼、谦让待人，代代都不乏人才。到了樵叟，更受到乡里的敬重和效法。樵叟淳朴厚重而深沉严谨，侍奉父母能够完全尽到子女的职责，对兄弟和睦而又尊敬。因此他的孝友行为远近闻名。但他不轻易与人交往，遇到轻浮奸邪的人，总是趋避他们。有人因为势力强大而强迫他交好，樵叟始终不屈服。遇到士大夫，就请到家中来，共同讨论古今人物的贤能与否，考察疑难、质疑解惑，即使连续十天半月，也没有懈怠的神色。乡里有争执，不去县衙申辩，而是一起到他家向他求证，樵叟用一句话开导他们，他们都心悦诚服地离去。他一向喜爱读书，从少年到老年从不厌倦。督促子弟长期耕作读书，风晨月夕，听到弦歌诵读声就高兴；偶尔听到嬉笑和粗俗话语，便整天不高兴。他性情很喜欢游览观赏，遇到春日和暖、景色明丽，树林茂密、鸟声嘈杂时，就头戴幅巾、手拄拐杖、脚穿鞋子，漫步在山巅水边，和砍柴的孩子、放牧的儿童为伴，心中毫不厌倦。因此自号樵叟。有人问他说：“驾着船，操持网具，出没于波涛之中的人，即使不自称渔人，本来就应当以渔人称呼他；手拿耒耜、腰挂镰铚，在田亩间往来的人，即使不自称农人，本来就应当以农人称呼他。如今您居家一定戴冠穿衣，出行一定带杖穿鞋，所从事的必定是诗书，没有挥斧砍柴的辛劳，也没有拾取枯枝、捆束湿柴的劳苦，却反而以樵夫自称，这和名实不相符合该怎么办呢？”樵叟说：“您的话怎么这样拘泥呢？我厌恶世上的人不修养实际德行，却选择美好的名号来占有它；手还不能拿起简牍，心里还不能背诵诗文，却动辄昂然自称儒者；对法律一无所知，对爵位官号也一无所晓，却动辄傲然把自己当作古代的良臣；有人称他为长者、先生、皋、夔，他自己已经接受而不惭愧，别人这样称呼他，他也不觉得奇怪。等到考察他内心所存，哪里有丝毫修养自身的善行和惠及万物的功业呢？我为这种现象忧虑已经很久了，当然不敢责怪它却又仿效它，只是取一个浅近而容易做到的称号来自号，也想纠正乡里的弊病，使浮薄的风气返回淳厚。况且我虽然没有亲自从事樵夫的工作，却能够得到樵夫的乐趣。白云缓缓流动，遍布山崖峡谷；田垄上的树木排列成一片青色，林间溪水涨满绿色；出入烟霞之间，与麋鹿为友，完全不知道尘世的荣辱。至于山林树叶凋落，潭水溪流澄澈，霜色映照着锦绣般的树木，山谷中回荡着秋声，我放声长啸，山谷回应、群山共鸣，幽远得完全不知道寒暑更替。由此推想，四时的乐趣难道有尽头吗？那些樵夫熟悉樵采之事，恐怕未必能知道其中的乐趣。我虽没有亲自从事樵采，却能完整地拥有樵夫的乐趣。这样用来称呼自己，谁说不相称呢？您的话怎么这样拘泥呢？”有人把樵叟的话告诉同乡某某，他听了低头思考，抬头醒悟，拍掌叹息，于是为他作了赞。樵叟姓徐，名山南，字廷岳。赞说：以诗书礼乐为业，是世代显赫家族中的佼佼者啊；亲自修养孝友，是德行的丰盛啊；以竹帛书籍娱乐心志，是学问积累的丰富啊；在外防备奸邪盗贼，不许轻浮浅薄之人做朋友啊；内心存有孝敬谨慎，子孙都归于敦厚啊；一向喜爱山水，这就是自号樵叟的缘由啊；忧虑世俗的浮薄，人人都舍弃实际而追逐名声啊；感慨末流泛滥，想要溯流而上、返回旧道啊；领略烟霞的美景，这些对于我又算什么呢；拿他的德行同怀氏的百姓相比，究竟谁先谁后呢？

译《望云诗》序 君子有时凭一句话流传后世，并不是因为那句话本身，而是因为他的事迹；也不是因为事迹本身，而是因为他的德行。战国的士人凭辩说著称，晋宋的士人凭清谈闻名。古代善于言说的人也很多。他们的话有的存留于世上，但世人并不看重；有的被人听到，但人们并不传述。难道是他们的话不美吗？只是事情与伦理无关，德行又不足以成为衡量轻重的依据，所以人们不取用它们，原本是应该的。从前狄文惠公曾登上太行山，看见白云独自飘飞，便思念自己的父母。如今几百年过去了，人子在外出行而思念父母，除了白云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说了。有的把这件事画成图，有的把它写入诗歌。唉！当文惠公说出这句话时，不过是抒发一时爱亲的感情罢了，哪里知道最终会流传于世而不被废弃呢？大概是因为他的德行修养于自身，事功建立于天下，又惠及百姓，人民思念他的德行而不能忘记，于是连同他细微的言语和行为也都认识、传扬，用作谈论的材料。这当然不只是因为他那一句话说得好。如果只凭那句话，那么人子思念父母，看见一件物品就会产生感怀仰慕之心，谁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众人的话没有流传，唯独文惠公的事被后世取用，难道不是因为另有原因吗？如今世上的士人只知道取用文惠公的话，却不知道公的话之所以被人取用的原因，说他爱亲可以，说他能够尽孝却还不行。像文登的孙惟大，难道是有志于侍奉父母的人吗？惟大二十多岁时，辞别父母，到太学求学，长久不能回家省亲。今年奉命来到台州宁海，距离故乡有数千里。宁海地处大海边，而文登也是海滨之地。惟大看见飞云在海上来来往往，于是感触于文惠公的话，叹息说：“云啊，忽然向南，忽然向北。云的飞行啊，仿佛从我父母身旁经过。我奉行君王的事务啊，独自违背了子女的职责。想要见到父母啊，却不能如愿。”于是惆怅落泪。士大夫听说后都为之悲伤，许多人作诗赋来赠给他。古今人的感情相同，上天赋予人的正理也相同。惟大的叹息和文惠公的话，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文惠公的孝不在于言语，而在于德行；不在于早晚侍奉父母这些小节，而在于端正国家、匡扶社稷，忠于君主而使天下受益。以我观察惟大，他持身廉正，遇到事情能够审慎地坚持自己的志向，十分可贵；这就可以说是孝亲了。由此充实发展，用它治理百姓就能尽到仁，用它侍奉君主就能尽到敬。把德行收敛在自身，就是德；把德行施行出去，就是功，无论处在什么地方，哪里不是孝子的事业呢？所以平日饮食精美、常不离开父母身边，可以说是善于奉养，却不足以称为卓异的行为；父母生病时割股刺血，可以说是常人难以做到，却不足以称为通达的孝。使自己成为圣贤君子，以美好的名声留给父母，这难道不是孝的最高境界吗？至于《大学》、周公、孔子的道，以及有志于古人的事业，我不敢只按一般人的标准来期望他。谁说惟大不能以君子自我期望呢？德行成为君子，言论成为后世的法则，这就是文惠公之所以成为孝子的原因。惟大取法于他的言论，一定知道应当选择什么。愿他更加知道应当勉励自己的地方。《张氏思亲图》诗序 古代治理国家的人，用真诚驾驭下属，并不预先防范他们的私心；任用人才时，根据才干谋略，从民间选拔出来，让他们治理郡县，不使他们有违逆心愿、拂逆情意的叹息。因此做官的人对内可以奉养父母，对外可以尽到职守。后世却不是这样，任用人才不考虑其所适宜的地方、内心所愿，必定把他们安置在数千里之外，认为若不这样就担心他们顾念私情而废弃法令。唉！假如我们所任用的人不贤，即使调换地方让他任职，也不能断绝他的私心；假如得到贤人来任用，他连妻子儿女都不肯徇私违背道义，何况本州本乡的人呢？在任用以前不慎重选择人才，却委曲地为他们设置禁令，因此做官的人有离开故乡的忧虑，有不能奉养父母的遗憾，国家也得不到任用贤才的好处。像这样已经一千多年了。自三代以来，圣人建立的制度，后世君主接连降低、变更、毁弃，唯独对于这一点却一直守着，认为这样才合宜。然而我对于张君的思亲之情，不能没有感慨。张君世代居住在河南兰阳，他的父母都老了，而张君仍在东南远郡担任仓库之官；想迎接父母来奉养，形势又做不到；想请求辞官回去，法令又不允许；每次向人说起，就悲叹不已。有人替他画下故乡乡里的大致景物，让他每天观看省视以自我安慰。能作文章的人又多写诗歌，来抒发他的忧思。子女对于父母，早晚在父母身边奉养，是职责；出外做官，受到法令限制而不能终身奉养父母，也同样是职责。奉养父母又出仕做官，兼能尽到两方面的职责而没有遗憾，是古人的事；而张君却是今天的人。古今之间的差别已经很久了。张君对于父母，想不思念，能够做到吗？不过，古代君子曾经说过：“口腹身体的奉养，不如心志的奉养；身体不远离父母，不如声名不在后世消亡的美好。”假使每天与父母相伴，却在道术上默默无闻，名声不能显耀于后世，把这看作善于奉养父母还可以，但对孝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确实能够不轻视自己的官职，敬慎地修养自身，使职务更加修治，让我的地位随着功绩增大，得到大人的称许，把光荣留给父母，那么在孝道上就有所成就了。我听说张氏过去曾有显达的人，而张君敦厚，能够继承他们的事业；父母对他的期望，不只是早晚奉养而已。如果他确实能够以大的孝道来勉励自己，那么即使不能在家终身奉养父母，哪里值得遗憾呢？

译赵彦殊字序 孟子说伯夷偏狭，柳下惠不恭敬，他们偏离中正之道是相同的。然而要找与中正之道较为接近的，与其不恭敬，宁可偏狭。君子处世，不迎合外物来求得相同，也不违背世俗来故意标异。好比饮食、冬衣和夏葛，只求适宜，不违背道义罢了。一味追求同流合污，必然会导致委屈自己；一味追求与众不同，必然会惊骇世人。不刻意求同求异，又没有欺诈迎合的过失，大概只有君子能做到吧？天下人都趋向利益，只有我立志于义；天下人都趋向邪曲，只有我立志于正。这不是我故意求异于当时，而是要与古人相同，本来就不能苟且地同于今人。贤人我便与之相同，不贤的人我便与之不同。这不是我故意求异于别人，而是致力于与道相同，本来就不能不有少许差异。同于应当相同的，异于应当不同的，都顺从道义而不存计较之心，于是别人认为合宜，却不敢说这是错误。《易经》说：“君子因同而能见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浦江赵生，名叫同，有人给他取字叫彦志。他的父亲认为这个字还不足以穷尽其意义，请我再为他改一个。我改为“殊”，并对他说：“如今世上所缺少的，不是同，问题在于苟且求同而不知道求异。” 苟且求同而不知道求异的人，会流于逢迎，多有欺诈；愚昧的人陷入阿谀曲从，接近鄙陋。想使天下获得大治大安，怎么可能呢？你的资质可以说是美好的，又用文章来修饰它，用礼来辅助它，难道将要只与当世同流吗？一定还要致力于同古人相同而不同于世俗，致力于与道相同而不顾及世人的好恶，这才可以。汉代时，像汲长孺，可以称为违异世俗的人；像胡伯始，可以称为随同世俗的人。胡伯始接近柳下惠，汲长孺接近伯夷；胡伯始不如汲长孺接近道。你学习古人、喜好道义，正把中正之道作为归宿，伯夷和柳下惠哪里值得效法呢？在应当相同处相同而不苟同，在应当不同处不同而不苟异，这是你应当做的。固执于一端而不合乎道义，不是君子的事业。《郑生允充字序》我的朋友浦江郑君叔宽的儿子郑燿，十六岁，跟我学习，能够记诵经传几十万字，并且大致理解其中的意义。郑君请我为他举行冠礼并取字，我取《孟子》中“充实而有光辉”的意思，给他取字允充，并写了辞来祝贺他。郑君又替他请求说：“您一向喜爱这个孩子，认为他可以教育；如今在他刚行冠礼时教育他，是希望他成为成人，您将怎样教导他呢？”我说：“人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完备，百骸协调，这是形体的成熟；戴冠束带、穿衣佩玉、拖着鞋子，望去庄严有仪态而令人喜爱，这是服饰的成熟。这些都可以算作一个人了，但古代君子不把这些看作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因为看重他的德行吗？所以孝顺兄弟足以使家庭和睦，忠诚信实足以与乡里相合，可以说是成为人了，却还没有完成；智慧足以洞察道理，才能足以成就事业，可以说是成为人了，却还没有完成。一定要穷尽天下的道理，使它们真实地存在于自己心中，兼具仁与智之道而不滞留于一偏，完全具备文武的才能，并且按照时机决定施展或退藏；显达时以功业成就事业，隐退时以义行流传后世，声名彰著的，这才是成人。若不是学习，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从《孟子》的话出发，在古人中求取例子，像高柴、原宪，愿意保持洁白、诚朴、廉正，见到他们的人敬服，听说他们的人仰慕，可以称为善人，但自身具备的德性还没有达到；漆雕开笃信道义，子路勇于改过，可以称为信人，但充实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曾子、子夏可以说已经充实了，却还没有达到光辉。德行充足于内而显现于外，政治教化可以改善风俗，文章言语可以教化百姓，这大概只有《孟子》做到了吧？《孟子》的德行，充分具备成为大人的条件；至于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是因为尚未完全变化。如果《孟子》已经完全达到圣人的境界，那么和孔子有什么不同？学习一定要达到《孟子》的程度才算成人，那么人岂不是很难成为人了吗？三代以后，才智和技艺不愧于古人的人很多，但真正的成人却没有见到几个，大概是因为大道难以认识已经很久了。如今我以圣贤的事业期望你，你难道可以不深思吗？普通人想与圣贤比较功业、衡量德行，人们固然会怀疑他不能相称；但作为人却不以圣贤来要求自己，使自己卑贱，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教育别人却不以圣贤来期望他，欺骗这个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郑氏是世代仕宦之家，修持自身、规范家庭的法则，可以使人认为得到了三代的旨意；那么我以圣贤来期望你，难道是敢于欺骗别人吗？谁说你喜好学习，却忍心自己轻贱自己呢？”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既望撰。

译《黄仲仪仲颜字序》眉山苏先生给浦江黄君宪取字“仲仪”，并写辞来祝贺他；辞中的道理已经很宏大了，他又来请我作序。我本来以才疏学浅为由推辞，仲仪姐姐的丈夫郑君叔度极力劝说，并且说：“先生的先祖文忠公曾给张恕取字忠甫，厚重之人确实有一人两个字的先例。您再为他取一个字，并申明其中的意义，不也可以吗？”我又给他取字仲颜，并告诉他说：“你见过射箭的人吗？虎、熊、豹、豻的箭靶陈列在前，射箭人的志向各有所在。志向所指，眼睛注视它，手也注视它，身体形成的姿势也随之确定。如果志向在豹靶，离开豹靶的人很少，那么一定不会射中豻靶；志向在虎靶，离开虎靶的人很少，那么一定不会射到熊靶旁边。茫茫然没有确定的志向，只是把目标定在极高极远之处来射，最终只会什么也射不中。圣贤做学问也是这样。古人的善行，虽然没有不学习的，但取法于古人时，各自都有专一的志向。周公舍弃以武王为师而以文王为师，孟子舍弃曾子、子思而学习孔子。言语所取法的是文王、孔子，行为所效法的是文王、孔子，每天学习、晚上思考的，除了文王、孔子之外不把心思用在别处。所以周公的道与文王相似，而孟子称自己是圣人的门徒。假使一个圣人、一个贤人不能各自师法应当师法的人，只是泛泛地仰慕古代圣人，那么他的志向虽然高远，但要取得成功就困难了。如今求学的人，资质并不都比不上古人；他们不能成为圣贤门徒的不足，在于知道喜好古人，却不能选择古人作为法则。汉代有个隐士叫黄宪，人们称他为颜子，可是他的言论和事迹没有流传下来。仲仪，你的姓名难道只是同他相同吗？还是也仰慕他并将要效法他呢？黄宪的德业浑然融合，无法澄清扰乱；他接近颜回被冒犯而不计较，处在衰败的时代却不想做官，也接近颜回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然而颜回所达到的境界，并不是黄宪所能达到的。黄宪资质美好却没有听闻大道，大概就是所谓善人吧？他看颜回，正如曾子、子思看孔子一样。我不希望仲仪学习黄宪。仲仪如果想仰慕黄宪，难道应当学习颜回吗？学习颜回而没有达到，尚且足以成为黄宪；学习黄宪却没有达到，不但比不上颜回，连黄宪也会失去。苏先生称他仲仪，是希望他取法古人的善行；我再取字仲颜，是希望他师法颜回。想到前一个字，是要广泛取法圣贤之道；想到后一个字，是要勉励自己在颜回那里求取中正。这是苏先生和我对他说的话。喜好古人却不知道归宿，假如只以黄宪为老师便自我止步，就不是所谓仲仪、仲颜了。《逊志斋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逊志斋集》卷十四，明方孝孺撰序 《赠林公辅序》不能满足于小的成就，然后才足以成就大器；不被小利诱惑，然后才可以建立长远的功业。怡然自得地喜欢自己，神采飞扬地自我炫耀，是小人的强横，不是豪杰之士。上天赋予我的本性这样广大，我充实它并完全遵循其道，就可以运转阴阳、顺应四时，穷困时可以仰慕孔子、孟子，显达时可以与伊尹、周公相匹敌。有人凭着一项才能、依仗一种技艺，安于此而自我满足，这是自己轻贱自己。我所具有的东西，不会因俸禄地位而增加，也不会因退居田园而减少；培养它而得到正道，就可以与日月同样明亮，与河海同样包容。施行出去，恩泽遍及四方；收敛回来，善德归于一身。有人却不知道自重，被外物转移、夺取，这是自己轻视自己。豪杰之士却不是这样。全天下推重他的贤能，他不把它当作德；众人受到他的恩惠，他不把它当作功；把卿相的职位给他，他不把它当作荣耀；穿布衣、吃粗食、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也乐在其中而不厌倦。这并不是轻视当世事务、好恶与众人不同，而是他的志向高远，所以总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内心有足以快乐的东西，所以外在事物不足以扰乱他。世上急于求取名声的人，实际德行往往不足以凭恃；迫切趋求利益的人，义理不明、见识狭隘，原因就在这里。拥有不足以凭恃的实际，却谋求超过实情的名声；执持不合道理的义，却窃取苟且的利益；内心希望成就自己，外在又希望建立功业，这不是很困难吗？我在当今寻找士人，忧虑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想得到像古代豪杰那样的人与他交友，却没有见到。然而遇到可以交谈的人，就把我的心意告诉他。听了我的话而发笑的人有，诋毁我、认为我迂腐的人有；求一个和我志趣相合的人，却也没有见到。我未尝不感叹，认为豪杰之士实在难得，有志之人也太少了。今年来到京师，才有幸认识同郡的林君公辅。公辅比我小一岁，写文章善于纵横驰骋；但考察他的志向，却很不以此为满足。他常常慨然议论时事，间杂着诙谐笑谈，仿佛能够轻视外物；又喜爱谈论古今豪杰的事迹，拿来比拟自己。我常常为此拍掌。唉，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困苦到了极点必然会通达。上面的人想寻找人才任用，却还没有遇到，我和公辅难道是在空谈吗？不满足于小成，不被眼前小利诱惑，而趋向长远和宏大的事业，这是我和公辅的志向。如果只是怡然自喜、神采飞扬地自我炫耀，那么人人都可以这样了。唉，希望我们都把这作为戒鉴吧！

译《赠郑显则序》天下谈论文章的人，喜欢简约艰涩的就以奇诡为主，喜欢铺陈畅达的就以平易为主，这两种都不对。文章不可以不工巧，但何必喜好奇诡？文章不可以不通达，但何必流于浅易？把浅易当作通达，把奇诡当作工巧，离怪诞和俗陋还会有多远呢？善于写文章的人，贵在使立意奇特而措辞平易；骤然浏览，觉得它娓娓而易懂；慢慢思考、推演，即使极力追求工巧的文章也无法超过它。像这样，才是最高的文章吧？圣贤的文章与后世的文辞，在纯杂、工拙、多少方面相差并不太远；但世人看待圣贤文章，好像它天然如此，不敢指望模仿，是因为圣贤不刻意使措辞奇特，却使立意奇特。天下所有喜好奇特的人都比不上他们。假使立意不能超过常人，只在词句上修饰，哪里算得上奇特呢？日月在天空中，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运行，昼夜交替而有昏明，月有晦朔而盈亏，自从天地形成以来，从未改变。上天本来并不故意求异来惊骇人的耳目，然而越久越新，越广大越无穷，这样的奇就太大了，还何必一定要追求怪异呢？至于鬼火忽明忽灭，不能按道理推求其踪迹，虽然似乎奇异，但它的光明实在微弱。近代文士中有喜好奇诡的，用荒诞艰涩的词句装饰浅易的意旨，攻击当世文章，昏昧的人群起附和而跟从它，三吴各郡尤其严重。这些人都是拿鬼火来诋毁日月的人。他们的力量虽然不足以损害这种文章，但如果不铲除、不禁止、不斥责他们，怎么能恢复古代文章的盛况呢？如今皇上怜悯这个时代不如古代，选拔太学中的士人加以教育，我郡郑君显则也在其中。显则写文章，不喜欢故意求奇，也不流于浅易，大概是学习而得到正道的人。我私下有志于改变天下的文章，却忧虑不能结交天下贤人；如果真能得到几十个像显则这样的人，使他们趋向古人之道，在世上显现自己的才德，那么文章崇高而宏大的成就也可以期待，何况一般文章呢？如今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感慨呢？我听说文章和教化相互升降，怎么知道今天的文章果真不像古代呢？显则如果确实按照我的话去求取，有合于我这些话的人，我就不称他为当今的士人了。《送石君永常赴河南佥事序》我的同乡朋友石君永常，以进士高等出任行人。恰逢今上继承帝位，选拔任用才俊贤良，行人司的长官推荐行人中最优秀的人，永常也在其中。于是被提升为河南宪司佥事，临行来向我告别。我端起酒杯问他说：“河南是天下的要地，郡县治理绵延数千里，而宪司掌管其公平。有人不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必定到这里申诉。您处理政务，首先要做什么呢？”永常说：“对于贤能的人，要爱护、保全他们，像珍贵的圭璧一样，唯恐他们稍有损伤；像黍稷一样，唯恐他们不能成就。对于不肖的人，就斥退、抑制他们，不让他们有所立足；像铲除杂草一样除掉他们，不让他们滋长繁殖。这样做怎么样？”我说：“可以了，但还不够。”永常说：“谨慎对待学校的教导，严格遵守礼义的节节，寻访遗老先生，尊敬并请他们施教，使善人有所仰慕，使恶人有所惭愧。这样做怎么样？”我说：“美好了，但还不够。一定要端正根本。根本在哪里？就在内心。您应当端正自己的心，使嗜好欲望不显露，好恶不发生偏倾，是非都得到正当判断，然后才可以成为正人。根本没有治理好，却想用法令纠正他人、用教化改变风俗，我还没有见过这样能够成功教化的。” 天下人之所以看重执掌法宪的大臣，并不是因为他能够揣摩比较法律、执行时不出差错，而是因为他能在法律实施以前先行教化，使人不至于触犯法律。假如执掌法宪只须依照法律办事，那么为什么不选任熟悉法律的吏员，反而一定要擢用儒者呢？由此可知天子的用意了。你去吧！”我本来早就想不说这些话了。你是贤能的朋友，我即使想不说，又怎么能默默不言呢？只是我这些日子在轩陛之间侍奉，亲见圣明的政事，看到他在用法方面最为详慎。你一定要谨慎用法啊！永常拜谢说：“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和规劝。”于是他的同僚听到这番话，知道永常果然没有辜负荐举和擢用，便相继作诗赞美他，请我把这番话写下来作为序。赠周履素序 圣人的道，虽然高深广大，但其要旨不过是修养自己以治理他人。它开始于洒扫、应答等细微的日常事务，最终达到穷尽人的本性、通晓天命。远至五礼六乐、万物的统理和万事的变化，没有不加以研究的；近则合乎人伦秩序，不失其常。既然已经在这些方面有所所得，把它推行到政教之中，宣说于言语之间，用来治理国家天下，就像水冲破堤岸、马奔驰于陆地、帆借长风驾船行于海上一样。古代君子走出狭小的居室而承担天下的重任，顺应时运而安然施行，神色不变，是因为所学都可以实际运用，从来没有学过无用之学。近世士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学的，置自身和天下于外，几乎都不切合实际。考察他们的施行，衡量他们的学问，显然彼此不能相通。偶尔有人寻求学问的要旨，往往又失去先后、本末的次序，最终功业远不能追及古人的盛况。世上的学者，除了以法家、文吏为师便无所师法，我对此深为忧虑，也暗自悲伤。想跟随那些愿意学习、喜爱古道的朋友，共同讲习唐、虞、夏、商的典籍，厘正周公、孔子的典章，先使自身美善，再把余力推及世用，却一直未能实现。年初吉日，天台周履素徒步到侯城山中来访我，我留他住下，同他谈了几天。他的志趣、才艺有可喜之处，而且听说他所居住的地方在奇山大谷之间，那里有许多卓异之士，喜爱学习并同他们交游的人很多。谁知道其中没有同我志趣相同的人呢？人常常忧虑自己不喜欢学习，但即使喜欢学习而不知道应该喜欢什么，也仍然等于不喜欢学习。知道所应喜爱之事，却不先讲求修身治人的方法，喜爱它也没有益处。履素已经知道自己所应喜爱的了。他这次来，我为之高兴；只是没有见到他所交游的人，仍以为遗憾。他将要离去时，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他，让他回去以后讲习实践，希望他不要重蹈我过去所忧虑的弊病，并且彼此勉励，学习有用之学。

译赠王仲缙序 饿了就吃，饱了就嬉游，经营私事而追逐利益，活着没有声名，死后也没有可记述之处的，是普通人。吃饭时思考，思考后实行，不忧虑自身困穷，却忧虑道术没有修明；不害怕家中没有财物，却害怕声名不能显扬的，是君子。普通人所做的事，切近自身而见效快，所以趋向这些事务的人很多；君子所致力的事，见效缓慢而功业也来得迟，所以普通人往往嘲笑他，却不知道普通人的所作所为正是君子所悲哀的。我从前乘船自金陵返回，停泊在姑苏城下，船夫指着城中的大宅说：‘这是元代伪吴张氏的宫殿。’我问如今他们家在哪里，回答说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再问那些人的姓名，也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到了钱塘，经过西湖，船夫多次对我说起林处士的事：‘这里是处士旧居，这里是处士坟墓，这里是处士曾经游览的地方。’我没有一次不为之长叹。当张氏强盛时，凭借数州的财富，享有王侯的尊贵，驱使百万民众供其欲求；车服宫室、妾媵珍宝、骑卒随从，僭越仿拟天子的规格，自以为是一时的雄主。可是不到十年，竟然如此。林处士在宋代时，住的是破屋，穿的是破衣，带着瘦弱的童仆和野鹤，出入烟霞水石之间，贫困无人能比。如今经过二三百年，他的姓名仍然清楚地留在人们耳目之中，那么区区的富贵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士人的贫贱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况且处士只是一名诗人，他所树立的事业并不能像圣贤那样宏大深远，足以阐明此道而使后世美善；即使如此尚且能够这样，何况那些以圣贤为目标的君子呢？我的朋友乌伤王仲缙年少而好学，他所立的志向十分美好，可乡里人却暗中嘲笑他，认为他迂腐。仲缙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担心他会因众人的嘲笑而沮丧，所以把这些道理告诉他，使仲缙知道为学是值得依靠的，更加思考自我勉励；也使普通人知道自己所有的东西其实不值得称道，无暇嘲笑别人，反而应当为自己悲哀。赠郭士渊序 天地间有最神妙的气，日月得到它而光明，星辰得到它而照耀，雷霆得到它而发作，声、霞、云、电、火得到它而流动，草木中形态秀美的得到它而开花结果，鸟兽中祥瑞的得到它而形成声音和毛色，有的高飞，有的安行，有的五色绚丽，有的八音和鸣；若非这种气，什么能使它们如此呢？山因为它而不动，水因为它而不息；有时山崩、水溢或水涸，是因为这种气滞塞而不能运行、郁结而不能通达。只有人没有不得到这种气的，但很少有人能得到它的纯粹；得到至纯之气的，是圣人；能够涵养它而达到纯粹的，是贤人。这种气，依照正道来涵养它，上可以调和阴阳，下可以养育万物；用来治理天下，天下就公平；用来事奉鬼神，鬼神就来临；用来统率三军，军队就能取胜；事奉君主就忠诚，面对下属就仁慈；处于富贵中不骄傲，身临患难不恐惧；施行于政事，条理井然；发之于文章，文辞光明显达；立于朝廷，近处的人归附，远方的人服从，历代君王畏惧，四方夷族恐慌，虎、蛇、枭等凶物逃避远遁，凤凰来临，麒麟和灵龟出现。若非最神妙之气，什么能招致这些呢？二帝三王盛盛之时，正是这种气舒展而居于上位，所以政教修明，礼乐兴起。到了周朝衰微之时，这种气屈居下位，无处施用，于是孔子作《春秋》《易》《礼》，以声讨暴乱，规范伦理纲纪。后来孟子得到这种气，游说东方诸侯，辅佐他们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但最终未能被采用，于是写成《孟子》七篇。因此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他说的就是这种气吧？秦汉以来，这种气分散而不完整，赋予人的时候，有的人得到它却不能善养，有的人善于涵养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汉文帝、唐太宗曾经运用它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诸葛亮曾经运用它来讨伐篡逆之贼，韩愈曾经运用它来排斥佛、老之学。像董仲舒、贾谊、司马迁、扬雄等人，也都运用它形成一家之言；虽然比不上古人，但它屈居下位这一点是相同的。到了宋代，君主能够用道德培育天下的正气，所以周、程、张、邵、朱子都凭借这种气来扶助孔孟之道，使幽暗的变得明白，使郁结的得到宣泄，排斥并驱逐邪说，在经典已经败坏之后使群经重新完整；司马光也凭借它改革弊法，欧阳修、苏轼也凭借它改变诡僻险怪的文风。后来文天祥又凭借这种气坚守不屈，使怀有二心的臣子凛然知道礼义不可轻犯。这种气对世人的益处真大啊！确实不可不培养这种气。如今天下承受祸乱之后，正气伸展而居于上位，把这种气发之于文章的，只有太史公。我不知道继承太史公而重新恢复古道的人是谁。为什么呢？我曾认为井田制不施行，百姓就不能安康；正统不能确定，四方夷族就会肆意横行，而道也无从施行。我私下想排斥各种说法，使天下重新归于一统，在当世阐明孔孟之道，却被听到的人交相讥笑。只有我们乡里的郭士渊认为我是对的。士渊擅长文章，学习太史公，却未能在世上施展志向。我佩服他的才干，又为他的命运感慨。唉！士渊大概是得到这种气而接近纯粹的人吧？关键只在于自己涵养它。若能真诚涵养它，使正道在上位伸展并施行于人，这是天意；使它屈居下位而流传后世，也同样是天意。我难道会违背它吗？别人又难道会违背我吗？

译赠赵教谕序 不了解的人说，做教官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解的人却说，这个职位最难做。所谓难，并不是忧虑职位低微、不能使人服从，也不是忧虑俸禄不丰厚、不足以供养自己，更不是因为记诵问答不充足、无法回答求学者的询问；只是担心自身的德行不明，无法启发别人的昏昧，自身的行为不能成为典范，无法振起别人的困顿。因此，一句话还没有说出口，许多嘲笑也许已经聚集在耳边；一个举动刚刚被人看见，众人的猜疑也许已经集中到自己身上。这正是可惭愧之处，也是可畏惧之处。难道不是非常艰难而并不容易吗？虽然如此，如果我自身果真不以职位卑下为忧，就不会羡慕外在的东西，便可以师法柳下惠、士师。能够使人服从的，难道不在这里吗？不忧虑俸禄微薄，就有自得的快乐，便可以学习孔子、颜回的学问。用来充实自身的东西，不是更加广博了吗？如果确实能够温习旧闻而获得新的领会，自然可以应对求学者广泛而深入的求问。那种人若把古人的遗编看作糟粕，凡是仅凭记诵来夸耀自己的人，也不过使人一笑，根本不值得重视。这样一来，就不必担心德行不能彰明，行为不能有成；人的昏昧，还有不能启发的吗？人的困顿，还有不能振起的吗？我的一言一行，都足以成为门徒的法则，众人的嘲笑和猜疑也就不能伤害我了。他们将会对我感到惭愧并敬畏，我又何必为别人惭愧、害怕呢？人常常把容易的事看得困难，而我能够使他所认为困难的事变得容易，难道不是更加可贵、更加贤能吗？唉！我曾经做过老师，所以一开始就知道做老师的困难。不知道自己尚未做到，却贸然要求别人一定做到，所以人们常常憎恨我；不知道自己有所不足，却要求别人达到自己已经达到的程度，所以人们不愿亲近我。后来我想用这些道理勉励别人，就必须先用它们勉励自己，所以别人也会善待我；想用这些道理责备别人，就必须先用它们责备自己，所以别人也会亲近我。如今我离开教师职位已经很久了，每每想到这些，仍然凛然如同踩在朽木之上。只有您这样贤能的人，才能担当这条道路；请敬重它、努力实行它，使美好的声誉长久保持。赠王生序（多有讹误） 王生所处地位很低，志向却很高，也有才气【缺文】身居显要职位的人【缺文】考察士人，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人好比器物，职位好比【缺文】所喜爱的东西，又加上 【缺文】即使给他吃藜藿粗粝，也不能损害他的可贵；给土偶穿上锦绣，难道能使它忘掉泥土做成的本质吗？才干和职位不相称，已经很久了。君子只看他内在保存的东西罢了，他所遭遇的地位又有什么可比较的呢？汉中王生，二十多岁，调任海宁关市吏。他容貌凝重，气度充盈，操守坚定，志向也绝非凡近。在供职之余，他总是把古书藏在袖中，跟随别人讲说仁义道德的要旨，并且深入探求，仿佛没有看见自己所处环境的鄙陋。谈到权势利益造成的行为，他就像憎恨仇敌一样憎恨它。人们多认为他与众不同而称赞他。我看世上那些被称为士人的人，一旦不能得到所希望的职位，就抛弃廉耻、毁坏节操，跟随世俗混同，不再肯奋发自立；考虑到稍微与庸人有所区别，便产生独立的志向，王生却不是这样，这就是他的内在操守值得珍贵之处。人有可贵之处而自己不知道，就如同盲人；知道了却不向世人称说，就是隐瞒。我不敢对王生隐瞒这一点。于是我同他谈论，如果因为说错话而使我获罪，并且也使王生获罪，那不是君子的做法。送河南佥事汤侯序 上天保佑君主，使他创制立政，以开创长久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奇异的才干和能力，供当时使用。这样，所求没有不得到的，所希望没有不成功的；君主安坐而发号施令，各项事务都能治理好。所以汉朝兴起时，有的人出身刀笔小吏，替它制定律令；有的人出身荐绅，替它确定礼仪；有的人从军伍中拔擢出来，替它申明兵法。至于章程、法律、历法，也无不有人替它制定。汉代一代的制度已经明确，当时朝廷内外的政事，没有听说有不能治理的。汉朝承接秦朝坑杀毁灭之后，贤才本应难以遇到；然而真正的君主一出现，群英便像刺猬一样纷纷兴起，随着君主所指向的方向，无不称心如意。这难道是人的谋划所能达到的吗？不能不说是上天有所辅助。国朝承继元朝八十多年之后，文献耗尽，皇上登临帝位，荡涤懒惰骄纵的风气，振作更新士气，扩大太学来培育俊秀人才。不久，才能之士充满四海。处于辅弼赞助的职位，便显现谨慎周密、忠诚敏捷的功绩；列于纠察正直的职位，便有明察严肃、公正廉洁的声誉。往往都像早已成熟一样，颖异地超出当时之人，从而成就当代的治理。如果认为这是平日学问积累的结果，那么人的力量不可能如此迅速。难道不是上天在辅助吗？我近年往来河南，听到士人百姓都称赞按察佥事永嘉汤公正传的贤能。他通达政务的纲要，连宿儒老成之士也有不能赶上的；熟悉人情真伪，连极细微的奸诈也不能逃过他的察觉。遇到事情敏捷果断，顺应时机立即决断；坚持道理坚定明确，奋起处理勇猛果决。他任官三年，吏员畏惧，百姓喜爱。全境数千里之地，没有不称赞他的美德、仰慕他的为人的。而正传年纪才三十岁。他治理政事，究竟是谁传授给他的呢？真是令人疑惑，却又仿佛有所领悟；他有所作为，也仿佛有人在辅佐他。他思虑谋划之处，耳目所察知之事，都仿佛有某种力量在暗中帮助他。这不就是所谓上天保佑国家、赋予他才干吗？才干全面而难得，已经很久了。吾丘寿王年少时就能写文章，却没有治理百姓的声誉；黄霸长于治理郡国，却没有显著的宰相功业。擅长这方面的人往往短于那方面，某一职务做得优秀的人，处理大体有时又有缺失。这就是全面的才干和卓越的见识难以同时具备的原因。如今正传的贤能，本来就不是吾丘寿王一类人所能比的。他将要凭治理的功绩受到宠信擢升，居于重要职位；愿他更加致力于宽厚的气量、敦实诚明的学问，以古代大臣的事业自我勉励，使今天在河南施行的政绩，将来可以施行于天下，并让后世在称说当今得贤之盛时，也有关于正传的记载。这不正是大丈夫的志愿吗？我与正传所任职的地方相邻，又是同道之人，可以同他谈论志趣；因此在他到朝廷考核政绩时，我不只是称赞他的美德，还要以长远而重大的事业期望他。这不是我偏爱正传，而是因为我乐于称道这个时代得到贤才。

译赠河南王佥事序 逢上时机而得到职位，是普通人所羡慕的，并不是君子最大的快乐所在。有了职位而恩泽施加于百姓，志向在当时得以伸展；上则能够得到君主的赏识，次则能够使父母显耀，这才是君子的快乐吧？谁不能居于某种职位呢？但能够借职位施展志向的却很少。职位既可以施展志向了，又担心才干不充足；才干足以有所作为了，又担心道术不足；道术足够了，又要得到上级信任。这样的士人，要使各种快乐都具备，实在很难。怀有有为的才干，处于可以有所作为的职位，又得到圣明君主的知遇，使声名光耀天下，王侯之中有这样的人吗？王履道由博士弟子员从西蜀来到京师，不几年便被擢任河南按察司佥事，在外巡视所属地区，劝学敬士，捕击奸恶强暴，揭发伪诈盗窃；威严而不苛刻，宽厚而不松弛，吏民都非常畏惧服从。防县长官有违法行为，害怕履道来查究，便搜括百姓钱财，想贿赂他的左右。履道把事情上报，天子嘉奖赞叹，称善，下诏书派使者赐给他衣服钱币，对他的褒奖十分隆重。于是履道的声名显赫地传到朝廷，并传播四方。当时履道年纪还轻，在河南任职已经三年，太夫人到官署接受奉养，同僚属官举杯为她祝寿，都感叹她有贤能的儿子；夫人也欣喜地为此饮食尽欢。履道在这时真是可以快乐了。然而，君子的快乐不只是希望自己快乐，还一定希望把快乐推及他人，使别人也能同我一起快乐。因此自己有了善行，就想到天下人都能行善；自己实现了愿望，就想到天下人都能使生活得到满足，难道只是为了荣耀自身吗？圣明天子任用贤才、谋求治理天下，心情如饥似渴；褒奖贤能的大臣，以此激励群臣，对履道寄托的期望大概正在这里。希望他不要以目前所达到的成就为满足，而要进一步把自己的快乐推及他人，以报答天子的深厚恩德。《诗经》不是说：‘替君子办事，使自己受到天子的宠爱’吗？又不是说：‘替君子办事，使自己受到庶民的爱戴’吗？这就是士人快乐而且能够使快乐完整的道理吧？送徐思勉之山东按察司佥事诗序 用刑罚禁止人们作恶，不如用礼义教化人容易使人接受；用言语和容貌考察人，不如用实际行为考验人容易看清。古人治理天下的道理，如今正得到施行。皇上继承帝位，考虑到习俗鄙陋、贪婪欺诈的人很多，认为从前用法律治理，犯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难道不是教化还没有达到吗？于是免除拖欠的租税，赦免死刑，选拔任用贤能官吏治理天下，除去百姓所苦恼的事情，给他们以所欢喜的事物。不到一年，万民和睦，四方大为改变。士君子以施行道义、辅佐时政为荣耀，而不贪恋俸禄职位；百官和庶民把谨慎行事、保全自身视为常道，以谈论财货为可耻。上至朝廷，下至穷困的邦国小邑，都想洗涤过失罪愆，使自己归于善道，可以说是盛况了。皇上还认为不够，亲自选拔朝廷大臣二十四人为采访使，观察风俗歌谣，察见幽隐，使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得以酌情施行。因此天下欢欣，都说太平可以实现；等到使者出发，没有一个不奋发自励，各自思考如何建言筹划，以求符合皇帝任命使者的本意。事情办完回朝后，因政事卓著而闻名的，大概占了一半。给事中华亭徐君思勉，是其中声誉最盛的人。天子认为他可以任用，适逢大同有警，又让他持诏前往安抚军民。思勉精明敏捷、刚正有力，他所奏报举荐的事情都切合时务，才能更加显著。恰好山东按察司上报缺少官员，便授任他为按察佥事。他将要出发时，同僚朋友为思勉受到皇上的知遇而高兴，也为圣朝贤才众多而欣喜，作诗为他饯行，并嘱托我写序。过去周朝中兴时，宣王善于修明政事、任用贤能，贤才众多，诗人歌咏此事，《韩奕》《烝民》《崧高》等篇，都是饯行之辞。《烝民》尤其是为仲山甫前往齐国而作，对他的德业赞扬最为盛大，直到今天读它的人仍仿佛遇到当时的情景，亲眼见到仲山甫。如今思勉的职位与仲山甫未必相同，但前往齐地相同，奉王命出行也相同；只是还不知道后人所作的诗，能否像尹吉甫的诗那样壮丽温厚，并与经典教训一同流传。虽然如此，世上有圣明君主，就不怕没有贤臣；德业已经盛大，也不怕没有歌颂它的人。当今皇上圣明，不愧为三代贤主；思勉若能以古人为期望，仲山甫的事业怎么知道果真不能实现呢？作诗歌咏的人，一定会有铺陈弘扬、光辉灿烂的作品，照耀千古。或者尹吉甫的话说：‘柔弱的人也不欺凌，刚强的人也不迎合；不侮辱鳏寡之人，不畏惧强暴有势力的人。’这正是巡行所属地区的使者应当做的事。我不会作诗，就为思勉作此赋。

译送伴读朱君之庆府序 圣明天子考察古制以谋求治理，施惠于九族，想到亲王身边劝讲、辅导德行的官员还不完备，便没有办法造就藩屏国家的人才。于是洪武二年春三月，下诏增设宾辅一人，协助讲读；又增设书各一人。进见答对时都称名而不称臣，坐下讲论道德，采用宾师的礼仪，这些制度才刚刚确定。恰逢庆王奏荐三名士人，请求补充王府属官的空缺。于是天子认为庆王所举荐的人一定可以任用，便都授予官职。檇李朱君仲汤担任伴读，将要出发。他的弟弟孝宁当时任中书舍人，请朝中的大夫士人作诗为他饯行。从前太祖高皇帝凭借雄才神略，平定天下，鉴于前代宗室衰弱的弊病，大量分封皇室支庶，把他们布列于海内；宫室服用比天子低一等。朝廷大臣即使是三公、大将军，也都在殿庭趋拜，以至于至亲宗室处于权势恩宠的隆盛地位，古代没有可以相比的。这是多么盛大啊！然而各藩王的德业可以比拟古代贤王的，虽间或有之，却不常见，难道不是因为地位尊崇到了极点，骄纵安逸容易滋长，而左右臣属地位低、势力弱，不能纠正他们的过失吗？天子深为感慨，作长远考虑，增设辅臣，加重他们的职责，使诸王都知道尊重贤人、结交良友，以成就美德。他为宗室考虑，实在深远。朱君首先应选，难道可以不知道自我珍重吗？人对于忠孝不能都生来就知道，所以必须重视学习；学习不能不借助他人而自行通达，所以必须依靠老师朋友的帮助。朱君以讲读为名，王所应讲的必定是先王的正道：行义就安定，追逐利益就危险；恭敬谨慎就能获得福泽，放纵恣肆就会招来凶祸；与贤者志趣相同就光荣，与愚者共事就受辱。一定要诚恳地把这些道理陈说给王听，使王享有美好的声名，朱君也能参与这份美誉。否则，只把俸禄职位作为自身的打算，而王国的得失毫不放在心上，难道是圣明天子设立官职的本意吗？难道是舍人孝宁爱护兄长的愿望吗？又难道是贤王选择、荐举士人，以求自身获益的本心吗？我私下听说朱君说，王喜欢学习并有文章才华，对于忠孝大概出于天性。如果确实如此，能作赋的士人就可以为圣朝庆贺了。送陈达庄序 君子哪里会没有功劳，却又忌讳喜好功劳呢？哪里会没有声名，却又忌讳喜好声名呢？功名是人所应当拥有的，却不可存心追求。预先抱定一定要得到功名的心思，造物主是不会给予的。禹、益治理水土，皋陶治理刑法，垂和共工治理百工，夔治理礼乐，他们心里只知道尽到自己的职责，难道是希望凭这些功劳闻名后世吗？如今他们的功名充满天下而不能掩盖，正因为他们存有不求功名的心。假如他们都凿空逞智、专为追求功名，那么他们的功名就狭小了。从前天子考虑百姓生活还不富足，担心关市征税或许过分取用而使百姓受害，派使者四处核查天下征纳数量，准备据此作为常法。那些器量狭小、无赖的人，不体察皇上忧虑怜悯百姓的心意，反而竞相把聪明苛察琐细当作能干，搜取民间筐篓、箱笼、缸瓮中的物品，登记数目，指为隐匿税物而治罪。郡县至今拘守这些数目而无法供给，因失职被罢免的官吏接连不断。小人喜功好名造成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这种功名哪里值得称道呢？只不过足以招致失败罢了。天下何必忧虑没有财物？能够养活百姓，使他们富裕安定，不去追求使国家富有，国家自然会富足。广东岭海之间，百姓富裕，物价低廉，鱼盐之利最为丰厚，所以当地设有盐课司；从提举以下的官员，朝廷都慎重选择人选。四明陈达庄由孝义县令升任副提举，人们都称说他忠信而有文才，可以治理政事。从前他治理孝义县，百姓非常安定。我认为，儒者能够通达实际事务，陈君担任这个职务，正是用对了人。假如喜好功劳、贪图名声的人掌握财利的权柄，岭海偏远之地必定有人遭受其害；陈君以仁爱百姓为余力，主持公平来安抚远方之人，东南百姓必定有人受到他的恩惠。人们瞻仰惊叹，说国家有贤良的官吏，这难道不是陈君所乐于做的吗？不急切追逐功名，而把爱民存于心中，这正是功名不会离开他的原因。

译送祝彦芳致仕还家序 天子刚刚拥有天下，鉴戒前代政事松弛、国势不振的弊病，威严地临朝，体察天地的运行，效法日月的光明，用雨露滋润天下，用雷霆震慑天下，大力兴举废弛的政事而使之修明。这样经过十多年才稳定下来。当时郡县官员即使居处在穷山绝塞、距离京师万余里之外，也都心惊胆战，仿佛神明降临庭堂，不敢稍有放纵；有一点违犯法度、违背礼义，早晨被查问，晚上就定罪。重视名实、辨别善恶，确实是古代所未有的。因此那时守职的官员，如果不是精强敏捷、才干胜过常人，并有应变处事的智慧，很少能任满三年。唯有括苍祝君彦芳，自国初兵革尚未平定时便接受任命、领取俸禄，总共十五年，年满七十岁，才以莱州府通判的身份退休还乡。于是士大夫都称赞他的贤能，感叹他独能如此，多作诗赞美他。祝君也为自己年老而幸运地在家休息感到高兴，又让我为此作序。如今做官而职位如祝君的人很多，但能够完成任期、辞职离去的很少；能够完成任期离去的人有一些，但任职十五年直到如今的很少。古代国家史官记载当时的事情，平常的事不记，只选择少有的事来记。那么祝君这次归去，假使后世有史官出现，他大概会被列入记载之中吧？送嘉祥知县叶孔昭朝觐还任序 先君太守公镇守济宁五年多。当时三州二十县的长官、佐官有几十人，都是南方士人中考取进士、擅长文章而有声名的几批人。我得以在诸君之间执经请教，讲论疑难；其中闽地士人郑君礼贤任县丞，曲阜叶君孔昭任嘉祥知县，对我尤其厚待。郑君端正温和正直，长于诗歌；叶君慈爱善良、和顺宽惠，精通《易》。我心中尤其敬爱他们。二君每次来见，先君便收起矜持，同他们谈论性命之理、政事的要领，以此相互娱乐。我当时还没有经历患难，不懂世事，以为诸君可以永远相处，不知道那种快乐多么难得。洪武八年，郑君由中考升任陕州同官县知县。第二年，先君也离职来到京师并在那里去世。我奉灵柩归葬天台，隐居山泽之间，眼睛看不到缙绅士大夫的容貌，耳朵听不到文章道术的言论，常担心心绪稍稍平定，追忆起与诸君交往的盛况，便伸颈向西眺望，叹息不止。到这时才知道过去的快乐，实在不可再得。我以为二君正有志于仕进，我又凭什么能够再见到他们呢？今年我偶然来到京师，郑君恰好从陕地来，在旅舍相遇。我行礼慰劳之后，便问起旧日朋友的下落；几十人中已经很少有在世的，唯独叶君仍然稳当地治理嘉祥，获得上等考评，入朝京师后又返回，受到众人推誉。我又感叹，当时任职州县的人，有的聪明苛察而强干敏捷，有的苛刻严厉而有威名，使人畏惧服从，如今都已不在；叶君以慈善良厚、和顺宽惠的儒者为政，众人多怀疑他宽缓而少有功效，他却独能留存至今，由此又可以看出，治理政事的道理在于此而不在于彼。不久，郑君说叶君此次入朝而还，能作诗的人很多，但歌颂他的人以我为最，所以不应没有序。唉！叶君已经超过几十位同辈了，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然而叶君是先君的旧友。先君治理政事，认为刑罚不足以制止暴行，就施行德政加以引导；认为严厉不足以处理事务，就坚持安静宽和来感化。因此当时先君的政绩，在东方各郡长官中首屈一指。这种道理难道只能治理一郡吗？即使治理天下也可以。如今世俗的官吏不通达大体，搜罗琐碎事情来显示精明，用深文重刑来表示决断，最终祸害殃及自身才停止；他们同叶君相比如何呢？叶君用宽厚治理县政，今后若由此进一步施展更大的事业，希望不要改变这条道路。将来朝廷寻求宽厚之人加以任用，他大概就在其中吧？我虽地位卑微，也敢为叶君庆贺，并且借此记下我的私情。送刘侯序 天下人都知道做官是尊贵的，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尊贵。如果只是把俸禄爵位加在人的身上，却不修养使自身可贵的东西，我只看见这种人变得卑贱，没有看见他因此尊贵。人们看重做官，大概是要借此施行道义罢了。道义充足于自身，施加于他人，内心没有惭怍，即使只是守关击柝，尊贵还有什么能超过他呢？道义不足而职位有余，是君子深以为耻的。我行走世间，看见显贵的人很多，但寻找真正可贵的人，却从未见到。难道真是有才干很难吗？有才干而且知道道义的人难以遇到。刘侯大概接近这样的人吧？刘侯任象山县令三年，以百姓的实际情况决定赏罚，不掺杂私情；按照贫富征发赋役，不受利益诱惑而改变。百姓起初并不安逸，时间久了便爱戴他，再久便服从他。谈论时一定说‘我们侯爷’，不敢称他的官职；他们的意思是，侯爵是爵位中最尊贵的，以此来称呼刘侯，是为了表明刘侯确实可贵。他们却不知道，刘侯虽然只是县令，他可贵的本质仍然不变。三代的诗人本应忠厚；但到了怨恨讥刺君上，把君上斥为狡童，比作硕鼠，又何其刻薄啊！如今刘侯治理百姓，既然同诗人所讥刺的君主大不相同，而他的百姓又忠厚到不敢以官名称呼他，何况还会有别的非议呢？这样看来，他超过周人的地方就很远了。这不仅是刘侯治理百姓值得尊贵，他的百姓也值得尊贵。我难道能不尊重他们吗？又怎么能不称扬他们呢？

译送李宗鲁序 头发稀少的人，丢失假发就感到羞惭；手指受伤的人，没有鞋穿就感到忧虑。他们都是自身有所不足，所以寄望于外物。重视内在修养的人，只要自身充足，即使当时价值千金的宝物，也把它看得如泥土；锦绣和车马陈列在庭院里，眼睛也不稍加顾盼。难道会因得失、厚薄而动心吗？爵禄的高低，是国家荣辱的标志；士人不可以把这些当作自身荣辱。假如士人也因此而欢喜忧愁，那么士人所看重的东西就很少了。所以有足以自得的内在修养，生死就没有区别；贵贱祸福，也一概平等看待。没有足以自得的内在修养，那么饥饱、寒暖都可以使他变色、怨恨，何况更大的事情呢？传记说孔子代理鲁国国相而高兴，这是好事者的浮泛之谈。大圣人对于天下，不会因外物而喜忧。得到职位而道得以施行，是天意；道不能施行，也是天意。得到和不得到，都归之于天，为什么要喜忧呢？如果因为得到而高兴，就将因为失去而忧虑；这是喜好名声、贪恋利益的人所为，不是坚定不移之道。我本来就知道这不是孔子的事情。世上被称为士人的人，无不说自己学习孔子；考察他们的行为，却几乎没有合于孔子的。孔子的道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知道却不相信、相信却不实行的人很多。临海李宗鲁，二十多岁，奇异杰出而有远大志向，进入太学后贫穷得不能自给，别人却看不出他有困窘的神色。我很早就知道他有成为富贵之人的器度。去年他脱去布衣，被授为监察御史，容貌与在太学时一样。如今朝廷想让他到外地任职考验他，便使他主持瓜洲的粮仓，他的言语容貌与做御史时没有不同。如今的人，有得到一杯酒就自行庆贺的，有丢失一文钱就把怒气迁怒于妻子儿女的。他们并非不想勉强掩饰自己的感情，只是内在没有可依靠的东西，即使想装作镇定，也做不到。布衣与御史、御史与主持粮仓的官吏，得失相差很远；宗鲁却都没有因此稍有改变，难道不是确实有所依恃的君子吗？宗鲁虽然不羡慕富贵，我知道富贵不会舍弃宗鲁。凡是可以处于富贵、却不能处于贫贱的人，都不足以成为君子。外在事物降临于身，哪里足以使宗鲁荣耀或耻辱呢？如果一个人竟因外在事物而轻视自己，宗鲁就不是君子一类的人了。赠黄叔旸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华黄叔旸是元代名儒文献公的从曾孙，向当今太史公求学，成为弟子；后来由齐王府伴读授任监察御史，任良法官。不久出任北平遵化县主簿。有人说叔旸出生于著名贵族，才华优美，原本应当在都城任职；如今却出任这个职位，地方遥远又接近边境，大雪烈风，迫近冬天、凌厉地侵入春季，黄沙日夜飞扬袭击，街巷相距咫尺都无法辨认。气候严寒，百姓穿狐貉皮衣和毡裘居住，习俗刚强固执，不能用儒术治理。叔旸又从南方到北方，服饰饮食与当地水土不合，本来就不方便；何况主簿地位在县令、县丞之下，权势低微，更加难以施展。没有人不替叔旸忧虑。我说：这虽然是爱护叔旸才这样说，却并不了解叔旸。君子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有多少呢？处在显贵之地，骑肥马，带随从，享受优厚俸禄，能够安然处之而不忧虑，即使普通人也都能做到，凭什么看出是君子？至于事情有难以处理的，地方有难以居住的，地位有难以施展的，却能心中不动，脸上不显，坦然处之并以此为乐，这只有君子能做到，普通人却做不到。君子所乐的是道，所安的是义，道和义正在这里。即使把他置于中原之外，安排在编户百姓之列，他仍然欣喜而不改变，何况还有俸禄可食、担任王朝官员呢？做官固然有尊卑之分，关键只在于怎样去做。如果做官确实不合乎道，即使位列公卿也等于没有职位；如果做官确实合乎道，即使是守关击柝的卑贱之人，也会流传于后世，何况承担人民社稷之托的人呢？自从百姓产生以来，通达而居高位的人也很多；但直到今天没有泯灭姓名的，难道都是显达者吗？也只是由于各人自身作为不同，才造成这样的结果。以叔旸的才干，他用来衡量轻重的标准应当是什么，哪里会因为这种处境而忧愁呢？于是议论的人都认为我的话是对的，请我把它作为赠言送给叔旸。

译赠金谿吴仲实序 道根源于人的内心，并不是幽深玄远到无法知晓；只是人们很少知道它，都是被邪说迷惑了。古代宣扬邪说的人，言论不同，方法不同，名称也不同，他们自己也认为与圣人的道不同，所以他们的学说容易受到驳斥，民众中有智慧的人不会相信。后世宣扬邪说的人，言论和方法虽然也不同，但问他的名号，他却自称是儒者；问他所尊奉的宗旨，他便说自己得到了圣人的传授，因此无论聪明人还是愚笨人都沉溺其中。圣人的道载于经书之中，是可以知道的；从未让人到博文约礼之外去求道。圣人去世后，阐明道的人没有超过子思、孟子二位的；二人所说的话相近，而自身所处的时代相距很远。他们讲天下根本原则时以天命为本，讲到具体事情时，连愚夫愚妇都能明白，也从未说过幽深渺远、使人无法追问的道理。后世的邪说者却说：文章不必广博，礼仪不必简约，道的奥妙不能用语言传授。唉，这果真是道吗？凭圣人的智慧明睿，七十弟子的才德卓越，他们远远胜过常人，然而仍然必须学习《诗》《书》《礼》《乐》等六艺的文章，直到终身也不厌倦。他们这些邪说者却说：六经不必学习，只须到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等到一下子明白、忽然觉悟之后才可以。唉，这究竟是什么道呢？况且经书的写作，是为了什么？圣人想到自己的生命不能长久存在，便希望以此使后世受到善化，所以记载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让人取法罢了。如今有人偏要说不必使用经书也可以成为圣贤，那么邪说者果真胜过圣人了吗？抛弃书籍和言语，断绝思想思虑，禁锢自己的耳目而不让它们发挥作用，只侥幸等待某一天顿悟，这正是西域的异说，是使自己愚昧、不能用于世事的方法。有些学术荒谬的人，竟把自己附会为圣人，还说：“圣人的道本来就是这样。”这不只是诬蔑圣人，又诬蔑后世的学习者，怎么会迷惑到这种地步呢？自从这条道不再彰明以来，想迷惑民众的人也多了。可是墨家不避讳称自己为墨家，杨朱一派不避讳称自己为杨派，申不害、韩非、老子、佛教的门徒也各自不避讳自己的名号，所以直截了当地说破并排斥他们，人们便随即辨明其名目，他们造成的祸害也可以止息。天下最大的祸害，没有比名义上正确而实际上错误更严重的了：实质是异端，名义上却冒充圣贤，这正是士人跟从它的人多的原因。不过这不是那些异端本身的过错，而是跟从者愚蠢。如今有人抛弃稻米和黍米而去吃橡实，即使没有见识的人也知道这是愚蠢。抛弃孔子、子思、孟子，不以他们为老师，却去拜似是而非的异端为师，谁能说这种人聪明呢？金溪吴君仲实，是一位儒者，学习孔子、子思、孟子的道而不被流俗改变。他的学问十分广博，文章辞采十分通达；这些正是那些邪说者所抛弃的，而吴君却专心致力于此。我仰慕他善于学习，他从京师将要回乡，所以谈论邪说的危害来赠给他，使他告诉乡里的人。唉！这条道不彰明已经很久了，认为我的话正确的，难道是有志于道的人吗？《送平元亮、赵士贤归省序》【据考，《郭士渊集》作“牟元亮”】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文章不足以阐明道，也就等于没有文章。三代以前，道彰明，所以文章简约；三代以后，道昏暗而不显，人们各凭自己的意思去寻求它，所以文章繁复。吴地人谈论船，一句话就能说明白；胡羌地方的人，整天谈论也说不清船的形状。这是知与不知的差别。圣人的言论，如《尚书》《周易》《春秋》中所记载的，以及孔门弟子所记述的，只言片语就可以使自身完善、治理天下，难道是喜好简略吗？而是没有必要繁复。庄周、荀卿所写的书，言辞浩浩荡荡，仿佛没有穷尽；但距离道还很远，尚未听到真正的道理。这不是他们擅长言辞而不善于道，而是求道没有得到，于是反过来用言语把它说尽，虽然想简约也做不到。然而他们的文章还没有败坏。自从不遵循道而遵循人，不求与古人相合而求与今人相合之后，司马相如开辟了源头，崔氏、蔡氏畅通了支流，魏氏直到唐初，助长这种声势的人遍布天下。天下那些谈论文章的人，不过是向人谄媚罢了，不过是迎合时俗罢了，与道有什么关系呢？唐代中期，昌黎先生韩愈曾经反过来纠正这种风气，但他的道还不足以达到文章的高度；宋代盛时，程氏曾想挽救这种局面，但文章又不足以胜过道。欧阳氏、苏氏，是学习韩氏的人，所以他们的文章昌盛；朱氏、张氏，是以程氏为老师的人，所以他们的道醇厚。若能把二者结合起来而兼备，大概就可以不愧于古人了吧？可是天下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唉！如今的学者想恢复古代的文章，太难了。古代的道，不会过分赞誉别人，也不在辞藻上虚费工夫。如今却不是这样，赞誉稍有不足，人们就认为是怠慢；言辞稍不周全，人们就认为是吝啬。地位尊贵，便在言语中流露出来；地位卑下，便在脸色上发怒。书信一出门，就会被撕破丢弃。古代的文章讨论是非，一定辨明是否贤能，辨别严明；不自我放弃，也不苟且顺从时俗。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深谋远虑便认为是在讥刺，正直言论便认为是在攻击排斥，有志于道便讥笑为迂腐，仰慕圣贤便诽谤为荒诞。老师因此有所忌讳而不讲，弟子因此有所顾虑而不做。唉！如今的君子凭什么恢复古代的文章呢？古代文章质朴，如今的文章只怕不华美；古代文章正直，如今的文章只怕不阿谀。古人所学习的是道，今人却认为道没有必要知道。当今之世，如果不是豪杰之才，哪里能够挽救这种局面？若不能超越今人而追赶古人，若不愿意超过世人而阐明道，若没有从道中有所获得，我就没有见过他能够写文章。同郡的牟君元亮、赵君士贤，是太学中善于写文章的人。国家将要寄希望于他们来恢复古代的文章，我很高兴古代的道能够在今天显现。他们回乡省亲，所以我特意同他们谈论文章。

译《送吏部员外郎龚彦佐序》士人只有不让富贵动摇自己的内心，然后才可以处在富贵之中而成就功业。那些被利禄显达迷惑的人，没有得到时便企求、羡慕，得到以后便夸耀、放纵；这种见识和志趣多么浅陋，哪里能在世上有所建树呢？把天下的俸禄赐给他，配有四千匹马，普通人想用自身去换取也不可得，而伊尹却连看一眼都不屑。那圣人，内心所存的志向卓然高出万物之上，外物不能玷污他。对于天下的事情，他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后世的君子并不是没有才能，最终却不如古代那些德行宏大、功业卓著的豪杰，是因为他们的见识浅薄，被富贵所诱惑。假使他们的内心能够自得其乐，不被外物改变，还有什么难做的事情呢？我年轻时行走天下，希望寻找能够自重的士人同他交游，却没有找到。多年前我回到乡里，见到龚君彦佐，他说话坚定，容貌严肃，自视很重，不肯稍稍向人屈服，我心里本来就对他感到惊异。到如今十多年后，我又来到京师，彦佐已经做了吏部员外郎；观察他的德行，和他在乡里时一样，不急切地趋附权势，不琐屑地追逐利益，淡泊自守而不阿谀，名公卿大都认为他有才。我在翰林任职时，和彦佐住处相邻，官阶也相近，本来可以来往，但彦佐没有事情从不来。公务之余，他闭门读书；衣服饮食都以俭朴为根本，别人不知道他领的是下大夫的俸禄。唉，这样的人会被富贵动摇内心吗？今年春天，彦佐任官已满三年，按惯例可以回乡省视祖坟。和他交好的朋友请我写文章来帮助他此行。世人把做官后回到故乡看作荣耀，这一点人人都会说。至于彦佐的志向，可以同他谈论成就功名，而他的仕进还没有停止；这一点是世人还没有来得及知道的，所以我乐意替乡邦宣扬它。《送卢尚毅序》过去我在乡里时，乡里的士人卢君友直以孝顺友爱著称。我每次经过他家，见他的儿子尚毅当时十五六岁，面貌质朴厚重，拿笔写大字很有法度。市井乡野的子弟跟随他学习，挤满厅堂；尚毅坐在其中训诫他们，没有不恭敬畏服的。我心里暗暗记住这件事，对他感到惊奇。几年后，他被选为县学的生员。我在蜀地、秦地做官求学，后来听说他凭才学考中乡荐，进入太学。又由太学生按事例出任幕官。去年天下举行乡试，尚毅参加山东乡试，名列高等。今年群士在礼部参加大比，尚毅列入副榜，得以担任常德教授。他将要出发，请我写几句话相赠。唉！从我认识尚毅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我日渐衰老而且多病。想到从前年轻力壮时，意气充沛，开口谈论天下大事，好像没有什么难做；看到古人所做的事稍有不合意，便总要挑剔反驳。今年我四十四岁，回头看从前，仿佛是两个人。每天默默反省自己的缺失，只怕所做的事情有愧于上天。身处同僚之间，向上不能使君主有所作为，向下不能使百姓得到恩泽；又留恋官位，不能一下子辞去退居田里，每天自我责备还来不及，又凭什么给尚毅作赠言呢？何况尚毅从童年起就已经做人之师，今年超过三十岁，研究经书、写作文章都不落在人后，凭这些去做大郡的老师，显然并不困难。他已经如此明白显著，我又凭什么告诫他呢？不过，古人所谓的老师，并不只是研究经书、写作文章而已。大概还要有道德方面的法则、政事方面的传授；根本在于端正自身来作表率，而不在于浅薄的法令防禁。因此老师所教、弟子所学，都不是后世的人所能达到的。如今尚毅的父亲以孝友闻名，尚毅本人质朴厚重而不浮华，他的学习一定有不同于世俗学习的地方。将来在湖湘之间，如果听说有可以称道的师道之人，怎么知道不会就是我们的尚毅呢？

译《赠刘君序》天下的官吏，职位卑下的很多，而且难以有所作为。正因为人数多，所以做官的人自己也认为，即使有好的政绩，最终也不足以得到世人的表彰显扬。因此许多人便毁弃廉耻操守，随俗苟且混同。上下都认为这种职位难做，所以人们没有自我坚守的心，只希望侥幸混满年限，随即弃职离去而不再过问。因此各种职务大多不能修治。关市之官，职位卑下而人数尤其多，他们不能修治职务的情况更为严重。这虽然是形势造成的，我认为也是因为有志向的人太少。君子做官，哪里有尊卑难易之分呢？领取俸禄，就应当想着尽自己的心力。上级是否知道，根本无暇计较。如果只是希望别人知道自己而行善，那么行善的人就少了。有志向的人不会这样做。观察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足以看出人的志向；处在下位而不废弃职守，只有有志向的人才能做到。庐陵刘君思忠，因为是儒生被选拔，奉命到兰溪征收关市税。他任职三年，常规税收没有比最初减少，百姓称赞他的廉洁，往来的旅客称赞他的仁惠，士大夫赞颂他的才干。听说他将要离任，大家都为他惋惜。他若没有志向，能够这样吗？先王治理天下，是让有职位的人都努力修治自己的职务，并不是只靠督促使他们不敢懈怠，而是因为奖惩的道理明确。像刘君这样的作为，正是先王应当奖励的。如今皇上正以治理的功绩来期望臣下，哪里会知道这与先王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呢？我将从刘君此行来验证这一点。《奉教送宣慰使杨铿还播州诗序》上帝因为我大明能够谨慎修德、抚恤百姓，便把天下交付给我们。大禹、伯益所记载的地方，汉、唐所治理的疆域，广大到弥漫天空、连接海边，没有不来归附称臣的。播州宣慰使杨铿，正当中原刚刚安定时便前来归附，春秋两季奉送方物，进贡京师，训导军民，供给徭役、缴纳赋税，风俗淳厚、盗贼止息，和内地郡县相近，使臣、商旅都交口称赞他的才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天，他入朝觐见蜀王，蜀王嘉奖他忠于朝廷，设宴慰劳并厚加赏赐，礼遇和品秩都提高了等级。他辞行之后，蜀王有教令说：“杨铿非常忠诚，知道臣子的职责，长史应当联合儒臣作诗为他送行，并且命我为此作序。”我于是说：“地方无论远近，人无论中原还是外地，只要能够践行道义，就是贤能之人，永远享有福禄。忠和孝，都是上帝赋予人的；降福给善人、降祸给淫邪之人，确实是天命的常理。环绕国境的地方，土地有播州的十倍百倍之多，以雄长一方的世代家族从来不少，而播州杨氏独自从唐末延续到今天六百年，祖孙相传，从未失坠。难道只是凭借铠甲兵器和地势险阻就足以保全自己吗？大概是因为能够继承忠孝，奉行臣服顺从，从而受到天人赐福。世上有凭借险固自负骄傲而招致覆亡的人，他们同贤明的杨铿相比又怎么样呢？” 他应当受到贤王的宠爱嘉奖，使杨氏子孙荣耀显扬，难道只是在一时流传而已吗？”杨铿回到播州后，宣告圣朝和贤王的德意，告诉各部族，使他们不要懈怠，那么杨铿的忠诚便更加值得歌颂了。这样看来，诸位君子的诗，大概只是这件事的开端吧？杨铿字广成，别号庸斋，喜好学习，懂得义理。他的先祖出自宋代受赠太师之人，家业世代以忠勇著称；他能守住臣子的节操，大概是有来由的。《送楼君士连谒选入京序》以美玉著称的国家，往往有很多假玉；以凤凰著称的国家，往往有很多像凤凰的野鸟。名声所在的地方，正是伪造者趋附的地方。然而优秀的工匠不会因为假玉多就诋毁美玉，君子不会因为像凤凰的野鸟多就嘲笑凤凰，只是致力于辨识真品罢了。玉和凤凰有什么不同呢？如今天下崇尚儒学，四方以儒者著称的人纷纷聚集在宫阙之下，诵读先王之道、在当世建立卓越功业的人并不少。其中名义上是真儒、行为上却虚伪的人，难道没有吗？有人看到这种情况，便认为儒者不足以任用，大概是没有察看清楚。那些不足任用的人，难道都是儒者吗？怀疑这种说法的人，为什么不从楼君士连身上观察呢？楼君是金华人，太史公的门人，诵读先王之道已经多年，他的文章、操行和才术纯正而不受污染。太史公曾亲口称赞他。从前他出仕接受有司选拔，先后任宣宁、仁寿两县县丞，都因服丧离职；虽然还没有完全施展他的治理措施，但他惠及百姓的事已经多次显现。假使稍微提升他的官阶、扩大他的职务，难道不足以成就功名吗？等他服丧期满出仕，我知道他一定会有所际遇。士人所担心的是没有真正的才干，不是没有机会。有才干，即使得不到职位，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声名；没有才干却居于尊位，往往只会显得毫无益处。古代的儒者，难道只是诵说浮华文章而已吗？他们将要施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圣人的道具备于六经之中，四子的著作都可以实行。如果举而施行，天下可以不劳而治，何况其中较小的事务呢？自从道不再彰明，邪说遍布天下，人们所遵循和持守的全是法家之言，这哪里还是儒道呢？把那些东西当作治理天下世代遵守的工具，那么说儒者不足任用，本来就不值得奇怪。世上的浅陋儒生也因此说：“我们的道不过如此，并不是世俗所急需的。”于是圣人的大道坠落在地。虽然有幸生逢这个时代，渐渐出现振兴它的机会，但它败坏已久，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整治的，这本来就是有志之士暗自痛惜的地方。我的这些话，如果不从楼君身上说起，又将从哪里说起呢？楼君幸好能以道自守，见到穿儒服、戴儒冠的人，就告诉他们说：“天子正要凭借儒学谋求治理天下，你们都应努力弘扬大道，千万不要成为假玉、野鸟那样的人，使玉和凤凰蒙受牵累！”

译《送解元振先生还庐陵序》对于道确实有所获得，并且涵养纯厚、守持坚定，就不会被外物移动，也不会被习俗改变。那些被利欲摇动、逐渐被污浊卑下之物玷污的人，都是因为没有从道中获得什么才会这样。这条道运行于天地之间，具备于人的内心；人不能违背它，却不能认识它；有的即使能认识它，也不能真正得到它。因此有人昏昧地居处，盲目地行走，终其一生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本性中所具有的东西。再加上富贵便骄傲，处在贫贱便屈服，习染机巧便迁变，天所完整赋予他的本性，最终丧失、破裂而一点不剩，这不是很可悲吗？然而这也不是他本人的过错。他出生的地方没有良好的教化，求学时没有遇到好的老师，没有人启发他，而摧残他的人却很多，他不能有所获得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庐陵自宋代兴盛时起，就是文献之郡；前后在这条道上有所获得的名人硕儒接连不断。解氏是郡中的大族，从前曾经在天下闻名。元振先生年少时是解家优秀的子弟，向诸位叔父学习，受到洗濯磨炼、讲习切磋，以求得孔子、孟子所传的道理。后来仿佛有所领悟，涵养它而日益深厚，持守它而日益完备，于是温厚地成为君子。江湘之间，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声。洪武癸酉年，四川藩臣出资征集考校士子的文章；贤王正专心致志于圣学，考察古礼、礼遇士人，于是元振蒙召应对，获赐入坐，从容地接受询问。元振为人坦率平易、诚实宽厚，说话不加修饰，陈述道义毫不隐瞒；他自我操守坚定确实，不可改变。贤王非常嘉奖他，等到他告辞回乡时，特意赐诗给他，并称赞他的朴实正直。又下令群臣都作诗为他送行。如今世上学习古道的人，才艺能力像元振这样的，虽然不多见，却不能说果真没有。至于言语行为遵循道义，取舍进退不被世俗淹没，想求得像元振这样的人，难道能轻易得到很多吗？所以我读贤王的诗而不能不说这些话，既是为了说明元振的学问超过世人，也是为了显现贤王以道取人的作风；若没有盛大的德行，是做不到的。《送周宗传省亲序》我们台州在宋代是东南的文献之郡，当时做到宰辅的有六七人，列入侍从、掌管各州的有几十人，也真是兴盛啊！官爵兴盛的情况不值得细说，我独自仰慕那个时代道德和文学的美好，表现在事业上，记载在史册中，都崇高伟大、光明宏远，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难道只是那个时代的人才一向贤能吗？也是由于上层的人能够教化他们。从前文献没有遗失，衰败鄙陋、不能振兴的七十多年间，豪杰之士出生在其中的也很多，但最终还是有愧于从前，我心中暗自为此痛惜。想到盛衰的规律常常相继运行，也许将要恢复宋代的盛况吧？到今天子即位十多年，我郡的士人渐渐有可观之处，有的出仕治理百姓，有的在朝廷显达，他们所做的事往往超过别人，这本来已经显露出征兆了。等我来到太学，和那里的士人交游，询问太学中优秀的人才，人们总是推举我们台州的人；我寻访并同他们普遍交往，文章纯美、才质秀朗的，果然都是我们台州人。我因此更加为乡邦高兴。今年皇上选取诸生中最优秀的四十二人，赐给袭衣和束帛，让他们回乡省视双亲；有的相连数郡还没有一人，而台州此行的有三人，周君就是其中之一。皇上把臣民遍及四海，守土的官吏、统领军队的将领，以万计；而得到赐予并惠及父母的只有几十人，唯独儒生先受到这样的恩典，难道只是为了诸位吗？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看见、听见，使做儒者的知道应当受到劝勉。所以这次出行，即使是边塞荒漠中的人，也应当因此振奋起来求学，何况我们台州是文献旧邦呢？何况亲身承受这种恩赐的人呢？又何况像宗传这样贤能的人呢？宗传回去后，要把这些话告诉乡里的长者，告诉我的朋友；凡是生长在我们台州的人，都应当替台州自我珍重。做守土官职时，要把德化放在刑罚之前；居住乡里时，要崇尚孝悌，砥砺廉耻，给平民百姓作表率。宗传还应当考察论究道德文章的源流，不断充实自己的作为，使将来朝廷谈论人才的美好时，必先提到我们台州；谈论风俗的淳厚时，也一定首先提到我们台州。如果我们台州果真恢复宋代的盛况，我深深希望能在宗传此行中看到。否则，不只是辜负皇上的恩典，也不是我对台州人的期望。《送太学赵孝先从军诗序》临海赵君孝先是国子生，他的父亲年老了，按规定应当到京师服兵役。孝先奋然说道：“我不替父亲去，谁应当替父亲说话呢？”于是向祭酒说明愿意代父服役的情况，祭酒没有答应，他便又向礼部申诉。事情上报后，皇上下诏准许，释放他的父亲，让他回家。孝先得到命令，喜悦得不能自持，就像病重的人遇到药物、连日阴雨后见到日月，又像羁旅中无所依靠的人忽然得到俸禄官位一样。他立即换上服装出发。爱护孝先的人说：“孝先确实爱父亲，但为什么不自我珍重呢？像孝先这样有才、积德践行、拥有声名的人，早晚应当做美官，在朝廷任职；若把实情奏明皇上，未必不会获准。为什么急着亲自代替父亲去呢？”替世人爱惜人才的人说：“国家疆域遍及四海，执干戈、担负战守职责的人多如树林，年少的人难道只是少一个兵吗？却偏偏让孝先去做。凭孝先的品行才干来任用他，确实应当用在他的长处上，对百姓必定有补益；考察他的功绩，究竟哪一种收获更多？怎么可以顺从一个人的私愿而失去良士呢？”孝先的朋友方希直听说后说：“爱护孝先的人，并不真正了解孝先；替世人爱惜人才的人，哪里知道国家深深爱惜人才的心意呢？拿自己来衡量别人，就会看重自己而轻视别人；看重的应当优先，轻视的应当放在后面。若以父母同自身相比，就会认为自身轻而父母重；如果只为荣辱打算而忘掉大义，即使得到高位，又怎能有一天安心呢？普通人尚且不忍这样做，何况孝先是如此卓越的良士呢？”圣明的天子顺应天运、以神明般的决断成就大业，他所采取的措施没有轻率改变，而且审慎明察，难道不知道孝先吗？难道不知道兵役的作用浅薄，而得到良士的功效重大吗？这就像自然规律：将要使它暑热，必先使它寒冷；将要使它成就，必先使它经历艰难。光明明显地从极阴中产生，盛大显赫的事物往往隐藏在极其细微之处。怎么知道压抑他不是为了发扬他，舍弃某种安排不是为了真正任用他呢？怎么知道万金反而不贵重，秋毫反而不重要呢？况且士人所学习的，根本在于改善风俗、教化百姓。孝先这一次行动，使天下士人无不自我磨炼、奋发向上，知道父母不可遗弃，禄位不可苟且求取。由此做儿子就成为孝子，做臣子就成为忠臣，对人伦的益处难道不是很大吗？对于做人的意义，难道不是很可贵吗？于是先前发言的人谢罪说：“若不是圣明天子的仁德，就不足以成全孝先的志愿；若不是孝先懂得所学的道理，也不能这样安置自身。确实，士人不可不学习！”于是大家相继作诗来赞美他，我写下这些话为诗作序。

译《送危泰生序》临海的危生孟旸代替父亲服劳役而死，他的弟弟、国子生泰生请求太史公为他立传，收殓他的头颅带回去安葬。泰生的朋友郭君士渊对我说：“泰生悲伤哥哥的不幸，而且哥哥不得志而死去，您用什么来开解他呢？”我说：“人活在世上，父子聚居一堂，早晚问候父亲的饥饱寒暖，通过跪拜、进献食物来使父亲欢喜，解除他的悲伤忧戚，安闲顺遂地奉养他的生命，这是百姓中的幸运之事。拿它同孟旸遭受祸患困苦而死相比，当然是不幸的。然而如今得到这种幸运的人也有很多，他们默默出生，寂然死去，想要让乡里小吏和闾巷史官记下姓名尚且不能，何况列入史官的记载呢？如今孟旸独自得到了这种待遇，能说他是不幸吗？既然如此，泰生不要因此过分悲伤。”况且士人的志向，上等在于道德，其次在于功业，下等在于利禄。功业若没有高位便不足以成就，世上的做官者所追求的不过是利禄罢了。假使泰生立即得到利禄，也不值得高兴。如今他舍弃这些而离去，诵读圣贤的言论，探求性命之道的精微；遍览古今变化，观察成败得失的根源；再推及自身实践，来从事古人道德方面的学问，他的志向有所获得，难道不是很宏大吗？这样还可以因为琐碎的损失而忧伤吗？儒者面对祸患，如果不是自己招致的，就只能安于天命罢了。孟旸的死，是命；泰生没有得到机会，也同样是命。命出于上天，上天难道会由人来决定吗？泰生的父亲贤能而有文章，他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郭君说：“您的话不只是可以安慰泰生，也可以安慰他的哥哥；不只是可以安慰他的哥哥，也可以解除他父亲的忧虑，并且告诉他的乡人。”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送凌君入太学序》士人的祸患，常常在于自我定位太低浅，却对上位者期望过高。圣贤之道极其博大，它的全部内容可以用来治理天下、改变风俗；即使只是它的余绪，也足以守住一个官职、教化一个乡里，绝不只是小才末技而已。因此古代的君子终身学习它，却不敢认为自己已经成才；能够周遍应用它，却不敢认为自己已经有能力。如今的士人却不是这样，所学习的还没有脱离剽窃、诵说的范围，却自满地认为足够了；所能做的不过是家庭邻里的小事，却放纵地以为高明。圣贤看见这种情况，会觉得多么浅薄啊！上面所授予的爵禄，本来是用来对待贤人的，也是古代君子辞让而不肯占有的东西。如今的士人却认为那是自己应当得到的份内之物，处在卑位便企望高位，在外任职便希望入朝，怨恨攻讦而悲伤忧愁，凭势力夺取、用力量求取。他们对上位者的期望，不是过分深重吗？这就是上面辛苦培养人才，却苦于人才功效太少的原因。不过这也有缘故：鄙陋产生于所求，贪婪产生于所用。求取时完全遵循正道，鄙陋就可以改变；任用时恰当合乎才能，贪婪就可以消除。如今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想要得到人才的优长并加以任用，除了这两点还有什么应当优先的呢？士人只有具备仰慕道德的志向，才可以担当重任。只有具有轻视权贵富贵的心，才可以成就大功。这难道是庸常之人所能达到的吗？浦江凌允恭，明白而有志向操守，以郡中诸生的身份被选入太学。临别时他请求我写几句话。允恭的才干已经受到州里推许，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赞美的。不过我担心他把已经达到的程度当作满足，又对上位者有过高的期望，所以写这些话赠给他。《送金文举归省序》同住一乡、结为姻亲、彼此救济，是普通人也能努力做到的；居住在不同郡，出身于不同族类，却知道互相救助，只有君子能够做到。自从我还是孩子时就认识他的面孔，看见我的父兄同他交游往来，我对他也逐渐熟悉了。有一天遇到患难，便不忍坐视而救助他，这有什么困难呢？若出生以来从未认识，长大后也没有交往，如果不是志向相同、学术相互感通，哪里能互相救助而不感到厌倦呢？如今皇上把天下的人才聚集到太学加以教育，四方之人无所不有，而我们宁海只有郭士渊在那里。士渊一向体弱多病，陪他出行的一个苍头也已经老了。去年士渊发病，持续了好几个月，病势危重；后来他的苍头也病了，连稀粥都几乎无人供给。同舍的会稽人金文举早晚坐在他身旁，询问他的饥饱安危，煎药送饭，按他的需要侍奉他。有时半夜口渴想喝水，便拿着汲水器前去；有时想起身却不能行走，便扶持他，顺着他要去的地方走。等到士渊痊愈，文举没有显出一点为难。今年我到京师拜访士渊，士渊设酒招待我，文举替他准备菜肴蔬果，端着酒杯起身，劝客人入座；士渊在旁边侍奉他，就像侍奉自己的兄长一样。我注视了很久，便询问士渊，士渊告诉我：“我和文举平生一向没有交情，但文举把我看作至亲，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如今文举将要回乡省视父母，希望您写些话赠给他。”我于是知道文举是君子。古代的君子，把四海看作自家门槛以内的地方，看待四海的百姓，都像同气相亲的人：年长的用侍奉父亲的礼节对待，年幼的加以抚养，却不把他们看成外人。因此居住在乡里，乡里便承受他的恩惠；处在职位上，恩泽便遍及百姓；再推而广之，连各种生物都能顺遂地发挥其本性。他确实懂得根本，所以才会这样。后世的人不懂得根本，对亲戚尚且有背离之心，何况同类的人呢？因此侥幸得到职位，便紧守自己的私利，施行残酷暴虐的政治，使百姓长期困苦。文举正以才能受到当世称誉，丰厚的禄位本来就是他应该拥有的。我所期望的，是他懂得根本罢了。看他这样对待士渊，那么对于百姓，难道会有不能加以爱护的吗？况且没有职位而行善，事情困难而成效少；有了职位而行善，形势容易而功效多。文举连困难的事情都做了，何况容易的事情呢？他的功名成就，是可以肯定的。我看重士渊，所以特意在文举出行时说明他已经具备的才能，告诉他的父兄，使他们知道文举的贤能；又把我听到的话告诉文举，使他更加向着伟大的事业前进。

译《送梁宏省亲还广东序》木材不必都产自泰山、华山，只求足以使用罢了；美玉不必都出自荆山、蓝田，只要值得珍藏罢了。有才干的人，何必都出自齐、鲁、韩、魏这些国家呢？只要能够任用他，四海之内没有不可使用的人。不善于任用，即使是邻里之人，也还会彼此猜疑，哪里足以治理天下呢？过去有人曾说南方士人轻浮剽悍，不能担当大事，这是北方人的自私之论。三代圣人并不是不想任用南方士人，只是受封域限制，不能拥有那里的土地；即使想任用，也无法召致他们罢了。《春秋》寄托周代的法度，并不鄙视季札；孔子论说学习文章，也不鄙视子游。假使孔子处在职位上，他将不任用南方士人吗？也一定会任用他们的才干。汉代有徐穉，节操品行高出当世。三国、魏、晋以后，值得称道的士人，大多是南方人。唐代与魏徵齐名的有陆贽，做宰相而有德行义理的有张九龄。陆贽是吴地人，张九龄是南粤人。宋代盛世，有杜祁公杜衍、范文正公范仲淹，都居住在吴越之间；后来建立功名、有文学成就的人，大多是江淮以南的士人。谁说南方士人不足任用呢？世上取法作为标准的人，没有超过孔子的，而孔子从未鄙视南方士人。谈论治理之道兴盛的时代，没有超过汉、唐、宋，而这些时代从未不任用南方士人。那么那些议论者究竟有什么依据呢？他们的说法不足相信，也已经很清楚了。如今国家知道这个道理，凡是任用人才、任命官员，只看才能；太学的学生，天下各地的人无所不有，这已经可以纠正议论者的弊病了，但自私的人还在私下不停地互相诋毁，这是多么严重的迷惑啊！上天把才性赋予人，使人成为贤人、愚人或不肖之人，原则本来只有一个，哪里有什么南北的差别？国家完全拥有天下，把四海看作自己的疆域，何曾有所偏爱厚待或薄待呢？这就像一群孩子在慈母面前互相谩骂，真是可笑他们的无知。不过南方士人也有过错：如果确实能修养自身，像古人一样立身朝廷，就应当显扬忠直的声名；处在高位，就应当政治修明、事务治理有序，这样议论者自然会闭嘴。何必只说空话呢？太学的梁君是南粤人，入学已有两年，他的老师认为他有才，他的朋友敬重他。他将要回乡探望父母，他同乡的人也将沿途归去，所以我特意把关于南方士人的说法赠给他。《赠卢信道序》我们乡里的士人大多秀美而有文才，大约三百年间，乡俗总共有三次变化。宋代中期，人们以文章辞采互相攀比。到了乾道、淳熙以后，听到大贤君子的风范而喜爱它，重视道德，崇尚名节，穿宽大的衣服、戴高高的头巾，讲论性命之学，言语行为一定以礼义为根本，街巷之间弦歌诵读的声音相连不断。到了元代，以功名利禄诱导天下人，众人欢快地趋附，逐渐形成浮夸的习气；有才气的人以豪放为通达，崇尚富贵奢侈的人以骄纵放逸自我放纵，于是宋代的旧俗衰落了。大明统治天下到今天已有三十年，多次下诏告谕四方，铲除元代遗留下来的弊病；我想士人的风俗应当恢复宋代的美好吧？我长期在外做官求学，很久没有同乡人接触，尚未亲眼见到。今年，临海人卢信道以乡贡进士的身份奉诏在山南查阅兵籍，我有机会同他交谈；他的气质温和而平和，仪容恭敬端正，询问他的议论，都出入于《诗》《书》，沉浸于礼文，而且全都纯正无杂，他是多么善于自我改变啊！人如果不学习也就罢了；学习却不以宋代君子为老师，还想通达古道，就像面对山却朝前奔跑，却想抵达大海一样。乾道、淳熙年间的学术，没有比朱子更盛的了：广泛学习文章以达到知晓，专心持敬以笃实行，并且明察义理的辨析；这难道只是朱子如此吗？自从孔子以来本来就是这样。那么以宋代君子为老师，本来就是学习孔子的人应当做的事。做士人的没有不说自己学习孔子，但考察他的学业和技艺，却反而同孔子背道而驰，这足以称为善于改变吗？我年轻时有志于学习，对于宋代的旧风俗，心中常有感触；我为流俗的过失感到悲伤，也为信道能够得到其中的道理而高兴。所以趁他回乡，让他把这些话告诉乡人，使他们知道学习孔子必须从宋代君子开始，以恢复宋代的旧风俗。这不只是我的个人话语，也大概是圣明皇帝诰诫教导的用意。《送周景琰入试序》学习没有比依靠自己的领悟更好的了，有了自己的领悟之后才能变化通达。譬如树木，天生出来以后，受到雨露的滋润、风雷的激发，这些都是万物共同得到的。等到培育长久以后，有的木材可以用来承担栋梁，有的果实可以适合口腹；它们纷繁茂盛，各自在天地之间发挥作用。辛苦的东西不借甘甜来增加滋味，甘甜的东西也不求苦味来辅助。松树不必像柏树，却同样归于可以使用；枸杞不必像梓树，却同样达到可以雕刻的程度。它们都成就于自身所获得的条件，而这些事物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使它们如此自由发展。这就叫作能够变化。古人学习，取法圣人的经书，就像树木等待风雷雨露之后才生长。等到他们获得其中的道理并使自己成就，能够守持恒常的是善人，能够通达深奥的是君子，达到极致的是贤士。他们所得虽有大小之不同，但才智浩大而看不出穷尽，道术坚定而不被习俗改变。从来没有只凭借学习陈旧言论、模仿古迹便成就事功的人；所以古人在事情上有所不做，而一旦做了，必能在后世留下名声，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领悟并能由此变化。不善于学习的人却不是这样：并不是不学习经书，而是不足以得到经书的道理。诵读学习经文时显得有余，推行运用时却不能通达。对于这种道理，有的人只是感到悦目，却没有深入内心；只窥见它一成不变的一面，却不探究它的变化。这就像在富人家中观看宝玉，并不是不知道它可爱，却不能使它为自己所用。所以有所作为时必然劳苦而没有成就，这难道只是求学者的过错吗？是因为教导他们的人没有方法，培养他们的人没有根基罢了。本朝取得天下以来，一直想得到足以任用的人才，于是兴办学校、设置师长，经过多年积累，再考察他们自得于学问的成效。几年前，诏令以今年举行大比；到了期限，各郡县的生员穿戴冠带前来集合的，以成百上千计，其中临海的周景琰也在内。景琰才华优良而气质温和，积累学问并为人所知已经很久了；他的才能，众人都知道，而他所获得的境界，众人却还不知道。如今他将接受有司考试，出仕而为世所用，这正是逐渐显露才华的开始。景琰将成为善人而进德吗？将成为君子而教化百姓、敦厚风俗吗？还是将成为贤者，以达到当今的治道，为后世留下法则呢？我对景琰的期望，以及当世对天下士人的期望，本来就是这样。如果只是徒然诵习陈旧言辞，以求符合有司的取士标准，却不能适应一世的实际需要，难道是我所说的善于学习吗？难道是当世对士人的期望吗？

译赠给林士恭的序 黄岩人林士恭好学而意志坚定。他的父亲率领一千名士兵镇守邻郡括苍，母亲夫人留居故宅。士恭想留下侍奉母亲，就没有人在父亲身边；想长久留在官署，又无法安慰母亲的心。于是他带着轻便行装和美味食物，奔走于两州之间，以尽奉养之责，问候父母的使者接连不断。士大夫们听说后，都为他的孝行感到高兴。今年秋天，他从括苍回来探望母亲，郡博士苏公平仲写文章赠给他。士恭因为知道我与苏公友善，便在宁海把文章给我看，并请我写赠言。我已经很久没有说什么了；然而黄岩、宁海同属一郡，士恭得到苏公的知遇，而我又是苏公的旧交，我们所走的道路也相同，怎么能终于无话可说呢？古人赠言，并不是为了称赞对方已经具备的才能，而是为了增益他尚未达到的地方。士恭奉养父母的事，苏公已经说过了。古代圣贤关于孝的言论，都是士恭所学习并且自己明白的，我还拿什么来赠给士恭呢？不过，士恭也听说过天子的诰令和论说吧？使父母吃得甘美温暖、身体舒适，按时定省，使他们心情愉快、志意安乐，世俗认为这就是善于侍奉双亲了；但还有更大的孝：做臣子要忠诚，交朋友要守信，兄弟夫妇相处和睦而各有区别，做官奉行法令，作战奋勇，这些才是孝的大要。此外还有较小的方面：居处举止不可不庄重，因为怕偶尔怠慢而使父母受辱；言语不可不谨慎，因为怕招致怨恨而危及自身。其精微周详而广大博厚，即使尧帝平章百姓、大舜慎重地治理五典，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自从古代帝王以来，用训诰教化百姓的，没有比今天更盛大的了。士恭的孝固然美好，但看看这些，他难道也有尚未达到的地方吗？如果有尚未达到的地方，怎么能不加意努力呢？善言即使是普通人说的，也可以作为教诲；而训诰中所陈述的，是圣人的言论，即使平民也不可忽视，更何况天子的诏令，是天下人都应当奉行的。孔子说：“周朝借鉴夏、商二代，文采多么盛美啊！我遵从周朝。”那么我赠给士恭的话，并不是我个人的私言，而是天子的意思，也是孔子的法则。苏公是学习孔子的人，他一定会对我的话有所感受吧。赠给刘文仲的序【代太史公作】我未满二十岁时，在郡城中游学，结交了文仲的父亲刘彦祥君。刘君当时三十多岁，胡须漆黑，脸面雪白，衣冠整齐，风采昂然地与诸位公卿相抗衡，正以功名为志向，很少推许和交接他人，却唯独与我友善。他住在另一间屋里，早晚同我交谈，十分欢乐。间或叫他的孩子出来拜见，共有五男二女；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说笑声呀呀不断，眉目秀美明朗，像画出来的一样，争着牵着衣袖互相追逐。这些就是文仲的兄弟，而文仲是第六个儿子。后来经历战乱，我逃藏在山中，很久没有到城市去。二十年后，兵乱渐渐平息，郡守征召我做郡学教师，给诸生讲授五经，我又见到了刘君。刘君任金华县典史，早晚奔走于上级府署之间，形貌衰惫，已经不像从前；他的几个儿子都长大成家，女儿也已经束发并嫁人了。不久我奉召到南京，留在官府儒学，出入翰林二十年，年老后以年满为由请求退休回乡。每每想到刘君，后来文仲到浦阳来访我，只见他长须高身，很像他的父亲。我惊问刘君如今在哪里，兄弟们都还平安吗？原来刘君已经入土十多年了，他七个儿子中，只有文仲和另一个弟弟还在，其余五人都已经死了。唉！过去见到刘君时，他虽然已经有些疲惫，但壮盛的气概勃勃不衰，哪里知道他竟会突然死去呢？不过刘君年纪已经很大了，还可以不必遗憾。至于他的几个儿子，我亲眼见过他们还是孩子，在父亲膝下嬉戏玩闹，仿佛就在昨天。如今死去的已经死了，像文仲这样还活着的，也将近五十岁，已经成为老成之人；那么我即使想不衰老，又怎么可能呢？文仲曾被推举选任为郡县小吏，后来又调任北平的吏职，因为要省视祖坟而辞官回来。他这次来访我，是因为没有忘记他父亲与我的交情；而我也追念一生的旧事，难道能不感慨吗？古代仁人见到旧友故交，便互相赠言。我已经老了，很久以来都想不再写文章，唯独对文仲有所感触，于是叙述过去所见的事情赠给他，使两家的子孙知道我与刘氏有旧交，不忘彼此相交的情义。赠给王时中的序 专门钻研某种技艺的人，不能穷尽技艺的奥妙；只有把道理寓于技艺之中的人，才足以穷尽它。天下的各种技艺，没有不深而且广的。如果只是局促地学习它粗浅的一面，却不能得到其中的道理，那么我们的精神、智慧和思虑，正忙于被它役使还来不及，怎么能穷究它的道理并加以运用呢？善于学习的人却不是这样，对于万物的道理，没有不穷究的；对于各种道理的变化，没有不察明的。他心中所得，本来就已经远远超出常人。因此把这种所得寓于技艺之中，纵横开合，无论施用于什么地方都合宜。哪里像那些专门从事一业、孤独学习的人那样劳苦而浅陋呢？赵括以善于用兵自负，一战便使军队覆没、将领被杀，触犯了兵法所忌，却自己还不知道。淮阴侯平日饥饿困辱时，并不稍稍把自己看得异于常人；等到做了将领，百战百胜，却说：“这都在兵法中，只是诸位没有察觉罢了。”赵括只有一点小聪明，被拘束在一种技艺中而不能通达变化。淮阴侯所学习的，大概有超出兵法之外的东西，所以他的成败效果理应如此。我曾见世人喜欢谈论医学，却不擅长治病，常对人说：“学习医术的人不足以治病，只有学习道的人才真正懂得医术。”听到的人有的怀疑这话不对，有的认为我说得高明却不去省察，大概是懂得道理的人太少了，这也不足为怪。邑人丁公把临海王时中君医术高明以及他治病取得许多奇效的事告诉我。我心中本来就很仰慕他；而士大夫中许多人也谈论时中的学问，说他包罗广泛、纵横自如，像古代的方士，又像近世隐居山林的高人。他容貌简朴沉静，像儒者；神情气度安闲镇定，像列仙一流，没有人能够说清他的医术。我私下更加惊异。不久，我姑父卢君病得很危急，时中为他治疗而痊愈。我想办法报答他，时中笑着说：“难道你真把我当作普通医生来对待吗？假如我想凭金帛为王公富人治病，举手之间就能富贵一生，又何必做这些事呢？”我听了更加惊异，便跟随他同他交谈，却始终无法测知他的为人。唉，所谓有道而寄寓于技艺之中的人，难道说的就是时中吗？

译赠给四明邵真斋的序 今年春天，我患疟疾，超过一百天仍不停止，肌体瘦弱疲惫，形貌憔悴。兄弟宾客为此忧虑，向人谋求治疗。有的人轻视病情，认为不值得治疗，很快就会自行痊愈；有的人认为病情危险，说疟疾久了会变成蛊病，时间一长便不可治疗。我对此疑惑，便询问四明邵真斋君。邵君诊脉后笑着说：“说不可治的固然错误，说不必治疗、会自行痊愈的难道就对吗？但是疟疾刚开始发作时，一两天还可以止住，如今已经几个月了。如果想求速效而猛烈攻治，就会损伤元气；我将慢慢守护调治，等待它自行除去。”后来过了二十天，疟疾果然渐渐痊愈。过去忧虑的人都高兴起来并感激邵君，各自作诗作文记述这件事。邵君的医名闻于东海一带，尤其以善于治疗著称；我的病只是他余力所及的小事，不值得说起。然而我独自对此有所感触。自古以来，天下国家祸乱发生时，起初未必没有可以治理的方法。当人们忧虑并谋求消弭祸乱的办法时，才能不足的人专门说夸大的话来抬高自己，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以此迷惑世人；智慧不足的人过分说危险的话来推测事情，必定把事情说得困难，以此惊动世俗。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洞察事机的细微处，不能穷究治乱的根源，所以被纷纭变化所迷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治理。至于豪杰之士就不是这样，他们对于天下的事情，从开始到结束都按这个原则来处理。采用某种方法就能迅速成功但劳苦，采用某种策略则时间长久却安逸。他在心胸之中明白地默默识察，不被众人的议论所动摇。就像羲和推算历法来考察日月运行的度数，造父、王良执缰驾车便知道马行路程的远近，扁鹊隔着墙看见一面的人便知道五脏病症的结聚，没有一丝一毫不相符合，也没有片刻不应验。假如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哪里会有难以平定的事情呢？邵君对于我的病，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可惜他所治理的事情还没有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我年轻时有志于此，曾对诸位医生说：贾生善于诊察脉象，却不善于开方；董生善于开方，却未曾谈论脉理。周公对于齐、鲁，预先知道它们后来强弱、治乱的情形，经历数百上千年而没有差错，这才是真正懂得诊脉的人。孟子对于齐、梁，把治理它们的细节一一说明并传授下来，这才是真正懂得开方的人。遗憾的是当今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共同谈论这些事情。邵君言谈温厚恭敬，很像有道之人，难道是他有所隐藏而还不肯说出来吗？如果在这方面确实有所心得，那么为此高兴并感激邵君的，就不只是我的兄弟宾客罢了。我希望能从邵君那里全部听到这些道理。送李生的序 善于观察璞玉的人，不看它的形状，而看它的色泽；善于观察人的人，不只看他的才能，而看他的气质。外形可以伪装，色泽不能伪装；才能可以勉强，气质不能勉强。摩挲它的外表，光泽明亮而温润，质地坚实而润泽；即使别人轻视它，我也一定认为它是美玉。考察他的气质，放达而正直，浩然且端正；即使还没有施展于实际用途，我也一定认为他是美好的人才。古代培养人才，不要求他才艺繁多，而只在于培养他的气质。用道德培育他，使其纯正；用仁义行为磨砺他，使其高尚；用礼节约束他，使其不乱；用礼乐熏陶他，使其受到教化。等到气质充实而才能通达，任凭怎样使用他，都没有不能胜任的。把天下的大事交给他，他不感到劳苦；让他优游于朝廷之上，他不改变本心；使他困顿于荒远僻陋的小巷，他也不忧愁。他内心有所承受，所以能够这样。因此只有内在有承受力的人，才能有所作为。这就像大海，百川灌注、千百年积聚，它都能承受而不推辞，然后才能包容万物，承载舟楫而不感到困难。污浊的水沟，加上一片叶子就会泛滥；用杯子漂浮它，它反而会沉下去。所以君子贵在有涵养。临海李生宗鲁在太学中，侃侃而谈、自信自守，不追随时俗之人；无论进退俯仰，囊中没有一文钱，却始终没有忧愁的脸色。若不是他的气质足以依靠，他怎么能这样呢？那些见到宝货便高兴的人，最终会死在宝货上；把贫困困窘当作忧患的人，最终也会一生困窘。因此只有安于贫贱，才能轻视富贵。不是善于涵养气质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李生的气质很美好；如果能用道来涵养它，我没有见过他最终会一直贫贱。今年李生回去拜见父母，他的朋友某人为他请我写序，并且说李生要以平民身份回去，还没有什么可以慰藉父母，请我用言辞来荣耀他。我的话不足以荣耀李生；或者有人因为我的话来求取李生，那么就会知道李生所得的境界远远超过常人。

译送李参政赴广西任职的序 大丈夫生逢圣明神武的君主，承受隆重的信任，处在方伯的职位上，能够在千里之内施行赏罚、发布号令，也算荣耀了！确实荣耀，但君子不敢把这当作快乐。君主圣明，对臣下的期望就深；君主信任越隆重，后世责备我的责任就越重。职位越高，所治理的地方越广，议论我的百姓就越多。百姓会说：‘承受君主这样重大的任命，却宣扬君主的德泽来惠及百姓，仍然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后世会责备我说：‘他得到君主如此隆重的信任，事业却这样狭小。’我们的君主已经如同尧、舜，我却还没有赶上古代贤臣，我能不自我反省吗？把这三方面合起来思考，我上怕辜负君主，中怕辜负百姓，下怕不能免于后世求全责备，将日夜忧虑这些事情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快乐呢？不过，如果我的才能本来不足以居于这个职位，我固然不敢快乐。假如确实有才能，而百姓还有不安定的地方，我就向君主报告并设法使他们安定；百姓还没有进入善道，我就奉行君主的道来教导他们；更大的方面，国家法令还有没有彰明之处，我就把自己的所得告诉君主；为后世考虑还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就加以辅助，那么我就可以不愧于自己的职守了。我的职守没有辜负和惭愧，我的心就快乐了，哪里像无能的人那样忧愁不安呢？天台李守恒君凭借优美的才华受到皇上提拔，任内廷承旨三年，如今由左通政升任广西布政司右参政。我知道李君的才华非常充实，他将有方伯的快乐，却没有方伯的忧虑。现在他要赴任，我为他说明其中的荣耀和快乐，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使他能够深思。送王文冏的序【代太史公作】皇上已经设立太学来培养才俊之士，六七年间，奇才异能而足以任用的人接连涌现，分布在朝廷内外，处理政事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不久，皇上考虑到有文学才华的臣子还不多见，于是下诏命丞相、御史大夫选取弟子员中资质优良而能写文章的人，选得三十五人，命博士亲自同他们讲说，每天考核他们的学业，每年上报他们的成绩。丞相召集诸生，传达皇上的意思，说古代有文学才能的人，如游、夏以来，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都杰出地自立于世，后世都继承他们，直到今天仍未衰落。诸生与这些人有什么不同呢？怎么可以不努力！诸生都拜谢退下，没有不想着奋发自强来符合皇上的心意。皇上还担心对待他们有些不够周到，十二年春天，又诏令大臣说：“朕非常想使诸生尊贵显达，只是恐怕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心意。诸生入学已经很久了，应让他们回去省视父母，赐给他们的父母各四端帛；有妻子儿女的，携带他们一同来，每月供给粟米和钱，务必要使他们欢喜，不要吝惜有司的费用。”于是会稽王文冏生承命将要回去，告诉我并请求说：“皇上对诸生的恩惠已经极其深厚了，文冏不知道应当怎样报答，希望您能有话教导我。” 我说：“自古以来国家兴盛，伟大的功业充满天下，盛大的气势压倒日月，天地因此而充沛浩荡，山岳因此而震动摇撼，必定有非凡才华的士人出来宣扬它，然后上下各得其序，神人和谐而万物生长；否则灾害就会产生。皇上拥有天下如今十二年，典章制度和文物礼制没有让古代专美于前，正想得到奇异之才出来宣扬盛大美德，传播到无穷无尽，而诸生恰好遇到这个时代，这是多么美好啊！这道诏令一发布，凡是有声音、能说话的人都应奋发跳跃，施展才技，何况诸生亲自承受皇上的恩宠，亲眼看见盛大的时代，怎么能不想着报答呢？士人有文章，忧虑的是不能遇到太平之世；遇到太平之世，忧虑的是没有职位，不能被人所知。诸生凭美好的才华遇上盛世，显贵的职位一定可以取得；如果真能把自己看作游、夏那样的人，以符合皇上的期望，难道不是真正有志向的人吗？”文冏回去见了我的朋友梁先生，他原来也是太学中的人，仍然向他请教求证。送浮图景昱的序 周公、孔子的道衰落以后，异端逐渐兴盛起来；后来它的学说更加炽盛，世人趋向并且深信它，久而久之，竟与孔子并称为“儒释”。历代君主厌恶这种情形，曾有想排斥它的。然而刚扑灭它，火焰反而更加旺盛；刚消灭它，它又重新兴起。厌恶它的人不过五六，不能胜过；喜欢它的人却成百上千，一直延续到今天。佛塔寺庙多于儒学宫馆，僧侣占了百姓的一半。西域的书籍与儒家经典一同流行。我曾探求其中的原因，认为杨朱、墨翟以及名家、法家的流派，它们的学说虽然与佛氏不同，但违背圣人之道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它们都传不过几代便断绝了，唯独佛氏经历千年而不衰，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杨、墨、名、法的学说浅显易懂，不足以打动人。佛氏的术法，深奥得仿佛足以贯通生死的变化，幽微得仿佛能够操纵祸福的权柄。正因为它深奥，所以超过一般智慧的人反而喜欢它；正因为它幽微，所以昏昧愚钝的百姓都畏惧它而谨慎奉事它。它的徒众又多能苦身劳行，固执守持而不被外物改变，借用儒家言辞来装饰自己，援引名士来助长声势，因此根基越来越牢固，枝柯修长、蔓延伸展，缠绕天下，无怪乎它能与孔子并称。然而孔子的道仍然像天然存在一样，哪里会因为与它同称就受损呢？只要有一项善处可以取用，孔子尚且会推进它，圣人容纳万物本来就是如此。何况佛氏设教本来以善为根本；如果能充实发展它的学说，虽然不足以用于治理世间，却可以使人自身不走邪僻之路，难道不仍然胜过愚昧妄行的人吗？所以儒者对待佛教，即使不能使它归于正道，也姑且宽容它、原谅它，用道来诱导它，用文章来传授它，然后才可以使它仰慕并进入正道。四明的璧奎昱师年纪很轻，跟随乌伤龙门海公做弟子，天性仰慕儒学，已经颇有造诣。他来到京师，现在将要回去，海公嘱托我给他一些话。我不是佛教徒，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告诫他的。然而昱师居住在乌伤时，看见土地肥沃、房屋密集、市场富盛，也会认为那里很繁盛。有人告诉他京师更加繁盛，他难道不会怀疑吗？如今来到京师亲眼看过之后，才知道那话没有欺骗他。一个人长期学习佛氏，突然对他说儒道的广大，不也会像从前怀疑京师的人一样吗？关键只在于使他亲自到那里去看。昱师回去后应当寻求儒道；如果能领会我的话，就距离周公、孔子的道不远了。

译赠给瑄蕴中的序 学习道的人既然不求利禄，理应无论居处何地都能安然自得。居住在山林的人，以烟霞为伴，以麋鹿为朋友，远离人群，不被世俗拘束；名人高士来同他讲论、请教，以扩大他的学业，但这种生活的流弊多半容易流于荒野粗疏。居住在市朝的人，同王公和荐绅交往，以修饰自己的文章；接触硕学名师和宿儒，以通达自己的道理。但如果没有幽深、绝特的地方来盘旋休息，使自己的志意澄明，那么这种生活的流弊有时又会接近放纵。如今佛门的瑄上人却不是这样。他起初离开天台游历京师，四方士人多与他友善，显贵公卿大臣多称赞他的贤能。上人每天住在钟山大灵谷寺，虽然靠近市朝，志趣却仍像山林之士。今年将要住持括苍南明寺，南明离郡城很近，有泉流林木的胜景，而且郡博士眉山苏公的名声闻于天下。上人向我讲述古人的言行；我看他的仪表气度通达而和谐，质朴而有文采，议论合乎道理而有节制，通达而不浮夸，真是翩翩佳士。凭借这些条件，能够与苏公往来问答，他的道理难道会不进步吗？我被时代遗弃，居住在海上，每天与樵夫渔人相伴，想跟随苏公学习却做不到，因此对上人的此行不能不有所感慨。不过，我听说古代有道之人，确实有可快乐之处；生死不能使他改变，穷困显达不能改变他的常性，更何况出仕或退隐、喧闹或寂静这些小事呢？这必定有超出见闻之外的境界。假如把握了其中的要领，那么即使与青蛙虾蟆杂居也不以为辱，轩冕加身也不以为荣。苏公为人，仿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没有什么道理不能察明，没有什么事情不知道，难道不是近于有道之人吗？上人此行还应把我的话拿去向他请教。《逊志斋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逊志斋集》卷十五，明方孝孺撰，记 艾庵记 春官员外郎、闽人潘侯，清廉谨慎而有文采，以“艾庵”自号。有人见到后疑惑地说：“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写《离骚》，把《春秋》褒贬的原则施用于草木禽兽，把君子小人的意思寄托在兰、茝、荃、桂等香草上，大概是极力赞许它们；唯独对艾草从未稍加宽贷。他感叹芳草变成艾草，伤叹贤者随俗而改变。门户上佩戴、身上服用艾草都很常见，是因为世人没有人喜爱修养自己。如今潘侯贤明，不取自己所赞许的事物来比拟自己，却用自己所轻视的东西来命名，为什么这样奇怪呢？”又有人接着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潘侯大概是取‘惩创旧过、改过自新’的意思吧？”人的品格有高低不同，只有圣人没有需要警惕改正的地方，极其愚昧的人不能自我改正；内心受到警醒而立即悔悟、自我改过，是君子的事情。断绝旧日过错的萌芽，培育天赋的德性，使今天所存有的超过昨天，使晚上的所得超过白天，那么在道上的进步，难道可以估量吗？以“艾”命名庵，大概就在这个意思上吧？等到我来到京师，潘侯把这两个人的话告诉我，并且说：“您认为应当怎样解释呢？”我说：“两种说法都对。前一种说法怀疑潘侯取名过于廉省，后一种说法知道潘侯在求学上笃实精进。” 不过，说惩创旧过、改过自新是美好的，说三闾大夫的褒贬恰当，这些话若论实际却未必正确。三闾大夫性情狷介，他取舍事物常常偏重名声而不切合实际用途，所以把艾草列入贬斥之中。从圣贤之道看，艾草有什么对不起兰、茝、荃、桂的呢？百姓的疾病无穷无尽，而药物之类并不是人人都能储备，能够储备的只有艾草罢了。病人都仰赖它；假如天下没有艾草，我担心死者将多得数不清。比较它的功效，大概仅次于豆类和粟米；三闾大夫连豆粟都来不及取用，因此不取艾草，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神农氏是圣人中的帝王，却记载他的名号；孟轲是贤人中的大贤，却称述他的功绩。即使被三闾大夫轻视，哪里能损害它的美好呢？潘侯用它来命名庵，必定有所取法。舍弃圣贤而不相信，却相信三闾大夫，我知道潘侯不会这样。有人怀疑潘侯取名过于廉省，那又哪里知道他取其相类的意义很深远呢？而且先治理自己，然后功利才能施及他人；惩创旧过是治理自己，解除疾病的功效是使人受益，也只在于潘侯怎样运用它罢了。如果从保艾中取意以安定自身，从未艾中取意以谨慎到底，也并非没有用处。善于运用言语的人，即使普通的话也可以成就德行；不善于运用言语的人，即使美好的话也难免造成迷惑。那么，把艾称为萧可以，把它称为惩创旧过也可以；三闾大夫轻视它可以，圣贤珍重它也可以。我顺着这些话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于是潘侯感叹说：“您的话多么博大啊！不仅说中了我的心意，还可以纠正三闾大夫的浅陋见解。假使艾草有知，死后也将永垂不朽。” 益斋记 我刚到浦阳时，遇见邑中士人戴元直君。元直身材高大，昂然挺立，顾盼之间神情峻拔。酒意浓时谈论，夹杂着嘲笑，言辞多达千百句，却没有一点滞涩窘迫的样子，锋芒才思四面迸发，气势压倒满座。我惊异不已，料想他是奇士，只可惜我自己拙讷，不能同他来回辩难。两年后又见到元直，他说笑机敏如故，但行礼恭敬谦逊，收敛约束自己，仿佛认为过去的行为很不值得取法。我又感到惊异，怀疑他有所心得才这样，却没有来得及询问。一年后在钱塘再次见到他，诸位公卿名士都在席间，各自施展所长以为乐。元直整理衣襟坐在末位，低头收膝，一句话也不说。天晚宾客散去，他恭敬地作揖致谢，坦然快步离开，俨然像一位诚实谨慎的君子。等到同他交谈，句句都合乎道理，与从前相差很远，诸位公卿也不停地称赞他的美德。我大为惊异，便询问他。元直说：“我年轻时曾以医术出游，渡过吴楚，沿淮水、泗水上行，到达齐鲁，往来于公卿之间。为我空出上座等候、带着束帛迎接我的人，数也数不清。那时我志气高盛，认为凭口舌就足以成事，正把这个当作自己的才能，而人们也多认为我奇异。” 我曾听叔父能轩君说，《易》中讲迁善改过，没有比“益”更好的，所以用它给我的书斋命名。我将要回去求学于圣贤之学，您认为怎么样？”我听了更加惊异。世上任性自得、将近衰老时遭遇挫折而能够悔悟的人是有的，却没有在壮盛强健之时改变想法、在无事顺遂之际改变操守的人。我在几年之中看见元直三次改变自己的品德，每次见到都感到惊异；不是有志于道的人，能做到这样吗？圣贤之道其实很近，也容易实行，只是人很少能达到，有些人也只是停留在自我满足罢了。凭元直善于改过的能力，如果从事圣贤之道，早晨认为正确的事情，到了晚上就已经悔悟；过去的作为如今觉察到错误，那么即使每天不同、每月变化，也是可以的。我大概将要屡次为他感到惊异，哪里只是一两次而已呢？

译学士亭记 贤哲处世，哪里可以只根据外在行迹来评说呢？在草创混乱的时代，世道衰败、正道郁塞，怀抱经世治国的志向却无法施展，怎么能够舒展心神、畅达情志呢？所以有的人把踪迹放逐于江海，有的人在山林中修养操守，寻找那些遗世忘累的人同他们交游。他们的用意并不是寻求什么道理，只是把踪迹寄托于外物罢了。如果只拘泥于行迹来评说，哪里足以知道贤哲的用心呢？元朝至正年间，有一位大儒先生，太史公出自金华，以道德性命和经世济民的方略为学。学业完成后，四方兵乱兴起，天下大乱，太史公知道无可奈何，便往来山水之间，著书来自娱。当时乌伤圣寿寺有位千岩大师，胸襟磊落而善于谈论，喜欢同儒者交游。太史公常常去与他交谈，一谈便连日连夜不停。当他心情适意时，有时携杖登上高岭，看云气升起；有时躺在石床上，听瀑布泉水的声音。过了很久便大笑告别，分别后又再来。人们看见这些，以为太史公喜欢听闻千岩大师的道理，哪里知道太史公呢？等到真人登上帝位，僭乱平定而四海安定，太史公应召出仕，在朝廷任职十九年，屡次升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六十八岁时，辞去政务回乡。这时千岩大师也已经圆寂很久了。后来龙门海禅师又主持圣寿寺，认为这座寺院是太史公曾经游历的地方，于是于洪武八年某月在寺南修建学士亭，以太史公的官职命名；这座亭子就是为太史公而建的。海师因为我曾跟随太史公学习，让我记述这件事。我想，过去贤者同方外之士交往，如陶彭泽同惠远，周元公同常总，欧阳文忠公同居讷，这样的事是有的。陶彭泽只留下虎溪一笑，周元公用“鸾”命名溪水，用“青松”命名社团，却没有听说建造什么亭台。文忠公离去以后，寺僧某人在寺中建亭，以文忠公的别号命名为“六一亭”。然而亭子建在文忠公身后，他没有来得及看见。如今海师趁太史公归来时修建亭子，亭子建成后太史公气力强健、身体康复，乘轿来观览亭中景色。这确实是古代没有、今天也极少有的事情，怎么可以没有记述呢？不过，“六一亭”的文章，是文忠公的门人苏长公亲自记述的，文章流传下来，所以事情很显著。我卑贱而愚钝，哪里敢冒昧僭越，以文章玷污伟大的事迹呢？即便如此，太史公的事迹后世必然有人知晓，不必等待这篇文章；但用文章来说明太史公的志向，我本来就不能推辞。宋氏为善堂记 洪武十年，皇帝下制书追赠当今太史公的显祖为太常少卿，显考为礼部尚书，制词都是皇上亲自撰写的。制书认为，太史公如今的显贵荣耀，都是祖先父亲行善所造成的。太史公恭敬地奉持制书回乡，与他的长兄教谕君景渊一起到宗庙告祭，在家中祭祀，并在金华故宅召集族人，来扩大皇上的恩典。教谕君建造燕居之堂，恰好完工，于是取制词的意思，将它命名为“为善”，用来彰明先人的德行，并且教诫后人。君子行善，本来从未有向上天求取报偿的心；然而善行的厚薄、久近各自依照类别而得到回应，这是天道的必然，不能欺罔。自从异端学说兴起，用祸福来鼓动天下人的耳目，认为行善就可以使自身和家族富裕，延及后代，报应甚至及于来世，使人都为了获得报偿而行善。于是利与善的意义混淆不明，真诚行善的人就少了。善，是上天赋予的，也是人本来所有的，它出自仁义忠信，在家庭中实行，再推及他人，扩大而施于众人，这些都是义理所应当做的，哪里是为了求取报偿呢？为了报偿而行善，即使行为符合义理，仍然属于求利。宋公的祖先十多代以来，安然居处乡里，修习诗书礼让的教化，实行善行而不自我炫耀，把德行施于他人而不自居有功；他们积累的德行深厚了。一旦在宋公身上大发显现，文章布满天下，声名盖过四方，位居朝廷而使祖、父两代都得到推荣，隐伏的善行和不显露的德性，被圣明君主称许而大白于四方。由此宋氏的善行显明得如同日月不可遮蔽，他们的祖先难道预先希望达到这种地步吗？即使宋公本人也没有预先希望会这样。不曾预先希望如此，而上天最终不能违背其理，这就是善行达到极致的表现。教谕君嘉许弟弟有所成就，把这件事揭示并记载下来，使后人取法，也可以说是善于教导了。不过，用名义来教导，不如亲身实行更好。教谕君年过七十，仰慕古人的道而不懈怠，每天坐在这座堂上，极力训导子孙，大概可以接近铜鞮伯华、司马康的遗风了。“为善”的恩泽，难道会有终止吗？像皇上这样褒奖宠爱宋氏，大概还不止于此而已。我是宋公的门人，尚且能够替宋公说明这些道理。

译畸亭记 人从上天得到的禀赋，没有谁能够完全承受；从上天得到的深厚，必然在与人相处方面较为浅薄。过分迎合人情的人，必定从上天那里没有得到什么。听力达到尽善尽美，视力达到极其明察，心灵通达大道，性情纯合于德，这些虽都可能具备，却未必人人都能如此，因为受到天命限制，是上天没有全部给予。有这样一个人，唯独好像在这些方面有所获得：有时像使他的眼目开阔，有时像使他的思虑开辟，有时像使他的存在振起，有时又像使他树立；凡是他的举动谋划，都仿佛暗中有力量在帮助他，而众人却没有参与其中。难道能说他不是从上天那里获得了深厚禀赋吗？他所得到的既然已经卓然超出万物之上，却又追逐在众人后面，求取众人剩下的腥膻残秽来满足自己，不仅众人不会跟随他，上天也不会认可他。因此凡是特立独行的士人，多半不合于世人；这不是上天想使他困苦，而是他从上天那里得到的已经很多，不能同时得到世人的认可，也是形势使然。自古以来，只有圣人不常被形势拘限；圣人以下，大多不能免于为形势所屈。诗歌衰落以后，屈原的辞赋最为雄奇，所以屈原不被当时人知遇也最为严重。庄周、荀况都凭文学才华高出天下，因此二人都没有得到时遇。杜子美、李太白，是诗人中超群绝伦的一类。其他因道德、才艺而困顿的人也很多。既然已经在某一方面有所获得，难道还能同时得到另一方面吗？他们依恃这些所得而自我珍重，认为天下一切可贵之物都不愿拿来交换；那么别人是否了解自己，又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呢？庄周说，偏离世俗的人，正与上天相当；我曾对此很有感触。会稽杨宗哲为人清廉谨慎，不苟且妥协，年轻时能够写诗，居住在太学数千人之中，唯独以吟诗自娱，不求别人知道自己，而别人也很少知道他。后来得到一官半职，任成都卫知事。成都在西南万里之外，知事穿着儒服处在武官之间，兴趣爱好和议论也很可能难以与人相合。宗哲把一切都寄托在诗中，他的喜怒、安逸劳苦、悖逆会合，必定都有所记述；他的言辞简洁而深刻，淡雅而有文采，往往都合乎君子之道。他偶尔用“畸”来命名自己的亭子，请我写记。我本来就是最为不合于世俗的人，又凭什么来记这座亭子呢？不过人的志向有远近之分，所以与人相合也有大小之别。与上天相当的人，使心中所思虑、身体所施行的都与天道相合，即使困顿也仍然通达。不合于世人，又有什么可忧患的呢？假如当初丧失廉耻、抛弃道义，只求与人相合，即使达到极富极贵，也只是辱耻更大，而且还会获罪于上天。那样又能把上天怎么样呢？宗哲居住在这座亭子里，笑歌自娱，洞察千古，究竟谁是得到，谁是失去？谁是与人相合？谁是偏离世俗？如果以百代以前的贤者豪杰为友，同他们并行，那么在世人看来偏离世俗的人，在片刻之间便与上天相合；这样的偏离，哪里可以数说它的数目？又怎么知道它不是最大的相合呢？希董堂记 禄位高于一般人的，可以荣耀一时，却不足以流传百世；道德完备于自身的，可以流传千古，却未必能在当时显贵。有志之士，究竟应当取法什么呢？我从上天那里所承受的才能，推而广之可以恩泽天下，传给后世可以成为无穷的法则，绝不只是用来求取利禄显达而已。假如拥有富贵而事业功绩在当时显著，福泽施加于百姓，君子当然也会有所取法。若只是为了禄位罢了，那么君子又有什么可取的呢？汉代做公卿的儒者很多，公孙弘终身享受宠禄，韦贤父子相继显贵，孔光、胡广长寿高位，这些都是当时人所指称、谈论、歌颂的，以为他们善于保有富贵。千年以后，即使庸人小孩也都知道轻视鄙弃他们。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最不得志，屡次遭有权势者排斥，不能立于朝廷，只能周旋于藩国之间，却以仁义道德加以匡正；直到今天，人们仍尊崇他的学术，把他看作圣贤一流。士人中善于尊重古人为友的，常常喜欢引董仲舒自比，那么一个人真正可贵之处，究竟在哪里呢？世人正急切追求后世所鄙弃的东西，却不急切追求后世所仰慕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极其迷惑吗？像我秦府长史茅侯大方，莫非就是所谓善于尊重古人为友的人吗？茅侯有学问、有品行，是淮南学者的老师。他考核政绩后入朝，天子召见并与他交谈，对他很满意，提拔他为大国的辅臣，并且勉励他从事董仲舒辅佐君王的事业，所赐予的恩宠和寄予的期望都十分优厚。茅侯认为自己以平民身份受到隆重待遇，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圣天子的眷顾知遇之恩，于是凡事尽力规谏争辩，周密谋划，完全具备大臣的体统。不到一年，秦国便称得上治理有方，于是把“希董之堂”几个大字悬挂在正堂上，以彰明圣上的教诲，也表明自己的志向。茅侯为人敦厚宏大而和蔼儒雅，不高傲，也不谄媚；对于端正礼义、阐明道理的言论，他有很深的体会。大概他是听闻董仲舒的风范而受到激励的。然而董仲舒不被君主了解，他出仕到藩国，多次遇到骄横的君王，所以匡正他们非常困难。如今茅侯出仕，天子赞赏他的才能，贤明的君王看重他的德行，他从容地规劝讽谏，朝廷内外都推重佩服他；他的际遇比董仲舒远远优越。虽然如此，刘向曾称赞董仲舒，说即使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大概是惋惜他不能把自己的道理全部实行。假使董仲舒能够得到高位，那么值得仰慕的地方，岂不是更多吗？大概禄位这种东西，小人得到它，越显贵便越耻辱；贤者处在禄位上，则越显贵便越光彩。贤者并不是凭借地位才显贵，而是因为把道施行于人，受到恩泽的人多了，所以他的声誉也更加贤美。如今茅侯正值盛年，又遇上太平盛世，志向宏伟，才气卓越，怎么知道他的地位不会超过董仲舒呢？愿他得到董仲舒未曾得到的地位，并实行董仲舒想要实行的道，使天下和后世都有所仰慕；这样，茅侯才算善于学习古人，也没有辜负天子的训诫。

译借竹轩记 我当初在京师与会稽蔡君惟中相遇，相交了很久。当时我正遭受忧患，茫然无措，没有人可以交谈。惟中也因事来到京师，于是每天都能和他相互交谈，从早到晚，铺开荆条席地而坐，过了很久才各自离去。后来我到南门以南访问他，在草屋外看见几竿竹子，又看到屋檐之间题着“借竹”二字，便指着问他。惟中说：“我一向喜爱竹子，借住在这里，幸好又有竹子，所以借此表明我的爱好罢了。将来希望您能为此写一篇记。”我疑惑惟中身在旅舍之中，哪有闲暇经营这些，于是暗自一笑，没有回答。今年我游历浦阳，有客人从越地来，传达了惟中的话，又再三请我写记，并且说惟中住在会稽，享有山林之乐，非常适意。我听了更加疑惑。过去在京师，借屋居住，称作“借竹”，当然可以理解。如今俨然住在自己的房屋里，竹子也是自己所有，却又称为“借”，这是为什么呢？况且惟中如果从外物来看，那么什么不是借来的呢？船车是借来承载我身体的，江山的胜景是借来游乐我心灵的，肥沃的田地不是我所有，却借来养活我；玉帛不是我所得，却借来使我富足；牛羊犬马不是我所能完全拥有，却借来供我食用。住宅不过是暂时传承、借住的地方，童仆和妾不过是多余的累赘，轩车冠冕也不过是偶然到来的东西。再说得深一些，即使是我的身体，也还是借阴阳造化才得以产生，哪里只是竹子呢？如果从万物本来就是自己所有的角度看，万物都本来属于我，又说什么借呢？世上的人沉溺于自私，把世间的东西都执著地看作已有，在获得和失去之间忙忙碌碌，却不知道停止，这同蜗牛把粪土当作自己的丸子有什么不同呢？我曾渡过江淮向北行，登上泰山眺望四方。过去的英雄豪俊，乘坐高车、树立大纛，在名都大邑之间驰骋，田夫巷妇啧啧称叹，跟随着仰望他们，以为他们是神人；百年以后，我只看见断碑残冢，狐狸在上面打洞，乌鸦老鹰在上面哀鸣，这难道不是他们借造物之力暂时存在，最终又归还给茫茫大地了吗？所以，身体之外的一切都是借来的；富贵利禄加在身上的东西，又是借来的东西中的借来之物，而人们却正为此欢喜或忧愁，不也是荒谬吗？古代通达事理的人，把百世看作片刻，把天地看作房屋，把万物看作游尘，天下所有的事物都不足以牵动他的心怀，哪里还值得谈论竹子呢？我将向东游历，探访大禹的洞穴，凭吊伍子胥的庙宇，借用惟中的借竹轩，和他一起谈论往昔的事情；究竟什么才是借来的呢？究竟什么不是借来的呢？惟中幸好【此下有缺文】绿畴轩记 江南兴盛的时候，它的风俗与天下其他地方不同：君子修养德行来教导平民，平民努力耕种来供养君子，彼此的分工早已确定。安逸的人不认为自己没有用处，劳作的人也不认为自己特别辛苦，上下相互资助，恩意彼此交融，邹鲁的盛况大概也不能超过它。等到这种风气衰败并形成弊病，文饰丧失了质朴，偷安苟且之风滋长；君子放纵，平民困苦；清谈高论的人放荡而不知检束，劳作谋食的人受到鄙视而难以役使，于是这种风俗的特殊之处反而足以成为祸患。然而善于治理的人，不会为了苟同而顺从风俗，也不会为了求异而故意违逆风俗，只是根据原有的道理加以端正，使它合乎人情罢了。中州的制度不同于江南，如果把君子和平民一概同等对待，百姓一定会苦于不便利。周代时，闾里族党都有老师；汉代乡邑设有三老。假如选择其中有才有德的人，免除他的徭役，使他教导乡里的子弟；德行足以为师的，普通百姓都以师礼侍奉他；才德不能超过普通百姓的，即使出身于旧家世族，也一律排在普通百姓之列。这样百姓无不努力学习，风俗也就可以变得美好。这难道不是接近先王的本意吗？三老的设置如今本来就有，德行足以成为乡里的老师、百姓所仰望的人，正是我所希望见到的。浦阳郑叔器对我说，乌伤黄公谨凭借学问和品行在乡里受到尊重，乡民有疑问一定去请教，有诉讼一定去求助，有匮乏一定去请求帮助；黄君从不厌倦地回应他们，而且处理事情从来没有不审慎的。他带领子弟和族人努力耕田，给平民作表率；又在堂屋左边建了一座轩，命名为“绿畴”，用来显示给百姓看，勉励他们不要懈怠。君子常常忧虑不懂农事，平民常常忧虑不明礼义；如果能够没有这两种忧患，天下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地方呢？黄君处在君子的地位，既能教导百姓，又带领百姓从事他们应该努力的事情，这是南方少有的情况。根据这种少有之处加以表彰，百姓都仿效他的行为，君子不再放纵，平民不再困苦，难道不可以从这里开始吗？可惜我的力量还做不到。建一间屋子本来不值得写记，给它命名也未必值得写记；但风俗的盛衰，起因往往细微，不可以不记，所以详细记下这些，使人知道黄君确实是君子。

译时敬庵记 礼制有因时代不同而应当变通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出自圣贤就都必须照搬。夏、商的礼制由禹、汤、伯夷、伊尹制定，难道会有过错吗？周代为什么还要有所损益？大概是因为时代相隔太远了。周代的礼制距离后世越远，应当增减变通的地方就越多。不幸的是，周以后继之以秦汉；秦朝不用谈礼，汉代又没有卓然的大儒能够制定一代制度的损益。汉代君主虽然顺应人情有所创建，但德行不能胜任其地位，人们不相信他，反而争相攻击他。所以周礼的作用，直到今天仍使文王、武王、周公所制定的制度看起来似乎不能损益。假使后世有圣人出现，怎么知道他一定不会有所损益呢？礼有不可改变的，也有不能不改变的。不可改变的是根本，不能不改变的是形式。用根本去要求形式，就会拘泥；只从形式看根本，就会愚昧。墓葬而在宗庙祭祀，是周礼。汉代出现墓祭，大概是因亲情而兴起的，形式虽不同，但它以孝敬为根本，与周礼有什么不同呢？谈论礼的人因为它出自汉代，便多方辨析并加以非难。这种非难是不对的。墓中埋藏的是人的形体和魂魄，宗庙祭祀的是人的魂气；魂气无处不往，为什么只可以在宗庙祭祀，却不可以在墓地祭祀呢？子女对于父母，吃到父母用过的器物中的食物，就仿佛看见父母在羹汤旁；进门时，就仿佛看见父母坐在寝室；出游时，就仿佛看见父母凭靠车轼；面对深渊时，就仿佛看见父母站在岸边。凡是父母足迹所到、思虑所及的地方，都好像能看见他们，何况是父母形体埋藏的地方，怎么会不思念呢？既然思念他们，他们的魂气难道会有不聚集的时候吗？因为魂气随着思念聚集，便就近祭祀，不能说没有礼。于是守墓结庐，也是人情不能自已，是孝敬之道，怎么可以深加非难呢？然而在宗庙祭祀是常礼，在墓地祭祀是顺应亲情而制定的变礼。能够尊重常礼而不敢忽视变礼，是君子的作为。若厚重对待墓祭而轻视宗庙祭祀，那就不可以了。永康朱君世庸已经把父母安葬在乡里的独松原，每逢岁时前往墓地省视，便慨然悲伤；看着那里的草木和坟墓，仿佛都看见了父母，于是说：“我的父母怎么知道不在这里呢？”便在墓旁建庵，把“时敬”题在匾额上。每次来省视，都在这里表达敬意。这大概是把礼制的常变结合起来了。朱君请求我写记，所以我为此作文，使人知道变通礼制而不失其根本，是圣人不会抛弃的。慈竹轩记 往年我接受汉中的任命，命令送到家中，便与妻子儿女一同前往。年末抵达鄞地，当时天气非常寒冷，太阳将近黄昏，小船沿城航行十多里，旅舍已经关门。我远远望见高大的城墙和高耸的屋栋，有一间房屋像鸟翼般伸展。船夫指着说：“这是张君敬辉的住处。”张君一向善于奉养母亲，又好客而喜欢操办事务，于是让我先到他家。敬辉出来迎接客人，他的母亲站在堂上，等候我的妻子儿女恭敬地进门。张灯后备办饭菜，饮酒数巡，他的几个弟弟侍立在旁，都整齐端庄，气度不凡。第二天我拜见他的母亲，只见她体态丰厚、眉目秀美，说话温和。敬辉于是对我说：“我年少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才活到今天；几个弟弟都已经娶妻，也抱上孙子了。”正堂北面种着数十上百竿竹子，滋长茂盛，母亲很喜欢，因此把侍奉母亲用膳的地方命名为“慈竹轩”，希望我能写一篇记。我笑着答应了。到任所已经三年了，往来南北，没有一年能够休息，始终没有来得及为它作文，但我追忆那个地方和他的兄弟们，从未忘记。今年我在京府考校文章，敬辉的弟弟从家乡来到会稽，又一次转述敬辉的意思。我年少时失去了父母，如今只有庶母还在，也已经老了。我的长兄多病，十多年不能走出家门。弟弟寄来几十首诗，叙说离别的情怀，以归田为愿望。我读着诗，惆怅悲伤，泪水流满纸面，想暂且回去省视母亲，却又不能实现。看看敬辉母子，身体健康的日子里，带领弟弟、弟媳和孩子们亲自举杯祝寿，彼此和乐愉快；自己没有经历忧患的道路，耳目没有接触危险和耻辱的事情，有稻米和鱼可吃，有麻布和丝帛可穿，不用求取便能自足，没有惭愧便能自得，他们所得与所失究竟怎样，而我又能用什么话来告诫敬辉呢？虽然如此，敬辉所得到的一切，并不是敬辉自己努力造成的；我不如敬辉，也不是我的才德拙劣，而是命运有所安排罢了。命运所决定的，即使圣贤也不能违背；圣贤所树立的事业，即使命运也有不能限制的地方。所以孔子困于陈、蔡，奔走四方，在齐、梁不得志，被武叔、臧仓毁谤，这是上天用来限制圣贤的方面。阐明道理、树立德行，揭示天地的奥秘，解除百姓的困惑，使光辉照耀无穷后世，这是圣贤自己所做的事，即使上天也不能夺走。敬辉学习圣贤之道，希望他不要只因没有从上天那里得到什么而自我安慰，而要因为自己还没有成就而自我勉励。也许上天会借给他福佑，怜悯我母亲、兄弟早年离散，使我们后来能够团聚；将来我得以回家休息，叙享天伦之乐，还应当到敬辉的居所，看看慈竹的茂盛，大概会有这一天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敬辉，请等待这一天吧。

译企高轩记 从外在事迹观察人，不如从内心观察人更为恰当。治水、播种、困居陋巷，如果只根据外在事迹来评论，怎么能把它们勉强看作相同呢？如果推究内心，又怎么能说它们不同呢？不只是圣贤如此，即使君子也是如此。司马迁感慨激愤而宏大博深的胸襟，表现在文章辞句中；杜子美忠贞仁义而恳切深厚的情怀，显现在诗歌中。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成就的事业不同，评论者却说两人可以并称。岂只是人如此，万物也一样。金和玉材质不同，却同样珍贵；水和火性质不同，却同样有用；麒麟和凤凰形状不同，却同样是祥瑞。如果知道它们相同之处，又还有什么不同值得比较呢？东汉末年，徐孺子隐居在南州，凭节操义行自守，不能靠此得到衣食，当时的士人却推重他。我的同乡徐君太玄，年轻时学习老庄之书，清静自守而有志操，如今在藩王府掌管乐事。我经过他的居所，题写他休息的房屋为“企高”，勉励他学习徐孺子的为人。有人认为，徐孺子处在末世，而太玄生于盛世；徐孺子学习儒学，而太玄学习道家之言；徐孺子靠自己的力量谋生，而太玄由国家供给衣食；徐孺子不屈服以保持自身清白，而太玄凭一技之长为世所用；两人本来没有一点相同之处，太玄又怎么能够仰慕徐孺子的高尚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士人的高下，在于道德和心志，不在于隐居还是显达。一个人内心确实有足以使人崇高的东西，即使混迹于屠夫和商贩之中，也不能损害他凌云绝尘的志趣；如果内心毫无所得，即使栖居岩穴、饮用山涧之水，仍忘不了贪求竞争的欲望，也不过是卑鄙污浊的人罢了。因此，决定于自身的道德高尚，即使富贵、权势和宠爱也不能夺走他的操守、使他陷溺，何况古代的高士本来就有隐居于道术之中的呢？自身没有什么值得崇高的，即使远远离去、隐遁消逝，想要自我标榜高尚也做不到。如今太玄的外在行迹与普通人相同，但看他的面容，光明显著，仿佛超出尘埃俗气之外，不与世人混杂；他内心保存着什么，我哪里能够知道呢？我尚且不能完全知道，世人却想断定他的高下，果真能够得到他的真实情况吗？说太玄就是徐孺子，当然不可以；说他不能学习徐孺子，则更不可以。抛弃对外物的仰慕，摆脱嗜好，淡泊而不让天下万物扰乱自己的心，在言语或沉默、取舍和出仕退处之间，一定审察合乎义的原则，那么徐孺子的高尚就在太玄身上了。士人只怕不知道应当仰慕什么，哪里会有学习却不能达到、具备其实质却没有其成效的呢？息耕亭记 方子在越地的郊野行走，遇到一位老人。他一边诵读一边耕作，显得自在而满足。我觉得奇怪，问他说：“老人家辛苦了，为什么这样快乐？”老人说：“你认为我辛苦，难道不知道自己也很辛苦吗？那些人早晨起来，戴好帽子、穿好鞋，快步趋行，拱手弯腰；天气炎热也没有时间撩衣，疲劳了也没有空闲休息。遇到长官、面对贵人，便恭敬地站立，肃然注视，侧耳转眼，像侍奉严厉的父亲一样；勉强说话，假装笑容，表面谦让，曲意回避，这叫作形体劳苦。翻阅简册，手执笔札，朱墨交错；前人的遗言、散佚的典籍，满眼都是灿然的文字。涉猎其流派，仿佛还有余力；探究其源头，却又觉得不足；舌头疲累、口中刺痛，疑问充满胸中。圣贤相距遥远了，将从哪里去质问求证？可悲的是贤人已经逝去，追寻考察他们的足迹，想知道他们的途径，却困顿而不能获得，这叫作求学的劳苦。各种言论彼此攻击，犹如从万头牛身上取毛；想用它们来阐明道理，就像用绳索捆缚影子。少则流传百年，多则停留数世，最终磨灭在泥滓中，茫然不可记载。为什么还不醒悟，仍然修饰文辞，炫耀怪异、披露奇闻，穷尽精力、疲惫思虑，远观千年，最终又有什么补益呢？这叫作求名的劳苦。地位卑下时处在郡县，地位尊贵时居于朝廷，逢迎阿谀、结党附和，以博取他人的皱眉和笑脸；束缚学术，发布条教。世道人心浅薄，机心深而诡巧；宽容便招致侮辱，严厉便受到讥笑；用智谋周旋，以意气驱使人，用恩惠抚慰人，用威势钓取人；想到古人的道理，自己既惭愧又悲悼，这叫作做官的劳苦。” 所有这些劳作，也已经太过辛苦了，难道只是我这样吗？你又为什么要问呢？况且我刚开始耕作时，手忘了耒，牛也忘了土地；如今，土地忘了禾苗，我自己也不知道了。一般人耕作时，手和耒彼此不协调，所以身体劳累；土地和牛彼此不协调，所以牛劳累；禾苗和土地彼此不协调，所以禾苗瘦弱而土地受损。我如今全都不是这样，难道不是有值得快乐的地方吗？没有什么比顺遂心意更快乐的，而快乐也没有超过心与外物一同忘却。野鸭在水中洗浴，振翅整理羽毛，快乐得无以复加；鸡在泥土中洗浴，振翅整理羽毛，也快乐得无以复加。若把它们调换过来而强行施加，必定会苦不堪言。忘了自己是在泥土中，才可以在泥土中洗浴；忘了自己是在水中，才可以和水一同【▯】而不死。我如今忘了自己是在耕作，不只是忘了耕作，而且忘了耕作的原因；不只是忘了耕作的原因，而且连耕作者也一并忘了。耕作者是我吗？不是我吗？是上天役使我吗？是我役使上天吗？我尚且不知道，又为什么要耕作呢？治理天下也同样如此。恩德遍及天下，教化融洽，内外和乐，能够使君主忘掉宰相，使宰相忘掉百官，使治理百姓的人与百姓彼此忘却，这样才差不多可以称为善治了。若彼此纠缠纷乱，以心机相互欺骗，以智谋相互牵制，即使想要耕作，又哪里能够指望成功呢？我拱手询问治理天下的道理，老人却不回头，背着耒离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停留在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位隐居的君子。乌伤人王仲缙把他的哥哥王仲言的事情告诉了我。仲言曾经学习经书，又喜爱耕作，建造了一座息耕亭，用来在那里休息。怎么知道没有隐居的君子来往于其间呢？仲言如果见到那个人，就把我的话拿去向他求证吧。

译舣航轩记 浦阳人郑君仲潜，壮年时游历都城和防地等繁华美丽的地方，尚未老便退居到麟溪的旧宅，在池塘边建造房屋，修长宽广，形状像船一样，在门额上题名“舣航”。他时常带领宾客在那里宴饮休息，悠然自得，仿佛有足以自我娱乐的事情，但别人都无法揣测。宾客中有感叹的人说：“人只有内心有足以凭恃的东西，然后才不会凭恃外物。能够不凭恃外物，然后才能不受外物牵累，并且使外物都为自己所用。世上凭恃外物的人也很多：凭恃珪组、车马来显示尊贵；凭恃玉帛、锦绣来显示富有；凭恃斧钺、兵甲来显示威势。一旦产生自我凭恃之心，所凭恃的东西就不值得凭恃了。只有不自我凭恃的人，才总能拥有外物并享用它。古代的君子，看待众人所凭恃的东西，完全不放在心上，只修养自己真正足以凭恃的德行，以从容观察千古以来的道理。他们并不是故意求得与别人不同，而是审察事物的轻重加以比较，本来就不得不与别人不同。如今郑君的家族，凭借礼义可以维持数十代，房屋、器物和日常用具可以历经数百年而不破败，所积蓄的财物可以惠及乡里，乡人仰望他，认为全天下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郑君却好像并不把这些看作自己的所有，只把所居之处看成暂时系泊的船，由此可知他不凭恃外物了。” 我听了这话，笑着说：“哪里只是这一间屋子像船呢？天下所有的东西，哪一样不是船呢？把那些使人称心而喜爱的东西看作云在行、鸟在飞，不必把眼前所见的东西留存于心，这就是把船系泊起来了。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体，从少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曾经有一天停息过吗？外物接触身体而浸润内心时，伸长脖子迎接它、承受它，没有一样不令人喜悦；转过脚步回头再看，有什么能够长久保存而不离去的吗？所以从人的方面来说，身体和人生都是船，无法使它们停泊。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巨大之物没有超过天地，而天地也是船，同样无法使它停泊。天地尚且不能凭恃为坚固不变，何况人呢？何况一室之内的事物呢？然而天地不能自行成立，一定有使它成立的存在；不能自行作为，一定有使它作为的存在。天地有毁坏的时候，而使它成立的存在从未改变；人的生命有终尽的时候，而使人得以出生的存在从未终尽。唉！这船究竟是谁造就的，又是谁使它停泊的呢？我将和你拾起它的缆绳，振起它的纲纪，到一气初始之处去寻求答案；那么，那些不凭恃外物的人所能凭恃的东西，就深远了。” 巾山草堂记 越过浙江往东，有许多大山。东南直到海边，尤其秀美绝伦。其中最著名的有天台、四明、鴈荡、天姥，都高耸空阔、深险峻峭，是天下奇异的景观；形迹仿佛蓬莱、阆苑，名声传播到四方极远之地。那些选择幽静之处、探寻胜景的士人，理应乐于前往。然而住在它们旁边的人，往往终身未曾去过一次，难道是因为山势崇高，不容易攀援仰望，所以把它们遗弃了吗？台城中有一座小山，独立而圆秀，苍翠润泽；远远望去，像人的弁冠。人们因此称它为巾山。山上有楼阁房舍的美景，高雅之士来到郡中，没有不去游览的。凡是住在山旁的人，一定搭建高架远台，来吸取清晨山岚、傍晚烟霏的奇异姿态。大概是因为它地势近而且低，蕴含的景致容易看见，到那里把景物看尽也不难，所以众人都乐于观赏。卢处士定谷的家正对着此山，于是把他的堂屋命名为“巾山草堂”。定谷懂得读书，明白义理，他的才智可以任用，却恬淡安静，不与人争逐；他并不是安于卑下浅近之处的人，难道是因为他的内心有所领悟，认为事物无论大小、崇高或卑下，本来就不值得比较吗？天下最为崇高广大的事物，没有超过道的；而卑下又切近的地方，也未尝没有道。害怕艰难而安于浅陋，固然不可以；忽视细微切近之处，只仰慕那高远宏大之境，又怎么可以呢？所以顺从父母、敬爱兄长、办理日常事务，并不遥远，而人的本性和天道也不在这些事情之外。尧舜之道与天道相合，但只要谨慎说话、慎重行动，就可以逐步达到。巾山岩石沟壑的盛美，和天台、四明相比，固然有所不同；但它对于人心的陶冶，能使人乐于观赏而不感厌倦，这难道果真有什么不同吗？定谷一定能够认识其中的道理。从前壬戌年七月十五日，我和叶君夷仲、张君廷璧、林君公辅、陈君元采，夜里登上山顶，饮酒赏月，纵谈千古之事，整夜没有睡觉。我对叶君说：“从前苏子瞻夜登黄楼，看王定国诸公登桓山，吹笛饮酒，乘着月色回去，认为李太白死后三百年再没有这样的快乐了。这种快乐，又是苏子瞻死后三百年间所没有的。”诸位都大笑。回头计算那时，忽然已经过去十五年，如今还活着的只有我和张、陈二人了。二位也将要老去。我被职业所系，远在数千里之外，不能回来；这样说来，为定谷的草堂作记，能不感慨吗？定谷有个儿子叫信，谨慎敏捷而且喜爱文章；他或许会把这些话告诉山灵，等我东归之后，还应当约同志趣相投的人重新游览，并且遍历海上的各座山，来尽情观赏宇宙间的壮丽景色；这快乐大概还没有穷尽。”

译藏器轩记 没有工具，或者虽有工具但工具不好，却希望用它来把事情做好，这是各种工匠都感到困难的事。如今想要建造房屋，坚固美好的材料堆积在面前，却没有规矩、斧斤来加工，即使有举世无双的技巧，又将施展在哪里呢？假如削蒿草做成规矩，揉铅做成斧斤，却让公输般来建造房屋，即使给他许多年时间，凭借才智和力量经营，也一定不能有所成就。所以使用不合适的工具，就如同没有工具一样。没有工具而建造房屋，尚且不能建成，何况治理天下呢？仁义礼乐，就是治理天下的工具。三代盛世时，居于官位的人既都掌握这些工具并加以运用，又教导天下的士人，使人人都把这些工具收藏在自身，以备选任公卿大夫，因此居上位的人没有不知道道的，普通百姓也没有不学习道的，所以上下相安而成就了治道。到了秦代，废弃礼乐仁义而不加修治，把三代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全都焚毁，转而采用刚暴、残虐、偏私、苛刻的法令来挟制百姓，还认为这样仍然不够，又让百姓都以官吏为老师，学习官吏的所作所为。因此正当秦朝强盛时，里巷山谷中的百姓战战兢兢，不敢喘气；等到秦朝衰败，一旦愤怒奋起，便杀掉自己的君主，又是多么容易啊！使用不具备的工具，上下互相猜疑，不能成就治理，功业不能成功也就不奇怪了。自秦以后，称得上善于治理的只有汉、唐、宋；它们的作为虽然超过秦朝，但有的把小小的慈爱当作仁，有的把貌似正直当作义，有的修饰繁琐的文饰，把它当作礼乐；它们所使用的工具并不好，想凭此达到三代的盛治，终究不可能。三代圣人运用这些工具，是先在自身实行并做到真诚，在家庭中推行并做到和睦，然后才把它们施行于政治教化，所以人们跟从他们时信服并受到教化，影响能够传布得很远。如果没有根本而实行这些道理，那就只是空有工具罢了，人们会跟从它吗？如今皇上有意尊崇古代的治理之道，设立学校来培养天下的士人，每年选拔其中优秀的，送入太学，使他们学习【▯】公卿大夫之选，仍然是古代的制度。于是太学中的优秀人才都奋发磨炼自己的才器，以求得到任用；自期天台李宗鲁，是其中尤其杰出的人。于是他用“藏器”来命名自己的轩，豪杰之士本来就有及时恢复古代治道的志向。何况在上位的人正以三代之道期望士人，士人难道不应当也以三代之道要求自己吗？后世的君臣，并不是全都不如古人；他们之所以不能恢复古代的治理，是因为所用的工具不好。用规矩来画方圆，用斧斤来砍削，从三代直到今天没有不同；难道唯独仁义礼乐不适合今天的百姓吗？只是没有实行罢了。宗鲁聪敏而通达政事，爵禄的到来已经不可阻挡；仁义礼乐的恩泽，大概也将施加于当今了吧？如果只是小小的慈爱，只是类似正义，只是粉饰外表，只是任用法令，这难道只是宗鲁不肯这样做吗？也不是我对他的期望。草心堂记 奉养父母的道理，很难啊。如果具备爽口柔滑、甘甜美味的食物就算奉养，那么富有财产的人都可以尽孝，而古代的孝子却未必都富有；如果准备彩色、声音来供父母耳目享受，准备车马、衣服来供父母身体享用，那么地位显赫的人都可以尽孝，而古代的贵人却未必都因孝著称。如果能够预先体察父母的心意、承顺父母的志向就算尽孝，那么聪敏智慧的人可以做到；如果能够以愉悦的脸色、柔顺的容貌侍奉父母就算尽孝，那么忠厚的人可以做到。然而聪敏智慧、忠厚笃实的人，也不可能全都是孝子。这样说来，难道不是因为父母的恩德极其深重，所以报答它极其困难吗？因此，奉养口腹身体、顺应脸色、察知嗜好，只是孝道的末节，并不是孝的最高境界。一定要使自身成为圣贤，以道理晓谕父母，使自己所具的德行没有遗憾，使显扬父母的名声能够流传，这才算差不多做到孝了。然而这也很难。果真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又哪里足以报答父母的恩德呢？这就是吏部郎中、永嘉人杨景衡把堂屋命名为“草心之堂”的缘由。景衡早年在学校求学，通晓《春秋》之学，在乡里取得荐书，被提拔担任现在的官职。京师距离永嘉数千里，母亲还在堂上，因为舟车往来的困难，不敢把母亲接来奉养，于是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此，以表明自己的志向。这个名称大概取自孟郊字东野的诗句。从前诗人说“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昊天的恩德广大无边”，东野又说“寸草难以报答三春阳光的恩情”，都是善于表达孝子心情的话。天下的事情没有绝对的难易，只有自认为不足的人所做的事必定会有成就，而自认为已经达到的人常常不能继续向道前进。景衡笃定志向、喜好古道，凭借禄位成为当时显达的大夫，也可以说是显扬父母了。然而他退身自处，借用贫困之人的言辞，感念亲恩难以报答；这种不自满足的心意，谁能比得上呢？古代君子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原因，也只是因为不自我满足罢了。作为儿子而自我满足，一定不能达到孝；作为臣子而自我满足，一定不能尽忠；求学而自我满足，一定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景衡年纪还壮健，学问也正没有止境，却能如此不自满足。沿着这个方向去侍奉君主、治理百姓，成就道德功业，是可以期待的。将来仕途有成归来，捧着酒杯为母亲祝寿，使乡里的父老谈论侍奉父母的人都以景衡为榜样，并且让后世有所称颂，那么他的孝行难道会有尽头吗？扬子云说：“侍奉父母而自知不足的，大概就是舜吧？”颜子说：“舜是什么样的人？” 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像这样。学习舜应当怎样做？也不过是努力行善罢了。”

译茹荼斋记 我七岁时母亲去世。又过了五年，继母也去世。再过七年，先父突然去世；大概二十岁时遭遇了三次丧事。我资质浅薄，身体多病，又因悲哀而受到加重，心如被割裂，腑脏如被摧折，几乎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私下悲伤地想：当时世上有人头发已经花白却仍有父母，有五六十岁还拥有父母的，有身居高位、建立大功之后才得以奉养父母的。有人不幸父母只剩一位，便认为这是极大的忧患；有人四十、三十岁便忽然成为孤儿，就不再把自己看作与常人相同。像我这样，年幼时便眼看尊亲突然凋零逝去，即使想自称为人，哪里还敢有所期望呢？因此精神恍惚而不得安宁，食物入口也不知道甘美。想到古人的话，把遭遇丧亲说成苦荼毒药，真是说得太严重了。于是建了一间屋子居住，以“茹荼”命名。既用来记载自己的悲苦，也用来勉励自己。回想年少时狂妄僭越，刚有一点知识，便总想以伊尹、周公自期，期望辅佐明王、建立功业，把管仲、萧何以下的人都看得很轻。我游历四方，考察百姓生活的利弊，揣度风俗的盛衰，综合考核古今治乱的原因，已经非常详细。正要寻求机会加以实践，却又认为自己浅薄。我认为古代圣贤君子中成就大业、建立大功的人，上天一定会让他们先承受天下最大的忧患，经历天下最深的苦难，所以他们的意志才坚固凝定而不畏惧，气势充足旺盛而不衰退，智慧思虑明达而处理事情安稳；不这样就不足以成就大业。几年来，我在尘世中奔走，受到压抑，被奴仆辱骂呵斥，被庸夫俗吏困辱。我心中暗自以此为喜，间或把这些事告诉先父。先父欣喜不已，好像不知道我的愚陋，大概对我寄托了深厚的期望。不幸福分浅薄，先父突然抛下我离世。唉！还忍心说这些吗？上天使我受苦，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如果不自我勉励，凭什么到地下向先父表明心迹呢？然而灾患过去便忘记戒备，身处安逸便放纵享乐，这是常人的情性，难以避免。我每天处在这间屋里，看到这个名称，就让内心常常如同睡在草席土块之上，站在先父面前，与伊尹、周公之辈相互讲论。如果时运恰好遇上机会，就可以偿还从前的愿望；否则便折衷百家之言，辅助众圣人的道，以使自己能够立身于万世，希望不违背先父的志向。虽然如此，这也只是空谈，先父已经无法再见到了。地位尊贵超过众人，恩泽遍及百姓，人人以此为荣耀，这些或许可以做到；但哪里足以追及父母生前的快乐呢？“茹荼”这个名称，即使终身使用它也是可以的。《逊志斋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逊志斋集》卷十六　明·方孝孺撰 记 传经斋记 世上称得上治理有方的，只说二帝三王。关于他们治理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考知。宏大的纲领、重大的法则能够相互传承而不泯灭，所依靠的只是群经的保存。然而它们真的没有泯灭吗？经书，是治理天下的工具，难道只是文辞而已吗？自从秦火之后，老儒硕生补缀、扶持、保护经书，各立门户、轨辙不同，把经书传授给自己的门徒；他们所从事的仅仅止于训释经文、辨析义理，至于补益世道、改善风俗的方法，却完全不放在心上。于是世上的君臣把经书指作空泛的言辞，而有才华、善辩论的人反而抛弃经学不学，专门攻习文辞之学。帝王之道颓然坠落于地，百姓也因此陷入极大困苦。唉！圣人的经书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之所以变成这样，不是经书本身的过失，而是传授经书的人没有真正的老师，接受道的人也不是合适的人。我年少时便喜爱学习，私下立志于此道；自从跟随先父学习经书，不是圣人的话便不敢存于心，不是关系百姓利害的事便不肯用心。遗憾的是尚未完成学业，就中途遭遇忧患。近年才到浦阳向太史公学习，这才知道经书之道宏大，唐尧、虞舜时代的治理并不难以达到；知道古今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治理法则，也知道世上那些谈论学问的人果然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学者。大概太史公从闻人君梦吉、吴莱先生黄文献公溍那里接受了群经，后来出任侍从，辅佐教导太子，虽然未曾得到参与治理的职位、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但他所陈述的全都是二帝三王之道，他的功德暗中施加于百姓，十分深厚。等到完成这些事情而居家时，便以启迪善待后来者为志。即使我鄙陋，也得以听闻这一道理：隐微处探究性命之理，明白处通晓礼乐刑政的要领，凡有所获得，无不著之于言。我虽不是这样的人，不足以承继先生的事业，但怎敢忘记自己的来由呢？经书不能用于世间，已经两千多年了。我私下常为此痛惜：如果懂得经道却不能用于世间，是天意；身居尊贵显要而不能实行，是不仁；说当时君主不能实行，是不忠；说百姓不可以用道来教化，是极其愚昧；说诸经不足以取法，是不懂得求学的人。我既然有幸懂得它，倘若承受天命有所作为而见用于世，那么从今以后全是先生的恩赐，我怎敢忘记？怎敢过分谦让？于是把受业之斋命名为“传经”，以记载它的由来。

译贫乐窝记 世人说读书人大多贫穷，难道真是上天使他们如此吗？才华高的人不忍因谋利而玷污自己，得道的人不屑同世俗混杂。他们所守持的，是远胜于世俗荣华的大美，本来就把世间的富贵看作污秽而不肯正眼看它。他们肯稍稍屈辱自己的志向去求取富贵吗？所以宁愿在饥饿中自得其意，也把沉溺于利欲视为深深的耻辱。世俗不能察知这一点，便说读书人善于贫穷，哪里知道富贵的正当道理呢？能够供养自身的物品，没有一样得不到，这就是世俗所谓的富贵；然而过分取用它也有禁令，苟且取得它也会有祸患。稍稍超过自己的本分，别人就想役使他，鬼神也会加害他，直到使他倾覆败亡、消耗殆尽。即使没有这些，正当他得到所欲而守护它时，有时也会内心惭愧，忧戚得像防备不洁之物被人发现；又凛然如站在百仞深渊边，担心自己坠落。他何曾有片刻的快乐呢？读书人对于富贵却不是这样：三才万物的道理，没有不从自身得到领会的；国家天下的事务，没有不在自身具备根本的。上溯百代以前，下及千载以后，包罗综合而没有遗漏。大到日月河岳照临、流峙的缘由，小到草木花实的盛衰、阴阳寒暑的消长，没有不存于心中并能认识其所以然的。然而这还只是从外物中取得的东西。至于断绝私心、去除欲望以保全本性，穷究精微、推求曲折以通达天命，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所具有的境界，他们都可以同其深广相比较而不惭愧。周公、孔子、颜回、孟子所学习的道理，充沛得仿佛全在自己身上，不仅收摄于一身，而且施行于政教也没有不足。当他们守心无为、自得其乐时，那些掌握威福权柄的人不能夺取它，为百姓主宰的人也不能控制它。穷达死生的变化，虽然重大，却不能扰乱他们胸中的次序而侵入其中。他们看待富贵究竟怎么样呢？世人只惊骇于读书人身外的贫穷，却不知道有道之乐本来超越富贵之上。奉川邵君真斋把读书之所命名为“贫乐窝”，我不能知道邵君是否完全体会到其中的快乐。然而不谋而同，是因为内心相同；不约而合，是因为道理相通。舜居深山，伊尹处于田野，颜子居于陋巷，时代相隔数百年，而他们的快乐却如同契券相合。谁说邵君的快乐独独不同于我所说的呢？乐寿堂记 临海王文俊年少时父亲去世，由祖母和母亲抚养成人；长大后懂得读书交友，以修饰自身，修整振兴祖上遗业，使家道宽裕，仿佛父亲还在世一样。两位母亲都健康安宁、长寿高龄，享受他的孝养。文俊于是拆除旧居的一部分建成堂屋，用来奉养老人的饮食；每逢岁时节日，便拿着酒杯跪拜祝寿。乡里没有不感叹的，都说王家有个好儿子。后来他把事情告诉我，又请我为堂屋命名。我敬重他孝亲到了极点，于是命名为“乐寿”，并告诉他说：“你知道侍奉父母的快乐吗？世俗所谓的快乐，在于住宅车马、衣服饮食珍宝财货以及音乐的供奉。这几样东西，适合身体、悦于耳目时，确实足以使人快乐。然而父母如果不在世，而自己独自享受这些东西，往往会有听到丝竹便哭泣、看见玩物便悲伤、遇到美味却不忍下咽、望见堂屋寝室却不忍安坐的人；这样看来，本来可以快乐的东西反而令人悲哀，因而产生这种悲哀，又怎能使身心快乐而没有遗憾呢？幸而能够让父母在世：在家有奉养，出门有陪侍，行动有教导，说话有告诫。看见父母吃得甘美，即使我没有吃，也替他们感到饱足；看见父母身体安适、气息调和，即使我生病，也仿佛因此减轻了。” 即使吃的是粗菜、穿的是布衣，用来奉养父母、享受冬温夏凊之乐，内心也有说不尽的感受。何况财力足以取得丰盛美味，凡是父母想要的都能顺从而不违背，那么上天给予我的恩厚了，这快乐难道不大吗？”世上的人并非都不能奉养父母：有的困于贫穷，不能备办物品供养；有的父母早早被上天夺去，即使自己富贵，想奉养也没有机会，所以富贵不能奉亲的遗憾尤其深。如今文俊虽已丧父，但两位母亲都健康长寿；虽穿布衣居住乡里，但他的力量足以取得甘美食物来奉养她们，这可快乐的事情实在很大，怎能不知道这就是快乐呢？我年轻时还不懂事，把父母的快乐看作可以长久拥有；虽在父母膝下，却不知道那就是快乐。到了今天回想，想再见一面亲人也不可能了。从今以后，即使侥幸有所成就，私自享用五鼎之食、处在三旌之位，也与快乐无关了。所以每逢遇到有父母的人，我总庆幸他们可以享受这种快乐，并且对他们讲说，唯恐他们不知道这是快乐，也像我一样在无穷的追悔中悲伤。唉！文俊希望把我的话当作警戒，竭尽力量、完成志愿，使父母的口腹身体得到满足；修养自身、谨慎行事，使父母的心意得到喜悦。这样不但能使乡里人感叹、羡慕，也能使四方称赞奉养父母的人到这里来；他们经过门前，指着堂屋说：“这是王家奉养父母的堂屋。” 这样才算没有辜负我为它命名的意义。如果只是崇尚壮观美丽，而德行事业不修养，那么环海之内，从前将相豪杰的住宅宏大高敞，比这座堂屋大十倍百倍的也有很多，但最终默默无闻，这还值得我对文俊说吗？

译问月楼记 天台金君元升建楼居住，命名为“问月”。每逢美好的夜晚，他披着羽衣，命人备好酒壶酒杯，吟唱李白《问月》诗，敲击如意作为节拍。见到的人都以为李白还在人世。他的乡人对此感到奇异，请我说明其中缘故。我说：“金君所问的是月亮；即使月亮能够说话，也不能回答。我不是月亮，哪里能知道他的心意呢？虽然如此，外表明亮的东西，内里未必能够自知；受到天下仰望的东西，也承受着天下的疑问。月亮即使想推辞人们的询问，也很难。我试着和金君从一气开始的道理来通达观察，可以吗？从我看来，月亮是明亮而且巨大的；从月亮看来，它难道知道自己明亮而且巨大吗？不但不知道自己明亮而且巨大，难道知道自己名叫月亮吗？连名称都不知道，哪里知道盈亏消长的规律呢？金君从哪里去询问，月亮又从哪里来回答呢？一气运行激荡，月亮由此产生。它并不是愿意不同于万物，而是赋予它形体的，只是苍苍的天、茫茫的气、煌煌的光罢了。它的形体虽然不同于万物，但使它形成形体的根本，从未同万物有异。我的形体不同于万物而且最为灵明，生来寄寓于世间，贵贱寿夭祸福的命数纷然不齐，尚且不知道由来，更何况没有情感的月亮呢？” 哪里还有闲暇去追问月亮呢？虽然如此，我曾听说：‘居于上位而不遗弃下方，所以月亮圆满时不因此欢喜，月蚀时也不因此忧戚；能够这样长久存在，难道不是与人所说的道理相类似吗？’金君有才能却能处在地位上而把志向寄托于隐逸，尚未得到时运也能自得其乐。他取法于月亮，意义很深。我不是这样的人，哪里足以谈论它呢？味菜轩记 凡是味道极美的东西，一定是人们非常喜爱的。越是可喜爱的东西，往往越能产生祸患，使人患病。酒是味道美的东西，也是人们极为喜爱的东西；小则有酗酒失态的过错，大则伤害身体、丧失道德，甚至给国家带来灾祸。牛羊鱼鳖之类，在食物中最为珍贵。然而华元因为羊羹分配不均，终于招致愤怒而失败；郑灵公没有把鼋羹分给别人，因而引发了叛乱的祸患。因此，人们因为甘美酥脆适口，不能戒慎，饱食而丧身，世上常有这种人。这难道不是味道越美，越可能有严重恶果吗？只有味道淡薄的东西，起初似乎没有什么可喜爱之处，却是世人不能舍弃的。饮酒的人靠它来消解酒醉，吃饭的人靠它来解除饱胀。贵至八珍九鼎的筵席，贱至吃橡实野菜、饮藿叶汤的居室，没有不需要这种味道的。它的材料既不为人争夺，味道又平和清苦，善于消除食物的毒害而不使人患病。像这样的东西，难道只有菜才是如此吗？世上的名人贤士，常常因为厚味含毒而有所警惕，反而深深喜爱蔬菜。比如杜子美对于韭菜薤菜，陆龟蒙对于枸杞菊花，苏子瞻对于萝卜蔓菁，无不称美，并见于吟咏歌唱。黄鲁直说士大夫不可不知道这种味道，尤其是确切有理的论断。因为贫贱者容易得到它，便没有超越本分去求取的念头；求取又不劳费，不是富贵人所特别喜爱的东西，所以享用时心安，用它时也没有惭愧。身体不劳苦而内心无愧，这大概就是君子取用它的原因吧？暨阳蒋侯文旭，以博士弟子中的优等被选为监察御史，他的官职已经尊贵显要了；但他的志趣清正俭约、廉洁谨慎，于是以“味菜”命名自己的居所。身居显官却爱吃蔬菜，这种善处有三点：不沉溺于口腹欲望，所以能够养身；安于自己容易得到的东西，不取众人争夺的东西，所以能够养德；把菜的味道推广到百姓，使富贵贫贱之人都享受它的利益，而不伤害万物，所以能够养民。养身用来养德，养德用来养民，这就是蒋侯胜过常人的地方吧？古语说：‘人没有不饮食的，很少有人能真正懂得滋味。’蒋侯在这里算是懂得滋味了。他由菜的滋味深入体会圣人的道理，使仁义充满内心、流露于外，并在事业上表现出来。对于膏粱的滋味，尚且有不愿取用的东西，更何况蔬菜呢？”

译存养斋记 宁海某人把他的燕居之斋命名为“存养”，乡人方某作记告诉我说：上天用阴阳二气施布万物，五行实在包容并彰显光明美好的天命，播生万类。在承受天命的万物中，凝聚之气醇厚的，确实只有人；但人的醇厚并不相同，有的使其中正之气流散，如醇酒放在醋中，如泉水流入泥涂，如美玉坠入污土。普通人的精气和美德，生来本来都具备完整的本性，知道应当知道的，却往往不肯实行应当实行的，也不肯勉力去做。只有圣人，普通人看见圣人功勋盛大、德行巍峨，如天道运行、太阳照临，便认为没有谁敢同他相比。考察他们最初的本性，其实没有不同；只是圣人的心能主宰身体，微妙而灵明，虚静而神妙，包容天地，没有什么遗漏，酬答万物的运动，没有什么阻滞。圣人有这种本性，普通人也同样具有。这就是天命存在于心中，是本性和道的根源，是善的汇聚，也是人与万物区别的所在。圣人并没有增加什么，普通人也没有缺少什么。其所以不能都成为圣人，在于气质胜过了其中的本性；能够胜过气质，就能恢复自己的天性。求学的要领，在于求知；人把器物交给人，接受它的人若使它坠落、毁坏、残缺，便发怒、怨恨，只有接受者自己有罪。何况上天把天命授予人的内心，若能扩充开来，使它明亮而与天相配，那么以君主为君，臣下的职责便卑下；以父亲为父，儿子的职责便顺从；敬事兄长、和睦兄弟，家庭国家都能和睦，天下也能受到陶冶。有时人不顾念光明的天命，顺从自己的内心而伤害本性，如同放纵奔马而不考虑它回来，如同堵塞河水、折断茂盛的树木而不让它继续生长；因此获罪于上天，自绝于圣道，自己沉溺于平庸愚昧的归宿。只有有志之士会惩戒自己的过失，能够自我敬畏；没有听到的也仿佛听到了，没有看见的也仿佛看见了，恭敬谨慎、战战兢兢。驾驭马匹如同用朽绳，不能比喻其危险；捧着琮璧走在陡峭山坡上，不能比喻其谨慎。就像面对上帝和师保一样，不敢有丝毫放纵安逸，以保存自己的本心；充实已经显现的形体，并穷尽尚未显现的本性；从最初显露的一端推演其同类。把私欲看作蛀虫，使它不能伤害美好的禾稼；把荣华看作陷阱，只怕自己因此颠覆。开启天赋的明觉，彻底清除虚妄昏暗，使善端不断增长，以理义来滋养它；对于外物诱惑的侵害，使它不能寻隙而入。如此，大道宏训充塞天地，使万物安宁，这些都由此产生；这叫作能够侍奉上天，也叫作大大整饬自身，以便接近圣人。求学的要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普通人不知道求学，不是学习而荡乱自己的心，就是把非正当的事情当作正事而毁坏本性，习惯于权诈，嗜好利欲，最终残害自身；否则就趋向异端，祈求延长寿命，自以为能够存养，背离圣人而以自己的道理自得，反而毁坏自己。希望某先生能够以此为鉴，遵循圣人的轨道，致力于求学的要领，用来侍奉上天、修养自身、使众人趋于善良。普通人有谁能做到这样呢？唉，想想这个名称，不要懈怠于成就这些事情；世上实在很少有这样的人。南斋记 人在最初，本来没有贵贱之分。后来才智有所不如别人，德行有所不及别人，于是轻慢之心产生。相互轻慢到了极点，认为直呼“你”“我”还不够，便直呼对方的名字；认为直呼名字还不够，又加上丑恶污辱的称号。尊敬到了极点，便称呼他的字；认为直呼字有僭越之嫌，便称他的姓；认为称姓太泛，又委婉地为他造出称号。对年长者称长者，对老师称先生。有时根据他的居所给他取号，有时根据他所拥有的事物为他美称。可是“先生”“长者”这样的称号，难道是强迫人从口中说出来的吗？众人对于君子，认为不这样称呼就不足以表达尊敬仰慕之心；然而君子比常人高贵，本来不依赖这些称呼。德行确实尊贵，才华确实美好，世人即使加给他公卿将相的称号，他也不把这些看作可贵，更何况那些细小的称呼呢？世俗不能察知这一点，拿着这些细小的事情，认为君子吝惜称号而不知其中道理。假如没有君子所具有的德才，即使加给他世俗所谓的尊贵称号，他本来可鄙贱之处仍在于自己的所得。果真有值得尊贵的地方，那么“先生”“长者”的称呼，同公卿大夫又有什么区别呢？称他为公卿，称他为先生、长者，都是出自人的口中。然而公卿若没有值得尊敬之处，人们也不会用先生、长者这样的称呼来推许他。先生、长者以道德使人心服，那么公卿的地位也不足以增加他的尊重。我由此知道，以德行受到众人推许，超过的是官位；受到众人珍视，距离官位更远。临海陈先生，在家学中修养德行，在朋友中取得信任，声名传于郡邑，以朱氏《诗》教授学生，登门受业的人中，以文辞、政术闻名于世的接连不断。先生年老居家，门人尊敬他，不敢直称他的字，因其居所南斋，称他为“南斋先生”。先生却不喜欢以此自居，自称“南斋滞叟”。世人所崇尚、以为尊贵的东西，如以印绶为荣耀、以俸禄赏赐为丰厚、以显赫高位为身价的条件，他都没有；然而人们仍尊敬推许他，不敢称他的字，不敢只称他的姓，而要选择美好的称号来称呼他。这样的人难道要依赖外物才尊贵吗？既然知道他不依赖外物而尊贵，却还勉强造出称号加在他身上，先生不喜欢以此自居，正是应该的。虽然如此，名声是众人共同想要的东西；急切追求它反而会失去它，必定在不得已时接受它，才能安然居有。先生也曾见过世上所谓的贵人吗？人们当面假意尊敬他，背后暗暗嘲笑他；活着时称为公卿，死后却被比作狗獾的，也很多。他们只是不致力于德行，而追求更多外物，所以得到外物也不能长久拥有，更不能守住。等到污辱和灾祸一同到来、危及自身时，想得到先生居于南斋的快乐，哪里还可能呢？先生安贫守道，不求名声，名声却自然尊贵；安然居处，名声可以流传长久。他看待世上以贵贱相互侮辱的情形，究竟会怎样呢？然而读书人本来有足以尊贵的地方，起初不在于有无名位；先生可贵，也不因南斋而增加。我只是奇怪世俗常常轻视这一点而重视另一点，所以为求学者说明，使他们知道先生不做官，并不是真正卑贱；而众人急切追求外物，看到先生，也可以反省自己。先生字德良，名某。南斋在临海城中某巷。

译懒斋记 求学于道的张君，字用隐，自号“懒斋”，急切地请求我作文章。我戏谑地对他说：“懒惰的人对于事情，被迫也不屑于应承，强迫也不立即服从。他躺下便忘记起身，坐着便忘记行走，饿了忘记吃饭，渴了忘记喝水，本来就应当如此。如今你却多次快步来到我的门前，请求我写文章，而且不知厌倦，这难道是真懒惰吗？假使我也以懒惰自居，谁肯舍弃我的沉默而替你说话？假使我不是懒惰的人，又怎么能谈论你的懒惰呢？虽然如此，从不停息的事物来看，大到天在上方运行，日月在天地之间运行，百川纵横九州而通达四海，从未有片刻懈怠；小到万物生长，飞禽羽毛飞动，花草叶片、鳞甲之类生长繁育、顺遂本性，也从未有一时松懈。何况是人，哪里有闲暇懒惰呢？从经常停止不动的事物来看，山崖岩石因为不动所以坚固，山岳因为不动所以长久，水面安静便能照见毫发，大地安静便能承载万物，这些都属于懒惰一类。你的懒惰，难道是指这些吗？所以机巧之人的奔走，不如笨拙之人的自守；夸耀之人的驰骋，不如安静之人的长久。那些把思虑放在本分之外、把心志役使于义命之外，在尘世间忙碌不休而不知道停止的人，又哪里比得上安闲居处、无所营求、以懒自称而获得自在呢？” 道家的学说以无为为贵、以清静为主。无为而静与懒惰相近，却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懒惰。你若能由此有所领会，说是懒也可以，说不是懒也可以；至于我又哪里知道呢？”于是用隐连连答应，请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用隐是世代居住在宁海的人，他的先祖中有在吴越做官、任光禄大夫的，直到今天仍是大族。默庵记 会稽俞先生年轻力壮、意气旺盛时，曾凭借震惊世俗、超越常人的智慧，以及如悬河决峡般的辩才，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后来年长而经历世事更加深厚，奉朝廷命令到东南小邑担任学者之师，于是喜欢简约沉默，把燕居的房屋命名为“默庵”。他的弟子听说后感到疑惑，说：“先生用这个名称，不是很奇怪吗？人能够通达自己的志意，明白天下的道理，成就万物、教化人民，是因为能够说话。所以教令不能在家中宣布，亲人之间就会疏远；文辞命令不能在乡里修明，长幼之间就会乖乱。军旅中不发号令，就无法使用众人；宾客交往中不说话，就无法成就礼仪。身居朝廷担任大臣却喜欢沉默，就难以确定国策、调和百姓；做谏官而不致力于进言论事，就会有旷废官职、窃居职位的讥评。先生作为人师，以教导百姓、改善风俗为职责，疆域之内若有细小行为不合规范、片言违背道理，先生都会以为可耻。怎么可以以沉默自处呢？”我听了笑着说：“这只是知道沉默是沉默，却不知道沉默并不等于无言；只知道言语不能停止，却不知道不是沉默就不能发言。你曾见过万仞深渊吗？它安静时，深沉而含蓄，不震动、不激荡，寂静无声，幽深得不可测量。正因为它长久积蓄而不轻易流出，所以一旦决口成为河流，便通达江河，水声震撼之处，数百里外都能听见。假如它不深，只是整天汩汩流淌，像小溪、池塘、山涧的积水那样，那么不到早晨就会干涸，哪里能润泽万物呢？”所以读书人的可贵，不在于能说话，而在于不得不说时才发言。道理充满心中，非说不可之后才说，那么他的话一定能流传；无意于争辩，非辩不可之后才辩，那么他的辩论一定明白。过去孔子门下，以言语著称的弟子是有的，只有颜子不多说话，像愚人一样。后来考察颜子的言论，凡是他所说的，都成为天下的准则，同圣人的法则内外相应。宰予、子贡发言立论，常常有瑕疵而不合中道，这难道不是喜好争辩的人未必善于言说，而善于言说的人必定以沉默为根本吗？先生经历的事变很多，探求的义理精深，知道无益的辩说不值得致力，大概将要以颜子为老师了。从今以后，先生的道德更加崇高：立身朝廷，便发为正直的言论；留传后世，便成为显明的宏大训诫；这些都是有道之人的余事。先生的沉默，哪里知道不是最完美的言语呢？诸位弟子又有什么忧虑呢？”于是疑惑的人谢道：“您的话似乎有道理，请让我向先生求证，把它放在屋壁上，以解除弟子们的疑惑。” 静斋记 某郡郝君仲安在浦江治理关市的赋税，担心躁动的内心和烦乱的思虑不足以应对事务，便在官署旁开辟一间小斋，在左右陈列书籍史册；公务退后便收敛双膝、澄静端坐来养心，命名为“静斋”，希望得到我的文章。关于静的学问，写在《易》中，见述于《礼》，在濂洛诸君子的著作中更为完备，人人都能背诵，我不敢拿这些现成的话来告诫郝君。然而我年轻时曾跟随几位老先生在市中游玩。道路宽广，车马往来，鼓吹声喧闹于耳，珠玉锦绣的店铺交错陈列在眼前。我心神摇荡地走着，不知走到了哪里；到傍晚回去时，几次迷失道路。回到家才想起，凡是眼睛接触到的东西，几乎都不能记住，而老先生正坐在那里告诉人们他所遇到的事：马匹妨碍蹄子，车子妨碍车轮，鼓吹妨碍队伍；路上说话的人是谁，说的是什么；唱歌的人是谁，唱的是什么；为什么在道路上来来往往。凡是数里之内的事他都知道，没有一点遗漏。我大为惊讶，问老人说：‘您知道我为什么会忘记自己所见的吗？心这种东西，安静就明亮，动荡就昏乱。您没见过镜子吗？美丑大小都能照见，是因为它安静；如果让人拿着它摇动，和破锅有什么区别？’我说：‘请问我的心为什么不能安静呢？’ 老人说：‘唉，你为什么到傍晚才看见这个道理？你看见车马，难道没有想乘坐它们的愿望吗？你看见悦目娱耳的东西，难道没有想占有它们的愿望吗？人只要没有欲望，看宝物财货如同瓦砾，看车马如同草芥，看鼓吹如同青蛙蝉虫的声音，那么心到哪里会不安静呢？你想要它们的心还存在，虽想安静而明察，能做到吗？’我听了他的话，开始惊惧而醒悟，退居后用三年时间修养我的内心，果然与老人没有不同。如今即使身处朝廷之上，把我置于珍宝库中，我的心也从未动摇；是非真伪纷杂交错在眼前，我应对它们也从未劳累。郝君担任这种职务，同我在市中游历大致相同，而人们都称赞他没有欲望，他大概差不多知道什么叫静了吧？如果能够无欲，即使手执笔听理讼案，口中辨别曲直，眼睛察看铢两之数，内心的寂然也从未稍有改变，哪里一定要处在一间屋子里才算安静呢？浦江的风俗号称淳朴古厚，奇异的人才必定有隐居在市中的；郝君试着秘密寻找并询问他们，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

译石镜精舍记 本县士人童君伯礼已经按照礼制把父亲安葬在住宅南面的石镜山，又同三个弟弟商议合并财产，共用炊具来生活，选取古代礼制中适合士人和庶人的部分，依次实行。又担心后人不能完全懂得其中的意义而不改变地遵守，于是在石镜山的南面建造精舍，聚集六经及群书数百千卷，让子侄们在其中讲习，探求治心修身的道理，用来保全家族、侍奉祖先而不懈怠。并嘱托我记述这件事来告诉后来的人。我认为童君在这件事上懂得根本。人有五常之性，这是天命；表现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道理，这是天伦。天伦的常理、天命的根本，靠什么来阐明呢？《易》《诗》《书》《春秋》《礼记》是圣人的经典。圣人的经典，不是圣人的私言，而是上天的道理。上天不说话，圣人把它阐发出来，就如同上天在说话。三代以前，遵循上天的道理治理天下国家，所以天命得以确立，天伦得以端正，治国功业得以成就，风俗得以淳厚。周朝衰微以后，人们不知道圣人的经典可以实行，各自以自己认为便利的东西和当时习惯的东西来求学，百家众说奔放错杂，都足以背叛经典、损害道理。偶尔有人知道经典不可废弃，却又只取经典的末节而不探求根本，认为经典只是施加于人的规定，而不察知它出自上天；于是人心不正，天理不明，三纲九畴也因此不能振作。经典的取舍，所关系的难道微小吗？齐桓公想攻取鲁国，仲孙湫说：‘鲁国还奉行周礼，不可以攻伐。’这说明古人把是否治理和遵行经典作为观察国家兴亡的标准。周原伯鲁不喜欢学习，闵子马说：‘学习如同种植，不学习就会衰落，原氏恐怕要灭亡了吧？’这说明人们把是否学习经典作为观察家族存亡的标准。经典对于人的重要，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世人长久不能察知，唯独童君知道经典可以完善自身、保全家族，首先用它教导子侄而不敢忽视；如果不是真懂得根本，能够这样做吗？自从百姓产生以来，封君世家中富贵显盛的也很多，他们无不想把家业传给无穷后世，最终却不能做到，都是因为奢侈骄泰、盈满而不能用礼节制，私心妄念滋长却从未用义来端正。假使稍稍得到圣人的言语并守持它，用来治心修身，使道德达到众人之上，优长于天下尚且可以，何况保全一家呢？童君之家虽然还不能同富贵显盛之家相比，但以礼自我整饬，以义自我端正，以经学期望后人，他们用来守护家族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凡是在这里求学的人，都应扩充天命的微妙之理，以充分发挥本性；笃实地遵循天伦的次序，以穷尽道；明白经典的重大作用，使自身真诚，并推及他人，这才是善于求学，也才不辱没祖先。这是童君的期望，也是圣人的法则。如果只是取经典的末节而遗漏根本，诵读经典的话却对自身和家族没有益处，难道是圣人作经的本意吗？难道也是童君的期望吗？天台陈氏先祠记 居住在东哲山的天台陈氏是当地的著姓。他们的祖先从婺州迁来，到秉彞已经十多代了。宗族兴盛，约有近百家。秉彞的祖父担心族人增多、服制递降而亲情淡薄，有的分离而不能相属，于是建祠堂祭祀始迁祖，并让族人共同祭祀，以维系族人的心。元末兵乱，祠堂毁于火灾。秉彞的父亲彦圣想重建，却未能完成便去世了。国朝洪武十年，秉彞认为祖先的志愿怎么可以不继承，于是同堂弟商议，筹集钱财、聚集工匠，在旧址建祠。又认为祭器不能用来祭祀，便设置祭祀所需的牢醴粢盛器具，收藏在祠堂中；如果让族人各自带器物来祭祀，便是不整齐。于是划出若干亩田，用来供给祭祀事务，请族中的宗子主持祭祀，祭祀一定依照礼制而不越礼。工程一年多才完成，这些安排可以长久流传而没有弊病。于是趁赵君鼎来到京师，请我写下这件事。如今天下礼制不合古制的很多，不合古制却合乎人情的事情，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人的富贵是从外部而来的，不可以一定求得，得到了也不可以世代守有；但敬祖事先的心，发自人的天性，是人人共同具有的。怎么能用外来的制度来限制它、压抑天性呢？假如拘泥于古代法制，平民只能祭祀远祖；如今饮食时，拿起酒杯一定先祭奠，拿起匕匙一定先祝告，作为饮食之人的祖先，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今天的饮食并不是他们制作的，人们尚且不忘他们，何况祖先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身体都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形体，难道可以忘记而不祭祀吗？自汉代以来，百姓祭祀已经上及高祖，并不是人们不遵循礼，而是不合人情的制度势必无法守行。孔子曾说，继承周代的人要有所损益，说的就是这一类吧。陈氏祠堂从始迁祖开始祭祀各位祖先，从古代礼制来说，固然不完全符合先王制礼的本意，却似乎可以说掌握了礼的根本。礼的作用在于改善风俗、教导百姓亲近和睦；即使创制于古代，却不足以感动人心，仍然不是古礼的真正精神。即使不合古制，只要对风俗有益，怎么知道不符合先王的本意呢？暴戾的人不能靠言辞教化，给他看父亲的画像他就哭泣，经过祖先的庙宇他就敬畏；他的哭泣和敬畏难道要等言辞教导才产生吗？这是出于天性，不可遏止。陈氏族人实在兴盛，把他们合在一座祠堂中，仍如同一家；这座祠堂不废，传承数百年，也会如同早晚相见一样。分辨亲疏，谨慎遵守礼节品制，不合礼的地方就很少了。凡是能够维持世道、改变风俗的事，已经是人力极难做到的极限，尚且还可以实行，何况建祠堂而使一个宗族向善呢？” 这样看来，兴建工程的功劳虽然微小，但值得记述的意义却很大。我有志于改变风俗却未能做到，因而喜爱这件事简约而影响广博，于是记下它建成的经过，也记下自己受到的感触。

译游清泉山记 宁海四周的山大多可以游览，只有清泉山距离县城最近。壬戌年秋九月九日，我到达县城，同我友善的人想和我一起游玩；寻找距离近而容易到达的地方，没有比清泉山更合适的了。于是带着琴、命人备酒前往，登上此山。出了西郭一百多步，转向北面，山丘隆起，没有高大树林、深谷险壑和奇峭异景；放眼望去全是丛生的白茅，开花时纷纷如白鹭羽毛。踩着它向上攀登，山路湿润光滑，脚不能停，众人奋力争先。到达山脊，有两块怪石，半陷在土中，深绿色苔藓像鳞片一样生长在上面，斑斑可爱。于是排列坐在石旁，谈说古今之事，以此为乐。过了很久，又沿山脊向西走，冷风从西山吹来，衣襟袖口飘然飞举，不能前进。便走到低洼处停下来弹琴，琴声同风声相互应和，抑扬徐疾，清越铿锵而又澎湃，心中融和舒畅，仿佛有所领会而振奋起来。向四周看去，落日与山在东北方相对；云气之中海涛连接天际，日光反射在海面上，光彩摇曳耀眼，难以正视。于是到山北面的草舍饮酒，饮完后又重新弹琴。天黑才开始回去，人人都神色舒展、心情惬意，认为这次游览实在快乐。但我独自有所感慨：县中比清泉山高大十倍百倍的名山很多，然而游人的足迹很少到达；即使偶然登临，也会手因攀援木板而疲劳，脚因行走践踏而疼痛，如果没有看见深处的幽美之景，就只会厌恶劳苦，而不知道它其实值得快乐。这座山在高低大小上确实比不上那些名山，但游览者一定会到达，到了也一定会快乐地回去，难道不是高远之处难以取悦世俗，而低近、容易到达的地方反而受到常情喜爱吗？然而人若真正到达高远之处的幽深美妙并从中得到快乐，这快乐就没有穷尽；世人却偏偏不肯亲自前往，总把心思用在低下而近便的地方，为什么呢？把容易到达之处当作足以快乐，难道就是天下真正的快乐吗？我这次游览，难道不足以成为求道者的戒鉴吗？同我游览的共有八人：杨汝器、王修德、卢希鲁、杨文遇、章彦璞、龚彦佐、林嘉猷，以及修德的外甥应贤；文遇擅长弹琴。集义斋记 金华刘君，字刚，名为养浩。他已经向太史公学习，又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集义”。因为我有幸列在同门之后，他对我说：“希望能听到一些教诲。”唉，养浩不就是古代所说的道吗？古代君子，加给他卿相的地位却不欢喜，给予他万钟俸禄却不骄傲，使他面临患难却不恐惧，使他陷于贫贱却不忧愁，是因为他的志向刚强、气充足。人有这种气，就像土地有水一样。天下哪块土地没有水呢？但有的被阻塞，有的被淤塞，有的被堵住，使水不能流行；堵住它的源头，使它无所凭借，就不足以成为水了。疏通它的源头，使它深厚；修筑岸防，不让它涣散。节制并防护它，顺着它的本性加以疏导，即使使它横跨天下，也可以通达到海。君子养气，不是能够兼取于别人，只是能够自己充实它罢了。充实它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能够遵循道理而已。俯仰天地而无愧，对鬼神质证而无疑，以圣贤之道验证而与它相符合，更何况对于这个世道呢？世人所取的，我不取；世人所给予的，我不接受。世人用来判断轻重、荣辱的东西，我未必也把它看作轻重、荣辱。我只知道有道存在罢了，我对他们有什么不足呢？” 所以，官至卿相、得到万钟的俸禄，能够用来推行我的道，这是世间的幸运，我有什么可因此欢喜骄傲的呢？患难降临、贫贱困窘，使我不能推行我的道，这是世间的不幸，我有什么可因此恐惧忧虑的呢？这就是所谓“集义以充气”的道理，也是古代君子求学的道理。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得到釜庾那样的俸禄，便拿来向众人夸耀；有了一命之爵，便欢喜地把它当作荣耀。患难降临，便忧愁不堪，不能振作；贫贱困窘，便怨天尤人。像这样，并不是别的原因，而是气不充足、义理不明白。不能明白义理，是非利害蒙蔽了内心；听到呵斥声就汗流满面、脸色变红，即使不想畏惧别人，又怎么做得到呢？和古代君子相比，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然而，他们起初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自己造成的罢了。有志于学习的人，难道可以不自我省察吗？养浩求学已经多年，对于君子的道理一定有所闻知了。况且他又博学而擅长文章，观察气是否充足，没有比文章更接近的了。养浩每天居住在这座斋中，思考它的名称和字义，又从文章中加以验证，天天都能得到验证，这样即使不出门户也能明白了。即使是我的这些话，又哪里足以增加或减损养浩的价值呢？《藏用斋记》如今的人不如古人，难道只是因为先天禀赋不足吗？也是因为急于求取实际功用，而没有凝聚、涵养道德的功夫。古代的君子，资质已经很美好了，内心却不因此自满，又用学习来磨炼自己。学习并不是徒然学习，必定要努力获得道。即使已经有所体悟，内心也不认为满足，又把它藏在心中而不向外炫耀，积累它而不计较辛劳。对天下的道理已经考察熟悉了，还不急于向人求取功用，而是在乡党中试验，在往事中验证，综合考核其中的条理，考察评论它们的先后。德行已经成就，一旦出仕居于职位，便能充沛地施展而绰绰有余，井然有序地实行而恰到好处。小则教化郡国，大则辅佐朝廷，功业显著于百姓，勋绩流传而长久存在。他们所藏蓄得越久，所以施用起来就越显著。如今的人，凭着平常人的资质，依仗偏私的聪明，而不肯学习。即使学习了，也不以圣人的道为根本，内心没有真正所得，只是偷取邪说、强词曲辩，来弥补自己无用的才质。他的才质本来就不足以任用，内心又不自我估量，夸耀奇异、逞强炫能，错误地粉饰空话，以攫取俸禄官位。求取不得，便终身奔走于道路之间，客死异乡也不顾惜。等到把他置于职位上，追问具体情况便扭捏作态，要求他拿出成效却无从施展。大则扰乱政事，小则残害百姓。世人曾说如今的人不如古人，哪里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学习没有正道、积藏没有根基所造成的呢？然而像这样的人，不是父兄师长放松了教诲，就是自己抛弃了自己罢了。只要肯学习，没有不能达到的。浦江以南，有一个讲礼义的家族，叫郑氏；有一位老师，是金华太史公。太史公本质上就有礼义，又善于教导，所以他的子弟都很贤能。其中有个叫叔器的，更为贤能。太史公曾以“藏用”命名他的斋室，是希望他将来能够施用于世。叔器身材魁伟而资质美好，喜好学习而接近道，有可以任用的才干却不自行显露，这本来就和如今所说的那类人不同。我不敢用如今一般人的标准来期待他，所以把古代君子的道路告诉他，能否做到还在于叔器自己的选择。有人说，“藏用”是《易经·上系》中的话，那里讲的是天地的功用，大概并不是命名的本意。

译《适意斋记》地位尊贵到了将相，财富多到万金，喜怒可以使人在一时之间获得荣耀或蒙受耻辱，出仕或退处关系着天下的轻重。纷华珍丽的物品不用求取就自行到来，使自己心情畅快、身体舒适的供奉争相在面前奔走效劳。这是众人自以为的称心如意，然而隐居而仰慕义理的人，对这些又有什么可取的呢？种植、砍柴、捕鱼来养活身体，弹琴、读书来涵养心灵，在山泉丘壑之间纵情徜徉，吟咏歌唱、讨论辨析以抒发自己的兴味，抛弃俸禄财利而不顾，遗弃万物而独立存在。他们称心如意，也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圣人君子仍然认为这种境界过于狭隘。上天赋予我的本性，要在养护上使它完整，在认识上使它明澈，在实行上使它坚定。用于世间，就使阴阳寒暑各得其时，日月星辰各循其度，九州四海中衰老、残废、孤苦、羸弱的百姓没有不得到自己所需的，夷狄、禽兽、草木等有生命的东西没有不顺遂其天性的。如果当时不能施用于世，就把它写在书中，传给天下后世，使伦理纲常端正、礼义得以施行，使奸邪消除、祸乱得到治理。劳心苦身，没有闲暇自我享乐，却把众人的安危当作自己的喜忧，把天下安宁、风俗美善当作自己的称心如意。像这样的人，对于富贵的快乐，本来就不忍心独自享有；又怎么忍心只让自己一身享乐而自我满足呢？这就是圣贤能够对世间建立功业的原因，也不是有志之士所不能学习的。浦阳黄君仲昭，才华优美而且很有文采，有关官署多次征召他，他都推辞不去。于是建造燕休斋，和士人朋友讲论学问，给它取名叫“适意”。人们把仲昭看作隐士，而我私下却对此有所疑惑。人的情性相差并不很远。一个拿着瓢在门前呼喊的人站在那里，即使享用山珍海味，也不知道其中的滋味；衣服破旧不全的人走在路上，即使穿着锦衣狐裘，也不能知道它的温暖。人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情况很多。仲昭难道能够独自称心如意吗？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不只是因为政教没有修明、法禁不够严密，也是因为做官的人只顾求取富贵而忘记百姓，隐居的人只图个人安逸来保全自己，以及那些苟且鄙陋、贪冒无耻而不懂圣贤之道的人造成了祸害。我才智浅陋，不敢期望达到圣贤的境界，然而不敢不努力去做圣贤所做的事。几十年之间，也许还可以看到一些成效。兵革不再使用，百姓安居乐业，没有饥寒劳苦的叹息，难道不就是我和仲昭称心如意的时候吗？浦阳是我游学的地方，所以旧交和宾客在那里的人很多。到那时，享受太平盛世的快乐，乘一辆车来往，彼此共同讲论唐虞三代的道理，把这些作为天下的庆贺。这大概一定要从这里开始了。《余庆堂记》力量可以给一世人带来祸福，却不能保证自己的家族永远存在；智慧可以评判万物的好坏，却不能保证子孙都贤能。大凡能够做到的，是人事中偶然可以做到的；不能做到的，则是天道，不是智慧和力量能够改变的。普通人彼此相处，用诚意安抚他，他就欢喜；用诈术欺骗他，他就愤怒。天道在这方面和人的情感相距并不远，而人却想用智慧和力量胜过它，这哪里算是智慧和力量呢？过去我曾考察故都旧邑，询问公侯将相宅第的遗址，并探求他们子孙后代的盛衰。当时显赫隆盛的人家，如今大多已经不复存在。凡是守住旧宅而没有衰败的，都是那些当时不得志者的后人。于是我感慨叹息：威权、名声、势力，是造化的大权柄；那些人趁着时机，用智慧和力量僭越把持它们，难道有不获罪于上天的吗？即使没有触犯上天，难道有不被世人怨恨的吗？祖先积累的福德，只由一身享用而没有余留，却还想使子孙昌盛，难了。所以，树木再结果实，枝条一定会枯萎；长期休耕的田地，收获一定会比平常年份多。我从浦江黄氏身上，更加知道积累而不挥霍的人家会有后代。黄氏自宋代以来就是诗书之家，曾有人出仕却没有特别显达，然而以积善著称，到现在已经二百年了。他的几个孙子中有一位叫资善公，更加喜好行善，修治自己的事业，带领两个弟弟共同吃饭而不分家，乡人都称许他。如今太史公以“余庆”命名这座堂，彰明他祖先积累的善行。黄氏是世代相传的旧家。祖先留给后代的东西，不只是一件。看他们的宗庙，笾豆、衣冠等祭祀礼仪井然有序；看他们的厅堂，琴瑟、书籍和史册排列森然；看他们的田野，土地、陂池等产业繁盛有序。然而这几样东西，难道是靠智慧和力量能够守住的吗？也只是祖先留下的余庆还在罢了。世间显贵兴盛的人家，粮食不是没有多到仓廪中，丝帛不是没有多到库藏中，犬马牛羊不是没有多到家中，然而最终没有能够守住的，是因为善行不足，上天不肯保佑。人们常常急切地谋求获得别人所拥有的余财，却不急切地忧虑自己善行的不足，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赞美黄氏贤德，并希望告诉他们后人的原因。

译《仙溪霞隐记》永康以南有一条溪，名叫仙溪，溪上建有飞霞观。有人说那里常有仙人乘着霞光飞升，直到今天上空还有霞气，所以得名。学道之士徐东溟在道观旁结庐居住，以“仙溪霞隐”题写匾额，人们都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后来，他的族侄允中把这件事告诉我说：“懂得霞的人，难道还有超过我的吗？我家在赤城以西、大海以北。当天光刚刚舒展、旭日尚未升起时，有一种神奇的气息从东方生出，升腾起来像乌鸟，回旋起来像车轮，奋动起来像蛟龙，曳行起来像神灵，忽然间如鸾凤飞翔，鲜明地如虎豹蹲伏，文采纷杂、层层交叠，重重铺展、缠绕结聚；有时变成五色的圆环，涌动着环抱太阳；有时随风高举飘荡，很久才消失。一天之中、整日以内，不知道它会在什么地方兴起、消灭。正当它兴起消灭的片刻，眼睛一眨、气息一息，想让它不变化都已经做不到，何况能够经常看见它呢？想要常常看见它尚且不可能，何况想要常常拥有它呢？既然不能得到而常有，何况能够接近它呢？”而东溟却想寄托于霞而隐居，这是什么志向呢？我明白了。东溟大概是有所警惩，所以才这样吧？天下事物的变化也很多，难道只有霞会变化吗？那些早晨还光彩显赫、晚上就成为羁累的人，早晨还肥壮坚实、晚上就只能步行的人，甘美肥腴的食物吃尽、糠秕粗食接续而来的人，身上脱去绫罗绸缎、粗布也遮不住身体的人，他们的变化不是很大吗？” 可是众人察觉不到，往往知道用笼子拘禁、用力量抓住，想让称心如意的事物永远存在而不失去，最终连自身也不能守住的，却大有人在，这难道不是迷惑吗？况且凡是接触耳目的事物，哪一样能够长久存在而不变化呢？日月的光明，也不能没有亏缺和蚀损；山水的长久，也不能没有崩塌和干涸；天地如此广大，也不能避免闭塞、倾覆、陷落的灾祸。这些都被称作经历万古而不变，尚且如此，又何必奇怪霞会变化呢？又何况人的身体呢？从霞来说，霞不能不变化；从人的身体来说，人的身体也不过像霞一样；从天地来观察，即使天地又和霞有什么不同呢？虽然有持久和短暂的差别，但不能长久存在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有圣人贤士知道这一点，并思考如何使自身所能做到的胜过变化，所以修养自身成为道德，施行出来成为事功，发露出来成为言语，便可以流传千载而不变。神仙一类的人也有见于此，于是保全形体、锻炼精神，把它作为长生不死的方法，凭借自身慢慢观察万物的变化。从前所传说的韩终、徐福一类人都是这样。两种人的道路虽然不同，但远远超过众人。东溟所学习的是神仙之事，而我所仰慕的是圣人贤士，只是还没有做到，哪里足以理解这种道理呢？东溟、允中，请姑且用我的话来验证它。东溟如果认为我说得对，或许可以乘着霞光到赤城山下访问我，到时我们还可以彼此共同讲论。

译《思孝堂记》肇庆蔡德芳以国子生的身份回乡省视双亲，请我为奉养父母的堂屋命名，我给它取名为“思孝”，并对他说：天下的道理，不用思考就能获得的，是最真切的情感。睡觉的人并没有特意思考，却在梦中自然入梦；饮酒的人并没有特意思考，却自然醉了；至于不吃饭的人，不思考饥饿却感到饥饿；遭遇横逆之事的人，不思考发怒却自然发怒；听到鼓、钟、管、籥的人，不思考快乐却笑起来；看见穿着丧服、跳踊顿足的人，不思考悲哀却悲伤。这些都是从内心自然得到的，不必等到显现于眼前；触动内心，不必等待外在的征验。即使是善于谋划思虑的人，也无从插手其间，因为它根源于人的天性罢了。然而对于父母，难道还需要思考之后才孝顺吗？可是我这里有一个假设【“假”字疑有误】：不用思考就知道这种感情。时间久了便懈怠，懈怠了便忘记，这是感情的变化。所以说，享用太牢的人不知道太牢的滋味，吃藜藿却会思念它的美味；穿狐貉皮衣的人不知道狐貉的温暖，穿粗布衣却会思念它的珍贵。人长久处在父母身边，早晨和悦，晚上安舒，哪里知道这就是快乐呢？有时离开家乡到远方游历，离开父母久了，于是思念便产生了。看见食物，就想到父母是否饥饿；遇到暑热和寒冷，就想到父母是否郁热难受、凄惨受寒。遇到良辰佳日，就想到拿酒为父母祝寿；到了岁末年初，就想到父母将要衰老，害怕他们更加衰弱。在这个时候，思念已经深切而成熟，让他奉养父母，他难道还有不能孝顺的吗？世上不能奉养父母的人，是因为没有思念，也不知道奉养父母的快乐。德芳居住京师两年，对父母的思念深切，不只是像我所说的这些罢了。如今回去见到父母，把过去所思念的都实行出来，凡是肥美、甘甜、温暖、柔软的食物都亲自奉上，跪拜、进献、酬答都恭敬地加以实行，那么在孝道上就差不多了。然而这说的是思念并奉养父母，不是使父母长寿的道理。把活到百年看作长寿，普通人都这样，君子知道这不值得依靠。要长久地怀有无穷的思念，即使父母最终去世，思念也会越久越存在。所以修养自己，就要想着成为古代那样的人；侍奉君主、治理百姓，就要想着不愧对圣贤；等到声名在当时树立、并在后世显著流传，那么这种孝就伟大了。德芳好学而有美好的才质，对于前一种思念不必等我说明，对于后一种思念也不必等我说明。然而这座堂是为奉养父母而命名的，并不只适用于德芳一人。因此写下这篇记，来告诉他的后人。《思亲堂记》【代太史公作】人有情感，就一定会有思念。共同居住、朝夕相见，又有什么值得思念的呢？思念最深的，大概只有在离别和患难之后吧？朋友是关系最疏远的，连续同业、同席相处，经过一段时间，一旦分别离去，就会恍惚地思念。何况是天下最亲近的父母呢？人有父母，能够从容享有团聚之乐，安闲无事，早晚不离父母膝下，内心享受这种快乐，却不知道思念。等到事情发生变故，有时出使远方，有时早早死在客舍，做儿子的内心于是产生无休止的思念。遇到美好时辰和景色，看见别人正在奉养父母，便内心悲痛地说：“我的父母在哪里？我为什么不能奉养他们？”徘徊不定，踟蹰不前，疲惫得仿佛无所依靠，失意得不想活下去，茫然觉得天还不够高、海还不够深。妻妾的侍奉、富贵显达的荣华，全都不足以安慰他的内心。难道不只是这样吗？凡是遇到饮食，又拿着匙勺思念道：“我为什么还要吃饭？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看着他们曾居住的房屋，又仰头思念道：“我的父母为什么不回来？我为什么独自住在这里？”于是退到席子边上，不敢安然坐下；避开门槛，不敢踩踏。凡是触及眼目的事物，都成了对父母的思念。唉，这就是孟緼的思亲堂所以命名的原因吗？孟緼是同门友人王君子充的儿子。孟緼年幼时，他父亲便离开他，出仕朝廷，历任南康、清漳二郡官职，入翰林任待制。壬子年春天，他奉命前往云南宣谕，至今七年还没有回来。当他从清漳被召回时，曾经过乌伤溪上，回家省视，抚摸孟緼的头说：“我承受国家恩泽，按义理不能顾念家庭；你每天要好好侍奉母亲，以光大我们的宗族。”孟緼恭谨地记住了这话。当初，王君治理学问，不经营生产，所以旧居低矮简陋。孟緼买木材建造三间堂屋，堂屋建成两年后，王君又出使；又过了八年，夫人去世。这样一来，孟緼的思念，大概比前面所说的更深了。于是给他的堂屋题名“思亲”，表明自己思念之心长存，并来告诉我说：“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您用什么来安慰我呢？”唉，做儿女的对于父母，见不到而思念，本来就是天性。孟緼的思念，难道有过错吗？然而只是思念并没有益处。思念太深而伤害生命，就违背义理了。孟緼为什么不去除这种无益的思念，而思考如何树立自己的志向呢？你父亲的志向，在于建立功名，而他的文章能够流传后世，已经可以看见了。孟緼还应当想着继承父亲的志向而学习。将来如果能够凭功名显扬于世，你的母亲虽然已经不能看见了，你的父亲忽然手持符节归来，难道不会安慰孟緼的思念吗？上天对于人，常常把欢欣寓于悲哀之中，把成长蕴藏在摧折之中。孟緼所遭遇的患难，也已经够深重了。又怎么知道这不是昌大事业的根基呢？继承我朋友事业的人，我将寄希望于孟緼。我要用什么安慰孟緼？就在于谨慎自守罢了。

译《求古斋记》生在古代的人，难道都是善人吗？生在今天的人，难道都是不善之人吗？假如生在古代的人都是善人，那么舍弃今人而求取古人是可以的；假如今天的人中也有善人，又怎么能仓促舍弃他们而不求取，偏偏一定要致力于古人呢？今天的人回头看一百年前，那就是古代；生在一百年前的人，从他们自己看来却是当时的人。再远到千年以前，那是古代；千年以前的人，从他们自己看来也同样是当时的人。孔子认为古代是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代，而当时的人看三皇五帝，却又把他们当作古代。三皇五帝、三代把更早的时代看作古代，而他们当时也曾把自己看作今天。那么“今”和“古”哪里有固定的名称呢？只是随着人的称呼而称呼罢了。今与古没有固定名称，怎么知道今天不是古代、古代不是今天呢？怎么能说古人都是善人，而今人都不足以取法呢？所以，遗弃今人而专门求取古人，错误在于固执；遗弃古人而只致力于今人，错误在于妄为。固执和妄为，错误是一样的，君子不看重它们。君子的学问，取其善处而不追究其人；以他的道为师而不计较他所处的时代。善处确实值得称取，即使那个人不是圣贤，也不能因此说它不可取，取其善处罢了。道确实值得学习，即使那个人和我同时代、住在同一条街，也不因为容易见到而遗弃它，只学习他的道罢了。天下的善是同一的，古今的道理也是平等的，为什么要根据人物和时代来评判它呢？如果一定只求古人，那么孔子对于礼，就不会向老▯询问，而一定要寻找周公来询问；对于琴，就不会向师襄询问，而一定要寻找师旷来询问；对于官制，就不会向郯子询问，而一定要寻找古代设置官职的人来询问。若求取这样的人而又找不到，最终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如果一定要得到圣人之后才取用他的话，那么荷蒉丈人的话，孔子一定会捂住耳朵走过；和当时的人一起唱歌，也一定会默然不应和；沧浪的孩子、并耕的隐士，孔子一定会鄙视他们，以为只是老农和小孩子而不听他们的话；七十弟子一类的人，也一定不会同他们往复问答，而只把道理告诉他们。这样怎么能成为圣人呢？善于学习圣人的人，古代的善处，我学习；今天的善处，我也学习；今天的不善，我厌恶；古代的不善，我也厌恶。古代的事情符合道理，本来就应当取来作为法则；假如不如后世美好，舍弃古代而取用后世也是可以的。后世不接近道理的，当然应当舍弃；古代不合乎道理的，怎么能因为它古老就取用呢？有人问：那么孔子为什么喜好古代并取法古代呢？”},{ 他说：我的这番话，本来就是孔子所说的求古之道。善于学习的人寻求古道，就像优秀的工匠寻找木材一样。木材生长在山中，有生长了一千年的，也有生长了一百年的。假如生长了一千年的木材质地好，当然要取用它；假如它还不如生长一百年的木材，难道会因为年限长就取用它吗？二帝的车，比殷代的车古老；伏羲制定时序，比夏代更古；黄帝的冕，比周代更古。孔子不取用那些最古老的制度，却取法夏、商、周三代，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它们好罢了。孟子不取夏代的贡法，却取用殷代的助法；《武成》这篇书，只取其中的二三处。难道能说孟子不是喜爱古制的人吗？圣贤对待古制，本来就是这样。假如圣贤生在今天，他们取舍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了。慈溪孙君元礼，笃实好学而谨慎行事。他取孔子求古的话，为自己的读书斋命名。我喜爱他不同于世俗的学问，便推演这番道理告诉他，让他自己选择。《寿善堂记》天子受命后的第十九年，四方夷族已经安定，天下恭敬肃穆，于是下诏书，举行养老的典礼。百姓中年满八十九十岁的，富裕人家按等级赐予爵位；贫穷而不能赡养自己的，天天供给酒肉，每年发给絮和帛，并把这些写入法令。但一定要有善行受到乡里推重的人，才依照前面的诏令办理。即使穷山远地的人，也没有不叩头欢舞、俯伏反省，唯恐自己不够资格承受这项恩典。诏书所说应当厚加恩赐的，台属县宁海缑城里方氏的兄弟二位处士，哥哥八十七岁，弟弟八十三岁。他们平日以友爱和睦受到族人称道，以笃实行事闻名乡里，从未有过疾言怒色，也没有丝毫过错。到了这时，无论贤愚，大家都说，要寻找值得褒奖显扬的人，没有比这两位处士更合适的了。他们面色苍老、头发洁白，穿着古代的冠帽衣裳，一同在堂上谈笑，也把晚年遇到这样的盛典看作幸运。宗族举酒为他们祝寿，有人站起来说道：事情本来有些可以凭智慧成就、凭力量取得、凭权势夺取、凭财货买到。唯独寿命的长短出于上天；上天不给的，即使拥有陶猗那样的财富、赵孟那样的显贵，也不能让寿命延长片刻。力量可以举起九鼎，言辞可以使万乘之君动容，想让自己的身体不受疾病疼痛而又无法做到，这岂不是因为那些出于人的事情可以侥幸得到，而根本取决于上天的事情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吗？如今两位处士的年龄都超过八十岁，这是可贵的。年纪都高的人或许有，但出自同一家族的兄弟，更加可贵。兄弟都长寿已经很难得了，长寿而且都具有善德和纯正品行，受到明诏褒奖宠爱，像这两位处士这样，难道不是郡邑中所没有的，在当今世上果真能够多见的吗？因此，这不只是宗族的荣耀，实在可以成为圣明时代的美好景象。过去以高寿著称的人，如商山四皓、洛阳九老，长寿的人虽然很多，却不是同一姓氏。兄弟友爱和睦的，如汉代的姜氏、魏晋时的王氏，虽然贤能，却没有听说他们全都长寿。如今我们两位处士独独为什么能达到这样呢？难道可以不知道它的由来吗？《洪范》陈述五福，不只是把长寿看作美事，还一定说‘攸好德’。大概德行浅薄而长寿，年寿也不值得称多；有德行却早夭，恩泽又来不及施行，这些都不能称为福。如今两位处士兼具这两种美德，可以说是福分俱全。请把长寿和善德合在一起，为他们居住的堂屋命名，以彰显两位处士的德行，以盛大地表明圣明时代崇尚长寿、嘉奖善人的恩典，并且使登临此堂、听闻两位处士风范的人，都相继努力实行敦厚和睦的行为，革除鄙薄而恢复忠厚，或许可以有所劝勉吧。众人都高兴地说：“是这样。”于是让族中的曾孙某把这些话记在墙上，给族人的子孙永远看。这年九月十五日，某谨慎记下。

译《卧云楼记》有所得于道的人，内心不被利欲扰乱，外在不被世俗事务牵累，那么取到什么便感到满足，到什么地方都能安适，寄居在哪里都能快乐。穿粗布衣、吃蔬菜，居住在山林泉石之间却欣然自得，如同处在公卿宰相的职位上；登上老年仍神情舒展，常常具有婴儿般的神态。看天地如同一间屋子，看百代如同一个早晨，看自身与万物相同，而万物却没有什么能与他并列。这就叫至人；古人所谓的神仙，与这种境界较为接近。他本来不必等到服食药物之后才长寿，不必等到在人世间灭迹之后才显得高超，也不必等到卧云而眠、遨游天地之后才使人无法企及。后世的人不知道神仙可以从自身求得，往往到虚幻怪异的说法中去寻求，奔走追逐、仰慕企求的心意越来越强，而恬淡虚静的功夫越来越微薄。自私的念头一旦萌生于心中，距离道就已经很远了，哪里还指望能够有所成就呢？因此，秦汉以来学习神仙的人接连不断，我认为他们都不足以得道；而吴季子、鲁仲连、张子房这一类人，品德高尚、见识卓绝，超越尘世之外。君子常常料想他们已经成仙，只是时常往来于人间，大概或许如此吧。人一定要有超出常人的行为，然后才能抗拒造化而独立存在，遗弃世间事物而长久流传。如果追逐利欲的习惯不能大大不同于众人，却偏偏想同众人一样求得不死，显然是不可能希望的。缙云曹先生过去曾在战乱之中慨然立志求取功名，后来仿佛有所领悟，便悔恨从前的作为。等到真主出现、四海清平，他于是优游于大山深谷之间，口中不再谈论荣华富贵之事。有人想推荐他出仕，他总是不答应。他所居住的楼屋重叠高敞，幽深秀丽，先生在楼上谈笑歌唱，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人们远远望见他，认为他是神仙，好事之人便把这座楼命名为“卧云楼”。云本来不是可以躺卧的东西，这个名称只是用来夸张先生的高尚情趣，表示世俗的喧嚣污浊不足以玷污他。从众人的角度看，他仿佛卧在银河之上，没有人能够企及罢了。然而先生又何尝自认为高超呢？他饿了就吃稻米，渴了就喝浆，寒冷和暑热时分别穿裘衣和葛衣，一点也不与常人不同。他唯一大不相同的地方，只是内心没有被尘垢污染，光明如同火焰。他的内心与众人不同，而外在行迹却与众人相同，这就是先生高超的地方吗？他的境界已经很高，却不自认为高。谁知道百年之后，他不会与鲁仲连、张子房一类人在八方天地间遨游，果真与神仙同列呢？先生名璟，字师宗。我从他的儿子閤门郎养志那里听闻了先生的风范。养志沉静而温和，诚笃而有文采，见到他的人，也可以由此想见先生的为人。《心远轩记》那些只顾随身逐利、不知道思考天下后世的人，是被眼前事物蒙蔽了。不替片刻的打算费心，而详细思考千百年来的得失；不谋求一己的安逸，而急切地只以百姓的生活为谋划。上则想要继承前人的功业，下则想要开创流传无穷的事业，深思熟虑，常常像有什么忧患无法自我排遣；这不是用心深远的人不能做到的。世上的人，才智只够胜任一官，才能只合于流俗，假如得到些微小利，显达以后便洋洋自得，认为自己绰绰有余。他们哪里知道深谋远虑的人应当忧虑什么呢？道理不能彰明，政治不能像古代那样，并不是人的心性有所不同，而是被眼前事物蒙蔽造成的。我从京师回到山南，经过大梁，在河南翊卫的幕府遇到赵君古辙，问他的乡里，和我相同；问他的学业，是儒学，也和我相同。后来同他谈论古今之事，他的思考深远，言语幽深，纯正得看不出有违背道理的地方。他间或请我为城南的草屋命名，我给它命名为“心远轩”，并对他说：人之所以能够参赞天地、超越万物之上，而独独在宇宙之中最为尊贵，只是因为以这颗心作为主宰罢了。人谁没有这颗心呢？运用它而得其正道，那么日月不能独占它们的光明，山岳不能独占它们的高峻，河海也不能比拟它的容量；如果不能善用这颗心，那么即使具有出类拔萃、超越万物的资质，最终也免不了同万物一起消亡，难道可以不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吗？居于高位、处在要职，出门有车马、吃的是丰盛肥美的食物，这是众人所喜爱的。颜子饥饿地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却不忧虑自身的卑贱贫困，反而以舜自期，讲论治理国家的道理；他的用心究竟怎样，哪里是世俗中见识浅薄的人所能了解的呢？可惜世间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我愿意在千年以前追随古辙，把他当作老师和朋友，克制私心、除去欲望，以恢复道心的完整；广泛学习文章、考察古事，以探究王道的始终；把万世会合为一息，把四海贯通为一体。得志大行时，就使昆虫草木也蒙受他的利益；困穷居处时，就以此为乐而终身不改；把这些写在简册上，难道不是心志深远吗？至于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诗句，它的含义本来就不是混迹世俗的人所能达到的；我对古辙的期望，还不止于此。

译《戅窝记》士人可贵之处在于气节，不在于才智。天下从来不缺少有才智的人，但世道之所以混乱，常常是因为运用才智的人奔走过度，以猎取奇异、窃取名声来取悦君主，最终导致无穷的祸患，而有气节的人不参与其中。有气节的人，倔强不屈，令人敬畏；有才智的人，机敏聪慧，令人喜爱。令人喜爱的人容易取得成功，也容易导致祸乱。要在祸乱尚未萌发之前制止它，如果没有令人敬畏的人来任用，是不可能的。汉代的汲长孺、吴国的张子布一类人，都仗恃气节而自视甚高，直言进谏、面色倨傲，不稍稍屈服压抑自己来迎合当世；他们看见君主的尊贵也不为之动容，遇到事情便当面争辩君主的过失，没有什么顾忌。这些都是流俗所谓的戅人，而朝廷却常常倚重他们。狐防一类的盗贼，窥伺他们的进退来判断是恭敬还是放肆；他们难道是凭一点小小的才智来使人服从的吗？人们见到他们便害怕，是因为他们的气节值得尊崇。国家可以几十年没有有才智的人，却不能一天没有有气节的臣子。譬如甘美脆嫩的食物，即使长时间不吃，也不至于成为疾病；而姜和桂的调和作用，却片刻也不能缺少。君主身边没有令人敬畏的人，想要不遭遇危亡失败就难了。我年轻时就仰慕古代的戅人，想让汲长孺、张子布起而同他们交游却不能实现，于是便想广泛结交天下士人，以考察他们的志行。有人称我为戅人，却从未见过有谁仰慕戅人。难道守节重义的人只是在当今时代特别少吗？还是因为他们遇合的途径本来就不同呢？如今天子鉴于近代的弊端，树立并提倡进谏诤言的风气，鼓励在位者能够陈述政事。如果真有戅人出来响应天子的要求，治国之道就可以成就了。同乡潘君伯理甫，年过七十，却以“戅”给自己的窝命名，难道是仰慕汲长孺一类的人吗？从这个名称可以推知他的志向，只可惜他年老了，未能得到任用。然而有志之士不被任用或弃置所困扰，居家中，行事于乡里，同被用于治理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即使汲长孺、张子布身为平民，也必将当时闻名、后世流传，难道肯默默无闻地同庸常众人一样吗？您居处以此命名，师法他们的道义，那么您的言论、行事，必定有卓然超越世人的地方，这也是我所仰慕的。我愿意到您的窝中去，同您一起谈论这些道理。《任重斋记》浦阳郑君，名枋，字为叔车。他把读书诵诗的书房题名为“任重”，来请求我为它作记。我就根据他的字告诉他说：我曾听说古代的车，车材的优良相同，制作的精巧相同，车体长宽高低的制度也相同。所以关起门来制作它，完成后行驶于天下，车辙不会差错分毫，它所承载的轻重，也没有很大的差别。如今却不是这样，有的车能载一钧，有的能载十钧，等级到能载百钧的，就认为是大车了。车材有好有坏，制作有巧有拙，车制庞杂不一，各家不同，各乡也不同。有的只顾车轮，有的把车辕做得短，有的不设置车厢，有的用人来驾车，有的用牛马套在衡轭上，而城市道路上车辙纵横如织，想让车承载重物就困难了。古代，上面的道德相同，下面的风俗相同；士人即使有不学习的，学习了就一定效法文王、武王、周公的道，出仕后把它施行于职位之上，用于治理国家。即使达不到圣贤的境界，也不会失去做君子的资格，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本来就已经很重了。世道衰败、风俗下降以后，人各自为学，家各自施教，诸子百家纷纷杂然出现，求学的人茫然无所归依，诡异的言论、奇特的行为遍布天下，人才于是开始有了万般不同。因此，有人的才能只能用于一县，行为或许可以施行于一乡；有人只擅长文章笔墨，却不熟悉筹划谋略；有人长于治理百姓，却不知道大局。于是贤人君子开始很难多见，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和担当太轻的缘故。叔车的资质很好，家族一向以孝义闻名，学业和制作又很精良；至于任重之道，就在于效法古代的制度。古代的制度没有比文王、武王、周公更好的，文王、武王、周公的道又没有比孔子阐述得更完备。孔子的车，以仁义为轮毂，以礼乐为车盖和车轸，用《诗》《书》给它涂油，以忠恕滋润它；它运行时如同天，静止时如同地，运转如同阴阳，周行通达、无穷无尽如同鬼神。它所承载的重大责任，就是文王、武王、周公之道。当时，只有颜子、曾子二人能够完备地具备这种制度；至于七千弟子一类的人，虽然各人的才能不同，但说到车辙，仍然是一致的，大概是因为他们自我担当的道理相同。这个时代自我担当的人，难道没有吗？权术盛行而仁义消亡，骄奢产生而礼乐败坏；人不是不装饰自己的车，只是徒然依靠个人的智谋和技巧，却不承担圣人的道，这仍然是一辆空车。如今叔车知道以重大责任自我担当，他的贤能难道不远胜于他人吗？虽然如此，承担重任并不容易；胸襟不宏大，就不足以容纳它，意志不坚定，就不足以达到这种道。曾子曾经承担过这样的重任，叔车应当谨慎地加以效法；即使还未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也差不多可以成为贤者的归宿了。

译《养素斋记》古代的君子，他们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并不是偶然形成的，也是因为平日素来有修养。正当他们身处民间时，却已经警惕地怀有对朝廷的忧虑，崇高地怀有圣贤的志向。因为他们平日所接触的一切、存于心中的一切，都是修养。谨慎对待取舍、交际、得失之间的事情，以此培养自己的气度；学习礼乐政事、弓箭和驰骤的节度，以此培养自己的才干；行走在道德仁义的道路上，讲习性命阴阳的学说，以此培养自己的德性；观察天、人、事、物的变化，以此培养自己的眼光；聆听琴瑟管弦、歌唱诵读的声音，以此培养自己的听力；从喜怒嗜好的缘由中加以体验，以此培养自己的情感；在言语、动作、饮食、休息、游玩、宴饮的片刻都谨慎行事，以此修养自身。他们平日所修养的就是这些，所以让他们处于崇高的地位、担负重大的责任，用富贵安逸来处置他们，用患难贫贱来逼迫他们，他们应对这些都不困难。就像水流向大海，太阳曝晒万物，经营货财的人使用财物，鸢鸟飞上天空、马匹行走大地一样自然。他们不被外物所动，就像盲人对于色彩、聋人对于声音一样。他们没有忧愁、悲伤、怨恨和愤怒，就像拥有千金的人偶尔在旅舍人家用餐，就像蛟龙蛰伏于深渊，玄豹藏身于雾雨之中一样。因为他们对于天下的事情已经处理得十分熟练，所以做起来从容有余；对于得失、任用和舍弃的道理，他们已经认识得十分明白，所以不会因所遭遇的境况而改变；他们远远超过常人，实在是理所当然。后世的士人平日没有根本的修养，处在职位上就苦于不会办事，处在下位就苦于不能守持；学习圣贤的言论，亲身实行的却是庸人的行为；承袭君子的名声，招来的却是世俗的讥讽。居上位的人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处下位的人常常忧虑没有老师，难道是他们的天性不如古人吗？只是没有加以培养，反而摧残他们的人太多了。我从相识的人中寻求，得到一位士人，名叫金华俞君大有。俞君诵读五经和诸子之书，田地仅够免除饥饿，房屋仅够遮蔽风雨，穿布衣、睡破席，别人认为简陋，他却像处在公卿之位一样以此为乐。我本来就怀疑他是有道之人。后来有一天，他把自己的书斋题作“养素斋”告诉我，我这才知道俞君果然懂得修养之道。能经受霜雪而不改变颜色的，必定不是在春夏骤然长成的；处在贫贱之中而不失去操守的，必定不是侥幸求取利禄的人。像俞君这样的作为，大概接近古代的君子吧？所以我把君子自我修养的道理告诉他。养素斋记【代太史公作】金华俞君大有，敦厚诚实而知礼，喜好古道而且善于写文章，文章的声名震动士大夫之间；他一向不喜欢自我炫耀，深居退处，仿佛能够遗世独立。他所居住的书斋题名为“养素”，凡是他所写的文章，也都在题名中加上“养素”二字。他说：“世道衰落的情形，我是知道的。雕刻椽子和方木，涂丹漆、刷黑白，装饰花纹的窗户和绮丽的窗棂，锦缎帷帐绣花帷幄，这是住宅的华美，对我有什么增益呢？我只用土墙茅檐、绳索作门轴、瓦瓮作窗户，方形的床和席子作门，房间仅能容我抬头低头，用来涵养我的本真罢了。狐皮袖、豹皮短衣，烹煮肥肉、切食肥美的肉，青红色彩夺人眼目，甘甜酥脆滋润肌肤，这是服饰饮食的奢侈，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穿粗布衣、用革带束衣，吃干粮、咀嚼藜菜，粗糙淡泊，仅仅用来抵御寒冷和饥饿，用来涵养我的本真罢了。耸肩、碎步，拱手屈膝，屏住气息、压低声音，身子倾斜、姿态诡异，这是礼仪的繁琐；我做不到这些，只知道顺从性情、任凭本真，挺直身体、端正脸色，不向别人有所求，也不触犯外物，用来涵养我的本真罢了。剽窃俊逸、掠取奇巧，粉饰句子、修饰辞藻，杂用彩色、铺陈文采，作为求取俸禄的资本，这是文辞的华丽；我不这样做，只求言语能够表达志意，文章能够适合心意，不求世人知晓，只以合乎礼为原则，用来涵养我的本真罢了。” 以上这些，都是只在外表上保持朴素吗？开天辟地之初，称为太素；那时风俗淳厚、元气厚重，人们少有机巧、少有忧虑，百姓相互亲善，风俗和乐，所以容易治理，善人也多。如今机巧产生、虚伪盛行，风俗浇薄、元气衰薄，婴儿便设置机关陷阱，妇女从事游乐嬉戏，卑贱的小吏掌握文法，富有之家擅自施加鞭打，诉讼案件繁多，世道日益衰败；然而我现在没有地位，也不敢议论这些。上天赋予人的明德，既空灵又神明，寂静澄湛，不受扰乱、不被触犯，所以能够应对万物的变化，洞察众人的情状；主持恭敬、树立诚信，与道合一，正是因为保持了它的本真。如今声音和美色使它混乱，利益和欲望使它污浊，羞耻和惭愧像刀刺一样伤害它，浮华欺诈把它涂染得斑驳不堪，昏暗混杂、污秽错乱，败坏了人的善良本性；这是我最为恐惧的，所以不敢不加以修养。别人依恃华美，我守着自己的简陋；别人以奢侈为快，我安于自己的俭约；别人炫耀繁复，我坚持自己的简朴；别人迷恋艳丽，我守护自己的洁白。去除虚伪、保存真实，以保全我的天性，返归大道的朴素，希望能够立身于天地之间，而一无愧怍吧！”同郡的宋濂认为他的话伟大，推重他的志向，离开座席连声答应，并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记。

译守素斋记 天下的事情，无论难易，如果在仓促之间应付，常常会感到力量不足；如果从平日已有的根基上发出行动，往往会绰绰有余。古代君子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难道是依靠他们的资质与众不同吗？譬如高达千仞的大树、拥有万金的家族，它们的生长和积蓄都是经过岁月、从微小处逐渐开始的，所以即使强风迅雷摇撼它们，也不会使它们改变；即使衰世的暴政虐待它们，也不会使它们失去常态。并不像合抱之木的幼材、做小买卖积累的财富那样容易兴亡。用这样的修养教化人民、改善风俗，平时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德行；用这样的修养议论大事、防备重大疑难，平时已经具备相应的才干；用这样的修养处在穷困显达、得失、祸福、生死的关头，道德平时已经在内心充实；把这样的人置于百官之上、显赫荣耀的职位上，他平时的声望已经足以使人信服。这样在当世建立功名，难道不是很容易吗？后世的士人，年轻时所学的，并不是壮年时所能用的；口头所习得的，并不是亲身所实行的。平日无事时，讲习切磋、磨炼修养来治理学业，已经与古人相反；一旦变故出现在眼前，就惊愕相持，束手无策而不能挽救。甚至有人冒险求利而忘记道义，贪恋生命而损害仁德；进身时不足以办事，退处时又不能守持。治国之道衰落而人才更加低下，难道不是因为古学没有得到修治吗？国家对此深感忧患，改革科举和学校的制度，希望借此振作天下的奇才而任用他们。经过多年，仍然有缺乏人才的叹息，难道只是因为希望任用得太急，而平日培养又没有根基吗？作为教师和儒者的人，也同样有愧。漳州龙岩有一位士人，名叫林先生原亮，喜好古道而且专心于学问，奉朝廷命令到台庄教授，恭谨而有法度。不久之后，士人的学习风气发生变化，先生想以自身作表率，于是把他退休之处的书斋题作“守素”，来勉励求学者，使他们知道求学不可没有所守，自我守持不可没有平日的根基。堤防平素修治，就不担心水涝的灾害；兵器平素整饬，就不担心边疆的警报。士君子把当世的重大责任担在身上，如果世人不任用他而使他的才干被遗弃，责任在世人；如果任用他处理事务而他没有能力应对，责任在自己。假使世上有人承担了自己的责任，那就不是士人的过错了。如果世人认为我的才干足以任用，而我的平日操守却不能满足天下的期望，难道不是士人的耻辱吗？古代圣贤之所以孜孜不倦、唯恐赶不上，是因为德性平时没有完备、才干平时没有习练，就不足以弥补天地的缺憾、开创万世的太平，所以辛勤劳苦、竭尽智慧，不敢自我放纵。如今凭着普通人的资质，沉溺于流俗的学问，旁搜博取，以为可以应付当世事务，却没有一定的守持和成法。能够守持的成说存于心中，一旦不幸出仕而承担别人的事务，怎么会不困顿而受挫呢？这正是先生的忧虑，也是他题名书斋、勉励求学者的用意。我观察世上的师儒，也实在不少。有的人用自己的昏昧引导别人走向愚昧，唯恐别人有所知晓，便带着他们懒惰偷安。他们与先生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从这座书斋，可以看出先生的志向，可以知道我郡的士人将有所成就，也可以看见古道渐渐能够恢复。怎么可以不写下这篇记呢？复斋记 天台的洪子在河南做官求学，十多年没有回到故乡。杞地的人听说他的德业显著，都拿着经书拜他为师，学生满门。洪子好学不懈，把讲学的房间题名为“复斋”。有客人见到后说：“洪子的‘复’，是想怀念故乡、希望回到故乡吗？还是也想恢复自己的天性善良呢？复归贵在不远离，不远离就不会后悔。如今洪子离开故乡已经很远，时间已经很久，田园已经荒芜，房屋已经破败。过去相交的人已经凋零，年轻的人成为壮年，年老的已经去世。即使想回到故乡，又从哪里回去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洪子大概是想恢复自己的本性吧？人的本性是从上天那里禀受的，即使被私欲遮蔽、被欲望间隔，义与利之间的距离，也不像台地与杞地那样遥远。一念萌发时，果断舍弃那一边而趋向这一边，并不像要走数千里那样艰难。除去遮蔽昏暗，使光明本体显现，也不像离乡日久而有所遗忘。既然如此，能够复归的事情，没有比恢复本性更容易的了，洪子用它来命名书斋，实在合宜。”洪子听了，把这些话告诉方子。方子说：“你认为回到故乡确实遥远而困难，恢复本性确实近便而容易吗？舜、禹的事功，周公、孔子的德业，都是依循这种本性而成就的。庸俗众人的愚昧，奸险狡诈之人的卑劣，都是失去了这种本性而不知道复归的人。从普通人到圣人，他们之间的距离何止万里，难道仅仅像从杞地回到故乡那样困难吗？你想回乡，只要准备船车、装载干粮，经过十天或一个月就可以到达。想要达到圣人的境界，难道十天或一个月能够做到吗？”洪子惊醒地说：“恢复本性竟然这样困难吗？”方子说：“虽然如此，却有一个道理：复归有道路，得到这条道路就容易，失去这条道路就困难。假使你想回乡却不沿着应走的道路，终身也不能到达；沿着道路却懈怠停息，也未必能够到达。如果确实不失去道路，不懈怠自己的力量，把圣人的学说作为车子，用智慧辨别岔路的迷惑，用仁德体察万理的完整，并且用勇气去实行，那么恢复天地赋予的本性，又有什么困难呢？古人中有依循这条道路的人，颜子就是这样。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在视、听、言、动之间下功夫，得到复归之道，没有比这更高明的了。因此，《复》卦初九爻辞所说的复归，颜子就是凭此实现的。如今洪子的为人，诚信而通达，敦厚而有文采，在学习颜子方面已经具备了资质。将来如果恢复颜子所恢复的本性，又回到故乡，我或许会厌倦游历而归来，到时还要向你问路，何况杞地的人呢？” 于是洪子道谢说：“听说恢复本性很难，可以激励我的气概；听说恢复本性也容易，可以使我的志向坚定，请允许我把这些话用作我的书斋记。”

译遗安堂记 孤高耿介的人，离开社会以自我适意，把利禄富贵看作招致祸患的工具；有志于用世的人，奔逐于可欲之物，把坚持高尚、不肯屈服看作导致穷困的方法。这两种说法都似乎有道理，但都没有合乎中道。古代身居官位的君子很多，他们的子孙享受其余荫，大的有的成为封君，远的有的延续数十代而不衰落。难道富贵真能招致祸患吗？隐居而实行义，只要内心没有亏欠，道德在当时受到信任，名节流传后世，后代承受他的遗训，卓然自立于天下，这样的人后代从来不缺。难道他果真没有什么可以遗留给子孙吗？刘景升在衰乱之世僭越窃据，却想凭区区势力向庞公夸耀，他的见识本来就狭隘。庞公嘲笑他，说道：‘世上的人都把危险留给子孙，只有我把安宁留给子孙。’这大概是针对刘景升说的。从后世看，刘景升占据一州之地，智慧不能取得天下，仁德不能守住领土，自身死后不久，雄豪有力的人便驱逐他的儿子、夺取他的职位，这哪里比得上田间的安稳呢？庞公的话，很快就得到了验证；但这还不是论说出仕与退处关系的恰当方式。在刘景升那个时代，假使有汉高祖、汉光武那样的才干，处在方伯的位置上，尚且能够使天下安定，何况他的子孙呢？” 庞公虽然贤明，怎么能轻视他呢？庞公轻视刘景升，大概是因为轻视他没有平定乱世、救济百姓的谋略，只把富贵当作快乐。把富贵当作快乐，却没有忧虑天下的心，能够保全自身就算幸运了。等到败亡时，他的子孙想做奴仆，还能够得到吗？所以没有道义却拥有富贵的人，都是庞公所嘲笑的，认为他们处在极其危险之中。至于有道之士，就不是这样。他隐居时有办法使家庭和善，出仕时有办法使百姓受益，所以自身无论到哪里都能安适，子孙无论处在何地都能享受他的报偿。我天台的庞参父，是庞公的远代后裔，把自己居住的堂屋题名为“遗安”，寄信给缑城里，请求我为它作记。有人疑惑参父并非隐士，而他的堂名却一定承袭祖先的训诫，大概是把隐居看得高尚；这是不了解庞公的用意，也不了解我参父的用意。想使子孙安宁，关键没有比行善更大的了。没有地位而行善，事情困难而功效有限；有地位而行善，言语一出口，百姓便感念他的恩惠，仁德从自身发出，教化便在风俗中施行，就像在高山上决开水流，使它注入湖泽，浩荡无比，谁能制止呢？世上那些贪图利益、行私欲而不顾一切的人，都是不知道替自身谋划的人，哪里还来得及考虑子孙是否安宁呢？” 参父积累学问，明白世务，以求取功名、出仕进取为事业，却希望把安宁留给子孙，他内心所存的，大多得到了先人的本意。我家与参父的乡邑相邻，土地相接，熟知庞氏是名门，已经很久了。参父一向努力行善，从今以后，越地东南一带，世世代代延续他们的家声，这难道不正是参父留给子孙的安宁吗？存耕轩记 古代做官的人，是要用来推行道的；后世做官的人，不仅道理不足以推行，反而把恶行播散给众人，这就是做官困难的原因。夏、商、周三代时，担任公卿大夫的人世代守护家业，延续数百年而不衰，难道只是上天特别厚待他们吗？大概是因为他们世代修治自己的职责并且把它做好，所以施及外物的影响深远。从我有知识以来，考察评论前代的旧事，从未见过身居高位的人的子孙能够守住富贵而不改变。想来其中的原因是：造化生育人类，就像天地生长万物一样；大树下面，禾黍便不能茂盛；享受得过分盛大的人，衰败一定随之而来，这是必然的道理。有志有虑的人之所以避开、舍弃荣华利益，不敢居有其位，是担心自己的善德不足以惠及外物，也不利于后代。临海李君惟正，从年轻时起，就因为才干见识受到当世重视，曾经拥有官位，后来却辞去，居住在金华，读书求学来使自己快乐，取贺水部的话，把自己的书室命名为“存耕”。有人劝他出仕，他不答应，只指着“存耕”二字给人看。我观察惟正，他并不是不能做官，而是考虑得深密，这哪里是世俗之人能够理解的呢？世俗的官吏，凭借职位搜刮聚敛、残酷征收，只怕自己所得不足；这样为自身谋划或许可以，却把子孙置于何地呢？” 他们并非不知道那样做不善，只是认为天道幽深久远，无法立即得到验证，于是去做，却不知道最终仍然不能避免后果。惟正放弃了本来可以确定得到的职位，和普通百姓为伍，就像适合种黍的土地，休耕也就罢了，一旦耕种，必定获得数倍的收成。李氏的子孙，难道会有富贵的人吗？我将从这件事上观察报偿施与的道理。

译娱静楼记 台地人把山川环绕、回旋的地方称为“奥”。距离宁海西北五十里有个地方叫理奥，是当地尤其秀美的地方。张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土地深厚而肥沃，泉水甘美，树木茂盛；百姓敦厚朴实，不喜欢诉讼，以勤劳所得供给生活、知足自立为常态。张氏的子孙大多学习礼法、喜好学问，衣冠有制度，言语有法则，不同于普通百姓。因此县中说到有名望的家族，便推举张氏；和我交往的张氏子弟元望，质朴而通达，和善而正直，是一位善士。我因元望而更加相信他的家族多有贤人。今年我的朋友郭士渊对我说，元望的兄长怀济建楼，占据溪山的胜景，带领兄弟们在楼上讲学，题名为“娱静”，希望得到我的记文。我因士渊而更加知道张氏的贤德是有来由的。天下并不是没有才干，只是常常忧虑人们不学习；学习的人并不少，只是常常忧虑不知道道。假使有才干的人都能明白道理，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治理的，何况一个家庭呢？夏、商、周三代以来，才干和道德二者不能兼备，谋略功业一流的人逐渐变成诈术，守持正道、践行道义的人又不善于处理事务，都是因为学习却不知道道的缘故。智慧可以综理万物的变化而不行诡诈，义可以拯救百姓的困苦而不自我夸耀，舍弃时舒缓，用作时张弛有度，不因尊贵富有而动心的人，大概只有诸葛孔明吧？” 孔明的学术不知道承传于谁，但豪杰之士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禀赋，本来不必先从别人那里听闻才会明白。孔明曾说，学习必须以宁静为根本，才干必须在学习中成就；这话深得圣贤的旨意，可见他的造诣很深。怀济取法于“静”，难道也是因为这个吗？天地的开端、万物的起始、性情的本体，都是静，却从来没有不运动的时候。纷纷扰扰、出入不息、与太阳一同运行而逐渐到达的，是动，却从来没有不静的时候。反复往来，究竟谁在主宰它们？盈满或收缩，究竟谁掌管它们的开始？这就是道，我们与怀济整天都在循行，却不思考其中的根由，可以吗？世上仰慕孔明的人很多，向外寻求而不向内求，即使把孔明所能做到的一切都学习了，也不过是妄为罢了。假如得到孔明内在的根本，那么圣贤也可以达到，对孔明又有什么难呢？我们县里本来就有许多奇异出众的人，难道不知道有仰慕孔明的吗？怀济兄弟知道应当崇尚什么，都有杰出的才干；这种才干不只在他们自身，也将在他们所交往的朋友身上显现。怀济大概会暗中考察这样的人，听见我的话便抱膝长啸的，一定就是那个人了。观海楼记 中国的土地，向南到吴越便到了尽头；吴越的东南面临大海，到了宁海便到尽头。陈君与文居住的地方正靠近海滨，于是建楼凭借高爽的地势，面临大海。闲暇时登楼观览，以舒展忧思、享受愉悦，心情十分舒适。后来他因为触犯细微的法令获罪，被贬到蜀江之上，始终思念故乡。他在蜀地交游的人，大多为他写了《观海》诗。与文偶尔带着这些诗回来，托付给亲近友善的人，并对我说：‘您居住的地方也靠近大海，了解大海的人应当没有谁比您更合适，请为我写一篇记。’唉，人与人本来是相同的。我和与文都是越地人，这是相同之处。然而与文心中所存的东西，我尚且不能知道，何况没有边际的大海，我从哪里能够知道它？又凭什么谈论它呢？虽然如此，从不同之处看，人与我不能完全相合；从相同之处看，万物都可以看作同一身体。假如要观察大海的形状，它茫茫无边、弥漫无际，浮载天地，沐浴日月，抗衡阴阳，与广大无边、经历古今而长存的事物相比，章亥不能测量它的数目，海若不能说尽它的边际，庄周不能穷尽描写它的言辞。假如能够认识其中的道理，那么浮沫流沫也都足以成为求学者的老师。我们姑且和与文从形体外表来观海，可以吗？” 大海有时忽然盈满，有时忽然干涸，进退消长、随时升降；如果能够明白其中的缘故，并据此处在贵贱、贫富、荣辱、祸福之间，就可以忘掉得失，抛开忧喜，胸怀浩荡而没有疑惑。大海没有什么地方不处于下方，因而成就它的深厚；如果能够以此为法则，就可以使自己处于卑下而礼让他人，以此成就自己的德行。它兼容并包、广泛承受，不挑拣细小或巨大，长期暴露在大旱之下也不消失，用洪水灌注也不增加；如果能够借此扩充自己的气量，就可以容纳众人、养育众人。面对大事、遭遇巨变而不被它激荡浸润的形势所迷惑，可以用来振作自己的气概；观察它时而平静、时而怒涛汹涌、开合变化的状态，可以用来发抒自己的文章；从它滋生万物、滋润万物、承载万物的功用中，可以推扩自己的仁德。这样看来，从观海中得到的启发也很多。与文居住在这座楼上，难道也有与此相同的体会吗？我听蜀人说，与文处在忧患中却像平常一样，脸色没有丝毫变化；他对于大海，大概已经有所体会了。这些就值得记述。若说在安逸闲适之余，建一间屋子在山边海岸来自我取乐，饮食游观，尽情嬉乐长啸，以此使身体安逸，这只是庸俗人的事情，我哪里敢这样写呢？与文应该也愿意如此吧。”

译贮清轩记 天地之间的清气，得到纯粹完整的汇聚，便成为圣贤之人；只得到浇薄驳杂的余气，便成为庸俗众人。以庸俗众人的资质来看圣贤，似乎高下悬殊、相差极远，仿佛终究无法企及。然而圣贤从不以庸俗人的资质限制人，也不使他们不能进入清明的境域；这是因为五种天性存在于人的身上，就像水存在于器皿中。器皿有污浊和洁净之别，但水的清澈本性并不因器皿的污洁而增加或减少。圣贤对于本性，譬如用极其洁净的器皿来承接水，而且总是因为安静自处，所以他们的心如水，可以照见秋毫、察见眉睫。普通人好比用污浊的器皿承接水，又不停地摇动混搅它，于是水才变得浑浊，不能自行照见。善于学习的人不断积累澄清过滤的功夫，使浑浊重新归于极清，那么普通人能够成为圣贤，也是合乎道理的。如今在清静闲暇之中，观看云霞舒卷、星辰罗列，进入山泽欣赏泉石的秀美洁净、松竹的高大茂盛，内心未尝没有飘然出尘的意趣。等到事情的变化陈列眼前，利害互相激荡，吉凶交错纷杂，先前那种飘然之心已经被杂乱污秽填塞，化作泥尘而自己还不知道；若把这称为善于学习，就不可以了。我曾经行走四方，渡过长江，逆淮水而上到达黄河、济水一带，船夫取水来供锅灶烧饭；取到清水，当然不必澄滤便可以使用，取到浑水，就把它放在器皿中等待澄清，然后使用。假如因为嫌弃水浑浊而把它丢弃，又怎么能知道水的本性并尽到水的功用呢？因此我悟到，圣贤对待普通人，也像船夫看待浑水一样。天下的水本来清澈，后来变得不清，并不是水的过错；人的本性本来善良，后来变得不善，也不是本性的过错。临海留贤里澄溪修竹之间，有一座屋子飞檐高翘、临近方池，那就是包氏的贮清轩。轩中的处士名叫仲游，让我记述贮清的意义。我说，环绕贮清轩的水泉草木，可以娱悦耳目、寄托闲散情怀，这些事情人人都知道它们清美，而清明本来要从自身产生，不必专门向包君说明。关键在于方寸之心；如果能够得到上天赋予的本性，使内心澄澈深静、洞然明净，就能够应酬万物而不被外物搅乱，包君难道不应当听闻这个道理吗？我所禀受的气质很浑浊，却私下有志于圣贤之学，只忧虑同道朋友太少，不能使我返回极清的境界。包君正纵情山泽，有房屋可以居住，有书籍可以诵读，假如愿意与我结为忘年之交，我们还可以共同讲论这个道理。菊趣轩记 人喜爱某种外物，一定能从外物中得到乐趣；能够乐在其中而不厌倦，不是对外物的情趣有深刻体会就做不到。喜好权势的人对于职位，羡慕利益的人对于财货，耗尽心思、穷尽岁月，勤勉不懈地求取它们。他们从中得到的情趣，也确实有某种快乐。然而旷达之士认为，世人所崇尚的一切，都不足以改变他们对孟嘉之于酒、阮孚之于木屐、支遁之于马的喜好。他们所得到的情趣，也可以说很深了。但高洁之士仍不免认为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会成为牵累。人的心不能被系缚在某一件事物上；假如有所系缚而不能放下，即使王羲之对于书法、杜预对于《左传》、李贺和贾岛对于诗歌，在他们自行得到情趣时，都认为即使万物也不能改变这种爱好；可是等到流于玩弄外物而丧失了天赋的情趣，就同喜好世俗细小物件的人没有区别了。只有懂得道的君子才不是这样：自身的天趣可以与外物的情趣相会，已经能够自得其乐，不依靠外物来制造快乐。召公游于卷阿，曾点在舞雩之下，这难道曾经有声色气味能够使他们情感舒适、身体快意吗？他们不过在放眼观览的一刻，悠然与心相会；忘掉自己来观察万物，忘掉万物来观察道。凡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有形之物，都是我的快乐，都是有情趣的，而我的心从未停滞于某一物上。这就叫作得到上天赋予的情趣。后世的士人中，知道圣贤君子快乐的人大概是有的，我曾经对陶渊明很有取法之意。渊明喜欢琴，但琴没有弦，他说：‘只要得到琴中的情趣，即使没有声音也可以。’唉，琴对于普通人的快乐在于它的声音，渊明连琴弦也忘掉了；这难道是玩弄外物、等待外在条件的人吗？大概一定要像这样，才可以称为善于使用外物。会稽张公思齐，气质清正而志向美好，喜好学习而且有杰出的才干，年轻时就喜爱陶渊明的为人，在玉芝山中营建别业，种菊酿高粱酒，把居所命名为“菊趣轩”。后来遇到圣明的天子，被提升为陕西布政司左参政，离开山林而处在官署的高严之地，看到园林的明丽，再也没有隐居时的适意了，但仍然悬挂“菊趣”的名号而不改变，有人对此感到疑惑。我认为，琴没有弦尚且不妨碍渊明得到琴中的情趣，张公如果确实得到菊的情趣，难道还会在意自身是隐居还是显达、菊是否存在吗？菊这种植物，在风霜凄冷严酷之时开放花英、展露秀色，很像德性盛美的士人，不被时俗改变。服食菊，也可以延年益寿；在滋养万物、济助世人的功业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张公的情趣确实从这里有所体会。处于富贵而不自满，面对事变而不恐惧，应对繁重事务而不混乱，把自己得到的道理推广到政务中，使数千里百姓乐于生存、遵循礼法、达到仁德长寿的境地，那么张公的快乐，果然就有超出菊花之外的内容了。快乐止于外物之内，快乐就浅；快乐超越外物的表面，快乐就深。陶渊明把心意寄托在菊上，他的心意并不在菊本身，只是借菊来舒展自己的情怀罢了。喜爱外物却不玩弄外物，所以他的快乐完备；得到外物的情趣而不损害自身的天趣，所以他的作用周全。试着登上张公的轩，诵读陶渊明留下的话，纵谈古人所乐的事情，那么陶渊明的情趣，究竟属于张公吗？还是属于我呢？希望您能有话告诉我！” 《逊志斋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逊志斋集》卷十七，明方孝孺撰写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