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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劝谏外戚的奏疏〔安帝开始亲自执政，追念祖母宋贵人，把她的家族全部封爵；又有元舅耿宝以及皇后兄弟阎显等人专擅权力。翟酺当时任尚书，便上疏劝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骑〕 臣听说，微子假装疯癫而离开殷朝，殷的叔孙通背离秦朝而归附汉朝；他们并不是自己疏远君主，而是时势不允许他们留下。臣蒙受特别优厚的恩德，又恰逢不避忌讳、允许直言的政治，难道敢随声附和、只知受宠，却置身天地之间而不尽臣责吗？臣私下认为，陛下承受天命、登上帝位，经历中兴时运，应当建立太平功业，但还没有听说达到教化的办法。远处的事情难以说明，请允许臣用近来的事情来验证。过去窦氏、邓氏受到宠爱，势力震动四方，兼领官职，佩带重绶，金钱财货堆积，以至于有人议论、玩弄国家权柄，改变社稷。难道不是因为权势尊显、威力广大才造成这种祸患吗？等到他们败亡时，额头坠地，宁愿做孤单的小猪，又哪里还来得及呢？取得尊贵地位没有渐进的过程，失势必然迅速；受爵不是正道，灾殃必然很快到来。如今外戚受到宠幸，功劳和权势几乎等同于天地造化，自汉元帝以来，从没有可以相比的。陛下诚然仁恩周遍，施及九族；然而俸禄离开公室，政权转移到私门，前车之覆已经多次成为警戒，难道不会崩溃吗？而朝廷大臣身居职位，却没有人肯提出正直的议论，彼此附和、互相诋毁。臣恐怕威权一旦假借给外戚，再想收回就很难了；老虎一旦振翼奋起，最终便无法制止。因此孔子说：“把珍珠吐在水泽里，谁能不含入口中。” 这句话出自《春秋保干图》，恐怕并不是孔子说的。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出来给人看。”这是关于安危的极重要警戒，也是关系社稷的深远谋略。节俭德行所体现的是恭敬，政治应当保存简约节制。因此文帝在露台上舍不得花费百金，用黑色袋子装饰帷帐。有人讥笑他过于节俭，文帝说：“我是替天下守护财物，怎么能任意浪费呢？”后来粮仓里的谷物腐烂到不能食用，钱串也腐朽而无法清点。如今自从开始执政以来，时间还不长，费用和赏赐已经无法计算。搜刮天下财物，积聚到没有功劳的人家，府库完全空竭，民生财产受到严重损伤，一旦发生意外，又要加重赋税。百姓怨恨和叛乱既已产生，危乱就指日可待了。过去成王执政时，周公在前，召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人从旁辅佐维持；成王每天看到端正的仪容，听到正确的言论，所以一即位，天下就豁然开朗，说明他的法度早已确立。如今陛下具有成王的尊位，却没有那几位贤臣辅佐，即使想要崇尚雍和光明、达到太平，又能做到吗？自去年以来，灾异谴责接连不断，土地裂开，天象崩变，高岸变成深谷；如果修养自身、心怀恐惧，就能转祸为福。如果轻慢上天的警戒，灾害就会更加深重。希望陛下亲自操劳政事，精心思考，努力寻求忠贞之臣，诛除并远斥奸佞谄媚的党徒；减少玉堂宫殿的奢盛，尊重天爵的贵重，割舍情欲的欢乐，停止私下宴饮的喜好。把帝王的图籍陈列在左右，心中记住亡国者因何失败，以兴王因何成功为鉴，那么灾害或许可以止息，丰年或许可以招来。虞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任朝歌长，授武都太守，升任司隶校尉，最终官至尚书令〕 请求恢复三郡的奏疏〔安定、北地、上郡遭受羌乱，郡县都荒废。虞诩上疏请求恢复三郡，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又派谒者督促迁徙的人各自返回本县，修缮城郭，设置关隘和驿站；还疏浚渠道、实行屯田，每年节省费用以亿计，于是令各郡储存粮食，足以供应数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听说，子孙奉养祖先才叫孝，君上使百姓安定才叫明，这正是高宗、周宣王能够“上配汤武”的原因。禹贡所说的雍州地区，土地属于上等，而且沃野千里，谷物庄稼丰盛堆积；又有龟兹盐池，可以成为百姓的利益；水草丰美，土地适宜畜牧，牛马首尾相接，群羊堵塞道路。北面有山河阻隔，可以乘险据守；依靠渠道灌溉，利用水力舂米、经河道转运漕粮，所费功力少而军粮充足。因此孝武皇帝和光武帝修筑朔方、开通西河、设置上郡，都是为了这个缘故。然而这里遭受百姓无端的灾祸，众多羌人从内部溃乱，郡县经历兵乱饥荒，已经二十多年。抛弃肥沃土地的富饶、损失天然财产，不能说是有利；离开山河的险阻，驻守没有险要的地方，也难以固守。如今三郡还没有恢复，园林孤立在外，而公卿软弱怯懦，只顾保全自身，拖延推诿、设置困难，只计算所需费用，却不考虑国家安定，应当开启圣德，考察并施行有益的长处。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阳人。安帝时任冀州刺史。永建初年，征召授任议郎，连续升迁至尚书令、司隶校尉〕向顺帝陈述吏治的奏疏〔左雄认为郡守、县令频繁更换，不合治政的体制，便上疏切直陈述。皇帝被他的话感动，重新下令有关部门考察真伪，详细决定施行办法。但宦官专擅权力，最终未能实行〕 臣听说，安抚远方、和睦近邻，没有什么比使百姓安宁更重要；使百姓安宁的事务，没有什么比任用贤能更重要。任用贤能的方法，必须在于考核和黜退。因此皋陶回答禹，最看重的是知人善任。能使百姓安定，就是恩惠，百姓会因此怀念他。分封伯爵、建立诸侯国，是为了代代亲近百姓。百姓因此和睦，礼让相处。所以《诗经》说：“云气阴沉凄冷，细雨兴起绵绵；先下到我们的公田，随后也下到我的私田。”到了幽王、厉王昏乱，不亲自处理政事，褒姒和艳妻掌握权力，七名小人结党进用〔七子指卿士皇父、司徒番、冢宰家伯、膳夫仲允、内史棸子、趣马蹶、师氏楀〕，贤愚混杂，深谷变成高陵。因此诗说：“四国没有政令，不任用贤良。”又说：“哀叹如今的人啊，为什么像毒蛇蜥蜴一样？”意思是人们害怕官吏如同害怕毒蛇蜥蜴。周王室灭亡以后，六国相继而秦统一天下，坑杀儒生，毁弃典籍，削除五等爵制，改设郡县；县设置令、长，郡设置太守、都尉，规定十家、五家互相监督，把百姓当作大猪一样驱使。大汉受命以后，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古制，但能够谨慎任用各类官员，免除苛细、救治弊病，以恩惠帮助他们渡过困难，安抚并顺导百姓。

译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天下安宁太平，确实是因为清静、宽厚、柔和，并且能够谨慎任用官员。到了宣帝时期，他从卑微处兴起，综合考核名分与实际，知道当时的弊病；刺史、郡守和国相常常亲自召见，考察他们的言语行为，奖赏真实可信，惩罚必定实行。宣帝于是感叹说：“百姓能够安定而没有怨言，是因为政治公平、官吏贤良。能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难道不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吗？”他认为官吏频繁更换，下面就不得安宁；在职任事长久，百姓便会服从教化。官吏中有政绩的，便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黄金，有的甚至封为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时，就按次序任用他们。因此官吏各称职，百姓安居本业。汉代贤良的官吏，在宣帝时最为兴盛，所以能降临凤凰来仪的祥瑞，建立中兴功业。汉初到现在三百多年，风俗逐渐雕敝，巧诈日益滋长，下面的人修饰欺诈，上面的人放纵残暴。掌管百里之地的官员，调动没有常规，各自只图眼前，没人考虑长远。把杀害无辜说成威风，把聚敛财物、整治事务说成贤能，把依法理政、安抚百姓说成软弱，把奉行法令、遵循义理说成不知变通。剃发夹颈之刑因个人怨恨而产生，暴尸的祸患由喜怒造成，把百姓看成仇敌，像豺狼虎豹一样向他们征税。监司前后相望，却和他们同样患病；看到错误不举发，听到恶行不查察；只在亭传观察政绩，要求一个月内见成效；有人说善行，却不称道其德，有人论功，却不根据事实；虚妄浮夸的人获得赞誉，拘谨守法的人反遭毁谤。有的人借获罪来抬高自己，有的人看见脸色不对便逃避，以求得高尚名声。州郡长官不加复核，反而争相共同征召；有人跳跃升腾，超越等级、超过同类；有的被考核弹劾、逮捕审查后逃亡，不接受惩罚；又借赦令实行贿赂，重新得到洗刷。朱绶、紫绶混为一色，清浊不分，于是使奸猾枉滥之事发生，轻率地决定官员的任免，授官罢官像流水一样，空缺一动辄达到数百。乡官和属吏，职位低贱、俸禄微薄；车马衣服全都出自百姓；廉洁的人取用仅够自己，贪婪的人则用来充实家产；特别征调、横加征发纷纷不断，迎送造成烦琐费用，损害政事、伤害百姓，和气不能融洽，灾祸不能消除，过错全都在这里。如今佩墨绶的县令、县长，就像古代的诸侯；在王庭接受爵位，车舆服饰都有常制，却与普通小人相同；违背命令、逃避责任，这不是尊崇法制、彰明道理、惠养百姓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臣愚昧地认为，郡守、国相以及地方长吏，施政惠和并有显著成效的，可以就地增加俸秩，不要让他们迁调；除非父母丧事，不得离开官职。那些不遵守法律禁令、不执行王命的，终身禁锢，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得列入官吏之中。若受到弹劾而逃亡、不接受法律制裁，就把全家迁到边郡，以惩戒后来者。乡、部中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吏，都应任用儒生；清廉正直、能够任事从政的人，应减免他们所欠的口算〔“人”反切为“忍”〕，增加他们的俸禄；官吏任期满一年，宰府、州郡才可以征召举荐。这样，凭威势施恩福的道路就会堵塞，虚伪的根源就会断绝，迎送的劳役会减少，赋税征敛的来源会停止；遵循道理的官吏能够完成教化，天下百姓各自安居其所，追随并比配文帝、宣帝中兴的轨迹，使光辉流传、福祚延续，永世不可磨灭。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父亲郎宗，学习京房《易》，精通风角、星象和占算。郎顗年轻时继承父业，同时通晓经典。阳嘉年间，征召授任郎中，他没有就职。回家以后，被同乡人杀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百里〕 上奏灾异的密封奏章〔顺帝时灾异屡次出现，公车征召郎顗，他于是到宫阙前拜上奏章〕 臣听说，上天显现妖异征象，大地呈现灾害符应，是为了谴责、告诫君主，要求君主反省自身、修养德行，使政治枢机端正、阴阳平衡，从而流布教化、振兴政事。《易经》内传说：“凡灾异产生，都应根据它所对应的正政和变政加以纠正，使灾异消除。”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亲自处理政务直到日影西斜，温习三省之勤，思考过错、顾念罪咎，务求消除大的悔恨。如今风俗奢侈放纵，恩义浅薄；挽救奢侈，必须从节俭简约入手；拯救浅薄，没有比敦厚更好；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修明礼制、遵守简约，关键只在于上位者兴起改革、改变浮华，细小事务不在下位者。周南的德化以《关雎》为政治根本，根本确立，道路便产生；风吹草就随之而倒；澄清源头，水流就清；搅浑根本，末流就浊。天地运行的道理，犹如鼓籥，以空虚为德，从近处推及远方。臣近来看到，往年以来园陵多次发生灾害，炎光炽烈猛烈，惊动神灵。《易》论天人感应说：“君子不思考遵循义利，日益被称为没有恩泽，这种灾祸便是妖火烧毁他的宫室。” 又说：“君主建造高台府第，侵犯阴气、侵凌阳气，这种灾祸就是火。”又说：“上面不节俭，下面不节制，灾火一同发生，烧毁君主的居室。”近来修缮西苑，修复太学，宫殿、官府多有营造装饰。过去盘庚迁都殷地，去掉奢侈而趋向节俭；夏后降低宫室，集中力量把事情做到尽善。鲁国人要扩建长府，闵子骞说：“沿用旧有的制度，何必改造？”臣愚昧地认为，各项修缮工程都可以节省削减，把粮食发给贫民，赈济供养孤儿寡妇；这就是上天的意旨，是人间的福庆，也是仁德的根本、节俭的要领。哪里有顺应天意、养育百姓，因而实行仁政和节俭，却不降下福祥的道理呢？土地属于地神，性质属阴而澄静，应当在施行政教的时候敬慎对待，不要扰动它。臣私下看到，正月以来阴暗天气接连多日。《易》内传说：“阴天长久而不下雨，是气机紊乱；这是上下相互凌犯的征象。”所谓相凌，是君臣上下互相冒犯、扰乱。又说：“贤德之人不被任用，异常现象就是长久阴天。”贤德之人是教化的根本，云是降雨的条件；得到贤才却不任用，就像阴天很久却不下雨。近来前几天，寒冷超过时令，水已经解冻，却又重新凝结。寒去则暑来，暑去则寒来，这是说日月互相推移，寒暑彼此交替，从而成就万物。如今立春以后，火卦当令，本应温暖却反而寒冷，违背时节，这是因为功劳没有得到奖赏，而刑罚却必然加重。应当等到立秋，再顺应时气施行刑罚。臣恭敬地考察飞候，参验各种政事，认为立夏以后应当有地震裂开、洪水涌出的灾害。近来荧惑星运行失度，时而盈、时而缩，往来经过舆鬼星宿，环绕轩辕星。火精属于南方，是夏季的政令；政治失去礼法、不遵从夏令，荧惑就会运行失常。正月初三到初九，是三公所对应的卦日。三公在上对应天上的台阶，在下与元首同体。政治失去正道，寒阴之气就会反常而违背时节。《节彼南山》一诗，咏说的是周朝的事情；“股肱良哉”的话，记载在虞舜的典籍中。郎顗【字雅光，北海郡安丘县人。父亲郎宗，学习京氏《易》，精通风角、星筭之术。郎顗年少时继承父亲的学业，同时通晓经典。阳嘉年间，被征召授予郎中之职，他没有赴任。回到家中后，被同乡人杀害】向皇上呈递有关灾异的密封奏章【顺帝时灾异屡次出现，公车征召郎顗，于是他到宫阙前呈上奏章】

译臣听说，上天显示妖异的征象，大地呈现灾祸的符兆，是用来谴责告诫君主，使君主责备自身、修养德行，从而端正政务枢机，使政权平衡，使教化流行、政事兴盛的。《易》内传说：“凡是灾异发生，各自按照其正道的变化来加以消除，也可以消除【《易稽览图》的话，‘正政’之意】。臣恭敬地思量，陛下亲自处理政务直到太阳偏西，勤勉地做到三省，思考过失、顾念罪咎，务必消除敬畏和悔恨【祗，意为大。《易》复卦初九说：‘无祗悔，元吉’】。如今社会风气奢侈放纵，恩情浅薄、义气淡薄。要挽救奢侈，必在于提倡俭约；要挽救浅薄，没有比敦厚更好的办法；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修明礼制、遵守俭约，大概只有在上位者兴起改革、改变文饰风气，浅薄之事才不会流行于下。因此，《周南》的德化，是《关雎》所体现的为政根本；根本确立，道就会产生，风吹草就随风而倒；澄清水源，水流就清澈；混浊根本，末流就污浊。天地运行的道理，大概就像风箱，以内部空虚为功用，由近处推及远处【籥，像笛子，有六个孔，内部空虚而气息无穷】。臣近来看到，过去以来帝王园陵多次发生灾害【阳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庑发生火灾；永建元年秋，茂陵园寝发生火灾】；火光炽烈凶猛，惊动了神灵。《易》论天人感应说：“君子不思考遵循正利，反而越发说是没有恩泽，那灾祸就是妖火烧毁他的宫室。” 又说：“君主建造高台府第，触犯阴气、侵凌阳气，那灾祸就是火灾。”又说：“上面不节俭，下面不节制，灾火一齐发生，烧毁君主的房屋。”近来修缮治理西苑、修复太学【永建六年修建太学】，宫殿和官府，多有构筑装饰之处。从前盘庚迁都殷地，舍弃奢侈而趋向俭朴；夏后使宫室低矮简陋，却把力量用尽来使政教尽善。又，鲁国人要修造长府，闵子骞说：“仍然沿用旧的制度就好，何必改建呢？”臣愚昧地认为，各项修缮工程都可以酌情减省，用粮食赈济贫民，救助供养孤儿寡妇；这就是上天的意旨，是百姓的福庆，是仁德的根本，是俭约的要领。哪里有顺应上天、养育百姓、实行仁德和俭约，却不降下福祉的道理呢？土属于地祇，具有阴的性质，清澄宁静，正应在施行教化的时候恭敬对待而不要扰动它。臣私下看到，正月以来阴暗连日不晴。《易》内传说：“长久阴天而不下雨，是气机紊乱；这是防备之象。”所谓防，是指君臣上下相互僭越而造成混乱。又说：“贤德之人得不到任用，那异常就是长久阴天。”贤者是教化的根本，云是降雨的条件。得到贤者却不任用，就如同长久阴天却不下雨。又在前些日子，寒冷超过了时令，水已经解冻，随后又重新凝结。寒气过去，暑气就到来；暑气过去，寒气就到来。这是说日月相互推移、寒暑彼此交替，以此生成万物。如今立春以后，火卦主管时令，本应温暖却仍然寒冷，这是违背时节的现象，是由于功劳得不到奖赏而刑罚却必定加重所造成的。应当等到立秋，再顺应时气施行刑罚。臣恭敬地考察飞候之术，参照考察各种政事【京房撰作《易》飞候】，认为立夏以后，应当有地面震裂、涌水成灾的祸害。近来荧惑星又运行失常，时而盈满、时而退缩，往来经过舆鬼，环绕轩辕【《天官书》说：舆鬼是南方的星宿；轩辕象征后宫】。火精属于南方，代表夏季的政令。如果政事失礼、不遵从夏令，荧惑就会运行失常【荧惑位于南方，主管夏季，象征礼和视察。礼制亏缺、视察失误，不施行夏令，荧惑就会感应而逆行】。正月初三至初九，是三公卦值日的日期【卦的法则是：第一爻代表元士，第二爻代表大夫，第三爻代表三公，第四爻代表诸侯，第五爻代表王位，第六爻代表宗庙。按分配卦爻主管日期的方法，一爻主管一天，所以初三、初九都是三公主管的日子】。三公在上对应天上的台阶，在下与君主同为一体【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这里说三公在上象征天上的台阶，在下与君主同体】。政事失去正道，寒阴之气就会反常而违背时节。《节彼南山》这句话，吟咏于《周诗》之中；“股肱良哉”之语，则记载在《虞典》里。然而如今在位的官员，竞相寄托于高谈虚论，接受累钟之多的俸禄，忘记天下的忧患，悠闲俯仰，卧病而自求安逸。只要披上防文便能得到赐钱，马上又起身了。这样的疾病多么容易患上，痊愈又多么迅速。用这种办法消除隐藏的灾异、兴起太平盛世，难道能够办到吗？如今选拔刺史、太守，任用三府【三公】长吏不当，出了问题便归咎州郡。州郡有过失，难道能不归责于举荐者吗？但陛下对他们更加尊崇，下面怠慢政事的情况也更加严重。这正是所谓大网疏而小网密【指对三公宽缓，对州郡严苛】。三公并不是臣的仇人，臣也不是狂妄之徒。所谓发愤忘食、诚恳不止，是因为实在忧念朝廷想要达到兴盛太平，并不是不能当面称誉他们。臣生长于民间，不懂禁忌，披露内心，写文章不避言辞，即使伏在刀锯鼎镬之下，也至死不敢怨恨。谨到宫阙进奉奏章，伏候严厉的诛罚。《御选古文渊鉴》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目录 汉 刘梁 《辨和同论》李固 《灾异防对》《陈事疏》《援日南议》皇甫规 《举贤良方正对防》陈蕃 《谏封赏内宠疏》刘瑜 《陈事书》刘陶 《铸钱议》张敞 《上王畅奏记》傅燮 《请诛中官疏》蔡邕 《上灵帝封事》《幽冀刺史久阙疏》《谏伐鲜卑议》《司空文烈侯杨公碑》《郭有道碑文》《文范先生陈仲弓碑》郑康成 《诗谱序》孔融 《肉刑议》《告高密县教》应劭 《上汉仪疏》陈琳 《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臧洪 《报陈琳书》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编注 汉 刘梁【字曼山，另一名为岑，东平宁阳人。桓帝时举为孝廉，授北新城长，儒学教化大为流行】

译《辨和同论》事情有违背常理却能成功的，道理有顺从情势却失败的，义理有出于爱护却造成祸害的，也有出于厌恶却成为美事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明智者所得到的，昏暗虚伪者所失去的。因此君子对待事情，不偏爱也不厌恶，一定用义理来考察它。成功由和谐兴起，失败由苟同产生，所以用可以补救否定的叫作“和”；好恶没有差别的叫作“同”。《春秋左氏传》说：“和就像羹汤，用酸、苦等调和它的味道【剂，即调和】；君子吃了它来平和心情。同就像水，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还能喝呢？琴瑟只弹奏同一个音调，谁还能听呢？所以君子的行为，周全而不结党，和谐而不苟同，以纠正过失为正道，以匡救邪恶为忠诚。经书说：‘顺从美善，匡正挽救邪恶，那么上下和睦，就能彼此亲爱。’从前楚恭王病重，召见大夫说：‘我没有德行，年轻时主持国家【楚恭王的名字】。’ 【审】丢失先君的基业，使楚国军队覆败【指鄢陵之战被晋国击败】，是我的罪过。如果凭借宗庙神灵，能够保全性命直到死亡，请给我谥号“灵”；如果称作“厉”，大夫们答应吗？【谥法中，乱而不损害他人叫“灵”，杀戮无辜叫“厉”】等到他死后，子囊说：“不对【子囊，楚国令尹的名字】。侍奉君主的人，应当顺从他的善处，而不顺从他的过错。赫赫的楚国由君主统治，抚定南海，教化遍及诸夏，所受的荣宠很大【宠，即荣誉】。有这样的荣宠而能知道自己的过错，难道不能称为恭敬吗？”大夫们同意了他的意见【谥法中，有过错而能改正叫“恭”】。这就是违背君意却得到正道的例子。后来灵王骄奢淫逸、暴虐无度，芋尹申亥顺从灵王的欲望，陪他死在干谿，还让自己的两个女儿殉葬，这就是顺从却丧失义理的例子【芋尹申亥是申无宇的儿子。干谿之役时，申亥说：“我的父亲两次违抗王命，君王却不杀他，还有比这更大的恩惠吗？”于是寻找君王，终于在棘闱遇到他，把君王带回；灵王自缢后，申亥让自己的两个女儿殉葬并安葬了她们】。鄢陵之战时，晋楚两国交战，阳谷献上酒，子反因此丧命，这就是出于爱护却造成祸害的例子【《淮南子》说，楚恭王与晋人在鄢陵交战，战斗正酣时恭王受伤，司马子反口渴求饮，阳谷献酒给他。子反为人嗜酒，觉得酒味甘美，不能从口边停下，于是醉倒睡去。恭王想再次交战，派人召子反，子反以生病推辞。恭王驾车亲自前往，进入帷帐闻到酒气，大怒，杀死子反示众】。臧武仲说：“孟孙憎恶我，是药石；季孙爱护我，是美丽的毒疮。毒疮的毒性越来越深厚，药石却还使我活下来。”这就是把厌恶变成美事的例子【武仲就是臧孙纥。《左传》说，孟孙去世，臧孙进来哭得十分悲哀，他的车夫说：“孟孙憎恶您，您却悲哀成这样；如果季孙死了，您将怎么办？”臧孙回答了上述的话】。孔子说：“智慧是难得的，即使有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却不被鲁国容纳，也是有原因的：他的行为违背顺理，施行事情又不能推己及人【季武子没有嫡子，公弥年长，悼子年幼。武子喜爱悼子，想立他为继承人，向申丰询问，申丰说：“不可以。”又向臧纥询问，臧纥说：“请我喝酒，我替你立他。”季氏请大夫饮酒，臧纥为宾客。献酒之后，臧孙命人面向北重铺席子、换上新酒并使之洁净，召悼子下堂迎接他，大夫们都站起来，于是悼子被立为继承人。季氏任公弥为马正。后来公弥即位，孟孙羯与他一起在季氏面前构陷臧纥，臧纥逃奔齐国】。可见这是赞赏他知晓义理，却讥刺他违背正道。明知却违背它，是虚伪；不知道而失误，是昏暗。昏暗和虚伪造成的祸患是一样的。祸患所在，不只在于智慧达不到，也在于智慧已经达到却又违背它。所以说，智慧足以达到，仁德却不能守住，即使得到它，也一定会失去。《夏书》说：“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众事都推己及人而施行，这才可以称作忠而有智【庶，众多。意思是对众多事情都推己及人而施行，这才可称为忠而有智】。”因此君子的行为，一举一动都思考义理，不因利益而走邪路，不因义理而感到羞惭【回，邪。疚，忧病】；进退周旋，只以道义为务。如果违背道义，即使兄弟也不徇私；如果合乎义理，即使仇敌也不抛弃。所以解狐推荐仇人祁奚【《左传》说，晋国祁奚请求退休，晋侯问继任者，他推荐解狐，解狐是他的仇人】；二叔承受周公的祸害，勃鞮因违逆文公而成全他【勃鞮，是晋国的寺人披。《左传》说，晋献公派寺人披到蒲地攻打公子重耳，寺人披斩断了重耳的衣袖。等文公归国后，吕甥、郤芮准备焚烧公宫并杀害文公，寺人披把吕、郤的阴谋告诉文公；他起初虽违逆文公，后来终于成全了文公】；傅瑕因为顺从厉公而失败【郑厉公被祭仲驱逐，后来进攻郑国到大陵，俘获郑大夫傅瑕，说：“如果你放了我，我请求把你接回来。” 厉公与他盟誓并赦免了他。傅瑕杀死郑子而迎立厉公，厉公于是又杀了傅瑕】；管苏因为憎恶而违逆君主，却得到任用，申侯因为爱护而顺从君主，反被斥退，这都是用义理来考察的【《新序》说，楚恭王生病，告诉大夫们：“管苏以义理触犯我，以礼法违逆我，与他相处不得安宁，不见他却又想念他，然而他从未有所收获。等我死后，要在朝廷给他爵位。申侯伯顺从我的欲望，实行我喜欢的事，与他相处就安宁，不见他便想念他，然而他从未有过收获，一定要赶快遣走他】。所以说，不在于违逆或顺从，而以义理为判断；不在于憎恶或喜爱，而以道义为尊贵。《礼记》说：“喜爱一个人却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优点，这才叫考察义理。” 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官至太尉，被梁冀杀害】《灾异策对》【阳嘉二年发生地震、山崩、火灾等灾异，皇帝下诏询问为政应采取的措施，所以李固作答。顺帝读到他的回答，立即将阿母遣送回府，把诸位常侍都叫来叩头谢罪，朝廷于是肃然】

译臣听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珍视山川。王道施行得当，阴阳就和谐；政治教化违背正道，崩塌震动就成为灾害。这些都关系到上天的意志，并在实际成效中显示出来。教化要靠职官来完成，官职要由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古代升进官职的人有德行才可以授予爵位【意思是有德之人才能加授爵命】；如今升进官职的人只凭钱财和势力。臣听说诏书务求宽厚博大，痛恨严酷暴虐。然而如今长吏多以杀伐取得声名，必定得到升迁和奖赏；那些保持宽和、没有党援的人，往往被斥退。因此淳厚的风气不能发扬，浮薄的习俗没有改变。即使刑罚繁多、禁令严重，又怎能有益呢？前孝安皇帝改变扰乱旧有典章，封赏阿母【阿母王圣】，因而制造灾祸，使樊丰一类人趁机掌权放纵，侵夺君主威权，改乱嫡系继承人【指顺帝为太子时被废为济阴王】，以至圣上自身狼狈，亲自遭遇艰难。后来既从困危中脱身，兴盛登基，天下百姓都仰望期待。经过风俗政事积弊之后，容易实现中兴，实在应当充分思考善政之道。然而议论者仍说，如今的事情又和从前相同。臣身处山野草泽，内心十分痛苦。实在是汉朝兴起以来三百多年，贤圣相继有十八位君主，难道会没有乳母的恩情，难道会忘记爵位赏赐的宠荣吗？然而皇上畏惧天威，俯首依据经典，知道这样做不合义理，所以没有封赏。如今宋阿母【指宋娥】虽然有很大的功劳和勤谨的德行，但只要增加赏赐，便足以酬答她的劳苦。至于分封土地、建立侯国，实在违背旧有典章。听说阿母性情谦虚，一定会推辞。陛下应当允许她辞让封国的高尚行为，使她成就长久安宁的福分。妃后之家之所以很少能够保全，难道是天性如此吗？只是因为爵位尊贵显赫，专门总揽权柄，天道厌恶盈满，而不知道自我减损，所以终于倾覆。先帝宠爱阎氏，给她的位号升得太快，所以她遭受灾祸还来不及转瞬。老子说：“进取锐利的人，退下来也快。”如今梁氏是戚属，居于椒房，按礼制不能把他当作臣下，以高爵尊崇他，还可以说得过去。但他的子弟和众多亲从，荣宠显赫一并加给他们；永平、建初年间的旧例，大概并不是这样。应当让步兵校尉梁冀以及各位侍中回到黄门的官职任所，使权力离开外戚，政权归于国家，难道不是很好吗？诏书又规定侍中、尚书等中臣的子弟不得任吏、察举孝廉，是因为他们掌握威权，容易容纳请托。可是中常侍处在皇帝身边，声势震动天下，他们的子弟做官享禄却没有限制。虽然表面上托辞谦默，不干预州郡，但谄媚虚伪的人仍望风而来，争相举荐。如今也可以为他们设置同样的禁令，与中臣一视同仁。从前馆陶公主【光武帝的第三个女儿】替儿子求郎官，明帝不答应，只赐给她钱千万。之所以看重丰厚的赏赐而轻视低微的官位，是因为任用官员如果失去人才，就会祸害百姓。臣私下听说，长水司马武宣打开阳城门，候羊迪等人没有其他功劳，初次授官便成为真官。这虽是小小的过失，却会逐渐破坏旧有章法。先圣的法度，应当坚决守护。政教一旦跌落，百年也不能恢复。《诗经》说：“上帝反复无常，下面的百姓全都困苦。”这是讥刺周王改变祖先的法度，所以使下民几乎全都患病。如今陛下设有尚书，就像上天有北斗一样。北斗是上天的喉舌，尚书也是陛下的喉舌。北斗斟酌元气，运行四时；尚书传达和收纳君王的命令，把政令布施于天下【赋，布施】。权力尊贵、势力重大，责任也归于他们。如果不能平心持正，灾异一定会到来。实在应当慎重选择其人，来辅佐圣明的政事。如今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外有公卿、尚书，内有常侍、黄门。譬如在一扇门之内处理一家之事，安定时共同享受福庆，危急时共同承受祸败。刺史、二千石在外统领职事，在内接受法则。树的表干弯曲，影子一定歪斜；水源清洁，流出的水一定洁净。这就像敲击树根，百枝都会震动。《周颂》说：“轻轻振动它，没有不震动的【《时迈》诗中‘振’作‘震’】。”这是说内部一有动作，外部就会响应。由此说来，本朝的号令，怎么可以有差错呢？一旦打开了缝隙，邪恶之人就会动心；争逐利益的风气一时兴起，仁义之道就会闭塞，刑罚也不能再禁止，教化引导因此逐渐败坏。这是天下的纲纪，也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陛下应当打开石室，陈列图书，召集儒生，引导他们询问政治得失，指出灾变的征象，以求知晓上天的意旨。他们的言论有合乎道理的，就立即施行，并显著提拔发言的人，以表彰有才能者。这样，圣明的听闻就会有所获得，忠臣也能竭尽所知。还应当罢退宦官，削弱他们的权力，只设置两名常侍，选用正直有德者在身边省理事务；设置五名小黄门，选用才智而娴雅者在殿中供事。这样，议论者的怨言便可平息，太平盛世也可以实现。臣之所以敢陈述浅陋昏昧的意见，冒昧使陛下听到，是希望也许皇天想借臣来使陛下觉悟。陛下应当仔细察看臣的话，怜悯并赦免臣的死罪。《陈事疏》【当时李固升任将作大匠，向皇帝上疏陈述政事】臣听说，气中清明的成为神，人中清明的成为贤者。修养身体的人把锻炼精神作为珍宝，安定国家的人把积聚贤才作为治国之道。从前秦国想谋取楚国，楚国王孙圉在西门设置坛场，陈列名臣，秦国使者惊惧不安，于是停止了用兵。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尊敬段干木，所以群贤争相归附，声名超过齐桓公，秦人不敢从西河窥伺进兵，这大概就是积聚贤人的效验。陛下平定乱局、如龙飞腾，刚刚登上帝位，征召南阳的樊英、江夏的黄琼、广汉的杨厚、会稽的贺纯，诏书中赞叹不已，待以大夫之位。因此山林幽隐之人、具有才智谋略的人，都弹去冠尘、振整衣冠，乐于求得任用，四海欣然归服。圣德丰厚，诸人任职后，虽没有奇异功绩，却始终警惕勤勉，孜孜以忧国为志。臣先前在荆州，听说杨厚、贺纯等因病免职回乡，实在为时代惋惜。一天朝见时，看到侍中们都很年轻，没有一个宿儒大臣可以顾问，实在令人叹息。应当征召杨厚等人回来，以满足众人的期望。黄琼长期担任议郎，已经将近十年，众人都感到奇怪：他起初受到隆重尊崇，如今反而更加滞留。光禄大夫周举，才略高明、品行端正，应当任职常伯，向他询问政事言论。侍中杜乔，学问深厚、品行正直，是当世良臣，长期托病，应当下令让他起任。《援日南议》【永和二年，日南象林郡以外的蛮夷区怜等人反叛，攻打郡县。顺帝召集公卿百官会议，准备调发荆、扬、兖、豫四州四万人前往。李固任大将军从事中郎，驳斥这一主张，四府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译如果荆州、扬州没有事情，调发他们还可以。如今两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的蛮夷还没有安定，长沙、桂阳又屡次被征发；如果再加以扰动，一定会重新产生祸患，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兖州、豫州的人又突然被征发，远赴万里，没有归期；诏书催逼紧迫，一定会导致叛逃，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南方气候温暖炎热，又有瘴气，造成死亡的将有十分之四五，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远行跋涉万里，士卒疲劳，等到达岭南，已经不能再作战，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军队行进三十里为一程，而日南距离这里九千多里，要三百天才能到达。按每人每天供给廪米五升计算，用米六十万斛，还不计算将吏、骡马的食物；只运送铠甲、供给自身，费用就已经如此，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假如军队到达目的地，死亡的人一定很多；既不足以抵御敌人，又必须再次征发，这就像割自己的心腹来补四肢，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九真与日南相距千里，调发当地吏民尚且不能承受，何况要使四州士卒承受万里艰难前往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从前中郎将尹就讨伐益州叛羌，益州有谚语说：“敌人来了还可以，尹将军来了就要杀我。” 后来尹就被征召回来，把军队交给刺史张乔；张乔凭借原有的将吏，在一个月之内就把敌寇全部击破消灭。这证明调发将领并没有益处，也证明州郡可以承担责任。应当重新选拔勇敢有谋略、仁慈而能任事的人担任刺史、太守，全都让他们共同驻守交阯。如今日南兵力单薄，没有粮食守备，既不足以作战，也不能自保；不如把那里的吏民全部迁往北方，依附交阯，等事情平定以后，再命令他们返回本土。还可以招募蛮夷，使他们相互攻伐，转运金帛作为他们的资助；有能施行反间、取得敌方首领首级的人，允许给予封侯、分封土地的赏赐。原并州刺史、长沙人祝良性情勇敢果断，南阳人张乔先前在益州有击破敌人的功劳，都可以任用。从前太宗立即加授魏尚为云中太守，哀帝当即任命龚舍为太山太守；应当立即任命祝良等人，让他们就近赴任。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延熹年间任泰山太守，被征召授为议郎，后来任度辽将军，升任弘农太守，封寿成亭侯】《举贤良方正对策》【冲帝、质帝之间，梁太后临朝听政，皇甫规被举为贤良方正，回答策问】我恭敬地思考，孝顺皇帝起初勤于治理国政，整饬四方纲纪，因此天下获得安定。后来遭遇奸诈虚伪之徒，威权被分给近臣，他们蓄积财货、聚集马匹，所听到的都是嬉戏谑浪之事。又凭借宠幸关系，接受贿赂、出卖爵位，任由宾客在其中交错往来，天下纷扰不安，跟随叛乱如同归家。因此每次有战争，很少不遭受挫败和伤亡，官府与百姓都已耗尽，上下都陷于空虚。臣在关西，私下听到各方消息，却没有听说国家真正有所褒贬进退【先后，指进退。意思是国家没有随意进行褒贬升降，反而是权贵宠臣决定祸福】；而威权和福祉的来源，全都归于权贵宠臣。陛下德性兼有乾坤，聪明圣哲而纯厚丰盛，临朝执政之初，拔擢任用忠贞之士，其余纲纪也多有改正，远近之人都欣然仰望太平。可是地震以后，雾气白浊，日月无光，旱魃肆虐，大盗横行，鲜血染红田野，百姓全都不得安宁，谴责警诫接连而来，大概是奸臣权力过重造成的。那些尤其无状的常侍，应当赶快罢免遣送，扫除凶恶党徒，收缴他们的财物贿赂，以平息百姓的痛苦怨恨，来回应上天的警诫。如今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处在周公、召公的职位上，是国家的镇石，又与王室世代结为姻亲【梁商的女儿是顺帝皇后，后来他的另一个女儿又成为桓帝皇后；梁冀是梁商的儿子，所以说世代姻亲】。现在他们所立的名号虽然尊贵，也可以说得过去，但实在应当进一步修养谦逊的节操，以儒术辅佐政事，减少和去掉游宴娱乐等不急迫的事务，削减宫室宅第中没有益处的装饰。君主好比船，百姓好比水，群臣是乘船的人，将军兄弟是操桨的人。如果能够意志平和、竭尽力量，使百姓渡过困境，这就是福分。如果懈怠松弛，船将沉入波涛，难道能不谨慎吗？德行与俸禄不相称，就像挖低城墙的根基来增高城墙，难道是量力审察功效、使国家安固的办法吗？凡是那些老奸巨猾之徒、嗜酒之人、游宴宾客，都听纳邪僻之声，口出谄媚之言，甘心逸乐游荡，倡导制造不义，也应当贬斥，以惩戒不守法度的人。应当让梁冀等人深思得到贤才的福分和失去人才的祸患。如今在位者尸位素餐，尚书怠慢职守，有司因循两可，没有人肯纠察，所以使陛下只听到专门进谄媚的言论，听不到宫门之外的情况。臣确实知道阿谀逢迎可以得到福分，直言深谏会接近灾祸，难道敢隐藏内心来逃避诛责吗？臣生长在边远之地，很少有机会登上紫庭，因恐惧而失去常态，言语没有完全说出心里话【梁冀恼怒皇甫规讥刺自己，把他列为下第，授为郎中；皇甫规托病免职回到州郡，州郡官员承奉梁冀意旨，几次想陷害他使他死去】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官至太傅。上疏请求诛杀曹节、王甫等人，被曹节等害死】《谏封赏内宠疏》【当时桓帝封赏超过制度，后宫宠幸之人十分多，陈蕃上疏劝谏，桓帝颇能采纳他的意见，因此放出宫女五百多人】臣听说，有志于社稷的人，是为了社稷；侍奉君主的人，如果只是取悦君主，就是为了容悦。如今臣承受圣朝恩宠，身居九卿之列，看到错误却不劝谏，就是在取悦君主。诸侯在上对应二十八宿，光耀垂照于天，在下对应所分封的土地，作为屏障保卫上国【上象四七，指二十八宿各自主管诸侯的分野，所以说在下对应分封的土地】。高祖的约定是没有功劳的臣子不得封侯；可是听说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的父亲邓遵从前的功劳，又给尚书令黄儶加爵。祖先已经断绝的封爵，近臣却凭借不合义理的理由授予封邑；左右亲近的人凭无功劳而承受传递的赏赐和官位，也不考察其才能是否适任；分割土地却不考量功劳。甚至一家之中有好几个人封侯，所以星象失去法度，阴阳错乱，庄稼不能丰收，百姓不能安康。臣知道封赏的事情已经施行，再说也来不及了，只希望陛下从此停止。近几年收成十成中损失五六成，百姓数万人饥寒交迫，无法维持生活；而采女数千人，吃肉穿绮，脂油粉黛的花费无法计算。民间俗语说：“盗贼不过五女门，因为女子会使家庭贫困。”如今后宫女子难道不会使国家贫困吗？因此倾宫的女子被嫁出，天下就受到感化【《帝王纪》说，纣王建造倾宫，搜集许多美女充入其中；武王讨伐殷朝，于是把倾宫中的女子送给诸侯】；楚国女子悲伤，西宫便发生灾害【《公羊传》西宫灾注说：当时僖公把齐国陪嫁的女子立为嫡妻，楚国女子被废居西宫，因悲愁怨恨而造成灾害】。况且把她们聚集起来却不让她们侍奉君主，必然产生忧愁悲伤的情绪，从而招致水灾、旱灾交相发生的困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万人〕

译刑狱是用来禁止奸邪违法的，官职是用来任用相称的人治理事务的。如果刑法失去公平，官职用错了人，那么王道就会有缺失，天下的议论就会说，刑狱由怨恨而起，爵位靠贿赂取得。若不是有污秽之处，苍蝇不会飞来。陛下应当搜求政治得失，选择并听从忠诚善良的意见，发布尺一诏书选举人才，交给尚书和三公办理【尺一，指长一尺一寸、用来书写诏书的木板】，使褒奖、责罚、诛杀、赏赐各自归于应得之人，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刘瑜【字季节，广陵人。桓帝延熹年间，授为议郎。窦武想大规模诛杀宦官，召他共同谋划。窦武失败后，刘瑜也被诛杀】《陈事书》【刘瑜起初被举为贤良方正，上书陈述政事】臣刘瑜自念出身东方鄙陋之地，能够凭借沛丰一带皇族后裔的身份，受到征召并再次授官，没有去充任士卒，都是因为太尉杨秉知道臣私下窥读典籍，过分地加以显著举荐，实在希望臣愚直的意见能对国家有万分之一的补益。然而杨秉的忠诚谋略没有实现，生命先于朝露消逝。臣身处下土，听到民间歌谣，听闻骄臣暴虐、政治苛酷的事情和远近百姓呼号叹息的声音，私下感到辛酸悲痛，泣血不止。幸而获得召见录用，得以答复圣上的询问，倾吐内心深情，不敢庸俗邪曲。实在希望陛下暂且以等待天意的忧虑，考察古今往事：百姓为什么叹息，上天为什么发生变异？诸侯的职位在上对应二十八宿，光彩显著，国家的盛衰与之相关。如今宦官中的邪恶之徒并肩封土，他们都争相建立子嗣，使爵位世代相传；有的乞求远支亲属的儿子，有的在市井买来孩子，几乎违背了开国承家之义。古代天子娶一位正妻、九位妾媵，妹妹和侄女都有次序，河图授予继承人，正是在九个宫室之中。如今以美色受宠的女子充满闺帷，都应当增加她们的玩赏服饰，使她们白白耗食于空宫，劳损精神，滋生六种疾病【《左传》说，天有六气，过度则产生六种疾病】；这是国家的耗费，也是生民的伤害。况且天地的本性，阴阳有正常的纲纪；如果隔绝它们的道路，水旱灾害就会一并发生。《诗经》说：“五日约定归来，到了第六日还没有到【《诗经·小雅·采绿》篇，詹，至。约定五日归来，到了第六日还未到，是妇人怨恨丈夫久不归】。”怨妇旷夫作歌，是孔子所记录的。何况她们从幼年直到长大，幽闭收藏，终身不得出宫；又有常侍、黄门，也广泛娶妻，怨恨恶毒的气息郁结起来，便会形成灾异。行路之人都说，官府发兵掠取人家的女子，女子被带走后又被安置回去，彼此转相惊惧，谁能不感到惶然？没有缘由，不会凭空产生这种诽谤。邹衍不过是平民，杞梁的妻子不过是妇人，尚且有城墙崩塌、夏日降霜的异象【邹衍在燕惠王时尽忠，燕王听信谗言把他拘禁；邹衍仰天哭泣，正值盛夏而天降霜。齐庄公灭莒，杞梁殖战死；他的妻子到城下迎接丈夫尸体，哭了十天，城墙因此崩塌】，何况众人一同怨恨，难道会没有感应吗？从前秦国建造阿房宫，国内有许多受刑之人；如今宅第不断增多，穷极奇巧，挖山采石，不避农时【《月令》说孟夏之月不得毁坏房屋，不得兴土木，不得征发民众】，又用严刑催逼、用正法威吓，百姓本来无罪却反复被牵连，百姓有田地又被反复夺取。州郡官府各自审理案件，奸情和贿赂全都成为官吏的诱饵。百姓忧愁郁结，起而加入盗贼，官府便动用军队，诛讨他们的罪行。贫困的百姓，有的甚至卖掉自己的首级来求取赏钱；父亲和兄长相互替代受死，身体残缺，妻子儿女彼此相对；百姓被分裂、困穷到这种地步，官府又这样讨伐他们，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而且陛下以北辰般尊贵的身份、神器般宝贵的地位，却屡次到近臣之家、私幸宦官宅舍，宾客和买卖之事充斥其中，因而他们暴横放纵，没有什么不敢容纳。如今三公在位，都博通而明达道艺，却各自端正自身，没有人出来匡正补益，并不是他们没有智慧，而是害怕死刑和惩罚。只有陛下设置七位谏臣，以扩大进谏的道路【古代天子有七名谏臣，指三公以及前疑、后丞、左辅、右弼】，并打开东序，取出金縢和史官的典籍，遵循尧、舜、禹、汤、文、武兴盛国家的道路，远离奸佞邪恶之人，放弃郑、卫淫靡之声，那么政治就能达到和平，德行也能感召祥瑞之风。臣诚恳地推究实情，所说的话不值得采纳，又害怕因此触犯陛下，心中惊惧不安。刘陶【字子奇，另一名为伟，颍川颍阴人，是济北王刘勃的后代。灵帝时任御史，因言辞切直触犯宦官，被下入黄门北寺狱，审讯逼迫甚急，于是闭气而死】《铸钱议》【当时刘陶游学太学，曾上书说：因为货物贵重、钱币轻薄，所以导致百姓贫困，应当改铸大钱。此事交给四府群僚以及太学中能发表意见的人讨论，刘陶于是上奏议论。灵帝最终没有铸钱】圣明的君王承受上天之命来制定万物的制度，与人民共同进退；建立功业，众人就喜悦；兴起战争，军队也以随军出征为乐。因此灵台有远方来归的人，武王的军队有像水草中的野鸭一样喜悦的士卒【武旅，指周武王的军队；野鸭得到水草，借指喜悦】，都是因为举措合乎时宜，行动顺应人的常情。臣恭敬地读到铸钱的诏书，平衡钱币轻重的议论，询问深远幽隐之处，不遗弃困穷卑贱的人，所以像臣这样吃粗食的人也被错误地召来参与。臣以为，当今的忧患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百姓饥饿。养生的道理，是先解决食物然后才谈百姓【按：此处“民”当作“货”】。所以先王观察天象来养育万物，慎重地把农时授予百姓，使男子不荒废田亩，女子不离开织机；因此君臣之道得以施行，王道教化得以通达。由此说来，粮食才是国家的珍宝，是养活百姓最为贵重的东西。臣私下看见，近年以来，良苗全被蝗虫吞食，织机上的丝帛又被公家、私家索取一空；百姓所急迫的是早晚的饭食，所忧患的是无休止的劳役，难道是钱币货物的厚薄、铢两的轻重吗？即使让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成和氏璧【《诗经》说“大路南金和玉”，和玉即卞和所得之玉】，如果百姓口渴却没有水喝，饥饿却没有食物，即使有皇羲氏的纯厚德行、唐尧虞舜的文明政治，也仍然不能保全宫墙以内的国家。百姓可以一百年没有货币，却不能一天忍受饥饿，所以粮食是最紧急的事情。议论铸钱的人不懂得农事生产的根本，多谈铸造冶炼的便利；有的人还想借机行诈，以谋取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将要耗尽，争夺的人就会竞相行动，于是铸钱的祸端便由此产生。假如一万人铸钱，却有一个人夺取，尚且不能满足需求，何况如今由一个人铸钱，却要让一万人来争夺呢？即使把阴阳当作燃料、把万物当作铜【这是贾谊的话】，役使不吃饭的百姓，役使不会饥饿的士卒，也仍不能满足无止境的需求。要使百姓富足、财物充裕，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这样百姓不劳苦也能富足。陛下德行圣明，怜悯天下的忧愁，伤痛百姓的艰难，想铸钱来调齐货币、挽救弊病，这就像在沸腾的鼎中养鱼、在烈火之上让鸟栖息；水和树木本来是鱼鸟赖以生存的东西，用得不合时宜，也必然使它们焦烂。希望陛下放宽刻削严薄的禁令，暂缓冶铸的议论【锲，刻削】

译【○口结反】听取百姓的歌唱吟咏，询问行路老人的忧虑【《说苑》说：孔子经过防地中途，听到哭声十分悲哀，便让车子避开而询问。虞丘子回答说：“我有三件过失：年轻时喜欢学习，周游天下，回来时父母已经去世，这是第一件；侍奉君主时骄傲奢侈，不能成就事业，这是第二件；厚交朋友而后来断绝关系，这是第三件】。观察日月星三光的光彩，察看山川各自的流向【三光，指日、月、星。分，指山川的分流。意思是日月有日食、月食等灾变，星辰有错乱运行的变化，所以观察它们的光彩；山崩川竭，都是灭亡的征兆】，天下人的心情、国家的大事，就都会清楚地显现，不会再有遗漏和疑惑。臣曾诵读《诗经》，读到“鸿雁飞到野外”所表现的劳苦和哀痛，以及辛勤修筑百堵墙的事情【《诗经·小雅·鸿雁》篇：“鸿雁飞翔，羽声肃肃；这些人出征，在野外辛苦劳作。鸿雁飞翔，聚集在水泽中央；这些人修筑墙垣，百堵同时动工。”说的是国家毁灭后，征发役夫建造房屋、修筑墙壁，百堵同时兴作】，每每长久叹息、胸怀感慨而读到诗篇中段；近来听到征夫饥饿劳苦的声音，比诗歌所写还要严重。因此回想起鲁国一个妇人的吟咏，鲁国的忧患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列女传》说：鲁国漆室邑的女子，年过婚嫁年龄仍未出嫁。穆公时，国君年老，太子幼弱，女子倚着柱子哭泣。邻妇跟她游玩，对她说：“为什么哭得这样悲伤？你想嫁人吗？”漆室女说：“唉！起初我以为你有见识，如今反而发现你没有见识。难道是为了出嫁的缘故吗？我是忧虑鲁君年老而太子年幼啊！【见“白驹”之意】我内心忧惧彷徨，不能安睡。【《小雅·白驹》说：“洁白的白马，吃我田场的禾苗；把它拴住，把它系住，以便长久留住今朝。”白驹比喻贤人。“监寐”犹如说寤寐。】我私下想到，如今天下土地广大却不能耕种，百姓众多却没有食物，小人竞相起用，进而执掌国政，像鹰一样在天下飞扬，像鸟一样四处掠取以求饱食，吞食饥饿直到骨头，彼此并吞而没有满足。我实在担心，最终会有服役的人和穷困的工匠从筑墙修台之间起兵。【役夫，指陈涉起兵于蕲；穷匠，指骊山服役的人。】他们扔下工具，挽袖挥臂，登上高处远远呼喊，使忧愁怨恨的百姓闻声响应，像云聚一般；天下八方分崩离析，中原从内部溃败。【《公羊传》说：“说梁亡是什么意思？是像鱼从内部腐烂而灭亡。”这是说从内部发生溃烂。】即使有方尺大的钱，又怎能挽救危局？这就像举起能容纳牛的大鼎，却只挂在一根细枯枝的末端。【函牛之鼎，指大鼎；絓，挂。】这就是诗人所以忧思回望、伤心流泪的原因。【见《小雅·大东》。】臣下我东野狂妄昏昧，不通达大义，因而冒昧涉及这些事情，回答超过了您所问的范围，知道一定会把自身投入鼎镬之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张敞【王畅的功曹】张敞给王畅上奏记。【王畅任南阳太守时，振作威严，严厉办事；豪强党羽中有罪恶污秽的人，没有不被揭发查办的。他搜查没收赃物，有时甚至拆屋伐树、填井毁灶，豪强大为震恐。张敞上奏记劝谏王畅，王畅深深采纳，便改而崇尚宽缓的政务，谨慎用刑，减少刑罚，教化于是得以推行。】五种教化以宽厚为本，这一点写在经典之中。商汤撤去三面罗网，天下归向仁德；周武王进入殷地，首先废除炮烙之刑；汉高祖鉴于秦朝的教训，只制定三章法令；孝文皇帝受到缇萦的感动，废除了肉刑。卓茂、文翁、召父这一类人，都痛恨邪恶和严酷苛刻，致力于崇尚温和厚道。【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太守，施行仁爱教化；宣帝时，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他的教化大为流行。】仁贤的政绩流传后世。明智的君主，应当像罗网漏掉吞舟的大鱼一样宽大，然后日月才能在上天明亮，人民才能在下安乐。这些话说起来仿佛迂阔，效果却很近便。拆屋伐树，势必会造成严酷惨烈；即使想惩罚邪恶，也难以使远方听闻。凭借明府您上等的才智和如日月般的光辉，施行仁爱恩惠的政令，那么天下都会改变看法，实在可以有折断树枝那样容易的效果，而没有挟山填海那样的艰难。这个郡是旧都，又是侯服、甸服的地区，园陵宗庙在章陵。【五百里为甸服，千里为侯服；南阳距离洛阳千里，所以说是侯甸之地。光烈皇后、和帝阴后、邓后四座宗庙都在这里。】三位皇后都出生于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阴后、邓后都是新野人。】士人女子都沾受教化，百姓都仰慕这里的风尚。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世代相继而显贵。我愚昧地认为，苦苦使用刑罚，不如施行恩惠；孜孜不倦地搜求奸人，不如礼敬贤者。舜举用皋陶，不仁之人便远离；随会主持政事，晋国的盗贼逃往秦国。【《左传》说，晋国任命随会统率中军，并让他担任太傅，晋国的盗贼便逃往秦国。】虞国和芮国的人一进入周境，谦让之心自然产生。【周文王为西伯时，各诸侯都来请他评判是非。虞、芮两国有人有争讼不能决断，便进入周境，看见耕田的人互相让出田界，年少的人礼让年长的人。虞、芮两人惭愧地说：“我们所争的事情，周人都以为可耻，我们何必自取其辱？”于是彼此谦让，不见西伯便回去了。】教化人民在于德行，不在于刑罚。傅燮【字南容，北地郡灵州人，官至汉阳太守。金城的贼人王国等围攻汉阳，傅燮为国殉难。】请求诛杀宦官的奏疏。【奏疏上报后，宦官赵忠看见了，愤怒而憎恶。后来张角被击破，傅燮功劳很多，本应受封，赵忠便进谗诬陷他。灵帝仍然记得傅燮的话，没有加罪于他，但最终也没有封赏。】灵帝仍记得傅燮的话，没有加罪于他，但最终也没有封赏。臣听说，天下的祸患不从外部产生，全都兴起于内部。因此虞舜登朝之后，先除掉四凶，然后任用十六位贤相。这说明恶人不除去，善人就没有办法进用。如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军在六州作乱，这些都是祸患从宫墙内部发生，却延及四海的事情。臣接受军职，奉命讨伐罪人，刚到颍川，所战无不取胜。黄巾虽然强盛，却不足以成为朝廷的忧患。臣所害怕的，是治理水患不从源头着手，末流反而会越来越扩大。陛下仁慈宽容，很多事情不忍心处理，所以宦官得以专权，忠诚的人不能进用。即使张角被斩首夷灭，黄巾改变服色投降，臣的忧虑反而才会更加深重。为什么呢？邪人与正人不应共同治理国家，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器物中一样。他们知道正人的功劳显著，自己灭亡的征兆已经出现，都会用巧妙的言辞加以掩饰，共同滋长虚伪。孝子即使多次到来，也会被人怀疑；市中有老虎的谣言，三个人说了便会成为事实。若不详细辨察真伪，忠臣将又有杜邮被杀的惨祸了。【白起在杜邮被赐死。】陛下应当想到虞舜惩治四罪的举措，迅速施行放逐、诛杀谗佞之人的刑罚，那么善人就会思求进用，奸邪凶恶自然平息。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就像孝子侍奉父亲一样。儿子侍奉父亲，怎么能不把自己的真实感情全部表达出来呢？即使臣自身遭受斧钺诛戮，只要陛下稍微采纳臣的话，也是国家的福气。蔡邕【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人，任郎中，在东观校书。董卓征召他，授侍御史，升任尚书。董卓被诛后，王允收捕蔡邕，交付廷尉，蔡邕最终死在狱中。】

译蔡邕给灵帝上密封奏章。【当时频繁发生雷霆、暴风，树木受损、拔木，地震、陨雹、蝗灾等灾害；鲜卑又侵犯边境，徭役波及百姓。皇帝下诏书引咎自责，诏令群臣各自陈述应当施行的政务要领。】臣恭敬地读了圣旨，陛下即使像周成王遇到风灾而询问群臣，像周宣王遭遇旱灾而深切敬畏，也没有比这更能自责的了。臣听说上天降下灾异，是随着某种征兆而来的；霹雳多次发生，【霹雳，是阳气发动。】恐怕是刑罚诛杀过多所造成的。风，是上天的号令，用来教导人的。若明白地侍奉上帝，就会自然获得许多福气；对宗庙恭敬致礼，鬼神便会因此显应。国家的大事首先在于祭祀典礼，这是天子圣躬应当恭敬奉行的。臣自从在宰府任职以及穿朱衣担任祭官以来，参与迎接五郊之气，而皇帝车驾很少亲自出行，四时祭祀常常交给有关官署办理；即使举行解除之礼，仍然显得疏忽废弛。【解除，犹如谢罪。】所以皇天不悦，显现这些灾异。《洪范传》说：“政事悖乱，德行隐没，于是大风吹倒房屋、折断树木。”坤代表大地之道，《易经》称其为安贞；阴气愤懑盛大，就会本应静止却反而发动，象征臣下反叛。权力不在君上，雹就会伤害万物；政令苛刻暴虐，虎狼就会吃人；贪图财利而伤害百姓，蝗虫就会损害庄稼。六月二十八日，太白星与月亮相迫近，按兵家说法是不祥的。鲜卑侵犯边塞，祸患由来已久。如今出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上违背天文，下违背人事，实在应当广泛听取众议，采取安定的办法。臣不能抑制愤懑，谨列举应当施行的七件事，奏表如下：第一，明堂月令规定，天子在四立以及季夏之节，到郊外迎接五帝。【天子居于明堂，按照月份发布政令，所以称为明堂月令。四立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分别在当日由天子亲自到相应方位迎气并祭祀该方之帝；季夏之月祭祀中央之帝。】这是为了招致神气，祈求福气和丰年。清庙祭祀，是追念先祖并尽孝致敬；在辟雍养老，是向人民显示礼仪教化；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也是祖宗所恭敬奉行的事情。然而有关官署屡屡以藩国的疏忽防备、宫内有人生产以及吏卒有小的污秽之事为忌讳。【小污，指疾病和死亡。】我私下看到，南郊祭祀前的斋戒从未废止，至于其他祭祀，却总是提出异议。难道南郊祭祀低贱而其他祭祀尊贵吗？孝元皇帝的诏书说：“礼制所表达的敬意，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了，因此要竭尽心力亲自奉行，以达到肃敬恭谨。”又有元和年间的旧例重新申明先代典制。【章帝元和二年，议论修治山川百神的群祀以祈求丰年；又在明堂祭祀五帝；三年，望祭华山、霍山，东柴祭岱宗，为百姓祈福。】前后诏书都推心置腹、情意恳切，可是近来却更加任用太史，忘记礼敬的大任，被禁忌之书束缚心意，以小事为拘忌，从而损害重大典礼。妻妾生产时，斋戒的人不能进入侧室之门，并没有废止祭祀的文书。【妻子将要生子以及临产之月，住在侧室，丈夫派人每天两次问候；丈夫斋戒时，不能进入侧室之门。】所谓宫中有人死亡，三个月不祭祀，是说士人百姓住在狭小房屋中，共同居处其中的情况。【宫中有人死亡，便为此三个月不举行祭祀。】难道是说皇宫如此广大、臣妾如此众多的情况吗？从今以后，斋戒制度应当依照旧典。这样或许可以回应风雷灾异。第二件事：臣听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常常多次听到直言，内可以了解政令得失，外可以看见百姓情况。因此先帝虽然具有圣明的资质，仍然广泛寻求政事得失，又借灾异征求隐逸之士，重视贤良方正、敦厚朴实、有道之人的选拔，使直言极谏不断出现在朝廷。陛下亲自执政以来，灾异连年发生，却没有听说特别举行广泛选拔的诏旨，实在应当反省，重新修治旧日制度，使怀抱忠诚的臣子能够施展狂直之言，以消解《易传》所说“政事悖乱、德行隐没”的灾异解释。第三件事：求取贤才的方法不一定只有一条，有的人凭德行显名，有的人凭言论扬名。近来立于朝廷的士人，竟没有因忠信受到奖赏，却常常遭受诽谤讥刺之罪，于是群臣闭口，不敢谋求正直的言辞。郎中张文从前独自尽情直言，圣上听取并采纳，因而责问三司。臣下心情豁然，百姓也都感到欣喜。我愚昧地认为，应当提升张文担任较高职务，以劝勉忠诚正直的人，使他的声名传布海内，广泛开辟进言的渠道。第四件事：司隶校尉和各州刺史，是用来督察奸邪冤枉、辨别黑白的。我看到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防，都有奉公疾恶的心志。杨熹等人所纠察的事情，成效尤其多；其余官吏都枉曲偏私，不能称职，有的身负罪过、怀有瑕疵，反而与下属共同憎恶正直之人，法网松弛放纵，没有人相互举发察看。公府和台阁也同样默然不言。熹平五年，诏书曾议论派遣八名使者，又命三公听取民间歌谣并奏报政事。【三公听取并采集长吏的好坏以及人民所疾苦之事，分条奏报，这叫举用谣言。】当时奉公守法的人欣然得志，邪曲不正的人忧惧失色。不知这项议论因为什么而搁置停止了。从前刘向上奏说：“采取狐疑不决的计策，就会打开群体枉曲的大门；养成不能决断的忧虑，就会招来谗邪之人的言论。”如今刚听到善政的消息，旋即又改变，足以使海内揣测朝廷政事。应当恢复确定八使纠举违法之事，重新选用忠诚清正、能够公平明辨赏罚的人。【平，指公平；章，指明辨。】三公每年年终评定官吏的优劣，使官吏知道奉公的福分、营私的祸患，那么众多灾祸的根源或许就可以堵塞了。第五件事：臣听说古代选取士人，一定让诸侯每年贡举。孝武帝时，各郡举荐孝廉，又有贤良文学的选拔，于是名臣成批出现，文臣武将一同兴盛；汉朝得到人才，不过就是这些途径而已。【数路，指孝廉、贤良、文学之类的几种途径。】书法、绘画、辞赋，只是才能中较小的一类；匡救国家、治理政事，并不是它们所能做到的。陛下即位之初，先学习经术，处理政务之余，阅览文章，姑且用来调节心意，这只是当代的博弈之类，并不是以教化选取士人的根本，可是各位士人竞相逐利，写作文章的人纷纷涌现。

译其中高明的，颇能引用经书训诫和讽谕之言；低下的，就连缀配合俗语，像俳优一样，有的还偷取现成文章，虚假冒充名士。【当时召集诸生中能够写文章辞赋的人，侍中祭酒乐松、贾防多招引没有操行的人，让他们在鸿都门下待诏；这些人喜欢陈说乡里琐事，皇帝喜欢他们，便优先提拔任用。】臣每次在盛化门接受诏命，排列次序、记录品第；那些没有被选上的，也跟随同辈一起，都被授官提拔。既然已经施加恩宠，就难以再收回更改；只让他们领取俸禄，在情理上已经是宽厚的了，不可以再让他们治理人民或出仕州郡。从前孝宣皇帝在石渠阁召集诸儒，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学士，讲通经书、解释义理，这种做法意义重大，是文武之道所应遵循的。至于小才能、小善行，虽有可观之处，但若以此作为达到远大目标的凭借，恐怕会使君子陷入拘泥，所以应当立志于大的方面。第六件事：佩墨绶的长吏，职责在于治理人民，都应当以惠民得利作为政绩，以岁月作为劳绩；奖赏和责罚的规定，应当分明。如今他们在任时，不再有人考察；等到任满回来，大多被召来授为议郎、郎中。如果才器优美，不应让他们处在闲散职位；如果有罪过，自然应当极尽刑罚诛戮，哪里有身负罪责、害怕考核，反而寻求升迁转任，彼此仿效，使好坏没有章法的道理？先帝旧典从未有过这种事，应当全部断绝，以核验真伪。第七件事：我看到从前一概把自称宣陵孝子的人授为太子舍人。臣听说孝文皇帝规定丧服三十六日，即使是继承帝位的君主，父子是至亲；公卿列臣受恩深重，也都屈抑自己的感情而遵从制度，不敢超过规定。如今这些虚伪的小人，本来不是皇帝的骨肉，既没有宠幸私恩，也没有实际的俸禄仕进，所谓哀怜思慕之情从何而生？却群聚在山陵，假借孝子的名义，行为不能掩饰内心，义理也无所依据。甚至有奸邪之徒混迹其中，常常等候皇后祖载之时。【“恒”应作“桓”，指桓帝的皇后；祖，指将要下葬时在庭中举行祖祭；载，指把灵柩抬上车。】东郡有个盗窃他人之妻的人，逃亡后藏在服孝期间，本县追捕他，于是他伏法。虚伪、盗贼和污秽之事，多得难以尽数说明。又有前一批人先得到授官，后来的同类却被遗漏；有的在陵墓旁经过一年，只因暂时回家便被遗漏；有的让别人代替自己，因此还希望争得宠荣，彼此争讼怨恨，喧嚣于道路。太子的属官，应当搜选有美好德行的人，哪里能只取坟墓之间凶恶丑陋的人？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应当遣送他们回乡务农，以彰明对诈伪的惩戒。【蔡邕奏疏上报后，皇帝于是亲自到北郊迎气，又举行辟雍之礼；并下诏把宣陵孝子充任舍人的人全部改任丞、尉。】幽州、冀州刺史长期空缺的奏疏。【灵帝熹平年间实行三互法，规定有婚姻关系的家族以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出任对方州的官员。因此选任十分困难，幽州、冀州两州长期缺少刺史而未补任。蔡邕上疏，皇帝没有省察。】臣听说，国家设置官职，是依据职掌建立名位。臣才能愚浅，私下凭借官阶任职，官名以“议”为名，职务以“郎”为贵；自知见识浅薄、谋略疏漏，没有什么可以献纳补益的，早晚醒悟叹息，忧惧不安。臣蔡邕叩头认罪。臣看到，幽州的突骑、冀州的强弩，是天下的精锐部队。国家供给兵器，四方有事，军队奋力进攻，没有不依靠这两州办成的。近年以来，连年饥荒，谷价一斛高达六七百钱。因此，护乌桓校尉夏育出兵征讨鲜卑，无功而还，士卒和战马死伤数以万计，弓弩兵几乎全部逃散死亡。百姓生存的根本、守御的准备，没有一项可以依靠。百姓流离于沟壑之间，盗贼成群兴起，没有人能够禁止讨伐。长吏心寒，早晨还不知道晚上能否保全；一旦其他地方发生紧急情况，征发他们便无法驱使；如果他们自己成为盗贼俘虏，又无法诛捕制伏。这难道不是值得忧虑的困难吗？三府选任幽州、冀州两州刺史，过了一个多月仍未决定。我奇怪地询问其中缘故，回答说是因为避忌三互法，天下十三州中有十一州的人存在婚姻往来，按禁令只能从另外两州选取。【当时天下分为十三州；所谓十一州之人都有婚姻往来，例如史弼调任山阳太守，他的妻子是钜野薛氏之女，因三互法回避，转而授任平原相。】三州之中，很少有一向具有威名的人；有的受年龄限制，不能应选。犹豫拖延之下，两州长期空缺，万里之内萧条冷落，没有官员统辖。每当冀州长吏刚被任命，诏书都要求整治行装。【治，整治行装。】不过五日便要赴任；如今刺史数十日还不能选出，实在不合道理。我愚昧地认为，三互法的禁令是较轻的禁令，只要凭借陛下的威灵申明禁约，在任之人难道不会戒惧吗？为什么反而拘泥于三互法，自行制造阻碍呢？从前孝景帝时，梁国人韩安国因事获罪受刑，后来从徒役中起用为内史。【任梁国内史。】武帝担心东越屡次反叛，任命原先待诏的会稽人朱买臣。【朱买臣是吴郡人。】宣帝时忧虑冀州有盗贼，原京兆尹张敞犯罪逃亡，皇帝派使者到他家征召他为冀州刺史。【张敞是河东人。】韩安国本是徒役，朱买臣本是郡中百姓，都能回到本地治理自己的国家；张敞逃亡在外，反而被提拔授任冀州刺史。这些任用难道顾虑三互法束缚官员名册吗？它们能够解救当时的急务，最终都得到任用，留下的美名至今不灭。这些都是先帝已经做过而没有误失的事情。三公明知两州的重要性，更应当精心选任，越过禁令选取有才能的人，以挽救时弊，却不顾争取贤能的道义，只苟且避开轻微禁防的条文。我私下看到，既因日期和禁忌而拘束，选任又拖延，而且未必能慎重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两州百姓骚动不安，将成为忧患。希望陛下上则遵循先帝任用三人的办法，免除这些近来的禁令；各州刺史中有才器可以调换的，不要拘泥于日期和三互法，权衡取其中适宜者。臣怀着诚恳而如盲者般的浅陋意见，只希望陛下留心，再三省察。劝谏征伐鲜卑的议论。【灵帝时，幽州、并州、凉州沿边各郡每年都遭受鲜卑的抄掠。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请求征发幽州各郡的士兵，出塞攻击鲜卑，皇帝没有答应。护羌校尉田晏先前因事获罪判刑，后来得到赦免，想建立功劳来证明自己。中常侍王甫替他请求，皇帝于是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让他与夏育合力讨贼。大臣中有许多人不同意，于是召集百官在朝堂议论。蔡邕上议，皇帝没有采纳。】

译《尚书》告诫人们不要扰乱华夏；商汤征伐鬼方；周代有讨伐猃狁、蛮荆的军队；汉代有攻打阗颜、瀚海的战事。【阗颜，是山名。】征讨不同的族类，其由来已经很久了。然而时代有不同，形势有可行与不可行，所以谋划有得有失，事情有成有败，不能一概而论。汉武帝心怀深远的谋略，志在开拓四方，南面诛伐百越，北面讨伐强胡，西面攻打大宛，东面平定朝鲜；凭借文帝、景帝积蓄的财富，借助天下的富饶，几十年之间，官府和民间都穷困了，于是兴办盐铁酒类专卖的利益，设置告缗重税的法令。【武帝时，私自铸钱、卖盐的人要给左脚戴刑具；“▯”是专卖，酒由官府出售，百姓不得私卖；“缗”是丝，缗钱二千二百钱折算一算，命令各人把财物如实申报，申报不尽的允许他人告发告缗，告发者分得一半。】百姓不能忍受这些命令，起而成为盗贼；关东纷乱，道路不通，身穿绣衣、手持符节的使者挥动斧钺，一齐出动追捕。【武帝设置直指使者，派暴胜之等人身穿绣衣、手持斧钺，分区追捕。】后来武帝醒悟，于是停止战争、罢除徭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把丞相车千秋封为富民侯，以表明休养生息、希望使人民富裕的意愿。】所以主父偃说：“一心追求战胜，穷尽武力，从来没有不后悔的。汉武帝凭借神武之才，将帅贤良勇猛，财富充实，拓展的疆域广大，尚且对此后悔，何况如今人力财力都困乏，事情又比过去差呢？” 自从匈奴逃遁，鲜卑强盛起来，占据了匈奴原来的土地，出动十万军队；其才力强健，智谋更加增长，加上边塞防备不严，禁令法网漏洞很多，精金良铁都落入贼人手中，汉人逃亡到鲜卑那里充当谋主，武器锐利、战马迅疾，超过匈奴。从前良将段颎熟悉军务、善于作战，处理西羌之事尚且用了十多年；如今夏育、田晏的才略未必超过段颎，鲜卑的种族和人数也不弱于从前，却凭空计划用两年取得成功。若祸患连接、战争延续，哪里能中途停止？还应当再次征发百姓，转运粮饷永无止境，这将耗尽华夏的力量，却与蛮夷拼命。边疆的祸患，不过像手足上的疥疮；中国的困苦，却像胸背上的恶性疽疮。【“蚧”音介，“搔”音新到反；“瘭”音必烧反。】如今郡县的盗贼尚且不能禁绝，何况这些丑虏，难道可以制服吗？从前汉高祖忍受平城之辱，吕后承受匈奴慢书的侮辱；同今天相比，哪一种更严重？上天设置山河，秦朝修筑长城，汉朝建立边塞，都是为了区别内外、区分不同风俗。只要没有国内收缩、受外族欺侮的忧患就可以了，难道要同虫蚁一样的寇贼计较往来争斗吗？即使偶然击破他们，难道能够全部消灭吗？现在反而要使本朝为此废寝忘食吗？【“旰”是晚；今本应作“令”。】专门追求胜利的人未必能够取胜，心存疑虑而谨慎的人未必会失败。众人认为危险的事，圣人不会承担；朝廷议论已有疑虑的事，明智的君主也不会实行。从前淮南王刘安劝谏不要征伐南越说：“天子的军队，只能征讨而没有交战，意思是没有人敢与之抗衡。【校，抵抗。】假如让越人拼死抵抗而抗拒您的官军，即使普通服役的士卒中有一个不能完好回来，即使取得越王的首级，也仍然会使大汉感到羞耻。何况想用齐民的性命换取丑虏的性命，使皇威在外族面前受辱；即使事情真如您所说，也已经很危险了，何况得失还无法估量呢？”从前珠厓郡反叛，孝元皇帝采纳贾捐之的意见，下诏说：“珠厓背叛，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说可以讨伐，有的说应当放弃。朕日夜思考，想到皇威不能施行便想诛伐他们；通晓时势变化，又担忧万民。万民饥饿和远方蛮夷未被讨伐相比，哪一个更重大？宗庙祭祀在凶年尚且有不能完备的时候，何况要避免不值得在意的羞辱呢？如今关东极其困苦，没有办法彼此供养，又要发动战争，不只是劳累百姓而已。停止设置珠厓郡。”这就是元帝发出仁德诏令的原因。体恤百姓、救济急难，即使是已经建成郡县的地方，尚且可以放弃，何况边塞之外、从未让百姓居住的地方呢？守卫边疆的方法，李牧深得其中要领。【李牧是赵国北部边疆的良将，谨慎设置烽火，边境没有损失。】保守边塞的主张，严尤阐明了它的要点。【严尤曾劝谏王莽不要征伐匈奴。】他们留下的事业还在，他们的文章也都保存着。遵循这两个人的策略，守住先帝的规章。臣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司空文烈侯杨公碑。【杨公名赐，字伯献。】汉朝有国师、司空、文烈侯杨公。杨公是司徒公杨震【杨震】、太尉公杨秉【杨秉】的后代。先祖凭借美好的德行相继成就，勤勉努力建立美盛功勋，开启《洪范》之道。杨公敬慎地继承宏大的事业，能够光大祖先的基业。事情小也不敢不谨慎，事情大也不敢不戒惧，因此自身没有可指责的言语和失当的行为。等到被举荐任官，先人的志向和遗言，没有不加以贯彻的。于是从宰相之臣起，随从君王办理政事，建立功勋却不以此自居，也不推辞自己的俸禄。后来担任御史，确实执掌国家法令；入朝任侍中，处在皇帝左右。又统领军事，王室军队非常娴熟。群公认为他是具有旧德的大儒，通达道理、明晓术数，适合担任师保，于是延请他进入华光殿，在露寝陪侍宴饮，阐发典诰的精微旨意，使圣王的聪明通达。皇帝认为机密政务应当谨慎，常伯担负其任，却很少有人能知道善恶，便让杨公治理其职。又命杨公两次担任少府，使他率领属官，以兴盛各种功业。天地形成险阻，国家承受大业；军门解除禁令，依法遏制寇贼暴虐。又命杨公担任光禄勋，统领勇猛的士卒和忠贞不二的臣子，保卫安定帝王之家。大理之职高峻，专门掌管百姓性命；命杨公担任廷尉，体恤刑罚，把公正施行于四方；明察裁断狱讼，把罪行判定在法典范围之内。【据本传，杨赐被授尚书令，数日后出任廷尉。杨赐认为代替非法家而论刑，说三位后妃成就功业，主要在于殷切爱护百姓，皋陶并未参与其中，似乎是在吝惜廷尉之职，于是坚决推辞，以特进身份退居府第；杨赐实际上没有担任廷尉。】又掌管三礼六乐，这是国家的根本。

译命杨公担任太常，使美德芬芳，八种乐音和谐，神灵和人都因此和悦，长久获得丰年，天下各地的人没有谁被排除在外。命杨公担任司空。杨公唯有收敛谨慎，辅助彰明政令，这实在是美善的。上天在暗中扶助，百姓的伦理由此顺序。命杨公担任司徒，于是恭敬地施行五教，使百姓亲爱。父亲讲义，母亲慈爱，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子女孝顺。这实在是美善的。又在辟雍彰明孝道，命杨公担任三老。皇帝亲自恭敬行礼，在上庠遵循虞舜的礼制。茫茫的大运，垂下光明和显赫的光辉。命杨公担任太尉，北斗璇玑运转周行，七曜都循轨运行，这实在是美善的。皇帝想把力量施展到四方，杨公便辅佐他；治国之道有所违失，杨公便匡正他。杨公早晚恭敬勤勉，不敢荒废安逸，用以报答并颂扬天子宏大的美好命令。天子极为简拔、重视他的功勋，于是接受爵禄，在临晋封侯。功业成就、教化融洽之后，皇帝的寿命却发生变故。皇帝于是震惊悲痛，拿着诏书哭泣。命左中郎将郭仪制作策书，赐给杨公骠骑将军、临晋侯的印绶，兼加特进的称号，赐谥文烈，宠命全部完备，随后杨公去世。【杨赐去世，天子穿素服三日，不临朝；赐给东园梓木棺材和丧服，钱三百万、缯五百匹。策书说：“已故司空、临晋侯杨赐，是华山、岳山所挺生的人物，九种德行纯备，三代担任宰相，凭忠诚辅佐国家。】朕从前即位之初，曾在帷幄中接受你的道术，于是逐步建立功勋，登上大道。你作为师范的切实作用，内外都十分显著；百官职务的劳苦，你也勤勉承担。你七次担任九卿，位列特进；五次登上三公之职，平息灾难，使国家安宁。即使已经接受封侯的土地，也还没有报答你的功勋。贤哲共同凋零，我将向谁咨询谋划？朕对此非常恐惧。礼制设置特殊等级，器物各有服饰章采。现在派左中郎将郭仪持节追赠你特进之位，赠给司空、骠骑将军的印绶。等到下葬，又派侍御史持节送葬，兰台令史十人调发羽林骑、轻车、披甲武士，前后排列鼓吹。又命骠骑将军属官以司空法驾送至旧墓。公卿以下都参加送葬，谥号为文烈侯。到小祥祭，又派人吊祭。”孤臣郭彪谨遵古代礼式，彰明杨公盛大的功业。铭文说：“上天鉴察汉朝，降生了伟大的辅弼。世代担任三公，功勋建立在王府。到了杨公，能够光大前人的规矩。尽心竭力，继承祖先的功业。教化遍及众生，恩泽沾润四方。皇帝说：‘文烈啊，朕嘉奖你的功劳。’把河渭之间作为封邑，建立这片封土。增加九锡的礼数，以福佑你的功劳。处于特进之位，超越其他三公。从前申伯、吕侯匡辅周宣王，崧高山作颂歌，《大雅》宣扬其事。今天我的文烈侯，使帝王的事业因此兴盛。” 与日月共同发光，与四时相比功业；身虽死而名声长存，万世永远受到仰慕思念。” 郭有道碑文。先生名泰，字林宗，是太原郡界休县人。【界休，县名。】他的先祖出自周王季的后代。王季的后代中有虢叔，确实具有美德，文王曾向他谋划政事；后来建立国家、赐予姓氏，有人称他为郭，这就是郭泰的先祖。【虢叔是文王的卿士；穆，是昭穆的穆。咨，是谋划。天子建立德业，因其出生而赐姓，分封土地并命名氏族。郭，是虢字的古文。郭泰就是其后代。】先生生来契合上天的心意，聪明睿智，明达哲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温和恭敬，仁厚慈惠。他的器量宏大深厚，姿态气度广大，浩浩荡荡，深广无边，幽深得不可测量。至于磨砺节操、修养品行，坚持正道、端正言辞，坚贞足以承担事务，审察事理足以矫正时俗。【隠，审察；括，度量；矫，纠正。意思是考察、衡量事理，足以纠正当时的风俗。】于是考察阅览六经，探究综合图谶纬书，周游华夏，随从并会集于帝王之学，收拾将要失传的文武之道，救助将要断绝的微言。【图，指《河图》；纬，指六经以及《孝经》的纬书；帝学，疑指帝王之学。】当时戴冠缨、束绅佩玉的人，看到他的仪表便如影随形，听到他的美名便应声相和，就像百川归入大海，又像鳞介之类尊奉龟龙为宗主。【緌，是冠缨上的装饰。】绅，是大带；凡是腰带都必定佩有玉饰。这里是说朝廷官员和儒学诸生都以他为宗师。】于是他隐居在简陋的门屋中，聚集朋友勤勉教诲，儿童蒙受他的恩惠，因而能够除去蒙昧。州郡听闻他的德行，空出自己、准备礼物来聘请，却没有谁能够使他出仕。群公都赞美他。【休，美。】后来征召他为司徒掾，又举荐他为有道之士，他都以疾病为由推辞，想要践行鸿涯的高远踪迹，继承巢父、许由断绝的道路。【鸿涯，就是洪厓仙人；巢许，指巢父、许由。】在尘世之外舒展翅膀，在天路上高高挺立；却因禀受的命数不厚，只活了四十二岁，于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去世。【融，厚。】我们四方志趣相同的人，长久怀着哀痛悼念之情，无处安置这种思念。【意思是思念之情无法放下。】于是共同思念先生的德行，谋划使其不朽的事业。【惟，思考；不朽之事，指谋划立碑。】大家都认为，古代贤人已经去世而德音仍然流传，也有赖于后人记述他们。如今怎能缺少这种礼仪？于是树立石碑、标志墓地，彰明并铭刻先生伟大的德行，使美好的功业在百世之后奋发显扬，使美名在无穷岁月中显著。碑文说：啊，多么美好，先生的明德通达玄理，纯正美善而灵秀，禀受于上天；崇高壮伟、幽深广远，如山如渊。以礼乐为喜悦，以诗书为敦厚；不只是拾取表面的光华，更要探寻事物的根本。【摭，拾取。】宫墙高达数仞，确实找到了进入的门径。多么美好啊，他的纯正；多么坚定啊，他的操守。缙绅之士洋洋称道，都来观看他的高尚。【“高”叶韵读告。】他闲居于泌水之丘，善于诱导，能够教诲。显赫的三公多次征召他，【指司徒征召他为掾。】【“招”叶韵读去声。】他推辞征召和贡举，保全自己的清正高妙。【召贡，指公卿征召、州郡贡举。】上天降给他的寿命不长，百姓因此悲伤悼念。于是刻下这篇铭文，铺陈他的光辉。感叹后来的人啊，应当以他为准则并加以效法。文范先生陈仲弓铭。【蔡邕有《陈太丘碑文》，收入《文选》的就是这一篇；又有《陈太丘庙碑铭》，题为《文范先生陈仲弓铭》。现在选取其中一篇。】

译君名实，字仲弓，是颍川郡许县人。他的先祖出自有虞氏；中世处在周朝德业盛大之时，有个叫妫满的人，周武王把大姬嫁给他，并把他封在太昊的故墟，这就是陈胡公。春秋末年，陈国失去爵位和土地，于是便以国名为氏。世代笃行美德，美好的声誉却没有显扬。君承受天地神灵的清明和平，禀受明哲的上等资质，凭借先民的高远踪迹，秉持玄妙美善的品行。举步便沿袭先人的轨迹，施舍行事也合乎先人的尺度。他仁爱温柔，足以孕育众生；广大宽裕，足以包容一切；刚毅强固，足以威服暴徒、纠正邪恶；端正自身而施行教化，足以陶冶世人的心灵。先生具有这四种德行，所以他说的话可以成为法则，他的行为可以令人喜悦，他的举动可以成为榜样，他的静止也可以被人效法。因此，国内的子弟和远方的后生，没有不心怀敬意仰望他，遵循他的榜样，追随他的志趣。凶暴的豺狼也变得和顺，争讼之事化为谦让。即使是严厉威猛的政令，迫使人接受刑戮，也不如先生暗中引导来得迅速。他在朝廷侍奉君上，恭敬顺从而坚贞严厉，含蓄内敛而正直方正；不以显露的劝谏来彰显自己的正直，不割损高尚品格以迁就他人、抬高后进。常常承担州郡腹心的重要职任，有义理便推荐任用，使其通达正道；没有义理便退斥，使自己保持高尚操守。从此以后，他的德行建立，名声显扬，盖过当世。被征召到司徒府，接受规谏，陈述谋略，匡正辅佐三公，使政事更加明白，台阶之位确实安宁。调任闻喜县令，【县名。】清正之风在所到之处流布，俭约的节操甚至超过监察官。郡政有错误，他争辩而意见不被采纳，便解下印绶离去。后来又被征召到太尉府，调任太丘县令。【县名。】百姓治理自己的心志，收敛欲望而返回端正美善，像草木倒伏于和风，百花挺立于春日一样。因为所坚持的原则与属下不合，脸色一变便起身离去，不等到一天结束。被征召到大将军府，治国之道的施行或废止，命运自有分限，于是遭遇秘密罗网而被禁锢。隐居不被任用，共十八年。党禁解除后，【党禁解除。】朝廷举行贤良方正的选举，大将军、司徒同时征召他。君说：“七十岁有悬车的礼制，何况我已经超过了这个年纪。”于是没有接受征命。他的仪容举止合乎法度，年老而精神更加壮盛。凡是他所践行的事情，种类繁多而且周详审慎，无法尽数列举。这里只略举纲目，详细事实已有记录，保存在他的传记中。他活到八十三岁，于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去世。大将军和三公派属官前往吊祭，送葬时制作诔文，谥为文范先生。刺史、太守立碑颂扬他的德行；许县县令以下直到当地百姓，在他的旧居建立庙宇，每年四时举行蒸尝祭祀，欢喜和悲哀都承奉祭祀，完全像祭祀祖先一样。先生在世时获得崇高的称誉，死后享受血食祭祀。他修养品行于自身，又从世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尊崇，确实是上世少有、前代贤哲也不能超过的。孤儿后嗣陈纪怀着忧伤服丧，谨慎记录父亲的言行。他始终守持的德行，于是有两三个朋友来询问礼制法则，大家都说：“君的教化之道神速，施行于有国之处，为百姓建立法则，是祭祀典礼所尊奉的对象。乡人的祠庙，不是这个遗孤一人所能专擅决定的。”从前先生非常喜爱这片土地，曾筑室讲学教诲；这里是他的精灵所安息之处。陈纪顺从先生的雅意，于是确定墓域，应当有铭文刻在坟墓上加以表彰，使后世歌咏德音的人，像丘墓封土仍然存在那样记住先生。于是作铭说：“啊，美好的先父，天赋给他宏大的造化；他的深邃玄妙如渊，他的高大巍峨如山；刚强却不暴虐，柔和却不屈挠。广泛铺陈法度，为世人显示教化。君的教诲施行了，百姓便都受到教化；道能够实行，便由此推进，道被废弃，便由此停止。我的显赫和安泰很少，幽暗和困厄却很多；含藏荣誉而承受耻辱，处在污泥中却不被染黑。他的德行美好光明，即使地位低贱也不以为耻；他的谋略高远，无法有人与他并驾齐驱。” 郑康成【北海郡高密县人，隐居著述，被称为纯正的儒者。献帝在许都时征召他为大司农，他在赴任途中去世。】《诗谱序》【因为其中排列诸侯世系以及《诗经》各篇的次序，所以名为“谱”。】《诗经》的兴起，大概不在上古三皇时代。大庭氏、轩辕氏直到髙辛氏时期，当时即使有诗，记载也没有留下。虞书说：“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把言语咏唱出来，歌声依循咏唱的节奏，音律用来调和歌声。”这样看来，作诗的道理，或许就由此开始了吧？夏代承袭了这种传统，但篇章已经湮没散失，没有一点遗存。到了商王时代，既没有正风，也没有正雅。为什么呢？歌颂功劳、赞美德行，是为了助成并顺从他们的美德；讽刺过错、指责失误，是为了匡正挽救他们的恶行。各自针对本族本国的情况，作为法则的便彰显，作为警戒的便明白。周朝从后稷播种百谷，使百姓免于饥荒；从这时起，百姓才获得粮食，这就是周代传承至今的名声。陶唐氏末年，中叶有公刘，也世代修治他的事业，使百姓明白共同拥有财物的道理。到了太王、王季，能够承受顾天、文王、武王的德业，光大前代事业，把上天的大命聚集到自己身上，于是成为天下百姓的父母，使人民有政治、有居处。当时的风诗有《周南》《召南》，雅诗有《鹿鸣》《文王》等篇。到了成王、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于是颂声兴起，盛大到了极点。追溯其根本，都是由这些风、雅而来，所以全都记录下来，称为《诗经》的正经。后来各代君王渐渐更替衰落，懿王起初听信谗言，烹杀齐哀公【“亨”同“烹”。齐哀公政治衰败，荒淫怠慢，纪侯向周懿王进谗言，使懿王烹杀了他，齐国的变风于是开始产生】；周夷王损身失礼以后【周夷王元年，天子开始走下殿堂会见诸侯，这是天子失礼】，邶地又不尊重贤者【《邶·柘舟》篇序说：“卫顷公时，仁人不得志，小人在身边，这是变风之诗”】。从此以后，厉王、幽王在位，政治教化更加衰败，周王室大大毁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等诗相继兴起，各国纷纷作诗讽刺怨恨。五霸时代末期，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诸侯长官，行善的人由谁奖赏，作恶的人由谁惩罚？因此孔子记录了懿王、夷王时期的诗，一直到陈灵公淫乱的事情，称为变风、变雅，用来说明：如果勤恤百姓、珍惜功业、明白地侍奉上帝，就会得到那样的颂声和大福；如果违背这些原则而不采用，就会遭受这样的劫杀和大祸。吉凶的由来、忧愁和欢乐的萌芽，渐渐显明地都在这里了，足以成为后代君王的鉴戒，于是便到此为止。夷王、厉王以前，年代数目不清楚。太史的年表从共和开始，经过宣王、幽王、平王，得到《春秋》的次序，才建立了这部谱系。想知道诗歌源流的清浊分别在哪里，就顺着上下次序考察；想知道风俗教化的芳香、恶臭和影响所及，就从旁类推观察。这就是《诗经》的大纲。举起一条纲，万条目就都张开；解说一卷，众多篇章就都明白。费力很少，思考也不多。诸位君子难道也会以此为乐，并且赞同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的二十世孙，建安年间任少府，违背曹操的意旨，曹操构成其罪，将他收捕下狱，弃市】所作的《肉刑议》【当时议论者多想恢复肉刑，孔融提出这篇议论，朝廷认为很好，但最终没有更改】吗？

译古代民风敦厚淳朴，善恶还没有严格区别，官吏端正，刑法清明，政治没有过失，百姓犯罪，都是自己招致的。末世逐渐衰败，风俗教化毁坏混乱，政治扰乱习俗，法律反而伤害人民。所以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却想用古代的刑罚去约束他们，用残酷的刑罚去肢解并废弃他们【残害肢体而废弃】；这不是顺应时代而消长变化的办法。”纣王砍断早晨涉水之人的小腿，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共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如果每个诸侯都砍掉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下面就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了；想求得风俗安宁和谐，是不可能的。况且受刑的人，忧虑不能保全生命，心志只在求死，多半趋向邪恶，再也不能归于正道。夙沙卫扰乱齐国【齐国崔杼拥立庄公，夙沙卫逃到高唐反叛】，伊戾给宋国带来祸害【伊戾诬陷宋太子作乱，太子自缢而死】，赵高、英布成为世间大患；刑罚不能阻止人作恶，反而足以断绝人的生路，使人再也不能行善。即使忠诚如鬻权，诚信如卞和，智慧如孙膑，蒙冤如巷伯，才华如司马迁，通达如子政【刘向的字】，一旦遭受刀锯之刑，终身都会被人鄙弃。这就使太甲思考常道、秦穆公成就霸业、秦国南防的白骨、卫武公初登筵席以及陈汤在都赖立功【陈汤假传诏令发兵，在都赖水上斩杀郅支单于】、魏尚守卫边疆等事，都无法再施行了。汉朝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英明有德的君主，能够从长远考虑、深思熟虑，舍弃短处而取长处，不会轻率地改变政治。告示高密县的教令【当时郑康成隐居修习经学，闭门不出，孔融穿着木屐登门拜访，于是告示高密县为郑康成特别设置】一个乡。从前齐国设置士乡，越国有君子军，都是尊异贤人的意思。郑君喜好学习，实在怀有光明的德行。从前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都是汉代的名臣。又有商山四皓，其中有园公、夏黄公，他们隐藏光辉、不显声名，世人更加赞美他们的高尚【“加”同“嘉”】，全都称作“公”。这样看来，“公”是仁德之人的正式称号，并不一定要是三公或大夫。如今郑君的乡，应当称为“郑公乡”。从前东海的于公只有一种节操，尚且有人告诫乡人不要过分夸大他的门闾。何况郑公的德行，却没有驷马高车经过的道路，完全可以扩大门道，容纳高车，称作“通德门”。应劭【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司隶校尉应奉的儿子，博览多闻，被举为孝廉；献帝时奉诏任袁绍军谋校尉。当时刚迁都许昌，朝廷的各种制度、百官的品秩格式，大多由应劭制定】上奏《汉仪疏》【应劭删定律令，编成《汉仪》，上奏给皇帝，皇帝称善】国家的大事，没有什么比典籍更重要。所谓典籍，可以判决疑难，辨明是非，使赏罚适宜、确实合乎中正，让后代永远有所鉴戒。因此胶东相董仲舒年老多病，辞官退休后，朝廷每逢有政事议论，常常派廷尉张汤亲自到他的陋巷，询问得失。于是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辄援引经义作答，说得十分详细。逆臣董卓倾覆王室，典章法令都被焚毁，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比这更惨酷的。如今皇帝东行，巡视许都，拔除险难，使命正在更新。臣世代蒙受恩德，福禄丰厚绵长，私下不自量力，贪图稍作补益，便撰集《具律》的本章句、《尚书》的旧事、廷尉的板令、判决案件的比类、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司徒就是丞相，总领纲纪，辅佐处理万机，所以有《都目》。《汉旧仪》载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户曹、主客曹、三公曹】，以及《春秋断狱》，共二百五十篇，删去重复之处，为它们编定条理文辞【“复”音“复”，“重”音“定容反”】；又汇集驳议三十篇，按类别编排，共八十二事。其中见于《汉书》的二十五篇、《汉记》的四篇【即《东观记》】，都加以删削、叙述和润色，以保存原来的体制。其中第二十六篇，广泛采集古今瑰奇之事，文章光彩鲜明，德行义理值得观赏。第二十七篇，是臣自己创作的，难道是自以为一定合乎道理、合乎内心吗？只是因愤懑无聊，姑且借此寄托心意。从前郑国人把干腊的蝉当作璞玉，卖给周人；宋国愚人也把燕石当作珍宝，用十层红色缯帛包裹。看到它的人掩口大笑，这种文章的风气，恐怕不也类似吗【《尹文子》说：郑国人把未经雕琢的玉称为璞，周人把未经腊制的蝉称为璞。周人遇到郑国商人说：“想买璞吗？”郑商说：“想要。”郑商拿出璞给他看，原来是蝉。今文说郑人把干蝉当璞，与此说不同。《阙子》说：宋国愚人得到燕石，在梧台东边，带回家收藏，认为是大宝。周国客人听说后前来观看，主人父亲斋戒七日，穿着端正的礼服，用一头牲畜举行祭祀，把石头装入十层皮匣，外面又包十层红巾。客人看见后，俯身掩口大笑说：“这是燕石，与瓦砖没有区别。”缇，是红色的丝织品】○“防”音“袭”】《左氏传》确实说：“即使有姬姓、姜姓的贵族女子，也不要抛弃憔悴卑贱的人，因为这是用来弥补不足的【《左传》说：《诗经》说：‘即使有丝麻，也不要抛弃菅蒯；即使有姬姓、姜姓的女子，也不要抛弃憔悴卑贱的人。凡是各位君子，没有不补助不足的。姬、姜，是大国的女子；蕉萃，是卑陋低贱的人；蕉萃，同憔悴】因此我斗胆显露拙劣的才华，列在明哲之士的末尾。虽然还不足以整饬国家体制、宣扬和谐时政、使百姓安宁，却可以观察、增益并阐明圣上的听闻。只希望圣上在万机之余，偶尔留意省览。陈琳【字孔璋，广陵人】《为袁绍檄豫州》【陈琳避难到冀州，袁绍让他掌管文章，他作此檄文告知刘备，说曹操失德，不值得依附，应当归附袁绍。后来袁绍失败，陈琳归降曹操，曹操说：“从前替本初写檄文，只需列举我的罪状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牵连到我的父祖呢？”陈琳谢罪说：“箭已经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爱惜他的才华，宽恕了他】

译左将军、兼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刘备归附陶谦，陶谦上表任命刘备为豫州刺史；后来刘备归附曹操，曹操上表任命他为左将军。“国相”指侯王的相国】听说英明的君主会谋划危难来控制变局，忠臣会考虑祸难来建立权势，因此有非同寻常的人，才有非同寻常的事情；有非同寻常的事情，才有非同寻常的功业。所谓非同寻常，本来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比拟的。从前强大的秦国而君主软弱，赵高掌握权柄，专擅朝廷政权，威福都由自己决定。当时人们受到逼迫，没有人敢直言，最终导致望夷宫之败，祖宗焚灭，污辱流传至今，永远成为世人的鉴戒。到了吕后晚年，吕产、吕禄专擅朝政，对内兼领两支军队，对外统辖梁、赵，擅自裁决一切政务，决定政事，压制宫省禁卫，臣下凌驾君上、上层衰替。于是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发兵振怒，诛灭逆暴，尊立太宗，所以王道得以兴盛，光明显赫。这就是大臣建立权势的明显表率。司空曹操的祖父中常侍曹腾，与左悺、徐璜一起作乱为妖，贪婪横暴，伤害教化，虐待百姓【饕餮，贪婪】，他的父亲曹嵩乞求过继，凭借贿赂取得官位，用车载金、用车载玉，把财货输送给权贵之家【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是夏侯氏之子，曹腾乞求收养他；赃，是贿赂。说曹嵩用车装载贿赂宝物，送给权势之家，官至太尉】，窃据三公之位，倾覆国家重器。曹操是宦官遗族的丑类，本来没有美德【“赘”比喻曹嵩，“阉”指曹腾，说曹操属于这样的家族，本来没有美德】，奸狡而锋利，任侠好乱，乐于祸患【说曹操任侠，像刀锋一样锐利】。本府督率如鹰扬，扫除凶逆【本府指袁绍；董，督】。后来又遇到董卓侵夺官位、暴乱国家【侵官，指冒充或僭越官职；暴国，指把献帝迁到西京】，于是袁绍提剑击鼓，在东夏发布命令，招集英雄，舍弃瑕疵而任用人才【袁绍逃往冀州，车骑拜袁绍为渤海太守，袁绍于是率渤海军队攻打董卓；东夏指渤海】，所以就与曹操共同谋划，授给他偏师，认为他有鹰犬般的才能，可以任作爪牙【偏师，即别部军队；袁绍上表任曹操为兖州刺史，授给他偏师，与他共同商议谋划，想匡复汉室】。谁知他愚蠢轻佻，谋略短浅，轻率进攻，容易退却【佻，轻浮】，屡遭创伤挫败，多次损失军队【衂，退缩】。本府总是重新分派军队，命令精锐，修整补充；上表任他为东郡太守，兼领兖州刺史【曹操多次损兵败阵，袁绍专门用精兵为他修整补充，又上表任曹操领东郡】；给他披上虎纹，帮助成就他的威势和权柄【说曹操本是羊质，却披上虎皮；是袁绍帮助他成就威福】○“防”读“子六反”】希望得到像秦军一战取胜那样的报偿，而曹操于是成了资助培养出来的人，竟跋扈放纵地作恶【秦将孟明视多次失败，秦穆公没有责罚他，后来终于取得崤山之战的胜利，报了败于晋国之仇，所以说“一战取胜的报偿”。意思是曹操多次败于我军，我没有把这当作罪过，也希望曹操能像孟明视一样取得报偿。跋扈，就是强横】剥削百姓，残害贤能、伤害善良。因此九江太守边让才华出众，天下闻名，直言正色，议论事情从不阿谀奉承；却被斩首示众，妻子儿女也遭灭族之祸【曹操任兖州刺史时，边让的话多有触犯曹操之处，曹操杀了边让并灭其家族，所以说“灰灭”】。从此士林愤怒悲痛，百姓怨恨更加深重；一个人奋臂而起，全州同声响应。因此曹操亲自在徐方战败，土地被吕布夺去，彷徨于东部边地，无处立足【曹操任徐州刺史时被陶谦击败，又在濮阳与吕布交战而败；“蹈据无所”说无所依靠】。本府考虑强干弱枝的道理，而且不愿扶植叛乱之人的党羽【干比喻君主，枝比喻诸侯；叛乱之人指吕布】，所以再次援举军旗、披挂铠甲，席卷而起出征，金鼓声震动，吕布的军队奔逃溃败【擐，穿】○“擐”读胡慢切】挽救他死亡的祸患，恢复他方伯的地位；这样，本府对兖州百姓没有什么恩德，却对曹操有再造之恩【曹操被吕布击败后投奔袁绍，袁绍怜悯他，便给他五千兵，让他回去夺取兖州】。后来銮驾返回，群盗侵犯功业【当时杨奉、韩暹护送天子回到洛阳】；当时冀州正有北部边境的警报，不能离开本地事务【当时公孙瓒出兵驻扎槃阿，随后发兵攻打袁绍；袁绍当时任冀州刺史，部众全都反叛公孙瓒，袁绍大败其军；局，指地方事务】。所以派从事中郎徐勋前往征发曹操，让他修缮郊庙，辅佐保卫天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人〕 曹操于是放纵心志，专擅行事，胁迫迁移天子、把持御驾和宫省禁卫【幼主指献帝；胁，劫持；当御，驾驭】，卑辱、侮慢王室，败坏法令、扰乱纲纪；坐居三台，专擅朝政【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爵位赏赐由他心意决定，刑罚杀戮凭他一张口；他所爱的人，光耀五宗；他所憎恶的人，灭绝三族。公开议论的人受到显著的诛杀，私下腹诽的人遭受隐秘的杀戮；百官闭口，道路上只能用眼色示意。尚书成为记录日期的文书，公卿只不过是充数的官员而已【说公卿不敢议论时政，只是具备官员名额】。因此太尉杨彪历任司空、司徒二职，享有国家最高官位，曹操却借故因细小嫌隙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鞭笞拷打，五刑齐用，任凭情绪发泄，肆意施毒，完全不顾法令纲纪【杨彪任过司空、司徒，所以说历二司。当时袁术作乱，曹操借口杨彪与袁术有姻亲关系，诬陷他想图谋废立，上奏将他下狱，弹劾他犯有大逆之罪。眦睚，瞪眼的样子；楚，刑杖；榜，鞭打；参并，兼用；五毒，五刑；忒，恶。意思是随意发泄情绪，肆意施加毒刑而不顾法律】。又有议郎赵彦忠诚直谏，所说合乎义理、可以采纳，因而圣朝本来应当听取并改变脸色、加以修饰；曹操却想蒙蔽、夺取当时的清明，堵塞言路，擅自将他收捕并杀死，不等候朝廷回复。

译又因为梁孝王是先帝同母的兄弟【母昆，指同母兄弟】，他的坟墓陵寝尊贵显赫，桑树、梓树、松树、柏树尚且应当恭敬肃穆，曹操却率领将吏士卒亲自前去挖掘，砸破棺材，暴露尸体，掠取金银财宝，以至于使圣朝流泪、士民悲伤【说墓地树木尚且应当恭敬，何况还让官吏士卒挖掘呢】。曹操又特意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到之处纵横毁坏，没有一具尸骨不暴露。身处三公之位，却做着夏桀、暴虏那样的行为，玷污国家，虐害百姓，把毒害施加给人鬼。加上他的政令细密而惨酷，法令禁条交相设置，捕鸟的网和射鸟的箭遍布道路；坑陷遍布道路，举手便挂上罗网，抬脚便触动机关陷阱。因此兖州、豫州有无所聊赖的百姓，帝都充满叹息怨恨。遍观典籍，无道之臣中贪婪残酷、暴虐苛烈，没有比曹操更严重的。本府正要诘问外部奸邪，尚未来得及整顿训治，又加意宽容，希望能够弥补他的过失，使他自行改过；但曹操怀有豺狼般的野心，暗中包藏祸心【说袁绍特别注意宽容曹操，希望弥补他的过错，使他自行改过，但他始终不悔改】。于是他想摧折国家栋梁，使汉室孤立衰弱，除灭忠正之臣，专门做枭雄之事【栋梁比喻大臣；忠正之臣指杨彪、赵彦等】。先前本府击鼓北征公孙瓒【指袁绍征讨公孙瓒时】，公孙瓒这个强横叛逆的敌人，抵抗围攻一年；曹操趁他尚未被攻破，暗中与他互通书信，表面上帮助王师，暗中却相互掩护袭击。因此曹操引兵到达黄河，准备浮船渡河向北，防止使者泄露此事；公孙瓒也被斩杀消灭【强寇指公孙瓒；意思是公孙瓒叛逆抵抗袁绍，曹操暗中给他写信；行人，指使者；说曹操使事情自行暴露】，所以他的锋芒受挫收缩，这一图谋没有成功。于是大军横扫西山，屠各、左校都束手奉上人质，争着充当前锋；犬羊般的残暴丑类消灭沉没在山谷中【大军，袁绍自称；荡，洗涤；西山，鹿肠山。袁绍进入朝歌，从鹿肠山斩杀并消灭于毒等，又攻击左校、邪大贤以及西营屠各；屠各，是匈奴的一支】。于是曹操的军队震恐，早晚逃窜，驻扎在敖仓，凭借黄河险阻固守，想用螳螂举起的斧臂来抵挡雷车的车辙【《庄子》说，蓬伯玉对颜阖说：你不知道螳螂吗？它愤怒地举起双臂去抵挡车辙，却不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螳螂前面的两只脚，举起来像拿着斧头，所以说“斧”。雷车，就是雷；雷神为丰隆，所以说“隆车”。隧，犹如车辙，比喻曹操抵抗袁绍】。本府奉行汉室的威灵，在天下抵御冲击；集合百万胡骑，聚集众多中黄、夏育、乌获那样的勇士，发挥良弓劲弩的威势【中黄、夏育、乌获都是古代的大力士】。并州军越过太行山，青州军渡过济水、漯水，大军渡过黄河从正面夹击，荆州军向南攻下宛、叶，从后面牵制【刘表任荆州刺史，与袁绍结盟；宛、叶是两个县名】。如雷霆震动、猛虎行走，各路军队一起聚集到曹操的营垒【虏庭，指曹操的营庭】；如同举起烈火焚烧飞蓬，用沧海之水浇灭飞散的火炭，还有什么不能消灭的呢【焫，烧；沃，灌；熛，飞散的火星】？曹操军中的将吏士卒，能够作战的，都出自幽州、冀州，有些原是旧日营部的部曲，全都怨恨久役，思念归乡，流泪向北眺望；其余兖州、豫州的百姓，以及吕布、张扬留下的部众，都是覆亡后受逼迫、暂时苟且服从的人，各人都负有创伤，彼此视为仇敌。若回转军旗向前进发，登上高冈击鼓吹号，挥动白旗为投降者打开道路，他们必定土崩瓦解，不用等到兵刃相接。如今汉室日益衰败，纲纪松弛断绝，圣朝没有一个辅佐之人，股肱大臣也没有抵御冲击的力量；京畿之内，经过训练的臣子都低头垂翼，失去可以凭借的依靠。即使有忠义之臣，也受到暴虐之臣的胁迫，怎么能施展节操？况且曹操掌握七百名精兵，包围守卫宫阙，表面上托言宿卫，实际上是拘禁天子；担心他篡逆的苗头，因此才采取行动。这正是忠臣肝脑涂地的时节，烈士建立功业的机会，难道可以不勉励自己吗？曹操又假传诏命、僭称制令，派遣使者征发兵马，恐怕边远州郡误听其命，把兵力给了强盗和弱主，违背众人而助叛逆【违众，指违背众人而帮助叛逆】，最终留下恶名，被天下人耻笑，这是明智之人不会做的。当天幽、并、青、冀四州一同进军；文书到达荆州，便命令现有军队与建忠将军协同，形成声势【张绣凭军功升任建忠将军，驻军宛县，与刘表联合】；各州郡整顿军马，布置在边界【罗落，布列】，出动军队扬威，共同匡扶社稷，那么非同寻常的功业就将在此显现。谁取得曹操首级，就封为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他的部曲、偏将、裨将、校尉以及投降的官吏，一概不予追问。广泛宣扬恩德和信义，颁布赏赐符令，告示天下，使所有人都知道圣朝正有被拘禁逼迫的危难，依照法令执行【“如律令”，指应当遵照执行】。《为袁绍与公孙瓒书》【袁绍与公孙瓒互相攻战，公孙瓒军队屡败，于是退回易京坚守，想凭险困住袁绍；袁绍派将领攻打他，多年不能攻克，所以写信给他】我和您既有从前的盟约旧交，又以讨伐乱贼的誓言加以重申，彼此相爱超过伯夷、叔齐【伯夷、叔齐，意思是像兄弟一样】，把誓言写在丹青上，说好共同出力、同仇敌忾，足以比肩齐、晋【袁绍攻打冀州韩馥时，写信邀约公孙瓒，叫他发兵相助；袁绍于是得到冀州】。所以我解下印绶，让北方和南方相连【初平二年，公孙瓒因为堂弟公孙越的缘故，发兵攻打袁绍；袁绍害怕，就把自己佩带的渤海太守印绶交给公孙瓒，由其堂弟公孙范送往郡中。此事发生在后来，袁绍特意提前说出，以显示自己有理；渤海在幽州南部】，分割肥沃土地奉送给您，这难道不是我赤诚之心的明证吗？

译哪里想到您竟抛弃烈士的高尚道义，追随招致祸亡的危险道路，中途改变心意，把友好变成怨恨，暗中派兵侵犯、残害豫州【公孙瓒与刘虞有嫌隙，刘虞的儿子刘和在袁术那里；公孙瓒派堂弟公孙越率一千骑兵到袁术处，暗中叫袁术拘捕刘和。袁绍又与袁术反目，当时袁术任命孙坚为豫州刺史，袁绍改任周昕为豫州刺史，袭击夺取孙坚的阳城；袁术派公孙越助孙坚攻打周昕，这就是“侵犯豫州”】。起初听说南方已有士兵，您亲自来到战阵，担心飞箭纷纷射来、狂刃纵横交集，从而加重您的祸患，也徒然增加我的罪过，所以写信恳切劝告，希望您能够改过悔悟【公孙越受袁术派遣，本来与公孙瓒没有关系；袁绍大概知道这一点，所以写信责问公孙瓒】。可是您却超然自得，夸耀威势和诈术，以为天下可以吞并、豪杰可以消灭，果然使您的贵弟死在锋刃之下【公孙越攻打周昕，被流箭射中而死】。这些话还在耳边，您却从不追究祸患的根源，克制内心、自我责罪，只想发泄无边的愤怒，不顾什么逆顺的界限，藏怨害民，把怒气发泄到我身上，于是跃马张弓，驻兵在泜水之上【公孙越死后，公孙瓒说：“我弟弟之死，祸根在袁绍。”于是出兵驻扎磐河，进攻冀州；泜水属于冀州】。毒害遍及百姓，罪过牵连白骨；我无可推辞，只得发动界桥之战【袁绍亲自出兵抵御公孙瓒，与他在界桥南交战】。当时您的军队气势如雷，骏马奔驰如电；我的军队刚刚会合，军械准备不足，强弱悬殊，人数也不相等；借助上天之力，以小战胜大军，于是追逐践踏败逃者，凭借敌军营垒取得粮食【公孙瓒有三万兵，袁绍命麴义率八百精兵迎击，公孙瓒军大败】。这难道不是上天威灵保佑诚信之人、丰厚福报属于有礼之人的证明吗？您的心志仍未满足，于是又聚集残余兵力，率领我的叛贼，焚烧渤海；我又不能安宁，只得进行龙河之战，以弱兵在前诱敌。大军尚未渡河，您的胆气已经破裂，部众已经离散，不待击鼓便败退，军队扰乱，君臣一同逃奔；这又是您自身的过错，也是我的罪过【公孙瓒再次派兵攻打袁绍，到达龙凑，将袁绍击败；龙河就是龙凑】。从此以后，祸患和嫌隙越来越深，我的军队无法承受愤怒，于是尸体堆积成山，头颅遍野；怜悯那些无辜者，我没有一次不慨然流泪【袁绍与公孙瓒所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连续交战两年，士卒疲惫困顿】。后来多次收到您的书信，言辞意义委婉，含有改过自新、修好未来的意思；我既为旧交能够恢复而欣喜，又怜悯百姓不得安宁，常常率军南行，顺从诏书【袁绍任其子袁谭为青州刺史，田楷与他交战不胜；公孙瓒后来与袁绍和好，各自撤军】。可是不到一会儿，北部边境的羽檄文书就不断送来，使我痛心疾首，不知把感情安放在哪里。身为统率三军、担任大将的人，应当使愤怒如严霜，喜悦如及时雨，褒贬好恶都坦然可见；而您却反复无常，因强弱而采取不同谋略，危急时弯腰屈服，缓和时放纵自得，行为没有固定准则，言语没有确定主旨；做壮士的本来应当这样吗？后来您残杀老弱，幽州土地上的人都愤怒怨恨，众叛亲离，孤立无援；乌桓、濊貊也都是您的同州之人，我与他们风俗不同，他们全都奋发迅疾、激起怒气，争着充当锋锐；东西两面的鲜卑也接踵前来归附。这不是我的德行所能招致的，而是您驱使他们前来的【起初刘虞在幽州能够凭借威信结交乌桓、鲜卑；公孙瓒攻杀刘虞，占据幽州。兴平二年，刘虞的从事渔阳人鲜于辅等起兵报仇，迎接刘虞的儿子刘和，与袁绍的将领麴义共同进攻公孙瓒，在鲍丘击败他；公孙瓒迁镇易京】。在荒乱危急的时代，处于战争的险境，内部违背同盟誓言，对外又失去戎狄之心，兵祸在州境兴起，灾祸从宫墙内部发生；想用这些来成就霸业，岂不是太难了吗？先前我从西山出兵平定讨伐，公孙瓒畏惧麴义余部的追杀而逃亡，所以我停止大军，分兵扑灭这支残军；我先前亲自前进，在界桥拔取军旗、攻破营垒、首先登城制服敌人。起初听说您镌刻金印、佩带紫绶，被任命为元帅，我以为您应当借此奋发，报孟明视的耻辱，所以战士们都伸长脖子高望；然而您的旌旗却忽然收敛光彩、藏匿踪影，寂静无声，终于走向覆灭，彼此都为您惋惜。一个人如果有平定天下的志向，希望建立长久世代的功业，就应当掌握军队、抚养军马；叛逆者不讨伐，归服者不收纳，威严和怀柔都废弃不用，靠什么建立名声呢？如今旧都已经收复，天网似乎正在补合，罪人已经灭亡，忠臣辅佐教化，华夏秩序肃然，正等待盛大的功业兴起。收起兵器，放散牛马，您为什么独自守着区区土地，保全军队内部的广大地盘？甘愿背负恶名而迅速腐朽灭亡；与令德长久、功业壮盛相比，仔细筹划一下，这并不是良策。应当放下遗憾，消除嫌隙，敦厚恢复我们的旧交。如果这些话有失误，就让皇天听见吧【公孙瓒没有答复。建安四年，袁绍率全部军队包围他。公孙瓒派人给儿子写信，约定日期等待援兵到来，以举火为信号。袁绍的侦察者得到这封信，按约举火，设下埋伏攻击，公孙瓒大败，于是自杀】。臧洪【字子原，广陵射阳人】《答陈琳书》【臧洪起初任广陵太守张超的功曹，很受张超爱信。张超派臧洪迎接刘虞，途中道路断绝，臧洪于是寄居袁绍处。袁绍任他为青州刺史，后调任东郡太守。曹操在雍丘围攻张超，臧洪听说后，整顿军队请求袁绍救张超，袁绍不答应。张超于是覆灭，臧洪怨恨袁绍，断绝交往。袁绍发兵围攻臧洪，不能攻下，便让臧洪同乡陈琳给他写信，说明祸福。臧洪回信说：“城池陷落被捕，我也不会屈服。”袁绍于是杀了他】彼此隔绝离散而相互思念，这种感情在醒时和梦中都发生。我们相距不过几步，然而取舍和志向却已经不同。这样的悲痛怨恨，哪里说得尽呢？前些日子您没有忘记我，近来又承蒙来信【比，近来】，叙说祸福，公事私情都十分恳切。以您的才华，广泛通晓典籍，难道会对大道昏暗不明、不能通达我的心意吗？所以我丢下笔墨，没有作任何答复，也希望您能远远揣度我狭隘的心情，起初就了解我的鄙陋性情。再次收到您的来信，援引纷杂繁多；我虽然想不作答，但您的言辞义理深厚，不能不答。我是个小人，本来缺乏志向和才用；后来因为出行，在特别偶然的机会中与您相遇【《孔子家语》说，孔子到郯地，与程子在路上相遇，倾斜车盖交谈】，承受您的深厚恩情和情分，于是侥幸占有大州而安享太平。如今我自己回来，是要同您交锋吗？每次登城、面对军队，观看主人的旗鼓【臧洪曾寄居袁绍处，所以称袁绍为主人】，眺望营帐，感念故友的周旋相待；抚弦拿箭【搦，拿】○“搦”读女卓反】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译为什么呢？我自认为辅佐主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主人待我超过一般人的礼数【有人说“悔”应作“益”】；接受任命之初，我们志向相同，要办成大事，扫清盗贼叛逆，共同尊奉王室。哪里想到本州受到侵犯，郡将遭遇危难，请求出兵却被拒绝；想离开又被拘留。使我的故主终于覆亡，我微薄的气节无处施展。难道还能够完整保全交友之道，再次损害忠孝的名声吗？所以我忍着悲痛挥戈，收住眼泪向您告别。如果主人稍稍表现古人忠恕之情，对来者侧身空席相待，对离去者克制自己、反省自责【来者侧席等待，去者克己自责而不责人】，那么我就会坚持季札的志向，不参加今天的战事【吴王余昧死后，想把王位传给弟弟季札，季札逃走不接受】。从前张景明登坛歃血，奉命奔走，终于使韩牧交出印绶，主人得到冀州。后来只因他上表朝见君主、获得赐爵和传车的缘故，没有得到宽恕其过失的待遇，反而遭到灭族的祸害【袁绍派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游说韩馥，使韩馥把冀州让给袁绍】。吕奉先讨伐董卓后前来投奔，请求军队没有得到，告辞离开有什么罪，反而还要遭受暗中刺杀【《吕布传》说，吕布击败张燕军后，要求增加兵力；袁绍的将士劫掠，袁绍对此忧虑忌惮，吕布觉察其意图，向袁绍请求离开】。刘子璜奉命出使，过了期限，辞别却不能获准；因为害怕君主、思念亲人，才用欺诈办法求得归去，可以说是有忠孝的志向，并没有损害霸业，却也几乎僵死在主人部下，不能免除祸患。仰慕进取的人就得到荣耀，违背心意的人就遭杀戮；这只是主人的利益，并不是游士的愿望。因此我以往人的遭遇为鉴戒，守死在困窘的城中，也是因为君子离开本国，不应当投奔敌国【《左传》说，君子离去，不到仇敌的国家；离去，就是逃亡】。您应当看到长久围困不能解除、援兵又没有到来，顾念婚姻的情义，推重平生的友好，认为屈节苟生胜过守义而覆亡吗？从前晏婴在刀刃面前不改变志向，南史氏不屈曲史笔来求生【崔杼杀齐庄公，想劫持晏子与他盟誓，用剑抵住他的脖颈和心口。晏子说：“用刀劫迫我，却失掉我的心意，不是勇敢。”崔杼于是释放他。太史记载说：“崔杼弑杀他的君主。”崔杼杀了太史；他的弟弟继承职位后仍这样记载，也被杀；再下一个弟弟又这样记载，崔杼才放过他。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都被杀，拿着简策赶来，途中听说事情已经记载，于是返回】，所以身体留下图像，名声流传后世。何况我凭借坚固的城池，驱使士人的力量，散尽三年储备，作为一年的军资，救济困乏，来使天下人高兴，哪里会想筑屋返耕呢【《左传》说楚王围攻宋国，筑屋返耕，意思是在宋地筑屋，回头耕田，表示没有撤军之意】？只是担心秋风扬起尘土，伯珪的马头转向南方【伯珪，公孙瓒的字】，张扬、飞燕的军力制造祸难【张扬，云中人，何进命他在本州募兵，得一千多人，便留在上党攻打山贼；何进失败，张扬于是攻打上党，又劫掠各县，部众增至数千，与袁绍联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张燕，常山人，聚集少年成为群盗，部众有万人；张燕勇猛剽悍而行动迅速，军中称他为飞燕，后来帮助公孙瓒与袁绍争夺冀州】。北部边境将要报告倒悬般的危急，股肱大臣只会奏请回去自救【股肱犹如手足；说北方边境有突然的危急，股肱大臣将报告请求归去自救】。主人应当以此为鉴，曹操一类的人已经调转旌旗、退军了，为什么还要长久侮辱我，向我的城下施展威势呢？您讥笑我依靠黑山作为救援，难道独独不想想黄巾军的联合吗？从前汉高祖在钜野取得彭越【彭越率部众居住在钜野，没有归属；汉王于是派人赐给彭越将军印，使他攻取济阴以攻击楚军】，光武帝在绿林奠定基业，最终龙飞受命，中兴帝业。如果能够辅佐君主、兴隆教化，又有什么可嫌弃的呢？何况我亲自奉有玺书，要同他们共事，已经这样做了。孔璋足下，您向境外求取利益，臧洪却把生命托付给君主和亲人；您把自身托付给盟主【盟主指袁绍】。臧洪在长安谋求功名，您认为我身死名灭；我也笑您虽活着死去，却没有声名。本来同根，最终分离，努力吧，努力吧，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按：西京继承战国、先秦之后，所以文章雄健峭拔而多奇特，贾谊等人的奏疏就是如此】。太平时代已经持续很久，士人的气势衰弱，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文章变得舒缓曼长而缺乏振作。东汉承袭了这种风气，文体日益趋向骈偶华丽，已经成为晋、魏、六朝文风的开端；难道真是风气造成的，有些事情就不能遏止吗？从前司马迁的文章崇尚奇异之气，所以《公孙弘传》《董仲舒传》不记录他们的对策，而班固却把它们收录进去。东汉的史书成于范蔚宗之手，他所引用叙述的当时人书奏，多有删削润色。三部书于是各自形成一代的文章。这样，自班固、蔡邕诸家以外，名义上称为东汉文章的，其实已经是晋、宋人的手笔了。然而由于先帝武帝喜好经术，多次召集公卿、郎将讲论经义。明帝亲临辟雍，向三老行礼，亲自到讲堂听讲。章帝在白虎观大会群儒，诸儒奉诏论定经义。由于上层振作激励，当时名望高、道义重的人，编入典籍的不下万人，岂不是极其盛大吗？我曾说，东汉人看重名节，谈论仁义，师生传授经书，只希望足以阐明道理罢了；这与西汉大师之间互相传授，靠对策取科第、取得青紫官服的人，不相同。至于那些魁伟高大的老成硕学之士，正色立于朝廷，屡次上封事，读他们的文章，有时会使人抽泣流泪而不能自止；他们对于名教的益处太大了。难道是后世杜钦、谷永一类浅薄儒生所能企望的吗？至于郭奉、黄宪、徐穉这一类人，他们的文辞没有足够显现其所存的德行，更有超出辞章训诂之外的地方；这又是需要考察时代才能了解的。《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一目录 三国 魏文帝 《禁止母后干预政事诏》《鹈鹕集灵芝池诏》《减轻刑罚诏》明帝 《端正继承帝统诏》《论封禅诏》《郎吏分别接受四经三礼诏》陈王曹植 《请求存问亲戚疏》《陈述审察举荐之事疏》《鲁孔子庙之碑》董昭 《陈述末流弊病疏》王朗 《节省开支奏》刘廙 《论治国之道表》卫觊 《劝谏明帝疏》杨阜 《劝谏明帝营造宫室疏》高堂隆 《劝谏兴起劳役疏》蒋济 《中书专任疏》杜恕 《劝谏考核官吏疏》《劝谏任用廉昭疏》程晓 《请求罢免校事疏》夏侯太初 《官才议》《除重官议》《改服制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一。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命编纂并作注。奉命编纂并作注。三国【炎汉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天下分裂为三国。曹操挟持天子，占据中原，自称魏王，传位给儿子曹丕，曹丕接受禅让。孙权承继父兄的基业，保有江东，称吴。蜀汉先主刘备占有梁州、益州，承继汉朝正统，延续出入近百年，相关记载错杂分散。晋朝治书侍御史陈寿撰写《三国志》】魏文帝【名丕，字子桓。魏武帝的太子，继承丞相、魏王之位，接受汉朝禅让，称帝】。《禁止太后干预政事诏》【黄初三年】。妇人参与政事，是祸乱的根源。从今以后，群臣不得向太后奏事，太后的外戚之家不得担任辅政之职，也不得无理接受分封土地的爵位。把这道诏书传给后世，如果有人违背，天下人共同诛讨他。《鹈鹕聚集在灵芝池的诏书》【黄初四年夏五月，有鹈鹕鸟聚集在灵芝池，因而下诏】。这正是《诗经》诗人所说的“污泽”之鸟【《曹风·候人》说“鹈在梁”，鹈鹕是污泽中的鸟；鹈鹕停在鱼梁上，比喻小人在朝廷】。《曹风》讥刺曹共公疏远君子而亲近小人。如今难道没有贤能有智慧而处在下位的人吗？如果没有，这只鸟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应当广泛举荐天下才德出众、品德高尚而独行其志的君子，以回应曹国人的讥刺。《减轻刑罚诏》【黄初五年】。近处的人都不能得到安抚，怎么能使远方的人来归附？如今事务繁多而百姓稀少，上下都被繁密的法律条文困弊，百姓连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过去泰山有人哭泣，认为苛刻的政令比猛虎还凶猛【事见《檀弓》】。我具备儒者的风范，遵循圣人的遗教，难道可以只在口头玩味这些言辞，行动上却违背他们的告诫吗？应当广泛讨论减轻刑罚，以恩惠施于百姓。明帝【名叡，字元仲，文帝太子】。《端正继承正统诏》。按照礼制，皇后没有儿子，就选择旁支之子来继承大宗；既然如此，就应当继承正统、奉行公义，怎么能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呢？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却给悼考加上皇帝的尊号【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昭帝是武帝的小儿子，悼考是宣帝的父亲史皇孙。宣帝既然继承昭帝，就不应当以史皇孙为父】。汉哀帝因是外藩而被拥立，董宏等人却援引亡秦的旧事，反而迷惑当时的朝廷【“或误时朝”的“误”或作“惑”】，既尊奉恭皇，建庙于京城，又宠幸藩王的妾，使她们的待遇等同于长信宫【哀帝是定陶恭王之子，继承成帝之后位；藩王的妾指定陶傅太后和丁姬。长信宫是宫名，皇太后居住之处。哀帝听从高昌侯董宏的话，尊奉丁姬和傅太后，使她们的待遇等同于长信宫】；在前殿排列昭穆次序，把四位并列于东宫，僭越失序到了没有限度，人与神都不保佑他，不能说师丹忠正的劝谏有罪【哀帝要给丁姬、傅太后上尊号，师丹劝谏而不被听从，反被免为庶人】，以致造成丁姬、傅太后遭受火焚之类的灾祸【王莽挖掘傅太后的坟墓，压死数百人；又打开丁姬棺椁的门，火焰从中喷出，烧毁棺椁中的器物】。从此以后，后世相继这样做。过去鲁文公违背礼制把祭祀次序颠倒，罪过归于夏父；宋国行事不合礼制，受到讥刺的则是华元【《左传》文公二年说，鲁国把僖公的神位升在闵公之上，颠倒了祭祀次序，因此夏父弗忌任宗伯】。《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宋文公死后厚葬，君子认为华元把君主置于恶行之中。现在命令公卿和主管官员，深深以前代的事为戒。后代如果万一从诸侯中入朝继承大统，就应当明白为人后嗣的道义；如果有人敢以奸佞邪曲引导、阿谀当时的君主，妄自建立不合正统的尊号，把考称为皇帝、把妣称为皇后，那么股肱大臣应当将他诛杀，绝不赦免。把这些写在金册上，收藏在宗庙，载入法令典章。

译《论封禅诏》【太和年间，防军蒋济请求举行封禅，明帝下诏拒绝，这件事于是搁置】。听到蒋济这些话，使我汗流到脚。自开天辟地以来，举行封禅的君主不过七十多个【《管子》说：古代举行封禅的有七十二家】。所以太史公说：“即使有承受天命的君主，如果功业教化还没有普遍施行，也会间隔一千多年；近的也有几百年。因此封禅的仪式已经残缺，无法记载。”我修养了什么德行，敢希望做这种事吗？蒋济难道是认为当世没有管仲，却因为我有齐桓公登泰山封禅的志向吗【齐桓公想举行封禅，因为管仲劝说而停止】？我不能欺骗上天。蒋济所说的事，表面上很荣耀，实际上并不是在帮助我。公卿、侍中、尚书、常侍只须省察此事即可，不要再议论，也不必答复这道诏书。《郎吏分别接受四经三礼诏》【景初年间，明帝因为高堂隆以及苏林、秦静等人都已年老，恐怕没有人能够传授他们的学业，因而下诏】。从前先圣去世后，他们留下的言论和教诲都写在六艺之中。六艺的典籍，礼尤其重要，片刻也不能离开。末世风俗背离根本，由来已久，所以闵子讥讽原伯不学习【《左传》昭公十八年，周国的原伯鲁不喜欢学习，闵子马说：“周国大概将要乱了吧”】；荀卿鄙视秦代坑杀儒生【始皇三十五年，坑杀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儒学一旦废弃，风俗教化从哪里兴起呢？如今年高的老儒生、大学者都已年老，教诲后学的事业由谁来继承？过去伏生将要老去，汉文帝便让鼂错继承他的学业【伏生研究《尚书》，九十多岁时已经不能行走，文帝诏令鼂错前往接受传授】；《谷梁传》的学者很少，汉宣帝便让十名郎官继承它【蔡千秋能够讲授《谷梁传》，汉宣帝怜惜这门学问将要断绝，选派十名郎官跟随他学习】。从郎官中选取三十名才能高、能理解经义的人，分别跟随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学习四经三礼，主管部门详细制定考课和考试的办法。夏侯胜【汉宣帝时任太子太傅】说过：“士人所忧虑的是不能明白经术；经术如果明白，取得青紫官印就像俯身拾取地上的小草一样容易。”如今学习者如果能穷究经学之道，那么爵禄、荣耀和宠遇会不求自来，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陈王曹植【曹植字子建，是魏武帝的儿子，特别受到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起初封平原侯，后改封临淄侯。文帝即位后，谒者灌均迎合皇帝，奏请把曹植降为安乡侯，后改封甄城侯，进爵为王，迁徙到雍丘，又迁到东阿，后来封为陈王】。《请求存问亲戚的疏》【当时法制对待藩国严苛紧迫，太和五年，曹植上疏】。臣听说，天之所以被称为高，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覆盖；地之所以被称为广，是因为没有什么不承载；日月之所以被称为明，是因为没有什么不照耀；江海之所以被称为大，是因为没有什么不容纳。因此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天对万物所施的德，可以说是宏大广博了。大概尧施行教化，先亲近后疏远，由近及远。他的传文说：“能够发扬光明盛大的德行，来亲爱九族。”九族和睦以后，再辨明百官的政事。到了周文王，也崇尚这种教化。他的诗说：“先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再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族和邦国。”因此社会和谐肃穆，诗人歌咏它【《周颂·雍》篇有“来雍雍”之句，又说“天子穆穆”】。从前周公哀悼管叔、蔡叔不能和睦，便广泛分封懿亲，用来藩卫王室。

译传文说：“周王室的宗族盟会，异姓诸侯排在后面。” 骨肉亲情，确实可以暂有差异，却不能彼此离散【“爽”是差错的意思，意为即使有差错，也不至于彼此隔绝】；亲爱亲属的道义，实在应当敦厚牢固。从来没有不讲道义却后来超过君主，也没有自称仁爱却遗弃亲属的人。臣恭敬地想，陛下具有帝尧唐尧恭敬明察的德性，具备周文王小心谨慎的仁德，恩惠遍及后宫妃嫔【《大雅·大明》说“就是这位文王，小心翼翼”；《汉书》称皇后的宫殿为椒房】，恩德彰明于九族。群臣百官轮流休息、交替入值【众臣百官担任宿卫，按次序休息，轮流上下值班】，执掌政事不废弃于朝廷，臣下的心情也能在私室中得到伸展；亲属相交的道路畅通，庆贺和吊丧的情意得以表达，这确实可以说是推己及人、推施恩惠了。至于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断绝，在清明的时代遭到禁锢；臣私下悲伤，也不敢过分奢望同气之人【同气之人，指同僚朋友】来往，修习人事，叙述人伦。如今甚至婚姻嫁娶也不能相通，兄弟彼此断绝，吉凶的问候被堵塞，庆贺吊丧的礼仪废弃，思念亲人的违背远胜于路人，隔阂的不同更超过胡人与越人。如今臣受一概制度的限制，永远没有朝见陛下的希望。至于臣把心专注于皇极，把感情系结于紫闼，神明是知道的。然而这是上天造成的，又能说什么呢？退一步想，各位诸王常常都有亲亲相爱的心情【《大雅·行苇》说“兄弟亲爱，不要疏远他们”】。希望陛下慨然下诏，使各藩国在四时节令能够互相庆贺问候，让骨肉亲情得到表达，使恩情完整，保全和乐亲爱的深厚情义。妃嫔家属之间，因沐浴脂粉等事每年可以有两次往来，使他们的礼义与尊贵宗室相等，使他们得到的恩惠与百官相同。这样，古人所感叹的情义、《风》《雅》所歌咏的亲亲之恩，就又会存在于圣明的时代了。臣私下反省自己，没有锥刀般微小的才用；再看陛下所擢拔任用的人，如果陛下把臣当作异姓之人来对待，臣暗自估量，也不会排在朝士之后。若能辞去远游冠，戴上武弁【《后汉书·舆服志》说远游冠是诸侯所戴】，解下朱色丝带，佩青绶【《舆服志》说诸侯王佩赤绶，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佩青绶】，担任驸马都尉、奉车都尉，赶快得到一个官号【《汉书》说驸马都尉掌管副马，奉车都尉掌管驾御皇帝乘舆的车；驸马是副马，不是正驾之车，所以掌副马者称驸马都尉】，安居京城，手执马鞭、佩带笔具，出行跟随华盖，入内侍奉皇帝车驾，承答圣上的询问，在左右拾取遗失的政事，这就是臣最深切的愿望，是不离于梦寐的愿望。远方仰慕《鹿鸣》中君臣宴饮的情谊，中间歌咏《常棣》中兄弟亲爱的告诫，下层思念《伐木》中朋友相交的道义，最终怀念《蓼莪》中孝子不能终身奉养父母的哀痛【《鹿鸣》是宴请群臣嘉宾；《常棣》是宴请兄弟；《伐木》是宴请朋友故旧；《蓼莪》写孝子不能终身奉养父母的悲哀】。这四首诗都是《小雅》的篇名。每逢四时节令的庆贺和问候，臣总是孤独地独处，身边只有仆役可以应答，只有妻子儿女高谈阔论，而没有人可以和臣陈说情意、施展义理；臣没有一次不是听到音乐便抚心悲痛，面对酒杯便叹息【汉武帝建元三年，各诸侯王来朝见天子，天子在中山置酒，靖王刘胜听到音乐而哭泣，把原委全告诉了被官吏侵凌的情形】。臣以为，犬马的忠诚不能感动人，就像人的诚心不能感动上天一样；崩城和降霜的故事【崩城是杞梁妻的事，降霜是邹衍的事】，臣起初相信它们，以为只不过是用臣的心情作比方的空话罢了。可是像葵花和豆叶倾向太阳，太阳虽然不会为它们回转光芒，但它们向着太阳的心却是真诚的；臣私下把自己比作葵藿。如果天地降下恩施，垂下日月星辰的光明，实在全在陛下。臣听说文子说：“不要成为福的开端，也不要成为祸的先导。”如今亲属彼此隔绝，同宗之人都在忧愁，而只有臣独自进言，臣私下不愿圣明时代有不能得到恩施的事物；有不能得到恩施的事物，必然会产生惨痛怨毒的心情。所以《柏舟》有“上天啊”的怨恨，《谷风》有“抛弃我”的叹息【《柏舟》是《鄘风》的篇名，《谷风》是《小雅》的篇名】。因此伊尹以他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孟子说：“不能用舜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自己的君主，就是不尊敬自己的君主。” 臣的愚昧闭塞，本来比不上虞舜、伊尹；至于希望使陛下增崇光辉，获得时世和美的美名，宣扬光明盛大的德行，这是臣区区的诚心，是臣私下独自守持的心愿，实在怀有如鹤独立、长久企望的心情，所以斗胆再次陈述，希望陛下或许能够开启上天般的聪听，垂意听取【明帝下诏答复说：“纠正偏枉时矫枉过正，主管官吏害怕获罪，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我已经命令有关部门，按照大王所申诉的处理。”】《陈述选举人才的疏》。臣听说，天地之气协调，万物就生长；君臣的德行相合，各项政务就能成功。五帝时代并不是人人聪明，三代末世也不是人人愚昧，关键在于任用还是不任用，知道还是不知道。既然当时有举荐贤人的名声，却没有得到贤人的实际效果，那么必定是各自援引同类的人来进用。俗话说：“宰相家有宰相，将军家有将军。”所谓宰相，是指文德显著的人；所谓将军，是指武功卓著的人。文德显著，就可以匡正朝廷、达到太平和谐，稷、契、皋陶、龙就是这样的人；武功卓著，就可以征讨不服从的国家、威服四方夷狄，南仲、方叔就是这样的人。从前伊尹最初只是陪嫁的臣，地位极其卑贱；吕尚居住在屠户和钓鱼者之中，处境极其鄙陋。等到他们被商汤、周文王举荐，实在是道合志同、谋略深远而神妙相通，哪里还需要借助近臣的推荐、通过左右的介绍呢？《尚书》说：“有非凡的君主，必能任用非凡的臣子；任用非凡的臣子，必能建立非凡的功业。”商汤、周文王就是这样。至于那些拘谨浅陋、遵守常规、墨守旧法的人，哪里值得拿来向陛下说呢？所以阴阳不调和，日月星辰的光明不畅；官职空缺无人，众多政务不能整治，这是三司的责任。边疆骚动，四方内部受到侵扰；军队覆没、众多士卒丧失，战争不能停息，这是边将的忧患。

译难道可以徒然承受国家的宠荣，却不称职吗？所以责任越重大，负担越沉重；职位越高，责任越深。《尚书》称“不要使众官空缺”，《诗经》有“任职便要想到自己的忧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具备上天自然纯真的美德，登上神圣的权柄来继承正统，希望听到太平之歌，看到停止武力、实行文治的美好景象。然而这些年以来，水旱灾害不合时宜，百姓困于衣食；军队出征，一年年增加征调。加上东面有覆败的军队，西面有阵亡的将领，以至于蚌蛤在淮水、泗水上漂浮，鼲鼬在林木间喧叫【指吴、蜀二国】。臣每次想到这些，没有一次不是停止进食、挥落饭食，面对酒杯而扼腕叹息。过去汉文帝从代地即位，怀疑朝廷有变，宋昌说：“宫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宗亲，宫外有齐、楚、淮南、琅琊诸国，这就是像磐石一样坚固的宗室，请大王不要疑虑。”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向远处效法周文王有虢国援助的事迹，从中思考周成王有召公、毕公辅佐的办法，从下处保存宋昌所说的磐石般宗室之固。从前千里马困顿于吴坂，可以说已经十分困窘；等到伯乐鉴识它，孙邮驾驭它，形体不劳，就能坐取千里之程。这是因为伯乐善于驾驭马，明君善于驾驭臣。伯乐能使马奔驰千里，明君能使天下达到太平，这确实是任用贤能的明显效果。如果朝廷官署任用的都是贤良之人，众多机务在内部就能得到治理；武将出兵作战，边方的祸患就能得到平息。陛下就可以安闲地居住在都城，何必劳驾銮舆，暴露在边境呢？臣听说羊披着虎皮，看见草就高兴，看见豺狼就发抖，忘记了自己披的是虎皮。如今任用将领不当，就有些像这种情况，所以俗语说：成为祸患的人不知道祸患，知道祸患的人却不能任职。过去乐毅逃奔赵国，心中仍忘不了燕国；廉颇在楚国，仍想着做赵国的将军。臣生于乱世，长于军旅，又多次承受武皇帝的教诲。臣私下观察出兵用兵的要领，不必专门取法孙武、吴起，却暗中与他们相合。臣内心常常希望能够有一次奉召入朝，排开金门，踏上玉阶，列在有职任的臣僚之中，得到片刻召见，使臣能够一抒胸中所怀、舒展积蓄的情绪，即使死也没有遗憾。现在收到鸿胪寺下发的征发士卒、停止休息的文书，期限紧迫；又听说豹尾旗已经树立，战车即将奔驰出发，陛下又要劳累玉体、扰乱心神，臣实在惊惧忧虑，不能安居。希望能够骑马执鞭，首先迎受尘土和露水，撮取风后的奇谋，接续孙武、吴起的要领，追慕卜商，请他启发陛下左右，作为先锋效命，直到战车车轮下献出生命。即使没有大的补益，也希望略有小小的补助。然而天高听远，臣的情意无法上达，只能独自仰望青云、抚心悲叹，仰望高天而叹息罢了。屈原说：“国家有千里马，却不知道驾驭它，还惶惶不安地另外寻找。”过去管叔、蔡叔被放逐诛杀，周公、召公出来辅政；叔鱼陷入刑罚，叔向匡救国家【叔鱼是叔向的弟弟，《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叔鱼卖狱，被邢侯杀死】。三监所造成的祸患，臣自当承担；辅佐君王的周公、召公之类，寻找起来一定不会远，在华贵宗族、贵族和藩王之中，必定有能担当这种选举的人。因此传文说：“没有周公那样的亲近关系，就不能做周公所做的事。”希望陛下稍加留意。近来汉朝大规模建立藩王封国，富裕的拥有相连数十城，简约的也不过奉祀祖宗、接受供养罢了，不如姬周建立封国、实行五等爵位的制度。像扶苏劝谏秦始皇、淳于越非难周青臣那样，可以说是懂得时势变化了【始皇三十五年，坑杀儒生，长子扶苏劝谏，始皇不听，派扶苏到上郡监护蒙恬；始皇三十四年，仆射周青臣进献颂辞，说陛下把诸侯国改为郡县，上古以来没有人能赶得上陛下的威德；博士淳于越说周青臣当面阿谀，以加重陛下的过错】。能使天下人侧耳注目的人，就是掌握权势的人。因此谋略能够改变君主的意志，威势能够震慑臣下；豪强右族掌握政权，并不在于是否是皇帝的亲戚。权势所在，即使关系疏远也必然显贵；权势离去，即使关系亲近也必然被轻视。大概，夺取齐国的是田氏宗族，并不是吕氏宗族；瓜分晋国的是赵、魏两家，并不是姬姓宗族。希望陛下明察这一点。如果吉凶专属于某一职位，祸患隔绝而不相连，那么就是异姓之臣；希望国家安定、祈求家族显贵，活着共同享有荣华，死后共同承受灾祸的人，才是公族之臣。如今反而疏远公族而亲近异姓，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听说孟子说：“君子困穷时独善其身，得志时兼善天下。”如今天下和臣与陛下共同踏冰履炭、登山渡涧，共同承受寒温燥湿、高下险夷，难道还能离开陛下吗？臣不胜愤懑，拜上表章陈述情怀。如果其中有不合适的地方，请暂且把它收藏在书府，不要立即毁弃。臣死以后，其中的事情或许还可以思考。如果有一丝一毫能够触动圣意，希望把它拿到朝堂上，让博古之士指出臣这篇表章不合义理的地方。这样，臣的愿望就满足了【明帝优厚地写诏答复】。《鲁国孔子庙碑》。黄初元年，大魏承受天命，继承轩辕黄帝的高远传统【王沈《魏书》说：曹氏先祖出自黄帝，在高阳氏时代，陆终的儿子安就是曹姓的始祖】，接续虞舜氏久远的统绪【文帝接受禅让后，对群臣说：“舜、禹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顺应历数来改变天下，发扬仁德之风来施行教化。于是聚集五瑞，颁布宗彝，统一衡器和石斗，统一度量，给各种祭祀安排等级，使没有成文规定的祭祀也有秩序，顺应天时来施布教化。既而继承光明的圣业，彰明上代功德，追承夏、商、周三代尊奉二王后裔、三恪的礼制【黄初元年，奉汉帝为山阳公，使用汉朝正朔，以天子之礼在郊外祭祀；上书时不称臣】，又兼继汉宣帝褒奖孔子后裔的制度【汉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后人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以鲁县百户为封邑，任命孔子第二十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奉祀孔子。于是下诏给三公说：“从前仲尼具有大圣人的才华，怀有帝王的器量，正值衰周末年，却没有承受天命的时运；他生在鲁、卫两国的朝代，在洙水、泗水之上施行教化，奔走不安、惶惶不定，想要委屈自己来保存道义，贬抑自身来拯救世人。当时三公始终不能任用他，于是他退而考察五代的礼制，修明没有王位而有王道事业的“素王”之事【孔子出生前，麒麟在阙里吐出玉书，书上说：“水精之子，继承衰微的周朝而成为素王”】，依据鲁国史书制定《春秋》，到太师那里正定《雅》《颂》，使千年以后的人没有不采录他的文章来著述、仰慕他的圣德来成就谋略的。

译啊，孔子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大圣人、亿万年后人的师表了。可是他遭逢天下大乱，历代祭祀毁坏，旧居的庙宇毁坏而没有修复，褒成侯的后代断绝而无人继承，阙里听不到讲诵的声音，四时也看不到举行祭祀的礼位。这难道是所谓尊崇教化、报答功德，盛大的德行应当百世祭祀的做法吗？唉，朕对此非常怜悯。应当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封邑百户，奉祀孔子；命令鲁郡修复旧庙，设置俸禄百石的官吏和士卒守卫，又在庙外扩建房屋，让求学的人居住。于是鲁地父老、诸生和游学之士，看见庙堂开始恢复，观看祭祀礼器开始陈设，仿佛看见圣灵，想象祥瑞即将聚集，便慨然叹息说：“大道衰微废弃，礼乐灭绝，三十多年【“卅”是“三十”的合写】。” 【“○”音为“飒”】皇上怀有仁圣的美德，兼具天地化育万物的功德，广大包容无所不至，深厚幽远不可测量。所以自从承受天命以来，天和人都和谐，神气融和，嘉祥瑞兆接连而来，美好的征验屡次降临；不同风俗的人解开编发而仰慕仁义，远方夷人翻越险阻前来归附。即使太皞伏羲氏以龙瑞游行而统治天下，虞舜氏以凤凰来仪而面对百姓【太皞伏羲氏时出现龙瑞，号称龙师；虞舜作乐，凤凰来仪】，伯禹命令建造玄宫而成为夏后，西伯因岐山之社而成为周文王，这些事又哪里值得和大魏相比呢？至于接续将要断绝的统绪，兴修废置的官署，询问古事，考察古制，使圣贤配享天地，这确实是神明所赐福、天下万民所欢欣的事。难道只是鲁国一地的事情吗？于是感念殷人修建路寝的意义，赞美先民修治泮宫的事迹【《商颂·殷武》末章说路寝建成，孔安国、郑玄的笺注说高宗重新成就成汤的道统，所以新建路寝；《鲁颂·泮水》歌颂鲁僖公能够修治泮宫】。高宗、僖公不过是继承世系的君王、诸侯国的国君，尚且能把德行写进著名的颂诗，使声名流传千载；何况如今圣明的皇帝刚刚建立华夏，开创基业、垂示统绪，接受天命之日，车驾尚未下车，就褒奖大圣人，隆盛教化达到如此程度，能不加以歌颂吗？于是作颂说：光辉灿烂的大魏，承受天命而广大推行【“将”是大的意思】；兼具黄帝、虞舜的德体，包容夏朝、涵盖商朝，把福祉降给天下。上使日月星辰清明，群祀都各有秩序。没有一件事情不纲举目张，嘉美那位玄妙圣人；他的神灵多么深远。遭逢世道昏乱，没有人彰显他的荣光。褒成侯的后代已经断绝，寝庙也因而倾塌。阙里萧条冷落，没有人来享用祭祀，也没有香气飘散。我们的皇帝为之哀悼，寻访孔子的后代，于是建立宗圣侯，以接续他的后裔。修复旧日的殿堂，使屋宇高大宽敞。众多求学的弟子，在这里居住和学习。王道教化已经完备，群小之人迅速沮丧。鲁国的正道因此兴起，永远成为法式规范。宏大的声誉升入高天，神灵前来和应。美好的征验纷纷而至，为我国降下祥瑞。内在光照整个区域，外在覆盖荒远之地。异域之人经过多重翻译前来，击鼓拍板扬声歌唱。何等显赫啊，四位圣人，应时运而治理世间。仲尼虽然已经去世，文章和道统仍在这里。文采斐然的我国后代，越过仲尼而成为第五位圣人。共同存在于亿万年间，如山基一样稳固。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历任太仆，封乐平侯】。《陈述末流弊病的疏》。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尊重崇尚敦厚朴实、忠诚守信的人，深深憎恨虚伪不真实的人，因为虚伪会毁坏教化、扰乱治理、败坏风俗、损伤教化。近来魏讽在建安末年伏法诛杀【西曹掾魏讽有惑乱众人的才辩，震动邺都，因谋反被诛】，曹伟在黄初初年被斩杀【山阳人曹伟素有才名，听说吴国称藩，便以平民身份给吴王写信求取贿赂，想借此与京师结交，黄初二年伏诛】。臣恭敬地看到前后圣上的诏书，深深憎恶浮华虚伪，想要破散邪党，常常对此咬牙切齿；可是执法的官吏都畏惧他们的威势，没有人能够纠察揭发，因而毁坏风俗、侵夺贪欲越来越严重。臣私下看到当今的年轻人，不再把学习作为根本，专门把交游作为事业；国士不把孝悌和清正修身放在首位，却把趋附权势、游走牟利放在前面。结党聚集的人互相吹捧赞叹，把毁谤别人作为惩罚，把党人的赞誉作为爵赏；依附自己的人，就用许多言辞赞美他；不依附自己的人，就制造罪过和嫌隙。甚至互相说道：“如今世道何必担忧不能度过呢？只要寻求人情之道，不必担心罗网不够广大。又何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只要把药吞下去，调和柔顺就行了。”又听说有人让奴仆、门客冒充在职官员家的家人，借此出入宫禁深处，往来传递书信，探听消息。以上这些事情，全都是法律所不容许、刑罚所不赦免的，即使魏讽、曹伟的罪行也没有比它们更严重【明帝于是下严厉诏书斥责并免黜诸葛诞、邓飏等人】。王朗【字景兴，东海郡人，任司徒，封兰陵侯】。《节省费用奏》。诏书询问应当减省或增加什么，必定是指东京的事情。至于西京云阳、汾阴的大祭【《汉书》记载，汉武帝在云阳郊祀太一，汉文帝在汾阴修建庙宇，想祭祀出土的周鼎】，一千五百多项各种祭祀，通天台【汉武帝建造通天台来等候神人】，进入阿房宫，斋戒一定要一百天，饲养祭牲五年；牛有三千头，重玉有七千件；祭器上用华美的绮绣装饰，铺设重席，童女跳舞，编排酿酒、灌祭等仪式，必须经过三季才能完成；乐人必须有三千四百人才能齐备；内宫美女多达近千人，学宫博士七千多人；中厩的騑马、騄马和驸马六万多匹，外牧则有掌管牧养的人三万，马匹是其十倍；执金吾【掌管宫外警戒，负责非常、水火等事】随从骑兵六百人，步卒是骑兵的两倍；太常【掌管礼仪祭祀】出行到陵墓所乘的车有一千辆；太官赐给官府的奴婢六千人；长安城中治理百姓、办理政务的官吏三千人；二千石以上、审理罪案判决刑罚的官员二十五人；狱政事务充塞而烦杂，威仪繁多丰盛，超过三代，近乎超越礼制。之所以极端奢侈，大多承袭秦代遗风，既违背祭祀用茧栗之角、重在诚敬的根本【祭祀天地所用的牛角要像茧、栗那样小】，又失去质朴而增加文饰，背离崇尚质朴、遵循简约的旨趣。这难道是当今国家隆盛、政治清明、祖述尧舜之时，实行节省奢侈、力求俭朴的政策，废除繁杂、遵从简省的命令，详慎刑罚的教化所应当仰慕的吗？

译至于寝庙每天用太牢祭祀、郡国都建立宗庙的制度，以及丞相、御史大夫所属官吏和随从的数量，这些制度在汉哀帝、汉平帝以前已经屡次改变，在汉光武帝以后也没有实行。谨按图籍所载的改革奏议，天地、五帝、六宗、宗庙、社稷的祭祀区域，已经沿用了前代的兆域。天地祭祀只扫地而祭，其余祭祀则都筑坛并修边界。明堂用来祭祀上帝，灵台用来观察天文，辟雍用来修习礼乐，太学用来聚集儒生，高禖用来祈求吉祥，也用来考察时务、宣扬教化、考察古代先民、开启延续的福祚；过去都建在国都南面，并且有高大的栋梁和宽敞的屋宇，足以举行盛大宴飨、射礼并观望云气。七郊虽然是尊贵的祭祀而崇尚质朴，但仍然都有门屋和便坐，足以避风雨。可以等到军队停息、年成丰收，再逐渐修治旧有制度。虎贲、羽林【都掌管宿卫侍从】、五营军队和卫士合计虽然将近万人，但其中有的是商人、懒散游荡的子弟，有的是乡野谨慎迟钝的人；虽有乘坐车马、执兵器的形式，却不讲习军阵，既没有经过选练，又很少遇到寇敌。名义和实际不相符合，难以应付紧急情况。遇到警报后才招募士兵，军队出发后才运输粮食；有时军队长期驻扎，却不从事营田，不修理器械，也没有储备积聚。一个方向传来羽檄，三面便同时荒乱骚扰。这也是汉代近世的过失，是不能效法的。如今中原已经安定，而巴蜀还在版图之外；虽然还不能停止武力、收藏铠甲、放马归牧、收兵不用，但应当趁着大丰收之年，把军政寄托在农事上。官吏和士卒无论大小都勤于耕种，停下来时就在广阔原野上组成乡里，行动时就在六军中组成校队。减省他们的暴虐徭役，供给他们衣食。《易经》说：“使百姓因喜悦而劳作，百姓就忘记劳苦；使百姓因喜悦而赴难，百姓就忘记死亡。”说的正是今天的情形。把粮食储藏起来作为食粮，把勇气储藏起来作为军势；即使只是坐着显示威严，边境之外的蛮夷也会不等军队行动，就再次叩头请求改过自新、效力大魏。如果他们畏惧威势而前来效力，不必交战就能平定，远胜于交战以后才树立威势、接兵之后才建立功业。如果奸邪之心不改，执迷不悟，仍想使用那些被他们虐待役使的百姓，等到大魏以死报效、报答养育之恩的士卒到来，然后慢慢面对那些前歌后舞、以征伐为乐的军队，面对那些倒戈折箭、乐意归服的群体，即使摧枯拉朽，也不足以形容其容易。刘廙【字恭嗣，南阳安众人，任侍中，封关内侯】。

译《论治国之道表》。从前周朝有十位辅佐君王的能臣，其中还有一位妇人，实际只有九位男子，孔子称叹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贤能明智的人本来就难以得到。何况经过乱世和弊政之后，百姓凋残殆尽，幸存的士人也没有多少。股肱大臣的重要职位，以及州郡的督察官、边方的重任，虽然官位齐备，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这并不是选官者不用心，而是人才匮乏造成的。至于长吏以下各种官职和小任，难道能够全部选练而得到合适的人吗？办法不如用法律督责他们；否则频繁调动、更换不止，来往送迎的烦劳无法计算。调动更换之间，往往会产生奸巧之事，既不能省察其政事，执政者也因为不能长久安定，知道恩惠和政绩不能由自己完成，便都只求苟且免除祸患，不再想到尽心防治百姓，只梦想获得声誉。这并不是治理政事的本意。如今考核升降官员，近来很是依据州郡的毁誉，听从往来人员的浮言，也没有真正取得事实、考察他们的才干。长吏之所以称为好官，是因为奉行法令、忧虑公事、保护百姓。这三件事，有时州郡认为不方便，往来人员认为不安，而长吏坚持治理不停止；即使因此得到声誉，也不能算作美善的缺失。反过来，如果随从他人意见来治理政事，即使因此损失声誉，也一定会得到好处。长吏都知道升降取决于这些事情，又怎么能不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呢？应当让长吏任职稍微久一些，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干、接受年度考核，三年总考一次，然后据此升降。考核都应当根据实际政绩，不能依据虚名。实际政绩，应当以户口数量、开垦田地多少，以及盗贼发生、百姓逃亡叛乱的情况，作为评定得失的依据。这样实行，无能的官吏修饰名声也没有用，有能力的人即使没有虚名也不会受损。法令一旦实行，即使没有各部门的监督，奸诈的誉美和虚妄的毁谤也都能够查清。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魏文帝时任尚书，封阳吉亭侯。明帝即位后，封闵乡侯，食邑三百户，谥号敬侯】《劝谏明帝疏》【当时百姓凋敝困乏，而徭役事务正繁重，卫觊于是上疏】。改变人的常情、磨砺人的性情，是强迫他去做不能做到的事。臣下进言本来就不容易，君主接受进言也很艰难。况且人所喜欢的是富贵、显达、荣耀，所厌恶的是贫贱和死亡；然而这四种处境都由君主掌握。君主喜爱谁，谁就能得到富贵显荣；君主厌恶谁，谁就会陷入贫贱死亡。顺从君主意旨的人，是获得宠爱的来源；违背君主意旨的人，是招来厌恶的途径。所以臣下都争着顺从君主意旨，躲避违逆君意；如果不是那种毁家为国、舍身成就君主的人，谁能冒犯圣颜、触碰忌讳，提出一条意见、开启一种说法呢？陛下留心观察，就能看见臣下的真实心情了。如今议论政事的人大多喜欢说悦耳的话，他们谈政治，就把陛下比作尧舜；谈征伐，就把两个敌国比作狸鼠。臣认为不是这样。从前汉文帝时，诸侯势力强大，贾谊一再屏息，认为形势极其危险。何况如今天下分裂为二，群士各自施展力量，为自己的君主效命。那些来投降的人，不肯说自己是舍弃邪道而归于正道，全都说是被困窘急迫所逼，这和战国六国分治没有什么不同。当今天下千里不见炊烟，遗民困苦，陛下如果不能认真留意，百姓将会更加凋敝，难以重新振兴。按照礼制，天子的礼器必须有金玉装饰，饮食的菜肴必须有八珍之味。到了遭遇灾荒时，天子就撤去膳食、降低服饰等级。既然如此，奢侈与节俭的尺度，必定要看世道的丰足或困乏。武皇帝在位时，后宫的饮食不过一肉，衣服不用锦绣，褥垫不加边饰，器物不用丹漆；因此能够平定天下，把福泽遗留给子孙。这些都是陛下亲自看到过的。如今的事务，应当君臣上下共同筹划，核算府库，按照收入安排支出，深思越王句践滋养民力的办法，仍然恐怕来不及；可是尚方制造的金银器物却逐渐增加，工役不停，奢侈糜费一天比一天增长，国库储藏一天比一天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求仙之道，认为应当得到云表之露来服食玉屑，所以建造仙掌来承接高处的露水。陛下聪明通达，常常对此加以讥笑。汉武帝因为求露而被后世非难，陛下既不求露，却白白设置仙掌，不仅无益于爱好，还浪费工役，这实在都是圣上应当裁减节制的事情。杨阜【字义山，天水冀县人。太祖时赐爵关内侯，征讨汉中时任益州刺史，转任武都太守。明帝时任城门校尉，升任将作大匠】。《劝谏明帝营建宫室疏》【明帝已经新建许宫，又营建洛阳宫殿、楼观和台阁。杨阜上疏奏报，皇帝亲笔写诏书答复】。尧还住着茅屋，却使万国都能安居；禹降低宫室的规模，却使天下人都能安心从事自己的事业。到了殷、周，有的殿堂不过高三尺，长度不过九筵罢了。古代圣明的帝王，从没有把宫室修建得极其高大华丽，以雕耗百姓的财力。夏桀建造琁室、象廊，商纣营造倾宫、鹿台，因而丧失了国家；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而亲身遭受祸患；秦始皇修建阿房宫，灾祸波及他的儿子，天下人背叛他，传到二世便灭亡。凡是不估量万民的力量，而放纵耳目享受的欲望，没有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为法则，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为深刻的警戒。陛下高高在上，实在应当鉴察后世君主的德行，谨慎守护上天赋予的君位，以承继祖先崇高伟大的事业，还唯恐失去它；如果不能早晚恭敬谨慎，真正恭敬地抚养百姓，却反而自得闲暇、放纵安逸，只知道奢侈装饰宫台，必然会有覆亡危乱的灾祸。《易经》说：“房屋修得高大，遮蔽物覆盖住家门，窥视门户，寂静得看不见人。”君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这句话是说，房屋修得过于华丽，祸患会发展到家中无人。如今两个敌国合纵，谋求危害宗庙，十万军队东西奔赴，边境没有一天安乐，农夫荒废事业，百姓面带饥色。陛下不把这些事当作忧患，却营造宫室，劳役没有停止的时候；即使国家灭亡而臣能够独自生存，臣也不会再进言。君主是头脑，臣下是四肢，生死同体，得失与共。《孝经》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进谏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虽然愚钝怯懦，怎敢忘记诤臣的职责？如果言辞不切直深刻，就不足以使陛下感悟醒觉。陛下若不察纳臣言，恐怕皇祖、烈考的基业将要坠地；假如臣身死能够有万分之一的补益，那么臣死的那一天也如同生存之年一样有意义。谨叩击棺木，沐浴待死，伏候重罪惩罚。高堂隆【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历任官职至光禄勋】《谏兴役疏》【明帝景初元年，增建宫室，各种劳役纷纷兴起。皇帝亲自挖土，率领公卿以下的人出力，没有不参加的。高堂隆上疏极力劝谏】

译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叫作君位。靠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德。靠什么聚集人民？靠财物。既然如此，士人和百姓就是国家的屏障，粮食和丝帛就是士民的生命。粮食丝帛没有自然生化不能生长，没有人的劳力不能成就。因此，天子亲自耕田来勉励农业，皇后亲自采桑来制成衣服【《月令》说，孟春之月，天子亲自驾车载着耒耜，亲自耕种帝藉；季春之月，后妃亲自向东采桑，以勉励蚕事，供应郊庙祭祀的服装】，用来彰明侍奉上帝，告知上天并报答施予。过去伊唐【伊祁氏，尧的姓，唐是国号】时代，正逢阳九厄运的灾难，洪水滔天，派鲧治理，功业没有成就，于是推举文命，随着山势砍伐树木【鲧是崇伯；文命，史书认为是禹的名字】，前后历时二十二年。灾祸的严重，没有超过那时；兴起劳役的时间，也没有比这更久的。尧、舜君臣只是面向南方治理天下而已。禹划分九州，各地土地和功劳各有等级。君子和小人，服饰章采各有制度。如今并没有像当时那样紧迫的灾患，却让公卿大夫同役夫和徒隶一起从事劳役，让四方夷狄听见，不是美好的声誉；记载在竹帛上，也不是美名。因此，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以慈爱温和的态度养育人民，所以称为和乐平易的君子、百姓的父母【《诗经·大雅·泂酌》篇】。如今上下都在劳役，疾病和灾荒接连而来，耕种的人少，饥荒频繁降临，无法安然度过一年，应当更加怜悯救济，以解救他们的困苦。臣考察过去典籍的记载，天与人的关系，从来没有不相互应验的。因此古代贤明的君王敬畏上天的明命，顺应阴阳的逆顺变化，谨慎勤勉，只怕有所违背；这样以后，治国之道才得以兴盛，德行才能与神明相符。灾异已经发生，便因恐惧而修明政事，没有不因此延长国祚的。到了末世，昏暗的君主和荒怠的统治者，不尊崇先王的法则，不采纳正直之士的直言，只为满足自己的情志，对变异和警戒安然忽视，没有不很快遭遇祸患而至于覆亡的【这一年上天降下过量的雨，冀州发洪水，漂没百姓和财物，所以高堂隆的奏疏提到此事】。天道既已明显，请再从人道来论说。人的六情五性都同在一身，嗜欲、廉正、贞洁，各自居于其中一端。等到它们发动时，便在心中相互争斗；欲望强而本性弱，就会放纵泛滥而不能禁止；精神和诚意不能自我约束，就会放肆泛溢而没有止境。凡是情感所向往的，不是喜爱便是认为美好；而美好可喜的东西聚集起来，不靠人的力量不能造成，不靠粮食丝帛不能建立。感情如果没有限度，人就承受不了劳作，物资也满足不了需求。劳作和需求一同逼迫，就会引起祸乱。所以不节制情欲，就无法彼此供养。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忧虑，必定会有眼前的忧患。”由此看来，礼义的制度并不是徒然拘束人的等级，而是要远离祸害、兴起治理。如今吴、蜀两个贼国，不只是占据荒白之地的小股盗寇【边地草多而呈白色】，而是凭借险要、利用水流，占有众多兵众，僭越称帝，想同中原争衡。假如现在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和刘备都修明德政，恢复清静节俭，减轻租税，不营造玩好之物，遇事都向老臣贤者咨询，办事遵循礼法制度。陛下听到这话，难道不会惊惧地厌恶他们这样做，认为难以迅速讨伐消灭，并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报告者说：“那两个贼国都实行无道，奢侈没有限度，役使士民，加重征税，下面的人不堪忍受命令，哀叹一天比一天严重。”陛下听到这话，难道不会勃然大怒，怨恨他们使我无辜百姓困苦，而想赶快加以诛讨吗？进一步说，难道不会庆幸他们疲敝，认为攻取他们并不困难吗？如果这样，就可以换位思考，衡量事情和道义的得失，这个道理也就不难明白了。况且秦始皇没有筑立道德的根基，却建造阿房宫；不忧虑宫墙内部的变乱，却修筑长城【秦始皇三十四年修筑长城，三十五年建造阿房宫】。当时他的君臣谋划这些事时，也想建立万世的功业，使子孙永远拥有天下，哪里料到一旦有平民大声呼喊，天下就会倾覆呢【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陈胜等反叛，所以荆地豪杰一同起兵灭秦】？所以臣认为，假使前代君主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导致失败，就不会去做了。因此，亡国的君主总是自以为国家不会灭亡，后来却终于灭亡；贤明圣德的君主总是自以为国家将要灭亡，后来反而终于没有灭亡。过去汉文帝被称为贤君，亲自实行简约节俭，惠爱下民、养育百姓，而贾谊却把他比作天下倒悬的情形，认为有一件事可以痛哭，有两件事可以流泪，有三件事值得长叹。何况如今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国家没有足以维持一年的积蓄，外有强敌，六军暴露在边境；内部又兴起土木工程，各州郡骚动不安。假如发生敌寇警报，臣恐怕筑城的役夫不能舍命投入敌军之中。又有将领和官吏的俸禄逐渐被削减，同过去相比，五份中只剩一份。那些获得休假或免役的人，又断绝了廪禄赏赐；过去不应输纳的人，如今都要缴纳一半。这使官府收入虽然比过去多，而支出却比过去少了三分之二，但应当支付的日常经费却常常不足。牛肉等小额赋税前后相继，反复推究，所有这些费用必定都有来源。况且俸禄赏赐中的粮食丝帛，是君主用来惠爱养育官吏百姓、掌握他们生命的人所凭借的东西。如果现在废除这些，就是夺取他们的生命。既然已经得到又再次失去，这是积聚怨恨的地方。《周礼》说，天府掌管九种征伐的法则，用来供给九种政务的费用；收入有固定的分配，支出有固定的用途，彼此不混杂侵夺，各项用度各自充足以后，才把按制度征收的贡赋余下部分供给君王玩好【大府属于天官】。《周礼·大府》说：“凡是分配财物，都要按照制度法令授予；凡是按制度征收的贡赋有余，便用来供给玩好之用。”按语：这里的“天府”应作“大府”，“九伐”应作“九赋”。此外，君上动用财物，必定要向司会考核【司会属于天官】。如今同陛下一起坐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阁近臣，都是陛下腹心之臣、近前接受询问的人，本来就应当没有什么忌讳。如果看见费用有增有减却不敢报告，只知道奉行命令奔走，唯恐不能胜任，这样的人只是具备臣子形式的臣子，不是刚直的辅佐。过去李斯教秦二世说：“做君主却不能任意纵恣，就叫作被天下束缚。”秦二世采用了他的说法，秦国因此覆亡，李斯也被灭族【李斯教二世实行督责之术，后来受五刑，在咸阳市腰斩，并夷灭三族】。所以司马迁议论他不作正直劝谏，把这件事作为后世的警戒【奏疏写成后，明帝读了，对中书监、令说：“看了高堂隆这篇奏疏，真使朕感到恐惧啊！”】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历任官职至太尉】《中书专任疏》【当时中书监、令被称为专擅任事，蒋济上疏】

译大臣权势过重，国家就危险；君主身边的人过分亲近，君主自身就会被蒙蔽，这是古代极其重要的警戒。近来大臣掌握政事，内外相互煽动。陛下卓然亲自总览万机，没有不敬畏肃然的。大臣并不是不忠，但威权落在臣下，众人的心就会轻慢君上，这是势所必然。陛下既然已经从大臣那里察觉到这一点，希望不要忘记考察身边的人。左右近臣忠正而有远虑，未必比大臣贤能；至于逢迎取悦的人，有的也许很擅长这些。如今外面所说的，总说中书虽然恭敬谨慎，不敢同外界交往，但只要有这个名声，仍然会惑乱世俗；何况他们实际掌握事权，天天处在陛下面前。假如他们趁陛下疲倦的时候有所裁断限制，众臣看见他们能够左右政事，也就会趁机向他们靠拢。一旦有了这个开端，他们便会在宫内设置自我保全的办法，借众人的私下议论招致交结者作为内援。这样一来，是非毁誉必定有所兴起，功过赏罚也必定有所改变。正直进言的人有时会被阻塞，曲意依附左右的人反而能够通达；从细微处侵入，顺着形势扩散；君主所亲近信任的人，便不再受到猜疑和察觉。这是圣明睿智的君主应当及早知道的事。对外按照常理考察，形势的边际自然会显现。只是恐怕朝臣害怕言语不合而招致左右的怨恨，没有人适宜把这些情况报告。臣私下料想，陛下能够潜心静思，公正地听取各方意见并加以观察。如果政事还有不合道理之处，万物还有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之处，就应当改变偏曲、调整政务，远的同黄帝、唐尧争功，近的彰明周武王、周文王的功业，难道只是为了亲近习惯的臣子吗？然而君主也不能把天下所有事务都拿来迎合自己的意志，明白地说，应当有所委任。三官由一位臣子专任，如果不是周公旦那样忠诚，也不是管夷吾那样公正，就会有玩弄权术、败坏官府的弊端。如今柱石般的人才虽然少，但至于德行足以闻名一州、才智足以胜任一官、忠信而竭尽性命的人，都可以一并驱策任用，不要使圣明的朝廷有专擅吏权的名声【诏书说：刚正鲠直的臣子，是君主所依仗的人。齐王攸文武才干兼备，勤勉尽节，每逢军国大事，总有奏议，忠诚奋发，我非常赞赏他。于是升任为镇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杜恕【恕字务伯，杜陵人，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谏考课疏》【当时正在大规模讨论考核官吏的制度，以考察内外众官。杜恕认为，如果不能充分任用人才，即使有才也没有益处；现存的制度不是当务之急，所当务之事又不是世间要务，于是上疏】《尚书》说：“明白考察，以功劳为依据”【《益稷》篇】，“考核三次，决定升降”【《舜典》篇】，这确实是帝王盛大的制度，使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官职，有功劳的人享受相应俸禄，就像乌获能够举起千钧重物，良、乐能够选择千里马一样。虽然历经六代，考核功绩的方法并未明确记载；贯通七位圣王，考核试用的文书也没有流传。臣确实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大体依循，但其中细节难以全部举明，原因就在这里。古语说：世上可以有作乱的人，却没有不可治理的法律。假如法律可以单独任用，那么唐尧、虞舜就不必有稷、契的辅佐，殷、周也不必尊重伊尹、吕尚的辅弼了。如今奏议考核功绩的人，陈述周、汉的制度作为纲要，又以京房的考功本法为依据【《京房传》记载，京房奏请考功课吏之法】，可以说已经明白了考核官吏的要旨，可以借此崇尚谦让之风，兴起人才济济的政治。臣认为还没有尽善尽美。他们想让州郡考察士人，必须依据四科【一是德行，二是经学，三是明法，四是任事】，都确有办事成效以后，才察举、试用，征辟到公府【汉代制度，三公都可以征辟、察举人才】，作为亲近百姓的长吏；再按功劳次序补任郡守，有的就增加俸秩、赐予爵位，这才是考核制度最急迫的要务。臣认为应当立即彰明他们的身份、采用他们的意见，完备制定考核州郡的法令；法令完备后施行，确立一定兑现的奖赏，施行必定执行的惩罚。至于公卿和内职大臣，也应当都按照各自的职务加以考核【按：“亦”字应作“不”】。古代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负责进言、弥补缺失，没有善行不记载，没有过错不举发。况且天下极其广大，政务极其繁多，确实不是一个人的明察所能全部照见，所以君主是头脑，臣下是四肢，明白彼此是一体，必须相互依赖才能成功。因此古人说，朝廷的栋梁之才不是一根树枝，帝王的事业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由此说来，哪里有大臣只守住职分、办理考核，就能达到太平和谐的境地呢？况且平民之间的交往，尚且有人重视信誓而赴汤蹈火，感激知己而披肝沥胆，追求声名而树立节义；何况束带立于朝廷、官位达到卿相的人，他们所追求的难道只是普通人的信用？所感念的难道只是知己的恩惠？所遵循的难道只是声名吗？那些承受宠禄、担任重任的人，并不只是想把明主推举到唐尧、虞舜之上，也想让自己列入稷、契的行列。因此古人不担心忧念治理的心思不够尽力，只担心自我担当的意志不足，这确实是君主使他们形成这样的。唐尧、虞舜把政事委任给稷、契、皋陶、龙，并责成他们取得成功；等到他们有罪，就诛杀鲧、放逐四凶。如今大臣亲自接受明诏，在眼前办理政务，其中有夙夜奉公、谨慎勤勉而卓然自立，任职时不屈挠，面对权贵而秉持公正，不偏袒私人的。敢于说直话、做正事而处在朝廷中的人，自有明主来察识。假如把尸位素餐看作高明，把拱手沉默看作智慧，任职只求免除责任，立于朝廷却不忘保全自身；谨慎洁行、言语退缩而处在朝廷中的人，也自有明主来察识。假如真正能够保全自身、保住官位，不留下冒险犯难的罪责，却竭尽忠节奉公办事，反而抱持着必遭猜疑的处境，那么公义不能修明，私下议论就会成为风俗。即使孔子来谋划，也不能让每一个人才都尽其才能，更何况世俗之人呢？如今求学的人以商鞅、韩非为老师，崇尚法术，竞相认为儒家迂腐疏阔、不合时用。这是风俗流弊中最严重的一种，是开创事业的人最应谨慎的【后来考课制度终于没有实行】《谏用廉昭疏》【杜恕太和年间任散骑黄门侍郎，明帝任用乐安人廉昭来伺察群臣，杜恕上了这篇奏疏】

译臣伏见尚书郎廉昭上奏，说左丞曹璠所受的处罚应当关入狱中，却不依诏令定罪审问；又说凡是应当判罪的人另行上奏。尚书令陈矫亲自上奏，不敢推辞处罚，也不敢因为处置过重而表示恭顺。其心意极为恳切悲痛，臣私下感到怜悯，也替朝廷惋惜。圣人不选择时代才兴起，不更换百姓才治理；然而他们一出现就必定有贤能智慧的辅佐，大概是因为用道来进用他们，用礼来率领他们。古代帝王所以能够辅佐社会、长久治理百姓，无不在远处取得百姓的欢心，在近处竭尽群臣的智慧力量。假如如今任职的臣子都是天下所选拔的人才，却不能让他们竭尽力量，不能说是善于使用人；如果他们不是天下所选拔的人，也不能说是善于任用官吏。陛下忧劳万机，有时亲自对着灯火办事，而各种事务仍不得安宁，刑禁日渐松弛，难道不是臣下不能胜任的明显证据吗？推究其原因，不只是臣下没有尽忠，也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尽力。百里奚在虞国显得愚笨，在秦国却显出智慧；豫让苟且容身于中行氏，后来却彰显节操；智伯灭亡，都是古人的明证。如今说满朝臣子都不忠，是诬蔑整个朝廷；但类似的事可以推知其原因。陛下感到府库不充实，而军事又没有停止，甚至截断四时赋税，衣食费用减少御府的私藏粮食，出自圣意，满朝都称赞明智。那些参与听闻政事、秘密处理机要的重臣，难道有谁恳切忧虑这些事情吗？骑都尉王才，以及幸臣乐人孟思所作的不法之事，震动京都，然而他们的罪状却由小吏揭发，公卿大臣起初没有一句话。自陛下登基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谁举张纲纪、督察奸邪，使朝廷肃然的吗？如果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良才，朝廷缺乏贤能的辅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的远大踪迹，坐等后世俊杰出现吗？如今所谓贤者，都已经拥有高官、享受厚禄了；然而奉事君上的节操没有树立，向着公义的心意不能专一，是因为委任的责任不专一，而社会又多有忌讳的缘故。臣认为，忠臣未必是亲近之臣，亲近之臣未必忠诚，为什么呢？因为忠臣处在没有嫌疑的位置，办事能够尽其心力。如今有人上疏诋毁别人而不合事实，被诋毁的人必定说这是私下报复所憎恨者；有人不合事实地称誉别人，被称誉的人也必定说这是私下偏爱亲近者。左右近臣有时借此进献憎爱之说，不仅毁誉如此，政事的损益也都被怀疑。陛下应当思考如何开阔朝臣的胸襟，深切激励有道之人的节操，使他们能够同古人一样，只求名声留在竹帛上。反而让廉昭这样的人在其中扰乱，臣恐怕大臣最终会只求保全自身、保住官位，坐看得失，成为后世的警戒。过去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让大臣因得不到任用而怨恨。不要论说贤愚，明白地说，所有人都应当在当世得到任用。尧多次称述舜的功劳，称说放逐四凶，不论职位大小，有罪就罢黜。如今朝臣不是自认为不能，而是认为陛下不肯任用；不是自认为没有智慧，而是认为陛下不肯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任用人才的办法、大舜罢黜罪人的办法呢？让侍中、尚书坐下时侍奉帷幄，出行时跟随华丽车辇，亲自回答诏令询问，他们所陈述的意见一定能够上达，那么群臣的品行和能力便都可以了解。忠诚能干的人得到进用，昏暗低劣的人退下，谁敢模棱两可而不尽心竭力？凭陛下的圣明，亲自同群臣讨论政事，使群臣每个人都能尽力，每个人都自以为受到亲近，每个人都思考如何报效。贤能愚劣、能干无能，都取决于陛下怎样任用。用这种办法处理政事，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用这种办法建立功业，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每逢有军事事务，诏书常说：‘谁应当忧虑这件事呢？我自己来忧虑罢了。’近来的诏书又说：‘忧公忘私，未必能做到；但先公后私，事情自然就办成了。’臣恭敬诵读明诏，才知道陛下圣思已经完全体察下情。然而臣也奇怪陛下不知道根本，却只忧虑枝末。人的能与不能，确实有其本性；即使臣也认为朝臣并非都称职。明主任用人，使有能力的人不敢留下自己的力量不用，使没有能力的人不能处在不适合自己的职位上。选举的人不是合适的人，未必就是有罪；满朝共同容纳不合适的人，才是奇怪。陛下知道他们没有尽力，却替他们忧虑职务；知道他们不能胜任，却教他们治理事务。难道只是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在世，也终究不能用这种办法治理天下。陛下又担心台阁禁令不严密，人事请托不绝。听从伊尹制定迎客出入的制度，选取司徒中更坏的官吏来守卫官署大门，虽然可以依靠威势禁绝他们，实际上却没有得到禁止请托的根本办法。过去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辟廷尉郭躬没有罪过的侄子，仍然被举奏，章奏弹劾纷纷而来。近来司隶校尉孔羡征辟大将军狂悖的弟弟【名通，司马宣王的弟弟】，有关部门却默不作声，望风迎合、揣摩意旨，比接受请托更加严重。选举不能依据实情，是人事中最大的弊病。窦嘉有亲戚的宠遇，郭躬也不是社稷重臣，尚且如此。以今天相比过去，实在只是陛下自己不督促施行必然兑现的惩罚，以断绝阿党之源罢了。伊尹制定的办法和让坏官吏守门，都不是治理天下的器具。假如臣的言语稍能被察纳，又何必担心奸邪不能消灭，却反而养成若昭一类的人呢？纠察揭发奸邪，本来是忠诚的行为。然而世人憎恨小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只求取悦和进身。假如陛下不再考察事情的始末，就必定把违背众人、触犯世俗当作奉公，把暗中攻击别人当作尽节。难道有通达之人、杰出人才反而不能这样做吗？实在是因为顾念道理而不肯这样做。假如天下人都背离正道而趋向利益，君主最忧患的事情就会发生，陛下将以什么为乐呢？为什么不在它萌芽时就断绝呢？迎合君主意旨、承顺君主心意以求得容纳和美誉的人，大多是天下浅薄而没有操守道义的人，他们的心思只在适合君主的心意，并不是想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改变政务方向来给他们看？他们难道会固守自己的主张来违背圣意吗？臣下得到君主的心意，是安定的事业；处在尊贵显赫的官位，是荣耀的事情；享有千钟俸禄，是丰厚的实惠。臣下即使愚笨，也没有不喜欢这些、反而乐于触犯君主的，只是被道义逼迫而勉强坚持罢了。臣确实认为陛下应当怜悯并保护这样的人，稍微委任他们。为什么反而记录廉昭等人的反复倾侧之意，却忽视这些人呢？如今外有伺机而动的敌寇，内有贫困空乏的百姓，陛下应当全面谋划天下的损益、政事的得失，实在不能懈怠。程晓【晓字季明，东阿人，汝南太守】《白罢校事疏》【嘉平年间，程晓任黄门侍郎时，校事官放纵横行，程晓上疏请求罢免】

译《周礼》说：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成为百姓的准则。《春秋左传》说：天有十个等级，人有十个等级【昭公七年传】。愚者不能处在贤者之上，卑贱者不能处在尊贵者之上。因此共同建立圣贤，树立他们的声誉，明白考察功劳；九年考核成绩，各自修治自己的事业，思想和行动不超出职分。所以栾书想救助晋侯，他的儿子不听从【《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陷入泥淖，栾书准备载晋侯离开，栾针说：父亲退下，国家有大事，怎能独自决定】，死人横在街道上，邴吉也不过问【《汉书》说，邴吉曾遇到群斗，死伤者横倒在路上，他经过而不过问，说宰相不亲自处理小事】。上面的人不责求非本职的功劳，下面的人不追求分外的赏赐，官吏没有兼并统摄的权势，百姓没有承担两种事务的劳役。这确实是治理国家的要道，也是治乱的根源。远看典籍制度，近看秦汉，虽然官名改变、职掌不同，至于尊崇上级、抑制下级，明确区分等级法例，其根本道理是一致的。起初并没有校事这种干预各种政务的官职。过去武皇帝大业初创，众官尚未完备，军旅劳苦，民心不安，于是认为有些小罪不能不察，于是设置校事官，只是权宜地全面查察罢了。但当时检察御制得当，并没有发展到放纵恣肆。这是称霸时代的权宜办法，不是帝王的正统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后来校事官逐渐受到任用，又成为祸害，辗转沿袭，没有人纠正根本问题，终于使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员没有固定职守，职责没有明确界限，随意任性，完全凭自己的心意行事；法令出自笔端，不依科条诏令，案件在他们门下定成，不顾覆审讯问。他们选用属官，把谨慎看作粗疏，把急躁轻率看作贤能【“謥詷”是急促仓猝】，治理事务时把刻薄暴虐看作公正严明，把遵循道理看作怯弱。对外假托天威来造成声势，对内聚集群奸作为心腹。大臣以同他们分掌权势为耻，只能含忍不言；小人害怕他们的锋芒，郁结而无处申诉。甚至使尹模公然说：“下面的人放纵自己的奸邪”【尹模是校事官】。罪恶显著，行路之人都知道；细小罪过累积多年，却没有人听闻。这既不是《周礼》设置官职的本意，也不是《春秋》十等之义。如今外有公卿将校，总领各个官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城；御史中丞总摄宫殿。他们都是选拔的贤才来充任职务，并申明科条诏令来督察违法。如果这些贤才还不足以任事，校事小吏更加不可信；如果这些贤才各自想着竭尽忠诚，校事这种小官也同样没有益处。如果再从国士中选拔高才来担任校事，那只是给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增设一位官员罢了；如果仍像过去选用尹模那样的奸人，今天的祸乱还会再次发生。无论进退推算，都没有可用之处。过去桑弘羊为汉朝谋求利益，卜式认为只有把桑弘羊烹杀，天才会下雨【《史记》说，桑弘羊请求设置均输、盐铁官，又请求允许官吏纳粮补官，以求解除旱灾。卜式说：烹杀桑弘羊，天就会下雨】。假如政治得失必定感应天地，臣恐怕水旱灾害未必不是校事官造成的。曹恭公疏远君子、亲近小人，《国风》借此作为讽刺。卫献公舍弃大臣，同小臣谋划，定姜说他是有罪的【《左传》说，襄公十四年，卫献公逃奔齐国，让祝宗报告自己亡命，并且报告自己无罪。定姜说：有罪又怎么样？报告说无罪。定姜是献公的适母】。即使校事官对国家有益，从礼义来说，也还会伤害大臣的心。何况奸邪暴行已经暴露却仍不罢免，这是君主衣襟上的缺口不补，迷失道路却不回头【奏疏上奏后，皇帝终于罢免校事官】夏侯太初【沛国谯人，任太常，司马懿剪除异己，夷灭其三族】《官才议》【太傅司马懿询问时事，夏侯太初发表议论】根据才能任用官员，是国家的权柄。因此衡量官员、决定铨选的权力专属于台阁。上层的分职，是孝行留存于闾巷，优劣由乡人评定；下层的次序，是要使教化清明、选举审慎，明确各自的分职和次序，不使它们相互干涉罢了。为什么呢？上层越过自己的职分，就恐怕所依据的根本不正，干谒权势、驰骋求进的道路由此打开；下层超越自己的次序，就恐怕天授的爵位向下贯通，谋取权柄的门路增多。天爵向下贯通，就是平民议论权柄；权力门路太多，就是纷乱的根源。自从州郡中正评定官员才德以来，已经有年头了【魏文帝时，陈群建立九品官人法，设置中正来决定选举，由州郡贤者担任；有品行和言语修养的人，有时由五品升为四品，由六品升为五品；道义有亏损的，有时由五品退为六品，由六品退为七品】，长期纷乱，没有听说得到整顿，难道不是职分和次序交错，各自失去要领造成的吗？如果让中正只考察品行和同辈等第，同辈品行相当，这样的人就可以任官。为什么呢？孝行显著于家门，难道在官任职时会不忠诚谨慎吗？仁爱宽恕著称于九族，难道治理政事时会不通达吗？义理决断施行于乡党，难道不能胜任事务吗？这三类品行，由中正选取，即使不能根据官职名称直接决定，也可以知道是否适合任官。品行有大小，同辈有高下，那么所任用的类别也就显然有分别了。何必让中正在下层干预铨衡的权柄，而让掌握权柄的人在上层有所依赖，使上下互相侵越，产生纷乱错杂呢？况且台阁面对下属，考核功绩、检验优劣，各类职务的属官都有长官，早晚进行考察，没有比这更深入的。闾巷的议论却凭个人心意裁断处置，使主管工役的官员失去职位，众人惊惶驱逐，想要风俗清静，能够做到吗？天台县路途遥远，众人不把它放在心上；能够到达那里的人反而都是近处的人，谁不修饰自己以求达到目的？既然求取的途径存在，那么修治自家门第的人还不如在乡党中自我显达；在乡党中自我显达的人又不如到州国去自行求取。假如为这种行为打开门路，又忧虑他们饰伪失真、背离根本，即使再严厉责罚中正、用刑罚督促，也还是没有益处。哪里比得上让各自遵守职分：官长就各自把属官的能否报告给台阁，台阁根据官长所报的能否排列等第，再参考乡里德行的次序，拟定相当的等级，不使其偏颇。中正只考察人的行迹，区别高下，审定同辈类别，不负责升降。台阁总合这些情况，依照所选择的人任用；如果有错杂，责任自然在主管官府。官长排列的次序、中正拟定的同辈等级，就按次序大体任用。如果任用的人不称职，责任在外任官长。这样一来，内外相互参验，得失可以彼此显露、互相检验，谁还能互相掩饰呢？这样人心就会安定，事理就能得到伸张，大概可以使风俗安静，并且审察官员的才能了。《除重官议》

译古代设置官职，是为了救济养育众生，统理百姓和万物。因此设置君长来管理他们。主管管理的人，事务需要统一而专一；统一，官员的任职才能确定，上下才能安定；专一，职责才能修明，事务才能不烦乱。事务简少、职责修明，上下相安却不能得到治理的，从来没有。先王建立万国，虽然具体制度如今无法完全考察，但划分疆界，各守土境，并不是设置重重官职互相羁绊的体制。考察殷、周制度，五等爵位只有大小贵贱的差别，也没有君、官、臣、民各有两套统属、互相牵制的情况。官府统属不统一，职责就不能修明；职责不能修明，事务怎么能够简省？事务不能简省，百姓怎么能够安静？百姓不安静，邪恶就一同兴起，奸伪也会滋长。先王明白这一点，所以使职责专一、统属统一。自秦代开始，不师法圣人之道，私下用御史监察官府，暗中用苛察来对待下属，害怕主管官吏不能修明职务，就设立监牧来督察；又害怕督察官员容纳曲私，就设置司察来纠察。主管与监牧互相牵制，监察与司察彼此纠察，人人怀有不同心思，上下承担不同事务。汉朝承袭这种局面，没有能力匡正改变；魏室兴盛时，也无暇顾及。五等爵制虽然难以立即恢复，也可以大致建立制度准则，统一治理体制。如今的长吏，都是君主的官吏，百姓横向受到郡守的重压，纵向又受到刺史的累加。如果郡守所管辖的只是大体事务，就同州刺史相同，没有必要再设置一层重叠，应当省去郡守，只任用刺史。刺史的职权保留，监察就不会废止；郡中数以万计的官吏都可以回去亲自从事农业，这样节省烦琐费用、增加财物、繁殖粮食，是第一点。大县的才干都足以担任郡守，是非诉讼常常由于意见不同而产生；顺从就安宁，坚持己见就争执。调和羹汤的美味正在于调和不同，上下相处的好处正在于相互补益。只知顺从而求安宁，就像琴瑟只有一个声音。把郡守这一层荡除，官职减少、事务简省，是第二点。又有干预郡政的官吏，职在监察各县，却经营防护党羽、亲近乡邑旧交；如果有人不合他们的意，便借公事牵制折辱，百姓的困弊就由此产生。假如把这些职位合并，混乱的根源自然堵塞，是第三点。如今承受衰败弊病，百姓凋零，贤才很少，任事的人少；郡县的良吏往往不止一人，郡府接受县府完成的事务，繁剧之处在下层，而官吏中的优秀人才，郡府应当先行充足。这样一来，亲民之官专门得到底层官吏，百姓的生命却常常交给顽劣鄙陋的人。如今如果合并，官吏中会有更多清正善良的人，建立宏大的政绩，教化流行，百姓和万物都得到安宁，是第四点。规定万户以上的县称为郡守；五千户以上的称为都尉；一千户以下的仍称令、长。自县长以上，都按考核成绩选用，转任时凭能力升迁，所管辖的地方也随之增加，这是进用人才、考核功劳的次序。制度如果确定，官员才干就有次序，治理功绩就整齐明白，是第五点。如果省去郡守而把县直接归于州，事务就能直接通达，不会拥塞阻隔，官员也不会滞留。三代的风气虽然未必能够完全恢复，但简省统一的教化，大概可以实现。便利百姓、节省费用，就在于此。《改服制议》文饰与质朴交替使用，就像四时轮流兴起一样。君王体察天道、治理万物，必定因弊病而加以救济疏通。时代越来越质朴，就用礼仪来文饰；时代安泰而奢侈，就用质朴来救治。如今承接百王末流、秦汉余风，世俗越来越重文饰，应当大力改变服制，以改变百姓的期望。如今依照制度，从公列侯以下、地位在大将军以上的人，都可以穿用绫、锦、罗、绮、纨、素以及金银装饰雕镂的物品；从这一等级以下，杂色华丽服装也通行到卑贱之人。虽然上下等级各自显示差别，但朝臣的服制已经能够同至尊相等，黑黄等色彩也已经通行到下层。想要使市场不出售华丽的色彩，商人不流通难得的货物，工匠不制作雕刻的物品，是做不到的。因此应当大力治理根本，依据古代法制，取文饰和质朴的适中状态来制定礼制。车舆、服饰、章采都归于质朴，禁绝末俗华丽的事物，使朝廷官员之家、有官位的人家不再有锦绮装饰，没有杂色兼采的服装，也没有纤巧的器物。自上而下直到朴素的不同程度，只显示等级差别而已，不要使它超过一两种明显的区别。至于功德所受的赏赐，是君主特别加恩的，都应由有关官署加以表彰，然后才可以服用。上面的教化施加于下面，就像风吹倒草一样。朴素的教化在本朝兴起，下面越来越奢侈的心思自然就会消失【懿答复书说：审察官员、选择人才，废除重叠官职，改革服制，全都是大善之举。以礼制乡里、以本业为根本，朝廷考察政事的大旨，正如您所说；只是中间有一种相互沿袭的习惯，终于不能改变。秦代没有刺史，只有郡守和长吏。汉朝虽然有刺史，但只奉行六条而已，所以刺史乘传车，属官称从事，居处没有固定治所，属官也不能成为其臣属。后来逐渐变成正式官署罢了。过去贾谊也忧虑服制，汉文帝虽然亲自穿着弋绨，仍不能使天下完全如意。恐怕这三件事应当等到贤能的人出现以后才能完成。夏侯太初又来信说：汉文帝虽然亲身穿弋绨，却没有革新端正法度，内外都有僭越仿效的服饰，宠臣接受没有限度的赏赐。由此看来，似乎只是指树立自身的名望，并不是切实整齐治理制度的意思。如今公侯承受天命而任宰辅，追踪上古，要使至治兴盛，抑制末流、端正根本。如果制度在上面确定，教化就会在众人中实行。在应当改革的时候，保留恳切尽心的态度，使法令发布后下层产生相应反应，就像回声紧随声音一样。他还谦逊地说“等待贤能”，这是伊尹、周公不纠正殷、周旧制的说法，我私下还不能明白】《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二目录 三国 蜀汉昭烈帝 以汉中王身份上书献帝 诸葛亮 《出师表》《后出师表》向后主自陈 《正议》《与群下教》《与李丰教》吴大帝 《责诸葛瑾等诏》《让孙皎书》景帝 《答张布诏》《又答张布》骆统 《理张温表》诸葛恪 《与丞相陆逊书》《上孙奋笺》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二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命编纂注释 三国 蜀汉昭烈帝【名备，字玄德，涿郡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献帝遇害，群臣劝他登基，于是即位】以汉中王身份上言献给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平定汉中后，诸将上表推举先主为汉中王，请于汉帝；于是设置坛场，读完奏表，先主上言】缺字/截断标记：原文以“忠义不”残缺结束，无法据此完整翻译。果真如此，曹操就会穷凶极恶、罪大逆天，杀害皇帝的后代，鸩杀皇子。虽然臣纠合同盟，心念奋力报国，但臣懦弱无能，多年未见成效，常恐身死，辜负国恩，日夜长叹，早晚警惕，如临危境。如今群臣认为：从前《虞书》重视敦睦九族，使众贤明奋勉辅政；五帝时代虽有损益，这一原则却未曾废弃。周朝鉴戒夏、商两代，同时封立众多姬姓诸侯，实在依赖晋、郑夹辅的福祉。汉高祖兴起，尊崇王室子弟，大规模分封九国，最终诛斩诸吕，使大宗得以安定。如今曹操厌恶正直、嫉恨正道，党羽众多，包藏祸心，篡夺盗窃之意已经显露。既然皇室势力衰弱，帝族又没有爵位，臣斟酌古代制度，权且采用变通办法，推举臣为大司马、汉中王。臣伏自反省三次，蒙受国家深厚恩德，担负一方重任，却未能尽力，所得已经超过功劳，不宜再冒居高位，加重罪责和众人的非议。群臣以义相逼，臣退而思之：寇贼尚未斩除，国难没有结束，宗庙危倾，社稷将要坠覆；若不承担忧患和责任，便有碎首难赎之罪。若能顺应时势、通权达变，使圣朝安宁，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能推辞。臣不敢只顾个人，留下日后悔恨，便顺从众议，拜受印玺，以尊崇国家威势。仰望这爵号地位之高、恩宠之厚，俯身思量报效之责，忧虑深重，责任重大，惊惧屏息，如临深谷。臣当竭尽力量，输诚尽忠，鼓励整饬六军，统率群臣义士，顺应天意和时势，讨伐叛逆，安定社稷，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谨此拜上奏章，借驿站送还所暂授的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十九年〕 诸葛亮，字孔明，是琅琊人。他亲自在田间耕作，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徐庶对先主说：“孔明是卧龙，将军应当亲自去拜访他。”于是先主前往拜访诸葛亮，去了三次才见到他。先主即位后，任命他为丞相；建兴元年，封为武乡侯。《出师表》：建兴五年，丞相诸葛亮出兵驻屯汉中，准备谋取中原，临出发时上疏。先帝开创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今天下分成三国，益州疲惫困乏，这确实是形势危急、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然而宫廷内的侍卫之臣毫不懈怠，边境外的忠贞将士舍生忘死，大概都是追念先帝特殊的知遇，想把报答之心献给陛下。陛下实在应当扩大圣明的听闻，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德行，振奋志士的气概；不应当妄自菲薄，说话失去道理，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褒奖、批评，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给主管官员评定刑罚和赏赐，以显示陛下公平严明的治理；不应当偏袒私情，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志向和思虑忠贞纯正，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全部向他们征询，然后再施行，这样一定能够弥补缺失，获得更大的益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元年、三年〕 将军向宠，性情品行善良公允，通晓军事，过去曾经试用过他，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群臣商议推举向宠担任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应当向他征询，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和睦，上下优劣各得其所。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感到叹息和痛惜。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都是坚贞贤良、能够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就可以计日而待了。我本来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只想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间闻名显达。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微、见识浅陋，反而屈尊亲自前来，三次到草庐中拜访我，向我询问当世大事；因此我感动奋发，于是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译后来遇到国家倾覆，我在军队失败的时候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行使命。自那时以来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早晚忧虑叹息，担心托付的事情不能办成，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也已充足，应当鼓励并率领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竭尽我驽钝的才能，铲除奸邪，复兴汉室，回到旧都。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事情的得失利弊，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了。希望陛下把讨伐贼寇、复兴汉室的成效交给我；如果不能成功，就治我的罪，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的言论，就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以彰明他们的过错。陛下也应当自行谋划，询问治国的善道，明察并采纳正确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留下的遗诏。我承受陛下的恩惠，感激不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三年〕 如今将要远行，面对这篇表章眼泪直流，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后出师表》：建兴六年冬，诸葛亮再次从散关出兵。先帝认为汉室与贼寇不能并立，帝王事业不能偏安一方，所以把讨伐贼寇的任务托付给我。凭先帝的英明，估量我的才能，他当然知道我讨伐贼寇是才能不足、敌人强大。然而如果不讨伐贼寇，帝王事业也会灭亡；只是坐着等待灭亡，和讨伐它相比哪个更好？所以先帝把任务托付给我而不疑虑。臣接受使命那天起，睡不安席，吃不知味，思虑北伐，认为应当先平定南方，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甚至两天合吃一天的粮食。臣不是不爱惜自己，只是想到帝王事业不能在蜀都偏安而苟全，所以冒着危难来奉行先帝的遗志。可是议论的人说这不是良策。如今贼寇正在西边疲于应战，又在东边忙于作战；兵法说应当趁敌人疲劳进攻，这正是进兵的时机。谨把这些事情陈述如下：汉高帝的英明如同日月，谋臣的谋略深远，然而仍曾冒险受伤，陷入危境以后才转危为安。如今陛下比不上高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却想凭长远谋略取胜，坐等天下平定，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定、谋划策略，动不动就引用圣人，心中疑虑重重，胸中充满各种困难；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任由孙策坐大，最终兼并江东，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谋远远超过常人，他用兵也仿佛孙武、吴起，然而曾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被逼于黎阳，几乎败于北山，差点死在潼关，后来也只是暂时勉强安定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四年、二年〕 建安五年，袁绍带兵到达黎阳，辎重屯驻在乌巢，曹操袭击了那里；袁绍派兵攻打曹操的营寨。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征讨汉中，把粮食运到北山下，被蜀将赵云击败；建安十六年，曹操从潼关渡过黄河，马超突然袭来，箭矢如雨。何况臣才能薄弱，却想不经历危险就平定天下，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三点。曹操五次攻打昌霸都不能攻下，四次越过巢湖都没有成功，任用李服，李服却图谋他；委任夏侯渊，夏侯渊却败亡。先帝常称曹操有才能，尚且有这些过失，何况臣这样驽钝低下的人，怎么能保证取胜？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四点。自臣到汉中以来，不过一年时间，然而已经丧失赵云、阳羣、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人，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多人也有损失。这些都是几十年内从四方聚集而来的精锐，并非一个州所能拥有；如果再过几年，兵力就会损失三分之二，那时将凭什么谋划对付敌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二年〕 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五点。如今百姓穷困，军队疲惫，但战事又不能停止；战事不能停止，那么无论留守还是出征，劳费正好相等。如果不趁现在谋划攻取，想凭一个州的土地同贼寇长期相持，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六点。难以预料的，是战事本身。过去先帝在楚地战败，当时曹操拍手称庆，以为天下已经平定；后来先帝向东联合吴越，向西攻取巴蜀，发兵北伐，夏侯渊被斩首，这正是曹操错误的谋划，而汉室事业就要成功了。后来吴国又违背盟约，关侯兵败身亡，秭归又遭挫败，曹丕称帝。各种事情都是这样，很难预先料见。臣当恭敬谨慎，竭尽力量，直到死后才停止；至于成功失败、顺利困顿，并不是臣的聪明才智所能预先看见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年、二年〕 诸葛亮上表给后主。臣伏下心来想到，自己天性拙朴刚直，又处在艰难时世，兴兵北伐，却没有取得全部成功，哪里料到疾病已经深入膏肓，生命危在旦夕。臣伏愿陛下清静心志、减少欲望，约束自己、爱护百姓，对先君发扬孝道，把仁爱之心施于天下，提拔隐居的人以进用贤良，屏退贬黜奸邪谗佞以淳厚风俗。臣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的衣食自然有余。臣身在外地，此外没有别的安排，平时的衣食全靠官府供给，并没有另外经营产业来增加一点财产。臣死的时候，不使家内有多余的绸帛，家外有过多的钱财，以致辜负陛下。《正议》：建兴元年，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羣、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自写信给诸葛亮，陈述天命和人事，想使蜀国举国称藩，诸葛亮没有答复。

译诸葛亮写作《正议》。从前项羽起兵，不是凭借德义；虽然身处华夏、掌握帝王之势，最终还是被烹煮，为后世留下永久的警戒。魏国不能明鉴这一点，如今也将步其后尘。能够保全自身就算幸运，应当警戒子孙。可是你们几个人都已年老，却承受伪朝的旨意上书，竟像陈崇、张竦歌颂王莽的功德一样，也将要逼近元凶的大祸，难道只是侥幸求免吗？过去世祖刘秀继承旧有基业，凭几千疲弱士卒，在昆阳郊外摧毁王莽四十多万强军。依据道义讨伐淫乱，并不在于人数多少。到了孟德曹操，凭借诡诈取胜的力量，率领几十万军队到阳平救援张郃，形势穷困、谋划后悔，几乎只能自行逃脱，使那支精锐军队受到羞辱，最终丧失汉中之地。他深知帝位不可妄取，返回途中还未到达，就因毒病而死。子桓曹丕荒淫放纵，接着篡夺帝位。即使你们再多逞说苏秦、张仪那样诡诈浮靡的言论，献上如驩兜那样弥天大罪的言辞，想借此诬蔑毁谤唐尧，讥刺解释禹、稷，也不过是白白损耗文采、劳烦笔墨罢了。这是大人君子所不做的事。《军诫》又说：军队人人抱定必死之心，就能横行天下。从前轩辕氏整顿几万士卒，制服四方，安定天下；何况如今凭几十万军队，依据道义进逼，有罪的人谁能抵挡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与群下教》。参与官署事务，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思考，扩大忠诚有益的意见。如果因为顾虑小嫌隙而远离彼此，难以相互辩驳订正，政事就会荒废缺失、受到损害。能够相互辩驳而得到恰当意见，就像丢弃破旧的鞋而获得珠玉一样。然而人的内心往往难以完全表露，只有徐元直处在这种情形下不感到疑惑。董幼宰参与官署事务七年，遇到事情有做得不周全的地方，甚至一件事反复十次来启发告知我。如果大家能够仰慕徐元直的十分之一、董幼宰的殷勤，有忠于国家的心，那么我诸葛亮就可以少犯一些过错了。《与李丰教》：建兴八年，诸葛亮废李平为平民，将他迁徙到梓潼郡，又写信教诫李平的儿子李丰。我和你父亲共同竭力辅佐汉室，这是神明所听闻的，不只是人们知道而已。我上表让都护典掌汉中事务，把你托付给东关，并没有同别人商议。原以为这种至诚之心足以感动人，能够始终保持不变，为什么偏偏中途发生变故呢？从前楚国的卿大夫屡次被罢黜，后来也能重新振作；只要思考正道，福祉就会到来，这是自然的规律。希望你宽慰都护，勤勉地追悔以前的过失。如今虽然被解除职务，名望和事业不如从前，但奴婢、宾客还有一百几十人。你以中郎参军的身份留在府中，与同类相比，仍然是上等人家。如果都护愿意放下背负和成见，一心一意地思考，而你又能与公琰推心置腹地共事，那么阻塞的关系可以重新沟通，过去的事情也可以重新恢复。请详细思考这些告诫，明白我的用心。面对这封信只能长叹，流泪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吴大帝：名权，字仲谋。他的兄长孙策受伤时，召来孙权，把印绶交给他，使他保全并据有江东，后来孙权称帝。《责诸葛瑾等诏》：赤乌元年，起初孙权信任校事吕壹。后来吕壹奸诈犯罪的事实暴露，被处死。孙权归咎自己、责备自身，于是派中书郎袁礼向各位大将告谢，并趁机询问时事中应当增损的地方。袁礼回来后，孙权又下诏责问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人。袁礼回来，说他见到了子瑜、子山、义封、定公。他们都认为时事有应当分出先后缓急的地方，但各自以为自己不掌管民政，不肯立即陈述，全都推给伯言、承明。伯言、承明接见袁礼时，流着眼泪，态度恳切悲痛，言辞忧苦，以至于怀有执掌事务的危险和恐惧，心中很不安。听到这些，我惆怅不已，深深责怪自己。为什么呢？只有圣人能够不犯过错，明智的人才能自己看见过错。人的举止行动，怎么能全都恰当？只是我应当已经有了伤害、拒绝众人心意的地方，却忽然没有觉察，所以诸位才有顾虑和困难。若不是这样，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我自从起兵以来五十年，所有徭役赋税，大都出自百姓。天下尚未平定，叛逆余党仍然存在，士民勤苦劳累，这些实情我确实完全知道。然而劳烦百姓，是因为事情实在不得已。我同诸位共事，从年轻到年长，头发已经黑白相间，这足以表明彼此内外相知，公私分明，可以互相保全。希望诸位把话全部直说、直谏，替我弥补遗漏和缺失，我也正是这样期望诸位的。从前卫武公年过高龄而志气仍壮，勤勉寻求辅弼之臣，常常独自叹息责备自己，并且还穿着布衣、系着韦带同人交往结交，彼此分担成败、和好相处，尚且不以污垢相异。如今诸位和我共事，虽然存在君臣名分，我仍把诸位看作骨肉，不再把这些当作过错。荣耀、福祉、喜悦、忧患，都同诸位共同承担。忠诚就不要隐藏实情，智慧就不要保留计策；凡是政事的统理和是非判断，诸位难道只能从容旁观吗？同坐一条船渡河，将和谁交换位置呢？齐桓公只是诸侯中的霸主，却有善于辅佐他的管仲；管仲有好的地方，齐桓公从未不赞叹，有过失也从未不进谏，即使进谏不被采纳，最终也不停下进谏。如今我自知没有齐桓公的德行，而诸位的劝谏却还没有说出口，只是抱着嫌隙和顾虑；这样说来，我比齐桓公好得多，却不知道诸位比管仲如何。我们很久没有见面，正好借这件事相互谈笑，共同成就大业、整顿天下，将来还会有谁呢？各种事情应当增损的地方，我都乐意听取不同意见，以匡正我的不足。中书吕壹掌管校事时，纠察揭发了许多事情。步骘上疏说：我听说各位典校官专门挑剔细小过失，吹毛求疵，重重定案，深入诬陷，急于陷害别人，以此制造自己的威势和恩惠；无罪无辜的人横遭严刑，因此百姓畏缩谨慎，谁能不战栗呢？过去掌管狱讼的官员只任用贤能，所以皋陶担任士官，吕侯制定赎刑，张释之任廷尉，百姓没有冤屈，安乐太平的福祉确实由此兴起。如今的小臣动辄与古代不同，案件靠贿赂办成，轻率忽视人的性命，把过错归于君上，为国家招来怨恨。一个人的叹息，就会使王道受到亏损，实在值得憎恨。彰明德行、慎重刑罚，是圣贤所重视的，典籍传记也对此称美。从今以后，京城处理狱讼，应当咨询顾雍；武昌则由陆逊、潘濬平心静气、专心办理，务必查明实情。步骘辅助神明，受到罪责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孙权醒悟后，于是诛杀了吕壹。按吕壹被诛杀的事情说，本来就是因为步骘的上疏。《让孙皎书》：孙皎字叔朗，任孙权的防军校尉，曾因小过失同甘宁争吵。孙权听说后，写信责备孙皎。

译自从我同北方敌对以来，中间已经十年。起初相持时，我年纪还小，如今将近三十岁了。孔子说“三十而立”，并不只是说通晓五经。把精锐军队交给你，把重大任务托付给你，在千里之外统领诸将，是想让你像楚国任用昭奚恤那样，在北方边境扬威，并不只是让你放纵私意。近来听说你和甘兴霸饮酒，因为酒意发作，欺凌了他。甘兴霸请求把自己隶属于吕蒙防督麾下。这个人虽然粗豪，有时不合人意，但论他的才略，是大丈夫。我亲近他，并不是偏爱他。我亲爱他，你却疏远憎恨他；你所做的事情常常同我违背，这怎么能长久呢？处身恭敬而行事简约，才可以治理百姓；爱护他人而多加宽容，才能得到众人拥护。这两点你尚且不能明白，怎么可以在远方统领军队、抵御寇敌、救济危难呢？你年纪渐长，特别受到重任；上有远方之人仰望，下有部属朝夕共事，怎么可以任性地大发脾气呢？人谁没有过错，重要的是能够改正。你应当追悔以前的过失，深深责备自己。如今特意烦劳诸葛子瑜再次说明我的意思。面对这封信，我悲痛难抑，心中悲伤，眼泪直流。景帝：名休，字子烈，是大帝孙权的儿子，孙綝废黜孙亮后，迎立孙休。《答张布诏》：永安三年，孙休同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韦曜、盛冲一向切直，左将军张布担心他们揭发自己的隐秘过失，命令他们不得专擅，于是编造说辞阻止他们。孙休答诏。我涉猎学习群书，大略都已看过，所见并不少。古今明君、昏主、奸臣、贼子，以及贤愚成败的事情，没有不浏览的。如今韦曜等人进宫，只是想同我讲论经书，并不是要从韦曜等人开始重新学习。即使真是这样，又有什么损害呢？你只是担心韦曜等人会让我知道臣下奸诈变乱的事情，所以不想让他们进来罢了。这类事情我自己已经充分了解，不必等韦曜等人来后才明白。这对你的心意完全没有损害，只是你另有所忌惮罢了。《又答张布》：张布得到诏书后陈谢，说担心妨害政事，孙休又作答。读书学习这件事，忧虑的只是人们不好好学习，本身并没有什么妨害。此事没有什么不对，而你却认为不应当这样，所以我才要说明这些。君主致力于学习和政务，二者的流向各不相同，并不会相互妨碍。没想到你今天掌管政事，反而对我做出这种事，实在是我不能赞同的。骆统，字公绪，是会稽乌伤人。孙权在位时任建忠郎将，封新阳亭侯。《理张温表》：张温任孙权的辅义中郎将，出使蜀国回来后，称赞蜀国的政事。孙权已经因此记恨他，又嫌他的声名过于显盛，想找机会中伤他。恰逢选曹暨艳的事情发生，孙权责怪张温过去同暨艳来往，把他斥退回本郡，因此骆统上表。臣伏思殿下天生明德，神灵启发圣心，从四方招来杰出人才，把俊彦贤能安置在宫廷朝廷。众多士人都已经受到普遍深厚的恩惠，张温又受到特别隆重的恩遇。然而张温自己招致罪责，辜负了荣耀的知遇。想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悲伤痛惜。不过臣在周旋交往之间，替国家观察听闻，深知事情的真相，所以秘密陈述其中的道理。张温实在没有别的心思，事情也没有叛逆的迹象，只是年纪还轻，镇重持守还浅，却承受了显赫的宠爱，具备卓越的才能，直言评论善恶，发表褒贬人物的议论。于是，热衷权势的人嫉妒他的宠遇，争逐名声的人嫉妒他的才华，沉默寡言的人非难他的言论，有过失的人忌讳他的议论。这些都是臣下应当详细辨明、朝廷应当深入考察的。过去贾谊是极其忠诚的臣子，汉文帝是极其英明的君主，然而绛侯、灌婴的一句话，就使贾谊远退。为什么呢？因为憎恨他的人怨恨深，进谗言的人手段巧妙。然而这件事被天下误传，也使后世不能彰明真相。所以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张温虽然智谋比不上苏秦、张仪，勇武也不像虓虎那样强悍；但他一向弘雅，德行英秀，文章华美，议论明辨，卓越出众、冠绝群伦，光彩照耀当世，世人没有能赶得上他的。所以评论张温的才华，实在值得惋惜；谈到他的罪过，则可以宽恕。如果能抑制严厉的威势来赦免盛德之人，宽宥贤才以敦厚国家大业，当然是明朝的美好光辉，也是四方所称美的景象。国家对暨艳，虽然不是把他列入所忌惮的家族，仍然把他看作平民。因此他先被朱治任用，后来被众人推举，再后来被朝廷任用，也曾同张温交往。君臣的关系，是义理中最重的；朋友的交往，是交情中最轻的。国家不嫌弃同暨艳结成最重的君臣之义，因此张温也不认为同暨艳结成最轻的朋友之交有什么不当。暨艳因事自杀，张温过去曾多次同他通信，孙权因此获罪张温，把他交给有关官署拘禁。张温在上面受到当时的宠爱，在下面私下亲近暨艳。那些过去作恶的人，被放逐到山林险地，就会成为强悍的寇贼；若把他们安置到平地，就会成为精锐士兵。所以张温考虑要收取这些过去的恶人，以消除强寇之害，并增强精锐士兵的战斗力。只是后来事情错杂，功劳没有达到所说的程度。但比较他送去的士兵人数和许晏所统兵力的多少，张温并不少；论用兵的强弱，张温也不在许晏之下；至于迟速，张温也没有落后。因此能够赶上秋冬时节，赴有警报的期限，并不是忘恩，也不是遗弃应尽的力量。张温到蜀国后，和大家共同称赞殷礼。即使臣没有同境外人士交往，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所谓境外交往，是没有君主命令而私下往来，不为国事而暗中通消息。如果奉命出使，既修好君主之间的关系，又趁机叙说自己的情谊，也是使臣应有的道义。所以孔子出使邻国，便有私下相见的礼节；季札出聘诸夏，也有宴饮交谈的礼义。古人说过：想知道一个君主的情况，要看他所派的使者；看见他的臣下明达，就可以明知他的君主显赫。张温如果称誉殷礼，能够使对方赞叹他，确实可以借此彰显我国臣子多有贤良之才，说明出使者选得其人，在异国显扬我国的美德，在别国传播君主的使命。因此晋国赵文子在宋国会盟时，称赞随会于楚国屈建面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年、二十七年〕

译子木就是屈建，范武子就是随会。王孙圉出使晋国时，也在赵鞅面前称誉楚国的左史。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问：“楚国的白珩还在吗？”他回答：“还在。”赵简子说：“它作为宝物，价值有多少？”王孙圉说：“它从来不是宝物。楚国所珍视的，是观射父；还有左史倚相，能够讲述古代训诫典章，分类叙述万物。”这些都是向别国的辅臣发出赞叹，同时赞美本国的臣子；经典传记认为这能光耀国家，并不以境外交往责难他们。王靖在国内不忧虑时局，在外面也不奔走办事；张温弹劾他并不是出于私情，推荐他也不是出于虚假。于是张温和王靖结成深仇，这正是他竭尽节操的明显证据。王靖的兵众势力、承担职任的能力，都胜过贾、原、蒋、康；张温尚且不肯徇私来使王靖安稳，难道还敢出卖恩情来帮助原、康吗？况且原某任职时不勤勉，遇到事情又不能胜任；张温多次当面以严厉脸色对待他，以急切言辞弹劾他。如果他真想出卖恩情、制造叛乱，那么也不必贪图原某。以上几件事，按事实核对，既不相合；参照众人的情况，也没有验证。臣私下想到，君主即使有圣明贤哲的资质、非凡的智慧，然而凭一人之身，统御亿万百姓，身处深宫之内，观察四方之外，洞察群臣的情状，寻求处理万机的道理，仍然不容易周全。所以本应听取考察群臣的言论，以扩大聪明圣德的光辉。如今别人不是张温，却表现得殷勤周到；臣是张温的辩护者，却言辞疏远。这样双方都巧妙用心，也都说自己是为了国家，谁会说自己是为了私情呢？仓促之间，尚且难以立即辨别。然而凭殿下的聪明睿智，考察讲论的曲直，如果潜心留意，细致粗略都加以研核，那么人情还有什么嫌疑不能揭示，事情还有什么昏暗不能昭明呢？张温不是我的亲近之臣，臣也不是爱护张温的人。过去的君子都能压抑私人的愤怒来增加君主的明察，别人已经在前代实行了这种做法，臣如果在后世废弃它便感到羞耻，所以今天终于把长期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把愚拙的意见献给圣明的听闻，实在是对朝廷尽心，并不是顾念张温本人。诸葛恪，字元逊，是诸葛瑾的长子，历任太傅，加任荆州、扬州牧，后来被孙峻构陷杀害。《与丞相陆逊书》：赤乌六年，诸葛恪被任命为威北将军，驻屯柴桑，写信给丞相陆逊。诸葛恪知道陆逊因此有所嫌疑，所以特意扩大论述，为他的主张加以赞助。杨敬叔传述清正的议论，认为如今人物凋零殆尽，能够守持德业的人已经不多，应当彼此扶助，成为辅车相依的关系，上面使国家政事兴盛，下面彼此珍爱。又痛恨世俗喜欢互相诽谤毁谤，使已经成就的人才受到损害，使将要进用的人心中不快。听到这些话，我不禁叹息，实在独自击节赞同。我认为君子不要求一个人在所有方面都完美。孔子门徒大约三千人，见于记载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余人，都有接近圣人的德行，却仍各有短处。师辟性情偏僻，子路言语粗率，子贡不能接受命令，何况比他们更低下的人，怎么会没有缺点呢？况且仲尼并不因为这些弟子不完美就不把他们当作朋友，也不因人的短处而抛弃他的长处。再加上今天选取士人，应当比古代宽松。为什么呢？时势需要纵横应变，而善人很少，国家各部门常常苦于人才不足。只要人的本性不邪恶，志向在于竭力办事，就可以鼓励成就他，让他施展所担任的职务。如果只是一些小小的不合私行的地方，都应当宽略，不值得细细责备。况且士人实在不可以苛细地评论、严酷地要求；如果过于苛刻，连圣贤尚且会有不完备之处，何况其他人呢？所以说：按照道来要求人就困难，按照人的实际情况来要求人就容易，贤能和愚昧也由此可知。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像许子将一类人，之所以互相诽谤讥刺，有时甚至因此招来祸患，正是如此。追究事情的根源，并不是因为有大的仇恨，只是由于自己不能完全按礼行事，却专门用正义的标准责备别人。自己行为不合礼，人就不会服气；用正义责备别人，人就不能忍受。内心不服他的行为，对外又不能忍受他的责备，于是不得不互相怨恨。怨恨一旦产生，小人就有机会从中挑拨；小人得以插入其间，反复多次的谗言和逐渐浸润的诽谤就纷纷交错而来。即使让最明智、最亲近的人处理这件事，也仍然难以自行确定真相，何况彼此已经有了嫌隙而且又不能明察的人呢？所以张耳、陈余最后发展到兵刃相向，萧育、朱博也没有保持始终的友好，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不能舍弃小过失，因细小的嫌隙互相责备，时间久了就会发展到家家户户结怨，一个国家也不再有行为完全无瑕的士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上孙奋牋》：孙奋封齐王，居住在武昌。孙权去世后，太傅诸葛恪不愿诸王处在江边、掌握兵马的地区，迁徙孙奋到豫章；孙奋不听从，又多次违反法度，诸葛恪上牋劝谏，孙奋害怕了，迁往南昌。帝王的尊贵同上天处在同一位置，因此以天下为家，以臣下的父兄为臣，四海之内都成为臣妾。即使仇敌有善处，也不得不举荐；亲戚有罪恶，也不得不诛杀。这就是承受天意治理万物，先国家而后自身。大概这是圣人建立的制度，是百代不变的道理。过去汉朝初兴时，分封许多皇子弟弟，等到他们势力过于强大，就常常图谋不轨；向上几乎危及社稷，向下则骨肉相残。后来以此为鉴戒，成为重大禁忌。自光武帝以来，诸王都有制度约束，只能在宫内自我娱乐，不得治理百姓，不得干预政事。他们同外界交往，也都有严厉禁令，于是能够保全安定，各自保有福禄。这就是前代成败得失的验证。近来袁绍、刘表各自拥有国土，土地并不狭小，人口也不弱少，却因为嫡子庶子不分，最终灭亡了宗庙祭祀。这是天下无论愚人还是智者都共同叹息的事。大行皇帝鉴览古代、警戒今日，在祸患尚未萌芽时就防止遏制，考虑到千年之后；因此在病重之日，分别派遣诸王及早前往各自封国，诏书策命殷切，禁令严峻，所作的告诫无微不至，实在是想上使宗庙安定，下使诸王保全，使后世百代相承，不留下危害国家、败坏家族的悔恨。大王应当上思太伯顺从父亲意志的德行，中间思念河间献王的品节，下则应当节制骄纵放肆、荒淫紊乱的行为，以此作为警戒。

译可是听说您近来到了武昌以来，多次违背诏令，不遵守制度，擅自调发诸将军的军队，修治防御工事和宫室。又听说左右近侍中有罪过的人，本应上表报告，公开交给有关官署处理，您却擅自私下杀死他们，事情并不清楚。大司马吕岱亲自接受先帝诏令，辅导大王；您既不采纳他的意见，还使他心怀忧惧。华锜是先帝的近臣，忠良正直，他所陈述的道理应当采纳，然而听说您对华锜发怒，说过要收捕捆绑他的话。中书杨融也亲自接受诏令，本应恭敬严肃，却说“我正是不听禁令，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听到这些事情的那天，无论大小官员都惊讶不安，没有不寒心的。俗语说：明镜是用来照见形貌的，古代的事情是用来认识今天的。大王应当深深以鲁王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战战兢兢，竭尽敬意对待朝廷，这样就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如果抛弃忘记先帝的法令教诲，怀有轻慢之心，臣下宁可辜负大王，也不敢辜负先帝的遗诏；宁可被大王怨恨厌恶，哪里敢忘记尊主的威严，使诏令不能施行于藩王臣下呢？这是古今共同的正义，也是大王明白知道的。福气到来有它的原因，灾祸到来也有逐渐形成的过程；祸患渐渐产生时不忧虑，后来就会追悔莫及。假如鲁王早些接受忠直的言论，心怀惊惧戒慎，就能享有无穷福禄，哪里会有灭亡的灾祸呢？良药苦口，只有患病的人才能把它当作甘美；忠言逆耳，只有通达明智的人才能接受。如今我们诸葛恪等人恭敬勤勉，只想在危难尚处萌芽时替大王除去它，扩大福庆的根基；原本就是因此才不顾自己，直言至此。希望大王防备并再三思量。《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三目录。晋。武帝。《定祀典诏》。《答司马孚等诏》。《开言路诏》。《答傅玄诏》。《下郡国巡行诏》。《借田诏》。《听郑冲致仕诏》。元帝。《遗贺循书》。《周顗辞职诏》。明帝。《定东宫仪制诏》。康帝。答复有关官员请求改换皇帝服饰和御膳的诏书 穆帝 下诏给王洽 简文帝 告诫百官的诏书 答复殷浩的信 羊祜 辞让开府的表 上奏平定吴国的疏 杜预 考核官员的概要 《春秋左氏传》序 荀朂 审阅官吏议论 庾峻 论述应当敦厚礼让的表 刘寔 崇尚谦让论 刘颂 刑法疏 刘毅 陈述九品中正制八项弊端的疏 傅咸 陈述世俗奢侈风气的书 上奏论劾王戎之事 李密 陈述自身情况的表 陈寿 厘定诸葛亮旧事的表 虞溥 奖勉训导诸生的诰 张悛 替吴令谢询请求为诸孙设置守墓人的表。阎缵 陈述保傅太孙之事的疏 陆机 《辨亡论》上篇 《辨亡论》下篇 《五等论》刘琨 劝进表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三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命编纂注释 晋【司马懿在魏朝做官，对内铲除曹爽，对外剪除王凌，政权于是由自己掌握。司马师、司马昭再次行动，放逐并弑杀魏帝，开启了晋国。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朝，平定吴国，统一天下。传了一代以后，八王起兵，两都沦陷。琅琊王在江东即位，于是成为东晋。从武帝到恭帝元熙二年，传了十五代，共一百五十五年】武帝【名炎，字安世，文帝长子，继承相国、晋王之位，接受魏的禅让，称帝，庙号世祖】确定祭祀典制的诏书【泰始元年】从前圣帝明王修治五岳、四渎以及名山大川，分别制定祭祀制度，这是为了报答阴阳化育的功劳。然而，按照正道治理天下的人，所祭的鬼神不会显灵作祟，神灵也不会伤害人，所以祝官、史官进献祭品时，能够毫无愧色地陈述祭辞。因此人们敬畏谨慎地对待幽冥之事，不举行过度的祭祀。后世信奉正道不坚定，僭越礼制、亵渎神灵，放纵欲望而祈求，竟不敬重并远离它们，只是苟且偷安以求侥幸，妖邪妄说相互煽动，舍弃正道而归向邪说。所以魏朝厌恶这种现象【黄初五年下诏废除淫祠】。应当按照旧有礼制，完整制定祭祀制度，使功劳施于人民者必有报答，而让妖邪淫乱的鬼神不能混杂其中。答复司马孚等人的诏书【泰始元年，武帝服丧期满，仍穿深衣、戴素冠，降低坐席、撤去膳食。太宰司马孚等请求恢复旧制，皇帝作此诏答复】我每每感念幽冥之中的父母，却不能最终穿着苴绖服丧于草土之间，以保存这种哀痛。何况现在要吃稻米、穿锦衣，实在会使内心感到怪异而痛切，这不是用来相互宽解的办法。我本来是从读书人家世代遵行礼制而来已久的人，怎么能在一天之内就改变对上天所生父母的这份感情呢？类似的道理已经说得很多了，可以试着省察孔子答复宰我的话，不必再纷纷议论了。说到悲痛欲绝，又能怎么办呢，又能怎么办呢【司马孚等再次上奏，皇帝又下诏答复而不准许，于是按此礼服丧满三年】开通进谏言路的诏书【泰始二年，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兼领谏官，上书进谏。有司上奏请求搁置此事，皇帝下诏】凡是接受臣下进言，都是君主和臣下最为困难的事情，而君主又苦于不能虚心听取采纳，这是自古忠臣直士所慷慨激愤的地方。每次有人陈述事情，交给主管官员后，多半都从严处理，却说宽恩赦免应当由君主决定，这是什么话？应当详细评议。答复傅玄的诏书【皇甫陶上奏，希望让官员获得散官并都督促他们亲自耕作。后来傅玄上疏说：“兴办学校、亲自务农，重新处理陶先前所说的话。”皇帝作此诏答复】两位常侍对所论之事都恳切至诚，可以说他们是一心想要辅佐、增益时政的人。但主管官员一概按照通常制度加以裁制，怎么能不使他们发愤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只是举出大概而没有完备条目，也可以立即命令他们制定，然后让主管官员和八座官员广泛共同精心研究。凡是接受臣下进言，是臣下最困难的事情，而君主又苦于不能虚心听取采纳。这是自古忠臣直士所慷慨激愤的地方，以至于使他们闭口结舌。我每想到这里，没有一次不叹息。所以先前诏书说：“凡有直言，不能加以拒绝”，希望能够借此启发蒙昧、弥补过失，并保全高位。如果言论有一方面的长处，情意在于忠诚有益，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也都应当宽宏地加以谅解。古人尚且不拒绝诽谤，何况这些话都是善意而且有可采纳之处呢？近来孔鼂、綦毋龢都被按以轻慢之罪，因此我都予以赦免，是想让四海知道，小小的朝廷没有忌讳进言的禁令。下诏命郡国巡行【泰始四年】郡国的太守、国相，每三年巡行所属县，必须在春天进行。这是古人用来考察职守、宣扬风化、推行仁义的办法。要会见长吏，观察风俗，协调礼制与法律，考核度量衡，慰问年老者，亲自见到百岁老人，登记囚徒，处理冤屈，详细察看政务和刑罚的得失，了解百姓所忧患困苦的事情，无论远近，都要如同朕亲自到那里一样。要敦促晓谕五教，劝勉从事农业，勉励求学的人，想着勤习正典，不要以百家杂说为庸末之学。到达遥远之处，一定要克服艰难；士人和百姓中有喜好学习、笃信正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清白而有特殊德行的人，应当举荐他们，使他们得到进用。有不孝敬父母、不尊长爱幼于宗族乡党、违背礼制、抛弃常道、不遵守法令的人，应当纠察并治罪。田地得到开垦，生计得到治理，礼教得以建立，禁令得以施行，这是长吏的才能。人民贫困，农业荒废，奸盗兴起，刑狱繁多，下级欺凌上级、上级衰败，礼义不能兴盛，这是长吏的无能。若长吏任职时公正廉洁，考虑公事而不顾私利，神色严肃、节操正直而不粉饰名誉；以及亲身行为贪污卑劣、谄媚求容，公正节操不能树立而私门日益富足的人，都要谨慎察访。宣扬清正、抑制污浊，举荐善人、弹劾违法者，这就是朕垂衣拱手总理纲纪、把成效责任交给贤能二千石官员的原因。啊！要警戒啊！借田举行亲耕礼的诏书【泰始四年，有司上奏说亲耕以祭祀先农，可以命有司代为举行，皇帝下诏】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农业。因此古代圣王亲自耕田，皇帝亲耕只在几步之内，空有仰慕古人的名声，却没有供奉祭祀、训导农业的实际，反而有百官车马随从的费用。现在恢复千亩籍田制度，应当和群公卿士亲自体验耕种收获的艰难，以此率先天下。主管官员要详细制定制度，在河南郡东郊以南、洛水以北划定田地。如果没有官田，就因地制宜调换，但不得侵占百姓的土地【于是皇帝乘坐木辂车亲自耕田，用太牢祭祀先农】准许郑冲退休的诏书【泰始九年，郑冲上表坚决请求退休，皇帝下诏】太傅蕴含的德行深厚精粹，操行高尚清正，恬淡超然、清静虚无，坚定卓绝而世间无比。他为国事辛劳了六十多年【魏文帝还是太子时，郑冲已经任文学；从魏朝建立到现在，又过了五十四年】忠诚严肃地办理公事，考虑公事而不顾私利，于是应众人推举，历任三公【嘉平三年，郑冲任司空，转任司徒】，仍承担保傅的重任【常道乡公即位，任太保；武帝即位，任太傅】，周密承担论说道理的职责，光明地辅佐历代君王，辅佐完成上天的事业，阐明宣扬谋略，宏大地成就伟业。可以说是朝廷中的俊伟元老、众人共同仰望的人。朕对治理政事的道理昧于理解，各项事务尚未安定，正要仰赖并请教您的老成训诫，导引发扬其中的规范，希望凭借您显著的德行，使事业光明而有成。但您多次以年高病重为由，请求退休告退。若只是顺从您的意愿，那么朕将同谁商议谋划呢？这就像渡河一样，不知道从哪里渡过去。因此一直没有准许，直到多年【郑冲因疾病，被司隶校尉李憙、中丞侯史光弹劾，又上表请求告老还乡，并献上貂蝉冠和印绶，都没有获准】；可是您推辞的意愿更加坚定，诚意难以违背。读到您盛情的表意，使朕感到惆怅。功成而不自居，是崇高的德行；成全别人的美德，君子也会赞许。难道一定要满足朕依赖您的心愿，而屈枉大雅之士进退的尺度吗？

译现在准许您坚持的请求，赐您安车，光荣地养老，位次与保傅相同，位居三司之上。您应当保养精神，维护身心的大和，以享尽长久的福祉。赐给您几案和手杖，免于朝见。古代贤明的君王，敬重国家的元老，遵循他们的德行并请教他们的意见，以弥补自己的缺失。如果朝廷有重大政事，都到您那里去咨询【又赐安车、驷马、一处住宅、钱一百万、绢五百匹、床帐、竹席和被褥，设置舍人六人、官骑二十人；任命他的世子郑徽为散骑常侍，使其经常从容地前往问安，俸禄赏赐、供应物品、防护命令和仪制，全都依照旧典，并且有所增加】元帝【名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琊恭王司马觐之子。当时王室多有变故，元帝采用王导的计策，出镇建业。怀帝、愍帝蒙受尘难，刘琨劝他即帝位，于是登上帝位。庙号中宗】赠送给贺循的信【贺循字彦先，山阴人，任吴国内史。元帝任镇东大将军军司，顾荣去世后，召贺循代替他。贺循称病重，十多次上笺疏。元帝于是写了这封信送给他】人的各种德行各不相同，所以出仕和退隐的道路也不同；根据本性来施用，各自任凭自己的真实本性罢了。当天下清平安泰、纲常秩序得到整顿时，随着时运所遇，行动或沉默都在自己。有人远离尘世、崇尚高洁，轻身远举而超脱世俗，逍遥自在以调养和气，宁静精神而自得，这大概是道德昌盛而人得安逸，形势使他如此。至于时运艰难衰败、君主危险、国家危急，义士便要挽救时局，奔走拯救天下。烛之武用绳子缒下而进入秦营【《左传》记载晋、秦军队包围郑国，郑伯派烛之武夜间用绳子缒出城去见秦君】，园公、绮里季弹去冠上的尘土而入仕汉朝【东园公、绮里季，是商山四皓中的两人】，难道不是大雅君子，进退合乎正道吗？我才疏德薄，忝居近亲之列，错误地承受宠爱和高位，接受镇守一方的任命。我享受玄妙之道，仰慕高尚的法度，曾希望抛弃乘坐四马高车的道路，拄着柴杖、穿过柴门前来拜访。只是徒有这种心愿，却没有亲自追随贤人的实际行动，又有什么可取呢？由于盗寇叛逆严重扰乱，中原分崩离析，皇帝居所失去控制，百姓遭受苦难，所以我日夜忧虑，慷慨发愤，志在竭尽节操罢了。此前顾公在朝廷时，深深依赖他的高明谋略；元凯已经出仕，巢父、许由便可以退隐【顾荣字彦先，这句话是说顾荣在世时，贺循可以不必出仕】。到了今天，正所谓“贤人已经亡故”【《晋书》作“道已经亡故”】，国家残破衰弱，众人的希望殷切地寄托在您身上。如果正义所在，怎么能推让劳苦而安居逸乐呢？想来通达事理的人也是一以贯之的。希望承受您的美好教诲，以弘扬长远的谋略。现在任命尚书屈尊担任军司，谨派防军沈祯带着诏命前去授职，希望您一定屈驾前来，以满足我倾心等待的心情。周顗辞让职务的诏书【太兴元年，立皇太子的诏书中任命周顗为太子少傅，周顗上疏辞让。皇帝下诏】太子司马绍年幼，便居储君的尊贵地位，应当依赖法度和教导来消除蒙蔽。人们仰望他而肃然起敬，这种无言的益处，难道是学习什么都能得到的吗？这就是所谓“和田苏交游，便忘掉自己的鄙陋之心”【《左传·襄公七年》记载，韩献子告老，公族穆子有残疾，准备立他为卿，辞谢说：“请立起吧。他与田苏交游，田苏称赞他喜爱仁德。”田苏是晋国的贤人】。您正应当符合朕的期望，不应谦让推辞。明帝【名绍，字道畿，元帝长子，庙号肃宗】确定东宫礼仪制度的诏书【太宁三年，立皇子司马衍为皇太子，皇帝下诏】礼制中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所以帝王的长子起初也和士人相同；但汉、魏以来，尊崇太子，使东宫官属称臣，朝廷群臣都向他行拜礼，这实在毫无道理。我从前在东宫时，没来得及开始改革；现在司马衍年幼，便让前代大臣向他称臣，将使他每天习惯所见之事，以为本来就该如此，这难道可以用来教育他吗？主管官员应将此诏下达公卿内外，广泛讨论，使其一定符合礼制【尚书令卞壸议论认为：《周礼》规定王后、太子不应接受臣下拜礼，说明礼制上他们与君主相同，这是为了尊重太子、区别嫡长子，应当考察并依照汉、魏制度，全朝一同拜见；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康帝【名岳，字世同，成帝的同母弟】答复有关官员请求改换服饰和御膳的诏书【建元元年】礼制中减损或增加服丧等规定，随着时势而时兴时废，确实有其常规。至于君主与父母相提并论，属于名教中最重要的原则，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权宜制度的制定，大概出自近代；虽说是为了适合实际情况，却是弊端浅薄的开端。先王尚且推崇这种礼制，后世仍然懈怠，更何况因循旧例而再次减轻降低，按义理是不可行的。穆帝【名司马聃，字彭子，康帝太子，庙号孝宗】下诏给王洽【王洽字敬和，是丞相王导之子，当时加任中书令，坚决辞让，上奏十多次，皇帝下诏】敬和具有清正的品格，适合担任中书令。从前他任中书郎时，我当时还年幼，多次召他来见，对他很是亲近。如今任用他为中书令，既因为机要职任需要人才，又想时时见到他，共同讲论文章，以对待友臣的礼义相待。但他多次上表坚决辞让，很违背我的本意。应当催促王洽接受任命【王洽苦苦辞让，最终没有接受】简文帝【名昱，字道万，元帝幼子，庙号太宗】告诫百官的诏书【咸安二年三月下诏】朕担任辅政大臣经历了三代【穆帝永和元年下诏，会稽王司马昱录尚书六条事；永和二年何充去世，司马昱于是辅政；升平年间请求归还政权，没有获准；历经哀帝、皇帝司马奕，共三代】，却不能使国家得到救济。那时司马昱在位，到了海西公失德【司马奕被废为海西公】，几乎倾覆皇位。依赖祖宗神灵和德行，皇太后贤淑的品德适逢时机，藩王辅臣忠诚贤能，百官竭尽力量，才能扫荡昊天之下的阴霾，使晨光照耀宇宙。于是凭我微薄之身置于王公之上，想着依赖群贤来弥补自己的缺失。应当敦厚根本、止息末流，抑制并断绝浮华竞争，使清正与污浊各自分流，使有才与无能各有区别。官府不要有弊政，士人不要有诽谤怨言。如果没有惩罚和劝勉，德行礼教又从哪里施行呢？况且强大的敌寇尚未消灭【当时苻坚正强盛】，劳役还没有停止。除军国、军事和祭祀的要务之外，凡是浮华装饰和烦琐耗费的事项，都要省减。那些隐遁深谷的贤人、在污泥中搅动浊波的士人【屈原《渔父篇》说：“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虽然高举志向直达云霄，潜藏沉默于幽深山谷，却甘愿屈抑高尚的道路，以成就辅佐君王的美德，难道比得上自足于山水之间、闲居丘壑之中，只顾成全个人的清白而忘记兼济天下的大道吗？古人并不向前代借取贤才，朕因此在今天徒然思念贤者。内外百官各自勤勉办理职务，使善行没有不能通达的，使恶行没有不能被听闻的。要让诗人不再有讽刺尸位素餐的诗，而使我能够获得虚心求教的益处。答复殷浩的书信【建元初年，庾冰兄弟和何充等相继去世。皇帝当时任会稽王，开始总理万机。褚裒举荐殷浩，征召他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殷浩上书陈述谦让，并给皇帝写笺。皇帝答复了他。殷浩屡次陈述辞让，从三月到七月，才接受任命】

译正逢时运困厄，危急衰败已经到了尽头，实在依赖当今时代有这样的才干之人，不必再到远方寻求筑墙的贤者。您的见识深沉、学识广博，思虑周详而通达练达，出仕后阐明政事，足以治理天下。如果您还深深存有谦退之心，只求实现本来的愿望，我恐怕天下的事情就会因此耽误了。如今皇纲不能振作，晋朝法网不能维系，想退隐东海，还能办得到吗？由此说来，您的出仕或退隐，就是时局兴衰的关键；时局的兴衰，也就同国家没有区别。希望您弘大地思考此事，静心筹算，也将能够深刻看清可行与不可行之处吧。希望您一定放弃原来的愿望，顺从众人的心意。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钜平侯，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辞让开府的表【皇帝有消灭吴国的志向，任命羊祜为荆州都督，后来加任车骑将军，开府依照三司的仪制，羊祜上表坚决辞让】臣听说陛下的恩诏擢拔臣，使臣与三公同列。臣自出仕以来，才十多年，在朝廷内外接受任职，每次都达到显赫重要的职位。臣常认为才智和能力不能突然增加，恩宠也不能长久错误地施加，因此早晚战栗，把荣宠当作忧患。臣听古人说：“德行还没有得到众人信服，却接受高爵，就会使有才的臣子不能进用；功劳还没有得到众人归附，却承受厚禄，就会使有劳绩的臣子不能受到激励。”如今臣身为外戚【羊祜是景献皇后的同胞弟弟】，任事又关系到国家运数，正应当戒备过度宠幸；陛下不担心遗漏臣，却屈尊下达内宫的诏书，给臣加上非次序的荣宠。臣有什么功劳能够承受它？内心又怎么能够安定呢？身居高位而受辱，覆败很快就会到来。臣愿意守着先人的破旧房屋，难道能够如愿吗？违背诏命确实是冒犯天威，委曲顺从却又会落到这种地步。臣听说古人受到知遇便要有所报答，大臣的节操在于不合适时就停止。臣虽然是小人，也敢根据自己所担忧的事情，想到并遵守这个道义。如今天下自从归服教化以来，才将近八年；陛下即使侧身空席以求贤才，也没有遗漏幽微卑贱之人。然而臣不能推举有德之人、荐达有功之人，使圣明的听闻知道胜过臣的人很多、尚未得到通达的人也不少。假如在筑墙之下有被遗漏的德才，在屠宰、垂钓之间有隐藏的人才，而朝廷仍然议论任用臣，并不认为这是错误；臣处在这样的地位却不感到惭愧，所造成的损失难道不是很大吗？臣忝居官位虽然已经很久，却没有比今天更高的：兼有文武方面的极度宠遇，位次等同于宰辅的高位。况且臣虽然见闻狭窄，但据我所知，光禄大夫李憙持守高尚节操，光明正直地办理公事；光禄大夫鲁芝洁身自守、少有欲望，和谐而不苟同；光禄大夫李胤清正明亮、简朴质素，立身于朝廷。他们都任职到头发斑白，以礼义终始；即使历任内外显贵，也不使自己不同于寒微人家，却仍然没有得到这项任命。臣反而越过他们，凭什么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稍稍有益于国家呢？因此我在心中发誓守住节操，没有苟且求进的心志。如今道路尚未畅通，各方事务很多，请求保留先前的恩宠，使臣能够赶快回到军屯。不然如果在外面逗留，一定会在防御外患方面有所缺失。匹夫的志向，有不可强行夺取的【皇帝没有听从】上奏平定吴国的疏【羊祜认为讨伐吴国必须凭借上游的形势，建议把益州刺史王濬征召为大司农。羊祜知道王濬可以担当重任，于是上表请求留下王濬，并暗中命令他修造船只，作顺流而下的计划。羊祜修缮铠甲、训练士卒，广泛准备军备，于是上疏】先帝顺应天意和时势，向西平定巴蜀，向南与吴国和好，使海内得以休养生息，百姓有安乐生活的愿望。但吴国又背弃信约，使边境战事重新兴起。时运虽然是上天所授予的，功业却一定要由人来完成。如果不举行一次大规模行动将其扫灭，众多劳役就永远不能安定，这不是用来弘扬先帝功勋、成就无为之治的办法。所以尧有征伐丹水之举，舜有征讨三苗之事，都是为了使天下安宁，停止战争，使众人和睦。蜀地平定时，天下都说吴国也应当一并灭亡。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三年，这正是一个周期中平定天下的时机，如今又到了。议论的人常说，吴、楚有道义，后来才归服；无礼义的国家，反而先强盛，这只是诸侯各自为政时代的情况罢了。如今天下统一，不能和古代相同而论。那些合乎旧道的议论，都没有适应权变，所以谋划的人虽多，作出决断却应当由一人独断。凡是凭险要地势得以保存的国家，是说所抵御的敌人力量相当，足以自行固守。假如双方轻重不等、强弱形势不同，那么智士也无法谋划，险要地势也不能保全。蜀国作为国家，并不是不险峻：高山高入云霓，深谷幽深不见天日，必须束缚马匹、悬挂车辆才能通过，人人都说一个人凭借险阻防守，千人也不能抵挡。等到进军之日，却一点也没有藩篱般的阻隔；斩杀将领、夺取军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而进，直达成都；汉中各城都像鸟儿栖息一样闭门不出，不是全都没有作战之心，实在是力量不足以相抗。到刘禅投降之后，各处营垒堡寨也都冷落地一同溃散。如今江淮的险难，还比不上剑阁；山川的险阻，还比不上岷山、汉水；孙皓的暴虐奢侈超过刘禅，吴人的困苦严重过巴蜀，而大晋的军队比前代多，军需储备和器械也比过去充足。如今若不在此时平定吴国，反而让军队相互阻挡、长期防守，使征发的士卒劳苦服役，天天寻求交战，经历盛衰变化，这种局面不能长久，应当及时平定天下而统一四海。现在如果调动梁、益的军队，水陆同时进军；荆、楚的军队进逼江陵；平南将军、豫州军队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各州一同向秣陵进军；击鼓举旗来迷惑吴军，用多种方法使其判断错误，以吴国一隅之地抵挡天下军队，使兵力分散、阵势离析，各处防备都感到紧迫；巴、汉的奇兵从空虚处出击，一处崩溃，上下就会震动。吴国依靠长江建立国家，内外没有分别，东西绵延数千里，把这些地方作为屏障自守；所抵挡的是强大的敌人，就没有安宁休息的时候。孙皓任性妄为，对臣下多有猜忌，名臣重将不再相信自己，因此孙秀一类的人都害怕逼迫而来投降；朝廷内将领心怀疑虑，野外士卒困苦，没有保全国家的计策和一定的决心，即使在平常日子还想着出仕或退隐，等到军队压境时必定有人响应，最终不可能同心协力拼死作战，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出。吴国人的习俗急躁，不能持久。弓弩、铠甲、盾牌不如中原，只有水战是他们所擅长的。一旦进入他们的境内，长江便不再是他们可以凭恃的险固；如果退守城池，就会舍弃长处而陷入短处，而官军则长驱深入。人人都有建立功节的志向，吴人在国内作战，有凭城固守的心理。这样一来，军队不用超过一个时节，就一定可以攻克【羊祜去世两年后吴国平定，群臣上寿。皇帝流泪说：“这是羊太傅的功劳啊。”于是将克定吴国的功劳写在羊祜庙中】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镇南大将军，官位特进，封当阳侯】考核官员的概要【泰始年间，杜预奉诏制定官员升降考核制度，其概要说】

译臣听说上古的政治，顺应自然，虚心自处、委任诚信，于是信任顺从的道理与神明相应、感动人心，上下通达而天下的治理之理得以实现。到了淳朴逐渐消散的时代，表彰美善、显露邪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以颁发爵位俸禄，弘扬六典以详细考察。然而仍然依靠明智贤哲的辅佐，设置忠贞的官署，使名声不能越过功劳而独自显美，使功劳不能落后于名声而独自被埋没；一切都广泛征询、充分采纳意见。到了末世，不能考察长远而只求细密，心中有疑虑便相信耳目，怀疑耳目又相信文书。文书越繁琐，官场越虚伪；法令越繁密，巧饰就越多。从前汉朝的刺史也在年终上报政事，并不制定繁琐的考核条目，却能大致区别清浊。魏朝的考核制度，就是京房遗留下来的意思，文字可以说极其细密。然而由于拘泥于琐碎细节而违背了根本体制，所以历代都不能贯通施行。哪里比得上申明唐尧的旧制，去掉细密而趋向简要，使制度简明而容易遵行呢？阐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达到神明通达，关键在于用人。抛弃用人而只任凭法律，就会损伤事理。现在考核官员优劣，不如把权力委任给通达事理的高级官员，让他们分别考核所统属的官员；任职一年以后，每年把表现优良者一人列为上等，把表现恶劣者一人列为下等，随着计吏入朝将姓名上报。这样经过六年，主管官员总合收集材料，考察六年中多次被列为优等的人，越级任用；六年中多次被列为劣等的人，奏请免职；优等多、劣等少的，依次升用；劣等多、优等少的，降职。如今考核等级中，所面对的事务并不均等，确实有难易之分。如果在困难事务中取得优等，在容易事务中反而被列为劣等，主管官员本来就应当衡量轻重，酌情增减升降，不必再曲意拘泥法律而把一切细节都规定尽。己丑年的诏书认为考核难以完成，允许通行荐举的惯例。荐举惯例的道理，也就是取决于声誉。六年一次集中荐举，黜退和升迁没有渐进过程，也不是古代三次考核的本意。如今每年考核一次，就逐渐积累优等而形成升迁，累积劣等而导致黜退。按照士君子的心理，任职期间尚且没有任满，就六年六次黜退，清廉能干者六次进升，正是为了区别无能低劣者。监察官也将随之弹劾他们。如果让上下级官员公然相互包容过失，超过这种限度，清议就会大大衰败，黜退和升迁也就没有意义了。《春秋左氏传》序【杜预深思经籍，撰成《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参考各家谱系和次第，称为《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完备地形成一家之学，到年老时才完成】《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载事情，要把事情系属于某日，把某日系属于某月，把某月系属于某时，把某时系属于某年，用来记明远近、区别同异。所以史书所记载的事情，一定先标明年份。年有四时，因此交错举用四时作为所记载史书的名称。周礼设有史官，掌管邦国四方的事情，通达四方的意志【《周礼·春官》说：小史掌管邦国的志书，内史宣读四方的事情，外史掌管四方的意志，把书名通达于四方】诸侯也各自有国史，大事写在简册上，小事写在简牍上罢了【大竹片叫策，小竹片叫简，木板叫牍】。孟子说：“楚国称它为《梼杌》，晋国称它为《乘》，鲁国称它为《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东西。”韩宣子到了鲁国，看见《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所以能够称王的原因【见《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所看到的，大概是周代旧有的典章礼制。周朝的德政衰微以后，官员失去了本职，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的记载明白显著，诸侯来告丧叫作“赴”，来告知祸福叫作“告”【诸侯死称赴，祸福之事称告】，各项记载和注释大多违背旧有制度。仲尼根据鲁国史书简册中已经写成的文字，考察真伪，记载典章礼制；对上用来遵循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对下用来彰明后世将要遵守的法则。其中教化意义有所保存、文字却有所妨害的地方，就删削改正，用来显示劝善惩恶。其余部分就都直接采用旧史文字；史书有文饰和质朴之别，言辞有详尽和简略之分，不必改动。所以《左传》说：“这是记载善行。”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呢？”大概周公的意旨，是仲尼继承并加以阐明的。左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书，认为经书是不可删改的著作。因此《左传》有时在经文之前叙述事情的开始，有时在经文之后说明事情的结局，有时依据经文辨明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会通异说，随着意义而发明。它所重视的条例【条例就是下面所说的五例】，对于旧史遗留下来的文字，大略没有全部列举，因为那些不是圣人修订经书的要点。左丘明本人担任鲁国史官【《汉书·艺文志》说左丘明是鲁国史官】，亲自阅览各种典籍，一定广泛记载、详细说明。他的文字舒缓，所含的意义深远，是要使学习者探究事情的起始和终结，寻求其中的枝叶，穷究其所归；以从容柔和的方式使人自己去求索，以充足丰厚的内容使人自己趋向道理。就像江海浸润万物、膏泽滋润草木，思想涣然如冰消解，心情怡然、事理顺畅，这样以后才算真正有所获得。他在篇首发明条例【《左传》中发凡言例共有五十条，都以“凡”字发明同类事例】，都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制度、周公垂示的法则和史书的旧章，仲尼继承修订它们，用来形成一部经书完整统一的体制。其中有彰显明显、阐明幽微、裁定并形成义理类别的地方，都是依据旧有条例来发明意义。记载事情以正当为原则，褒贬各种称谓，记载或不记载，先记载、特意记载，不说、不称而记载等一类内容【发明义理有这七类】，都是为了揭示新旧之别、阐发重大意义，称作变例【发凡所说的是周公旧有的七类条例，变例则是仲尼所创的新例】。但也有史官没有记载事情，却正是借此表明意义的，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左传》不说“凡”，而委婉曲折地把它阐发清楚。如果经文没有义例，只是因所记事情而说明，那么《左传》只直说它的归趋罢了，这不属于条例。因此，发明传文体例有三种【发凡为正例，是第一种；标明新意的变例，是第二种；直说事情归趋，是第三种】；而条例的情形有五种：第一种叫隐微而显明，文字出现在这里，意义却由那里产生，如称同族以尊重国君的命令，舍弃同族称谓以尊重夫人【《成公十四年传》】，以及“梁亡”【《僖公十九年经》】、“城缘陵”【《僖公十四年经》】之类。第二种叫记载而含蓄，用简约的言辞表示制度，推求它来了解条例，如“参防不地”之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译【“参”读作七南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与人共同谋划称为“及”【《宣公七年传》】之类。第三种叫委婉而成篇章，曲折地遵循义理训释，用来显示最大的顺理，各种有所避讳的地方【《春秋》把避讳本国的丑事作为礼法，因此有许多避讳而不直接叙述其事】，以及“璧假许田”【《桓公元年经》】之类。第四种叫全部直陈而不加污饰【“污”读作于俱反】，直书事情本身，文字完备而意义显现，如“丹楹”【《庄公二十三年经》】、“刻桷”【《庄公二十四年经》】、“天王求车”【《桓公十五年经》】、“齐侯献捷”【《庄公三十一年经》】之类。第五种叫惩罚恶行而劝勉善行，想求取名声反而使名声毁灭，想掩盖反而使事情彰显，如记载“齐豹盗”【《昭公二十年经》】以及写出三个叛臣的姓名【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昭公五年莒牟夷，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之类。推究这五种体例，用来探寻经文和传文，触类旁通、不断扩展，附着于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春秋》始于隐公元年，终于获麟，共二百四十二年】，王道的正理、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有人说：《春秋》用错综文字来显示意义；如果像你所说的这样，那么经文应当会有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却没有相应意义的情况。先儒所传授的说法，都不是这样。回答说：《春秋》虽然常常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但都必须用几句话才能构成完整意思，不像八卦的爻象可以错综排列成六十四卦。本来就应当依据传文来作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现在还可以见到遗文的有十几家，大体上辗转相互承袭；向前不能形成错综经文以穷尽它的变化，向后又不能守住丘明的传文；对于丘明传文中有所不通的地方，都隐没不说，反而肤浅地援引《公羊传》《谷梁传》，只足以自相混乱。我现在所以不同，专门整理丘明的传文，用来解释经文。经文的条理脉络，一定由传文显出；传文的义例，总归结于“凡”例。推究变例来端正褒贬，删取二传而排除异端，这大概就是丘明的志意。其中若有疑误错乱之处，就把各种说法都列出讨论而暂缺不定，留待后来的贤者裁定。然而刘子骏创始贯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先儒中成就优美的人【子骏是刘歆的字；景伯是贾逵的字；贾逵的父亲名徽，曾向刘歆学习，作《春秋条例》；贾逵作《左传训诂》；惠卿是许淑的字，研究《左氏春秋》】。末后还有颖子严【子严，名容】，虽然见解浅近，也还是一家名家。因此特意列举刘、贾、许、颖四家的不同说法，以显示它们的同异。把经文各年的文字与传文各年的文字分列编排，使它们相互附比，其义例各随经传加以解释，名为《经传集解》。又另外汇集各种条例以及地名谱系、历法数术，分别编成部类，共四十部、十五卷，都显明它们的异同，并依次加以解释，名为《释例》。这是要使学习者看到各种异同说法的汇聚，《释例》对此说明得很详细。有人说：《春秋》的写作，《左传》和《谷梁传》没有明文记载。论说的人认为，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后，修订《春秋》，树立了无冕之王的名位，丘明则成为无冕之臣。谈论《公羊传》的人也说：贬黜周王而以鲁为王【何休在《公羊传》隐公元年注中说：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号，《春秋》假托新王在鲁国受命，正是贬黜周王、以鲁为王的说法】。行为危急而言语谦逊，以避开当时的祸害，所以使文字隐微、意义隐晦。《公羊传》的经文止于获麟，而《左氏传》的经文终止于孔丘去世，请问哪一种说法妥当？回答说：这与我所听闻的不同。仲尼说：“文王死后，周文不在我这里吗？”这正是制作经书的根本意旨。又感叹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这是感伤当时没有圣王的政治。麟、凤以及五灵，都是王者出现时的吉祥征兆。如今麒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徒然显示应验却失去了它应归属的时代，这正是圣人因此感慨的原因。在“获麟”一句处停笔，是由感慨而开始写作，本来也应当由此作为终结。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的开端，也是周王。鲁隐公是把国位让给别人的贤君。考察当时的年代，两者相互连接；论其地位，则属于列国；追溯其根本，则是周公后代所承受的福祚。如果周平王能够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继承并开创中兴；鲁隐公能够弘扬祖先的事业，光大启发王室，那么西周的美政就可以寻见，文王、武王的遗迹也不会坠失。因此依据年代，把鲁国的史事附在其中，采录周朝旧制，用来防止成王时代的义理失传，并把法则垂示给后世。经文所记的王，就是平王；所采用的历法，就是周正；所称的公，就是鲁隐公。哪里有贬黜周王而以鲁为王的意思呢？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东周复兴吧。”这就是其中的意义。至于制作经书的文字，是用来彰明过去、考察将来，内心情感显现在言辞中；言辞高远，意义就深远，文字简约，义理就深广。这是常理，并不是故意隐瞒。圣人已经把周身之事全部包容在其中，写作完成以后，才又隐讳以避祸患，这不是我所听闻的。子路想让孔子的弟子做臣属，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而加以斥责。说仲尼是无冕之王、丘明是无冕之臣，也不是通行的说法。先儒认为孔子制作《春秋》三年，文章完成而麒麟出现；这已经是荒诞妄说，又引用经文把篇末推到仲尼去世，也近于诬妄。据《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传中小邾射的事情也不在三个叛臣的数目之内【哀公十四年，小邾射来奔，这件事发生在获麟以后，却没有列入三个叛臣的数目，由此可知说经文止于孔丘去世是诬说】，所以我认为，孔子是因感伤麒麟而作《春秋》，写作从获麟开始，文章也止于写作的起点，这才符合事实。至于说孔子反过衣袖擦脸，并称“我的道穷尽了”【《公羊传》说孔子听到获麟的消息，反过衣袖擦脸，眼泪沾湿衣襟，说：“我的道穷尽了”】，也没有可取之处。荀勖【字公曾，颍阴人，光禄大夫，代理尚书令】审阅官吏裁减的议论【当时有人建议裁减州、郡、县的一半官吏，以便从事农业生产，荀勖提出议论】

译裁减官吏不如裁减官署，裁减官署不如减少政事，减少政事不如清净内心。从前萧何、曹参辅佐汉朝，推行清静的政治，取得了整齐划一的歌颂，这就是清心的根本。汉文帝垂衣拱手而治，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这是减少政事。汉光武帝合并官员名额，县、官、国、邑等裁减设置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这是裁减官署。魏太和年间，派遣使者四处出巡，裁减天下官吏；正始年间，也合并郡县，这是裁减官吏。如今如果一定要从根本上求得治理，就应当把减少政事放在首位。凡是身居官位的人，都应当努力思考萧何、曹参那样的用心，以辅佐伟大的教化，笃实行义，崇尚敦厚和睦，使那些沉溺宠幸、忘记根本的人没有容身之处，虚伪的行为自然止息，浮华之人也会感到畏惧。重视敬意和谦让，崇尚知止知足，使卑贱者不妨碍尊贵者，年少者不凌辱年长者，疏远者不离间亲近者，新交不离间旧交，小者不凌驾于大者，淫邪不破坏义理，那么上下就能相安，远近就能互相信任。职位不能靠奔走钻营来取得，声誉不能靠结党营求来获得，那么是非就不会被妄乱而能明辨，任用官员的人也不会被听闻所迷惑。去除奇巧技艺，抑制异端学说；喜欢改变旧制以求取非分利益的人，一定加以惩罚，那么官府的事务就有常规，人心也不会迁变。事情滞留，政务就会迟误；政务迟误，功业就会废弛。身居职位的人勤勉不懈，掌管职务的人早晚不怠，那么即使处在像提着小瓶汲水那样微小的位置，也能守住职责而不把器物借给他人【“挈瓶”是汲水之物，意思是即使只是提着小瓶这样职位微小的人，替别人看守器物时，也知道不能把器物借给别人】。见《左传》。使政令的信用像金石一样坚固，小的过失不妨害大的政务，能够忍住愤怒来容纳他们，简省文书案牍，略去细小苛刻的条文。政令施行，必须使人容易看见、容易听到，使人像愿意迎接阳春一样愿意接受它，像畏惧雷霆震怒一样畏惧它；不要让烦琐的条文扰乱政事，被众多官吏任意亵渎，也不要让反复不定的命令使百姓厌烦，那么官吏就会竭尽诚意，下属也会乐于接受上级命令。设置官署、划分职责，委托事务并责成办成；君子内心争先做好职责，却不彼此强争，量自己的才能接受任命，思想不越出职位范围，那么各官就不会有互相侵夺的事务，政务法典也不会被破坏。以上这些，都是我所谓减少政事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些过失，即使不裁减官吏，天下也一定会说这是裁减官吏了。若要裁减官署，我私下认为九寺可以并入尚书省，兰台应当裁撤而交付三府。不过这些做法实行于历代，世人已经习惯，因此我长期怀抱这个意见而不敢说。至于减少政事，我确实认为是好事。如果直接制定一个总的条例，把各项事务都削减一半，恐怕文武百官、郡国职务以及各种事务的兴废，不能一概相同。凡是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典雅得当就会安定；倘若有驳杂之处，就可能造成阻塞。凡是各职所管辖的事务，都应先精细考察其得失，使忠信的官员和明察的长官各自裁定其中适宜的部分，先分条上报，然后再综合统一全局，详细说明适宜裁减的地方。这样命令下达后必定能够施行，不可轻易动摇。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反而会扰乱人的听闻，比以前所裁减的做法更加混乱。凡事都必须慎重防范，否则一旦重新发生或相互激发，就会使繁琐日益增加，也不能不加以重视。庾峻【字山甫，颍川鄢陵人。魏时任侍御史，进入晋朝后赐爵关中侯，历任御史中丞、侍中】

译论应当敦厚礼让的奏表【庾峻以御史中丞身份拜为侍中，加授谏议大夫。当时社会风俗趋向争逐，礼教衰败，庾峻上疏】臣听说百姓的本性，人数众多而贤能者少；设置官职、划分职责以后，官职虽少而贤能者反而多。为了使贤能者多而设置过多官职，就会妨害教化；因为没有官职便抛弃贤能者，就会废弃正道。因此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是顺应人的本性，使人有的出仕、有的退处，所以既有朝廷之士，也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辅佐君主成就教化，就像人有股肱和心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山林之士穿着粗布衣服而怀抱王道，最高尚的隐士栖居丘园，保持高尚节操，超出众人。次一等的轻视爵位服饰，远离耻辱以保全志向；最下等的也能接受职位，只是没有功劳便知道停止。那些人的清廉美善足以抑制贪污，退让足以使鄙俗的争逐止息。因此朝廷中的士人听闻他们的风范而心生喜悦，将要接受爵位的人都以自身不如他们为耻。这就是山林之士和避宠的臣子之所以可贵。先王喜爱他们，虽然节操与世俗不同，但德行同于君主；行为虽然不合朝廷常规，但功效却同于政治。因此最尊贵的有赐予玉帛的命令，其次有赐予几杖的礼遇，用来厚待有德之人，使出仕与退处各有适当的位置。这样既使朝廷中有许多贤才，也使民间之人不失为君子，这是先王的宏大胸怀。秦朝堵塞了这条道路，把利禄集中在官职上，只有隐士的名声，却没有爵位而列于朝廷的人。商君称他们为“六虱”，韩非称他们为“五蠹”【商鞅著《商子》二十九篇，韩非作《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字，《文心雕龙》说商鞅、韩非所称为六虱、五蠹】。当时人不知道德行，只知道爵位，所以民间有人凭公乘爵位【二十等爵中的第八级叫公乘】来侮辱乡人，郎中以上爵位的人则傲视自己的父兄。汉高祖反其道而行，大大扭转了这种弊端，任用萧何、曹参承担天下重任，让四位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居于南山；张良功勋卓著，官位次序却排在叔孙通【叔孙通】之后。盖公身份卑微，曹参却向他请教政事【胶西有个盖公，研究黄老之术，曹参派人带着厚礼请他来，盖公向曹参说明治理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帝王在上面尊重德行，风俗也就在下面返回根本。因此田叔等十人，汉廷臣子没有谁能超过他们【田叔为人廉正直率，喜欢任侠，宣平侯于是进言推荐田叔等十人，皇帝召见并与他们交谈，说汉廷臣子没有能超过他们的，于是全都任命为郡守、诸侯国相】；他们却从未在当时求取禄位。凭借释之的尊贵身份，竟在朝廷上替王生系袜子，而他的名声反而更加显著【王生善于讲黄老之术，曾被召入朝廷居住，公卿都环立听讲。王生回头对廷尉释之说：“替我系好袜子。”释之跪下为他系袜。有人责怪王生，王生说：“我年老而卑贱，廷尉却是天下的名臣，所以姑且让他替我系袜子，是想借此使他的声望更高。”众人无不认为王生贤明，也更加敬重释之】。如果不是君主和臣下共同崇尚德行、兼爱众人，谁能像这样广泛贯通天下人的志向呢？如果不革除历代君王的弊端，只是一味致力于挽救世道的政令，文士就会争相卖弄才智、谋求进用，武夫凭恃武力争先。官位已经很高，心意却仍不满足；功劳已经得到报偿，求取仍不停止。加上国家没有根据才能任用官员的制度，社会也没有以难以进取、容易退处为耻的风气。职位一旦升高，即使没有功劳也不见降下；已经背负失败，后来反而还能被任用。因此如果沿袭旧例不断升迁，隐士出仕的道路就堵塞了。又由于做官者的升降没有明确制度，所以天下人先争逐而后谦让，世上的士人有进无退。身居高位的人沉溺于改变风俗，治理政务又被众人的言论扰乱，权衡因此失去平准，清浊怎么还能重新分辨？从前先王担忧过去取得天下的办法会成为今日的弊端。因此功业成就以后一定要改变其事业，局势安定以后一定要变更其教化。虽然用爵禄来役使臣下，臣下却不能有贪婪凌人的行为；虽然用甲兵来建立功勋，君主也不应留下穷兵黩武的悔恨。臣下愚见，古代大夫七十岁便悬车致仕，如今除非是有开国大功的国老、三司中的杰出人才，都可以听任其七十岁退休。这样士人就没有贪恋禄位的嫌疑了。他们的父母到了八十岁，可以听任他们回家终养，那么孝道就没有比侍奉父母更大的了。官吏历次考核都没有功绩，依照古制终身不再任官，那么官府就不会有败坏政事的行为。能力只能胜任小职而不能胜任大职的，可以降职退回去任小官，这样就能根据人的器量任用他们。君主用礼节进用人才，也用礼节使人退处，臣下也就会衡量自己的才能来接受爵位。那些孝行如王阳的人，走到九折阪便辞去官职【王阳任益州刺史，巡行部属到邛郲九折阪，感叹说：“奉持先人遗留的身体，怎么能屡次乘行于这样的险地？”后来以有病为由离职】；清廉如贡禹的人，帽子一旦摘下便不再戴上【贡禹任河南令，因职事被府官责罚，摘下帽子谢罪，说：“帽子一旦摘下，怎么还能再戴呢？”于是离去官职】；以及像王孙那样懂得适可而止【杨王孙学习黄老之术，遗命死后裸体安葬】、像疏广那样知足【地节三年立皇子，选疏广为少傅，不久升为太傅；疏广的侄子疏受也任太子家令。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停止就不会遇险。”当天父子二人都称病请求归还】的人，即使离开官位而居住在东郊，对别人家的父亲说话就依据慈爱，对别人家的儿子说话就依据孝道；他们说出的话符合国家的法度，危行高节在本朝彰显。离开权势像脱掉鞋子一样轻易，路人都为他流泪；辞去宠禄像金石一样坚定，庸常之人也会因此奋发而有所作为。因此先王赞许他们，圣人也尊重他们。人的本性是凌上侵犯，就像水总是趋向下方一样。增益而不停下，必定决堤；上升而不停止，必定困顿。事情从普通人开始，如果行为不敦厚，最终甚至会使皇帝的车驾遭受败绩，实在不可不慎重。下层的人同心协力地争着进取，上面的人应当用退让来除去其中过分的部分。退让不能靠刑罚强迫，不如让朝廷士人时时顺从自己的志向退处，让山林之士也常常间或出仕；不要使进入仕途的人不能再退出，也不要使已经退处的人不能再返回。这样出仕与退处彼此通达，像举起秤来保持平衡，时代便没有争夺，天下就可以得到教化。刘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魏时任吏部郎，参与文帝相国府军事；元康初年进爵为侯，九年策拜司空，升任太保，又转任太傅】《崇让论》【刘寔见世人多争相进取，廉洁谦逊的道路缺失，于是撰写《崇让论》来纠正这种风气】

译古代圣王教化天下之所以重视谦让，是想借此使贤才出仕，止息争逐。人的情感没有不希望自己的才能被看重的，所以劝人让贤，是为了使自己的贤能显明，难道是姑且让给不贤的人吗？因此谦让之道兴盛，贤能之人不用求取便会自然出仕，最公正的荐举制度也会自行建立，百官的后备人选也会预先具备。一个官职空缺，就选取众官中被谦让最多的人任用，这是审慎的办法。朝廷中的士人彼此向上推让，草庐中的人也全都受其教化，推举贤人、谦让能人的风气就由此产生。被一国的人共同推让，就是一国的士人；被天下共同推举，就是天下的士人。推让的风气流行，贤能与不肖就会清楚地分开。孔子说：“能够用礼节和谦让治理国家，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朝廷中的人不致力于互相谦让已经很久，天下也受其影响。自魏代以来，被征召升进的士人和在职官吏，临到接受任命时，虽然口头辞让，却不能坚持到底，没有人肯把职位让给胜过自己的人。推让的风气一停止，争逐的心就产生。孔子说：“上面兴起谦让，下面就不会争夺；明白谦让却不实行，下面一定会争夺。”推让之道兴盛，贤能之人就会日益被推举；争逐之心产生，贤能之人就会日益遭到毁谤。争逐者都想使自己领先，非常憎恶有才能的人超过自己，因此不能不加以毁谤。连孔子、墨子都不能免遭世人诽谤自己，何况不如孔、墨的人呢？才能与否混杂在一起，优劣不能分辨，士人的价值没有预先确定；官职有了空缺，主持选任的官吏不知道该用谁，只按官职次序来荐举。如果那时天下都尊重谦让，士人一定要由于被人推让才成就名声，有了名声以后才能任官。那些名望和品行没有建立的人，在官位上也没有政绩声誉，就一定没有人推让他们，官职也没有理由任用他们。因此被任用的人不断增加，是由于谦让之道废弃，长期以来依据资历任用人的办法本来就有失误。从前齐王喜欢听竽声，必定让三百人合在一起吹，按几个人的俸禄供养他们。南郭先生不会吹竽，认为三百人合吹可以容纳自己的无能，于是坚持请求为齐王吹竽，白白领取几个人的俸禄。继位的齐王察觉后改变办法，下令说：“我喜欢听竽声，比先王更甚，想要一个一个地排列起来听。”南郭先生于是逃走了【韩非子说：齐宣王让人吹竽，必定三百人一同吹，南郭先生不善吹竽而混在三百人中，领取俸禄。宣王死后，湣王即位，喜欢一个一个地听，南郭先生于是逃走】。推举贤人的风气不建立，滥竽充数的制度不改变，南郭先生一类的人就会充满朝廷。谦让之道不兴的弊端，不只是贤人处在下位而不能及时进用；国家的良臣承担重任，也将逐渐获罪而退处。怎么知道会这样呢？孔子认为颜氏之子能够做到不重犯过错，这正说明除了圣人以外，人人都会有过错。尊贵受宠的位置，想要得到它的人很多。憎恶贤能的人会堵塞他们的道路；抓住他们的过错加以毁谤的人也很多。毁谤的产生并不是凭空捏造，必定是借着某人实际存在的过失而加以夸大。毁谤的话屡屡传到上面，居上位的人即使想不接受，也不能不依据听到的内容稍作察看。一旦没有什么证验，当然不会深究；得到证验后，怎么能不追究他的罪责？如果明知而放纵，君主的威势就会日渐衰弱，命令不能施行也由此开始。凡是查知的都加以治罪，被治罪退职的人逐渐增多，大臣便产生不能自保的心情。贤才不能进用，贵臣一天天疏远，这是有国者深切的忧患。《诗经》说：“接受俸禄而不谦让，最终就会因此灭亡。”不谦让的人连忧虑灭亡都来不及，怎么还指望他有益于国家呢？朝廷岂不是很难治理吗？我私下认为，改变这种风俗其实很容易。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当时在官位上的人，其中贤明者也很多，难道他们都不知道让贤可贵吗？只是当时人人都不谦让，习惯形成风俗，所以终于不去实行罢了。臣下最初接受任命，都要通上表章；上表谢恩以使君主知道姓名，这种谢章的由来已经很久了。推究谢章的本意，是想推举贤能来报答国家的恩德。从前舜任命禹为司空，禹拜谢叩头，把职位让给稷、契和咎繇；任命益为虞官，益把职位让给朱虎、熊罴；任命伯夷掌管三礼，伯夷把职位让给龙。唐尧、虞舜时代，各官初次受任，没有不谦让的。谢章的意义，大概就是取法于此。记载这些事，是想让它们永远成为后世的准则。后世所任用的人不贤，不能让贤，只是空泛地感谢被任用的恩典罢了，代代沿袭而不改变，正是习俗造成的过失。那些依照任用次序获得官职、可以通上章表的人，应当推让贤能；至于不能有所谦让、只是白白浪费纸张的谢章，一概不要上达。臣下初次受任，每个人都应当想办法推举贤能并把职位让给他们。谦让的文书交给主管机构掌管。三司有职位空缺，就选用三司中被谦让最多的人；这样一个三司职位空缺，三公已经预先选出人了。而且主持选任的官吏未必公正，选择三公不如让三公共同选出一位三司官更为周详。四征有空缺，就选用四征中被谦让最多的人；这样一个四征职位空缺，四征已经预先选出人了，必定比等到职位空缺后让主管机构选择四征更加周详。尚书有空缺，就选用尚书中被谦让最多的人；这等于让八位尚书共同选出一位尚书，比临到空缺时才让主管机构选择八位尚书更为周详。郡守有空缺，就选用各郡郡守中被谦让最多的人，这比任由主管机构从一百名郡守中选择更加周详。把众官百郡的谦让与主管机构的选择相比较，二者不能同年而语。即使贤者和愚者都相互谦让，百姓的耳目也全都成为国家的耳目。人的情感在争夺时，就想毁谤不如自己的人；在谦让时，就争相推举胜过自己的人。因此世人争逐，就会使毁誉交错，优劣不能分辨，很难找到值得推让的人。时世崇尚谦让，贤智之士便显现出来，才能高下的优劣依次清楚可见，不可能混乱。到了这个时候，能够退身修养自己的人，会有很多人推让他；即使他想守着贫贱，也无法做到。奔波争逐、希望别人来推让自己，就像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一样。像这样，人们都会知道要进身求达；如果不在自身修养上下功夫，就没有进身求达的途径。那些向外奔走求取的人，到这时就会相继返回。浮夸的声名和空洞的议论，不用禁止就会自行止息。人人都没有必要耗费心思，只要听任众人的议论，天下自然就会得到教化。《春秋传》说：“范宣子把职位让给下属，众人都让给栾黡，即使栾黡贪婪放纵，也没有人敢违背。”晋国因此安定，几代人都依赖这种风气【见《左传·襄公十三年》】。在朝廷的君子、掌管选举的大官，如果能够不因为人的地位而废弃他的言论，推举并实行这些办法，各自把让贤举能作为首要事务，那么众多人才就会大量出现，才能高下也会显然分明。世间的功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刘颂【字子雅，广陵人，世代为名门，历任吏部尚书、光禄大夫，谥号贞】《刑法疏》【惠帝时，政权出自群臣，各自树立私情，刑法不统一，因此上疏说道】

译自近世以来，法律逐渐增多，各种门类和法令很不统一。臣如今全面掌管刑罚断狱，职责所在使我想到其中的忧患，谨具备奏章上报。臣私下考虑，陛下治理政事，常常追求尽善尽美，因此处理事务总想曲折周全；这样一来，条例就不能直接完全做到尽善，所以法令也不能完备。为什么呢？上面追求尽善，下面的人就牵合条文来迎合主上的意旨，因而法律不能完备。刑书援引条文，所援引的条文必然有与实情不合的地方；如果听任这种曲折周全而使上面安于权宜，执掌公平的人就可以依据条文提出不同意见，于是产生两种端绪。这样法律门类繁多，法令不一，官吏不知道应当守什么，下属不知道应当躲避什么，奸诈虚伪的人便利用法律门类繁多来迎合私情；他们所想达到的程度深浅不同，只要法网不统一，居上位的人就难以检察下属。于是事情相同而议论不同，狱讼不能公平，便损害了法律。古人有话说：“君主过于详察政事，政事就荒废；君主只期望事情合于道理，事情就得到治理。所谓详察，并没有别的，只是想把事情做到尽善，结果反而伤害法律，所以政事荒废。所谓期望事情合理，是把轻重处理得恰当，即使不完全合乎实情，只要能纳入条文，就强硬地执行，所以事情反而得到治理。”君臣的职分，各有主管范围。法律必须一律奉行，所以让主管者遵守条文；事理有穷尽和阻塞之处，所以让大臣解释并疏通。因而君主掌握权宜，主管者遵守条文，就像张释之处理犯跸士卒的案件【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出，使皇帝车马受惊，廷尉张释之奏请判处罚金；皇帝发怒，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共同遵守的。”】。如今法律既然如此，却反而加重刑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百姓了【张释之接着说：“如今法律就是这样，如果再加重刑罚，法律就不能取信于百姓”】。大臣解释滞碍，就像公孙弘审断郭解案件【郭解的门客杀了人，官吏上奏说郭解无罪，公孙弘议论说：“郭解以平民身份任侠逞威，即使不知道这件罪行，也比郭解亲自杀人更严重。”于是诛灭郭解宗族，载于《游侠传》】。君主掌握权宜，就像汉高祖诛杀丁公【丁公是项羽的将领，曾在彭城追逼汉高祖，汉高祖回头说：“两个贤者难道要彼此困厄吗？”丁公于是退兵。天下平定后，汉高祖在军中公布说：“丁公作为臣子不忠。”于是杀了他】。天下各种事情，除非符合这种原则，不得凭主观意见妄加议论；其余都依照法律法令办事，这样法律才能取信于下，百姓听闻不致疑惑，官吏也没有容纳奸邪的余地，才可以谈论治理政事。君主依据这种原则来要求群臣，大臣小吏各自守住自己的职分，法律就统一了。君主与天下共同遵守的东西，就是法律。既然已经颁布法令使四海不能不信奉并把它作为教化，就不能一面要求天下不要轻慢，一面又用不可信的法律来约束他们。上古议论事情依据制度处理，并不专门制定刑罚；夏、商、周三代把法令写在魏阙上。三代君主都齐同圣明，然而都放弃曲折周全的权宜妙用，而采用援引条文的直接准则，这不是圣人有差别，而是所处情势不同。如今议论时政，敦厚的风俗还不如中古时代，而掌管公平的人想迎合实情所安，便假托议事可以临机制定。我私下认为，听取这种言论似乎很美，推论其道理却是违背原则的。然而天下极大，事务众多而复杂，有时不能全部依照条文和命令办理。因此臣认为应当制定准则作为限度，使主管者守住条文，即使关系生死也据此办理，不敢在既成制度之外另行猜测，以任意改变轻重。这样法律常能完备；如果事情没有正当依据，名称和条例又没有涉及，就交给大臣讨论，以解释疑滞，使事情没有阻碍【“阂”同“碍”】。至于非常规的权宜措施，超出法令而施行赏罚，如汉高祖私自诛杀楚臣【就是丁公】、封赏赵国士人而他们并无功劳【陈豨反叛，汉高祖命人选取赵地勇士中可以率兵的四人，各封千户，任命为将。左右劝谏说：“封他们有什么功劳？”汉高祖说：“赵、代之地都被陈豨占有，我何必吝惜四千户封地，不用来安慰赵国子弟呢？”】，只能由君主专断，不是奉行职务的臣下可以共同议论的。这样一来，借着请托而曲求的情迹就会断绝，似是而非的奏议也会堵塞。这大概是整齐法律的大准则。权宜制定超出法令的措施，只针对一件事情施行，满足实情、符合听闻，可以适合耳目，确实有临时顺合心意的快感，比援引条文而不合人心更好。然而一旦创立为经常实行的制度，年年施行，往往得到一分而失去十分。所以小处有所得，必定在大处有所失；近处有所遗漏，远处必定有所包藏。因此熟悉事务、懂得大体的人，善于权衡轻重，不因小处损害大处，不因眼前妨害长远；宁可忍受曲折周全的眼前之利，来保全简明正直的大原则，不被一般听闻所安于的意见牵引，必定遵守援引条文以端正常例。每当遇到事情，总要驾驭这种心意来决定权宜。这又是法律的大概原则。又，法律防止犯罪，都应当依据法律法令的正文；如果没有正文，就依据名称和条例来定罪；正文、名称和条例都没有涉及的，一概不论。法律官吏以上所执掌的意见如果不同，可以提出异议。依照法律文字，守法的官员只应当奉行法律法令；至于法律范围内所见的不同意见，才可以提出异议。如今限制法曹郎、令史以个人意见提出驳议，只准讨论解释法律来订正所判的罪，不得援引外部资料，依据一时权宜来议论，以此明确法官各守职分的区别。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尚书左仆射】《陈九品八损疏》【魏尚书陈群创立九品官人法，刘毅认为这是权宜之制，没有收到得人的成效，反而有八种损害，于是上疏】臣听说建立政治制度，以选得适任官员为根本。选官有三种困难，也是国家兴衰的由来：人物难以了解，这是第一；爱憎难以防止，这是第二；真实与虚伪难以辨明，这是第三。如今设置中正，评定九品高下，把人的荣辱任意掌握在手中，操持君主所拥有的祸福大权，夺取朝廷的权势。爱憎取决于个人内心，真伪也由个人主观决定。公事上没有考核的责任，私下又没有告发的顾忌。用心可以有百种姿态，求取进用的人有万般门路。廉洁谦让的风气消灭，苟且偷安的习俗形成。天下喧嚣不安，只争品位，不闻推让，臣私下以为这是圣朝的耻辱。品名状貌要与才干相当才算清正，品第等级要符合实际才算公平；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要务，不可不弄清。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美事；颠倒滥用，是乱亡败坏的恶果，不可不察。然而人的才性和能力各不相同，德才兼备的人很少。器量有大小，通达有早晚。早年鄙陋而后来修养有成，应当得到日益进步的评价；怀抱正道而不合时宜，应当有质朴正直的称誉；度量远大而小节有所欠缺，应当获得不同寻常的评语；任性正直而不加修饰，应当得到清廉真实的声誉；品行不多而才能优异，应当获得器重任用。因此三位仁人走的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四位贤者行为不同而义理相等。陈平、韩信曾在乡里受到嘲笑侮辱，却在帝王那里建立功勋；

译屈原、伍子胥不被君主容纳，却在史册上显扬名声。这是确凿的道理所说明的。如今的中正官，不精确考察才干实绩，只一味依附党派、谋求私利；不公平地衡量人才，只一味顺从个人爱憎。想要抬举的人，就虚构优点来成就他的声誉；想要压低的人，就吹毛求疵寻找他的过错。品第高下随着势力强弱而定，是非取决于爱憎。随着世道的兴衰改变，不顾及才能实绩。形势衰落时就削低品第，形势兴盛时就扶助上升。同一个人，十天之内就可能有不同评定。有的凭借财货贿赂打通关节，有的凭借计谋结交而得到升进。依附请托的人必定通达，守持正道的人反而困顿憔悴。对自己没有回报的人，必定被削夺；对自己有私交的人，必定满足其欲望。因此上品中没有寒门，下品中没有势族。即使偶尔出现例外，也都是曲意操作而另有原因。轻慢君主、欺罔时世，实在是祸乱的根源；这是损害政治的第一种办法。设置州都中正，是要取得州里共同认可的清议，使众人归附服从，用来镇定异同。一个人的议论，并不是只评论一个人的身世，而是要判定一州的人才。一个人如果考察不周，就把他一概定为如此。自仲尼以上直到庖牺，没有谁不曾有过失；如果因此都认为不能任用，又为什么只责求普通人呢？如果特别不修养自己，当然可以另行选择；如今却加重中正的责任，反而轻视中正其人。所制定的品第标准，最后又去访求刁攸。刁攸并不是州里众人所归服的人，也不是依据职分应当设置的中正官。如今考察这些事，却把不服从的人归正，把不任职的人裁决，因而助长谗毁构陷的根源，造成乖违争斗的征兆，这似乎不是建立都城的根本防范，也不是治理风俗的深远防范。【刁攸一名不知所考，可能是掌管铨选次序的小吏，也可能是台中都令史一类的人。】主管既已赞许刁攸所降下的品第，却又重新以二千石的资格选用他，已有好几个人。刘良上奏刁攸所降品第的石公，指斥刁攸所作驳违之论，使这件事横行州里，嫌隙仇怨也由此结在大臣之间。桑树下婢女争讼，祸患波及吴、楚；斗鸡引发的变故，使鲁国发生灾难。【《史记》载：吴国边邑卑梁与楚国钟离的儿童争夺桑叶，两家互相攻伐，杀死卑梁人。卑梁大夫发怒，进攻钟离。楚王听说后大怒，发兵灭卑梁。吴王也大怒，发兵灭钟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季氏与郈氏的鸡相斗，季氏给鸡披甲，郈昭伯怨恨，季平子谋划除掉季氏，孟氏逮捕郈昭伯，于是攻打公孙于齐。】何况人伦之间互相争斗，朋党便会兴起；刑狱日益滋生，祸根便会结成。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二条道理。原本制定九品标准，是要使人伦有次序，如同串鱼一样排列有序。设置九品，是取下第作为标准，说明人的才能德行有优劣，同类之间有首尾高下。如今的中正官，专门疏远自己不喜欢的人，便压抑、割裂一国人才，使其中没有高于自己的人；对品行污秽低劣而与自己亲近的人，却破格提拔，甚至把自己也包容进去，表面上以公义作为品第，实际上坐成自己的私利。君子没有办法抵制小人的怨恨，官府政事也没有防止奸邪的准绳，于是使小人能够上欺明主，下乱人伦，竟让优劣相互倒置，首尾颠倒；把贵重奇异的人才置于凡庸品第之下，让不肖之人反而凌驾于成德之士之首。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三条道理。陛下登上帝位，开创天地般的德政，发布弘大而不避讳忌的诏令，采纳忠直之言，以了解天下实情，这是太平的根基，是前代未有的法度。然而赏罚从王公直到庶民，无不依法施行；设置中正官，把一国人才评定的重任交给他们，却没有赏罚的防范。人心多有变故，清正公平的人很少，所以怨诉的人很多。听任他们申诉，告发攻讦便没有止境；完全禁止申诉，侵害冤枉便会无穷无尽。与其烦劳于处理诉讼，还不如防止侵害冤枉。如今禁止诉讼申诉，就是堵塞一国人的口，助长一个人的势力，使他可以横行无忌。所有受到冤屈的人，怀抱怨恨，积压正理，唯独不能依靠天地无私的德性，反而长期被邪人的铨选蒙蔽，使上面的圣明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不能上闻。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四条道理。从前圣明之世，想要敦厚风俗，安定百姓，崇尚乡党的义行，尊重六亲的德行，便用礼教在学校中互相率导；贤能与不肖之人也因此显现出来。然而乡老把他们的善行记录下来献给天子，司马评论他们的才能而授予官职，有关官吏考核政绩以明确升降，所以天下人退居乡里便修养根本，州党之中有德义之士，朝廷之上有公正之臣，浮华邪佞之人没有容身之处。如今一国士人，多的有数千人，有的流徙到异邦，有的只求谋生，即使分处各方，中正官尚且不能全部认识他们，何况要尽知他们的才能？中正官对知道的人，便在台府采集声誉；对不知道的人，则听信流言而加以毁谤。凭自己的认识评定，便有不识真相的蒙蔽；听受别人的意见，便有彼此偏颇。所知道的人会因爱憎而使评定失去公平，所不知道的人会因人情关系而扰乱尺度。既没有乡老记录品行的声誉，又不是朝廷考核政绩的制度，于是使求取官位的人舍近求远，背弃根本而追逐末流，只求借职位取得成功，不凭品行树立声望；品第不考校功劳，朋党间的赞誉又虚妄不实。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五条道理。凡是制定品第、设置评状，都是为了求取人才来治理事务，不是为了虚饰名誉、彼此评说美丑。即使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不能直接施用于朝廷，也应在门外以义来防止徇私；既然任官有大小，事务有难易，各自都应有功劳和报偿，这才是人才的实际功效，也是按功分所得的地位。如今却反过来了，到了应当按限期考核报功时，即使官职很高，也仍附列在卑下品第之中；在官任上没有功绩，却得到高等叙用。这就是压抑实际功劳而抬高虚浮名声。上面夺取了朝廷考核功绩的权柄，下面助长浮华结党的士人。這是损害政事的第六条道理。各种官职不同，所治理的事务和所需用的人才也不同。能够让人发挥所长，事情就会成功；不能发挥所长，事情就会失败。如今品第不能说明才能适合什么职务，却一概以九等为例；按品第取人，有时并非其才能所长；按评状取人，又受本品限制。即使评状确实合乎事实，品第与评状仍会互相妨碍，束缚选举，使人不能按照才能所宜而精确任用。何况如今九品制度，对所疏远的人便削减其长处，对所亲近的人便粉饰其短处，只是拼凑空泛的言论作为虚名；这样品第不能衡量才能，百官的事务凭什么能够治理，万般政务凭什么能够修整？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七条道理。前代九品诏书，善恶都必须记载，用来褒奖和贬斥，当时天下人很少有所忌惮。如今九品评定，对降下的人不彰明其罪，对提升的人不列举其善，废弃了褒贬的意义，任凭爱憎来设置防范，使清浊混杂而树立私党。因此反而违背以前品第制度的本意，扩大中正官的势力以驱使众人，使众人必然归附自己；被提升的人没有功劳可以作为劝善的表率，被降退的人也没有罪恶可以作为惩戒的依据。惩罚和劝勉不明，风俗便会污浊，天下人怎能不放弃德行而专心奔竞人事？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八条道理。

译由此论说，选择中正官却任用非其人，把权力交给有势力的人却没有赏罚，或者中正官缺额而没有禁令约束，所以邪党得以肆意妄为，冤枉滥行纵横无忌。虽然职名叫作中正，实际上却成了奸邪的府署；事情名义上是九品制度，实际上却有八种损害。有时怨恨结在亲族之间，猜疑产生于骨肉之内；本人困厄于仇敌，子孙也受到祸害。这是历代的忧患，不只是当今的危害。因此当代君主观察时势、考察历代法制，除奸消乱，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周朝承袭殷朝，也有增减损益，何况中正九品制度呢？古代圣人贤者都没有这样做，难道他们会被这件事蒙蔽而有所不周全吗？可见这项制度并不适合政治教化，不能采用。自魏氏建立以来，没有看到它取得人才的功效，反而造成仇怨轻薄的弊害，毁坏风俗，败坏教化，对政治没有益处。古今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愚臣认为，应当罢除中正官，废除九品制度，抛弃魏氏的弊法，建立一代美善的制度。【奏疏上报后，皇帝下优厚诏书答复了他。后来司空卫瓘等人也共同上表，认为应当省去九品制度，恢复古代乡议里选的办法，皇帝最终没有实行。】傅咸，字长虞，北地泥阳人，任司隶校尉。《论陈世俗奢侈书》。臣认为，谷物和丝帛难以生产，如果使用起来没有节制，就没有不匮乏的道理。所以先王教化天下，吃肉、穿丝帛，都各有制度。我私下认为，奢侈的耗费比天灾还严重。古代尧住的是茅草屋，今天的百姓却争相把房屋建得高大华美；古代臣下没有精美的饮食，今天的商贩小人都吃腻了精米肥肉；古代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今天的婢女妾媵都穿着绫罗；古代大夫才不徒步行走，今天的卑贱奴仆却乘坐轻车、驾着肥马。古代人口稠密、土地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今天土地广大、人口稀少，却担忧物资不足，是因为奢侈。想要当今社会俭朴，就应当责问奢侈。奢侈不受到责问，便会互相推崇。过去毛玠任吏部尚书时，当时没有人敢喜好华美衣服和精美食物。魏武帝感叹说：‘我的法令，比不上毛尚书。’假如命令各部都用心治理，像毛玠那样，改变风俗并不困难。上奏论劾王戎的事情。【当时王戎兼任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掌管选举，却不能使风俗安静，反而助长浮华竞逐，请求免去王戎的官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越权侵犯职掌，傅咸又上奏论说此事。】按照法令，御史中丞督察司察百官，皇太子以下，凡在行马以内触犯法律的，都应弹劾纠察；即使在行马以外，而监司不加纠察的，也可以上奏。如今法令文字所说‘行马以内有违法’，指的是禁防之事。宫内禁防，外廷官司不能执行，所以专门交给中丞。如今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和屠宰、卖酒之事不断，像这一类事情，中丞却推责州郡办理，这就把所谓‘行马以内’的话施用于禁防之外了。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为什么又说行马以内？既然说督察百官，就不应再说行马以内。内外众官都称为百官，那就是内外都包括在内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是因为禁防之事已经在中丞条文中说明了。中丞和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的官员，就是共同面对司内司外之事。并不是中丞专门掌管内廷，百官和司隶专门掌管外廷；自从有中丞、司隶以来，他们交替弹劾内外官员，只要能够纠察，就没有内外的限制。可是解结一旦蛮横地挫辱臣下。臣先前之所以没有逐条详尽陈述【‘罗缕’，是曲折详细地排列说明的意思】，是希望借解结上奏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今既然愿望没有实现，诏令又说只是过失，而不是能力所不及。既然以此为理由替他开脱，臣忝居司直之职，理应端正自己、率领他人；如果自己有过失，也不敢接受宽宥，所以再次陈述自己的愚见。司隶与中丞共同纠察皇太子以下的官员，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不能纠察的。既然可以纠察皇太子，却不可以纠察尚书，臣的昏暗不明，实在不能理解。难道皇太子在行马以内吗？皇太子在行马以内而可以纠察，尚书也在行马以内却不可以纠察，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个道理明明白白，解结却据此挫辱臣，臣本可以不必怨恨。可是这样一来，在旁观者和听闻者看来，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臣记得石公从前在殿上脱衣，被司隶荀恺弹劾，先帝并不认为他侵犯职权，当时没有人说这是越权。如今臣不过纠察尚书，难道反而要获罪吗？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陈情表》。【泰始初年，朝廷征召李密任太子洗马，李密因为祖母年老，无人奉养，于是没有接受诏命，便上疏陈情。】臣因命运艰险，早年就遭遇忧患灾祸；出生才六个月，慈父便去世；到四岁时，舅父强行改变了母亲守节的志愿。祖母刘氏怜悯臣孤弱，亲自抚养臣。臣小时候多病，九岁还不能行走，孤苦伶仃，直到长大成人。【本传说：李密的父亲早亡，母亲何氏改嫁，李密感伤恋慕而成病，祖母刘氏亲自抚养他。】既没有伯父叔父，最终也没有兄弟；家门衰微，福分浅薄，晚年才有儿子。外面没有服丧期年、九月等较亲近的亲属，家里没有能在门口应答的五尺小童，孤单地独立在那里，只有自己的身子和影子相互安慰。可是祖母刘氏早早患病，常年卧床，臣侍奉汤药，从未离开过她。【本传说：李密以孝顺谨慎闻名；刘氏生病时，他流泪哭泣，屏息侍候，从未解衣睡觉，饮食汤药一定先尝过再进给祖母。】等到奉事圣朝，沐浴在清明的教化之中，先前太守臣逵察举臣为孝廉，后来刺史臣荣举荐臣为秀才。【逵是太守的名字，荣是刺史的名字。】臣因为供养祖母无人主持，辞谢而没有赴命。诏书特意下达，任命臣为郎中，不久又承蒙国恩，授臣为洗马。可是臣卑微低贱，竟然要侍奉东宫，这不是粉身碎首所能报答的。臣详细上表使皇帝知道，辞谢而不去就职。诏书严厉急切，责备臣逃避怠慢；郡县官吏逼迫催促，命臣立即上路；州官来到门前催逼，急迫得如同流星之火。臣想奉诏奔驰赴任，祖母刘氏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如果姑且顺从自己的私情，向朝廷申诉又不被允许。臣的进退，实在陷入狼狈境地。臣恭敬地想到，圣朝以孝道治理天下，对于年老之人尚且加以怜悯，何况臣孤苦无依，情况尤其严重。况且臣年轻时曾侍奉伪朝，历任郎署官职。【本传说：李密年轻时在蜀国任郎官。】本来希望仕途显达，并不看重名节。【本传说：李密有才能，常希望调入内廷，后来却升任汉中太守，自认为失去品级而心怀怨恨；这两句话确实是李密本人的意思。】如今臣是亡国的卑贱俘虏，地位极低，见识浅陋，却蒙受破格提拔，所受恩宠优厚，哪里敢徘徊观望，另有所求？只是因为刘氏的生命像太阳迫近西山，气息奄奄，生命短促，早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晚上。臣如果没有祖母，就无法活到今天；祖母如果没有臣，也不能安度余年。祖孙二人，互相依靠来维持生命，所以臣内心实在不敢废弃祖母而远行。臣今年四十四岁，祖母刘氏今年九十六岁，这是臣报效陛下的日子还长，而报答祖母奉养之恩的日子已经很短了。乌鸟反哺的私情，愿求陛下允许臣奉养祖母直到终老。臣的辛苦，不只是蜀地人士和梁、益二州的长官所亲眼明知。【二州即梁州、益州。】天地神明，实在都共同鉴察。愿陛下怜悯臣愚拙而真诚的心意，听从臣微小的愿望，使祖母刘氏侥幸能够保全余年。臣活着一定愿意粉身碎首来报答，死后也一定结草报恩。【《左传》载：魏武子有宠妾而没有儿子，临死时命令儿子魏颗说一定要让她殉葬。魏武子死后，魏颗却把她嫁了出去。辅氏之战时，魏颗看见一位老人结草绊倒杜回，因而擒获了他。当天夜里梦见老人说：‘我是你所嫁妇人的父亲。’】臣承受不住犬马般恐惧感激的心情，恭谨地上表让陛下知道。【皇帝看了表章说：‘有名望的士人，果然不是虚有其名！’于是停止征召。后来刘氏服丧期满，朝廷又以洗马之职征召李密。】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任治书侍御史。《定诸葛亮故事表》。【泰始十年。】

译臣陈寿等上言：臣先前任著作郎、侍中，兼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以及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上奏，命臣整理已故蜀国丞相诸葛亮的遗文旧事。诸葛亮辅佐危亡的国家，凭借险阻而不归顺；然而仍应保存记录他的言论，以免遗漏善政。实在因为大晋光明至德，恩泽普及无疆，自古以来没有可以相比的。臣于是删去重复之处，重新编排，使同类相从，共二十四篇，篇名列在后面。诸葛亮年轻时便有超群的才华和英武霸业的器度，身长八尺，容貌十分伟岸，当时人都认为奇异。他遭逢汉末的动乱，跟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避难，亲自耕种田野，不求闻达。【《诸葛亮传》载：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与荆州牧刘表有旧交，前往投依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亲自耕种陇亩，喜欢作《梁父吟》。】当时左将军刘备认为诸葛亮有非凡的才量，便三次到草庐中拜访他。诸葛亮深知刘备姿态雄伟、才杰出众，于是解下衣带，倾吐诚意，与刘备深厚结交。等到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将全州献出归降，刘备失去势力，兵少众寡，连一块立锥之地也没有。诸葛亮当时二十七岁，于是提出奇策，亲自出使孙权，请求吴国援助。孙权一向敬服仰慕刘备，又看见诸葛亮奇异高雅，十分敬重他，立即派遣三万军队援助刘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 刘备因此能够与魏武帝交战，大败魏军，乘胜攻克取胜，江南全部平定。【江南指荆州、江州以南；《先主传》载：刘备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都投降。】后来刘备又向西攻取益州，益州平定后，任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刘备称帝，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兼录尚书事。刘备去世后，继承人年幼，政事无论大小都由诸葛亮专断。于是对外联合东吴，对内平定南越，建立法令、施行制度，整顿军队，改进器械技巧，凡物尽力做到极致；科条教令严明，赏罚一定兑现，没有恶行不惩罚，没有善行不显扬。以至于官吏中不容奸人，人人自我激励；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强者不侵犯弱者，风俗教化肃然整齐。当时诸葛亮平素的志愿是：进取时想像龙腾虎视一样，包揽四海；退守时想跨越压制边疆，震动天下。他又认为，自己活着的时候若没有踏入中原、与中原强国抗衡的人，便不可能实现志愿，因此用兵不能停止，屡次显示武力。然而诸葛亮的才能长于治理军队，短于出奇谋；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将略，而他所面对的敌手有时又是当世杰出人物【指司马懿】，加上双方兵力不相等，进攻和防守的形势也不同，所以虽然连年动员军队，最终仍未能取胜。【建兴六年进攻祁山，冬季又从散关出兵；】建兴九年又出兵祁山；建兴十二年屯兵渭南。过去萧何推荐韩信，管仲举荐王子城父，都是估量自己所长，不能兼具所有才能的缘故。诸葛亮治理政事的器能，或许也只是管仲、萧何一流的人物。然而当时没有王子城父、韩信那样的名将，所以使功业迟滞，难道是大义没有达到吗？大概是天命有所归属，不是凭智慧和力量可以争夺的。青龙二年春，诸葛亮率军出武功，分兵屯田，为长期驻守作准备。那年秋天病逝，百姓追思他，把他的事迹当作口头谈资。直到今天，梁州、益州的百姓谈论诸葛亮，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即使是歌咏召公的甘棠诗、郑国人歌颂子产的诗，也无法与之相比。孟轲说过：‘用使百姓安逸的办法役使他们，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用使百姓生存的办法杀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愤怒。’确实如此！评论者有人奇怪诸葛亮的文章文采不够华艳，却过于反复周详。臣愚昧地认为，咎繇是大贤，周公是圣人。考察《尚书》，咎繇的谋议简略而雅正，周公的诰令繁多而详尽。为什么呢？咎繇是同舜、禹共同谈论政事，周公却要同群臣宣誓约定。因此诸葛亮所交谈的都是众多普通之人，他文章的旨意不能达到深远高妙。然而他的声教和遗言，都能经办事务、综合万物，公正诚实之心显现在文字之间，足以了解他的思想和道理，对当世也有补益。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追继古代圣人的踪迹，胸怀坦荡而无所忌讳，所以即使是敌国诽谤的言论，也让它们尽情陈说而不加删改避讳，用来彰明大通之道。谨将这些文章抄录上呈著作郎臣陈寿。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按：陈寿传记说，马谡被诸葛亮诛杀，陈寿的父亲也因牵连被剃发受辱；陈寿为诸葛亮立传时，说诸葛亮将略不长，没有应敌的才能，评论者因此稍稍贬低他。】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武帝时任鄱阳内史。《奖训诸生诰》。【虞溥到鄱阳后大力修缮学校，广泛招收学生，详细制定条文制度，于是前来求学的有七百多人，虞溥便作此诰来勉励训导他们。】诸位文学诸生，都是戴冠束带的士人，正值年盛志美，开始进入学校，讲习修治经典训诫；这是成就大业、树立德行的根基。圣人的道理平淡而少有滋味，所以刚开始学习的人不喜欢。等到学习满一月，所见越来越广，所习越来越多，每天听到从前没有听到的，每天看到从前没有看到的，然后心胸开阔、意志明朗，敬重学业而乐于群居学习，不知不觉中受到大道的陶冶，已经进入神妙境界。所以学习浸染人的作用，比丹青染色还深。我只见丹青放久了会变色，却没有见过长期学习的人会改变志向。工匠染色，先整治材料的质地，后来才施加颜色；质地修整好、颜色积累足，染色的工序便完成了。学习也有根本，那就是孝、悌、忠、信。君子内心端正，外在修养行为，行为还有余力，便用来学习文章；文质相称，然后才成为有德之人。学习的人不必忧虑才能不及别人，只应忧虑志向没有立定，所以说：‘希望成为骏马的马，也可以成为骏马的乘骑；希望成为颜回一类人的人，也可以成为颜回一类的人。’又说：‘半途而止，朽木也不能雕刻；不停地雕刻，金石也能刻损。’这难道不是学习的效果吗？如今诸位学生口中诵读圣人的经典，亲身接受学校的教诲，等到三年之后，便可以取得小成；美好的名声传播开来，高雅的声誉日益更新，朋友们钦佩而喜欢你们，朝廷士大夫也会敬重而赞叹你们。到那时州府相继下令，选择官职而出仕，不也是美好的事吗？至于含藏文采、舒展辞藻，挥笔成文而流畅华美，称述世间事务，探究幽深奇异之理，使扬雄、班固都收起笔来，使董仲舒也张口结舌，那就要看个人才华所达到的程度了，本来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然而积累一勺水才能成为江河，聚集尘土才能形成高山；没有志向、没有勤奋，按道理便不可能成功。诸位学生如果断绝世俗事务，专心亲近学业，逐一积累而贯通它们，渐渐积累而取得进步，那么不过有迟有速、有先有后罢了，哪里会有滞塞而不能通达的呢？哪里有遥远而不能到达的呢？张悛，字士然，吴国人，任太子中庶子。《替吴令谢询请求为诸孙设置守墓人表》。【谢询是河东人，元康年间上表，皇帝下诏同意。】

译臣听说成汤推翻夏朝后，仍封立夏的后代杞；周武王进入殷都后，建立宋国。春秋时代征伐诸国，晋国还修复虞国的祭祀，燕国仍祭祀齐国的宗庙。一个国家因一个人而兴起，先贤的后代却因后世愚昧而废绝，这实在是仁圣之人所哀悼而不忍心看到的。因此三王重视继承绝祀的德行，《春秋》称美使敌国柔顺归服的义理。过去汉高祖接受天命，追念保存六国后代，凡是已经断绝的国祚，一时都普遍祭祀。他亲自与项羽争夺生死，等到项羽死后，还亲临哭吊他的丧事，是因为项羽在地位上曾与自己相等，在力量上曾与自己相当。虽然自己的功业夺取了项羽的成就，却仍以恩德相待其失败；并且项羽骤然兴起又迅速覆亡，汉高祖仍按旧礼对待他，将被残杀的尸体以公卿礼仪安葬。【《项羽本纪》载：用鲁公的礼仪在谷城安葬项王，汉王为此发哀哭泣后离去。】如果项羽能够承继祖先事业，世代有贤明君王，有一天力量屈服而保全自身、听从命令，那么楚国宗庙就不会坠毁，后代也有希望。臣恭敬地想，大晋应天顺人，以武功成就而停止战争；西戎也有归附安定的人。【《尚书·禹贡》说‘西戎即叙’。】京城开设接待吴、蜀的馆舍，使灭亡的国家得到复兴，遍及万国；使断绝的宗祀延续百世。即使三代、五帝弘扬大道，商、周以仁德著称，那种盛美也不足以比喻大晋。如今孙氏虽然家族失去了吴国的国祚，但宗族却在晋朝得到荣耀，子弟根据才能相继进取，怀中佩金印，身穿侯服，佩青色绶带，权势遍及千里。【金印即金印，青即青色绶带。】《孙皓传》说：孙皓全家西迁，太子孙瑾授任中郎，诸子封王者授任郎中。当时所受恩典大多超过了他们原本的期望。臣听说春雨滋润树木，水分从叶子流到根部；燕子哺育幼鸟，爱护功臣，也会恩及其子孙。【《诗经·豳风·鸱鸮》说：‘鸱鸮啊鸱鸮，你既然夺取了我的孩子，就不要毁坏我的巢室。’】所以天道称颂无边无际的恩德，圣人具有绵密深厚的恩惠。追念吴国伪武烈皇帝孙坚，他遭逢汉室衰弱、乱臣强盛，首先倡导义兵，率先冒险赴难，在阳人击破董卓，把汉室神器从甄井中救出。【《孙坚传》载：孙坚在阳人收集军队，大败董卓军；《江表传》载：孙坚进入洛阳，在城南甄官井旁驻军，井上每天早晨有五色云气，派人探取后得到汉朝传国玺。】他的威势震慑群奸，声名显扬于朝廷。桓王孙策才华勇武，年轻有为，在弱冠时继承事业，招集百越之士，奋发出鹰扬般的气势，向西奔赴许都，准备迎接幼主。虽然宏大的功业没有完成，但极其忠诚已经显著。孙氏家族积累义勇的根基，世代传承扶危济困的事业；进取时成为汉朝的忠臣，退守时成为开创吴国的君主，然而祭祀却在三代之内断绝，园陵也被砍柴者破坏。【从孙权到孙皓共三代。】臣私下为此哀悼。臣近来看到，吴国平定之初，明诏追录先贤，想要封护他们的墓地。臣愚昧地认为，二位君主都应当载入史册。论功劳，他们的力量继承并贡献于前代；论德行，他们的恩惠保存于江南；按正当刑法而论，他们的罪过，即使不因孙皓而连坐，也已经被后世减轻了。【连坐，是指因孙皓而受到牵连。】如果把他们列入先贤之数，承受诏书的恩典，再稍加表彰，以此荣耀亡灵，那么就能满足人们的愿望，谁会不说合宜呢？二位君主的私奴大多还在墓旁，如今已经成为平民，臣请求差遣五人，免除他们的徭役，使他们四时修补毁坏之处，清扫坟墓，永远作为常制。【皇帝下诏同意。】阎缵，字续伯，巴西安汉人，官至汉中太守。《陈保傅皇太孙疏》。【永康元年，立皇孙司马臧为皇太孙；他是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儿子。阎缵上疏。】如今相国虽然已经担任东宫的保傅，负责保障太孙的安危，【《惠帝纪》载：赵王司马伦自任相国；《愍怀太子传》载：太子属官随即转为太孙属官，赵王伦任太孙太傅。】但至于从早到晚的训诲辅导，以及出入行动、起居动静等勤劳事务，应当选择贫寒困苦、忠贞清正、年老而志力不衰的人，例如城门校尉梁柳、平民南安人朱冲，近来把他们作为师傅。太孙的侍臣以下文武将吏，暂且不要再从显贵亲戚、豪门子弟中选取，像吴太妃的家人以及贾氏、郭氏的党羽【即惠帝贾皇后及皇后的母亲宜城君郭氏】这一类人，生来富贵丰足，没有心思修养自己，大多轻薄浮华，互相驱使放纵，都不是对我们少主有补益的人。都可以从寒门中选择品行笃厚、学问素养深厚的人，再选择经历险易而节义足以称道的人，来充任群臣；可以减轻礼仪，使他们像古人一样互相切磋而得到益处。过去魏文帝在东宫时，徐干、刘桢作为朋友，文学交往相接，都因为志趣相同而亲近。【北海徐干、东平刘桢都与文帝友善，任五官将文学。】吴太子孙登以顾谭为友，以诸葛恪为宾，睡觉同一床帐，出行共乘一车，交情如同平民朋友，彼此直呼字。【《诸葛恪传》载：诸葛恪与顾谭等侍奉太子孙登，讲论道理和文艺，互为宾友。】这就是近代清楚可见的例子。天子的儿子，不担心自己不富贵，也不担心别人不敬畏自己；所应担心的是骄傲自满，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连六畜的名称都不知道，难道不应当勉励吗？从前周公亲自鞭打伯禽，曹参鞭打曹窋二百下，圣明的父亲、慈爱的父亲都没有因此损伤恩情。【《礼记》说：成王有过错时，周公便鞭打伯禽，是用来向成王显示教导世子的法则。《曹参传》说：曹参的儿子曹窋任中大夫，惠帝责怪曹参不理政事，命曹窋劝谏曹参，曹参发怒，鞭打曹窋二百下。】如今不能忍受小事上相互维持、劝戒，等到过失显现才突然互相责罚，岂不是误事吗？按照礼制，太子早晚都要亲自察看膳食，夜间安置父母就寝，早晨问候起居，跪下询问安否，在感情上可以尽到孝心；如果五天才朝见一次，敬意已经简略，恩情也会疏远，容易让人从中挑拨，所以说‘一次不上朝，其中就容得下一把刀’。五日朝见的制度起于汉高祖。【《汉书·高帝纪》载：五日一朝太公。】汉高祖身为天子，父亲仍是平民，政务繁多，所以缺少私人敬亲的礼节。如今皇帝临朝处理政事，太子没有政务，应专门负责孝养父母，应当改变这种旧俗。《礼记·文王世子》篇说：‘王季吃一顿饭，文王也吃一顿饭；王季吃两顿饭，文王也吃两顿饭。哪里能够安逸享乐，五天才来朝见一次呢？’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年轻时便有非凡才能，文章冠绝当世。曾任吴国牙门将军，入晋后任太子洗马。后来任成都王司马颖的将军，被司马颖杀害。《辨亡论上》。【陆机的祖父在江南有很大的功勋，陆机深为孙皓举国投降而感慨，于是作《辨亡论》上下两篇。】过去汉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奸臣窃取政权。【中平六年，董卓杀害太后，废黜皇帝为弘农王。】灾祸从京城开始，毒害遍及天下，皇权纲纪松弛衰败，王室于是卑弱。于是群雄像蜂群受惊般纷纷而起，义兵从四面会合。吴武烈皇帝孙坚慷慨奋发于偏远之地，像闪电一样从荆南起兵。【本传说：孙坚任长沙太守，各州郡讨伐董卓，孙坚也在荆州起兵。】权谋策略纷繁多变，忠诚勇武冠绝一世；威势使夷羿一类的强者震动。【羿是善于射箭的人，夷是他的氏。】军队交战，丑恶的敌人便被割取左耳；于是扫清宗庙，祭祀汉朝的祖先。【祊，是庙门以内的祭祀。孝子不知道神灵所在，所以让祝官、卜官在门内寻找。孙坚传说：孙坚进入洛阳，修整各帝陵墓，平毁挖掘的地方；《吴书》说：扫除汉朝宗庙，用太牢祭祀。】

译【‘祊’字音补盲反。】当时如云兴起的将领，带领分州的军队；像火焰般骤起的军队，跨越城邑；咆哮的群体像风一样驱驰。【‘哮’，音呼交反；】【‘嗥’，音呼斩反。】熊罴般的部众如雾聚集。虽然各军以义举兵，结盟而竭力合作，然而全都包藏祸心，凭借武力、依恃动乱；有的军队没有谋略，有的军纪败坏、威势丧失，有的使寇贼滋长，忠诚、防守、武节没有像吴军这样显著的。武烈皇帝去世后，长沙桓王孙策才华出众、应命于世，刚到弱冠便锋芒显露。【《江表传》说：孙策十多岁时已经结交有名望的人。】他招揽前代遗老，与他们共同谋划事业；神勇的军队向东驱驰，以少数兵力进攻多数敌人。【本传说：孙策招募得到数百人，跟随袁术；《江表传》说：袁术把孙坚余下的一千多人还给孙策。】攻城没有坚不可摧的城池，将兵没有敢于交锋的敌人。【本传说：孙策渡江转战，所向皆破，没有人敢抵挡他的锋芒。】诛杀叛逆，使柔顺者归服，于是江外全部平定；整饬法令、修治军队，威势和德行都显赫盛大。以礼接待贤能名士，张昭成为其中的杰出人物；交结驾驭豪杰俊士，周瑜成为其中的英杰。【本传说：孙策以彭城张昭等人为谋主；《江表传》说：周瑜英明通达，少年早成，听说孙策声名，便推诚结交。】这两位君子，都宏大敏捷而多有奇才，高雅通达而聪慧明哲，所以志趣相同的人按类别归附，情意相投的人因气质相近而聚集，江东大概人才很多了。他们将要北伐中原，诛除违犯法纪的人，使皇帝车驾回到平坦大道上，使帝位返回紫宫之门。【夷庚，是平坦的大道。】他们想挟持天子号令诸侯，清理天子的行程，使旧有的天下归还原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军车已经整顿就绪，群凶侧目而视；大业还没有完成，孙策却在中年死去。【本传说：孙策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杀害。】于是共同拥立我们大皇帝孙权，以奇异的踪迹继承孙策超逸的事业。他内心睿智，依据法令谋划；处理政事便咨询旧制，颁布法令便考察遗风；又加以笃敬，辅之以节俭，广泛咨询俊秀茂才，喜好谋略，善于防备；用束帛征召隐居山林的贤士，表彰任命的使者交错于道路乡巷。因此豪杰才彦听到声誉便纷纷响应，有志之士仰慕光明而奔驰而来，奇异之才聚集，勇猛之士如同树林。于是张昭为师，周瑜、陆逊、鲁肃、吕蒙等人，入朝成为心腹，出外成为辅佐；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等人奋扬威势；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等人施展力量。文章风雅方面，有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耀国家；政务方面，有顾雍、潘濬、吕范、吕岱以器度和才能担任职务；奇伟方面，有虞翻、陆绩、张敦以风操义行著称；奉命出使方面，有赵咨、沈珩以机敏通达获得声誉；术数方面，有吴范、赵达以天文术数预知机密灾祥，从而合于道德。【意思是二人凭借天文术数知道机密和灾祥之事，使其与德行相合。】董袭、陈武舍弃生命来保卫君主；骆统、刘基竭力进谏来弥补过失。谋划没有遗漏的计策，举动没有失误的时机，所以最终割据山川，占据并控制荆州、吴地，与天下争衡。魏氏曾借助战胜的威势，率领百万军队，驾着船只漂过邓塞【邓塞，是邓城东北的小山名】，带领汉水北岸的军队顺流而下；船桨多得难以计数，像蛟龙跃动般顺流前进；精锐部队成千上万，像猛虎行走在平原沼泽；谋臣满堂，武将接连而来，发出要吞并江滨、统一宇宙的气势。可是周瑜率领我方偏师，在赤壁挫败他们。【建安十三年，曹操进军江陵，孙权派周瑜迎战，在赤壁大败曹操军。】魏军旗帜丧失，车马混乱，勉强才得以逃脱，收敛踪迹远远逃走。汉王刘备也凭借帝王的名号，率领巴、汉之人，乘着危乱驰骋变化，连营千里，立志报复荆州之败，谋划收取湘水以西的地区；而我方陆逊也在西陵挫败他，使其军队覆灭、战事失败，陷入困境后才得以渡过，最终在永安断绝了生命。【先主因孙权袭取荆州而愤怒，率诸军伐吴，连营七百余里，与吴军在夷陵相拒，被陆逊击败；章武三年，死于永安宫。按：荆州在湘水以西，西陵就是夷陵。】接着又有濡须的战事，曹军在临川挫败锋锐；蓬茏之战，使一只船也没有返回。【《臧霸传》说：臧霸到皖地讨伐吴将韩当，韩当派兵迎战，双方在蓬茏交战。】由此两国的将领都丧失气势、挫折锋芒，势力受损、财力匮乏，而吴国安然坐待并乘其弊病。因此魏人请求和好，汉氏请求结盟；吴国于是登上帝位，像鼎足一样建立国家：西部疆界抵达庸、益的郊野【庸是上庸郡，益是蜀郡，都是江汉上游】，北面分据淮水、汉水一带，东面包有百越之地，南面囊括群蛮以外的地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年〕 于是讲习八代的礼制，搜集三王的乐章，向上天禀告大事，拱手作揖接待诸侯。勇武的臣子和强悍的士卒沿江防守，长矛利戈【棘，指兵器；铩，是有长柄和刃的矛】，望见敌军便奋勇出击。各级官吏在上面尽心办事，百姓在下面安居乐业；教化协调异族，风俗传播到遥远边疆。于是派遣一名使者，巡视安抚外域。巨象和良马从外地来到，明珠奇宝在内府闪耀；珍奇重器接连而至，奇异玩好闻声而来。轻车驰骋在南方荒远地区，战车停息在北方原野。【輶轩是轻车，冲輣是兵车。】百姓免除了干戈的祸患，战马没有清晨整装备战的忧虑，帝业于是稳固了。【齐民即百姓；晨服是早晨整顿戎装，以防备意外。】大皇帝去世后，幼主孙亮临朝，奸邪之人肆意作乱。景皇帝孙休于是兴起。【孙权的幼子孙亮即位后，孙綝专权，杀死大司马滕胤、骠骑将军吕据、镇南将军朱异等人；孙亮谋划诛杀孙綝，孙綝以兵力废黜孙亮为会稽王，迎立孙休，这就是景帝。】孙休大力修明遗留的法制，政事没有大的缺失，是守成的贤明君主。到了归命侯孙皓投降晋朝之初，【孙皓投降晋朝，被封为归命侯。】吴国的典章刑法还没有消失，旧臣也仍然存在。大司马陆抗以文武才能使朝廷兴盛【陆公指陆抗，是陆机之父】，左丞相陆凯以正直敢谏竭尽忠诚；施绩、范慎凭威望显达，丁奉、钟离斐以勇武刚毅著称；孟宗、丁固等人担任公卿，楼玄、贺邵一类人掌管机要事务。

译君主虽然病弱，辅佐大臣仍然贤良。到了末代，群臣相继丧亡，于是百姓遭遇瓦解的祸患，皇家遭遇土崩的变故。历代天命顺应教化而衰微，晋王的军队踏着天命而出动；士卒很快在战阵中溃散，众人逃奔到城邑，城池没有藩篱般坚固的防守，山川也没有沟壑高阜般的险势。并不是因为有公输班制造的云梯器械，也不是因为有智伯引水灌城的灾害、楚王筑室围城的困境、燕人渡过济水以西的军队。【公输班制造凌云梯攻打宋城；晋智伯攻打赵襄子，引汾水灌晋阳；《左传》载楚王围宋，筑室反耕，宋人恐惧，于是与楚讲和；《史记》载燕昭王派乐毅攻齐，在济水以西击破齐军。】军队还不到十二天，国家社稷就被夷平了。【浃辰是十二天。】即使有忠臣孤愤、烈士为节而死，又能挽救什么呢？【吴国灭亡时，丞相张悌为国死难。】曹魏、刘汉的将领，并不是一个时代选拔出来的；当年的军队，也没有过去那样的众多兵力；战守的道理，大概也有前代的先例；险阻的地利，短时间内也没有改变。然而成败却互相转换，古今的趋势为何如此不同呢？是因为双方教化不同，任用人才的才能也不同。《辨亡论下》。从前三国鼎立时，魏人占据中原，汉氏拥有岷山、益州，吴国控制荆州、扬州，并兼有交州、广州。曹氏虽然功业足以济助天下，但暴虐也很深重，所以百姓怨恨。刘公凭借险要地势来施展智谋，功业已经浅薄，而当地风俗也很鄙陋。吴桓王用武力奠定基业，太祖以德行成就它【太祖就是孙权】。孙权聪明睿智、通达事理，德行气度宏大深远。他求取贤才，唯恐来不及；体恤百姓，像对待幼儿一样；接待士人，总是竭尽盛德的仪容；亲近仁人，倾尽赤诚之爱。他从军伍中提拔吕蒙，从被俘者中识拔潘濬【“丹府”就是赤心。吕蒙本传说，吕蒙十五六岁时跟随邓当出击盗贼，邓蒙见到他后认为奇异，便引入身边；《江表传》说，孙权攻克荆州后，潘濬称病不见，孙权派人用车载来他】。他推重诚信之士，不在意别人欺骗自己；量才授职，不担心权力被别人逼夺。他手执马鞭，躬身侍奉，以此提高陆逊的威望；把武卫军全都交给周瑜，以助成他的军队【黄武七年，魏大司马曹休率军进入皖地，孙权于是授予陆逊黄钺，任命他为大都督，吴王亲自执鞭迎见他；曹操进入荆州时，孙权把武卫军全部交给周瑜，以增援周瑜的军队】。宫室俭朴，饮食简薄，却优厚赏赐功臣；敞开心怀，谦虚自处，采纳谋士的计策。因此鲁肃一见面便主动托身，士燮面对险境而效死尽命【《鲁肃传》说，孙权见到鲁肃，与他交谈后非常喜悦，便引鲁肃同榻对饮；《士燮传》说，士燮任绥南中郎将时，孙权派步骘任交州刺史，士燮率领兄弟奉行节制调度。张昭推崇孙权的德行，因而减少游猎的享乐【《张昭传》说，孙权常骑马射虎，张昭说：“做人君的，应该驾驭英雄、驱使群贤，难道是同猛兽较量勇力吗？”】；他认为诸葛瑾的话贤明，因而节制情欲的欢娱【诸葛瑾】；感念陆逊的劝谏，因而减除刑法的烦苛【《孙权传》说，黄武五年，陆逊陈述有利于国家的建议，劝孙权施行德政、宽缓刑罚，孙权答复并命令有关官员把各项法令条文全部抄录，增删损益】；认为刘基的建议奇特，因而制定饮酒三爵后不得杀人的誓令【《虞翻传》说，孙权欢宴时亲自起身劝酒，虞翻伏在地上不肯举杯；孙权离开后虞翻才起身坐下，孙权大怒，拔剑想杀他，大司农刘基起身抱住孙权劝道：“大王饮三爵酒后便杀士人，即使虞翻有罪，天下谁能知道其中原委？”虞翻因此获免，孙权还命令身边人，从今以后凡是酒后说要杀人，都不得真的杀】。他因吕蒙字子明患病而屏住呼吸、局促不安地侍候；把自己的美味分给凌统的遗孤，抚养他们【吕蒙字子明。《吕蒙传》说，吕蒙病发，孙权迎入内殿，用尽各种方法治疗，想多次亲自察看脸色，又担心劳累他，便常常凿穿墙壁从旁窥视；《凌统传》说，凌统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被养在宫中，孙权爱护他们，待遇与自己的诸子相同】。登坛即位时慷慨陈说，把功劳归于鲁肃；删去诋毁鲁肃的话，相信诸葛瑾的节操【《鲁肃传》】。孙权称帝时，登临坛场，回头对公卿说：“从前鲁子敬曾经谈到这件事，真可以说是明察事势了。” 【《诸葛瑾传》】当时有人说诸葛瑾另派亲信与刘备互通消息，孙权说：“子瑜没有辜负我。”】因此忠臣争相竭尽谋略，志士都能尽力施展。孙权宏大的谋略，本来不会满足于这样小小的成就【“厌”是满足、安于之意】。百官苟且求合，各项政务都来不及办理。最初定都建业时，群臣请求按照天子的礼制来完备礼仪等级，孙权推辞而不答应，说：“天下人将怎样看待我？”宫室、车舆和服饰，大体都很简朴。到了中期，天人与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各项制度的缺失也大略得到修补【“中叶”指孙权在位中年】。虽然教化深厚、法纲美善，还不能与上古相提并论，但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各种条件，也足以用来施政了。土地几乎有万里，披甲之士将近百万；田野肥沃，士兵训练有素，兵器锋利，财物丰足。东面背靠大海，西面有险要关塞阻隔，长江控制着它的疆域，高山环带着它的边界。国家所凭借的地利，没有比这里更宏大的了。假如能够用正道守护它，用策略驾驭它，敦厚地遵循先代遗留的典章，勤于安民、谨慎施政，依照既定的防守办法，凭借长江和山险，那么就可以长久传世，永远享有国祚，不会有危亡的忧患。有人说：“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国灭亡，吴国也会灭亡，道理确实如此。”其实蜀国只是吴国的藩屏和援助之国，并不是吴人存亡所系的根本。为什么呢？吴蜀两国边境相接之处，重山叠嶂、险阻重重；陆路没有适合长毂车通行的道路，水道狭窄而水流湍急，水上还有惊涛骇浪的艰险。即使有精锐军队百万，出兵前进也不过能有千人；船队绵延千里，前锋也不过百艘战船【“舳”是船尾掌舵之处；“舻”是船头划桨之处】。所以刘氏攻伐吴国时，陆逊把它比作长蛇，形势确实如此【陆逊把蜀军比作长蛇，是说道路狭窄，军队首尾不能相互救援】。从前蜀国刚刚灭亡时，朝臣们意见不一：有人想堆积石块，使水流变得险阻；有人想设置器械，以防御局势变化。天子汇总众议，向大司马陆逊询问。陆逊认为，四渎是天地用来调节、宣泄元气的，本来没有可以阻塞它们的道理；至于器械，则是敌我双方都能使用的。假如敌人放弃自己的长处而转向自己不擅长的方面，来到荆州、扬州争夺舟船的便利，那就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我们只要谨慎守住峡口，等待擒获他们罢了。到步阐叛乱时，步阐凭借西陵城拖延强敌，又用重金财物诱使各部蛮夷【凤凰元年，西陵督步阐叛变投降晋朝，晋将羊祜率军向江陵进发】。当时晋国大军如云飞、电发，旌旗悬挂在长江沿岸，沿着水边筑垒，扼守如衣襟腰带般的重要险要，以阻止吴军西进；巴郡、汉中一带的水军也沿江东下【《陆抗传》说，晋国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到建平，荆州刺史杨肇抵达西陵】。陆抗率偏师三万人，向北据守东坑【陆抗所筑的城在东坑上，正对着步阐城的北面】；挖深沟、筑高垒，按兵不动以养成威势，使叛军只能俯伏待死，不敢向北窥探逃生之路。

译强敌遭到惨败，连夜逃走，军队损失大半。陆抗分派五千精锐向西抵御晋军水师，东西两路同时获胜，献上的俘虏以万计【《陆抗传》说，陆抗命令军营严密修筑包围工事，围攻步阐；又命水军督留虑抵挡徐胤，自己率三军凭借围垒对抗杨肇，杨肇大败，羊祜等人退还。陆抗于是攻陷西陵，诛灭步阐全族。“踠迹”是俯伏不前，“北窥”是投降晋国】。贤人的谋略确实可信，难道会欺骗我吗？从此以后，烽火警报很少响起，疆域之内忧患很少。陆抗去世后，暗中谋划颠覆吴国的事情开始显露，祸患加深，六军因此惊惧。太康之战时，晋军人数难道比从前的军队还少吗【晋太康元年灭吴】？广州发生叛乱时，祸患难道比过去的灾难更严重吗【过去的灾难指曹操、刘备时代；《孙皓传》说，天玺三年，郭马反叛，杀死广州刺史】？然而国家覆亡，宗庙化为废墟。唉！贤人一旦亡故，国家就困顿衰败，难道不是这样吗【《诗经·大雅·瞻卬》】？《易经》说：“汤王、武王实行革命，是顺应天命。”【《易经·革卦·彖辞》】《太玄经》说：“混乱不达到极点，治理就无法显现。”这些话说的是帝王要顺应天时。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易经》又说：“王侯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这是说国家依靠险要来防守【《易经·坎卦·卦辞》】。又说：“地利不如人和。”关键在于德行，不在于险要；这是说守卫险要终究要靠人。吴国兴盛，是三种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是孙卿所说的“使三者相合”【《孙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这就叫三者相合”】。等到吴国灭亡，却只是依仗险要，这又是孙卿所说的“舍弃三者”。四州的百姓并不是不多；大江以南也不是没有俊杰【四州指荆州、扬州、交州、广州，都是吴国的土地】。山川险要，容易守卫；强劲锋利的兵器，容易使用；前代施政的策略，也容易遵循。功业没有兴盛，反而遭逢灾祸，为什么呢？是因为使用这些条件的人失误了。因此，先王通晓治理国家的长远规划，审察国家存亡的根本道理，谦抑自己来安定百姓，敦厚仁惠来取得人和，宽容谦下以引出俊杰的谋略，慈爱和善以结成士人百姓的爱戴。所以国家安定时，百姓与君主共同庆贺；国家危急时，万民与君主共同忧患。安定时能与众人同庆，危难便不会发生；危难时能与下民共患，灾祸也就不足以忧惧。这样才能保全社稷，巩固疆土。这样一来，就不会有“麦秀”诗中悲悼殷朝的感情，也不会有“黍离”诗中哀怜周朝的感慨【《尚书》说，箕子将要朝见周王，经过殷都，看见麦子已经抽穗，便渐渐叹息，说：“这里是我的父母之国，是宗庙社稷建立的地方。”于是心有所感而悲伤。《毛诗序》说：“《黍离》，是哀悼周王室的诗。” 周朝大夫出使途中经过旧日的宗庙宫室，看到那里全都长满禾黍，所以作了《黍离》诗。论五等爵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治理国家、规划土地，是先王最为慎重的事情。创立制度、奠定基业，是为了使后世更加兴盛。然而，治理方略各不相同，使国家长久存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五等爵制始于黄帝、唐尧。郡县制的治理始创于秦、汉。它们的得失成败，都详载在典籍和诰命中。因此，其中的详细情况可以加以论说。先王知道帝王的事业极其重大，天下的范围极其广阔。天下广大，不能只用一种办法治理；责任重大，也不能由一人独自承担。责任重大，必须借助众人的力量；治理广大天下，最终要依靠众人。所以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减轻君主的负担；同时建立五等爵位，是为了扩大治理制度【《尚书·益稷篇》：“外至四海，都建立五等爵位”】。于是制定封疆的制度，裁定亲疏关系应有的适宜尺度【“财”同“裁”】；使万国彼此维系，形成磐石般坚固的基础。宗室和庶姓杂居共处，从而确立辅卫王室、坚固如城的事业【《诗经》说：“宗子维城。”“宗”指同姓宗族，“庶”指异姓之人】。这也可以看出安定国家、长久驾驭天下的办法，懂得人情的一般规律：了解他人，不如先使自己厚实；给万物以利益，不如先谋求自身的稳固。使上位者安定，在于使下位者喜悦；成就自己，在于使别人得到利益。因此《易经》说：“以喜悦来役使百姓，百姓就忘记劳苦。”【《易经·兑卦·彖辞》】孙卿说：“自己不让利却想从中获利，不如先使别人获利，然后自己也获得利益。”【孙卿的意思是：不利于别人而只让自己获利，是不与人共享利益；“先使别人获利，然后自己也获利”，是说与人共同享有利益，并因此得到和别人共享利益的好处。因此，把天下分封出去，只是为了使天下人富足安乐，同时也能与他们共同忧患；把丰厚的利益给予天下，自己也能与他们共同承受祸害。利益遍及天下，恩德就深厚；欢乐传得越远，忧患也就越能共同承担。所以诸侯享有土地收入，万国百姓承受世代相传的福祚。这样一来，面南而王的君主各自致力于治理本国，九服的百姓知道自己有确定的君主。上位者对子民的慈爱由此产生，下位者对君主的信任也由此形成。世道太平时足以敦厚风俗，道德衰败时足以抵御暴乱。因此，强悍的国家不能独占一时的权势，雄杰俊士也没有地方寄托称霸天下的志向。这样以后，国家的安定来自万国的拥护，贤明君主的尊贵则依赖群臣为国家谋划自身。譬如众人共同张网，天网自然伸展；四肢都不逃避艰难，心腹和臂膂就能得到治理。这就是三代能够直行正道、四王能够传下功业的原因。盛衰兴废，本来就是事理中固有的变化；教化的兴废，则取决于治理它的人。愿望应当以一定实现为期，光明之道也有时会变得昏暗。因此，世袭分封制败坏于强臣专权，厚待下民的典章疏漏于末世崩折【《左传》说：“末端过大，根本必然折断”】；侵凌削弱的祸患从夏、商、周三代末年开始发生【三季指桀、纣、幽王】；陵夷衰败的祸患终于在战国七雄时达到极点。从前成汤亲自以夏桀覆亡为鉴，周公旦亲眼见到商朝人的前车之戒。文质相互补益，制度也随时有所损益【“物”指礼】。所以五等爵制的礼法没有因时代变化而废止，封疆的制度却有所兴隆。难道这是因为玩味夏、商二王的遗法，却昏昧于治理天下的谋略吗【二王指夏、商】？当然知道百世之后不能用同一办法悬置不变地治理，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没有弊端；但侵凌削弱的耻辱，总好过宗庙断绝，国土崩解的困苦，也比陵夷衰败更加令人痛心。因此，开始筹划制度时，要权衡其中能带来的多种福泽；考虑最终结果时，要避免可能产生的较少祸患。这并不是说侯伯制度不会造成乱象，也不是说郡县制不能达到治理效果。所以国家有忧患时，依靠诸侯放弃爵位来谋划王室【“释位”指离开本位，为王室谋划】；君主衰弱时，凭借诸侯辅翼拥戴。到了王室承受累积的弊病时，王室于是日益卑弱，但仍能保住名位，使福祚延及后代；皇统虽然幽暗却没有断绝，帝位虽然危殆却终于保存，这难道不是因为设置诸侯、形成磐石般的势力造成的吗【“置势”指设置诸侯，形成磐石般的形势】？到了秦朝灭亡，抛弃正道而任用权术，以周朝的失误为戒，自以为获得了成功，却很快从自己所依赖的保护处开始招致祸患；治理国家时又不懂得削弱下层势力【《左传》说，宋昭公想除去群公子，乐豫说：“公族是公室的枝叶。若除去他们，根本就没有遮蔽保护了。”】国家有利益时君主独自享用，君主有忧患时却没有人共同承受祸害。即使这样会迅速灭亡、加速动乱，也不必只有一种方式；但国家颠覆的祸根，确实来自孤立无援。

译这大概是只想到五等爵制带来的小怨，却忘记万国拥护所产生的大德；只知道国家陵夷可以造成祸患，却不明白土地崩解才是最痛苦的灾难。周朝的衰弱，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国家缺少贤明君主，已经十多代了；可是只要有一句话号召勤王，诸侯就一定响应；一旦君主稍有震怒自矜，远方诸侯就会首先叛乱【《公羊传》说，葵丘会盟时，齐桓公震怒而自矜，九国诸侯因此叛离】。所以强大的晋国收敛了请求“隧葬”的打算【晋文公平定周室后，请求天子允许使用隧道下葬，周襄王没有答应】；暴横的楚国也挫折了问鼎的念头【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天命没有改变，九鼎还不是可以询问的。”】。难道刘邦、项羽能够窥伺函谷关，陈胜、吴广敢在大泽乡起兵吗？假如秦人沿袭周朝的制度，即使同样无道，也有人与它共同承担弊病，灭亡的祸患难道会在从前就发生吗？汉朝纠正秦朝的偏失，大规模分封侯王，封地过于广大，又不遵循旧制。因此贾谊忧虑它的危险，晁错痛惜它的祸乱。诸侯凭借国家的富强和士民的力量，有的势力强大便反叛得早，有的土地狭小便反叛得迟。六位臣子冲破了汉朝薄弱的纲纪，七位诸侯冲破了制度疏漏的罗网【六臣指燕王臧荼、韩王信、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等；七子指吴王刘濞以及胶西、胶东、淄川、济北、楚、赵诸王】汉高祖被黥布叛军所伤，西汉又因吴王刘濞而受困【黥布叛乱，高祖亲自率军征讨，被流箭射中而受伤。吴王刘濞叛乱，袁盎任太常出使吴国，吴王说：“我已经做了东帝，还要拜谁？”不肯接见袁盎】。这大概是矫枉过正的灾祸，而不是分封诸侯本身的过失。然而吕氏之乱时，朝廷士大夫向外寻求援助，宋昌筹划匡扶汉室时一定要称说诸侯的力量【吕产、吕禄作乱，朱虚侯派人告诉齐王，命他发兵西进；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作为内应，诛灭吕氏，迎立代王。郎中令张武认为不可，便去询问宋昌；宋昌说：“群臣的议论错了。宫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宗室亲属，宫外又畏惧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等强国，所以才迎立大王，不要怀疑。”】到了中期，朝廷害怕诸侯失去节制，便削弱宗室，使他们有名无实。天下空虚，又重新走上秦朝灭亡的道路。因此五侯作威作福，毫不顾忌万国；新都侯王莽取代汉室，简直易如拾取遗物【汉成帝把舅父王谭、王立、王根、王逢、王商都封为列侯，世人称为五侯。王莽曾封新都侯，所以称“新都”】。光武帝中兴，继承并兴盛皇统，却仍然沿袭前车覆辙，养成国家丧乱的旧病；仅仅过了几代，奸邪盗贼充斥天下，最终出现强臣专擅朝政，于是天下像风吹草倒一样纷纷屈服【强臣指梁冀一类人】。一人横行，城池便自行毁坏，难道不危险吗【一人指董卓】？周朝衰落时，想要兴复王室也很困难；放弃王命的有七人，臣下僭越职位的有三人【“放命”指抛弃王命，“干”指冒犯】；七臣是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苏子；三子是子颓、叔带、子朝】继位的君王放弃了九鼎，凶恶的宗族占据了王都【继位的君王指周惠王、周襄王、周悼王；凶族指三子】。钟鼓和战鼓在宫城内外震响，刀箭流布到绛阙，但祸乱止于王畿，危害没有扩散到天下；天下安静地等待恢复秩序。因此周宣王能够在共和之后兴起，周襄王、周惠王也能依靠晋国、郑国振兴王室【周厉王逃奔彘地，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号称“共和”。厉王死后，二相立宣王。后来周惠王即位，卫军、燕军攻打周朝，拥立子颓；郑伯攻打王城，杀死王子颓。又周襄王出居郑国，以躲避母弟的祸乱，晋侯迎接他进入王城】。哪里像东汉、西汉那样，宫门内稍有骚动，四海便已经沸腾【“阶闼暂扰”指王莽篡汉】；奸臣一旦进入朝廷，九服之内当晚就会陷入混乱【奸臣指董卓】？远观王莽篡逆，近看董卓专权，亿万百姓无不痛心，愚人智者同样悲痛。然而周朝因此保存下来，汉朝却因此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当时世上缺少从前那样的臣子，士人没有匡扶君主、会合诸侯的志向吗？大概是因为远大的功业被不同的时代所压抑，雄伟的志向被卑弱的形势所挫败。因此烈士虽然扼腕叹息，最终还是落入仇敌之手；中等之人改变节操，反而帮助暴虐国家的桀纣，虽然后来…… 当时也有聚集志同道合者来谋划匡扶王室的【如翟义、刘璜之于王莽，韩馥、刘岱之于董卓】。然而上面没有深沉明察的君主【“奥”是深沉，意思是并非深沉明察的君主】，下面的人也都只是市井之徒；军队没有预先确定的编制，君臣没有彼此保全的志向。因此义军如云聚集，却不能挽救劫掠杀戮的祸患；民心尚未改变，大汉灭亡的迹象却已经显现。有人认为，诸侯的世袭爵位未必永远稳固，昏君暴主有时也会接连出现，所以五等爵制容易发生许多祸乱。如今郡守县令都依据官府标准任用平庸之才，即使偶尔有所失误，得到的结果毕竟多于失误，所以郡县制容易用来治理。至于道德是否光明，官员的升降每天都在施行；各级长官彼此相联，都履行自己的职责，昏乱的君主也没有容纳过错的余地【《礼记》说，千里之外设置方伯，五国组成一属，属有属长；十国组成一连，连有连帅。这里的“君”指诸侯】。那么，为什么郡县制仍然会不善于治理呢？所以前代也曾凭借这种制度兴盛。假如朝廷制度衰败，各项法度废弛，反而把卖官鬻爵的官吏当作标准，以财货衡量才能，那么贪婪残暴的百姓都会像群臣诸侯一样富强起来，登临上位统治百姓【“萌”同“氓”，说百姓中贪婪残暴而富强者，都可以成为诸侯来统治下民】。这样怎么能不发生动乱呢？所以后世君主也曾因这种制度而败亡。概括地说，五等爵制的君主为自己的国家谋求治理，郡县制的长官则为谋取利益而图求财物，这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大概急于求进、谋取功名，是做官之人的通常志向；修养自身、安定百姓，是贤良之士所希望的事情。谋求升进的心情急切，而安民的声誉来得迟缓，所以侵害百姓来使自己获利，是在位者所不忌惮的；损害实际政务来保养名声，是官长们日夜所做的事。君主没有长远规划，臣下只怀抱一时的志向。五等爵制则不是这样：君主知道国家就是自己，土地上的百姓都是自己的臣民；百姓安定，自己就得到利益；国家受伤，自己的家族也会承受祸患。因此前代君主希望功业流传后世，后代子孙也思念祖先的事业。君主没有苟且偷安的心思，群臣百姓知道巩固国家的道理。假如贤能者分别处在诸侯和郡县的治理位置上，那么诸侯制度因统治长久，功劳较多；郡县制度因长官更替频繁，功劳较少。假如两者都是愚昧之人，那么诸侯制度因世代施惠，过错较浅；郡县制度因侵害百姓、使自己获利，过错较深【这是比较诸侯和郡县长官的贤能：诸侯任期长久，所以功劳多；郡县长官更替频繁，所以功劳少。若都愚昧，诸侯世代流布恩惠，过错较浅；郡县长官侵害百姓以利己，过错较深】。这样看来，八代的制度几乎可以用一个道理贯通【八代指五帝、三王】；秦、汉的制度，也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任侍中、太尉，封广武侯】《劝进表》【建兴四年，刘琨被石勒击败，依附鲜卑段匹磾。第二年，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左称制，刘琨于是命长史温峤劝其即帝位。当时河朔各地的征镇将领以及夷、夏人士共一百八十人，联名上表】

译臣听说上天生育众民，又为他们树立君主，是为了使君主承奉天地、主管牧养百姓。圣帝明王鉴察到这一点，知道天地不能没有人奉祀，所以屈尊自身来奉事天地；知道百姓不能没有主人，所以不得已而登临君位。社稷遭遇时难，就有亲近的藩王来安定危局；郊庙祭祀有时废缺，就有贤明宗室继承祭祀。因此，宏扬远大的教化，巩固万世基业。自三皇五帝以来，没有不是这样做的。臣恭敬地思量，高祖宣皇帝以此开创大晋的天命基业，世祖武皇帝于是建立统一天下的功业。三代皇帝使光辉重明，四位圣主继承前人的轨迹【三叶指宣帝、景帝、文帝；四圣指武帝、惠帝、怀帝、愍帝】。惠帝的恩泽可与虞舜相比，预定的国祚超过周朝。自元康以来，艰难灾祸频繁兴起；到了永嘉年间，灾气凶厉更加昏暗【元康是惠帝年号；永嘉是怀帝年号】。帝位失去控制，皇帝被迫远行，落入丑陋的异族之手【永嘉五年，怀帝在平阳蒙受劫难；七年被杀】。国家的危急，像系在高处将要断裂的旒旗。依靠先帝先后的德泽和宗庙神灵，皇帝继承并重建旧有基业，能够明辨是非【洛阳倾覆后，雍州刺史贾疋奉秦王为皇太子；建兴元年秦王即位，就是愍帝】；天生赋予他恭敬明察的品德，使他怀抱聪明睿哲。玉石般的资质幼年便显露，金声般的美誉很早就振响。冢宰代行宰辅之职，掌握国家纲纪；百官辅佐他的治理。四海都盼望中兴的美好，众生怀抱重新获得安宁的希望。没有料到上天不肯悔改灾祸，大灾接连降临。国家尚未忘却患难，敌寇的祸害又很快兴起。逆臣刘曜放纵恣肆于西都，竟敢施行凶残暴行，陵辱虐待天子之都。臣奉诏出使归来，才得知西朝在去年十一月失守，皇上被幽禁劫持，又沉陷于伪朝廷【建兴四年，愍帝在平阳蒙尘；五年被杀】。帝位和国宝流离失所，再次受到荒逆之人的侮辱。臣每次翻阅史籍，考察前代记载，像这样极端的厄运，古今从未有过。只要是生活在大晋土地上的人，凡是有血有气的生命，没有不捶胸顿足、屏住呼吸，走在街巷中号哭的。何况臣等三代承受国恩，列身于三公之职【刘琨的祖父刘迈任相国掾军；父亲刘蕃任太子洗马、侍御史；当时刘琨任司空，所以说“鼎司”】。听到这一消息，惊惶震骇，精神飞越，既惊且痛，五情失去主宰。在北方边境举哀，上下都哭得流血。臣听说昏暗与光明交替运用，否塞与亨通相互转化。天命不会改变，历数终有归属。有时经历众多灾难可以巩固国家，有时怀抱深重忧患可以开启圣明。因此齐国有无知之祸，而小白成为五霸之长；晋国有骊姬之难，而重耳成为诸侯盟主。社稷不得安宁，必定会有人扶持它脱离危急；百姓几乎灭绝，必定会有人接续国家的事业。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玄妙的德行通达神明，圣明的仪表契合天地阴阳，应合应世圣主的时机，承继千载相传的气运；符瑞的征兆显现，天人都有验证；中兴的预兆和图谶也已经垂示典籍。自京城和京畿沦陷，九服崩溃离散以来，天下喧扰不安，没有归附依托之处。即使是夏朝遭遇寒浞、后羿之乱，周王室遭受犬戎侵逼，也没有超过如今的灾难。陛下安抚江左，全部拥有旧吴之地；用德行使人柔服，用刑罚讨伐叛逆；显示明威来震慑异类，凭借大顺之势号令天下。纯正的教化一旦广泛施行，天下土地上的人民就会归心；仁义的风气一旦畅行，远方之人也会踮足仰望。百官在上各得其序，四门之内在下和穆肃敬。从前少康中兴，夏人的训典把它作为美谈；周宣王中兴，周诗把它作为美好的歌咏。何况陛下盛大的功勋上达皇天，清明的光辉照耀四海，天下百姓无不翘首欣喜、拥戴陛下。声威教化所及之处，谁不愿意成为您的臣民和妾妇呢？况且宣皇帝的后裔，只有陛下；亿万百姓的归属，绝没有第二人。上天赐福大晋，必定会有一位君主；主持大晋祭祀的人，除了陛下还会是谁？因此近处没有不同的言论，远方没有不同的愿望；歌唱的人无不吟咏陛下美善的谋略，诉讼的人无不思念陛下的圣德。天地之间已经交泰，华夏与夷狄的情意也确实融洽。独角异兽出现、连理树生长之类被认为是吉祥征兆的，已有百余种。戴冠束带的人，以及边远荒服的民众，不约而同说出相同的话，动辄以万计。因此臣等考察天地的心意，顺应中原天下的意向，冒死请求给陛下上尊号。愿陛下保有舜、禹至公无私的情怀，收敛巢父、许由抗拒尧舜的高洁节操；把社稷作为要务，不把个人小节放在首位；把百姓作为忧虑，不把谦让推辞当作事情。这样上可以慰藉宗庙眷顾国家的心意，下可以解除天下百姓低头等待的愿望，那么就像使繁花从枯草中生出，使丰润的肌体从朽骨中长育，神人都得到安宁，没有比这更大的幸事了。臣听说至尊之位不能空缺，万项政务不能荒废。空缺一天，至尊之位就会危险；荒废十二日，万项政务就会混乱。如今正处在百王末世，又遭逢阳九之灾，狡猾的敌寇窥伺缝隙，等待国家的过失，百姓动荡不安，没有可以寄托心志的地方，怎么可以废置帝位而不加以体恤呢？陛下即使想要迟疑推辞，又把宗庙怎么办？把百姓怎么办？从前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震惊，吕甥、郤芮谋划拥立子圉，对外可以断绝敌人的意图，对内可以稳固国内人心。因此说：“君主丧失了，还能有新的君主；群臣和睦，爱戴我的人受到鼓励，憎恶我的人感到畏惧。”前代的事情不能遗忘，它是后世最好的借鉴。陛下的明察与日月相同，没有幽暗之处不被照见；深远的谋略，都出自您的胸怀。臣等不胜犬马般忧国之情，急切盼望看到人神共同走向开泰之路，所以陈述这片至诚之心，将它交给执掌政务的诸位。臣等分别忝居一方守臣，任职在遥远的边地，不能陪列宫阙朝廷，亲眼看见盛大的礼仪，但心中踊跃欢欣，只能向南遥望，感情无穷【表文】上帝优厚地降下诏令答复了他们。第二年，愍帝遇害的消息传来，琅琊王于是即帝位。《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四目录 晋 干宝 《晋纪总论》庾亮 《让中书监表》荀崧 《请置博士疏》范宁 《罪王何论》蔡谟 《止庾亮北伐议》王羲之 《止殷浩再举北伐书》《与会稽王笺》《遗谢安书》孙绰 《谏移都洛阳疏》徐邈 《与范宁书》戴逵 《放达非道论》韩延之 《报宋公书》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四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命 编纂注释 晋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任散骑常侍】

译《晋纪总论》从前高祖宣皇帝以雄才大略顺应时势出仕，正值魏太祖创建基业之初。他筹划军国大事，谋略多次奏效，于是驾车奔驰，服事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三代【三世指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他性情深沉险峻，像城府那样深不可测，却能宽宏大度地容纳他人；行事任用权术来驾驭万物，却又能知人善任、善于选拔人才，因此贤者愚者都怀念他，上下大小都竭尽力量。于是他从农闲中的邓艾那里发现人才，从行役中的州泰那里选拔人才【邓艾任典农纲纪、上计吏，司马懿认为他奇异，征召为掾属、荆州从事；州泰也被司马懿赏识】。把文武职任交给他们，各人都能做好自己的事情，所以能够向西擒获孟达，向东讨伐公孙渊，对内铲除曹爽，对外袭击王凌【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达叛乱，司马懿攻破并斩杀他；太和四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叛乱，司马懿在梁水之上斩杀公孙渊；嘉平元年，诛杀大将军曹爽；嘉平三年，太尉王凌对司马懿怀有二心，饮毒酒而死】。司马懿独自决断神妙谋略，出征讨伐四次获胜，维系驾驭群臣，国家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百姓归附贤能之主，大业的根基开始建立；世宗继承基业，太祖继续事业【世宗是景帝司马师，太祖是文帝司马昭】。李丰、夏侯玄暗中在内部谋乱，毌丘俭、文钦、诸葛诞在外部作乱【正元元年，中书令李丰谋划让太常夏侯玄代替司马师辅政，事情败露后被捕，三族被诛。正元二年，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司马师大败其军，文钦逃奔吴国。甘露元年，大将军诸葛诞作乱，司马昭奉天子东征，斩杀诸葛诞】。暗中谋划虽然秘密，但一旦发生必有征兆；淮河沿岸两次受到扰乱，许昌、洛阳却没有震动。魏朝将各种异谋全部铲除，继承并发扬前人的功业；随后任用钟会、邓艾，长驱直入灭亡蜀汉，三处关隘迅速被扫平，刘禅入朝称臣【景元四年，钟会从骆谷袭击汉中，邓艾从阴平进军雒县，刘禅投降。三关指阳平关、江关、白水关】。天命与人事，在这里确实得到了验证。起初接受非同寻常的礼遇，最终接受九锡等完备的赏赐【这一年，天子封司马昭为晋公，赐予九锡；咸熙元年，进爵为晋王】。到了世祖，终于登上皇帝大位【咸熙二年，世祖司马炎接受魏禅让】。他以仁爱厚待下民，以节俭使财用充足；和善而不懈怠，宽厚而能决断，所以百姓歌颂革新，四海都喜悦而受到鼓励。他继承修治祖宗的志业，思考平定战国以来的苦难。腹心大臣意见不同，公卿也有异议，但他独自采纳羊祜的策略【羊祜上疏请求伐吴，张华赞成；贾充、荀勖认为不可，武帝最终听从羊祜的策略】；依靠王濬、杜预的决断，战争没有经过两个时节，江东、湖南都归附一统【咸宁五年，镇南大将军杜预从江陵出兵，龙骧将军王濬顺江而下；太康元年，晋军进入石头城，孙皓投降】。于是恢复唐尧、虞舜旧日的疆域，把大晋的正朔颁行到八方荒远之地；天下文字统一，车轨统一，牛马遍布原野，余粮堆积在田间，所以当时有“天下没有穷人”的谚语。虽然太平还没有完全实现，却也足以说明官吏奉行法令，百姓安乐地生活。武帝死后，陵墓的土还没有干，杨骏便被诛杀，皇太后被废黜【惠帝元康元年，诛杀太傅杨骏，贾后假传诏令把皇太后废为庶人】。不久又发生二公与楚王的变乱【贾后命楚王司马玮杀死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随后又以司马玮矫诏杀人之罪将他杀死】。宗室没有形成保卫王室的力量，师尹大臣也没有成为百官瞻仰的重臣；甚至把天子改称太上皇，还出现了“天子免官”的谣言【永宁元年，赵王司马伦篡位，把惠帝迁到金墉城，称为太上皇；太史根据星变推断，将有“免官天子”之事】。百姓看不见恩德，只听到混乱；早晨还是伊尹、周公，晚上就变成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受世俗利益胁迫。朝廷内外混淆，百官失去人才；名实颠倒，国家纲纪解体；国政屡次转入混乱，禁军向外散布到四方；各地长官没有能镇压一方的强大力量【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关门也没有结草为信那样的坚固防守。李辰、石冰在荆州、扬州使国家倾覆【义阳蛮张昌改名为李辰，占据江夏；另率石冰攻破荆、扬二州】；刘渊、王弥在青州、冀州使局势受到扰乱【东莱人王弥占据青州，匈奴人刘元海占据平阳】。大盗竟然号令天下，怀帝、愍帝两位皇帝失去尊位【怀帝、愍帝都被刘曜俘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树立君主失去了应有的权力，托付政务没有任用贤才，维系国家的四项根本原则不能施行，而苟且偷安的政令太多。若在太平时制定制度，制度的弊病尚且可能导致混乱；若在混乱时制定制度，又有谁能挽救它呢？刘渊不过是离石的领兵都尉，王弥不过是青州的散吏。他们大概都只是骑马射箭的武夫、奔走听命的人，并没有吴先主孙权、诸葛孔明那样的才能；不过是新近兴起的盗寇，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吴、蜀那样的对手。可是他们丢下农具拿起兵器，撕裂衣裳作为旗帜，竟然不是战国时代那种强大的军备；从下位反叛上位，也不是邻国相争的形势。然而他们扰乱天下，就像驱赶羊群一样容易；攻取两座都城，就像拾取草芥一样轻易；将相王侯接连被杀，后宫嫔妃和公主被戎族士卒俘虏凌辱，难道不可悲吗？天下是极其重大的器物，众生是极其贵重的财产；爱与恶互相攻击，利与害彼此争夺，这是形势的常态。它就像堤坝中的积水、原野上的烈火，从来没有片刻安静。器物广大，不能用狭小的办法治理；形势动荡，不能用争竞扰乱。古代圣明的君王知道这一点，所以防御重大的祸患，抵御严重的灾害，使百姓都知道是君主的德行养育了自己，而不认为君主是在挖掘自己来养活自己。因此百姓受到感动便响应，心悦诚服而归附，就像晨风鸟聚集在北林，又像龙鱼奔赴深渊水泽【《诗经》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晨风是鸟名】。这样以后，再制定礼仪文制来治理他们，明断刑罚来威慑他们，谨慎处理喜爱和厌恶来向他们表明准则，审察祸福来使他们明白道理，寻求明察之士来考察政务，笃实行慈爱来巩固人心。因此百姓知道归向正道，都乐于生存而哀悼死亡，喜悦于教化而安于风俗；君子勤勉守礼，小人竭尽力量；廉耻之心在乡里家庭中深厚，邪僻之念在胸怀中消除。所以百姓中有见到危难便献出生命、却不肯为了求生而损害道义的人，更何况还会有人振臂高呼，聚众干犯法纪、发动叛乱吗？根基广阔就难以倾覆，根扎得深就难以拔除；治理合乎条理就不会混乱，关系胶结牢固就不会迁移。因此，从前拥有天下的君主能够长久存在。难道没有遇到偏邪的君主吗？只是依靠道德、典章和刑法来维持国家罢了。从前周朝兴起时，后稷出生于姜嫄，天命已经明显显现；文王、武王的功业从后稷开始，传到公刘时，遭遇狄人作乱，便离开邰地迁往豳地，亲自承担迁徙的劳苦。到了太王，被戎狄逼迫，却不忍百姓受害，便拄着杖离去；百姓于是追随他，如同归家一般。建城第一年形成市邑，第二年成为都城，第三年人口和规模增加到最初的五倍。到了王季，声誉和德行更加美盛；到了文王，天命重新焕发。由此看来，周王室世代积累忠厚仁德，仁爱甚至施及草木；对内使九族兴盛，对外尊敬侍奉年长者，奉养老人并向他们请教，从而成就了周家的福禄。

译而且后来他们的后妃亲自实行妇女的四种德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尊敬师傅，穿着洗濯过的衣服，操持烦劳卑辱的事务，以妇道教化天下。因此，汉水之滨的女子守护着纯洁的志节，中林的士人具有纯一的德行；事业始于忧劳勤勉，终于安逸享乐。凭三位圣人的智慧讨伐独夫纣王，尚且要端正名分教化，说是“以逆道取得天下，以顺道守住天下”。到了周公遭遇变故，陈述后稷和先公教化的由来、王业艰难的原因时，所说的也都是农夫、女工衣食方面的事情。所以，从后稷开始奠定基业、安定百姓，经过十五王，文王才使天下平定；经过十六王，武王才开始据有天下；经过十八王，康王才得以使天下安宁。因此，他们积累根基、培植根本，经营礼俗，调节人情，体恤隐微的民事，竟是这样绵密深长。如今晋朝兴起，功业超过百王，成事快于三代，大概是因为确实有人去经营成就它。宣帝、景帝处在多难之时，诛除许多桀骜之人以求事势便利，却来不及修养公刘、大王那样的仁德。接受遗命辅政，屡次遭遇废立之事，所以齐王不明，不能像太甲那样在亳地思考功德【嘉平六年，司马师废魏主曹芳为齐王；《尚书》中说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地，三年后又让他回到亳】；高贵乡公年幼，不能像成王那样重新恢复君位【咸熙二年，司马昭杀魏高贵乡公曹髦；《周书》说成王年幼，周公代行王政，后来又把政权交还成王】；宣帝、景帝两位祖先又被迫面对禅让和代替王朝的时机，来不及等待三分天下、八百年王业那样的筹划。这就是晋朝创立根基、建立本业不同于前代的地方。又加上朝廷中缺少德行纯正的人，乡里缺少忠贞不二的长者；风俗淫靡邪僻，所崇尚的东西失去了正当位置。求学的人把庄子、老子奉为宗旨，却排斥六经；谈论的人把空疏浅薄当作才辩，却轻视名分法度；立身行事的人把放纵浑浊当作通达，却认为节操诚信狭隘；求取仕进的人把苟且求得职位当作可贵，却鄙视守正；任官的人把徒有虚名当作高明，却讥笑勤勉谨慎。因此刘颂屡次谈论治国之道，傅咸常常纠正邪正【刘颂任光禄大夫，傅咸任司隶校尉】，却都被称作拘泥世俗的官吏。那些倚杖而立、依附空虚旷达之说、随意阿附而没有主见的人，反而都享有重名于海内。至于文王每天直到日暮还来不及吃饭、仲山甫早晚都不懈怠的事，大概都被他们共同讥笑为尘土了。由此，毁誉混乱了善恶的实际，邪恶的欲望奔向追逐货利的道路；选官的人替别人选择官职，做官的人替自己谋取利益，而掌握权柄、身居中枢的人，一个人兼任十几个官职，大官极尽尊贵，小官也掌握要职；世族贵戚的子弟凌驾超越，不受资历次序约束，满眼都是奔走竞争之徒。官位成百上千，却没有推让贤人的举动。子真著《崇让论》，却没有人理会【刘寔字子真，著有《崇让论》】；子雅制定九等班次，也未能施行【刘颂字子雅，后来任吏部尚书，制定九班制度以区别尊卑，被裴頠驳斥，事情没有实行】。至于那些贵妇人梳妆、织绢缝纫，全都由婢女仆人完成，她们从来不知道女工纺织丝麻的劳作，也不知道主持家中饮食的事务。她们往往在适婚年龄之前就出嫁，任凭情欲行动，所以都不以淫乱放纵的过错为耻，也不顾忌嫉妒的恶行；父兄不责罚她们，天下人也没有谁非难她们。又何况要求她们像古人那样懂得妇女四德、像当今那样修养贞洁柔顺，以此辅助君子呢？礼法、刑罚和政令，在这里大大败坏了，就像水积聚起来冲决堤防，又像火蓄积起来烧散薪柴一样。国家将要灭亡时，根本一定先倾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所以观察阮籍的行为，就能觉察礼教崩坏松弛的原因【阮籍不拘守礼法，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考察庾纯、贾充的事情，就能看见官长执政者多有邪僻【庾纯的祖先曾任伍伯，贾充的先人曾任市魁，两人曾以此相互戏弄】；考察平定吴国的功劳，就知道将帅之间互不相让【王浑、王濬争夺平吴的功劳，互相上表奏报】；思考郭钦的谋略，就明白戎狄有了入侵的机会【郭钦著有《徙戎论》】；阅读傅玄、刘毅的言论，就能发现百官的邪曲【傅玄上书说：“虚无放诞的议论充满朝廷，天下再没有清正谦逊的风气。”刘毅说：“陛下卖官的钱流入私门。”】；考察傅咸关于《钱神论》的奏疏，就能看见宠幸和贿赂已经公开盛行【傅咸上书说货赂流行，应当深切禁绝；鲁褒著有《钱神论》】。民风和国势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有中等才干的人、守成的君主来治理，辛有也一定会在祭祀中看出这种征兆，季札也一定能从乐声中听出这种变化【《左传》说：“辛有到伊川，看见有人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说：‘不到一百年，这里恐怕就要成为戎地了。’】礼制已经先行灭亡了【《左传》原文如此】。范燮一定会为此请求死去，贾谊一定会为此痛哭【《左传》说：“范燮从鄢陵回来，让祝宗祈求死亡，说：‘君主没有礼义却能战胜敌人，上天只会加重他的疾病。’”《贾谊上治安策疏》说：“我私下认为，当前形势中值得痛哭的事情有一件。”】。又何况让放荡的德行临御天下的惠帝呢？怀帝在乱局中即位，却受制于强臣【东海王司马越专擅权力】；愍帝流离逃亡以后，只是徒然保有一个虚名。天下的政权既已丧失，不是盖世雄才就不能夺取。因此淳耀的功烈尚未改变，天命又重新集中到中宗元皇帝身上。庾亮【字元规，颍川鄢陵人，明穆皇后的兄长】辞让中书监的上表【明帝即位后任命庾亮为中书监，庾亮上表辞让】臣下凡庸浅陋，年轻时就缺少操守。从前因为中原多难，旧国遭受战乱，便跟随侍奉先父，远远寄身于有道之地【庾亮的父亲庾琛，永嘉年间南渡，任会稽太守；本传说庾亮随父亲在会稽，元帝任镇东将军时征召他为西曹掾】。当时寄居异乡逃避灾难，不过是求得食物罢了，没想到竟得到时运的福佑，遇上美好的国运。先帝兴起，给予臣非同寻常的顾念，既把臣当作同国之士爱重，又把婚姻关系加在臣身上，于是臣凭借亲属关系得到宠幸【本传说元帝聘娶庾亮的妹妹为太子妃】。多次叨受超越常例的服饰和恩宠。臣在二十岁左右便开始修饰品行，沐浴在美好的教化中，频繁出入宫禁【本传说中兴初年授中书郎，侍讲东宫，屡次升任散骑常侍】，后来出任统领六军的官职【本传说王敦上表任命他为中领军】。十多年之间，地位超过前辈贤达；没有功劳却受到任用，像臣这样的人实在没有第二个。小人禄薄而福分超过常情，灾祸便随之而来。知足守分，是臣应当坚持的；但臣却贪图荣耀、蒙昧求进，一天又一天，毁谤已经聚集，且玷污了圣朝。臣起初想自行陈述此事，却正逢先帝驾崩，这一点微薄的诚意最终没能上达。陛下登上帝位，圣明的政事焕然一新，宰辅贤明，百官都称职，康哉之歌真正体现了极大的公正。然而国恩仍未停止，又让臣统领中书，这就向天下显示了私情。为什么呢？

译臣对于陛下来说，是皇后的兄长；姻亲关系所引起的嫌疑，确实不同于骨肉和中表亲属之间的关系。即使太上皇极其公正，圣德没有私心，然而世道丧失正道，历来就有这种情况。天下四方，人人都偏爱自己的姻亲。如果人人都有私心，就会说天下没有公道。因此前后两汉，都以抑制外戚党羽、安置和进用婚姻亲族为要务。假使西汉的七族、东汉的六姓都不是外戚党羽，而是各凭公平进用【七族是吕、霍、上官、赵、丁、傅、王；六姓是两窦以及邓、阎、梁、何】，即使不能全部保全，也绝不会全部败亡。如今他们之所以全部败亡，更是由于姻亲亲昵所造成的。臣遍观各个平民姓氏，在世时既没有朝廷中的党援，也没有当时的势力，根基轻薄；只要没有大的过失，还可能得到容纳。至于外戚凭借依托，势力上接天地、下连四时【天地比喻帝后，四时比喻诸王】，根基援助交错密集，关系就重而且大了。他们又占有财富、处于权力宠幸之中，四海都侧目而视；事情稍有不合，罪过便大到不可诛赦，既会给自身招来灾祸，也会使国家受到损害。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由于婚姻亲族的私情，是众人都不能避免的，所以人们顺着对姻亲的嫌疑，把这种嫌疑也施加到国家身上。因此，疏远的人得到依附就被信任，姻亲得到进用就遭怀疑。怀疑积累在百姓心中，灾祸便会在宫门之内形成。这些都是前代已经形成的鉴戒，是足以令人寒心的事情。万物之中有些关系不相通，圣贤也因此不强行改变；为了任用一个人才而冒犯亲属关系，不如预先防止嫌疑来彰明公道。如今以臣的才干，又兼有这样的嫌疑，却让臣内处心腹要地，外面总领兵权，想凭这样求得治理天下的效果，我从未听说过；凭这样招致祸患，却是指日可待。即使陛下的两位宰相明白臣的愚拙诚意【元帝永昌元年，王敦自任丞相、录尚书事，又加王导为尚书令；明帝太宁元年，王导转任司徒】，朝廷士大夫和百官中也有些人了解其中实情，但天下之人，怎么能一家一家地去解释，使人人都坦然无疑呢？富贵宠荣，是臣不能忘怀的；刑罚贫贱，是臣不能甘心承受的。如今恭敬接受命令，情况就会好转；违背命令，情况就会困苦。臣虽不通达，难道会无缘无故违背时势和君上，给自己招来祸患责罚吗？臣仰观前代覆亡的鉴戒，已经估量知道，自己的性命不足珍惜，却不能替国家招来悔恨。因此臣诚恳地多次陈述赤诚之意，但微薄的诚意没有得到察知和体谅，忧惧不安，不知如何处置。以臣如今的处境，不能再求进用，这已经很明显；况且违背命令已经很久，臣的罪过又增加了。臣愿回到私门，等待刑书。愿陛下垂察天地一样广大的鉴照，明察臣的愚诚，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仍活着一样【奏疏呈上后，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停止任命】荀崧【字景猷，颍川临颍人，任秘书监、光禄大夫】请求设置博士的奏疏【元帝裁减博士，仪礼、《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郑氏《易》都裁撤不再设置。荀崧认为不可，于是上疏】自从天下丧乱以来，儒学尤其衰少。如今留在学校，就会缺少朝廷中的优秀人才；进入朝廷做官，就会使儒学中的俊秀荒废。从前咸宁、太康、永嘉年间，通晓古今、行为足为世人表率的侍中、常侍、黄门，都兼领国子博士。一是用来在殿堂应对，奉行答复皇帝的顾问；二是用来教导国子，弘扬儒学教化；三是兼任祠仪二曹以及太常的职务，以便有人可以质疑请教。如今皇朝中兴，盛美超过往初，应当效法法令制度，继承前代典章。世祖武皇帝顺应天命登上帝位，崇尚儒学、振兴教育，开始营建明堂，修建辟雍，举行告朔、颁布政令、乡饮酒礼和大射礼；西阁、东序中有河图、秘书和禁中典籍，尚书台和门下省有宗庙、太府、金墉的旧事，太学中有石经、古文以及先儒的典籍训释；还有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等人的章句传注和各家学说【后汉贾逵通晓五家《谷梁传》的学说，尤其精通《左氏传》和《国语》，作《解诂》五十一篇。马融著《三传异同说》，注解《孝经》、《论语》、《易》、《三礼》、《尚书》。郑玄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晋书说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汉书》说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汉书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文字加以解释，因此形成了孔氏一家的学说。《三国志》说王肃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氏》作注解，并撰定父亲王朗所作的《易传》。又有山阳人王弼注《易》。后汉书说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汉书说颜安乐专门传授颜氏的《公羊》学，因此《公羊传》中有颜氏之学。又在甘露元年召集五经名儒，评定《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异同，谷梁议郎尹更始议论三十多件事情，从此《谷梁传》的学说大为兴盛】。当时设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内师生相传，学者多如树林；还要选用张华、刘寔担任太常官职，以此尊重儒学教化【张华传说征召张华为太常，刘寔传说咸宁年间任太常】。传记说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二弟子去世后，大义便发生偏差。近来中原凋敝，讲说诵读受到阻隔，斯文之道将要坠落在地。陛下圣明如龙飞腾，弘扬崇尚道德教化，乐正和雅颂之教正在此时。江州、扬州两地先受到圣教浸润，学者和遗文因此最为兴盛。然而与过去相比，仍然只有千分之一。臣的学问不能精通章句，才力也不广博通达，与张华相比，儒学风采相差甚远。臣愿竭尽像劣马一样的微薄才力，希望能有所增加。愿这种道统在百世之上兴盛，士大夫在千载之后歌咏它。臣听说裁减制度规定，原有三份的机构裁为两份。博士旧有十九人，如今五经合计只有九人，按古今情况计算，仍不到原数的一半；既然要随着裁减而裁减，也应当根据时势实行。如今九人之外，还应增加四人，愿陛下在处理万机的余暇，时常垂察。应当为郑氏《易》设置博士一人，为郑氏《仪礼》设置博士一人，为《春秋公羊传》设置博士一人，为《谷梁传》设置博士一人。从前周朝衰微时，下级凌驾上级、上级衰替；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善人由谁奖赏，恶人由谁惩罚？孔子因此忧惧而作《春秋》。诸侯忌讳嫉妒，害怕触犯当时的禁忌，所以使用隐微的言辞和精妙的防范，义理不直接显明，因此说：“了解我的，恐怕只有《春秋》；怪罪我的，恐怕也只有《春秋》。”当时左丘明、子夏亲自到孔子膝前受教，没有不精心研究的。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将要断绝，于是左丘明退下来整理自己听到的内容，为《春秋》作传。他的书讲求礼义，有许多丰厚美好的辞藻，先举发端再承接末尾，用来阐明经文的意义，确实奇特伟大，学者都喜爱它。传说《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亲自受学于子夏，这部书在汉朝得到确立，辞意清新俊逸，裁断明白审慎，是董仲舒所推重的。

译谷梁赤的学说由师徒相传，曾经在汉代得到确立。刘向、刘歆是汉代的大儒，父子二人尚且各自坚持一家学说，没有谁肯服从对方。他的书文字清简，义理约略；其中许多阐发，有的是《左氏传》、《公羊传》没有记载的，也足以有所订正。因此，三传在前代并行，即使是博通的人才，也不能独自废弃其中一家。如今距离圣人久远，古文将要坠失，与其过分废弃，不如过分设置。臣认为三传虽然都称作《春秋》，但开篇立意各不相同；考察三家的异同之说，这其实是义理交战的战场，文辞也是刀剑交锋的锋刃，从道理上说不能强行合并。博士应当各设置一人，以使学问广博【元帝诏书说：“荀崧的奏表如此，都是治理国家的事务，是施政的根由。即使停下战马、放下武器，也还可以讲习经艺。如今虽然每日都无暇顾及，难道能忘却根本、遗弃所存吗？可以让有关人员共同广泛议论，详细审议。”议论的人大多赞同荀崧的奏疏。诏书说：“《谷梁传》浅陋，不值得设置博士，其余依照奏疏。”后来因防备王敦之难而未能实行。按《元帝纪》：太兴四年三月，设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帝纪》只是根据诏书记载，实际上并未实行。范甯【字武子，南阳顺阳人，任豫章太守】《罪王何论》【当时虚浮之风互相煽动，儒雅之道日益衰落。范甯认为其源头始于王弼、何晏，罪过深重超过桀、纣，于是著论】有人说：黄帝、唐尧时代已经十分遥远，最高的道理沉沦昏暗；濠水、濮水之间的咏叹停止了，名士风流没有寄托之处；争夺从仁义中显现征兆，是非在儒家、墨家之间形成。平叔【何晏的字】精神思虑超凡绝伦，辅嗣【王弼的字】精妙的思想通达幽微，他们振兴了千载以来衰颓的纲纪，冲破了周公、孔子的尘网。这大概是公卿冠冕中的龙门、豪杰大梁中的宗师。曾听说孔子的议论，认为他们的罪过超过桀、纣，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你相信确有圣人的言论吗？圣人的德行与天地相等，道术高于三才；即使帝王的称号不同，质朴或文饰的制度不同，但统摄上天、成就事业，其宗旨历经时代仍然相同。王弼、何晏轻视抛弃典籍文章，不遵守礼法制度，以游荡的辞说和浮夸的学说动摇后生，用华美的言辞掩盖事实，以繁复的文章迷惑世人。士大夫纷纷改变道路，洙水、泗水之间的儒学风气遥遥将要坠落。于是使仁义幽暗沉沦，儒雅蒙受尘污，礼制败坏、音乐崩解，中原倾覆。古人所谓“言语虚伪却善于辩说，行为邪僻却固执坚强”的人，不就是这类人吗？从前孔子在鲁国诛杀少正卯【少正卯言语虚伪而善辩，行为邪僻而固执；孔子任鲁国国相七天后将他诛杀】，太公在齐国杀死华士【海上有一位贤人狂矞，太公吕望杀了他，说恐怕他扰乱法令、改变教化】，难道不是相隔时代却同样应当诛杀吗？桀、纣暴虐，正好足以使自身灭亡、国家覆灭，成为后世的鉴戒罢了，难道能够改变百姓的视听吗？王弼、何晏窃取海内的浮名，凭借富贵人家的傲慢放诞，把鬼怪画得巧妙便自以为高明，把没有操守煽动成一种风俗。郑国的音乐扰乱礼乐，利口善辩的人颠覆国家，这些话确实说中了！我本来认为，一世之内的祸害还算轻，历代延续的罪过更重；自身丧亡的祸端还小，迷惑众人的过失更大。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任侍中、司徒、光禄大夫】劝阻庾亮北伐的奏议【咸和八年，石勒去世，庾亮有恢复中原的谋划，部署各位将领，亲自率领大军移镇石头，为北伐声援。此事交付公卿议论，蔡谟上议】时运有否有泰，道路有屈有伸。暴虐叛逆的敌寇虽然最终会灭亡，但当它强盛时，人人都要屈服退避。因此汉高祖曾在巴、汉受到贬黜，又在平城忍辱。如果在鸿门争强，亡国恐怕连一天也等不到。所以萧何说：“百战百败，不死还等什么呢？”推究事情的开始和结果，最终不过是求得大局成功罢了，难道要同注定灭亡的敌寇争一时的迟速吗？正因为不在鸿门争斗，所以到了垓下，没有人能够同他争胜。周文王的身体被困在羑里，所以后来在牧野使道义得到伸张。勾践在会稽受到屈辱，所以后来在强大的吴国面前申张威势。今天的事情也是这个道理。敌人的苟延残喘已经将尽，但豺狼般的力量仍然强大，应当保持威势等待时机。有人说：“保持威势等待时机，时机已经到了。”我认为，时机是否成熟，在于敌人的强弱；敌人的强弱，在于季龙能否取胜。季龙能否取胜，是可以说明的。石勒最初起兵时，季龙是他的爪牙【石勒字世龙，是上党武乡的羯人，起兵占据襄国，称赵；季龙是石勒的侄子】。他百战百胜，终于平定中原，所占有的疆域和魏朝相同【《晋载记》说季龙对他的儿子说：“君主让我亲自冒着刀箭二十多年，南面擒获刘岳，北面赶走索头，东面平定齐鲁，西面平定秦、雍，攻克平定十三州，成就了大赵的基业。”】。到了石勒死时，将相内外都想诛杀季龙；季龙却在众人意料之外独自起兵，杀掉继承帝位的君主，诛杀宠臣【石勒死后，季龙诛杀徐光、程遐，继而幽禁并杀死继承人石弘】。内部祸难平定后，他远出千里，一次进攻就攻下金墉，再战斩杀石生，擒获彭彪，杀死石聪，消灭郭权，回头占据根本之地，内外全都平定，四方镇守之地一尺土地也没有丧失【《成帝纪》说石聪从谯来投降；】《载纪》说石生、石朗都起兵。季龙在金墉进攻石朗，将他斩杀；又进攻长安，在鸡头山斩杀石生。石生的部将郭权占据上邽，季龙派儿子石斌在上邽讨伐他，上邽豪族杀死郭权后投降】详细考察这件事，难道能说季龙不能用兵吗？假使不能用兵的人来做这件事，难道会成功吗？难道不会失败吗？敌人此前进攻襄阳而不能攻下，这件事确实存在【咸和五年，石勒的将领郭敬侵犯襄阳；咸和七年，南中郎将桓宣进攻并击败郭敬，于是平定襄阳】；但不相信百战取胜的效果，却拘泥于一次进攻的结果，抛弃多数事例而只取少数事例，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譬如射箭的人，百发之中只有一箭没有射中，能说他是拙劣的吗？况且没有攻下襄阳的不是季龙本人，而是桓平北那样的守边将领【桓宣传说庾亮谋划北伐，任命桓宣为平北将军】。敌人先前进攻那里，只是在边界上争夺罢了，得到便得到；不能攻取便停止，并不是敌人所急于求取的。如今征西将军西行，就不同于此【庾亮传说陶侃去世后，庾亮进号征西将军】。为什么呢？因为那是重要的镇守之地，是著名贤者所在，也是中原人听闻后会归心的地方。如今向西进军，确实有席卷河南的形势，是敌人最害怕的事情，怎么能同桓宣的行动相比呢？季龙一定会率领精锐军队，亲自前来抵抗争战。如果想同他交战，战况会怎样？石生如果想据城防守，防守情况会怎样？金墉如果想凭借沔水阻挡，沔水的形势会怎样？大江呢？苏峻又怎样？季龙呢【咸和二年，历阳太守苏峻反叛；三年，逼迫天子迁往石头，陶侃、温峤讨伐苏峻并将他斩杀】？这几件事，都应当详细比较。愚见认为，石生是猛将，关中的精兵很多，征西将军的军队不能战胜他。金墉险要坚固，刘曜率十万军队也不能攻下【刘曜在高侯击败季龙，随后包围洛阳，进攻金墉却未能攻克】；如今征西将军的守军也不能取胜。又况且当时兖州、洛阳、关中都起兵攻打季龙【石堪逃奔兖州，石生镇守关中，石朗镇守洛阳】，如今这三处反而都为季龙所用，比起先前，力量相差一倍还多。如果石生不能抵挡敌军一半的力量，而征西将军却想抵挡敌军两倍的力量，这是我所疑虑的。苏峻的强大不如季龙，沔水的险要不如大江。大江不能抵御苏峻，却想凭沔水抵御季龙，也是我所疑虑的。过去祖士雅在谯地【士雅是祖逖的字；《载纪》说征北将军祖逖占据谯地，准备平定中原，石勒很忌惮他】，在城北耕种，担心敌人前来进攻，于是把粮食作为军资，预先安置军队屯田来抵御外敌。谷物将要成熟时，敌人果然到来，壮丁在城外作战，老弱在城内被俘；他们多数拿着火把，情势紧急时就烧掉谷物逃走。

译像这样经过几年，敌人始终不能得到好处。当时敌人虽然占据沔水以北，但北方的形势与今天相比只有四分之一。祖士雅不能守住其中一份，征西将军却想抵御四份，这又是我所疑虑的。有人说敌人如果大批前来，就一定没有粮食。然而运送粮食的困难，没有超过崤山、函谷关一带的；季龙过去曾经越过这些险阻，深入敌国，平定关中后才回来。如今到襄阳，道路既没有险阻，又是在自己的国内行军，可以自行供给。和过去相比，难易相差百倍。过去已经经历了最困难的情况，却说现在不能完成较容易的事情，这又是我所疑虑的。然而这里所讨论的只是征西将军到达以后，尚未谈到道路上的危险。从沔水以西，水流湍急，河岸高峻；军船像鱼贯一样逆流而上，首尾相距百里。如果敌人没有宋襄公那样的仁义，趁我军还没有列阵就发起攻击，将怎么办呢？如今王师同敌人在水陆两方面的形势不同，便利和习惯也不同。敌人如果前来送死，即使让开江面引诱敌人，以一人抵挡千人，也还足以把他们吞没。应当诱使敌人前来，以保全万无一失；如果放弃长江、远道进军，以自己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恐怕不是庙堂上取得胜利的谋略【朝廷议论同意了这一意见，所以庾亮最终没有移镇】。王羲之【字逸少，司徒王导的侄子，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劝阻殷浩再次北伐的书信【永和九年，中军将军殷浩准备北伐，王羲之认为必败，写信劝阻他。殷浩仍然出兵，果然被姚襄击败；后来又谋划再次出兵，王羲之又写信给殷浩】听说安西将军兵败受损，公私上下都悲痛惋惜，我片刻也不能把这件事放下心来【当时谢尚任安西将军，《殷浩传》说殷浩北伐到达许昌，会稽内史张遇反叛，谢尚战败，殷浩退回寿阳】。凭江东这样微小的地方所经营的局面，天下人早已寒心很久了。如今又加上兵败受损，这件事应当好好思考以往，难道还能够追回吗？希望考虑如何弘扬将来，使天下人的性命有所寄托，振兴中兴的事业；政治应当以道义取胜，以宽厚和谐为根本，若勉强争取武功，便是做不应当做的事；应当利用自己的长处，以巩固大业，我想您也明白其中的缘由。自从寇乱以来，担任内外职务的人，没有深谋远虑、收敛囊中至计的人，却使根本疲惫枯竭，各自听从自己的意志，最终没有一件功劳可谈、一件事情可记。忠言嘉谋被抛弃而无人采用，于是使天下将有土崩瓦解的形势，怎么能不痛心悲慨呢？负责此事的人，难道能推辞对四海的责任吗？追究过去的过错，又能挽回什么呢？应当重新虚心求贤，和有见识的人共同谋划，不可再让忠诚正直的言论经常屈服于掌权者。如今军队在外面战败，资财在内部耗尽，保守淮河的志向已经来不及实现，不如退回保守长江；都督们各自恢复旧日镇所，长江以外只进行羁縻而已。掌握国家权柄的人，应当引咎责己，深深贬抑自己，以向百姓谢罪；再同朝廷贤臣谋划施行平正的政策，去除烦苛，减省赋税徭役，与百姓重新开始，这样或许可以满足众人的期望，挽救倒悬般的急难。您从平民起家，承担天下的重任；崇尚德行的举措未能件件合宜，如今又承担统领全局的责任，却遭到这样的败亡，恐怕满朝贤人没有谁愿意替您分担毁谤。如今赶快修养德行、补救缺失，广泛延请贤才，与他们共同承担责任，尚且不知道能否达到成功的期望。如果仍认为过去的事情做得不够好，因而又到分内之外去求取成功，那么宇宙虽大，哪里还有容身之处呢？我知道说出的话未必会被采用，也可能因此招来执政者的怨恨；但情感慷慨激愤所达到的地方，实在不能不把心中所想全部说尽。若一定要亲自出征，却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果真出兵，我实在无法理解。希望再同众人共同商议。近来又接到州府符令，增加运输一千石的任务，征发劳役和运输同时到来，全部都要以军期答复，使人丧气，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近年以来，剥削残害遗民，刑徒充斥道路，几乎同秦朝的政治一样，只是还没有施加惨酷夷灭的刑罚罢了；恐怕陈胜【陈胜】、吴广【吴广】的忧患将再也没有几天了。写给会稽王的信【简文帝当时任会稽王并辅政，王羲之阻止殷浩北伐，又写信给会稽王】古人以自己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作为臣下北面事君的道理，难道不希望尊崇自己所侍奉的君主，使其功业与前代相当吗？何况如今遇到千载难逢的时运，却眼看智力被当时的形势所困，怎么能不权衡轻重、妥善处置呢？如今即使有值得欣喜的地方，从内心反省自己，所忧虑的却比所欣喜的更加严重。

译传记说：“不是圣人，外部安宁时内部一定有忧患。” 如今外部不得安宁，内部的忧患已经很深。古代成就宏大事业的人，有时不和众人谋划，倾尽全国的力量来成就一时功业，这样成功的也往往有之。如果独自运用的明智足以超过众人，暂时的劳苦最终能换来长久的安逸，那还可以实行。放眼如今，能够这样比较估量吗？朝廷谋划决定胜负，必须审慎衡量敌我，做到万全之后才能行动。功业成功的那一天，就应当乘着众人的力量而取得实际成果。如今功业还不可预期，遗民却将要死尽，万人之中不能剩下一个。况且千里运送粮食，自古以来就是难事，何况如今转运接济还要向西输送到许昌、洛阳，向北进入黄河。即使秦朝政治的弊害，也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而十室之中的忧患，已经接连到来。如今运输没有归期，征求日益加重，凭江东这样狭小的地方，经营天下十分之九的地区，不灭亡还等待什么？然而还不估量德行和力量，不到疲敝不止，这是封国内部感到痛心叹息却不敢吐露真情的事情。过去的事已经不能挽救，未来的事还可以追补。希望殿下再三思考，解除现行措施而重新规划，让殷浩、荀羡退回来据守合肥【当时殷浩进军驻扎山桑，荀羡镇守下邳】，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的各路军队也都退回来保守淮河，作为不可战胜的根基。等根基建立、形势振作以后再谋划，还不算晚；这确实是当今最上等的策略。如果不实行这一方案，国家和社稷的忧患就可以按日计算、等待它到来，安危的关键容易得如同翻转手掌。考察虚实，眼前已经清楚可见。希望运用独断的明智，在一天之内把它确定下来。身居低微而议论深远，难道我不知道这并不容易吗？然而古人处在民间和军阵之中，尚且有时干预时政、谋划国事，评论裁断的人也不以此讥笑他们。何况我身列大臣的末位，难道可以沉默而不说吗？国家存亡所系，决定在于是否实行；不能再犹豫拖延，若不能在此时决定，后来想要悔改也来不及了。殿下的德行冠绝天下，又以公室宗亲辅佐朝廷，最可以按照正道施行，使当年的功业达到崇高境界，却还没有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受您特殊恩遇的人之所以日夜长叹，实在是替殿下惋惜。国家的忧虑深重了，我常常担心伍子胥的忧患不只存在于过去，麋鹿的游荡也将不只在山林沼泽之中。希望殿下暂且抛开空疏高远的心思，来挽救倒悬般的急难；这样可以说是使将亡者得以保存，使祸患转为福庆，那么宗庙就会得到福祐，四海也将有所依赖。留给谢安的书信【王羲之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东部发生饥荒，他常常开仓赈济借贷；但朝廷赋税徭役繁重，王羲之屡次上疏争辩，事情多被采纳，于是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安】近来我所陈述的意见，每每得到采纳，所以命令下达后，百姓稍稍能够得到休息，各自安定地从事本业。若不是这样，这一郡早就已经投身东海了。如今最大的事情还没有公布，那就是漕运。我认为朝廷可以再次下令确定期限，把这件事交给主管部门，不要再催促下达，只应当在年终考核成绩优劣；长官中最差的，命令用槛车押送到天台。三县不能举荐合格者，二千石官一定免职，也可以降职，使他任职于边塞最艰苦的地方。又自从我到这里以来，常有四五名属官办事，加上台司和都水御史行台的文书像雨一样纷纷而来，颠倒错乱、互相违背，已经无法辨明。我又闭目按照惯例办事，推究从前，把较重的事情置于前面，把纲纪较轻的事情放在后面；五曹的主管者到任办事，还没有十天，官吏百姓就奔走办理，耗费成千上万。您正承担这个重任，可以从容地考察我所说的意见。江东平时只要有一位贤能的扬州刺史就足以统摄全局，何况汇集众多人才，反而还治理不好吗？正是因为法令不统一，牵制的人太多。考虑采用简约而容易实行的办法，就足以保守已有的成业。仓库督监损耗盗窃官米，动辄以万计。我认为杀掉一个人，之后就会断绝这种行为，但当时的意见并不相同。近来查核各县，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余姚近十万斛粮食，被重重征敛来资助奸吏，使国家用度空乏，实在令人叹息。自从军队兴起以来，被征发服役以及充任运输的人，死亡、逃散而不能返回的很多，虚耗到了这种地步，但补充替代仍然沿用旧例，各处都衰败困顿，不知道该怎么办。上面命令征发的人上路，他们一旦大量逃亡，官吏和逃亡者就会一同席卷而去。又有固定制度，常常命令逃亡者的家属和同伍的人追捕；追捕不到，家属和同伍的人不久也会再次逃亡。百姓流亡，户口每天减少，根源就在这里。又有各种工匠和医药寺署，人员死亡绝尽，家户空无一人，无法征发替代。上面的命令不能停止，有的事情一开始就是十年、十五年；上奏揭发便获罪，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实际益处，这怎么承受得了？我认为从今以后，所有罪名较轻的死罪以及判处五年刑的人，都可以用来充任这些役务。减为死刑以下的人可以长期充当兵役，判五年刑的人可以充当杂工或医药寺署的役使，并且都让他们迁移家属来充实都邑。都邑充实，是政治的根本，也可以杜绝他们逃亡。不迁移他们的家属，逃亡的祸患就会再次像从前一样。如今免除死罪而充当杂役，并把家属全部迁移；小人愚昧迷惑，或许会认为这比杀戮还重，因此可以杜绝奸恶。刑名虽然轻，惩戒整肃实际上很重，难道不是适合时宜的办法吗？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人，任廷尉卿兼著作郎】劝谏迁都洛阳的奏疏【哀帝隆和初年，燕国慕容暐侵犯洛阳，河南太守戴施逃出，冠军将军陈祐告急；桓温派竟陵太守邓遐援助陈祐，并且想迁回都城洛阳。朝廷害怕桓温，不敢表示异议；但北方土地荒凉，民心疑惧，于是孙绰上疏】臣恭敬地看到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奏表，准备亲自率领三军，讨伐消灭两个敌寇【秦国苻坚、燕国慕容暐】，荡平河水、渭水之间，清理旧都，然后神圣的旗帜像闪电一样舒展，穿着朝服渡过长江，把皇宫迁回中原，在北极重新端正玉衡；这真是超越时代的宏大谋略，是千载难逢的盛事。然而臣心中私下还有未能安定之处，认为帝王兴起，没有不凭借地利人和来建立功业的；可贵的是能以义讨平暴乱，进而安抚人民。怀帝、愍帝不能建立功业，接连沦陷于秦地，于是使盗寇交相侵扰，神州失去纲纪，土崩瓦解的祸端，实在是由于道义丧失。然而中原广阔，一时之间横遭流离，百郡千城，竟然没有一座城郭完整，这是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土地无法守住，百姓不得不另投奔去处。天命还没有改变，中宗便如龙飞腾而起，不只是信义顺应了天意人心，实在也依赖万里长江划定界限、作为守御屏障。《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以守护他的国家。”险阻在时势中的意义，太重大了！这已经是明白可见的效果。如今要发表高明的议论，当然应当承担道义而遗弃险阻；但考察实际、衡量力量，不得不先保全较小的地方来图谋保存。自从丧乱以来，已经六十多年，百姓死伤殆尽，生存的道路渺茫，永远没有依归，流离到江南，已经经历好几代【从元帝到哀帝共六代】。活着的人长成儿子、老成孙子，死去的人坟墓成行；即使思念北方的感情触动了他们原本的心意，眼前的悲哀也确实交相逼迫。

译如果迁都回转车驾的那一天，中兴以来的五座陵墓【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兴平陵、康帝崇平陵、穆帝永平陵，都在江南】又重新遥远地成为异域，那么泰山一样的安定既难以依靠道理保全，对祖先陵墓绵绵不绝的思念，难道不会缠绕圣心吗？桓温今天的举动，确实是想从头到尾作长远谋划，为国家制定远大计划；假如没有山陵危急，也不会首先决定这个大谋略，却独自承担天下最艰难的事情。如今他发愤忘食，忠诚慷慨而明白周到，凡是有良知的人，谁不为之感动？但百姓震惊恐惧，共同怀有危惧之心，难道不是因为返回故土的快乐还很遥远，而仓促赴死的忧患已经迫近吗？为什么呢？百姓在江南以外的地方建立根基，已经几十年了；一旦拔除，立即被赶到空旷荒凉的土地上，携带家属行走万里，越过险阻、渡过深水，离开祖坟，抛弃赖以生存的家园；富裕的人没有三年的粮食，贫穷的人连一顿饭也没有，田地房屋无法再次出售，舟船车辆也无从取得；舍弃安乐的国土，前往惯于动乱的乡里，从必然安定的地方出发，走向像累卵一样危险的境地，将会倒毙在道路上，漂流溺死在江河中，能够到达的人仅仅只有少数。国家以人民为根本，痛恨敌寇是因为敌寇使众多人民丧亡；即使消灭敌寇，又从哪里取得人力物力来恢复呢？这正是仁人所以哀怜同情、国家应当深思熟虑的事情。自古以来，帝王建都难道有固定的地方吗？时势兴盛，就居于天下中央而谋划大局；时势困屈，就遵循休养生息之道以等待时机，使德业日益丰厚。家中有三年积蓄，然后才可以谋划太平之事。如今时势和人事还有未成熟之处，却想一旦之间统一天下，恐怕会仓促而难以成功吧？臣愚昧地认为，暂且可以再派一位有威望、有名声且资历实力兼备的将领，先镇守洛阳，在陵墓旁修筑两座堡垒，以供卫护山陵；扫平梁国、许昌，清理河南运粮漕运的道路，等道路畅通以后，再尽力开垦广阔田地、积聚粮食，逐渐为迁徙百姓准备资粮。这样，贼人看见灭亡的征兆，势必远逃。如果他们执迷叛逆而不悔改，又想来送死，那么南北各军就会像风驰电掣般迅速赶赴，犹如身体用手救治痛痒一样，彼此自然响应。首尾相应【率然是常山的蛇，打它的头，尾部便响应；打它的尾，头部便响应；打它的中部，头尾便同时响应】，山陵既然稳固，中原便可得到小康。陛下暂且端正衣冠，居于紫极宫，进一步修明德政，亲自实行汉文帝那样极其简朴的作风，去除小恩小惠，节省游乐费用，慎重选任官员，训练甲兵，以养育将士、消灭寇贼为首要任务。这样实行十年，不使它毁坏废弛，那么贫困的人会积聚财富，怯弱的人会充实勇气，人人知道上天的德意，赴死也会像回家一样。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仍如同在手掌中运转自如，为什么要舍弃百战百胜的长远道理，把天下拿来孤注一掷呢？陛下年纪正富于盛年，温和自制而又壮大谋略；君臣相互 privately 修养德业，守住缄默而获得大吉，难道不是很快意吗？如今温氏倡导高尚义理，圣朝上下彼此同心，臣以微贱之身独自献上管见，能够说出这些话，实在因为今日形势艰难。臣之所以一定要让天子听见，是深知这是一个不避讳的朝廷，狂妄无知者进言，樵夫的谋划，圣贤也会加以察考；因此臣忧虑至极，冒犯威严而陈述此事。若陛下垂察，稍加留意思考，岂不是委屈一人而满足亿万百姓的愿望吗？如果认为臣犯颜直谏，罪过重大，想要公开处死臣，使臣的赤诚能够上达天听，那么臣退下来接受刑罚诛戮，即使死入黄泉，尸骨也将不朽【桓温见到绰的奏表后很不高兴，说：“替我告诉兴公，为什么不去找你的《遂初赋》呢？你懂得别人家的国家大事吗？”此事于是作罢。绰的传记说：绰年轻时就有高尚志向，作《遂初赋》来表达心意】徐邈【字仙民，东莞姑幕人，太子前卫率、骁骑将军】《与范甯书》【豫章太守范甯想派十五名议曹属吏到各属城访求民情政绩，并让吏员休假归来时询问官长的得失，徐邈写信给他】知道您派十五名议曹分别到各县，又让吏员休假归来，报告所听到和看到的情况，确实说明您留意百姓，所以扩大自己的视听。我认为劝导应当依靠实际行动，不应依靠文辞。十五名议曹想要宣扬什么呢？各项事务和诉讼，您听取裁决而使它们不再壅塞，那么事理就足够清楚了。上面有治理事务的心意，下面求得治理的人自然就会到来。每天太阳偏西时还在省察阅览，各项事务没有滞留，那么官吏就会谨慎承担职责，百姓听到的也不会迷惑，哪里还需要到每个邑、每个里去走访，粉饰巡游的声誉呢？这样做不但不能带来益处，反而会成为蚕食百姓、渔取民财者的凭借。又不能放纵小吏充当耳目。哪里有善人君子会干预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并且有许多事情要向上告发呢？君子的内心，谁能毁谤，谁能称誉？如果有所称誉，必定是由于经过长期考验；如果有所毁谤，也必定是因为事情已经明白显著。假托社稷之防而进行攻击，危害非常大。自古以来，想做君主左右耳目的人，无不是小人；他们都先借小小的忠诚而形成大大的不忠，先借小小的信实而形成大大的不信，最终使君子之道消亡，善人遭受横祸。前代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可以作为深刻的鉴戒。您选拔掌管纲纪的人，一定要得到国士，这样才足以统摄各曹。各曹都是良吏，才足以掌管文书案牍。又选择公正方直的人担任监察官，那么清廉与贪浊、能干与无能，就能随着事务显明出来。您只要平心静气地居于宗主之位，为什么还要取用耳目呢？从前明德的马皇后，从来不曾回头同身边的人私下交谈，可以说是有远见。何况大丈夫难道还不能避免这种做法吗？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孝武帝时，多次征召他任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都没有赴任，逃往吴地】《放达非道论》【戴逵性情高洁，常以礼法自守，深深认为放纵旷达是错误的，于是写了这篇论】父母去世却采药不回来的人，是不仁的儿子。君主有危难却屡次从近关出逃的人，是只求免祸的臣子。然而古人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行为损害名教的根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通晓其中的防微杜渐之理；通晓其中的道理，就不会被表面行迹迷惑。像元康年间的人【元康是晋惠帝年号，当时社会风尚崇尚放达】，可以说是喜爱逃遁的行迹，却不探求根本，所以产生了舍弃根本、追逐末节的弊病，舍弃实际而追求声名的行为。这就像赞美西施，却只学她皱眉；仰慕有道之人，却折自己的头巾一角【《后汉书》载，郭有道行路遇雨，头巾一角被压低，当时人便故意折低一角】。他们所仰慕的，并不是使那个人美好的原因，只是看重外表相似罢了。紫色之所以扰乱朱色，是因为它像朱色。因此，乡愿表面像中和之人，所以扰乱德行；放达表面像通达之人，所以扰乱道术。但是，竹林名士的放达，是因为有疾病才作出皱眉的样子；元康人的放达，却是没有德行而折低头巾。难道可以不加以辨察吗？况且儒家崇尚声誉，本来是为了兴起贤才。既然失去了根本，就有了只取外在声色的行为，内怀私情而丧失真实，以容貌相互欺骗，其弊端必然发展为末流的虚伪。

译道家摒弃声名，是想使人笃实。如果失去这个根本，又会出现逾越法度的行为，使情理和礼法都受到损害；这样一来，仰慕和吟咏之意也一并被忘掉，其弊端必然导致根本薄弱。虚伪浅薄，并不是两家根本教义本身的过错；但造成弊端的人，必定假托两家的根本教义来为自己开脱。道有恒常的经典原则，而弊病没有固定的情状，所以六经也有被误解之处，两种政教也会产生弊端。如果违背它们的根本，这本来就是圣贤也无可奈何的事。唉！实行道术的人，如果不是本性充足、体察完备，能够在无意中践行而又恰当得体，又怎么能不寄托情思于古代的烈士，仿效前代贤人的规范呢？如果迷恋于仿效，然后才行动；经过议论，然后才说话。就应当先辨明取舍的根本，探求用心的根源，认识“委屈一尺而伸直八尺”的宗旨，体会“身穿粗布而怀抱美玉”的缘由。这样，即使道路不同，其归宿仍然值得观赏；行迹虽然纷乱，其精神契合却没有违背。否则，便会流转逃避而忘记回头，形成随风逐波的行为，自己被外物驱使，又以虚伪欺骗自己，外表炫耀喧嚣华丽，内心却丧失道的真实；用自矜自尚遮蔽真实的本心，用尘垢玷污遮蔽天赋的正性，遗笑千年，难道能不谨慎吗？韩延之【南阳赭阳人，任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的治中，转任平西府录事参军。他因为刘裕父亲的字是显宗，便自行取字显宗，以表示不臣服于刘氏】《答宋公书》【宋公就是刘裕。当时司马休之以平西将军镇守荆州，得到江汉地区人心。刘裕忌惮他。休之的儿子文思出继给其兄司马尚之，成为谯王，后来因事被弹劾。休之上表请求解除职任，刘裕不准许。后来文思在京师招集轻薄侠客，刘裕逮捕他送回，想让休之杀掉他。休之只上表请求废黜文思。又写信给刘裕陈谢，刘裕更加不悦。义熙十一年，刘裕逮捕休之的次子文宝和兄长之子文祖，赐令他们自尽；于是率军西征，暗中写信给韩延之说：“文思的事情，远近都知道。去年派康之送回司马君，是出于极其公正的处理；但长久断绝表疏，这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你们一时受到逼迫，本来没有丝毫罪过。我处置事情、期待对待人的态度，自有一贯的缘由。如今我正在近处，正是诸位归顺的时候。”韩延之回复了这封信】听说您亲自率领军队，远道踏入西部京畿境内，全境士人百姓没有不惊惶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您出兵的名义。如今承蒙收到您的来信，才知道是因为谯王先前的事情，实在更加叹息。司马平西体察国家、忠贞不贰，以诚恳仁爱对待众人，这种人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由于君公有匡正复兴晋室的功勋，国家正有赖于您，所以推崇德行、托付诚意，每件事情都向您请教。谯王过去因小事被弹劾，尚且自己上表请求退位，何况犯有大过错，难道反而能够默然不言吗？只是康之先前的话有所遗漏，所以又派胡道来说明心中的想法。胡道还没有回来，您已经上表废黜文思；先前没有说尽的，只是没有下令杀他罢了【意思是只还没有杀死文思】。推想彼此相交的心意，本来就应当如此，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就要兴兵动武？自从义旗掌握权柄以来，四方方伯谁敢不先相互咨询谋划，便直接上表天子？这可以说是想加罪于人，却找不到罪名吗？刘裕，您是天下人，海内谁不知道您的这种心意？如今还想欺骗国士，天地所不能容忍；过错在您而不在我们。来信说您处置事情、期待对待人的态度自有缘由。如今您要讨伐别人的君主，以利益诱骗别人，真可以说是“处置事情、期待对待人的态度自有缘由”了。刘藩死在民间，诸葛长民死于身边人之手【义熙八年，刘毅任荆州刺史，请求让堂弟、兖州刺史刘藩来辅佐自己；九月，刘藩入朝，刘裕逮捕他并赐死】诸葛长民不为刘裕所容。义熙九年，刘裕从江陵东归，诸葛长民前来拜谒，在帷帐中埋伏壮士丁旿，刘裕在座时便将他拖出杀死】用甜言蜜语欺骗方伯，又用轻兵突然袭击，使得席间没有真心相交之士，京城以外没有能够自信自立的诸侯，却把这当成得计，实在可耻。贵府的将佐以及朝廷的贤德之人，把性命寄托在这种处境中来度日，心中盼望太平已经很久了。我实在鄙陋低劣，但曾经从君子那里听闻道理：凭平西将军的至高德行，难道可以没有奉命效死的臣子吗？我没有能够自己投入虎口，和郄任之类的人并列，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假如上天长久地让天下处于丧乱、九流混浊的状态，我也将与臧洪在地下交游，不再多说【刘裕看完这封信后叹息，把它拿给属官们看，说：“侍奉别人就应当这样。”后来兵败，韩延之跟随司马休之逃奔姚兴】《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五目录 宋 武帝 《与臧焘书》文帝 《与江夏王义恭书》又一篇《诫》《赐南郡王义宣中诏》孝武帝 《审贡赋诏》始安王休仁 《皇太子车服议》傅亮 《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何尚之 《陈庾炳之得失》《出庾炳之为丹阳尹答》范晔 《后汉书·皇后纪》序 《吴盖陈臧列传论》《中兴二十八将论》《孔融传论》《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党锢列传序论》《宦者列传序论》《逸民传序论》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五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奉敕编纂注释 宋【晋朝末年，桓玄篡夺晋朝，刘裕在京口起兵，建立义军讨伐贼寇，迎回皇帝恢复正统；向东平定慕容超，向西攻取谯纵，扫清黄河、洛水流域，收复关陇；后来接受晋朝禅让，国号为宋，传承八代，从武帝到顺帝，至升明三年，共六十年】武帝【名裕，字德舆，彭城人，姓刘，是汉楚王刘交的后代】《与臧焘书》【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晋代任太学博士。武帝镇守京口时，写信给臧焘】近来学校教育崩坏松弛，后进之人的学业衰败，简陋门户之内，清正的风气停止了回响，实在是因为军车屡屡受到警报，礼乐教育中途停息，浮薄之人接近权势，性情和事务都受到污染，难道可以不广泛研习古代典籍、敦厚砥砺社会风尚吗？本地士人众多，子弟如树林一般。希望您从早到晚访求人才，我想一定能够听到他们的美好行迹。然而，荆山之玉含藏宝物，必须等待剖开琢磨；幽谷兰花怀抱芳香，也需要借助风扇传播。一个人独自学习而少有领悟，周代典籍中已有明文。如今经学老师并不遥远，却没有人前来求学，学业也没有听闻，不只是有志于学习的人少，或许也是劝导引诱还没有做到位吧？希望您再加以弘扬。文帝【名义隆，武帝第三子，徐羡之、傅亮废黜少帝后，迎立他为帝】《与江夏王义恭书》【义恭是武帝之子，涉猎文义，但骄纵奢侈而没有节制。元嘉六年，任都督荆州刺史。文帝写信告诫他】你年满弱冠便亲自承担方面重任。天下艰难，国家事务重大，虽然说是守成，实际上也并不容易。国家兴衰安危，都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难道能不感到责任重大吗？近来深感王业的重担，恐怕难以承担；如今既已分别，今后未必有机会再当面互相规劝教诲，所以你应当深入自我磨炼，思考后再行动，敞开心胸表达诚意，存心公平稳当，亲近礼遇国士，与优秀人物交友往来，辨别贤能和愚庸，考察奸邪和正直，这样以后才能充分得到君子的真心，收取小人的力量。你的精神意趣明快聪敏，有日益更新的优点，但在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方面还没有值得称道之处，这就是我为之遗憾而不能停止劝说你的原因。你的性情偏狭急躁，袁太妃也这样说【太妃是义恭的母亲，即武帝的袁美人】。性情有所执滞，欲望一产生就一定要实现；心意原本不在某事上，却又随着外物反复改变，这是最坏的毛病。应当慨然立志，想到要自我裁抑，怎么能到了大丈夫想要辅佐世道、成就名声的时候，反而没有决断呢？现在粗略写下十几件事，你临别时可以省察。远大的道理哪里能全部说尽，细小琐事又不是笔墨能够写完的。礼贤下士，是圣人垂示的训诫；骄奢自矜，是先哲所摒弃的；豁达大度，是汉高祖的德行；猜疑忌妒、偏狭急躁，是魏武帝的过失。《汉书》称赞卫青说：“大将军以礼遇待士大夫，对小人则施以恩惠。” 西门豹性情急躁，便佩带熟牛皮来提醒自己；董安于性情迟缓，便常佩带弓弦来提醒自己【西门豹性急，常佩韦；董安于性缓，常佩弦】；关侯善待士卒，却对士大夫骄傲；张飞敬爱君子，却不体恤小人【关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这些都是偏失而有相同弊病的例子。你立身处世、处理事务，实在应当深刻鉴戒这些事情。如果形势不同于今日，继承皇位的太子年幼蒙昧，司徒就应当承担周公的职责【元嘉六年，任彭城王义康为司徒，义康是义恭的兄长】，你不可不尽到恭敬顺从的道理；如果心中有想法，就秘密写信陈述。如果涉及外在行迹，更应当谨慎防范。到了那时，天下的安危，就取决于你们两个人了，不要忘记我的话。如今已经增加了供给袁太妃的费用，估计足以供应各种使用，除此之外，一概不需要再有索取。近来也已经详细说明了这个意思，只有偶然遇到大规模供给而当时有所不足时，你自己可以稍微多供奉一些。你每月个人使用的费用，不可超过三十万；如果能够节省，就更好了。西楚事务繁多，应该常常早起接见应答宾客，不要让他们滞留；处理完紧急事务以后，才可以进去问候。既然已经见到面容，询问了起居，就应当立即出来，不必久留，以免耽误各项事务。白天后段和夜间自然有空闲；府舍的居住处、园池楼观，大体都已熟悉，估计不需要改建。司徒那里也是如此；如果偶尔为了适应身边事务而需要稍作改变，应当以初到时整顿一次为限，不要烦琐纷纭、每天追求新奇。凡是审讯案件，多半要当时判决，很难预先考虑周全，这确实很困难。你又不熟习此事，尤其应当还没有理出头绪。审讯前一两天，取来审讯记录，秘密同刘湛等人共同详审【刘湛传说：义恭镇守江陵时，以刘湛为长史，代行府事】，就会大不相同。到了审讯之日，要虚心而广泛听取意见，千万不要把喜怒施加于人。能够选择正确意见而采纳，美名自然归于自己，不可只凭个人意旨独断，以夸耀自己独断的明察。万一这样做，必定会有很大的悔恨；不只是审讯案件，君子用心本来就不应如此。刑狱不可积压停滞，一个月可以复审两次。凡事都应谨慎秘密，也应预先告诫左右近臣。有人以至诚陈述的事情，不可泄露，以免辜负忠信的诚意。古人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有人互相谗毁构陷，不要轻易相信接受。每当有这种事情，都应当好好察辨。名位器物尤其应当谨慎珍惜，不可随意授予别人。对亲近之人的爵位赏赐，更应斟酌。对待身边人，我虽然显得恩惠较少，但如果听到外面的议论，也不可因而做错事。凭尊贵身份凌辱别人，别人不会服从；凭威势施加于人，人不会不厌恶。这些都是容易明白的事情。声乐和嬉游，不应让它们过度。摴蒱、捕鱼、打猎，一概不要做。日常供给和奉养自身，都要有节制。奇异服饰和特殊器物，不应兴办推广。你身边侍奉的嫔妾已有数人，刚到西部，还不可匆忙再有所纳娶。又一篇《诫》应当多次召见属官和佐史，不只是君臣之间本来就应当相见。相见次数少，彼此就不亲近；不亲近，就没有机会使每个人充分表达。人不能充分表达，又怎么能了解他们各方面的事情呢？广泛召见以扩大视听，既能使进言者的言论更加广博，也确实有其合适的依据。《赐南郡王义宣中诏》【起初，武帝认为荆州处于上游，形势优越，遗诏让诸子依次居守荆州；后来轮到义宣时，因为他才能一向不足，便任用衡阳王义季。过了很久，才任义宣为都督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并预先赐下这道中诏】

译师防已经在西部任职很久，近来多次上表请求回京，想要出任内廷和外朝的近侍官。治理国家的常理本来如此，又何必要求他一定只能去一次呢？如今想答应他的请求，让你去代替他。师防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功绩，但能洁身自持、节省费用、胸怀宽广而善于待人，不放纵部下，这种品行确实不容易做到。不只是声名在西部流传，朝野也把这当作美谈。他在那里已经有了适当安排，为士人百姓所安定。议论者却说尚未讨论迁任他；如今调换，反而更像是为了让你去。你和师防年龄相仿，各有各的优点，舆论也互有短长。如果现在让你前往任事，万一稍有减损，既会在西部造成很大妨碍，迁任替代的讥议也一定归责于我；又会使师防产生怨恨，不只是受到一次责备而已。这样一来，公私双方都受损，所以不可不预先共同仔细商议。这件事也很容易妥善处理，不要使人动辄产生不和的议论。孝武帝【名骏，文帝第三子。元嘉三十年，文帝的太子元凶劭弑逆，孝武帝率军入朝讨伐，即皇帝位】。《审贡赋诏》。住在山中岩穴的人，不应拿鱼鳖作为礼物【住在山地的人以当地物产作为礼物，住在水边的人以鱼鳖作为礼物】。近年祸患很多，军队征调频繁而急迫，违背地域情况设置赋税，本来只是为了救济一时之急；但主管者习以为常，终于变成固定制度。杶木、玉石之类，任凭各地土产来进贡【瑶、琨是扬州贡物，杶干是荆州贡物】；羽毛虽多而每根都轻，最终也会造成严重弊害。我要长久地思考改革，不要违背我的心意。凡是各地供给宫廷的贡物、山林水泽中采捕的物产，都应当详细辨明产地和生长情况，考察是否合乎时令，不要使征收考课成为空悬的负担，违背气候节序。希望简约的风气真正落实于百姓品性之中，惠民敏政的训诫不遗漏幽僻卑微之处。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皇太子车服议》天子的儿子也要同士人一样按年龄序列相处，礼让要通行于辟雍，并没有人生来就尊贵。既然受命而尊贵，礼制便同上公相同。周代制度分为五等爵位，车服彼此相近，公爵只比王者低一等罢了。王把金路赐给同姓诸侯，把象路、革路、木路赐给异姓诸侯。侯伯在朝廷中，卿士也依照这个礼制。按照这种制度，东宫应当乘坐金路。自晋元帝渡江以来，礼仪疏漏错乱，王公以下的车服低下混杂，只有东宫的礼秩特别崇高，向上仅次于辰极，向下远超侯王。然而皇太子乘坐石山安车，礼义上找不到经典依据，事例上也没有出处。礼书所说的金路、玉路，正是用金玉装饰车路的末端罢了；车的左右前后都同样用漆彩绘。秦代改变周代辂车制度，改称金根车，用金箔全面装饰，四面周遍。汉、魏、两晋沿用秦制而没有改变；到大明年间【孝武帝年号】才完备五种辂车，金路、玉路两种制度都类似金根车。仓促间观看，几乎没有差别。如果把它赐给东宫，在礼制上嫌过于隆重，不是用来崇高尊卑等级、显示等差威仪的办法。况且《春秋》的义理是，降低身份要降下两等；臣子之义，应当遵循谦逊节约。我认为东宫的车服应比天子降低两等，驾四匹马，乘象路，降低龙旗和碧旗的等级，旗上用九叶。这样向上不冒犯尊贵，向下不逼迫卑下，沿袭古制而斟酌时宜，在礼制上是恰当的中道。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任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封始兴郡公】《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率军北伐，到达洛阳，修复晋朝五座陵墓，设置守卫，并上表】臣刘裕说：近来我在黄河岸边整顿军队，举旗向西进发，将要到达旧京。声威和恩德遍及司州、雍州，黄河水流湍急，道路险阻而且遥远。加上伊水、洛水一带杂草丛生，渡口道路长久废弃，只得砍伐树木开通道路，耗费了很长时间。直到本月十二日，才驻扎在旧洛水浮桥。山川依旧没有改变，城阙却已成为废墟；宫殿宗庙毁坏坍塌，钟架空自排列，楼观宫宇的遗迹，遍地都已变成禾黍。街巷里坊一片萧条，鸡犬的声音也很少听见。感念旧日，长久怀想，眼前所见令人痛心。本月十五日，我恭敬拜谒五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文帝崇阳陵，武帝峻阳陵，惠帝太阳陵】。陵墓沉没幽暗，百年来荒草蔽塞。如今大道通达、天下安定，终于能够申明情感和礼敬。故老掩面流泪，三军都悲伤感动。瞻仰拜谒之日，愤懑与感慨交织在一起。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已经清除荆棘，修缮毁坏的墙垣，职掌人员也已齐备，守卫设置如同旧日。我恭敬地想，陛下远远追慕先祖，同时也会得到慰藉，臣下内心的感情实在无法胜言。谨派传诏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上报。何尚之【字彦德，庐江▯人，任左光禄大夫，兼中书令】《陈庾炳之得失》【庾炳之升任吏部尚书，颇为通行贿赂。吏部令史钱泰、主客令史周伯齐到庾炳之家咨询事务，因而留下住宿。尚书旧有制度，令史咨询事务不得留宿；即使外朝有八座官的命令，也不允许。此事被主管官员奏报，太祖平素厚待庾炳之，想宽恕他，便召来尚书右仆射何尚之询问。何尚之详细陈说庾炳之的得失。太祖认为小事不足以伤害大臣，何尚之又进谏】尚书省过去增置干二十人，因为元凯、丞郎的干员借口疾病，庾炳之曾取其中十人私下派遣，询问空缺处，却没有及时补人。近来得到王师【庾炳之兼任义阳王师】，仍不把他们遣还。臣让人告诉他，他先取人来满足自己的意图，臣心里常常不安。如今既然已有手力人员，不应再把他们留下。他得到臣的这番话，才又把人遣还。大体说来，庾炳之为人喜欢轻率行事，心中常有事务纷乱，实在难以一一说明。臣想到张辽的话：关公虽然是兄弟，曹公却是父子，难道能不说吗【曹操让张辽观察关侯，张辽知道关侯一定要离开，想告诉曹操，又怕曹操杀关侯；不说又不是侍奉君主之道，于是叹道：“曹公是君主和父亲，关公只是兄弟罢了。”便把实情告诉曹操】。看看如今，人臣真正忧虑国事的实在很少，臣又几乎要闭口不言。太阳和月亮的光明有时也会被遮蔽；然而不了解臣的人，难道不会说臣有争强竞争的迹象吗？臣因此更加惆怅。臣同庾炳之彼此交往，都承受过恩遇，不应再产生厚薄之别。太尉昨天对臣说【江夏王义恭于元嘉二十一年进位太尉】，说庾炳之有许多不可之处，并非只有一条；远近之人都敬畏他，震动四海。一个短处很多的人竟能做到这种地步，反而更值得惊叹。虞秀之的门生侍奉他，屡次提供珍美菜肴，从来没有缺少。

译至于此外另有进贡的财物，就难以一一详述了。庾炳之家中，无论大小事务，都进行索取。张幼绪后来已经无法承受他的命令。庾炳之先前同刘德愿关系很坏【刘德愿是高祖姑母的外孙，即怀慎之子】，刘德愿自持琵琶，技艺非常精美，送给他之后，庾炳之便又对他亲热起来。市令盛馥进献数百口木材帮助修建住宅，又担心别人知道，便伪造买卖契券。刘道锡突然有所输送，几乎倾尽南方俸禄的一半【刘道锡于元嘉二十一年升任广州刺史】。刘雍自以为得到他的力量帮助【刘雍是穆之之孙，承袭南康郡公】，便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他。夏天送来甘蔗，好像刚从州中采发出来；国家的官吏运送柴薪，从道路上往来不绝。见到别人有新奇物品，有时不必等别人请求，便主动索取。刘遵考有木材【刘遵考是高祖同族弟】，便向他索要木材；看见精美的烛台，也立即索取。选拔任用不公平之处，无法一两件说完。太尉又说，庾炳之完全没有同人共同办事的体制，凡是选拔任用，都是按照他的意旨，政令只是让太尉知道罢了。讨论任命虞秀之为黄门郎时，太尉没有正式答复同意，所以这件事得以停止。太尉近来给庾炳之写信，想任用刘德愿的儿子担任州西曹，庾炳之却启奏任他为主簿，随即把这件事告诉刘德愿。刘德愿向太尉谢罪，说太尉前后泄露消息、出卖恩情，这又哪里有尽头呢？即使不加罪，也本来就应当把他调出京城。士人和百姓都对他愤怒痛恨，并不只是像项羽听到楚歌那样而已。自从裴方明、刘真道因刑罚获罪以来，各位将领都更加竭尽力量【元嘉二十年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因攻破仇池后减匿金银珍宝和良马获罪，下狱而死】，如今事情的实际情况和应当憎恶之处，都可以询问。如果陛下赫然发怒，公开彰明法令宪章，陛下就可以安闲地躺在紫闼之中，再没有什么事务了。调庾炳之出任丹阳尹。答【太祖想调庾炳之出任丹阳尹，又询问何尚之，何尚之答复】臣既缺少贾生那样应对的才华【贾谊】，又没有汲公那样犯颜直谏的正直【汲黯】；至于陪侍坐席、仰面应答，常常不能把话说尽。昨天出来以后又深入思考，只有愚昧迟钝的想法。如今事情的行迹，众口一词，已经显明无疑；只是还无法查清他究竟收受了多少财物罢了。这样已经足以使人犯罪、辜负恩德，没有什么可以再稍稍宽减的了。况且任官期间失和，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陛下顾念旧日恩情，迟迟不忍依法究治。要说宽容得最大，恐怕没有超过这件事的了。如今反而又要授予他声势显赫的京尹职位，恐怕那些尽心奉国的人会因此停止努力，而贪婪凶恶、任意妄为的人会日益滋长。这不只是损害王化的威信，也是治乱产生的根由。依臣所听闻，天下议论庾炳之常常蒙受尘垢，历经日月也没有看见他增添一丝光辉。如今曲阿在水南，恩宠并没有不同，却又享有辅佐首郡的荣誉，这反而使他的势力更大，简直成了当年的王雅【王雅任晋丹阳尹时，孝武帝对他特别礼遇，当时人给他加上佞幸的名声】。古人说，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陛下难道可以坐视皇家威重受损，只为迁就一个凡人吗？如果事情还处于可否之间，臣也不敢苟且陈述这些繁琐话。如今曲直已经明白显著，而圣明的君主反而更加不能醒悟。假如让贾谊、刘向重新活过来，难道不会在圣明的时代慷慨流涕吗？臣过去曾启奏范晔【左卫将军范晔参与机密事务，何尚之察觉他的意趣异常，常向太祖说明应当把他调出；后来范晔谋反被诛，皇上赞赏何尚之的先见】，当时也害怕触犯陛下而招来过失。如果这确实是臣内心所思所取的意见，臣自然不能舒展通达地说出来。这就是所谓即使死九次也不后悔。臣认为应当暂且把庾炳之调到外地；如果他能够改过自新，在任职期间建立声誉，将来再调回来也不难。这样既可以稍稍彰明国家典制，也粗略酬答天下人的讥诮。如今他的过错如山，荣宠任用却没有丝毫减损。庾炳之如果再犯下显著重大的罪行，谁还敢把事情上报说明？况且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功勋和奇异的业绩，又怎么足以抵偿今天的过失？纵观古今，从来没有人罪过众多、明目张胆收受数百万财物，却还能像今天这样得到高官厚禄。臣每当想到圣明教化之中竟有这种事情，没有一次不痛心疾首。假如让臣等几个人纵横狼藉，又如此不加审察，将来还应当怎样处理呢？近来臣曾启奏让贾充远镇【尚之最初陈说庾炳之得失时说，贾充功勋卓著，是晋代重臣，群臣进言后晋武帝便把他调到外地】，如今把庾炳之调出京城又有什么值得顾虑的，恐怕这是最好的办法。臣知道陛下不会采纳臣的意见，所以只是不能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来罢了。如今有损害恩宠荣誉的人并不少，臣为什么独独对这件事恳切不已？实在是出于尊崇君主、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心意。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再试着垂察【太祖于是同意主管官员奏请免除庾炳之的官职】。庾炳之的官职】范晔【字蔚宗，顺阳人，任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删取众家《后汉书》编成一代史书。

译后来因谋反被诛】《后汉书·皇后纪》序 夏、殷以前，后妃制度的文字记载很简略。周代礼制规定，天子设置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完备内廷职务。王后端正地居于宫闱之中，与天王同体。夫人坐着讨论妇礼【《周礼》注：夫人对于王后，犹如三公对于君王，坐而讨论妇礼】；九嫔掌管教导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九嫔相当于九卿，掌管妇学的法则，以此教导九御；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世妇主管丧葬、祭祀和宾客事务【世妇相当于二十七位大夫，掌管祭祀、宾客、丧纪等事；祭祀之日，负责陈设女官所需用具，以及各种内廷膳羞之物；卿大夫有丧时，掌管吊唁临视】；女御依次侍奉于天子的燕寝【女御相当于八十一名元士，按照时令在天子的燕寝中依次侍奉，以进献所完成的事务】。官职分布、事务分工，各有主管。女史执掌红管笔，记录功劳、书写过失【女史掌管王后的礼书和内廷命令，也如同太史对于君王；彤管就是红色的笔管，《诗经》说“贻我彤管”】。居处有保、阿的训导，行动时有玉佩环佩的声响【《列女传》载，齐孝公夫人孟姬说：“我听说妃子下堂，必定由傅母、保、阿跟随；进退时玉佩环佩便发出声响”】。选进贤才来辅佐君子，怜惜美好娴静的女子而不沉溺于她的美色【《诗经序》说，《关雎》是乐于得到淑女来配君子，忧虑的是进用贤才而不沉溺其美色；怜惜娴静美好的女子，是思念贤才而没有伤害善人的心】。因此能够宣扬阴柔的教化，修成内廷法则，使闺房肃敬和谐，险邪私谒不得施行【《诗经序》说，即使是王姬，也仍然遵守妇道，以成就肃敬和谐的德行，而没有险邪偏私、私下请托的心】。所以周康王晚朝，诗人作《关雎》来讽谏【前书音义说，后妃早晨鸡鸣时佩玉离开君王居所；周康王的王后不是这样，所以诗人叹息伤感，见于《鲁诗》】；周宣王的王后晚起，姜后请求责罚【《列女传》载，周宣王常常夜里睡觉、很晚起床，姜后便脱下簪子耳饰，到永巷等待治罪】。到了周室东迁以后，礼制秩序衰败残缺，诸侯僭越放纵，制度规范没有章法。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左传》说，桓公内宠很多，有如夫人的六人：长卫姬、少卫姬、郑姬、葛嬴、密姬、宋华子】；晋献公把戎族女子骊姬提升为正妃【《史记》载，晋献公攻打骊戎，得到骊姬后宠爱她，立为妃】；最终五个儿子起来作乱【桓公的六位夫人生了六个儿子，桓公死后立公子昭，于是公子无亏、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等都争求继立，公子昭逃往宋国】。嫡长子遭遇祸乱【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杀死太子申生】。到了战国时期，风俗法度更加衰薄，任凭情欲，颠倒衣裳【《诗经·绿衣》说“绿兮衣兮，绿衣黄裳”，用来比喻妾凌驾于正妻之上】，以至于亡国丧身的事情数不胜数。这本来就是轻视礼法、放松防范、把美色置于德行之前的结果。秦统一天下后，许多人更加骄纵自大，宫室仿照六国【《史记》载，秦始皇攻破六国，摹写仿造它们的宫室，在咸阳北坂修建，并把所得诸侯的美人充入宫中】；爵位排列分为九品【《前汉书》说，汉代沿用秦代称号，嫡妻称皇后，妾都称夫人，另外还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称号】。汉朝兴起后沿用这些称号，但妇女制度没有得到整治。汉高祖帷帐内外没有修明礼法【《大戴礼》说，大臣坐视男女混杂、没有区别，叫作“帷薄不修”；《史记》载，周昌入内奏事时，高帝正拥抱戚姬】；汉文帝在床席之间也没有分别【《史记》载，孝文帝宠幸慎夫人，常让她同皇后一起坐】。不过当时选纳后妃还较为简约，装饰玩好也不奢华。自汉武帝元狩以后，世代逐渐增加淫靡费用，后来甚至后宫有三千人，品级增加到十四等【婕妤为第一，娙娥第二，容华第三，充衣第四；汉武帝又设置昭仪第五；汉元帝设置美人第六、良人第七、七子第八、八子第九、长使第十、少使第十一、五官第十二、顺常第十三，舞涓、共和、娱灵、保林、良娣、使夜者合为第十四等】。妖媚宠幸而败坏政事的征兆，外戚姻亲扰乱国家的迹象，前代史书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到了光武帝中兴，削去雕饰而归于朴实，后宫六官的称号只保留皇后和贵人【皇后有正寝一处、燕寝五处，这就是六宫；夫人以下分别居住其中】。贵人佩金印紫绶，俸禄不过几十斛粮食；又设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都没有爵位品秩，只在岁时给予赏赐供给罢了。汉代法令通常趁八月计算人口【《汉仪注》说，八月初开始征收算赋】，派中大夫同掖庭丞以及相工到洛阳各乡察看良家少女，年龄在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姿色端正秀丽、符合相貌标准的，就载回后宫，选择考察是否合适，才让她们进御。因此能够慎重明察选聘纳妃，详细求取贤淑聪慧之人。汉明帝严格遵守先代防范，宫廷教化颇为修明；选立嫔妃皇后，必定先看德行。内宫没有传出宫门以内的言语【《礼记》说，内宫的言语不得传出宫门】，权力也没有因私爱而授予，这可以说是纠正了前代的弊病。假使当时趁机制定外戚禁令，编入甲令【《前汉书》音义说，甲令是前代皇帝的第一道诏令，另有乙令、丙令】，改革后妃制度，把这些制度传给后世，难道不是美善的事情吗？虽然后妃进御已经有一定法度，但防范约束还不严密，所以孝章帝以后逐渐凭美色授予宠爱，恩宠深厚、情爱相合，终于忘记了由此产生的污弊。自古以来，即使君主年幼、时局艰难，王室多有祸患，也一定把政权托付给冢宰，慎重选求忠臣贤能，从没有专门任用妇人来裁断国家重器。只有秦国的芈太后最早摄理政事【芈，音“亡尔”】；因此穰侯的权势重于昭王，家产富过嬴氏之国【《史记》说：昭王年少，宣太后自知政事，于是任用同母弟魏冉执掌政权，封为穰侯，太后摄政即始于此】。汉代仍沿袭这种错误，明知祸患却不改。东汉皇统屡次断绝，权力归于女主；在外即帝位的有四位【安帝、质帝、桓帝、灵帝】，临朝执政的有六位太后【章帝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阎太后、顺烈梁太后、桓思窦太后、灵思何太后】，无不在帷幕之中决定国策，把政事托付给父兄，贪恋年幼的皇帝以长久掌权，压制贤明之人以专擅威势【《周礼》说，幕人掌管帷、帟、幄、幕等事。殇帝去世，邓太后与兄邓骘等迎立安帝，安帝当时十三岁；冲帝去世，梁太后与兄梁冀迎立质帝，质帝八岁；质帝去世，迎立桓帝，桓帝十五岁；桓帝去世，窦太后与兄窦武迎立灵帝，灵帝十三岁】。所承担的权力越重，所走的道路越远，所得利益越深，祸患来得越快；自身竟在云台之上遭受风霜【灵帝时，中常侍曹节矫诏把太后迁到云台，谢弼上封事说：“皇太后幽居空宫，如果患了云雾之疾，陛下将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人？”】，家属则被拘系在狱中【犴，音“五旦”】。家族相继湮灭，覆亡接踵而来；然而仍不断重蹈覆辙，终将焦烂毁灭。最后大运衰败，国祚沦亡，神圣的国宝失落，诗书所叹息的情形，大略都是同一个道理。

译所以考察并排列她们的事迹，作为《皇后本纪》。虽然成败各不相同，但凡同样居于皇后这一正号之位的，都一并列入本篇。那些因私人的恩情而追尊、并非当时所奉立的，就随着其他事情附带写出【指安帝的生母左姬及祖母宋贵人一类】；亲属的其他事迹，各自依照列传编排；其余没有可考见的，就附系在本纪中【指贾贵人、虞美人一类】，用来承接西京外戚的记载而已。《吴汉、盖延、陈俊、臧宫列传》论 中兴的事业，确实艰难。然而敌人没有秦、项那样强大，民众又怀有归附汉朝的愿望；即使有人怀揣玉玺、身系绶带，占据州县，自立特殊名号，聚集千队人马，也还不足以同他们的功劳和盛烈相比。到了华山以西已经平定【指诛灭隗嚣、公孙述】，威势临于天下【指诛灭隗嚣、公孙述】，戎狄丧失了精气胆略，诸将又卖弄残余的勇力【《左传》说：想要勇武的人，可以卖弄自己剩余的勇气】；这确实是雄心尚武的时代，也是先人意欲玩兵的日子。臧宫、马武一类人，抚剑击掌，志向已经驰骋到伊吾以北了【伊吾是水名】。光武帝审慎地对待黄石公的教诲【《臧宫传》载，臧宫与马武上书请求攻打匈奴，诏书答道：“黄石公记载说：柔能够制服刚，弱能够制服强”】，保存国家根本，关闭玉门关以谢绝西域质子【玉门是关名】，用谦卑的言辞和财物礼待匈奴使者【《西域传》载：建武二十二年，西域十八国都派子弟入朝侍奉，天子认为中原刚刚安定，便都遣还其侍子；《匈奴传》载：建武二十八年，匈奴派使者进贡马匹和皮裘，请求和亲，光武帝答道：“单于国内空虚损耗，贡物不过是用来通行礼仪，何必要马和皮裘呢？现在赠送缯帛五百匹、斩马剑一把”】。他的用意在于防备，想来已经宏大深远，难道会颠沛到平城被围时那样，忍心伤害黥王在陈地的遭遇吗【高祖七年，汉高祖亲自攻打韩王信，到了平城，被匈奴围困七天才解围】？十二年，汉高祖亲自攻打淮南王黥布，在陈地被流箭射中。《中兴二十八将论》中兴二十八将，前代认为他们上应二十八宿，但其中道理未能详考。然而他们都能感应风云，奋发施展智勇，被称为辅佐天命之臣，也都是各具志向和才能的人。议论者多责怪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要职，以至于他们的英姿和丰功伟绩被弃置而不任用。然而推究其中的深谋远虑，光武帝必定是另有缘由。至于王道已经衰落、降而成为霸道之德时，尚且还能够互相授受，凡庸人、功臣、贤者都依次任用；如管仲与隰朋交替升任，桓公时代先轸与赵衰同列，文公朝廷可以说兼通其理了【《史记》载，管仲病重，桓公问政事将由谁接替，管仲回答说隰朋可以；《国语》载，晋文公让赵衰担任卿，赵衰推辞说先轸有谋略，自己不如他】。自秦汉以来，世代凭借战功起家，至于辅佐王运的，都是武人骤然崛起【屈，音“其勿”】；也有贩卖缯帛的商人、屠狗的轻薄狡猾之徒【灌婴是睢阳贩卖缯帛的人，樊哙是沛人，以屠狗为业】；有的以连城之赏尊崇，有的授予宰辅之位【樊哙封舞阳侯，灌婴任丞相，封颍阴侯】。因此，权势一旦互相猜疑，嫌隙便产生；力量一旦相当，祸乱便兴起。萧何、樊哙尚且被拘系，韩信、彭越最终都遭到醢刑杀戮，难道不是这样吗【萧何曾为人请求汉高祖把上林苑的空地赐给百姓，因此被交给廷尉，戴上刑具拘禁；樊哙与吕氏结党，汉帝派陈平杀樊哙，陈平畏惧吕氏，只把樊哙押送到长安；韩信封为淮阴侯，有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吕后派武士捆绑韩信并将其斩杀；彭越的舍人告发彭越谋反，彭越被夷灭三族】？自此以后直到孝武帝，宰辅连续五代无不是公侯，于是使士大夫仕进的道路阻塞，贤能之士受到蒙蔽壅塞；朝廷有世袭相承的私情，下面多有守门小吏的怨恨，那些怀抱道术却无人知晓、委身于草野的人，又哪里数得清呢？所以光武帝鉴于前代的过失，存有纠正偏枉的志向。即使寇恂、邓禹有崇高功勋，耿弇、贾复有宏大功业，分封土地也不过几个大县，所加的只是特进、朝请而已【寇恂封雍奴侯，食邑万户；邓禹封高密侯，食邑四县；耿弇封好畤侯，食邑二县，奉朝请；贾复封胶东侯，食邑六县，以列侯身份加特进】。观察他们治理地方、临朝执政、考核职责、追究过失，莫非就是所谓“用政令引导他们，用刑罚整齐他们”吗？如果把功臣置于这种制度的约束之下，对他们的伤害已经很重了。为什么呢？法度过于正直，就会损伤君主的恩情；旧日的情面若加以徇私，就会违背废弃禁典；选择德行优异者，功劳未必深厚；举荐劳绩卓著者，品德有时又未必贤能；兼任各种职务，就难以平息众人的心；把功臣与贤者并列，其弊端又未远去。因此不得不比较他们的优劣，以事实相权衡：所以对开国大功给予高品秩和厚礼，以确实报答元勋；同时制定严峻的法令，要求官吏完成职责。建武年间，封侯的有一百多人，像那几位功臣，则可以参与国家大政的议论，共同分担国家的福祸【《贾复传》载，光武帝当时正以吏事责备三公，所以功臣便不任用；当时列侯中只有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共同议论国家大事】。其余人都以宽缓的法令优待，保全他们的封爵和俸禄，无不最终保有功名，并把福庆延及后代。从前留侯认为高祖把萧何、曹参等旧人全都任用【《高帝纪》载张良说：“陛下从平民起家成为天子，而所封的人都是萧何、曹参一类的旧人”】，郭伋也讥讽南阳人多显贵【《郭伋传》载，郭伋说任用各职应当选取天下贤俊，不应专用南阳人】，郑兴又告诫不要专门任用功臣【《郑兴传》载，郑兴上疏说：“道路上的人都说朝廷想任用功臣；功臣一旦任用，人的职位就会错乱”】。偏重恩宠而专门授予，容易产生徇私偏爱的过失；完全出于公心而公平施行，必然会广泛打开招纳贤才的道路。想来不正是这样吗？永平年间，显宗追念前代功臣，于是在南宫云台绘画二十八将的画像；此外还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所以依照他们原来的次序，把这些人附在篇末，用来记载功臣的次序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户〕 《孔融传》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二人〕

译从前谏大夫郑昌说过：“山中有猛兽，藜藿因此无人采食【宣帝时，司隶校尉盖宽饶因直言获罪，郑昌上书为他申辩】。因此孔父在朝廷上严正地站立，无人敢越过他而向自己的君主施加弑虐的谋划【《公羊传》说：孔父以严正的神色立于朝廷，于是没有人敢越过他而向君主发动祸难】；晏平仲立于朝廷，使人有了舒缓齐国盗乱的希望【《左传》载，齐景公感叹说：“这房屋多么美啊，谁能拥有它呢？”晏子回答说：“恐怕是陈氏吧。”齐景公问：“对此怎么办？”晏子回答：“只有礼可以制止它”】。至于孔文举的高尚志向和直率性情【孔融字文举】，足以激发正义气概而触犯曹操的雄心，因此使曹操篡夺帝位的迹象因曹操在世而暂时隔绝【“人存”指曹操尚在，不能篡位】，却为曹丕后来代汉的谋划在身后开启了契机【“身后”指曹丕接受禅让】。刚正的气节和正直的本性，只能被摧折罢了，难道有委曲求全、甘受磨损来贪恋生命的吗【“园”即“刓”，指磨去棱角；“每”通“贪”。贾谊说：“品类万物贪生”】？他令人敬畏而又洁白高明，拿来同美玉和秋霜比较品格，也可以了【皜，音“古老”】。” 《周燮、黄宪、徐穉、姜肱、申屠蟠列传》序 《易经》说：君子的道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言说【《易·系辞》】。孔子称赞蘧伯玉说：“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可以把才德收卷起来藏在心中【蘧伯玉是卫国大夫】。”然而出仕还是退处的关键，正是君子用来保存诚心的地方。所以出仕时，即使沾湿双脚、遭受污垢，也要挺身而出，来报效时世；到了退处时，即使困穷隐居、只能吃豆类，也要藏起才德，以免迷误国家。太原的闵仲叔【闵贡，字仲叔】，世人称为守节之士；即使以周党那样的清白，也自认为比不上他。周党见他吃豆子喝水，送给他生蒜；闵仲叔接受了，却没有吃【皇甫谧《高士传》载：周党见仲叔吃饭没有菜，送给他生蒜。仲叔说：“我只是想省去麻烦，今天反而要增加麻烦吗？”于是接受而不吃】。建武年间，他应司徒侯霸征召，到了之后，侯霸却不向他询问政事，只是徒然慰劳一番。仲叔遗憾地说：“当初承受您的嘉命，又高兴又害怕；如今见到明公，高兴和害怕全都没有了。是认为仲叔不值得询问吗？既然如此，本来就不该征召；征召了却不询问，就是失去了人才。”于是辞别出来，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离去。后来又以博士身份征召，他没有前往。客居安邑时，年老多病，家中贫穷，不能得到肉吃，每天买一片猪肝，屠户有时还不肯给他。安邑县令听说后，命令属吏经常供给他。仲叔觉得奇怪，便询问此事，得知缘由后叹息说：“难道闵仲叔要因为口腹之欲而连累安邑吗？”于是离开安邑，客居沛地，最终寿终正寝。仲叔的同郡人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年轻时也修养清白的节操，家资达到千万。父亲荀越去世后，他把财产全部分给九族，隐居山泽，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王莽末年，匈奴侵犯他的本县广武，听说荀恁的名声节操，便相约不进入荀氏的里巷。光武帝征召他，他因病没有前往。永平初年，东平王刘苍任骠骑将军，开设东阁，延请贤能俊才，征召荀恁，他便应召前往。后来入朝拜见，显宗开玩笑说：“先帝征召您，您不来；骠骑将军征召您，您却来了，为什么呢？”荀恁回答：“先帝以德行施惠于下，所以臣可以不来；骠骑将军执掌法令以约束下属，所以臣不敢不来。”一个多月后，他辞职回去，死在家中。桓帝时，安阳人魏桓，字仲英，也多次被征召。同乡劝他前往，魏桓说：“求取俸禄、谋求进身，是为了施行自己的志向。如今后宫有数千人，能减损吗？马厩有一万匹马，能减少吗？身边的人全是权贵豪强，能除去吗？”众人都回答：“不能。”魏桓于是慨然叹息说：“假使我活着出仕，死后归来，对这些人又有什么益处呢？” 于是隐居不出。像这几个人，可以说懂得出仕与退处的分寸，等待时机而行动。这样做，难道只是使自己枯槁困苦、苟且偷生而已吗？其实是违逆时俗而审察自身，以成就自己的道。我所以列举他们的风范，分别记载在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匹〕 《党锢列传》序论

译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却使彼此相距遥远。”这是说嗜好和厌恶的根本相同，但迁移、感染的途径不同。一个人刻意自持，行为就不会放纵；如果被外物牵引，志向就会流失。因此圣人引导民众治理本性，裁制压抑放荡逸乐，谨慎选择所交往的人，节制自己的偏好。即使人的性情品类有万种差别，资质与文饰也各不相同，但说到陶冶万物、振作风俗，道理却是一样的。叔世末流浇薄虚伪，王道衰落残缺，人们还假借仁义来成就自己，凭借义理来成就功业。举动合乎事理，强暴者便丧失气势【褫，音“直纸”】；一句话违背正道，卑贱小吏也会立即解体。这里面大概还保留着前代贤哲的遗风，有值得追求的地方。霸道之德衰落以后，狡猾诈伪开始萌生，强者把决胜称为雄强，弱者因欺诈和卑劣而受屈。甚至有人只画出半条计策便得到万金，刚提出一条意见便获得珍宝祥瑞；有人从徒步平民起身而做到执圭的卿士，有人脱下草衣而升任卿相。士人修饰巧诈，奔驰巧辩以求取才能的名声，钓取利益的人便不约而同地像影子一样跟随而来。从此，爱好和崇尚彼此争夺，随着时势回旋变化；这种风气不能留存，这些弊端也无法恢复正常。到汉高祖仗剑起兵，武人蓬勃兴起，法令宽疏，文礼简略，还残留着四公子功业的遗风【魏无忌、赵胜、黄歇、田文】。人人怀有凌驾他人的心，轻视死亡而看重意气，有怨必施恩报复，命令在私门中执行，权力转移到平民手中，任侠之风便形成了社会习俗【“任”是相互信任，“侠”是对是非持相同看法】。汉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抱经术，天下到处都在议论，甚至出现石渠阁争论经义、结党同异相互攻击的说法，拘守文义的人在当时盛行【宣帝召集诸儒到石渠阁讲论六艺，召五经名儒萧望之等大规模讨论《公羊传》《谷梁传》的异同；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便结为朋党，与自己不同的便攻击】。到了王莽专门行伪，最终篡夺国家，忠义之士以身系官服为耻，于是宁以山林丘壑为荣，甘愿过枯槁生活【龚胜、薛方、郭钦、蒋诩一类人隐居而不接受王莽征召】。即使中兴到来、汉德重新兴盛，那些保全自身、怀抱方正之道的人，彼此更加仰慕效法，出仕与退处的节操在当时更加受到重视【指逢萌、严光、周党、尚长一类人】。到了桓帝、灵帝之间，君主荒怠，政令谬误，国政命脉交给宦官，士人以同他们为伍为耻；所以平民抗愤，隐士纵论，便借此激扬名声，互相题品褒扬，评议公卿，裁量执政，刚强直率的风气由此盛行【婞，音“邢鼎”】。上面所喜欢的，下面必然更加过分；纠正偏枉，因此正直也必然超过适当的限度，这就是事实。像范滂、张俭一类人，内心清正，憎恶邪恶，最终陷入党人的议论，难道不是这样吗？起初桓帝还是蠡吾侯时，曾向甘陵人周福求学；即位后，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廷上很有名望，同乡人为他作歌谣说：“天下的规矩，是房伯武【房植的字】；因老师而获得官印，是周仲进【周福的字】。”两家的宾客彼此讥讽揣度【“初委”当作“揣”之类，文字有疑】，于是各自树立朋党，渐渐形成很深的嫌隙。因此甘陵分为南部、北部，党人的议论由此开始。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也把政事交给功曹岑晊【晊，音“质”】。两郡又作歌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的字】，南阳宗资主持文书；南阳太守岑公孝【岑晊的字】，弘农成瑨只是坐着长啸【《谢承书》载，成缙升任南阳太守时，桓帝宠信的宦官外戚张子禁倚仗贵势，功曹岑晊劝成缙逮捕张子禁，交狱笞杀；宗资补任汝南太守，任命范滂为功曹，把政事交给他，任用善人的名声传遍海内】。”因此流言传入太学，太学生有三万多人，郭林宗、贾伟节是其中的领袖，并且同李膺、陈蕃、王畅彼此赞誉推重。太学中流传的话说：“天下的楷模是李元礼【李膺的字】，不畏惧强暴的是陈仲举【陈蕃的字】，天下的俊秀是王叔茂【王畅的字】；还有渤海的公族进阶【公族是姓，进阶是名】、扶风的魏齐卿。”他们都发表激切的言论，深入议论时政，不隐讳豪强。从公卿以下，没有不害怕他们的贬斥议论，甚至提鞋登门拜访。当时河内人张成善于讲解风角、推算占卜，认为将有赦免，于是教唆儿子杀人。李膺任河南尹，督促捕捉张成；不久张成遇到赦免而获释，李膺更加愤怒痛恨，最终查办并杀了他。张成起初凭借方术同宦官交往，皇帝也很相信他的占卜【谇，指询问】。张成的弟子牢修于是上书诬告李膺等人供养太学游士，交结各郡学生，彼此奔走，共同结成党派，诽谤朝廷，扰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颁令各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众人共同憎恨他们，便逮捕李膺等人；罪状牵连到陈寔一类的人，共二百多人。有的人逃亡未被捕获，便都悬赏金钱招募捕捉，朝廷使者四处出动，路上相望。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一同上表申救，皇帝的怒意稍稍缓解，于是都赦免遣返乡里，但终身禁锢，而党人的姓名仍被记在王府。此后正直之士被废黜放逐，邪曲之人炽盛结党，海内仰慕风声的人便共同互相标榜，给天下名士分别加上称号。最上等称为“三君”，其次称“八俊”，其次称“八顾”，其次称“八及”，其次称“八厨”【原文作“八防”，后文释为“八厨”，疑有讹误；“厨”音皮】；这就像古代的八元、八恺一样。寳武、刘淑、陈蕃称为三君；“君”是说他们为一世所尊崇的人。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㝢称为八俊；“俊”是说他们是众人中的英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称为八顾；“顾”是说他们能以德行引导别人。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称为八及；“及”是说他们能够引导别人追随并尊崇贤者。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称为八厨。”},{ 上面称为“三君”，其次称为“八俊”，其次称为“八顾”，其次称为“八及”，其次称为“八防”，这仍然相当于古代所说的“八元”“八凯”。寳武、刘淑、陈蕃是“三君”；所谓“君”，是说他们为一世之人所尊崇。李膺、荀昱、杜宻、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防是“八俊”；所谓“俊”，是说他们是众人中的英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是“八顾”；所谓“顾”，是说他们能够凭借德行引导他人。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是“八及”；所谓“及”，是说他们能够引导人追随并尊奉贤者。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是“八厨”【“蕃”是姓。原文至此残缺。【音“皮”】“厨”是说能够用财物救济他人的人。

译张俭的同乡朱并迎合中常侍侯览的意旨，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另行互相题署名号，共同结成党派，图谋危害国家；又把张俭以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干列为八俊，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只、宣靖、公绪、恭列为八顾【公绪是姓】，把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列为八及。他们刻石立坛，共同结为党派，以张俭为首。灵帝下诏削去奏章中张俭等人的姓名并加以逮捕【刊是削除；不愿公开列出姓名，所以削去姓名而直接逮捕张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暗中指使有关官员上奏，逮捕前一批党人中的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防、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一百多人，他们都死在狱中；其余的人有的先已去世而未被牵连，有的逃亡而得以免死。自此以后，那些彼此有怨隙的人便借机互相陷害，因细小的怨恨而被滥列入党人之中【睚，音“五懈”；眦，音“才赐”】。州郡又承接诏令办理，有的人从未与党人交往，也遭受祸害。因党事而死、被迁徙、被废黜或禁锢的，共有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极力为党人申诉，言辞十分正直激切。皇帝读到奏章后大怒，立即下诏命司隶校尉用槛车把曹鸾拘捕，送到槐里狱拷打杀死。于是又下诏命各州郡重新审查党人的门生、旧吏、父子、兄弟；在任官者免官禁锢，甚至牵连五服以内的亲属【指五服以内的亲属】。光和二年，上禄县县长和海上书说【上禄是县名】：礼制规定，从祖兄弟分居而各有财产，恩义已经较轻，服属也已疏远末微；如今党锢却牵连到五族，既违背典籍训诫，也不合经常之法。皇帝阅览后醒悟，于是党锢从从祖兄弟以下都得以解除。中平元年，黄巾贼兴起。中常侍吕强对皇帝说：“党锢积累已久，人心多有怨恨；如果长久不赦免，轻则会同张角合谋【张角是黄巾贼首领】，率领【原文此处有‘帅】’字样，疑为衍文或断裂】发动变乱，事势会更加扩大，到那时后悔也无法挽救。”皇帝害怕他的话，于是大赦党人，被诛杀、迁徙的家属都返回原郡。后来黄巾势力果然兴盛，朝野崩溃离散，纲纪和典章荡然无存。党事起初发生在甘陵、汝南，因李膺、张俭而形成，海内涂炭二十多年。它所蔓延牵连的，全都是天下的善士。三君、八俊等共三十五人，凡姓名事迹仍可考见的，都载入本篇。

译《宦者列传》序 《易经》说：“上天显垂天象，圣人取法于它【《易·系辞》】。”宦者星有四颗，位于帝星旁边，所以《周礼》设置宦官之职，也配备相应人数。阍人掌守宫中正门的禁令【《周礼》载，阍人掌守王宫中门的禁令】；寺人掌管女宫中的戒令【《周礼》载，寺人掌管王宫内人和女宫的戒命】；又说，王的正内之职有五人【《周礼》载，寺人掌管王的正内五人；正内即路寝】。《月令》说仲冬时节，命令阉尹审察门户，谨慎守护房室【阉尹是主管宦官的官职】。《诗经·小雅》中，也有《巷伯》讽刺谗言的篇章【《诗序》说：《巷伯》是讽刺幽王的，寺人因遭受谗言伤害而作此诗】。然而宦官出现在王朝，来由已经很久了，大概是因为他们身体不全，气质情志专一，确实便于在宫中服役供养吧？但后世沿袭这一制度，任用范围逐渐扩大。其有才能的，如勃貂、管苏，在楚、晋两国立有功劳【勃貂即寺人披，吕郤准备焚烧晋公宫，寺人披把这一变故报告给晋文公，于是晋文公杀了吕郤；楚共王说：“管苏以义责备我，以礼违抗我”】；景监、缪贤，在秦、赵显著建立功劳【商鞅进入秦国，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赵国缪贤说：“我的舍人蔺相如可以出使”】。到了他们的弊端出现时，竖刁扰乱齐国，伊戾给宋国带来祸害【《左传》载：齐桓公死后，寺人貂凭借宫内宠幸杀死群臣，拥立公子无亏；刁即貂。楚国客人经过宋国，太子子野设宴招待他，寺人伊戾驰告宋公说：“太子将要作乱”】。汉朝兴起后，仍沿袭秦朝制度，设置中常侍官，但也选用士人参与其中，任职者都戴银珰、插左貂，在殿省供职。到了高后临朝称制时，才任用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后宫寝室，接受并传达诏命【《前书》载：吕后宠幸大谒者张释卿】。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很受亲近宠幸。到了孝武帝时，也宠爱李延年【《前书》载：孝文帝时的宦者有赵谈、北宫伯子，孝武帝时的宦者有李延年】。皇帝多次在后宫宴饮，有时秘密出游离宫，所以请求奏报机密事务，大多由宦官主持。元帝时，史游任黄门令，尽心纳忠，颇有补益【《前书》载，《急就篇》由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舆服志说禁门称为黄闼，由中人主管，所以称黄门】。后来弘恭、石显凭借谄媚险诈而进身，最终造成萧望之、周堪的祸患，损害并玷污了皇帝的德行【《前书》载：前将军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建议应当罢除中常侍官，因此大大触犯石显，后来萧望之自杀，周堪被废黜禁锢】。中兴初年，宦官全部使用阉人，不再夹杂调任其他士人。到了永平年间，才开始规定员额：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位时年幼，窦宪兄弟专擅掌握权势，内外臣僚都无法亲自接近皇帝，皇帝身边只有宦官而已。因此郑众得以在宫禁之中专门参与谋划，最终铲除大恶【和帝与郑众谋划诛灭窦宪】。【憝，音“大对”】于是郑众享有分封土地的爵赏，越级登上公卿之位【郑众任大长秋】，从此宦官的势力开始兴盛。自明帝以后直到延平年间，朝廷委任宦官的权力逐渐扩大，人数也略有增加；中常侍多至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用金珰、右貂，并兼领卿署的职务。邓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执政，而政务极其繁多深远，朝臣无法参与帷幄中的国家议论和裁决；称制下令只出自内宫闺房，不得不任用受过刑的人，把国家命运托付给他们，使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再也不只是掖庭、永巷的职务，也不只是闺门、内室的差役【永巷、掖庭都是官署名称】。后来孙程有拥立顺帝之功，曹腾参与谋划拥立桓帝，接着又有五侯共同谋划，梁冀被授予斧钺【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共同谋划诛杀梁冀，因而封侯，世人称为五侯】。他们的行迹因公正而建立，恩宠本来就出自君主之心，所以内外臣民都服从，上下屏息。有的称赞他们有伊尹、霍光的功勋，认为不逊于前代；有的说他们有张良、陈平的谋略，能使当今重新兴盛。即使当时偶有忠于公义的人，也最终遭到排斥；他们一举一动足以回转山海，一呼一吸便能使霜露变色。阿谀逢迎、曲意求取，就使三族都获得荣宠；直率说话、触犯心意，就使五服以内的亲族一并遭诛【五宗，指五服以内的亲属】。汉朝的纲纪因此大乱了。如果说到戴着高冠、佩着长剑、身系朱绶、怀藏金印的人，更是布满宫闱。接受苴茅封爵、分得虎符，面南而立、使臣民归附的人，大约有十多人。官府署第和宅馆像棋子一样分布在京城内外；他们的子弟和附从，超过各州国人口的一半。南方的金玉珍宝、冰蚕丝和雾谷纱的积蓄，充满高大的珍藏之室；美女、侍儿、歌童、舞女等玩好，充备于华丽的居室。狗马装饰着雕纹，土木建筑披覆着缇绣；这一切都剥削百姓，竞相放纵奢侈欲望，构陷害死贤明之人，专门树立党羽。那些彼此援引、希求依附权势豪强的人，全都甘受腐刑，又熏合伤口，以此自我炫耀求取通达【韦昭说：古代施行腐刑，必定用熏法使创口合拢】。同流合污、彼此救济，所以他们的党徒日益繁多；败坏国家、蛀蚀政治的事情，多得无法一一写尽【单，通“殚”】。这就是海内百姓嗟叹痛恨、志士困穷退处、盗贼乘隙而起、扰乱中原的原因。即使忠良心怀愤恨，有时奋发而起，也会因言语出口而祸患随之而来，很快便遭到诛杀。于是又大规模考察、追究党羽，辗转互相诬陷牵连【钩党，指李膺、杜密等】；凡是被称为善士的，无不遭受灾祸。窦武、何进身居尊位，又是外戚近臣，乘着九服之内的喧嚣怨恨，联合群英的势力，却因疑虑而迟疑不断，终于遭到覆灭，这难道也是时运发展到极点了吗【窦武与陈蕃谋划诛杀宦官曹节等，宦官矫诏发兵诛灭窦武等；袁绍又劝何进诛杀宦官，计划泄露，张让、赵忠等共同杀死何进，袁绍发兵捕杀宦官，无论老少全都杀掉】？即使袁绍恭行天罚，把他们铲除干净【龚通“恭”，指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然而以暴力替代祸乱，又能说解决了什么呢？自从曹腾劝说梁冀，最终拥立昏弱的桓帝【指拥立桓帝】，魏武帝曹操又因这件事而迁移帝位之鼎【龟鼎是国家的守护器物，用来比喻帝位】。所谓君主若由此开始，必然也由此终结，确实如此。

译《逸民传》序论 《易经》称赞遯卦的时代意义说：“真是伟大啊！”又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因此尧虽被称为合乎天道，也不使颍阳的高士屈服【颍阳指巢父、许由】；武王的功德虽已尽美，最终也保全了孤竹君之子的清白【孤竹指伯夷、叔齐】。从此以后，这种风流更加繁盛；长久退隐的轨迹并没有不同，但导致退隐的原因却不止一种：有的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有的曲意避开来保全自己的道，有的安静自守来压制躁动，有的离开危险来谋求安全，有的以鄙弃世俗来激发气概，有的以非议事物来激励清正。然而看他们甘心处在田野之间、憔悴于江海之上，难道一定是亲近鱼鸟、以林木草野为乐吗？也不过是性情和禀赋所达到的地方罢了。所以柳下惠即使三次被罢黜，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列女传》载，柳下惠死后，其妻作诔说：“以礼义救人，德行更加广大；虽遭三次黜退，始终没有败坏”】；鲁仲连即使面对千乘大国，也不能改变蹈海而死的心志【《史记》载，鲁仲连说：“秦国如果成为帝国，我鲁仲连就跳入东海而死。”他游说田单攻下聊城，田单要封爵给他，他便逃到海上隐居】。假使他们改变出仕与退处的选择，就不能成为他们自己了。他们虽然固执自守，有些像沽名钓誉的人；然而如蝉脱壳一般离开喧嚣尘埃，自我置身于寰宇之外，这难道不异于那些卖弄智巧、追逐浮利的人吗？荀卿说过：“志向和心意修养得好，就会轻视富贵；道义看得重，就会轻视王公。”汉朝中途衰微，王莽篡位，士人所积蓄的义愤十分深重。当时撕裂衣冠、相互携持着离开的人，大概多得数不清。扬雄说：“鸿雁高飞到幽冥之处，射鸟的人又能把它怎么样呢？”这是说他们远远避开了祸患【“簒”各本有作“慕”者，《法言》作“簒”】。光武帝侧身而坐等待幽隐之士，访求他们唯恐来不及；用旌帛、蒲车征召他们，车骑在山岩之间接连不断。像薛方、逢萌被征召却不肯来，严光、周党、王霸来了却不能使他们屈服；各种贤才都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志士都怀有仁德，这不正是所谓举用逸民、天下人心归附吗？肃宗也以礼对待郑均，并征召高凤，使他们成全自己的节操。此后帝王的德行渐渐衰败，邪佞宠臣当朝，处士耿介自守，以同卿相并列为耻，甚至抗愤而不顾一切，很多人失去了中正之道。大概因为他们远离尘俗而不再返回，和这类作者相同，所以把他们列在本篇【按：汉末魏初的文章，孔融多有奇崛之气，陈思王曹植有超逸才华；渐渐到了东京以上、典午时代，清谈开始炽盛，衰败下去直到六朝南北，篇章只写风云月露之状，随波流转而无法挽回。人们说六朝没有文章，确实如此。不过当时郡县始终以中正官品评人物，士人的风气没有被科举败坏；衣冠世族受家学熏陶，熟悉典故，讨论经籍，并不像后世那样只以空虚言辞争相求取举荐。因此，那些流传至今的著述，仍有文采斐然、值得观览的作品。其中像范蔚宗、沈约，也不能因为人的品行而废弃其文章，姑且保存一代的文体，用来记载它的升降变化而已。】《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六目录 齐 高帝 赐张融衣手诏 答刘善明 又答 答萧景先诏 武帝 禁止婚娶和丧葬奢靡的诏令 致庐陵王子卿 致晋安王子懋 豫章王嶷 上给世祖的启 竟陵王子良 劝谏遣派台使的奏疏 陈述时政的启 孔顗 关于铸钱、平均货物流通的议论 顾宪之 关于牛埭征税的议论 孔稚圭 上奏撰定律令条文的表 梁 武帝 详细制定条格的诏令 禁止祝史祈福的诏令 检阅收取封事的诏令 命外司明白听取采纳意见、随事举奏的诏令 给谢朏的信 给何防的诏令 征召何胤的手诏 又一道敕令 又一道敕令 辅政上奏铨选次序的表 简文帝 请贺琛奉述《毛诗》义理的表 答徐摛 邵陵王纶 给湘东王绎的书信 沈约 《宋书·良吏传》序 《孔羊沈列传》论 《恩幸传》论 任昉 《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任昉代卞彬感谢修缮卞忠贞墓的启文 上给萧太傅、坚决辞却夺礼的启文 萧子显 《南齐书·幸臣传》论 陈 文帝 修缮前代墓葬的诏书 徐陵 奉命出使邺都上给梁元帝的表 宣示给各位求官者的书 沈炯 请求回乡奉养父母的表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六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命编纂、注释 齐【萧道成在宋朝做官时，正逢桂阳王刘休范反叛，出兵驻屯新亭，抵挡叛军的锋芒。回来后又与袁粲、褚渊、刘□轮流每日入宫值班处理政事，号称“四贵”。苍梧王被弑后，萧道成连夜进入宫殿，迎立顺帝，杀死袁粲、刘秉，终于接受宋的禅让，国号为齐。

译传了四代，从高帝到东昏侯，在中兴二年灭亡，共二十四年】高帝【名讳道成，字绍伯，姓萧，兰陵人，庙号太祖】赐给张融衣服的手诏【张融字思光。高帝一向喜爱张融，即位后亲手写诏书赐给他衣服】看见你的衣服粗陋破旧，实在是你的平素志趣有根由；但穿得如此破烂，也有损朝廷的观瞻。现在送你一套旧衣服，意思是虽然旧，却胜过新的。这是我穿过的，已经命人裁改，使它合乎你的身材，并附送一双鞋。答复刘善明【刘善明是平原人，任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他撰写《贤圣杂语》，上奏给皇帝，借此进行讽谏。太祖答复他】我看了你所献的《杂语》，其中包括历代圣人的明训和众人的深刻法则。你能够以先人的规范为准则，汇集并雕琢自己的见识，忠诚的心意已经显明，深厚的见识也清楚地表现出来，我应当经常阅览，不会忘记。又答复【刘善明上表劝谏修建宣阳门、明确守宰赏罚、建立学校制度、修订齐国礼制、开设宾馆以接待邻国，皇帝又答复】我完全了解你的忠直心意。用赏罚来惩戒守宰，修饰宾馆来接待远方之人，都是古代的善政，也是我应当努力实行的。重新撰定新礼，或许不是容易办到的事；国学的整顿，已经命令公卿办理；宣阳门一事，现已下令停止。我德行浅薄、缺失很多，希望还能听到更多的意见。答复萧景先的诏书【萧景先是皇帝的侄子。他上启称颂皇帝德化的美盛，皇帝答复他】风俗沦败，已经二十多年了，凭我一人来承担，哪里能够一下子清除干净？幸而能得到几年时间，只要尽力拯救百姓，必定会对万物有功。治理天下，即使是圣人，也还需要贤良的辅佐。你们各自竭尽力量，不必担心天下治理不好。武帝【名讳赜，字宣远，高帝太子，庙号世祖】禁止婚丧奢靡的诏书【永明七年】近三代以来风俗浮薄，旧有的制度逐渐衰败，婚丧吉凶之事竞相奢靡，动辄违背法度。有的撕裂锦绣，竞相装饰车服；有的涂金镂石，极尽华美。甚至头发已经斑白还不结婚，棺材多年暴露在外，只顾彼此夸耀炫示，完全不顾国家的大典。应当明定条文，严格命令各地，全部使之统一；如果再有违犯，应按具体情形纠察上奏。告诫庐陵王萧子卿【子卿字云长，武帝第三子，任荆州刺史，在任所营造建筑、制作服饰，多次违背制度，武帝告诫他】我前后已经下过多次诏令，绝不只是一两次了，告诫诸王不得制作违背规格的服饰，你为什么完全不记得我的诏令？忽然制作玳瑁车具，这是什么意思，已经做好了吗？不必毁掉，赶快把纯银车具送下来，这样才可以。为什么连马镫也用银制作？立即毁掉它。忽然又用金箔包裹箭脚，这是什么意思？也赶快毁掉。各种服饰章采，从今以后不要再不禀告我而擅自制作；以后若还有这种专擅行为，等我听说后，还要痛打你。告诫晋安王萧子懋【子懋字云昌，武帝第七子，永明十一年任雍州刺史，皇帝告诫他边防谋略】我命令荆州、郢州两镇各自布置五千人的阵势，本来是准备接应他们的。贼人如果来送死，就再把他们召来歼灭。我已经命令子真【子懋的弟弟，封建安王】和鱼继宗设置公愍，到了镇所【殷公愍】，可以任用公愍为城主，给他配三千人，这就足够了。你应当好好注意官阶等级，不得因人求情，动辄越过五级、三级。文章诗歌固然是美事，但世间事务才是根本，应当经常记住。你所启请的兵仗，都是我身边的御用仪仗，怎么可以使用？品级规格不可违背，我自会酌情另行寻找、送给你。豫章王萧嶷【字宣俨，太祖第二子，任大司马，兼领太子太傅、扬州刺史】上给世祖的启【永明四年，富阳人唐防之反叛，萧嶷上启】这次小股盗贼出自凶恶愚昧之人，在天网宏大的笼罩之下，实在不值得谈论。但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幸而不应如此。近来我听到各种传闻，都说事情之所以这样，是有原因的，难道能不仰面向您陈述心中的想法，略微表达忠诚吗？山高海深，臣能够保全安乐，公私双方的情愿，由此便可看出。齐国取得天下的年月还不久，恩泽沾及万民，其实际效果并不多。百姓凭险地作乱、怀抱恶意的人很多，陛下曲意施加恩爱，经常给予宽厚的旨意。但近来无论大小官员和百姓，常常只以小利奉公，却不顾所造成的损害更大。鞭挞户籍中的人，检查工巧之事，督促防守、简查小塘，藏匿成年男子、隐瞒人口，种种法令实际上都成为增长怨恨的根源。这只是眼前相互交接的小利，并不是治理天下的大计。一间屋子之中尚且不能防备周密，天地之内又怎么能够处处察看？公家难道不知道百姓多有欺诈巧伪吗？古今治理政事之所以不能过于琐碎，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并不是故意违背道理。只是明白道理的人百中没有一个。陛下的弟弟、儿子和大臣，尚且不能全都服从道理，何况天下悠悠众民？各种怨恨积聚，凶恶昏乱的人结党聚集，即使相类似的事只发生在一处，也哪里能不除掉？如果又有许多便利之事一并形成，我很久以来想在闲暇侍奉时上启陈说，只是没有机会谨慎地表达愚见。希望陛下特别留心思考【皇帝答说：欺诈巧伪怎么能够容忍？】宋朝时混乱颠倒，却把这种做法当成正确。竟陵王萧子良【字云英，世祖第二子，任中书监、太傅、司徒、扬州刺史】劝谏不要派遣台使的疏【宋世元嘉年间，事情都责成郡县办理。孝武帝因征求急迫，而郡县办理迟缓，才开始派遣台使。从此公家差役劳扰，太祖即位后，萧子良陈述此事】以前台使督促追缴欠税、催逼征调，常常在道路上接连不断。等到臣到郡任职【本传记载，升明三年任持节都督会稽五郡军事、会稽太守】，也特别看到这种情况并不少。凡这类使者，既不详慎勤勉、恭顺办事，有的还贪图险峻崎岖之地，主动要求承办这种差事。他们早晨辞别宫门，态度就立刻不同；晚上住宿村县，便施行威福。只要朱漆的鼓刚刚修好【南朝君臣的仪卫中都有节鼓，都用朱漆绘饰】，手持铍、槊等兵器【铍就是剑，《左传》说“夹之以铍”；铍和槊都是仪仗中的器物】，顾盼左右，任意呵斥，擅自作威作福，指摘宗族，压制轻罪、排斥重罪，威逼津渡，恐吓驿站传递人员。破冈水道逆流【破冈是地名】，商旅有一半被牵引，逼迫他们到下游，先让自己的船通过。浙江风势猛烈【江水出自歙县玉山】，公私船只都害怕渡江；如果官船在前，就驱赶其他船一同开行，呵斥防碍行路的百姓，这本来已是常态。他们侮辱折辱守宰，制造的变故无穷无尽。刚望见城郭和边界，就飞快下达严厉符檄，只称“行台”，不明说所督办的事情，先呵斥强横的官署【汉代以后官署多称为“寺”，“彊寺”就是大官署】，继而拘捕各曹官吏，打开亭舍，整顿防守【“榻”与“防”同】，便挥动荆条皮鞭【荆条和皮革制成的鞭子】。其次又发出红青色的小纸条，一天送来数次，征召村里、催逼乡里，片刻之间催促十次。

译四乡被征召的人，没有人能够分辨冤屈和正当，儿童、老人、士人和平民，全都被交付狱官。有的只欠一尺布，却曲意按一匹布计算；多出一百钱的税，也增加到一千钱。有的欺骗说应当送去服役，便作为尚方工役【《晋刑法志》说，凡减免死刑者，送往尚方服役】，寄押在东冶【地名】。万民惊惧逼迫，人人不能自保，于是衣物漂尽、力量耗竭，争相拿出更多物资。今天晚上酒肉丰盛，就答应把事情附入赦免条款；明天礼物轻薄、财货不足，便又不列入恩赦。贡物和防务有所缺少，便任意鞭打，流言毁谤随着愤怒而发。等到防务和蒜货逐渐积聚，鹅栗渐渐充盈，远的就分运到别的地方出售，近的就托付官吏百姓交易，反过来还请求郡县帮助百姓。官府宽缓或回避刺史的追究，就说台使必定会相信，在当地如同听见的一样。近来令长、太守、州牧，离开这些台使后，每每都能如实办理，不再像近年那样。臣愚以为，各种检查考核都应停止派遣台使；京城附近的州郡，便直接颁赐诏令；远方的镇守、长官，明确下达条文纲要。既然各自奉行不同的旨意，人人便会竭尽力量。即使台使再次聚集满路，也应当取办于所属之地【《资治通鉴》“属所”下有“一办”二字，注说使者虽多，也应当由所属地方办理】，不应彼此猜疑败事，反而更加拖延懈怠。凡是参与仕进、身列衣冠的人，承受盛世恩泽，大多因为昏暗迟缓而获罪，很少因为欺诈狡猾而入罪。如果把这类事情归咎于地方长官治理失当，那么遇到具体事务就难以委任，不准许他们考核追缴欠税而上达朝廷，反而只会显出他们没有才能。只是宽缓和急迫、差等升降，各自规定期限，限于一期；如果事情确实紧急却故意拖延，就按违期纠察治罪。治罪的条文不必一定很重，只要确实执行，就足以肃清。况且两种装载船只的事务，足以安排上千项；三坊的差役很少，却要呼集、征发数以万计。每发一件事，往往到天将亮时才办完；粗略计算远近，通常派出一部人马，职务分散、由人领办，至少也要二十艘船。所需资费全都相应增加，长江万里，费用当然要加倍。大略计算一年，如果能够节省费用，减少船只、减轻劳役，实在不是小数；同时也能减少奸诈和盗窃，使远近暂时安宁。陈述时政的启【皇帝诏令减免租布二分，萧子良又取钱上启】臣一个月入朝，六次登上文陛，在广大的殿堂和众多的人群中，只不过略见圣颜；即使心中有所想，又哪里敢自行陈达？近来天灾屡次出现，地上的灾害接连到来，百姓中妖言讹传，好生议论。粮价虽然平稳，家家却都饥饿不足；绢帛虽然低贱，许多人家却成群裸体、拿人质押。臣每想到这些，便痛入心骨。三吴是江东的腹地，也是国家的河流屏障，各种物资多从这里出产，应当加以减免优待，使它保全富足；可是守宰相继任职，专门致力于搜刮，拿桑树、房屋的等级来折算财产和赋税，导致百姓砍树、揭瓦来缴纳重税，只为一时求利而毁坏百姓的财产。东郡役使百姓，年年没有固定期限，各地相沿承袭，按照法令缴纳钱物；每当州台使者急切催逼，限期紧迫，百姓被迫充当繁重的劳役，往往到了穷困地步，便因害怕误了严限而自残性命；也有人砍断手足来逃避徭役，生育无法进行，几乎成了常事。守长不致力于先使百姓富足，只说要增加国家收入，难道会有百姓在下边贫穷、国家在上边富裕的道理吗？又因铸钱年代久远，大多被剪凿损坏，江东大钱十枚中难有一枚保存；公家收取时却必须有轮廓，因此百姓买一枚本钱一千的钱，还要加付七百，仍然无处申诉，只能受鞭打驱赶。那些修整完毕的钱才能使用，既不能同时携带两种钱，又要来回迁移贸易，防止钱币积聚，结果只是使小民不断遭受困苦。况且钱和布各占一半，这种制度应当长久实行；有时听说地方长官还命令百姓缴纳钱物，进则违背旧有科法，退则给奸利留下机会。八属近县【八属：建康、秣陵、丹阳、溧阳、永世、湖熟、江宁、句容】既在京城附近，征发借调实际却使其他县更加烦劳，百姓尤其贫困，连年歉收，穿草衣、吃粗食，稍有不慎就会流亡。现在农政刚刚兴起，应当防备并予以赈济；如果欠税还没有上缴，应允许展期并予以宽免。兖州、豫州二藩，虽然说是旧日重镇【南齐西豫州先镇姑孰，后来镇守寿春；水明初年又割扬州、豫州六郡设置南豫州，镇守历阳；南兖州镇守广陵，北兖州镇守淮阴】，过去屡遭兵乱，反复丢弃乡土，靠近贼寇之地，百姓没有安定的志向，只能编草结庵，不论寒暑；扶持着淮水、聚集在洛水一带，没有生存的归宿，同样承受人的灾祸，唯独不能获得温饱，而赋税多少却仍与肥沃富实之地相同。凡是荒乱地区的百姓，都应当加以减免。又说到掌管市场，这是自古以来最难的事。近来担任这种职务的人，不是凭才能选拔，而是列出重税，允许商人贩卖；前任增加估价以求夹杂取利【“侠”与“夹”相通】，后任又增加税额请求代办。如此循环，究竟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再加上关隘渡口等要害之地彼此勾结，乡野愚民不熟悉事务，必然受到欺凌欺骗，不论罪行大小，横加没收财物。凡是要求试验谷帛的，多不是廉洁谨慎之人。臣还不了解有关事务，所以才会使狱讼有可宽容之处；但刑法贵在公平，制度贵在统一，即使是受恩宠的人获罪，也一定应当依法办理。有过失的案件最应当依法处理；如果刑罚只加在卑贱者身上，而刑法文书却一定宽免世族，我担心这不是先王建立治理原则的根本。尚书各曹在上对应天象【后汉李固传说：尚书如同天上的北斗】，听说命令议论所从出的地方，先向都令史请示【都，即都令史】；都令史先提出意见，然后交给郎官。谨将有关事宜写成条文上报，臣愚以为郎官尤其应当慎重选择。宋朝国运将终，军队屡次出动，有人借军籍名义，动辄窃取数级官阶，因此没有功劳也充任朝廷资序，俸禄十分优厚。广越、梁、益等地的长官和郡县官吏【广越、梁、益都是远方州】，任用补授不齐，实在符合实际情况。况且这类人冗杂，多不遵守王法，应当严格考察廉正，凡有违犯便随时弹劾斥退。这样一两年之间，便可以减少大半。孔顗【见《史》刘悛传，字和爵里未详】关于铸钱、使货币流通均衡的议论【宋代太祖辅政时，有意铸钱，但因禅让之际，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请孔顗上议】

译粮食和货币相互流通，这是自然的道理和形势。李悝【魏文侯的臣子】说：“粮食价格太贵，会伤害百姓；太便宜，会伤害农民。百姓受伤害就会离散，农民受伤害国家就会贫困。粮价过低和过高，对人的伤害是一样的。”三吴是国家的关隘要地，近年屡遭水涝，可粮价却不高，这说明天下的钱少，并不是粮食丰收而价格低廉，这一点不能不察看。铸钱的弊端，在于钱币轻重屡次改变。钱重了，忧患在于难以使用，而难以使用又会成为负担；钱轻了，弊端在于容易盗铸，而盗铸造成的祸害更深。百姓盗铸，严刑也禁不住，是因为官府铸钱时吝惜铜料、爱惜工力。所谓吝惜铜料、爱惜工力，是认为钱只是用来流通交易的器物，务求使它轻而且数量多，以节省工力、容易铸成，却没有深思这样做会造成祸害。自汉代铸五铢钱【武帝元狩五年开始铸五铢钱】到宋文帝，经历五百多年，制度虽历代有废兴，却没有改变五铢钱，说明五铢的轻重适宜作为法式，能够得到货币制度的适宜标准【元嘉年间铸四铢钱，轮廓形制与五铢相同，百姓没有利益，因而不盗铸；后来徐爰、颜竣议论减小钱币式样，从此屡次改变，导致出现鹅眼钱、綖环钱的弊端】。因此应当开设泉府【太公建立九府圜法，泉府是其中之一】，让各地长官进贡铜料，大力熔铸，钱重五铢，一律依照汉代法式。府库已经充实，国家用度有了储备，然后再酌量俸禄、减轻赋税，这样家家有给、百姓富足。近来盗铸新钱的人，都仿照剪凿过的钱来制作，并不铸造大钱【宋代的钱没有轮廓，不磨剪凿的钱称为“綖子”，尤其轻薄的称为“荇叶”；盗铸者想以假乱真，所以仿效剪凿钱】。把钱磨光、染黑，开始时都像旧钱【这里说的是偷偷仿造古钱的人】；交易以后，颜色改变而显出新钱，良民便不肯出售，染黑的钱也不再流通。出售的人都白白失去货物，盗铸者又用低价买进新钱，染黑后再次使用，反复制造欺诈，循环产生奸伪。这正是贤明君主尤其应当禁止、不能放任滋长的事。如果官府铸造的钱已经流通民间，就应当严禁剪凿【这里的“剪凿”是磨削钱材、取其金属等待再次铸造】，凡细小、轻薄、破损、残缺、没有外郭的钱，都不得流通。官钱中细小的钱，应当称量合乎铢两，熔化后铸成大利钱。这样就能堵塞贫苦善良百姓受到奸巧诱惑的道路，使钱货均衡，远近一致，百姓安居乐业，市场交易没有争端，衣食日益丰足。顾宪之【字士思，吴郡吴县人，任豫章内史】关于牛埭征税的议论【永明六年，顾宪之任随王东中郎长史，代理会稽郡政务。西陵戍主杜元懿上启说：“吴兴没有秋收，会稽丰收，商旅往来比常年多一倍。西陵牛埭按官府规定每天税额为三千五百钱，我按实际所见，每天可以增加一倍。盈亏相抵，大略计算一年可以增加近百万钱。浦阳南北津以及柳浦四埭，请求由官府统一领管，一年可在定额之外增加约四百万钱。”西陵戍以前检查征税，并不妨碍戍守事务；其余三埭则由自己推举亲信管理。世祖把此事诏示会稽郡说：“这难道是合宜的事吗？可以访察后立即上奏。”顾宪之于是发表议论】考察当初设置牛埭的用意【牛埭是堰的名称，因为用牛牵引船只，所以称为牛埭。○“埭徒”音耐翻】并不是为了苛求船户缴纳税钱，而是因为风涛迅疾险恶，人力不能顺利牵引船只，屡屡导致船只搁浅或沉没，所以用来救急、便利行船。这样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所以缴纳费用而没有怨言，京师渡船就是一个例子。后来监管此事的人不明白它的根本，各自只求建立功绩，互相产生法外的做法：有的禁止船只走其他水道，有的空收江上通行税，有的拍打船只并加倍收费，有的即使已经出力周济，仍然继续索取。凡是这类情况，不经过牛埭而使牛受劳的船只，一经上报就受到答复；此外又规定十条，连同防务一并停止办理，过去不断的喧闹诉讼，才暂时得以平息。考察吴兴【郡名】连年歉收，今年尤其饥荒，应当把贫乏之地的物资转运到丰足之地，实在是因为饥荒紧急【“棘”与“急”相通】。有的人征集货物换取粮食，回来救济亲属；有的人携带老弱，尽力求得食物。埭司仍按旧额催收税钱，丝毫不减；旧额和新减的数目尚且还没有议定增加，若按额外加倍征收，又将用什么办法呢？皇上的慈爱怜悯隐微之处，开仓赈济、减免征调，而杜元懿却幸灾乐祸、借机牟利，重重增加百姓的困苦。做人却不仁慈，古今都共同厌恶。况且近来看到加定税额、设置市场的事，前后相接；不但新增加的没有赢余，就连旧定的税额也还常常欠缺。我恐怕杜元懿这次上启，也不会不同。如果事情与所说的不相称，恐怕会招来责问，他便会想尽办法侵害百姓，为官府招来怨恨。杜元懿的性情苛刻已经很明显了，过去任用他时曾把物资交给他上贡，好比让狼去统率羊群；他所想推举的亲信，也不过是披着人皮的虎罢了【《史记》说王温舒任中尉时，他的爪牙官吏“虎而冠”】。《尚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 这句话说，盗窃公物造成的损失还小，防止聚敛百姓所造成的祸害才是大的。如今盛世正在运行，草木都承受恩泽；这件事既然不合时宜，应当仰承圣旨办理。然而掌管这种事务的人，应当选择廉洁公平者；廉洁就不会从公事中盗取，公平就不会伤害百姓。我又认为所谓“便宜”，应当是便利于公、适宜于民。近来我私下看到那些称为便宜的建议，不是能够在不损害民力的范围内利用天地资源，往往都是当天看来并不利于百姓，日后也不利于公家，名实相反，有违政治体制。凡是这类事情，确实应当深入考察。山阴一县，纳税户有二万，其中财产不满三千的，几乎占了一半；即使一次次苛刻征收，仍然三分中剩下不到一分。凡有财产的人，多是士人；又免除他们的赋役，至于贫困到极点的人，全都成为露户。役使百姓三五人，属官只按分定名额办理，各种输送征调，又都照常进行。近来各个机构不断检查核对，首尾相接，横相牵连、互相作质的人也不少。一人被拘摄，十人跟着追捕；一件事情刚刚萌芽，千百种祸害便互相滋生。蚕事因此停息，农业也荒废；低价买进劳力，高价举债应付，公家所需和私家生计交相侵夺，天天都没有空闲，想不作奸犯科怎么可能呢？即使死也不怕，何况刑罚；连自身都不爱惜，又何况妻子儿女？所以前面的检查还没有穷尽，后面的欺巧又重新滋生；法网即使更加严峻，仍然不能使人悔改。

译我私下考察，百姓多有欺伪，实在是由于宋朝末年军队频繁兴起，徭役赋税繁重，不能承受劳苦，于是凭借巧诈来求取宽免，积习成常，终于迷失而忘记回头。四海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人心参差不齐，很难立即澄清统一。教化应当逐渐进行，不可急切责罚。只要确实做到不扰民，包容隐患、容纳污秽，扩大宽缓的范围，务求详慎宽简，百姓就会逐渐自行归于淳朴。又有些人被选用的文书，前后相隔年月久远，事情已经不存；但符檄旨意严厉，又不敢不加考察。县里选送到郡，郡里选送给使者，各种形状情状千变万化、根由千头万绪，听到的人往往忽然不能安心，看到的人实在足以惊骇。加上亲属、邻里、同伍之人流离在道路上，时值寒冷干旱，事情还没有完结。士人和妇女尤其难以安心。不加选择吧，就怀疑其中有欺巧；想加选择，又不知道如何安置。臣愚以为，这一条应交给县里选查保举，只要把握纲领而略去细目；即使有遗漏，也不致外泄，藏在其中而将要遭受沉重疾病的人，便能承受再生的恩德。又有永兴、诸暨【二县名】遭受唐防之叛乱侵扰【唐防之反叛，聚众于桐庐，攻破富阳、钱塘，杀害东阳太守萧宗之】，公私财物残毁殆尽，又特别严重。倘若再遇水旱，实在难以体察。俗语说：“会稽打鼓送防，吴兴步担令史。” 会稽过去称为肥沃之地，如今尚且如此；吴兴本来就是贫瘠的土地，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因循留下的弊病，确实应当改革。关于杜元懿这次的上启，臣冒昧陈述管见【世祖听从了他的意见】。孔稚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人，任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上奏请求撰定律令条文的表【永明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写律令条文，上表请求交给外廷详细校订。于是公卿和八座官员共同议论，考订、校正旧注，斟酌轻重。有竟陵王子良提出意见，多数主张从轻处理。其中朝廷议论不能决断的，由皇帝亲自裁决。九年，孔稚圭上表】臣听说，匠人制作万物，以绳墨作为准则；驾驭大国，以法理作为根本。因此古代圣王临朝思考治理，远处防止邪恶萌芽，深处堵塞奸邪渐长，没有不借助法理成就教化、明定刑赏建立功业的。伏惟陛下登上帝位，承受天命，天地重新建立秩序，日月再次光明。五礼破裂后重新缝合，六乐衰败后又加以整治。于是发布德音，下达明诏，颁布减轻刑罚的文书，重申慎用刑罚的法典。陛下命臣与公卿、八座共同删订律令注解。臣谨奉圣旨，向司徒臣子良请示，接受成规，创立条目；命兼监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录、撰定异同，决定取舍；再由八座详细议论、裁正。大司马臣嶷【豫章王萧嶷】对于其中重大的疑难、众说相反之处，由圣明洞察、玄妙览察，亲自裁断。开始编成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现在把它上奏给陛下，请交给外廷施行，颁布天下。臣又听说老子、仲尼说：“古代听理狱讼的人，寻求使人活下来的理由；如今听理狱讼的人，寻求杀人的理由。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放过有罪的人。”这样看来，断决狱讼的职任，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如今律文虽然已经定下，却必须正确使用。使用时失去公平，就与没有律法没有区别。律书内容精细，文字简约而条例广泛，疑似相近的条文容易互相倾倒，所以错误便会互相混乱。只要稍微违背纲领，冤枉和滥用就会横行。执法官吏不能理解，便多有谬误偏执；监察官司不熟悉律文，也无法相互裁断。这样，法书只是明白地放在书帙中，冤魂仍然会结滞在狱里。如今府、州、郡、县有一千多所监狱。假如每所监狱一年枉杀一人，那么一年之中就会有一千多人冤死。冤毒造成的死亡超过千人，便会伤害和气，这是圣明君主最急切要防止的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不只是执法官吏的过错，各县长官也扰乱了法典。有的人凭借军功余力，有的人凭借劳苦资历和年老资格，粗暴浑浊的性情，忍心并伤百姓；昏乱狠毒的态度，吞剥百姓财物，残酷地伤害他们的性命，再曲解法条加给他们罪名。冤屈的积累，又由此产生。狱吏即使贤良，也无法施展作用。于是使公正的于公在边城哭泣，使孝妇在远方蒙冤【《于定国传》说：东海有个孝妇，奉养婆婆非常谨慎，后来婆婆自缢而死，婆婆的女儿告发媳妇杀母，案情完备后上报郡府。于公据理争辩却不能获准，于是抱着案卷在府门哭泣】，陛下即使想宽赦她，她的鲜血也已经溅洒在九泉之下了。考察古代名流，大多精通法律，所以张释之、于定国的声名光照汉廷【张释之、于定国都任汉廷尉】，钟繇、髙柔的功绩映照魏阁【钟繇字元常，髙柔字文惠，都任魏廷尉】。如今的士人没有人肯把法律作为专业，即使有学习的人，也被世俗舆论轻视。他们白白辛勤劳作，终年不能得到朝廷的一次赏赐；多年学习，最后却被乡里人嘲笑。我恐怕这部法律将永远落在下等吏员手中。如今如果扩大对法律人才的爵位和赏赐，开启劝勉仰慕之路；让做官的子弟学习法律，使国子学生也按班学习；选拔其中精通深究者，让他们任职内廷法局；选取有才德的人，让他们出任外官；各州牧都选择其中能干者，各县长官也都提拔精通法律的人。这样，皋陶的谋略便可以掌握在手；杜预、郑冲的事业，又有什么遥远的呢【晋太傅郑冲与贾充等制定律令完成后，河南尹杜预为之作注】？这样以后，奸邪之人无处逃避刑罚，恶吏不能藏匿欺诈，就像身体和手足互相驱使，像弓弦和括相互衔接一样。我才能力疏浅，却错误地主管大理寺【孔稚圭当时任廷尉】。陛下发自圣明内心，忧虑怜悯刑网，亲临朝廷接受训诫，远远照察百姓的疾苦。臣谨遵天意上奏说：“臣所奏请的如果确实合乎圣意，应当把律令抄写后送入国学，设置律学助教，依照五经的先例办理。国子学生中有愿意学习律令的，经过策试而列入高等，就立即提拔任用，使他们担任执法官职，以此劝勉士人【诏书答复采纳了此议，但最终没有施行】。” 梁【齐东昏侯失去道义，萧衍奉南康王萧宝融起兵，攻克雍州和京城，已经废黜萧宝融而自立，国号为梁。传了四代，从武帝到敬帝，在太平二年灭亡，共五十六年】武帝【名讳衍，字叔达，南兰陵人，姓萧，与齐同祖，庙号高祖】详细制定条令格式【齐和帝中兴二年下令制定，是年四月接受禅让】

译居于上位的人教化下属，如同草随风倒；世道是浮薄还是淳朴，常常由此形成。自从永元年间失去德行【永元是东昏侯年号】，文书所记载的罪恶尚且说不尽，穷凶极恶、悖逆至极，哪里说得完？随后外面构筑璇室，宫内堆积倾宫，奇巧技艺和奇异服饰，极尽从未见过的奢华。上层傲慢，下层暴虐，淫逸奢侈竞相奔逐；国家命运和朝廷权力，转移到近幸之臣手中；公开买官卖爵，贿赂货财盛行。并列修建高大宅第和通衢，建造高台广室，长堤高低相接，等同于和戎所得的赏赐【《春秋·襄公十一年》：魏绛与各族戎狄讲和，晋侯赐给他金石之乐】；珍奇美味百种，和伐冰之家相同。愚昧的人因此渐渐形成习俗，骄奢艳丽竞相争胜，夸耀华美、互相攀比。以至于市井人家也穿戴貂皮狐裘，工商子弟也身披彩绣。日落之后仍不回去，直到半夜；天将破晓之时，约定清晨才来。圣明的事业开始运行【圣明，指和帝萧宝融；永元三年即皇帝位】，励精图治刚刚开始。虽说是继承先帝的事业【《大雅·烝民》篇说“继承祖考的事业”】，几乎等同于开创新局。况且淫靡浪费之后又接连用兵，钜桥、鹿台的财物【《殷本纪》：纣王加重赋税来充实鹿台的钱，装满钜桥的粮食】已经凋敝耗尽。我有幸承受大恩【和帝任命高祖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务必在于澄清政治，思考如何仰承皇朝戴大帛冠的旨意【《左传》：卫文公戴大帛冠】，俯下身来实行穿鹿裘上朝的道义【晏子说：穿鹿裘上朝】，解除雕饰而使制度更加长久，砍削雕琢而恢复朴素。除非是为了供奉祭祀、修整冠冕、学习礼乐仪容、整治甲兵装备，除此之外的各种费用，一律禁止。御府和中署，应酌情裁撤节省。掖庭中供皇帝使用的妾妇人数，也应减少；大享礼中停止使用郑、卫淫靡之音。其中有能够率先示范给卿士、作为百姓准则的事情，即使是粗食薄衣，也请从我开始。再加上群才都与九官合并编制，各自尽力办事，群臣务必厉行节俭，争相自我约束，移风易俗，希望在一月之内见到成效。从前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穿华美衣服、吃精美食物。魏武帝感叹说：“我的法令还不如毛尚书。”我虽然德行比不上古代贤人，责任又重于前代贤达，实在希望众位士人都能存有这样的心意。请有关部门在外详细制定条令格式。禁止祝史为皇帝祈福的诏书【天监六年】拥有天下的人，所遵循的道义并不是为了自己。发生灾荒、疫病、战争、水灾、火灾，其中任何一种，责任都应归于君主。如今祝官、史官请求祈祷，把各种不善的事情接连到一起，认为由朕自身承担，使灾害永远不波及万民，让这些百姓稍稍得到安宁休息。不得为朕祈福，以免增加朕的过失。特别颁告远近各地，都要遵守奉行。检核封事的诏书【大同二年，此前尚书右丞江子四等上封事，极力陈说政治得失。五月癸卯，下诏】古人说：“屋顶漏水在上面，下面的人才知道。”朕所造成的过失，自己不能觉察。江子四等所上的封事就如同上面所说，尚书应当随时加以检核。凡是对百姓有害的事情，应立即勒令停止，并迅速详细上奏，不要造成拖延迟缓。命令外廷各部门明察广泛听取意见，随事举发上奏的诏书【大同七年】古人说：“一件东西失去应有的位置，就像把它投入沟壑。”这还不是最切实的说法。朕寒心丧志，已经很久了。每当吃饭，便放下筷子；正要睡觉，便撤去枕头。独自坐着怀抱忧愤，直到天明，并不是为了一个人的缘故，而是为了万民。州牧多不是贤良之才，守宰如虎添翼，这正是杨阜所以忧愤的原因【杨阜在魏明帝时任少府，多次进谏】。贾谊因此流泪。至于民间，官府征求索取的名目有万端：有的供给厨帐，有的供给厩库，有的供使者差遣，有的供宾客使用，全都不由官府自费，而是取给于百姓。又多次派遣游军，名义上说是防遏盗贼，实际上奸盗没有停止，暴力掠夺反而很多；有的要求百姓供给设置，有的责令百姓承担脚力。又纵容军队行劫，互相冤枉逼迫，良民性命耗尽，富室财产用完。这种怨毒酷害不止一件，我也屡次下令禁止，却仍然没有停止。外廷各部门应当明察、广泛听取意见，随事举发上奏。又有公家和私家在屯邸、冶所周围设置禁地，甚至僧尼也参与其中；凡在其地界之内，本来只应依照期限守望，却竟大肆封闭禁固，越过界限截断水陆上的采捕以及砍柴取薪，终于使贫民无从下手。今后凡有越界禁断的，实施禁断的人一律按军法处理。如果是公家创设的禁地，只是不许擅自另立屯所，与公家争相经营，以收取私利。至于百姓砍柴采薪用来供应炊烟和防火的，一律不得禁止；他们从事捕捞，也不要呵斥盘问。如果不遵守奉行，一律按死罪定案处理。给谢朏的敕书【朏字敬冲，高祖即位后，征召他任侍中、光禄大夫。与他下敕】我凭借浅薄的德行，恰好遇上天命的时代；鉴于你和贤人，想要兴隆治道，但我的见识不能远及，受到蒙蔽的地方很多，实在要寄希望于贤能之人来匡正我的浅昧。我曾认为，山林隐逸的志趣，是君主最应当弘扬的；激励贪婪者、磨炼浅薄者，在道义上等同于治理政事。自从我居于元首之位，面对百官，即使法令和武事都各自修治、各尽职守，群才争相显露才能，以达到和谐美好，但要镇定风俗、改变教化、讲论道术，如果不是箕山、颍水一带的高士，就没有人能承担这种寄托。因此我虚心侧身而坐，专心期待你的清誉，不得不请你放弃独自归隐的生活，和我共同涉足尘世。希望你解除薜萝衣而穿上衮服，出山野而登朝廷；千万不要因为商汤还存在惭德、周武王还没有尽善尽美，便不肯降低身份、不肯屈抑志向，使我的璧帛白白送去，蒲轮空自归来。我低头面向东方道路，盼望你兼程而来。羲农轩辕的时代已经遥远，古今情势不同，不能驾车到崆峒山，依循风采请教道术【黄帝曾到崆峒山向广成子问道】；如今只能再次伸长脖颈，遥望云台，空出自己的心意在宣室等待贤人【汉文帝曾在宣室召见贾谊】。委屈贤人的惭愧，已经在睡卧起居之间反复萦结。给何防的诏书【何防字子晳。宋泰始末年，征召他任太子洗马；齐初，多次征召他任中书郎、太子中庶子，他都没有应召。高祖与何防有旧交，即位后亲手下诏】从前因为有许多闲暇，能够访求隐逸之士的高尚行迹。坐在修竹之间，面对清池，忘掉今事而谈论古道，这是多么快乐啊！暂时离别山林，已经十四年了；人事艰难阻隔，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自从我承受天命以来，每每思念与你相见。近来秘密访察你的踪迹，十分劳苦。山中的严光尚且能够排拒九重宫门，践履九等之位，谈论天人、叙说古旧；即使有所不臣服，又有什么妨害他的高尚呢？杨彪字文先，戴皮弁拜见子桓【杨彪字文先，魏文帝曹丕字子桓；皇帝因为杨彪是前汉太尉，赐给他几杖，让他戴鹿皮冠。杨彪辞让，皇帝不听，他最终穿着布单衣、戴着皮弁来见】；周党字伯况，穿着粗布短衣、戴着谷皮头巾去见文叔【《后汉书·逸民传》载，周党字伯况，穿短布单衣、戴谷皮绡头巾，等待拜见尚书文叔；文叔是光武帝的字】。从过去的事例来看，并非没有先例。现在赐给你鹿皮巾等物。过几天，希望你能够入朝【何防戴着巾褐被引入华林园，高祖非常高兴，赋诗置酒，恩礼如旧】。

译征召何胤的手诏【何胤字子季，是何防的弟弟，隐居在若邪、云门寺。永元年间，征召他任太常、太子詹事，他都没有赴任。当时世人称何防为“大山”，何胤为“小山”。高祖即位后，下诏任命何胤为特进、右光禄大夫】我恰好担当天命的时代，承受众人推举的帝位，但回顾自己却见识浅陋、昧于治道；即使每天劳苦到太阳偏西，思考使天下达到太平，先王留下的规范仍然深藏不彰，正在等待像你这样的人来发挥作用。加上世道已经浮薄衰败，争斗欺诈纷纷兴起，改变风俗、迁移教化，确实很不容易。如果不是用儒雅之道弘扬朝廷、以高尚品行规范天下，那么浊流所到之处，就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治理别人和修养自身，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得失取舍，究竟哪一种作用更大？我虽然没有学问，却很喜欢博览古事，仍然仰慕你的高尚风范，每每想起便击节赞叹。如今世务纷乱，忧患和责任正当其时，我不得不请你屈身离开岩穴，共同成就当世的美好事业。希望你深入了解我过去的心意，不要吝惜涉足尘世。现在派领军司马王果宣达诏旨，说明我的意思，等待与你相见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何胤说：“我的年纪已经五十七岁，怎么还会有做官的心情呢？”】又下敕【王果回来把何胤的意思上奏。皇帝下敕给何胤白衣尚书的俸禄。何胤坚决推辞。又下敕每月从山阴库给他钱五万。何胤又不接受。于是皇帝下敕给何胤】近来，学业荒废，儒学将要断绝，民间和士绅中，很少听说有人爱好学问。我常常想着要弘扬和奖励这种风气，却还没有来得及临朝听政，想到这些便为之叹息。本来想请卿暂时出山，开导后辈；后来正逢学业废弛，这个心愿未能实现。长久等待的辛劳，已经充满梦寐之间。如今我已整治舟船、虚设席位，只等来年秋天。所希望的，只是卿欣然前来，实现多年的心愿罢了。卿的门徒中，经学明达、品行修洁的，人数应当不少。还想瞻仰那些堂堂之士，把他们安置在朝廷的行列中；只要把姓名具报上来，就可以满足他们的劳望。又下诏说：近年来求学的人特别少，实在是因为不再聚集弟子，所以明经之学也就废弛了。每次想到这些，我都为之感慨。卿是儒学宗师，又有一向的德行，应当告谕后进中有志向的人，让他们到卿门下受业。希望卿深思教诲诱导之道，使儒学重新兴盛。【于是派遣何子朗、孔寿等六人到东山求学。】辅政上《铨序表》【齐中兴二年诏书说，梁国刚建立，需要综合治理，可以依照旧制选拔各重要官职；高祖上表。】臣听说，依据言论选拔士人，士人就会修饰自己的言论；依据行为选取人才，人们就会竭力表现自己的行为。所谓人才产生于某一时代，穷困或显达只在于时运，而清雅风流的传统一去不返，奔走竞争反而成为风俗。凭借媒介和钻营来夸耀炫示，利益追求到了锥刀般微小的程度，于是使得做官人家的门前肩膀相摩、车轴相撞。哪里只是顶着暴晒、露着冠帽，不避寒暑，甚至还要收起鞋子、拄杖奔走，风雨也一定赶来拜访呢？实在是因为乡里荐举、地方选拔没有遵循古制，反而以肥瘦来衡量骨相【《楚辞》说，今天的相面者只推举肥胖之人】，把他们遗弃在仓库之中【这是说卑贱之士；赵文子曾荐举掌管仓库的士人七十名】，又加上山河梁毕阙舆征召之恩，使金日磾、张安世、许广汉、史高等人忘却旧业的替代。唉，实在令人悲伤！况且谱牒多有讹误，欺诈伪造的头绪很多；人物的高雅与鄙俗，没有人肯留心考察。因此冒充良家子弟，便能成为显贵家族；妄自修饰外表，便成了雅士。背负着深重的恶名，反而很快获得宠信擢升；墓上的树木已经合抱，才得到美好的荣誉。所以前代选官，都设置选簿，人员按照鱼贯次序排列，自有铨选等级。胄籍的升降、品行才能的好坏，有的早已由内心衡定，有的则取决于众人的评论，因此能够简略接待宾客，无须专门扫门迎客。近代制度衰败，九流的秩序失常。那些勇于退身而忘却进取、怀抱质朴坚贞之德的人，选部有时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朝廷谒见，便难以进用；有的人隐藏善行、藏身不出，把自己埋没在衡门荜户之间；又因为名声素来不显，便断绝了他们仕进的阶梯。必须投递名刺、呈上文状，然后才可以弹冠出仕，这就是逼迫廉洁自守的人，助长浮薄竞争。我认为从今以后，选官部门应当精心考察隐微实情，依旧设置选簿，使冠履尊卑不发生差错，名声与实际不相违背；这样或许人们都知道进退的界限，求见请托自然会停止。又听说朝廷正在制定等级，甲族到二十岁便可以出仕，后门子弟则要超过二十岁，经过试用才能求取吏职，我私下对此仍有未能通晓之处。为什么呢？设置官职、划分职务，唯一应当考虑的是才干。假如八元在立年时还只能身居皂隶而受到压抑，四凶未满二十岁却出身鼎盛家族而应当被选用，那么世代享禄之家就会无意行善，平民之士反而放纵心意作恶。这难道是弘扬风流、使后进有所向往的办法吗？这实在是巨大的弊害，尤其应当删革。不然，就会使周人出现站在路旁哭泣的事【《论衡》说：从前周国有个求仕而不得志的人，年老发白，在道路上哭泣。有人问他为什么哭，他回答说：我多次求仕都没有遇到机会，自己悲伤年老失时，所以哭泣】，使晋臣发出渔猎之叹【晋臣雍季说：把池水抽干来捕鱼，明年就没有鱼；烧掉草泽来打猎，明年就没有兽。欺诈之道现在虽然可以侥幸取利，后来将再无可取之物】；况且会使浮华竞争的风气日益滋长，人们很少有退让之心。如果限定年纪才能入朝，必然会使人增加年岁、谋求做官，所以相貌实际上还是童子，名籍上却已经超过立年，败坏名教，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总管内外事务，忧虑和责任正在于此；朝政的得失，按道义不能隐瞒。伏愿陛下施展圣明淑善的资质，稍稍垂听览察，那么彝伦自然会和穆，宪章也将合乎允当。【诏令依照高祖的表文施行。】简文帝【名纲，字世缵，昭明太子的同母弟，封晋安王。大通三年，昭明太子去世，立为皇太子】请贺琛奉述《毛诗》义的表章。臣听说，音乐由阳气产生，是性情的根本；诗歌用来表达志向，是政教的基础，所以能够使天地都通达和顺，使人伦敦厚有序。因此，东鲁孔子梦见周公，终于删定采录诗篇；西河子夏继承魏国传统，撰写那部续述之作。配合星辰而建立诗教，观察斗宿仪象而制定礼制。认为陈侠、徐敖【陈侠、徐敖】所传《雅》《颂》已经病入膏肓，弊病不止一端；燕人韩婴【韩婴，燕人】所传篇章也有多种痼疾。北海郑君【郑康成】只是徒然作笺注，南郡太守【马融】也只是空作异说。希望使中和之教永远传播，使博学之士知道其宗旨。大胥承担师长之职，国子都继承孝敬的德行，使教化遍及天下；博闻多识的风气流行，道术便能施行于家家户户。答徐摛【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太宗初年，任太子，转任家令，兼掌管记。后来授任太子左卫率】山涛曾说：“东宫只须培养德行罢了。”但如今与古时不同，还有监护抚育的事务，最终却不能斥退邪佞、进用善人，稍稍帮助国政，献纳可行之策、替代不可行之事，仰助圣明政治，因此惭愧惶恐，早晚都不敢忘记警惕。我奔走于五岭之间，在军中十年，艰险困苦全都经历过了。看看那些只求保全自身的具臣和只会舞文弄墨的小吏，他们从未了解山川的形势、披甲执胄的辛劳、百姓的疾苦和各地风俗的嗜好。在高阁之间可以招来他们，在高门之地徒然增加尊贵；玉食排列在面前，黄金握在手中，战战兢兢、拘谨畏缩，悠然自得地喜悦，也不过把自己说成是羲农以来仅有的一个人罢了。让人看到这种情形，实在足以长久叹息。邵陵王纶【字世调，高祖第六子，任司空，都督中外诸军事】

译给湘东王绎的信【当时元帝把河东王誉围困在长沙，时间久了，内外断绝。纶忧虑他的危急，想前去救援，但因为军粮不能接济，终于停止。于是写信给他。】伏想先朝圣明的德行，以孝治理天下，九亲和睦，四方没有怨恨，确实是国家的政治，也实在是家族的家风。只有我和你共同承受先帝的训诫，应当敦厚地领会旨意，相互承担而不改变。况且大道的美好，以和睦为贵。何况天时、地利都比不上人和，怎么可以像手足肱股一样，彼此互相残杀呢？近来听说誉专心遵循先训，以防止陵犯长上【世祖派使者到誉处督促他的粮食和部众，誉不听从】，湘峡之内于是发生交战。方等亲身遭遇乱兵，死在战场上【世祖派世子方等征讨誉，到了麻溪，战败而死】；又有人死在吴局【地名】。这些事情本来已经足以令人悲痛，听到消息更是号哭悲恸，只增添摧心愤懑，想到兼有丧亡，哪里说得尽呢？我在州中居住，和那里遥相隔绝【太宝元年纶到郢州，南平王恪上表推荐纶为都督】，虽知道事情的状况，却还不了解其中原因。等到了这个藩镇，详细加以访问，众人都说誉接待应对多有失误，军粮被阻塞，弟弟的劝告也不肯改悔，所以才兴兵讨伐。誉不懂得大体，擅断自己的行动，虽然身处急难，哪里知道暗中思量，又不能以礼相争，反而带兵前来。宫墙之内发生变乱，至亲竟成为敌人，一旦到了这种地步，怎能不长叹呢？既然已有书信往来，消息如云雨般传递，中间又有纷杂流言，委实无法详尽知悉；如今应当详细追究社稷所遭的危耻，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人不是禽兽，应该懂得君父之义；眼下大敌仍然强盛，上天的仇恨还没有洗雪。我们兄弟三人身在外地，如果不能匡救危难，还要臣子做什么？只应当剖心尝胆，泣血枕戈，向苍天感发誓言，凭借祖宗神灵，白天谋划、夜晚计议，共同思考恢复国家。至于其余的小怨，或许应当宽免；即使确实有兄弟之间的遗憾，也要暂且忍耐。国家的冤仇尚未报雪，正应当权衡轻重、舍大取小，排遣无益的情绪，割舍低沉的哀悼，以理扩大胸襟，有见识的人应当勉力做到。如今已经在钟山防备，又要杀死侄子【誉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儿子，对于世祖来说是侄子】，这岂不是像扬汤止沸、吞冰疗寒一样吗？如果因为誉无道，远近都同样感到忧患，而弟弟又效法他的错误，那么事情就不是誉一人的罪过了；幸而还能宽容众议，难道忍心因为这件事使局势安定吗？如果外敌没有消除，家族内部的祸乱又接连发生，那么推究古今，没有不灭亡的。战争的道理，在于合乎义理并取得胜利；至于骨肉之间的战争，胜得越多越残酷，胜利并不是功劳，失败却会留下祸患，劳损军队、损害道义，失误太多了。侯景的军队【侯景是高欢的部将，高欢死后投降梁，又重新叛梁，攻陷台城，移屯西洲】之所以还没有窥伺江外，正是因为藩屏牢固、宗室镇守强盛而严密。如果我们自相残杀，就是替侯景出兵，侯景便不用耗费兵力，坐等事情成功。那个丑恶的家伙听到这种情形，还有什么比这更快意的呢？又有庄铁这个小人发动叛乱，长期挟持观宁侯、怀安侯作为自己的名号【寻阳王大心任庄铁为豫章内史，庄铁到郡便叛乱，推举观宁侯永为主】；当阳发生事变，充斥牵制，边境的防备大为废弛【寻阳王大心起初封为当阳公，庄铁反叛，大心命中兵参军韦约进攻，庄铁夜袭攻破韦约营地】。只是听说要出兵征伐，便又导致兵力分散，于是从瓜洲【洲名】直到湘、雍，没有一处不是战场，全都用来劳累军队。侯景最终乘虚借机，渡江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难道不会使内外都成为忧患、首尾难以救援吗？实在令人寒心。事情已经如此危急，弟弟如果苦苦陷在洞庭【湖名，即《禹贡》所说的九江】，兵戈不能停止，雍州又受到疑忌和逼迫，怎么能够自安【誉的弟弟詧任雍州刺史】？一定会引进魏军来求取形势上的援助【后来詧果然引魏军攻陷江陵】。侯景的事情如同内部生了痈疽，西秦又像外部长了瘤肿；若放置在关中，已经使人气息不通，何况贪狼之心难以测度，势必会侵吞。弟弟如果不能安定家国，家国就要毁灭了。我并不是有深远的见识、独能宏理，只是采集风闻、广泛参考众议，大家都认为此事可疑，都是想使内部瓦解的缘故。自我国建立以来五十多年，恩德上承苍天，德泽遍及赤县；虽有叛逆和灾难，却没有扰乱太平和煦的局面。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忠臣，家家都因祸患而愤慨，忠义奋发，无不披甲负戈、怒发冲冠，想把刀刺入侯景腹中，只等有人作为统兵者首先倡导罢了。如今人人都乐于赴死，奔赴者如流水一般。弟弟英明有谋略，声威振于远方，雄霸当代；论德行、论才艺，文武兼备，拯救危溺、平定患难，朝野都寄望于你。要匡正天下、联合诸侯，除了弟弟还有谁？难道可以违背众人的期望，招来群起的怨恨吗？其中的患难都如我所陈述的这样，道理明白，不必再请我写出证据，难道还需要确切引证吗？我之所以辗转经过险道，从东川出来【太清二年，纶入京赴援，直指钟山，败退到京口；三年入京援救，台城陷落，逃到禹穴；大宝元年到郢州】，正是想在上游防备各藩镇，使他们必然接连出兵前来，或许可以把残余的生命预先投入战事。等到了九江，安北兄便沿江逆流而上【鄱阳王范任安北将军、合州刺史，京城失守后，范放弃合肥，沿江向西而上】；全因粮饷运输断绝，最终只能吃半菽，以蔬菜充饥，没有办法进取【范到湓城时，商旅不通，几万兵众都没有粮食，很多人饿死】。侯景正要延缓一时的喘息，我们又放慢诛讨的刑罚，使众人的号哭愤怒更加增长，进退都没有地方。估计潇湘一带的谷物还应当红熟堆积，如果阻止弟弟严整军队，只忙于交战，至于粮运恐怕连派遣的时间也没有了。如今万众的心意和希望，全都寄托在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上。如果再出现西河那样的局势，就危险了！一定希望弟弟彻底明白这条道路，解救汩川之围【汩川就是汨罗江，在长沙】，保全社稷的大计，使运输粮储能够供应军队，或许可以合力一举成功，不久便能安定，宗庙重新安稳，天下恢复清平。推究弟弟的功劳，岂不是最大的幸事？我的才能懦弱、兵力又少，哪里能够担当这项使命？只要弟弟能够表达心愿，即使早晨听到消息、晚上死去，死上万次又有什么遗憾！姑且陈述我的所见所闻，希望不要责怪我。面对这封信不胜号泣昏乱，诸事失去次序【世祖回信说河东有罪，不能解围；纶看完信流泪说：“天下的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身边的人听见后，没有不掩面哭泣的。】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任特进、光禄侍中、少傅，封建昌县侯】

译《宋书·良吏传》序 高祖从平民起兵，知道百姓生活的艰难；等到登上帝位、任宰相时，便留心官吏事务。但对外谋划王业，还来不及整治内政；供养军队的费用每天耗费千金，却推行宽简的政策。即使有些事情没有来得及办理，也裁减浮华、抑制欲望，用俭朴来约束自身【《武帝纪》说，他清简寡欲，从不看珠玉、车马的装饰，后宫没有绫罗和丝竹之声】。身边没有受宠幸者私下请谒，闺门之内没有华丽绮绣的装饰，所以能够年年驾驭战车出征，而京畿境内不受骚扰。太祖幼年宽厚仁慈，入朝继承大业；等到陕地发生祸难，才出兵讨伐六戎【文帝元嘉三年，派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伐荆州刺史谢晦】，命将出师，经略司、兖二州【元嘉七年，派右将军到彦之、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北伐魏】，费用由官府储备承担，劳役没有涉及百姓。从此边境防守安宁，境内没有战事；三十年间，百姓繁衍增多，供奉君上、承担徭役，只限于每年的赋税，早出晚归，只办理自己的事情罢了。郡守县令的任期以六年为限，即使一生不调动，也比不上从前的制度；但百姓有所依附，官吏没有苟且求取，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即使遇到事情艰难，也可以避免辗转死于沟渠。当时凡是百户的乡、设有集市的城邑，到处歌唱舞蹈，触目都是成群结队的人，大概是宋代最为盛盛的时期。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军队南侵【魏军侵犯汝南等郡，派宁朔将军王玄谟进攻滑台没有成功，魏主率军到了瓜步】，战争大规模兴起，耗尽资财、搜空积蓄，仍然不能供应，于是加重赋税、深重征敛，天下骚动。从这时直到孝建【世祖孝武帝年号】，战争接连不断。以区区江东之地，地方还不到数千里，户数不满百万，又接连遭受军队和灾荒，宋氏的盛况从此衰落了。晋代各帝多居于内宫，临朝和宴饮也不过到东堂、西堂而已。孝武帝末年，才修建清暑殿【晋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修造清暑殿】。高祖接受天命后，没有改建什么，居所只称作西殿，不另立美名。太祖沿袭这一做法，也只是有合殿之称。等到世祖继承帝位，制度奢侈宏大，犬马吃剩粮食，土木建筑披着绫罗刺绣；追嫌前代规制鄙陋，另造正光、玉烛、紫极等殿，雕刻椽角、装饰彩绮，珠帘窗户、罗网门户，宠妃幸臣得到赏赐，耗尽府库、竭尽四海财力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耗尽百姓性命仍不能使他们快意。太宗【明帝】继位后，更加沉溺于浮华奢侈，施恩却不顾恤下民，以至于祸乱横流。治理百姓的官员，年年调动，灶还没有烧黑，席子还没有坐暖；子路治理蒲、卓茂治理密的教化【子路治理蒲县，卓茂治理密县】，事情尚未有机会施行，哪里只是官吏的问题呢？百姓不如古代，欺伪又超过从前，大概是由于受到上层的扰乱，想实现治理也无从着手。现在采集其中有政绩风范的事迹，把粗略显著的记录下来，作为《良吏篇》。《孔羊沈列传》论 史臣说：江南作为一个国家，繁盛极了！虽然南面包括象浦【《水经注》说：从前马文渊在象浦堆石筑塘，在那里树立金标，作为南极的界限】，西面包括邛山【《汉书·地理志》说：蜀郡临邛县，注引应劭说，邛水出自严道邛来山】，但对外供奉贡赋、对内充实府库的地方，仅限于荆、扬二州。自汉代以来，百姓户口凋残损耗；荆楚是四面交战之地、通达五方的郊野，井邑残破灭亡，万户中也剩不下一户。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逃【元熙应作义熙。《晋书》载，安帝义熙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马休之起兵反叛刘裕，刘裕率军讨伐；三月在江津交战，休之败逃襄阳；五月休之出奔姚泓】，直到元嘉末年【元嘉，宋文帝年号】，共三十九年，兵车不用，百姓不被外役，徭役宽简，民众繁衍，以至粮食有余、堆积田间，门户夜间不用关闭，大概是东西南北最为盛盛的时期。扬州部区划分以后，疆域止于江南；考察汉代疆域，只有丹阳、会稽而已【《汉书·地理志》说：丹阳郡原为鄣郡，汉武帝元封二年改名丹阳，隶属扬州；会稽郡由秦朝设置，景帝四年隶属扬州】自晋代迁徙流离以来，直到太元年间【太元，晋孝武帝年号】，大约一百多年中，没有战争警报，境内安宁。等到孙恩作乱【孙恩之乱发生在晋安帝隆安年间，元兴元年，临海太守辛景将其击败，孙恩投海而死】，祸乱歼亡发展到极点；从此直到大明末年【大明，宋孝武帝年号】，年数超过六十年，民户繁衍，已经将近从前的水平。土地广阔，田野丰饶，百姓勤于本业；一年有时丰收，几个郡便能免除饥荒。会稽土地靠海，湖泊旁边的良田也有数十万顷；肥沃的土地，一亩值一金，鄠、杜之间【《汉书》颜师古注说：鄠属扶风，杜属京兆】【“鄠”音“扈”】都不能与之相比。荆、越跨有南楚的富饶，扬州部拥有全吴的肥沃；鱼盐、杞梓等物产的利益充满四方，丝绵、布帛的丰饶足以覆盖天下。但农家劳作艰苦，徭役艰难而收益微薄，常年都在从事这些事务；有时一天不务农，还要承担经常性赋税和横征暴敛的费用，养生送死的用度，也无不出自这里。丰收年粮食卖得便宜，粮价便宜，种田就更加辛苦；饥荒年买粮昂贵，粮价昂贵，商人获利就加倍。常平仓的建议在汉代实行，元嘉十二年，东部发生水灾【《宋书·文帝纪》载，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发生大水】，京城和城邑都要乘船，百姓的性命危急了。太祖节省费用、减少开支，打开仓库赈济他们，使灾病没有发展成大凶，这大概就是依靠这种力量。大明末年，长期旱灾积成灾祸，虽然困乏和从前一样，却没有及时救济，情况比从前君主造成的困苦严重得多，古代死亡人数已经加倍，家家相继受害，每户人口减少超过一半。如果常平之计【《汉书·宣帝纪》载，五凤四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请设置常平仓，以供给北方边地。应劭说，耿寿昌奏请边郡在谷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谷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名为常平】在中年兴起，能够及时救助灾患，或许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如果用平价制度统筹调节，就会使官民都得到便利；当时的事情所以屈曲难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译《恩幸传》论 君子和小人，是对各类人的通称；遵循道的就是君子，违背道的就是小人。屠宰和垂钓是卑下的事情，筑墙是低贱的劳役。太公从屠夫成为周的师傅，傅说从服刑劳役者成为殷的宰相【吕望起初在朝歌市屠牛，后来在渭水边垂钓；傅说曾代替胥靡刑徒，在傅岩郊野筑墙】。不论是公侯世家还是享用鼎食的资望，举用幽微卑下之人，都只是任用才干。到了两汉，这种道理还没有改变。胡广世代务农，伯始却官至公相；黄宪是替人治牛病之家的儿子，叔度的名声却震动京师【胡广字伯始，少年孤贫，亲自操持家务，后来任仆射、司空；黄宪字叔度，世代贫贱，父亲是治牛病的医生，天下称他为征君】。况且任子入朝，有的也担任职务；即使七代都头戴貂尾、受到西汉尊崇【金日磾、张安世的子孙，世代富贵受宠，佩戴侍中的貂尾，七代从武帝到平帝】，侍中亲身奉行奏事，又分掌御服；东方朔任黄门侍郎，在殿下执戟【《东方朔传》说，官职不过侍郎，地位不过执戟；这里所说的黄门侍郎有误】。郡县的属官，也都出自豪门；执戈值宿、担任禁卫的，也全是势族。并不像后代那样分成两条道路。汉末发生动乱，魏武帝开始在军中仓促创立九品制，大概是用来评论人才的优劣，并不是用来区分世族的高低；后来沿袭下去，竟成为固定制度。从魏到晋，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州都、郡正根据才品评定人物，但天下人才的升降大多很少真正依据才干，只是凭借世代资望，互相凌驾。州都、郡正这些庸俗之士斟酌当时情势，评定品目多少，随着事情俯仰变化。正是刘毅所说的“下品没有高门，上品没有卑族”。岁月迁移，错误不断，这种风气逐渐加重。凡是衣冠士族，没有不是二品；从此以后，便把平民当作卑庶。周、汉的制度，是让有智慧的人役使愚人，台、隶等级参差，以此形成等级【《左传》有“与臣隶、仆、臣、台”之语】；魏、晋以来，却变成让贵人役使贱人，士人与庶人的等级，清楚地有所区别。君主面向南方居于九重深宫，幽深隔绝，陪奉朝夕的事情按道理与卿士相隔；宫门阶闼之间的职任，应当有专门官署负责。后来恩宠因幸进而产生，信任又由恩宠而巩固，既没有令人畏惧的姿态，又显出容易亲近的神色。孝建、泰始年间，君主的威权独自运转【泰始，宋明帝年号】，空置各官署，权力不向外假授，但刑法政务错杂，事理难以遍通。君主的耳目所寄托的事务，都归于近臣；赏罚的要害就是国家的权力，传达和收受王命，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各条道路都结伴同轨，车辐聚集般同归一处。君主以为这些人身份卑微、地位浅薄，认为他们的权力不可能重大，却不知道他们凭借社神而尊贵，狐狸借助老虎的威势【晏子说，谗人隐藏在君主身边，就像社神旁的老鼠，不能用烟火熏它；《战国策》说，老虎捕食百兽时捉到狐狸，狐狸说：“你不敢吃我，上天命我统领百兽。我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看百兽怕不怕我。”老虎不知道百兽怕的是自己，却以为它们怕狐狸，于是逃走】。对外没有逼迫君主的嫌疑，对内却有专擅权力的功劳，势力倾覆天下，却没有人察觉。他们结交朋党、树立党羽，政事靠贿赂办成；斧钺和创伤之事，在内宫床第的曲折隐秘处构成【“第”音“侧里切”】。穿戴冕服、乘坐轩车，都出自谈笑之间。南方的金、北方的毛皮，全都用方舟白缣运来；丹砂、琥珀一到，往往兼用两艘船。西汉的许氏、史氏，大概还不值得一提；晋朝的王氏、石氏，也未必能与之相比【汉代许皇后、史良娣的家族势力倾动天下；晋代王恺、石崇的财富可以比拟王者。按《文选》作“王石”，《宋书》作“王庾”，指王导、庾亮的子弟受到特别宠幸，应以《宋书》为准】。到了太宗晚年，权幸之徒担心经历盛衰，便畏惧宗室亲戚，想使君主孤立，永远窃取国家权力。他们制造同异，挑起祸端和嫌隙；皇帝的弟弟、宗室诸王接连被屠杀。百姓忘记宋朝的恩德，虽然原因不止一端，但国运早早倾覆，实在是由于这个缘故。唉！《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现在采录其中的名目，列作《恩幸篇》。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任宁朔将军、新安太守】天监三年策问秀才文三首【天监，梁武帝年号】问秀才：“朕长驱直入樊、邓，直指商郊【樊、邓是地名，商郊是纣王都城附近；齐东昏侯无道，把他比作商纣】，因而借助时机到来，乘着这次历运；临朝听政，长久思考，仍然怀有惭德【天子面向屏风而立听政，扆就是屏风】。这是为什么呢？百王的弊病，齐朝末年最为严重，衣冠礼乐扫地无余；削平雕琢、改革旧制，治理国家尚在草创之初【《汉书》说，汉兴起时破除有角的器物而做成圆形，削去雕饰而做成朴素的器物，削去棱角】，采纳三王的礼制，冠帽衣履开始粗略区分；采用六代的音乐，宫廷乐制才开始辨别等级【《周礼》说，天子设四面宫悬，诸侯设三面轩悬，卿大夫设两面判悬，士只设一面特悬】。然而各种制度刚刚草创，仓廪还没有充实；如果终年耕作却不收税，国家用度便没有凭借【《国语》说，天子亲耕三推，庶人终于田亩】。百姓生活不足，朕便深深忧虑同情，每当应缴纳刍藁时，想到一年田租【《汉旧仪》说，百姓缴纳田租、刍藁，以供国家经常使用】，便忧愁惭疚，像怜惜初生的孩子。如今想使朕不再有满堂饮酒却有一人面向角落哭泣的忧虑【满堂饮酒时，如果有一人面向角落哭泣，满堂人都会不快乐，所以称为“满堂之念”】，使百姓家家富足有余，逐渐积累达到九年储蓄，稍稍减除关市的赋税。各位大夫面对这三条道路，怎样才能利用宾客来辅佐君王？这个道理应当从何处着手？” 我等待听到高明的见解。” 又问：朕本来出身于诸生，年少时便有志向，闭门专心自修，打开书卷便独自有所领悟。九流、七略，大都曾经阅览；六艺、百家，也希望并非一无所知、如同面墙【《汉书》说，九流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刘歆总括群书而奏上《七略》，所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艺一是五礼，二是六乐，三是五射，四是五御，五是六书，六是九数；百家指诸子，共有一百八十九家，称百家是举其大数】。即使一天处理万机，早朝晚罢，在听览政务的空闲里，也没有错过冬、夜、阴雨这三种余暇【三余：冬天是一年的余暇，夜晚是一日的余暇，阴雨天是一时的余暇】。上面的教化施加于下面，就像草随风倒；只是这种空疏浅薄的学问不能改变风俗。从前紫色衣服本是低贱的服饰，却能改变齐国风气【韩非子说，齐桓公喜欢穿紫衣，全国都穿紫衣。齐桓公担心这件事，对左右说：“我很厌恶紫色的气味。”于是近臣没有穿紫衣的，三天之内境内也没人穿紫衣了】；邹君喜爱长缨这种鄙俗的爱好，也能改变邹国的风俗【韩非子说，邹君喜欢长缨，左右都戴长缨。

译邹君为此忧虑，于是先把自己的长缨割断，走到国中去，大家便都不再佩戴长缨】。虽然朕的德行比不上前人，贤能功业却胜过从前；士大夫行道，往往也只是为了俸禄利益。朕倾心求取贤才，如同购买千里马的骨头，并不是害怕真的有龙【叶公喜欢龙，屋室雕饰全是龙；天龙听说后降临，探头进窗、尾巴拖到堂上，叶公见后弃而逃走，吓得魂魄散失、脸色全变。叶公并不是真的喜欢龙，只喜欢像龙而不是真龙的东西】，但紫色车盖的车子、穿青紫服色的显贵之位，仿佛可以像拾取地上草芥一样轻易获得；然而懒惰怠惰、荒废学业的人，十家中有九家，连凤凰鸣叫也很少听见，学校教育也不兴作【辎軿是车；青紫是贵位的服色。意思是车子装载得很多，取得很容易，如同拾取地上的草芥。鸣鸟指凤凰；子衿指学校】。弘扬奖掖人才的道路已经如此，却仍然寂寞冷落，应该还有什么良策吧【寂寞，是说还没有看见成效】。” 问道：“朕设置谏鼓、在这里设立谤木，已经三年了。近来虽然有人像车辐聚集车毂一样来到宫阙之下，但大多不是政务要事；每天伏在青蒲上进谏的人，很少能够切实直言【辐辏，是众多车辐聚集于车毂；青蒲是天子内庭，用青色涂地，进谏者伏在上面】。难道是因为齐朝末年多所忌讳，风流已经过去，人们会说朕只是空自仰慕古代，徒然接受谏言而不能弘大实行吗？然而自从朕君临万机、处在百姓之上以来，何曾因为一句话不合旨意，就把人迁徙到朔方【后汉蔡邕上疏获罪，被髡钳并迁徙到朔方】；因为一点小小的触犯，就论罪发配左校【后汉书载，李膺获罪，论罪发配左校】？如果因此使正直之臣闭口，使忠诚正直的道路断绝，恐怕弘扬谏诤的道路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把你们想到的都陈述出来，尽管直言，不要有所隐瞒。” 替卞彬为修治卞忠贞墓上谢启【晋尚书令、建兴县公卞壶死于苏峻之乱，两个儿子昣、旰同时遇害，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谥忠贞。卞彬字士蔚，官至绥建太守】臣卞彬启奏：近来看到诏书，又承蒙郑义泰宣读诏令，得知将要修治臣已故高祖、晋故骠骑大将军建兴忠贞公卞壶的坟墓。臣家门世系不昌盛，天道似乎昏暗；忠臣招致自身危难，孝子又使家族遭受祸患【“忠”指卞壶，“孝”指昣、旰】。名教同样为之悲痛，臣内心隐忍沉沦、惆怅不已。然而年代更替，孤独的后裔沦落边塞，终于使墓碑表记荒芜毁灭，坟丘树木荒败，狐兔在其中作穴，儿童和牧人悲哀地歌唱。感慨自伤，时日又紧迫。陛下弘扬宣示教化义理，并不是为了在当今求取功效，而是使卞壶遗留下来的功烈不至泯灭，并且在后世彰显其功劳。不过，您所施加的恩厚，比晋代典制更为优厚【《左传》说，为国事而死，加赠二等】；对卞壶施行的樵采禁令，也远远超过历代帝王。臣又是什么人，竟敢辞谢这种幸运？悲痛感荷之情难以承受，谨奉此启奏闻。上给萧太傅坚决辞谢夺服礼制的启【任昉任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时，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间完全遵守礼制；随后又遭母丧，在墓旁结庐，哭泣之处连草都不生。齐明帝任太傅时，起用他为建武将军、骠骑记室，他再三坚决辞谢】任昉启奏：近来上启陈述归还官职的请求，希望您能体谅我的困苦恳切；承蒙收到还官的旨意，却没有得到您的哀怜体察。我内心悲痛，茫然失措，泣血等待天明。我的品秩本来属于平庸之流，承蒙您的造就而与人相同；为了求取俸禄、祈求荣宠，竟想拔擢自己，亏损教化、废弃礼法，哪里是耳目所能忍心见闻的，我实在不忍说，已经全部陈述在这篇启中。过去我从事低级官职，俸禄不足以代替耕作，饥寒之中没有供奉父母甘旨的资财；又受职役限制，早晚侍奉的一半时间也被废弃。膝下承欢的欢乐，已经同白驹过隙一样短暂；面对几筵追慕父母，哪里还能有所凭借？况且祭奠不能亲自进行，亡亲如在，又能安寄何处？早晚之间寂寥冷落，空阔得仿佛没有主人。我所坚守的既然没有别的道理，困苦哽咽之情哪里还需要多作说明？明公的功德遍及天下，感通之道自有途径。如果您大为降恩，赐准我不奉行严厉的命令，那么就可以知道孝治的影响能够达到无心之人【阿谷的女儿对子贡说，我是鄙陋乡野之人，偏僻浅陋而无心】，恩德推及同类，也不只是教化义理而已【《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把恩泽赐给你的同类】。不胜悲痛急迫之情，谨以此启陈奏闻【明帝见他的言辞恳切，也不能强行夺去服制】萧子显【字景阳，兰陵人，齐豫章王萧嶷第八子。七岁时封宁都县侯，按照王子的例制授任给事中，历任吏部尚书侍郎，出任仁威将军、吴兴太守】

译《南齐书·幸臣传》论 史臣说：中古以来，君主治理天下，万机细密，不能交给外朝官署。尚书八座、五曹【《晋书》载，蔡谟任尚书时上疏推辞说：“八座的职位，非贤能者不能居之。”《续汉志》说，尚书大约有六曹，侍郎三十六人，每曹六人，主管文书起草】，各有固定职掌；又联系九卿、六府，事务都有副职，都是戴冠束带的士绅，任职者身份疏远而地位尊贵，伏地奏事的劳苦既可停止，奔走传宣的辛劳也随之减少；宫禁内外所托付的事情，有了归属，内外传递驿书，亲自掌握消息。至于那些环佩缨带、收敛笏板，早晚俯仰，面对帷帐座席便恭敬躬身，陪侍兰槛而高视，探求君主的恩色，习惯于看见君主的威严；受到熏染，时间久了更加坚信【《孔子家语》说，与善人居住，如同进入芝兰之室；与恶人居住，如同进入鲍鱼之肆】，凭借君主身边的坚固势力，找到堵塞政令、开通权力的机会；长期控制君主一世，如同提衣领一般掌握全局。赏罚事务繁多，他们还能不有所遗漏；宫中省内的一声咳嗽，也必定先行知道。因此能够从日影窥见君主权力的盈缩，从沉睡的龙口中取得骊珠，坐着便归并声势，卧着也震动都鄙。贿赂日益积聚，苞苴年年相通，富贵可比公侯，威势行于州郡；掌管兵力的机构和小官，也由他们专擅。天子的宫殿高居云上，长久设置兰锜【张衡《西京赋》说：武库中禁卫兵器，记载在兰锜上】【注：兵器架】；羽林精锐士卒【郑氏《通志》说：汉武帝设置羽林骑，颜师古说，行动像羽毛一样迅疾，人数像树林一样众多】层层屯驻，广泛护卫。等到主帅启程，便以仪仗迎候、等待回军【《西京杂记》说：汉朝车驾出行，有式道侯六人】，遮断道路、清除行人；神速行进，按辔督察来往，奔驰于车驾周围，驱使各部，亲自承办机要文案，统领所管辖的事务，显示出总揽成规的姿态。若是征发兵员、调动民众，大规模兴起劳役，出行和留守的仪式，求托请托都掌握在手中；裁断仓廪事务，出卖符传文书，捕捉叛者、追捕逃亡，长期戍守、远方贬谪，军中有活到千岁的老兵，家中却没有活过百年的儿童；败坏政事、伤害百姓，弊害就在这里。何况君主有时昏昧，他们制造祸患，又哪里能够完全记载呢？陈【侯景攻陷台城，梁元帝派王僧辨和陈霸先共同平定侯景。元帝遇害后，陈霸先与王僧辨共同拥立敬帝。贞阳侯渊明从齐国回来，王僧辨接纳了他。陈霸先袭击并杀死王僧辨，随后废黜敬帝自立，国号为陈。相传五代，从武帝到后主；祯明三年灭亡，共三十三年】文帝【名蒨，字子华，武帝的兄长，始兴昭烈王之子，起初封临川王；武帝去世后，入朝继承大统】修治前代坟墓诏【天嘉六年】梁室多有变故，祸乱接连不断，兵器战争纷乱，十年不能解脱。不得志的恶徒，暴虐地伤害活人；无赖之徒，又把暴行施及死者。江左是王业开始的根基，是帝王所居之地。金行、水位的君主，木运、火德的帝王，时代更替经历四代，年数超过二百年。至于经营王业的士绅和民众所仰望的人，以及忠臣孝子，哪一代没有才俊？可是他们零落于丘山之间，陵谷变迁，坟墓全都遭到砍伐，无不受到侵毁。玉杯从民间得到【《汉武故事》说，邺县有人出售玉杯，查问后才知道是茂陵中的遗物】，漆书简牍流传于世【晋太康年间，盗墓者挖开魏襄王墓，得到用蝌蚪文书写的漆书】，却再也没有五株树那样的遗迹，极少见到千年华表【燕昭王墓前的华表可经千年】。自从大业光明开启，恭敬地遵循揖让之礼，直到朕自身，继承并修治祖先的事业。虽然旗帜服色还沿用杞、宋等国的旧制，车驾巡行四方，也遥遥瞻望黄河、洛水一带的道路。因此乔山的祭祀【黄帝葬在乔山】，苹果藻菜的供品没有缺少；骊山的坟墓【秦始皇葬在骊山】，松柏也始终有人守护。只是宗室亲藩的旧坟、士子的故墓，埋葬掩覆尚不周备，樵夫牧人仍然众多。有的亲属被流放为奴，背土修墓遥遥无期；有的子孙绝灭，亲手栽植的树木又寄托给谁呢？汉高祖还曾对魏公子无忌的墓地留连【高祖为魏公子无忌设置守墓五家】，宋祖也曾对张良庙感到惆怅【宋武帝下教修治张良庙】；面对丘墓而生出哀伤，感到人的性情和神灵都共同悲恻。朕因此整日发言叹息，思量着慰藉幽冥之泉下。前代王侯以及自古以来的忠臣烈士，若坟墓被掘、又确实没有后人的，可以查验后加以修治；墓中的树木不得砍伐采拾，希望使幽明两界都得到舒畅，符合朕的心意。徐陵【字孝穆，东海郯人，任侍中、安右将军、中书监、太子詹事，封建昌县开国侯】奉使命前往邺都，上给梁元帝的表【太清二年，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魏国】臣听说，封于唐地的圣人，还是承继了帝喾的家世【尧帝是帝喾的儿子，起初封为唐侯】；居于代地的贤人，最终承继了汉高皇帝的帝业【汉文帝起初封为代王】。汉文帝穿着皮鞋而能无为而治，垂衣而治成就了太平；至于拨乱反正，却不是前代所曾听闻的。到了晋朝再度兴起，其源头出自东莞【晋琅琊王司马伷是宣帝之子，起初封东莞郡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伷之子觐的儿子】；炎汉的国运仍然昌盛，支系分出南顿【光武帝的父亲曾任南顿县令】，难道能掩盖轩辕氏的显赫姓族【黄帝有二十五个宗族，其中得姓的十四人，共为十二姓】、说颛顼氏没有才子吗【《左传》说颛顼氏有不才之子】？无不都是因时势多难，而共同继承神明祖宗的功业。伏惟陛下的兴起，等同于尧、舜的功勋；鸣谦逊之让，和周公旦、召公奭相同；手执河图，掌握大权，将要登临帝位治理天下。玉胜珠衡，预先彰显了元后的征兆【《路史》说神农氏戴玉理，注称玉理一作玉胜；《孝经援神契》说黄帝额上有日角并连贯珠衡】。这是神明所命，岂只是太室所显示的祥瑞【《左传》说楚共王有五个宠子而没有嫡立者，祈祷说应当在璧前拜谢的就是神所立之人，于是把璧埋在太室庭中，让五人依次入内拜谢】；图谶文牒归于陛下，岂止是尧母门的祥兆【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生昭帝，汉武帝命其门为尧母门，并画周公背负成王的图赐给霍光，命他拥立昭帝】？至于大孝，是圣人的本心；

译中庸，是君子的德行。所以本来就应当用它教诲百姓，给众多士人留下风范。即使一日二日，也研读天下万事；文武兼备，包罗各种技艺。可比拟这三大【《老子》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宾客汇集四门，历经各种艰难，所有功业都兴盛起来，这些实在无法用言语称述。自从侯景如无妄之卦所象征的灾祸【指侯景】在京城兴起，像枭獍一样谋害刘氏，宗庙社稷倾覆；蚩尤般的铜头铁额【蚩尤兄弟铜头铁额】兴起于暴虐的皇年，封豕、修蛇到处作乱，给中原带来灾祸。神明的心意所寄托的地方，后继的贤君就在那里兴起；仰望紫微宫而长声号哭，瞻望丹陵而悲痛至死。家国的冤仇将要报偿，这是上天赐予皇鸟之旗的缘故【任昉《宣德太后令》说，白羽一挥，黄马便平定；黄鸟是地名】；国家的祸害应当诛除，这是神明奉送玄狐之符的缘故【黄帝讨伐蚩尤时，梦见西王母派穿玄狐裘的道人授给他符书】。在黄河渡口诛灭李轶【李轶谋杀光武帝的兄长刘縯，光武帝对朱鲔使用反间计，使朱鲔刺杀李轶】，在海岱地区征讨陶谦【陶谦杀害曹操的父亲曹嵩，曹操击破吕布后准备发兵诛讨陶谦，未及行动陶谦便病死】。滕公拥树而救护，英雄气概正盛【汉王兵败，想丢下孝惠帝和鲁元公主，滕公常把他们载在车上；滕公面向大树拥抱二人，才得以奔驰】；张绣交战，风采气概更加勇猛【建安三年，曹操击破张绣】。忠诚贯通日月，孝义感动冰霜。像雷霆一样威猛，不是貔貅，也不是虎狼。前锋奋不顾身地效命，首恶于是被歼灭【大宝三年，王僧辩等平定侯景，把侯景的首级送到江陵】。刚在西州剖胆【姜维死时，剖出的胆大如斗】，又在东市点燃脐脂【董卓死后，尸体暴露在市中，守尸官吏把火芯插入董卓的肚脐中当作灯】。蚩尤的三座坟墓【黄帝在涿鹿郊野擒杀蚩尤，坟墓在寿张县□乡城中】，难道还算严厉的诛罚吗？王莽被千刀万剐，也不能说是处罚过明【《汉书·王莽传》说军士把王莽的身体撕裂，肢节、肌骨和肉块被分割】。黑水、白题等地的人，全都交给豺狼。黑水、白题之地，也都筑成了京观【《左传》载潘党说：“您何不收集晋军尸体筑成京观？”】。京畿之内秩序整肃，又见天下隆盛太平；宗庙祭祀安宁和谐，正承受众多福祉。自从天地混沌的远古时代，到骊连氏、栗陆氏的君主；八卦从龙图兴起，文字因鸟迹而产生。云师、火帝时代，并非没有战争的风气；尧帝发誓、商汤征伐，也都采用兵戈的办法。星宿运行到东井，正值攻破崤山、潼关【汉王入关时，五星聚于东井】；雷霆震动南阳，开始平定王寻、王邑【光武帝起兵于南阳，击破王莽部将王寻、王邑】。从未有过像这样扶助已经坠落的三灵、拯救四海中纷乱群起的人们。光明盛大，正是在奉行上天的惩罚。像如今这样的盛况。于是白雪如车盖，清晨映照姚墟【《孝经援神契》说舜生于姚墟】；甘露如珠，早晨垂落在原陵的寝庙【永平十七年，甘露降在原陵的树上】；芝草感应德化，都从铜池中长出【汉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宫产芝草，因而作《芝房歌》】；蓂荚按时开合，不必劳烦银箭计时【尧时生蓂荚，按朔望开落】。再加上东面直到玄菟【郡名】，西面越过白狼【西南夷国名】；高柳之地生起和风，扶桑树衔住太阳【高柳是边邑名；《淮南子》说太阳从旸谷升起，掠过扶桑】；没有不编入属国名册，向鸿胪寺进贡的。荒远地区前来朝见，远近共同享有福祉。宗族文昭、武穆，正如花萼相连；像天地平和一样，功业已经成就。既然这样，久已应当广泛访求掌故，询问天官，斟酌在繁昌的昌盛之事【魏文帝在繁昌接受禅让】；经营高邑【光武帝在鄗即位，改鄗为高邑】。宗室之王开启霸业，哪里还需劳烦阳武侯【汉宣帝继承昭帝帝位，先封为阳武侯】？清道出行没有忧患，哪里还需要住在长安的王邸【汉文帝从代国入京，住在长安代王邸】？正应当举起龙旗来祭享上帝，仰望凤扆来承受天命；帝王的历数已经归于自身，哪里还需要以询问群臣作为谦让？上月二十日，兼任散骑常侍的柳晖等人到达邺城，臣恭敬地听说圣意谦逊退让，不肯登临帝位。有人说洛阳尚未收复，函谷关没有一丸泥可封【《隗嚣传》中，王元请求用一丸泥封闭函谷关】；陛下准备回驾金陵，正要承受天命。臣愚见，大庭氏、少昊氏并没有固定居所，汉高祖、殷宗也没有永久都城。即使登封泰山，仍然可以在山下设置明堂【汉武帝在泰山下修建明堂】；巡行到章陵，也可临时行使司隶之职【桓帝驾幸南阳，孙腾前往迎接，把荆州比作司隶；建武六年改舂陵为章陵县】。何必一定西望虎踞之地【金陵有龙蟠虎踞之势，是帝王之都】，才建立王宫？南望牛头山【山名】，才称得上天阙吗？又听说，既然玄圭已经赐下，苍玉却没有陈列，这只是棫朴之材来得迟，不是包茅没有进贡。云和之瑟长久废弃，甘泉宫孤竹之管也没有声息；方泽之祭【《周礼·大司乐》说，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冬至在地上的圜丘奏用】，难道不值得忧惧吗？伏愿陛下顺应百姓的心意，拯救万邦的命运，怎么可以迟疑固守谦让，反而去寻找石户之农【《列子》说尧把天下让给石户之农】？高高推辞君临天下，只是援引箕山的隐士【指许由】。这样臣只知道上德反而不成其为德，只看见圣人似乎不仁。天下之人都翘首仰望，百姓还指望什么呢？从前苏秦、张仪违背乡俗、背负世俗议论，尚且能够招集三方为赵国效力，请六国共同尊奉秦国。何况臣等显然奉持皇帝的使命，亲自承受朝廷诏命；所持圭璋直达，不带币帛【《礼记》说朝聘时只以圭璋作为瑞信而不带币帛】；往来聘问于河阳，佩貂珥而仪态雍容，继而在漳水订立盟约【苏秦曾在漳水之上约六国结盟】；增加馆舍供给，随着时势的盛衰而进退。遥望故乡关塞，确实与那里共同忧乐。只是臣轻生而不得天命，与时势不合，愧居一介使者之职，又像被流放到三危山一样远远摈弃。曾趁空闲进入内殿，却无法报答耿弇那样的恩遇【光武帝住在邯郸宫中白天睡卧，耿弇请求进言不可停止用兵，光武帝非常高兴】；把奏章封缄送往边城，私下里等同于刘琨的哭泣【刘琨任并州刺史时，上表劝进晋元帝】。臣不能胜过这片微薄的心意，谨奉上表章奏闻。向各位求取官职的人颁示的书【天康元年任吏部尚书。沈陵认为梁末选授官员多不得其人，于是整顿纲纪，综合考核名实；当时有冒进求官、争相喧竞不止的人，沈陵于是写此书宣示】

译自古以来，吏部尚书负责品评人物，考察才能，查究门第，依据资历大小授予官爵。梁元帝承受侯景造成的灾荒，王太尉【王僧辩】接手荆州的祸乱败局；当时正值战乱，再没有典章制度，所以使官场的秩序陷入如此混乱。永定年间【陈高祖年号】，圣朝刚刚建立，战事尚未平息，也没有条理秩序。府库有时充足、有时空虚，赏赐严重缺乏；白银难以取得，黄纸札却容易筹办，只好暂时用官阶代替钱帛，原意在于安抚接济，并不计较人数多少，于是导致员外常侍在路上肩并肩，谘议参军在市中多得数不清。这难道是朝廷制度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如今衣冠礼乐日益完备，年华岂能仍然沿袭旧的思想？那是不合理的要求。我所见各位多半超越了本分，却还说自己受到极大委屈，尚未明白高远的心意。若要问梁朝朱领军为何特殊，他也做到卿相，这难道不能说明他超越了本分吗？这是天子亲自拔擢，并不受选官次序限制。梁武帝说：‘世间人说有看重容貌的，我偏偏不看容貌。’范悌对宋文帝也说：‘人世间难道没有命运吗？每当有好官缺额，总会想起羊玄保。’这都是清贵阶位和显要职位，不由选官制度决定。秦朝有车府令赵高，后来一直做到丞相；汉朝有高庙令田千秋，也做到丞相。这还能作为例子吗？既然身居衡流之列，就应当整顿文书、明辨是非。希望诸位贤者深入体会我的鄙意【从此人心都服从他，当时舆论把他比作毛玠】。○按：文章的变化，质朴与文饰不断迁移更替，日益趋向繁复华丽。司马相如、扬雄开创了源头，班固、蔡邕疏通了流派，渐渐发展到徐陵、庾信，可以说变化已经达到极致，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然而仍然延续到唐代，王勃、骆宾王、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等人的文章无不讲究骈偶。直到唐朝中叶，韩愈、柳宗元等诸位公卿才开始探讨六经的古文，去除华丽淫靡之风；要返回质朴之道，不也是很难吗？姚思廉《陈书》称徐陵颇能改变旧体，剪裁精巧严密，颇有新意，后人还认为这是确切的评论。可是令狐德棻作史时，直接斥责庾信放荡轻薄险峻，是词赋的罪人；他不知道徐陵、庾信的文章能够穷尽形貌、描写姿态，也是一时的绝调。文风的流弊确实如此，但令狐德棻的话说过了。如今对徐陵、庾信的骈体文章多从别集选取，只在本集保存一两篇，用来说明文体的迁变有源有流，并非偶然。沈炯【字初明，吴兴武康人，梁朝御史中丞、原乡侯，入陈后加通直散骑常侍】《请求回乡奉养母亲的表》【高祖接受禅让后，沈炯因母亲年老，上表请求回乡奉养，诏书不准。文帝继位后，他又上表】臣出生不幸，刚到二十岁便成了孤儿；母子孤苦，兄弟相互扶养。臣谨慎自持以奉养母亲，做官从不挑选职位；在梁朝做官时，正值乱世，冒着危险、践履险境，把死看得很轻。妻子儿女被杀，兄弟也几乎灭绝，只有臣与母亲得以遇上兴盛的时运【侯景向东逃到吴郡时，擒获并杀了沈炯的妻子虞氏和儿子行简；沈炯的弟弟带着母亲逃走，得以免死】。臣的母亲刘氏，今年八十一岁；臣的叔母丘氏，七十五岁。臣家门下的弟侄本来就没有别人，丘氏的儿孙又早已亡故，两家奉养侍候老人，只有臣一人。前帝知道臣孤单，便在州里安置供养臣，不愿使臣顿时居住草野，又怜悯臣冬温夏清的孝心，所以一年之内多次准许臣休沐。臣屡次披露赤诚，频频冒昧接受圣上鉴察，并不是敢于苟且违背朝廷，远离京畿车驾。第一，臣将近六十岁，心中时时惦念母亲，每次跪读家书，先是忧惧，后来又欢喜；为母亲温暖枕席、扇凉床席，这些事已不再是成童所能做到的了。第二，臣身居典章法令之职，是国家的执法官；如果自己损害身体，又怎能过问国家法令？先帝恩德深厚，开始答应臣悲哀而归【指高祖】；宫内近臣大多知道这一旨意。只是正因为要选拔贤能、广求明哲，臣迟疑拖延至今，始终没有取用人才。可是上天降下灾祸，突然到了今天；先帝的遗德之音还在耳边，坟土却很快干燥。悠悠苍天，哀悯我这无穷尽的悲痛；加上臣内心私下煎熬迫切，越来越临近期限，这番恳切祈求，转而忘了冒犯圣上。伏惟陛下睿智聪明，继承后继贤君的事业，以身作则于四海，弘扬孝治；臣以微小的管见仰望天子，只能归依于圣明的屏风。凡有所感，必有应验，实在希望圣上特别施恩，痛快地准许臣申明私人的孝礼。这样，王者的恩德便遍及无方，何况飞翔、潜沉的万物，哪一样不是受到涵养的呢【诏书答复说：读了你的表章，完全体会到对你的赞誉；奔驰于咸阳、洛阳之间，情意深厚如宛水、沛水。近来你的心情切迫，倚门盼归，想回到异域，却又被时务牵绊，于是不能侍奉母亲。即使周生的思母之情常常使他想弃官守礼，但留下文章而未能遗失，仍在前朝从政，光泽遍及四海，辛劳处理万机。因为你的才华无人可比，职位又居专席，正要深加任用，所以多次委屈你的情理。朕继承大业，想要弘扬先帝事业，顾念自己德薄，又缠绕着哀痛，实在要依赖贤哲共同达到太平，岂能立即解下官简、脱去官服奔向东方呢？应当让冯亲入舍，让荀母随官，使她们得见朝廷荣华，又不损害家庭伦理。不久便命有关官员迎接你的尊亲，使你公私两全，并没有废弃孝养之意。于是迎接沈炯的母亲到宫中奉养】《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七目录 北魏 太武帝 《征召贤良诏》《颁布制度诏》文成帝 《派遣使者巡行诏》孝文帝 《条列禁止州牧诏》《审决遣送百姓狱讼诏》《恢复灵丘租调诏》《免除租税诏》《求取直言诏》《文明太后丧服诏》《答复有关官员占卜祥日诏》《孟月祭祀宗庙诏》《征召王肃诏》《给彭城王勰的信》任城王澄 《劝谏高祖巡幸豫州》《请求修缮国学奏》北海王详 《制定律令奏》元晖 《论御史巡行疏》张普惠 《给任城王澄的奏记》韩麒麟 《陈述时务表》韩显宗 《上奏时事书》孙惠蔚 《请求收集校订典籍表》崔光 《答宣武帝鸡异表》《灾异表》甄琛 《请求放宽盐禁表》邢峦 《再次上表请求讨伐梁》高谦之 《请求恢复县令当面陈述旧制疏》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七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恭敬奉行 诏旨编纂注释 北魏【拓跋氏一族占据北方幽远地区，服事晋朝，传到道武帝时，乘后燕衰弱，逐渐蚕食并州、冀州，继而吞并各国。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天下分为南北朝，国号称魏。传十二代，到孝武帝西迁，分为东魏、西魏，又历经三代。从道武帝到恭帝四年，共一百七十一年】太武帝【名寿，姓拓跋氏，明元帝长子，道武帝之孙】《征召贤良诏》【延和元年】朕平定伪政权、消除暴乱，征战讨伐多年，想得到英杰贤能之士，共同兴明治国之道，所以诏令各州郡搜求并推荐隐居贤人，举荐贤能俊杰。古代的君子，有的在简陋门第中修养志趣，德行成就、事业有成后，才成为世间所用；有的奔走不安，背着鼎俎，自我推荐以求见汤王【伊尹背着鼎俎，以烹饪滋味之事游说商汤】。虽然爱好和志趣不同，但救济时世这一点是相同的。凡被征召的人，都应当用礼节加以说明劝告，任凭他们进退，哪里有强迫遣送的道理？这是刺史、太守等宣扬失误、违背诏旨，哪里还有什么光彩和益处，反而正好显明朕的德行不足。从今以后，各地都应让乡里推举人才，太守、县令只须宣扬朕虚心求贤的意旨；人才到来后，应当破格任用。根据才能分别任用文臣武将，授予政事职务。应当把这些意思明确宣布，使所有人都知道。《颁布制度诏》【太延元年】掌握六项权柄，是君王用来统摄和治理政事的；审理诉讼，是公卿所掌管的事务；劝课农桑、平均赋税，是治理百姓者最急切的专务；在春夏秋三时尽力劳作，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事业。各自修治本职，才叫有秩序。如今却不是这样，还凭什么治理国家？超越职权、侵犯他人职责，扰乱了纲纪。上面没有确定的分工，百姓知道听从谁呢？从今以后，逃亡躲避灾难、羁旅在他乡的人，都应当遣送回原居，不追究以前的罪过。百姓彼此杀害，由州牧、太守依法审判裁决；不听从法律而擅自报仇的，罪及宗族。邻里相互帮助报仇的，与主犯同罪。州、郡、县不得擅自派遣吏卒，烦扰百姓。若有征发调配，应由县令召集乡邑三老，计算财产确定赋额，取多补少；九等户籍一律通行，不得放纵富户而督责贫户，也不得避开强者而侵害弱者。太守要复核检查官吏的能与不能，核定其功过优劣，分别列报所属州郡。刺史要明确考核优劣，贬退奸吏，升用正直贤良者。年终上报考核成绩给尚书台。州牧、太守承担治理百姓的责任，应当宣扬恩德教化，奉行法典，与国家共同忧患，奉守正道、端正自身，严肃居于官位，这不就是善政吗？文成帝【名濬，景穆帝长子，太武帝之孙】《派遣使者巡行诏》【太安元年】治理国家，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官职，举荐贤能来任职，所以上下和谐，百姓没有怨恨诽谤。如果官职不是合适的人担任，奸邪之人居于要位，那么政教就会衰败，直到民生凋敝。朕想要明确官吏的黜陟，以兴隆治国之道。现在派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进入辖境后，如果农民不耕种，田地大多荒芜，就是徭役征发不合时宜，使民力被废弃；如果老人只能吃蔬菜，青壮年连粗布衣服也没有，就是横征暴敛过于频繁，使财力困乏；如果乡里空虚，百姓多有流散，就是安抚引导没有方法，疏忽了恩德；如果盗贼公然横行，抢劫掠夺不停，就是威禁没有建立，在刑罚上失职；如果各种诽谤一同兴起，大小官民都叹息怨恨，善人隐退，奸佞邪恶之徒当权，就是法令混乱，政治昏暗。凡有这类情况的，贬黜并诛杀；善于治理政事的，褒奖并赏赐。有人受到枉屈而不能自行申诉，允许到使者处告状，由使者查办。如果确实清廉能干、众人都称赞，就予以办理；若以诬告求得伸冤，反过来治诬告者的罪。使者接受财物、裁断监察不公平的，允许到公车署上诉。凡不孝父母、不顺从尊长、做官奸邪暴虐以及成为盗贼的，都要分别列出姓名上报。包庇隐藏这些人的，按所隐藏之人的罪来治罪。孝文帝【名宏，献文帝长子】《条列禁止州牧诏》【太和二年】爵位悬于朝廷，有功者必定得到赏赐；刑罚悬于市上，有罪者必定遭受惩罚。这是古今形成的典章，也是治理之道的实际要领。各州刺史是治理百姓的官员，近来却都怠慢职守，放纵奸邪、接受贿赂，背公营私，以致盗贼一同兴起，侵扰抢劫越来越严重，奸邪作乱的声音屡屡传来。朕承受太平的时运，恰逢千载难逢的时期，想光大宏大的事业，更新各项功业，也希望各位藩屏和群司广施德政、宣扬恩惠，来辅佐幼主，共同成就这番美事。希望你们克制自己、恢复礼法，思考过失、改正错误，使朕这个寡昧之人对祖宗无愧，使百姓在当代看见德政。有关官员应明确制定禁令，以符合朕的意旨。《审决遣送百姓狱讼诏》【太和四年】廷尉掌管天下刑狱，百姓的性命都系于此。朕能够谨慎地对待刑罚，依靠的就是狱官称职尽责。一个男子不耕种，就可能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纺织，就可能有人因此受寒。如今正是农忙的关键月份，是百姓竭力劳作的时候，而愚昧百姓陷入罪狱的很多，应当根据罪行轻重及时审决遣送，使他们从事耕耘事业。《恢复灵丘租调诏》【太和六年】灵丘郡土地本来就狭小贫瘠，又是各州往来的交通要道，官府和私人经过时，供给费用不止一项。前些年巡行时，见那里百姓劳苦憔悴，可以免除百姓租调十五年【同月又免除七州的租调，诏书说：“萧道成在江淮发动叛乱，战事频繁，七州军队既有征发运输的劳苦，实在违背减轻徭役的原则，朕非常怜悯他们。免除常调三年。”】《免除租税诏》【太和六年】朕德薄才疏，政务不能达到平和，不能仰承天象、调和阴阳，消除这六种灾变。去年秋天淫雨成灾，洪水泛滥，百姓哀号，朕因此悲伤怜悯。所以派使者分赴各地赈济抚恤，但州牧、太守不思考有利于百姓的办法，只期望完成征收任务，正如爱惜裘衣的毛而把皮穿在外面，实在毫无道理【魏文侯见有人反穿皮衣、背着柴草，问他原因，那人说爱惜皮毛。文侯说：你不知道皮磨损了，毛还附着在哪里吗】。现在对尚未征入的租税以及将来应征的租税，一律免除。有司应当努力加强劝课，以求来年丰收，符合朕的意旨。《求直言诏》【太和八年】

译帝王的事业极其重大，不广泛询问就无法实现良好治理；王者的事务极其繁多，不广泛采纳意见就无法建立功业。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虚心求取过失，明白宽恕地思考自己的罪咎。因此尧时设置谏鼓，舜庭树立诽谤木，才能使耳目四面通达，各类百姓都获得安宁。朕承受历代圣人的宏大基业，正逢千载昌盛的时运，每次颁布远方教化，都努力遵循前代的法式。承明初年，朕向内外官员颁令，听任人们各尽规谏，以弥补朕的缺失。虽然诏令已经宣布，真正能提出切当意见的人却很少，所以改变当时法制，远远遵循古代典章。颁定俸禄制度，改订刑书，宽严还没有完全适当，因而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朕想听取意见，却没有渠道申明实情；想求取谏言的人，也没有办法自行进达。所以导致上面的明察不周，下情壅塞不通。现在命令百官、公卿、士人、工商、吏民，各自上奏有利于时务的意见；凡有利于百姓、增益治理，或损害教化、伤害政事的，都应直言极谏，不得隐瞒。务必使言辞不烦琐浮华，道理简明实在。朕将亲自阅览，以了解世事的要领，使进言的人不获罪，使听到的人足以引以为戒。《文明太后丧服诏》【魏氏的丧礼完全依照汉、魏旧制。下葬后除去丧服。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去世，太尉丕等请求依照既成制度。孝文帝另行询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圣人制定卒哭之礼，授练服的变礼，都是逐渐夺去哀情。如今却在十天之内便谈到除去吉服，实在有伤于情理。”他们回答说：“臣等恭敬地查考金册遗旨，规定超过一个月才下葬，下葬后便除去丧服，所以在卜定葬期之初，便奏请受练服、除丧服之事。”皇帝说：“我私下考察金册的旨意，它之所以命令早日除去丧服，是担心荒废政务。群臣所请求的意愿也是如此。朕如今不敢默不作声而不说，以致荒废众多政务，只想暂时穿麻服，废止吉礼，在朔望尽哀，这确实合乎情理，可以准许，所以特别想这样实行。”高闾说：“陛下如果在上面不除丧服，而臣等却在下面独自除服，就是做臣子的道义不足；况且您亲自穿着丧服还听理朝政，吉礼和凶礼混杂，臣私下对此疑惑。”皇帝说：“先后抚育、关怀群臣，卿等哀慕她尚且不忍除服，怎么能让朕独自在至亲之丧中忍心除服？如今朕受到遗册约束，只希望到了期限，即使不能完全合乎礼制，也稍稍舒解积结的情感。群臣各按亲疏、贵贱、远近不同，分别确定除服期限，或许稍微接近古礼，也便于当今实行。”群臣又说：“春秋烝尝之祭，很难废止。”皇帝说：“自先朝以来，一向由有司代行祭祀，朕依赖先后的慈爱教诲，常常亲自致敬。如今上天降下惩罚，人与神都失去依托，想来宗庙之灵也停止享用祭品；如果脱去丧服举行祭祀，恐怕违背先后的遗旨。”李彪说：“如今虽然政治清明安定，但江南还有没有归顺的吴地，漠北还有不臣服的胡虏，所以臣等仍然怀有意外祸患的忧虑。”皇帝说：“鲁公穿着丧服、带着经书从军，晋侯穿着黑色丧服击败敌人，圣贤都认为可以。如果发生意外，即使越过丧绳出征也没有嫌疑，何况穿着丧服呢？难道可以在安宁之时预先忧虑军旅事务，而废弃祭祀吗？古人有守丧三年、终日默默不言的。若不允许穿丧服，那就应当脱去丧服，拱手默坐，把政事交给冢宰。这两件事中，请公卿选择。”游明根说：“如果深沉无言，国政将会荒废。请顺从圣上的心意，实行哀服。”太尉丕说：“臣与尉元历经五帝，魏家的旧例是皇帝大丧之后三个月，必须在西面迎神，在北面禳除邪恶，完整举行吉礼。自皇始以来从未改变。”皇帝说：“如果能够用正道侍奉神灵，即使不迎神，神也会自行到来；如果失去仁义，即使迎神，神也不会来。这本来就是平日不该举行的事，何况在服丧期间呢？朕身在不便言说的位置，本不应如此反复议论，只因公卿坚持改变朕的心意，才形成这番往复追问。想到这里更加悲痛绝望，于是放声痛哭，群臣也哭泣告辞出去。皇帝于是下诏。” 公卿屡次上书陈述意见，依据金册遗旨和中古形成的制度，请求下葬后立即除去丧服。朕仰念恩德深重，承受不了无穷的悲痛，想遵循远古制度，终尽三年丧礼。近来看到群臣详细陈述心中所想，现在依照礼制，在虞祭、卒哭之后，定于本月二十日接受丧服。以葛布替换麻布，既然朕还穿着丧服，公卿就不得独自在下面除服。因此在朕授受丧服之时，改穿练服，以下也再按等级递减。综合斟酌古今，依据情感制定哀礼，只取遗旨中应当迅速除服的一节，粗略表达臣子哀慕之深。朕希望百官都知道这个意思，所以特意宣示。如今涉及变礼，悲痛更加深重。《答复有关官员占卜祥日诏》【太和十五年九月，有司上言请求占卜祥祭的月份，皇帝下诏】临近这个期限，朕读到奏议已经悲痛欲绝。恭敬地举行祥祭、占卜祥日，本是古代形成的典制。后世失去了其中的意义，只说卜筮得到长久吉利，既违背了恭敬行事的心意，也违背了永远追慕的深情。如今将要屈从礼制、勉强群臣，却不询问龟兆；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候，难道还敢再次违背遗册的旨意，以此不同于群臣的意见吗？想到先后永远离去，言语越发使人悲痛崩裂。《孟月祭祀宗庙诏》【太和十六年】四时举行祭享，是人子奉行的常道。但祭祀荐献的礼仪，贵贱各有不同。因此，有封邑的君主在初月祭祀；没有田邑的士人在仲月荐祭。何况七庙如此重要，怎么能使用仲月的时节呢？近来春秋烝尝之礼，很是违背旧义。现在准备仰遵远古制度，在孟月单独举行礿祭于太庙【《王制》说：天子举行单独的礿祭；单、特意义相同，春季礿祭分别在各庙举行，不合祭】。只是朝廷典制刚刚改变，各项事务繁多，没有空闲斋戒洁净，所以拖延到今天。又因为接迎神灵、享祀祖先，必须选择日期。如今礼制法令还没有宣布，有关官员或许不知道此事。可以敕令太常，命其确定日期以便进行。《征召王肃诏》【王肃任豫州刺史时善于安抚治理，政绩声誉很好，高祖亲自下诏征召他入朝】见不到君子，我内心就像醉了一样；一日不见，仿佛已经三年，我的劳苦思念该怎么办呢？我已经装饰好馆舍，置备华林，拂拭坐席等待你。卿准备哪一天出发？这也是《汝坟》诗的意思啊。因此再次下达这道命令。《给彭城王勰的信》【勰被任命为中书监，高祖来到豫州时，写信给勰，命他专门掌管宗室制度，纠察举发不合法的行为】教化风俗严密，礼制政令森严。如果不专心致志、每天劝勉自己，怎么能够敬慎地承担职责？我常想树立一位宗室师长，整肃我们的元魏宗族。你亲自属于皇室，身居中书监，风范表率、才能器度确实足以作师范。我多次口头下诏，你仍然坚持谦逊退让，实在难以违背你清高谦抑的品格。拖延到今天，宗室制度责任重大，除了你还能托付给谁？现在就把宗室礼仪委托给你，责成你亲自完成。有人不遵守教令典章，就随时奏报，我另行严肃处理。如果宗室成员有过失，你隐瞒而不举发，惩罚就落到你身上；用纲纪相互督励，希望能够劝其改过。我即使早晨听到、晚上就死去，也不会遗憾。任城王澄【字道镇，父亲是康王元云，北魏景穆皇帝之子。元澄承袭封爵，历任辅佐世宗、肃宗的官职，升任司空、侍中、尚书令】《劝谏高祖巡幸豫州》【齐雍州刺史曹虎请求以襄阳归附，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元澄上书劝谏】陛下若认为事情确实如此，就应当有表章和凭证；但使者一去，便安静得没有一点音信，这就是欺诈。由此可见，近代迁徙来的人，多半眷恋本乡，接连互相携带，才来到洛邑；居住没有一间房屋，家中连能装一石的储粮也没有【齐人把小瓮叫作甔，甔能容纳二石】

译○甔，音都滥反。可是让他们怀着怨恨和困苦立即投入战争，哭泣着面对刀刃，恐怕不是像武王伐纣时前歌后舞那样的军队【武王伐纣，军队前面唱歌、后面跳舞】。如今天下区域刚刚建立，东部的农事又将开始，正是百堵房屋一齐兴建、开始耕作南亩的时候【“百堵皆兴”，指新迁来的逃亡百姓应当建造房屋；“俶载南亩”，指进入春季应当开始从事农作。这两句话都是《诗经》中的话。“俶”是开始的意思。○俶，音昌六反。应当宽赦那些逃避诛罚的人，使这些百姓得到恩惠。况且三军已经出援，却没有及时前往接应；如果他们的实力确实足以收纳安抚百姓，就应当等待攻克平定襄阳、沔水一带，然后再出发。如今无缘无故劳苦跋涉，只是空走一趟，恐怕挫伤天威，反而增长贼人的胆气。希望陛下上面能体察盘庚开始迁都时的艰难【盘庚将要迁都，殷人不愿迁徙，于是作《盘庚》】，下面能怜悯诗人吟咏万物各由其道而行的诗篇【《由庚》是《小雅》篇名，说万物各自遵循其道】，安定新邑，使亿万百姓得到恩惠和安康。《请求修缮国学奏》臣从先朝接受训诫，也曾借鉴规章；先前的言论和旧日的制度，臣颇有所闻。过去在恒山、代郡时，臣亲自学习皇宗之学，熟悉观看秘阁典籍，庭院中没有一天废弃学习。臣每次侍坐先帝身旁，没有一次不是心中存着书典，以礼经为事务，周旋奉行从不停止。当时自从迁都洛阳，礼教正兴盛，宗室的规范常常缺失，连四门学的选拔也委弃了，承担选官衡量之责。自先皇去世以来，还来不及修订阐述，学校空有四门学的名称，宗室子弟缺少四时学习的功课，青衿学业的传统到此将要废弃。臣每次想到此事，私下都感到悲伤。伏惟圣上的谋略宏大深远，四方少有事务，正是安享太平的时日，为什么在太平时代反而使学生发出叹息？为什么在圣明之时反而使宗室子弟的教训缺失？臣愚见，可以敕令有关官员，修复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使将要衰落的宗族一天一天进步【表章上呈后，诏书说：尊贵子弟崇尚学业，是自古以来的盛典；国家均平的教训不应长期废弃。尚书还可以斟酌适宜，加以修建】北海王详【字季豫，献文皇帝之子，太和九年受封，历任侍中、录尚书事、太傅、司徒】《制定律令奏》臣私下认为，奸邪抢劫难以根除，成为祸害已经很久；群盗造成祸患，是国家的忧患所在。因此即使施用五刑，仍有人触犯法网；即使以正道防止残暴，也不能止息狗盗般的响动。于是颁布制度、垂示法式，被称为治理的根本；整顿纲纪、提挈条目，是政务的要领。谨考察夺禄的条例，颁布已经满一年。然而京城的尹、令，善恶容易听闻；边州的远方长官，有时难以听取审察，结果上下相互同情，交替掩盖。假如盗贼发生而隐瞒不报，有的把抢劫说成偷窃，有的把掠夺称为盗案，反而使盗贼发生更难查知，偷盗更加严重。臣等商议，如果依照现行制度削夺官禄，那么县里没有任满一个月的县令，按条文贬黜；郡中也没有任满一年的太守。若此制度必行，正所谓法令越繁密，盗贼反而越多。过去黄霸、龚遂改变风俗，并不是靠削夺俸禄；张敞、赵广汉被称道，难道害怕贬退吗？然而安抚引导百姓的根本在于人，政绩得失也在于人，所以应该慎重选拔、谨慎任官，依照法律弹劾禁治，不宜轻易改变法令、削黜群官。现在请改订制度条文，仍依附于律令处理；其中惩罚已有公法依据，清赏自有常典，关于风俗、谣言和贪贿的情况，应当据案考核评定等级。元晖【字景袭，父亲是城阳公元忠，昭成皇帝五世孙。肃宗征召他任尚书左仆射，谥号文宪】

译《论御史巡行疏》臣听说，治理百姓的根本，实在寄托于州牧郡守等长官；任用得人，政事就会平治、万物各得其理；用非其人，诉讼就会兴起，怨恨就会积结。若不是考察善恶，明确地加以贬黜和奖赏，又凭什么黜退那些贪婪懈怠的人，提升这些清廉勤勉的人呢？臣私下认为，大使巡行察访，必然会增加迎送的费用；御史奔驰纠察，也颇有滥用威权、刑罚失当之处。况且他们只是暂时往返，按理不可能考察得周详；即使有所举荐，也往往未必公平恰当。臣愚见，应令三司、八座、侍中、黄门各自广布耳目，对外访察州镇的牧将以及治理百姓的守令。凡是不如德教有方、清白声誉特别显著的人，应将其姓名上报，立即加以褒奖升迁；如果治理没有成效、贪婪暴虐的恶名远播，也应立即发文书予以贬退。这样，足不出宫门，坐在朝廷中就能知道四方的端绪和详情，垂衣拱手便可明辨赏罚了。又，御史的职任如鹰鹯，必然要施展爪牙有所搏击。如果选用年轻后生、血气正盛的人，恐怕他们轻率放纵、刚劲峻直，伤害他人的范围会很广。臣愚见，应选用资历深、经历事务多、忠良而平慎的人担任。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任城王澄启用为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不久兼任右将军、凉州刺史】给任城王澄的奏记【任城王澄因父丧服丧，想在七月七日召集文武官员，在北园骑马射箭，因此写了这篇奏记】臣私下听说，三杀九亲，是区别亲疏关系的次序；五服六术，是区别丧服轻重的内心哀痛程度。这些都因事制礼、因情节文，是不可改变的原则。然而最大的哀痛，深重到终身之外；丧服和礼制的哀痛，限于丧期内外，也不能没有节度，所以三年以内不能轻易除去丧服，正是用日月来加重哀情。举行大练礼的日子，击鼓、弹奏素琴，大概是逐渐转向吉礼。小功以上的丧服，在举行虞祭、祔祭、练祭并除服以前，都不能沐浴，这是用礼制加以约束。曾子问道：‘相识的人正在服丧，可以参加祭祀吗？’孔子说：‘缌麻之丧尚且不能参加祭祀，服丧怎么能帮助别人呢？既然不能参加祭祀，恐怕也没有参加宴饮进食的道理。’又问：‘除去丧服，可以参加馈食祭奠的事情吗？’孔子说：‘脱下丧服就参加祭奠，不合礼。’注说：‘因为这样会忘记哀痛和疾病。’臣愚见，刚开始除丧时尚且不能参加馈奠之礼，那么在小功丧期以内，难道可以观看射礼吗？《杂记》说：‘大功以下的丧服，已经下葬，到了别人家，若是亲属就可以吃饭，不是亲属就不能吃。’饮食尚且要选择对象，观看射礼更是令人疑惑。臣恭敬地看到，明令规定射礼与丧服的界限，打算在二七令辰召集城中文武官员，在北园施展武艺，行揖让之礼于中等场合。现在不是大阅兵的秋季，又正值妨碍农事的时节；国家刚刚除去缟服和禫服，殿下仍在服功衰，却脱下丧服来作乐，用以教导百姓，这就是改变先王的典章教化、忘却哀戚之情，恐怕不是用来彰明美德、示范子孙的做法。按照射礼仪式：‘射礼以礼乐为根本，忘却礼乐而从事射箭，不能称为礼；不设置钟鼓，不能称为乐。’舍弃这两项，射礼还有什么用呢？七日的游乐，现行制度中没有；按照班劳的规制施行，又恐怕违背事体；府库空虚，应该等到新的调度二三件事办妥后再举行，暂且停止为宜。请到九月，礼仪器饰全部备办齐全，然后演奏《貍首》之章【《周礼》说：凡举行射礼，诸侯以《貍首》为节】宣布矍相之令【孔子曾在矍相国举行射礼】，声音如轩悬之乐器高悬，云钲震响，神民都在此时欢欣畅快。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的慈爱和英明远播，万民都寄托希望；一举一动都记载下来，一言一语都成为法则。愿陛下再广泛访察，赐予采纳臣下意见的恩典，以彰明臣浅陋见解的一片诚心，宽恕臣直言进谏的罪责，那么即使草野小民的意见也不会被遗弃，车夫和舆夫都能有所献言歌诵了。韩麒麟【昌黎棘城人，冠军将军，齐州刺史】陈述时务表【太和十一年，京都发生大饥荒，韩麒麟上表】古代先哲圣王治理国家、建立政治，积存九年的粮食，称为太平；所以亲自举行籍田礼来激励百姓，因而能够使衣食日益丰足，礼教兴盛推行。到了中代，也同样重视这一事业；缴纳粮食的人与斩获敌人的人同等授爵，努力耕田的人与孝顺友爱的人同样受赏。这实在是历代帝王共同遵循的常规，也是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事。如今京师百姓中不务农的很多，游荡享食的人占了三分之二；大概一个人不耕作，就会有人因此挨饿，何况现在动辄以万计。所以近年山东遭受水灾，百姓饥饿；直到今年秋天，京都又遇旱灾，谷价飞涨，实在是因为不勉励农人，平素又没有储积的缘故。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性英明，德道高过三皇五帝，天未明便忧劳勤政，思虑救济百姓的困苦，即使虞帝一天处理万件政务、周文王日偏西还顾不上吃饭，也不足以比喻陛下。上天施加覆盖承载之恩，下面却有受冻挨饿的人，都是因为有关官吏没有制定明确制度，长官不体恤根本。自从太平日久、丰收多年，人人竞相夸耀，终于形成奢侈风俗；车马服饰、宅第住宅奢侈僭越没有限度，丧葬婚娶耗费尤其多。富贵人家的儿童和婢妾穿着华美服装，工商人家吃着精美食物、穿着锦绣皮裘；农夫只能吃酒糟米糠，养蚕妇女连粗短布衣也缺乏。因此耕田的人日益减少，田地荒芜，谷物布帛在府库中耗尽，货物珍宝却充满市场；家中食物在内室匮乏，华丽衣服却充斥道路。饥寒的根源，实在就在这里。臣愚见，凡是珍奇玩物，都应一律禁止；吉礼凶礼，都制定完备格式，使贵贱有区别，让百姓归于朴素。应规定天下男女按人口授田，宰司每季巡行，台使每年考察检验，勤加劝勉督课，严格实行赏罚。几年之内，必定会有盈余，即使遇到灾祸，也能免于流亡。往年考核户籍，租赋很少；臣所统辖的齐州，所收租粮仅仅够发俸禄，几乎没有收入仓库。这样虽然对百姓有利，却不能长久。如果发生军事行动，或遭遇天灾，恐怕供给的办法将无从取得补济。可以减少绢布，增加谷物租税；年成丰收时多加积储，年成歉收时拿出来赈济。这就是所谓把百姓的粮食寄存在官府，官府有长期积储，百姓便没有荒年了。韩显宗【字茂亲，韩麒麟之子，太和初年举为秀才，对策甲科，授著作佐郎兼中书侍郎，历任广阳王谘议参军】上奏时事书【孝文帝确定迁都之后，韩显宗上书】

译臣私下听说，皇帝车驾今年夏天如果不巡行三齐，就将临幸中山。臣认为这不是好计策。为什么呢？当今应该尽早停止徭役，洛京应该迅速建成。节省费用，徭役就可以减少；集中力量，洛京就容易建成。去年冬天车驾停留在邺城，正是闲暇之时，仍然让编户百姓供奉，劳费很重。陛下圣明体恤，诏旨优厚殷切，给高年老人加爵，赐给鳏寡之人财物。虽然赈济普遍沾及百姓，如今仍恐怕到了明年夏天会出现菜色。何况正值三农最紧要的时节，六军又云集防守，他们所损失的农事，实在不少。即使调发征敛已经很轻省，也不足以称为没有劳苦。然而大驾亲临，谁敢安宁休息？往来承奉，车马纷纷于道路，田地和养蚕暂时荒废，将来就会没有资财。这是国家的深忧。况且将近炎热夏季，六军暴露在外，恐怕会发生瘟疫，这是最值得忧虑的大事。愿皇帝车驾早日返回北京，以省去各州供帐的费用，集中力量营建洛邑，那么南州可以免除杂徭役的烦扰，北方边地也能停止百姓分离流散的哀叹。洛京可以按时建成，迁徙的人也都会安然如归。又，自古圣明帝王一定以俭约为美，昏乱君主一定因奢侈留下祸患。臣仰念先朝，宫室都很简陋，却把力量用于经营治理，所以能够开拓广大的基业，使国业和福祚长久昌盛。如今洛阳的基址，是魏明帝营建的，已被前代讥讽。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把它减省再减省。近来北都富裕人家竞相以宅第相互夸尚。如今趁迁徙之际，应当进一步申明禁令，使贵贱有等级，不得超过制度。端正拓宽街道，疏通便利沟渠，使寺院和官署各有区别，士农工商各居其处，永远成为百世不可磨灭的规范，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臣私下听说，皇帝车驾返回洛阳时，轻装只带几千骑兵，臣深以为陛下不应如此。千金之家的子弟尚且不坐在高堂边缘，何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的皇帝呢？宫门之内也设置警卫清道，难道只是为了仪容而已，实在是为了防备意外。清理道路之后才出行，尚且还担心马口衔勒有所失误，何况跋涉山河，怎么能不再三思量呢？这就是愚臣因此惊惧不安的原因，愿陛下稍加察省。又，选拔贤能、求取人才，是历代帝王首先要做的事。前代选取士人，必先端正名目，所以有贤良方正的称号。如今州郡贡举察举，徒有秀才、孝廉的名义，却没有秀才、孝廉的实际；而朝廷只考察他们的门第声望，不再弹劾纠察。如此一来，倒不如另设门望贡举，以区别士人，何必借用秀才、孝廉的名义呢？所谓门望，不过是父祖留下的功业，对皇家又有什么益处？真正对时世有益的，只有贤才。假如确实有才，即使是屠夫、渔夫、奴仆、俘虏一类人，圣明皇帝也不以为耻，照样任用为臣。假如没有才，即使是三后之后，也会自己沦为皂隶。因此，大才授予大官，小才授予小官，各自相称；有人议论说，如今世上没有奇才，不如从门第中选取士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难道因为世上没有周公、召公，就废弃宰相而不治理国家吗？只应考察他们哪怕有一寸之长、一铢之重的才能，便先行叙用，那么贤才就不会遗漏。又，帝王居于尊位而驾驭臣民，凭借的是威势；百姓改掉恶行而归向善道，凭借的是法令。因此，凡是有国有家，必定以刑法治理，百姓的性命也系于此。有罪必罚，刑罚又与罪行相当，那么即使只是鞭笞之刑，人们也不敢触犯。法令制定却不执行，使人得到侥幸，那么即使使用夷灭三族的重刑，也不足以使人肃然自守。太和以来【孝文帝年号】，许多人因盗窃被处死于市，远近因而肃清。由此说来，制止奸邪在于防范检查，不在于严刑峻法。如今州郡牧守为求当时的名声，实行一概严酷的法令；台阁百官也都把深刻严酷当作没有私心，把宽仁恕宥看作纵容盗贼。彼此交相勉励，终于形成风俗。陛下居于九重宫阙之内，把百姓看作婴儿；百官分掌万事的关键，却把下属看作仇敌。这样一来，尧舜时代只有一个人如此，桀纣时代却有成百上千的人如此；和气不能到来，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皋陶谟》】实在应当下令告诫百官，以仁惠保全百姓的性命。臣又看到洛京的制度，居民按照官位来安排，而不按照世俗类别居住。然而官位并不恒常，有人早晨还享受朝廷荣宠，晚上就衰败失势；这样，士大夫就会沦落到奴仆居住的地方，奴婢却升到肥沃富足的里巷，事物颠倒，有时竟达到这种地步。古代圣王一定让士农工商各自居住，是想使他们职业固定、志向专一。职业固定就不会虚伪，志向专一就不会淫荡；所以耳目所习见的，不用督促就能学成；父兄的教导，不用严厉就能实现。臣仰想太祖道武皇帝，开创基业、平定乱世，每日都没有空闲，然而仍然区别士人和庶民，不让他们混杂居住。工匠、屠夫、卖酒者，各有自己的居处，只是不设立科条禁令，买卖任其自然，贵卖贱买，交错杂居。假如一处有人弹筝吹笛、缓舞长歌，另一处有严师苦心训诲、诵读诗书讲习礼仪；若让儿童任意选择，他们奔向舞堂的成千上万，前往学馆的却一个也没有。这就明确证明，工匠等不应混杂居住，士人也不宜与他们分处。孔子赞美乡里有仁德之人的好处，孟母弘扬三次迁居的教诲，贤圣的明训如此重视居处环境。如今让工匠之家学习士人的风俗礼仪，百年也难以形成；让士人的儿童模仿工匠的仪态，却一朝就能学会。因此士人同处，礼教容易兴起；工匠杂居，风俗就难以改变。朝廷每次选拔人才，总要考察他是否婚娶、是否做官，以此决定升降，是多么严密；到了给工匠开通做官的途径，却同膏粱华贵之家接连宅第、屋脊相连，是多么宽疏！这是愚臣所不能理解的。如今考察古制、建立中正之道，使中原地区光大，凡是迁居的人家，所住都是公地；区别工匠，只在一句话之间，有什么可疑虑的，却反而缺少这一盛美之举呢？【孝文帝看了上书很赞许。曾对显宗和程灵虬说：‘著作的职任掌管国史，你们的文章，朕亲自了解。中书省的品秩，你们也都听说过。若要拿古代左丘明、司马迁一类人相比，当然还相距很远；若在当世文学才能中寻求，你们应当推举崔孝伯。】孙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国子祭酒、秘书监、平东将军、济州刺史、光禄大夫】请求收集校订典籍表【孙惠蔚在世宗初年由冗从仆射升任秘书丞，进入东观后，见典籍还不完备，于是上疏】

译臣听说，圣明帝王治理天下，必定暗中辅佐人道，参验天地，依据典章旧制，述行并遵循宏大的谋略。所以《易经》说：‘观察天上的文采来考察时令的变化，观察人间的文采来教化成就天下。’【《贲卦·彖辞》】既然如此，六经、诸子百家、图书秘籍，正是承受天道的正当方法，也是治理人的正确规范。因此，温柔宽厚、疏通远方，是《诗》《书》的教化；恭敬节俭、平易善良，是礼乐的道路；卦爻彖辞以精微的防范为神妙，《春秋》以缀辑言辞来施行教化。所以宏大的训诰在东序显明，典籍文章在麟阁光耀。这实在是太平的枢纽、制服残暴的要道，是国家的根基、帝王的盛业。使上位安定、百姓安宁，敦厚风俗、美化民情，难道不在于此吗？到了秦朝抛弃学术，礼乐灭绝。汉朝兴起后寻访典籍，重新举用先王遗训，灿然恢复存在。到了光武帝平定乱世，虽然每日忙碌无暇，但仍有入洛阳的书籍二千余两。魏晋时期仍然重视典籍，收集散失、聚集逸书，九流之学都很完备。看他们搜集校阅史书、访求购买经论，纸张竹简所载的，大略没有遗漏。臣学问不足以通达儒术，思想也不能深远，只是拘守章句，连片段的义理都不能建立。承蒙陛下恩泽曲加，得以列于秘书省，愧居官位而承乏，只掌管书籍。然而查看秘阁旧典，过去没有确定的目录，新旧书籍杂糅，首尾也不完整。有的书累积几十帙，没有的多年不曾抄写；有的篇章次序脱落，首尾残缺；有的文字毁坏、字词讹误，错误败乱相连。篇目虽然很多，完整确定的却很少。臣现在依照前任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想补足残缺、合并多余和缺少的部分，校正句读，作为定本；使次序均齐、抄写整齐，永远成为常规。对于省中原先没有底本的书，广泛推究搜寻，使之完备。然而经书浩博，诸子纷繁，部类既多，篇章错谬，绝不是一两个校书官用几年时间就能完成的。现在请求命令四门博士和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心校勘考核，共同审定字义。如果陛下允许，那么典籍文字就会确实端正，各类书籍也会大量汇集。崔光【一名孝伯，字长仁，东清河鄃人，官历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答宣武帝《鸡异表》【正始元年夏，典事史元显进献四足四翼的鸡，崔光当时任太常卿，宣武帝下诏询问崔光，崔光上表回答】臣谨按《汉书·五行志》记载：‘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车厩中有母鸡变成公鸡，羽毛变了却不鸣叫，也不率领鸡群，没有距。’【辂軨是马厩的名称；“将”是率领它的同类；距是鸡脚上的骨刺，争斗时用它】元帝初元年间，丞相府史家中的母鸡孵出小鸡，渐渐变成公鸡，有冠有距，会鸣叫并率领鸡群。永光年间，有人进献长角的公鸡。刘向认为：‘鸡是小畜，主管时辰和起居，是小臣任事执政的象征。’就是说小人将要借助君主的威势来危害政事，就像石显一样。竟宁元年，石显伏罪，这就是应验。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的母鸡将要变成公鸡，身上的毛全像公鸡，只是头冠尚未变。灵帝下诏询问，议郎蔡邕回答说：‘容貌举止不恭敬，就会出现鸡的灾异。’臣私下推求这件事，头部是首领，是君主的象征。如今这只鸡全身已经改变，还没有改变到头部，而上天已经使人知道，这是将要发生此事却未能最终形成的征象。如果应对不精确，头部仍不改变，头冠也许会成为祸患而使灾害扩大。此后张角发动叛乱，号称黄巾贼，于是破坏四方，百姓疲于赋役，许多人叛离；君主没有改变政令，终于导致天下大乱。如今这只鸡的形状虽然与汉代不同，但它所预示的应验却很相似。刘向、蔡邕都是博学通达的人，他们考察事物、验证事情，确实可信而有根据，实在令人畏惧。臣按照蔡邕的话推论，翅膀和脚很多，也是群臣互相煽动帮助的象征；它还是雏鸡，没有长大，脚和羽毛都稍小，也说明它的势力还弱，容易控制。臣听说，灾异出现，都是用来显示吉凶的；明智的君主见到它便恐惧，才能招来福祥；昏暗的君主越看越怠慢，正是招致灾祸的原因。《诗》《书》《春秋》以及秦汉以来的事情很多，都是陛下所应当观察的。如今或许有人从卑贱而变得尊贵，参与政事，大概也是前代君房一类的人物【君房是石显的字】。南方边境死者以千计，白骨横陈荒野，活着的人怀有酷烈仇恨，死者成为怨愤悲伤的魂魄。义阳屯驻的军队盛夏还未返回，荆蛮狡猾，征发的士卒久困于军次；东州转运粮饷，往往有去无回，百姓困穷，以绞缢而死。北方霜降，养蚕妇女停止劳作，众生憔悴，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这正是贾谊痛哭叹息、谷永急切进谏的时候【史书称谷永善于谈论灾异，所上奏的事情有四十多件】。司寇执行杀戮时，君主因此停止作乐；陛下是百姓的父母，更应当加以怜悯救济。国家重视战争，用兵如同用火；内外怨恨困敝，很容易导致动乱离散。陛下即使想要忽视天下，难道不应仰念太祖取得天下的艰难、先帝经营国事的辛劳吗？诚愿陛下留心聪明的鉴察，警戒天地所显示的意旨，礼遇身边近臣，节制过去那种过分尊贵的待遇。邓通、董贤曾经受到极盛的宠爱，实际上正是因此受到伤害。又应亲自举行飨礼，不要屡屡缺席宗庙宴享；应亲自严肃地祭祀郊庙，延请敬重诸父，考察四方，务必使天下休养生息。发出慈爱的诏旨，抚恤赈济贫困疾苦；减少荒废山林池苑，削减撤除声乐宴饮；白天存守正道，夜里安养身心。广泛采纳草野之言，进用贤才，黜退奸佞，那么百姓就非常幸运，妖异会消除，福庆会增加，祥瑞也会聚集了【表章上奏后，世宗十分高兴。几天以后，茹皓等人都因罪伏法，于是更加重视崔光】灾异表【正始二年八月】本月二十八日，有一种东西出现在太极宫西面，序令拿来给臣看。臣接近观察它的形状，就是《庄子》所说的蒸气形成的菌类【菌，是地上蕈类中小的】。《庄子》又说朝菌不能活过一昼一夜，雍门周所说磨利萧斧来砍伐朝菌，也都是说它由蒸气郁积生长，没有根和种子，质地柔脆，迅速凋落，不超过十天一个月，根本用不着斧头砍伐。它又多生长在废墟、村落和污秽潮湿的地方，很少生在宫殿堂室等高大华美之处。如今太极宫宫室高大华丽，霜雪不能侵入，水气也不能沾润，却突然生出这种菌来，形状又繁茂疏展，实在足以称为奇异。野外树木在朝廷中生长，野鸟飞入宗庙，古人认为这是败亡的征兆；然而因畏惧灾异而修养德行的人，都能招致吉庆，正所谓一家将获利而怪异先出现，国家将兴盛而妖异预先显现。因此，桑树和谷树在庭院中合抱而生，太戊因而昌盛【太戊时朝廷中有不祥的桑树和谷树共同生长，一夜之间长到合抱粗，太戊恐惧而修德，殷道重新兴盛】；野鸡鸣叫着落在鼎上，武丁因此兴盛【武丁祭祀成汤时，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武丁修明政事、施行德政，天下都欢欣】。如今防鹊在宗庙殿堂筑巢，枭和鵩在宫寝鸣叫，菌生在宾阶和轩坐的正中，按照往昔记载来推论，确实可以作为警戒。况且东南还未安定，战争不停；郊外境内大旱持续很久，百姓劳苦，万物憔悴，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

译承受天子养育的百姓，正是应当怜悯救济的对象。恭愿陛下追念殷代太戊、武丁二宗感悟灾变的心意，侧身自省，竦敬而真诚，更新圣明之道；节制夜间饮宴的欢乐，增强早朝时的膳食，保养正当富盛的年华，保全金玉般的贵体。这样，魏国的福祚就可以永远昌盛，皇帝的寿命可以同山岳一样长久。甄琛【字思伯，中山无极人，侍中、车骑将军，当时进用】请求放宽盐禁表 君王的道德与天地相同，施恩与造化齐等，救济时世、拯救万物，是百姓的父母。所以年成不好，君王就替百姓祈祷祭祀；天地所施的恩惠，天子应当顺应；山川所蕴藏的利益，天子应当使它流通。只要有一个地方的百姓受损，君王就应当不惜损耗自身；如果有所积聚，也只是为了赈济抚恤。因此《月令》说：山林川泽中，凡是能够采摘蔬菜、捕取禽兽的人，都由虞官教导引领；那些互相侵夺的人，罪无赦免。这说明应当引导百姓而不是一味禁止，使有无相通、彼此救济。《周礼》虽然有川泽禁令，正是为了防止资源被耗尽，但必定仍要让人按时取用。这所谓障禁防范虽然属于公家，更是为了替百姓守护它。况且一家之长，恩惠施及子孙；一国之君，恩泽周遍天下；都是为了厚待所养育的人，使国家富足。没有尊奉父母却吝惜醯醢的道理，也没有富有万物却只在意一件东西的道理。如今上天为百姓生出盐，国家却和百姓一起设置障禁，即使侥幸获得盐利，也如同只让口齿富足而不顾四肢。况且天下夫妇每年进贡粮食布帛，四海的所有物资都用来储备，供给一个人的军国费用，取用的本来就是百姓的财物；天子又何必担心贫穷，而偏偏吝惜一个盐池呢？古代的君王世代拥有百姓，有的借水火来帮助他们使用，有的建造巢屋来教他们居住，有的教导农耕来消除饥饿，有的教习织衣来除去弊害。所以《周诗》说：教导他们、训诲他们，给他们饮水、给他们食物，都是为了抚育覆盖、引导养育百姓，为他们谋求利益。臣性情愚昧，不懂得大道，见识没有远大的见解；每当看到上古爱护百姓的事迹，时常读到中代骤然加税的文书，未尝不感叹前者远大，惋惜后者近狭。如今弊病相承，仍然推重关市税；大魏广大宽厚，只收取谷物布帛的输纳。这使远方听到的人没有不歌颂德政的。昔日亶父因为舍弃宝物而得到百姓【亶父，周太王的名字】，硕鼠却因为收取财物而失去众人【《诗经·魏风》的篇名，讽刺重税】，君王的道义应当是很高的；魏国简省税收，恩惠实在深远。俗话说：出纳财物时吝啬，是主管官吏的福分；施行恩惠困难，是人君的祸患。府库所藏的东西尚且因为不施舍而成为灾害，何况府库以外的利益，怎么可以对百姓吝惜呢？善于储藏的人把财物储藏在百姓那里，不善于储藏的人把财物藏在府库里。藏在百姓那里，百姓欢欣而君主富足；藏在府库里，国家怨恨而百姓贫穷。国家怨恨，说明教化有所亏缺；百姓贫穷，君主就没有可以取用的东西。愿陛下解除这项盐禁，使恩惠畅通而远及四方；依照《周礼》设置川衡的法令，只让其监督引导而已【诏令交付朝臣议论，司徒彭城王勰、尚书邢峦等上奏：先朝曾商量盐禁的大小，恢复盐禁以来，主管官吏多有懈怠，出入之间办事不合规矩，因而使平民嗟怨、商贩轻议；这只是施行的人没有办法，并非当初兴办此事有错】如今若废除盐禁，恐怕会违背先前的诏旨。诏书说：‘主管盐业的税收，是自古以来通行的制度。然而兴制定利，下代有时会不同。如果能够使百姓富足、增益教化，只要合乎治理的道理即可。甄琛的表章，正是所谓辅助政事、辅佐治理的意见，可以依从他的原先计划，使公私都适宜，不让川泽之利壅塞。尚书应当严格制定禁止豪强的制度。’ 邢峦【字洪宾，河间鄚人，仕魏历任散骑常侍、征南将军，升任殿中尚书，加授抚军将军】再次上表请求讨伐梁国【当时梁军进攻徐州、兖州，邢峦率兵将其击败驱逐；正始三年，诏令邢峦乘胜进取，邢峦上表认为应当蓄养力量、等待时机；诏令催促进军，邢峦于是写了这篇表】萧衍侵犯边境，长期使王师劳苦，如今将其击走，确实除去了边患【邢峦击破梁将桓和、蓝怀恭等，平定徐、兖二州】。这都是神灵辅佐大魏、上天使敌方小人败亡，并不是臣等力量弱劣却能够取胜。依臣愚见，现在正应修复边镇，等待以后再行动。况且萧衍还在，凶恶的首领没有除掉，螳螂般进攻的念头，哪里会自行停止？只应广泛整备军备，等待他来，不宜劳师远入，自取疲困。如今中山王进军钟离，实在是臣不能理解的事【中山王元英在淮南击败梁军，临川王萧宏等放弃梁城向东逃走，元英进攻钟离】。如果要考虑胜负得失【意思是胜败未定】，不顾万全，直接袭击广陵，深入敌境，出其不意，或许还可以成功。现在正要在萧密屯兵，其余军队仍在彼处。若说没有粮食，运粮船又已到达；但想凭八十天的粮食攻取城池，臣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元英约定用八十天的粮食攻取钟离，所以邢峦这样说】。况且广陵和任城的事情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正始元年，任城王澄进攻钟离，因大雨导致淮水暴涨，澄退回寿阳，狼狈失散四千人】，难道现在还容许再次做同样的事吗？如今若前往，敌人坚守城池，不与人交战；城壕水深，不能填塞；白白坐等到春天，士卒自然会疲惫困苦。派臣前往那里，粮食怎么送到夏天到达的军队手中？不携带冬衣，假如遇到冰雪，又从哪里取得救济？臣宁愿承担胆怯懦弱、不肯进军的罪责，也不愿承担遭受败损、空走一趟的罪过。钟离是天然险要之地，朝廷显贵都熟知这一点【意思是朝廷的贵臣都完全了解】；如果那里有内应，那就不是臣所知道的；如果没有内应，必定没有攻克的形势。如果不能再次取胜，耻辱将如何承担？如果陛下相信臣的话，愿赐臣停止进军；如果认为臣难以出行，请收回臣所统领的军队，全部交给中山王，任凭他处置。臣请求只骑一匹马跟随其后。况且俗话说：‘耕田要问田奴，织绢要问织婢。’臣虽然不勇武，忝任征将，对于进军是否可行，确实比较了解。臣既然说困难，怎么还容许强行派遣呢？【于是召回邢峦，改命镇东将军萧宝寅与元英共同围攻钟离；第二年萧宝寅、元英从钟离败退回来，邢峦被削除名籍，贬为平民】高谦之【字道让，渤海蓚人，铸钱都将长史】请求恢复县令当面陈述旧制疏【高谦之任河阴县令时有能干的声誉；旧制度规定京畿县令可以当面陈述意见，后来因奸佞宠幸之徒上奏而废止，于是高谦之上疏】臣因为没有才能，却错误地担任神县县令，实在想奉行法令而不屈挠，符合官府的职责，以报答朝廷无法估量的恩德，尽到人臣守职的节操。但豪强之家及其亲属，皇亲国戚和姻亲，县狱所牵连的人，抬眼所见大多都是他们；他们全都带有盗贼憎恨主人那样的神色，人人都生出怨恨上级之心【‘盗憎主人，人民怨其上’，见《金人铭》】。县令势力轻弱，怎么能成功治理呢？先帝过去发布明确诏令，准许县令入朝当面陈述心中所想。臣已故父亲先臣崇之担任洛阳县令时，常常能够入朝奏报是非，所以朝廷权贵收敛手脚，不敢干预政事。近来以来，这项制度终于废止，导致京县县令威势减弱，下面的实情无法上达。如今二圣远远遵循尧舜的典章，臣也希望高祖能帮助这个愚臣，稍微施展驽钝之才，建立一点功名。请求重新明确新旧典章，恢复过去的制度，使奸豪知道禁令，稍稍自行收敛心志【肃宗下诏答复说：这篇启奏深合朕意，交付外廷酌量处理】

译《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八目录 北齐 邢邵 请求建立明堂、太学疏 杜弼 替东魏移檄梁朝 北周 武帝 停止征发诏 毁掉露寝等殿诏 答复于谨诏 任命于谨为三老诏 苏绰 替周太祖撰写六条诏书 庾信 祝贺平定邺都表 请求功臣即使不死于王事也准许门第袭封表 隋 文帝 拒绝封禅诏 整顿音乐诏 给元谐的敕令 赐给高丽王汤的玺书 牛弘 请求开通献书渠道表 李谔 论述文体书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八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命编纂注释 北齐【拓跋氏衰落后，尔朱氏专擅政权，高欢援立孝武帝，君臣又相互猜疑背离，于是逼迫孝武帝入关，另立孝静帝；高欢之子太原公高洋接受禅让，国号称齐，传六世，从文宣帝到幼主，承光元年止，共二十九年】邢邵【字子才，河间郑人，文雅而富有才思，仕魏，历任卫将军、国子祭酒，进入北齐后授特进】请求建立明堂、太学疏【《魏书》《通鉴》都记载了这篇疏文，说是孝明皇帝时李崇提出的建议；《北齐书》《北史》的《邢邵传》都说杨愔、魏收和邢邵上奏请求设置学校、修建明堂，灵太后答诏说：‘配享的大礼，是国家的根本；近来因为战事在郊外，来不及修缮，如今四方安宁，应当命令有关官员另行商议开始营建。’据《邢邵传》，永安初年他升任中书侍郎，尔朱兆进入洛阳后，与杨愔避居嵩高，普泰年间才重新在朝廷任官。《杨愔传》说永安初年杨愔任通直散骑侍郎，当时年仅十八岁，而那时灵太后已经被害。邢邵文笔非常优美，年轻时就替洛阳贵人撰写表章，应当是李崇让邢邵起草，而史书误记为李崇所作。现在定为邢邵所作，姑且保留疑问】臣听说，世室、明堂在周、夏时就已经显著；两所黉舍、两所学校，在虞、殷时盛行。这样做，是为了在宗庙配享上帝，以显示无比盛大的庄严；向天下宣示教化，以彰明效法上天的规范；供养老人，听取正确的言论；培育青年，传播典章制度。因而能够使国家长久，声名和美德流传万世。祭祀等制度一直延续到秦朝灭亡，秦朝改变了这些道路，坑杀儒生、毁灭学术，以此蒙蔽百姓，所以九州分裂崩溃，国运到二世便终结。炎汉兴起后，重新修治儒术，所以西京有六学之美，东都有三本之盛。到了魏晋，平乱相继发生，在兵革之中学校仍未断绝。臣仰想高祖孝文皇帝，天赋圣明，通晓古今，在乡党设置学校，在郡国敦促诗书教化。但工程开始后事务繁多，战车屡次出动，没有时间大多完成；弓箭和剑还来不及收起，世宗便继承帝位，遵循先帝的事业。永平年间，大规模兴建土木，后来又遇水旱和战争，工程虽在郊外开始并逐渐筑成山形，仍然只完成一筐土便停下。如今明堂是礼乐的根本，却荒芜在荆棘丛林中；太学是道德仁义的根基，却只留下牧童行走的痕迹。城池壕隍坚固的重要工程，缺少砖石修筑；城墙和敌楼显扬威望的要地，也少有楼台廊榭的装饰。再加上风雨逐渐侵蚀，渐渐导致毁坏坍塌，这不是所谓追继宏伟堂构、为万国树立仪范的做法。臣听说朝廷商议，认为高祖创建区夏，功业可与周文王相比，拟在明堂祭祀，配享上帝。如今如果基址宫室不修，仍与丘陵田畎相同，即使高祖的神灵在国都南郊缺少享祭，宗庙祭祀的典礼也会只有声名而没有实际，这是臣子因此不得安宁、亿万百姓因此失望的原因。臣又听说，官府任用有才能的人，是为了让他们承担事务；事务既然交给了他，就应以俸禄酬报。这样，上面没有官员空缺失职的讥议，下面也没有尸位素餐的诽谤。如今国子监虽有学校官员的名义，却没有教授教学的实际，和兔丝、燕麦、南箕、北斗有什么不同呢【兔丝不能供织，燕麦不能作粮，南箕不能簸扬，北斗不能舀取酒浆，都是说有名无实】？从前刘向说：‘君王应当兴建辟雍，陈设礼乐，以教化天下。’礼乐是用来养育人的，刑法是用来杀戮人的。有关官员勤勉不懈地请求制定刑法，至于礼乐却说不敢办理。这就是敢于杀人，却不敢养人。臣认为如今四海清平，九服安宁，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理应首先营建学校。如果再拖延，刘向的话就要应验了。但各项事情不能同时兴办，必须有所取舍。依臣愚见，应停止尚方制作雕饰奢靡物品的工程，适当节省永宁寺的土木工程，同时减少瑶光寺所需的木材瓦料，也分减石窟寺雕刻的劳役，以及其他不急迫的事务徭役【当初魏世宗修建瑶光寺尚未完成，肃宗明皇帝即位后，胡太后临朝称制，又修建永宁寺，都在宫殿旁边；又在伊阙口修建石窟寺，土木装饰都极其华美】。利用三季农闲，修建这些项目，使辟雍的礼制蓬勃恢复，诵读讽谏的声音焕然重新响起，美丽的楼台…… 外部城墙高大坚固、气势雄壮，内部槐宫棘宇显得壮丽；迅速发布明确诏令，重新遵行乡饮酒礼，敦促兴办郡学，精心考核经学课业。这样，就能在朝廷得到元凯一样的贤才，在各地学校得到子游、子夏一样的人才，岂不是美好的吗？杜弼【字辅玄，中山曲阳人，仕魏任卫将军，封定阳县侯；北齐受禅后，封长安县伯，授胶州刺史】替东魏移檄梁朝【寒山之战失败后，郭凤退守潼州，慕容绍宗进军包围；十二月初一，郭凤弃城逃走，魏方让军司杜弼撰写檄文】皇室承继大统，光辉足以配合上天。只有吴越一带独自阻隔声教。君主怀有停止战争的心意，宰辅也厌薄动用兵车的命令【元首指东魏君主，上宰指高欢】；于是解开被拘系的南方囚徒【《左传》记载晋侯在军府观看，见戴南冠而被拘系的钟仪】，晓谕梁朝以友好和睦【大同三年，梁朝开始与东魏通和】虽然良好的谋略和长远的计划由我方首先提出，但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梁朝也从中获得了利益。侯景这个小人，自行产生猜疑和叛逆之心，远远托身于关陇，依凭奸诈伪妄之势。他违逆君主、确定君臣名分，又以虚伪的宰相身份结成兄弟之亲【指侯景先投降西魏】难道能说没有恩情吗？最终却成为难以供养的人，不久便改变心意，亲自寻求战争。

译祸衅暴发，恶行已极，回头看却无所依托【这是说侯景不被西魏容纳】。他把金陵当作逃亡者的聚集地、江南流寓者的栖身之处，甘心使用卑下的言辞和礼节，进献柔顺熟习的话语，来图谋容身【把软熟的言辞进献给梁朝，以此谋求容身；“孰”是“熟”的古字】；那些诡诈浮泛的言论，其用意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可是伪朝上下都幸灾乐祸、忘弃道义：君主在上荒淫，臣下在下蒙蔽，勾结奸恶，断绝邻国友好，征调军队保卫边境，放纵盗贼侵害国家。大概事物没有固定的方向，事情也没有固定的形势；有时因乘利而受害，有时因得到而反致失去。所以吴国侵犯齐国边境，竟导致越王勾践出兵【《左传》说吴国在艾陵打败齐国，越王勾践乘吴国空虚进攻吴国，俘获吴太子，于是进入吴国】；赵国接受韩国的土地，最终发生长平之战【《史记》说韩国上党郡守以十七座城邑归附赵国，赵国接受了它，秦国在长平击破赵军，继而包围邯郸】。何况鞭挞疲惫的百姓，侵犯徐州一带，修筑堡垒阻塞河流，舍弃舟船而追逐近利【“轶”读徒结切，又读逸；“拥”应作“壅”；“舍”读作“舍弃”；“徼”读遥】。因此，持鼓挥旗的将领，以及能拔取拒地、投掷石块的勇士【“拔距”是有人彼此连手把住地面，使身体稳固而能拔起；“投石”是用石块投击人，都是说他们勇猛】【“援”读元；“枹”读肤】都含怒变色，像是要奔赴私仇。他们连营驻扎，拥有人众，依山傍水，举起螳螂的斧臂，披上蛣蜣的甲壳【螳螂是有斧状前肢的虫，兖州人称它为“拒斧”；蛣蜣就是蜣螂，翅膀藏在甲壳下面，所以用它比喻铠甲；这是说梁军轻弱】【“蛣”读诘】如同守在穷途的车辙前等待车轮，坐在堆积的柴薪上等待火烧。等到刀锋刚一交接，尘土尚且相接触，他们已经丧失防守、弃甲败逃，兵戈之势土崩瓦解；有人在舟中争夺，手指多得可以捧起，有人身披铠甲、反缚双手，坐在军鼓之下【《左传》说晋军与楚军在邲交战，晋国中军和下军争夺船只，船中的手指多得可以捧起；又说晋国攻打齐国时，齐军夜间逃走，殖绰、郭最都披甲反缚双手，坐在中军鼓下】【“衿”读其鸩切】同宗和异姓之人，戴枷关押者前后相望；双方的是非既然不同，强弱也不相等。得到一个人，却失掉一个国家；看见黄雀，便忘了深坑，这是智者所不做、仁者所不趋向的事。过去的事情确实难以追悔挽回，但将来的事情仍然可以挽救。侯景不过是一个鄙陋粗俗的人，却遭遇风云际会，官位列于三公，封邑达到万户；揣量自身、估计名分，本来早该知足止步，却在进退取舍之间反复周章，始终不能停止，这难道只是偶然吗？他的意图也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竟把锋利的武器交给他，又用慢藏诲盗的道理教导他【《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来授予别人”；又说：“懈怠收藏财物，是教导盗贼”】【“藏”读狙浪切】使他的势力有机会包藏奸心，也有时机乘隙而动。如今看见南方的声势已经不能振作，天意要亡梁已有征兆，那个老贼的奸谋恐怕又要发生了。然而，推倒坚固强大的东西很难奏功，摧毁枯朽之物却容易用力【“推”读吐雷切】。估计侯景虽然不是孙武、吴起那样的猛将，也没有燕赵精锐的军队，但终究是久经行阵、曾经熟习军旅的，哪里能同轻剽浮薄的军队相比，也不能把他们看作危险脆弱的乌合之众？抵御他们，气势恐怕不足；进攻他们，势力又有余，最终只怕形成尾大于身、脚踵粗于大腿的局面，倔强而不能制驭【“彊”读其两切】，凶狠暴戾而难以驯服。召唤他，反而会使他迅速反叛而且事端较小；不征讨他，则反叛会迟发生而祸患更大。恐怕会出现远远对望、防守和廷尉彼此相拒的局面【《晋书·苏峻传》说：“我宁可在山头望着廷尉，也不愿廷尉望着山头”】；他若占据淮南，也想要称帝【《史记·黥布列传》说他想做皇帝】。只怕楚国的猿猴逃亡，祸患会牵连林木【《淮南子》说楚王失去猿猴，林木也因此遭到残害】；城门失火，灾祸会殃及池中之鱼【《风俗通》说有个叫池仲鱼的人，城门失火，大火烧死了池仲鱼】。这样将使江淮的士人、荆州和扬州的人物，死在箭石之下，夭折于雾露之中。梁朝的君主，操守品行没有声誉，轻率险诈一向如此；射死雀鸟便论功，能够荡舟便夸耀力气【《国语》说晋平公射鷃鸟没有射死，便让竖襄捕捉它；鷃是雀鸟；《论语》说夏代以荡舟显示力量】。年纪已经老了，昏耄也随之而来；政权涣散，百姓流离，礼崩乐坏；又加上任用和罢黜违背常理，废立也失当【“用舍乖方”是指免去周舍而责罚顾琛；任用朱异并废立失当，是指不立世嫡孙而立太子萧纲】。他矫饰真情以惊动世俗，卖弄聪明以惊吓愚人，满怀毒害，却妄称敦厚谨慎；胸中充满躁竞之念，却错误地讲求清静之治【“螫”读释；“治”读直之切】。灾异降临上天，怨恨诽谤在下民间兴起；人人厌恶困苦，家家都希望作乱。霜已踏上，坚冰将至【《易经》说：“踏着霜，坚冰就要到来”】。他传播险诈浮躁的风气，任用轻薄的子孙。朋党之路一旦打开，兵权掌握在外，必将使祸患生于骨肉之间，祸衅从心腹之臣中兴起。强弩冲击城池，长戈直指宫阙，却只能徒然探取雀雏，无法挽救府库的空虚【《史记》说赵武灵王被肥义围困，只能探取雀雏来吃】【“藏”读徂浪切】空自请求吃熊掌，哪里能延长片刻的性命【《左传》说楚国太子商臣围攻父亲成王，成王请求吃熊掌后再死，商臣不准，于是成王自缢】外部崩溃、内部溃败，正是现在这个时候。鹬和蚌互相争持，我正好乘他们的弊端【《战国策》说蚌刚张开壳出来晒太阳，鹬便啄它的肉；蚌合拢夹住鹬的嘴，双方都不肯放开，渔父便把它们一起捉住】。正要让骏马追逐疾风，让精锐铠甲在阳光下闪耀，让四七名将并列【《后汉书》光武帝二十八将赞说“授钺四七”】，使百万军队聚成一群，以转动巨石般的威势【《孙子》说善于作战的人造成的势，就像从千仞高山上转下圆石】，形成破竹般的攻势。应当使军队从钟山渡过长江，青盖车进入洛阳，使荆棘生长在建业宫殿中，使麋鹿游荡在姑苏馆舍里【《三国志·孙皓传》说青盖车进入洛阳；《汉书·淮南王传》说伍被劝淮南王时讲，过去伍子胥劝吴王说“我如今看见麋鹿在姑苏台上游荡了”，如今我也看见宫中将生出荆棘，露水将沾湿衣裳】。只是担心战车所碾压之处【“轥”读力刃切；“轹”读来各切】，剑骑所践踏之处，杞梓等良材在那里倾倒折断，竹箭也因此摧残【杞、梓、竹、箭都是东南的优良物产】【“蹂”读人九切】像吴国的王孙、蜀国的公子【晋代左思假设东吴王孙、西蜀公子来写《三都赋》】那样归顺到军门，交出性命听候司法官处理，立即授予客卿的俸秩，特别加授骠骑将军的称号【《三国志》说孙秀从吴国投奔晋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所有君子，都努力求取更多福祉。北周【宇文泰收编贺拔岳的部众，杀死侯莫陈悦，奉魏孝武帝西迁都城到长安，随后击败高欢；传位给儿子宇文觉，接受禅让，这就是孝愍帝，国号为周。共传四代，从孝愍帝到静帝大定元年，共二十五年】武帝【名邕，姓宇文，武川人，文帝第四子，庙号高祖】停止征调诏【建德元年】

译百姓劳苦，于是天上的星辰就发生变动【《汉武故事》说元光元年天星大动，董仲舒说：“这是百姓劳苦的妖异”】；施政不合时宜，于是石头便在国中发言【《左传·昭公八年》说晋国魏榆的石头发声，师旷说：“施政引起怨恨诽谤，触动民众，于是有本来不会说话的东西开口说话”】。所以知道治理政事应当以安静为要，安静在于使百姓安宁；治理政事应当以安定为要，安定在于停止劳役。近来兴建营造没有节制，征调不断，加上接连数年用兵，农田荒废了生产。去年秋天发生蝗灾，粮食没有收成，百姓逃散死亡，家家空空，连织机上的经纬线都没有。朕每天早晨恭敬自持，晚上警惕戒惧。今后除正常赋调之外，不得无故征发，希望时世富足、风俗兴盛，符合朕的心意。毁撤露寝等宫殿诏【建德六年】朕恭敬承继大业，早晚都怀着敬畏之心，穿粗衣、吃粗食，把彰明俭朴节约看得很重要。上有栋梁、下有屋宇，即使是土阶茅屋，朕还担心居住的人安逸、营造的人劳苦，哪里可以建造宽广的高堂，放纵自己的嗜好欲望？过去大冢宰晋公宇文护专擅政务【大冢宰晋公宇文护】，制度多有违背；正殿和别寝，营造得极其壮丽。不只是雕饰墙壁、修筑高屋，深深违背前代君王的戒训，而且建筑高大宽敞，超过了宗庙。如此不合规制、违反常物，凭什么给后世作示范？加上东夏刚刚平定，百姓还没有见到德政；要率先在天下实行节俭，应该从朕开始。露寝、防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等宫殿，在农闲时都可以全部拆毁。雕刻加工的物品，一并赏赐给贫民；修缮营造，务必采用简陋朴素的方式。答复于谨的诏书【于谨升任太傅、大宗伯，保定二年因年老上表请求退休，皇帝下诏答复】从前师尚父年过九十，召公奭也将近百岁，却都勤劳于王室，自我勉励而不停息。如今元凶尚未铲除，九州还没有统一，将要把您作为舟楫，在艰难中广泛济助天下。难道能忘记二位公的高尚操守，而允许您提出这样的请求吗？朕对此感到惭愧。您如果再坚持谦逊退让，有司就应当停止上奏。任于谨为三老的诏书【保定三年，皇帝临幸太学，任于谨为三老，并向他询问治道】君主是树立国家根本的人，主要职责在于教化；率领百姓实行孝悌，使他们处于仁德长寿之境。因此古代先王和贤明君主，都依照这种典制，设置三老、五更，亲自袒衣割牲。朕以微薄之身处在君位，怎敢遗漏这位老臣而不加尊敬？太傅、燕国公于谨，恭谨持守纯正坚定的德行，是国家的元老；大家馈赠财物向他请教，朝野都归心于他，可以任为三老。有司准备礼仪，选择日期后上报。苏绰【字令绰，武功人，年轻时喜好学习，博览群书。周太祖征召他任行台郎中，加授卫将军、光禄大夫，进爵为伯；后来任大行台度支尚书，兼领著作，并兼任司农卿】为周太祖撰写六条诏书【周太祖宇文泰任魏国丞相时，想改革时政，制定使国家强盛、百姓富足的办法；苏绰赞助并完成此事，又设置屯田以资助军国，撰写诏书奏请施行】一，端正身心；二，敦厚教化；三，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四，提拔贤能；五，体恤狱讼；六，均平赋税徭役。如今所有州牧、郡守、县令，都接受天朝命令，出任地方长官；论其尊贵，就如同古代的诸侯。因此前代帝王每每称说，能够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贤能的州牧和郡守。应当明白，百官卿尹虽然各有职掌，但治理百姓的根本，没有比州郡长官更重要的了。治理百姓的原则，应当先治理自己的内心。心是一身的主宰，是百行的根本。内心不清明安静，思虑就会妄生；思虑妄生，便不能明察事理；不能明察事理，是非就会错乱。是非一乱，自身都不能治理，怎么能治理别人呢？所谓清心，并不是说不贪求财物利益，而是要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平和、志意安静，邪僻的念头就没有缘由发生；邪僻念头不发生，凡是思考，都能符合至公的道理。遵循至公的道理治理百姓，那么下面的人谁不会受到教化？所以治理百姓的根本，首先在于治理内心，其次在于修治自身。凡是君主的自身，都是百姓的表率，是一国的准则。必须做到内心如清水，形貌如白玉，亲自实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然后再以不知疲倦来坚持，以明察来辅助。因此百姓既敬畏他又爱戴他，以他为准则、以他为榜样；不必等到家中教导，只要每天看见他，便会自然振作起来而实行善行。天地万物的本性中，只有人最为尊贵。因为人具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所以不同于草木石头，也不同于禽兽。然而人的本性没有恒常的守持，会随着教化迁移。受到敦厚朴实的教化，就质朴正直；受到浇薄虚伪的教化，就浮薄轻佻。浮薄轻佻会形成衰败的风气，质朴正直会形成淳厚和顺的习俗。风气衰败，祸乱就交相兴起；习俗淳和，天下就能自行治理。自古以来国家的安危、兴亡，无不由所受的教化造成。可是世道雕敝衰败，已经数百年了，大乱日益严重，将近二十年【魏正光四年，破六韩拔陵起兵反叛，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百姓看不见德政，只听见战争；上面没有教化，只使用刑罚。而今中兴才刚刚开始【孝武帝进入关中，建立西魏】，大难还没有平息，又加上战争，接着发生饥荒。百事草创，大多采用权宜办法，以致礼让没有兴起，风俗还没有恢复。近年收成渐渐好转，徭役赋税稍稍减轻，衣食不再迫切，于是可以修明教化了。各州牧、郡守、县令、县长，都应当洗心革意：对上承受朝廷法令，对下宣扬教化；最重要的是用淳厚的风气来扇动百姓，用太和之气浸润百姓，用道德覆盖百姓，用朴素作示范。百姓勤勉不息，每天迁向善道；邪伪之心、嗜欲之性，在潜移默化中消除，而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作教化。

译然后用孝悌教导他们，使人彼此慈爱；用仁顺教导他们，使人和睦相处；用礼义教导他们，使人恭敬谦让。慈爱，就不会遗弃亲人；和睦，就不会怨恨别人；恭敬谦让，就不会与万物争竞。三者具备，王道就成就了。人生在天地之间，衣食是生命所依靠的；食物不足就会饥饿，衣服不足就会寒冷。饥寒逼身，却想让人兴起并实行礼让，这就像在陡峭的斜坡上使弹丸向上滚，势必不能做到。因此古代圣明的君主，先使百姓衣食充足，然后教化才随之施行。衣食所以能够充足，是由于利用土地资源；土地资源之所以能够充分利用，是由于劝导督课有方。主持这些教化事务的，只在州牧、郡守、县令、县长。百姓就是民众，他们的智慧不能周全，必须依靠劝导教诲，然后才能尽力生产。各州郡县每到年初，必须告诫所属百姓，不论老少，只要能够拿得动农具，都让他们下田开垦，依照时令，不要错过农事。播种完毕，禾苗需要治理；麦子到了收获季节还在田野，蚕还停留在蚕室，这些时候，无论老少都应当尽力，男女共同劳动，然后才能使农夫不荒废自己的职业，使养蚕妇女完成她们的功业。若有人游手好闲、懒惰怠工，早归晚出，贪图安逸、厌恶劳动，不勤于事业，乡里的正长就登记姓名，郡县长官按事情轻重加以惩罚，以惩罚一人来劝勉百人，这就是县宰的教化。一百亩田，必定要在春天耕作，夏天播种，秋天收获，然后冬天才能食用。这三个时节，是农事最重要的月份；错过其中任何一个时节，粮食就不能得到并供人食用。如果不努力减少杂事，使百姓荒废农事，就是断绝人的生路，驱使他们走向死亡。然而贫困弱小的家庭以及没有牛的家庭，应当劝导有无相通，使他们互相兼济。农事三次间隙以及阴雨天气的空闲时间，还应当教人种桑、栽果树、种植蔬菜，修整园圃，饲养鸡和猪，用来准备生存繁衍的物资，供给养老的用品。治理政事不应过于琐碎，琐碎就使人烦扰；劝导督课也不能过于简略，简略就使人懈怠。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必定斟酌时势和适宜程度，使繁简恰到好处。所以《诗经》说：“不刚硬也不柔弱，施行政令从容宽和，便可以求得各种福禄。”如果不能这样，就一定会陷入刑罚【《诗经·商颂·玄鸟篇》】。上天生育众民，百姓不能自行受到教化，所以一定要树立君主来治理他们。君主不能独自治理，所以一定要设置臣下来辅佐他。上自帝王，下至列国，任用臣子得到贤能之人就安定，失去贤能之人就混乱，这是历代君王都不能改变的道理。如今刺史、县令都有属官，都是辅佐他们的人。刺史府的官员由天朝任命，州中属吏以下则由州牧、郡守自行设置。自古以来，州郡长官任用属吏，只看门第资历，多不选择贤能；下等小吏只考察刀笔文书才能，根本不问志向品行。门第资历，不过是前代臣子的爵禄，并不能保证子孙不愚昧；刀笔才能，不过是身外的末技，也不能排除品行浮薄虚伪。若在有门第资历的人中得到贤能者，就像驾驭骏马而取得千里之功；若在有门第资历的人中得到愚昧者，就像土牛木马，形状相似而用途不同，不能用来跋涉道路；若在有刀笔才能的人中得到志向品行端正者，就像金玉相配，内外都美，实在是人的珍宝；若在有刀笔才能的人中得到浮薄虚伪者，就像给朽木饰以彩画，只能一时悦目，不能用来充当屋椽。如今选举人才，常常不限制资历门第，只在于得到真正的人才。假如得到这样的人，自然可以从奴仆中提拔为卿相，伊尹、傅说就是这样的人。何况是州郡长官的职位呢？假如不是合适的人，即使丹朱、商均是帝王的后代，也不能守住百里封地，何况公卿的后裔呢？由此说来，任用官员的道理就可以看见了。凡是寻求才艺之人，是因为他们能够治理百姓。若有才艺而以正直为根本，就一定会凭借才艺治理好百姓；若有才艺而以奸诈虚伪为根本，就会借助官职制造祸乱。这样怎么能得到教化呢？所以将要寻求才艺，必须先选择志向品行。志向品行善良的就举荐，志向品行不善的就罢去。如今选择人才的人，大多说国家没有贤才，不知道举荐谁，这只是没有认真思考。古人说：“贤明的君主兴起，并不是上天降下辅佐；大人奠定天命，也不是从后土拔取人才。”应当经常起用一代人，治理一代的事务。因此殷、周不必等待稷、契那样的臣子，魏、晋也不必借助萧何、曹参那样的辅佐。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难道有万户的大都市，反而会说没有士人吗？只是寻求不勤勉，选择不审慎；或者授官没有放在适当位置，任用不能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所以才会这样。古人说：“一千人中的优秀者叫作英，一万人中的英才叫作隽。” 如今智慧足以胜任一个官职、品行在一个国家闻名的人，难道不是接近英隽之才的人吗？只要能够勤勉而审慎地考察他们，舍弃虚浮、趋向实际，取得各州郡最优秀的人而任用，那么无论人才多少，都足以施行教化。美玉没有剖开时，和瓦石相似；名马没有奔驰时，和劣马混杂。等到剖开并磨莹它、让马奔驰并试验它，玉与石、骏马与劣马，才开始分辨出来。那些贤士没有被任用时，混杂在凡庸之人中，究竟凭什么能显出不同呢？必须让他们承担事务，要求他们完成工作，才会同庸俗之流明显不同。从前吕望还在屠宰、垂钓，百里奚还在喂牛，甯生还在敲牛角，管夷吾还经历三次失败时，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哪里会说他们贤能？等到他们登上王朝、进入霸国，积累数十年，功业完成、事业建立之后，人们才认识到他们是奇异之才。那些瑰伟的才材、非凡的杰出人物，尚且不能在未被遇合时自行区别于凡人，何况比他们低下的人呢？如果一定要等到太公出现以后才任用，那么千年也不会有太公；一定要等到管夷吾出现以后才任用，那么百世也不会有管夷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士人必定由微贱而达到显著，功业必定由小而积累到大，哪里有尚未任用就已经成功、尚未任职就先显达的道理？然而善于任用官员的人，必定先精简官职；官职精简，贤能之人就容易充任；贤能之人容易充任，事情就没有不能治理的；

译官职繁多，就必然混杂不贤之人；混杂不贤之人，政事就必然有得有失。所以有话说：“官职精简，事务就精简，事务精简，人员就清正；官职繁多，事务就繁杂，事务繁杂，人员就浑浊。”清正或浑浊的由来，在于官职的繁简。考察如今的吏员，人数并不少；过去事务繁多、范围广大，尚且能够办成，何况如今户口减少、事务损耗，按照员额设置，仍然还认为人手少。我听说下等州郡还有兼任、假借职位而扰乱政务的情况，小人因此非常放肆无理。像这类人，都应当罢免斥退，不得因循旧习。不只是州郡的官员应当选择贤能，即使党族、闾里、正长等职务，也都应当审慎选择，各自选出一乡的人才，使他们彼此监察统率。正长是治理百姓的基础，基础不倾覆，上面就一定安定。寻求贤能的途径并非只有一条，但要想审慎地得到贤才，必须通过任用来试验，通过考核来察看：从他们居家时的表现，到乡党中的表现，访问其所作所为，观察其行为由来，贤能与不肖就分辨出来了。人接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情感，也有本性。本性趋向善，情感却容易趋向恶。善恶既已分明，赏罚便随之而来。赏罚适中，恶行就会停止，善行就会受到鼓励；赏罚不适中，人就会手足无措，怨恨叛乱之心便产生。因此先王特别加以戒慎，是想使审理案件的官员精心尽意，推究根源，先用五种听察方法【《周礼·小司寇》说用五声审听狱讼：一是辞听，二是色听，三是气听，四是耳听，五是目听】，再参照证据检验，精细观察实情，彻底查明隐伏之处，使奸邪无处容身，罪犯必定被查获，然后根据事情施加刑罚，轻重都恰当。对过失加以宽容，对愚昧加以怜悯；查明实情却不因此欣喜；又能权衡情理，斟酌礼法，无不竭尽人心，使远方也明白大教，让获罪的人如同回到家中。这是最上等的做法。然而州郡长官不可能人人都有通达的见识，推究事理、寻求实情，有时难以完全做到；只应遵循至公之心，去除阿私枉曲的意念，务求辨明曲直，念念不忘使判决公平适当。听察案件的道理，必须穷尽自己的所见，然后依照法律审问，不苛刻、不暴虐。有疑问就从轻处理，没有审清就不妄加处罚，随事断明道理，使案件不滞留。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做法。至于不施仁恕而放纵残暴，把人当作木石，专门使用鞭打杖击，巧诈的人即使罪状昭彰也能获免，口才弱的人却无罪受罚，这就是下等做法，不是可以寄托共同治理天下之任的人。如今的州郡长官，应当努力做到中等标准，并仰慕上等的善政；若落在下等一条，刑法就不能宽赦。还应当深思远大之理，存心于德教。先王的制度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赦免有罪的人；与其伤害善人，宁可让淫恶者得利。”这说明判决如果不能完全适中，宁可宽赦有罪者，也不可错误地伤害善人。如今从政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深文巧劾，宁可让善人触犯法律，也不肯使有罪者免受刑罚。他们这样做，并不都是喜欢杀人，只是说做官宁可残酷一些，也可以免除后患。这是只顾自己方便，不顾至公之理。如此奉行法令的人，都是奸人。人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事物，死了便不能复生。然而在楚毒刑罚之下，有人因疼痛而屈打成招，不能得到申诉昭雪，终于陷入刑戮。因此自古以来设置五听、三宥的法律【《周礼·司刺》说掌管三宥之法，以辅佐司寇：一宥叫不识，二宥叫过失，三宥叫遗忘】，明确记载慎重审理众多案件的典制。这都是因为十分爱惜人的生命。即使砍伐树木、杀掉草木，田猎不合时令，尚且会违背时令而损害上天的法则，何况赏罚不适中，滥杀善人，难道不会伤害上天之心、触犯和气吗？和气受损，却想使阴阳调和、四时有序、万物丰盛安定、百姓喜悦欢乐，是不可能的。所以有话说：“一个人的叹息，就足以使王道倾覆。”说的正是这种情况。至于深重的奸邪、巨大的狡猾，伤害教化、败坏风俗，悖逆扰乱人伦，不忠不孝，故意背离正道的人，杀掉一个可以使百人受益，以此澄清王化，使用重刑也是可以的。圣人的大宝叫作君位。用什么守住君位？用仁。用什么聚集人民？用财。可见先王一定用财物聚集人民，用仁德守住君位。国家没有财用，君位就无法守住。因此从五帝、三王以来，都有征税的法令；虽然轻重不同，但用来济助国用的道理相同。如今寇逆尚未平定，军国费用广大，虽然还来不及减省赋税来体恤民间疾苦，但应当使赋税平均，使下层百姓不至于匮乏。所谓平均，就是不能舍弃豪强而只向贫弱征收，不能放纵奸巧而使愚拙者困苦。故圣人说：“大概做到平均，就没有贫困。”可是财货的生产并不容易。织绢、纺麻、绩麻，都要逐渐开始，不能在十天半月内仓促制成，必须劝导督课，使人预先经营准备。产绢的乡里先办织绢，产麻的地方早早修治纺绩，提前准备，到时缴纳，所以国家赋税能够供应，百姓也不困苦。如果不预先劝戒，到了期限才急迫催逼，又担心拖延会成为自己的过错，鞭打责罚交相而至，只求眼前办成。富商大贾乘机谋利，有财物的人便跟随他们高价购买，没有财物的人便向他们借贷取息，缴纳赋税的人于是受到弊害。征收租税时，虽然有总的规章，但至于斟酌贫富、区别先后，都由正长开始办理，最终由州郡长官负责。如果斟酌恰当，政事就和谐，百姓就喜悦；如果考察处理没有方法，吏员就会奸诈，百姓就会怨恨。又如差发徭役，往往不加考虑，以致贫弱者有的承担沉重徭役而被派往远方戍守，富强者有的役使轻微而在近处防守。州牧、郡守、县令、县长如果这样用心，不存体恤百姓之心，都是王政的罪人【宇文泰极其重视这六条，曾把它放在座位右侧，又命百官学习诵读。州牧、郡守、县令、县长如果不能通晓六条，就不得任官】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起初在梁朝任职，与徐陵并为擅长撰述的学士。历任右卫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出使北周后，便被留在那里，不能遣返。多次升迁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进爵为义城县侯】祝贺平定邺都表【《周书·文帝纪》】魏孝武帝永熙三年，高欢拥立魏清河王亶的儿子善见为帝，把都城迁到邺。武帝纪载，建德五年，武帝率六军进军邺城；建德六年，武帝抵达邺城，率各军包围它。北齐人据城抵抗，各军奋力攻击，大败齐军，于是平定邺城。

译臣某上言：臣听说，自泰山、梁甫以来，已有七十二代君主留下龙图龟书；此后又过了三千多年。虽然有的重复制定法度、设置官署礼制，有的音乐制度不同，至于文德离散、武力衰落，削木制箭、弦木为弓，席卷天下的雄心、包容八方的志向，其道理却是一致的【《史记》说古代封禅泰山、梁父的有七十二位君主；按薛应旂《甲子会纪》，从黄帝八年甲子到后周武帝建德六年丁酉，共三千二百七十四年；《周易》说削木为箭，弯木为弓】。敬惟皇帝陛下掌握上天的枢纽、执持大地的轴心，驾驭风云，驱使龙虎，内心沉雄而独自决断，不必向力牧谋划；天资神武、果断勇决，无须向容成询问【《帝王世纪》说黄帝在大泽得到力牧，提升他为将军；容成制作历法】。所以威势所振，如烈火遇到鸿毛；旗鼓所到，如暴风卷走秋叶。我私下听说，伊水、洛水一带的戎夷，幽州、并州的僭伪势力，所持图籍，都已经归入丞相府；口衔玉璧、身系绶带，一同到中军营门投降【《萧何传》说沛公到咸阳，萧何先进入，收取秦丞相和御史掌管的律令图籍并收藏；《左传》说楚王会合诸侯，赖国国君面缚、带着玉璧到中军投降；《史记》说秦王子婴用丝带系住脖子，在轵道旁投降】。百年来逃避诛讨的人，终于穷尽巢穴；三代以来的敌对怨恨，顷刻之间便被扫荡【《汉书·陈汤传》说“十年逃避诛讨”；《左传》说应当报答敌人的恩惠、报复敌人的怨恨，不应留给后代】。从前周王在鲔水的战事，尚且劳烦两次出兵【《吕氏春秋》说周武王伐殷到达鲔水；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说盟津有再次出兵的战役】；轩辕在上谷的战争，还需要九次征伐【《史记》说蚩尤作乱，黄帝在涿鹿郊野与他交战】。从未有过一旦指挥、独自决断神机，便平定四海、光照天下的事情。二十八宿中只剩下代表吴越的一颗星，千二百国也只剩下像麟洲小水一样的微小地方【《晋书·天文志》说从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在十二辰属丑，是吴越的分野；《礼记疏》说殷末诸侯有一千二百国；《晋书·地理志》说春秋初年尚有一千二百国；《东方朔十洲记》说凤麟洲在东海之中；“吴越一星、麟洲小水”是比喻陈国】。至于咸康年间四方开始平定，建武年间诸侯一同入朝，更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咸康是晋成帝年号】【建武是后汉光武帝年号】即使八方之风一同吹奏，也不足以歌颂您的英名；六种音乐全部演奏，也不足以歌咏您的神武【《初学记》说八个节气的风叫八风；《周礼》注所说的六乐是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坐在钧台上向众人发誓，是姒启继承夏禹的功业；进入商郊向罪人问罪，是姬发完成周文王的志向。遵循先王不改变的道理，这就是大孝吧【《左传》说夏启在钧台举行享礼；《尚书》说周武王伐纣，在商郊陈列军队】。如今鹿台已经散尽财物，倾宫已经遣散宫女，兵器收藏在武库，马匹放归华山【《尚书》说散发鹿台的财物；《后汉书·周举传》说武王进入殷都，放出倾宫的宫女；《周书》说建德五年平定北齐，武帝把齐宫中的金银宝器、珠翠华服以及宫女二千人分赐给将士；《礼记》说武王灭殷后，把马放到华山南面，把五种兵器收藏在武库】。建立明堂的制度，演奏大武之乐，真是盛大啊！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自古未有。只需在东南设置一名尉官，驻在比景以南；在西北设置一名候官，驻在交河以北【汉武帝设置都尉，居于候官；《地理志》说日南郡有比景县；西域车师前王居住在交河城】。然后命令东方诸侯，诏告苍天，在四通之坛树立琬碑，用银绳系缚玉匣，宣告成功，才差不多可以说无愧于德【《尚书》说“遍见东方诸侯”；《庄子》注说“防”是海；何妥诗说“衢坛听九成”；鲍照《河清颂序》说琬碑、璆检是盛大典礼；孟康说帝王向上天告成功，刻石记载年号，用金绳玉函、金泥玉检封存】。臣有幸忝居荣宠，任职东部藩镇，不能亲自到宫阙，参与观看盛大庆典，内心欢欣踊跃，难以胜言，谨派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上奏【“莅政东藩”大概是当时任洛州刺史；《后汉书·刘陶疏》说武勇之士如群鸭游水；《蔡邕独断》说诸侯境内自相以下，对朝廷自称陪臣，都称为陪臣】功臣不死，王事请允许门内支子承袭封爵的表章【“请门袭封”是说家门中的旁支子弟也听任承袭封爵】臣听说，用法度施行于百姓的人，必定应当传承祭祀典礼；凭功劳安定国家的人，必定应当有后代承继家业。孙叔敖死后祭祀无人知闻，有损于贤良的令尹；女叔齐没有后代承继，实在是贬低贤臣【孙叔敖就是蒍敖，楚国令尹；女叔齐就是司马侯，晋国大夫。二人都有后代，这里特意借用其事而反说】【“女”读汝】谨按《大统十六年格》，过去有受封爵、死于王事而绝嗣的人，允许以旁支子弟继承封爵；不是死于王事的，不许承袭封爵。从前文书中所列五等爵位的功臣，都是勤劳于王室、亲身遭遇患难、抵御灾祸、辅佐大业的人。一旦染病，身死于馆舍，不幸没有子嗣享受祭祀，便在礼制上断绝，在义理上也有所欠缺，实在令人伤感。还没有去上林苑打猎，已经削夺他的侯爵；还没有穿上襜褕衣服，先已经废除他的封国【淮南厉王刘长随文帝入苑打猎，常和皇帝同车，后来回到封国更加放纵，便谋反；事情败露，丞相奏请刘长弃市，文帝下诏赦免死罪、废去王爵。武安侯田蚡死后，儿子田恬继承爵位，因穿襜褕衣入宫而被认为不敬，免去爵位】。敬惟皇帝崇尚德行、表彰功劳，兴复灭亡之国、接续断绝的后嗣；听到战鼓便思念将帅，绘画云台便怀念旧臣。难道有功劳保存社稷却没有后代守护，竭尽忠贞却没有祠庙祭祀的吗？周代以蕃屏之国订立盟约，重在世代功勋；汉代以山河作誓，意义在于长久。臣听说保存别人的国家，大于救助别人的灾难；为别人立后，大于给别人修坟。私下认为殷朝继承帝位，即使兄终弟及，也不废弃小宗；周室兴亡，总以保存先人身后的祭祀为贵【《尚书》说殷商有兄终弟及；周武王追思先代圣王，于是褒封神农等人的后代】。继承高密侯爵的，已经有好几代，哪里只是邓禹的嫡系；

译继承平阳侯爵的，也已延续数代，何必一定要曹参的嫡孙【汉光武帝封邓禹为高密侯，邓禹死后，皇帝分封邓禹的封地为三国，长子邓震为高密侯，后来承袭为昌安侯，邓珍为夷安侯。汉和帝时，邓珍之子邓良承袭封爵；邓良无子，便封邓良的弟弟邓康为夷安侯。平阳侯曹参的玄孙曹宗获罪，被罚为城旦；到哀帝时，才封曹参玄孙的儿子曹本始为平阳侯】。臣愚见，活着时有功劳，死时并非为王事而死，即使是旁支庶子，也都应听任承袭。这样或许能使伯有的鬼魂不能作祟【《左传》说郑国人因伯有而彼此惊吓，有人梦见伯有说：“壬子日，我将杀死驷带。”第二年壬寅日，我又将杀死公孙段。到了壬子日，驷带死了；壬寅日，公孙段死了，国人大为恐惧。子产立伯有之子良止来安抚他，事情才停止。子产说：“鬼魂有归宿，就不会作祟。”良止就是伯有的儿子】；若敖氏的鬼魂也不至于挨饿【《左传》说子文：“若敖氏的鬼魂，难道会挨饿吗？”】。这样幽明上下都能相应，人与神相距咫尺。隋【杨坚凭借岳父家的势力，正逢天元皇帝暴虐，静帝年幼，不能亲自听政；郑译、刘昉假传诏令，引杨坚入朝，总揽朝政，杀死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于是转移国运，国号为隋。共传三代，从文帝到恭帝皇泰二年，共三十八年】文帝【名坚，姓杨，周天元皇帝的岳父，庙号高祖】拒绝封禅的诏书【开皇九年，隋军进入建业，俘获陈后主叔宝，在太庙献俘，群臣都请求举行封禅，文帝下诏不准】怎么可以任命一个将军、消灭一个小国，远近的人稍微关注一下，便说已经太平了呢？凭着浅薄的德行去封禅名山，用空洞的话语求取上天的认可，不是朕所听闻的正道。从今以后，凡是提到封禅，都应立即禁止断绝。整顿礼乐的诏书【开皇十四年】从前圣人制作音乐，崇尚德教、移风易俗，音乐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自从晋氏流离播迁以来，战争不止，雅乐流散，经过的年代已经很多了。四方尚未统一，也就没有办法辨别、订正。幸赖上天明察，神明降福，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使苍生安定休息。天下实现大同，归于治理，遗留下来的文章典籍和古旧器物都归国家所有。近来已命主管官员，总体负责研究、订正雅乐雅声，详细考察已经完毕，应当立即施行。现行的音乐应当停止；民间音乐流于偏僻已经很久了，抛弃旧有体制，争相创制繁杂的声调，浮荡放纵而不知归正，终于形成风俗。应当加以禁止约束，务必保存它的根本。给元谐的敕书【吐谷浑侵犯凉州，元谐任行军元帅出兵攻击它。这是皇帝给元谐的敕书】公接受朝廷的委任，统率军队向西进发，本来是想自行安定边疆，保全百姓，并不是贪图无用的土地、伤害荒远地区的百姓。王者的军队，用意在于仁义。吐谷浑贼寇如果到了边界，公应当向他们晓谕德义，以教化临制他们，谁敢不服呢？赐给高丽王汤的玺书【开皇初年，高丽王汤多次派使者入朝。平定陈国以后，汤非常恐惧，整治军队、积聚粮食，准备防守拒敌。开皇十七年，皇帝赐给汤玺书】朕接受上天的命令，爱护养育天下土地上的人民，把海隅之地委托给王治理，宣扬朝廷的教化，想使所有百姓各遂其愿。王每次派遣使者，每年都来朝贡，虽然声称归附为藩属，但忠诚节操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王既然做了臣子，就必须与朕同心同德，却反而驱逼靺鞨【靺鞨，国名，在高丽北部】，强行禁止契丹【契丹，国名，在靺鞨西北部】等各藩属国叩头，成为自己的臣妾。你嫉恨善人仰慕道义，为什么毒害人的心情这样深呢？太府的工匠人数不少，王如果需要，完全可以上奏请求。往年却暗中运送财物，用利益煽动小人，私自带着弩手，逃到下国，难道不是修造兵器，心怀不轨，害怕事情泄露，所以才装作盗窃吗？当时朕命使者去抚慰王的藩国，本来想询问那里的民情，考察那里的政术，王却把使者安置在空馆中，严加防守，使他们闭目塞耳，永远不能听见看见，这有什么阴德不愿让人知道呢？你又禁制官府，害怕他们访察，还多次派遣骑兵杀害边民，屡次施展奸谋，发表邪说，内心仍在抗拒宾服。朕对待天下苍生，全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赐给王土地，授予王官爵，深厚的恩典和特殊的恩惠，远近都清楚可见。王却专门怀疑而不信任朕，常常自行猜疑，还经常派使者秘密窥探消息，纯臣的道义，难道应当如此吗？这大概是由于朕训导不够明确，王的过错违失，一概都宽恕了。今天以后，必须改过自新，遵守藩臣的节操，奉行朝廷政令和法典，自行教化你的藩国，不要违逆其他国家，这样就能长久享有富贵，确实符合朕的心意。那里虽然土地狭小、人口稀少，然而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如今如果废黜王，那里不能空置，最终还必须另选官属，到那里安抚治理。王如果洗心革面、改变行为，完全遵循法度章程，就是朕的良臣，哪里还需要另外派遣贤才呢？从前帝王制定法令，以仁义为先；有善行一定奖赏，有恶行一定惩罚，四海之内都听闻朕的防备。王若没有罪，朕却突然发兵，其他藩国会把朕看成什么样的人？王一定要虚心接受朕的这番意思，谨慎不要疑惑，更不要再怀有别的图谋。从前陈叔宝代代占据江阴，残害百姓，惊动我国的烽火，窥伺并抢掠我国边境，朕前后告诫了他，历经十年，他却依仗长江以外的险阻，聚集一方人众，昏乱狂妄、骄横傲慢，不听朕的言语，所以朕命将出兵，除掉他的凶逆。军队往返不满一月，兵马不过几千，历代遗留的贼寇一朝清除，远近都安定，人神全都喜悦。听说王对此叹息怨恨，独自感到悲伤；幽暗者降黜、显明者升进，是有关官员的职责。朕治你的罪，并不是为了使陈国灭亡；赏赐你，也不是为了使陈国存在。你为什么要幸灾乐祸、喜好动乱呢？王认为辽水广大，怎么比得上长江？高丽的人口，怎么比得上陈国？朕如果不是存心包容养育众生，早就追究你以前的过错了；即使只命一位将军前去，又何必等待很多兵力？朕诚恳地向你说明，只是允许你自行改过罢了。你应当符合朕的心意，自己寻求更多福祉【汤收到诏书，惶恐不安，准备上表陈谢，却因病去世。其子元继立，袭封辽东郡公】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任吏部尚书、右光禄大夫，封奇章公】请开通献书道路的奏表【开皇初年，授牛弘散骑常侍、秘书监，牛弘因为典籍散失，于是上表】

译从前周朝的德政衰败以后，旧有经典散乱废弃。孔子凭借大圣人的才德，开创了素王的事业，效法先王、传述祖业，制定礼制、删定《诗经》，端正五始而修订《春秋》，阐明十翼而弘扬《易》的道理。到了秦始皇驾驭天下，吞并诸侯，先王的坟典书籍被一扫而尽，这是书籍遭受的第一次灾难。汉朝兴起，建立收藏图书的制度，设置校勘书籍的官员；到了孝成帝时，派谒者陈农到天下搜求遗书，又下诏让刘向父子校勘篇籍，汉代的典籍文章在这时最为盛大。到了王莽末年，书籍又一同被焚毁，这是书籍遭受的第二次灾难。光武帝继起，特别重视经典诰令，还没有下车就先访求文雅之士。到了肃宗亲自临幸讲习，和帝多次驾临书林，兰台、石室、鸿都、东观所藏的秘典文书堆积如山，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到了孝献帝迁都，官吏百姓扰乱，图画和缣帛都被拿去制作帷帐袋囊，所收集的书籍向西运送时只剩七十多辆车；适逢西京大乱，书籍一时被焚烧荡尽，这是书籍遭受的第三次灾难。魏文帝取代汉朝后，又搜集经典，全部收藏在秘书省内外三阁，派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评论者赞美其内容层次分明。晋朝承继魏朝，典籍更加丰富；晋秘书监荀勖在魏朝内经的基础上重新编定，又撰写新目录【据《文献通考》，魏氏代汉，搜集散亡书籍，藏于秘书省内外三阁。魏秘书监郑默开始编制《中经》，晋秘书监荀勖又根据《中经》重作新目录，分为四部，内中即为内篇】。适逢刘渊、石勒等侵凌【刘渊、石勒】，典籍随之散失，这是书籍遭受的第四次灾难。永嘉以后，盗寇纷纷兴起；他们建立国家、树立家业，虽然流传着国号名号，礼法制度和礼乐却寂然灭绝，再也无人知晓。刘裕平定姚氏，收取了他们的图籍，《五经》、诸子、史书才有四千卷，都是红轴青纸，文字古拙，一并运回江左。宋朝秘书丞王俭依照刘氏《七略》编撰《七志》【一为《辑略》，二为《六艺略》，三为《诸子略》，四为《诗赋略》，五为《兵书略》，六为《术数略》，七为《方技略》】。梁人阮孝绪也编成《七录》，总计书籍三万多卷。到了侯景渡过长江、攻破梁朝，秘省的经籍虽然遭受兵火，但文德殿内的书史仍完整保存。萧绎占据江陵，派将领攻破平定侯景，收取文德殿的书籍以及公私典籍，重新整理的本数有七万多卷，全都送往荆州。后来周军进入郢地，萧绎把这些书全都在外城焚毁，收集到的只剩十分之一二，这是书籍遭受的第五次灾难。后来北魏从幽方迁都伊洛，每天都无暇顾及，经籍因而残缺。周氏在关右创建基业，战争没有停息；保定初年，书籍只有八千卷，后来不断收集，才达到一万卷。高氏占据山东，起初也曾访求书籍，核验原有目录，残缺仍然很多。到了东夏初步平定，获得其经、史、子、集四部书，重新整理的杂书有三万多卷，比原有书籍增加的不过五千卷罢了。如今御府所藏的单本合计一万五千多卷，各部书籍之间仍有残缺。与梁朝旧目录相比，只剩下一半。至于阴阳、河洛方面的篇章，以及医方、图谱一类的著作，就更加少了。臣认为，经书从仲尼直到今天，几次遭受五次灾难；现在正逢兴盛搜集的时期，适逢圣明的时代。如今秘府收藏的书籍，也足以供人阅览，但一时之间的载籍必须使它完备，不能出现王府没有、私人家中反而有的情况。如果贸然发布明诏，同时开放购买和赏赐的办法，那么奇异典籍一定会送来，观文殿和秘阁也就会积满书籍【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赏赐缣帛一匹。过了一两年，篇籍渐渐完备】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任通州刺史】论文章体制的奏书【李谔认为写文章的人崇尚轻薄文风，彼此相互仿效，流荡而不知返，于是上书】臣听说，古代先哲君王教化百姓，必定改变他们的见闻，防止他们的嗜好欲望，堵塞他们邪僻放纵的心思，把淳朴平和的道路指示给他们。五教六行是教训百姓的根本；《诗》《书》《礼》《易》是道义的门户。所以能够使家家恢复孝慈，使人人懂得礼让，端正风俗、调和民风，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有人上书献赋，撰写诔文、镌刻铭文，都是用来褒扬德行、推举贤能，彰明功勋、证明道理的。如果不是为了惩戒和劝勉，义理就不会徒然存在。到了后代，风俗教化逐渐衰落。魏朝的三位祖先【武帝、文帝、明帝】更加崇尚文辞，忽视君臣之间的大道，却喜好雕琢辞藻的小技艺。下面的人跟随上面的人，如同影子随形、回声随声，争相炫耀文采，于是形成风俗。江左的齐、梁时期，这种弊病更加严重；无论贵贱贤愚，都只以吟咏为矜夸，于是又抛弃义理而保存奇异，追求虚浮而忽视细微，争夺一个韵脚的奇特，竞比一个字的工巧。篇篇累牍，不超出月亮、露水的形态；堆满几案、装满箱笼，也只是风云的形状。世俗凭这些相互夸耀，朝廷据此选拔士人。禄利之路既已开启，爱好崇尚的情意就更加深厚。于是乡里的愚童、贵族子弟，尚未读懂六甲，先已创作五言诗【《律历志》说：日有六甲，指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至于伏羲、黄帝、尧、舜、禹的典籍，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再也不放在心上，也从未听进耳中。他们把傲慢荒诞当作清静虚无，把任情抒怀当作功绩，把儒者朴素的学问指为古拙，把辞赋当作君子的事业。因此文辞一天比一天繁多，政事一天比一天混乱。这实在是因为抛弃了大圣人的法则，反而把无用之物构造成有用之物。舍弃根本而追逐末流，流弊遍及华夏，彼此递相仿效，时间越久传播得越厉害。到了大隋接受天命，圣道大兴，排斥轻浮，遏制浮华虚伪。若不是胸怀经典、保持质朴，立志于道、依循仁德，就不能引领士大夫，也不能列身冠带官员之中。开皇四年，诏令普照天下，公私文书案牍都应当如实记录。当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的文章表章华丽艳冶，交给有关官员治罪。从此公卿大臣全都知道正道，无不钻研仰慕古代典籍，抛弃华丽绮靡，选择先王的美善典章，在当今世上实行大道。但听说外州远县仍然沿袭旧日弊风，选用官吏、推举人才，还没有遵守典章法则。有的甚至宗族称许某人孝顺，乡里推重某人仁德；求学一定依据典谟，与人交往不苟且附和，却被私门排斥，不被接纳为同类。他们学习不考察古制，只追逐时俗，写作轻薄文章，结交朋党以求声誉，却被选来充任吏职，推举送入朝廷。这大概是由于县令、刺史没有实行风俗教化，仍然夹杂私情，不顾公道。臣既然参与执掌法宪的机构，职责本应纠察；如果一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被法网牵连的人太多。请命令各主管部门普遍加以搜访，遇到这种情况，详细写明情状送交御史台【皇帝把李谔的奏章颁示天下】。四海之内都欣然仰慕这种风气，深深革除了原来的弊病。

译《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九目录 唐 高祖 《修定科律诏》太宗 《金镜》《致仕朝参在见任本品上诏》《赐孝义高年粟帛诏》《诫厚葬及赐功臣陪茔地诏》《褒李大亮书》《帝范序》《帝范后序》《晋宣帝传赞》《晋武帝传赞》睿宗 《褒魏知古手制》《劳毕构玺书》明皇帝 《发宣抚使敕》《求贤良诏》《诫励风俗敕》《焚珠玉锦绣敕》《敕朝集使》《敕朝集使》《处分朝集使敕》《孝经正义序》肃宗 《谳狱诏》代宗 《增修学宫诏》《大赦诏》德宗 《亢旱罪己诏》《褒功臣诏》《君臣箴》《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武宗 《毁佛寺制》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九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防编注 唐【唐，古代国名。周成王的同母弟叔虞被封在唐地，这里是帝尧、夏禹建都的旧址。汉代称为太原郡。李唐的祖先李虎，是陇西成纪人，与李弼等辅佐周朝取代魏朝建立功勋，都被封为柱国，号称八柱国。周闵帝接受魏朝禅让时，李虎已经去世，于是追录他的功劳，追封唐国公，由他的儿子李昞承袭。李昞去世后，其子李渊承袭封爵，起兵攻克长安。隋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后来接受隋朝禅让，国号称唐。共传二十位皇帝，至昭宣帝天祐四年，共二百九十年】高祖【名渊，字叔德，史书称高祖的兴起，是因应时势而特别崛起，在位九年】《修定科律诏》【《旧唐书》记载：高祖起兵于太原，革除隋大业以来的苛政，约定法令二十条。接受禅让后，下诏让纳言刘文静与朝廷官员依据开皇律令加以增删。又制定五十三条，务求宽简。后来又敕令仆射裴寂、萧瑀等撰定律令，也只是将五十三条订正后编入新例，其余没有改动。武德七年下诏】古人不是说过吗？统治万国的君主，都应当有典章、有法则。所以《九畴》的次序兴起于夏代；两观的法令在盛大的周朝完备了【雉门两观，就是象魏，是正月公布法令的地方】。用来禁止暴行、惩罚奸邪，弘扬风俗、阐明教化，使百姓安定、建立政权，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自从战国纷乱以来，依仗欺诈、任凭武力，苛刻的制度和繁多的刑罚竞相兴起。秦朝吞并天下，毁弃礼教，肆意施行酷烈的刑法，残害百姓，使天下骚乱，终于因此覆亡。汉朝平定动乱，想要改变前代的轨道，虽然又致力于采用简约法令、减免削除严刑，却仍然施行剁成肉酱等刑罚，仍然设置极其细微的禁令，使百姓安定的教化实在没有弘大起来，刑罚停止不用的风气也因此未能实现。到了魏晋，流弊相沿，宽严失当，纲常秩序失常，下级凌驾上级、上级衰败，政权散乱、民生凋敝，都是由于法令湮没讹误、条文混乱错误。此后内部分裂，战马交相奔驰，没有闲暇制定典章制度。隋朝时期，虽然说是整顿改革，然而增删不定，疏密没有标准，少有成文法式，很难做到甄别完备。加上细微曲折的规定，阅览者困惑其轻重；不同的案例适用同一条文，百姓不能分辨刑罚轻重，于是使奸吏巧妙诋毁、任意夺取，愚民无意触犯而屡屡陷入法网，虽多次整顿改革，最终仍然没有成功。朕承受天命、接受符箓，安定治理天下，长久思考至善的政治，醒着睡着都以此为劳苦；想要补救千年来失坠的典章，拯救历代君王遗留下来的弊病，思考如何端正根本、澄清源头，从而清理末流，永远垂示法则，给后代留下典范。于是命令众位才俊修订、制定科律。但古今事务不同，文质风尚不同，丧乱之后，事情也与往代不同，应当顺应时机、适应变化，挽救弊病就在于此。因此斟酌繁简，取舍合乎时宜，纠正差错违失，务必遵循大体要领。到如今经过多年，编撰次序才全部完成，应当下达四方，立即颁行使用，希望使官吏办事简明严肃，不必取得秦始皇那样每日必须完成一定数量文书的繁多事务【秦始皇用石秤称量文书，每天日夜都有定额】；审理案件公平允当，不要争逐锥刀末节【子产铸造刑书，叔向写信给他说：“百姓有了争斗之心，连锥刀的末端也将争个不休”】。使胜过残暴的人不再残害，使杀戮停止，这种境界就不远了。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史书称他平除隋朝的乱政，功业可与商汤、周武王相比，达到太平之治的美盛，差不多可以比拟成王、康王】《金镜》【铺陈治国之道，用来作为自我考察的明镜，所以以《金镜》命名】朕利用处理万机事务的闲暇，游心于前代史书，仰观六代的高尚风范，考察百王遗留下来的事迹，兴亡的规律由此可以说得清。每当读到轩辕、少昊的无为而治，唐尧、虞舜的至善政治，没有一次不流连赞叹，不能自已。读到夏、殷末世以及秦、汉的暴君，则使人战栗戒惧，如同走在腐朽而薄弱的东西上面。然而君主处在上位，都想永远享有拥有万乘车马的尊贵，把尊位传给百王之后；可是得失各不相同，兴亡不能恒常，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缺少自我认识，听不到逆耳的劝谏，所以到了灭亡，终身也没有醒悟，难道不可畏惧吗？看清治乱的根本源头，足以作为明镜和鉴戒。天下混乱从来没有不是任用不肖之人造成的，天下大治从来没有不是任用忠贤之人造成的。任用忠贤，就享有天下的福祉；任用不肖，就承受天下的祸患。处在危亡之际的君主，各自以自己的臣下为师。如果能够觉悟，国家怎么会有危亡覆灭呢？特别是由于不把心思放在任用人才上，反而专意于游玩享乐，难道不可悲吗？如果把游玩当作任用人才，把任用人才当作游玩，那就好了！古人说：“舜、禹不贪恋声乐，不贪恋美色。”我认为不是这样，他们将会是喜爱这些东西的人。人们说：“桀、纣沉溺于声色。”我认为他们将会是不喜好这些东西的人。怎么知道呢？桀、纣不能活到上天给予的寿命，享乐也不能延续一生，所以说他们是不喜好声色的。舜、禹享有长久寿命，享乐终其一生，我说他们才是喜爱声色的人。人的性情有刚强急躁、宽厚柔弱的志向，有忧愁欢乐、贪欲的心思，也有聪明睿智的才干，这些都是天命赋予的；人的本性有善有不善。由此看来，尧、舜、禹、汤亲自实行仁义，使政治达到隆盛太平，这是承受了善良的本性。幽王、厉王、桀、纣施行炮烙之刑，剖开孕妇的肚子，挖出人的心，砍杀早晨涉水过河的人，制成鬼侯的肉干，建造酒池糟丘，进行长夜饮宴，这是承受了上天所赋予的不善本性。立身处世的道理，在于折中调和，不在于偏执一端。吴起说：“从前有桑氏的君主，修养德行而废弃武备，因而使国家灭亡；有扈氏的君主，依仗人多而喜好勇武，因而丧失社稷。”仲尼说：“用宽厚来调济严猛，用严猛来调济宽厚。”仁义之道尚且不能偏执一端，何况偏邪的道路呢？何况不仁不义呢？作为君主的道理，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把亿兆百姓当作自己的心愿，把万国当作自己的责任。治理百姓必须依靠文德，防守边疆必须依靠武威。孔子说：“文德所施加的范围越深，武力所能服从的范围就越大；德行施行得越广，武力所能制御的范围就越广。”

译不能只用威武来安定百姓，也不能只用文德来防备边塞。大鲸一旦出穴，必定使小鱼游动于水波的功劳废弃；鸿鹄沉入泥中，必定无法产生凌空飞翔的效果。如果能让每个人各自实现志向，又不失去他们的才能就好了。古人说：“想要建造高大的屋宇，先选择工匠，然后再挑选木材。”治理国家也是先选择辅佐大臣，然后安定百姓。高明的木匠建造房屋，必定用大木材做栋梁，用小木材做椽子和檩条。凡是粗细长短合乎尺寸的木材，都不抛弃【合用的意思】；这就是善于治理木材。房屋不只是有栋梁，国家也是如此。德行卓著的人担任宰相，也是国家的栋梁。朕想到，三代以来，君主喜爱仁人，就一定任用他们；君主在上位留心亭台楼阁、奇巧技艺之人，他们就一定会到来；招致精于游猎驰骋的人，他们就会从远方来到。把心思放在管弦音乐、郑卫之声上，精通这些的人就会更多地进用；降低心思于粉黛美色，燕赵美女就会前来。堵塞直言进谏的道路，忠臣一定会少；打开谄媚奉承的道路，奸佞一定会多。古人说：“君主好比器皿，百姓好比水；方圆取决于器皿，不取决于水。”由此说来，足以成为永久的戒诫。玉石不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仲尼曾向郯子学习，周文王曾向虢叔学习。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呢？治理天下的君主思求贤才，如同农夫盼望丰年；明智的君主寻求人才，如同旱地的禾苗盼望雨水。混乱的君主嫉恨胜过自己的人，如同对待仇敌；把不肖之人看作自己的孩子。这种心思藏在心中，哪一天能够暂时忘记？王莽假意实行仁义之道，有开头而没有结尾；孙皓暂时施行恩惠之风，有开始而没有结果【孙皓刚即位时，发布优厚诏令抚恤士民，打开仓库赈济贫困，放出宫女、释放禽兽，当时被称为明主。等到他得意之后，粗暴骄纵，沉溺酒色，朝廷内外都失望了】。这两个人如同用胶粘成的船漂在巨浪中，毁灭已经不远；又如劣马奔跑千里，困顿就要到了。古人说：“斗不能装满，石量太小，智力不足以谋划大事；巧诈不如笨拙，诚信并没有错。”有明主，也有暗主。汉高祖向郦食其俯身致敬，比干被辛纣王剖心。殷汤则对伊尹厚加礼遇，关龙逢却被夏桀诛杀。楚庄王在闲暇时反而心怀忧虑，武侯退朝时却面带喜色【《荀子》记载：魏武侯谋划事情恰当，群臣没有人能赶上他，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进言说：“从前楚庄王谋划事情恰当，群臣没有人能赶上他，退朝后却面有忧色。”申公巫臣进来询问：“大王退朝而面有忧色，为什么呢？”楚庄王说：“凭我这样不肖，群臣却没有人能赶上我，我的国家恐怕要接近灭亡了吧？”】因此楚庄王因忧虑而治国，魏武侯却因喜悦而自得；魏武侯迟疑片刻，拜了两拜说：“上天派先生来纠正我的过错啊！”暗主只防备别人指出自己的短处，反而更加愚蠢；明主思考自己的短处，从而增长善行。观察汉高祖、殷汤，仰慕他们的德行，譬如阴阳调和、四时运行正常，法令防范均平，万民快乐，于是麒麟呈现祥瑞。汉高祖、殷汤难道不是麒麟一类的人吗？观察夏桀、商辛，叹惜他们悖逆邪恶到了极点，犹如时令不能运行，寒暖失去秩序，于是猛兽放肆作恶，毒虫螟虫造成灾害；夏桀、商辛难道不是猛兽一类的人吗？我这样观察，难道不是大道的一般规律吗？虽说是天时，也同样是人事。成汤在位时有七年的旱灾，剪下指甲作为牺牲，千里之内降下雨水；大戊在位时，桑树、谷树在朝廷中生长，他因恐惧而修养德行，于是使十六个国家经过多重翻译前来朝见。这难道不是人事吗？有人说做君主困难，有人说做君主容易。君主处在尊贵高位，掌握赏罚权力，任用人的才能，使用人的力量，有什么事情做不成？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说容易，真正议论起来却很难。为什么呢？轻慢欺凌天地，众多精灵就显现妖异；忽视怠慢神灵，风雨就响应他的暴虐。因此帝乙有震雷之祸【帝乙、武乙都曾制作偶人来射天，在河水、渭水之间打猎，被暴雷震死】；殷纣招致飞沙焚烧之灾【纣王在沙丘大肆聚众作乐嬉戏，后来周武王讨伐他，他穿着宝玉衣服投火而死】。如果大肆营建池苑楼观，远方搜求奇珍异宝，百姓就不能耕种，女子不能养蚕织布，田地荒芜、产业废弃，亿兆百姓凋敝残破。看见百姓饥寒，却不为他们悲哀；看见百姓劳苦，却不为之感动，这是苦害百姓的君主，不是治理百姓的君主。减轻赋税和徭役，使百姓家家丰足，上面没有暴虐政令的征敛，下面便有讴歌赞颂的诗歌。克制一己的欲望，使四海百姓欢乐，这是忧虑国家的君主、使百姓快乐的君主。这就是做君主之所以困难的地方。况且用人的道理，也并不容易。自己所认为的贤能者，未必完全善良；众人所毁谤的人，未必全都邪恶。知道有才能却不举用，就是错失人才；知道有罪恶却不罢黜，就是祸乱的开端。而且人才各有所长所短，不一定样样精通。因此公绰长于担任大国的卿大夫，子产善于担任小国的宰相。绛侯质朴木讷【周勃封为绛侯】，最终安定了刘氏宗族；啬夫能言善辩【啬夫，汉文帝时的虎圈啬夫】，却不能胜任上林苑令。舍弃人的短处而取用他的长处，这才是好的。人的刚柔性情各不相同，曲直品性也各不相同；古今人物奔走各异，贵贱也不相等。上位者对下属的孝道，难道能相同吗？上位者就应匡正国家、安定家庭，心志放在崇尚礼义上；下位者则承顺脸色、使人愉悦，只在于敬重奉养。虞舜虽然孝顺，却不能使慈爱的父亲安乐；曾参虽然仁厚，却没有得到宣尼的完全赞许。孔子说：“儿子一味服从命令，不能称为孝；臣下一味顺从，也不能称为忠。”像这样的例子，不可不仔细察看。违逆君主的耳目、践行正道，杀死亲爱之人以安定国家【诛杀管叔、蔡叔】，周公就是这样。顺从君主的心意而保全自身，顺着君主的情感杀死自己的儿子【易牙杀死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食用，管仲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又怎么会爱君主呢？”后来果然使齐国发生动乱】，易牙就是这样。舍弃自己的性命、保全君主的生命，纪信就是这样【纪信代替沛公赴死】。挟持国家大事来谋求私利，以报个人私仇，袁盎就是这样【袁盎怨恨鼂错，七国叛乱后，在景帝面前诬陷他，于是鼂错被斩于东市】。独自一人坚持节操，孤立正直而自取毁灭，屈原就是这样。外表显出和谐肃穆的姿态，内心却怀有如汤火般的恶意，宰嚭就是这样。忠诚和谄媚的道路，按照这些事观察，足以成为永久的鉴戒。白起为秦国平定赵国，却被昭王杀死；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最终被景帝诛杀；文种设计灭亡吴国，反而遭到越王杀戮；伍子胥竭尽力量为国效命，最终遭受赐剑自杀的灾祸。这是君主的过错，不是臣子的罪过。至于赵高、韩信、黥布、陈豨之类，则是他们自己招致祸患，不是君主滥施刑罚。汉高祖失在不能保存功臣，光武帝则得益于善于安置将领。

译臣下使君主和社稷安固，君主却把臣下置于危亡之地，难道这是相互酬报的道理吗？做天下的君主，处在万民之上，怎么可以轻易对待呢？背离道义、违背事理，不仅会损害自己，还会被贤人讥笑；谦卑自身、磨砺品行，确实是君子的行为，却又会被庸人讥讽。越级提升官职，这类人一定会深怀怨恨；偏偏单独和某人说话，众人便认为这是偏私；任用贤良，便说是偶然得到；委任庸人，便说君主昏暗无知；任用人数多，就说过于繁杂；任用人数少，就说治理之道薄弱。任凭性情发怒，朝廷内外就战栗；留心宽恕，法令又不能实行。百姓快乐，官吏就辛苦；官吏快乐，百姓就劳苦。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土地；荒远地区是枝叶，京畿之内才是根本。古人说：“皮不存在了，毛将依附在哪里？”应当使根本牢固、根基深厚，把内政委托给宰相；但伊尹、傅说这样的贤臣，人们很少能够遇到。至于镇守积冰的边塞、守卫飞雪的边疆，魏尚、李牧这样的人，当今也很少遇到。派遣人远赴边地安抚，就会因眷恋而不忍离开；怜悯他们而不派遣，则枝叶凋落而不能保存。在这两件适宜的事情之间，用心究竟应当放在哪里？所以朕早晨起身、晚上警惕，从不忘记这些事情；朕身为君主尚且如此，何况臣下呢？《易经》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 现在姑且简略陈述大概，用来表示朕心中所存的意思罢了。古语说：“劳苦的人一定会歌咏自己的事情。”朕并不是故意烦劳笔墨来炫耀文采，只是学习这些道理以自我修养，于是写下心中所想，希望能够使群贤明白，不要把它当作可笑之作。《致仕朝参在见任本品上诏》【贞观二年九月】尊重年长、敬重旧臣，先王曾以此垂示典范。退还官印、解下官带，朝廷官员由此能够善终。释菜、合乐的礼仪，东胶、西序的制度，以及养老的意义，古代遗文都可以看见。朕恭敬地承受帝位，遵循旧日典章，对于请教年长者、尊敬侍奉贤者之事，内心更加深切。然而人情存有古今之别，世道又接着衰薄，而有些人登记入仕、列于官班，或许违背了大体。至于筋力将尽、晚年将迫，却只是竭尽早起勤劳的功夫，还没有明白夜行的过失。那些心中警惧而知止足，行为足以激励他人，辞去公职、回归乡里，能够遵守礼让，确实值得嘉奖。内外文武群臣年高致仕、上表请求离职的，在朝参之日，应当排在本品现任官员之上。《赐孝义高年粟帛诏》【贞观三年四月】各种德行的根本，重要的道理只有孝。一句话贯穿终身，就是宽恕罢了。春天使万物生发、夏天使万物成长，宽厚仁慈的政令正在施行。整齐礼制、遵循道德，知耻而归正的道理就在其中。朕从幼年起，早早接受家庭的教诲，难道只是学习听闻《诗》《礼》而已吗？还因此治理、安定家庭和国家。所以朕手持三尺长剑，兴起一支军队，在原野上诛灭巨大的鲸鲵般的贼寇，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经历兴建国家的云雷风云，备尝平安与危险。仁德从内心发出，正义表现在脸色上。面对强大的敌人一定勇敢，并不是为自身谋利；对极大的罪恶一定诛除，志在使天下安定。太上皇留恋姑射山，还想起轩辕黄帝驻跸太安【贞观三年，太上皇迁居太安宫】。现在让我正居紫极之位，回顾自己德行浅薄，本想推辞却无法获准。只得奉行诏命，背负屏风临朝听政。面对宫殿屋宇，心中常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惧。天还未亮就起身穿衣，至乙夜仍忘记睡眠。静心思考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政，反复念及九功。用什么来答报上天的心意，符合严父的志愿呢？希望能够勤勉体恤，慎用刑法，举用正直、置换枉曲，确实调理百姓的疾苦；亲近贤人、任用能者，拯救接济困穷；抑制浇薄虚伪，开通直言的道路，扩大不必避讳的门户。听闻过去未曾听闻的事情，一天比一天谨慎。希望人人都能看见德政，改变自己的心志。若道路上有一物失去所处之地，或有一个人作恶，便是朕自身的责任，是朕训导教化不够明确。朕听说《尚书》说：“至诚可以感动神灵，何况普通百姓呢？”近来听说远近百姓以做盗贼为耻，州县监狱大多已经空了。这难道不是德教达到这样的效果吗？如今人心厌恶祸乱，趁此机会使他们迁善，就可以教化他们。朕过去因征伐而多次巡行天下，每每看见村落荒废，未尝不抚胸叹息。自朕登上帝位以来，不许横加徭役于一人，只希望远近百姓都能休养生息，彼此相存相养，长幼有序，敬老谦让之风兴起。对孝义之家，赏赐粟五石；年满八十岁的，赏粟二石；年满九十岁的，赏粟三石；百岁以上的，加赐绢二匹。妇人自正月以来生男的，赏粟一石。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不能自给的，以及逃户刚刚归来、当年没有粮食储备的，州县长官应酌情加以赈济抚恤。各州官员，有的正直廉洁，刑罚公正，诉讼平息；有的贪婪受贿，危害政事、损害百姓。应令都督、刺史把他们的姓名封奏上来。民间百姓之中，只要有文武才能、确实值得录用的，或言语行为忠诚谨慎、能够治理时务的；或曾处在昏乱时代而放纵情欲，遇到太平时代便能约束自己，也都应登记姓名和情况，与现任官员一同奏报。慎重执法，是前代君王所看重的；如果无罪被拘禁一天，所受痛苦就如同经历三年秋季。州县执法官司尤其应当留心。将这些话普遍告知天下，使人们知道朕的心意。诫止厚葬以及赐给功臣陪葬墓地的诏书【贞观十一年二月，太宗认为汉代预先营造山陵，可以免除子孙仓促操办和劳费，志在实行俭葬，于是预先制定营造山陵的最终制度。】人的出生，是天地最大的恩德；人的寿命长短，是一生所能达到的期限。人生有七尺之身，寿命以百岁为限。凡是含有灵性、禀受元气的生命，没有不同于此的，都是从自然那里得到的，不能妄想取得分外的寿命。因此《礼记》说：“君主一即位就制作椑棺【《礼记·檀弓》注说：椑，是贴近尸身的内棺。君主不论年少年长，身体尊贵而器物完备，所以一即位便制作这种棺材。】○椑，音蒲历切。庄子说：“形体使我劳累，死亡使我得到休息。” 这难道不是圣人远见卓识、通达贤者深刻认识的道理吗？末代以来，英明的君主大概很少，没有不自矜于皇帝的尊贵、忧虑白驹过隙般的时光流逝，同时拘泥于许多忌讳，贪求长寿，以为云车容易乘坐，羲和驾驭的太阳车可以停住，虽然途径不同而意趣相同，其弊病太严重了。隋朝末年，天下动荡，豺狼横行，吞食百姓。朕奋袖发愤，拯救溺民之情深切，扶助义军，救济这片水深火热之地。依赖上天垂鉴，股肱大臣竭力，朕提剑指挥，天下才完全平定。这是朕长久以来的志愿，到此已经完成了。只是仍担心身后，子孙世世代代习染流俗，仍沿用通常的丧葬礼制，增加四重棺椁，砍伐百年树木，劳扰百姓，修建厚重的陵寝。如今预先制定制度，务求俭约，在九嵕山中，只要足以容纳棺材就够了；随着岁月推移，逐渐准备。木制的车马、泥制的车、土制的鼓槌、芦苇制的笛子，事情合于古典，不依照当时的习俗。又有辅佐朕建立功业的功臣，有的情义深如舟楫，有的谋略决定于帷幄，有的在战阵中牺牲自身，共同渡过艰难危急，成就宏大事业。追念往昔，哪一天能忘记他们？即使死者没有知觉，都归于寂静；如果魂魄有知，仍如从前一样，居处彼此相望，不也是很好吗？汉代让将相陪葬帝陵，又赐给他们东园秘器，慎终追远的情义深厚，恩意十分深重。

译古人难道与朕不同吗？从今以后，功臣、亲密外戚以及以德业辅佐时政的人，如果去世，应当赐给墓地一所，并赐给秘器，使他们下葬时丧事所需没有缺少。有关部门依照此制营办准备，以符合朕的心意。褒奖李大亮的书信【李大亮是泾阳人。隋末任庞玉行军曹，后来归附李密。高祖入关后，任命他为土门令。贞观初年，以太府卿出任凉州都督。曾有台使看见名鹰，暗示李大亮进献。李大亮秘密上表说：“陛下已经很久不游猎了，而使者却来求鹰，这确实是陛下的意思吗？这就违背了过去的防范。如果是使者擅自索求，那么这个使者就不称职。”太宗嘉奖他，赐诏答复。当时为贞观三年。】你文武兼备，志向和操守坚定，所以委任你治理藩镇，承担这一重要职责。近来你在州镇任职，声誉功绩远近显著。想到你的忠诚勤勉，朕在醒梦之间都未曾忘记。朕派使者去求献鹰，你竟不曲意顺从；你引古论今，远道进献直言，披露内心，恳切异常。朕阅览之后嘉许赞叹不已。有这样的臣子，朕还有什么忧虑？你应当守住这份诚心，始终如一。《诗经》说：“恭敬地守好你的职位，喜爱这种正直。神明听见了，会赐给你光明的福禄【《诗经·小雅·小明》。】古人说一句话的分量，可以抵得上千金。你的这番话，实在非常可贵。如今赐给你金壶瓶、金碗各一件，虽然没有千镒那么重，却是朕亲自使用的器物。你立志正直，竭尽节操而以公心办事，任职掌政，常常不负所委托的职责。将来还要给你重大任用，以承担更重的责任。在办理公务之余，应当阅读典籍。赐给你《荀悦汉纪》一部。这部书叙述简要，议论深博，极尽为政的体要，充分阐明君臣的义理。如今赐给你，应当加以研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帝范》序【贞观末年，太宗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篇目为：一、君体；二、建亲；三、求贤；四、审官；五、纳谏；六、去谗；七、诫盈；八、崇俭；九、赏罚；十、务农；十一、阅武；十二、崇文。序言说：修身和阐明政事，全部在这些篇章之中。】朕听说，最大的德行在于使万物生长，最宝贵的东西是帝位；辨明上下尊卑，建立君臣关系，是为了抚育百姓、陶铸万类。如果不是聪明睿智、文武兼备，又得到上天眷顾、帝王之命和历数归于自身，怎么可以滥握天命、忝居帝位呢？因此，翠妫水呈现唐尧的德行，玄圭彰显夏禹的功绩；丹书呈现祥瑞，周朝由此开创八百年的国运【《吕氏春秋》说，周文王时有赤乌衔丹书聚集在周社。】；白色神灵显现祥瑞，汉高祖由此开创延续数代的基业【汉高祖斩蛇时，有老妇人哭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如今被赤帝之子斩了。”】由此看来，帝王的事业不是可以靠武力争夺来的。过去隋朝末年天下动荡，四海分崩，先皇凭神武之姿，承担经营天下的责任，斩断灵蛇而奠定帝王基业，开启金镜而掌握天命枢机。然而五岳仍笼罩着妖氛，日月星辰的光辉尚未恢复，豺狼仍然横行，战乱尚未平息。朕在二十岁左右，怀抱慷慨大志，思考平定大难、救济苍生，亲自披甲戴胄，面对箭矢和砾石，晚上面对鱼鳞般密集的军阵，早晨临敌于鹓翼般排列的包围之中；敌军无论多么强大都不能不被摧毁，兵器无论多么坚固都不能不被击碎。朕消灭长鲸般的强敌，肃清四海；扫除妖星，拓展八方疆域。承接天潢的福庆，登临璇极的光辉，继承先帝重光相续的长久事业，接续帝位隆盛的根基，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驾驭朽索；每天更加谨慎，思求善始善终。你年幼时，偏受慈爱，家庭教育多有缺失，父亲在庭中的训导也有所违失；朕把你从藩王府第中提拔出来，交付给你太子的职责【指高宗原为晋王，后来立为皇太子。】你还不懂君臣礼节，也不知道农事的艰难。朕每每想到这些，为之忧虑，以至于废寝忘食。自轩辕、昊天以来，直到周、隋，历代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君主、承继基业的帝王，他们的兴亡治乱，其中的道理尽在这里。于是朕借鉴前人的事迹，广泛阅读史籍，汇聚其中重要的言论，作为临近的告诫。

译《帝范》后序 这十二条，是帝王的纲要，国家的安危兴废，全都在于此。古人说：“知道并不难，难的是实行；实行还可以勉力而为，难的是确实坚持到底。”所以暴乱的君主，并不是只看清了恶道；圣明的君主，也不是只看见了善途。实在是因为正道遥远而难以遵循，邪路近便而容易踏上。小人俯身顺从容易之事，不能努力实行困难之事，所以祸败降临；君子劳心劳力处在困难之中，不肯安居于容易之处，所以福庆流传。由此可知，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是人自己招致的。想要悔恨过去的错误，不如谨慎防范将来的祸患。应当选择贤明君主作为老师，不要把朕过去的行为当作可以效法的准则。取法于上等，只能达到中等；取法于中等，就只能落到下等。若不是具备最高德行，就不可以把朕作为榜样。朕在位以来，缺失的地方很多。奇异华丽的服饰器玩、锦绣珠玉不断陈列在面前，这不是防止欲望；雕刻楹柱椽条，修筑高台深池，常常兴起这些工程，这不是崇尚节俭；犬马、鹰鹘无论多远都弄来，这不是节制心志；多次出巡，使百姓频繁劳苦，这不是约束自己。这几件事都是朕的严重过失，不要认为这些是对的而加以效法。但朕救济养育苍生，益处很多；平定天下，功劳很大。益处多而损害少，所以百姓不怨；功劳大而过失小，所以德行没有亏损。然而即使如此，回顾那些尽善尽美的前迹，朕仍为自己有许多惭愧；面对尽善之道，想到这些仍感到羞惭。何况你没有丝毫功劳，只是承接先人的基业、享受先人的福庆而已；如果崇尚美德、扩大德业，那么基业会安定、身体会安全；如果放纵性情、顺从错误，那么基业会倾覆、身体会遭祸。况且成就缓慢而失败迅速，是国家基业的常理；失去容易而取得艰难，是上天所授帝位的常理。难道可以不珍惜、不谨慎吗？【《帝范》序二篇，宋代宝历至天圣年间，著作郎韦公肃、学士宋绶都曾抄录进呈。】《晋宣帝传赞》【司马懿字仲达，是河内温县人。魏武帝任丞相时，征召他为文学掾；后来历事文帝、明帝，辅佐齐王曹芳，诛杀曹爽，官位升至相国，封安平郡公。死后，晋国初建，追尊为宣王。武帝接受禅让后，上尊号为宣皇帝。《晋书》为太宗亲自撰写，其中有制文四篇。】制文说：天地广大，百姓是根本；国家尊贵，君主是首要。治乱没有常态，兴亡各有时运。因此五帝以前，占有万乘之位反而忧虑；三王以来，处在这种忧虑之中却把它当作快乐。各国竞相施展智力、争夺武力，彼此吞并大小利益，强者袭击弱者。到了魏朝，三方鼎立，干戈不息，战争的烟尘交相飞扬。宣皇天资卓异，应时辅佐天命，文治方面继承并安定政事，武功方面以威势震慑。任用人才如同自己亲自任用，求贤唯恐来不及。他的心思深沉险阻而不可测，性情宽厚而能容人；收敛锋芒，混同尘俗，随时进退。收敛羽翼、潜藏锋芒，等待风云之会。他在自身内心修饰忠诚，却怀有欺诈之心；延续将要危亡的政权。看他的雄才大略，内能决断，外能决胜；百日消灭公孙文懿【司马懿奉命征伐辽东公孙文懿，魏明帝问往返需要多久，司马懿说：去一百天，回来一百天，攻打一百天，再用六十天休息，一年就够了。】十六天擒获孟达【蜀将孟达投降魏国后又谋反，司马懿进攻，十六天便攻克。】自以为用兵如神，谋略不必再作第二方案。后来率军向西进发，与诸葛亮相持，压制军队不出，本来没有交战的意图；诸葛亮送给他妇女衣服，他才激发愤怒【蜀相诸葛亮出斜谷，在五丈原与司马懿相拒，多次挑战，司马懿不出战；诸葛亮送去巾帼妇人服，司马懿于是发怒，请求决战。】他手持符节守在军门，雄图顿时受挫【魏帝不许出战，派卫尉辛毗持节站在军门，魏军始终不能出战。】请战千里，不过是假意显示威势【诸葛亮说：他本来没有战意，所以请战只是想向众人显示武力罢了。】况且秦地和蜀地的人，勇敢与怯懦本来就不相同；道路有险有平，行军的劳苦和安逸也不同。凭这些条件争功，利益显而易见，反而应当回避。司马懿闭军坚守营垒，不敢与诸葛亮争锋。活着时害怕诸葛亮的实力而不敢前进，诸葛亮死后又怀疑这是虚情，仍然逃避【诸葛亮死于军中，蜀军已经退走，司马懿仍不敢逼近，直到抵达赤岸才知道诸葛亮已经死了。蜀人因此有谚语说：“死诸葛吓走活仲达。”】良将的原则，难道竟失误在这里吗？文帝在位时，司马懿辅佐的权力很重，文帝把许昌托付给他，如同把关中托付给萧何【黄初六年，魏文帝征伐吴国，任司马懿为抚军、录尚书事，留守许昌。诏书说：曹参虽有战功，但萧何的功劳更大，意思是司马懿如同萧何留守关中。】在崇华殿托付后事，比霍光所受的托付还重【魏文帝病重，司马懿在崇华殿南堂接受遗命，辅佐明帝，如同霍光接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昭帝。】本应认为他竭诚尽节，可以与伊尹、傅说相比。到明帝将死时，又把栋梁之任托付给他【明帝将死，召司马懿入嘉福殿，把齐王曹芳托付给他。】他接受两位皇帝的遗命，辅佐三朝，既然承受了明帝忍死等候他的托付【明帝说：“死亡尚且可以忍受，我忍住不死来等待你。”】却从未以舍生相报。天子在外，他却在宫内发动军队；陵墓上的土还没有干，就急忙互相诛杀【嘉平元年，齐王曹芳拜谒高平陵，曹爽随从。司马懿上奏永宁太后，废黜曹爽兄弟，夺取他们的兵权，因而率兵迎接皇帝，逮捕并诛杀曹爽。】忠贞之臣的操守，难道可以这样吗？追求尽善尽美的方法，却在这里陷入迷惑。征讨的策略，难道在东方就聪明、到西方就愚蠢吗【说他攻取辽东时聪明，抵拒诸葛亮时却愚蠢。】辅佐的心意，为什么先前忠诚、后来却作乱【说他忠于崇华殿接受的遗命，却背弃嘉福殿接受的托付；这两件事的真实心意都不可考问。】所以晋明帝掩面而卧，为靠欺诈取得成功感到羞耻【王导把创业初期的情形告诉晋明帝，明帝以脸覆在床上说：“晋朝国运怎能长久？”】石勒放言大笑，以为靠奸诈反复建立基业【石勒说：“我终究不会仿效司马仲达欺骗孤儿寡妇。”】古人说：积累善行三年，知道的人很少；作恶一天，天下都听说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即使一时遮掩过错，最终也会被后代讥笑，这就像偷钟时捂住自己的耳朵，以为别人听不见；用锐利心思盗取金子，以为市场上的人都看不见。因此可知，贪图眼前利益，就会遗弃长远利益；沉溺于眼前利益，就会损害身后的名声。如果不损己而使别人受益，就会使别人遭祸而自己得福。顺应事理行动，容易成功；违背时势行动，难以建功。何况以尚未完成的晋朝基业，去逼迫根基有余的魏朝国运？即使将来道路合于天下、恩德覆盖苍生，在上天尚未开启时，帝位仍然受阻，也不是可以凭智力争夺、凭武力竞争的。即使福庆流传后代，自己最终也只能向魏帝北面称臣。

译《晋武帝传赞》制文说：“武皇承继基业，广大地承受天命，掌握天图治理天下，施行教化、引导百姓，以安逸代替劳苦，以治平改变混乱；断绝进献缣帛的贡物，去除雕刻文饰【太康八年二月，禁止雕文绮组等非法物品。】抑制奢侈风俗而改变为俭约，制止浇薄风气而恢复淳朴；尤其喜好直言，留心选拔人才，刘毅、裴楷因质朴正直而受到容纳【文帝征召刘毅为相国掾，他不肯就任，人们认为他忠于魏武帝；武帝因其忠诚正直，任命他为谏官。裴楷对武帝说：‘陛下还没有达到尧舜的德行，只是因为身边有贾充这类人罢了。’武帝因此让贾充出任外职。】嵇绍、许奇虽是仇人的后代，也不弃置不用【嵇绍的父亲嵇康不接受司马文王征召，文王发怒，借事诛杀了他。山涛推荐嵇绍，武帝说：‘父子的罪过不相牵连。’于是任命嵇绍为秘书丞。太康三年，武帝在太庙举行祭祀，太常卿许奇是许允的儿子，朝臣说许允被先王诛杀，许奇不宜在左右，武帝反而称许奇有才，提拔他为祠部郎。】他以仁德驾驭万物，以宽厚取得众人拥戴，具有宏大谋略和宽广气度，具备帝王的器量。当时百姓和睦，风俗安宁，家家富足，人人充足；于是修治武备，谋求开拓疆域，在深心中决定神机，在朝议中确定雄图。马隆向西征伐，王濬向南进军，军队没有延误时日，獯虏销声匿迹，兵器没有沾血，扬越成为废墟【武帝任命马隆为武威太守，讨伐河西羌人。马隆渡过温水，俘获树机能、大人猝跋韩等部落一万多人，全部投降；龙骧将军王濬攻下石头城，孙皓反绑双手出城投降。】使前代不能沟通的地方得以沟通，使前王未能使之臣服的人归服；祥瑞明显应验，风俗教化整肃清明，天人共同成就的功业完成了，霸王的事业也盛大了。虽然武帝谦让而没有举行封禅之礼，但骄傲奢泰之心也因此产生了。他看见土地广大，便以为万代都可以无忧；看见天下安定，便以为千年都能永远太平。他不知道处在广阔之中仍思考狭窄，广阔才可以长久保持；处于太平而不忘记危险，太平才不会失去。再加上任用的人并非适当的人才，失去才干而只想在升平中成就事业，行动先招来祸乱。这就像要去越地，却指着沙漠作为道路；想登山，却乘船渡水寻找路径。所趋向的地方越来越远，所崇尚的方法越来越难；南北相差加倍，高下正好相反，要想达到目的，不是很难吗？何况凭新近建立、容易动摇的根基，却没有长久安定、难以撼动的谋划。因此贾充这个凶恶小人，怀着奸邪之志掌握权力【史书说贾充没有公正方正的操守，靠谄媚迎合取宠，武帝任命他为太尉、录尚书事。】杨骏如同豺狼，包藏祸心而独揽辅政之权【杨骏因是皇后的父亲，任车骑将军，势力倾动天下；武帝病重，皇后上奏让杨骏辅政。】等到皇帝去世，服丧期尚未结束，藩王和朝廷由亲近变为疏远，接连起兵争斗，竞相毁灭根本【指八王相互攻伐。】栋梁之臣背弃忠诚而制造伪乱，拥兵各自施展威势；没有几年，纲纪大乱，天下动荡，宗庙迁徙，帝王之道、王者谋略反而处在纹身之俗中【元帝渡江后居于建业。】神州赤县反而成了铁骑驰骋的地方【刘渊、石勒相继占据洛阳。】丢弃根本而资助他人，只顾掩盖小过以自我安慰，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因为前面失于谨慎，所以把祸患留给了后代。况且，了解儿子的贤与不肖，要看父亲是否明智；了解臣子的忠与不忠，要看君主是否明察。儿子不贤，家族就会灭亡；臣子不忠，国家就会混乱。国家混乱就不能安定，家族灭亡就不能保全【惠帝做太子时，朝廷都认为他不能处理政事，武帝也对此怀疑，最终却没有废掉他。】因此君子在事情开始时就防范，圣人在祸端初现时就阻止。然而晋世祖却被荀勖的奸谋迷惑【太子不成器，内外大臣都把希望寄托在齐王司马攸身上；中书监荀勖劝武帝让司马攸出藩，于是司马攸被遣出到青州。】又被王浑的虚伪策略迷惑【齐王司马攸请求诛除刘元海，王浑一向与刘元海友善，便对武帝说：“大晋正要向异族显示信义，怎么能因为没有征兆的事情杀害侍奉皇帝的儿子，显示不够宽宏呢？”武帝于是作罢。】内心屡次因众人的言论而改变，事情不能按照自己的谋划决定。刘元海应当诛除却没有诛除，终于使中原受到扰乱；惠帝可以废黜却没有废黜，最终使宏大的基业倾覆。保全一个人，是小的德行；拯救天下，是大的功劳。舍弃一个儿子，是小的忍心；安定社稷，是大的孝道。何况晋朝凭三代积累才成就基业，却让两个祸根延续来防害它。所谓取轻微的德行而舍弃重大的功劳，害怕小小的忍痛而忘记大的孝道，圣贤之道难道会这样吗？虽说开始时很好，却在末尾违背了美好的结果，因此我每每殷切翻阅史册，不能不感到慷慨激愤。睿宗【讳旦，高祖第八子，起初封为殷王，后改封豫王。武后废黜中宗，立他为皇嗣；中宗复位后，进号安国相王；□即皇帝位，在位三年。】褒奖魏知古的手制诏书【《旧唐书》载：先天元年，睿宗在渭川打猎，魏知古献诗讽谏，睿宗亲自下诏褒奖他，并赐物五十段，以表示劝勉和奖励。】诗，是用来抒写心中情志的，确实可以讽谏劝诫君主。因此扬雄陈述羽猎之事，司马相如作《上林赋》进献，自《诗经》的风、雅以来，大都遵循这一道理。朕近来前往温泉，观察省察风俗；当时趁着闲暇，临近渭水打猎，才不过是网开一面，或实行三驱之礼【《周易·比卦》说“王用三驱”。】亲自检阅猎事，姑且以追逐禽兽为乐【《周易·屯卦》说“以从禽也”。】哪里想到你竟能以规谏来补助朕的不足？如果不是你一向真诚显著，谁能做到这样呢？如今赐给你物品五十段，以表示劝勉和奖励。慰劳毕构的玺书【见《毕构传》。景云初年，召拜毕构为左御史大夫，转任陕州刺史，又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任剑南道按察使。他历任各州府，都有显著声誉和功绩。睿宗听说后认为很好，亲下玺书嘉奖慰劳，并兼赐袍带和衣服一套。】

译我朝开创天地般的基业，重新造福百姓，四方夷族前来称臣，万国都来朝会；设置州郡，分掌职务，设立官员。贞观、永徽以前，帝王之道和美，咸亨、垂拱以后，淳厚风俗逐渐衰败【永徽、咸亨都是高宗年号，垂拱是武后年号。】征收赋税渐趋急迫，调发徭役相当频繁；选拔官吏、举荐人才流于浮滥，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台、寺很少有公正正直的人。只要贪图俸禄来度过岁月，朝廷内外便因循敷衍，法纪逐渐紊乱，又没有惩治革除，弊病于是越来越深。任用官员既不选择人才，不是亲近之人就是受贿者；执法又不按罪定罚，作恶的人难道会逃脱吗？贪婪残暴、肆意妄为者接连不断，清白自守者反而断绝了。这大概是因为赏罚不能实行，生杀大权不能运用。又遇水旱失时、边疆未宁，说是损耗或增加，征收仍不停。天下东西南北的百姓，纺织机声都化为怨声，如今又进一步搜刮剥削，怎么能够承受？过去听说做官，以留下牛犊、归还珍珠为最高品德【《魏略》载：时苗任寿春令，初到任时乘官府的牛，过了一年牛生下一头小牛；离任时把小牛留下。《后汉书》载：孟尝任合浦太守，当地以采珠为业。先前太守贪污，珍珠忽然迁走，合浦没有珍珠，饿死者遍地；孟尝施行教化一年，珍珠又回来。】如今从政却以车辆充满、四马并驾为能耐，有的结交富豪，压制抛弃贫弱；有的自夸拥有虚假的典章正法，培植自己的心腹。城邑房屋之间，百姓的箱囊全都被搜掠；有的地方有椿、干、梓、漆等木材，有的人家有牲畜、财产，就被暗中告发，统统遭到夺取。如果有人坚决吝惜不交，便借故以罪名绳治，粗大的杖、大号的枷，动辄使人丧命；百姓含冤抱痛，却没有地方申诉。近来派遣御史，委托他们巡察，有时受到权贵要人的嘱托，不能不避让豪强；有时亲友在任职，也很少能完全不给面子。奔驰在原野之间，只是徒然烦劳使者而有出使之名，哪里是在查问狐狸，根本没有埋车示死的节操。表彰清廉、激励贪浊，却分不清泾水和渭水；嫉恶如仇、喜爱善人，却辨不出萧草和兰草。官吏守职已经如此，下面的百姓怎么还能勉强生活？几年来，凋敝残破更加严重。你孤高清白、独自行事，有古人的风范；自从到蜀地任职，弊政和恶俗顿时改变。朕阅览你前后上奏执奏的文书，和凿破柱子搜求奸人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各位使者之中，以你最为突出，并且都能尽节。像你这样做，百郡何愁不能治理，万人何虑不能安定？你应当更加坚定，不要顾虑身后的牵累。朕嘉奖你的正直之道，如今赐给你袍带和衣服一套。明皇帝【讳隆基，睿宗第三子，起初封楚王，后来封临淄郡王；睿宗即位，立为皇太子；□继承帝位，在位四十五年。】发布宣抚使诏令【太极元年，明皇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大赦天下，命宣抚使毕构等巡行天下。】从前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朝廷内有公卿，确实总理各种政务；朝廷外有侯伯，主管牧养百姓。仍然担心最高的治道不能取信于民，淳厚风俗或许衰败，所以设置巡狩的典制，黜退或升迁贤能与昏庸之人；设置行人之官，巡视各地、考察风俗，因而使远近都得到治理，真情和虚伪没有遗漏。天下变得和美安定，正是依靠这种制度。朕恭敬地承受继承大德的责任，谨慎守护帝王基业；上承父亲庭训的谋略，下依靠士人和百姓的力量，竭尽精力思考治理，至今已经两年，希望达到小康，逐渐接近至善的教化。但天下广大遥远，风俗教化还没有周遍，朕面对屏风而坐，长久忧思，责任深在自身。近来奸邪之人挑起祸端，在宫廷内部暗中作乱，宗庙降下神灵护佑，及时将他们消灭【指讨伐韦氏之乱。】如今又恭敬地承受圣人的训诫，总揽国家大政，率领百官，整齐地处理日月五星等七政。朕担心仓廪不实，礼节没有兴起，官吏不能停止贪残，百姓有人困滞于冤屈；一想到这些，朕从早到晚都忧惧惭疚。现在亲自巡行还未到时机，远行巡狩也还很遥远，应当分派轻车使者，慰问安抚百姓。毕构等人都操守公正清廉，见识明达允当，历次任职功绩显著，美誉遍及同列，应当承担出使任务，使他们的声誉光耀于原野。所到之处，传达朕的心意，并令各地摒弃浮华，崇尚仁厚，努力修养孝悌，勤于农桑。年老者、鳏夫、孤独者以及出征军人的家属中不能自存的人，都要加以慰问抚恤。举荐德行、宣扬人才，唯有贤能之事最为急迫。如果有杰出良才，藏器于下级官署；有贤哲奇士，隐居于屠宰、垂钓之中，确实知道他们才干品行卓著的，各自把姓名上报。所有州牧县宰以及官吏，都要完全体会朕的心意，各自敬慎地办理职事。勤勉就不会贫乏，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努力吧，勉励自己，以符合朕的心意。求贤良诏 君主治理臣下，最重要的道理没有比求取贤才更可贵的；臣子侍奉君主，功劳哪里能超过进荐善人？这样才能总理各种政务，使各方安定，如同建成凌云高厦、渡过映日的大河。所以周朝称赞人才众多，留下美好的歌谣；汉朝号称得到人才，芳名流传于竹帛。纵观前代，没有不是依靠这个道理的。朕虽然半夜停止睡眠、天晚了还忘记吃饭，勉力思考治国方法，不怕辛劳；但九州如此广大，难道能由一个人独自教化吗？一定要等待贤能之士，共同成为羽翼。即使群龙都居于职位之上【《周易》乾卦六爻都是龙，并非只有九五，故称群龙。】白鹭成群充满朝廷【《周颂·振鹭》篇。】仍担心屠夫、渔夫中的贤才被遗漏，隐士仍然藏身不出【《诗经·卫风·考槃》篇有“考槃在阿，硕人之薖；考槃在陆，硕人之轴”。】山林隐逸中的贤美人才还没有全部发现，丘园中的俊秀之士或许仍被弃置。因此多次回转旌帛，频繁派人搜寻荐举；荐才的办法接连不断，但朕虚心等待人才的愿望仍未满足。长久想到这件事，醒着睡着都在思虑。应令文武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才。有人具备栋梁般的才干，可以用来绘饰天下、使神明般的教化显现；有人蕴藏韬略，可以振扬天威；有人具备道德方面的才干，可以奖劝训导风俗；有人实行孝友的品行，可以劝导率领百姓；有人具有儒学素养，可以作为国子弟的师范；有人积蓄文章辞藻的才思，可以与辞赋之士并驾齐驱；有人守持贞正诚信的节操，可以直言不讳；有人履行清白的操守，可以守职不变。这八种科目，实际上包括三类人才。应当根据人的才器取用人才，求取才能务必适合所任的职司，并且详细规定期限和程序，以符合朕的心意。告诫勉励风俗的敕令【开元二年正月】

译朕听说，上天之所以伟大，没有什么先于养育万物；养育万物中最有灵性的，莫过于爱护百姓。所以树立后王，使万民安康。朕远远鉴察前代功业，深思长远谋划，担心德行修养不够、教化还未止息，早晚敬畏，如同面临深渊。既然如此，向四岳询问政事，官员的黜陟就依照三年考核。既把百姓作为根本，显然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治理。如今的州牧太守，古代称为侯伯，任用贤者，循良的政绩就会显现；任用不贤者，忧愁困苦的声音就会产生。朕每每希望在选择任用上精心审慎，委任之后认真考察，怎么近来有时颓靡苟且的情况反而很多，而官吏中特别出众的人却很少，后继无人？静思政事的要领，朕因此感到怅然。近年水旱灾害遍及郡国，仓廪没有积蓄，民间屡遭饥荒；又加上出任外职的人很多，冗官增加弊病，至于任用处置，都凭借刺史、御史等考察举劾。应当在京官中选拔才识宏通、能够致力于治理、振兴教化的人，酌情授予都督、刺史等职；长期在外藩任职并且屡有升进记录的人，酌情授予京官，使出任外职和入朝任职经常均衡，永远作为常规。考核成绩超过等级的，一定议论升迁；因循沉默、只守常规的，一定裁减贬黜。赏罚必须明白，不能不谨慎。正值冬季朝会礼仪完成、春季农事将要开始，令朝集使等返回所任之地，恭敬遵守朕的话。官员中有的能够办事而清廉刻苦，有的贪婪滥取、侵害百姓，凡是明显称职或不称职的，都交给都督、刺史审察后上奏，不得有任何阿谀包庇，以免自己招来悔恨罪咎。各道虽然已经派遣使者存问，朕仍然忧劳恳切；州牧县宰等应深切体会朕的心意，各自尽力抚恤。对于接连贫乏断绝的人，应迅速酌情给予优厚适当的救济。公私债务暂缓征收，到秋季以前，州县差役赋税务必比平日减少。过去国侨任郑国宰相，使国家达到和平；曹参任齐国相，贵在清静无为。清静就不会扰民，不扰民就能和平，和平就不会争斗，不争斗就知道羞耻。爱惜财费而让百姓休息，去除烦扰而采用简易办法，自然会使农民归于田地，使养蚕者勤于纺织。百姓富足之后再施行教化，才能取得成功。使道德整齐、礼制完备，离恢复太平并不远，希望在位者弘扬朕的心意，远近各地都让百姓休养。焚烧珠玉锦绣的敕令【开元二年六月，明皇把珠玉锦绣等服饰玩物拿到正殿前焚烧。】朕听说，珠玉，饿了不能拿来吃，冷了不能拿来穿。因此汉文帝说：雕刻文饰，会损害农事；锦绣纂组，会妨害妇女的纺织。农事受损，就种下饥饿的根源；女工受害，就造成寒冷的根源。贾谊又说：人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制作衣服就会寒冷。饥寒切身，即使慈母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君主怎么能拥有这样的百姓呢？朕以微薄之身托居王公之上，哪一天不是天晚了还忘记吃饭、天未明就起来求衣？朕想使天下返璞归真、家给人足，可是仓廪还没有充实，饥荒接连不断，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连糟糠也吃不饱。静静思考其中原因，都是朕的过错。以致有的人把浆酒藿肉、玉食锦衣互相夸耀攀比，渐渐形成风气。政令施行，只能向前推行，不能反过来收回；百姓受到教化，跟从的是喜好，不是言语。因此古代圣明君王以身作则带领臣下，如同风吹草倒，什么风俗不能改变？这件事近来已经有所处置，应当施行。朕如果亲自穿珠玉、玩锦绣，却希望公卿节俭、百姓敦厚朴实，那就如同扬汤止沸、涉海而不沾水，根本不可能。由此可知，文饰与质朴的风气，必须从上面开始。朕想抛弃黄金、推重玉石以外的朴素，端正根本、澄清源流。所有供朕服用的金银器物，现交给有关部门熔铸成金属锭，另行置办并掌管，以供军国之用。珠玉之类的货物对当今无益，应当立即在殿前焚烧，以断绝浮华竞逐。至诚所感，尚且可以感动上天，何况凡是违背朕命令的人呢？宫中以内，后妃以下，都穿洗涤过的旧衣服，永远除去珠翠装饰。要使黄金和泥土同样有价值【齐高帝曾说：“如果让我治理天下十年，我将使黄金和泥土价值相同。”】使风俗广泛流行，日常使用而不自知，最终达到最高的治道。把这些告知远近，使人们知道朕的心意。告诫朝集使的敕令【开元七年三月，朝集使返回本任，明皇下此敕令告诫他们。】朕听说，上天生育百姓，恩泽遍及四海；上天已有成命，信义遍及万国。朝廷内必须设置公卿，朝廷外必须建立侯伯。君主若不贤明，就不能任用贤臣；贤臣若没有明君，也无法侍奉。借助耳朵来扩大听闻，借助眼睛来远方观察，就能上达下情、下通上意，使各种政务协调、百姓欢乐。因此三年考核而黜陟百官，古代的教诫就是这样吧？朕凭微薄德行承受帝位，接受天地的眷顾，承荷宗庙的神灵，凛然如同踏过春日薄冰、驾驭腐朽绳索。责任在于州牧长官，朕所依赖的是他们替朕分忧，朕哪有不思望贤才的？美好的教化已经实行七年了。你们诸位岳牧，是国家的良才，勤勉地从事政务，朕深切等待你们建立美好功绩。难道是因为官吏任职不久，百姓尚未信任，所以声誉才会如此冷落寂静吗？恭敬地思考长远谋划，应当符合朕虚心的期望。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三年就会有成效。”汉宣帝说：“百姓安居田里，没有忧愁怨恨之心，就是政治公平、诉讼得以治理。”这说明太守频繁更换，百姓就不得安宁。这话确实正确。如今的州牧太守，就是古代的诸侯，恩宠特别加厚，寄托的情意尤其深切。因此他们亲自入朝拜见，朕就设宴于宫廷内，与他们饮食宴乐；他们带着币帛筐篚来到朕面前，朕就整理衣襟，命人设席相对而坐。朕希望仁政并不遥远，所说的话一定实行，以符合朕忧劳天下的心意，寄托在你们勤勉抚恤百姓的帮助上。你们应当慎重开始，完成好终局，去吧，恭敬地执行！只管守职守法，掌握一州的治理，分别考察六条政务；要念念不忘这些事情，以光大朕颁赐符瑞、任命官职的使命。有赏有罚，朕绝不是说着玩的。告诫朝集使的敕令【开元八年二月】朕听说《礼记》说：“刑罚用来禁止暴乱，爵位用来举荐贤能，政事就均平了。”爱憎分明，贤能与不肖就能区别开来。道理确实如此。朕凭虚薄的德行，恭敬承受上天的重大命令，承荷宗庙社稷的神灵，担负亿万百姓的责任，哪一天不是早早上朝、晚晚坐朝，敬畏上天、爱护百姓，想要使他们保有和乐、达到仁厚长寿？那么与朕共同治理天下的，难道不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吗？每当计吏返回州郡，朕都召他们上殿接见，向他们显示赏罚，赐给筐篚，这也不过是奉行制度罢了。然而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纲主管刑狱，施政烦琐苛刻；近年收成不好，按理应当议定免除租税、恢复生产。部内百姓有来申诉的，他便立即用法令加以拘治；县长替他们说情，仍然遭到拘留。御史推问按察，立即把实情上报。虐害百姓的政事竟到了这种地步。朕早晚戒惧，不能安居。随即派遣使者慰问抚恤，各道受损的地方，已经酌情加以救济。水旱灾害失时，实在是朕的过错；惠养百姓没有得到妥善安排，是分刺史等官造成的，所以贬裴纲到岭南边远地区，以警戒各位州牧。朕对待百姓，如同保护初生婴儿；为他们均平田邑制度，整理庐井，必定希望时和年丰、远方安定、近处肃宁。朕把这些托付给州牧县宰，就像亲自办理一样，所以历来难以选择任官，实在是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的心意。德行体现为良善的政事，政事的根本在于养育百姓。

译所以土地烦扰，草木就不能生长；水流烦扰，鱼鳖就不能长大。一定要宽恕，最可贵的是清静。各位刺史、都督，应当询问百姓疾苦，救济穷困，禁止过度捕猎捕鱼，审察冤屈案件。至于赋税徭役，务必力求减免。用严酷苛刻的手段办事，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如果只施行个人私恩，法度或许就会坠坏，应当折中处理，以保存法式。百姓中有便利于民的事情，可以随时分条上奏，朕将亲自阅览。你们身为官员，应当恭敬听命，各自勤勉施政。如果风俗教化确实和美，考核功绩特别优异，就应当破格提拔，以表彰你们的美德。所有各地，都要恭敬听从朕的命令。处置朝集使的敕令【开元八年】朕恭敬地承受上天之命，遵守先王法度继承帝位，把一片诚心施于亿万百姓，以四方之事为耳目，常常担心治道或未周全、万物不能顺遂其性，所以广泛寻求贤能之士，共同治理百姓。面对如今群臣，难道不能辅佐朕吗？如今政务的要领，大略有四点：衣食以农桑为根本，礼义从学校兴起，流亡由于物资不足，争讼由于不知羞耻。因此，先王致力于春、夏、秋三时的农事，是为了使百姓生活富足；修明五教，是为了使风俗淳厚。有国君的、有家长的，都应当知道这个道理；不怕不知道，就怕不实行罢了。况且地方长官屡次更换，政令教化反复变动；任官者应当首先为国家治理百姓，各自警惕、尽守职分，不应贪图荣宠、谋求进身，只图自身私利。浇薄的风俗不可不革除，淳厚的风气不可不培养。近来刺史在任满四考后才升迁，实在是希望考察其始终如一的情操，升降黜陟也由此决定。如果县中得到贤良的县宰，万户百姓便可卸下负担；州中有贤能的牧守，千里之民便可解带安息。仁政并不遥远，实行它就是；只要人人都能砥砺操守，朕还有什么忧虑呢？至于流离逃亡的客户，要在各地安抚收容；征镇军人的家属，每件事都要优厚抚恤；粮仓必须充实，赋税徭役必须公平；鳏夫寡妇要加以抚恤保存，盗贼要予以禁止；驿传不得有弊病，奸诈讹伪不得发生。这八件事，朕常常挂念。唉，你们这些百官，难道可以不用心吗？你们回到州中后，要互相劝勉，遵守王法，体恤那些下民，敬畏顺应天时，不要违背时令。星辰排列有各自的运行次序，大地划分为不同区域，休咎的征兆，都是由人的行为感应而来。善行一定会得到福应，恶行也必有其缘由。每到一年政绩考成之时，都应当加以赏罚；你们应当明白朕的意思。《孝经》正义序【明皇摘取先儒解释《孝经》中最重要的内容，编成注解；到天寳二年，颁行天下，并亲书八分书御札，刻在石碑上，至今仍存于西安府学。】朕听说，上古时代的风俗质朴简略，虽然发自内心的孝已经萌生，但借助敬意来表达的礼仪还很简单。到了仁义已经形成之后，亲属的声誉更加显著。圣人知道孝可以用来教化人，所以借严肃来教导敬意，借亲爱来教导慈爱。于是，以顺亲之道转移为忠君之道的道理便明白了，立身扬名的意义也彰显了。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实践在《孝经》。”由此可知，孝是德行的根本吗？经文说：“从前圣明的君王用孝来治理天下，即使是小国的臣子也不敢遗弃，何况公、侯、伯、子、男呢？”朕曾反复诵读这句话，仰慕并践行先哲的德行；虽不能把德教施加于百姓，希望也能使广泛的仁爱显现于四海。唉！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了，异端兴起而大义受到破坏；何况《孝经》在秦代几乎灭绝，后世得到的都只是灰烬中残存的篇章；到汉代才开始流传，传授它的人得到的也只是糟粕中的残余【汉代废除挟书律，河间人颜贞拿出其父颜芝收藏的十八章，传授给世人。】因此，鲁国史书《春秋》的学说分成五家传注【五传是《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国风》《雅》《颂》也分为四种诗说【四诗是《毛诗》《韩诗》《齐诗》《鲁诗》。】距离圣人越远，源流分歧越多。近来考察《孝经》的旧注，错杂尤其严重【“踳”是乖谬，“驳”是错杂。】至于相互沿袭、祖述的，几乎有百家之多。各家都专擅一门，仍将近十家。希望登堂入室的人，必定要自己打开门户窗牖；想攀上逸足快车的人，必定要驰骋在不同的车辙上。因此，道理被小有所得所遮蔽，言论被浮华虚伪所遮蔽【《庄子》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况且传授经典以贯通经义为宗旨，经义以恰当正确为根本。最恰当的道理归于一处，精微的义理并无两样，怎么能不删去繁杂芜乱而撮取其中的枢要呢？韦昭、王肃，是先儒中的领袖；虞翻、刘邵，又次于他们【韦曜是吴郡云阳人，本名昭，仕于吴，官至中书仆射、侍中。王肃是王朗之子，仕于魏，历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兼太常。虞翻是会稽余姚人，仕于吴，以儒学闻名。刘邵是广平邯郸人，仕于魏，历任散骑常侍。】刘炫阐明孔安国旧本的意义【刘炫是河间景城人，北周授任殿内将军，仕于隋，历任太学博士。起初，刘炫得到王邵送给他的古文《尚书》孔安国注本，于是撰写《古文稽疑》加以阐明。】陆澄讥评郑康成的注本【陆澄是吴郡吴县人，仕于宋，入齐后历任国子祭酒。起初，陆澄认为晋代荀昶所学不合郑康成的注本，请求把有关文献藏入秘书省，王俭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只要义理正确，何必一定要征求人意见？所以现在特意举出六家的异同，会通五经的旨趣【六家就是韦昭、王肃、虞翻、刘邵、刘炫、陆澄。】使文字简约而义理通畅，意义便清楚了。分别作注，错综解释经文，也使条理贯通。把这些写在美玉上，希望对后世有所补益。况且孔夫子讲说经书，志在留下教训；虽然五等人的孝行用途各不相同，但百行的根源并没有差别【五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个等级所实行的孝。】因此，一章之中往往有好几句话，一句话之内又兼含多重意义。全部记载，文字就会繁多；删略，又会使义理缺失。现在把它们保存在疏文中，以便广泛阐发。肃宗【名讳亨，明皇的第三子。天寳年间安禄山反叛，肃宗在灵武即位，在位七年。】审理狱讼诏【《旧唐书》记载：寳应元年，三司连年动用刑罚，流放贬谪相继不断；河北反叛者因为害怕诛杀而不肯投降，肃宗后来悔恨，于是颁布了这道诏书。】

译在最理想的治理时代，先施德政，后用刑罚；君上欢欣地面对臣下，臣下喜悦地奉事君上，祸乱不起，法令得以施行。距离圣人久远了，教化日益浅薄，公文堆积，狱讼纷繁兴起；苛刻的官吏玩弄法律文字，使蒙冤的人受到刑罚。想要洗刷耻辱、改过自新，却没有门路，这难道是天地父母慈爱之意吗？朕主持天地人三灵所托付的重任，处在群臣百姓之上，早晚警惕，如临深渊，不敢荒怠安逸。朕在内向卿士询问，在外向方岳重臣咨询，日日不得空闲，到如今已经八年了，但大道和淳厚风俗仍然郁结而未能振兴。四方边境多有堡垒，连续多年整备边防，军队在外，徭役军费尤其浩大；赋税、劳役和运输，使百姓疾苦耗损，困顿竭尽而无以为生，穷困到了极点便泛滥成灾。下层百姓昏昧，不懂刑法罗网；军士身在军中，也未熟悉法令，触犯禁令而获罪的人实在很多。囚禁狱中，事实尚未查明，官吏议论不能决断，动辄拖延数月，损伤沮丧和气，屡次显现灾祸的征兆。这些都是朕不明智、教化没有达到的结果；君上失掉治道，却用刑罚约束臣民，朕怎能不归罪于自己来回应灾异呢？人是君主统摄的整体，伤害百姓，君主就会受到伤害；刑罚是教化的辅助，运用失当，百姓便无所措手足。朕担心有冤屈和滥刑，悲惨忧伤，因此申明谨慎用刑的法典，使宽仁宽宥的恩泽得以施行。天下现今被拘禁的死罪囚犯，降为流刑；流刑以下的罪犯，一律释放；被左降为流人的，以及移隶等人，交给有关司署奏报，听候进一步处置。听说近来州县官吏往往任意施用粗重杖刑，不依照法令，以致有人被打死，实在令人哀伤。朕已经多次下达处分，仍听说有人违犯逾越；从今以后，除非确实是危害国家的罪行，不得随意施加非法刑罚，有关部门要严格纠察并上报。代宗【名讳豫，肃宗长子，起初名俶，封广平王，任天下兵马元帅，后来立为皇太子；肃宗驾崩后即皇帝位，在位十六年。】增修学宫诏【永泰二年正月，即大厯元年。自安史之乱以来，国子监的屋舍厅堂颓坏，许多军士借住其中。祭酒萧昕上奏说：“学校不可以就这样毁坏。”所以颁布了这道诏书。】治理国家的道路最终相同，以师氏为最重要。教化人民、形成风俗，必定要致力于学校。俊秀造就之士，都要经过这条道路。国家的贵族子弟，也不得不接受教育。修习文德、品行、忠信的教诲，崇尚恭敬、勤勉、孝顺、友爱的美德。尽到为师之道，才叫作成人。然后把他们荐举到朝廷，在那里施展政事才能；用道理考察他们，用官职任用他们，使他们列于官员行列，无不成为国家的俊彦。喜欢得到贤才，难道就在于此吗？朕立志承继礼制，更加重视儒术。先王设置教化，岂敢不奉行？近来因为戎狄屡有忧患，急于经营筹划国事，太学徒有其名，学生非常少。弦歌诵读的地方寂静无声，师生相处之处几乎将无人打扫。上庠到了这种地步，朕深感忧悯。如今各县大致安定，文武准备齐全，正要放下兵器而讲习六艺，使行释菜礼而遵行礼仪。要让四科都得到进用，使六艺重新兴盛；神人与人和谐，风俗教化逐渐美善。日日遵循此道，将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各道节度使、观察使、都防御使等，都是朕的心腹，长期镇守一方。朕顾念他们的子弟，希望他们奉行正确的教育方法，修德立身，以此作为学习技艺学业的资助。恐怕战乱之后，学校仍然衰微；他们偏居远方，没有凭借和禀受之处。凡携带经书来京求学的，应当集中到京师。宰相、朝官、六军诸将的子弟，愿意入学读书的，都可以补为国子学生。其中虽已有官职、希望入学读书的人，也听任其入学。官员一事交给中书门下，选取品行和学业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充任教师。大赦诏【大厯七年三月乙酉日，下冰雹并刮大风，拔起树木；丙戌日夜里，月亮在太微垣发生月蚀；乙未日，于是颁布了这道诏书。】能够登上道德之境的人，教化淳厚而刑罚废置；善于治理的人，纲领一举而网目疏简。朕涉猎大道还不够深广，洞察事理也多有昏昧，曾经遥想太古时代，崇尚高远玄妙的风气，保全调和之气，使天下处在宽宥之中。大概是因为德行浅薄而未能达到这种境界，所以顺应时势设立教化，便利风俗而建立防范，务求极尽公平宽恕，申明哀怜体恤之意。又因教化浅薄而多有犯法，加上边境忧患尚未平息，井田赋税仍然繁重；在荒废之际，盗寇乘机兴起，于是使圜土、嘉石之下积聚了许多囚徒，在竹简法令之中困于执法官吏。正值阳气盛、暑气蒸腾的时候，长久想到牢狱怎能承受闷热灼烧，因此损伤和气，感召灾祸征兆。天道和人事，难道相距很远吗？听说天下各州，自春天以来，有的地方没有按时降雨，春播的种子不能下地，越冬小麦也未能成熟；可怜我的百姓，依靠什么而不感到恐惧呢？这一切都是由于朕的过失，更使朕感到畏惧。朕惕然而忧叹，深深责备自己，因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另居斋宫，向神明祈祷，希望获得吉祥的感应。仲夏之月，应当静息事务、无为而治，以助长阴气，以弘扬万物的生长。减轻轻罪、审决小案，已经过了麦熟之时；继承生长、增益高大，应该顺应上天的意旨。可以大赦天下，现今被拘禁的囚徒，无论罪行轻重，一律释放。德宗【名讳适，代宗长子。起初任天下兵马元帅，封雍王，因功兼任尚书令。后来立为太子；代宗驾崩后即位，在位二十六年。】因严重旱灾罪责自己诏【兴元元年秋天，蝗虫遍野，草木没有留下；冬十月发生严重旱灾，于是颁布诏书。】人事在下方失误，天变就会在上方显现；灾祸征兆的发生，一定有其原因。近来以来，灾异不断聚集，雨水不降，绵延经历春、夏、秋三时；蝗虫接连而来，延及千里。豆类和谷物价格飞涨，庄稼枯萎，百姓哀号，聚集在田间哭泣。想到这些，实在痛心伤感。朕遍祀百神，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这才明白祈祷祭祀不是救灾的办法，言辞也不是谢罪的诚意。朕忧心如焚，深深责备自己。难道不是刑法错乱，忠良受到压抑埋没，暴虐的赋税没有减免，劳师动众没有止息吗？有些事情没有益处却反而增加烦扰费用，有些任用并不恰当却横行侵害百姓；这其中只要有一项，就足以伤害和气。追究事情的根本，罪责实在在朕。万民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再次遭受饥饿而死？应当迁出宫殿、减少膳食，节省用度、缓和刑罚，反省自身而增加修德，以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朕从今以后临朝不坐正殿，有关部门供应膳食，也应当减省。不急迫的事务，一律停止。除各军将士外，凡领取粮食的各色人员，其用度由本司、本使长官商量减免，以救济凶荒。等到年成丰收，立即命令恢复旧制。褒奖功臣诏【贞元五年。】

译从前我朝烈祖乘天地荡涤之时，扫除隋末的荒乱，体察天道、登临帝位，成为百姓的父母。那时有勇猛如熊罴的将士、不怀二心的臣子，在左右共同经营国事、辅佐缔造基业，彰明文德，扩大武功；威势足以使不善者归于安康，以正当的天命接受上帝的授予，交付四方。帝王事业既已成功，泰阶星象也已平和，于是绘制他们的形貌，排列在凌烟阁中，盛大彰显他们的功绩，以此日夜不忘，永远垂示后代。君臣之间的情义深厚，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己巳年秋九月，我巡视西宫，仰望高大的建筑，看见老臣的遗像，神情恭敬肃穆，脸上流露出和悦敬重之色；想到君臣如云龙相合的时机，感叹成就帝业的艰难。看过去而思考今天，取法的事例并不遥远；功业与时代一同出现，才能也随世而生。如果蕴藏才能而又遇到时机，尊奉君主、庇护百姓，哪个时代会没有这样的人呢？中宗时，有桓彦范等人建立辅佐拥戴的功绩【神龙元年，桓彦范等率羽林军讨伐贼党，到东宫迎接中宗复位。】玄宗时，有刘幽求等人建立辅弼翼赞的功勋【临淄王入宫诛杀韦庶人时，刘幽求预先参与了大谋。】肃宗时，有郭子仪扫除战争灾祸【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如今有李晟等人保全安定朕身【李晟平定李怀光、朱泚之乱。】他们都竭尽力量勤勉效劳，光复宗庙社稷【“祏”是收藏神主的石匣。】【“祏”的读音是“石”。】把他们同前代功臣相比，难道有所过多吗？如果有遗漏而没有记录，谁来表彰他们的贤能？何况铭记功劳、记载德行，是文祖所做的事。朕对此怎么敢懈怠？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先后次序，将他们的画像分别绘制在旧有功臣的后面。《君臣箴》【仆射杜希全出任灵盐节度使时，献上《体要》八章，其中多有规劝。德宗深为采纳，于是写成《君臣箴》赐给他。】只有用德惠施于人民，只有君主奉行天命；能够听从劝谏才是圣明，能够共同治理天下的才是贤臣。君主建立法度，天命并不容易承受。总揽万机以成就政务，调和六合不同的事物。一个心灵不能独自明察万事，一双眼睛不能周遍观察天下，所以要广泛求取贤哲，使他们依次处在官位上。唉！君主任用臣子，一定要寻求同心同德；臣子侍奉君主，都应当思行正直。什么样的启发辅佐最为适宜，为什么从古到今仍未能得到呢？正直的言论往往逆耳，谗言阿谀的人却在旁窥伺，所以臣下的实情无法上达，而君上的听闻已经受到迷惑。于是忠臣贤臣败在凶邪之徒手中，就像轻舟由众人划行，也有调和羹汤的厨师；谁能说治理国家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呢？应当以覆车的轨迹为鉴，我要因此惩戒并谨慎防备后患【《诗经·周颂·小毖篇》：“我其惩而毖后患。”】低处可以升高，和谐来自甘美之物相互调和。只有君主没有贤良，也是臣子的过错。听说辛毗曾牵住魏文帝的衣襟【魏文帝想迁徙冀州十万户士族充实河南，辛毗极力劝谏，文帝不回答，起身入内，辛毗跟随牵住他的衣襟，文帝勉强听从，迁徙其中一半。】又有禽息竭尽忠诚、撞头至碎【禽息把百里奚推荐给秦穆公，没有被采纳；秦穆公出门时，禽息拦在车前用头撞击车闑，脑浆流尽，秦穆公醒悟后采纳了他的建议。】你们要勉力思考如何进谏和补救，以平衡可与不可。不要说没有伤害，要知道防微杜渐反而会使事情显明；不要说有什么危害，细小的事积累起来就会成为大患。事情有隐蔽的也必定会显现，命令既已发出，又怎么能后悔？宫中的鼓钟敲响，声音会传到外面。浩浩然涉水而行，我还没有达到尽头【《诗经·周颂·访落篇》。】我将面对屏风凭几，虚心听取意见，希望把忠言全部采纳。从前后稷、契，曾辅佐匡正舜、禹；近代的魏征，辅佐我文祖。君臣同心同德，统一了整个天下。如今朕昏昧无能，却有幸继承伟大的基业。臣下啊、近臣啊，你们要辅翼我、辅佐我。深秋刚开始肃杀，我的武功正当发扬。停止让你镇守禁卫的职责，出镇大邦【出镇灵盐。】你对朝廷的眷恋正深，嘉言因此更加昌盛。你的规劝和进谏，如金玉般珍贵。言辞高雅而道理简要，使人进入德行，懂得行事的方向。你总共献上涉及干戈的八章【就是杜希全献上的八章。】孔子说过，启发我的人是子夏；殷代有盘庚的铭文，周代有欹器，有的用言辞告诫，有的用事情警戒。朕将披览图籍、推演义理，从你的志向中得到启发。要同太宗所作的《金镜》一起高悬【太宗作有《金镜》。】，放置在座位右侧作为伴随。人都有良好的开始，却很少能谨慎对待结尾。你要早晚勤勉，希望保全朕身。不要说“你身在外地，所以你的忠诚无法通达”。一句话得到回应，千里之外也会相同。引导那遥远的道路，使你的言论通达朕的四方聪听。华夏和夷狄都仰慕德行，这正是你的功劳。你既已经离去又将归来，朕怀念贤才，忧思不已。你唱我和，以此表达深厚的内心情意。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朱泚反叛，占据京师。兴元元年三月，皇帝出幸梁州。皇帝从行在任命李晟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晟从东渭桥逼近都城，进攻并击败贼军。六月，于是收复京师。李晟派大将吴诜迎接皇帝。到这时，皇帝颁发优厚诏书，赐给李晟宅第。】

译皇帝记载他的功劳，亲自撰写这通碑文。天有柱子来扶正倾斜，地有维系来联结断裂，帝王有辅佐之臣来帮助渡过艰难。不是天命所归的时代，不能产生贤良的辅弼；不是君臣彼此相合，不能成就伟大的功勋；不是暴乱极其严重，不足以彰显忠节；不是奸猾势焰炽盛，也不能使雄才得到施展。天命与事情恰好相会，然后臣子的功劳才显著，帝王的事业才兴盛。高祖、太宗开拓基业、垂示统绪，扫除天地间的灾气，拯救陷于涂炭的百姓。他们接受天命是正当的，施布恩泽是宽厚的。六宗大力承继并扩大前代功业【六宗指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即使遭遇艰难困厄，也能化危为安。二百年间，发生过五次夷狄造成的大难：从内部匡正帝位两次，从外部恢复都城三次。山岳降下神灵，云龙相合应契，接连产生贤能圣哲，保全安定国家。神龙年间，武氏诸人专擅权力，离间王室，于是有扶阳王桓彦范等人推戴中宗，继承恢复宏大的帝业【神龙元年，武则天病重，司刑少卿桓彦范等发兵诛杀宠幸之臣，迎接中宗复位，把太后迁到上阳宫。】景龙末年，宠臣韦氏窥伺国政，亵渎扰乱朝纲，于是有徐国公刘幽求等人辅佐玄宗，扫除凶邪污秽【景龙四年，韦后杀害中宗，玄宗当时任临淄王，与朝邑尉刘幽求讨伐平定了她。】天寳末年，盗贼从幽陵兴起，皇帝南行，潼关失守【天寳十五载，安禄山从范阳向西进犯，哥舒翰在灵寳战败，贼军入关，玄宗出幸蜀地。】广徳年间，戎狄越过邠州郊外，皇帝车驾向东巡行，鄷宫解除警戒【广徳元年，吐蕃入侵，攻陷陇右，进至邠州；代宗到陕州，吐蕃进入长安。】于是有尚父郭子仪等人歼灭凶逆，在岐地拥立肃宗【肃宗遵从马嵬的诏命在灵武即位，郭子仪等率五万军队从河北到达，开始谋划兴复国都。】驱逐蕃夷，在陕地辅佐代宗【关内副元帅郭子仪击退吐蕃，吐蕃逃走，皇帝回到长安。】建中四年【建中是德宗年号。】，贼寇在上京发动叛乱，暴虐轻蔑人神，僭越使用帝王名号，于是有西平王李晟等人剪除大恶，肃清中原。这几位公侯，虽然时代不同，却具有同样的德行；他们以道义救济国家，功勋铭刻在钟鼎上。唐朝得到贤才，在这时最为盛盛。东渭桥距王城东北四十里，国家的粮仓积储就在那里。当初李晟在此驻扎孤军，集合各路将帅，等待时机行动，一举获得成功。我因此表扬他的美德、记载他的功劳，以说明事情有其原因，谋划早有准备。我德行浅薄，继承帝位而接受大宝，教化柔远之道有所乖失，明察幽微之事又不够。淮右的贼臣【李希烈】发兵反叛，侵犯你的疆域，震逼洛阳军队【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攻陷汝州；八月，贼军攻襄城。】朕怜悯将吏蒙受污辱，哀伤百姓无处申诉，没有想到保卫自己，姑且只求安定百姓，急忙派禁军东征。又担心讨伐叛军的力量不够，于是征调泾原军队接续前军【诏令征调泾原等道的军队援救襄城。】朱泚暗藏奸心，窥伺空隙，趁机诱惑贪婪的士卒，煽动纠集暴徒，等待朝廷没有防备时，喧嚣聚集进犯宫阙【十月，泾原军经过京师时作乱，拥立朱泚为主。】朕引咎离开京城，暂居奉天；贼军逼近两畿【皇帝出幸奉天，朱泚亲自率军进攻奉天。】像长牙的大野猪和长大的长蛇一样的叛军，盘踞在宫庙之中，磨牙喷毒，吞噬螫害百姓。李晟当时统率偏师，远戍河朔【李晟正在清苑进攻朱滔，遇到变乱便越过飞狐，进军到渭水以北。】却不等诏召，听闻国难便飞奔而来，鼓舞义勇，凭借顺义之师，消灭败亡而积恶已久的叛寇。雄威和胜势，迅疾如暴风奔驰。正逢贼军将领昏乱，倚仗人数众多而贪图作乱，诱使我军中的奸细，接连谋划从内部逼近；朝廷屡次迁徙，关河长久骚扰，豺狼堵塞道路。后羿与浇争相驱驰，百姓的炊烟在城邑中断绝，鬼火交错于田野，众人的心情极为惊恐，天地荡然无所依靠。李晟于是设宴于军门，哭泣着向众人发誓：“国家的仇敌不消灭，我不配活在世上。”于是众军受到感动激发，呜咽流泪，天地为之变色，将帅为之动心，军中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逆、什么是顺。李晟于是估量郭公的谋划，私下制定赏赐等级，明确刑罚条文，亲自执行命令，记录功劳，先行公布；因此勇士奋力，智者献策，士气增加一倍，众心如一，坚守壁垒在渭水北岸。奸逆害怕他的威势而震恐，忠义之士奋发意气而敬仰，分割了两个凶贼的势力，使他们不敢互相依附【李怀光秘密与朱泚共同谋划，李晟上奏请求移军东渭桥，李怀光终于叛乱，皇帝再次出幸梁州，李晟以孤军处在两贼之间。】他成为各镇的援助，使各镇能够自行坚守【当时韩游瓌驻军邠宁，戴休颜驻军奉天，骆元光驻军昭应，尚可孤驻军蓝田，都接受李晟节度，军威大振。】这都是李晟的力量。二月守卫一直到夏天，五月李晟知道众人的士气可以使用，于是选择吉日犒赏将士；乙未日，在东郊列阵【六月，李晟大规模陈兵，晓谕将士收复京城；浑瑊、骆元光、尚可孤也在光泰门附近驻扎。】将士如虎如豹，如熊如罴，凶徒多次接战，都败退倒戈、丢弃铠甲，不能抵挡我军【李晟直抵苑墙，打开二百多步的墙口，边战边前进，共交战十多合，贼军不能支撑。】于是乘胜将他们歼灭。进逼到敌垒，才停下来。戊戌日天刚明，连续的营垒向前进攻；贼众相互惊骇，大腿发抖、魂魄震恐，登上城墙却不敢抵抗，关上城门却不敢窥视。李晟举着斧钺开路，亲自拿着鼓槌击鼓，填平壕沟，排除墙垣；胜利的气势显现于风云之间，威名震动原野，所指所视之处都摧毁败亡，荡平得没有遗留。布置朝廷的禁军来宽慰胁从者，依照臣节诛杀同谋恶党；天地将要倾覆却重新联结，皇家的纲维松弛又重新张弛有度。把叛逆的叫声转为美好的声音，把妖邪灾气变成和谐之气【朱泚与姚令言率众向西逃走，李晟收复京师。】然后整顿军法，整饬军容，不喧哗，不吵闹，严整而有法度；搜查苑囿，消灭残余贼寇，清理宫门，把有关事务交给主管官署。李晟向众人宣布：“恭敬地执行上天的讨伐，是为了遏制叛乱、除去人民的祸害。王师所到之处，歌舞将随之而来。若有人逞强恃功，作威作福、任意劫掠，那就是以暴易暴，国家还依靠他做什么？”对建立大功的人有固定的赏赐，违反禁令有固定的刑罚，这是国家的法典，不得用赎罪来论处；谁敢触犯命令，一律杀无赦【大将高明曜夺取贼军的妓女，尚可孤军中的士卒夺取贼军的马，李晟都把他们斩杀。】于是选择便利的地势，带军出营驻扎；马匹不得混杂成群，士兵必须排列成队。克敌制胜历时多日，城中人却无人知晓。

译徐徐命令有土地的官员，分别向乡里宣谕；士人和百姓听说大奸贼已被歼灭，便迎接我军，拿着酒壶酒杯犒劳军队，唯恐来不及；他们就像赤子依靠慈母，干涸的鱼奔向洪波，有的欢欣呼喊，有的感动哭泣。我因此知道烈祖积累的德行深入人心，贤臣辅佐时势，功业由此得以成就。李晟有振兴国运的谋略，有不顾自身的诚心，有平定动乱的功勋，有禁止暴乱的德行，使朕得以治理天下，垂衣拱手而仰赖他的成功。于是册封任命他为司徒兼中书令，加赐实封一千户，记录功劳列为第一【兴元元年八月，任李晟为陇右、凤翔节度等使，晋爵西平王。】官位排列居首，事业编入史册，德行光辉流传在颂歌中。入朝则成为辅弼，出镇则如方叔、召虎，赞美庆贺其美盛功烈，朝廷内外都仰望他。然而李晟身居高位却自处卑下，辞谢满盈而守持约束；崇尚谦让使功勋门第更加荣耀，厌恶盈满使福禄归于自身，这又是明智通达的法则，是慎终如始的表现。制服敌人依靠谋略，不依靠人数；感动人心依靠义，不依靠威势。当天地艰难、国家离析，援助孤弱者倒下，结党得势者强盛，众心喧扰不安，没有停止归宿之处，就像风吹动旷野，波涛腾涌于大海，顺势去拯救他们，哪里容易做到呢？当时马匹不到百驷，士兵不满万人，没有郡邑土地的资助，没有城池险阻的坚固；李晟独立无援却毫不畏惧，气势吞并群凶，以尽忠来发誓表明心志，以必死来激励自己，以大义来率领众人，以至诚来感动上天，众人的心志相同，天意也予以应允。因此能够措置军队，守住土地而不可攻拔，讨伐强敌而力量仍有余裕。国家危急时能够使之安定，军队获胜时能够使之整肃。古人所说的守卫社稷之臣，李晟大概正当之无愧。我要传播他的美好风尚，刻在坚贞的石头上，使他的后代永远不忘他的功劳。铭文说：光明显赫的我唐，承受上天眷顾的命运；先祖的功劳、先宗的德行，渐渐施布恩泽，积蓄福庆。穷尽海边的地方请求官吏，遥远荒僻之地接受命令；安定九服，使万民受到恩惠而安康。三皇五帝以来，没有哪个时代能比我唐更盛。到了朕这个不肖之人，惭愧地守护宏大的基业，洞察事理不合时宜，建立的诚意也未能使人信服。愚蠢的逆臣煽动这些溃散之徒，震惊朕的军队，玷污皇都。宇宙沸腾，人神惊惧。又加上统率军队的人诱引奸邪而同谋，迁徙流离至今，岁月已经过半。上天既然悔恨降下灾祸，人民也都厌恶动乱，于是赐给朕元勋，铲平凶逆，剪除叛乱。昏暗的灾气茫茫，横流的水势浩荡。一支孤军挺立在渭水北岸。我们的城池并不完固，凭借顺义作为防卫；我们的军队并不众多，靠同心成为强大。以义率领众人，人人都向着正道；万事同心一致，争先开路前进。胸中郁愤要求发泄，蓄积的威势于是张大，力量充足，形势完备。此时像鹰扬一般奋发，作战就能取胜，谋划就能成功。指挥挥动之间，群丑悄然灭亡。鲸鲵般的凶徒既已平定，宫室既已清理，军队寂然无声，城中百姓没有受到惊扰。成功地禁止暴乱，自古以来少有，实在是上天生出这样的德行，使其彰明于后世。盛大的美名，就在这里永远不朽。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段秀实任泾原节度使时，朱泚反叛，段秀实暗中联络刘海宾、姚令言、何明礼，共同谋划诛除朱泚，没有成功，便举起笏板击打朱泚，遭到杀害。兴元二年，皇帝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建立人的正道，说的是君与臣；作为臣子的道义，说的是忠与节。忠没有比保卫国家更高的，节没有比舍弃自身更大的。守存这种诚心，德行贯通天地；成就这样的功用，施行于社稷。独自决断剪除凶邪的命令，深沉谋划以安定天下的危难。他的智勇足以拯救时局，他的义烈足以弘扬教化。若不是上天赐福，广泛佑助皇家，重新振兴纲纪，再次激励污浊的风俗，怎么会在艰难的时代遇到这样的人呢？开府仪同三司、检校礼部尚书兼司农卿、上柱国、张掖郡王段氏，名秀实，字成功。他应合时运降生，扶助唐朝基业。禀受阴阳的精纯之气，具备刚柔兼备的完美德性。操守正直，明白大道，顺应时势而能收放。蕴藏起来成为淳厚和平，发作出来成为功业烈绩。朕登上帝位第五年，孟冬十月，贼臣朱泚违逆上天、背叛人伦。趁时局多难，乘我没有防备，诱集叛卒，在京师作乱【建中四年李希烈叛乱，征召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带兵到京师，因为粮食赏赐供应不足，士卒鼓噪作乱。当时朱泚以太尉身份在家居住，乱兵拥立他为主，于是他反叛。】朕深深思考自己有罪，远远遵循避开戎狄的义理，从宫禁中驾车出发，到近郊驻跸【当时皇帝从苑北门出发，出幸奉天。】贼人暗中谋划奸计，表面却用言辞表示顺从。因为公曾任泾原节度使，平素深得士卒之心，朱泚便采纳众人的意见，想把公召来帮助自己【当时段秀实以司农卿身份在家居住，朱泚派骑兵召他，他不肯接受；骑兵翻墙劫持他，他于是与妻子儿女诀别，出来见朱泚。】公感慨时局，悲愤不已，思图安定国家的大业。他认为复兴国家、安定人民取决于自己，不可以顾虑个人私情；认为开启事物、随机应变在于权宜之策，不可以白白送死。他舍弃普通人的狭隘操守，蕴藏着超越时代的宏大谋略。内心坚守正道，外表却混同于朱泚的行迹【段秀实见朱泚后，劝说他奉迎皇帝车驾，朱泚不高兴。】同时暗中观察首恶的情状，准备趁机谋划诛杀他【段秀实与将军刘海宾、泾原将吏何明礼、岐灵岳谋划诛杀朱泚，但尚未发动。】贼人果然没有怀疑，把心腹之事交给他，突然调发凶党，谋划袭击我军。公用诡诈的言辞劝止他们，但来不及了；他暗中取得官印，假造兵符，急忙追赶贼军；不久便追回他们，消除祸患、缓解危难，运筹如同神明【朱泚派将领韩旻率三千兵，声称迎接皇帝，实际是要袭击奉天。段秀实认为事情紧急，便让岐灵岳假造姚令言的符，命韩旻返回，并偷取了他的印。韩旻还未到奉天，段秀实把司农印倒着盖在符上追发，韩旻得到兵符便返回。】当时人心危疑，忠邪无法分辨，士卒还未整编，军队也没有完备。如果没有公的谋略，我几乎不能成功。后来公秘密联结勇敢之士，发誓消灭贼寇仇敌，决心限定日期克敌，中外都发兵响应【段秀实知道韩旻返回后必死，于是又与刘海宾、何明礼共同谋划诛杀朱泚。】恰逢贼首朱泚召公商议事情，把他引入阁中，暴露了自己的奸情，谈到僭越窃取帝位，公怒气充满胸膛，手指和头发都冲冠而起，仰天大呼：“玄妙的鉴察为什么如此昏昧？谁是臣子，能忍心做这样的事！”话音未绝，公奋力举笏上前击打，凶徒被打破脸面，跌倒后逃跑；左右之人惊愕不已，起初不敢行动，后继者又没有赶到，事情终于没有成功，逆徒交战，公因此遇害【韩旻到来时朱泚大惊，岐灵岳独自承担罪责而死。朱泚商议僭号时，段秀实夺取其兵器，折断笏板击打朱泚，因此被害。】唉！天地生成万物，只有人最有灵性；禀受元气的精华，汇聚五行的秀美，本应守正循顺，以孝亲之心来资助忠君之心，使君成为君、臣成为臣，父成为父、子成为子，各自履行通达的大道，共同达到太和。为什么上天不融和，竟生出那样狂悖的人？为什么神明不施恩，竟阻碍我们的忠贞之士？静下来思考这件事，朕停止进食，忘记睡眠；详细寻求其中道理，或许是有原因的。是朕昏昧不明，败坏德行而招致损失，所以列圣垂下佑护，警戒朕；朱泚之乱正是用来惩戒过去、勉励将来的。

译礼教衰败，风俗讹乱弊坏，所以天帝以玄妙的鉴察震动人心；段公之死，正是用来激励当今，流传不朽。考察前代史书，查究古代贤人，保全大节的人不一定成就功业，建立大功的人有时也未能树立大节。没有节操，就不能辅助教化；没有功业，就不能支撑危局；二者实在相互需要，但事情很难同时具备。尹吉甫凭文德武功辅佐周室，帮助宣王中兴【尹吉甫辅佐宣王平定玁狁，《诗经》说：“文武吉甫，万邦为宪。”】绛侯周勃凭智谋安定刘氏，辅立文帝【诸吕作乱时，绛侯周勃夺取吕产的军队，诛灭诸吕。】功劳显著了，但节操还不能称道。董卓胁迫国家、专擅威权，伍孚刺杀他而毫不畏惧【越骑校尉、汝南人伍孚谋划刺杀董卓，于是穿朝服去见董卓，谈完告辞；董卓送他到关口，伍孚取刀刺杀，董卓奋力躲开，于是杀死伍孚。】王敦拥兵自重而发动叛乱，周顗折辱斥责他而毫不犹疑【王敦进入石头城，对周顗说：“伯仁，你辜负了我。”周顗说：“公乘军车作乱，下官亲自率领六军，不能制止此事，使王师败退，正是因为这个辜负了公。”王敦杀了他。】奇特的节操伟大了，但功业最终没有成就。至于能够随时势变化而屈伸，进退知道时机，以智慧实现谋略，以勇气决定死生，功业与时势并行，节操与声名相互成就。自千古以来，没有谁能与公相比；贞烈达到了极点，通于神明；桀骜之人听到他的事迹也会动心，仇敌受到感动也不会怨恨；他为正义而死，使正义彰显，忘却自己的家庭反而保全了家庭【段秀实的儿子伯伦，仕至太仆，乡里称道。】行路的人为之悲伤，懦弱的人因此增加勇气，更何况朕的悲痛呢？怎么可以忘掉他？况且人所爱惜的是自身，国家所看重的是爵位。公能够杀身以殉国，朕难道不能用尊贵的官位来报答他吗？于是诏令有关部门册赠太尉，谥号忠烈，赐实封五百户，庄园、住宅各一所。嫡子授三品正员官，诸子各授五品正员官，在他的乡里树立表彰，官府负责他的安葬，官府建立祠宇。史书载录忠勋，哀荣的典礼完备了，君臣的道义也达到极致了。公起初在天寳四载奋笔从军【跟随安西节度使马灵詧讨伐大勃律有功，授任安西府别将。】才能正好为时代所生，官职因才干而通达，掌握了司马战阵之法，参与将军帷幄之中的谋略。多次主管地方州郡，更历任台省寺监，出任则统领旌节，入朝则成为卿士，官位历经十七次【段秀实以安西别将任判官，升任陇州果毅，改任绥德府折冲；安西节度使梁宰署任他为副职，父亲段防起任义王友，充任节度判官；】李嗣业任命他为怀州长史、知州事兼留后，提拔为光禄少卿；白孝德任命他为邠宁度支营田使、知奉天行营事，又任泾州刺史，封张掖郡王；因功劳加任御史中丞，马璘奏请任行军司马、都知兵马使；授任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颍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名义上任司农卿，共有十七次升转官职。】年岁超过三十年，封王而列于异姓，开府而地位比于台司，兼任六官，食邑百室。言语不夸耀自己的善行，心思常常谦下待人；始终持守顺从诚信的原则，身处高位却居于疑惧悔恨之地。利刃在手，仍把符节投入而不以为意；贞洁的松树有坚贞之心，年老而更加劲健。在方寸之间吞灭大奸，在片刻之间安定危疑。力量可以屈服，志向却不可改变；身体可以被杀，节操却不可夺取。这就是所谓有始有终，是做臣子的最高境界吧？日月有一定的期限，坟墓宅兆即将完毕。身虽死而功业长存，凛然如山；把铭文刻下，传播芳名，永远不会磨灭。用它记载朕的过失，也表彰善人。铭文说：浩瀚的上天运行四时，总是均衡协调；有时气息郁结，过度便形成灾害的气氛。否塞不可能永远持续，必定还会恢复元亨；用膏雨洗涤它，用祥云播布祥瑞。众多百姓各守五常，有时遭逢艰难，便会产生凶恶邪念；混乱必定会得到安定，确实会归于皇极。于是用盛大的功勋拯救他们，用光明的德行辅导他们。功勋和德行能够崇高完备的，正是段公。他实在是上天降下的英灵，安宁地保卫朕身。日月被遮蔽而失去光辉，天地昏暗蒙蔽；只有他光明而真诚，独自发誓竭尽忠心。豺狼成群，肆意逞强，咆哮奔突，趁我没有防备，段公便飞速发布符檄，横扫制服这些丑类，变化神奇，使国家不致倾覆。首恶大奸诱导奸邪、肆意作乱，窃取国家器物而僭越名号，反常乱纪；段公却独自挺身而出，奋力攻击暴徒强敌。他英烈威武，死后声名更加显著；以义理振兴名教，功劳存于社稷。追赠极上台，赏赐延及其真实封食；反省过失而恭敬畏惧，怀念贤者而怜悯悲恻，刻写铭文于丰碑，昭示万国。武宗【讳名炎，是穆宗的第五子。文宗去世，仇士良等迎立他为帝。在位六年】毁佛寺制【会昌五年，皇帝厌恶僧尼耗损蛀蚀天下，想要除去他们，于是先毁掉山野中的招提、兰若。又下令上都、东都各保留两座寺院，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镇冬季保留一寺，寺院分为三等，留僧人数各有等级。其余僧人和尼姑一律勒令还俗。各寺都规定期限拆毁，并派御史分道督察。财货、田产全部没收入官。寺院木材用来修缮官署和驿站，含铜的佛像、钟磬用来铸钱。天下共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招提、兰若四万多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五台山僧人多逃奔幽州。李德裕召来进奏官说：“你赶快禀告本使，五台山僧人若作将领，必定不如幽州将领；若作士卒，必定不如幽州士卒，为什么要徒然取得收容他们的名声，使自己沾染人口之累？难道没看见刘从谏招聚无数闲人，最终有什么益处吗？”张仲武于是封好两把刀交给居庸关，说：“有游方僧人进入境内，就把他杀掉。”】

译朕听说，三代以前从未谈到佛教；汉、魏以后，佛像和佛教逐渐兴盛，这是由于末世传播了这种异俗，因而受到熏染和沿习，蔓延滋长得越来越多，以至于侵蚀耗损国风而人们渐渐察觉不到，诱惑人心而众人更加迷惑。直到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一天天增多，佛寺一天天崇盛；耗费民力从事土木工程，夺取民利用来装饰金银珍宝；在师徒关系中遗弃君亲，在戒律约束中违背夫妻关系。败坏法度、危害人民，没有什么超过这种教法。况且一个男子不耕田，就会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养蚕，就会有人因此受寒。如今天下僧尼多得数不清，都依靠农民供给食物，依靠养蚕者供给衣服；寺宇、招提数量无穷无尽，都用彩绘雕饰，僭越仿效宫殿居室。晋、宋、齐、梁时期物力衰败，风俗浇薄奸诈，无不由此造成。何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力平定祸乱，以文治治理华夏，掌握这两种权柄来治理国家，岂能让区区西方教法同我抗衡？贞观、开元年间，也曾整顿革除，但没有完全阻止它流传滋长。朕广泛阅览前人的言论，并从各方面寻求舆论意见；这些弊病可以革除，朕决断而毫不疑惑。中外群臣也都赞同朕的至意，所条陈的意见十分恰当，理应坚决施行，以惩治千古弊害的根源，成就历代帝王的典章法度，救济人民、使众人获利，朕还有什么可谦让的呢？天下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还俗尼姑、僧人二十六万五百人，收编为两税户；拆毁招提、兰若四万多所，没收肥沃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十五万人，编为两税户；将僧尼隶属于主客司，彰明外国教法的弊害；勒令大秦穆护拔三千多人还俗，使其不再混杂于中华风俗之中。唉！前代从未实行，似乎一直有所等待；到了今天全部除去，难道还要说没有时机吗？驱逐游荡懒惰、不从事生产的人，已经超过十万；废除涂丹绘彩而无用的房屋，何止千亿。今后使人清净，教导人们仰慕无为之理，以简易来整齐政事，成就移风易俗的功业，将使天下四方的百姓同归于皇帝的教化；但愿从革除弊病开始，日用之间不知不觉地达到这一点。现下诏给朝廷，应该体察朕的心意。《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目录 唐 傅奕 《请除释教疏》徐贤妃 《请息兵罢役疏》房乔 《谏伐高丽疏》魏征 《论治疏》《请罢工役疏》《上十思疏》《论十渐不克终疏》《求贤审官疏》张玄素 《请罢修乾元殿疏》李百药 《封建论》马周 《论奉亲享庙袭封乐工等疏》岑文本 《上太宗勤政疏》褚遂良 《请复高昌疏》张蕴古 《大宝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