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四。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旨编纂注释。宋。韩维【字持国，忠献公韩亿的儿子，元祐年间官拜门下侍郎】。求直言诏【熙宁七年，韩维任学士承旨入宫应对，神宗因久旱而忧虑。韩维回答说，陛下忧悯旱灾，不是减少膳食、躲避正殿这样的旧例所能应对天变的，应当痛切地自我责备，广泛征求直言。退朝后又上疏，皇帝受到感悟，立即命韩维起草诏书。诏书发布后，人心大为喜悦。这天就下了雨】。朕涉猎治道的时间尚浅，对于达到治理之道还很昏暗，政事失去适中的原则，因而触犯了阴阳的和谐。从冬天直到春天，旱灾肆虐，四海之内，遭受灾害的地方很广。间或下诏令有关部门减少平常膳食，躲避正殿，希望借此塞责、消除灾变；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始终没有得到休止灾变的应验。下面的百姓嗷嗷哀号，生命将要断绝；朕半夜起身，震惊恐惧，不能安宁。长久思考自己的罪过，却不知道祸患究竟从哪里产生。难道是朕听取和采纳意见不合于正理吗？审理诉讼没有符合实情吗？赋税征敛失去了节制吗？忠诚的谋略、正直的言论被压抑在上面听不到，而阿谀奉承、蒙蔽圣听，以成全自己私利的人很多吗？为什么祥和之气长久不能应验呢？应当允许内外文武臣僚，实封进呈直 言，陈述朝廷的缺失，朕将亲自阅览，考察寻求其中恰当的意见，以辅助政治治理。三公九卿等大夫，你们务必尽心彼此警戒，共同成就朕的志愿。国子博士种谔可任左藏库副使，殿中丞种诊可任洛苑副使。敕令某等：你们的父亲种世衡【种世衡签书同州、鄜州判官事，修筑青涧城，两次升迁为洛苑副使，任环州知州，蕃部都感戴服从】具有智谋、策略、威望和信用，有古代良将的风范。朕派使者巡视边境，访求他的后代，而种谔和种诊【种世衡的长子名种古谔，次子种诊，再次子，都是有将帅才干的人，关中号称“三种”；幼子的名字是种谊】都凭才干武略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朕深深嘉许你们，把你们都提升为各使的副职，分别防守军队屯驻之地。至于服丧的制度，军旅战争之事是不能回避的。好好继承你父亲的志向，努力完成他的功业；高贵的爵位和优厚的赏赐，朕不会吝惜。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发运使、右谏议大夫马仲甫，仍任右谏议大夫，兼任天章阁待制，担任髙阳开路都总管兼安抚使，并负责知瀛州军州事和管内劝农使。敕令：天章阁处在宫禁深处，是本朝崇尚儒学的职位；高阳关地处边境险要，确实是前代用武之地。谁能胜任这两个职位？朕谋划兼有两方面才能的人。某官学问通达，才干强劲。近来考察他试任的成效，推荐把出使的重任交给他。驿传所到之处，各城的治理都得到修治；乘船北上，中都官署的供给也得到补足【汉高祖时漕运山东的粮食来供给中都官署】。朕深知访察应对的责任重大，安抚统御的才干难得。因此把你从南方调来，寄托给北方道路。唉！简明而严肃可以振作骄惰者，宽厚而仁惠可以安定疲弱者。不要拘泥于常规，以容易的办法取代守成。西京左藏库副使、带御器械李元方，可任庄宅副使【宋初选拔三班以上、具有武艺且亲信可靠的人，佩带箭囊弓袋和御剑，有时由内臣担任，名称为“御带”；咸平元年改名为“带御器械”，景祐二年诏令不得超过六人】。敕令：那些身系箭囊弓袋、奉持弓箭在身边等待命令的人，都是我亲信而有才武的臣子；如果使他们劳苦却不加谋求升迁，凭什么表示劝勉呢？你在省闼供职，一向以忠诚谨慎著称，奉命出使边地，也能够努力完成任务。有关部门考核等级，你应当在褒奖升迁之列。提升七个品级，在官阶上是很高的晋升；前去接受我的恩宠，更加坚定你的勤劳。请求询问讲读臣僚的奏状。臣有幸得以史官身份侍奉在陛下左右，记录陛下的言语举动，私下看见每当迩英阁开启，召近臣讲读经史时，陛下从未发出一句教诲之言来询问问题，于是使执经讲读的人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执笔记录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记载陛下的美德。事情完毕退下后，无不低头默然，流露出不得自得的神情，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听说傅说有这样的话：“王者之臣寻求广博的见闻，只是为了建立功业；办事不以古人为师，便不能成就长久的事业，这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尚书·说命下篇》】大概治理天下，必须先从建立功业入手；想建立功业，没有比师法古人更重要的；想师法古人，没有比寻求广博见闻更急迫的。那么，今天所谓的讲筵，正是陛下用来求取广博见闻的地方。尧、舜这样的圣帝，必定先考察古代的事迹；三代的贤明君王，都设置师傅之官，坐在那里讨论道义，然后才知道后世君主的德行已经比不上古人了。然而凡是有志于治理天下的君主，也没有不把这件事当作急务的。汉高祖刚刚取得天下时，受到陆贾言论的启发，知道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陆贾每次进呈《新语》，高祖篇篇都称赞。光武帝多次召集公卿、郎将讲论经义，直到深夜才入睡。唐太宗命学士杜如晦等十八人轮流在阁下值班，降低尊贵的容颜，和他们讨论经义。这几位君主，难道是喜欢劳苦而追求虚名吗？实在是因为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所以功业在当时兴盛，声名流传后世；这不是他们偶然幸运，而是他们用这种道理取得的。朝廷从宰相直到各部门官员，大多都因职务上的事情进退，所说的全是眼前的日常事务，而且又受日影渐短、时间紧迫的限制，不能详细讲明其中的道理。迩英阁，是陛下燕居闲暇的地方；侍立在身旁的，都是能够进言、论事、思考的臣子；陈列在面前的，不是圣人的经典，就是历代的史书。身处燕居闲暇之时，就可以留出较长的时间；面对侍臣，就可以充分进行广泛的询问；讨论经史，就可以穷究仁义的道理和祸败的根源；如果起而实行，上可以成为尧、舜、三代那样的君主，下也不会失去成为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那样的君主的资格。然而，如果不是从容地接见臣下，就无法充分了解臣下的心情；如果不是反复研讨，就无法看见圣人深奥的道理；如果不努力实行，就不足以追及古代的治理。陛下在这三方面，似乎都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这就是臣不得不感到疑惑的原因。至于群臣，也都对此感到疑惑。议论此事的人认为，陛下先前正在服亮阴之丧，只是在不得已时才对政事进行咨询决断，其余的事情都可以简略不问。如今礼制已经全部完成，臣下们都侧耳等待听到陛下的声音，古语说：“到了时机然后才说话。”陛下如今发言，正是时候。臣虽然不聪敏，请允许我执笔等待陛下的诏命。刘摰【字莘老，永静东光人。嘉祐年间考中甲科，历任官职至尚书右仆射。性情峭直而有气节，勇于铲除恶人。后来竟遭受谗言，被贬斥，终身未能起用】请修订敕令

译臣私下认为，法律是天下最重大的命脉。先王制定法律，本意是使人容易躲避罪过而难以触犯法令，所以法律极其简约、正直，却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后世制定法律，只怕有罪的人偶然逃脱，所以罗列许多纲目，百姓于是便手足无措了。世道有轻有重，只有圣人能够随时变通。祖宗初年，法令极为简约，施行起来可以长久。后来大致不过十年一变，难道是天下的事情如此繁多、百姓万物如此众多，事务日益滋长，所以法令不能不严密吗？臣私下认为，并不是事务多了以后法律才严密，大概是法律繁琐以后奸邪才滋生。神宗皇帝通晓因革变通的妙理，慎重对待法令禁约。元丰年间，命有关部门编修敕令，凡是旧日载在敕文中的，多数移到令文中，大概因为违犯敕令的处罚重，违犯令文的罪责轻；这足以看出神宗皇帝仁厚的德行，怜悯天下万方，想要宽免这些人的罪犯，所施的恩德非常广大。然而主管部门不能彻底宣扬并推行皇上的德意，反而把其中的条文推衍增多，拆分旧有制度；因为一句话的偏意而设立一条法律，因为一件事的变化而产生一项条文。它的用意烦琐苛刻，文辞隐晦难明，不足以包罗万事万物的道理，也不能通达天下人的实情。施行了没有多久，大概已经屡次变更。如今所谓的续降敕令，每半年颁布一次，每次不少于数册。法律是天下最为公正的东西。如果制定出来却不能贯通，所以施行起来不能长久，这是必然的道理。况且续降敕令大多不明确说明冲改了原有的哪些条文，所以各级官府和州县承接使用、据以办事时，彼此参差抵牾，前后本末不能相应，这不是所谓条理分明、统一划一、能够贯通天下意志的做法。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有所增减修润，去掉繁复严密之处，合并分散的条文，关键在于做到简易明白，使百姓知道有所规避，也知道迁善远罪的意旨。伏望圣上慈悲，斟酌时势的适宜，穷究法律的功用，选择一两位通晓经术、明白治理体制、熟悉民政的儒臣，把庆历、嘉祐以来的旧敕与新敕互相参照，取舍删改，略加删正，以成就一代的法典，施行于无穷的后世。苏颂【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仁宗朝进士，历任官职至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进升为太子太保。器度宏大深远，以礼法自我约束。通晓经史、诸子百家，以至图纬、律吕、星官、山经等书，无所不通】

译论省、曹、寺、监的法令过于繁密 臣听说从前帝王发布号令，必定根据时势施行适宜的政令，观察风俗而推行教化。时世质朴粗野，就用文治来救济；风俗雕琢虚伪，就向人显示质朴。随着变化而采取相应措施，使百姓感到适宜，所以能够长久遵循自己的道路，使天下教化成功。质朴与文饰的增减，历经百代的道理是可以看清的。本朝铲除五代的弊病，接续唐朝的事业，历代圣主创制制度，有的改革，有的因循，其治道在这里灿然完备。仁宗皇帝因为太平日久，事务多有因循，豁然产生改革的志向，所以广开言路，整顿治理纲纪。到了先皇帝，便大有作为，台阁各部门的事务无不兴举。然而事务项目逐渐扩大，法令日益繁多。陛下即位之初，深知其中的缘故，推究先皇帝的志愿，略加裁减。几年来，讲求明辨，准备得十分周全，但法令的繁琐仍未完全革除。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来是想效法百王的典章，归于简要；可是执行时，群臣不能彻底宣扬皇上的旨意，各自只求文字上的便利，遇到事情有不详细的地方，又重新设立法律。日积月累不能停止，终于导致条文滋长。所以今天的弊病，实在是因为防禁过于严密而受到损伤，又因为划一规定过于烦琐而受到损伤。大概尚书省、御史台、寺、监，是各种事务汇集的地方，设置长官，建立副贰，再由属官承办，用来裁决处理事务，辅助成就最高的治理。如果不任用合适的人，每件事都设立一条规定；事务日新月异，想凭有关部门的文字规定来穷尽天下所有事务，即使让皋陶制定法律、萧何创制律令，也势必不能遍及一切。何况各部门所掌管的事务，条目各不相同；同一部门内部又有各种细小事务，有的在这里行得通，在那里却相冲碍，所以有求于官府的人不能很快明白，终于导致纷争。有时还要经过台省递交文书申诉，公文往来，徒然烦劳而重重设防；其中真正能够施行的百件中没有一两件，只是助长奔走钻营，对风俗教化没有好处。防禁过于严密，有关部门就拘泥文书，层层重复盘问；稍有违背，就阻格而不能施行，使有求于官府的人受到压抑而无法舒展，使妄加申诉的人受到牵制而不能断绝。近来陛下特别忧念此事，准备革除这种弊病，所以丁酉诏书命近臣分别抽取、检索文案，审查防禁，其中有拘泥文书而妨害事务、不近人情的，允许连同原有条文一起删改。【嘉祐二年，韩琦说天下现行的编敕，自庆历四年以来至今十五年，续降敕令已有四千三百多件，前后多有抵牾，请求加以删定，于是诏令宰臣、参知政事曾公亮共同提举详定编敕。】诏书的意思如此，可以说已经明察事情的实情，大大安慰了群臣的愿望。然而公文推行了一个多月，所取索的文案非常多，等到整理完毕送达尚书省，竟然又因为妨碍其他条文，不能完全符合诏书的本意，实在是防禁过于严密造成的。仅仅是受到这样多的拘束妨碍，也可以说是弊病了。如果确实能够略微减损那些繁文缛节，再用忠厚之意来补救，那么三代循环施行的政治，也不过如此。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命近臣普遍取索文案，凡是省、曹、寺、监所使用的现行条制格式，都召集各部门官吏，使他们反复诘问，审查详定后送达；可以删的就删，可以改的就改，选择其中最紧要的，写成新的法令，务求简易，便于施行。其余法令格式不能载明的事务，小事由省、曹长官专门裁决，大事则禀告朝廷。簿书和期限约会的事务，全部交给众属官办理，催促督责，使之结办完毕。如果官府处置不当，或者徇私废公，以致有人前来申诉，就交给御史台察访纠察。查得实情后，对有关主管官吏依次记过处罚；如果涉及欺骗妄为，也予以惩责。这样，台阁的规模就能具有宏大深远的气象，朝廷的法度也能遵循简易的原则。吕公著【字晦叔，考中进士，官至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封申国公。起初与司马光一同辅政，司马光去世后独自主持国政，以贤相著称】请下令让文武官员致仕后，按照外任官的规定发给俸钱。臣私下认为，古代做官的人，七十岁便致仕；虽然也有不能辞官的，但到了年龄而离职，确实是礼制的常规。大概人在壮年时，已经为承担职务竭尽辛劳，所以到了年老时，就让他优裕安逸地度过一生；这是君上的极大恩惠，也是臣下最高的荣耀。然而自本朝以来，凡是致仕的人，虽然按惯例改换官阶，或者给他的子弟推恩，但到了年龄而愿意退职的人却很少。议论者认为，衰弱年老、患病的人，精神和体力不足以任职，有时甚至会损害政务、危害百姓，所以制定法令规定：凡是到了年龄而不退职的，从知州以下都降为监当官。【监当官掌管茶、盐、酒、税场务、征收输纳以及冶铸等事务，各州军根据事务需要设置官员；建炎四年诏令规定每州以五员为定额。】然而近年来，致仕的人也没有增多。从前担任守、倅，如今却只任厘务官，即使极愚笨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是耻辱吗？但是受辱而不离开，也正是由于朝廷立法造成的。为什么呢？古代做士人的，一生享用自己封地的收入；如今致政的人，当天就被夺去俸禄。古代做官的人不离开乡里；如今却有奔走南北的劳苦。古代做官的人经常任职；如今却有罢官后等待补缺的费用。所以如果不是贪官，或者平素拥有产业，那么他的俸禄常常已经苦于不够。一天告老还乡，妻子儿女就不免受冻挨饿，因此即使是廉洁之士，也有的只好隐忍而不能离职。议论者不考察其中的根本原因，却说这些都是不知羞耻的人，应当想办法更加重重羞辱他们。这就使朝廷的恩德越来越薄，使臣下的气节越来越坏。臣愚昧地请求，凡文武官员致仕，不是因为犯过，也不是因体量而致仕的，都依照外任官的惯例，发给四分之一的俸钱；每年节令时，州郡酌量送给酒和粮食以示慰问。这样，除非是极其无耻的人，没有谁不争相自行请求离去。朝廷如此优待他们，如果仍然不肯离职，那么即使加重羞辱，也不能算过分。有人说，如今国家费用正苦于不足，官吏俸禄哪里适宜增加？臣私下认为，如今所设的办法，正是针对到了年龄却不退职的人；他们若到了年龄仍不退职，原有的俸禄本来就没有断绝。这样，如果很多人自行引退，那么如今离职而领取俸禄的人，其实就是从前不肯离职而仍在任官的人。臣所说的办法，实际上国家并没有增加支出，却足以保全优待臣下的恩德；臣下也不必受到重辱，却足以消除尸位误职的弊病。伏惟陛下正以至仁厚德教化天下，那么优待奉养年老之人，本来就是首先应办的事务。伏乞陛下斟酌详审，施行此事。吕大防【字微仲，京兆蓝田人。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性情朴实厚重而耿直，升降百官不以施恩嫁祸来求取声誉，别人也不敢以私事求托于他】

译论祖宗的法度【哲宗在迩英阁召见宰执和讲读官，讲读《宝训》，读到汉武帝把南山的全部土地划入上林苑时，哲宗说：“山泽的利益应当和众人共同享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丁度说：“臣侍奉陛下二十年，每次听到圣上的诏谕，从来没有不涉及忧劳勤勉的，这大概就是祖宗传下来的家法吧。”吕大防于是进一步推阐祖宗家法来进言。自三代以后，只有本朝一百二十年间内外平安无事，大概是由于祖宗所立的家法最为完善，臣请求略举其例。自古以来，君主朝见太后都有一定时间，例如汉武帝每五日朝见一次长乐宫。【长乐宫是太后居住的地方，称为北宫。】祖宗以来，侍奉太后每天早晚都要朝见，这是侍奉双亲的法度。前代对大长公主使用臣妾的礼节，本朝一定先表示恭敬；仁宗以侄子侍奉姑母的礼节拜见献穆大长公主。【荆国大长公主嫁给驸马都尉李遵朂，按照对舅父的礼节侍奉李遵朂的父亲李继昌；居丧时身穿斩衰麻衣而不脱，晚年曾患眼病，仁宗对侍从说：“大长公主如果可以移居到我的住所，我也不避讳。”皇祐二年去世，追封齐国大长公主，谥号献穆。】这是尊敬长辈的法度。前代宫廷多不严肃，宫人有时能和朝廷大臣相见；唐代的入阁图中还有昭容的位置。【唐代的旧制，天子每天到宣政前殿接见群臣，称为正衙；正衙设有仪仗，每月初一、十五向各陵寝进献食物。天子到紫宸便殿后，才从正衙召唤仪仗，由阁门进入；在正衙候朝的百官也随之入内朝见，所以称为入阁。】唐代上朝有两种情形，宫嫔被引到殿上，所以杜甫诗中有“户外昭容紫袖垂”的句子，郑谷的入阁诗也说宫女导引着从宫中出来，头上插着花钿。【唐代制度：宫禁严密，内外整肃，这是治理宫闱的法度。前代外戚多参与政事，常常导致败乱；本朝太后的亲族都不参与政事，这是对待外戚的法度。前代宫室多崇尚华美奢侈，本朝宫殿只用红色和白色，这是崇尚节俭的法度。前代君主即使在宫禁之中，出入也乘舆辇；祖宗却都从内庭步行出来，到后殿临朝，难道是缺少人力吗？也是想要走过广阔的庭院，稍稍经历寒暑，这是勤劳身体的法度。前代君主在宫禁中穿戴衣冠往往简便随意，祖宗以来，闲居时也必定遵循礼仪。臣私下听说，陛下昨天郊礼结束后，按礼节向太皇太后谢礼，这就是崇尚礼法的制度。前代多严酷用刑，大罪就诛杀，小罪就远地流放；只有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也只是罢免贬黜，这是宽仁的法度。至于虚心接受劝谏，不喜欢田猎，不崇尚玩物，不使用玉器，不看重奇异的食物，这些都是祖宗家法，是祖宗赖以实现太平的原因。陛下不必远取前代的法度，只要完全实行祖宗家法，就足以成为天下的准则。】吕大钧【字和叔，吕大防的弟弟，考中乙科，任宣义郎，任鄜延转运司从事，跟从张载学习，能够坚守老师的学说并亲身实践】选拔低级官员充任宿卫的议论 古代君主左右前后供使唤、办理事务的低级官员，正是君主早晚起居、出入行动中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人。他们从实际用途说，虽然主要是供给宿卫，准备听候君主的指示，兼任缝制衣服、虎贲、执射、执驭等职务；但从任用的意义说，也要让他们进献可行的意见，替代错误的意见，补拾遗漏，弥补师傅、丞辅和保傅的职责。主要供给宿卫、准备听候使令，就不是恭谨勤勉、谨慎稳重的人，不能担任这种职务；让他们进献可行意见、补拾遗漏，就不是开朗聪敏、才智茂盛的人，也不足以胜任。这样说还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古代君主不只有老师和朋友，还有接受我的教诲的人。所以疾医只是小技艺的人，黄帝却以奚伯为师，并让他教导雷公；费国只是小国，惠公却与颜般交友，并让他役使长息。既然如此，供使令、办理事务的低级官员，即使已经选择了恭谨勤勉、谨慎稳重和开朗聪敏、才智茂盛的资质，君主又应当教诲培养他们，使他们成就自己的才干，以便将来补充公卿大夫的空缺。这样，朝廷就常常不会缺少人才，而君主寻求人才也不劳苦。即使汉、唐时代选用人才较为苟简，它们的名臣仍有很多出自宿卫供奉之官，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宫省中侍奉帷幄，已经接触听闻朝廷的议论，扩大了见识；间或又亲自受到圣上教诲，明白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于是更加懂得善恶、趋向和背离的道理，受到熏陶浸润，长久不止，哪里会有不受感化的人呢？这样做的效果不只是如此，还可以自行扩大君主聪明的德性。《礼记》说：“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又说：“教人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困惑。”【都是《礼记·学记》中的话。】那些人既然已经知道应该趋向什么、背离什么，就必定竭尽心力接受上面的教诲。上面的人既然乐于看到他们自我勉励，也不会只是单方面地教导他们；有时因他们善于发问而启发自己的志趣，有时因他们难以进步而勉励自己的学业。《传》说：“教导别人而不知疲倦，就是仁。” 又说：“施教不分对象。”这样做不只是可以增益自己的志业，还可以扩充自己的德性。《礼记》说：“善于教人的人，知道求学有难有易，也知道人的资质有美有恶。”【也是《学记》中的话。】这样做不只是可以扩充自己的德性，还可以扩大自己识人的明察。作为君主，利用处理政事的间隙来教育办理事务的低级官员，能够得到志业、德性和识人方面的益处，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范纯仁【字尧夫，范仲淹的儿子，考中进士，元祐年间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译论发运司实行均输法的奏状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降的敕命，委托江淮发运司施行均输法。【当时任用薛向等人为江淮发运使，详情见苏轼、苏辙的文章。】这大概是制定条例的臣子不谋求长远，只想求取眼前的成效，略微取用《周礼》中赊贷征敛的制度和管理市场的办法，却说这样可以使各种物资价格均平，压制、夺取兼并之家，以求取得陛下的信任。其实这是采用桑弘羊经营商业的办法，把各路的货物集中起来，贱买贵卖，侵夺商人微小的利润，以开启君主奢侈扩张的心思，实在很不符合尧、舜、三代重视农业根本、养育百姓的本意。臣听说《传》称述先王教化百姓说：“向他们陈明德义，百姓就会奋发践行；以恭敬廉洁率先示范，百姓就不会争夺；用礼乐引导他们，百姓就会和睦；向他们显示所喜爱和所厌恶的，百姓就知道禁戒。”【《孝经》中的话。按《孝经》原文作“敬让”，因为避翼祖名“敬”、英宗父亲濮王名“允让”的讳，所以改成“恭廉”。】如今让贪婪卑鄙的人大量招引同类，学习商人的姿态，用市场交易之道诱导百姓，本来就不同于先王陈明德义、显示好恶的本意，却想让百姓奋发向善、崇尚廉洁、懂得禁戒，是不可能的。况且成汤不经营财货，孔子很少谈论利益，孟轲也说：“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呢？”圣贤并不是认为财利绝对不能使用，只是厌恶它诱导民心，助长贪欲的风气罢了。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更加厉害。《诗经》说：“你们的教导实行了，百姓全都仿效了。”【《小雅·角弓》篇。】如果国家取得了末流的利益，却败坏了风俗，就不是治理天下的道路。王者治理财货，只在于致力于农桑，禁止游荡懒惰，开辟衣食的来源，节省无用的费用；上面率先节俭，下面就化而勤劳，上下都勤俭，自然公私都会有余。如今耕田种桑的人得不到劝勉，衣食的来源没有扩大，朝廷不首先节俭，百姓大多游荡懒惰，不致力于生财之道，却让小人煽动好利的风气，还想使国家财用富足，这就如同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不仅损害教化、没有益处达到如此程度，而且还将有更大的祸害。百姓是陛下的赤子，教养他们的道理不可不周到；用仁爱抚慰他们，就会产生孝顺慈爱；用利益引导他们，就会发生争夺。那么，所施行的法令、所任用的人，怎么能不慎重呢？如今执政者不明察，援引小人，让他们专掌财利的权柄，而这些人一向有贪婪饕餮的行为，屡次施行欺骗蒙蔽的奸计，必定会拿额外的 surplus 取悦朝廷，用贿赂结交权贵宠幸；再加上吏民贫弱，官吏迎合风气，君门深重九重，朝廷距民万里，百姓有被搜刮剥削的祸患却无法申诉，有受创伤困苦的痛楚却无法伸冤，一旦怨恨愤怒兴起，什么事情不会发生？陛下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意，天下又怎么会因此相信您呢？伏望陛下思考圣人的教训，斥退霸道者的办法，以农桑作为衣食的根本，以经营财货作为败坏风俗的开端，特地下诏，收回并改正先前的敕令。如今东南郡县多遭水灾，如果均输法还没有施行，那么中外百姓一定都会仰赖陛下的盛大德泽。如果认为已经发布的命令不能立即停止，那么臣请求先罢免某人，只委任各路监司，使用常平旧法。凡是价格低的物品，就用较高的价格收购；价格高的物品，就用较低的价格发放；不要强行摊派给百姓，务求取得剩余收益，这也足以使物价均平，抑制兼并。又何必过度变更制度，以损伤大德呢？臣忝居言路【当时范纯仁任兵部员外郎，并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出于爱君的道义十分迫切，知道了而不敢不说，说了就不敢不竭尽所知。只望圣上慈悲，留心采纳，不仅是微臣的万幸，实在也是天下的万幸。奏陈青苗等法的疏文 大凡朝廷制定爱护百姓的法令，不如直接显示爱护百姓的本意。法令施行以后，人们就会拘泥于文字、遵循表面，苟且应付命令；本意能够贯通，就会随着事情的实际情况便利百姓，宣布施行真实的恩惠。如今陛下爱护百姓，正如父母思念远方的婴儿；如果不教导乳母爱孩子的心意，却专门制定喂乳、哺食、燥湿、药饵的具体规则而强使她执行，那么乳母将不问孩子大小、肥瘦、虚实的差异，也不顾临时饥渴、疾病和好恶的情形，一概拘泥于执行那些法令，婴儿一定不能感到适宜，反而徒然增加疾病痛苦，甚至有许多不能说话便夭折的。这难道是父母的本意吗？不如选择乳母并把孩子托付给她们，使她们各自尽到爱护孩子的心，依据饥渴、燥湿等情况和当时的适宜程度来抚养，那么婴儿都会觉得便利舒适而且健康强壮。如今朝廷爱护天下百姓，为此制定徭役补助的法令，交给监司、守令施行。他们将不询问风俗的异同、百姓的好恶利病以及施行的先后，一概拘守法律、强迫百姓执行，那么百姓将失去耕田凿井的乐趣，增加疾病困苦而无处申诉，流亡的人也会增多。这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这大概就是拘泥于文法所造成的祸害。何况天下亲近百姓的官员，能够知道百姓疾苦利害的，十人中没有一个；能够进一步推行朝廷立法的本意，并且符合民心的，又少了一些；能够符合民心而不顾自身得失、上级长官的喜怒，肯尽自己的心力去施行的，一百人中没有一个。怎样才能使朝廷的德泽下达到底，而百姓又不承受它的弊害呢？臣希望朝廷采用臣所说乳母的譬喻，选拔任用监司、守令，教导他们爱护百姓的本意，那么就会有实际的恩惠惠及百姓，不必烦劳朝廷专门立法，天下也就安定了。李清臣【字邦直，魏地人，英宗朝进士，历任官职至中书侍郎】论防止壅塞言路的奏疏

译君王和臣下共同讨论天下政事，既然有大臣在，又为什么还要收取访问身份卑贱者的言论呢？因为人虽然有远近、贵贱的不同，但道理却是公共的。治理与动乱的大计，各人或许都知道一些，应当让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来，或许可以对世道有所补益，并不只是为了寻求那一点益处罢了。君王对于臣下，任用他们以后就观察他们所办的事情，尚未任用时就观察他们所说的话。事情足以看出才干，言论足以看出见识，所以取用人的微妙方法，没有比考察他的言论更好的。国家曾经下诏，内外官员凡有可以进言的，都可以通过驿站把意见上报给皇上；然而他们所陈述的，大多不过是法令、钱谷方面的事务，很少有人用仁义来启发君主的聪明、使恩惠泽及天下。朝廷也曾轻视仁义的说法，认为它空泛无实、不适合应对事务的变化。珠、犀、象、玉，产于江海，藏在深山，即使相隔千里，也全都陈列在君主身边，难道不是因为喜爱它们的人情意深厚、寻求它们的人十分勤勉，然后才能送到面前吗？珠、犀、象、玉只是玩赏之物罢了；言论的可贵，不只是像珠、犀、象、玉那样。陛下如果喜爱仁义之言深厚，寻求它们勤勉，那么仁义的言论就会每天到来；如果轻视它们而不认为可贵，那么嘉美的言论就不会到来，平庸的言论就会纷纷到来。况且陛下继承祖宗的大业，数十年间宽和安闲，内心无为，效法尧舜，从未对群臣深加诛责、严厉决断；然而奸邪之人有所顾忌，身旁有所畏惧，不敢任意放肆，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畏惧言论会指斥、议论自己，所以进言的人就更多了。臣是穿绿衣的低级官员，生长在圣明的时代，乐于接受父兄、老师、朋友的教诲；除修养自身之外，私下也曾留心天下的利弊，只知道其中一二件重大的事情，所以借着可以进言的机会，把大略分条写成篇章来进献。臣认为，古今的治理，没有法度就不能长久；可惜申不害、慎到只知法术而背叛仁义，所以有《法原》。事情有根本，事物有形势；同样的善行，功效却不相同，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所以有《势原》。礼乐教化不是刑罚就不能树立，所以有《议刑》二篇。国家的兴亡治乱，常常起于战争；不能忘记用兵，但军队设置起来以后却不使用，所以有《议兵》三篇。疮疡虽然不是心腹之中值得忧虑的疾病，但疮疡没有止住，心腹之气就会因此不得安宁，内在的疾病有时也会由此产生；外部的边疆地区常常扰乱我们的治理，所以有《议戎》二篇。官吏治理得好，事务就能治理；事务治理得好，天下就能治理，所以有《议官》三篇。义与利相互对立，不能取得适中的位置，百姓就必定离散，所以有《重计》。防备不能不预先准备；军队是国家的命脉，马匹是军队的根本，所以有《实备》。孔子说：“赦免小的过错，选拔贤能人才，这大概就是治理政事。”所以有《明责》。激励贪婪者、扶助懦弱者，辨别贤能与不肖，所以有《劝吏》。根本强固，树木就不可拔；愚弄本宗的宗子，秦国因此很快灭亡，所以有《固本》。教化风俗不能实行，帝王之业最终就赶不上三代，所以有《厚俗》。没有左右辅弼正直而政事却不能治理好的，所以有《广助》。士人平时不磨砺自己，就无法应对突然的变故，所以有《养材》。尊崇君主、卑抑臣下，法令统一而名分确定，治理天下如同治理一个人，所以有《审分》。政权是神圣的器物，君王掌握它；援引古代来鉴戒今天，可以使后世做得更好，所以有《操柄》。堵塞祸患的根源，引导君主走向文明，所以有《解蔽》。奸臣想要做的事情，应该让君主预先知道，所以有《辨邪》。臣听说鲍宣的言论少文辞而多实质，【汉哀帝时，鲍宣任谏大夫，上书谈论劝谏争辩，言辞少文饰而多质实。】史官称赞他的忠诚。臣的言论虽然偏狭急迫、不够文饰，但都是当代可以实行的事情；浏览这些篇目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大意。有诏策的旨意。势原 君主因此安定或危险，国家因此存亡，政令因此施行或不能施行，关键都在“势”。不能善于认识形势，就不能成为开创基业的君主；不知道形势的可畏，失去审慎权衡的方法，就不能成为守成的君主，也不能成为善于治理的臣子。所以善于运用国家的人，所凭借的只是形势罢了。道理与形势顺畅，就能施行；违逆，就会发生变化；发动，就危险；停止，就平稳。轻微的力量能够转为重大，缓慢的过程能够加速。所以事物有极小的，却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事情有极容易的，却能取得不可胜数的功效。根源开始时像毫毛、针尖那样微小，后来却巨大得如山丘；根本起于两手合抱之处，后来却远达极其遥远的地方，这就是形势。门的转动，车的奔驰，弩的弓臂张圆，箭的激射，秤以一个砝码举起数倍重量，水流注入低洼的水泽，原野上的火在风中蔓延，这些都是形势。军队奋勇作战，少数可以击退多数；人凭借高处可以压制低处，也都是形势。难道只有万物如此吗？如今一个人却能胜过天下之大，控制天下之众，兼听天下广大的事务，力量充沛而有余，不是形势又是什么呢？所以明智的人运用形势，昏暗的人被形势所利用。明智的人抓住最关键的地方，把握关键枢纽，控制机关要害；动与静由我决定，开与合由我决定，松弛与紧张由我决定。一项教导、一项命令、一项赏赐、一项惩罚，都一定要用形势来辅助。所以教导下去就容易实行，命令下达就很快得到服从；奖赏一个人，千万人都会受到鼓励；惩罚一个人，千万人都会感到畏惧。施行很少的仁政，却有很多人喜悦；接近义理，却有远方的人来服从；没有别的原因，都是道理和形势造成的。教令、赏罚以及仁义，如果没有形势的辅助，就会变成逐一对每个人进行治理。逐一治理每个人，教化就一定难以施行，命令发布也必然烦琐。天下的善行多而赏赐不足，天下的恶行多而惩罚不足，天下的百姓无穷而仁义不足，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先把握道理和形势。历代千世的君主，可以屈指而数。有人善，有人恶；有人行仁，有人行义；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能超过一铢一寸，但功业名声往往相差数倍，祸福也往往相差千百倍，没有别的原因，是形势的不同造成的。成汤为捕兽者解开三面网，三十六国归附他。【《新序》说：汤看见张网捕兽的人把网设在四面，说：“唉，这样就把禽兽全都捕尽了！”于是解开三面。汉水以南的诸侯听说后说：“汤的恩德已经施及禽兽了。”四十国归附他。】周文王埋葬枯骨，天下三分而有其二。【周文王建造灵台和池沼，挖地时得到死人的骨骸，便命令官吏用衣冠重新安葬。天下人听说后都说：“文王的恩泽能施及枯骨，何况活人呢？”】千世以来的君主，德行有超过这两人的；但汤、武却凭借这种做法取得天下人的帮助，大概是因为顺从民情，聚集了天下的形势。

译当形势处在夏桀被囚于夏台、商纣囚禁西伯于羑里的时候，他们把君主拘禁得如同普通人；而当善恶的声势突然发生变化，形势转移，就会像林立的军队也不敢射击车中的木主一样。【夏桀无道，罪罚进谏者，成汤派人哭悼，夏桀发怒，把成汤囚禁在夏台。崇侯虎向商纣进谗，诬陷西伯，纣便把西伯囚禁在羑里。武王伐纣时，载着文王的神主出征，《周书·武成篇》说纣王率领军队，军势如林。】所以天下的形势，安定时很难动摇，动摇后很难再安定。当它安定时，君主束带端坐，深居堂奥、门窗以内，高谈超过古代治理的议论，尊崇显明如天日，宏大幽深如雷霆，温厚如雨露，严肃如风霰；一举手一投足、一声指斥，天下没有不奔走趋从的。即使有刘邦、项羽那样的英雄，曹操、司马懿那样的奸雄，以及夏桀那样的暴君，也必将老死，百姓登记在户籍上而不敢倡乱。等到昏庸懦弱的人执政，先王的恩泽尚未枯竭，天下的形势尚未转移，他看到局势安定，便以为没有危险，于是任凭一时的喜怒，顺从一时的嗜欲，而祸患还没有迫近自身，便以为可以任意作为而不会受损；习惯于知道天下人尊奉服从自己，便以为人们永远不敢触犯御马的草料，也不敢触碰园中兔子的毫毛。【脚踢御马的草料会被处死，见《礼记·曲礼》。】于是动摇、损坏关键，喜悦地毁坏机关枢纽；行动和静止不合时宜，开合不依正道，松弛与紧张没有节度；在宫中纵情享乐，怨毒却遍及天下；一朝轻率改变制度，祸患却遗留千日。民心转而归属他人，君主的权柄旁落，形势轻快地离去；即使想使天下安定，也不可能了。臣私下把它比作山的高大厚重：万人也不能把它摧毁；但腐朽的土壤从内部滋生，巨石在上面震动，到了山体倾倒的时候，人力就不能支撑维持它了。这不是天意造成的，而是形势造成的。因此前代圣人开创基业，兴起今日的利益，改变昔日的祸害，用来治理天下的器具非常完备，忧虑天下的思虑非常深远，联结民心，使天下长久的形势坚固周密，不可拔除。然而历时长久，也从来不是没有裂缝和蛀漏；只是它的剥落也有渐进的过程。后世圣人只要顺应时势加以调节和修补罢了：过度就使它简约，危险就使它平稳，扰乱就使它安静，微弱就加以养护，衰弱就加以扶持，急迫就使它舒缓，迟缓就加以扶助，闭塞就加以疏导，使万物的道理、百事的节度都不至于走向穷极而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形势就能长久，国家也不会出现危亡的形态。所以形势在我手中时，就要牢固积蓄它，审慎把握它；时机成熟就发动，不适宜就停止，使形势为我所用，天下没有谁能够违逆。如果一旦失去关键，它就会向外放纵奔突，再也无法收束。即使拥有天下，也会在一天之内被形势驱赶、挤压、排斥、压倒而倾覆。因此臣说：它如同门的转动，如同车的奔驰，如同弩弓的张圆，如同箭的激射，如同用一个砝码举起数倍的重量，如同水流注入低洼的水泽，如同原野上的火在风中蔓延，如同少数军队奋勇作战而击退多数，如同人登上高处而制服低处。它一旦发动，就不能不慎重。君主懂得形势，就会身处太平时如同将要动乱，身处国家存续时如同将要灭亡，身处安定时如同将要危险，那么动乱、危险和灭亡也将不会到来。因此臣作《势原》。议论官吏 推究今天最大的弊病，都是入仕的门路杂乱而且人数众多造成的。入仕的门路杂乱而且人数众多，所以做官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因此有的人罢职回乡，几乎过了三年，还不能再次调任；进身时没有得到俸禄官职，退下来时又失去田地房屋。所以贫寒而廉洁的人，身体虽然挂在仕籍上，名声虽然荣耀于圣明之世，却没有财物来维持生活，忧惧不安，常常不能得到自己的安处。上面急于奉养父母甘美精细的食物，下面又受到妻子儿女粥饭生活的逼迫，于是节操不坚定的人，有时就乘着这个空隙，在贫乏困顿之时起来谋取利益，在江湖间贩卖货物，向郡县托请关系，计算商业盈亏，称量比较丝毫，以图谋十分之一的利润。因此仕途受到污辱，廉耻的风气大大衰落。朝廷忧虑做官的人日益增多，没有职务可以安置，又使罢职的人长久得不到安处，所以故意使入仕的道路艰难险阻，以阻止后来者；有关部门还苛细地制定文书，迂曲地设置格法，张设难以逃脱的严密罗网，罗织捕获并非本意的细小罪过。对于推荐名额，或拆分，或合并，或增加，或扩大，使他们不能符合条文；对年度考核则缺额、驳回、拖延，使他们不能完成考课。从此做官更加困难，所以人们薄待得失，争逐势利。前面的人冒昧进取，后面的人竞相在狭窄的道路上奔驰。那些轻浮虚伪、浅薄浮躁的人，更是互相窥伺，轮番相互攻击掠夺；彼此杀害不必拿矛，彼此倾覆不必设置陷阱，而偷巧的风气炽盛，险恶的波涛兴起。恬淡谦让、安静沉默，真正有实际德行的人，有的反而以同他们交往为羞，宁可自行退居羁旅草野，也不愿进入仕途。有羞耻心的人，上面想提拔他，他却一天比一天退避；没有羞耻心的人，上面想让他退下，他却一天比一天上进。只是每年徒然发布一项禁令，时常下一道命令，张榜向人们显示义利之路，说：“你们要笃厚，不要浅薄邪恶。”像这样想要恢复仁义、革新士风，臣私下认为没有益处。所以臣认为，天下最大的弊病，是由做官的人太多造成的；做官的人太多，是因为入仕的门路杂乱而且众多。入仕的门路，正是弊病的根源。后来议论此事的人不堵塞根源，却想截断末流；不追究根本，却想挽救枝节，不能清理入仕门路，却束缚、刮削、梳理那些已经做官的人，严厉整治他们。选用入仕时，把人像计算士兵、堆积麻竹一样，不知道官爵名器的可贵；已经任官以后，又把他们当作阻挡寇盗、坑杀螟蝗一样，不知道士人的心会更加离散。臣愚昧地认为，这是错误的。因此希望陛下清理入仕的门路。入仕门路简明，职位就有余裕，考核官吏也没有冗员，俸禄便能够接续。贪污的人恢复廉洁，困穷的人得以成全节操，争夺的人停止险诈，谦让的人成就高尚。仕途平坦，风俗教化也就容易兴盛了。明确责任 今天下的形势怎么样呢？君主仁慈而百姓没有受到恩泽，军队众多而远方的人骄横，时局太平而百姓困苦，土地广大而中原的气势常常屈抑，灾荒年份少而财用更加匮乏，法律制度完备而官吏多有奸邪。时世的弊病多到了这种地步，仅此而已。天下这样广大，官员这样众多，最终却没有见到有人奋发而大有作为，能够一下子铲除当世的弊病，使我们的君主重新振作起来。前代治理国家的人，为什么偏偏没有这样的人呢？难道治理太平的时代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才能吗？还是任用他们不合方法，虽有才能却不能施展吗？如果说世间缺少人才，那么古代从来没有过没有人才的时代；如果说太平时代没有地方施展才能，那么现今弊病如此之多，正如前面所说。阴阳的精英之气、天地的醇厚灵气，生来就成为贤能智慧的人；阴阳的精英之气、天地的醇厚灵气，从未听说有什么时候会停止。所以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贤才。议论的人忧虑治道赶不上古代，便说天下没有贤才，却不知道是有贤才而不能任用。任用贤才却不合方法，奇伟豪杰之材都会变成苟且怯懦、畏缩不前而无所作为的人。于是说天下没有人才，这实在值得悲叹。我也曾听说古代任用人的方法：看重成效，不看重开始；要求大的方面，不苛责细节；有一过失而有百般功绩，就忘掉他的缺失而谋求他的成效。

译内心已经达到而事迹尚未显现，就宽容、优待他，等待他施展才能。如果把事情交给他，他本来就不屑于顾及其他琐事。如今任用人，却计较小罪而不观察大节，怜惜浮泛言语而不考察实际功用。即使有稷、契、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之才，也往往因为一句话、一件事而决定对他们的进退。事迹稍微超出朝廷庭院、田间沟垄之外，志向还没有来得及施展、事业还没有完成，就被迫离去。只有固守自己、领取俸禄、躲避事务、随时俯仰的人，才没有谴责而能够安稳。因此庸常平庸的人安步前进，忠诚激愤的人走到半途便意气消折。大臣畏惧怯懦，小臣战战兢兢，天下的事务便日渐衰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了人才却不能任用，任用了人才却不能让他充分施展的过失。如今提拔一个大臣，把他置于百官之上作为辅相，并不是只求他谨慎清白、没有过错，而是要把天下的责任交给他；提拔一个士人，把他置于一郡一邑之上作为守令，并不是只求他能够保全自己，而是要把一郡一邑的责任交给他；提拔一个人，把他置于万众之上作为将帅，并不是只求他遵守法律、不失小节，而是要把安危胜负的责任交给他。所以古代责求宰相，必定说：推广教化，调和阴阳，使百官各自承担自己的职务。责求郡守、县令，必定说：使豪强受到阻抑而服从，使盗贼不敢横行，使百姓安定；使境内达到大治。责求将帅，必定说：使士卒乐于听用，使敌国不敢谋动。再往下，凡是任事的人没有谁不各有责任。所以从上到下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天子便可以无为而治。如今却不是这样。罢免宰相，都是攻击他的瑕疵，却从未把天下没有得到治理指为宰相的罪过；纠察弹劾守令，都是依据细小的法条，却从未把郡邑没有治理好指为守令的罪过；迁谪将帅，往往拿厨房、宴饮、馈送之间的细微文法和琐事作理由，却从未把盗贼横行、军队气势不强指为将帅的罪过。因此上下都不自己承担责任，局促自守，只求不陷入罪责，而朝廷的大计、百姓的实际忧患，最终没有人承担。所以天下这样广大，官员这样众多，却常常好像没有人才。尊贵的官职、优厚的俸禄接连不断，而数十年间英明的功绩、伟大的事业却寂然无闻。被资格所束缚、被文法所践踏，怀抱才能、负有志向却不能有所作为，直到老死而沉没的人，在下层接连可见，难道不可惜吗？臣下的奸邪，有的人安逸于宠幸之中，形迹上没有可归罪之处，实际上却不承担责任，这就是大奸。张禹因沉默不言而使汉朝灭亡【汉永始、元延年间，日食、地震尤其频繁，官吏百姓多次上书说明灾异的应验，讥刺切责王氏专权是灾异的原因。皇帝于是乘车驾来到张禹宅第，避开左右近臣，亲自询问张禹天变之事，并把官吏百姓所说王氏的事情给张禹看。张禹对皇帝说：“灾变的意义深远难明，新学的小生扰乱道理、误导人，应当不要相信他们。”皇帝因此不再怀疑王氏】李林甫因拘守格令而使唐朝灭亡【唐玄宗时，下诏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以到宫阙参加选用。李林甫进言说：“士人都是草野之人，不知禁忌，只会用狂言扰乱圣上听闻，应全部交给尚书省长官试问，由御史中丞兼任总管，保证没有一个符合程式的人即可。”】如今都把少犯过错的人看作贤能，却嫉恨敢于作为的人，认为他们是在制造事端。一旦落入陷阱，终身不再发言。因此狡猾的百姓、强悍的官吏得以凭借轻微罪过控制上级，游士谈客得以用口舌恐吓内外大臣而招致财物，胥吏得以挟持簿书、执守格例，在朝廷之前争辩。身居其职的人，知道奸邪却有时不敢铲除，看见贤才却有时不敢任用。天下的祸害不能迅速革除，天下的事务不敢迅速办理，因循苟且，彼此只在腹中议论，却号称最为公正，万事反而更加败坏。当今世上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想要挽救这些弊病，也并不困难，只要宽容小过而责求大体罢了。皇上于是乘车驾临禹的府第，屏退身边的人，亲自问禹关于天变的事，并趁机把官吏百姓所说的王氏之事拿给禹看。禹对皇上说：“灾异变化的意旨深远难以看清；那些新学的小生扰乱正道、误导他人，应当不要相信和任用。”皇上因此不再怀疑王氏。】李林甫正是靠着拘守格令而使唐朝灭亡的。【唐玄宗时，下诏天下，凡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到朝廷来参加选拔。李林甫进言说：“士人都来自草野，不懂得禁忌，只会凭借狂妄的言论扰乱圣上的听闻；应当全都交给尚书省长官考问，由御史中丞兼任总考官，这样就不会有一个人符合标准了。”】如今人们都重视那些少犯过错的人，把他们当作贤能之士；却嫉恨那些敢于作为的人，把他们视为惹是生非者。一旦落入陷阱，直到老死也不再发言。因此，狡猾的百姓和强悍的官吏得以凭借轻微的罪名控制他们的上司；游说之士和谈论之客得以凭借口舌恐吓朝廷内外的臣子，借此索取财物；胥吏得以挟持簿册文书、执守格令条例，在朝廷之前争辩。当那些担任职务的人发现奸邪之人时，有时不敢铲除；看见贤能之士时，有时不敢任用。天下的祸害不能迅速革除，天下的事务不敢迅速办理，于是因循苟且，彼此只是暗中腹诽，名义上说是最为公正，实际上万事更加败坏。这种弊病没有比当今世道更严重的了。想要挽救这种弊病，也并不困难，不过是宽容小的过错而责求大的原则罢了。巩固根本 讲学，是用来使人进于先王之道，约束和制御情欲，增长心术，扶助神明的本性，消除滞塞、解决疑惑的，不过如此罢了。人不学习，就不知道先王之道，茫然无所凭依，行动而不知所往；即使有见识、智慧、灵性和认识，也将转化为邪僻。因此刚强的人不学习，就会成为暴虐，而不能成为果断；柔弱的人不学习，就会成为懦弱，而不能成为仁厚；明察的人不学习，就会过于苛察，偏于聪敏的人不学习，就会听闻过度而造成混乱。学习先王之道，就能知道忠信仁义的根源，以及安危祸福由什么招致；愚昧的人可以变得聪明，昏暗的人可以变得明白。凭普通人的资质而不失为君子，学习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鲁哀公自称说：“我生在深宫之中，长大在妇人的手里，从未知道哀伤，从未知道快乐，从未知道喜悦，从未知道恐惧。”孔子便把哀、乐、喜、惧的道理告诉他。窦长君出身于田野之间，平勃担心他骄傲而做坏事，就让他同当世贤能的士人和长者居住，所以窦长君最终成为贤明的侯爵【窦长君，是汉景帝母亲窦皇后的兄弟广国，字少君。绛侯周勃、灌婴将军说：“这两个人出身低微，不可不为他们选择师傅。”后来又消灭吕氏一族，于是选取有德行节操的长者让他们同住。长君、少君因此成为谦退礼让的君子，不敢凭借富贵傲慢待人】如今拥有百金家产的人，也一定要寻求良师益友来教育众多幼小子弟。假如师友没有选择好，就让一群子弟每天同庸人、奴仆和浮浪百姓结为同党，得意喧闹，彼此煽动亲昵而做坏事。学习不遵循正道，放纵于蹴鞠、赌博、弹射、犬马之中，后来未见有能够变好的人。即使有百金财产，乡里的人也都知道他放荡迁徙，坐等他败落就可以了。只是因为没有选择好朋友，所以把一群幼小子弟推入小人的道路，给家庭留下耻辱；这不是幼者的罪过，而是长者没有思虑。贤明的父兄无不寻找师友，使子弟成材并学习成业。拥有百金的家庭尚且知道考虑这些，何况拥有天下的富贵，要把宗藩亲戚当作手足来护卫心腹，要把宗室当作枝叶来强化根本，其关系如此重要，尤其应该作长远的谋划和深远的考虑，难道反而不如百金之家吗？《书》记载尧的德行居首，必定说先亲近九族；九族亲睦，便说使百姓公平；百姓公平，便说使万邦和谐，它的先后次序就是这样。《大雅·文王篇》说“本支百世”，说的是文王；《大雅·文王有声篇》说“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说的是武王。

译《周官》中设有师氏、保氏、大司乐等职务，世子都同国子弟按年龄次序共同学习，接受六德、六行、六艺的教育，制度大概很详备了。本朝太宗也曾选择王龟从等人，厚加赏赐以示宠信，让他们教导诸王忠孝；章圣又采用崔昈的严谨，取代戚维的不称职，重视谨慎到这种程度。如今宗室枝派兴盛，昌大繁衍，尊贵受宠而安逸优厚，自古以来也少有能相比的。然而也有人失于不学习，这难道不是后世的大忧患、王室最严重的缺失吗？如今各宫虽有负责此事的职官，但任用的人有时不合适；即使有合适的人，礼遇他们也有时不合礼制。朝廷从未选择当世贤者担任宫官，即使有人被推荐担任，也从未召见并告诫勉励，以加厚他们的心意。宗室知道君主对他们的任用轻薄，那么对老师就不能不轻视；他们舒懒、尊贵而骄傲，谁还敢规劝砥砺他们？他们把学习看作污垢和疾病，把师道视为泥土，所以贤者也以任此职为耻，只希望离去；而文孙、武子入内就同宠幸的人和妾生子嬉戏，出外就同徒众、奴仆、乐伎交谈，习惯于浮华淫逸，沉溺于宴饮娱乐，耳目所接触的只有不善之事，这不是用来尊重世系、光大国家的办法。即使有河间王那样的雄才【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之子，修习礼乐，穿戴儒服，崇尚儒术。武帝时献王入朝，献上雅乐，回答关于三雍宫以及诏书所问三十多件事，他的回答推演道术而能得到事理的中正】、东平王那样的好善【东平宪王刘苍，是光武皇帝之子，从小喜好经书，曾同公卿共同议定南北郊祭祀、冠冕、车服制度，以及光武庙登歌和八佾舞的数目。显宗亲手诏告国中傅说：“日前问东平王在家中什么事最快乐？” 东平王说：‘行善最快乐。’这句话的意义非常宏大】、唐元轨那样的长才【霍王李元轨，武德六年开始封王于蜀，后来改封吴。他多才多艺，高祖器重他。太宗曾问群臣：“我的子弟中谁贤能？”魏徵说：“只有吴王多次同我谈话，从未不使我自感不足。”皇帝说：“我也器重他，不过你认为前代谁可以同他相比？”魏徵回答：“经学和文雅，可以比作汉代的河间王、东平王。”至于孝行，曾参、闵损也不能超过他。太宗因此更加厚待他。越王获罪，因为曾经参与谋反，被迁往黔州，用槛车押送到陈仓，死在那里】却漂泊而沉溺了。凭借明主的仁德，深厚地施加亲亲之恩，按亲疏等差使待遇有隆有薄，以尊贵爵位厚给俸禄，虽然优厚到如此地步，也只是满足他们的欲望罢了。议论的人考察古义，与今天相比较，用来称述爱护养育的道理，其中的缺失实在明显。臣希望诏令大臣选拔端正严厉、诚实清白而且品行才能兼优、通晓经术的人，任命他们为教导宗室的官员，并特别制定尊异的礼节来礼待他们，使宗室逐渐知道尊崇学习、重视道术的道理，不再有人傲慢而不听从。然后让他们横执经书，聚集询问，指示圣贤的旨意，说：“这样才叫忠信、孝悌、仁义、礼乐；实行这些必定安定，终身享有它们的福泽，这是可以做的事。反之，做不善之事，即使富贵，也会有危亡的祸患，这是不可以做的事。”把六艺的旨趣、三纲五常的要义，以及前代史书所记载历代治乱的纲要，都教给他们，使他们大略知道其中的主旨。陛下又可以在朝会空闲时，或亲临察看，或召见他们勉励进学，再略微制定褒贬考核的标准，以考定其中优秀者，以警戒懒惰者。让一个奸邪浅薄的小人同他们嬉游，并防止不合礼法的器物进入他们的门庭，使他们日益清正，月月熏陶，性情与习惯互相增长。九族和乐，知道行善归正的道路，那么慈祥厚重、恭顺宽博的风气就会在王室中流行，对上可以荣耀祖宗，对下可以成为天下的表率。

译秦论 《易》说：“根本在天的亲近上方，根本在地的亲近下方”【《易·乾卦·文言》】。气可以上升，形体却不能上升，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说：“魂魄归于天，骨肉归于土”【《檀弓》记载，延陵季子葬他的儿子时说：“骨肉归于土，至于魂气，则无所不往。”】没有形体就没有弊病，有形体就有弊病。即使是天也不能使它改变，这正是这句话的意思。因此有生就有死，尧、舜的圣明，禹、汤、周公、孔子的仁智，都不能免除生养之力所造成的责任。到了秦始皇，既然凭武力吞并诸侯，又用气势震慑天下。他把六国的宫室全都摹写在咸阳的高坡上，作为自己的居所；把六国的玉帛全都运进函谷关，作为自己的用度；把六国的女色、钟鼓都纳入阿房宫，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群臣没有不称颂他的功德。秦始皇坐在亡国者的宫殿里，听着亡国之音，驱走奔走，列队遮护亡国之臣，内心自得而意气张扬，自以为万世之后没有人能赶上自己，只是羽翼还少，登天还差一步罢了。于是车辙马迹交错于海上，登临之罘山，漂浮于江、湘之上，来眺望方士所说的三座仙岛；抛弃自己的孩子，把他们送到东夷，用来探问所谓的仙人。他不致力于处理事务，却像一个踉跄的狂人，客死在沙丘【跕，音喋】，没有得到亲近而贤良的继承人，于是他的国家就灭亡了。从黄帝葬在桥陵之下，一直到三代兴盛之时，从未有过成仙的说法。到了汉孝武帝，奢侈的欲望发展到极点，外来的邪说便乘虚而入；他采用方士的言论，邀神请灵，祭祀鬼物。桥陵仍然存在，方士却总说：“那里只是使他的衣冠枯萎罢了。”皇帝又相信了这话，把女儿嫁给方士【汉武帝诛杀李少翁以后，后悔他死得早，惋惜他的方术还没有完全施展。后来见到栾大，便任命栾大为五利将军，封为乐通侯，把卫长公主嫁给他】并让方士乘传车住宿。当时天下几乎大乱。周朝末年有个叫李耳的人，宣扬虚无无用的言论，用来抬高自己；虽然背离仁义的教诲而任意驰骋，也不过是处士逃避现实的小道，并没有造成祸害。假使李耳当时还活着，君王召见并以礼相待，也不过赐给他粮食、丝帛、手杖、鞋子，然后让他退居，供养他在一座山丘上生活就足够了。到了唐明皇却说：“李耳是我的祖先，如今还活着并且成仙，他的地位高大，和天帝相等。”于是推衍他的言论作为经典，并为他修建祠宇【天宝元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说：玄元皇帝降临丹凤门。于是修建玄元庙，二月辛卯亲自到玄元皇帝庙祭祀；后来遂成为定制】，使这些东西散布天下，轻视礼乐。把刑法政事称作世俗事务而不亲自处理，中原几乎要被安禄山、史思明占有。秦、汉、唐的君主，都是应时而生的才能之主，却都以追求成仙而败坏一生，到死也没有觉悟，难道不可悲吗？古代的时候，王道教化受到的危害还少；到了后世，弊病层出不穷。有杨朱、墨翟之说，有佛教，有老氏之说，轮番交替而来，攻击先王的仁义，使仁义衰微而异端教说兴起。唉！从此以后，百姓的性命摇摇欲坠，无所依附。它的祸害起于秦，流传到汉，在唐王室中昌盛扩大，到后世便不可破除。后世的君主还会有人因为求仙而使国家灭亡的。隋论 治理天下，应当用王道，不能用吏治来治理。吏治可以苟且维持天下的安定，却不能长久。纯粹用王道治理的，是三代；把吏治同王道混合使用的，是汉、唐；纯粹使用吏治的，是隋文帝。从禹到桀，从汤到纣，从武王到赧王，三代长久延续，各有数十世，安定而没有改变，前后将近二千年。从汉高祖到孝平帝，从光武帝到献帝，从唐高祖、太宗到僖宗、昭宗，这两个姓氏的王朝，有的四百年，有的三百年，虽然不及三代长久，却超过了历代王朝的年数。像隋文帝拥有天下，当时也可以说是天下太平、事务少。然而仅仅三代、三十九年便灭亡【隋文帝在位共二十四年，第九年才灭陈；隋炀帝在位十三年，恭帝二年】，原因是什么呢？是吏治同王道的功效不同。因此三代使用王道而长久，汉、唐把吏治混杂其中而不及三代，隋文帝专用吏治而又不及汉、唐，这难道不是王道与吏治厚薄不同造成的结果吗？隋文帝在位九年灭陈，天下才统一；他奋力勤勉于政事，每次坐朝，有时直到太阳偏西，召集五品以上官员来讨论政事，值宿卫士传送饭食来吃。到后来兵革不用，天下没有游手好闲、坐吃粮食的人，户口每年增加，超过两汉，富庶安乐到了这种程度。这是普通人所谓的太平，而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它不能长久。为什么呢？没有礼义来维系政权，没有忠信来牢固团结臣下，教化不足以引导百姓，纲纪不足以防范后患，一切只把明辨、敏捷、勤劳、明察当作才能，处在三王的地位上却只是拘拘谨谨地任用智谋权术、考核文书法令，这只是吏才中最突出的一类，不是王者的作为。所以王隆说，隋文帝最终会因不学习而受到牵累；房乔在天下清平时却独自知道它将要灭亡【开皇年间天下统一，房乔秘密对父亲说：“皇上没有功德，只是凭周室的近亲身份，夺取了神器；没有为子孙建立长久之计，混淆嫡庶，使彼此互相倾轧防备，最终必定在内部互相诛杀。如今虽然太平，灭亡近在咫尺。”】如果他有时采用王道，常常为百世作长远考虑，那么国家国运的长久，谁能轻易预料呢？我曾考察三代，它们治理国家的宗旨，都以仁义礼乐为根本，先施教化而后用刑名，厚待道德而轻视功利。开始时虽然似乎迂远，最终却达到兵器停用、刑罚废置；暴烈的教化如炙烤一般进入百姓耳目，逐渐浸润调和到百姓的骨髓中，其势力盘结宏大而牢固，好像把方石放在平地上；天下的形势可以逐渐混乱，却不能迅速崩坏。末世之中，君主的德行已经比不上古代，才能也达不到王道。所任用的都是世俗之人，所崇尚的都是琐细法令。争逐功利，勇于果断刑杀，以为在簿书刀笔之间就可以治理国家。对他们谈王道，他们就转过身去暗自嗤笑。强行这样做时，到了势力盛大之际，还可以勉强自守；一旦出现势力的缝隙，怨恨之心便纷纷产生，内外都被扰动。奸邪豪强乘着弊病兴起，扰乱天下就像驱赶群羊、任意冲荡一样，王业也像摇动将要倾倒的欹器罢了。因此百姓越多，天下反而越乱；土地越大，形势反而越危险。唉！他们哪里知道三代有长久而难以动摇的治理方法呢？后世的君主…… 应当以三代、两汉、隋、唐的事情为鉴，不要依仗吏治造成的安定，而应留意王道，这样才可以长久拥有天下的百姓。

译《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五目录 宋 范祖禹 《论封桩札子》《封还臣寮论浙西赈济事状》《封还差道士陈景元校道书事状》。《迩英留对札子》《第二札子》江公望 《论逻察》晁补之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书》陈师道 《上林秀州书》张耒 《论法上》《论法下》《敦俗论》《悯刑论上》《双槐堂记》秦观 《集防序》《法律下》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五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编注 宋 范祖禹【字淳甫，华阳人，神宗朝进士，历任官职至翰林学士。范祖禹陈述治国之道，辨别邪正，毫不隐讳；任讲席时，遵守经义、据守正道，进献规谏尤其多。苏轼称他为讲官中的第一人】《论封桩札子》【元祐四年七月 起初，太祖因为国库财物充盈，又在讲武殿后面另设内库。他曾说，军队和饥荒的需要，应当预先准备，不能临到事情发生时再向百姓大量征敛。太宗继位后，储积更加丰厚，便把左藏库分为内藏库，将沟武殿后库改为景福殿库，让它隶属于内藏。于是下令拣选、收纳各州上供的物品，每月把账目具报到内东门，进入外朝以后不得干预此事。太宗还对左右说：“这大概是担心将来用度有缺，又重新向百姓征税，我并不是拿这些东西供自己玩赏享用。”元丰以来，下诏各路把金帛、缗钱输送到内库的，交给提点刑狱司督促催办、起运发出。坊场钱不要寄存于市易务，直接送到内藏库寄账、封存。应当输送到内库的金帛、缗钱，逾期不送或挪作他用的，按擅自使用封桩钱的法律处理】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朝廷派户部郎官前往京西，稽核转运司财用出入的数目。过去各路每次向朝廷报告财用不足，朝廷都详细斟酌而予以供应，其余则责成地方办理。现在既然派遣郎官稽核，必定会查出实际缺少的数目；如果数目不多，朝廷可以供应；如果数目很大，不知朝廷能够全部供应吗？还是只像往年一样，按照事情的轻重给他们一些呢？如果按事情给他们，那么朝廷既然已经看见实际缺少，却又不能全部给付，就没有理由可说；如果全部给付，又恐怕其他各路援引为例。朝廷把天下看作一体，没有厚薄之分；想全部供应，力量或许有所不及；不全部供应，转运司又没有办法筹划。不刻剥百姓，又到哪里取得财物呢？这样一来，陛下的百姓必定受到弊害，不可不深思。再说，朝廷既然把一路的财计交给转运使、副使，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虚实，必定要派郎官去稽核，然后才相信。这就使各路使者人人产生不自信的心理，每逢财用不足，便依赖、盼望朝廷派官稽核，越来越不肯承担责任。臣认为这不能成为后世的制度。请求从今以后，各路凡是报告财用不足，只委托转运司官员稽核、保明后上奏；如果有不实，就重重贬黜责罚，谁还敢妄报？臣私下认为，如今各路经费所以不足，是因为提刑司封存桩积的款项，禁军领取的钱帛、斛斗数量也不少。这本来是户部、转运司分内掌管的财计，先帝特意命令封存，等待边疆使用，是担心仓促调发来不及，所以制定了这个权宜制度。如今朝廷正致力于安定边疆、使百姓休息，那么封桩的办法应当全部废除。请求把这些钱财全部赐给尚书户部和各路转运司，用来补助经费。今天下各路通常多有贫困，却把财物储藏在无用的地方，眼看着地方困竭而不加救济，这不是调剂有无、使百姓富足的政策。恭请早日下达指挥施行，听候裁决【枢密院议论全部罢除封桩，担心各路观望而耽误紧急事务，于是下诏三路和岭南边境地区不要封桩，其他各路仍按旧制】《封还臣寮论浙西赈济事状》【元祐六年七月】臣谨按：唐代宗大历年间，连绵阴雨损害庄稼，渭南县令独自声称县境没有受损，皇帝派御史查验实际情况，发现损失三千余顷。皇帝长久叹息，说：“县令是爱护百姓的官，即使没有受损，也应当说有损失，怎么能这样不仁呢？”于是把渭南县令贬为南浦县尉。唐德宗贞元年间，江淮发生大水，宰相陆贽请求派使者赈济抚恤。皇帝说：“听说受损很少，马上就议论优厚抚恤，恐怕会滋生奸诈欺骗。”陆贽上奏说：“世俗的弊病，多是顺从谄媚，揣度君主喜欢听什么，就夸大其言；估量君主厌恶听什么，就缩小其事。制备救灾失当，常常就在于此。”又说：“花费的是财物，收获的是人心。只要不失去人心，何必担忧财用不足？”于是派使者宣抚水灾。宪宗元和七年，对宰相说：“你们多次说淮浙去年有水旱灾害，近来有御史从那里回来，说不至于成为灾害，事情究竟怎样？”李绛回答说：“臣查考淮南、浙东的奏状，都说有水旱灾害，很多人流亡，请求设法招抚。他们的意思似乎是害怕朝廷责罪他们，难道会没有灾害却胡乱说有灾害吗？这大概是御史想做奸邪谄媚之事，以取悦皇上罢了。希望得到他的主名，依法查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七月〕 皇帝说：“你说得对。国家以人为根本，听说百姓有灾，应当立即救助，怎么还可以怀疑他们呢？朕刚才只是没有思考周全就这样说了。”于是命令迅速免除他们的租赋。古代的君主听说有灾害，只责怪有人不报告；救灾时只怕有人吝惜费用，又怕来不及办成事情。陆贽、李绛是贤相，也只是专门相信地方守臣的奏报，厌恶报告灾情的人缩小灾情，以免君主因忧虑而迟疑。如今国家建都于汴京，实际上是利用东南漕运的便利；京师亿万人的粮食，以及供养军队、养活百姓的物资，都出自二浙，这正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不考虑它们来自哪里呢？如今陛下在一方的百姓，嗷嗷待哺，正处于倒悬般的急难之中，就像婴儿断绝乳汁，死亡很快便会到来。他们正在呼天诉告，张口等待哺食，以延续朝夕的性命，作为他们父母的君主，怎么忍心吝惜力量而不救助呢？臣私下详细考察臣僚所说，朝廷已经赐米一百万、钱二十余万，州县也依照条例打开仓廪，煮粥做饭进行救济，百姓将要稍稍苏息了。臣私下认为，煮粥做饭救济饥民，是最下等的办法。百姓已经到了聚集起来吃粥的地步，疾病和瘟疫将要兴起，饥困已经极其严重，死者必定很多；这正是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正应当忧虑，怎么能便说是稍有苏息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又有人说，普通百姓习惯于夸大虚报，把少说成多，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臣私下认为，平常年份稍有旱涝，百姓申诉灾伤，侥幸求利的人或许有这种情况。如今浙西灾害极其严重，百姓已经流散乞食，迫于死亡，反而怀疑他们习惯夸大虚报而不相信他们，这是多么残忍啊！又有人说，应当诏令监司和州县详细核定灾伤的分数、赈济借贷的施行次序，分别上奏，并惩罚其中灾情最严重的地方。臣私下认为，朝廷任用侍从之臣统辖一路，又选派监司前往；他们还没有到达灾区，还来不及设置救济措施。朝廷既不相信钤辖司的报告，又像这样告诫约束监司、州县，臣担心官吏束手无策，不能有所施行；上下观望，各自只求苟且免罪。奏报灾伤分数稍微超过实际，赈济所用物资稍微多一些，这只是小过失，正应当宽大略过，不予追究，以救活人的性命。如果因此惩罚一个人，那么从今以后官司必定引以为戒，将会坐看百姓死亡而不去救助。又有臣僚说，各人的说法有异同，不可不察，请求下令钤辖、提举、转运司以及苏州、湖州等五州，分别列明各州水灾涉及的范围；凡是各县、各村有没有房屋被冲毁、人口被淹死，以及高田没有积水和水退后可以耕种的土地，各自大约有多少，都要指明实情上奏，不得有一丝一毫荒谬虚妄，违者请求重重降职罢黜。

译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浙西上奏说，从今年正月的大雨到六月，太湖水泛滥，苏州、湖州、秀州等州的城市都遭水浸，田地不能播种，房屋被冲毁，百姓抛弃田地、卖掉耕牛，扶老携幼逃走乞食。臣认为朝廷听到这些情况，应当命令官司像救火、拯救溺水者一样迅速行动，还唯恐来不及。如今如果下达这样的指挥，逐县逐村派人抄录房屋、人口、田土的数目，在饥荒之际，这些行动必定成为扰民之举；一件事不实便担忧受到刑罚，整个境内的人都可能死去，却未必有人获罪。这样一来，赈济反而会迟缓，百姓更加无从获救。臣恭敬地看到英宗时，臣的叔祖范镇出任陈州知州，辞行那天，英宗宣谕说：“陈州连年遭受灾伤，你到那里后要尽心赈济安抚。”范镇到州，正值春耕，便打开常平仓借给百姓种粮；提刑司弹劾官吏，皇帝下诏释放，不予追问。陈州到京城不过几天，可以往返，但范镇仍然没有先上奏就行动，是担心来不及办成事情。神宗时西京发生大水，朝廷派一名郎官、一名御药院内侍前往赈济抚恤，多方面救助；北京也是如此，朝廷从未预先制定条约来限制他们。如今两浙距离京城二千里，事情稍微重大一些，如果必须上奏，等到回复传回，已经错过时机了。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允许一面施行，如果官司畏惧避嫌，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律上奏请示，不敢自行办理，那么这种办法难道不会造成祸害吗？臣愚昧地考虑，朝廷已经赐钱粮一百二十万，恩德深厚，又选派监司前往，免得再临时派遣专使。如今监司刚刚出京，钱粮才到本路，就下达这道指挥约束百姓，百姓必定认为朝廷过分吝惜钱粮、轻视人命，觉得一百二十万已经给得太多；将来缺粮的日子还很长，又能有什么指望呢？所吝惜的是财物，所失去的是人心。何况本路有钤辖司、转运司、提刑司、发运司，彼此互相监督，而转运司主管财物，不愿多花费，所以自祖宗以来的赈济都交给提刑司办理，大概正是担心转运司吝惜物资。监司、州县遇到凶年饥荒，都是迫不得已才上报朝廷，难道肯在没有灾害的地方赈济不饥饿的百姓，耗散仓廪、白白损失租税而招致办事不力的责罚吗？如今只应告诫约束官司，多想办法，保全人的性命；放宽对他们的约束，以成效责求他们，使剩下的百姓早日得到安居。只有在发放没有章法、徒然耗费官府仓储，赈济不能到达贫弱百姓，出粜粮食反而使兼并者获利，措施失当这些方面，才应该加以约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六月、一人、二千里〕 然而这本来是监司使者的职责，朝廷也难以在遥远地方替他们谋划安排。如果监司任用得人，这些弊病自然会少；即使确实发生了，民间言论相互传布，难道能够掩盖吗？台谏足以听闻并反映，弹劾上奏也足以考察查办，还不算晚。如今预先下达这道指挥，只能徒然牵制、扰乱他们的行动罢了。恭请圣上以远方百姓的性命为念，不要因为官司赈济过多而忧虑。臣僚所说的那些事项，恭请不要再施行。所有录黄，谨此封还，恭候敕旨裁决。《封还差道士陈景元校道书事状》【元祐六年，秘书监王钦臣等请求派真靖太师陈景元校订黄本道书，奉敕令秘书省编具道书目录交给陈景元，按照目录从道藏中取出，道书先校定成书，再送交秘书省，由本省官员负责对校】右，臣私下认为，祖宗设置三馆、秘阁，是为了等待天下贤才，公卿、侍从大多从这里出身，并不只是为了聚集书籍而设置。校理、校勘的职务，也不只是为了校书。六经之书不可不尊崇，孔子的道不可不阐明。至于诸子百家、神仙、道教、佛教的书籍，大概只是用来备存篇籍、扩大异闻，显示藏书丰富、无所不有，本来并不有益于治理之道。嘉祐年间增加设置编校官，缮写黄本，从此书籍更加广泛，充满四馆，腐朽虫蛀相继发生。居处其中的人，本来就不能全部阅览并校勘。如今又让道士陈景元校订道书，臣愚昧，私下不能理解。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汉成帝时，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订兵书，太史令尹咸校订数术，侍医李柱国校订方技；如今让道士校订道书，也与他们相同。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汉代用竹简写书，天下流传的书很少，非秘府不能齐备；不像后世用纸抄写，流布天下，到处都有。刘向总校群书，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独自完成，所以又任用任宏等三人。然而兵书、数术、方技都是有用的学问，并不是异端之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以上是臣私下认为：祖宗设置三馆、秘阁，是用来等待天下贤能之才的，公卿和侍从大多都从这里出任，并不只是为了聚集书籍而设置。校理、校勘的职务，也不只是为了校订书籍。六经之书不可不尊崇，孔氏之道不可不阐明。至于诸子百家、神仙、道教和佛教的著作，大概是用来完备篇籍、扩大异闻，以显示藏书丰富、无所不有；本来并不是对治理之道有益的书。嘉祐年间增加设置编校官，缮写黄本，从此书籍更加广泛，充满四馆，朽坏虫蛀接连不断。居于其中的人，固然不能全部浏览并普遍校订。如今又让道士陈景元校订道书，臣愚昧，私下实在不能理解。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汉成帝时，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订兵书，太史令尹咸校订数术之书，侍医李柱国校订方技之书。如今让道士校订道书，也属于同类做法。”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汉代当时用竹简书写书籍，天下流传的书很少，不是秘府不能齐备；不像后世用纸抄写流传，天下传播开来，处处都有。刘向总领校订群书，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独自完成的，所以又任用了任宏等三人。然而兵书、数术、方技都属于有用的学问，并不是异端之学。

译任宏等人也不是异端邪教之徒。如今馆阁聚集天下贤才，本应有见识广博、博览群书的人，却让陈景元先取道藏之书，校订成书，供秘书省使用，再由本省官员复核，而一切以陈景元的意见为准，这难道不是轻慢朝廷体统、使当世士人蒙羞吗？况且道书中除了《老子》《庄子》《列子》等已经立于学官的书籍以外，其余大多虚妄荒诞，不合经义，是儒者不谈的。天下名山宫观本来就有道藏，馆阁所藏只要作为数目上的完备即可，不必让方外之士来校勘，以此助长异端学说。汉武帝时，董仲舒在对策中说：“凡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都应断绝其道路，不要让它们并进。”武帝听取了他的话，于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如今馆阁所藏的书，下至稗官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所编造的东西，无所不有。既然可以让陈景元校道书，那么以后僧人校佛书、医官校医书、阴阳卜相之人校术数，其他各类也都委派本行业的人去做，都可以照此办理，这难道是祖宗设置馆阁的本意吗？圣王办事，必定预先防止祸患；命令出自皇上，更不可不慎重。从前熙宁年间王韶开拓熙河，王安石让他的门人僧人智缘跟随王韶，诱劝说服木征，当时人称他为“安抚大师”。如今在馆职之外已经设置了校勘黄本的官员，又在黄本官之外设置校书道士，天下人一定会称他为“编校大师”。事情虽然极其细小，实际上却损害国体。秘书省所请求的此事，乞请不要再施行，谨此封还，恭候诏令裁决。《迩英留对札子》【元祐七年十二月】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郊祀天地，雪停风和，景色清明，神灵享用祭祀并降下回应，福应尤其盛大。陪侍祭祀的臣子都认为前后从未有过这样的盛况。都城百姓仰望陛下的容色，欢呼声洋溢四方，都说陛下深得仁宗之道。臣观察上天的意志和人心竟然如此，这实在是国家无穷的福分。然而臣愚昧，私下认为圣人福气到来时更加警戒，才能长久享有福气；有了美好的声誉又以实际行动相配，才能永远保全声誉。只有兢兢业业，不自我放纵安逸，才可以报答上天的恩惠。顺应众人的愿望而实行，才可以符合百姓的期望。如果一旦有了自满自大的念头，那么今天的福气就会成为日后危乱的根基；不能用实际行动来相称，那么今天的声誉就会成为日后怨恨诽谤的开端。因此臣希望陛下既接受大福，又获得民众的赞誉，更加思考警戒谨慎，只勤勉修养德行。修德的实际做法，只有效法祖宗。恭敬地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位祖宗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后代子孙都应当以他们为榜样。其中仁宗在位时间最长，德泽深厚，深入天下人心，所以百姓思念仰慕，永远不能忘怀。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心效法仁宗，那么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安宁，达到成康盛世的程度，并不难做到。臣忝任史官，曾经采集仁宗的圣明政绩，得到数百件事，想请求编撰记录成书，进呈给陛下，略微供您阅览，用来鉴察先王成法，并全部举而施行，以符合众生的愿望，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取进正 第二札子 臣私下认为：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都是从微贱之处起家，亲身经历艰难，亲自承担辛劳，先有功劳施及百姓，然后享受天下的供奉，所以失掉天下的往往很少；守成的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没有经历艰难，也没有承担辛劳，没有功劳施及百姓，却享受天下的供奉，所以失掉天下的往往很多。因此古人说：“创业并不困难，守成才困难。”因为危亡必定从太平安定中发生，祸乱必定从安逸享乐中产生。如今陛下承继六位圣祖【六圣：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遗留下来的功业，守护一百三十四年的大业，应当想到：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可有一天懈怠；百姓是祖宗的百姓，不可片刻忘记；百官是祖宗的百官，不可因私心任用不合适的人；府库是祖宗的府库，不可用在不正当的地方。应当常常自我抑制、敬畏，警醒整饬圣心，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像祖宗在上面监督、在旁边质问一样，这样才可以长久享受天下的供奉而不失去天下。自元丰末年起，时运艰难，先帝早早离开天下。陛下继承皇位，幸亏依靠先太皇太后，她以大公至正为心，废止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创立的新法，改行祖宗旧政，所以社稷从危急中重新安定，人心从离散中重新聚合。甚至契丹主也曾同宰相商议说：“南朝专门实行仁宗皇帝的政事，可以命令燕京留守告诫边境官吏遵守约束，不要制造事端，这样就可以知道中原的人心了。”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奠定太平的基础，九年之间安定无事，已经取得成效。陛下只要由此继续遵循下去，达到成康盛世的程度并不难。臣希望陛下以安静守成，丝毫不要改变；恭敬自持来面对政事，虚心来处理政务。诏令左右大臣，凡有行动都必须遵循祖宗的法度。陛下亲自总揽朝政，询问求取善道，考察并采纳正直的言论，那么群臣的邪正、万事的是非，一定都会清楚地呈现在圣心之中。水能够照见毛发、使万物没有什么能隐藏形状，是因为它极其平；镜子能够照见美丑、使人没有什么能逃避形迹，是因为它极其明。水之所以能平，镜之所以能明，是因为它们极其安静。假使水和镜子自己运动起来，即使山岳也不能照见。人的内心也是这样：只有极其公正，才能看清天下人的私心；只有极其正直，才能看清天下人的邪曲；只有极其安静，才能看清天下的变动。荀卿说：“虚心专一而安静，这叫作清明。”圣人的清明能够洞察事理，是由内心虚静专一产生的。陛下为什么不看看先太皇太后在英宗、神宗时期，一直不出内宫宫门，从来不了解天下政事；一旦临朝处理政务，所实行的政策却上合天意，下合人心，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因为极其公正、极其正直、极其安静罢了。小人的心思专门谋求私利，所以不利于公正；专门行邪曲之事，所以不利于正道；专门喜欢进取活动，所以不利于安静。他们只希望君主多有作为，朝廷多有变动，这样自己就可以从中有所企求。如果朝廷保持安静，上下各自安守本分，小人又有什么可指望的呢？如今陛下已经亲自处理一切政务，那些想制造动摇、怀抱私利的小人也都在观望。臣希望陛下上念祖宗创业的艰难，想到先太皇太后的辛劳，把任用小人看作痛心疾首的大戒，铭刻在心。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考中进士，历任左司员外郎】

译论侦察 臣听说君主扩大视听，是为了通达下面的情况。冠冕前有垂旒，左右有充耳，是为了防止观察得过分细密。观察过分细密，就只听得到别人的过错；下面的情况不通达，就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听到别人的过错，奸邪就会产生，刑罚就会增多；看不到自己的过错，内心就会闭塞，祸患就会萌发。这就是周厉王因为防止百姓议论而招致灭亡，汉显宗因为把暗中探听、监视视为明察而迅速导致祸乱的原因。侦察制度的兴起，推究它的用意，不过是寻找过失、搜查隐匿、钩取盗诈，在人没有防备时突然揭发，像神一样准确；这不过是酷似京兆尹的风气罢了【赵广汉善于运用钩距之术，任京兆尹时，揭发奸邪、查出隐伏之事如同神明】。即使让京兆尹这样做尚且可耻，何况以天下为范围、以四海为家，却去做一个能干京兆尹也不应做的事吗？陛下即位执政第三天，就把这一切废除了，天下听闻后，齐心归附，敢于开口、放胆说话，人人自安，告发攻讦之风没有发展，风俗趋向淳厚。近来听说又逐渐恢复原有名额，合计达到七十人；每人约以十人为耳目，十人中又有一人再以十人为耳目，这样分散在通衢大道、宫中小巷，人数不下数千上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夫妻之间互相辱骂的话，仇人之间因愤怒而传出的言语，添油加醋、粉饰情状，搜查隐私、揭发伏藏，还有什么做不到呢？人人局促不安，各自疑虑重重，眼睛不敢直视，手也不敢直接指示。像这样，绝不是清明时代的美事。从前吴主孙权任用吕壹一类人，举发罪过、纠察奸邪，哪怕极细小的事情也必定上报；他们严厉追究丑诬之事，排挤陷害无罪之人，借此制造威福。步骘极力指责其错误，孙权不久就杀了吕壹，醒悟还算及时【孙权信任校事吕壹，步骘上疏劝谏说：各位典校官搜寻细小过失，重重审问，深加诬陷，急于陷害别人，以此制造威福，把祸咎归于皇上，使国家迅速招来祸患。后来吕壹的奸罪被察觉，依法伏诛。孙权承担过错自我责备，向诸位大将致歉，并询问时政应当减损或增益之处】。大概小人借机奉行命令，不以奉公为务，所获利益在于凭借威势，堵塞众人的言路，公然作恶，使上面听不到真实情况，威权暗中转移，刑罚加及无辜，众目睽睽【睽睽，张目直视的样子】，这都是因为只听别人的过错，却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老子说：“能够看见深渊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把过度察看当作明察，确实是不祥的征兆。陛下难道不想想，京畿之外的百姓，难道不是陛下的百姓吗？人人都有嘴，难道能让他们默默无言、不议论陛下的政事吗？既然不可能在天下人面前掩盖，又为什么偏偏要在皇城之下表现得如此明察，以为这样就聪明了吗？俗话说：“天下有道，平民百姓就不议论政事。”这话确实如此：有道之时，政事本来就没有可供议论的地方。臣希望陛下以正道治理天下，使人们心中坦荡而没有疑虑，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议论。为什么要走吴国的旧路，却不知道改革呢？孙权尚且能够根据言论杀掉吕壹一类人，谁说陛下看到了这个教训却做不到呢？希望罢黜提出此议的人，把旧有名额全部废除；要消除祸患，必须铲除根源；要培植福祉，必须封固根本。不要说从前既有名额就不能废除；根根尚在，枝叶日后还会重新生长，不可不察。晁补之【字无咎，钜野人，考中进士，历任至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监编修、实录检讨官；党争兴起后任谏官，被管师仁弹劾，出任河中府知府】《答外舅兵部杜侍郎书》【杜纯，字孝锡，濮州鄄城人。因父荫任泉州司法参军，以廉洁著名。熙宁初年上书谈论政事，王安石认为他非同寻常，推荐给朝廷，充任审刑详议官。因审理案件触忤王安石，被免官。元祐初年，授任河北转运判官，历任兵部侍郎。以疾病辞职，以集贤院学士提举崇福宫，去世】昨天苏公以尚书身份被召回，正好和您二位在兵部共事。我想两位过去平时未曾相处，来往后未必融洽，所以曾经对苏公极力说明您的居家品行、为人处世、任官以及待人接物的情形。苏公当然不认为我的话有过分之处，等到承蒙您赐信，得知您与苏公职务相连、关系亲近，远方听到此事，欣喜不已。补之对于苏公是门生【补之十七岁时，随从父亲任职杭州，作《七述》拜谒州通判苏轼，苏轼称许他，因此知名】，没有什么可再称赞的。然而他刚强廉洁、欲望很少，要求自己极其俭朴；以自身承担官职的责任，憎恨邪恶、爱护万物，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尤其不忽视细小事务。他有不能全部施展的时候，把离开官职看得如同泥土草芥。凡是大体规划与您的近况相似之处，不止一件。来信还责怪他意气用事、喜欢争辩，这并不是我所能理解的。除非是圣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短处。然而伯夷已经列入圣人之中，孟子还认为伯夷器量狭窄。君子不走这种道路；孟子所说的君子，必定要像孔子那样无可无不可，才可以称为君子。否则，便会远远地离开，仿佛将要受到玷污一样。如果嫌弃这种人不够圆融，那么凡是能够考虑祸患、忍受羞辱、把刚强压低而变得柔顺、熟视若无睹地从别人胯下钻过的人【韩信的故事】，都可以免受责难了。这样一来，器量狭窄的人受到排斥，不恭敬的人也一并获罪；既然器量狭窄会遭排斥，不恭敬又获罪，却并不妨碍他们同列于圣人之中，那么孟子的用心也就可以看出来了。西汉名臣中，人们推重汲黯、郑当时。汲黯喜欢直谏，多谈大体，但性情傲慢而少礼，常当面斥责，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所以士人也因此不愿依附他。郑当时性情厚道，常常引荐属官，认为他们比自己贤能；和属官说话时，只怕伤害他们，崤山以东于是都一致称赞郑庄。汲黯因傲慢而不得人心，郑庄因厚道而获得声誉，表面看来似乎郑庄胜过汲黯。然而到了淮南王有阴谋时，汉廷众臣中郑庄所害怕的只有汲黯，而郑庄却受到讥讽，说他迎合趋奉，不敢严厉斥责、评判是非；在这件事上，郑庄难道反而不应该以汲黯为羞吗？即便如此，汲黯的正直不是刻薄嫉妒，郑当时的和厚也不是谄媚，所以优秀的史官仍把他们并称。推举贤能时说汲黯、郑当时，是因为他们在大体上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补之认为，除非像孔子那样无可无不可，否则难免受到讥评；君子能够在相同中有所不同，像这样就可以了。如今老成持重、言行足以成为后辈榜样的人，难道不是您吗？风俗变坏，教化分离，朋党相互勾连、同门彼此依附，损害正道，这种情况十家中就有一家。补之认为，众多贤人在朝廷上和谐相处，那么偏远地方的趋向也会归于一致，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不知道您认为怎么样？如果再赐下一句话，那就十分荣幸了，十分荣幸。陈师道【字履常，彭城人。苏轼等人推荐他的文章和品行，任太常博士，升任秘书省正字。师道品格高尚而有操守，对各部经典尤其精通诗】

译《上林秀州书》周王朝的制度规定，士人拜见大夫、公卿，要用介绍来加重彼此的区别，用言辞来端正名分，用贽礼来表达情意，用仪节来表示敬意。这四项都具备了，才叫礼成。士人相见，就像女子出嫁，虽有求见的愿望，却没有自行前往的道理，必须有介绍人替他在前面引见，这是为了区别嫌疑、谨慎防范。所以说：“用介绍来加重区别，用名分来举明事情，用言辞来引导名分。”所谓名，是先王用来确定名分的。名分端正，言辞就不会违背；名分确定，身份就不会僭越。所以说：“用言辞来端正名分。”言辞不足以完全表达心意，名分又不能超过真实情感，因此还要准备贽礼来完成最后的表达，所以才有授受。介绍人用来通报姓名，傧相用来传达命令，殷勤已经到了极点，但仍要借助他人才能通达。礼仪没有比自行求媒更重要的，所以祭祀以洗手为主，婚礼以迎亲为主，宾主相见以贽礼为主。所以说：“用贽礼来表达情意。”真诚从内心发出，通过身体表现出来，又显露在容色上，所以还要有仪节。言辞要三次请求，贽礼要三次献上，三次作揖后登堂，三次行拜礼后退出。礼节繁琐就显得怠慢，简略就显得粗野，三次正是礼节的适中。因此说：“用仪节来表示敬意。”所以尊贵者不欺凌卑贱者，地位低者也不攀援高位者，各自谨守职分，顺应时命，志向不屈服，身体不受辱，从而成就自己的善行。在那个时代，难道只是士人自认为贤能吗？大概也是因为有礼仪为他们加以节制。周朝制定礼制，它所起的防范作用已经极其周密。到了后世，礼制还在而风俗已经改变，尚且有人因自行求媒而失去操守，何况礼制已经亡失呢？自从周礼亡失以后，士人能够免于失节的就很少了。世上没有君子通晓礼义来加以匡正，大家已经相继沿袭成为常规，而史官又没有记载这些事，所以弊病日积月累，人们自己却不知道。师道是鄙陋之人，但曾从南丰先生那里有所听闻，不敢不努力。先生对师道说：“你见过林秀州吗？”我回答：“没有。”先生说：“去见他吧。”师道接受命令来到这里，谨借先生之名请求拜见。《诗文》二卷，恭敬地用来献给您，不敢认为自己有什么才能。谨此弯腰恭候命令，只希望阁下赐予接见。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考中进士，历任太常少卿，几次因党籍获罪而被贬】《论法上》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担心法律没有建立，而担心不能正确实行法律；不担心法律不够完备，而担心法律过于繁密、无法全部执行。那么天下的治乱，难道不取决于法律的存废吗？还必须推究根本，才能知道其中的道理。法律的产生，不是产生于无事；事情发生而无法治理，于是法律就随之制定来处理。事情一天比一天多，法律也一天比一天周密；事情一天比一天新，政令也一天比一天精巧，二者同时增加、互相制约，于是就有无法胜任的弊病。所以法律不能应付事情，天下的混乱就纷纷发生。因此治理天下，并不是崇尚无法可用，而是认为无事可做最为可贵；也不是认为法律完备可以削减，而是担心事情变化带来的祸患。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治理，都不如尧舜；商周的治理，又不如夏后。孔子说：“后世如果有创制者，也赶不上虞帝。”又说：“虞夏的治道，使百姓少有怨恨；商周的治道，其弊病多得无法胜数【并见《礼记·表记》语】。”舜的礼制与夏后氏相比，是简略的；商周的礼制与夏后氏相比，是完备的。四代治理的好坏，难道是礼制不完备造成的吗？是因为制度一天比一天增多，而淳厚精粹的风气一天比一天衰微。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身体。世上的人，有不怕寒暑、不服用药物、不节制口腹饮食、任凭身体追求舒适的；像这样的人，问他的年龄，必定正当壮年。有的深居幽室，爱护调养无微不至，药物和各种东西中性烈有毒的都尽量服用，灸、艾、针、砭也全部尝试而不遗漏；问他的年龄，就必定是老年人。虞夏的治道，像壮年人一样，它没有治理的地方还可以治理，不足之处还可以补足；壮年人的疾病容易医治。商周的治道，像老年人一样，它没有治理的地方很难治理，因为已经多次医治却没有效果；它的不足也难以弥补，因为已经多次弥补却仍然不能满足。等到对方的疾病刚刚发生，而我们的医术已经用尽；对方的变化还没有停止，而应对的方法已经穷尽。这样下去，死亡就会接踵而来。唉，天下不愿意把事情交给法律来办理，竟到了这种地步！世上的君子却因事情发生而制定应变措施，尤其感叹法律不够，难道不可悲吗？法度的弊病，起因于德行不足，却想胜过百姓；最终又败在开启百姓的邪心，使怨恨增多。夏继承舜的事业，难道不知道舜的治理无法赶上吗？商周继承夏的事业，难道不知道它的弊病将多得无法承受吗？然而明明看见弊病却仍不停止，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世事日益复杂，而德行有所不足吗？德行不足以使百姓返回淳朴的本性，却眼看着他们混乱而不加禁止，于是就要用智术压制他们。所以说，法律起源于德行不足而想胜过百姓。上面用智术胜过下面，下面也就用智术胜过上面。上面不套住马头，马就会毁坏嚼子；偷掉缰绳的马，终身不会知道不可以冲撞门墙；同样，如果不设置门墙，穿墙入室、偷盗发作的人，终身不会停止。法律对待百姓，常常限制了这一处，却开启了另一处。限制的一面容易看见，开启的一面却难以防范。上下彼此用智术争胜，奸邪诡诈就多得无法穷究。因此天下人开始忘记欢欣拥戴君主的心情，产生怨怒、嫉恨和仇视。所以说，败在开启百姓的邪心而使怨恨增多。唉！夏之后是商，商之后是周，三代的治道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治乱的迹象也没有相距太远。周亡而变成秦，天下大乱。先王的治理被扫荡殆尽，太平时代的遗迹最终不能恢复先王的丝毫，而三代的风俗从此在后世看不见了。为什么呢？法律还没有达到极端，风俗的变化就还不够彻底。夏商的法律似乎已经达到极端，然而百姓还没有十分厌恶它。百姓还有未曾厌弃的心情，淳厚的气息和美好的本质就仍然存在。周朝的法令详细极了，也达到极端，不能再增加了。它的风俗变化已经走到尽头，百姓的奸诈之心和邪曲姿态没有不完全显露出来的。他们的智术完备了，本质却耗尽了；恶行达到极点，美德也消耗殆尽。因此周朝灭亡后就无法恢复原状。这就是圣人对此深为悲痛而说：“周人对神灵尚未亵渎，而赏赐、爵禄、刑罚已经穷尽了【《礼记·表记》：周人强制百姓、尚未亵渎神灵，而赏赐、爵禄、刑罚已经穷尽。‘强民’是说殷民不服从，教化他们很困难；‘未渎神’是说侍奉神灵还较为简略；‘穷’是达到极点】这以后所以必然成为秦朝了吗？”

译《论法下》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必定是在纷争败乱之后取得天下的。人的性情，出自乱亡之后，就会感到困苦而思求安定。正因为他们困苦而思求安定，所以事情简约而容易教化。天下有容易教化的风俗，上面就没有难以建立的法律。因此拥有国家的人，起初往往处在安宁平静、容易治理的时期很久，百姓的奢侈之心便产生了，欲望的驱动无穷无尽，罪过也越来越多。处在上位的人于是开始日夜补救完善其中的缺陷，调伏其中的强横，委曲地设置防范，增多各种禁制。法度纷纷兴起，刑罚政令全部施行，文饰胜过实质，名声美好而实际却不相称。大体说来，国家到了中期以后，天下事务常常增多，而国家的外在观瞻却更加美好；百姓的过错日益滋长，有司的文书制度也更加完备。世上迷惑的人认为，这样能够补足上古的不足，完备前人尚未完成的事业，把它当作成功，却不知道还不如让上古的淳朴本质不散，让前人的朴实常在。天下万物，往往是在各种势力相互激荡之后才产生变化。名声越美好，实际越容易因此消亡；文饰越完备，虚伪越会由此产生。曾经考察汉朝的事情，高祖从秦朝手中夺取天下时，百姓刚经历百战创伤，父子兄弟只能勉强聚集在一起保全生命，因此他们的气质安静顺服，少有事端。高祖、文帝、景帝于是能够用统一简约的法律约束、安抚和安定百姓，经过几代，天下安稳。海内发生大乱而豪杰没有兴起，这是百姓淳朴、法律简约的功效。到了武帝、宣帝时，天下的形势长久习惯于无事，民心一天天放纵，豪侠盗贼渐渐在乡里兴起。两位皇帝于是修订彰明制度，收罗天下人才，讲求政事、完备器物，同天下在才智方面竞争。才智之士奋起，奸邪之徒也随之而来；强者取胜，混乱也因而发生，纷纷扰扰传给不肖子孙，汉朝便因此大坏。这就是事务太多、法令太完备的弊病。所以天下难以治理，不在于创始时粗疏的初期，而常在于安定太久、制度过分完备以后。因此君子一定要观察征兆、审度时宜，解除过分严重之处而不激化变化，使形势不至于像周人那样走到极端，努力让后世还有可以增加改善的余地。唉，这个根本究竟在哪里呢？大概天下的弊病，喜欢强力治理的人必定招来天下的大乱，追求把利益搜刮尽的人必定给天下留下大害。把尊贵的酒器打碎而用普通杯子饮酒，用草束作鼓槌、用土作鼓，如果天下人还没有厌弃这种礼乐，那么我们的礼乐即使足以完备天下的声乐仪容，也可以收藏起来而不要陈列。住在高架巢居、营造洞穴的居处【橧，巢居；《礼运》说夏代居住在橧巢】，穿柴薪制成的衣服、采用不加封土的葬法，如果天下人还没有失去对生死之处的安定感，那么我们的制度即使足以建造九筵的大堂【《考工记》：周人的明堂以九尺为一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二筵】，制作五称之衣【单衣、夹衣齐备叫称】，也可以弃置不用。只要不发生混乱就够了，不必强求百姓敬重；只要不欺骗就够了，不必强求百姓竭尽忠诚。这叫作不要求百姓十全十美。能够长久的治道，起于不要求完备，成效则表现在百姓不感到厌烦。譬如有万金家产的人，向他索取千金，他的力量也足以满足我的要求。然而我每天只取一金；即使后来不得已要取一百金，他仍然乐意缴纳而不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拥有的财产还没有耗尽，所以没有厌烦。礼乐刑政设置在下面，如果使百姓还没有厌弃的心情，那么后世有作为的人就能够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完善。因此它产生弊病时还可以自行挽救，不至于方法用尽、智术耗竭而后继无人。唉！迷惑的人只看见法度严密而百姓不能被教化，文理完备而功效不能建立，便日夜继续增加法令。唉！这也失去了根本。天下的形势不可以激化，百姓的智术不可以逼到穷尽。用他们所欲求的东西激发他们，必定会得到他们所不欲求的结果；用他们所能做到的事情逼迫他们穷尽，必定会遭到他们用不能做到的事情来报复。慢慢疏导他们欲望造成的激化趋势，扶助他们尚未施展的智力，那么天下就可以长久安定而没有忧患。这样说来，周人难道还没有完全懂得这个道理吗？也许是他们遭遇形势所迫，不得已而如此，所以才会这样吧。敦厚风俗，整顿伦理 所谓君主所掌握的利势，只是因为他能够满足天下人的需求，而自己不向别人有所求，所以能够驱使天下，使天下人的进退取舍无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天下人即使想离开他，也做不到。大概正因为他能够使人尊贵，所以天下地位卑下的人尊奉他；正因为他能够使人富裕，所以天下贫穷的人以他为宗主。假使使人彻底舍弃富贵这两样东西，那么天下人谁肯仅仅因为一点名声就服从他呢？所以富与贵，是君主用来驾驭臣下的东西。然而，如果天下的利益只有富贵才可以称为利益，那么先王的治理本应大力提升富贵、重视权位，使百姓只知道富贵，并看见自身的尊严。但先王率领天下人时，为什么又如此谦退、简约、廉洁、谦让？教导百姓致力于安于贫困、乐于卑贱的事情，并且深深压抑好强争胜、追逐利益的心，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天下人不能被引导去一味追求利益。假使天下人只知道追求利益，大的就会篡夺，小的就会叛乱，非要得到利益才肯罢休。唉！假使人人都想得到君主所喜欢的东西，那么他们就会天天仇视君主并夺取这些东西。这样一来，我处在天下人的上面，不也太危险了吗？所以先王思考如何长久享有富贵的利益，寻求使天下安定而不乱、服从而不争的方法，于是建立廉耻、谦退、冲淡的道路，使人轻视俸禄官位、鄙弃权势，只知道仁义。

译公卿的爵位，是人们所想要的；然而要辞让三次之后才接受万钟俸禄，这是人们最贪求的东西；即使如此，如果没有合乎名分，也不敢接受。唉！假使天下人都是仁义之人，那么我即使把国家让给他们，也会有人不肯接受。三代延续的年数，后世没有能够赶上的；考察它们教化风俗的美好，《诗》《书》中所记载的，后世也没有能够继承的，然而其功效是可以知道的。我曾经悲叹，自从圣人去世以后，后世治理天下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打开功名权利的大门来诱导天下，使百姓急切地只知道利益，为一点小小的功利而庆幸；崇尚功劳而鄙弃德行，尊重才能而废弃正道，奖励争胜而以退让为羞耻，提拔职位而轻视年长者，所以天下人都有喧嚣地乐于富贵、喜好尊位的心情，不安守自己的本分，回头看自己的贫贱而厌恶它，天天思考摆脱贫贱的办法。正因为人们厌恶贫贱而想摆脱它，天下的混乱才开始发生。所以后世所谓使国家获利而使自身安定的做法，从来没有不导致国家灭亡、自身陷入危险的。从前秦国的风俗大概就是这样。当它奋力作战、不顾一切地夺取诸侯土地时，使百姓只追求进攻、战争和争夺；所以秦国百姓都忘记君主，只图自身利益。功业完成、战争取胜以后，天下人的争胜敌人的意志就转变为仇恨君主的心情，大概是他们平日受到的教养、耳目所习见的事物造成了这种结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唉！功利之门不能开启，就是如此。养虎时所喂的肉，不敢全部杀死后活生生地扔给它，害怕它撕裂肉块而激怒它，何况还拿着争斗的工具交给它呢？先王的治道，开始时似乎迟钝，后来才能显出便利；开始时似乎迂缓，后来才最为切实。老子说：“难道不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才能成就他的私事。”如果成就自身私利而只追求私利，天下就会离去。只有用公心取得天下人心的人，才是天下人所归附的。既然是天下人所归附的，怎么会有不能满足其所欲求的呢？梁惠王曾向孟子询问利益，孟子却用仁义回答；他的意思是，上下交相追逐利益，国家就会危险；又说：“没有实行仁却遗弃父母的人，没有实行义却把君主置于后面的人。”他的本意不是要使国家危险，但最终却会达到使国家危险的结果。仁义似乎不是用来谋求自身利益的，但它的功效却使人不敢遗弃父母、不敢把君主置于后面；这正是圣人用来安定自身的办法，难道只是普通男女那样浅近的道理吗？唉！孟子可以说真正懂得利益的实质了。《悯刑论上》从前先王时代，议论事情并依据具体情况制定处理办法，不专门制定刑罚条文，为什么呢？天下人的情状无穷无尽，而刑罚所能治理的范围却有限。假使天下官吏拿着有限的法律去治理无穷的情状，却不允许在其中稍作权衡，只知道依法处理，那么天下人的实情岂不是会被一概枉曲于法律之下而失去真实吗？因此先王时代，把权衡处理的责任交给人，而不完全依赖法律；使法律出于人的裁量，而不使人完全受制于法律。到了后世，治理天下的工具不能像先王盛世那样完备，淳厚的德行衰落，官吏又常常凭私意立法；有些人仗恃没有法律约束而放纵妄为，所以后世才开始有刑法之书来治理天下。然而天下的弊病虽然不能不补救，天下人的实情却不可枉曲。因此法律简约、法网疏阔，使人和法律各自发挥作用，二者都不偏废。穆王的刑法说，各种刑罚的轻重都要有所权衡【权，是由人斟酌轻重】。五刑所属的条目止于三千，法律规定的部分不可改变，只有轻重之间有权衡可用，所以仍然没有废弃执法者的裁量。在那个时候，罪行落在法律范围以内，就归法律处理；罪行超出法律范围以外，就归权衡处理。虽然不如先王盛世，却还没有使天下受到它的弊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唉！为什么把一切都归给法律，而不任用人的裁量呢？自秦汉以来，治理天下的工具苟且粗疏，只求让天下人不能欺骗官府，又对天下官吏作这样的要求，认为不可以让他们稍微施展自己的判断，所以一概依赖法律而废弃人的裁量。我曾经为后世一味任法的弊病感到悲哀。它的弊病不只是法律不足以穷尽人的实情，发展到极端，甚至会改变实情以迁就法律。因为罪行没有固定形态，容易改变；法律却有一定范围，难以变通，所以罪轻而法律判得重。若不幸没有轻刑可以适用，就会把罪人纳入重刑；罪重而刑轻，若不幸没有重刑可以相当，就会把罪人轻判。改变罪情来附合法律，丢失实情来合乎文书，只担心法律条文不相合，而不怕实情没有穷尽。中间所谓有疑虑而上报有司的案件，十件中不过一两件罢了。唉！依靠法律治理天下，天下就没有公正适当的刑罚了。我曾经推究它的根源，之后更为天下的事情悲哀，因为天下的事情无不从人的贤能与不肖开始。先王时代，天下事务简约严肃而精细治理，人才都足以超越天下一般人；上面又有圣明睿智的卓绝德行，所以尧舜时代以及三代盛世，即使鸟兽的无知无情、阴阳变化的不可测，人们的才智也都能应对，因此后来设有豢龙、御龙的官职，而掌管四时的官员都能测候天地之气，导引驾驭时节，调节其中的和谐。由此说来，人们能够深思熟虑、竭尽心力来治理事务、完成功业，情况是怎样的呢？自从圣人去世以后，后世与先王盛世相比，本来已经大为减弱，而天下的事务又一天比一天烦乱。诡诈虚伪由此产生，诚信厚道的德行逐渐淡薄。贤能的人比不上先王时代，中间又夹杂着不肖之人。到了近古，任用人的方法已经大坏，贤能与不肖混杂错乱，无法辨识。天下的事情也一天比一天废弛缺失。正因为先王时代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所以可以舍弃繁密法律而不专门依赖法律；而且贤能与不肖的人并不相差悬殊，所以人和法律能够并行。后世并不是没有贤人，但总的说来难以辨知，因此只好把一切归给法律。推究其根源、探求其本始，法律的弊病大概出自人的弊病。只有大力发展任用人才的方法，详细慎重地选择人才，然后法律才可以简约一些。姑且不要希望完全不制定刑罚条文，只要能够做到人和法律并行，也就差不多了。

译《双槐堂记》古代君子将要要求一个人建立功绩时，必定先使他乐于自己的职务，安居于自己的住所，让他带着从容、喜悦的心情来成就我们的事业，难道只是姑且取悦他吗？凡人的性情，将要有所作为时，如果内心快乐而去做，就会专心致志而不苟且，即使耗尽力气、费尽心思也自己感觉不到，所以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而不觉得困难。古代驾驭官吏，制定法律不苛刻；他们的勤惰、疏密，随着各人的意愿，而我只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因此古代奉行善政的官吏都能有所建树。既然希望人建立功绩，却使他们心情忧愁沮丧、不得快乐，连想要离开都来不及，谁肯用怨恨、沮丧、不平的心情来满足我的愿望呢？前些时候我见到监司因为郡县政事没有成效而忧虑，便捶胸大怒说：“他们只是喜欢饮食宴乐、居处园观；我日夜用法律督促责罚他们，使他们不能有一件这样的事。一年的日子按时刻计算，我还要逐一考核督促，使他们连片刻时间也不能拥有。”认为约束还不够，又继之以辱骂；认为辱骂还不够，又继之以审问责难。当时官吏起床不等天亮，睡觉还没有睡暖，废寝忘食，冒着疾病，屋室破漏也不敢修整，器具破旧缺乏也不敢更换，他们辛苦到这种程度，仍然不足以满足监司的心意。这样看来，郡县政务自然会无不办成，大小事务都各得其职，百姓和万物也都安定了。然而官吏更加奸猾，百姓更加劳苦，文书在有司那里倒是齐备了，实际事务却没有办成；官吏足以逃避自身的责任，百姓却不知道感恩，彼此相互欺骗，只求暂时把事情办得好看，监司最终也无法察觉。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没有出自真诚喜悦的心情，而是由于害怕获罪、不得已而为之，只求勉强充任职务的缘故吗？他们事业功绩的败坏到了这种地步，按道理本来就是如此。酸枣县令王君治理县邑很有声誉，利用余力建造燕居之堂，洒扫得完备洁净，足以宴请宾客、阅览图书，庭院中又有两株槐树，于是给它取名为“双槐堂”。王君难道认为只是辛劳却没有益处，不如闲适安逸而能取得功效吗？他是想让自己安居、使身心快乐，在处理诉讼文书之间，同贤士大夫弹琴饮酒，欢欣相乐，舒畅心情、调养精神，使内心宽裕，然后观察事物、描绘其情致，把心思用在文法尺度之外，以追寻古代奉行善政、品行高尚的君子风范，大大改变庸俗官吏的弊病而这样做吗？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放纵却常常安适，不劳苦却能成就善政，我知道王君大概从中有所领悟，因此为他写下这篇记。秦观，字少游，扬州高邮人。起初考中进士，苏轼以贤良方正的名义向朝廷推荐他，授任太学博士，升任秘书省正字。过了很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年，因被列入党籍而获罪，贬谪。

译《集防序》我听说，春天黄鹂鸣叫，夏天蝼蛄鸣叫，秋天寒蝉鸣叫，冬天野鸡鸣叫。这几种东西都很微小。然而时令未到时，它们寂静无声；时令一到，便日夜鸣叫不停。这是为什么呢？是阴阳之气鼓动它们，是四时之气感发它们。外界的气候发生变化，内心的情感就受到催迫，即使想不鸣叫，也做不到。淮海小臣，没有听闻朝廷上的见识，也不了解帷幄中的谋略，只凭耳闻目见，颇知当今世事利弊的缘由。曾想披露肝胆、表达真情，在北阙之下上书；但又想到自己不是谏官，职务也不是御史，越出职位、触犯名分，必定加重有司的责罚，于是隐忍迟疑，不敢发言。幸而陛下发布仁德的诏令，下达明诏，命大臣荐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士，将要修明祖宗的政事，并亲自在朝廷考察他们。唉，这也正是愚臣效法禽鸟鸣叫的时候啊！于是姑且忘却自己的疏远卑贱，把想说的意见分条写成三十篇进献。只希望陛下裁量选择。篇目是：用意旨寄托在言语中，用言语寄托在文章中，显示变化的始终，使天下人明白地知晓它。作《国论》。瑟不鸣响，二十五根弦各自以自己的声音相应；车毂不转动，三十根车辐各自凭借自己的力量旋转。沉默便能治理，言语安静便能收到成效，行动则以主张为方法。急迫不到极点，缓和便不会产生；缓和不到极点，急迫便不能形成。一止一行，如同圆环没有端头。作《治势》。把治理作为险要，山川就是凭借；把军队作为险要，则不应厌恶道路通达。作《安都》。能够自信的人不回避嫌疑，自我肯定的人不求取同调；能够倚重并容纳这样的人，功绩才可以成就。作《任臣》二篇。众多贤人聚集在朝廷，是奸人所不利的，于是巧妙地诋毁诬陷，迷惑群体的听闻。作《朋党》二篇。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对于超绝的人才，应当宽容地对待。作《人才》。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是孟子所排斥的；申不害、商鞅兴起，却没有人能够遏止它们。作《法律》二篇。得与失相邻，利与害同门，若不是极其精明，不能把它们分辨清楚。作《论议》二篇。爵位俸禄是用来砥砺世人、磨炼庸钝的，科条品目，难道可以不全部明察吗？作《官制》二篇。善于治理水利的人把四海当作沟壑，善于治理财用的人把天地当作资财，国家的大计就在这里。作《财用》二篇。料知敌人的虚实，如同分辨牛马；在仓促中应对变化，如同数一二；不是有道之士不能做到。作《将帅》。以少数军队击败多数军队，来时如风雨，离去如断弦。作《奇兵》。美好的言辞可以凭三寸之舌取得成功，胜过百万军队。作《辩士》。机会到来时，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不是靠龟卜，也不是靠明镜，怎样才能不把它错失呢？作《谋主》。心不能治理，精神就会扰乱；气不能调养，精气就会丧失。治理心神、调养元气，其方法自然可以获得。作《兵法》。愚民玩弄兵器，依靠山谷险阻，终于消亡；有时还会在不久之后酿成大祸。作《盗贼》三篇。党项是微小的族种，却盗取了我的灵武，超过八十年，天诛仍未到来。作《边防》三篇。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有见识的人掌握综线，文章便织成了；详细内容在彼处，简略内容在此处。作《序》篇。《法律下》我听说古今形势不同，不能相提并论。以今天的天下形势，却想纯粹施用《诗》《书》，完全废去法律，这是腐儒的议论。关键在于要使《诗》《书》不被法律压倒而已。祖宗时代，这两方面虽号称并行，但士大夫颇能自重，以经术为本职，互相推重文艺；偶尔有喜欢刑名、精通案牍的人，众人便指斥为俗吏，以同他交谈为耻。近世却不是这样，士大夫急于功利，不向古人学习，开始相互学习的，没有不是柱后惠文冠所代表的法律事务。父亲教儿子，兄长告诉弟弟，认为求得迅速进身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偶尔有人引用古义来判决疑难，他们便捂嘴笑说：“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对今天有什么用呢？”唉，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并不是天下的福分。过去以《诗》《书》为根本、法律为末务，近世却以法律为实际、以《诗》《书》为名义。我认为天下最大的弊病、君子应当奋不顾身去挽救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为什么呢？废弃《诗》《书》而专从法律，就是把天下人都引入申不害、韩非的道路。扬子说：“申、韩的学说，是不仁到了极点。” 不仁，是夏、商、周三代失去天下的原因。君子应当教导人，难道可以缓慢吗？”我曾思考其中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开始于以法律考试士人。朝廷以法律考试士人，是想使他们学习做官吏；但给他们的待遇过于优厚，提升得过于迅速，以至于有人从佩黄绶的官员中被选出，几年之间便手执斧钺、持有符节，掌握一道的权力，承担二千石官员的重任，而使进士受到压制，滞留在州县官职中，有的十年也不能调任。唉，想让士大夫不废弃《诗》《书》而专从法律，难道做得到吗？况且法吏和儒臣所听闻的不同，所见道路也不同，正如方与圆、曲与直互不相容。过去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长安商人中同他交易的人有五百多人应当判死罪，汲黯坚决争辩，认为不可以。假如让法吏来说，必定会认为这是私自放出财物。有人告发密县部亭长接受浑邪王赠送的米肉，卓茂用礼义责备他，说：“难道你能够高飞远走，不在人世间吗？”假如让法吏来说，便会认为这是接受监管对象的财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石〕 朱博说：“像太守这样的汉朝官吏，只不过奉行三尺律令办事罢了，哪里顾得上谈论圣人的道理呢？”况且把这种道理带回尧舜时代，君王出面便可以陈说。可以说明今天天下之所以还没有受到这种祸害，是因为过去制度规定，进士中选出的臣子里还有像汲黯、卓茂这样的人。十多年以后，年老的大臣相继退职，而通过法律考试得到的官吏中，像朱博这样的人掌握中枢权力，那么君子即使想奋不顾身地挽救，也来不及了。我认为，即使不能完全废止这种考试，也应稍加改革来抑制这种风气，使不是以吏员出身的人不得参加法律考试。其余出仕、换官之类，一概考试经术和文艺，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法律不如《诗》《书》，这样申不害、韩非的祸害就会平息了。《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六目录 宋 王令 《师说》《正命》邹浩 富绍庭除祠部郎官制 谢文瓘除给事中制 王资深等并除监察御史制 《上哲宗皇帝书》李之仪 《代范忠宣公遗表》晁说之 《元符三年应诏封事》耻新 《传易堂记》李昭玘 《进保伍之防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