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逊志斋集卷十七明方孝孺撰记

译柳氏谱记 柳氏，是浦江的著姓。铸，是始迁祖，字师颜；河东，是迁徙所自的地方；建炎初，是迁徙的时间。瀚，字宗海，是铸的儿子。森，字子林；彬，字子均，都是瀚的儿子。森的儿子是谁？监，字元洁。蕴，字元积。监生了两个儿子：禅、祐。禅生子圆。庆，圆的早夭子，而庆的儿子防没有继嗣。祐的儿子与某、与某的儿子新，也都没有继嗣。彬的儿子是谁？温。温的儿子是福。福的儿子是周。用没有儿子，而周的儿子是尝。尝的儿子是施，也断绝了。禅以下为什么没有字？并不是没有字，而是因为他们的后代断绝，所以不再记字。蕴的儿子是补之，字山甫。他的官职是宋代崇德主簿。崇德的儿子担任高邮县知县，名金，字时某。高邮曾因儿子显贵而获得赠官，赠泗州知州，封浦江县男，这是元代的事情。他的儿子是谁？贺没有后嗣，而宝承继其后【缺】。次子是贯，为什么加上避讳的字？是为了表示尊敬。为什么尊敬他？因为他所学成为当世人的老师，而在其后人中声名显著，应该尊敬。他的官职是翰林待制，私谥是文肃。宝的儿子叫璟，字景文。璟的儿子叫复，字叔贤；杞，字叔坚。复有三个儿子：恂，字性愭。杞有四个儿子：愉、某、某、恺。文肃公有三个儿子：绍、庆、路学正。卣有三个儿子：秬、颖、穆。秬早夭。颖，字伯嘉，担任永丰尉，名士某；他的儿子是如，字士鲁；如的儿子是得。穆，字叔雍；他的儿子是士忠，字子中；孙子则是本，尚且年幼。同有两个儿子：稠、穟。叔简、叔丰，是两人的字。士恭，是穟的儿子。因子程，字叔则；士礼，是程的儿子。从铸到本，共十代。后代有的延续、有的断绝，贵贱也各不相同，是什么缘故？是天意。天道容易知道却难以测度。恭敬谨慎而不懈怠，努力求得合乎道的人，是上天所爱；放纵悖逆而不修养，与道相违、自己背逆天意的人，是上天所厌弃的。上天对于人没有不爱的，但对于顺应天道的人，爱护尤其深厚。爱护一个人，就会使富贵、安逸、休息之福不断引长、扩展，使他不致衰落；不能这样做的，就不是如此。既然这样，那么上天难道是徒然行事吗？不过是看人的所作所为罢了。文肃公，我虽然没有来得及亲自拜他为师，却曾从别人那里听闻他的事迹，他确实是上天所爱的人。如今我又有幸见到叔雍，他尤其喜好学习而接近道，大概就是所说的善人吧？文肃公的恩泽绵延不绝，看来还没有衰竭。我因此乐意为柳氏作这篇称述。龟岩隐居记 山岳河流、霞云草木，流动与耸立、舒卷与收缩、繁荣与凋残的形态，变化到了无穷无尽的地步。然而它们都出自天地自然的道理；假使人身处其中，眼睛接触这些景象，能够用来充实扩大自己的德业，洗涤脱去污垢，通晓出仕与退处、消长与隐微的道理而不违背常理，那么山川云木本来就是人学习道的助力。等到道已经成就，也可以说没有辜负这些景物。假如不是这样，那么高峻突出的，是山；深湛洁净的，是河流；早晨收拢、傍晚舒展，春天荣盛、秋天凋残的，是云霞草木；而渺小地居处其中的，只不过叫作人罢了，究竟与自身的损益有什么关系呢？我年轻时喜好游历，每当名山秀川进入眼目、使心中快乐，就总是向左右观望，想见到那些学习道的人，观察他们所得道的深浅，以此勉励自己弥补不足；只遗憾总是不能普遍见到那样的人，而重重山岭、茂密树林又多成为庞僧野老的居所。我想用半亩地建一座房屋，栖息在宽阔闲适的环境中，造物者却也吝惜，不肯给我，难道我的道不依赖外物而可以自行成就吗？许君士修是一位有道之士，他的从父弟名叫士成，隐居在宁海县治东南三十里的九湾山中；每天向西行约二里，在山脚下发现一块高大翠绿的石头，直径数丈，像一只巨龟在江边晒太阳。石头旁的土地平坦肥沃，可以耕种；山势高亢开阔，风气坚固深厚，起初没有人在这里建房。士成回头看着它，觉得奇异，说：‘我所居住的地方虽然与山相伴，却喧闹杂乱、低洼狭窄，难道上天偶然把这个地方留给我吗？’于是用钱买下石头旁的土地，建造几间房屋，称作“龟岩隐居”。他偶尔见到我，总是请求我写记。这士成难道果真只是隐士吗？从艮卦的山来看，就应当审察时止时行的道理；从坎卦的水来看，就应当认识恒常德行、学习教化之事的象征；观察屯卦的云雷，就应当以此经营治理；观察升卦的树木，就应当以此积累顺应之德，使之高大。将来如果能够得到出仕与退处的适宜，把自己所积蓄的德才施及他人而不匮乏，不就是士成吗？我听说道的根本，大都具备于《易》中，而龟列在四灵之中。士成沉静而喜好《易》，有时隐居、有时不隐居，烧灼龟甲来占卜，大概一定有所领会。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

译宜隐轩记 洪武九年，我在京师遇到郑君好义。当时天子正因灾变征求谏言，天下御史用深文周纳的办法，把数十上百名无罪的郡守、丞相拘捕入狱，议论的人都为他们感到冤屈。郑君说：‘这难道不值得进言吗？’随即起草密封奏章到丞相那里，希望能够被召见，向皇上陈述情况。丞相问他准备说些什么，郑君神色刚正地说：‘我将要见皇上陈述事情，丞相为什么要过问呢？’丞相发怒，上奏判处郑君的罪。郑君慷慨激昂，丝毫不屈服，辨析议论天下事务，言辞激越昂扬、奇特壮阔，声名震动朝廷。听说他名声的人，都称郑君为奇士。我也佩服他的才干，认为他将要在当世建立功名，忧患不能使他沮丧。后来我到外地游学，同郑君断绝音信很久。前年郑君从江淮归来，我前去拜访他，看他的容貌更加充实，听他说话却仿佛不忍开口；谈到从前的事情，他深深自责说：‘学习尚未明白道理，却多言多语，这是我的过错。’他取来圣贤的经传，从早到晚钻研学习，阐发其中的真理，并用亲身实践来检验，纯粹得仿佛循着墨线、踏着规矩行走，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郑君了。我更加佩服他，这才知道过去所认识的郑君，只是他舍弃了多余的锋芒，而君子并没有鄙视我。他把自己所居之处题为“宜隐轩”，请我为它作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凡是事物有适宜之处，就一定有它的短处。船适宜在河川中行驶，却不适宜在陆地上行走；骐骥适宜奔驰到远方，却不适宜驾来耕田，都是偏于某种用途。神龙乘着风云，吐出雷电，在八方极远之处上下飞行，却在玄冬困顿蛰伏，和蛙蚓一样受时令局限。人也是这样：善于辩说的人适宜在战斗之际发挥作用，处在太平时代反而不如庸人；乌获、任鄙适宜侍奉崇尚力量的君主，但在酒宴交际之间转折应对，手脚无处施展，是被自己的技能所限制。孟公绰适宜担任家宰，却不长于治理繁杂事务；黄霸治理郡县很合适，担任宰相却有所损害。人的才干各有适合之处。至于学习圣贤之道的人，在自身修养上没有不完备的，在实际运用上没有不能施展的，难道果真还有适宜或不适宜吗？他出仕时，隐居的道理也在实行；他隐居时，出仕的作用也仍然存在；不违背世俗来标榜高尚，不随同世俗来求得契合；无论任用还是舍弃、进身还是退处，都能安然接受而不顾虑，这才叫君子。郑君从圣贤那里学到的道理已经很美好了，难道只适宜隐居而不善于实行吗？过去见到郑君，距今还不到十年，而他如今所得超过我过去所见的地方已经很多了。从今以后，假使他更加进于道，谁知道他不会与今天大不相同呢？至于他适宜隐居，怎么知道这不正是适宜出仕的开端呢？” 人的常情是：不能安于粗茶淡饭，就不能享受山珍海味；穿着粗布衣服便觉得厌弃的人，穿上锦绣衣服也一定会骄傲，从来没有沉溺于贫穷的。能够安于俭约而居处，以富贵来避免祸患的，所以有羡慕利禄之心的人，最终会死于贫贱。能够隐居自得而乐在其中、不感到厌倦的人，才是真正的功名富贵之人。《黙山精舍记》。我十七八岁时，侍奉先父在济宁任职。夀昌的胡朝翰先生从太学来，分教鲁地的诸生，我当时常同他往来，非常熟悉。朝翰擅长作诗，拿起笔写行草书，笔势蜿蜒，满纸纵横，我私下敬重喜爱他。后来先父去世，我扶柩归葬天台，听说朝翰也遭逢母丧，离去后便没有见到他。等到服丧期满，我到了京师，朝翰来旅舍拜访，回想往日相见的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朝翰的容貌更显老了，我们谈到旧日的事情，都惊惧感伤，不能自持。我对朝翰说：“如今内外做官的人，大多出自太学，你也将要做官吗？”朝翰说：“做不做官有命运决定，不是我敢知道的。我家乡夀昌有座黙山，景致最好。我的祖父宋校书君楚才，曾经在这里归老。我想在它旁边建屋，读书作文来自娱，只是还没有成行回去罢了。屋子建成后，我要给它取名为‘黙山精舍’，你一定替我写篇记。”我说：“你如果回去，我再写记也不晚。”后来朝翰每次见到我，一定拿这句话来催促，并且说：“你只管先写记，回不回去不关你的事。”于是我告诉他说：“做官和隐居，都不是君子所真正乐在其中的，乐在于得到正道罢了。古人有身居辅相之位却面有忧色的，也有吃蔬菜、饮清水却内心充实自得的，难道是因为做官或隐居本身而快乐吗？” 做官而能够推行自己的道，值得快乐；隐居而不失去自己的义，也值得快乐。所以快乐在于道，为什么要用困穷或显达来评论呢？如果没有道而以居于官位为乐，这是窃取俸禄；不按照道而在隐居中任意放纵自己，这是盗取名声。因此君子从来没有立志一定做官，也从来没有立志一定隐居，只是专心修养自己的道。不以做官为志向，却突然处在官位上，那么人们会相信他说：‘他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推行道。’这样，他的道感化人的速度就快。不预先谋求隐居却隐居了，那么人们会相信他说：‘他将要隐居，是知道自己的道无法推行。’这样，人们就会佩服他的行为，没有谁敢非议他。既然如此，你不急于做官，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又对黙山如此眷恋呢？况且人的荣辱贵贱有命运，只有君子能够不因这些而喜怒忧愁，而修养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来胜过它。你没有看见鲁国的陋巷吗？颜子居住在那里时，没有一项爵位、没有一釜俸禄可以使他的身份显贵；可是如今越过千年，即使乡野之人和妇女也都敬仰他，难道不是因为他的道德胜过世人吗？说到当时爵禄崇高丰厚的人，季氏、孟氏、阳货一类远远胜过颜子，可如今还有谁知道他们的故居吗？你如果真能修养自己所能掌握的东西，将来做官，就把它施行于人；归隐，就用它完善自身；并且在后世留下名声，使后世的人指着黙山精舍，就像鲁国人仰望陋巷一样。然而我的这些话，也要借你而流传下来，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译《直内斋记》。人从上天那里禀受的本性本来是相同的。圣人与天具有同样的德性，而普通人却到了同外物为伍的地步，难道可以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吗？这里有一股泉水，发源相同，清洁明澈、甘美可口也相同。一股流入金玉制成的器皿，收藏起来，覆盖起来，尘垢无从侵入，那么它的明澈可以察见毫发，味道可以用来祭祀鬼神，同它刚发源时没有差别；另一股流入淤泥和积水的沟渠，牛马践踏，凫鸭沐浴，污秽聚集，又没有人加以防护，即使加以澄清治理，也想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却无法做到。圣人的本性，就像金玉制成的器皿；又用礼来收藏它，用敬来覆盖它，以战战兢兢的畏惧来持守，以恭敬谨慎来守护。因此他的内心浑然完整，没有亏损侵蚀；他的德就是天德，他的道就是天道。他的言语与沉默、进退与出处、早晚与行动安排，后于天时的不会违背天时，先于天时的则连天也不能违背。所以圣人的本性既然美好，又有自我更新的工具，他合于天道，难道是偶然的吗？至于普通人，他们的本性本来就不美好，天理所在之处，又被内心的嗜好搅乱，被外界的利害刺伤；声色、气味、滋味、爵禄、名声、权势等使它污秽的因素不止一端，又加上懒怠放纵，以邪僻放任自己，他们怎么能够重新同天相合而不改变最初的本性呢？他们同外物相距不能超过一分一寸，是因为不知道自我更新的学问。圣人与庸人的资质不相同，本来是有原因的。假使普通人也用圣人自我更新的方法来治理内心，并且更加谨慎，即使达不到圣人的境界，难道会有不能成为君子的么？这就是我为会稽张遁之先生的书斋命名，并且为他有这样的志向而高兴的原因。张先生的资质远远超过普通人，又喜好学习、仰慕古道，取孔子解释《坤》卦六二爻的话，把“直内”作为书斋的名称。敬，是恢复善性、去除恶念的关键，是天理赖以保存、人欲赖以消退的途径。所以人能够一心以敬为主，在幽深隐秘之处，俨然如同上帝降临；在仓促短暂之间，也凛然如同捧持珪璧；妄想邪念没有一丝在其中萌发，而一切都从义理出发。用这种心来侍奉父亲，就能尽到孝道，并不是想让别人称赞自己的孝而这样做；用这种心来侍奉君主，就能尽到忠诚，并不是希望得到富贵荣耀而这样做。持守它而不失去，内心就正直；内心正直就能方正，外在的一切也由此具备，而圣人的天德就差不多可以达到了。所以说：‘正直、方正、广大，不用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利’，这样就不会怀疑自己的行为。学习达到不怀疑自己的行为，除了接近圣人，怎么能做到呢？唉！人人都可以同天具有同样的德性，却不知道以敬来主持内心、明辨善理，这大概就是有志者之所以难能可贵的地方吧？像张先生这样，独能取用古人的学问来勉励自己，难道不是因为有志向才能做到吗？我本来有志于道却还没有达到，怎么能不把这些话告诉张先生，并且用它来自我警戒呢？《君子斋记》。去年秋天，诏令选拔太学生中成绩优等的人担任郡县学教官，卢龙人王蕴玉来沔阳任教谕，我得以见到他。他的神色光明，他的仪态气度伟岸。听他议论事情以及评说人的得失是非，严厉而精确，使人悚然惊异而肃然起敬。那年冬天，按例赴京朝见，我得以同蕴玉同行，往返八千多里。蕴玉没有舍弃我，行路一定并辔而行，休息一定相邻而坐，吃饭时勺子筷子也同我相邻，交谈时言辞议论也同我相应。我们欢然相合于心，仿佛都有所得，但彼此都不知道这种感受从何而来。今年夏天，蕴玉又来访问我在郡学的住处，留下同坐。我观察他的面貌更加纯粹温和，询问他的言论更加醇厚简约，而他的志意谦下自持，也更加不知疲倦。谈论古人的学问时，他总是悔恨自己用力还不够。我因此感叹并深深惊异于他。唉，他进步得多么快啊！古代君子的德行事业显赫，著名于天下，流传到后世，难道只是由于天资美好吗？大概是因为他们立志，不局限于卑近；做学问，不满足于浅陋。平日无事时，本来没有一刻不在学习。到了处理政事、侍奉君主、审理诉讼、接待下属、治理家庭、亲睦宗族、教人授业、行军作战、奉祀祭礼，直到游玩休息、睡眠起居、闲谈行走，也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只是因为求学的心始终存在而不懈怠，所以凡是有声音的事物都足以使他从耳中得到启发，并不一定要听琴瑟、佩玉的声音之后邪念才不萌发；凡是有形体的事物都足以使他从眼中得到启发，也不只是阅读典谟雅颂之后才觉得至理可乐。经过耳目的，无论显著的天地日月、雷霆风雨、山川草木，还是幽微的阴阳、寒暑的盛衰进退，无不可以洗涤旧日的蒙蔽，开启新的知识。君子的内心，什么时候曾有片刻不进步呢？所以从少年到老年，从普通人到圣贤，就像禾黍从刚长出一寸的幼苗到秋天成熟，杞梓楩楠从合抱之初的树苗长到百围粗大；其中有必然的规律，不能欺骗。后世的士人志向狭小而容易放纵，学问浅陋而容易满足，只在口头上说而内心没有所得，只读书而不探求其中的道理；少年时所学习的，长大后就忘掉，长大后所拥有的，做官后就抛弃；还没有显贵就先骄傲，还没有老就已经懈怠；勉强得到的东西，不久便失去，哪里还可以希望他们进步呢？地位越高，名声越受辱；年纪越大，德行越受损；不到变成小人便不停止的人很多。想要找到像蕴玉这样不断向道前进而不懈怠的人，哪里能够得到呢？我认识蕴玉才一年罢了，已经觉察到他的进步；如果每次见面，他都有所进步，那么他达到君子境界，还有谁能阻挡呢？古代求学的人，以成为君子为目标；后世求学的人，以成为公卿为目标。成为君子，即使没有成为公卿，也没有妨害；成为公卿却不足以成为君子，那又把公卿怎么样呢？蕴玉请我给他的书斋命名，我想用古人对他的期望来勉励他。因此命名为“君子斋”，并把这些话告诉他，同时用来考察他的进步。

译《尚志斋记》。现在的人大多不如古人，士人尤其严重，因为他们没有志向。我曾经试着对众人说：周公、孔子和我们是同样的人，可以把他们当作老师；颜子、孟子和我们也是同样的人，可以把他们当作朋友。众人都像受惊一样惊愕，随后面面相觑，勉强忍笑。我认为他们真是狂妄无知。唉！今天的士人没有志向，实在太严重了。难道不想想吗？嘴里吃的，是周公、孔子、颜子、孟子所吃的粮食；身上穿的，是周公、孔子、颜子、孟子所穿的丝帛。寒冷时用火取暖，炎热时乘凉，在房屋中居住，乘车骑马出行，早晨起身、晚上睡觉，没有一件事不同于周公、孔子、颜子、孟子。眼睛能看，耳朵能听，手脚能拿取和行走，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唯独对于道却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呢？假使这四位君子都像世人妄传的神仙鬼怪那样不可形容，那么当然不能仿效他们。如今他们出生时有乡里，死后相传有子孙；他们的德行文章都记载在书中，可以考察验证；他们成为圣贤的学问次序也可以考究而知，为什么不能仿效呢？况且这四位君子，他们的本性同我们相同，形体同我们相同；他们并没有四只耳朵、三只眼睛、六种或五种常性、两颗心，他们心中具有的东西，我们心中也没有缺少一样。他们为什么偏偏可以成为圣贤，而我们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呢？这是有原因的。周公是臣子，却想着兼有三王所做的事业；孔子、颜子、孟子都是平民，有的自比文王，有的说舜是可以赶上的，有的以不能同伯夷、伊尹相比为羞耻。他们的志向就是这样，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上天生下人的身体，难道只是为了养活这区区的口腹身体，直到死亡就算了么？还将要用它来辅助天地所不能做到的，帮助养育这些百姓。可是其中有命运，有的人不能获得地位来在当时施行恩泽，便把道理写在书中传给后世，只求伸张自己的道罢了。困穷或显达都不足以牵累他们。正因为不受困穷显达牵累，所以身处朝廷而面无喜色，困于田野而内心不动摇。他们内心所存的东西重大，所以看待外在事物就轻微；志向早已确定，哪里像鄙陋之人那样呢？鄙陋之人的志向在富贵和权术上，得到它就以为荣耀，失去它就遭受摧折，甚至想寻死。从君子看来，这同狗有什么区别？可是有人还自以为得意，是因为他的志向低下。因此，立志于富贵权术而不立志于道，是自己轻贱自己；说自己不足以行道，是诬蔑自己；说周公、孔子、颜子、孟子不可企及，是抛弃自己的天性。这三件事都是君子的祸害。我的朋友金华俞子严，请太史公为他的读书斋命名，太史公给它题名为“尚志”。我为士人没有志向苦恼已经很久了，所以把这些道理告诉他。《尚友斋记》。生在当今时代，却认为天下所有人都不足以交往，一定要到千年以前去寻找士人来做朋友，这样对自己的要求不是太重，对别人不是太轻了吗？并不是这样，只看我自身如何罢了。我如果确实是庸人，即使同乡同巷的人都让我敬畏，我哪里敢同他们交朋友？我如果确实贤能，确实有道，即使天下空无一人，把千年看作一时也可以，我怎么能不与古人交朋友呢？古人就是这样。过去孔子自比文王，孟子以同管仲相比为羞耻而愿意学习孔子；这一个是圣人，一个是贤人，他们自知明白，所以他们的自许即使经历百世也没有人能提出异议。如果不估量自己的能力而过分自许，像司马迁把自己比作仲尼，石勒轻视光武那样，话还没有说出口，人们就会暗中发笑，又有谁会相信呢？不过，这是从最终成就来说的。求学者立志却不同，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智慧和愚昧具有同一本性，能够穷究道理、尽性而行，即使把自己当作孔子、孟子也可以；即使向上以孔子、孟子为目标，希望同他们交友，也可以，何况其他人呢？浦阳黄仲昭，二十多岁，喜好学习而且警敏，曾经把“尚友”作为书斋的名称。浦阳是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其中从事儒业的也很多。仲昭虽然贤能，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同仲昭交朋友吗？再推及一郡，再推及淛水以东，那里百姓更多，像仲昭这样的人也应该更多；再推及大江以南，扩大到天下，难道竟然没有一个像仲昭这样贤能的人吗？仲昭都不去寻找，却突然取古人为朋友，或许确实不能没有疑问；然而仲昭的志向却值得尊重。古代圣贤什么时候把自己同普通人等同看待过呢？世道衰落、风俗下降，士人不知道应当立什么志，把古人看得像鬼神异物一样，认为不是人所能达到的；偶尔有人以古人为目标，便指着嘲笑，说他狂妄。唉！如今人吃粮食、穿丝帛，没有不同于古人；到了古人的道，却自己轻贱自己，不敢稍微仿效，这不是愚蠢吗？仲昭的为人，我虽然不能完全了解，然而他的这个志向就是古人的志向，因此可以同他尚友。只是还不知道仲昭希望同哪些人交友罢了。古人有贤有不贤，他们的道有达到有未达到；仲昭取其中贤而且道德达到的人作为朋友，把其中不贤的人作为自我惩戒，那么凡是书册中所记载的人，谁不是仲昭的朋友呢？我很有志于古道，认为伊尹、周公都是应当结交的朋友，却常常被人指着嘲笑；我因仲昭同我的志向相似而高兴，所以替他写下这篇记。至于古人的学术政事的美好道理、道德仁义的学说，还应当同仲昭共同讲论。

译《省庵记》。同郡的卢廷刚任谷府奉祠，专心求学，勇于修养自己，把读书的房屋命名为“省庵”。洪武癸酉年，他随王经过大梁，我从京师回来，在路上遇到他；他请我阐发“省庵”的意义，当时没有实现。今年他又从上国写信，跋涉数千里送到汉中，重申前次请求。我说：“奇怪啊，廷刚的请求！身上生疮的人常向治疮的医生求治，一定不会向患疮的人求医；眼睛有病的人常向治眼病的医生求治，一定不会向盲人求医。难道不是因为不能治疗自己的人，本来就很难指望他治疗别人吗？”我是天下最鄙陋的人，平日看待世事，一无所察；保存诚心却不思考，面对外物却没有机心。看见别人欺骗自己，往往就认为那是正确的，却不知道那是在欺骗；看见别人侮辱自己，往往就认为那是应该的，却不知道那是妄为。听见赞誉我的话，淡然向内省察，却不知道是否应当高兴；听见诋毁我的话，坚定地相信自己，却不知道是否应当愤怒。凡是得失、荣辱、祸福，都不能进入我的胸中。雷声震响、电光闪耀，也不知道因此惊惧；鬼怪出现隐没，也不知道因此迷惑。天下没有谁像我这样对一切都不察，我是最严重的。可是廷刚反而请求我阐发“省庵”的意义，这同向治疮的医生求治疮、向盲人求医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人的情性不能在各方面都达到极致；有昧于一方面的，必然有明于另一方面的；有短处的，必然有长处。我对于外物方面极其迟钝，本来就是不察的。难道我果真没有所察吗？对于言语，我察看它是否违背道理；对于行为，我察看它是否违背义；念头萌发时，我察看它是否被私心搅乱而沉沦于欲望；侍奉上级，我察看自己是否没有竭尽忠诚；抚恤下属，我察看自己是否没有达到宽厚；交朋友，我察看自己是否没有先向对方施以善意；侍奉神明，我察看自己是否还不能无愧于天。凡是四肢有所动作、口中有所发出，我没有不尽力加以省察的。不只是省察而已，又一定要攻击它、克服它，揉正它、矫直它，使内心遵循正道而不偏斜。即使这样，我哪里敢说自己能够自我省察呢？哪里敢自称没有背离君子之道呢？况且我听说：没有过错而不需要省察的，是圣人；有过错便省察并立即改正的，是贤人；别人告知他有过错而能够改正的，是正在进于君子的人；有过错却不省察，反而省察那些不必省察之事的，是普通人。廷刚如果能够明白这几种情况，并谨慎地选择自己应当省察的对象，那么就会知道我必定要省察的，并不是过于苛察；我没有省察的，也不是过于粗疏。不过，《尚书》说：‘惟精惟一’，所谓精，就是省察。知道这些属于智慧方面的事；至于专一，如果不努力守持，就不能做到。克制自己的事情，是实行一切的根本。从前的大贤君子，没有不从事于此的，何况是我和廷刚呢？何况那些不如廷刚的人呢？我怎么能不把这些话说完，以满足廷刚的请求，同时也用来勉励自己呢？《御赐训辞记》。处在天下最高地位的人，必须以天下最盛大的德行作为根基，然后才可以胜任。德行不足而地位有余，是天道所不赞许的。自古帝王兴起时，上天将要使文武才智之士出世来辅佐他们，使他们享有太平之乐，必定先产生德行盛大的君子作为先导，使他们积累仁德、累积善行，为后人开启事业，因此根基深厚久远，恩泽隆盛绵长，后世世代承继他们的爵位直到无穷，不像一时侥幸所得的那样不可凭恃。大明圣天子承受上天的明命，开始创建华夏，豪杰英勇之臣乘时奋发而建立大功，达到将相地位的，本来就不是一两个可以计算的。若要寻找先前有积累、后世有继承，事业谋略可以同古代名臣相提并论的人，只有已故岐阳武靖王李公是这样。武靖王的祖先驸马都尉陇西恭献王，凭皇室的深厚亲属关系，晚年享有爵位封地；他年轻壮盛时，侍奉父母极尽子女之道，等到遇上风云际会，受到皇上的尊重礼遇，在群臣中没有谁能与他相比；同时他敬畏谨慎而严密，言语不涉及私事，敦厚宽大，行动一定考虑义理，天下称说盛德的人都归于他。到了武靖王，终于凭借开国功勋登上上公的尊贵地位，忠孝的大节尤其卓著，成为天下效法的榜样；因此福禄光显、恩宠荣耀，成为国家世代相传的勋贵之家。如今国公承袭爵职，想着继承祖先的美德，皇上于是亲书“体尔嫡祖忠孝不息”八个字赐给他。国公既珍藏宝书而恭敬奉行、不敢忘记，又亲手抄录副本，庄重地供奉在宅第的正堂；出入时都瞻仰观视，始终如同面对天子的容颜，从不懈怠。并且他说我曾有幸拜见武靖王，大略知道他的事迹，便写信给我于海上，请我作文记述。立身处世、侍奉君主的道理，没有比忠孝更大的。国公出生时，上天已经赋予他这种道理；如今皇上又重申它作为赐言，圣人的话就是上天的话。上天用言语发表出来，本来已经像日月一样明白，何况又写成文字昭示在这里，即使是河图洛书的出现、龙马神龟所背负的图文，又怎么能超过它呢？即使有善于文辞的人，也不能再增加一丝一毫，何况鄙陋卑贱的我呢？不过，忠孝的道理，我私下也曾听说过。侍奉父母，恭敬顺从而没有违逆，固然是孝；把这种心推及侍奉君主，诚实恭敬而不欺骗，仁慈宽恕而有容人之量，把国家的政事放在前面而忘掉私利，只以百姓和国家有利为念而不顾自身，这尤其是孝的大道。所以知道孝敬父母，才可以侍奉君主；能够忠于君主，然后才能称为大孝；忠和孝并不是两回事。像国公的先祖武靖王那样，和颜悦色、德行顺美，使家庭和睦；宏大的谋略、伟大的议论，有益于宗族和国家；奇功俊略震动四方夷狄，却以诚实笃厚守持；对内使君主安宁，对外使百姓信服。在这两方面，可以说都尽到了。国公难道不应当思考并继述前人的事业，以期不辜负圣天子光明的命令吗？古代贤臣能够继承祖先事业的，如伊陟继承阿衡，巫贤继承巫咸，吕伋继承尚父，召虎继承康公，魏文贞有魏謩，李西平有李愬，他们都能发扬先人的谋略，彰明宏大的遗志，使功业长久承继，让人们因他们而更加知道祖德的盛大，从而增加国家的光辉。这就是所谓忠孝的大道，不是有志向的人不能学习的。国公年富力强，求学又十分专心；器度厚重，志向又十分深远。他磨炼性情、整饬行为，不把富贵看在眼里，而勤勉不倦地以报答君亲的恩德来激励自己。古人所说的世代继承美德、同国家共享长久福祚，天下本来就对您寄予厚望。既然如此，我怎么敢不替国公写下这些话，以庆贺国家有世代相传的贤臣呢？

译《学孔斋记》。阴阳之气运行在天地之间。凡是有形体和色彩的事物，没有不凭借它来成就自身的。而这种气，从来没有因任何事物而增加或减少。三辰的光明、五岳的高峻、四海的广大、百川的流动，都得到这种气中伟大的一部分。豫樟楩楠得到它而成为木材；麟凤龟龙得到它而成为祥瑞；虎豹犀象得到它而成为威猛；黍稷稻粱麻枲桑檿得到它而使万世受益；有力量的动物得到它来负重远行，灵敏的动物得到它来掌管报晓、记录时令。至于羽毛鳞甲之类、蠕动的生物，如果没有得到这种气，就不能生存。它的化育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这种不停运行的气，什么时候曾有过古今的间隔呢？孔子的道也是这样。智慧的人不得到它，就不能成就其智慧；勇敢的人不得到它，就不能成就其勇敢。端木赐的辩才、冉求的才能，子游和子夏的文学，如果不是有所获得，也不能成就他们的名声。凡是在圣人门下游学的人，也都从圣人那里听闻了一二分道理，但圣人的道本来依旧如此。难道只有当时是这样吗？千年以后，得到其完整内容的成为大贤，得到其正道的成为君子，得到其一偏的仍然不失为善人。明白《春秋》的，得到其微旨；明白《易》及其衍义的，得到其中道；明白《诗》《书》的，得到其正理；明白《礼》《乐》的，得到其文理。没有得到孔子之道的人，过度发挥便成为庄周，卑下偏狭便成为申不害、韩非，违背正道便成为小人。凡是具备视听而具有人的形体的人，谁能舍弃这条道而独自立身呢？所以平民舍弃它，长幼关系就会乖乱；大夫士舍弃它，职守事业就会毁坏；做将相的舍弃它，就不能有益于国家，反而会给国家带来祸患；做面南而王的君主却不以这条道为师，就无法把德泽施加于百姓，无法把显赫的名号留传无穷。自周、汉以来，得到孔子之道而用来做君主的人，考察他们的治理功绩就可以知道。帝王得到它，便有汉文帝、汉景帝、汉明帝、汉章帝、唐太宗、宋仁宗；诸侯王得到它，有的卓然成为宗室中的英杰，有的知道行善是值得快乐的。这些人都有超越常人的资质和高出世人的见识，所以能知道所应致力之处，最终有所成就。虽然他们所得还不能完全达到最广大的境界，然而都属于圣人的门徒。以臣观察蜀王殿下，殿下难道是圣人的门徒，并且得到其大全的人吗？殿下的资质禀赋非常高，求学又十分专心，闻道很早，努力实行而不懈怠。明智能够照察万理，却不至于过分苛察；才干足以综理万事，却以无为的方式施行。德行气度美好，如阳和之气般温暖；求学问道广博，如宝藏般丰富。古代求学的人只要有其中一项，都会想依附于圣贤；而殿下却以谦虚处之，以畏慎检束自身，进退总像赶不上别人一样；对于体恤百姓、救济众人、赈灾施惠的事情，又孜孜不倦地去做。假使遇到孔子这样的圣人并拜他为师，所得难道可以估量吗？我偶尔同殿下谈论众圣人的道，因此殿下把殿旁的书斋命名为“学孔”，命我记述其中的意义。孔子的学问，当时求学的人都知道；至于真正善于学习孔子之道的人，即使古代君子也有感到不足的地方。并不是孔子果真难以学习，而是人们私自取得其中一偏，不求其全，只在名目上求取孔子之道，却不知道我们自身可以成为圣贤的地方还有很多。孔子同阴阳一样化育万物的道，本来足以陶铸历代君王、规范三代；他在经典中显现的言语，是人们能够认识的；他发端于内心的实际行事，却不是学习道并有所获得的人所能做到的。殿下既然已经从这条道中有所获得，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得到它固然美好，守住它却困难；守住它固然困难，始终不改变这种守持，并推而及于外物，就更加困难。先于孔子而得到这条道完整内容的，没有超过尧、舜、文王；学习孔子而得到其完整内容的，没有超过颜子。尧舜的钦敬明察、谦恭自持，文王的德行光明显著却不自夸、临民不倦而且守持不懈，颜子的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牢记在心而不懈怠，大圣大贤守持这条道，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也只是一个‘敬’字罢了。敬，是用来成就仁德的。仁是众善的根源、各种德行的首长，也是天地的本心。得到这种仁来做人，人的道就完备了；得到这种仁来做君主，君主之道就完备了。孔子的圣德，难道还能在这里增加一丝一毫吗？所以做人却不学习孔子、颜子的学问，就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人；做君主却不以尧、舜、文王为准则，就是失去了君主的职责。自孔子以来，已经一千多年了，知道孔子的人很多，但不能处在大位而享有富贵尊显的人，往往不知道以圣人的大道为师，所以百姓受到孔子恩泽的情况，始终没有充分遍及。殿下具备颜子所有的德行，却处在孔子从未有过的尊位；用敬来守持它，用仁来施行它，直到时间越久越不改变，这本来是殿下完全能够做到的。推行至仁来治理国家，使人人都说，处在大位而学习孔子并得到其大全的人，是从殿下开始的；用这一点洗刷古来的陋习，难道不是天下后世的幸运吗？

译《身脩思永堂记》。世子殿下既已正式成为储君，承担国家的重任，对上要恭敬承受皇帝的教诲，恭敬继承先王的事业；对下要抚育统率群臣、士人、百姓以及三军将士，不能不考察古代、学习古道。每天驾临殿东堂，同精通经术的官僚讲论虞、夏、商、周君臣治理国家、树立德行的要旨，讲论孔子、孟子流传后世、教化善人的言论，勤勉不懈，甚至忘记吃饭。因此向王请求，取皋陶陈述谋议的话，把所驾临的堂命名为“身脩思永”，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恰逢我在京师校阅文章，回来后又有教令让我记述此事。我拜手辞谢说不敢，于是说道：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修养自身更重要的；修养自身的方法，没有比治理内心更切要的；而心的职能，就在于思考。思考是贤能或昏暗产生的原因，是治乱产生的原因，是吉祥或灾祸区分的原因。人有身体，谁能没有思想呢？只有能够使自身处于礼义之中，所思考的不只是一己的安逸，而能想到百姓；不只是一时的适意，而能留给后世。发言时，担心或许被凡俗浅近的见识蒙蔽，就一定努力做到可以经行长远；施行政令时，担心或许只便利眼前，就一定希望流传到无穷。这样，就是思虑长远，而自身没有不修养的了。古代贤明君主能够使宗庙社稷保持千百年，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至于普通人就不是这样：耳目容易被声色诱惑，肢体容易沉溺于安逸享乐；即使喜好义理，有时也胜不过利欲；即使喜欢求问学习，有时也不能推行到实际事务中。言语行动之间，只苟且谋求片刻的利益，没有时间稍微把谋略放得长远。想要修养自身而治理国家，怎么可能做到呢？”如今殿下给堂命名，特别取法皋陶的话，可以说知道应当选择什么了。然而殿下每天使圣人的道在古代事迹中日新而贯通，没有什么不能通达的，我不敢再加以议论。不过我曾私下观察圣天子达到大治的情况，几十年宵衣旰食，没有一天懈怠；富有天下而饮食服饰从未超过节制，嗜好从未失去中正；敬畏上天、体恤百姓的心意，在中国传播，又播及四方夷狄。每建立一件事、制定一项法令，一定考虑万世而为之防备；其巍巍高出往古，开创长久宏大的事业，都是“身脩思永”的明显成效，也是百代君王应当取法的。难道不是殿下应当学习的吗？君主自称不敢以圣人为师，是因为智慧不足；有以圣人为师的美好志向却没有成效，是因为勇气不够；智慧勇气都具备，却没有人能用道德辅佐君主，是群臣的过错。殿下确实信奉道而敏于求学，又向我询问；我虽然不足以辱承使命，却也不敢有所隐瞒。周公的诗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继承修治他们的德行；永远想到配合天命，自己求取更多福祉。’向远处说，有虞廷贤臣所陈述的道理；向近处说，有圣上的教诲。坚定志向，努力实行，以保卫安定王家的伟大根基。我私下对此抱有深切期望。《御史府记》。皇上刚即位时，立即下达明确诏令，施行宽政，赦免有罪之人，免除拖欠的租税，数以巨万计；革除妨害百姓的事务。第二年，因改元而赐给高龄老人米、肉、絮、帛；百姓有卖儿女的，官府替他们赎回；免除田地租税；丙寅年派遣使者询问天下百姓所忧患困苦的事情；奖赏清平的官吏；罪至死刑的人，多得以保全性命。于是刑部、都察院审理囚犯，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人人都更加重视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日，有诏书说：‘近来由于诉状繁多，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刑部共同审理各种狱讼。现在依赖宗庙神灵，案件颇为减少，应当把都察院改回汉代制度，称为御史府，专门以纠察贪官残暴、举荐循良官吏、匡正政事、宣扬教化为职责。裁省御史人数，定为二十八人，务求忠厚，以达到天下太平。’三月戊辰日，赐给御史衣服。第二天己巳日，因都察院旧署在太平门以北，前往朝见困难，命令就詹事府改作御史府，在新官署赐宴，又命文武大臣都参加，以表示宠爱抚慰。不久有敕令命我记述这件事。我想，百姓生存，以德来养育他们，就安于行善；以刑来制约他们，就会抛弃善而趋向恶。圣人治理天下，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使人人都知道去除恶行而趋从善行，治理之道就成功了。御史这一官职开始于周代，它所治理的事务以及权力职责的轻重，虽然屡有变化而不恒定，但任用得当，国家纲纪就会振作，国体就会尊严；任用不得当，人们就不会肃然敬服，是非也会错乱。专门把刑狱交给御史办理，则是近代才开始的。过去执掌法律的官吏用刑严酷，犯罪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先皇帝对此深为厌恶，想有所改革却没有来得及。如今皇上用德来养育人民，百姓喜悦，诉讼减少，又恢复古代官名来修明善政，实际实行了先帝未完成的遗志。从今以后，居于御史府的人，应当恭敬承受圣上教诲：凡是对国家便利、对百姓有利的，就要进言；凡是百姓的祸害、国家的疾病，就要革除；不要沉溺于私情而违背自己的操守，不要畏惧权势而屈服于应当做的事；一心用道辅佐天子施行德教，使百姓淳厚如三代之时，这才不辜负设置官职、谋求治理的本意。如果不是这样，舍弃大事而专注细节，有的用小忠小节来沽名，有的施行诡诈的行为、说出奸邪的言论，借此求取荣宠利益，却不管百姓的治乱、国家的安危，那么这个官职虽然改了名称，实际上令人厌恶的情形仍然如旧，怎么可以呢？我有幸执笔跟随太史之后；记载政教、阐明职守，以示后世，是史官的职责，所以记录这件事，用来规诫居于此位的人。

译《春风和气堂记》。曹国公李公年少而志向博大，资质强健而气度和厚；身为天子的近亲和重臣，却专心求学、谦下礼贤，爱好同布衣士人相近。把私人宅第中宴饮休息的处所命名为“春风和气堂”。于是友人林公辅君嘱托我作文。回想我童年时，曾经凭文章在济上拜见先武靖王，王很喜爱我，以礼相待，从容谈笑，把我看作国士来期许。如今十五年过去了，而公能够继承先人的功业，声誉志业比前人更加光彩。公为自己所居的堂远道命我写记，其意义很丰富，且待我十分深厚，我不能用鄙陋卑贱的辞说推辞。于是为他写道：上天凭借五种气候成就一年的功业，把发生万物的德性施行出来的就是春；人凭借五常来应对变化，具备慈爱之道的就是仁。上天虽然至刚至健，没有春就不能使万物生长；人即使有刚强勇武、明察果断的才干，没有仁也不能建立政事。所以国家有仁人，就如同上天有春天。唐虞时代，有稷、契、皋陶、伯益等人如同春天，却没有险恶乖戾的气息从中间阻隔，因此那个时代达到极盛。对于商汤来说，伊尹是春天；对于高宗来说，傅说是春天；对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来说，周公、召公、毕公这一类人是春天。他们为人各不相同，然而都能协调天下诸国，把恩惠施加于天下。到了周朝末年，孔子、孟子出现了，他们的德行足以使世道如春天般温暖，可是各国没有谁能够任用他们；即使他们能使太和之气完备于自身，也没有办法推及万物。汉朝兴起，萧何、曹参成为汉朝的春风；光武帝复兴国家时，邓禹、冯异、卓茂、贾复这一类人，有的铲除残暴、平定祸乱来成就功业，有的以和乐慈祥来教化风俗。他们所做的事情虽然不同，但作为春风温暖国家却是一样的。汉朝以后，有仁人辅佐政事的国家，必定昌盛而长久。因此，唐朝以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为春风，宋朝以王安石、李纲、韩琦、范仲淹、司马光为培植国家元气的工具，都传承了数百年。其他有些国家，或者温暖尚未施行，寒冷便接踵而来；生长发展的力量不能胜过摧残杀伐的力量。从此，百姓经历千百年，能够遇到春风的，大概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难道仁人在古代很盛多，而后世独独稀少吗？有的是遗弃仁人而不能任用，有的是任用了仁人，却又夹杂任用奸邪谄佞之人；即使想使国家如春天般温暖，也做不到。我朝拥有天下以来，文武臣子中成为时代春风的人数不胜数，而武靖王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他平定大难、消灭大盗时，以不杀人树立威严，以不交战显示武功；他的义声所到之处，天下大都归顺。等到功业成就、政局安定，他出入宫殿，辅佐天子，所说的全是体恤百姓、宽厚广大之事；他谦逊谨慎，忠诚宽恕，从不骄傲自满，百姓直到今天还在颂扬他。这难道是可以勉强做到的吗？仁德发自真诚，是无法掩盖的。如今公正处在太平无事的时代，追念前人的德行，感念国家的恩典，把春风悬挂在堂上，借以时时观看。那庄严的样子，仿佛武靖王就在面前，可以承接他的声音、观看他的仪容；那肃穆的气象，仿佛身处唐虞三代的朝廷，正在听仁人贤士谋划政事。以孝道继承先人的志向，以忠诚尽到自己的职分，学问更加明达，道德更加高尚，自我修养更加谦下。我将看到您成为国家的春风，在这个时代赞助雍熙太平之治，已经指日可待了。难道只能在一堂之中看见这种春风吗？您出生于显贵美好的环境，却不沉溺于富贵，由此可以看出志向节操的奇异；不把声色耳目的享受作为玩物，而以仁人的事业自我勉励，由此可以窥见器识功业的盛大。我既追思武靖王的德行，又欣喜地看到您的成就，所以愿意把这些告诉天下人。萝月山房记 身处其中而感到快乐，不如心怀仰慕而感到快乐那么深。人的常情是，时间久了便习以为常，习以为常便会厌倦；心中产生仰慕便会喜爱，喜爱便会快乐。心一旦产生厌倦，即使是天下最美的东西，也会因厌恶而显得卑贱。淳熬、▯珎，是世上的美味；让经常吃它的人来说，未必知道它是最美的滋味。虞韶、象武，是世上的美乐；让经常听它的人来听，未必知道它是最好的音乐。因此，富贵之人不知道俸禄官位有什么可快乐的，贫贱之人却仰慕它；山林隐士不知道幽静寂寥的境界有什么高妙，富贵之人却思念它。然而，以贫贱身份仰慕富贵，便是鄙陋；以富贵身份仰慕林泉，便是通达。他们向外仰慕这一点相同，而贤与不肖却不同，大概是因为贫贱而无欲，仍不失为善人；富贵而无道，则是不幸至极。世上的贤士大多喜爱山林沟壑的趣味，而忘记爵位的尊崇，这也是有道理的吧。广海何茂先，天资敏捷而有文才，年少而奇异。他的父亲在天下初乱之时，于群雄争战之际识得真主，派遣使者前来归降；所守的十多个州，不动一兵一刃便归顺朝廷，在职方方面对朝廷功劳非常伟大。凭此历任大藩镇二十年，终于获得剖符分封，地位与诸侯相等。茂先生长在富贵之中，脚从未踏过山丘沟壑，眼睛从未看过林岭；他性情高雅，喜好学习，清静超然，有脱离尘俗的姿态。他的言论诗章，仿佛是居住山林、饮用涧水、追随云月而遗忘尘垢之人所作，完全刮去了车服绮纨的富贵姿态。他把南门赐第中读书的房间命名为“萝月山房”，取自杜子美《过何将军山林》的诗句。房屋内外环绕着名家书法、名画、奇石、灵草，虽然处在京城之下，却有罗浮山、衡山山麓之间的意味。追逐声名利禄的人同他交游，无不自惭失色。薜荔女萝间的月色，以及隐居的士人，谁没有见过，却又有谁真正懂得其中的趣味？茂先用它命名一室，于是把崇山密林移到门窗之下，欣然快乐，忘记富贵有什么可羡慕的。这究竟是怎样得到的呢？大概是他的天资接近道，超出世俗之外，所以不应被权势地位所动摇。然而，内心可以从外物中得到快乐，却不可沉溺于外物。如果得到其中的快乐而不被外物所沉溺，即使俸禄官位也不足以成为负累；如果沉溺于所喜爱的东西而不能真正享受其趣味，即使是清幽的林泉，也只足以成为役使心志的工具。因此，士人果真能够超越万物，那么万物都可以为我所用；不能超越外物，那么一颗心将被万物役使。圣贤的学问之所以可贵，在于穷究事理、穷尽本性，使这颗心广大浩然，与天地同为一体。所以身处富贵而不自满，遭遇贫困而不气馁，面对重大变故和大事而不惊惧；这样，利禄不能玷污他，山林也不能使他自以为清高，无论出仕、退隐、显达、隐晦，都无所不宜。茂先的贤能，或许有意达到这种境界吧？如果确实出于这种境界，那么即使杜子美复生，替茂先说话，也不能再有所增加。我又哪里配得上参与听闻呢？

译后乐堂记 谋虑周详地考虑当世，然后才可以担当天下的事务；德行施加于众人，然后才可以同天下人共享快乐。见识只限于一时，谋划不超出自身的人，很少有不成为国家祸患的。古代豪杰之士，住在穷困的茅屋陋巷中，穿布衣、吃粗食，尚且不能供给自己，却深思百姓安危的原因、政教得失的缘由、古今治乱的根源，并为此筹谋规划，急切得如同谋划自己的私事。他们难道不想使自己安逸，却偏偏过分忧劳吗？大概是上天赋予人才能智慧，并不只是要他谋求自身，而是本来就希望他补助天道所不能帮助、百姓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罢了。因此伊尹还在田野之中，就把启发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颜渊饮水挨饿，却谈论治理国家；孟子乘车周游四方，常常把先王之道告诉有权势的人。他们确实知道自己所接受的责任重大，所承担的任务沉重，不敢抛弃当世而辜负上天。所以得志时恩泽遍及四海，不得志时功业流传后世，他们的德业声名越传越远，也越发显扬。至于鄙陋之人就不是这样了，只顾自身获利而忘记他人，只求适合当前而不顾将来。当他得到愿望、处在高位时，放纵地凌驾于百姓之上，自以为可以无忧，却不知道没有德行施及他人，最终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快乐。我在当今寻找士人，不归于这一类的很少。像河南右参议董公安常，莫非就是听闻圣贤遗风而奋发起来的人吗？公世代居住在燕地宛平，自己还是儒生时住在山林之间，穿布衣粗褐，吃藜藿粟米，已经怀有忧虑百姓的心。元朝灭亡、国朝拥有天下以后，公因荐举入朝，任资善大夫，侍奉懿文皇太子，所陈述的大多是忠厚之言。皇上听到后认为很好，越级升任左春坊大学士。适逢东宫去世，不久出任河南治理政务，他尽心于民事：百姓有尚未安定的地方，就像自己的肢体患病；政令有不合适的地方，就像灾祸即将在早晚发生。他起草数千言的密封奏章上呈朝廷，并把退朝进食后思考政事的厅堂命名为“后乐之堂”，大概是取范希文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世上担任重大责任的人很多，以家境尚未富裕、俸禄尚未优厚、愿望尚未完全实现为忧虑的人，常常有；忧虑自己的职分难以胜任的人，却没有。不要说既忧虑自己的职分，又把百姓作为忧虑的对象，更是没有。没有地位时只想着地位可快乐，幸而得到地位后又只怕快乐还没有达到极致。哪里有像范公那样不忘天下、以百姓的忧乐为忧乐的人？又哪里有像公这样仰慕圣贤的人呢？范公的学术与颜回、孟子未必相同，但忧虑百姓的心相同。公如今的学术与范公未必相似，但忧虑百姓的心也相同。公超过常人，难道不是很远吗？虽然如此，范公说：“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既然这样，如果天下还没有达到唐虞三代的盛治，君子难道就一刻也没有快乐吗？我看公天性诚笃厚重，平日涵养有素，温和纯粹的气质流露在笑语之间；他的内心大概有足以自得的快乐吧？只是能够自我快乐，却不能把它施加给他人，这正是公忧虑的原因吗？假如处在高位的人都能懂得公所快乐的事情，并效法公所忧虑的事情，那么百姓或许就能得到救治了吧？后乐斋记 一个普通人却忧虑天下，没有官位却议论世事，时俗认为这是狂妄，而君子却取法于此。从地位来说，朝廷内有公卿大夫，朝廷外有伯、牧、守、令；俸禄丰厚的人承担荣耀的职务，地位显要的人承担重大的忧患，普通人本来似乎与这些没有关系。从道来说，我从上天所接受的东西，与众人不同，距离竟有这样远。上天难道只是把它私自给我吗？所以，大到天地，小到人物，凡是与我同类却不能顺遂其本性的人，都是我的责任。既然都是我的责任，也都是我应当忧虑的，哪里敢以自身地位卑下、职分低微为借口呢？古人不敢把自己当作普通人看待，也不敢把当代时势推给后世君王。颜回困顿地穿着布衣，却把自己比作舜；伊尹身处草野，却想使君主达到唐虞的境界，这不是夸大的言论，而是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一个人平居时已经有仁爱万物的心，假如给他官位，他的功业谁能抵挡呢？所以，忧虑天下的人，正是天下人赖以无忧的人。鄙陋之人却不是这样，只求自身安逸而不体恤别人，只讨好君主而不顾后世。他未得地位时，急切地求取；得到地位后，便极力追求嗜好、供养和奢华，以此为乐。百姓的艰难困苦、政治的缺失错误，就像自己根本没有听见一样。他们的内心并非不想保住俸禄地位，只是所追求的既然是私利，严重时就会败坏别人的国家，否则也会败坏自身，这本来就有不能避免的。他们是因为为自己谋求的心太急，而享受安逸的快乐又来得太早。假如能够忧虑百姓所忧虑的事情，设法使百姓获利安定，即使没有期待自身快乐，快乐也会自然到来，哪里会有危险败亡的祸患呢？我年轻时诵读范文正公的话，仰慕他的为人，认为贤者本来就应当如此。后来看到他在仁宗时不能充分施展志向便去世，常常感慨叹息，认为仁宗是近世善于治理的君主，范公是治理国家的伟大人才，尚且不能相遇相合，那么世上有像范公一样有志向却没有遇到明主的人，想来一定很多。等到我游历四方，寻找当今士人同他们交往，希望找到志向如范公的人，却从未见过一个；这才又知道，不只是善于治理的君主难得，有志之士本来就很少。近来在京师，我认识了永嘉戴君思持。思持是太学生，在外任职办事，几年间主管官署都没有任用他，只好租房居住，穿旧绵袍、吃粗疏食物，贫困得几乎无法生活。思持并不以此为忧，每当谈到百姓的事情，总是深思远虑，好像切身受到了伤害一样。他把自己的居室题名为“后乐”，仿佛是在仰慕文正公的话。我因此私下里敬爱他。士人不能实行自己的道，往往是忧虑贫贱、仰慕富贵的感情损害了他；而思持独独不因这些改变自己的内心，他与常人相异太远了。不同寻常的事情，即使微小，也不应废弃古人的义理。因此我记述他的书斋，把这些告诉世人。

译孝思堂记 做人子的道理，奉养父母固然困难，但没有比使父母显贵更困难的；使父母显贵固然困难，而尤其没有比使父母安享更困难的；使父母安享已经很难，而只有使父母长寿最为困难。自庶人以上，谁不知道拿甘甜柔美的食物、精细华丽而温暖洁净的衣服奉养父母？然而，如果脸色稍有违逆，心意有一点不真诚，爱敬之心有一处不到，就不能算善于奉养。幸而奉养侍奉没有违背父母的心意，却不能修养德行来显扬自身，使父母的声誉不能在当世显著流传；父母活着时与普通人没有不同，死后又没有办法使祭祀丰厚，那么父母和自己都还不能没有遗憾。有人使自己达到富贵地位，使父母得以享受荣耀；但如果才能不能胜任职位，善行不能施及他人，留下毁谤、招来侮辱，常常害怕危险耻辱降临，也仍不能称为孝。又有人身处富贵而父母已经安适，权势地位可以使父母荣耀于当时，但名声节操不足以传之后世，父母的美名不能流传久远，君子仍然会以此为忧。因此孝子侍奉父母的心没有穷尽，孝道也没有穷尽。奉养父母而能使其显贵，使其显贵而能使其安适，使其安适而又能使其长寿并永存美名，这大概才接近君子所希望的，才可以尽到孝思之心吧？成都王侯履道幼年丧父，他的母亲夫人贤明而懂得教育，把他送入学校，使他求学。后来他登朝做御史，由御史升任河南按察司佥事，而母亲夫人一直安康。履道把母亲迎到任所，早晚带领妻子儿女侍奉在身旁，和乐顺适，同僚朋友都称赞他孝顺。于是他把正堂题名为“孝思”，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侍奉母亲常常难在奉养，而履道有俸禄可以置办肥美甘甜的食物，供应冬裘夏葛；使母亲显贵尤其困难，而履道入朝时戴獬豸冠站在殿柱之下，执掌法度来整肃百官；出任大藩，则穿绣衣、持斧，巡视所辖地区，纠正枉曲、表彰正直。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奔走拜伏，只怕稍有落后；穷僻里巷、偏远小邑中，数千里之内的百姓，无不仰望他的风采，思念他家世超过常人，难道不能说他能够显扬父母吗？那么履道所应思考的，只在于安定母亲的心，使母亲的名声长久流传罢了。国家所崇尚的，是公正廉洁，并以无欲之心坚守；百姓所思念的，是不受扰害，并以宽厚仁惠施行。对邪恶贪墨者不加宽贷，对柔弱善良者不使蒙冤，这样就可以使母亲感到欣慰了。每一个念头的产生、每一件行为的施行，不只是想顺从自己的意愿，而一定要合乎上天；不只是想同世俗相同，而一定要合乎义理。假如人们称赞仁人孝子时一定归于这样的行为，那么自己的名声可以流传，父母的名声也因此能够不朽。能够这样，难道不是孝思中最大的事情吗？履道，家在蜀地。蜀地的士人，如司马相如、扬雄，虽然能够使父母的名声无穷地显扬，但德行有所不足；李令伯以孝著称后世，君子却不能没有遗憾。可以当得起仁人孝子而无愧的，只有诸葛武侯、张敬夫是这样。这两位贤者，都是百世流传的人物。人如果不以成为百世流传的人物自我期许，那么他的思虑就不长远了。履道喜好古道而有文才，笃实实行而性情温厚。将来若能使自身成为名臣，又不忘记父母，使天下后世因为孝思堂而诵读履道的德行，那么或许还可以验证我的话。全乐斋记 内心没有惭愧，虽有忧戚、仰慕、怨恨而仍能快乐，是快乐在于天赋本性；依赖外物而后快乐，是快乐在于人为。天下万物没有不可快乐的；如果认为没有什么可快乐，只是一味依赖外物，那么这种快乐总有穷尽的时候，而我对它的快乐也总有厌倦的时候。高贵华美、奢侈安逸，妖艳奇异、珍奇怪异的景象赏于眼，繁复声调、悠远乐声入于耳，肥美坚实、安逸享受供于身体，这些可以使人快乐，也可以使人悲哀。众人以此为乐，君子却会讥笑他们。君子所快乐的，是保全上天赋予自己的本性，不把人为的东西掺杂进去。探究它，极其明白；践行它，极其真诚；持守并实行它，直到长久不息，那么天地的运行、寒暑的踪迹、万物的情状，全都是我的快乐。这哪里像依赖外物的快乐那样浅薄呢？那些畅快适意、自以为快乐的人，只要可供快乐的东西接连出现在眼前，便认为天下的快乐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等到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凡是自己快乐的东西，都足以惭愧悔恨，哪里还有片刻的快乐呢？古代圣贤耗尽一天的力量，常常好像还来不及，只是在寻求自己本来具有的快乐罢了。他们不因困厄或显达而动摇内心，也不因困厄或显达而改变快乐，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吧？浦阳黄君天资安静纯洁而明白义理，住在一间屋里，穿布衣、吃粗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使自己舒适，但内心独自以此为乐。他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全乐”，嘱托我写记。凡是人的内心有所快乐，嘴上未必能够说出，何况黄君的快乐，难道我能说得出来吗？然而天下的道理相同，古今人的本性相同。我向上探求千年以前的事来寻找它：舜弹琴的快乐、颜子箪食瓢饮的快乐、曾晳游息咏歌的快乐，都与我的内心相合，仿佛从我的内心产生，何况对于黄君呢？我试着同黄君登上浦汭的高丘远望：荣盛与衰败的万物为什么会这样？传入我耳中的是什么声音？昏暗与明亮、温暖与寒冷运行于天地之间而无穷无尽的，是什么气？流动而逝去、挺立而排列的事物，是谁使它们这样？苍茫地运行、郁然地凝聚的天地万物，是谁在主宰？请黄君为我说说，我当援琴弹奏它。黄君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的快乐同舜、颜子、曾晳的快乐，将会相同吗？还是不相同？这是人的快乐，还是天的快乐？黄君一定知道。我哪里配得上听闻呢？

译好古斋记 我在太史公门下求学，东阳葛君信也带着自己的学业前来学习。看他的仪表举止，仿佛有志于古人。询问他的言谈，他喜欢引用《易》《诗》《书》，不久拿出数十篇文章，都是排除了时俗语言的。后来我看他的文章题目，题作《好古斋》。我感到奇怪，问他说：“您所取法的是什么古代呢？”宓牺氏以前，是世人所谓的上古；夏、商、周三代之间，是世人所谓的中古；秦汉以后，是世人所谓的下古。上古的事情，我没有可以考据的；下古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可取的。您所喜好的，是中古吗？中古时代，在今天的时代已经没有任何相随之处了【“随”字疑有误】。您生在今天的时代，所喜好中古，究竟遵循什么道呢？就大的方面说，百姓生存，设置连帅、诸侯来治理，划分阡陌、建立井田来平均土地，设立学校来教化，施行礼乐来熏陶，而今天还保存的很少了。制定州闾邻里的法令来融洽人情，制定乡饮、乡射的礼法来勉励懈怠，制定冠、婚、丧、祭的礼法来敦厚伦理，而今天实行的也很少了。您的爱好将会在这里吗？”葛君说：“我没有官位，哪里敢作过分的谋划？愿意先从接近这些的事情做起。” 我说：“古代的农民耕种便足以得到食物，古代的商人衡量货物来求取合理价格，古代的工匠尽力劳动来求取报酬。如今，有的人嬉戏懈怠，使自己的生活陷于困顿；有的人抬高价格来榨取别人；有的人粗制滥造器物来欺骗世人；有的人不从事这三种职业，却在其中肆意谋求衣食。这就是古代百姓富足、今天百姓贫困，古代风俗美好、今天风俗浅薄的原因。您的爱好会在这里吗？”葛君说：“这也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愿意再从接近这些的事情做起。”我说：“古代的士人，头戴圆帽，脚穿方鞋，上身穿衣，下身穿裳；长带垂在身前，利剑佩在身后，容臭、珩璜等佩饰齐备于左右。如今，帽子加在头上却把四角做得方正，鞋子套在脚上却鞋头尖锐；短袖斜裙，束丝系在腰背，俯仰没有和平的声调，进退没有从容的仪态；下拜时臀部高高翘起，快走时脚步急促停顿，都与古代不同。您的好古，难道说的是这些吗？”葛君说：“服饰的事情已经很久不合古制了，然而这是王制，我哪里敢违背？穿今天的服装，实行古代的礼仪，也可以。愿意再从接近这些的事情做起。”我说：“古代求学的人，难道还致力于别的事情吗？只是致力于明白伦理罢了。所以侍奉君主而有进言责任的，便尽力进言；有具体事务责任的，便完成他的功绩；面对敌人便献出勇气，遭遇困难便奋发尽忠；侍奉父母便竭尽孝道，对兄弟便竭尽友爱，对妻子儿女便分别对待而又慈爱，对朋友便诚信而不欺骗。您的好古说的是这些吗？”葛君说：“这不是人人的常行吗？我哪里敢不努力？还是愿意听听其余的内容。”我说：古人修治自己的学业，完善自身罢了，从来没有向世间有所求取。等到声誉广为人知，君主选拔他而授予官位，他内心忧惧，仿佛不敢安居，匆忙不安地想着把恩泽推及百姓，像益、稷、伊尹、傅说这一类人就是这样。今天却不是这样，修治学业是为了向人自我推销，等到获得职位，便抛弃所学来使自身富贵，所以功名显现于世的人很少了。您说的是这个吗？”葛君说：“这是建立功业的说法。我听说君子还有建立言论的，怎么样呢？”我说：古代建立言论的人，难道只是凭文辞吗？也是为了阐明道而已。道理已经明白了，想到要使后世的人觉悟，所以不得已把它记载在言语中。他们的言论一经产生便成为经典，成为万世的准则。周朝衰落、秦汉之间，处士和游说之士不懂得道术，各自凭臆见写书，偏颇曲折、诡异激烈，君子以谈论他们为羞耻。然而其中的文辞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只是到了今天也一并失传了。您的好古，所说的是这些吗？”葛君说：“这就是我的志向，您已经说尽了。我恭敬地听到了教诲。”我说：“虽然如此，这些都是从外在事物来说的。从外物来看，确实有古今的差异。您为什么不想想，道充满天地，贯通古今，只有一个罢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此道尽君主之职，益、稷、伊尹、傅说、周公以此道尽臣子之职，孔子以此道尽圣人之德，颜回、曾参践行它而成为贤者；盗跖违背它而成为暴徒，桀、纣违逆它而灭亡。这一道理，不因富贵而增加，不因贫贱而减少，不因古代而兴盛，不因今天而陨落。如果真正反身求取它，自有【缺字】太极【缺字】具备于我的心中，古人还有谁比这更深吗？亲身实行它，显达时便兼善天下，困穷时便独善其身。古人都是如此，我也有志于古道。凡井田、封建的制度，以及三代的大典，我没有不深入研究而知晓、思考并想要实行的，不敢把自己当作今天的人来看待。您所喜好的古道，言语、容貌、文章、辞采都像古人，那么也就是古人了。我将要到您那里去，请您验证这番话。”葛君说：“是的，请您写下来作为记。”

译种学斋记 农民对于田地，君子对于学问，虽然贵贱不同，但力量用到就收获多，心志专一就功效广泛，道理是相似的。然而山泽地带的农民劳苦而常常贫穷，平原低湿地带的农民安逸而富足，这是受地势限制造成的。优秀的农民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克服地势，懒惰的人即使土地肥美，也不能使它产生好的收成。大概优秀农民治理田地，赶在时令之前播种，加倍用力培土，早起劳作、夜晚也不休息，作物将要成熟时志气更加勤勉；用尽三季的力量，抛下百事而不顾，所以土地即使贫瘠也能获得丰收，年成即使凶歉也不至于挨饿。懒惰的人却不是这样，播种总比众人晚，培土又错过时机，贪图休息、喜好安逸，只坐看别人劳作而不思考，等到将要成熟时，才磨利钱、镈等农具赶去收割。他的土地并非不肥美，只是力量没有用到，便有不能依靠之处。因此丰年也常常挨饿，凶年便离散，这在于人的作为。然而用力之中也有不同。五谷是谷物中好的，有的人却抛弃它不种，只种稗子。这种情况，在播种稗子、年成凶歉、土地荒芜时，暂时种它还可以；如果把它作为经常的用途，那么虽然劳作辛苦，却和懒惰的人没有区别，不也太过分了吗？求学这件事，为什么不同于此呢？人的资质禀赋、聪明愚笨的差别，就像土地的肥瘠一样。周公、孔子的道理，是五谷的种子。贤明聪慧的资质，学习它容易入门，本来不是愚笨者所能达到的；但有的人倚仗自己的聪明而不再修养，最终也会归于愚笨。愚昧之人，资质本来低下，如果能够一并攻习、勇猛努力，难道会有不能达到道的地方吗？这一道理，近处可以教化一家，远处可以救济天下，不可一天忘记。有的人苦于它艰难，便去学习老、佛、名、法家的学说；这些学说开始时并非没有可观之处，却不能实际施用。用来修身，便使德行毁坏；用来治家，便使伦理混乱；用来治理国家天下，便会毒害百姓，这就像种稗子的农民，是学问中的蛀虫。虽然用力劳苦，却不能进入正道。这就是农事与求学相似的地方。郑君叔度，大概是取韩氏“种学”的话来命名他的书斋吧？叔度是礼义世家的后代，资质超过常人，七岁便诵读周公、孔子的言论，到现在已有二十年。田地本来肥美，出生于名门又使条件更加优越；求学早，播种也早于他人，所种的只有周公、孔子之道。求学而得到它的正道，既然如此，关键就在于不断加以努力罢了。积累仁德、聚集义理，用来培植根本；明白六艺的文章，用来舒展枝叶；疏通它、剔除它，唯恐邪秽萌生；扶持它、辅翼它，希望它一天天茂盛、一月月增长；涵养它，使它深厚；温煦它，使它光明；引导它、规划它，希望它自强不息。道一旦成就，谁能抵挡？已经成就了，却仍感到不足；空虚自守，微小得仿佛还赶不上别人，惶惶然想着同别人共享。自身已经充足，行为又顺乎天理，一旦得到任用，便能恩泽百姓；即使不被任用，也不会失去美名，这难道不是善于种学吗？否则便是粗疏草率、支离破碎，不是我所说的学问，而会同学问中的蛀虫站在一起。唉！如果不是叔度这样的贤者，这些话我还要告诉谁呢？讷斋记 善于辩说的人，不一定是真正能言善辩的人；只有言语谨慎、近于木讷的人，才接近真正的善辩。这在于用心与不用心的不同。李广射石的故事，并不是把心用在石头本身，所以箭射中石头而箭羽没入其中。假如李广心里知道那是石头，只想射中它，那么石头就不可能被射破。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过分用心更劳累的，也没有比放弃智巧而不使用更安逸的。有意使用自己的智巧，是最笨拙的；有意在机敏善辩上求工，是最不能说话的。汉朝廷臣中，像陈平这一类人，口才足以穷尽天下；而绛侯周勃平日呆笨，好像不会说话，谁不轻视他的木讷呢？等到诛灭诸吕、安定刘氏江山时，他只说一句话，便使汉朝宗庙安定；这不是别人，正是绛侯周勃。所以士人能够有所涵养，然后面对事情才不会困窘。百战百胜的军队，也可能一战而不能取胜、遭到失败；积蓄锐气而不轻易发动的，是从未获得勇名却必定能取胜的将领。无穷无尽的变化交错陈列在面前，人却想用个人的小聪明和伶俐口才去应付，使每件事都合乎道理而没有缺失，不是很难吗？如果能够分析各种道理来等待事情，处在极其安静的状态来应对变化；对方喋喋不休地到来，我用沉默对待他，他本来就会来不及闭住舌头、擦拭额头的汗，哪里还能同我较量呢？天台厉君士荣，年轻时志气锐利、精神充沛，读书务求广泛浏览，谈论宏伟卓异，常常使同辈人无从相比。后来经历世事很久，便自我惩戒反省；见到人便极力谦让退避，不多说话，把自己的居室题名为“讷斋”。士荣大概是有所领悟后才这样做的。我曾经忧虑伶牙利口的人太多，认为如果没有办法加以救正制止，人们每天都会趋向思想浅薄；我自己也曾经历这种情形，却未能做到。人们见我不说话，有的更加认为我傲慢，有的笑我愚笨；他们本来不足以理解我，然而世俗所崇尚的东西，由此也可以看见了。我常暗自叹息，哪里能找到同我志趣相同的人来谈论呢？如今既然在士荣身上看到了这样的人，又可惜他身处下位，不能使众人受到教化。虽然如此，以士荣的才能，难道会有不得志的时候吗？我姑且从他身上验证这件事。将来大夫、士人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可耻，而崇尚亲身实行；田野百姓安于自己的职业，不互相揭发争讼；居于百姓之上的官员彼此告诫，以恶言厉色为羞耻，这一定是讷者教化的结果。到了那个时候，士荣还可以把这些告诉我，也就可以出来做官了。

译尊闻斋记 古代有人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只有圣人如此。自圣人以下，他们的天资与常人相差并不远，但后世没有人能够赶上他们，是因为没有圣人做老师，而且求学的功夫不如古人。七十弟子已经亲自见过圣人，亲身接受他的教诲，本来应当可以没有过错，却仍然每天检查自身，忙得没有空闲；听到圣人的一句话，就退回来记在心里，出去便同朋友讲论，在言行和功业中实行它；有时觉得自己辜负了这句话，便惊惧惭愧、忧戚不安，恐怕没有办法在老师面前显现、在朋友面前得到认可。等到完善自身、成就名声，有人问起时，又退让得仿佛承受不起，说：“这是我老师的教诲，不是我自己能够做到的。”在别人面前被称赞时便说：“这是我老师说的，不是我自己能够说出的。”这不只对老师如此，对当世贤者也是如此，对过去闻名的人也是如此。古人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名声在当时树立，流传到后世而不废。今天的人难道全都不如古人、没有美好的资质吗？只是距离圣人已经很远了，用力加倍于古人，还恐怕不够，却反而放纵心志而不加持守，松弛自身而不加修治，把圣人的话看作鸟飞过眼前，把圣人的话听作风吹入耳中，不探求其中保存的意义，不考察其中的道理怎样可以在自身实行；至于同时代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像这样轻蔑自己所听闻的，还想树立名声、成就道业，难道可以指望吗？为什么不独自想一想呢？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七十弟子向圣人学习时那些问答、辨析、诘难的言论，并不只是空话。七十弟子具有这样的本性，我的本性也同他们一样；七十弟子有这样的才智，我的才智也同他们一样。七十弟子向圣人学习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到？如果能够以圣人的言论为老师，以诸子的言论为朋友，按照颜回、闵子骞用来修治自身的方法修治自己，那么颜回、闵子骞也可以逐渐赶上，何况其他人呢？况且天下并非没有人，只是生在今天，想得到像古代圣人那样的人来拜师，本来就没有见到。假如寻找胜过自己的人来拜师，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一乡之中必定有胜过我的人，我向他学习；一国之中必定有胜过我的人，我又跟随他学习；如果认为一国还不够，就再寻找天下胜过自己的人去侍奉，那么我听到的必定很多，告诉我善道的人也必定很多。又寻求古代圣人的言论而信服实行，即使颜回、闵子骞生在今天，也不过如此罢了。如果一定想找到像圣人那样的人来做老师，然后希望借此完善自身，那就困难了。六安郭君士中喜好学习，擅长文辞，向当今太史公接受经学，又取曾子的话，把书斋命名为“尊闻”。太史公信是天下人的老师。士中既然已经得到他作为老师，又能够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那么他修治自身的方法，必定不同于今天人的所作所为。我想以贤者的期望要求士中，所以把我所听闻的道理推衍出来告诉他。棠溪书舍记 浦江以东有个地方叫棠溪，我的朋友乌伤刘君养浩在这里筑室讲学。养浩向太史公学习，文章在四方很有名，年过四十，志向一点没有懈怠，反而更加笃定。养浩对我说：“我曾经从事求学，请您为我记述此事。”唉，学问难道是容易从事、容易知道的吗？不是诚心求学的人，就不足以知道；不能真正知道，也不足以谈论。说起来却没有达到，知道却不明白，这些都没有穷尽求学的道理。古代求学的情形，是可以看见的。至于其中幽深奥妙的地方，虽然不能靠言语传授，却没有道理不足以周遍万理、才能不足以经世济民而能成为圣贤的。孔子门下，像子羔这样的人，考察他的行为，可以说是有道德的君子了，但孔子却鄙视他，把他看作愚笨；像仲由这样的人，可以治理千乘之邑，孔子却斥责他粗野。大概子羔相信道而才能不足以实行，仲由才干优长却没有能够听闻大道，他们都偏滞于一端。后世学习圣贤的人，既不能得到圣贤学问的整体；高明宏达的人致力于功业而过于疏略，纯厚谨慎的人仰慕义理却局限于卑弱懦怯。疏略一流必然走向欺诈，卑懦一流必然变得呆滞。自汉代以下，没有不落入这两条道路的。近代大贤忧虑这种情形，于是把自己的学说写在群经之中，对天地之理作极其深入的穷究，对细微之处作极其精密的分析；从精微的性命之理，到粗大的日常事务，没有不揭示给人，使求学者可以按照书本而进入圣贤的境域，这本来应该容易了。然而最终仍没有能够达到的人，是因为有志向的人少，而安于小成的人多。谨慎说话、笃实行事，只是求学的一件事情。古代普通百姓都这样做，却不认为奇异；今天能够这样的人，人们仰望他如同圣贤，而他自己也认为得到了圣贤之道。文辞言语只是道的余绪和器具。古人从未把这些当作学问，但后世的大儒君子除了这些，便没有办法说明这种学问为何堕落而无人挽救。我曾认为，当今时代若没有杰出雄伟的人才出来修治孔子、孟子的道路，就不足以振起世俗之学的弊病，使百姓看见三代的盛治。以太史公的贤能，难道对求学的人没有期望吗？这也是我和养浩应当共同勉励的。一个人有美好的才能已经很难，以美好才能又得到老师，更难。如果不以圣贤作为准则，岂不是可惜吗？所以我把大的道理告诉养浩。至于文辞方面的事情，本来就是养浩所知道的，我不敢拿这些来教告他。

译来鸥亭记 心中没有任何事物的牵累，然后天下万物都可以成为快乐的凭借。并不是以物本身为乐，而是物来到眼前，都足以助长我的快乐。假如心中有所牵累，内心扰乱不安、恐惧逼迫，种种念头纷纷生灭，变化无穷；即使五彩和八音陈列在耳目旁边，又有谁能从中得到快乐呢？所以，心中确实有可乐之处，即使微小的事物也都足以使心情愉悦；心中没有可乐之处，即使最可快乐的事物，也只会增加自己的牵累。从前的君子，有住在深山中与鹿豕为群的，有住在海边以捕鱼垂钓为业的。当他们自得其乐时，欣然快乐，根本不知道贫贱有什么可悲，也不羡慕富贵。凡是触及耳目的一切事物，没有不使他们内心快乐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心空明广大，与天地同体，不受一物牵累；他们的快乐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后世士人中，以外物为乐的有的是，能够自得其乐的却常常难以找到。难道不是因为内心没有所得吗？内心没有所得而要凭借外物，就像盲人要凭借美景、聋人要凭借美妙的音乐一样。即使有可乐之物，又从哪里去享受它呢？华亭姚宗文，天资纯美，勤学不倦，他的内心大概有足以自乐的东西。从前他住在海上，鸥鸟在左右飞翔聚集，他心中喜爱，于是把居所命名为“来鸥亭”。后来他来到淮水北岸居住，群鸥仍像从前一样跟随他，于是仍旧悬挂原来的名称，请我作记。鸥鸟飞翔，临水而居的人大多看得见，却从来不知道这有什么可乐。唯独姚宗文遇到它们，欣喜愉悦，内心感到无比契合。难道只有对鸥鸟如此吗？凡是接触到眼前的事物，没有不是可以用来获得快乐的。子思说：“鹰鸢飞到高天，鱼儿跃入深渊，说的是上下都清楚可见。”君子的道，以及他所感到的快乐，到哪里会不存在呢？这个道理，我私下很有感受，却还没有真正得到它。幸好将来有一天能和姚宗文在此亭上畅谈这个道理，发明我内心与他相同之处，难道不是真正的快乐吗？读书斋记 弓箭、盾牌和兵器，本来是用来抵御祸乱的，但它们的弊端也可能造成祸乱。并不是弓箭兵器本身能够兴起祸乱，而是使用它们的人不合适，祸乱便由此产生。有些人只看到它们会兴起祸乱，却不知道它们也有抵御祸乱的功用，于是弃置不用，难道不是糊涂吗？圣人担心人的性情偏向所习染之处，沉沦于不善，于是设立《诗》《书》《礼》《乐》来教化他们：使愚昧者通达，使昏暗者明白，使强悍者淳厚，使顽劣者廉洁。周代盛世时，天下没有不学习的百姓，也没有不良善的风俗，所以举荐而兴起的贤能之人，任用于朝廷便成为贤良的公卿；即使身在田亩之中的人，也都不失为敦厚守行的君子。教化的成效达到刑罚搁置而不用，功效延续到七八百年后才衰亡，这都是《诗》《书》《礼》《乐》教化的结果。后世看到它流传末端的弊病，认为辩士凭口舌互相倾轧，都是教化造成的，却不考察它善化风俗、教导百姓的功劳。于是有人任用刑名之术，以督责为能；有人崇尚黄老，以无为为高；有人任用武夫俗吏，各按自己的意见治理，想胜过《诗》《书》《礼》《乐》，最终却不能胜过。到这时才知道它不可替代，却始终不能用这种办法取代那种办法，这难道不是糊涂吗？所以想知道天下的治乱，应当看它的风俗；想知道它的风俗，应当看它的百姓；归根到底只是看他们是否学习罢了。从前江南的风俗，以财产互相推重，以奢侈相互夸耀，把号称有见识的【缺字】客称作好学，因此大乱乘隙而来。如今国家有意于教化百姓，而那些大家巨族也慨然向往学习。车君叔明兄弟尤其以文雅著称，又把余力发之于诗歌。走进他们的房屋，朴素节俭；看他们自身，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曾以“读书”命名书斋，州里的人多有仿效。能写文章的人又跟着赞叹吟咏。我因此以此推知天下将要太平。人心本来就很多，要使它们统一，若不依靠人性共同具有的东西，是做不到的。人性共同具有的东西，具备于《诗》《书》《礼》《乐》的教化之中。用这个来治理人心，人心还有不能统一的吗？能够统一人心，使人们与之共同承担生死存亡，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这是先王的本意。如今正要实行这件事，而大户人家又把皇上的教化引导到百姓中去。假使三吴之地家家都知道求学的美好，难道不是从车君开始的吗？这样看来，这座书斋所关联的意义实在很大。默斋记 乌伤有位士人宗思睿，痛恨世人因言语而招致失败，于是题写自己的居室为“默”，并对我说：“您能替我说明它的意义，写成一篇记吗？”我说：“奇怪啊，宗君已经想要沉默，却又强迫别人用言语表达吗？如果认为我的言语正确，那么您的沉默就是错误；如果认为您的沉默正确，那么我的言语就是错误。这两者不能随便认同。您为什么喜爱我的言语呢？”虽然如此，我也不是喜欢多言的人，只是想沉默却未能做到罢了。对别人尚且不能不说，何况敢于在宗君面前沉默吗？我曾游览泰山山崖，看见急流注入深谷，声音像雷霆震响，凡是有耳朵的人到了它旁边，耳朵都被声音占据而不能发挥别的作用，但人们并不觉得奇怪；回到家中，听见儿童在庭院里喧闹，便呵斥并制止他们，这才知道言语与沉默的道理。水声是顺应自然天性而发，所以即使猛烈，人也不厌恶；儿童的喧闹出于人为，所以人们厌恶它。君子对于言语和沉默，难道还有别的道理吗？出于天性，因不得已而发出，这就是美好的；道理确实适合说，即使整天说，谁能非难他呢？道理确实适合沉默，即使只开一次口，人们还会认为他有过。所以君子从来不有意求言，也从来不有意求默，只是完全顺应天性，不敢掺杂人为。人为是虚伪，天性是真诚；真诚没有穷尽，虚伪却终有败露的时候。应当沉默却说话，过失在于谄佞；应当说话却沉默，过失在于欺骗。这两种情况都是君子所不取的。如今宗君既以沉默自居，而我又不停地说，岂不是两方面都不妥吗？事情并非如此。从前圣贤中有不说话、像愚人一样的，也有当时以喜好辩论著称的，谁敢指责他们过分呢？有道之人对于世间，不需言说便能感化，不需命令便有人服从，颜子就是这样的人。宗君大概是仰慕颜子的人吧？从大贤以下，言语不直截，道理就不能彰明；道理不彰明，学问就不能传承。因此孟子承受“好辩”的名声而不推辞。我私下仰慕孟子，也有这样的志向。

译见山堂记 桐庐有许多名山，寿昌最为优胜。寿昌的南山又是其中更优胜的，而梁氏居住的地方尤其优胜。梁氏居处在山的南面，若想一眼尽览群山的胜景，就在见山堂。起初山堂还没有建成时，梁氏说：“我考察住处西面一百多步，找到一座小山，高而不险峻，草木丛生却不污秽，向左右顾看都觉得喜爱。”于是铲除荆棘，清除粪土，依着山势增高筑成围墙，削平台阶作为阶梯，肥沃处作园圃，通达处作道路，砍木琢石建成这座堂。堂建成后，四面眺望群山，像鸟张翼一样临近眼前，像高耸的屏障一样遮蔽身后；云彩变幻，雾气奇诡，树林更加高大，山石更加秀美，禽鸟猿猴鼯鼠的声音，以及寒暑早晚的变化，都接触于耳目、触动于心志，对人的增益非常大。于是把堂命名为“见山”，让几个儿子在其中讲学，请我作记。世上的山，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然而多数人被自己所嗜好的事物遮蔽；幸而没有别的嗜好而能看见它，又往往苦于探求得太深、取用得太广，反而一无所得。樵夫被柴薪遮蔽视线，正是如此；市上的屠户商贩每天都看见山，却像没有看见，是被货利遮蔽了。做官的人急切追逐爵禄，有才能的人急切追逐声誉，众人忙碌不休，各自把心志役使在所嗜好的事物上，都有所遮蔽，因而丧失了耳目本有的正当作用，虽然看见，其实等于没有看见。只有幽居的人和清静的人，抛弃外物而不以外物为嗜好，所以能够独自看见它。然而他们又往往任意追逐奇瑰幽绝的境地，不明白其中的大道理，甚至攀树登崖，穷尽险怪之处，磨破鞋履，劳累身体，却不知道厌倦，因此所得反而狭小。善于利用万物的人则不是这样：把握关键来观察其中的奥妙，得到一点便能贯通百端；凡是进入眼中的，都汇聚到心中，心中所领会的，都足以为我所用，而不会受它役使。他的作为极其安逸，所得却极其广大，所以君子以此为乐。像见山堂这样，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然而这座堂是用来求学的，也与学习道的人相类似。道具备于圣贤的言语中，人人没有不学习的，却不能看见道的真实，是因为有所遮蔽。幸而没有遮蔽，又会被丰富的文辞迷惑，竭尽心力，广泛搜求、远处采择，却得不到关键，所以最终没有途径抵达。只有懂得把握关键的人，以大中之道统摄众理，处于极静之中裁断万变，对万物的认识周遍而不劳累，才能充足地施用于事而没有穷尽，这才是善于学习的人。那么，这座堂难道只是用来游观取适而已吗？孝友庵记 乌伤朱氏居住在亦岸的，最为著名。元代末年，丹溪先生名震亨，字彦修，以道德性命的学说教导乡人，乡人都心悦诚服。先生娶戚氏，生有两个儿子：衍、玉。曾经选择东朱山原野的一块地，对儿子们说：“我死后和你们的母亲一同葬在这里，你们应当陪葬在左右。”大家都答应说：“好。”不久戚氏去世，衍也去世，没过多久先生也去世了。玉奉先生和母夫人的灵柩安葬在中间，又奉兄长的灵柩葬在墓的右边，并预先在左边修治两个墓穴，将来要和自己的妻子合葬。又在墓前若干步建庵，让子弟居住其中，负责洒扫，把庵题名为“孝友”。他来告诉我说：“这是先君的志愿，我已经实行了，请您写些话给后人看，使世世代代守护而不懈怠。”唉！古代礼制废弃已经很久了，丧葬的弊病尤其严重。古代安葬死者，百姓都按宗族区分、排列，只有有罪的人不能进入墓域。到了周代末年，虽稍有改变松弛，族葬的礼制却没有改变。从前我曾在洙水、泗水之间拜谒先圣人的墓，见到伯鱼、子思的坟墓，昭穆按次序安葬，子孙都陪葬在旁边，至今已经二千年而没有停止，仍然保有先王遗留下来的意义。如今的人穿着儒者衣冠、诵读六艺，都自称学习孔子；至于安葬亲人，却往往相信世俗巫师和风水墓师的说法，为自己打算，有的父子葬在不同地方，有的兄弟分别迁葬，使他们的魂魄不能相接，形体和气息不能相依，这同贬斥、惩罚自己的亲人有什么不同？却还在人前以儒者自称，不也是荒谬吗？像先生父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无愧于孔子了。《论语》不是说过：“谨慎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远代的祖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厚道。” 谨慎办理丧事，玉已经能够做到；如果还想追念远祖，难道不在后代子孙吗？玉的儿子和衍的儿子，是堂兄弟；到了孙辈，就是从祖兄弟了；再往后到曾孙、玄孙，到来孙、昆孙，甚至延续数十代，血缘关系越来越淡，孝爱敬重之心难道不会稍稍衰减吗？幸而有人能够互相率领，到墓下拜谒，在这座庵中会聚，指着墓说：“某某是某墓的儿子，某是某墓的孙子，某人出自某墓，某墓又出自先生。我们现在有几十上百人，最初不过几十人；几十人的最初不过几个人；几个人的祖先，最初只有先生一人。既然同出一源，为什么不能亲爱和睦呢？”听到这话，有谁不流泪下拜，那就不是人了。孝友之心，难道能够自行停止吗？难道会不追念远祖、返回根本吗？这难道不正是先生的志愿吗？难道不可以把它示给后人吗？玉哭泣说：“这正是先生的志愿。”于是记下玉的志愿，请我把它写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望云堂记 出生在千年以前而受到后世仰慕的人，难道是偶然的吗？出生在千年以后而仍能以古人为友的人，难道只是徒然的吗？道德功业不能远远超过常人，就不足以引起无穷的仰慕；志向操行和才干技艺不能使自己超脱流俗，即使仰慕古人，也没有益处。因此观察古人的善行，应当看仰慕他的人多还是少；观察今人的贤能或不贤，应当看他仰慕谁，以及他所从事的功业。所仰慕的人选得正确，而行为却不能相称，君子认为这是自夸；所做的事情有足以称道之处，却不知道取法于古代贤人，君子认为这是浅陋。仰慕而没有失其人，依循而没有违背正道，难道不是君子所应做的吗？绛人刘士登由太学生入仕朝廷，两次升迁为京府治中。他的双亲住在乡里，离任职之处数千里，因为道路艰难，不敢迎来奉养，于是把厅堂命名为“望云堂”。这是仰慕唐代贤相文惠公狄仁杰的为人，取用他的话来表达孝思，可以说知道应当仰慕什么人了。再看士登的行为和政绩：安详稳重，谨慎严密，不大声疾色，却使官吏畏惧他的威严，百姓信服他的命令，大夫士人都称赞他的才干，纷纷说刘氏有这样的儿子，这又有什么难的呢？如今天下有像士登这样双亲的人，并不少；但能修养自身，成为当时有令名、如士登这样的人，却很少；修养自身而又能以古代贤臣自期的，更少。古代与今天，只是时代有先后，而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是相同的。文惠公作为孝子、忠臣，卓然贯通天地，光明如日月，何曾在天性之外增加一丝一毫呢？不过是善于顺着天性去实行罢了。凭士登坚定的志向和优良才干，收敛为德行，施展为功业，将来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将来他的地位更加尊崇，建立的事业更加伟大，使后人仰慕他的德业，像今天仰慕文惠公一样称叹、仰望、羡慕，连父母也因此荣耀，那么他确实能够防止自己流于世俗，而在孝道上成就伟大了。这样说来，居住在这座堂中，怎么可以不深思君亲的大义，努力做到无愧于古人呢？梅所记 仙居高德至，博学而谨慎守行，隐居在荐谷北面，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梅所”。有客人疑惑地说：“那里有梅树，把它称为梅所，当然可以；可是四周坐席之间从来没有梅树，却说是梅所，这是为什么呢？”高君假如把自己比作梅，那么梅只是一种事物：生长在寂寞的地方，却在严冬时节开放；同那些像绮绣一样美丽、像云霞一样绚烂夺目、在阳春中任意展现姿色而受人喜爱的花木相比，相差太远了；那么高君为什么独独取法于它呢？有人接着回答说：“人与物固然不是同类，却可以用来比拟德性。从前孔子曾把自己比作兰，周代诗人把樛木比作后妃，把棫朴比作贤才，屈原以申椒、兰、桂比拟君子。这些难道不都是草木吗？圣人贤士都从中有所取法，是因为取其德性，而不是取其形貌。若只看外形，草木枯槁、丛败、折断，既没有知觉的本性，也没有声音的奇异，有什么值得取法呢？君子观察万物，是在形貌相似之外求取，在心意的深处会通，因此万物都能为我所用，用久了也不厌倦。众人则不是这样，在形色之间放纵心意，在气味片刻之间娱悦情感，就像游蜂野蝶，早晚纷纷飞舞而不知道停止；用力虽劳，所得却很少，这哪里足以谈论道德呢？况且您没有听说过吗？随时变化而与世俗相同，是众人的聪明；独立不变，是君子的节操。从前那些凭借才干技艺，想在一旦之间侥幸成功，取得鞍马金帛来向妻子儿女夸耀、自以为得志的人，街巷之中到处都是。转眼再看他们，风雨一来，沙尘飞散，想再次寻找、仔细玩味，已经不可见了。这同阳春时节的草木有什么不同呢？高君处在众人得志的时候，却饮水吃粗粮，以圣贤之道为乐；众人本来讥笑他违背世俗、嘲笑他落后于时势。等到变乱平定，众人正危险恐惧、战栗不安，害怕不能脱身，高君的道却坚定不变，坦然通达，正如一年将尽时的梅花。因此，即使说高君就是梅，也可以；说高君把心意寄托在梅上，也可以；说高君的居所是梅所，更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偏偏要怀疑呢？”于是高君道谢说：“高明啊，您真懂得梅吗？广平有愧于和靖，远远不如他。” 《逊志斋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逊志斋集》卷十八，明代方孝孺撰，题跋 题写《大学》篆书正文之后 《大学》出自孔氏，到程子时其中的道理才开始明白，到朱子时其中的义理才完备。然而“致知格物”一传的文字缺失，朱子虽然曾经补写，读者仍以看不到古人的完整著作为遗憾。董文清公槐、叶丞相梦鼎、王文宪公柏都认为这一传从未缺失，只是篇简错乱，考定的人失去了原有次序，于是把经文中“知止”以下至“则近道矣”以上的四十二字，归到“听讼，吾犹人也”的右边，作为传第四章，用来解释致知格物。这样一来，《大学》又恢复成为完整的书。车先生清臣曾经写文章辨明这种说法是可信的。金华太史宋公想要取用朱子的意思，补写第四章的章句来传授给学者，却没有完成。浦阳郑君济仲从太史公那里受学，预先听闻了他的说法，又很擅长篆书，我于是请他重新确定篇章次序，书写下来，准备刊刻以示后世。圣贤的经传不是一家之书，其中的说法也不是一个人所能穷尽的。一千五百年之间，讲解训释、谈论道理的人接连兴起，从未断绝，到近代才逐渐定论；朱子又何曾截然认为自己的说法就是最恰当的呢？所以他也是把问题留待后世君子来裁定。世上那些喋喋不休地偏袒自己所听闻的说法、却不顾道理是非的人，都不是朱子的本意。旧说认为用“听讼”来解释本末，以律令所说前后相承的例子来看似乎不类；但把它们合在一章中考察，正好与孟子“尧舜的智慧不能遍及万物”的话相互发明，它作为解释致知格物的传文，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古人解释经书，大略举出大义，而意趣自然完备，不像后世学者的说法那样拘泥。从一个国家推及天下，《大学》所应当做的事情，若要达到致知，舍弃听讼又凭什么呢？这种说法虽然不同于朱子，但不同于朱子而不违背道理，本来就是朱子所会取法的吧？郑君博学而不杂乱，守持中道而不凝滞；看他所喜好的，大概就是传文所说的“近道者”吧？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谨慎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