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六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编纂注释 宋 王令，字逢原，广陵人。《师说》上古的书籍已经湮没，其他治理国家的工具也无法考察看见。不过，关于五帝时代的学术，在传记中偶尔还能见到。夏、商的书虽然称为残缺，但学术也有名目。到了周代就完备了，所以它的制度施行清楚明白。既然如此，帝王治理国家，虽然历代对学术有所取舍，却从未听说有谁废弃过它。这难道不是因为君和师这两者必须同时存在、一个也不能缺少吗？只有在最理想的治理时代，使百姓各有根本，按次第受到教化，所以土地分成井田，百姓各自取得食物。他们的职业虽有士、农、工、商的区别，却没有不劳动而取得食物的。先使他们得到生活资给，然后约束游惰，澄清淫邪，铲除强横，治理的大略就确定了。然而乡、遂仍有庠序教育，家、国仍设塾学；从世子到卿、大夫、士的子弟，都进入学校。诸子都进入学校，让他们以师道为师，来晓谕他们所应遵循的道理；让他们以保傅为师，来教导他们所应学习的事业。向他们显示仁、圣、义、中和等道理，使他们彼此充实、扩展；孝、友、睦、婣、任、恤等品德，使他们彼此修养、整饬；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使他们彼此启发、明晓。因此，他们身边所听到的、前后所看到的，不是仁义，就是礼乐。等到他们在长期磨炼和渐渐熏染中有所成就，便能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尊敬应受尊敬的人，敬重年长者。然后把他们选拔出来置于百姓之上，那么君主尽到作为君主的职责，臣下尽到作为臣下的职责，最终没有一个人违背乖戾。这是因为他们出自学校，而又受到老师的教导。道统衰微，直到我所处的周代，形势如同屋檐上的重石将要坠落，能够牵引维系它而尚未断绝的，只剩下一根头发般的细线。暴秦不加扶持反而压抑它，于是终于坠毁。汉朝兴起后，本应大大改变制度，尽力修补缝合它【“财”与“才”相通】；可是汉代的风俗没有什么防范约束，任凭百姓行事，最终放纵败坏，不能达到治理。可是汉代能够制定郡县制度，创设孔子祠，设置五经博士，安置弟子名额，防备、选拔贤良，征求经术之士来回答当时政治得失与古代制度的异同，虽然还算不上完善，但这种风气和治理终于被称为太平。这难道是前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泽浸染未绝吗？还是百姓苦于秦朝暴政，而汉代效法、改变的效果容易显现呢？在这个时候，士人还能够彼此尊敬老师，所以整个汉代流传《诗》《书》《礼》《易》《春秋》而成为名家的人，竟有一百几十家。晋、魏以下，逐渐沉溺下去，历经几十代，只有唐代比较接近古代。总的说来，唐代只是勉强追上齐、汉时期的治理，却没有能够远远超过它们。唉！为什么竟止步于此呢？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祸患在于不任用儒者；可是汉、唐以来按惯例也曾任用儒者，最终却没有达到很好的治理，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有儒者的名声，有儒者的职位，却没有按照儒者的实际作用来任用他们罢了。它的弊病在于学校和师道没有建立起来，培养贤才没有方法；圣人的道理无人讲说，也无人阐明，士人没有根本，却竞相追逐枝末流派，所以不知道治理与动乱的根本，也不知道作为儒者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再加上在上位的人选取人才，不依据实际而依据言辞，因此才会这样。人能够自我诚实而明达，不是因为生来就知道，而是由于教导明白、学习修养达到极致。如果没有老师，那么天下士人即使有坚强奋进的心志，又从哪里能够使自己明达而且诚实呢？即使把天下有才力的人加以训导并勉励他们，尚且还担心他们有粗劣空疏之处【“粃”是谷物不成实；“窳”是器物内部空虚】；所以孔门七十弟子亲身遇到圣人，亲自受到熏陶，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不可谓不充分，尚且还有高柴愚钝、曾参迟钝，仲由质朴而言语粗率，端木赐不能接受孔子的教命却去经营财利，冉求做官长时还把赋税粮食加倍。何况后世距离圣人已有数千年，圣人的著作又有残缺、讹误和虫蛀，再加上后人的资质才能低于孔门诸子，却想任凭他们自行摸索而不建立学校和师道，这就像希望获得收成却反而……【原文“犹其愿获而顾不”疑有脱讹，语意未完】。譬如耕作，如果一定要等到他们自行成为贤才后才选取任用，往往会显得稀少疏阔，是不能等待的。从周代到唐代，绵延数千年，其中卓然成为圣贤、能够自我树立名声并足以治理国家的人，从孟轲到韩愈，才有四人。他们的力量能够扶持儒教，而志意却没有得到任用；正因为如此，历时已经很久，能出这样的人却极少。如果这样的人多，或许就会有人任用他们。假如担心人才太少，不如广泛兴办学校、树立师道，接续他们没有长成的地方，提拔他们尚未达到的境界，使他们知道治理国家的方法，懂得挽救乱局的道理，然后依据声名和实际才能任用他们，这样或许就可以了。天下的师道断绝已经很久了，如今所谓名门，只是教门徒缀辑章句，希望取得科举功名罢了。从前子路让子羔做费邑宰，孔子说：“这是在残害这个人的子弟。”如今残害人的人到处都是，他们全都在获罪于孔子，怎么能做人的老师？怎么能做人的老师？正命。古语说：“孔子很少谈论天命。”这样看来，天命本来就是圣人很少谈论的。自从西方夷狄进入中国，佛教关于佛性和性命的学说开始混杂进来。孟子曾经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而荀子、扬雄相继出现，提出不同说法来争论它。自从这两位兴起以后，孟子的学说更加明白。如今世上谈论人性的人尤其多，也尤其详尽；大体上归依孟子学说的，才算正确。可是世上那些好事之人，往往窃取孟子关于人性的说法，拿去附会佛教而形成自己的学说，不过谈论人性的人也并没有因此废止。至于天命的学说，更没有人谈论，佛教徒却把人的生死始终等种种踪迹全都收罗起来，用来笼罩人心而解释为命；阴阳家又推算五行的干支、日月星辰运行的轨道及其迟速，以迎合人的寿命长短和贵贱高下，把这些说成命运。愚昧的人自己思量，无法提出超越这些说法的见解，便相信它们而受到迷惑。它们的源头大概是从恶念开始的：不必排斥贤者，也不必任用贤者，于是人们开始被贵贱迷惑。人的死亡有寿命长短，而贤者有时遭逢短命，愚昧不肖的人却有时活到高寿，于是人们开始被生死迷惑。所以佛教徒包容虚妄来作谈论，阴阳家炫耀奇异来取得术数之名。然而人们之所以相信并受迷惑，大体上是不懂得天命。舜出身卑贱，只是平民，后来却尊贵而成为天子，这是没有人促成他却自然达到的。然而舜是凭借孝行达到这一点的；如果在尧的时代舜不孝而且不圣，那么所谓天命也能够造成这种结果吗？

译还是说尧因为丹朱不能继承帝位，便废弃了他？是因为没有天命才废弃他吗？舜逃避尧而到了南河以南，舜为什么会不知道天命？假使舜是知道天命的，那么他的逃避难道也是欺诈吗？历法家说：“历法的数理起源于《易》。”这样说来，从伏羲以来，懂得历法的人没有谁比文王更高明了。然而文王被拘禁在羑里，他为什么不知道天命？如果知道天命，为什么还忧患并创作《易》呢？文王以后，圣明而且懂得《易》的人，又没有谁能比得上孔子。孔子为什么不知道天命？如果知道天命，为什么还要周游聘问七十二国，直到老年才停止呢？像古代的文王、孔子尚且不知道天命，却说如今的星命家、历法老者能够知道，难道佛教徒能够知道吗？借用佛教和阴阳家的说法，那么人的死亡就没有不是命中注定的了。人的死亡没有不是命中注定的，那么死者之死就是由天命造成的；然而如果天命不在人的行为，那么桀杀害关龙逢，桀就没有罪了，因为那是关龙逢的命运所导致的。桀只是顺应天命而使事情达到命定结果。纣杀害比干，纣也没有罪了，因为那是比干的命运所导致的。纣只是顺应天命而使事情达到命定结果。这样一来，桀、纣未必不可以算作善人，行善却不能免于诛杀，是命运造成的；盗跖、庄蹻未必不可以不作恶，作恶而死也不能减少寿命，是命运造成的。幸好佛教和阴阳家的说法并没有被人完全相信，否则百姓就会被迷惑而无法自立；不幸的是，如果把佛教和阴阳家的说法全都相信，那么本来应当死的人反而不死，便不能用义理来责问这种由命运造成的结果；本来应当活着的人却被弄死，也不能用义理来纠正这种由命运造成的结果。若是这样，上面就没有横暴的诛杀，因为诛杀某人只是命运安排在那个时刻；下面也没有横暴的死亡，因为死者只是命运安排在那个时刻。这样一来，哪里还有尧、舜，哪里还会有桀、纣的罪恶呢？唉，这也太不加思考了！那些学习佛教和阴阳学说的人，假如说尧、舜生在桀、纣的时代，那么他们也会成为像桀、纣那样的暴君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的命运导致死亡，又该如何解释呢？假如说桀、纣生在尧、舜的时代，那么他们也会成为像尧、舜那样仁慈的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些本来不该死的人，桀、纣又怎么能任意残暴地杀害他们呢？假使佛教和阴阳家的学说流行起来，天下人全都相信，那么将会看到盗贼杀死自己的父亲，而儿子不再说“这是命运恰好到了这个时刻”；盗贼杀死自己的君主，而臣下也不再说“这是命运恰好到了这个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不知道天命而违背天理了。所以我曾经说过，人不能不知道天命，却也不能把不是天命的事说成天命；所谓不能把不是天命的事说成天命，指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佛教和阴阳家的那种说法。所谓人不能不知道天命，是说应当知道自己的命运是由自己造成的。所谓命运由自己造成，是说：天下有道时，便以道来约束自身；富贵是我依照自己的命运取得的，这就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天下无道时，便以自身来奉行大道；即使困穷、卑贱，甚至死亡，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这同样是我所造成的命运，这就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生有死亡，这是人的终点；死亡虽然有早晚长短，最终都归于终点。所以说，死生本身不是所谓天命，只有人的贵贱贫富等处境，才是由命运决定的。既然如此，死生之中有义，我不敢苟且求死；活着也有义，这就是我所说的由自己决定命运。贵贱贫富也有义，我不敢苟且追求贵贱贫富；这同样是义，也就是我所说的由自己决定命运。因此，侍奉父亲有道，侍奉父亲时不敢轻易求死，这是侍奉父亲的义，也是我侍奉父亲的命；侍奉君主有道，侍奉君主时不能不以死尽节，这是侍奉君主的义，也是我侍奉君主的命。这样，儿子能够得到作为儿子的命，臣下能够得到作为臣下的命；由此旁推并远及各处，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得到自己的命，君子把这称为知命。从前孔子曾经谈到过天命，在《困》卦中说：“君子以承担使命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困卦·象传》】。”困卦所说的，是处在无所作为的时代，有话也没有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君子还要凭借什么样的命运去行动呢？所以君子只是承担自己的使命，从而实现自己的志向罢了。假如每个人各有固定的命运，那么即使死亡，又有什么可以由自己决定呢？弥子瑕曾对子路说：“孔子如果主持我做卫国卿，可以做到吗？”孔子说：“有命。”这里所谓命，是说我应当以义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能主持一个谄佞之人以求得卿位。孔子哀悼颜渊时又说：“不幸短命。”谈到伯牛时说：“这是命运使他亡故啊！”也是说这两个人死得太早，不能完全实现他们由自己以义所决定的命运。孟子也说：“懂得命运的人，不站在高墙下面；戴着刑具而死，不是正命。”这就是所说的懂得命运。邹浩，字志完，晋陵人，考中进士。哲宗时因谏请立贤妃刘氏而被削职；徽宗即位，召回朝廷，又因前事获罪，贬谪到岭南。富绍庭除祠部郎官制。富绍庭是富弼的儿子，建中靖国初年授任提举河北西路常平，辞谢说：“熙宁变法开始时，先臣因为不实行青苗法获罪，我不敢担任这个官职。”徽宗嘉奖他，擢任祠部员外郎。你的先正富弼辅佐我的祖宗，品德、功勋和劳绩使夷夏都敬服。他坟上的树已经长到两手合抱，旧日的笏板还可以看见，尚且应当把他比作甘棠而加以特别表彰，何况他的遗范还存在呢？你从小便长于义方教育，习惯已经成为本性；从长期任职中被擢升，统领常平事务，却仍竭力献出诚心，希望不违背先父的志向，写成奏章封缄上奏。朕因此嘉许你。《诗经》不是说：“正因为他有这些美德，所以才像他。”朕又怎么会吝惜祠部这一清要职位而不提升你，用来劝勉那些对父母孝道衰薄的人呢？去吧，要恭敬从事，还将有褒奖宠遇。谢文瓘除给事中制。谢文瓘在哲宗时任御史中丞，因荐举而任主簿，召入应对，授秘书省正字、考功右司员外郎；徽宗即位，擢任起居舍人、给事中。封驳诏令的职务，似乎容易被认为同朝廷意见不同。然而命令果真有不妥之处，假如因为顾虑这一点便不敢封驳，那么人才的升降、政事的兴废，必将有失当之处。这样造成的危害哪里数得清呢？推选和任用这种人才，尤其应当谨慎。具官某，近来凭借当时的声望被擢升列入从班，有谋略、有作为，不受激怒，也不被挫折。现在停止你在掖垣的任职，前往担任琐闼中的重要职务，努力竭尽你一向的心力，更加取得今后的成效。王资深等一并授任监察御史制 天下的事务，总归六司掌管。朕既然选择人才来任用，又精选刚正明察的人担任御史，使他们分别监察不合乎法令的事情。你声望和实际才能在当时都很显著，朕出于自己的判断，擢升你担任这一职位。喜欢名声的人多好攻击别人，追逐利益的人往往苟且容忍，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你若能超然处在这两者之外，就能整肃群吏，使各项政绩兴盛，一定能帮助朕实现为民作主的心愿。朕也将等到这些成效之后再提升你，以成全你一向的志向。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上哲宗皇帝书》。元祐四年，邹浩任颍昌府教授时上书。

译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贡举诏令：凡考试进士的试卷，专习经术的人以经术决定取舍，兼习词赋的人以词赋决定取舍，其余几场只按品第评定高下。原先规定以四场成绩的优劣综合决定取舍、高下的办法，一概不再施行。臣私下感到疑惑。臣听说，自从先王以宾兴之法选拔贤士的制度扫荡殆尽之后，后世选取天下士人，完全凭空言罢了。品德、行为、学问、才能再也没有人过问，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即使这个法令不实行，士人所致力的仍会是言辞而不是实际；何况现在已经实行了呢？臣看见天下士人不仅实际品德有愧于名声，而且还将连言辞也有愧于名声。为什么呢？此法实行的好处比不上它的害处，它的弊病一定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什么叫好处？专门以某一科所考的内容来决定取舍，那么士人只需致力于所考的内容，不必像从前那样杂然并习，受到纷扰，这是第一个好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崇尚经术的人排斥词赋，崇尚词赋的人排斥经术，崇尚策论的人又把二者一并排斥，彼此交相毁誉，始终没有定论。如今用法令严格规定，使他们有所遵从，那么有司即使想凭私意、执偏见来争胜负，势必也做不到，这是第二个好处。什么叫害处？只有通晓经术，才会擅长经义；只有通晓诸子、史书，才会擅长策论。至于词赋，往往只是搜集各家文集、编纂《六帖》之类，左抄右袭来求取功名，而当时有司本来就无法辨别。况且以现在科举的两科取士，原本没有轻重之分，然而不以经术应诏的人已经有十分之八九。如今又用决定取舍的法令加以引导，臣知道天下士人从此会把六经、诸子、史书视为无用之物。因为士人急切关心的是能否取中，而不在意名次高低，这是第一个害处。士人的品类有三种：不需要教导的是上等聪明人，不足以教导的是下等愚人，教导便能成才、不教导便会废弃的是中等人。中等人的才质遍布天下，如今却使他们一同趋向不周全、不普遍的学习，这样天下的人才将相继废弃而没有人振兴他们，这是第二个害处。国家自庆历以来，在天下州县普遍设置学校；自熙宁以来，天下州县开始任命学官，确实有意用义理培养天下人才。如今却一概用能否取中来动摇他们的心，即使竭力用义理勉强引导，又怎能胜过他们所习惯的东西？那么所设置的学校只成了空架子，所任命的教官徒然消耗俸禄。想要教化人民、形成风俗，达到古代盛世的情形，不是很难吗？这是第三个害处。上至辅弼大臣，下至州县小吏，都是辅佐陛下推行道义的人。并不是希望他们像司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问之类，只凭文辞供奉朝廷、谄媚颂扬功德而已；如果培养他们不使用正确的方法，任用他们又不根据实际才能，那么谁能依靠他们来完成天下的事务呢？这是第四个害处。四种害处之中，人才不能振兴、无法完成天下事务，是尤其应当忧虑的。陛下看今天的人才，果真有余吗？果真不足吗？如果认为不足，那么朝廷高位并不是没有辅弼大臣，陛下左右并不是没有侍从，各路并不是没有监司，州县并不是没有守令，中外百官也没有不齐备的；那些待选、待次以及往来吏部的官员，数量又常常是现任官员的数倍。如果认为有余，那么能够自己承担天下重任，辅导陛下同二帝三王比美争治的人，考察人才的进退贤否只看实际，不徇私引进亲旧，也不遗弃疏远之人，以免误了陛下器重任用人才的，能够严肃正色地发表直言，列举百官的功罪，评论各种事务的得失，致力于保全大体而不迎合风向以自我夸耀的；能够掌握刺举的权力，整肃清理所属地区而不结交权贵以营求私利，不顾惜孤寒之士来显示公正的；能够承宣布置诏令条文，劝勉督促农桑，使百姓安居乐业，不在狡猾的胥吏手中饮泣的；能够早晚尽心职守，不敢苟且行事来希望避免别人指责自己。百姓贫困，应当使他们富足，却说：“水旱灾害又能怎么办？”官吏冗滥，应当加以澄清，却说：“不能扰乱人情。”人才应当搜求，却说：“自古以来并不缺少人才。”国家费用应当充裕，却说：“太平之世以谈论财利为耻。”风俗应当敦厚，却说：“这不切合时势变化。”边防应当严整，却说：“关键在德，不在兵。”其他琐细的说法，臣没有时间全部列举。总之，为国家谋划不如为自身谋划，为百姓考虑不如为子孙考虑的人很多。陛下端坐在大殿之上，正以天地覆载万物为尺度，本来不必拘拘然察看臣下的私心；然而临朝听政以后，阅览奏报、听讲读书的闲暇，也曾思考过这种现象的原因吗？这正是不明白义理的证明。用义理培养天下士人，士人在平时学习圣贤、谈论道德，在取舍进退之际，如果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的操守，一旦任用他们，尚且有时会突然改变而不能符合朝廷承受重任的心意，何况不知道用什么来培养他们呢？董仲舒说：“不平时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文采。”臣曾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臣希望陛下诏令有司，恢复采用旧诏令，以四场成绩的优劣综合决定取舍、高下；这样或许能使经术、策论的考试不成为虚文，士人也知道陛下对他们的期望十分深厚，彼此精诚洁白地来承受美德，人才便会充足了。臣充任学校官员，重又想到古人所说工匠掌握技艺便可以进谏的道理，所以借着职务涉及的事情，冒犯天威，冒昧进献盲人般的见解。只希望陛下采纳其中一得，赦免臣万死之罪，那么天下就大幸了。李之仪，字端叔，官至朝请大夫，能写文章，尤其擅长尺牍，苏轼说他进入刀笔文书之道达到了三昧境界。《代范忠宣公遗表》。李之仪因作此表以及撰写范纯仁行状获罪，被编管太平。

译人生有尽头，难以逃脱命定的期限；死亡将要到来，希望完成剩余的忠心，姑且留住将尽的生命，仰望冒昧打扰皇帝崇高的听闻。臣私下想到，自己性情拙朴刚直，生来经历艰难危困；忠孝虽承自家传，但对利害的考虑常常同自己的欲望相同，从未苟且做作来求取声誉，也不敢患得患失以经营私利。曾经把天下人的忧患放在自己之前，希望不辜负圣人之学；这是先臣教导儿子的道理，也是微臣借以事奉君主的根本。自治平年间被擢升为御史，接着遇到神考进列谏官，转眼已经五十二年，前后任职四十六次；分掌符节、拥持节旄，执持袋囊，镇守边疆；晚年又蒙受密院、枢密院任职的请求，两次担任宰衡之职。遇到事情便立即发言，曾不顾惜自身；因时势需要有所作为，只希望有益于世人。本来知道功名满盈应当戒惧，却没有想到祸患会暗中袭来。万里风涛之中，仅仅脱离了葬身江鱼之腹的厄运；三山瘴疠之地，几乎成为山鬼的游伴。忽然遇到圣明君主临朝，首先顾及我这种细小的旧臣，恢复官职并改换任所，还派使者宣布恩典。然而臣的眼睛已经失明，再也不能仰望舜日；身体尚且可以免于死亡，也许还能亲自聆听尧的教诲。哪里是事理能够协调？果然是神明吝惜恩惠。没有来得及入朝觐见九重天子，突然四肢不能随意活动，空自惭愧于想要归返田亩，向上辜负了天地的造化。即使这样还勉强亲近药石，贪恋岁月，希望如果能稍稍摆脱沉迷，或许还能略微舒展报效之心。如今病入膏肓已经逼近，气息仅存，黄泉之路并不遥远，同圣明时代将永远隔绝；恐怕叩击宫门也来不及了，即使结草衔环，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借着残余的时间苟且偷生，剖开心胸反复陈说，希望皇上的慈爱能够俯察，也明白臣的愚意没有别的。臣如果不说，死后也会留下遗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约束自己而便利百姓，把孝道贯彻到精微之处，把仁心扩展到广大远方，深深杜绝朋党之说，详察邪正的归属，搜求幽隐之才以尽用人才，斥退奇巧之物以敦厚风俗，爱惜百姓而不要轻易议论边疆事务，包容狂直之言而不要轻易驱逐谏官。若宣仁皇后所受的诬谤尚未明白，使保佑之忧劳不能显扬，那是本来权臣只图快意私忿，并不是泰陵真正认为理所当然。至于尚未宽免流人的往日罪过，却全都凭赦恩特别叙用，仍使在世和已死的人留下污点；又没有解除边疆的严峻状态，于是空耗府库积蓄，有城池就必须防守，得到土地却难以耕种。这几件事，希望陛下留意，不要让后患常常牵动深心。臣所珍惜的，是陛下至圣的资质；臣所爱护的，是宗庙社稷无穷的基业。如果这些话可以采纳，那么臣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眼泪流尽，言辞穷尽，形体虽留在这里，精神却已经远去。晁说之，字以道，年轻时仰慕司马光的为人，自号嵩山景迂生，官至徽猷阁待制。《元符三年应诏封事》臣恭敬地听说，《春秋》端正事物开端的意义，没有比即位之初更重要的了。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之初，发布宽大仁厚的诏令，民心喜悦。贬黜一两个诡诈逢迎的宦官，斥退数十名不正当的侍卫，遣散后苑数百名奇技淫巧的工匠。天下士人没有不明白陛下崇尚祖宗恭俭之德的。前些日子的海巡，亲自察看官员分散在民间，专门防止百姓发言，窥伺百姓似是而非的过错，使道路上的人惴惴不安、不敢正视的一切做法，都已经废除。天下百姓以至于指天吐气，觉得自身拥有天地般的宽广，畅快地游泳其中，都说：“又得到祖宗的京师可以居住了。”赐下洪大的恩惠，使刘挚、梁焘、范祖禹等从岭南迁葬，允许他们的子孙叙用，获得漏泉般的恩泽。甲子日诏书褒扬赵普的特殊功勋，并授予他的子孙官职，于是又可以看出陛下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使天下人都知道国家太平的根基是有来由的。臣恭敬地想，陛下积累了这样深厚的美德，本应日月光明，五星运行有常。可是四月初一却发生日食，天意仿佛在说：“陛下正在崇尚光明的德行，或许正因为左右近臣辅佐陛下而出现这种征兆吗？”古代明君因为没有灾害反而恐惧，说：“上天大概忘记我了。”确实是有道理的。陛下忧伤地发布仁德诏令，赦免四京，诏令中外臣民用实封奏章直言圣躬的缺失，例如左右近臣的忠邪、政令的好坏、风俗的美恶、朝廷的恩德是否未能下达到基层、民间百姓的疾苦是否未能上达朝廷，都要尽心进言，不得有所忌讳。这样确实可以得到应当警戒恐惧的原因，也足以仰承天意。臣虽然极其愚昧卑贱，仍敢竭尽草野之言，共列十件事来回应明诏的万分之一。第一叫敬慎德行，第二叫效法祖宗，第三叫辨明国家疑难，第四叫把利益归给百姓，第五叫恢复百姓的职业，六叫不使用武力，七叫使士人能够凭学问自我成就，八叫广开言路，九叫尊重众多士人，十叫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喜好虚名高位。什么叫敬慎德行？臣听说帝王居天下最崇高的位置，凭借天下的利势，不担心力量不足以治理，却担心不以德来治理。如果能够检点自身、积累思虑，早晚勤勉努力来敬慎自己的德行，那么即使有才能也不自行施用，内心聪明也不任意放纵；虽有学问却像没有所知，虽有文才却像没有所能；虽有辩才智慧却虚心恭默；已经同人交往却不猜忌，好谋划却没有人能蒙蔽他，任用贤人而名实相称；享有盛大的治理又能长久终始；行动一定考察古制，做事一定敬畏上天；同天下四海共同享受安乐，成为后世法则，使世世代代都可以传给子孙，帝王的事业便没有穷尽。这就是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的足迹。假如不能敬慎自己的德行，而只崇尚力量，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正足以使中原疲敝；唐明皇的聪明才智无所不及，却不能避免安禄山叛乱；梁武帝内外之学都广博而且精善，却使自身受辱、国家危急；梁元帝的文章足以著书，却使自己被俘、国家分裂；隋炀帝博学善辩而且多智，却招来江都之祸；隋文帝能够驾驭豪杰、平定统一天下，却因猜忌杀戮，使国家不能传到第二代；唐德宗刚强明断、文采华美，表面尊重贤士，却因猜忌而暗中亲近小人，最终出奔奉天；晋武帝善于谋划、决断，远方平定敌国，近处却被妻妾蒙蔽，社稷因此倾覆；晋元帝人才众多，却没有真正任用贤能，最终不能振兴晋朝的统绪，反而招致石头城受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元年〕

译敦占据石头城，都督王导等分三路出战，六军全都败绩。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治理，在数百年间独为隆盛；可是元凶刘劭的残酷，也算是极其严重了。唉！以德行来治理国家，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什么叫作效法祖宗？臣听说君主对于国家，就像臣子对于门第一样。北方称崔、卢，南方称王、谢，文采质朴、风流气度虽有不同，其中都保存着祖先的旧有传统。从前仲康兄弟针对太康，申述大禹的训诫；伊尹针对太甲，明白说出商汤成就德业的事；周公针对成王，无不是讲述文王、武王的诰诫教导。《皇矣》歌咏文王的德行，却把根源追溯到太王、王季；《大明》歌咏武王的德行，却把根源追溯到王季、文王，这正是用来成就其盛德的。古人哪里会舍近求远，只取近世而忘却远祖？他们总是探究根源以成就盛德，从来没有轻视祖宗、反而自我削弱的。惟有我朝祖宗的恩德长久存在于百姓心中，年长者至今还有许多人能够讲述，歌咏也没有忘记。至于祖宗施政举措的详细情形，国史还保存着。臣愿陛下俯察民心，仰鉴国史，恭敬奉行祖宗的典章法度：祖宗恭敬节俭、勤勉劳苦的作风，今天还合宜吗？接受劝谏、采纳言论的作风，今天还优良吗？尊重贤者、敬重士人的作风，今天还真诚吗？用兵、用刑，比今天更加审慎深切吗？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财物，比今天多还是少？亲自真实地奉行这些原则，以此给百姓带来福祉，实在都在于陛下。臣不能尽述天下人的愿望。什么叫辨明国事中的疑惑？臣私下观察世间的奸邪之徒，他们嫉妒、伤害忠良，彼此势不两立。假如有人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却无法自行解决私怨，必定借君主和父亲的名义作为借口；即使听到这种话的人心里知道不对，也不敢在言语上加以辩驳。对于应当承担责任的事情，按道义又不能推辞。于是群小得意，争相进用，竟凭一句话杀害百位君子。灾祸不幸，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那些不祥的言论往往说：‘擅自议论宗庙’，或者说：‘诋毁先帝’；这类话都出现在末世弱君、强臣互相倾轧争夺的时候，政治兴盛之时从来没有这种事。绍圣年间，群臣指称元祐年间的人为党人，这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这种说法流传到皇上那里，说元祐党人诋毁我神考，天下有见识的士人没有不痛心疾首的。若要为司马光的进退辩明，只有我神考能够用完整而崇高的制序来宠荣他的著书，并命侍读把他的书在迩英阁进呈。像文彦博这样德高望重的老臣，只有我神考能够发掘他没有宣扬的功劳，赐宴赋诗来荣耀他的归去。像苏轼进献言论，只有我神考把他当作国家的杰出人才，从众人必欲杀害他的境地中救出，使他重新获得生命。臣私下认为，这三个人如果不能死后在地下追随我神考，尚且还遗恨不已，难道还会从什么角度诋毁他吗？所谓元祐党人的心，大概都和这三个人的心一样。既然他们没有报答神宗的恩德，又从哪里会产生诋毁之意呢？如果认为元祐垂帘听政的时候，两三个大臣的言辞有抑扬，政事有异同，便可以拿来指责他们，那也实在是太不体谅人了。从前成王时，召公居住在洛邑，周公营建成周，却舍弃文王、武王的丰、镐，难道能说周公、召公不忠于文王、武王吗？陈平、周勃认为高后封王她的兄弟吕氏一族没有什么不可，难道能说陈平、周勃不忠于高祖吗？霍光辅佐昭帝，没有遵循武帝的旧制，反而停止榷酤，减轻徭役，减免赋税，难道能说霍光不忠于武帝吗？由此看来，政事上的异同，本来就不应成为指责的理由。而奸邪之徒残害忠良，借君父名义作为借口，不把忠良置于死地就不肯罢休，这一点也显而易见。伏望陛下发布仁德的诏令，恢复死者的官爵，归还生者的俸禄，以此发扬神宗巍峨的功业，成全我神考当日在位时的心愿，也不损害我神考知人善任的明智。天下士人本来已经日夜仰望，伏望陛下明诏下达之后，幸而留意加以审察。什么叫把利益归还百姓？臣考察《春秋》宣公十九年冬，记载‘开始征收田亩税’，君子说：‘这是讥刺井田制度败坏，而征收十分之二的税，从宣公开始。’哀公十二年春，记载‘按田亩征赋’，君子说：‘这是讥刺已经征收十分之二的田税，又征收十分之二的财物。’唉！圣人远离财利、辨别邪恶，竟然如此严厉吗？然而从后世看来，宣公征收田亩税，还算是最公正、最轻薄的税；哀公按田亩征赋，还算是最优厚、最公平的赋税。董仲舒说，汉代屯戍和劳役比古代多三十倍，田租、口赋以及盐铁专利也比古代多三十倍，这话是对的。不知道圣人如果重新出现在今天，会怎样记载这些事呢？今天的赋役，又是否比汉代多十倍了呢？本朝沿袭唐代杨炎把租、庸、调合并为两税的制度，近来又征收义仓钱，这就是再次征收租税；五等百姓每年缴纳役钱，这就是再次征收庸税。每年有固定劳役，就征调春夫；不是春季，就征调急夫；否则就缴纳夫钱，这样或是两次、或是三次征调丁役。向百姓征收的财物，本来已经全都征尽了。又施行借贷取息的办法，名叫常平钱、预买钱、蚕盐钱；又广设名目，把所有遗留的利益都搜罗起来，名叫课利钱、净利钱、过月钱、施利钱。类似的细目还有很多，主管官署甚至难以逐条回答。臣不知道百姓这样哀号，怎么承受得了这些征责？一个人身上聚集了这么多种责负，怎么能够长久呢？因此朝廷之上，命令发布前首先考虑的，是钱；公卿大夫谋划的，也是钱。刑罚所看重的，即使杀人可以赦免，钱却不能赦免。使者往来奔走，公文急迫如星火，斥责呵骂无所不至，唯一顾惜的还是钱。凡是任职办事的人，能够催征赋税、收取和散发钱物的就被认为贤能，不能催征收散的就被认为不贤，并且还要因此受到斥责罢黜。这样还希望百姓懂得廉耻、远离刑罚，足以养活自己、安葬死者，预备水旱灾害，不至于流离死亡，不是很难吗？近些年文士儒者日益增多，可廉耻之心并未兴起；刑法日益严峻，可盗贼并未止息；把仓廪空出来赈济灾民，百姓却不能吃饱，其根源大概就在这里。自古以来固然也有人施行富国之术，但都有具体目的才这样做：齐桓公凭借山林川泽的利益，扩充兵车，是想用来称霸天下；

译秦孝公凭借关中的富饶，开辟阡陌，是想用来兼并天下；诸葛亮凭借巴蜀的物产，是想抵御魏国、吞并吴国，重新恢复汉家天下。这三种富国之术不过如此，但它们的名声却都很大。像汉武帝那样天天寻求战争，没有一年不大举用兵，府库都空了，于是制造盐、铁、酒的专利收入，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利源反而到处开设，百姓无法生活。设置搜粟都尉，任命丞相为富民侯。靠这种办法富国，该叫什么名目呢？那些暴君昏主，为宫室园囿的费用、声色耳目的耗费，以及宦官女子无数的赏赐，却还一心追求国库富足，臣不忍心说下去。国家受天命至今，已经一百四十一年，圣明的君主相继而立。上面不是一个区区新建小国只图求利，中间不是穷兵黩武而求利，下面也不是放纵淫逸、败坏礼法而求利。不知那些掌管财利的臣子为什么还要进言呢？臣私下听说太祖亲眼见到五代重税使百姓困苦，曾对近臣说：‘再过一两年，仓廪有了储备，就应当把天下三年的赋税都免掉。’唉，这是多么伟大啊！自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足见太祖本来就不忍心在赋税之外再向百姓有所索取。太宗时，通事舍人焦守节监督榷易院增加课利，太宗说：‘通事舍人改任官职，必须升为閤门副使；如果因为缴纳多余的财利银而升任这个职务，那么守边效力的臣子凭什么受到鼓励？’焦守节于是改任内副使。唉，太宗不以聚敛财货为务，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可是近来进献羡余的人，却按照数额多少而获得高低不同的官职，有的资历浅、官阶低，却能做待制；有的甚至不读书，也能任馆职，这恐怕不是太宗的本意。况且这些百姓都是国家的百姓，并没有齐国、晋国彼此不肯输送赋税那样的忧患。财物或者藏在百姓手中，或者藏在府库之中，只是存放地点不同，实际财富是一样的。只要藏在百姓手中，百姓富裕，国家也会富裕，其利益将无穷无尽；如果只把财富藏在府库，国家富裕而百姓贫困，其祸害将无穷无尽。朝廷开启追逐财利的途径，作为富国之术，那么那些苟且进取、贪污嫉妒的人就能把百姓当作货物，有了显赫的政绩便接受优厚官职，达到高等标准便获得重赏；这和使百姓富裕却没有显赫功名完全不同。这也是陛下不可不察的。臣愿陛下赶快诏令有关官署，把利益全都归还百姓，不要说刚刚即位，谦逊自守，来不及办理；应当看看周公《七月》中‘万寿无疆’的颂庆，不要像子产乘车经过溱水、洧水那样的小恩惠；远离荣夷公那种专擅财利的人，察看芮良夫所说‘王室将要衰微’的警戒。什么叫恢复百姓服役的职责？臣私下认为，有君臣就有官府，有官府就有府、史、胥、徒，有府史胥徒就会向百姓征派差役。这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制度，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始于何时。国家差役的法令实行已久，弊病才开始发生变化；免役法是为了挽救这些弊病，实在是大的恩惠。然而旧弊虽然去除了，利益还没有兴起，新的弊病又产生了。差役法名义上是为了百姓，免役法名义上是为了财利。差役法看似劳累百姓，实际是使他们安逸；免役法看似使百姓获利，实际却使他们受害，这一点不可不察。为什么呢？国家设置仓场、库务，并不是为了官府自身获利，而是为了使百姓获利，使百姓借此相互养活。官府选择百姓中财力最高的人充任衙前，来管理仓库和运输；百姓之间发生争讼、受到侵害冤枉而不能自我申理的，就到官府申诉，官府选择百姓中次一等而有财力的人充任吏员，听从上级指示并从旁处理；至于田野百姓在黍稷禾麦的种植利弊、钱镈镃基等农具的好坏方面，官府不能全部管理，就选择百姓中财力最高的人充任户长主持其事；不幸盗贼成为百姓的祸害，官府便选择百姓中次一等有财力的人充任弓手，负责警戒捕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其他各项也都依照这个原则办理，难道不可以说是为了百姓吗？免役法却不是这样：把百姓每年缴纳的钱拿出十分之八，雇用游手好闲而有心力的人充任衙前，把价值无法估量的府库交给他们管理，姑且借衙前之职来获利；雇用游手好闲而有闲暇、懂得书算的人充任吏员，把不容许奸伪的簿书交给他们，姑且借吏员之职来获利；合并、团结、裁省管辖事务以设置保，雇用保正代替耆长；由于各地远近不同、所要求的事情也不一样，便有些地方得不到顾恤，姑且借保正之职来获利。如今盗贼比过去更多，又雇用游手好闲而强悍的人充任弓手，并要求他们一定捕获盗贼，姑且借弓手之职来获利。其他各项也都以此为获利，难道不可以说是为了获利吗？差役法使百姓亲自到官府服役，似乎劳累了他们，但充任衙前的人知道这是在守护门户、保全产业，不敢在府库中搜刮；充任吏员的人年少时便学习这些事务，尤其尽力，而且知道自我爱惜，不敢在簿书上巧为诋毁；充任耆老的人稍微熟悉本地习俗，长期承担职责，不夹杂其他乡里的人，因而责任专一；不把教阅混在其中，办事也专一，不敢在乡里横行扰乱。官府任用的弓手，看到乡党邻里的祸害，不惜自身去捕盗，勤于察访异常，当然不敢借盗贼之名资助盗匪。这些人服役期满后都回到乡里，在田间休息，从此优游自在，不再缴纳其他负担，难道不可以说是‘让百姓劳作而使他们安逸’吗？免役法却不是这样：既然都任用游手好闲、不是本地土著的人，衙前便把府库当作市场，吏员把簿书和狱讼当作市场；保正对于自己所管的保，本来只是因为能够迎合、射中新法的要求才得到这个职位，对于巡察农事、处理田野中的重要事务和调解细小争讼，并不熟悉。弓手面对盗贼，形势有利就上前，不利就自行逃亡。凡是这些差役没有固定期限，只要他们的奸赃没有败露，就终身占据俸禄，像城狐社鼠一样，难道不可以说是‘名义上使百姓获利，实际上却使百姓受害’吗？臣愿陛下诏令有关官署，衡量当今的实际情况，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制度实行差役法，并严格禁止衙前、散从官以及陪备官吏侵扰百姓。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什么叫不使用兵力？臣听说，平定乱祸、开创基业的君主，不可以不勤于用兵；继承世业、守成的君主，正应当敬慎修德以奉祀宗庙，急于任用贤才以崇尚礼乐，勤于政事以敦厚风俗，勤勤恳恳只嫌时间不够，哪里还有闲暇议论用兵呢？那些冒险侥幸的小人，想获得自身的富贵却没有资本，于是为国家制造事端，献出开拓边境的计谋；这种人本来就是适合被囚禁和俘虏的材料。

译事情如果成功，他们就能得到想要的富贵；事情如果失败，被诛杀、流放、擒获，也只是他们应得的结果。这样一来，他们自己无论得失都没有真正的牵挂，而百姓的膏血、朝廷的威权和恩赏，他们漠然无知，也不加顾惜。于是边境的臣子迎合朝廷的喜好，朝廷的臣子助长君主的欲望，夸大其词、张扬声势，隐瞒死亡、忌讳失败，以至于每天庆贺他们获得胜利，却不知道已经损失；每天赏赐他们战胜，却不知道其实战败，难道不可惜吗？边境越推越远，屯戍越增越多，运输粮饷越发劳苦，中原越发困弊，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有人说：‘祖宗的土地还没有恢复，怎么办？’臣认为，灵武是太宗放弃的；代州一带绵延千里的土地，是神宗放弃的。假设有一天把幽州、蓟州、灵武的旧地全部取得，不过是增加几十座亭障，排列八九个郡县，增添职方地图中的一两册罢了；对于九鼎的轻重、百姓的利弊，完全没有关系。什么叫使士人能够凭自己的才学求得发展？汉朝兴起时设立五经博士：《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诗》有申公、辕固生、韩生三家；《礼》有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春秋》有公羊氏、谷梁氏、左氏三家，这还不算没有得到人才。像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刘向学习《谷梁春秋》，都足以成为汉代儒学的宗师，在汉廷显扬忠心。如今义理一定要归于一种说法，辞章一定要归于一种体制，称之为‘统一道德’，却不知道道德怎么会有这么多禁忌吗？本朝初年崇尚诗赋，士人各自精通诗赋，像宋祁、杨寘、范镇，各自擅长一种体制。自嘉祐以来崇尚策论，士人各自努力于策论，于是有了苏轼、曾巩这些人，直到今天有见识的人还都仰慕他们。自从更改经义考试以来，发给士人现成的书，称作新经义；只有擅长这种说法的人才能合乎程式、取得上等名次，若稍有不同、在其中有所出入，便不合格式。即使文章本来很好也会被黜退。士人于是为了俸禄而学习，年长年幼、贤能愚昧都盲目跟从，只怕自己不能胜过别人。即使有卓越才能的人也无法施展，即使有人知道其中相互抵牾、并非正理，也不敢明说；这会蒙蔽人的耳目，堵塞人的聪明，使人沉溺于传注、附会、穿凿的议论，从而使人才卑弱，器量见识低下，见闻狭陋，再也不能得到往日前那样奇伟卓绝的人才。又有人援引释、老荒诞虚妄的说法来显示高明，挟持申不害、韩非刻薄苛察的学说来充当义理，使这些士人浮华虚伪、惨酷浅薄，缺乏诚意和忠厚，这种祸患难道不大吗？从前虞翻上疏，指出郑康成所讲五经违背经义，其中尤其严重的有一百六十七件，并说吴武烈的谥号不可不加以纠正；这样做既要在学校中实行，又要流传给后世，臣虞翻对此深感羞耻。像巍巍大宋，难道竟没有一个虞翻吗？何况三经义施行几年之后，王安石竟亲自列举自己学说中不正确的地方，上奏请求刊削去掉。不知道古人把它们设置为与日月同久、不可刊削的书籍，难道会这样吗？如果年年不停地改易，那么求学的人岂不是白白浪费年月？臣愿陛下诏令学士大夫不要只做一家之学，使人人都能竭尽自己的聪明，必定会有非凡之人，为圣明的时代出仕，以符合明诏的要求。什么叫广开言路？臣观察商王高宗梦见上帝赐给他良弼，于是到傅岩版筑之间任用傅说，这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举动。傅说认为对于高宗来说，应有绝世非凡的谋略，于是应该怎样进言呢？他首先说道：‘木材依照墨绳加工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成为圣明之君。’傅说的意思是，君主的德行没有比听从劝谏更重要的；君主既然听从劝谏，就没有善言不接受，没有弊端不知道，也就没有其他忧患了。傅说第二次进言说：‘君王要广泛听取见闻，正是为了建立功业。’傅说所谓君王的广泛听闻，不同于儒生博士的博闻；关键在于同一朝廷之上，要听到前代君臣治乱成败的言论，听到忠臣直士冒犯君颜、逆耳而不顺从的言论，也要听到闾巷百姓愁苦叹息的言论。有言官的，固然可以进言；即使小臣、卑官、工商、平民、奴仆、女子之类，也都可以进言，并且让君主听到。这样做而事情仍不能建立、天下仍不能治理的，从来没有过。高宗最终成为商朝盛德之王，根本就在这里。不仅高宗如此，古代治理隆盛的君主也都是这样。唐太宗三天听不到劝谏，就严厉责备侍臣。何况喜好劝谏、采纳言论，本来就是宋家祖宗的家法呢？祖宗喜好劝谏、采纳言论的事实，记载在图籍之中，广泛流传、众所周知的本来数不胜数，其中最大的德行，就是至诚而不厌烦。正因为至诚而不厌烦，所以不只是喜欢他们的言论，也喜欢他们本人。对上尽量公正，对下体恤私情；表面上似乎与他们有隔阂，内心实际上爱护他们，如同终身信任这些人而不怀疑，最终一定要重用他们才罢休。仁宗把唐介贬到岭南，临行时派中使赐给唐介黄金，后来又画唐介的像放在便殿；潭州发生买珠子案件，仁宗听说后认为唐介一定不会买，唐介最终在仁宗朝显达，这就是例子。由此士气大为振作，人人都恨不得面见皇上替天下进言，而朝廷之上每天都能听到正直敢言的进奏。近年以来，偶然有一个人进言，他一旦遭受挫折，便终身不再被任用。这正是古人所说的，顺从时使人荣华，违逆时使人困顿憔悴。大臣有时因为意见异同而互相补益，却被称为异议而贬黜；小臣有时把下情上达，却被称为犯上而遭诛杀、放逐。他们喜欢附和、厌恶异议，喜欢赞誉、厌恶劝谏，要求人人顺从，甚至立法加以禁止，使人一定不能进言。士气因此沮丧，人人都以进言为忌讳；他们看待朝廷的利弊，就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的肥瘦一样，实在可怕。唉，堵塞蒙蔽的风气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应当下明诏来洗除它。陛下即位后首先下诏，召还邹浩，恢复谏官职位，又增加谏官人数，仍不以为满足，还向天下下明诏，开辟正直进言的道路。臣将看见天下士人愿意向朝廷献言，达到祖宗时代的盛况。臣愚昧，还愿陛下至诚而不厌烦，奖赏进谏诤言的大臣，振作忠义之气，解除对诽谤言论的禁令，恢复贤良方正科，不仅让谏官、御史能够进献忠言，也让平民布衣之士能够竭尽赤诚来辅助圣明的治理。什么叫尊重众多人才？臣深切认为，西汉时期，萧何、曹参、陈平、周勃、丙吉、魏相等人相继担任丞相，而西汉享国最为长久兴盛，正因为汉代丞相既然如此得到人才，汉代各部门官员的才干也就可想而知了。

译蜀汉时期，诸葛亮死后蒋琬做丞相，使蜀汉世世代代都得到人才。即使只看蒋琬这类人，濒临灭亡的魏国，哪里比得上全盛时期的蜀汉？何况还有诸葛亮那样的人呢？唐太宗英明果断，汉宣帝也英明果断；太宗像流水一样听从劝谏，宣帝也像流水一样听从劝谏；太宗节俭，爱护百姓和万物，宣帝也节俭，爱护百姓和万物。当时人称宣帝为‘小太宗’，但两朝治乱兴衰却有如此大的不同，为什么呢？太宗朝人才众多，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等人，上下同心，彼此真诚，没有二心；宣帝时代，没有人才众多的称誉，而白敏中、令狐绹之流只顾畏惧皇威、防备嫌疑。仰望祖宗时代，丞相有两人或三人，又有参知政事三四人，枢密使、宣徽使四五人，使相、节度使五六人，学士、舍人七八人，内外两制官数十人，馆职又有数十人。大臣出京镇守，多半为他们举行御宴，有时还赐给御诗；使相经过京城宫阙，有关部门供应帐幕，中使接连慰问；下至刺史、县令，也有人受到优厚的待遇。于是卿大夫之间和睦相处，互相推许贤能，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只担心不能得到人才来报效国家；大臣敢于保持自己的尊严，小臣也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而嫉妒憎恨他们。那时还没有听说朋党之论、告讦之风和刑法的设置。近来，重要官职和繁重职务空缺而不补，动辄超过一两年；两府执政大臣的职位空缺，竟然四五年没有大臣兼判州府，有的甚至将近三十年。青州、郓州之类的地方，有时只由馆职官员兼领。为什么自己削弱自己竟到了这种地步？或许是大臣贪恋俸禄、固守职位，想死在富贵之中，不肯和别人一起在君主面前升进；正是嫉妒和猜嫌造成了这种结果。即使有贤才、得到众人认可，当权的人也不敢不顾公议称赞他贤能有才。倘若不幸一个人的声名落入朋党之中，他们就会说：‘提拔某人，某人的党羽也就被提拔了。’这是天子所忌讳的，又会得罪先帝，哪里还能提拔呢？这就是朋党之论造成的结果。人一出生，各有气质类别，谁不是有所交结的朋党呢？幸而一个人的声名没有落入朋党之中，大家说他可以任用；但如果有人指出他的隐私过错，摘取他过去的行为，上面的人不加爱惜，反而奖赏这种揭发，那就是告讦之风造成的结果。国家的法令一天比一天严密，使人难以逃避却容易触犯。士人一旦触犯吏议，几十年不能调任，甚至有人终身被废弃。这就是设置刑法造成的结果。于是上面的人想任用人才却没有可选择的，下面的人想进身却没有道路，一切只按资格法令办事，朝廷怎么会不缺乏人才呢？臣愿陛下广泛求取贤才并优厚任用，不要受到上述四种弊病的牵累。考察祖宗任用人才的办法，旁考神考所制定官制中设置的员额；如果真正任用人才，天下人才就会用之不尽，朝廷也会人才众多。什么叫不求速成、不喜好虚名高誉？臣常常观察，自古帝王用心本来美善，施政本来良好，治理的制度全都建立起来，声名足以匹配盛德之王，但实际仍有不足；恩泽足以遍及天下，可道义上却有所屈曲，原因没有别的，只是过失罢了；求速成和好虚名这两件事使他们受到牵累。汉明帝时，讲明礼制，审察法度，判决案件能够得到实情；后世论事的人无不先称道建武、永平年间的政治，但汉明帝后来却喜欢把暗中察访、揭发隐情当作英明，使内外都恐惧战栗，争着做严厉苛刻之事，谁还敢进谏？即使有一个钟离意能够进言，在太平时代也难以迅速改变政治，应该稍微宽容假借一些；幸而没有杀辱他，但又能补救什么呢？求速成造成的牵累就是这样。北魏孝文帝突然掌握中原的统治权，礼乐风俗盛大而可观，但史臣说他刻意追求名声，粉饰情实以求荣誉。他亲自讲论礼服，哪里比得上以孝道治理百姓？亲自询问百岁老人，哪里比得上车驾不动而使百姓安宁？在道路旁设置食物，哪里比得上使水旱灾害不发生？把仪仗赏赐给人家，哪里比得上让子孙侍奉身旁？这又是喜好虚名所造成的牵累。那些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君主，不求速成，就能使天下安逸，不只是自己一人的安逸；不好高骛远、追求虚名，就能使天下安定，不只是自己一人的无忧无患。为什么呢？没有求速成的牵累，诏令就会宽大，政事就会简易，崇尚平和安康，老成之士得到进用，顽劣少年受到疏远，忠厚之风得以施行而浮躁之气止息；不得已而用兵，就不会追求速战而无法停止；不得已而服役，也不会贪图功劳。田野无事，百姓各自从事本业，这不是使天下安逸吗？没有好高骛远、追逐虚名的牵累，就会奉行先王的常法，遵循天下的平坦道路；狂妄的书生、迂腐的儒者改变常法、扰乱古制的谋划不能施行，愚夫妖人把祥云甘露之类的玩物当作祥瑞，冒犯道义、忍受耻辱的人也不敢把歌颂圣德的文章献上；朝廷之上似乎没有什么可施展，民间百姓却实实在在得到恩惠，这不是使天下安定吗？如果不是这样，受求速成的牵累而局促自困，即使因它而使日月为之缩短，即使因它而使衣裳颠倒，智者也来不及谋划，勇者也来不及施展力量，苟且荒诞的弊病纷纷兴起；威势不足，就使用刑罚；刑罚不足，就诛杀殄灭，使百姓将无所措手足。受虚名高誉牵累的人，只怕自己的言论不够宏大而难以实行，就不顾实际；只怕自己的行动不够勤勉、道路又太远，就不加体恤。事情已经可行，又怕别人能力超过自己；功劳已经成就，又怕别人功劳胜过自己。宁可受阉官小人的欺骗，也不愿接受忠良辅弼的规劝。错误的举动、失德的行为，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害怕改正，而是为了继续坚持错误；又怕下面的人议论自己，于是机关、陷阱、罗网无不设置。唉！这两种牵累竟达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可惜吗？恭敬地想到陛下正值盛年，应当把德行建立在不可倾覆的基础上，在没有弊病的场合听取言论；这样即使不急躁，也能很快成功；避开虚名，名声反而会归于自己。真宗在澶渊之战时，诸将请求乘契丹已经北退的势头，截断他们的归路，一举使他们一匹马、一只车轮也不能返回，真宗却独自不愿这样做。进言的人认为仁宗应当亲自施展威严、果断裁决，仁宗说：‘朕在位已久，对于天下的事情确实熟悉。如果事事都由朕亲自处理，或许发生小的过失，使进言的人不敢竭力争辩；或者朕顾忌改正过错，这就不可以了。’唉，这难道不是不受上述两种牵累吗？这是祖宗盛大的德行，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功业也没有亏损。惟愿陛下严肃恭敬、敬畏上天，遇到灾变便下明诏征求直言，以辅助完成即位初年的政务，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愚昧而且卑微，哪里足以奉行明诏的万分之一？臣狂妄而昏暗，不知避忌，惟愿陛下赦免臣万死之罪。以标新立异为耻。

译儒生对于六艺，专门致力于标新立异，彼此以新奇相夸尚，纷乱纠缠，没完没了。我年轻时也曾习惯于这种风气，却不知道它的错误；如今大概已经老了，才开始以此为耻。为什么呢？圣人的思想，全都记载在六艺之中，天地万物的道理也都包括在这里。后世即使再有圣人，也不能增加一丝一毫或减损一丝一毫，何况其他人呢？从前的求学者，昼夜辛苦，读诵思考，再加上师友的教导，在六艺的法度范围内博取、约束自己的学问，不敢越出范围去曲解正理。譬如日月的光明，没有人知道它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终结，难道还要辨别它是新的还是旧的吗？它并不像可以制作的器物，腐烂了便是旧的，重新制作便是新的。只是人的智慧见识不同，所得有浅有深，发明有早有晚；一个人自以为新的东西，不过是六艺中本来就有的，哪里值得夸耀呢？因此从前的人惶惶不安，只怕自己不能得到古人的真意，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卜子夏首先作《丧服传》，传述这件事的人说：‘所谓传，就是传授，只是把老师的学说传下来罢了。’唐代陆淳讲《春秋》，每一条义理都必定说‘陆淳从老师那里听来’。又说：‘《诗》有鲁故、韩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毛诗故、训传；《书》有大小夏侯解故。’从前人如此崇尚旧说，为什么到了今人这里反而急于标新立异呢？如果说新说确实有可取之处，那大概只是把释、老之说附加进来，把申、韩之说穿凿进去，蒙蔽人的耳目，改变人的思想，把它当作成就个人名誉、求取富贵的手段；这种标新立异有什么好处呢？唉！先儒的学问止于皇极大中之道；如果不是拿释、老清虚高远的说法和申、韩刻薄苛察的说法来辨析，那么凭什么称为新说，又拿什么去诱惑那些浅薄低劣的欲望呢？这种做法只不过有害于他们的言论罢了；一旦施行到政事上，我们的百姓将无法承受它的弊病。有人说：‘陆贾有《新语》，贾谊有《新书》，刘向有《新序》，桓谭有《新论》，这又怎么说呢？’我说：‘称作《语》《书》《序》《论》，名称可以是新的；但其中的义理却从来没有新过。’

译《传易堂记》。古代学习六艺，一定谨慎地接受老师传授；称某人为某经的传人，是因为他精通经学并且有自己的师法。到了东汉，这种制度仍然尤其严格。鲁国商瞿子木从孔子那里接受《易》，传了五代而到汉代齐人田何子装。汉代的《易》学，大概从田何开始。田何以前，从未有过成书。魏国的管辂说《易》怎么可以注解，他大概真正领会了先儒的本意吧？古今学者都说卜子夏接受孔子的《易》而作传，但太史公、刘向父子、班固都没有著录。唐代刘子玄知道这是伪作。这部书已经亡佚，今天不能流传。如今号称《子夏易传》的书，《崇文总目》也斥责它是伪书，只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写的。我知道它是唐代张弧所作的《易》学著作。这样看来，子夏也未曾有过成书，只是把《易》的道理传授给西河；后来汾水、晋水之间《易》学特别兴盛，难道不是子夏遗留下来的风气吗？汉代自田何把《易》传给东武王同、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四人之后，才开始为《易》作传。然而王氏、周氏、服氏的书各有二篇，丁氏有八篇，也不过是训诂并举出大义罢了，难道是追求巧慧、如织绣般繁靡的文字吗？《易》家开始著书，则从王同开始。王同传给淄川杨何，所谓‘易杨’就是指他。丁宽传给砀地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沛地施仇、东海孟喜、琅琊梁丘贺三家，这三家又都列入学官，因而最为兴盛。他的弟子中专门传授一家的很多，后来又有东郡京房的学说，也得以立于学官；能够这样开始传授的，还是从杨何开始。再后来有东莱费直的《易》学、沛地高相的《易》学，只在民间流传。这三家虽然门户不同，但堂奥深处的宗旨却是一致的。大概都是兼取三才，具备错综之理，把变化通达的道理推究到极致。京房说他的学说就是孟氏之学，高相自己说他的学说出自丁将军，难道不可信吗？只是费氏之传流传较晚而更加兴盛，东汉的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以及魏国的王肃、王弼，都属于这一传承。王肃以前，没有人敢违背他们所传的学说；只有王弼年少，厌弃旧说而喜好新说，于是把师法一概抛弃，窃取庄子、老子恍惚虚无的言论，专门讲人事，以迎合后生的耳目，却称这是《易》的奥妙。他不知道《易》的奥妙自有其所在，不需要用庄、老之说搅乱它。譬如懒惰的农夫乞讨市场上的食物来充饥，却不顾南亩土地还可以耕耘，这是多么可惜啊！把《易》杂入庄、老之说而专门阐明人事，从王弼开始，《易》学才开始失去自己的传承。梁丘、施、孟三家于是到了晋代消亡，孟氏、京氏虽有书却没有老师传授。后来江左崇尚玄虚，王弼的学说更加得以兴盛；然而在这以前，虞翻家传《易》学五代，孟氏之学…… 在当时受到推重。晋代的王氏、庾氏虽然喜欢清谈，却专门确立郑氏之学；干宝等人仍然没有忘记京氏之学，而孙盛指责王弼的传注浮华绮丽，也已经十分有力。宋文帝元嘉年间想以学校兴盛自矜，于是王氏、郑氏两家之学都被设立；等到颜延之担任国子祭酒，又罢黜郑氏、设置王氏，齐代的王氏之学于是大为兴盛。陆澄把信送给王俭说：‘《易》学自商瞿之后，虽然有不同学派的说法，但都以象数为宗旨；几年之后，才有王弼的说法。’王济说：‘王弼造成的错误很多，何必就能一下子废弃前代儒者呢？’我曾反复品味这些话，从来没有不为之三声叹息。那时王俭在位，认为陆澄说得好，于是学者才略微知道郑氏之学。到了梁代，何胤一类人又偷取佛氏关于空、有、能、所等异端的说法，反而在王弼之上自夸，这又是给王弼增添罪过的人。河北各地的儒者，则专门尊奉郑氏；所谓衣冠礼乐全都在中原，这也是郑氏之学的遗迹。不幸隋朝兴起，缙绅学士反而崇尚浮华绮丽，这是仰慕王弼之学，于是它成为中原的师法，唐代又沿袭它；这样一来，《易》学的古法才开始泯灭而无人知晓。然而隋代汾水、晋水之间，有仲长子光、关子明、王仲华、王通等人传授《易》学，自有归旨，不失古义，难道不是子夏遗留下来的风气吗？大概汉代的严君平、扬子云，魏代的管辂，晋代的郭璞、孙登，隋代的关朗，唐代的僧一行、玄真子、张志和，他们在《易》学方面尤其造诣深厚。这些人可称一代伟人，并不是有所凭借才兴起，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们沦没。到了宋代，有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字图南，他把《易》学传授给终南种征君放，字明逸；明逸传给汶阳穆防军脩伯长，武功人苏舜钦，字子美，也曾跟随伯长学习；伯长传给青州李之才，字挺之；李之才又传给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字尧夫。只有康节先生天资卓异，不同流俗，而且夜间不睡枕，只专心研究《易》学达三十年，于是把三才结合起来、错综变化而贯通的妙理，才大为显明。从希夷先生以来，这些人都没有著书，难道就像子木、子夏最初的情形一样吗？有个庐江人范谔昌，也曾向种征君学习《易》学；谔昌传给彭城刘牧，赘隅先生黄晞以及陈纯臣等人，都是因范氏而知名的。他们所学的康节《易》学，源流起初相同，但深浅却不相等。华山旧有希夷先生祠堂，而种征君实际上是关辅地区众望所归的人物。后来好事者把种征君的画像也画在山中；山中有隐士又知道传授《易》学的事情可以追溯到更早，于是也把康节先生的画像画上，题名为“传易堂”。游览这座山的人，徘徊俯仰之间，看到三座山峰高耸万仞、峥嵘突兀，心中自然感到壮阔。等登上这座堂，看到三位先生的容貌，便肃然起敬。远远观察上古圣人画卦的本意，就会明白圣人是在祸患尚未显现时预先防范；自身应当以《易》为准则，先前所执着的东西也将随之忘却，难道不是伟大的吗？这座堂的传承，难道能同山岳镇地一样永远不朽吗？康节先生的儿子伯温把这些告诉我。他勤勉学习康节先生的学问，让我为此作记，我不能推辞，于是详细叙述《易》学传授的始末，以及兴废得失的缘由，用来尊崇三位先生的道统，也借此仿效把著述收藏在名山中的用意。大观元年丁亥十一月十有一日甲戌，嵩山晁说之记。李昭玘【字成季，济南人，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太常少卿，列入党籍后闲居十五年，号静乐先生】进呈《保伍之防疏》。

译从前先王使四方和谐同一，联络万里，使家家相爱、人人相亲，能够守护这种关系而不忘，联合民众而不离散，只是有道来维系，有政来统属，有法来制约罢了。因为民情容易离散，所以用“九两”来联系他们【《周礼》九两：一是牧，以土地取得民众；二是长，以尊贵取得民众；三是师，以贤能取得民众；四是儒，以道取得民众；五是宗，以宗族取得民众；六是主，以利益取得民众；七是吏，以法取得民众；八是友，以任用取得民众；九是薮，以富足取得民众】。牧以土地取得民众，他们所养活的人就不会离开；长以尊贵取得民众，侍奉他的人就不会忘记他；师以贤能取得民众，儒以道取得民众，喜爱其教化的人就会安定；宗以宗族取得民众，主以利益取得民众，亲近其上位者就会服从；友以任用取得民众，善行就能彼此成就；薮以富足取得民众，利益就能相互供养。因为民心容易受到危害，所以又用“本俗六安”来安定他们【六安：一是美化宫室，二是使坟墓成族，三是联结兄弟，四是联结师儒，五是联结朋友，六是使衣服相同】。美化宫室，是使他们共同安居；使坟墓成族，是使他们共同安葬；联结兄弟，是使他们共同思念；联结师儒、朋友，是使他们共同遵循义理。使衣服相同，是使他们共同遵守礼制。所以能够上下统一、远近和合；父亲对父亲讲义，儿子对儿子讲孝，年长者对年长者讲友爱，年幼者对年幼者讲悌顺。恩情足以使感情融合而彼此相爱，礼文足以修饰仪表而彼此交接，这就是用道来维系。先王既有办法联结民众，又有办法安定风俗，仍认为不能完全依靠这些，所以五家组成一比，使他们互相保护；五比组成一闾，使他们互相亲爱；四闾组成一族，使他们互相葬埋；五族组成一党，使他们互相救助；五党组成一州，使他们互相周济；五州组成一乡，使他们互相宾敬。至于互相守望帮助，出入彼此作伴，嫁娶互相作媒，有无互相借贷，疾病互相救济，祭祀共同享受福祉，死亡共同表达哀痛；男子耕作不足，就相互跟随帮助耕作；妇女纺织不足，就相互跟随帮助纺织【《汉书·食货志》说：冬天百姓回家后，妇女同巷相伴，连夜纺织】。一乡之中的事情全都相通，有所求而不能得到的事没有；一乡之中的感情全都相通，没有做而不和睦的事。这就是用政令来统属。先王认为，有政令在前面统属民众，有法律在后面加以制约，还不足以防范民众，所以民众迁居到国都之中或郊外，就跟随其迁徙而发给凭证；迁往别处，就凭旌节通行【《周礼》说道路上使用旌节】；没有授予凭证、没有旌节的，就收进圜土【用圜土聚集并教化疲惫失业的民众；凡是危害他人的人，都安置在圜土并让他从事劳作】。这样逃窜躲藏的人无处藏身，欺骗伪诈的人无处容身。没有事情却出乡，乡里一定会盘问；没有事情却出关，关卡一定会查问。百姓不会因流动寄居而受到骚扰，政事也不会因到处呼唤搜求而劳烦。由此登记到司民那里【司民掌管登记万民的数目，从出生长齿以上的人都写在户籍版册上，分别记录国都、都鄙以及郊野的人口，并区别男女】，就可以知道人口数目。由此编入乡大夫所掌的乡政【乡大夫的职务，是掌管本乡的政教禁令；每年正月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教法，退下后颁布给乡吏，使各自用来教导所管辖的民众，考察他们的德行，察看他们的道艺，并按年按时登记各家人口多少，辨别其中可以任用的人】，就可以均衡民力。由此向司稼征收【司稼掌管巡察国家郊野的庄稼，辨别早熟、晚熟的种子，周知其名称及适宜种植的土地，制定法规并悬挂在邑、闾，巡行野外察看庄稼，根据年成高下制定征收办法，掌管均分万民的粮食，周济急难，平抑粮食价格】，就可以调节粮食。由此登记到小司徒那里【小司徒的职务，是掌管建立国家的教法，考核国中及四郊、都鄙各家人口编制的数目，辨别贵贱、老幼、废疾，凡是征发劳役的施舍，以及祭祀、饮食、丧葬方面的禁令】，就可以役使民众。这就是用法制来控制民众。用道维系已有了道，用政统属已有了政，用法制约已有了法。不幸遇到旱灾水涝，民众粮食不足，流转迁徙到四方，那么便不是道所能维系、政所能统属、法所能控制的了。即使上天在俯仰之间也不能使他们自行生存，又怎么会有人守着邑地、安居室家而不离开呢？所以要在乡里设置储积，以救济艰难困厄；在县、都设置储积，以等待凶年荒岁；又制定十二项救荒政令，以聚集万民【《周礼》救荒政令十二项：一是散利，二是减轻征税，三是缓刑，四是放宽劳役，五是解除禁令，六是撤去关防，七是减省礼仪，八是减轻丧礼，九是增多音乐，十是多办婚姻，十一是寻求鬼神，十二是除去盗贼】。不一定收取全部利益，利益也可以得到防护；不一定完全征税，征税也可以减轻。劳役方面就放宽其劳苦，刑罚方面就缓和其责罚；解除禁令，以宽赦轻微过失；撤去关防，以释放小的过错；减省礼仪，使礼仪不要充盛；减轻丧礼，使哀痛不要达到极致；音乐方面就增多，但不使用繁重的仪式；婚姻方面就增多，但不备办过盛；寻求鬼神，以招致福祉；除去盗贼，以消除祸害。即使遇到凶年饥岁，百姓仍然安居而看重家业，安逸居住、吃得饱饭，所以从少壮直到老年，从老年直到死亡，都吃自己田里的粮食，饮自己井里的水。离开十里以外，就不知道道路；离开百里以外，就不传播风俗。这就是先王保护百姓的办法，可以说达到极致了。自从仁政不再施行，井田不均，百姓改变职业，官吏失去职守；对内不能控制民情，对外不能掌握人口数目。这就是周宣王在太原清点人口，而仲山甫因此非难他的原因。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交相侵伐，土地时时变易，封疆不足以限制迁徙，城邑不足以阻止流亡。管仲凭借小小的濒海之齐，把国家编制为二十五乡：郊内从轨一级到帅一级，郊外从邑一级到属一级，用这些组织相互纠察、相互保全。年轻人共同居住，年长者共同交游；居处时彼此欢乐，行动劳作时彼此知悉。用来守御就坚固，用来作战就顺服。所以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能够号称强国，正是因为善于保护百姓。熙宁初年，曾诏令天下实行保伍法，这是有意仿效三代相联的制度。实行数年后，法令虽然仍然完备存在，但百姓没有安于土地，义气不足以使他们相互守护，因此时常有击鼓报警之事；恩情不足以使他们相互保全，因此有时会发生父子之间的诉讼。壮年人的劳力分散在出赘婚姻上，世代产业被兼并；户口隐没在图籍之中，夫家脱离保伍编制；有人轻视乡里、危害家业，远远出走千里。

译所以秦地有许多晋地的寇盗，鲁地夹杂着齐地的语言。祭祀不跟随祖先坟墓，老死也不知道子孙；刑罚不能连及邻人，罪责不能连及朋友。他们犯法很轻易，背叛上位者的人很多。即使想实行平均土地、著录户籍的政令，建立土断制度【东晋哀帝因范宁的陈奏而实行：中原流寓江左已经很久，百姓安于自己的产业，现在应当整顿疆界，按当地土地断定人户。于是下令天下各地实行土断】，也还不能控制。过去三代时期，乡里没有闲散的民众，百姓没有游荡的职业；居家时都是勤勉做事、乐于任事的人，出外则成为手持节义、舍生赴难的士人。用来守御，国家就富足；用来作战，军队就强盛。如今天下壮年有力的民众，寄居杂处，分散在四方，手不从事耕作之劳，心中不知道田亩耕种的乐趣，只从事淫巧奇技、屠宰贩卖、游荡赌博。他们中间最无理的，甚至啸聚作乱、因财杀人。乡邑治理时不报告，奸恶之人在关门处也没有受到诘问；县官乡吏察访治理没有办法，按户计算却找不到户主，按家计算又找不到其人。居住时没有人与他们共同守御，出外时没有人与他们共同作战。这是负责国计的人无不深深惋惜的。过去已经诏令天下设置义仓。义仓设立以后，即使年成不丰，百姓也可以依靠仓粮生活，贫困者不至于改变职业，饥荒时不至于轻易抛弃家业。然后禁止游手好闲，抑制末业；离开旧乡里的人必须报告，进入新乡里的人不得随意容纳。这样，百姓就没有流离失散的痛苦，官吏就没有逃亡者的忧虑，三代的法制便可以逐渐实现并且推行了。《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七目录。宋。李纲。《答诏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方》。《湖海集序》。汪藻。《为隆祐太后草诏》。程俱。《与李枢密论事书》。罗从彦。《韦斋记》。郑樵。《通志总序》。李焘。《湖北漕司乖崖堂记》。王十朋。《上殿劄子》。杨万里。《论神威疏》。《论选法在吏不在官》。周必大。赐奉国军节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铢上表，再次辞免加食邑、食实封，不准许。仍截断来章，作批答。赐威武军节度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显忠辞免加食邑、食实封，不准许。仍截断来章，作批答。赐尚书右仆射虞允文上表，再次辞免转任左光禄大夫，特封成国公，加食邑、食实封，恩命不准许。作批答。赐参知政事龚茂良上表，再次辞免进呈太上皇日历、特意转授两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准许，仍截断来章，作批答。赐显谟阁直学士、左朝议大夫、知潭州沈介请求保留本官职退休，不准许。诏。赐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福州陈俊卿请求改任一处在外宫观，派遣差使，不准许。诏。科举诏。幸学诏。赐利州观察使韩彦直辞免除授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的恩命，不准许。诏。赐观文殿大学士、左正议大夫、知绍兴军府事蒋芾请求查核前次奏章，授任一处宫祠，不准许。诏。赐虞允文辞免，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华国公，加食邑、实封。恩命不准许。诏。赐草土刘珙允诏。赐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知建康军府、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刘珙请求派任在外宫观，不准许。诏。赐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侍读、永国公史浩请求辞去官职，不准许。诏。赐奉国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王友直请求授任一处宫观，派遣差使，不准许。诏。赐朝散郎、权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齐庆胄辞免除授礼部侍郎的恩命，不准许。诏。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七。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校编注。宋。李纲【字伯纪，邵武人。考中政和二年进士。靖康元年，任尚书右丞，充任京城守御使。高宗即位，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不久罢职，后来又起用，任洪州、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去世】。《答诏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方》【绍兴五年】。臣听说，朝廷是根本，藩方是枝叶；根本牢固，枝叶就会繁茂。朝廷是腹心，将士是爪牙；腹心强健，爪牙就会奋发。如今远处有强敌，近处有伪臣。国家所依靠来抵御屏蔽敌人的，在于藩方；所依靠来进行攻讨的，在于将士。然而根本和腹心，在于朝廷。只要陛下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使百官中君子、小人各得其位，那么是非就会明辨，赏罚就会恰当，藩方自然会协力，将士自然会听命；即使强敌也不足畏惧，逆臣也不足忧虑。这只在陛下心中方寸之间罢了。臣冒死分条上奏六件事：一是信任辅弼，二是公正选拔人才，三是改变士风，四是爱惜时日，五是务必尽到人事，六是敬畏天威。什么叫信任辅弼？振兴国家、拨乱反正的君主，必定有同心同德的臣子，彼此共同有为，就像元首和股肱对于一身，父子兄弟对于一家一样，这样才能协力成事。如今陛下从众人中选拔人才来谋划任用，终于能够抵御强大的敌人，可以说是得到了人才。然而臣希望陛下以至诚相待，不要拘泥于表面形迹，长久任用他而责成其取得成功，不要让小人有机会离间，那么君臣之间的美好关系就能流传无穷。什么叫公正选拔人才？治理天下，必须依靠人才；而创业、中兴的君主，所依靠的人才尤其多。为什么呢？承继帝位、守成遵循旧章，即使得到中庸之才，也足以共同治理。至于艰难时期，如果没有卓越奇伟的人才，就不容易成功。因此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世所罕见的人才参与谋划、辅佐帮助，以成就大业。然而自古以来怀有卓异才能的人，大多被小人嫉妒，有的被诬陷为昏暗无能，有的被指为党羽，有的被诬陷为大恶，有的被从细小过失上加以攻击。那些以道事君的人，认为不可以继续任职就会停止，不愿主动进身，也以自我申辩为可耻；即使背负重大诽谤、遭受严厉谴责，也安于义理和命运，不再为自己辩解。如果不是极其明察的君主，深入察看人的真情和伪饰，怎么能辨明他们是否无罪呢？陛下即位以来，任用的人很多。世人所称许的正直之士，往往被闲置在没有用处的地方；陛下睡不安、侧身而卧，感叹人才不足，为什么不稍加留意，仔细考察呢？什么叫改变士风？用兵与士风看似没有关系，实际上互为表里。士风淳厚，议论就正直，是非就明白，朝廷赏罚能够根据功罪，人心就会服从。考察本朝嘉祐、治平以前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几十年来，奔走竞争日益盛行，议论徇私，邪说和巧言足以迷惑君主的听闻。元祐年间坚持正论的大臣，如司马光一类，都是国家的栋梁，却被群邪嫉恨，指为奸党，颠倒是非，政事大坏，终于导致靖康之变【靖康二年四月，金人把徽宗、钦宗二帝掳往北方】，并不是偶然的。我私下观察近年的士风尤其浅薄，随时迎合世俗好恶以求取名位资历，互相附和已成风气，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大抵朝廷设置耳目之官以及献纳、论思之官，本来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但遇到重大事情，必须核实以后才能进言。若没有事实，却诬陷他人，使搜罗谗言、探求隐私的人得以中伤善良，这都不是用来修明政事的办法。什么叫爱惜时日？创业、中兴，就像建造高大的楼台堂室和深邃的内室，工程规模可以在一天内确定，但召集工匠、聚集材料，积累准备却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陛下即位至今已经九年，疆土尚未恢复，僭越叛逆者尚未诛除，仇敌尚未报复，中兴大业至今仍然耽搁，实在是因为开始时没有制定规划，后来又没有进行积累。边事大致安定时，朝廷所推行的不过是文书、期限、会集等无关紧要的小事，至于攻讨防守的谋划、国家的大计，却从未留意。天下没有不能做的事，也没有不能做的时机；只是错过时机，小事会一天天变大，容易的事会一天天变难。什么叫务必尽到人事？天道与人道，实质上是一致的；人所做的事，就是天所完成的事。人在前面尽到人事，天理在后面就会响应，这是自然的符验。所以创业、中兴的君主，应当尽自己的力量，而把成功归于上天。如今还没有尽到人事，敌人到来就先自行退却，屈服之后却想向上天责求功绩，这可以吗？臣希望陛下诏令几位大臣，同心协力，尽到人事而听凭天命，那么恢复疆土、剿灭鲸鲵般的敌人、迎回两宫，必定会有那一天。什么叫敬畏天威？上天对于君王，就如同父母对于子女；爱护达到极点，所以用来告诫他的也达到极点。因此君主对于上天的警戒，必须恐惧戒慎、修身反省，以达到敬畏的诚心。近年来，荧惑失去常行的位置，太白星在白天出现【绍兴元年四月壬申，太白星白天出现】；发生地震和水灾，有时久阴不雨，有时久雨不晴【绍兴三年七月久雨并发生地震】；有时正当暑天却寒冷，有时正月却有飞鸟反常出现，太阳又发生日食【绍兴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发生日食】。这些都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反复郑重地告诫陛下。希望陛下推行至诚之意，端正自己的政事来回应它们，那么就能把灾变转化为祥瑞。这六件事，都关系到中兴大业，也是陛下应当首先办理的事情。如今朝廷不缺人才，将士足以任用，财用也有余，足以作为中兴的资本。陛下正当盛年，想要大有作为，还有什么不能施行？关键在于改掉前日的道路，果断地实行罢了。从前唐太宗称赞魏征敢于进言，魏征谢答说：“陛下引导臣使臣进言，否则臣怎么敢触犯龙鳞呢！”如今臣没有魏征那样敢于进言，然而把自己的全部心意都说出来，也已经是思虑到了极点。希望陛下赦免臣的愚直，采纳臣恳切不变的忠心【奏疏上呈后，皇帝赐诏褒奖晓谕】。

译《湖海集序》。诗以讽谏为主，所以说：“上面用它来感化下面，下面用它来讽刺上面。”诗歌以文辞为主而含蓄劝谏，创作它的人没有罪，听到它的人足以受到警戒。《诗经》三百零六篇中，变风、变雅占了大半，都是规劝告诫、赞美讽刺、哀伤怜悯之辞；而且多出自当时仁人怀才不遇、忠臣不得志、贤士大夫想要引导扶助君主，以及因受谗伤害而追念古人、吟咏性情、止于礼义、具有先王遗泽的人。因此说：“诗可以使人合群，也可以抒发怨情。”《小弁》的怨，是为了深厚亲亲之恩【《小弁》是幽王太子的传说中所作，用来叙述他的哀痛之情】；《鸱鸮》的赠诗，是为了明白君臣之义【《鸱鸮》是周公救乱时所作。成王不了解周公摄政的用意，周公于是作诗赠给成王】；《谷风》的讽刺，是为了使夫妇、朋友之间的感情深厚【《邶风·谷风》讽刺夫妇失道，《小雅·谷风》讽刺朋友之道断绝】。假如遭遇变故、受到忧患，却漠然无心于其中，那么父子、君臣、朋友、夫妇之道，或许就会完全断绝。王者的遗迹消失，诗也就亡失；诗亡失以后，《离骚》便产生了。《九歌》《九章》这一类作品，援引同类事物来比附义理，虽然接近于忧思难言，但爱君的诚意深厚，憎恶邪恶的志向深切，君子称许其中的忠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六篇〕 汉、唐之间以诗著名的人很多，只有杜子美真正得到诗人比兴的旨趣；他虽然困顿颠沛、流离失所，却不忘记君主，所以他的诗文慨然具有志士仁人的大节，并不只是描摹物象、风姿容色而已。我过去一向喜欢作诗，自靖康年间因被贬为官、为避诽谤，便停止不再创作。到了建炎改元那年秋天，请求罢免机密政务；那年冬天被贬居武昌，第二年迁到澧浦，再第二年迁到海外。从江湖跋涉到岭海，所到之处都是骚人被放逐的地方，是魑魅出没、荒凉绝远、不是人所居住的土地。我忧郁无聊，便又依靠诗来抒发忧愁，以排遣悲伤、陶冶自我。每次登临山川、对着风月长啸吟咏，没有不作诗的；而寡妇不顾纺织、却忧虑宗周将亡的诚意【范献子引用别人的话说：“寡妇不顾自己的纺织，却忧虑宗周的覆亡，因为灾祸将要牵连到她了”】，有时也表现在诗篇之中，于是积成卷轴。如今承蒙恩赐北归，收集整理所作诗篇，题名为《湖海集》，将要拿给诸位弟弟看，让他们知道我往返万里、四年之间的所得，大概就是这样。庚戌清明日，梁溪病叟作序。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考中进士；高宗时任翰林学士，诏令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康王继承帝位后，命太常卿汪藻起草诏书，颁告内外】。《为隆祐太后草诏》【哲宗皇后孟氏被废，居住在瑶华宫；元符末年诏令皇后回到宫中，崇宁初年又被废。靖康年间京城陷落，后宫中有位号的人都被掳往北方，孟后因被废而独自留存。张邦昌僭越即位，尊奉她为宋太后，不久又上尊号为元祐皇后。孟后听说康王在济州，便下诏把消息传告天下。高宗即位后，尊她为元祐太后】。近来敌国兴兵，京城失守，凶气缠绕宫阙。既然二帝蒙受尘辱，又牵连宗庙，仿佛三灵已经另行选择君主。众人害怕中原没有统绪，姑且让旧日辅弼大臣临朝主持政事。他虽然义愤显现在脸上，以死作为推辞；然而事情迫于危急，不采取权宜办法便无法挽救。对内是为了拯救将要灭亡的百姓性命，对外是为了缓解邻国逼迫的威势，于是保全了九庙，使一城百姓免于惨酷灾难。于是把衰病之身从闲废之中起用，迎接安置到宫闱，进而加以尊贵名号。这样既举行了钦圣皇后以来的典礼，又成全了靖康年间想要恢复国统的心愿。长久思念国运的艰难，眼看国家覆亡，回头看自己独自存留，满眼泪水又能向谁诉说？遥想艺祖开创基业，实在是承受了苍天的眷顾和命令。历经二百年，百姓不知道战争，传承九位君主【从太祖到钦宗共九位君主】，世代没有失德；虽然全族遭受被押往北方的灾祸【金人将二帝及后妃、太子、宗室亲戚三千人押往北方】，但天下人同怀拥护刘氏祖先的心意【太尉周勃进入北军，下令说：为吕氏拥护者袒露右臂，为刘氏拥护者袒露左臂，军中人都袒露左臂】。如今蒙上天眷顾的贤王，越居近畿，已经顺从群臣的请求，使他承受帝位归属；从康王旧日藩邸继承宋朝的大统。汉高祖到汉平帝十代之间遭遇厄运，正应当由光武帝中兴【汉高祖至汉平帝共十代】；晋献公有九个儿子，只有重耳还在【《国语·晋语》说郑叔詹：“同父所生的九人，只有重耳还在。”注说“同出”就是同父所生】。这正是天意，哪里是人的谋划呢？还希望朝廷内外同心协力，共同确定安定危乱的最高谋略，希望达到暂且稍得休息【《诗经·大雅·民劳》说“差不多可以稍稍休息了”，“愒”就是休息】、共同实现大平安。现把这些话明白告知各方，使大家共同深切明白我的心意。程俱【字致道，歙州人，考中进士，历任徽猷阁待制，封新安伯；与汪藻分掌内制、外制，是南渡后词臣中的首要人物】《与李枢密论事书》。我私下认为，天下事情很多，取用人才的途径虽然不能不广，但也应当使君子和小人各自处在适当位置，不能因为时局艰难、变故众多，便反而颠倒施行、错置人才。什么叫各得其位？应当让君子任用别人，让小人被别人任用；让君子治理别人，让小人接受治理；这样，即使是市井中的屠夫、商贩，鸡鸣狗盗之徒，以及群盗、大奸猾之人混杂在一起被任用，也没有害处。何况如今的情形与汉高祖时不同：汉高祖从平民起兵，正和豪杰竞逐争夺天下，所用的只是将领和谋士，不像如今，国家立国拥有天下已经二百年，所谓圣明智慧的法度、适宜治理的工具都已具备；当今主上继承事业、承续统绪，正应当同贤能之士在内维持纲纪，在外抵御防备寇敌，即使在艰难时期，也不能丧失体统。又何况汉高祖所取用的，都是确实具有名将才能的人；他们在乱世中无处施展，才恰好混在市井屠贩之中，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市井屠贩，便授予名位。至于叔孙通所推荐的群盗，也只是都善于作战而已【叔孙通推荐群盗弟子，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叔孙通说：“汉王正与天下争夺，所以先说斩将夺旗的武士”】，并没有让他们主持纲常、辅佐治理国家、谋划国政、治理百姓。萧何、曹参虽然出身刀笔吏，也具有贤相的才能。

译在乱世中无处施展，只是因为他们身处刀笔吏之中罢了。看他们所建立的功业，可以发现他们见识宏大、谋虑深远，又有把天下公事置于私利之上的心，持身恭敬谨慎，辅佐治理清静无为，有些地方连后世著名宰相和大儒都惭愧叹息而无法赶上，不能一概而论。我私下担忧，主持国政、负责事务的贤能之人，急于建立事业，广泛搜求人才，却没有考察古人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只是操持所谓不遗漏市井屠贩、善于使用贪婪者和犯错者的说法，思考得不周密，取用得不精当。事业确实不能拖延；但如果君子和小人不能各处其位，那就只会败坏事情罢了。大约几十年来，把凶狠地冒犯上级、毫无顾忌的人当作敢作敢为，把刻薄、贪婪、浮躁、夸诞、傲慢无礼的人当作有智谋【“谞”就是智，《陆机·辨亡论》说“谋略没有遗漏”】，把在家时拿捏官吏短处、谋求奸利以致富的人，把做官时约束下属如同捆住湿柴、任凭喜怒来放纵私欲的人，当作才干豪迈；把善于在眉眼之间窥伺脸色、在争逐权利的机会中谋求利益的人，当作机警。像这一类人，即使稍有才干，可以让他被别人役使，却不能让他成为一方的师表；可以让他接受治理，却不能让他承接政教、宣扬教化；可以让他负责一个官职、办理一件事情，却不能让他治理养护百姓，更何况承担超过这些的职任呢？假如让他治理一个州，一个州就不得安宁；让他治理一路，一路就不得安宁。不仅不得安宁，还不会服从；天下人都不安宁、不服从，却想求得功业建立，怎么可能呢？否则，任凭他凶狠急躁的心性和追逐利益的手段发展下去，也只会达到国家混乱灭亡罢了。天下百姓遭受兵乱、经历离乱之后，如果又引进这类人去统治他们，让他们依仗权势、倚靠法律来肆意施加毒害，这也太不仁慈了。譬如拿草茎作柱子，拿狼来牧羊，结果只是房屋倾倒、百姓受伤残害罢了，而受害的都是无辜者。这就是我这个小小的、像寡妇不顾纺织却忧虑宗周将亡的心愿，之所以强行絮叨而深深忧虑【《左传》说：寡妇不顾自己的纺织，却忧虑宗周的覆亡，因为灾祸将要牵连到她；“嫠”是寡妇，“纬”是梭子所持的丝】。希望明公不要忽视我浅陋的想法，如果认为有道理，就替我向英明的君主进言，也就是天下的幸运。罗从彦【字仲素，豫章人，向杨时求学，李侗又跟随他学习；因特别恩典授任惠州博罗县主簿，死于任上】《韦斋记》。宣和三年，岁次癸卯的中秋，朱乔年得到尤溪县尉一职【朱松，字乔年，是朱熹的父亲】，曾经治理一间屋子，聚集群书，在其中安静宴坐、休息睡眠。后来了解了大学之道的渊源，异端学说无法进入他的内心；他自知性情急躁会妨害道，便把这间屋子命名为“韦斋”，取古人佩戴熟牛皮以自我警戒的意义。纵观古人，有的用物来警戒自己，有的用人来警戒自己。所谓佩韦，就是用物来警戒自己。人的大患，在于不知道自己的过错；知道过错而想着自行改正，于是才有自我警戒。不是贤者，谁能做到呢？我起初因为困顿受阻，不能实现志向，便在《陆海》中作了《舫斋》，同时思考古人所以能够在此道上前进，必定有其缘由。过了很久，我才慨然叹息说：“自从孟轲去世以后，经历汉、唐，寥寥千年，直到如今竟没有这样的人。即使有人能够自立，不过是把心思放在外在事物上，崇尚世俗儒者的言论罢了；要同游于孔氏门下、进入尧舜之道，他一定不能达到。”《中庸》这部书，是世上的学者用尽心力来认识本性、亲身实行来穷尽本性所依据的书。可是它开头说：“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结尾说：“那还有什么偏倚呢？” “它的仁厚真挚而深沉，它的深邃像深渊，它的广大像天空。”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大学》的道理，在于知道应该止于哪里罢了。如果知道止于哪里，就知道学习的先后次序；不知道止于哪里，学习便无从进步。漆雕开的学问是说：“我对这个还不能自信。”曾点的学问是说：“这不同于三位弟子的才能。”颜渊的学问是说：“我虽然不聪敏，请让我奉行这句话。”孔子喜欢漆雕开和曾点，称赞颜回已经接近大道，大概是认可他们能够进步。 이것就是我曾经用来勉励自己的道理。因此从圣贤之学来说，没有一种学习不是道；从世俗之学来说，没有一种学习不是外物。乔年才华高、智慧明，刚强而不屈从世俗；他的学问正在进步，还没有止境。韦斋建成的第二年，他派人来向我求记。我若以不能为辞，便不合朋友之义；如果想抄袭世俗儒者的言语，又不合我的本心。所以把我曾经用来勉励自己的道理一并写下，使人知道他的用意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有人问：“韦斋的建造，终究对学习没有益处吗？”我说：“古人本来就有把警戒的话刻在盘盂上、铭刻在几案和手杖上，设置金人来警戒多言【孔子进入太庙，看到一个铜人，嘴上缝了三道缝，背上刻着：‘古代谨慎说话的人，应该以此为戒，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就会多失败’】，设置欹器来警戒自满【孔子在鲁桓公的庙中观看，看到一件欹器，于是往里面注水；水到一半时器身端正，水满了就翻倒】；圣人对此都有取法。” 如果善于取法，那么建造韦斋这件事，也不是没有补益。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在夹漈山筑草堂，闭门诵读学习；过了很久才游历名山，搜集奇闻、访求古迹，专门以讨论和著述自负。绍兴年间，应诏授右迪功郎，极力请求回山。完成《通志》后，高宗命令他缴进，适逢病重去世，学者称他为夹漈先生】《通志总序》。百条河流的流向虽然不同，最终必定汇入大海，这样九州才没有水患浸漫的忧虑；万国的道路虽然不同，最终必定与中原相通，这样四方荒远之地才没有阻塞不通的忧患。会合贯通的意义，真是重大啊！自从有文字和契刻以来，立言著书的人虽然很多，只有仲尼凭借上天纵赐的圣人资质，能够总括《诗》《书》《礼》《乐》而汇聚于一人之手，然后才能使天下的文章相同；贯通二帝三王的事迹，使它们成为一家之学，然后才能穷尽古今的变化。因此他的道理在百世以前光明显著，百世以后也无人能够达到。仲尼去世以后，百家诸子兴起，各自仿效《论语》，用空泛的言语著书；至于历代真实的事迹，却没有什么记载联系。到了汉武帝建元、元封以后，司马氏父子出现。司马氏世代掌管典籍，长于著作，所以能够上承仲尼的意旨，汇集《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的言论，贯通黄帝、尧、舜直到秦、汉的时代，编成一部书，分为五种体例：本纪用来记载年代，世家用来传述世代，表用来校正历法，书用来按类别记事，传用来记述人物；使百代以后，史官不能改变它的体例，学者不能舍弃这部书。六经以后，只有这部著作，所以说：“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难道就在这里吗？”这已经是他对自己的期许不浅了。

译然而伟大的著述，必须博学高雅，并且把天下的书籍都看遍，然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挟书之律刚刚废除，获得书籍的途径还不广；面对纵贯三千年的史籍，却局促地限于七八种书，司马迁可以遗憾的地方，就是博学还不够。凡是著书的人，虽然采集前人的书，必定还要自成一家之言。左氏是楚人，所见所闻很多，但他的书尽是楚人的言辞；公羊是齐人，所听闻的很多，但他的书都是齐人的语言。如今司马迁的书完全采用旧文，间或夹杂俗语，实在是因为采集和考察尚未完备，来不及删削编定。所以他说：“我不敢毁弃先人的言论，只是叙述旧事，整齐它们的传记，不是所谓创作。”刘知几也讥讽他大量聚集旧日记载，时时夹杂别家的言语【这是刘知几《史通》中的话】。司马迁可以遗憾的地方，就是雅正还不够。大体上，开创基业的人不免草创粗疏，全靠继承遗志的人替他弥补完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是一回事。《乘》《梼杌》没有善于收拾完善后续的人，所以书没有流传；《春秋》有仲尼在前面挽救，有左氏在后面推衍，所以能够与日月一同流传。不然，一卷书的篇目，怎么能流传于世呢？自《春秋》以后，只有《史记》最擅长建立史书的规模体制；不幸班固不是这样的人，于是失去了贯通古今的宗旨，司马氏家学从此衰落了。班固是个浮华之士，完全没有学术，专门从事剽窃。肃宗问他关于制礼作乐的事，班固回答说，京城中的各位儒者一定都懂得。假如臣下邻近的人都这样回答，那么君主还要问他们什么呢？后来各位儒者分别陈述自己的见解，班固只是偷取叔孙通十二篇礼仪来敷衍塞责罢了。假如臣下邻近的人都这样，那么还要他们上奏议论什么呢？肃宗知道他的浅陋，所以对窦宪说：“您喜爱班固而忽视崔骃【骃，字亭伯，《后汉书》中有他的传】，这正是叶公好龙啊。”班固在当时已经有了定评，像这样的才能，还能写出什么著作呢？《史记》一书的功劳在于十表【十表：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这就像衣服有冠冕、树木和流水有根源一样。班固不懂得从旁行、斜上的方法着眼，把古今人物强行排定等级，还说汉朝承继尧的气运，本来就应当继承尧，司马迁却把秦、项也列入《史记》，这是没有根据的妄谈。由于他把汉朝截断而另作一部书，便使周、秦之间失去承继关系，古今成为隔绝的两段。从高祖到武帝，共六代以前的史事，他全都窃取司马迁的书，却不以为惭；从昭帝到平帝，共六代，又取资于贾逵、刘歆，仍不以为耻。何况还有曹大家替他完成全书，那么真正出自班固自己手笔的，几乎没有多少。往往出自班固胸中的，只有《古今人表》罢了，别人没有这样的谬误。后世许多人合力修史，好像在路旁筑屋，掠夺他人的文章，偷钟时捂住自己的耳朵，这都是班固开了坏头。班固的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忙于模仿班固还来不及，哪里能测知他的浅薄和深浅呢？司马迁和班固相比，就如龙和猪。为什么各史都舍弃司马迁而采用班固呢？刘知几一类人尊崇班固而贬低司马迁。况且善于学习司马迁的人，没有超过班彪的。班彪续写司马迁的史书，从孝武帝写到后汉，想使后人续写他的史书，正如他续写司马迁一样，既没有衍赘的文字，也没有断绝的脉络，世世相承，好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他善于继承先志啊！他的书已经无法看到了，所能见到的只是《元帝赞》《成帝赞》，都在本纪之外另行记载所听闻的事，可以说已经深入太史公的奥妙了。凡是《左传》中有“君子曰”的地方，都是经书所增添的新意；《史记》中有“太史公曰”的地方，都是史事以外的议论，并不是用来褒贬人物的。偶尔有涉及褒贬的，是褚先生一类人夹杂进去的【褚先生，即褚少孙】。况且纪传中既然已经记载善恶，足以作为鉴戒，为什么还要在纪传之后再加褒贬呢？这不过是诸生参加科举考试时的文章，怎么可以施用于著述呢？大概不是司马迁、班彪的本意。何况称作“赞”，哪里会有贬斥的话？后来的史家，有的称它为“论”，有的称为“序”，有的称为“铨”，有的称为“评”【《隋书·经籍志》说：陈寿《三国志》有何常侍论九卷、徐爰评三卷、王涛序评三卷】，都是仿效班固的，我不得不严厉批评班固。司马谈有自己的著书，而司马迁能够完成父亲的志愿；班彪有自己的事业，而班固却不能读懂父亲的书。班固作为班彪的儿子，既不能保全自身，又不能传承父业，又不能教导自己的儿子。做人如此，哪里配得上所说的话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范晔、陈寿一类人接踵而来，大多轻薄而没有操守，以致招来罪祸。他们哪里配得上删削史文而成为可信的信史呢？孔子说：“殷因袭夏的礼制，其中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周因袭殷的礼制，其中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这说的是前后相承。自从班固把各朝截断来作史，就不再有相承的意义了。即使有仲尼那样的圣人，也无法知道其中损益贯通的道理。从相同方面说，纪传重复再重复，一个皇帝有几篇本纪；列传重复再重复，一个人有几篇传记。天文是千古不变的天象，却世世代代都各作一篇天文志；《洪范》五行是两家传授的书，却世世代代都编写五行传。像这一类情况，繁琐的文字哪里数得完？从不同方面说，前代君王不能列入后代君王的体系，后代的事情也不能接续前代的事情。各郡县分别划定区域，却昧于疆域沿革的源流；礼乐各自改易，于是形成互不相同的政俗。像这一类情况，断裂的绳索哪里数得完？曹魏指吴、蜀为寇贼，北朝指东晋为僭越；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图谋别人的国家，能称为义吗？《隋书》称唐兵为义兵，讨伐别人的君主，能称为义吗？房玄龄主持修史，所以房彦谦擅自获得美名【彦谦是玄龄的父亲，曾在隋朝做官】；虞世南参与修史，所以虞荔、虞寄获得美好的传记【虞世南出继给叔父陈中书侍郎虞寄为后】。更严重的是，像桀的狗对着尧狂吠，所吠的并不是它的主人。

译晋史偏袒晋而不承认魏，凡是忠于魏的人，都被视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毌丘俭这一类人【三人都是魏的忠臣】含冤埋骨黄土。齐史偏袒齐而不承认宋，凡是忠于宋的人，都被视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这一类人【三人都是宋的忠臣】含冤于九泉。类似这样的事情，历代都有。伤害风教、败坏义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司马迁的史法既已失传，班固的弊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从东汉到江左，没有一个人能察觉它的错误。只有梁武帝对此感到慨然，于是命吴均作《通史》，上起太初，下至齐朝。书还没有完成，吴均就去世了【《吴均传》说：武帝召吴均，让他撰写《通史》，上起三皇，下到齐代。吴均已写完本纪、世家，只有列传未完成便去世】。隋朝杨素又上奏，请陆从典续写《史记》，写到隋朝为止，书还没完成，陆从典就被免官了。难道是上天吝惜这篇文章，不让它流传吗？还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上天不保佑他们吗？唐朝以后，又没有人察觉这种错误。凡是执掌史笔的人，都以《春秋》为准则，专门从事褒贬。其实《春秋》用简约的文字显示义理，如果没有传文解释，善恶就难以明白；史册用详尽的文字包括事实，善恶已经彰明，无须再等待褒贬。读萧何、曹参的事迹，难道不知道他们忠诚贤良吗？看王莽、董卓的所作所为，难道不知道他们凶恶叛逆吗？史书是国家的大典，而掌职的人不知道把心思放在典章制度上，只是彼此崇尚辞藻。这正像主持家务的妇人，不料理饮食，只专门鼓动唇舌；即使争辩取胜，难道能使家庭富足吗？这是我深以为耻的事。江淹说过：“修史的困难，没有什么超过撰写志。”确实因为志关系到典章制度，不是精通典故的人不能写。不像纪传，纪是用年代统摄事情，传是用事情联系人物，凡是有儒学修养的人都能写。只有志最难，其次没有比表更难的。所以范晔、陈寿一类人能够写纪传，却不敢作表、志。志的根源，起于《尔雅》。司马迁称为“书”，班固称为“志”，蔡邕称为“意”【蔡邕作《十意》：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以下类推】，华峤称为“典”【华峤著《后汉书》，把志改称典，《晋书》说：“华峤撰写十典，尚未完成，他的儿子华畅续成”】，张勃称为“录”【张勃著《吴录》】，何法盛称为“说”【何法盛有《晋中兴书》】。其余史书都承袭班固，称为志，却都详于浮泛的言语而略于事实，不能充分体现《尔雅》的意义。我现在总括天下的大学术，分条列出它的纲目，命名为“略”，一共二十略。百代的典章制度和学者所应掌握的本领，全都在这里了。其中五略，是汉、唐诸儒已经能够知道的；另外十五略，是汉、唐诸儒所不能知道的。百姓生存的根本，在于姓氏。帝王的制度，各有区别。男子称氏，是为了区别贵贱；女子称姓，是为了辨别婚姻关系，不能混乱滥用。秦兼并六国，姓氏混杂而合为一体。从汉到唐，历代都有相关著作，却都不能说明姓氏的根源。这是一门学问，起初由左氏提出：因出生赐姓、因分封土地命氏，又根据字、谥、官职、封邑命氏，封邑也是土地。左氏所说的只有这五类，我现在推演出三十二类，是左氏未能知道的，所以作《氏族略》。书契的根本见于文字，独体称为文，合体称为字；文有母字和子字，以主要类别为母，以从属类别为子。凡是编写字书的人，都不懂得子母的区别。文字的根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属于文，会意、谐声、转注属于字，假借则兼有文和字。探究这一门学问，也起于左氏；但他把停止兵戈解释为“武”，却不懂得谐声；把相反归正解释为“乏”，又不明白象形。《左传》既然不能辨明文字的源头，后人又从哪里辨别它的流派呢？因此小学这一门学问全都变得粗疏，经书的旨意不能明白，穿凿附会纷纷兴起，完全是由此造成的。我于是把天下文字都归入六书，使文字的规律明确，士人才能依照它运用，所以作《六书略》。天籁的根本自然形成经纬，纵向有四声构成经，横向有七音构成纬【横向有角、徵、商、羽、宫、半宫、半微七音，这就是见于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的体系】仓颉创造文字，深深通晓这个道理；江左所讲的四声，反而湮没了它的宗旨。凡是编写韵书的，都只有经而没有纬。字书是用眼学习，韵书是用耳学习；用眼学习以母字为主，用耳学习以子字为主，母字主管字形、子字主管字音，两家都失去了各自主宰的对象。现在想要阐明七音的根本，扩展六合的情理，然后才能宣扬仲尼的教化，推广到人的风俗，使远方夷狄的俘虏都懂得礼义，所以作《七音略》。天文学家的根本在于图象，民事一定以时令为依据，时序又一定以天象为依据。撰写天文志的人只有义理而没有图象，不能认识天象。我现在取用隋代《丹元子步天歌》，诗句中有图，文字之下形成图象，灵台可以用来仰观天象；不采用甘公、石申的经书【楚国有甘公，魏国有石申，都是懂天文的人】，以免用妖妄迷惑人，使人招致罪累，所以作《天文略》。地理学的根本在于疆域，而疆域的关键在于山川。《禹贡》所说的九州，都是以山川确定其疆域纲要的。九州有时会迁移，山川却千古不变，所以《禹贡》的地图直到今天仍可辨别。班固的《地理志》以郡国为主，没有确定的终点；虽然有这部书，还不如没有。后来的史家正因为把方位、郡国一同迁移，方位错乱，都是由于司马迁没有地理书，班固开创了这种写法，以致地理这一门学问全都变成谬误之学。我现在依据《禹贡》的著作来整理河流源头，以《开元十道图》为基础续接古今，所以作《地理略》。都城是坚固国家的根本，史家不记载它，《黄图》便难以考察【汉代有《三辅黄图》】。我向上考察三皇五帝的形势，向远处探寻四夷八蛮的巢穴；又把梁、汴作为四朝旧都，作为平定祸乱后的警戒；南阳则似乎可以作为中原的新都宅，所以作《都邑略》。《谥法》是国家的大典。史家没有相关著作，太常官就失去了它的本旨。周人以避讳来侍奉神灵，谥法就是由此产生的。古代帝王生死，都使用名字。从尧、舜、禹、汤直到桀、纣，全都是名字。周公制定礼制，不忍心直呼先君的名字。

译武王接受天命以后，才追尊太王、王季、文王，这就是谥法建立的由来。本来没有这部书，后世却伪造《周公谥法》，想用生前的善恶作为死后的劝善惩恶。况且周公既然不忍称呼他们的名字，难道忍心称说他们的恶行吗？如果这样，那么《春秋》为尊者避讳、为亲者避讳，难道周公就不能实行了吗？这种说法是不合道理的。幽、厉、桓、灵这些谥号，本来并没有凶恶的含义。谥法想要用它们表示恶行，便牵强引用文辞来迁就自己的意思。为什么仓颉造字，使字形与意义相合，而周公制定谥法，却使字形与意义相分离呢？我现在编纂此书，都用一个字显示意义，删去引文，除掉曲解，所以作《谥略》。祭器，是古人饮食所用的器具。现在的祭器出自礼书图谱，只是一味务求解释意义，却不考虑实际使用。形制既然错误，怎么能使神灵享用呢？祭器取法形象，是古代的道理。器物中最大的没有超过罍，所以取象于云山；其次没有超过尊，所以取象于牛、象；再次没有超过彝，所以取象于鸡、凤；最小的没有超过爵，所以取象于雀。它们的形制都仿照所取的形象，凿开颈部和背部来出入酒液。只有刘杳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引用鲁郡地下发现的齐国子尾送女儿的器物，其中有牺尊，以及齐景公墓中发现的牛尊、象尊作为证据；其中的道理非常明白。世人不能使用这些祭器，所以作《器服略》。音乐以诗为根本，诗以声音发挥作用。地方风土的音乐叫作风，朝廷的音乐叫作雅，宗庙的音乐叫作颂。仲尼编定诗篇，是为了匡正音乐，把风、雅、颂的歌作为宴享、祭祀的音乐。乐工歌唱《鹿鸣》三章，笙吹《南陔》三章，歌唱间奏《鱼丽》三章，笙吹间奏《崇丘》三章【《唐会要》说：《鹿鸣》演奏三次，《南陔》演奏一次，《南有嘉鱼》演奏四次，《崇丘》演奏一次】；这就是大合乐的原则。古代丝竹乐器有曲谱而没有歌词，所以六首笙曲只保存了篇名。编排诗序的人不了解这个道理，说它们有诗义而亡失了歌词。实在是因为汉代设置齐【辕公】、鲁【中公】、韩【韩婴】、毛【毛苌】四家博士，各自用义理解释诗歌，于是使歌唱音乐之道日渐衰微。到了后汉末年，《诗经》三百篇只剩下《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的曲调。太和末年，这四篇又失去了三篇。到了晋朝，《鹿鸣》一篇也失传了。自从《鹿鸣》失传以后，后世便再也听不到诗歌了。然而诗是人心的快乐，并不会随着世道的兴衰而存亡。继承风、雅传统的创作者，就是乐府。史家不明白仲尼的本意，抛弃乐府而不收入史书，反而把乐工伎人的作品拿来作为乐志。我过去作《系声乐府》，收集汉魏的辞章，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做法。现在取各篇篇名编排次序：称为《乐府正声》，是为了阐明风、雅；称为《祀享正声》，是为了阐明颂；又用《琴操》阐明丝竹，用遗留下来的声调来校准散佚的诗句。“《韶》尽美了，又尽善了；《武》尽美了，却没有尽善。”这是仲尼用来匡正舞乐的话。《韶》就是文舞，《武》就是武舞。古代音乐已经非常少了，但文舞、武舞还流传到后世，实在因为它们有节拍而没有歌词，不受异说家的迷惑，所以能够完整保存仲尼的本意。五声、八音、十二律，是音乐的制度，所以作《乐略》。学术之所以苟且，是由于不分清源流；书籍之所以散失，是由于编排没有纲纪。《易》虽然是一部书，却有十六种学术：有传，有注，有章句，有图，有数，有卦气纬书。这样怎么能笼统地说都是《易》类呢？《诗》虽然是一部书，却有十二种学术：有训诂，有传，有注，有图，有谱，有名物。这样怎么能笼统地说都是《诗》类呢？道家有道书、道经、科仪、符箓、吐纳、内丹、炉火、外丹，共有二十五种，都属于道家却混在一个类别中，可以吗？医方有脉经、灸经、本草、方书、炮炙、病源、妇人、小儿，共有二十六种，都属于医家却混在一个类别中，可以吗？所以作《艺文略》。藏书府库的问题，不在于没有书；主管校勘的机构，却从来没有听说有明确的方法。我希望三馆中没有白吃俸禄的人【太平兴国年间，崇文院东廊为昭文馆，南廊为集贤院，西廊为史馆】，四库中没有被蠹虫蛀坏的书简【甲、乙、丙、丁四库，分别归经、史、子、集四部；四库的书本有正本和副本】，使千章万卷每天都能流通，所以作《校雠略》。黄河出现图，天地有自然的形象，图谱之学由此兴起；洛水出现书，天地有自然的文理，书籍之学由此产生。图构成经，书构成纬，一经一纬，交错综合而形成文理。古代学者左手持图、右手持书，二者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只收书而不收图，班固便依据他的书编成《艺文志》。从此以后，图谱日益亡佚，书籍日益繁杂，使后来的学者困惑、毁坏良才的原因，全都在这里。为什么呢？依据图来求取《易》的道理就容易，依据书来求取就困难；舍弃容易的而从事困难的，成功的人就少。我于是制定两种记载：一叫《记有记》，现今已有的东西不可不收集；二叫《记无记》，现今没有的东西不可不寻求。所以作《图谱略》。方册，是古人的语言；款识，是古人的面貌。方册所记载的经籍有数千万卷，而传留下来的金石款识所刻的文字，还保存着原来的样貌。大概金石的功用，经历寒暑而不改变；凭借这些来考察古代，希望可以不失真实。如今艺文有志，金石却没有记载。我于是采集三皇五帝时代的泉币、三王时代的鼎彝、秦人的石鼓、汉魏的丰碑，上自仓颉石室的文字，下至唐人的书法，分别列出作者并标明地点，所以作《金石略》。《洪范》五行传，是巫师盲人的学问。历代史官都以它为根据来作五行志。天地之间灾异祥瑞有万种，人的祸福，本来就难以预知。为什么一只虫的妖异、一件事物的反常，都要用五行来牵强解释呢？又为什么晋厉公远远地看一眼【成公十六年，晋厉公在周地会见诸侯，单襄公看见晋厉公目光远、脚步高，告诉鲁成公说：晋国将有祸乱】，周单公说话缓慢【昭公十一年，单子在戚地会盟，目光下垂、说话缓慢，叔向说：单子大概要死了吧？

译这十五略，都是出自我的胸中，不涉及汉、唐诸儒的议论。礼略用来叙述五礼，职官略用来排列百官，选举略说明选拔人才的方法，刑法略说明施用刑罚的办法，食货略说明财货的源流。这五略虽然依据前人的典章，却也不是各史的文字。古代记事的史书称为志。《尚书大传》说：“天子有所问而不能回答，要责罚掌疑的人；有志而不记录，要责罚掌丞的人。”所以宋、郑两国的史书都称为志。太史公把志改称为记，如今仍称为志，是依照旧称。桓君山说【君山是桓谭的字】：太史公的《三代世表》采用旁行斜上的体例，也是仿效周代谱牒。古代按年代分别编排的书，称为谱。太史公改称为表，如今又把表改称为谱，大体都是沿用旧称。”然而西周经历幽王之乱后，纪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春秋》按年代编年，从东周开始。自从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及《年历》，上溯到三皇，谯周、陶弘景一类人也都有这样的书，学者对此有所怀疑，便以太史公的编年为正，所以它的年代从共和开始【周厉王出居彘地，召公、周公共同执政，称为共和。共分十五略，都是出自臣下自己的见解，不涉及汉、唐诸儒的议论。《礼略》用来叙述五礼，《职官略》用来排列百官的等级，《选举略》讲述选拔人才的方法，《刑法略》讲述施用刑罚的原则，《食货略》讲述财货的来源和流通。这五略虽然取法于前人的典籍，却也不是各部史书中的文字。古代记载史事的史书，称作“志”。《书》大传说：“天子有所询问却没有办法回答，便责备他疑惑不明；有志书却不加记载，便责备他的丞。”因此，宋、郑两国的史书都称作“志”。太史公把“志”改称为“记”，如今仍称作“志”，是沿袭它原来的名称。桓君山说【君山是桓谭的字】：“太史公的《三代世表》，文字横向排列而斜向上行，同时仿效周代的谱牒。古代按年代分别编系的书，称作‘谱’。太史公改称为‘表’，如今又把‘表’恢复称作‘谱’，大体都是遵循旧称。”然而，西周经历幽王之乱以后，关于年代的记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春秋》按年代编排，以东周作为开端。自从皇甫谧撰作《帝王世纪》，其年代上溯到三皇，谯周、陶弘景等人也都撰有这类书，学者对此有所怀疑，便以太史公按年代编排的记载为准，因此它的年代从共和开始【周厉王迁居彘地，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号称“共和”。一种说法是周厉王遭难，诸侯请求让共伯和做天子，共伯和不接受，于是仍处在王位的第十四年发生大旱，房屋被焚烧，占卜太阳，兆象说是厉王作祟。召公于是拥立宣王，共伯和又返回自己的封国】然而“共和”这个名称已经不能作为可靠依据，何况它的年代呢？仲尼著书，上断自唐、虞，而编年从鲁隐公开始，是因为西周的年代无从考察。现在所编的谱，在《春秋》以前称为世，叫作世谱；《春秋》以后称为年，叫作年谱。太史公按六甲纪年，后来的纪年者用六十甲子；有的不用六十甲子，而使用岁阳、岁阴的名称【岁阳如甲日称阏逢、乙日称旃蒙之类；岁阴如寅日称摄提格、卯日称单阏之类】。现在所编的谱，就是太史公的方法，既简要又明白，循环往复而没有阻滞。《礼》说“临文不讳”，是说私人避讳不能施用于公文。至于庙讳，则无处不避；从汉到唐，史官都避讳，只有《新唐书》无所避讳。我现在修撰此书，依照旧史的体例，偶尔有不能避讳的地方，如谥法一类，改换本字就不能表达原义，所以也依照《新唐书》的做法。学术达到高深境界，根本在于内心的认识，就像人下海一样，越下越深。我的二十略，都有我自己的所得，不采用旧史的文字。纪传记载编年纪事的实际情况，自有它既成的规范；不能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增加，也不能因为自以为愚陋而删减。所以对于纪传，就依据旧文而有所损益。如果本纪有诏令的言辞，列传有书信奏疏的篇章，把它们收入正书，便是根据事实；放在别录中，便是显示类别和体例。《唐书》《五代史》都是本朝大臣修撰的，不是我这个微臣敢于评论的。所以纪传写到隋朝为止；至于礼乐、政治、刑法，务必保存它们的因革变化，因此引用并延续到唐朝。唉！酒醴到了末世，自然日益淡薄；学术到了末世，自然日益浅近。九流各家设置教化，到末流都产生弊病。然而其他教派的弊病，多少还有典法可以约束；只有儒家这一家，离开根本太远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班固说过：“自从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员，设置科目考试，以官禄来劝诱，直到元始年间，已经一百多年，传授学业的人逐渐增多，枝叶繁茂。一部经书的解释多到一百多万字，大师多到一千多人。这大概是由于禄利的道路造成的。”不过百年之间，祸患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千年以后，弊病将会怎样呢？况且禄利的道路必然要经过科举名目，科举名目的设置必然依靠文章辞藻。《诗经》三百篇的诗，全都存在于歌唱声调中；自从设置诗博士以来，学者连一篇诗的歌声也听不到。《易经》六十四卦的意义，都包含在象数中；自从设置易博士以来，学者连一卦的《易》也看不见。仓颉造字，全都依据六书；汉代设置小学，凡是研究文字的人，却看不见一个字的根本。伶伦制定音律，全都以七音为根本；江左设置声韵之学，凡是研究音律的人，却不能通达一个音的根源。经学既已苟且，史学又荒谬。这样流离失本，什么时候才能回归根本呢？道的兴衰，取决于时代；时代的通达闭塞，取决于气数。儒学的弊病，到此已经达到极点。寒冷到了极点，暑热就会到来；否运到了极点，泰运就会到来，这是自然的道理。我像蒲柳一样的资质，已经没有多少余年；但像葵藿朝向太阳一样的忠心，只希望盛世到来。谨作此序。李焘【字仁甫，眉州丹棱人，考中进士，官至敷文阁学士，退休。以耻于读王氏之书而广泛研读典籍，自任修史，仿照《资治通鉴》的体例，上起建隆，下至靖康，编成一部编年史，名为《长编》，官至敷文阁学士后退休】

译湖北漕司乖崖堂记 乖崖堂是为忠定张公复建造的。所谓“乖”，就是违背众人；所谓“崖”，就是不利于万物。这是张复之为自己的画像所作的自赞。画像原来在成都仙游阁上，有人摹写下来，放在鄂州漕司刺史听事后的屋壁之间，地方狭窄、尘声喧嚣，和画像很不相称。我已经把它迁到明亮高爽的地方，并写下建堂的用意，张贴出来给后来的人看。谨按：张复之名咏，是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任崇阳令时有非凡的政绩。淳化初年，他由浚仪擢升为荆湖北路使，任职三年后，被召入朝拜为枢密直学士，不久出任成都知府。大中祥符八年，他在淮阳去世，追谥忠定；这是皇祐三年下诏追谥的。张复之的高尚节操和盛美德行，天下人都倾心仰慕。他在朝廷任职的日子少，任方面大员的日子多，没有登上宰相之位，君子把这归咎于时势。寇平仲、王子明都是张复之的同年【平仲是寇准的字，子明是王旦的字】，也都是贤人。平仲辅佐真宗，击退契丹，天下至今仍受到他的恩惠【景德年间契丹入侵，包围瀛州，群臣请求皇帝巡幸楚、蜀，寇准请求真宗亲自统兵抵御，真宗于是到澶渊，最终订立盟约后返回】；可是张复之却说，澶渊之战是一次赌博，我不能这样做。假如让张复之处在寇平仲的职位上，他处理这件事一定会有办法。玉清昭应宫工程期间，子明不能强力进谏，奉行天书之事，每每面有惭愧之色【大中祥符四年，王旦充任玉清昭应宫使；七年任天书使，每逢重大礼仪总要奉天书举行仪式，常常郁郁不乐】；唯独张复之抗疏请求斩杀丁谓，以向天下谢罪。子明病重之时，真宗准备任用张复之为宰相，但张复之已经去世了。假使张复之没有病故，丁谓哪里敢肆意施展奸诈欺骗？周怀政、雷允恭又怎么会从此开始惹祸【丁谓性情奸邪，任枢密使时挑拨寇准，寇准罢相后便取代了他；内殿承制周怀政谋划杀死丁谓等人，重新起用寇准，奉真宗为太上皇并传位给太子，事情泄露后被诛；雷允恭由内殿崇班升为承制，章献皇后临朝听政时，丁谓暗中结交雷允恭，宫中的事情都由雷允恭掌握，他的权势倾动朝廷内外】？张复之曾经讥讽平仲不学无术，有人认为张复之说得太过分，但平仲却从内心佩服他【寇准被召入朝而离开陕西时，张咏恰好从成都罢职回来，寇准送他并问：您有什么话教导我？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回去取来读到“不学无术”时，笑着说：张公是在说我啊】。寇平仲晚年进退徘徊，最终仍掌握宰相大权，直到和祸患相遇【寇准因周怀政之事获罪而被贬】。看看张复之的学问和操守，难道不惭愧吗？张复之本来就不想做官，仰慕希夷先生。孔子认为应当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不应总是自行退隐肥遁。因此张复之才出来做官，卷起衣袖、戴好帽子，实在是不得已。他所交往的人，大多是世外的隐逸之士，把抛弃冠冕看得像丢弃破鞋一样。他那至大至刚、正直不屈的气概，一生从未稍有屈服，至今仍令人凛然起敬。画像上的服饰，全都像隐士。这大概是将要乘星戴云，纵横驰骋于八方之外，超然独立、无人与之为伍。谁敢用腐臭之物恐吓、用束缚拘系他，使他屈从呢？只是这里的山水都是张复之旧日所经历的地方，其中的风采、志趣和神韵，或许还能替我招来一位旧史人物。遗憾的是，张复之性情急躁，好胜争强；这大概是当时奴婢小人的私下诽谤和暗中议论，实在不足以相信。总应当以宋子京【祁】、赵阅道【抃】、韩穉圭【琦】、司马君实【光】所记载的为准。王十朋【字龟龄，温州乐清人，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太子詹事，以龙图阁学士致仕。王十朋孝顺友爱，在朝廷能尽情进谏，历任各郡都有显著政绩；朱熹、张栻一向敬重他】上殿劄子 我听说，国家就像人的身体，强国和强身所依靠的，都是气。医生观察人的气，就知道这个人寿命长短；有见识的人观察国家的气，就知道这个时代的兴衰。自古帝王谋划治理天下，虽然靠智慧谋略、才能办事，但一定以气为主，然后大业才能成功。刘邦、项羽争夺雄长时，项羽自称力能拔山、气概盖世，这并不正确。总的说来，项羽失去天下，凭的是力；刘邦取得天下，凭的是气。打了百战百胜，只一次失败就自称是上天亡我，这样的气在哪里呢？屡战屡败却不因此屈服，终于把失败变为胜利、把弱小转为强大的，正是气。蜀先主英姿大度，有汉高祖的风范，军队虽屡次受挫，却始终没有向曹操屈服。吴国孙权听了周瑜的话，拔刀砍碎面前的奏案【孙权听到周瑜的话，拔刀砍着面前的奏案说：诸位将吏谁还敢再说应当迎接曹操，就和这个案子一样】，于是成就了赤壁的伟大功业。吴、蜀的形势，本来不是魏国的对手，然而能够称霸一方、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是气使他们如此。我来自民间，从道路上听到消息，说朝廷之上谋划议论的臣子，对和、守、战的意见喧闹争论，迟迟不能决定。这个道理本来明白而容易懂，议论的人为什么不想一想呢？我认为，培养今日的气势，没有比守更好的；伸展今日的气势，没有比战更好的；挫败今日的气势，没有比和更坏的。现在我们的兵力少、力量弱，国威还没有振作，本来不能凭一战与敌人决出胜负，以伸张天下人的气势。正应当把气势养得强盛，等待时机行动，应在荆襄、江淮的要害之地设防，就像人体有几处可以抵御风寒一样，命令大将屯驻重兵，牢固守卫。即使不能在中原取得志愿，也足以凭借长江的险要，建立帝王的都城，保全吴、蜀万里的旧有疆土。为什么要屈辱自己，用钱财买来和平，重蹈前日的覆辙呢？大体说来，天下形势强弱相当而讲和，那么双方都能得到好处，晋国和各戎族讲和、我国和契丹讲和，就是这样；强弱不相当而讲和，那么强者得到好处，弱者遭受祸害，六国和秦讲和、契丹和女真讲和，就是这样。金国用和议欺骗契丹而灭掉契丹，又用和议欺骗中国而使中国陷入困境。耿南仲主持和议，导致靖康之祸【耿南仲任东宫官十年，自认为应当首先掌权，但吴敏、李纲越级升迁，官位在他之上，心中不能平衡，所以每件事都提出不同意见，竭力阻止作战；他与吴开坚持请求割地来实现和好，因此朝廷的战守准备全都停止，导致金军日益逼近】。秦桧主持和议，削弱了国家的形势；太上皇知道金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却仍然同他们讲和，这样是无法保全国家的。

译去年下诏亲征【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请求下诏亲征，皇帝听从了】，天下二十年来郁积的气势也稍稍舒展了。虽然淮上的军队失利，但金人所受的打击也很重【绍兴三十一年，淮北宣抚判官刘琦生病，请求解除兵权，留下侄子刘汜率五百兵驻守瓜州。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到了瓜州，看见刘琦病得很重，于是任命李横暂代刘琦统领军队，督促军队渡江。金人以重兵逼近瓜州，刘汜战败，仅仅独自逃生。乙亥日，金人约定第二天渡江，当时参赞军事虞允文带着犒劳军队的物资到采石，督率水军与金军交战，敌军船只沉没，死者超过一半。第二天，金人又来进攻，虞允文再次大败他们】，陛下应天受命，天下没有不欢欣鼓舞的，都说真正的君主已经出现，恢复中原指日可待。我认为陛下应亲自驾驭鞍马，像汉文帝那样慨然发愤，想亲临边境征伐匈奴，以振作将士的气势，谋划进取的办法。何况陛下的精诚可以感动上天，陛下的节俭可以使财用充足，陛下的恩威可以振作士气。江淮有重臣作为长城【刘琦罢任淮北宣抚后，于是任命成闵、李显忠、吴拱为两淮、荆湖三路招讨使。十二月，成闵、李显忠收复两淮州郡】，川陕有良将形成掎角之势【绍兴三十一年，任命吴璘为四川宣抚使，王刚中共同处置军务】，又何必担心事情不能成功呢？不然，就应当凭借上天设置的险要作为屏障，同敌人守住它也可以。假如重新采用和议，军民就会离心离德，即使得到一时的安宁，气势也已经因此衰竭了。每年百万的岁币，固然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但至尊的名分，难道可以在继承大宝之初自行贬损吗？诸将听命用兵，浴血奋战才重新收复数路，难道可以再放弃而交给敌人吗【绍兴三十二年，吴璘派姚仲进攻德顺，经过四十多天仍未攻克。吴璘亲自统兵督战，大败敌人，八天之内攻克。又派严忠攻取环州，于是退回河池。姚仲等又收复兰州、熙州、巩州等州及永安军。十二月，金人率重兵来争夺新收复的州郡，吴璘奋力作战抵抗。参知政事史浩说军队不能长期驻扎境外，朝廷于是准备放弃三路】？西北百姓背着孩子前来归附的，不知有多少，又怎么能把他们重新交给虎狼，使他们心甘情愿呢？何况一旦再次举行讲和，天下就只能听从金人的命令，他们无休止的要求难以堵塞。我请求陛下考虑，事情恐怕不会只到这种程度，陛下将用什么来应对呢？我认为今天的计策是：战，固然不能轻率；和，决不能议论；应当用守来养成气势，等待时机伸张，乘机出击而已。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考中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多次直言进谏；后来因为触犯韩侂胄，闲居家中十五年，听说韩侂胄出兵，忧愤成疾而死】

译论神威疏 臣听说，圣人在天下施展其作用时，靠的是神妙；使天下屈服时，靠的是威严。威严藏在神妙之中，所以威严不可测度；神妙运行于威严之中，所以神妙不可轻慢。既然如此，什么叫作威严？回答说：龙不能离开深渊，虎不能离开山林，君主不能离开权柄。权柄，就是君主的山林和深渊吧？君主在上执掌权柄，神妙和威严就不会落在臣下；臣下在下窃取权柄，神妙和威严就不会在君主手中。观察权柄所在，治乱就可以看出来了。执掌权柄要靠明察，运用明察要出于公正；损害明察的，就是偏听偏信。任用和黜退人才，停止或推行政事，号令的发布和收回，赏罚的决定和否决，这不就是君主的权柄吗？权柄一旦失去，所谓君主便只是君主的名义还在，而君主的实际已经亡失。只有天下最明察的人，才能使这种权柄在自己手中而不被夺走。为什么呢？天下最明察的人，起初天下人还不能测知他的明察。既然不能测知，他的臣下必然会用某种办法来试探他，否则就会欺骗他。把天下人认为正确的事情混入错误，把天下人认为错误的事情混入正确，以此试探君主，侥幸希望他被迷惑，这叫作试探。经受试探却不动摇；一经试探便动摇，就会改变本来的真实。把正确的诬说成错误，把遮蔽真实错误的说辞粉饰成正确，这叫作欺骗。所以古代明君，处于明察之中却故意显得昏暗，以等待臣下的试探自行暴露；处于昏暗之中却保持明察，以击破臣下的欺骗。那些轻慢我的昏暗而前来试探的人已经到了。试探之后接着欺骗，然后我的明察一旦发挥出来，便会彻底显露在他们试探之外，卓然不被他们的欺骗所陷住。这样，他们怎么能不服从呢？那么，这权柄应当归谁掌握？所以说，执掌权柄要靠明察，齐威王做到了这一点。古代君主，有多次施展才能而天下仍不服，有一次施展才能而天下完全服从，这就是公与私的区别。那么怎样才算公正？不惩罚天下人共同认为应当惩罚的事情，不奖赏天下人共同认为应当奖赏的事情；公开询问而暗中查求，众人共同询问而由自己独自决断。公开询问而暗中查求，奸邪就不会被招来；众人共同询问而由君主独自决断，意见相同的人不能欺骗君主，想欺骗的人也不能得逞。于是选择天下善恶中重大而显著的事情来赏赐或诛罚，明察一经施用，天下人却不会认为这是苛察。所以说，明察用于公正，舜做到了这一点。古代失去权柄的君主，都是昏暗的人。昏暗就失去权柄，这是本来如此。但越是自以为明察，反而越会失去权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明察的人往往自以为正确而且多疑，这就是偏私由此产生的原因。真正明察就不会偏私，偏私就不是真正明察了。大概是因为他们以明察出于自己为可夸耀之事，却以明察出于他人为羞耻。多疑的人认为亲近狎昵之人可信，却认为公卿大臣值得防备。因为以明察出于他人为羞耻，所以满朝大臣都不敢进言；并不是不说话，而是说了也无法被采纳。因为认为公卿大臣值得防备，所以满朝大臣都不敢有所作为；并不是不做事，而是做了也无法施行。在这种时候，天下的权柄可以说没有转移到臣下手中，而天子的势力也可以说很尊崇了。但君子还不敢庆贺，为什么呢？前面收回了权柄，后来却又转移了权柄；防备了其中一方面，却没有防备另一方面。公卿大臣不能公开议论政事，亲近的小人便可以私下侵夺权柄。天下人只看见今天实行某件事，明天任用某个人，却不知道这些事情从何而来。难道天子能够遍察天下所有事情、完全认识天下所有人吗？有人说：这是宦官的力量；有人说：这是外戚的力量；有人说：这是昔日受宠幸之臣的力量。这三种人，天子认为他们亲近而可信，却不知道他们乘着君主的信任放纵奸邪。他以为暗中任用他们可以帮助自己的明察，而外人不知道；却不知道他们正遮蔽自己的明察，以窃取自己的权柄。起初不怀疑他们的奸邪，最终却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祸患。所以说，损害明察的就是偏私。汉代的元帝、成帝，唐代的德宗、顺宗，都有这种情况。《春秋左氏传》说：“舍弃大臣而同小臣谋划。”楚庄王说：“不要因为宠幸的近臣而嫉妒贤能之士。”偏听会产生奸邪，独自任用一人会造成祸乱。这就是邹阳向梁孝王所说的：“偏听会产生奸邪，独自任用一人会造成祸乱。”兼听则下情能够通达，偏听则下情会被壅塞。这就是魏征向唐太宗所说的：“君主能够兼听，奸人就不能壅塞蒙蔽，臣下的实情也就能通达了。”少师使隋朝陷于混乱，子翚弑杀隐公，禄、产使汉朝陷于危亡，朱异使萧梁灭亡。汉、唐几位君主为什么竟不能觉悟呢？如今凭主上的圣明，又亲自掌握天下的权柄，难道还能容许汉、唐末世那样的事情发生吗？虽然如此，汉成帝知道厌恶石显，却不知道王凤就是石显一类的人；唐宪宗知道厌恶王叔文，却不知道皇甫镈就是王叔文一类的人。这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对别人明察，对自己却昏暗。臣希望圣明的天子以古代的事来考察今天：如果没有这种事情，就可以自我庆幸，并堵塞它尚未到来的入口；如果已经有这种事情，就可以大为恐惧，拔除它已经扎下的根。这样，便可以一步达到尧、舜那样的圣明。难道要像汉、唐的四位君主那样，完全疏远千万人，却只信任一两个亲近的小人吗？小蛇一旦形成，必然会变成大蛇；踏上秋霜，最终必然结成坚冰。臣不胜忠心和愤懑之情。

译论选官之法，问题在于吏而不在官 臣听说，选官制度的弊病，在于信任属吏而不信任长官。信任属吏而不信任长官，所以吏部的权力不在长官而在属吏。三尺法令，恰好成为属吏取富的源头，却不足以成为朝廷替官员选择人才的工具。所谓尚书、侍郎、郎官，不过是据案执笔，闭着眼睛在文书末尾签字罢了。况且，属吏犯法一定治罪，接受贿赂却一定不赦免。朝廷的本意，难道真是信任属吏而不信任长官吗？这不是朝廷的本意，而是法令造成的。按本意是信任长官，按法令却从来没有真正信任长官。不仅不信任长官，朝廷也不信任自己。朝廷不信任自己，那么法令应当如何裁决、可否由谁决定？只能由属吏决定。朝廷制定法令，本来是为了防止属吏作奸，但运用法令时却取决于属吏的裁决；这就使属吏的话胜过法令，使朝廷的权力轻于属吏。属吏的话到了可以胜过法令的地步，属吏的权力重于朝廷，那么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怎么能不奉行属吏的意旨呢？长官和副长官不会说自己奉行属吏，而会说“我奉行法令”。然而法令不是由官员决定，而是由属吏决定，这不是奉行属吏又是什么？这就叫作信任属吏而不信任长官。世上的家主有时把家政交给子弟，却最终使权力归于奴仆；他的内心并不是怀疑子弟而信任奴仆。这是因为子弟处理家政，只致力于了解大事而不致力于了解细节；奴仆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大事，却往往知道细节。一天，主人偶然举出一件细事询问，子弟还没有回答，奴仆却奋然上前说：“我知道。”于是便有机会说中主人的心意，取得主人的信任。主人开始既然相信他在细节上的判断，最终就不再怀疑他对大事的判断。于是子弟成为徒有其位的人，奴仆成为心腹。如今吏部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法令说：“这样做可以，这样做不可以。”士大夫有事请求吏部，拿着文书来请示说：“我符合礼法所允许的条件。”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也说：“可以。”既然合乎法令，当然应当说可以，没有疑问。士大夫退下后，属吏拿出一张小纸答复说：“不可以。”既然说不可以，按理就应当不可以，不应改变。不久却又拿出一张小纸告诉他：“可以。”而且，可与不可本有确定的法令，执行可与不可的法令却没有确定的判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属吏在其中。士大夫刚来时，凭借法令所允许的条件，也凭借吏部长官和副长官的贤明，却不去拜见属吏。因此长官当面答应，退下后询问属吏，属吏说：“按法令不可以。” 长官和副长官没有办法诘问属吏，便也说：“是这样。”士大夫于是就不再直接依据法令办事，也不再请求长官和副长官，而是拿事情去向属吏交易。属吏说：“可以，但不要急，等长官和副长官忘记了，再设法取得他们的认可。”昨天夺去，今天又给予；早上说可以，晚上又说不可以，长官和副长官不知道，朝廷也不责问。吏部的权力不归于属吏，还能归于谁呢？之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开始时有端倪，积累起来有渐进的过程，等到形成之后，根基已经牢固，流弊也已经蔓延了。那么应当怎么办？问题的根源，在于忽视大体而谨守小法罢了。属吏就利用长官所谨守的地方来制约他们，同时连同他们所忽视的大体一起窃取，这种局面便难以破除。况且朝廷为什么不想一想呢？可以说：“如果我们的选官只在于谨守细小法条，那么一个属吏执笔就足够了，又何必选择天下贤能的人来担任尚书、侍郎呢？”既然如此，我们任用尚书、侍郎，当然不只是让他们谨守细小法条。因此不如略去细小法条而责求大体，使小法只在具体细节上有可否，却不牵连大体的利害；这样吏部长官和副长官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行决断，关键在于不失去选官的大体，也不损害法令的根本精神。上天的春天温暖、秋天严肃，春天难道没有一天寒冷，秋天难道没有一天炎热吗？只是没有失去四时的大体罢了。责求大体而略去小法，事情就不会由属吏决定，属吏的权力也会逐渐减轻。属吏的权力逐渐减轻之后，长官和副长官中的贤能者才能有所作为，选官制度的弊病也就可以逐步革除了。周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庐陵人，考中进士，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赐奉国军节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铢上表，再次辞免增加食邑、食实封的恩命，不准许。仍截下他的来表，批答【明州为奉国军】省览你的奏表，内容都知道了。朕非常重视爵位和赏赐，不轻易授予他人。因为卿能团结宗室同盟，辅佐朕举行祭祀，既然同受上天恩泽，于是增加爰田【爰田是以田地互相交换；《左传》爰田注说：把本应收入公家的公田税，交换给受赏的众人】。古代有执掌祭祀余肉【祭祀剩下的肉叫作膰。《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执膰，战争有受脤】来亲近同姓之人的做法，按义理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何必一定再次推辞？赐威武军节度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显忠辞免增加食邑、食实封的恩命，不准许。仍截下他的来表，批答【福州为威武节度】朕以诚敬之心事奉上天，上天把福祉赐给朕。朕想同文武之士共同享受这庆典完成的恩泽，而卿掌管羽林军【汉武帝初置羽林军，取象于天上的羽林星，主管车骑】，拱卫和防护鸾车经过的道路，众人没有喧哗傲慢【《周颂》说“不吴不敖”；传说：吴是喧哗；笺说：不喧哗，不傲慢】，众人都服从简稽之法。所增加的食邑虽然很多，但按照功劳来看是应当的，卿再次推辞就过分了。应当努力接受它。赐尚书右仆射虞允文上表再次辞免，转任左光禄大夫，特封成国公，增加食邑、食实封。恩命不准辞免。批答【虞允文于乾道五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兼枢密使】省览你的奏表，内容都知道了。朕考察帝舜的事迹，希望尽到侍奉父亲的道义，也只有像皋陶这样的臣子，辅佐他的君主，率先兴办事业，使孝治得以成就。近来制定礼仪、创作乐章，交相举行各种典礼，庆典完成之日，天和人都相互感应，温和融洽，欣欣如春。这是你的功劳，朕对此感到喜悦；封爵、授官、赐予俸禄，谁会认为不合适呢？卿辞意虽然坚决，诏命却不会收回。况且君主如同人的头部，臣子如同人的股肱，本为一体而相互需要，哪里不是共同受益呢？还应当高兴起来，共同享受这快乐。赐参知政事龚茂良上表再次辞免进呈《太上日历》，特意转升两级官阶，按惯例加恩，恩命不准辞免，仍截下他的来表，批答【龚茂良于淳熙元年十一月任参知政事，三年六月罢职】

译省览你的奏表，内容都知道了。朕看《尧典》所记载的，都是尧的德行。孔子于是把它系入《虞书》，难道不是因为尧的功德到舜时才完备，而需要加以铺陈彰显吗？在那个时候，又有伯益等大臣，在舜七十岁让位之后，举述他圣明、神妙、勇武、文德的功德并加以申说。直到今天，尧的话能够传播天下，正是舜及其群臣归美于尧的力量。像朕这样德薄才浅，固然不敢自比于重华；但太上的功业、功烈、寿命和福泽，比起放勋来，大概更为光耀。那么，编成千卷之书，把它珍视为伟大的训典，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吗？卿作为辅弼政事的大臣，效法伯益加以赞述，接连升进官阶，以显著的方式报答儒臣的谋略。公论都认为合宜，为什么引退躲避得这样坚决呢？所辞不准。赐显谟阁直学士、左朝议大夫、知潭州沈介请求保留本官职务退休，不准许。诏【元符元年，建立阁馆收藏神宗御集，命名为显谟阁；建中靖国元年，下诏将显谟阁改为熙明阁，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不久恢复旧名；崇宁三年，在显谟阁绘制熙宁、元丰年间功臣的画像；政和六年，设置直阁】卿凭刚毅的资质、通达明彻的谋略，镇守一方，威望显著。当今谋划任用统帅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卿。为什么要托称有病，竟然到了该做臣子而退休的年纪了吗？是力量不足了吗？卿的辞说为何这样急切，离去又为何这样果断？卑湿而脚肿沉重【膇，指脚肿而下垂沉重】○直类切】是江南一带常有的情况，难道唯独长沙有吗？应当爱惜精神，宣通积滞，使地方安定，共同享受福气；还有什么忧患不能止息呢？等到功业盛大之后，朕正要谋划卿所请求的事情，现在所请不准。赐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福州陈俊卿请求改授一个在外宫观遣差，不准。诏【陈俊卿曾辅佐孝宗，乾道二年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朕以优厚的礼节对待旧日辅弼，对选择统帅镇守的任命十分慎重。近来因为福州四千石俸禄的重任，让卿荣归故乡，哪里只是敬重故旧、保全功劳，符合《周官》所说八统驾驭百姓的方法【《周礼》太宰以八统告诫君王驾驭万民，第二是敬故，第三是保庸；注说：敬故是尊重旧臣，保庸是安定有功之人】呢？也是希望七闽的父老子弟知道朕以宰相来治理乡郡，是给他们的荣耀【俊卿是兴化人，知福州，所以说是乡郡】，或许可以使他们羡慕感奋，互相告诫勉励行善；这样一方之地虽远，也可以不费劳力而得到治理。卿应当体会这番心意，前去安抚并治理自己的官所。为什么这么快就上了称病请求退职的奏章？

译传说说：“不应使大臣因不能任事而怨恨，何况是我在潜藩时的旧臣呢？” 卿现在还不可以在家闲居奉养自己。科举诏 门下：朕认为，凭四种学术来造就士人，每三年举荐贤能，崇尚教化、砥砺风俗，没有什么能先于此事。朕才德浅薄，却日夜思念杰出人才，郡国奉行诏书已经下达五次了。希望不愧于前代的传闻，或许对当世有所补益，这难道只是虚文吗？谈到大规模选拔人才的时候，现在又到了这个时节，于是命令有关官司，重申告谕朕的意思：各自把贤能之士的名册上报。朕将亲自在朝廷策问，使入选的人都足以彰明治道和教化，振兴并宣扬事功。难道只是朕一人因此使时世安宁吗？众多士人也将获得无穷的声誉。所以颁布这道诏书，想来应当知悉。临幸国学诏 诏令：从前我朝艺祖开始创建帝王基业时，礼乐、征伐等事务尚且没有闲暇顾及。到了开国之日，首先临幸国学；过了两个月，又一次临幸。既扩大先圣、先师的庙宇，又审察其形象而为之作赞。治国之道的根本，包含着深刻的意义。既然如此，扫除五代的鄙陋，削弱诸侯的僭越，传下万世的统绪，难道不在于这礼乐文章吗？历代圣主相继承袭，于是成为本朝家法。太上皇中兴，开设学校，皇帝亲临，儒术更加光大。因此朕继承帝位、蓄积精神，考察古代法度，祖述先业，早晚都不敢忘记。于是趁仲春之时，谒见先圣，亲自举行释菜礼，阐明中庸之道。群臣列侍，众多士人济济一堂，洙水、泗水之间的遗风，俨然呈现在眼前。朕非常赞美。你们应当明白朕的训辞，遵循朕的志意：孝敬父母，是奉事亲人的根本；忠于君主，是奉事君主的根本，是学习的根本。学业精进在于勤奋，品行成就在于思考，这是学习的次序。即使圣贤重新出现，也不会改变这些话。子大夫们要记住啊！应当成为君子之儒，不要羡慕取得世俗爵位，使朕尊重道德、喜爱正道的心意，显现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效果；使这种行为光耀于祖宗之前，面对太上的慈训，这样才不辜负国家培育人才的用意。能否做到，只在你们努力罢了。所以颁布这道诏书，想来应当知悉。赐利州观察使韩彦直辞免授任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的恩命，不准。诏【韩彦直是韩世忠之子，孝宗乾道七年授都统制】唐代的《大雅》说：“只有西平王有这样的儿子，只有我有这样的臣子【这是柳宗元所作《平淮夷雅》的话；西平指西平郡王李晟，西平有子指李愬】。将门之中选择将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你的先父正直【指韩世忠】，在王室建立了显著功勋，世代选择并承继你的功劳，希望这件事就在你身上。何况卿的智谋、方略、声望和政绩，在总领财赋之日已经显现【韩彦直任户部郎官，主管左漕，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第二年奏报财赋成绩是从前的四倍，升任司农少卿】；如今直接任命为大将，全军有什么可惊异的【汉王将任命大将，选择吉日、备办礼仪，人人都以为自己将成为大将，等到拜授时才知道是韩信，全军都感到惊讶】？努力谋求功名，何必推辞躲避。赐观文殿大学士、左正议大夫、知绍兴军府事蒋芾请求查核前次奏章，授予一个宫观职务，不准。诏【孝宗朝，蒋芾因谈论边防事务得到皇帝知遇，不几年升至宰相。孝宗想大举恢复失地，朝廷议论不一，恰逢蒋芾母亲去世，皇帝暗中下旨让他决断。蒋芾说天时人事尚未成熟，违背了皇帝的心意。服丧期满后，授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自去年以来，卿屡次以疾病请假，珍台闲馆的职位，朕并不是吝惜不给卿，而是想到会稽是辅佐京师的藩镇，只是得到卿的重视；凡是可以减轻公家供应、满足州中使用的事情，只要上奏，早上听到，免除的符文晚上就下达，卿已经治理得很好了。难道唯独不能替朕稍稍留下，使这一方得到恩惠吗？从前汲黯多病，卧居官署一年多，而东海治理得非常好【《汉书》载，汲黯任东海太守时多病，卧在阁内不出，一年多后东海大治】。卿的起居行动，比汲黯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回到郡中任职呢？所请不准。赐虞允文辞免，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华国公，增加食邑、食实封。恩命不准辞免。诏。朕才德浅薄，却尊居王公士民之上，曾经担心年岁不断增长，而志向虽勤勉、道路却遥远，所以精心选拔忠良，光明地辅佐朕的不足。因为卿的盛德冠绝当世，深远的谋略符合古人，所以朕参照虞舜任用贤臣的旧事，把国政托付给卿。对内安抚百姓，对外抚慰四夷，对上调和阴阳，对下整饬法度。朕既然听从卿的意见，卿也竭尽自己的力量，这本来是朝廷内外共同知道的，也是朕心中所依赖的。如今官名刚刚正式确定，便升任上台，众多意见都说合宜，何必一定辞让谦逊呢？况且大功尚未完成，德化尚未成就，这正是当今的急务。卿应当努力启发并辅佐朕，怎么能不亲自承担天下的重任，继承三代盛世的君主之业呢？安守本分、知道止足，那是众人的事情，丞相何必也说这些呢？所辞不准。赐草土，刘珙准许终丧的诏书【刘珙，字子羽；刘子翚是其长子，刘子翚是其从子；刘珙曾授资政殿学士，知荆南府，任湖北安抚使，遭继母丧，起复为同知枢密院事、荆襄安抚使。刘珙多次上奏恳切辞免，诏令准许他服满丧期】诏令刘珙：省览卿四次上呈奏札，辞免起复的恩命，请求查核前次奏章并撤回派遣中使徐偁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朕吟咏《诗经》的雅诗，知道有常德才能建立武功【指《常武》篇】；观察《易经》的卦象，知道应当整治兵器以戒备意外【指《萃卦》卦象】。因此起用卿，并不算违背夺情起复的典制。然而诏书屡次下达，卿恳切退避，态度更加坚定。又加上卿确实患病，料想并不是虚饰之辞。况且秋日暴晒，若道路奔波使卿违反调养身体的节度，难道不使朕心中悲恻吗？朕俯允卿服满丧期，本来就不会忘记对卿的眷顾。所请准许。赐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知建康军府、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刘珙请求授予在外宫观职务，不准。诏【淳熙二年，刘珙知建康军，重新进为观文殿学士】从前君陈、毕公都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治理东郊，辅佐周成王和周康王；既已享有保佑而获得众多福祉，那两位大臣也共同享有永远无穷的声誉，记载在史册上，朕心中十分向往。今天的秣陵，就是周代的洛邑。凭卿宏大的才干和盛大的德行，曾经担任股肱重任，所以命卿居守此地，希望卿像前人那样整治政务，进用善良，区别邪恶，三年如一日。只是忧劳可以宽减，论年龄还不算高，说到节制调养也没有什么差错，难道容许卿安逸享受，违背朕深切的关怀吗？这样更能巩固你的美德，希望京师和行宫都得到福佑。赐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侍读、永国公史浩请求退休，不准。诏【史浩在隆兴初年任宰相，因为与张浚在用兵问题上意见不合，出任绍兴知府，不久任宫观职。淳熙初年授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五年再次任右丞相】

译我朝祖宗礼遇旧臣，设置内祠和经筵，便于咨询；当时宗室大臣和资深儒者，也没有不心怀王室的，甚至有人请求入朝觐见而愿意留下。君臣上下之间，彼此表达诚敬，朕非常仰慕。近来从卿的故乡起用卿，以优厚礼节对待卿，正是想依照这种道理，希望恢复旧日制度。卿既然以昔日贤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肯为朕前来，又能询问黄发老人，就不会有什么过失。新年刚开始，怎么能容许卿立即离去？善于奉养老臣的人，朕正要追法西伯的风范，把卿当作已经归来。卿应当效法太公的道义，所请不准。赐奉国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王友直请求授予一个宫观遣差，不准。诏【王友直熟悉兵法，淳熙元年授奉国军节度使，四年总领殿前司、步军司，不久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卿早年凭公正勤勉入卫王室，虽然有排列千重的宫门，实在依赖卿的训练整治；然而卿还没有出征、戍守的劳苦。天将明时入朝【太阳将要出来的时候；《礼记》说天将明时击鼓召集】，像山一样站立片刻；此后无非奉上甘美食物、侍奉用药治病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担任宫观职务才说要奉养母亲呢？况且坚守忠孝，一定会得到幽明两界的帮助。诏书声音屡次颁下，难道还不能听从朕而接受所请吗？不准。赐朝散郎、权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齐庆胄辞免授任礼部侍郎的恩命，不准。诏。舜虽然用三年考核功绩，三次考核后升任显明的官职；然而伯夷掌管礼，后稷掌管乐，实际上从未更换。所谓升任，大概只是提升位次、增加爵位和服饰罢了。卿凭美好的资质和深厚的声望，具备通达的才干和精深的学问，而朕多年选拔任用卿直到今天。卿位居台省属官之首，辅佐奉常、宗伯，凡是郊庙祭祀以及礼乐的情理和文饰，有时纠正仪式，有时讨论事务，使朕这一代的制作不愧于古人。当时唯独你值得嘉奖，所以正式拜为副卿，来使你长久发扬原有事业；服饰章纹已经确定，恩宠优厚也都隆盛。师友的言论都协调，古代的义理也相合，不必再多加退避。前去恭敬承受。所辞不准。《御选古文渊鉴》第五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五十八卷目录 宋 胡宏 祭祀郊社 鼎象百物 刘子翚 曾子论 朱松 上李丞相书 送程复亨序 罗愿 淳安县社坛记 程大昌 象刑说 范浚 悔说 彭龟年 戒圣性伤急疏 刘光祖 论朋党疏 陈傅良 进周礼说序 文王论 陆游 与尉论捕盗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五十八卷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命编纂并作注 宋 胡宏【字仁仲，胡安国之子，以荫补授石承务郎，学者称为五峰先生】祭祀郊社 成就自身，没有比礼更大的；礼之中，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祭祀的礼，是用来树立我们诚心的。鬼神这种存在，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我们的诚心。君王承继上天而成为上天之子，独自主持万物的化育，所以在郊外祭天，在社坛祭地，祭祀名山大川，五祀各在相应的方位举行。后世礼乐失传，论说者不以性命之理为根本，所以秦代设八神之礼以求神仙：第一是天，第二是地，第三是兵，第四是阴，第五是阳，第六是月，第七是日，第八是四时。汉代祭祀太一以求神仙，方士说：天神中尊贵的叫太一，辅佐太一的叫五帝。这些人都不了解鬼神的情状，是方士之家妄自编造的说法，儒者不取。等到逐一考察儒者关于祭祀天地的议论，对天则有昊天上帝、五方帝、感生帝；大地不可以有两个君王，难道上天可以有七个帝吗？对地则有的设方泽，有的设方丘，有的设置北郊与天相抗，这就如同一家有两个主人。况且儿子侍奉父母，父亲在世时，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一年【《仪礼·丧服》说：穿疏衰裳，系牡麻绖，戴布缨冠，执削杖，系布带，穿疏履，服期；这是父亲在世时儿子为母亲服丧】，也不敢把母亲与父亲相抗，因为尊贵者不能有两个最高主宰。君王以侍奉父亲的方式侍奉上天，以侍奉母亲的方式侍奉大地，怎么可以抬高大地来抗衡上天？因此，家长独自制定家中的义理，家道就端正了；君主独自向国家发号施令，天下就安定了。上天独自刚健运行而不止息，大地之道顺承天道而不自成其功，太极于是建立。君王以侍奉父亲的方式侍奉上天，树立诚心而使自己的德性纯一，所以在南郊扫地祭祀的，只是昊天上帝罢了。“天”说的是气，“帝”说的是性。祭社是祭祀土地，用来彰明大地之道。名山大川，是宝货财用产生的地方，也是四方赖以依托的地方。五祀，是谷物以及水、火、金、木。人们日常使用的东西，没有超过这五种材料的，不报答它们，却反而祭祀道路和门户，完全失去轻重次序，哪里是礼呢？礼所贵重的，是它所包含的义理。因此，君王祭天时焚烧牲体，使气息向上通达；从精神方面说叫作禋，从感通神灵方面说叫作类，从方位和祭兆方面说叫作郊，所指的事情不同而名称不同，实际是一回事。《周礼》却专门把禋祀归于上帝，把实柴归于日月星辰，把槱燎归于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周礼·大宗伯》说：掌管建立国家祭祀天神的礼，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祭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实柴，是把牲体放在柴上焚烧；槱燎，是焚烧柴薪，使烟气上升，以通达诚意】。不把日月星辰统一看作上天的一部分，却把柴燎分成三种，显然多是妄说。又如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说法，是刘歆凭私意附会的内容，不能与《易》《诗》《书》《春秋》相比【意思是《周官》一书是刘歆伪造的，多以私意附会，不应与《易》《诗》《书》《春秋》并列为经】。鼎象百物 史书记载，秦国灭亡周朝，九鼎进入秦国，从此便不再出现。左氏认为，鼎是把各种事物画出形象并加以备载，使百姓知道神怪之物的器具。我私下认为这是诬妄。为什么呢？魑魅、罔两自古以来并不曾成为天下的祸患，只有鄙陋的男子和妇人才偶尔谈论它们，士大夫和光明正大的人不说这些。君王协调上下，以承受上天的福佑，难道会把这种事当作正事，平庸地铸在鼎上吗？那么，禹所铸的鼎又是为什么呢？禹开始除去洪水的灾害，划分九州的分野，区分土地的高下，确定贡赋的制度和尺度，建立井田、封建的疆界，完全制定了当时养育百姓的办法。所以又把这些铸在九鼎上，作为万世遵守的准绳。夏桀有昏乱的德行，九鼎便迁到商；商纣暴虐，九鼎便迁到周。九鼎的分量就是如此重大。春秋时期，晋国、郑国铸造刑书，这也说明古人创立制度，想要传之久远的，必定铸在鼎上。秦国正要废除井田，开通阡陌，废除封建，设置郡县，毁灭先王的遗迹，甚至焚烧竹简典籍，何况九鼎是明载制度、显明坚固而又宏大的器物呢？秦国如果没有把它沉入伊水、洛水，也一定会使它沦没在瀍水、涧水之中。秦始皇对先代的一切都不加以借鉴，却无缘无故到泗水寻找周鼎，由此可知他想以诡诈迷惑天下的用意。汉朝兴起时，距离古代还不远。《易经》说：“解卦，利于向西南；没有事情可去做时，回来就吉利；有事情可去做时，早早行动就吉利【解卦彖辞】。”汉高祖父子兄弟知道没有事情可去做的好处，却不知道回来恢复旧道、早早行动的吉利，因而日渐拖延到了今天。茫茫的禹迹之地，法度全都废弃了。上面的人不能以仁爱自持，百姓各自私藏自己的财产；社会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横行而无处申诉，冤屈陷害、困苦贫穷，争斗日益发生，诉讼繁多，都是由此造成的。谁能够处在君位而以仁爱对待百姓，广泛向天下咨询，寻求纠正这些弊病的方法呢？刘子翚【字彦冲，父亲刘韐为国死难，授兴化军通判，他辞官归家，与胡宪、刘勉之相互契合，交游的都是海内名士，并以承担重任、取得远大成就相期许。朱熹曾把《易经》“不远复”三句话告诉他，使他终身佩服奉行】曾子论

译孝是各种品行的根本，品行纯正，人的本性就能通达；品行亏缺，本性就会受到损害；二者常常互相因果，因为根本相同。孝以敬为根本，而敬是修养本性的门户。从天子直到平民，行孝的事情虽然不同，却都以敬为共同根本。侍奉父母却不敬，凭什么称为孝呢？成就百种善行，收敛千般过错，只在这一颗心。敬心一发生，对父母实行孝道；推及兄弟，恭敬而友爱，是它的应验；推及夫妇，和谐而顺从，是它的应验；推及亲属、朋友，恭敬和睦、同心守信，是它的应验；推及侍奉君主、治理百姓，忠诚而宽恕、廉洁而勤劳，是它的应验。这些方面只要有一项不能相应，就不是孝。即使姑且说是孝，敬心也一定不纯。海水的支流必然咸，玉石的碎屑必然润；内心存有这种敬心，发于外就没有不相应的。由此可知，孝子的心，忘却一切思虑，只有一念敬意罢了。看人如同面对日月星辰，听话如同受到雷霆警戒，饮食如同面对盘中诵读铭文，睡眠如同靠着几案宣读箴言；坐着如同站立，记过如同掌管记录过失的史官，行走如同有纠察过错的官吏跟随。无需期待肃然，自己自然就肃然了。念头所通达之处，没有门户和旁侧可以阻隔，充塞天地，横贯四海，不知道它的边际在哪里。从前有人掘开坟墓便在梦中与死者相通，有人咬破手指便使亲人心中有所感动；在人的知觉中，这种感应如同回声和影子。至于鬼神的幽秘、禽鱼的细微、草木的无知，都可以受到感通，并不是诡异之事，而是自然如此。敬心既然纯一，根本之性便显露出来，虚明通透，在战战兢兢、严肃恭敬之中跃然而现。这就是至孝之人所以能在外在行为上成就，在内在本性上修养的原因。曾子的孝就是孝；立身扬名，也只在这一点；而在听闻道理方面尤其超凡警醒。面对死生关头，他能够明白灿然，大概是因为起初凭孝心而达到敬，最终又凭敬心成就自己；考察他平日牢记不忘的，只是念念不忘敬意罢了。伸出手脚时，就显现在战战兢兢之际；说出善言时，就存在于容貌、言辞和声气之间，这些都叫作敬。《戴经》所记载的深奥义理很多，但开头三句话已经完全说尽了它的要旨。学习的人并非不知道，然而都对曾子有所惭愧，因为实行得还不够。显明处的恭敬，是孝的名义；幽暗处的谨慎，才是孝的实际。追求孝的名声，普通男女也能做到；核验孝的实际，圣人都认为困难。曾子说：奉养父母可能做到，敬却难；敬可能做到，安却难；安可能做到，最终坚持到底却难。片刻的敬，人可以勉强做到；至于能够安然保持并终身坚持，如果不能确实自信、坚决实行，就没有人能够以恒常为乐并达到最高境界。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疑惑之情还没有消除。学习者最大的祸害，就是疑惑之情；那些穷究搜索、广泛阅读，唯恐有所不闻的人，疑惑之情还没有消除；早晨咨询、晚上叩问，请求增益而不停的人，疑惑之情也还没有消除。反复搏量、揣摩，只求符合相似的说法，疑惑之情还没有消除。内心既然有疑惑，就不得安定；不得安定就容易轻信、容易改变；容易轻信，就不能尊重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容易改变，就不能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这两种情况交相扰乱于内心，便把礼法看作拘禁自己的牢笼，把专心精进看作停滞执着；想要做到有始有终，就困难了。曾子在圣人门下求学，年纪最小，孔子只对他讲了一次道理，他便唯唯应诺而已。难道他心中还会有丝毫疑惑吗？所以他的成就应当巍巍高大，远远超过诸位弟子。朱松【字乔年，徽州婺源人，考中进士，官至司勋吏部郎；反对和议，触犯秦桧，出任饶州知州，尚未赴任便去世】上李丞相书【李丞相就是李纲】朱松（字乔年，徽州婺源人，考中进士，官至司勋吏部郎；因反对议和，触犯秦桧，被出任饶州知州，尚未赴任便去世）《上李丞相书》（李丞相就是李纲）。我听说当今世上那些游谈论说之士，没有谁不把人才不足当作忧患。唯独我认为，当今世上所忧患的，并不是缺乏人才。君臣之间的大义不能昭明于天下，而学士大夫又缺少为国尽忠、舍生赴难的节操，难道不是今天最紧迫、最重大的忧患吗？父子之间以恩相亲，君臣之间以义相守，这就是天下最重要的戒律。譬如有生命的万物，都在元气中饮食、休息、呼吸，一口气不能相续，必然就会死亡。先王设置礼、乐、政、刑，用来维系这些关系，可以说十分完备了。然而孔子、孟轲一类的人，道义既然不能在天下施行，便退下来同门徒讲说、论著，反复告诫，深切恳至到了极点。他们遗留下的恩泽和余风流传到后世，时常有守持一节的人，竭力实行奇异、诡特、卓绝的行为；鼎镬在面前，刀锯在身后，他们提起衣裳便走向刑罚，安然得不亚于安睡在床席之间。那些乱臣贼子收敛双手、变了脸色，没有谁敢对自己的君主肆行不义，难道只是因为他们轻视自己的生命，以成就一点个人私意吗？实在是因为他们深深害怕君臣之义一旦废弃，那么做君主的便一天也不能保有自己的天下国家；百姓所遭受的灾祸，难道还有比这更惨烈的吗？如今的形势，若要动用天下的智力来除掉仇敌、安定国家，就一定要致力于阐明君臣之义，以此激励天下，使天下人闻风响应、如影随形，奋不顾死地为王室效命；这样，就一定要有大臣来率先倡导这件事。建安初年，曹公奉天子定都许都，披荆斩棘而建立朝廷，海内之士争相施展自己的才能来协助成就谋略，难道那时还会有人以为汉室的君主不存在了吗？在这个时候，诸葛孔明隐居在【原文“▯亩”字形有疑】田亩之间，看着士人像车辐聚拢一样奔赴魏国的情形，简直把他们看成眼前的腐臭腥膻之物，正捂住鼻子快步走过，唯恐被它们沾染而受到玷污。一旦得到刘豫州，便在片刻交谈之间决定大计，兼并、收取暗弱的势力，在天下倡明大义，祭祀汉室以配享上天，于是强大的敌人也为之震动。广明年间发生动乱，僖宗进入蜀地，大盗占据宫阙【唐僖宗广明元年，黄巢攻入长安，皇帝逃往兴元】，百姓遭受严重灾难，四海动荡倾覆；藩镇勤王的军队彼此惊愕相视，都以为唐室再也不能振兴，迟疑徘徊、退居一旁的军队接连不断。王铎担任诸道都统，檄文所到之处，像雷霆轰击、疾风奔驰一样，壮士因此士气大增；王处存、李克用等人拼死奋战，只怕落在后面，于是终于消灭大盗，收复京师【义成节度使王处存听说长安失守，便发兵入援；沙陀人李克用也率领所部一万人前往救援；中和三年，李克用击败黄巢，收复长安】。如今，自从有生民以来，尊奉君主、拥戴上位者的心情，是同生命一起产生的，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

译不幸的是，这种心情沉沦于长期衰败的风俗之中，又受到历来积威的压制，时间久了，人的气势便消散而疲惫；这样，即使有可用的人才遍布天下，也不能有所作为。倘若有一个人，是闻名当世的杰出人物，能够振奋、鼓舞并激励天下，那么天下那些中等才质的人也都可以建立功业。所以孔明、王铎都处在王室衰微之时，却各自能够有所成就。世人只看见他们功业的盛大、谋略的宏伟，却不知道根本所在，只在于倡明君臣之义，从而树立士大夫为国尽忠、舍生赴难的节操罢了。有宋盛时，万里江山都归于一个姓氏，延续将近二百年；当时人的才干无论长短，都能够各自效力，而贤能、聪明、平庸、妄庸之人杂处其中，也都可以安坐谈笑而取得富贵。对于士大夫来说，宋朝可以说没有辜负他们。近来京师发生变故，金人轻装离开巢穴，侵犯我国都城，其势已极其猖獗。四方军队按兵不动、彼此观望，没有谁肯挽起衣袖争先出战，以在一朝之间决一死生；而在国土沦陷、百姓涂炭之后，那些贪生怕死、以双手拱手侍奉仇敌的人，并不只是失职而不得志之徒，竟然连参与帷幄谋划、执掌朝廷大权的人也在其中。大义不明，风操节义沦丧，自开天辟地以来，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既然如此，要阐明君臣之义、以此激励天下，就一定要有闻名当世的杰出人物来率先倡导；除了仆射，我还能指望谁呢？恭敬地想，仆射相公起初担任史官【政和年间，纲担任起居郎，属左史之职】，当朝廷忌讳直言的时候，他指陈朝政的缺失，使奸佞谄谀之徒震动，于是获罪而离开朝廷。后来又回来担任侍从【宣和元年，贬为南剑州沙县税务监；宣和七年，入朝任太常卿】。正当宗庙社稷处于危急、疑惧和【原文“▯杌”字形有疑】动荡不安之际，他不动声色，亲自决断重大国策，差不多可以使王室重新得到振兴了。到了靖康、建炎初年，群邪一齐进用，争相提出误国的计策，以便售弄他们的奸谋；唯独仆射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关系天下国家安危的大计，直到今天仍然鲜明地存在于人们耳目之中。他不仅主张没有被采用，反而又被放逐流窜，几乎濒临死亡；而且他本人虽然流落在外，声望却更加尊崇，领取祠官的俸禄【建炎元年，纲被罢免左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优游于江海之间，声望也更加隆重。他离开朝廷，已经没有掌握杀生予夺、赏罚进退的权柄，但天下那些愿意竭力效忠王室的善类，都把他当作归依。若不是他深刻明白先王用来维持天下的道理，以及孔子、孟轲反复告诫、阐说得极其深切的道理，又有谁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我不过是江南的一个平民，在尘世间放达失意，很少有合于世俗之处，如今却乐于称道仆射的德行功业。我愿以仆射的风范和义行来感化、启发当世，勤勉不止，以求列名于宾客末席；还是想要考察、核实旧日的传闻，来寻求补救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呢？至于感慨今事、援引古事，修饰言辞，献上谋略，以求一日的【原文“▯”字缺损，含义不明】，难道只是我不肯这样做，也难道是仆射对天下士人的期望吗？送程复亨序 广平人程某，字复亨，是我的表兄，跟随我在福建游学了两年。我把安逸和忧患的道理告诉他，他已经知道得很详细了。如今他将要回去探望母亲和祖母，我怎么可以不说几句话呢？司徒文子向子思问道：“亲人去世三年还没有下葬，那么穿什么丧服？”子思说：“过了三年还没有下葬，丧服就不能除去。”所以我给他的第一条告诫是：“先安葬我的舅父，然后再穿吉服。”孔子失去鲁国司寇之职，将要前往楚国，先让子夏说明，又让冉有重申，说：“居丧不能让自己很快贫困。古代君子因为在诸侯那里失去职位而称为‘丧’，居丧又不愿让自己很快贫困，可见事情是多么紧急。”所以我给他的第二条告诫是：“修葺你的居所，使你的亲人安宁。”蓬草生长在麻中，不用扶持也会自然挺直；若把它种在丛生的榛莽中，就会随之倒伏。所以我给他的第三条告诫是：“不是像你父亲那样的人，不要亲近。”长江发源于岷山，从荆地流入楚地，浩浩荡荡绵延千里而流到海里，是因为有三百条大河、三千条小河来帮助它。所以我给他的第四条告诫是：“广泛学习，来增长见闻。

译传记上说：“贪恋安逸就像饮鸩毒，不可以留恋。” 君子不只是厌恶留恋安逸会败坏名声，也厌恶它会败坏人的本性。所以我给他的第五条告诫是：“不要留恋安逸。”《礼记》说：“男子出生后，要用桑木做的弓、蓬草做的箭，向天地四方射去，以表示自己的志向。”一个价值不可估量的人，难道能在乡里之间随波沉浮，而使自己的名声不能相称吗？所以我给他的第六条告诫是：“不要忘记面向四方的志向。”齐国善于辨味的人，能够辨别淄水和渑水混合后的味道【齐国的易牙能够辨别淄水、渑水的味道】。淄水和渑水混合以后，已经同样都是水了。你回去吧，将来拿着经书来问我：“能不能进入普通的水流而不改变原来的味道？”我还能够替你辨别它。罗愿【字端良，博学好古，文章取法秦汉，典雅精练，朱熹特别称许看重他，有《尔雅异》二十卷】《淳安县社坛记》有些士人出生在五帝的时代，却直到今天仍被祭祀；有些礼制兴盛于三代，却没有在后世废弃。这不仅因为那些人值得尊敬，也是因为其中包含的意义极其深远。大概自从离开古代已经很久，五帝的臣子能够流传下来的没有几个，而高阳氏的土官、虞舜的稷官，世代独自相互配享社神、稷神，这些见于展禽、史墨的言论【《国语》载展禽说：共工氏是九州的霸主，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够治理九州的土地，所以祭祀他，把他作为社神。《左传》载蔡墨说：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勾龙，担任后土，后来成为社神】。社坛只筑坛而不建屋，祭祀用生肉而不用熟肉，有俎豆而没有酒杯等器具，这些也都是商、周的旧典。上下数千年，后人相继不敢有所改变，难道可以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吗？先王治理天下以诚为根本，只有能够推究事理、贯通其意，才会遇到事情时不分精粗、表里。既然知道土地和谷物是百姓所重视的，而社神、稷神正主管这些，那么从丘陵中的百姓以上，各按所在之地筑坛祭祀。天子凭借它来分封诸侯，诸侯凭借它来拥有自己的国家，君主和百姓的情感就是这样相同。因为他们生前具有使土地平整、种植谷物的能力，明确知道他们的精神死后不会消灭，便把降雨、晴朗、寒冷、温暖等事情托付给他们，没有不得到满足的；天人与人的关系又是这样没有差别。借着沐浴、斋戒、住宿，以及上下坛阶、进献和撤除祭品等仪式中所体现的为人臣下之道，便进一步教导百姓把它作为侍奉君主的准则；借着水旱灾变，设置相应的说辞和仪式，使那些不尽职的诸侯也不能逃脱责任，于是把这些原则推广开来，作为驾驭臣下的方法。一年之中，春季举行出火之礼【《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出火是为了焚烧；然后检阅车辆和赋税，编列士卒，君主亲自向社神宣誓】，秋季占卜庄稼收成【《周礼·肆师》说，在祭社之日亲临占卜来年的庄稼；注疏说，这是秋季祭社之日】，冬季让老年人得到休息【《周礼·籥章》说，国家举行蜡祭时吹奏《豳颂》、击打土鼓，以使万物休息；万物成熟衰老，是帮助上天完成一年的事务，到这时便老了，所以祭祀以使其休息】，有召集百姓宣读法令的事情【《周官·地官》说，州长如果在四时祭祀州社，就召集百姓宣读法令】，有使用玉帛祈求解除灾变的事情【《左传》载昭子说：如果口中有食物，天子就在社坛击鼓，诸侯在社坛使用币帛；注说：社神的地位相当于上公，所以用币帛请求救助】。有时迫不得已要征用百姓出兵，小规模出兵，接受社神赐予的祭肉后再出师【《左传》说，统率军队的人要从社神那里接受脤肉】；大规模出兵，则举行衅祭，载着社主出境【《周礼》说，如果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小宗伯就设置军社，奉载社主的车；军社就是社主】；有功劳便献俘或献礼。于是【《周礼·大司马》说，如果军队有功劳，就先把凯旋乐献给社神】，有罪便在社坛杀戮【《尚书·甘誓》说，不听从命令的人，在社坛处死】。这就如同一家父子出门，回来时告知家人，然后在家庭内部做事，并不是把这些当作偶尔举行的罕见典礼来实行的。而且他们重视百姓居住的地方，敬重百姓的食物，所以民风日益淳厚，不轻易改变。明确祭祀有功劳的人，所以百姓端正朴实而不崇尚鬼神。顺应事物的常理，把教化训诫寄托其中，所以政令推行、禁令有效，风俗也由此形成。百姓每天都能看见君主亲近自己，而君主所施行的又不违背四时的次序，因此君主容易治理，神灵也容易降福。唉！古人向社神、稷神所求取的道理，详细到了这种程度，并不是一定要把神灵神秘化而已。大概是因为认识已经达到极致、心意真实诚恳，不分精粗、表里，所以分散在具体事务中的道理可以用来了解政事，寄托在政事中的道理又可以用来观察礼制，这就是它始终如一的原因。后世同百姓接触的方式已经极其简略，只是治理财物、审理诉讼，凡是在官府施行的才称作政事，起初并不把它们混杂在社坛祭祀中降下。像这样，神灵本来就没有参与其中。乡里的社祭，喧闹而又醉酒饱食，只有那些在主管官署保存的礼仪、办完的祭事，才被当作礼。鸡鸣时举行祭事，天还没有亮就把祭品埋下。像这样，百姓也根本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况且耳目不能接触到的事情，却想改变人的心术，自己尚且做不到，更何况所谓出火的早晚、来年五谷是否适宜种植、所要使之休息的万物、所要祈求解除的灾变，这些说法已经古老了。兵农已经分开，军队出征前祭祀社神的制度也改变了。此后世人对于社神、稷神的要求就非常简略了。然而根据今天还保存的制度来推究它的缘故，那么这些神大概是五帝的辅佐，而这些礼制则是三代的旧制。人类之所以能够相互扶持而延续到今天，赖于他们的力量很多；前代祭祀礼仪仅存的，也只有这些了，所以人们还共同守护它，学者尤其乐于称道它罢了。长乐县陈君来任淳安县县令，正当此时，议论者认为州县的社稷坛墙大多没有修缮，诏令长官修筑并守护防卫，每月进行检查。陈君于是就在县城西面二里的旧社稷坛处，连同风师、雨师、雷师的坛墙，一并砍伐石料加以修治，又建造三间屋舍，以备举行祭祀之用。筑墙七百尺，把外面围隔起来。淳熙七年二月中戊日完工并举行祭祀，请我为此写记。我替他写道：修筑坛墙的费用是可以筹办的，长官刚到任时亲自拜谒并察看它；巡行各地的使者察看修饰是否合乎礼仪，这又是甲令中已有的规定。既然法令已经明确写出，官吏却有时不肯尽力办理，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心里私下认为这些事情迂阔而远离实际，情况大概是想把古代的意义推求出来，使它符合百姓的事务，以符合国家规定祭祀的本意吧？由此可知这件事确实很难。陈君的五世从祖、枢密直学士，凭借经学修养和品行闻名当世，起初任仙居县令时，经过社稷坛和孔子庙，一定下车快步趋行。所以陈君因奉行上级命令，也懂得急切办理这件事。我虽然不认识陈君，但听说他审理诉讼公平宽恕，修整学校，治理桥梁道路和沟渠，又劝大户拿出田地来办理义役，大概都是有意于百姓的人。因此我推考古代社稷祭祀的意义，认为今天那些贤良的主管官吏若要有所作为，是可以从这件事中取法的。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考中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后退休。他对于古今事务笃实求学，没有不考察研究的】《象刑说》。

译《舜典》说：“用象刑施行典刑。”皋陶说：“正要施行象刑，必须明察。”可见唐虞时代本来就有象刑。然而离古代已经很远，解释的人并不一致。荀况记载当时人的话说：“象刑，就是墨刑、黥刑、搔婴、共艾、毕，对对履杀、赭衣而不纯等。”汉文帝颁诏废除肉刑时说：“有虞氏画衣冠、区别服饰的纹样来表示刑罚，以此作为耻辱，百姓就不犯法。如今法律中有三种肉刑，而奸邪仍不能止息。”汉武帝策问贤良时也这样说。《白虎通》说【《白虎通》是汉代班固所撰】：所谓画象，是让服饰象征五刑。犯墨刑的人蒙头巾，犯劓刑的人穿有赭色标志的衣服，犯髌刑的人用墨覆盖髌骨加以象征描画，犯宫刑的人穿无后跟的鞋，犯大辟刑的人穿没有衣领的布衣。这几种说法虽然不能归为一说，但大体都认为区别衣服来使人惭愧羞辱，而不实际施用刑罚；这不过是远古制度经过讹传后的说法。禹称赞舜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这只是说不杀无罪之人，并没有说废除杀刑。即使罪犯一再作恶，也要依法加刑；刑罚本来就没有大小之分，这难道是曾经设置刑罚却不用吗？战国时代还没有遭受秦火焚书的破坏，却已经说象刑只是表示羞辱，完全不需要刀锯斧钺。荀况已经知道这种说法不对，却也不能另外援引古代典籍来证明象刑究竟有无，只能推究道理加以辨析，说：“如果把它当作治理方法，那么人本来就不会触犯刑罪。”这不只是不用肉刑，连象刑也不用了。假如有人触犯刑罪，却只是减轻刑罚，那么就会变成杀人的不处死，伤人的不施刑。这几句话，即使尧舜再生，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扬雄说：“唐虞的象刑，只在于明示；夏后氏的肉刑有三千种，能够不拘泥于一端，实在卓越。”【“不胶”，是说不胶柱鼓瑟，即不拘泥于一端】扬雄认为肉刑起始于夏代，这就确实是把尧舜的刑罚说成没有刀锯斧钺了。这大概是汉代流行的传说，所以汉文帝、汉武帝的诏书也这样说。关于肉刑制度，孔颖达等人搜集传记资料，都不能知道它起于何时。然而割鼻、割耳、黥面等刑罚，苗民本来就已经有了。舜帝斥责他们的残虐，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区别罪行，最终达到滥用刑罚的地步。那么肉刑的起源，难道还要等到夏后氏的时代吗？况且舜规定五刑各有相应的服刑方式、五种适用原则【《舜典》说五刑有服，《皋陶谟》说五刑有五种适用；“服”是承受自己的罪刑】，明确有所施行；而当时还没有笞、杖、徒刑，如果没有肉刑，那么审定罪行、按五种服刑方式定罪，再按五种原则施行刑罚，凭什么器具来执行判决呢？况且象刑的等级依次降低，越往下越轻，还有流刑、鞭刑、扑刑、笞刑。如果说象刑只是用来表示羞辱，那么真正触犯五刑的人反而可以用异样服饰来代替刑罚，而罪恶尚未达到入五刑程度的人，却要真正施加流刑、鞭打、扑打、笞打，这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吗？既然如此，所谓象刑，一定是摹拟、描画刑具的形象，明确展示给百姓看，使他们知道羞愧和畏惧；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空泛的解释吗？只是世人谈论象刑，不考察它的根本，径直说画出刑罚的形象就可以代替刑罚，那么人们当然不会相信。孔子说：“不加教导就杀人，叫作残虐。”庄周说：“把事物隐匿起来，却使愚昧的人无法认识。”【见《徐无鬼》篇】这些话都是在责备世上教导、整饬百姓没有平素准备。周人公布刑罚象征的制度，大司寇把它悬挂在象魏【《周礼·大司寇》说，正月初一开始调和、公布刑法于邦国、都鄙，便把刑罚象征的法令悬挂在象魏；象魏就是雉门】，小司寇向四方宣示，这已经很详细了，仍认为不够，于是又有手执木铎来警告的，手执旌节来传达的，召集百姓宣读的，把五种禁令写在门和庐舍上的，向邦国晓谕刑罪的；上下相承接，反复到了极点，正是担心百姓不知道而误触刑法。这样说来，借助鲜明的色彩，把可羞愧、可畏惧的事物公开昭示出来，正是圣人忠厚的心意。世上有魑魅魍魉之类的东西，人本来不愿意同它们正面相遇。然而天地之间不能没有这些怪物，圣人铸造金属、摹拟万物，把它们刻在鼎上展示出来，使在山中行走、在草莽间出入的人知道畏惧，预先避开它们。这种铸鼎描绘万物的意义，同画出刑罚形象、希望人不触犯刑法的意义相同。说衣冠服饰就是象刑，固然不足以得到象刑的真实含义，但也不是毫无根据。司圜掌管收容、教化被废弃的罪民，凡是危害他人的，不让他们戴冠修饰，并给他们加以明刑。郑玄因为看到“不使冠饰”的文字，便用它来证明前面的说法，说：“不戴冠而蒙黑色头巾，就像古代的象刑。”把“用象刑施行典刑”同《舜典》相互考察，可见象刑在流刑、赎刑之前；至于加上桎梏、去掉冠饰，考察《周礼》司寇的职掌，却是在五刑纠正邪恶之外另行设置的。假使这种制度确实曾经辅助刑罚施行，也不过如《毕命》所说的区别井疆罢了。秦人的赭衣是服刑徒隶的服装，汉代的胥靡是服役舂米的人所穿的服装，本来都不在正式刑罚的范围内，怎么可以拿刑罚附带的轻微处分来证明古代的大典制度呢？况且舜命令皋陶担任士官，把制定刑罚的准则授给他，大体都是分别五刑，并为每种刑罚规定五种服刑方式；又根据五刑分为三等执行【三就：大辟刑在市中处死，宫刑送入蚕室，其余刑罚也各自押赴屏僻之处】，凡是用来衡量罪责轻重的办法，都极其严密，没有不周详完备的；如果笼统地说表示羞耻就可以不用杀刑，那么后世不相信它，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于是有人说结绳可以治理暴秦遗留下来的混乱，干戚之舞可以解除平城之围，终于成为迂腐偏颇之人的口实。难道不想想：如果有太古时代的百姓，那么结绳虽然简略，难道不足以建立信用吗？如果有舜、禹那样的德行，那么干戚虽然是武器，难道会有不能使强横顽梗者屈服的道理吗？所以画出刑罚形象，是为了昭示羞愧和畏惧，而不是凭它本身造成羞愧和畏惧。想知道画象怎样成为刑罚的辅助，必须沿着它的根本来观察，才会有所收获。范浚【字茂明，兰溪人，曾被举为贤良方正；秦桧当权时，他不肯赴任，闭门讲学，学者称他为香溪先生】《悔说》。

译传记中有这样的话：“太阳后悔前一天，月亮后悔初一，真是达到极点了！古人善于学习啊。”人不是尧舜，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谁能没有过错呢？只有有了过错便悔悟，悔悟便改正，那么造成过错的根源就消除了。况且古代的圣贤，没有不是通过悔悟而成就的。成汤能够悔悟，所以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太甲能够悔悟，所以自我责备、自我改过；孔子能够悔悟，所以说：“对于宰予，我改正了先前的看法。”颜渊能够悔悟，所以有不善之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之后从来不再去做；子路能够悔悟，所以别人告诉他有过错，他就高兴；子夏能够悔悟，所以放下手杖行礼；曾子能够悔悟，所以说：“我错了，我错了。”圣贤没有不是通过悔悟而成就的。《诗经》说：“听从采用我的谋略，或许可以少些大的悔恨。”【《大雅·抑》篇】《易经》说：“不远离正道，很快就能复归，因此不会招致悔恨。”【《复》卦初九爻辞】所谓悔，并不是说没有过错，而是为了求得少犯过错。求得少犯过错，最终就没有过错了。悔悟难道可以停止吗？然而我所说的悔悟，并不一定要在言语行为上已经失误之后才叫悔悟；过错一产生于内心，内心就要悔悟，只是不再让它表现在言语行为上罢了。犯了过错却不知道悔悟，叫作愚昧；悔悟了却不能改正，叫作刚愎；已经改正却有所畏惧吝惜，叫作吝啬。刚愎和吝啬，是悔悟的祸害，也是使过错越来越多的原因。日食、月食有的会完全结束，有的不会完全结束；日月被遮蔽到哪里，光明就会在那里重新恢复。悔悟并且改正，改正而不吝惜，这是上天的规律。改正过错却心存吝惜，是违背天道、顺从私欲的人。孟子说：“道德广大，能够化育万物，就叫作圣人。”假如成汤改正过错却有所吝惜，那就不能称为“化”了。因此想要减少过错的人，应当像蘧伯玉那样悔悟，直到年满六十岁，六十年中有六十次变化【见《庄子·徐无鬼》篇】，这也正是由悔悟而变化。悔悟并改正，改正而不吝惜，就是变化的道路。悔悟难道可以停止吗？彭龟年【字子寿，临江军清江人，考中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后退休。龟年学识正大，对善恶是非辨析极其严格；自从伪学禁令施行后，他独自更加沉潜涵泳于关洛之书，始终都是卓然自立的人】《戒圣性伤急疏》臣听说，人主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超过治理自己的性情；性情得到治理，王道就完备了，天下也就可以治理了。从前汉元帝即位之初，匡衡首先以此进言说：“治理性情的方法，必须审察自己应当戒除的地方，并用义理使它整齐，然后中和的教化就会应时而来，巧伪之徒也不敢结党营私、企望进用。”治理性情本来是人主的事，匡衡却说到巧伪之徒，是因为正直的人知道君主性情有偏，就感到忧惧，进而救正君主；巧伪的人知道君主性情有偏，就感到高兴，进而逢迎君主。所以想治理性情，必须知晓天理；想知晓天理，必须了解人情。如果能看清巧伪之人而不受他们迷惑，性情就可以得到治理了。像匡衡这样，可以说是懂得言语真意的人。陛下圣明的资质正直质朴，至诚而没有虚伪，这是三代贤明君主都难以得到的品德，也是汉、唐以来贤主所未有的。只是您的性情过于急切。尚书称赞舜说“以宽厚驾驭众人”【《大禹谟》】，称赞成汤说“能够宽厚，能够仁慈”【《仲虺之诰》】；宽厚正是同急切相对的品德。君主的德性崇尚宽厚，那么急切就不是君主的德性了。舜、汤受到称赞的是宽厚，那么急切就不是舜、汤所崇尚的。大概说话急切就难以使人信服，做事急切就难以长久，命令急切就难以被人遵从，政事急切就难以继续，这怎么能不戒备呢？臣私下观察，陛下自从登临帝位以来，处理每件事都很从容；只是近来在进退人才的时候，恐怕有失于急切，于是使人和自己都不得安宁。等到考察您黜退、升用人才的先后次序，却好像早有成算；掌握、放任、取舍，也好像有精巧的机数。您在急切之中，又损害了陛下正直质朴的本性。臣担心有巧伪之徒误导陛下。臣曾恭敬地读过举荐官员的诏书，诏书说：“不要树立党羽。”这句话为什么会同当前的言论联系在一起呢？其中一定有缘故。自古以来，小人想要掏空一个国家，必定先提出朋党的说法。陛下还记得在潜邸时讲论元祐、绍圣年间的事情吗？能够谈论别人结党的人，这个人自己一定有党；他只想先贬黜君子的党，然后自己的党羽才可以进用。陛下亲自处理政务还不到两个月，小人已经能够用这种说法迷惑陛下，那么一定是利用了陛下性情急切的缘故。急切就容易轻信，轻信就容易受迷惑，受迷惑小人的计谋就会得逞。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遇到事情，不要用急切的态度面对它，而要宽缓下来加以审察。凭借陛下的聪明，必定能够洞察真伪，那么就会知道近日的举措是对是错，不必等待争辩，自然就能判定了。刘光祖【字德修，简州阳安人，考中进士，官至显谟阁直学士；论事进谏激烈，多次触犯韩侂胄，争论伪学禁令】

译《论朋党疏》【光宗即位，刘光祖升任殿中侍御史，入朝谢恩，趁机上奏说】近世是非不明，邪正相互攻击；公论不能确立，私情便交相滋长。这本来关系到正道的消长、时局的安危，实际上又关系到国家的祸福、社稷的存亡，实在令人畏惧。本朝士大夫的学术和议论，最接近古代，起初并没有什么强国的权术，但国势尊荣安定，根本深厚。咸平、景德年间，道德达到皇极，政治保持太平；到了庆历、嘉祐年间，已经十分兴盛。不幸后来被熙宁年间执政者的邪说破坏，疏远、抛弃正直之士，招引、收纳小人。幸而元祐年间君子兴起，出面挽救；但流弊造成大分裂，事情反复变化。绍圣、元符年间，群凶得志，纲常全被灭绝。他们的议论既然取胜，势力既然形成，到了崇宁、观年间以下，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臣刚到任时，听说有讥刺、贬抑道学的说法，却实际上还没有看到朋党。朋党产生以后，竟把忠诚进谏定为罪过。唉！把忠谏当作罪过，这距离绍圣年间还有多远？陛下即位之初，端庄安静地治理天下，凡是任用或罢黜官员，大多采用群臣的意见，起初没有个人好恶，难道是以偏袒党派为主吗？然而一年之内，被逐退的人纷纷不断，其中善良之人固然也有不少，却反而因为臣下的私意，牵累了皇上的清明。往往把进献忠言，说成沽名钓誉的举动；至于洁身自好而退隐，也说是因为愤怒怨恨才这样做。想要激怒至尊，就一定给他加上攻击诋毁的罪名。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顺从沉默才合适。顺从沉默成为风气，国家还依靠什么呢？臣想要消除将来的祸患，所以不怕反复陈说。伏愿圣心豁然开朗，永远成为执掌皇极的君主，使是非由此确定，邪正由此分别，公论由此明白，私情由此止息，对道学的讥刺由此消失，朋党的踪迹由此泯灭，和平的福气由此聚集，国家的事务由此得到治理，那么就是百姓的幸运、社稷的福分。否则彼此激荡、互相争胜，辗转反复，祸患将无穷无尽。臣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到哪里安身【奏章下发后，有人读了它而流泪】。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考中进士甲科，官至宝谟阁待制。他治学从秦汉、三代以来的事物无不研究，一事一物必定考察到根本才停止】《进周礼说序》王道到了周代，才算完备了。周人作诰命说：“上下都要勤勉忧劳。只愿我们承受天命，像夏朝那样长久，使商朝的年数也不要废止。”【《召诰》的话】周人处心积虑，大概希望兼有夏、商两代的国运，一直到暴秦，事情大致正如他们所说。这种道理只有孔子、孟子懂得。孔子说：“周代借鉴夏、商二代，文采多么盛美啊！我遵从周礼。”孟子也说：“周公思考着兼取三王的道理来施行四项政事，所以同族合居要延续五代。夏、商使用五服制度，到周代则把它同姓氏联系起来而不再区别；即使过了百代，婚姻也不能相通。诸侯按五服区分，夏、商时代已经使用；到周代，九州以外仍称作夷服、镇服、蕃服，每一代朝见一次。”唉，完备极了！后世感伤今世、追思古代的人，往往说周代的文饰已经产生弊病；学者谈论三代，应当以孔子、孟子的说法为标准。天命难以相信，若不战战兢兢、心存敬畏，就不能拥有它；人心有共同认可的地方，若没有恻隐之心，就不能包容它。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积累德行、建立功业的勤劳，确实有见于此。读《尚书》读到刑人、杀人、割鼻、割耳的人【见《康诰》】，看到君臣之间互相告诫，十分恭敬、十分畏惧，接受并牢记诰命教诲，往往经过十天半月，甚至反复多次。读《诗经》中的《南雅》，群臣、宾客、兄弟、朋友，以及故旧、戍卒相逢之际，即使只有一杯酒、一豆食物，也都深深表达友好。礼仪完备，音乐盛大，即使以后妃那样尊贵的人，也知道用酒浆慰劳、安抚出征者和仆役、马匹的辛苦。假如只是为了宴饮欢乐，便吟咏歌唱还觉得叹息不够；假如只是为了刑罚杀戮，便会战战兢兢、面有忧色。这并不是为了谋求什么利益，而是敬畏天命、顺应人心罢了。我曾沿着《诗经》《尚书》的意义，来探求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的心意，考察他们的施政行事，仍有很多可以在《周礼》一书中看到的内容，但传述这部书的人却把它弄错了，反而被认为不是古制。那两位郑氏【郑玄、郑众】以及诸儒，困守于章句，对事物的观察都只停留在细枝末节；至于设置官职、划分职掌这些关系国家盛衰的几项大原则，全都被遮蔽而没有阐明。后来的学者承袭错误，辗转失去了它的真意。汉、魏以来号称兴盛的君主，稍微采用《周礼》，也不过是在车舆、服饰、官名等浅近末节上加以修饰，王道却因此缺失，最终完全废弃。恭敬地想，本朝纯粹采用周代的政治原则，这是千载难逢的时代。自艺祖以来，不忍心役使一个平民的力量来供养禁军，不愿使天下任何一个官吏能够专擅政权，从而罢除方镇。制度、文饰虽然不完全沿袭周代旧制，但深厚的仁德恩泽，其用意已经独到而周至。因此我朝历代圣主渐渐施行宽大政策，任子制度扩大到异姓【元祐三年规定，宰臣、执政大臣遇郊祀时可以奏请本宗、异姓亲属各一人】，取士扩大到特奏名【开宝三年诏令，礼部考阅贡士，其中参加科举十五次、曾经考终场的人，取一百零六人赐本科出身，称为特奏名恩例】，养兵扩大到剩员【太祖建隆二年诏令，殿前司、侍卫司检阅所掌军队，选取骁勇者升为上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六人〕 年老、衰弱、胆怯、懦弱的人，设置剩员名额来安置他们】，甚至对贪污的官吏也给予叙用，对重新判处死刑的案件也要奏请裁决。负责议论的臣子常常对此感到不快，但国家世代坚持这些制度，不轻易更改。大概周代虽然衰微已经千年，但《诗经》《尚书》的本意在这里仍然存在，难道不是盛大的吗？熙宁年间掌权的臣子，经学见解杂乱错误，却只拿《周礼》一书中“理财占一半”的说法，推行富国强兵的策略。凡是开创根基、建立国家的道理，几乎全被损害丧失，而天下的祸患日益增多。因此年老的学者、久负声望的儒者愤然推究过失，把这些视为采用《周礼》的祸害，竭尽全力排斥它。幸而通过进士科举取士，《周礼》仍列在学校中。至于有人说王道不能施行、古代不可能恢复，便总拿熙宁年间试行的结果作为借口；那么这些论著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作。因此有《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各四篇，现作此序。

译《文王论》我读《尚书》，从中认识了圣人的为人；读《易经》，从中认识了圣人的天道。尧、舜的典章正直而宏大，商汤、周武王的誓辞曲折而凝重，伊尹的训诫严峻激烈，周公的诰命宽和委婉，圣人的事迹大略都尽在其中了。大概读到《易经》以后，我才长叹说：天下的艰难，到了文王这里达到了极点。文王的心意，显现在《易经》中。古代的圣人，受到逼迫以后才行动，经过求取以后才得到，这些我听说过；受到逼迫却更加不行动，越是求取却越不能得到，这种情况我从未听说过。在这里我认识到了文王所遵循的天道；而且天下万物都不能逃脱的，是时势；万物都不能逃脱的，是命数。太阳到了傍晚就昏暗，月亮到了晦日就只剩月魄，早晨的露水被日光一照就干，春天到来冰就融解。这是因为时机到了，命数穷尽了，本来就是这样。可是上天的雷，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发作呢？正当一阳复生、五阴剥落之时，从道理推究，阴气还依仗自己的强盛，不肯退避而让位给阳气；阳气有逐渐兴盛的趋势，却也没有急于压制阴气。剥卦与复卦交替之际，正是阴阳相互交战的时候。雷的震击本应先于阴阳交战，却反而把声音潜藏在幽深冥暗、看似无用的地方，使蛰伏、跳跃、奔走、鸣叫的生物，在不吃不喝却不因病死亡的状态中继续存在；然后又不断前进，达到临卦，再进而达到泰卦。天地之间，风可以吹拂，雨可以使物倒伏，形体不能自行封闭，气息不能自行隐藏；唯独雷却安然潜伏其中。文王从这里取法，用来加重《易经》中“复”的意义，并把它的意思寄托在《彖传》的辞句中说：“出入没有疾病，朋友来临，没有灾祸。”唉！那一方面的命数到了，应当出来；这一方面的时机到了，应当进去。天下的形势又正在到来，不能阻挡；顺着它去做，就会损害道义；退避而不做，就会使百姓受苦。在出入交替之际，一定有承受伤害的人。若能触及出入的关键却不受伤，即使朋友来到，也可以没有灾祸。只有《易经》的复卦中有这种道理，所以它运用最神妙的变化，使其道理潜藏，使百姓蛰伏，避开刚刚到来的时机，逃离已经穷尽的命数。唉！禹不能躲避天下人的讴歌，也不能躲避诉讼归向自己；商汤不能使等待救济的人没有怨恨。所以，如果禹推辞天下归附而不接受，天下必定认为反常；如果汤对等待救济而至死的人不加抚恤，天下必定认为他残忍。假使有一个人说出了不同于禹的意见，禹随后便听从他，那么人们将认为禹是在向那个人求取；假使有一个人说出了怨恨汤的话，汤随后便照他说的去做，那么人们将认为汤是在向那个人求取。这样一来，即使把天下归于自己，也不能安居其位。因此禹不敢残忍，后来天下才安定地归属于夏朝；汤不忍心这样做，后来天下才安定地归附商。周文王也是如此：在虞、芮两国争讼得到裁判以后，便收敛他的明智，避开禹所不能避开的事情；感化汝坟一带的妇人，使她们悲叹王室危急如同烈火焚烧，却没有异心，也使她们不再产生怨恨。像汤这样的人，天下没有谁敢怨恨；像禹所不能避开的事情，他也避开了，使怨恨汤的人不敢再怨恨，终身以臣礼事奉商。强行逼迫他也不能使他改变，求取他反而更加得不到他。天下百姓于是全都拥立武王为君，说：“他是西伯的儿子。”却不说：“他要挟我们”“他虐待我们”。唉！禹、汤还只是人，文王大概真是天人了吧！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赐进士出身，以宝章阁待制致仕，才气超逸，尤其擅长作诗】《与尉论捕盗书》。我昨天傍晚听说您因为追捕盗贼而仓促出动。事情虽然不大，却也有难以处置的地方。这十多个人都犯有应处重刑的罪，一同逃窜藏伏在山林中，昼夜窥伺机会进行小规模抢劫。等到官府知道这件事，他们已经分散逃藏了；没有成队的舍旗和军鼓可以据以搜寻，也没有偏将和部伍可以谋划围捕；没有粮食可供焚烧，也没有巢穴可以穷究。他们骤然聚集，忽然散去，像鬼怪一样。况且他们确实只是小盗，官兵估计他们不能造成多大危害，所以长久没有捕获。现在还不能说他们一定会发展成大盗；可是万一逐渐发展成大盗，只要无辜百姓时时遭到抢劫，也不能说是小事。他们抢劫时，捆绑、胁迫、恐吓百姓，百姓所受的冤屈，与遭遇大盗又有什么不同？今天偶然遇到一个退伍士卒谈起此事，他说的话颇有可取之处，我不敢像庸人那样因为这不是自己的职分就默默不告知您。他说，这十多个人虽然出没、聚散没有固定规律，似乎很难立即捕获；然而白天一定要吃饭，夜里一定要休息，得到金帛一定要出售，抢劫往来即使走近路，也必须行走四五里，怎么会完全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们呢？大概近来百姓说看见盗贼，官府总怀疑他们与盗贼相通，便把他们逮捕、拘押、鞭打，过了很久没有得到结果，才释放他们；这是官府自己堵塞了耳目。这样一来，从盗贼方面看，获得的便利多；从捕盗方面看，采取的办法却很疏漏。一两年来，民间因这件事受到惩罚和创伤，即使与盗贼擦肩而过，回家后也闭口不言，不敢把情况告诉邻居，更何况向官府报告呢？因此官兵的一举一动，盗贼全都预先知道；盗贼即使就在十步以内，官兵最终也不知道。我思量他的话，确实切中事情的实情，自己也曾暗中估量过。环绕三县的弓手、土兵究竟有多少人？追捕十多个盗贼，接连几年都没有捕获，不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四境没有战事，秋天的庄稼像云一样茂盛，谁肯替盗贼供给钱粮？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不应当人人都是如此。我们这些读书人，应当具有远大的谋略，希望您胸中开阔，不要疑虑，不应像武夫和庸俗官吏那样只知道墨守常规。作战后献上敌人的首级，从三代以来一直采用，不能说不是古法；可是近世竟发展到杀害平民来冒充战功，靖康、建炎年间这种弊端多得无法胜数，于是才改制为凯旋时不献首级，只让将校列举上报功劳。由此，滥杀的祸害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既然如此，三代圣人留下的制度尚且可以改动以便利办事，何况近年庸妄之人所制定的办法呢？从今以后，有人说看见盗贼，应当一律加以安慰，送他离去；如果估量他并非胡乱说的，或者确实略有帮助，就再稍加表扬区别对待。即使眼下还没有立刻见效，只要使人人都敢说看见盗贼，盗贼的踪迹就会更加暴露，处境也会更加困窘，最迟不过几个月就能捕获。请您试着认真谋划这件事。秋暑之夜写到这里，望您自爱。《御选古文渊鉴》第五十八卷。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五十九卷目录。宋。朱熹。壬午年应诏所上的封事。辛丑年在延和殿所上的奏札第二篇。戊申年所上的封事。甲寅年在行宫便殿所上的奏札第二篇。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五十九卷。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命。编纂并作注。宋。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松子。考中进士后，五十年在外任职，合计九考；在朝廷任职只有四十天。自从朱熹离开朝廷，便开始禁止所谓伪学，禁令日益严急，而朱熹每天仍与诸生讲学不止。他治学大致以穷究事理来达到知识，以反躬自省来践履实际，并以居敬为根本。黄干说：道的正统，要等待有其人的时代才会传承。孔子以后，曾子、子思阐明了它的征验，到孟子时才显著；孟子以后，周敦颐、二程、张载继承了它的断绝，到朱熹时才重新显著。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真知灼见】壬午年，应诏所上的封事【当时朱熹任左迪功郎，主管潭州南岳庙。孝宗即位后，下诏征求直言，朱熹上此封事，时为绍兴三十二年八月】。臣恭敬地读诏书，诏书说：“朕自身有过失，朝政有缺漏，百姓有忧乐，四海有利弊，都允许中外士人和庶民直言极谏。”臣听说召公告诫成王说：“如果要生育子女，没有什么不在最初出生的时候；自己招来明智的命运【见《召诰》】。”《孟子》也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而行。”如今上天的命运对陛下的眷顾正重新开始，民心归向陛下也正十分迫切，这正是陛下端正根本、慎重开端、自己招来明智命运的时候，应当顺应时势、符合事理、乘势有所作为的机会。何况陛下圣德隆盛，天下人传诵您的道德声望已经多年。如今陛下正位于帝位，万物都看见您的心意，大概全都把非同寻常的事业和功业寄望于陛下，而不只是希望陛下成为守成的贤明君主。然而祖宗的疆土还没有收复，宗庙的仇耻还没有洗雪，敌寇的奸诈反复无常，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在这个时候，陛下急切有所作为，以满足百姓期望，究竟应当怎样做呢？那么今天的事情，不只是陛下不可错过的时机，也是国家盛衰治乱的关键、宗庙社稷安危荣辱的征兆，全都将在此决定了。臣愚昧而获罪，私下认为陛下自身虽然还没有过失，但帝王之学不能不熟悉讲习；朝政虽然还没有明显缺漏，但修治政事、抵御敌寇的计划不能不及早确定；民生利害和忧乐虽不能逐项上疏列举，但根本所在不能不加以留意。因为不讲学，过失就会萌发；计划不确定，缺漏就会扩大；根本不端正，末流的弊病就会多得说不尽。臣请求为陛下详细说明。臣听说尧、舜、禹相互传授时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把握其中正道。” 尧、舜、禹都是大圣人，生来就明白事理，本来似乎不必学习了；然而他们还说要精心，还说要专一，还说要把握中道，这说明即使生而知之，也要借助学习才能成就。陛下圣德纯厚美盛，与古代圣人相合，生而知之的境界，臣实在无法窥测。然而臣私下听说，在陛下早年培育德性时，亲自阅览简册，遵照衡石所定的日课【秦始皇用衡石称量文书来处理政事，日夜都有定额；衡是秤，石为一百二十斤，意思是每天处理一百二十斤文书】不过是讽诵文辞、吟咏性情而已。近年以来，陛下圣心独自探求，想要寻求大道的要旨，又颇为留意老子、释氏的书；这些都是疏远的传闻，不知道是否确实。然而臣私下认为，如果果真如此，那就不是用来承受上天赐予的神圣资质、使它达到尧舜盛德的方法。记诵华丽辞藻，不能用来探究道的源流、开出治理天下的道路；虚无寂灭，也不能用来贯通根本与末节、建立大中之道。因此，古代圣帝明王的学习，必定要通过格物致知，穷尽事物的变化，使一切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其中所存的义理连细微之处都完全照见，清清楚楚呈现在心目之间，不容有一丝一毫隐藏；这样自然就会意念诚实、内心端正，应付天下事务时，就像数一二、辨黑白一样明白。如果不学习，或者虽然学习却不以此为根本，那么内外、本末就会颠倒错乱。即使具有聪明睿智的资质，拥有孝顺、友爱、恭敬、节俭的德行，最终也会因为智慧不足以明辨善恶、见识不足以穷究事理，而不能补救天下的治乱。这样看来，人君学习还是不学习，所学的是否正确，都在内心一念之间；而天下国家治理得好还是不好，显现在外面的差别却如此巨大，所关系的难道是浅近小事吗？《易》所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类事情。格物致知，就是尧舜所说的精心专一；正心诚意，就是尧舜所说的执守中道。自古圣人以口相传、以心相授，并在行事中表现出来的，只有这些罢了。到了孔子，汇集了圣学的大成，但进一步却没有得到君位来施行于天下，所以退下来把它写成六经，来昭示后世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其中讲到根本末节、终始先后次序，尤其详细明白的，就是今天戴氏所记、称为《大学篇》的内容。因此，承议郎程颢及其弟、崇政殿说书程颐，都是近世大儒，确实获得了孔孟以来失传的学问；他们都认为此篇是孔门遗书，是学者应当首先致力的事情，这确实是至理名言。臣愚昧地恭敬希望陛下抛弃旧有习气，不要把精力用在浮华文章上，排斥似是而非的邪僻言论，稍稍把圣意留在这部先圣遗经上，延请访求真正的儒者，让深刻明白其旨意的人置于左右，以备顾问研究；使自己的努力充实扩展到最精纯专一的境地，知道天下国家之所以能够治理，都不出于此，然后便能明白体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并独自获得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相传的道统。于是以六经的文字加以考察，以历代的事迹作为鉴戒，防守于内心，用来应对当世无穷的变化。凭陛下的明圣，而又如此完备地疏浚根源、辅助志向，那么所能达到的境界，哪里是臣这种愚昧所能估量的！臣又听说，治理天下国家，必定要有一个确定不变的计划；而今天的计划，不过是修治政事、抵御寇盗罢了。这并不隐晦难知，然而计划之所以不能及时确定，是因为讲和的言论使人疑惑。金人与我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不能讲和，道理本来很明白。但有人还提出这种主张，其意思一定是说：如今根本尚未稳固，形势尚未形成，向前没有可以收复中原的办法，向后没有可以防备冲突的方略，不如用空泛礼节暂时羁縻他们；趁他们来聘问时派使者答复，请求恢复疆土，向他们显示我国的软弱。

译这样使他们悠游自得、骄傲懈怠，暂时不急于谋害我们，而我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从容振兴补救，大规模做好防备。万一上天使他们悔过，或者诱发他们内心的一点善意，那么我国最大的愿望将不必牺牲一名士卒，就可以坐等实现，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隆兴元年，汤思退入相，倡导和议；陈康伯、周燔、洪迈等都上疏说，敌人有意讲和，那么我方军民可以得到休息，得以谋划自治，等待中原形势变化再图恢复，这是万全之计。按朱熹上书时，汤思退尚未任相，但当时已经有人持这种主张】。臣私下认为，明知义理上不可以做却还要做，必定是因为认为有利而没有害。然而依臣看来，所谓讲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些议论者所说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为什么会这样呢？正是因为有讲和的言论。这个说法不停止，天下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成的道理。为什么呢？向前没有以生死作一决的计划，向后却有可以迁延苟安的凭借，那么人的本性虽然想要勉强振作、自我努力向前进取，志气却早已涣散沮丧，没有人响应了。他们防守时必定不坚固，出兵时必定不勇敢。这并不是他们本来的志向，而是气势被形势分散，志向又被气势夺走了。因此，今天讲和的言论不停止，陛下励精图治的志向就一定浅薄，大臣承担责任就一定轻率，将士赴战立功就一定迟缓，官员百吏奉行职务也一定不能尽心竭力地听从皇上的意图。这样，根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稳固？形势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恢复中原又什么时候能够谋划？守备又什么时候可以依靠呢？这些希望显然不可能实现。若说用空泛礼节羁縻他们，那么他们虽然仁义不足，却凶狠狡诈有余；如果确实有谋害我国的心思，难道会因为区区空礼而骄傲自满吗？如果确实有兼并我国的势力，难道会因为区区空礼而停止吗？若说向他们显示软弱，这就是剖露内心、显示真实情况，是显示本来就有的软弱，并不是有实力却故意示弱；这样恰好会使他们窥见我国底细，知道我国没有谋略而更加无所顾忌。即使他们不来，我国依恃这种办法自我安慰，形势分散、士气被夺，一天天拖延下去，正如前面所说，即使耗费十年，又能成就什么计划呢？这样，原本想使敌人骄傲，反而是在引导敌人进攻并使自己骄惰；原本想使寇盗缓攻，反而是在养成寇盗并使自己松懈。从他们的利益考虑，这样做当然很好，却不是我们臣子所应当说的。况且他们占有中原，每年取得金帛，凭借全盛的势力，掌握是否讲和的权力：稍微软弱胆怯时，就以讲和来要挟我们，使我们不敢行动；力量足够时，就大举深入进攻，使我们来不及抵挡。他们从容决定是否讲和，而所采取的策略总是在讲和之外运行，所以有利时就伸展、无利时就收缩，进退都能获利；我们却抬头仰望他人，听凭他们决定和与不和。谋划国家的人只怕失去金人的欢心，不作长远打算；向前就错过收复中原的时机，向后就挫伤忠臣义士的心。我们急切地想要讲和，志向和思虑总是陷在讲和之中，所以进退受困，进退都失误。自宣和、靖康以来，前后三四十年，金人专门采用这套计策，攻入我国腹心，决开堤防、制服取胜，纵横进退，无不如意；而我们落入他们的术数之中，竟没有醒悟，危害国家、丧失军队，前后如出一辙。去年的事情，人人都说朝廷大概已经知道其中教训了；可是解除戒严不久，他们的使者又来了。他们有什么惧怕我国的地方，竟然立即这样做？这又是想用以前的策略在我国身上得逞，而我国仍然没有醒悟。我们接受并答复他们，使者的信节还没有回来，海州的围困已经危急了【绍兴三十一年七月，金主完颜亮南侵；第二年闰二月，金使高忠建到达临安，宋朝派起居舍人洪迈前往聘问，并祝贺世宗即位。洪迈尚未回来，五月，金人又派五斤太师调集各路兵马二十多万，进攻海州】。他们包藏反复无常的心思，哪里容易测度？而议论者还想用自己试验过、已经导致失败的旧计来应付他们，难道也不想一想吗？至于请求他们归还疆土，希望得到万一的成功【高宗派洪迈赐给金人手札说：“如果他们能够把河南土地归还给我，即使我屈己求全，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更是没有想清楚的大事。土地疆域本来就是我国旧有的，虽然不幸沦陷，难道可以让仇敌之国掌握给予或夺取它的权力吗？只看我国的德行和力量如何罢了。我国有力量取得它，那么他们将不能占有，土地自然会归我；我国没有力量取得它，那么他们怎么肯把我国力量不能取得的土地送给我国？况且他们能够占有而我国不能夺取，这说明我国弱而他们强，难道还不明白吗？即使他们把土地给了我国，我国难道就能稳稳占有吗？他们得到极大恩惠，我国付出极大费用，而所得未必稳固。过去燕云三京的事情，就足以作为鉴戒了【宣和五年，金人约宋共同进攻辽国，答应把山后六州给宋，宋因而收复燕云。两年以后，金人又夺取燕山，长驱直入到汴京；宋朝把汴梁称为东京，把河南称为西京，把大名称为北京，南渡时这些地方全都】归入金国。绍兴九年，金人把三京归还宋朝，第二年又重新夺取【这些地方】。这难道能不使人寒心吗？假使万分之一地出现一种本来绝不可能的好结果：他们确实不欺骗我国、不要求我国报答，土地又确实能够自行保全、永远没有别的忧患，那当然很好。然而堂堂大宋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收复祖宗的土地，却反而向仇敌乞求其占有的土地来作为国家的疆土，臣虽然不肖，私下也替陛下感到羞愧。前一天派使者回访，把这件事作为请求，已经错失了机会。等到陛下继承帝位，天下人的希望说：“这次大概有机会了吧。”可是赦书下达，首先却严令各位将领不得进兵，又再次派遣使者，把继承帝位的意旨告诉金人，继续修好讲和的礼节，仿佛有意一定要使和议成功，坐等疆土自行恢复；远近听到这些消息，都顿时大失所望。臣愚昧，不能明白这是何种主张，只私下叹息左右大臣谋划得不够周详。古语说：“对可疑的事情迟疑不决，就不会有功；对可疑的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有名。”现在金人以友好姿态前来，却不停止用兵；我国用来回应他们的办法，常常不免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没有一定的计划，难道不是所谓的疑事吗？

译用这样的方式发布号令，使人们的听闻受到迷惑，离心离德、瓦解涣散；这就是还没有进攻便已经退却，还没有交战便已经失败。想用这样的方法成就收复失地的功业，也已经很困难了。然而错误发生还不久，还容易改变计划；过去的事情虽不可挽回，今后的事情仍然可以追补。希望陛下广泛询问大臣，统览群策，鉴察失误的原因，寻求应对的办法，以公正的义理作为防范，以实际的利害加以参照，停止和议，追回使者；如果使者还没有渡过淮河，仍然来得及。从此以后关闭关隘、断绝盟约，任用贤能，树立纲纪，整饬风俗，使我们除了修治政事、抵御寇盗以外，明白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凭借来拖延苟安、暂且自我满足的资本，不敢怀有片刻安逸自保的念头。这样以后，将相、军民、远近中外，没有不清楚知道陛下的志向一定在于复仇、开拓国土，而没有玩弄岁月、消磨时日的心思；他们彼此激励，来谋求功业。数年以后，志向坚定、士气充足，国家富裕、军队强盛，于是观察我国力量的强弱，察看敌方过失的深浅，再从容起兵谋取。中原旧地，不归我所有又将归于哪里？这不过是稍微迟延几年，却能使道理和形势都完整，名分正当而实际有利；它与讲和求地、苟且侥幸、注定不能成功的空想计划，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道理已经很明白了，只希望陛下深深留意，不要忽略；如此则天下幸甚，四海百姓的利弊也会得到改善。臣认为，百姓的忧乐系于此；百姓的忧乐，臣又认为系于守令是否贤能。监司是守令的纲领，朝廷是监司的根本。要使百姓都能各得其所，根本所在也只在朝廷。陛下想一想，今天的监司中那些奸贪赃污、肆意虐待百姓使百姓受害的人，哪一个不是宰执、台谏的亲旧宾客？那些已经失势的人，陛下已经查明他们相互勾结徇私的情状并斥退了；那些仍然得势的人，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陛下没有途径知道罢了。既然如此，什么事情有利于百姓、什么事情使百姓安乐，陛下即使想听到，又有谁会替您传达百姓的实情呢？臣认为，只有把端正朝廷作为首先要务，问题才能不待多日而自行革除，陛下似乎也有意于此。前些日子陛下所召集的几位君子，都是天下所称的忠臣贤士；用来端正朝廷的工具，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呢？然而他们各自才能所长不同，适宜担任的职务也不同。希望陛下对于其中才干宏大的人，让他们辅佐国家根本、掌握治体，以辅助上天的治理；对于才干较小的人，让他们担任官职、承担责任，以兴旺各项政务。擅长处理外部事务的人，让他承担掌管军务、经营四方的责任；明白治国体要的人，让他担任拾遗补过的谏官。又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才，把他们分布在各个职位上，共同谋划天下大事。使那些关系疏远而贤能的人，即使在远处也不遗漏；关系亲近而不贤的人，即使在近处也一定舍弃。不要拘泥于先入为主的意见，以至于受到偏听偏任的讥讽；不要过分厚待私恩，以触犯待人不广的戒训。进退取舍，只考察公论所在，那么朝廷就会端正，内外远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监司用对了人，之后各州郡的得失才能被了解；郡守用对了人，之后属县治理得好坏才能被察知。加重他们的责任来要求他们完成政绩，举荐善行并惩罚恶行。这样一来，凡是所谓有利于百姓、使百姓安乐的事情，将没有不被兴办的；凡是所谓损害百姓、使百姓忧苦的事情，将没有不被革除的。还需要劳烦圣心忧虑什么呢？如果不这样做，却急急忙忙今天降下一道诏书，明天推行一件事情，想要惠及百姓却反而增加他们的扰乱，这种情况是有的；想要兴利却反而加重祸害，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事情纷乱琐碎，既不是君主之道所应当做的；宣布施行，也不过是为了在众人耳目中显得好看罢了，又有什么补益呢？何况如今旱灾、蝗灾四处发生，百姓将要没有粮食；筹划宽免赋役、准备赈济供养、使流亡拖欠者恢复生业、消除盗贼的方法，更在于郡县是否任用了合适的人，而它的根本所在又另有地方。希望陛下深深留意，不要忽略，如此天下幸甚。天下的事情到了今天，没有一件不弊病丛生，无法全部陈述；进献言论的人很多，或许已经能够大略说尽了。然而寻求其中所谓最重要、最应优先而不能迟缓的事情，就是这三件。讲学，是为了明白道理并在前面引导行动；确定计划，是为了在后面培养气势并督促行动；任用贤才，是为了修治政务，在其中统筹安排。天下的事情，没有超出这三者的。希望陛下借此初政，端正根本、慎重开端，在自己招来明智命运之时，顺应时势、符合事理、乘势有所作为。对于这三句话，深加考察采纳，果断努力实行，以使天下获得幸福。辛丑年《延和奏札》第二篇【淳熙八年，浙东发生大饥荒，王淮推荐朱熹担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召入朝廷应对；朱熹首先陈述灾异的原因，以及修养德性、任用人才的主张，共有七件事，此奏札是其中之一】。臣听说，人君用来治理天下事务的根本在于一颗心，而心所遵循的，又有天理和人欲的区别。二者一经分开，公私、邪正的道路就判然不同了。天理，是这颗心本来的状态；顺从天理，内心就公正端正。人欲，是这颗心的疾病；顺从人欲，内心就偏私邪曲。公正端正，就安逸而日益兴盛；偏私邪曲，就劳苦而日益笨拙。其结果发展到天下治乱、国家安危，差别极大，而起点只在一念之间罢了。舜、禹相传所谓“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把握中道”，正是说的这个道理。臣曾私下感到奇怪，陛下凭借大有作为的资质，承受先帝托付，忧劳勤勉、希望天下得到治理，恭敬节俭、爱护百姓，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然而近来陛下临朝时慨然叹息，有时不免因治理成效没有进展而忧虑。臣因而私下推究其中原因，得到了一些看法，请冒着万死为陛下陈述一二。天下的治理固然必须从一个人开始；但天下的事务，却有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承担的。因此人君既然在朝廷上、宫室深处端正自己的内心、使意念诚实，就一定要深切寻求天下敦厚诚实、刚强明达、公正严明的贤人来辅佐自己；又广泛选取士大夫中聪明通达事理、正直诚信敢于进言、忠信廉洁、足以有所作为又有所守持的人，按照他们的才能安置在各个职位上，使他们共同修治各项职务，对上辅助君主德性，对下巩固国家根本。

译使左右近侍中那些私门出身、卑贱而供驱使的人，不得从中作奸；有功就让他长期任职，不称职就另求贤能的人来替换。因为这个人可以退职，但那个职位不能苟且充任；这个人可以废弃，但他所承担的职责不能轻易夺去。这是天理的当然，不可改变。人君明察这个道理，不敢让一丝一毫的私意从中穿凿，那么内心就廓然大公、严肃至正，安然行其所当行而不妄自扰乱，坐收百官众职成功的效果。只要稍稍反过来，就会成为人欲私意的弊病；偏党反复、昏暗猜疑，本来就会天天扰乱于心中，而奸伪、谗邪、琐碎、昏乱，又将有说不尽的事情。这也是必然的道理。恭敬地想来，陛下即位之初，曾经选拔建立豪杰英才，委任他们处理政事。不幸其中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有的庸碌鄙陋、猥琐细碎，不能担当委托；有的结党欺罔，自取罪责。而陛下心中又本来有对前日权臣跋扈的疑虑，因此不再广泛求取贤哲，只暂且选取柔顺圆熟、容易控制、承顺而不违背的人来充任职位。于是左右近侍中那些私门出身、亲近卑贱的供使令者，开始得以侍奉清闲、充当驱使【指曾魏龙、大渊、王抃、甘升等】，而宰相的权力日益减轻。后来陛下又担心他们的势力有所偏重，因而反过来严重堵塞自己的耳目，于是又时常听取外廷的议论，即使议论十分狂妄、攻击无礼，也不加违逆。想来陛下大概是要暗中察看这些人的过失，然后加以控制，使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肆意作恶。陛下用力已经很劳苦了，而对他们时而收拢、时而放纵，周密防备的办法，也可以说没有遗漏。然而天下的形势最终还是免不了偏斜，朝廷有所偏重以后，治理或混乱、安定或危亡的结果，又不能完全符合圣上的意愿。因为既然不能遵循天理、公正圣心来端正朝廷的大体，就已经失去了根本；却又想兼听士大夫的公正言论，把它作为驾驭群臣的办法。士大夫进见有固定时间，而近习之人随时从容出入、没有间隔；士大夫礼貌庄重而难以亲近，议论又尖锐而难以被听进去。近习之人便佞侧媚的姿态，已经足以迷惑心志；他们下属胥吏的狡猾伎俩，又足以蒙蔽聪明。这样，他们在生疏与熟悉、甘美与苦涩之间本来就有所分别，恐怕陛下还没有来得及施行驾驭他们的策略，便已经先落入他们的计谋中了。因此近来陛下虽然想稍稍抑制这些人，他们的势力却日益加重；虽然想兼采公论，士大夫的势力却日益减轻。势力重的人已经挟持自己的权势来窃取陛下的权力；势力轻而奸诈的人，又借助陛下所重用者的力量，把它作为窃取职位、巩固宠幸的计策，内外彼此呼应，互相帮助来成就私利。直到奸谋穷尽、罪恶积累、踪迹败露，才使那些原本地位较轻的人免不了受到谴责。然而他们仍然从容盘桓，既没有失去高贵的资历和显要的官秩，又攫取陛下丰厚的赏赐和优厚的礼遇离去。至于那些原本地位显重的人，陛下本来从未追问他们结党援引的奸邪。日子一天天过去，弊病逐渐侵蚀，使陛下的德业日益毁坏，纲纪日益败坏，邪佞之人充斥，货赂公然流行，士兵怨恨、百姓忧愁，盗贼不时兴起，灾异屡次出现，饥荒接连发生。大概群小相互牵引【挻，引也，音羶】，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有陛下全无所得，而国家反而独自承受这些弊害。这样，陛下的劳苦不但不足以成就天下的事务，反而因此败坏事务；陛下的权谋不但不足以胜过群小的奸邪，反而帮助他们壮大势力。如果他们用来遮蔽天理、扰乱圣心的手段继续下去，弊害将更加深重固结，最终达到无法解除的地步。大概这种失误萌发于陛下对大臣一念的疑虑，危害辗转发展到今天，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臣恐怕陛下对此偶然还没有察觉。因此前些年蒙受恩典得以应对，去年应诏陈述政事，我都把明理正心的主张陈述在陛下面前，恳切深沉的心意，确实就在这里。只是臣学问浅薄、文辞拙劣，不足以启发圣意，至今仍感到恐惧；如今幸而又因职事得以瞻望圣颜，敢于把未尽的忠心全部陈述出来。臣诚恳地希望陛下深察天理，使圣心公正，广泛求取贤才，以修明圣政，那么左右近侍中那些私门出身、亲近卑贱的供使令者，本来就没有空隙可以钻营，不会再因误受恩宠而进用；还应当痛加斥责，远远屏退他们，永远消除日后遮蔽天理、扰乱圣心、深重固结的祸害。这样或许天下的事情还可以重新治理，陛下的国家也不至于最终承受群小的弊害。臣至为愚昧浅陋，学业没有成就，只是有像蝼蚁一样爱君忧国的心，不能自已，冒昧议论到这里，悲愤充满胸中。恭敬希望陛下赦免臣的罪过，采纳臣的忠言，为宗庙社稷的大计深思熟虑，不等一天，果断实行；这样不只是愚臣的幸运，实在也是天下的幸运【奏疏上呈后，皇上为之动容，深深采纳了它】。戊申年所上的封事【淳熙十五年，朱熹任江西提刑，奏对符合皇帝心意，被授予兵部郎官。朱熹以脚病请求主管祠观。兵部侍郎林栗议论他傲慢轻视上司，命令他仍任江西提刑。周必大、叶适等交章营救朱熹，他得以直宝文阁、奉祠而离职。十二月，朱熹已经归家，投匦进呈封事】。臣私下观察今天天下的形势，就像人患了重病，从内里的心腹一直传到外在的四肢，大概没有一根毫毛不受到疾病影响。虽然日常起居饮食还没有受到妨碍，但这种危险急迫的症状，明眼的医生本来一看就会转身逃走。这一定要得到像卢扁、华佗一类的人，给他服用神奇的丹药和妙剂，为他洗涤肠胃，除去病根，然后才有希望安全。如果不是这样，疾病将一天比一天深重，而病人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可怕，恐怕不是普通医生和寻常药物所能救治的。因此臣前日的奏疏，曾引用“药不到使人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的话，意思大概就是这个，只是所说还没有尽。天下的事情，应当陈述的多得数不清，只是次序上还有未及说明的地方，臣无暇一一谈论，暂且只就天下的大根本和今天的急务，深切地为陛下陈述。天下的大根本，是陛下的心；今天的急务，则是辅佐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改变风俗、爱护养育民力、修明军政这六件事。臣请求冒死全部陈述，唯愿陛下留心听取。臣贸然把陛下的心作为天下的大根本，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端绪无穷，却没有一件不是以人君之心为根本的，这是自然的道理。

译所以人君的心端正，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出于正；人君的心不端正，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够从正道产生。不只是赏赐所鼓励、刑罚所威慑的对象各随君心所向，势头一旦形成便有不能停止的地方；而且在人们观感之间，风气感化传播神速，其影响更为严重。因此人君以微小的身躯居于深宫之中，他内心的邪正仿佛不可窥见，但显现在外面的征验，常常像十只眼睛注视、十只手指着一样，无法掩盖。这就是大舜有“精心专一”的告诫、孔子有“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话，都是为了端正我们这颗心，使它成为天下万事的根本。这颗心一旦端正，视力就明、听力就聪，举止周旋符合礼法，身体没有不端正的地方；因此所做的事没有过度或不足，能够把握中道，即使天下这样广大，也没有一个人不归附于我的仁德。然而邪正显现在外面的征验，最先表现在家人身上，其次涉及左右近臣，然后才能通达朝廷，进而影响天下。若宫闱之内端庄肃敬，后妃具有《关雎》所表现的德行，后宫没有以美色惑主的讥讽，宫人像游鱼贯行一样遵守次序，没有一个人敢依仗私恩扰乱典章常法、收受贿赂而行请托，那么这就是家庭端正。退朝以后，从容地宴饮休息，贵戚、近臣带着仆从、宦官、内臣【《周书·立政》说“左右携仆”；携，是带领；仆，是供驱使的人】陪侍左右，各自恭敬地履行职务。上面畏惧严厉而不敢作恶，下面谨慎遵守戴盆的戒律，没有一个人敢沟通内外、窃取威权福柄、招揽权势、买取宠幸来扰乱朝政。这就是左右端正。从内廷禁省到外面的朝廷，在这两者之间洞然通达，没有一丝一毫的私邪夹杂，然后发布号令，群臣听到后就不会疑惑；进用贤能、罢退奸邪，众人的心志都信服；纲纪因而能够振作，没有侵扰的祸患，政事因而能够修明，没有阿私的过失。这就是朝廷百官、六军、万民都不敢不归于正道，而治理之道得以完成的原因。内心一旦不正，这几方面本来就不可能端正；这几方面只要有一方面不正，却说内心端正，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因此古代先圣先王兢兢业业地守持这颗心，即使处在纷华扰动之中，或处在幽静独处、可以任意放纵的地方，他们对于使心精纯、专一、克制私欲、恢复天理，仍然像面对神明、如临深渊幽谷一样，从不敢有片刻懈怠。然而他们还担心在隐微之处或许有差错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设置师保之官来使自己开明，设置谏诤之职来使自己受到规正。至于饮食酒浆、衣服住处、器用财货，以及宦官宫妾的事务，没有一件不由冢宰之官统领，使君王前后左右的一举一动、一静一止，都受到主管官署法令的约束，没有丝毫空隙、片刻时间可以隐藏一丝一毫的私心。这样，虽然贵为一人、深居九重宫阙，也始终凛然仿佛站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这就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方法：由内而外、从细微到显著，精纯洁白，没有一点瑕疵阴翳；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教功业，仍然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度。陛下试着以此思考：我用来精心专一、克制私欲、恢复天理并守持内心的方法，果真曾经达到这样的功效吗？我用来修身齐家、端正左右的方法，果真曾经产生这样的效果吗？宫省之内的事务，臣固然有不能知道的地方；然而不见其形而观察它的影子，不看见内部而从外部推测，那么爵禄赏赐的滥用、货赂的流行、街巷中的私下议论，早已多得无法记录了。臣私下由此窥察，恐怕陛下用来修治家庭的办法，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左右近习、便佞嬖幸的私情，所受恩遇超过常度；过去渊觌、说抃一类人，势焰炽盛，震动一时【渊龙，即大渊；曾觌就是曾觌；张说就是张说；王抃就是王抃。孝宗还是建王时，大渊和曾觌同任建王府内知客。孝宗受禅即位后，大渊骤然升为阁门使兼皇城司，权势大盛。参政陈俊卿上言他的罪行，孝宗把他斥退到外地。张说娶了寿圣皇后的妹妹，孝宗初年屡次升迁至签书枢密院事，权势显赫。淳熙元年，孝宗察知他欺骗蒙蔽，便责罚降职，贬到外州。王抃起初只是国信所的小吏，淳熙年间逐步升至枢密都承旨，依仗恩宠，专横放肆，又与曾觌、甘昪结交。淳熙八年，吏部侍郎赵汝愚上书论奏，罢免了他。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前些日子臣当面奏陈的那件事。（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抃也被逐出，只有内侍甘昪还在。朱熹因此进言，孝宗说：“甘昪是德寿宫所荐举的，只因为他有才干罢了。”朱熹说：“小人即使有才，怎么能因此动摇人主呢？”）虽然承蒙圣上慈爱，委婉曲折地开导说明，然而臣愚昧，最终仍私下认为：这类人只应让他们守门传达命令，承担打扫清除的差役，不应借给他们权力、授予高位，使他们得以在宫内施展邪曲谄媚、制造淫邪巧诈来动摇皇上的心志；在宫外建立门庭、招揽权势，来连累圣上的政事。至于他们有才无才、有罪无罪，本来都不应成为问题；何况有才正好足以让他们作奸，有罪又怎么可以再任用呢？比如从前让甘昪主管丧事、恭敬承奉几筵的命令，远近听闻后，没有不暗自发笑的。臣不知道国史会怎样记载，野史会怎样记录，传播到外国，流传给后世，人们又会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即使其中另有曲折，像陛下前些日子用来辩解臣所论之事的说法，陛下又怎么可能在每家每户安置一个人逐一解释，使人人都明白呢？这些受过刑、失去人形的丑类，本不配与常人相比，却竟能迷惑圣心，损害圣德，到了这种地步，而公卿大夫们却拱手旁观，熟视无睹，没有一个人进言挽救这种过失。臣最初痛心的，正在这里。等到臣来到都城，又知道这类人中掌权的并不只是甘昪一人，而且侍从之臣中，大概已经有人出自他的门下。至于他们收纳钱财的途径，又不在士大夫，而专门针对将帅。臣前些日子也曾冒昧当面奏陈此事，陛下还告诉臣，说确实应当深入察究、严加惩治。臣退下后才听说，陛下对于环列之尹已经有所更换安置，这才知道陛下本来已经深察其中弊端，并不需要等待臣下进言。然而陛下仍未曾公开正其罪，反而用崇高的资秩和重要的镇守之地宠任他们，使这类无知之人更加安逸，他们还有什么顾忌？何况内外将帅中不与他们勾结的已经没有几个，陛下也未能推究同类，把他们全部清除。

译陛下耗尽百姓的膏血来供给军队的费用，本来也是不得已；可是那些军士却未曾得到一顿温饱，严重的还要砍柴、织草鞋、捡拾粪土，以此勉强度日；更严重的，甚至使妻女涂脂抹粉，倚靠在市门旁求食。怨骂、诽谤、恶言和悖逆无理的话，甚至到了不堪听闻的地步。一旦发生缓急之事，臣不知道陛下还能依靠谁。这些都是将帅巧立名目，横征聚敛，暗中夺取军粮军饷，来增殖自己的财产，并向皇帝身边的亲近之人行贿，以图谋升迁任用。他们彼此已经得到满足，然后又时常拿少量钱财假称为“羡余”，暗中供给宫中燕私的费用，把士卒的怨怒祸害嫁给陛下。并且幸而陛下一旦接受了他们的奉献，那么日后即使知道他们有罪，也不能再追问了。出入宫禁、作为心腹之臣的人，与外界将帅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蒙蔽陛下，以至于此，难道有一丝一毫爱戴陛下的心吗？陛下却没有醒悟，反而亲近宠信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人。以致宰相不能议论任置他们的是非得失，给事中、谏官不能论说任用授官的是非。由此看来，陛下整顿身边近臣，还明显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况且所谓“私”取得这个名称，究竟是为什么呢？“私”，是据有已经分配给自己的东西而不能与外部相通的称谓。所以从平民来说，把一家当作私有范围，不能把它通达到乡里；从乡人来说，把一乡当作私有范围，不能把它通达到国家；从诸侯来说，把一国当作私有范围，不能把它通达到天下。至于天子，上接苍天所覆盖之处，下达大地所承载之处，没有什么不属于自己的范围，也没有什么地方不能与之相通，又何必以“私”为念呢？如今因为不能战胜自己一念之间的邪念，竟至于产生私心；因为不能端正家人和身边亲近之人的缘故，竟至于形成私人。用私心任用私人，就不能没有私费；于是对内损耗正常财政收入，对外接受羡余的进献，终于形成私财。陛下上承皇天之子，完整地接受苍天所覆盖的一切，使之没有一处属于私有而不公正；上天给予陛下的东西，也实在不小。可是陛下不能充实扩大它，反而自行割裂，使它变得狭小，天下万事的弊端无不由此产生，这难道不可惜吗？如果从当今形势和利害来说，天下的形势，合则强，分则弱。因此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说：“宫中和府中都应当成为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褒贬，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的，或有忠诚行善的，应当交给主管官员评议其刑罚和奖赏，以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原则；不应偏袒徇私，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当时昭烈父子凭小小的蜀国与天下抗衡，谋划取取中原十之九，以复兴汉室；以诸葛亮的忠诚和智慧为此深谋远虑，而他的策略也不过如此，可以说是深知时务的关键，并且暗合先王的法度。如果蜀国本来就小，而又在其中把公与私分成彼此，像两个国家一样，（蜀后主刘禅任用宦官黄皓，疏远大臣；当时孝宗也信任潜邸旧臣，所以朱熹借此作比。）那么这就是想凭梁、益二州的一半去谋取吴、魏的全部；又在内亲近小人，在外排斥君子，废弃法令而保护奸邪，使内中的私弊日益侵害外部，公正所建立的力量总是不足以压倒私欲。这样一来，这两个国家还要彼此攻伐，而内部的私欲总是胜利，外部的公义总是失败。外有邻国敌人的忧患，内有阴险邪恶的祸患，日夜夹攻而不停息，国家也已经危险了。从义理来说，既然如此；从利害来说，又是这样。那么今天的事情如果不及早整顿，臣恐怕陛下虽然劳心求贤，只要有一点受到私心妨碍，贤人必定不能任用，所任用的全是庸碌、谬妄、奸佞巧诈之人；即使勤于建立政事，只要有一点受到私心阻碍，善政也必定不能建立，所实行的全是阿谀徇私、苟且敷衍的政令。日子一天天过去，祸根逐渐养成，而贻留给后世的谋划也不再遥远；辅佐宰相的职责没有修明，上面的纲纪毁坏，下面的风俗毁坏，百姓忧愁，士兵怨恨，国势日益衰弱。一旦突然发生意外，臣私下不寒而栗，不知道陛下将怎样收拾后果。既然如此，臣所说的天下根本只在陛下一心，难道可以不急切惶恐地设法端正它吗？至于辅导太子的说法，就是臣前些日子所说的“数世之仁”，大概已经略微显露了端绪，只是不敢把话说尽。（索，就是尽的意思。）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辅导他不可不谨慎，这在《保傅传》中说得很详细。（《保傅传》见《贾谊新书》。）陛下圣学高明，贯通古今，应当不用等臣说便能明白。然而臣私下曾奇怪，陛下安排守护东宫的官员，为什么疏略到了如此程度？从前面所论来看，难道不是陛下用来治理自己的方面仍未免疏略，因此也把这种情况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考虑吗？自王十朋、陈良翰以后，（王十朋，乐清人，有文才品行。孝宗还是建王时，王十朋以秘书郎兼任建王府小学教授；孝宗即位后，屡次升任侍御史；东宫建立后，授太子詹事。） 陈良翰，临海人。孝宗任命他为右正言后，他也担任太子詹事。）东宫属官中被选为优秀、能够称职的人大概已经很少了，然而有时又让邪佞、轻薄、卑下、庸碌、荒唐的人混杂其中。所谓讲读，听说也只是姑且应付文书、凑足人数，没有听说他们有规劝匡正的功效。至于从容地朝夕相处、陪侍太子游宴的人，又不过是几个使臣和宦官罢了。皇太子天资聪慧，早已成熟，熟悉事理也很久了，虽然似乎不需要辅导，但人心难以保证，气质习性又容易受到污染。习惯于正道就会正直，习惯于邪道就会邪僻。古代圣王教育世子时之所以一定选择端方正直、道术广博的士人同他居处，又使他驱逐邪人、不让他看见恶行，大概是常常在细微处谨慎防范，不等他犯了过错才规诫。如今三代的制度虽然无法详考，姑且按照唐代《六典》来说，东宫的官员、师傅、宾客既然负有辅导职责，詹事府和左右春坊实际上仿照天子的三省，所以由詹事、庶子统领，选任非常重要。（《唐六典》说：太子三师以道德辅导太子；太子三少奉侍太子，使他观察三师的道德。三师三少如果没有合适人选，就空缺。）

译太子宾客四人，掌管侍从、规谏以及赞助、辅佐礼仪之事。詹事府置詹事一人，统辖东宫三寺、十率府的政令。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掌管侍从、赞助礼仪、驳正启奏以及监察省察封题之事。右春坊置右庶子二人，掌管进献意见、启奏以及传达皇帝的诏令。（如今师傅、宾客已经不再设置。（宋初设置东宫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均为从一品；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均为从二品。真宗、仁宗册立太子时，各设置三少，都由宰相兼任。其他时候只是用退休执政官担任；三太则用来安排尚未升任仆射的宰相和退休枢密使。神宗、钦宗、孝宗、光宗在东宫时都不设置师傅。至道元年设置太子宾客二人，为从三品，由其他官职兼任；天禧年中王曾等以执政官兼任，后来遂成惯例。南渡以后不再设置。）詹事、庶子则徒有其名而没有实际职权。（仁宗册立太子时设置太子詹事二人，从三品，由其他官职兼任。光宗册立太子时任命王十朋、陈良翰为太子詹事，不兼任其他官职，是非常规的做法。少詹事虽有员额却不任用人。宋制设置左右庶子，均为从五品；左右谕德，均为正六品。仁宗、神宗册立太子时开始设置，由其他官职兼任；后来左右谕德有时不同时任命，没有固定制度。）左右春坊于是竟只由使臣掌管。（使臣是武臣。宋制春坊不用儒臣，与唐制不同：设置主管春坊二人，由内臣兼任；同主管二人，由武臣兼任；承受一人，由内侍充任。）这是多么轻率、亵渎得过分啊！既然立了太子却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激发他尊师亲友、尊崇道德、喜好义理的心；只让春坊使臣侍奉左右，就无法防止他嬉戏怠慢、亲狎轻薄以及奇邪之人杂然进用的祸害。这已经不是小事了。至于皇孙的德性尚未定型，见闻又不广，（宁宗生于乾道四年，淳熙十二年封为平阳郡王，到这一年二十一岁。）更不能和皇太子相比，因此对他的保养教育尤其不能不严格。如今官属尤其不完备，责任尤其不专一，难道任事之人也有尚未想到的地方吗？臣认为应当郑重诏令大臣，讨论前代典章旧例。东宫除现已设置的官职外，另设师傅、宾客之官，使他们朝夕与太子相处；罢去春坊使臣，使詹事、庶子各自恢复原有职掌。宫中的事务，一句话传入，一道命令发出，都必须经由这里，然后才能上下通达。又设置赞善大夫，（宋初有左右赞善大夫，但只是加授的官职。）仿照谏官，来规劝纠正过失。王府则应稍微仿照《六典》中亲王府的制度，设置傅、友、谘议，负责训导。（《唐六典》：亲王府置傅一人、谘议参军事一人、友一人。）设置长史、司马，统领各项官职。（《唐六典》：亲王府置长史一人、司马一人，统理众官，掌管纲纪职务。）精心选拔年高有德之人，不夹杂其他才能一般的人；都设置为正式员额，不作兼职，明确他们的职掌并以功效考责，这样东宫官属大体就完备了。陛下还应当按时召见他们，使他们陪侍宴游，从容地启发引导太子。凡古代先圣先王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平治天下的要道，以及陛下亲自实行并已经见效的事情，连同陛下努力仰慕却尚未达到、感到惭愧悔恨却尚未能避免的事情，都应倾心列举，全部告诉太子；这样圣明的子孙都将能够得到陛下心传的精妙，宗庙社稷的安定、帝王事业的巩固，也可以永远流传而没有穷尽。这是今天的第一件急务。至于选任大臣的说法，就是臣前面所说陛下劳心求贤而贤人不能被任用，大概已经显露端绪了。凭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一定要得到刚强明断、公正无私的人，之后才可以托付吗？之所以常常得不到这样的人，反而容许鄙陋之人窃居职位，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一念之间还不能撤去私心邪念的遮蔽，宫中燕私的爱好和身边受宠之人不能完全由法度约束。如果任用刚强明断、公正无私的人担任辅相，就怕他们会妨碍我的私事、伤害我的私人，使我不能任意行事；因此在选拔任用时，常常先排斥这些人，把他们置于考虑之外，然后挑选那些罢软、懦弱、圆滑世故、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加以揣摩；又从其中找出最庸碌、最鄙陋、确定不会妨碍自己的人，随后举荐授予职位。所以任命诏书尚未发布，所要物色的人选已经确定；姓名尚未公开，朝廷内外已经预先知道，他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因此，凭陛下英明刚毅的资质，几乎世所罕有，却从未选取像汲黯、魏征那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反而常常任用像秦桧晚年执政、台谏之官那样的人。（秦桧任宰相直到死亡，先后更换执政二十八人，都没有名声传于世；其中柔弱谄佞、容易控制的人，又多是秦桧从言官中选取、听凭他弹劾攻击，随后便报答以政府职位的。由中丞、谏议等职升进的，共有十二人，但刚进入便被罢出，有的任职一个月，有的半年便被罢免。）秦桧以人臣身份窃取国家权柄，害怕忠言使君主觉悟、揭发他的奸恶，所以专门选取这类人，堵塞贤人的仕进道路，蒙蔽君主的心意，这正是他形势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的做法。陛下尊居皇位，威严和福祸都由自己掌握，又何必依赖这类人，却竟与他们共同处理天下政务，使自己蒙蔽聪明、自毁纲纪，并让天下承受他们的弊害呢？陛下选用他们的原因既然如此，所以选拔不能精当；选拔不精当，所以任用不能郑重；任用不郑重，那么他们自我任事的态度也就轻率。以极其庸碌的才能，承担极其轻慢的任职，虽名义上是大臣，实际上不过是供人使唤、唯唯诺诺，奉行文书，以求保住自己的职位和资级，和吏卒所做的没有区别。至于希望他们辅佐圣德、整顿朝政、振举纲纪，不用有智慧的人也知道，他们必定做不到。再低一等，就只会作奸欺骗、培植党羽、收受财货，来混乱陛下的朝廷罢了。其中最严重的，甚至过了十多年才败露而离职；然而后来排在他们后面、希望依次补缺的人，又已经不过是这类人了。大概从他们担任台谏、侍从时，选拔标准就已经如此；后来又挑选其中尤其碌碌无能的人升任要职，那么陛下常常不能得到天下贤能之才并把重任托付给他们，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当初任用他们时，也只是说姑且希望他们不妨害自己的私事罢了，哪里知道他们妨害天下公义，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呢？

译陛下如果试着反过来端正这颗心来寻求人才，大概就差不多可以得到了。不要寻求能使自己高兴的人，而要寻求能使自己畏惧、知所戒惧的人；不要寻求能迎合自己心意的人，而要寻求能辅佐自己德行的人。不要担忧他们自己任事不够郑重，而应常常担心自己托付他们的责任不够重大。不要为宫中燕私和身边亲近之人作一时的打算，而要为宗庙社稷和百姓生灵作万世无穷的打算。陛下如果确实按这个原则选用人才，按这个原则任用人才，却还说得不到合适的人，臣不相信。这是今天的第二件急务。至于振作整肃纲纪、改变风俗的说法，就是臣前面所说陛下勤于立政而善政最终不能建立，大概也已经显露端绪了。凭陛下忧劳求治的心意，不能说没有做到极致，难道会不希望纲纪振举、风俗美善吗？只是因为一念之间还不能除去私心邪念的遮蔽，所以朝廷之上忠臣和邪臣一同进用，刑罚和奖赏不能分明。士大夫之间志趣卑下污浊，廉耻败坏，却反而认为这是事理当然，不想设法振作、激励、纠正和革新。大概内心明正，然后才能整齐外部；自己没有这些过失，然后才能责备别人。如今宫省之间是禁密之地，天下不公正的行径、不正派的人，却竟能在其中盘踞扎根；陛下所看见、听见的无非是不公不正之事，于是这些事熏染侵蚀，使陛下喜好善行的心意不能显著，使憎恶邪恶的意志不够深切，其危害已经无法尽述。等到他们作奸犯科时，陛下又不能狠心割舍私爱，把他们交给外朝议论，依法由主管官员处理，因此纲纪不能不受到扭曲败坏，对外施行的政令也因此不愿深究严办。比如近年方伯、连帅之中，曾有人因贪赃污秽、违法乱纪而被揭发。案件审讯尚未结束，已经有了到邻郡任职的命令；等到台臣进言，就给他祠禄，按照自陈罪状的方式处理。至于他们藏匿的作恶之人，又不再逮捕送交狱官，只说是降官，实际上却是把事情解散了。这虽是宰相曲意庇护乡党来欺骗陛下，然而臣私下揣想，陛下并非完全没有察觉他们的欺骗，大概认为人情各有偏私：我既然想遂行自己的私意，他们也想遂行自己的私意。君臣之间颜面情分熟稔，所以势必不能不稍加宽容；又以为即使如此，也还没有严重妨害政事，却不知道这会败坏纲纪，使朝廷内外听闻后私下非议、街巷议论，都产生轻侮朝廷之心。奸贪违法的官吏于是都受到鼓舞，互相庆贺，不再畏惧陛下的法令，这也不是小事。又如朝臣争论配享之事，其中邪正曲直本来各有所在，陛下却一概不予追问，把双方一并罢去。监司挟带私心诬陷郡守，陛下不问谁是谁非，却把双方都罢免。监司借着酒意凌辱郡守，也不问曲直，却把双方都给了祠禄。宰相培植党羽、经营私利，辜负任用使命，陛下却曲意加以保全，让他离去。台谏怀念他的私恩，暗中拱手不言，陛下也不追问。有的人起初从小官提拔为台谏，三四年间只会趋附附和、迎合圣意，不能提出一件有益的政事，却年年升迁，直到达到台谏选任的最高等级。有一天论及一两个武臣的罪恶，便被斥退为郡守，不再给他台谏的职名。近处掌管东畿，远处统帅西蜀，只要遭到一句流言，就进行详尽查究，逐项辨析，无所不用其极；等到查究结果上报，发现所听到的并不属实，对进言者却安然不加责问。山陵诸使贩卖辟阙名额，烦扰官吏百姓，御史进言，也不加处置，有时反而得到越级升迁。御史弹劾涉及畿内漕运的人，就名义上补任卿列，实际上却剥夺他的权力。对他们所弹劾的人，虽稍稍加以贬黜削夺，随后又继续进用。侍从班列之中，贤能与否尤其混杂。甚至有人终年闭口不言，听不到一句有益于皇帝听闻的话，却也跟随群体、逐队行列，排比相连而获得升补。其中桀骜狡黠的，竟敢制造流言，提出蛮横的议论，正如臣前面所陈说的那样。宰相畏惧他的凶焰，反而扰乱公议而顺从他；台谏也不敢把事情报告陛下，请求治他的罪。陛下认为这样的纲纪怎么样？难道不应当反躬自省，赶快设法振作整肃它吗？上面的纲纪不能振作，所以导致下面的风俗衰败。大概这种祸患形成已久，而浙中尤其严重。大多养成柔弱圆滑的姿态，说着依违两可的话，把不分是非、不辨曲直当作得计。下级侍奉上级，本来不敢稍稍违逆其意；上级统治下级，也不敢略微拂逆其情。只要是自己的私意所在，就千方百计经营筹划，必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严重的甚至把金珠当作肉脯，把契券当作诗文。宰相可以攀附，就去攀附；宰相的亲近之人可以打通关系，就去打通。亲近之人只知求取利益，再没有廉耻。父亲教导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全都使用这种办法，不再知道忠义名节的可贵。这种风俗形成以后，即使贤人君子，也难免习染这种说法。一旦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人出现在其中，众人便讥笑排斥，指称他是道学之人，加给他矫激的罪名。上面迷惑圣明的听闻，下面煽动流俗。大概从朝廷之上直到民间乡里，十多年来都用“道学”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就像崇宁、宣和年间所谓排斥元祐学术的人一样。那些人排斥、贬抑、诋毁、侮辱他们，一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肯罢休。（崇宁、宣和都是徽宗年号。）唉，这难道是治理得好的时代所应有的事情，还能忍心再说下去吗？更严重的是，竟敢当众宣称，认为陛下曾说过：“如今天下幸而没有变故，即使有守持节义、为义而死的人，又有什么用处？”这话一传播开来，便成为有识之士的大忧患；臣由此知道，这决不是陛下说的话。守持节义、为义而死的人，在平日安居无事时，确实好像没有用处；但古代君主之所以一定急切地寻求他们，是因为这样的人面对患难能够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在太平时代一定能轻视爵禄；面对患难能够尽忠守节，那么在太平时代一定不会诡诈随从。平时无事时就得到并任用他们，君主的心志便能在上面端正，风俗便能在下面美善，足以预先折挫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根，自然不会真的发生守节死义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一定知道后日将有变故，所以预先蓄养这些人以备应对。正因为平日自恃安宁，便说这类人才必定没有用处，专门选取一批不讲道理、没有学识、看重爵禄、轻视名义的人，认为他们不务矫激，反而加以尊宠，所以纲纪日益毁坏，风俗日益偷薄，非常的祸患潜伏在幽暗之中；一旦在意料不到的时候爆发，平日所任用的人纷纷降服叛变，没有一个人可以共同患难，然后那些平时被摈弃、困顿失意的人才又不幸地显现出他们忠义的气节。

译从天宝年间的叛乱来看，那些将相、贵戚、亲近宠幸之臣，都已经在叛贼朝廷叩头屈服；而像张巡、许远、颜杲卿这一类起兵讨贼，最终以身殉难、全族遭祸却不悔的人，都是远方下邑、君主未曾见过面的人。假使唐明皇早些得到张巡等人并任用他们，难道不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吗？张巡等人如果早被唐明皇任用，又何至于真的做出守节死义的举动呢？商代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这正是有识之士听到某些人的说法后深深忧虑的原因。臣虽然知道陛下圣学高明、见识谋虑深远，决不会有这种议论；然而每当想到小人竟敢假托圣上的训言来掩盖自己的奸恶，而造成的危害足以严重挫伤天下忠臣义士的志气，臣也未尝不痛心疾首，不敢认为有识之士的忧虑是过分的担心。陛下认为这样的风俗怎么样？难道不应当反躬自省，赶快设法改变革新吗？这是今天的第三、第四件急务。至于爱惜养护民力、修明军政的说法，民力不能充裕，是由于私心不能克制，以及宰相、台谏失职；军政不能修明，是由于私心不能克制，以及亲近之人得以谋求安排将帅。这几项说法，臣都已经在前面极力陈述过了。现在请就民力不能充裕的问题进一步说明。臣听说虞允文担任宰相时，把版曹岁入中那些必定可以指明、可以核定的名目，全部取来，称作年终羡余之数，输送到内帑；至于那些有名无实、长期累积挂欠、只是空列在簿籍上而无法催收办理的，则拨还给版曹。（宋初有内藏库，其财货不由主管官司管理。太祖把它设置在讲武殿后，太宗改名为景福殿库。三司有时向内藏库借贷；后来积欠太多不能偿还，庆历年间诏令全部豁免。皇祐年间每年收入内藏库二百六十五万有余，神宗下诏确定每年输送的数额，以皇祐年间的数额为准。南渡以后，内藏各库虽不如从前，但战争兴起时也常常取用来救助。至于详细账簿，已经无法考察。）他的说法是：内帑的积蓄，将用来准备日后出兵进取时随时可能需要的费用，而版曹目前的经费本来没有减少岁入的数额。听他的话，确实甘美动听。然而从那以后，二十多年间内帑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却把它当作私下储藏，拿来供给私人使用。宰相不能依据制度统筹调节它的收支，版曹不能依据簿书稽核考察。至于其中每日每月消耗，用来供给宫中燕私费用的，不知究竟有多少。可是何曾听说他们能够用这些钱像太祖皇帝所说的那样，换取敌人的首级呢？（艺祖曾想积存缣帛三百万，用来换取敌人的首级。）结果只是使版曹的经费日益缺乏，催督追征日益严急，以至于废除了自祖宗以来分破欠额的良法。（旧制规定，凡州县催办官物已经达到九成以上，称为“破分”；各有关部门便停止催缴，版曹也置之不问。这样州县可以用剩余部分相互补助，贫民少量拖欠也可以拖延时日，等待蠲免。自曾怀掌权后，才废除这一制度，把州县过去的欠额全部查刷，视为隐漏，全部拘押催缴。）并且一定以足额达到十分为限，认为还不够，又制定考核监司、郡守政绩优劣的办法来诱迫他们，不再问他们在政教设施上的得失，只把能够剥削百姓、奉承上级的人当作贤能。于是朝廷内外承受这种风气，争相实行苛刻急迫的政策。监司明白告谕州郡，郡守明白告谕所属县邑，不必留心民事，只需专心催督财赋。这就是民力严重困顿的根本原因；至于税收之外没有名目的赋敛，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还没有谈到。（向官府输送粮食叫作“苗”，输送丝帛叫作“税”；正绢之外，官府给钱购买的叫作“和买”；有时按绢的估价折算而加倍征钱的叫作“折帛”。月桩钱始于绍兴二年，宰相吕颐浩等人议定发放此钱以供给军队；后来郡县横征暴敛，百姓深受其苦。绍兴十七年，诏令把宽剩钱充作月桩钱。当时又有板帐钱，借富人犯法而加重刑罚，放纵胥吏收受贿赂来完成征收，大概就是所谓科罚。）其次，陛下所任用的人，宰相不能选择朝廷内外的大吏，只是一味依循私情的厚薄；所任用的台谏不能公正地实行纠察弹劾，只是一味迎合自己的爱憎。因此监司、郡守多半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贤能的人有时反而因为举荐有功、称职办事而触怒台谏，遭到斥退驱逐。至于监司设置过多、事权不能归于一统，铨选法令虽然严密而县令却从未认真择人，这又是制度本身有不完善之处。然而根本端正，这些问题不难处理；根本不端正，即使偶尔办理这些事项，臣恐怕不但看不到好处，反而会有害处。又曾就军政不能修明的问题推究说明，臣听说近来诸将求取升进时，一定先剥削士卒来增殖私财，然后用这些钱财与陛下的私人结交，并请求把自己的姓名传达到陛下所信任的贵将那里。贵将得到姓名后，就把他交给军中，让军中从什伍以上逐级保奏明验，称说他才干武略足以担任将帅，然后整理成奏牍，在陛下面前进言。陛下只看见他们逐级推举、案牍齐备，确实以为这是公正荐举，可以得到人才，哪里知道其中已经讨价输钱，正像晚唐的债帅呢？单是这件事，有耳朵的人没有听不到的，有嘴巴的人没有不谈论的。然而由于他们的门户幽深，踪迹诡秘，所以没有途径能够窥见他们相互交通的实际情状；因此即使有人说起，陛下最终也不相信。将帅是三军的司命，而选置将帅的方法竟乖谬刺戾到这种程度，那么那些有智谋、勇力和才略的人，谁肯压低心气，低头到宦官宫妾的门下求进呢？所以陛下所得到、用来担任将帅的，全是庸碌之人和奔走小吏，本来不知道兵谋军法是什么，只把剥削士卒放在首位，把结交权势当作目的。陛下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却还希望他们修明军政、激励士卒来增强国势，难道不是错误吗？然而将帅不得其人，所造成的弊害不只是士卒受到影响。推究其危害的极点，还会祸及百姓。将帅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军籍就会严整，储蓄就会充足，屯田得以建立，漕运也会节省。如今任用的将帅既然如此，本来就不要指望他们能够核实军事实情、增加储蓄。至于屯田，他们尤其不愿亲自经营，所以朝廷不得不另设使者主管办理。

译而屯田中的士兵众多，朝廷又依靠他们来拨发遣调，因此也不得不让他们参与其中的事务。然而听说那些占据屯田的军人不肯招募愿意耕作的人前往，反而强迫不愿意的人去。到了屯田所在地，他们便傲慢懒惰，不肯耕作，反而危害百姓的田地。屯田使者是文官，他们的力量大概有所不能控制，因此陛下想办这件事的愿望虽然迫切，却长久不能成功。屯田不能建立，漕运就烦琐耗费；各州的苗米有时全部起运，却没有粮食供给州兵，于是加耗、斛面等弊端纷纷出现，百姓更加困苦。又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往往以供给军队为理由而不能废除。如果屯田建立，向各路所取得的物资减少，这些征敛大概都可以禁止。如今却不是这样，那么设置将帅不当，危害就足以波及百姓。以上这些问题，根株深固，枝条广布，不是早晨改变、晚上就能除去的。然而追究其根本，也在于陛下反求自身。圣心如果确实没有不正之处，就一定能拿出私帑归还版曹；版曹不至于过分缺乏，就一定能恢复破分的法令，废除考核殿最的科条，以宽解州县。圣心如果确实没有不正之处，就一定能选择宰相来选任牧守，选择台谏来公正地实行刺举。圣心如果确实没有不正之处，就一定能严禁宦官与兵将相互交通，并把选任将帅的责任交给宰相。宰相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就一定能替陛下选择将帅来振作士气，核实军事实情，扩大屯田以节省漕运。上自朝廷，下达州县，治理百姓和掌管军队的官员既然都得到合适的人，然后再明令宰相商议裁减监司员额，精心选择人选，重视他们的责任。又诏令铨曹按照县务繁简分为等级，经常切实询访天下能治理县政的官吏，不拘泥于是否有荐举，不限制资格高低，登记他们的姓名，按次序补任最繁剧的县。果真有治理成绩，就优待升迁；不能胜任，就贬黜退职。凡州县之间无名无理的供给、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政令，其中特别严重而可以革除的，便可以逐渐革除，百姓的负担大概就可以宽缓了。至于屯田的利益，依臣愚见，应当让大将招募军士，让屯田使者招募流民，各自建立屯田，彼此不相牵制；粮饷供给、征收课督、奖赏刑罚和政令，都由各自的主管机构分别处理。军队中本来就有可以任用的将校，不必另设官吏。屯田使者则听任他自行辟置属官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供差遣。又选择一名通晓军务农事、同时了解军民情况的从官担任屯田使，总管两方面屯田的政务，沟通奏请，催促各方应办之事。又按时巡行检查，察看他们勤勉懒惰的实际情况，实行诛罚和奖赏。这样两处屯田彼此竞争，各自致力于功业，田务可以成功，漕运可以节省；各路过去因不得已而未能全部革除的无名无理供给、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之政，如今也可以全部禁止，百姓的负担大概就会更加宽裕。这是今天的第五、第六件急务。以上六件事都不能拖延，而根本在于陛下的一颗心。一心端正，六件事没有不端正的；只要有一点人心私欲夹杂其中，那么即使想竭尽精力、劳苦身心来求得这六件事端正，也终将只是徒具形式，使天下的事情更加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所以所谓天下的根本，又是急务中最急迫、尤其不能稍有延缓的事，只在于陛下深思圣意，赶快谋求解决。假使根本真正端正，急务真正修治，而治理成效仍不进展，国势仍不强盛，中原仍不能收复，仇敌仍不能消灭，那么臣请求伏受斧钺之诛，来向陛下谢罪。陛下即使想赦免臣，臣也不敢接受。然而臣又私下听说，今天士大夫的议论，与臣不同的并不止一种；等到究察其实质，却都是所谓似是而非的说法。那些乐于因循守旧、安于无事的人就说：“陛下年纪渐高，而天下也幸而没有大事。年纪渐高，血气不能不衰；天下无事，就不应再让庸人来扰乱。”那些想奋发有为的人则说：“祖宗积累的愤恨不能不发泄，中原旧有的疆土不能不收复。把这些作为要务，圣心不用劝勉自然就会振作。如果舍弃这些而不图谋，那么即使想要策励自己有所作为，也没有可以仰望并作为标准的目标，最终仍会归于萎靡罢了。这两种说法也都有道理，但臣却一概认为不对，是因为乐于因循的人只知道圣人的血气有时会衰退，却不知道圣人的志气从来不会衰退；只知道天下有事时不能苟且求安，却不知道天下有事时尤其不能稍有懈怠。何况今天的天下还不能说是无事呢？再说卫武公，他已经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反复告诫警策，寻求规谏，并作《抑戒》诗来自我警醒，使人早晚诵读，片刻不离身边。他的年纪难道还不够大吗？可是他戒慎恐惧的心，难道因此稍有衰退吗？何况陛下与武公相比，年纪还不到他的三分之二，而所负责任的重大、所处地位的尊崇，又是武公的十百千万倍。臣虽然不肖，又怎么敢把陛下看得不如武公，径直说陛下不能有所作为呢？那些想奋发有为的人，又只知道恢复故土不能忘记、颓堕不能长久，却不知道旷世大功容易建立，而极其微细的本心难以保持；中原的大盗容易驱逐，而自身的私意难以除去。如果真能先处理最难的事情，那么容易的事情将不用说就自然办成；不先处理难事，只想在容易之处侥幸求成，那么即使早晚不停地谈论，也只是空话，用来满足一时的意气罢了。何况恢复大业的失败，已经发生在隆兴初年，不应仓促罢兵讲和，终于使苟安享乐如饮鸩毒的祸害日益滋长，使卧薪尝胆的志向日益遥远、日益淡忘。因此几年来纲纪松弛，祸患萌发，连区区东南的事务，尚且有许多值得忧虑的地方，哪里还谈得上谋求恢复？所以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且说大话来欺骗陛下；臣所希望的，只是陛下先以东南尚未治理为忧，端正内心、克制自己，以此端正朝廷，整治政事，或许真实的功效可以逐渐取得，不至于另生祸患而妨碍长远谋划。真正有志于恢复的人，果然不在于抚剑击掌之间。

译议论的人又有人认为，陛下精通老子、佛教之学，已经领会了识心见性的奥妙，与古代先圣先王的道理大概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不喜欢世俗儒者的寻常空谈和僵死教条；对于当今的事务，宁可认为管仲、商鞅那种一切着眼于功利的说法值得采用。如今却把陛下所厌恶、鄙薄的东西陈列在面前，也可见这种说法越多，越与陛下不相合。臣认为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不是使盛德日益更新的道理。老子、佛陀的学说，本来就有与圣贤不相同之处；其根本差别在于，我们把性命看作真实存在，他们却把性命看作空虚。我们认为它真实存在，所以所谓寂然不动，是万般道理灿然具备于其中，民众应守的伦理和万物应遵的法则没有一样不具备；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必须顺应事物，必须遵循法则，没有一件事可以有所差错。那种学说把性命看作空虚，所以只知道寂灭是快乐，却不知道那是毁灭真实道理的根源；只知道应接外物、显现形迹，却不知道其中有真假之别。因此，按照我们的学说来修养，体与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没有间隔，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没有一件事不合乎道理；按照他们的学说，则本末横向分裂，内外彼此隔绝。即使有所谓开阔澄澈、灵妙通达、虚静明妙，也无法挽救其灭绝道理、扰乱伦理的罪过，以及颠倒运用道理的过失。所以自古学习这种学说的人，起初没有不仿佛有可喜之处的，但考察其最终结果，偏邪淫荡、邪僻逃遁的见解很少有不产生的，而且会危害政事。因此程颢常常斥责它说：“自以为穷尽神妙、知晓变化，却不足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所说的话似乎无所不包，实际上却在伦理之外；穷究深奥、极尽微妙，却不能进入尧舜的道路。”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必然会陷入这种境地，这就叫正道荒芜、圣门闭塞。斥破这种学说以后，才可以与之共同进入道理。唉，这真可以说是道理说到极点的话。可惜这些话还没有让陛下听到，使陛下误听髡徒荒诞虚妄的说法，以为它真的与圣人之道相合，甚至把治心、治身、治人分成三种方法，并认为儒者的学问最低下，那么臣私下实在替陛下担心这种思想会危害政事，也痛惜这种说法流传到后世。至于管仲、商鞅的功利学说，那就更加浅陋了。陛下之所以取用它，是因为既然斥责儒者之道为寻常空谈、僵死教条，而天下的事务又一天天来到面前，佛教之学也不足以应付，所以对他们的言论产生兴趣，希望它或许能使国家富强，取得一些眼前的效果。然而实行他们的学说直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国家却日益贫困，军队日益衰弱，所谓眼前的效果也没有见到。圣贤所传授的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谋、道德之威，本来正是实现富强的大道，反而没有人讲求，难道不可悲吗？如今议论的人只看见老子、佛教的高深和管仲、商鞅办法的便利，却看不见圣贤所传的明白善理、诚正自身、齐家治国、平定天下的道理，认为其中没有新奇可喜的说法，便说它只是寻常空谈、僵死教条，不值得学习。他们哪里知道，寻常说法中自有精妙道理，僵死教条中自有活用的方法，老子、佛教、管仲、商鞅的浅陋，根本不能相比于它的万分之一呢！伏望陛下审察臣的话，考察四种学说的同异并加以明辨，那么就会知道臣所说的不是臣自己的说法，而是古代圣贤的说法；不是圣贤凭空造出的说法，而是天地间经久不变、自然如此的道理。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以及颜回、曾参、子思、孟子那样的贤人，也不能违背它。这样一来，对于臣的言论和那些议论者的说法，应该取舍、遵从还是违背，不用一天就能决定了。【奏疏呈上时夜漏已下七刻，皇上已经就寝，急忙起身点烛阅读，读完全文。第二天授予朱熹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竭力辞谢，授予秘阁修撰，奉祠于外】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绍兴五年，宁宗即位，赵汝愚推荐朱熹，朱熹由潭州召入经筵，呈上奏札】臣私下想到，皇帝陛下恭敬地承受伟大的天命，恭敬地登临帝位，刚刚即位，还来不及处理其他事务，却首先把广泛延请儒臣、讨论经书作为最急迫的要务。这大概是要通过广泛听闻来建立事业，学习古代训诫而有所收获，并不是像只会记诵问答的愚陋儒生那样，把辞章这种小技艺夸耀得多便当作博学、争逐华靡便当作工巧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劝讲之官本来应该慎重选择，您却没有选择，错误地任用了狂妄庸陋之人，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失。臣天资极其愚钝浅陋，虽曾带着书籍读书，妄想求得圣贤遗留下来的旨意，却实行得不够努力，年老了仍然没有成就，何况帝王之学，本来就没有讲习过。这样的人怎么能承受擢用的恩宠，来辱没陛下勤勉的顾问呢？因此听到任命便惊惶，不敢奉诏。然而臣曾听说，人既降生，天本来就赋予他仁义礼智的本性，并为他安排君臣、父子的伦理，制定事物应当如此的法则。由于人的气质有所偏颇、物欲有所蒙蔽，所以有时昧失本性，扰乱伦理，败坏法则而不知道回头；一定要通过学习来启发他，然后才能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作为齐家治国的根本。这就是人不可不学习的原因；而人之所以应当学习，起初并不是指记诵问答和辞章，也不是说圣人和愚人、尊贵和卑贱之间有所区别。由此说来，臣过去所用力学习的内容，确实有可以向陛下陈说的，请允许臣就此陈述。治学的方法，没有比穷究事理更重要的；穷究事理的要点，必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比循序渐进、达到精熟更可贵的；而达到精熟的根本，又在于存心恭敬、守持志向，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天下的事没有不具备道理的：君臣有君臣的道理，父子有父子的道理，夫妇、兄弟、朋友，以及出入起居、应对事务、接触外物之际，也无不各有道理。能够穷究这些道理，那么从君臣之间的大道理，直到事物细微之处，没有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以及应当怎样做的；心中没有丝毫疑惑，善的就遵从，恶的就去除，不受一点牵累。这就是治学没有什么比穷究事理更重要的原因。至于谈到天下的道理，它们精微奥妙，各自都有应当遵循的准则，贯通古今而不可改变，只有古代圣人能够完全掌握；他们所实行、所言说的，没有一样不能成为天下后世的大法。其余的人，顺从它的就是君子而吉祥，违背它的就是小人而凶险；吉祥最大的人能够保有四海，可以作为法则，凶险最重的人不能保全自身，可以作为警戒。这些清楚的事迹和必然的结果，大概都完整地记载在经书训诫之中。

译在史册之中，如果想穷究天下的道理，却不就着这些记载去寻求，那就像面对墙站立一样。这就是穷究事理必定要依靠读书的原因。至于读书，不喜欢读书的人，固然会懈怠疏忽而一事无成；喜欢读书的人，又免不了贪多求广，往往还没有开启书中的头绪，就急着探求结局；还没有研究这里，忽然又把心志转向那里。因此即使整天辛劳，不得休息，心绪也匆匆忙忙，常常像在奔走追逐、受到逼迫，却没有从容涵泳的乐趣。这样又怎么能深入体会、真正获得心得，长久保持而不厌倦，从而不同于那种懈怠疏忽、毫无成就的人呢？孔子所说“求速反而不能达到”，孟子所说“前进过于锐猛，退步也会很快”，正是说这种情况。如果真能以此为鉴而反过来改正，心志专注于一处，长久不改变，那么所读的书，文意前后相接，脉络贯通，自然会逐渐浸润、融会贯通，内心与道理相契合，对善的鼓励就更加深切，对恶的警戒就更加切实。这就是循序渐进、达到精熟之所以是读书的方法。至于达到精熟的根本，在于内心。心这种东西，极其空灵、极其灵妙，神奇微妙而不可测，常常是全身的主宰，提挈万事的纲领，一刻也不能不使它存在。一旦自己没有察觉，心便驰骋飞扬，追逐身躯之外的物欲，那么全身就没有主宰，万事就没有纲领。即使在俯仰、回顾、顾盼之间，恐怕也已经没有察觉自身所在，更何况还能反复体会圣人的言语，参考事物，来寻求义理最恰当的归宿吗？孔子所谓“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不能巩固”，孟子所谓“求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心找回来罢了”，正是说这种情况。如果真能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常常保存这颗心，使它整天庄严端正，不被物欲侵扰扰乱，那么用它来读书、用它来观察道理，将无论到哪里都不能不通达；用它来处理事务、接待外物，将无论处在什么情形都能恰当。这就是存心恭敬、守持志向之所以是读书的根本。这几句话，都是愚臣一生治学所经历的艰难辛苦而亲自验证过的效果。臣私下认为，假如圣贤再生，用来教人的也不过如此。不只是平民士人应当从事这些，即使是帝王的学问，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只是近年以来风俗浅薄鄙陋，士大夫中间一听到这类话，往往都指斥为道学，一定要排斥掉才罢休。因此，臣虽有如食芹菜之美想献给人，却没有途径自行通达；每当拾取散见的古经，只有徒然感慨叹息。如今臣竟遇到皇帝陛下，陛下刚刚即位，心地清明，没有其他嗜好，唯独对学问勤勉不倦；臣正逢此时，又承蒙召见对答，怎么敢忘记自己的固陋，贸然把这些话献上呢？伏望圣明深加省察。请试着用这些道理在自身加以验证：早早醒来，清晨起身，不忘记今天的志向，自强不息，使光明德性不断发扬。假使将来能够使国家安定昌盛，像商代高宗那样振兴衰败、拨乱反正，像周宣王那样，以此彰明君主讲学的功效，卓然成为万世帝王的标准，那么臣即使退居田野，与世长辞，也感到荣耀。何必一定要让臣勉强扶持着盲聋之身，拖着跛脚，来玷污近侍的行列，成为盛世的羞耻呢？冒犯天子的威严，臣不胜战栗。只愿陛下留心审察，决定是否采纳。《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目录 宋 朱熹 《贺陈丞相书》《答韩尚书书》《答郑自明书》《与台端书》《上宰相书》《答梁丞相书》《与留丞相书》《与留丞相书》《答汪尚书书》《答吕伯恭书》《答陆子夀书》《与王龟龄书》《与刘共父书》《答陈体仁书》《与龚实之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旨编纂注释 宋 朱熹 《贺陈丞相书》【陈俊卿在乾道四年由参知政事授左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恭敬地听说诏书已经下达，延请您入朝拜受任命，进而掌管国家政务，凡是受到您陶铸教化的人，谁不欣喜依赖呢？伏惟明公凭借大忠大节，早已负有天下人的声望；自从参与政事、辅佐谋划机密以来，凡是您所论说坚持的，都关系国家安危。遇到最严重的事情，您总是以自身的去留来争取，即使没有立即被采纳，天子对您的信任也更加深厚，天下人对您的期望也更加深厚。大家凛然忧惧，只怕您有一天终究会离去而无法挽留。明公能够得到上下如此信任，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如今您入朝而位居天子的宰辅，朝廷内外的期望没有不欣喜的，都说：“陈公前些日子的言论，就是天下人的言论。”争取意见而不能实现，就危险到要离职了【陈俊卿任同知枢密院事时上奏，请求今后各部门承受皇帝亲笔处分，都必须奏请审议后才能施行，皇帝听从了。不久，因为内廷各部门不愿接受这一做法，……】【前一项任命又说，同知枢密院事刘琪因为争辩激烈恳切，被诏令奉祠于外。从此大臣都阿谀顺从、只求保禄，这不是国家的福气。皇帝最终命令刘珙统帅江西，陈俊卿退下来自我弹劾，皇帝亲手写札挽留他。】如今您做了宰相，这就是天子已经对陈公的言论产生兴趣，将要最终听从它了。陈公一定会以此在皇帝面前进言，决定辞职还是接受任命。况且天下的事情中，那些重大而紧急的，又不只这一件。陈公如果不能辞谢而站在这个职位上，一定会按次序向皇上陈说，并替皇上推行；他不会默然接受、安然居位，这是很清楚的。朱熹虽然极其愚钝，也有这样的看法【朱子曾写信给陈俊卿，竭力陈说和议的错误】。然而如今我在您门下听候教诲，已经有几个月了，政令的发布、官员的黜陟，还没有显著不同于从前，这说明明公大概没有把朝廷内外对您的期望当作自己的责任，而只是苟且地接受职位。朱熹承蒙您深厚的知遇，私下惭愧叹息，不知道明公将来打算怎样善后。请允许臣略微献出自己的愚见，明公择取。臣听说古代处在大臣职位上的君子，对于天下事务，知道得明确而不疑惑，承担得有余力，就急切地想趁时机奋勇去做。如果知道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力量还有不足，就访求咨询、讲习探究来增长知识，援引贤能、寻求帮助，像救火、追捕逃亡一样，更不敢稍有迟缓。对上不敢把君主当作不足以谈论仁义的愚人，对下不敢把百姓看作不足以接受教化的人，对内不敢把士大夫看作不足以共同成就功业的人。一天站在这个职位上，就一天尽职于这个官位；一天不能履行这个官职，就不敢有一天占据这个职位。有所爱惜而不肯去做，是私心；有所畏惧而不敢去做，也同样是私心。坚定地居中而立，不受一点私情牵累，只知道去做自己职分所应当做的事，像这样，志向就足以推行道义，道义就足以救济时局，对于大臣的责任也可以无愧了。不知明公谋划将来善后的办法，是否与此相合？是否接近于此？还是另有比这更高明的办法，而是朱熹的愚见不能知道呢？希望您赶快谋划，或许还足以最终安慰天下人的期望，不要让前些日子的欣喜变成今天的忧闷。朱熹还有一件事要请求。朱熹曾经有幸承蒙明公赐信，信中说：“前辈做大臣，不过是持守法度，主持公道，知道什么就无不直言，用德行辅佐君主，公正地施行赏罚，进用贤能、斥退不肖罢了。” 今天的事情有极其困难的：风俗败坏，官吏苟且，强敌就在眼前，边防还没有建立，怎么能够有所作为呢？朱熹愚钝不肖，对此实在深感疑惑。大概明公认为容易的事情，都是古人认为困难的；而明公认为困难的事情，却是古人认为容易的。臣反复思考，仍不得其说，原想把它拿来请教左右，只是还没有空暇。如今臣冒昧借庆贺之机提出请求。伏望明公试着反观自己的内心，根据事情的轻重、根本和末节加以权衡；如果确实知道真正的难易所在，并能够据此用心，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变得容易了。《诗经》说：“砍伐柯木啊砍伐柯木，取法的标准并不远【《▯风·伐柯》篇】。”愿明公留意此事，则天下幸甚。《答韩尚书书》【吕东莱《年谱》记载：淳熙元年，韩尚书韩元吉任婺州知州，韩元吉曾经与朱熹一同被推荐】这次小小的出行，上月中旬才得以回到家中。忽然听到任命，实在出乎意料之外。看看自己的才能，哪里配得上这次选任？惭愧、恐惧而窘迫，不知如何是好。然而臣私下妄自猜想，这一定是尚书大人过分施恩、极力援引的结果。不久府中传来六月十五日赐下的书信，傅丈也把所得的另一纸书信拿来给我看，才知道您的心意果然如此深厚，眷顾惦念而不曾忘记。臣私下虽感动很深，但这并不是我平日对您的期望。朱熹性情狷介，虽千方百计矫正揉合，终究不能改变。所学迂阔疏略，用力既深，自信也更加坚定。根据这些自知，决定不能随时俯仰迎合来求取功名。因此二十年来甘愿退居收藏，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所希望的，不过是修养自身、守持道义来度过余年；趁闲暇诵读古代经书，考察旧闻，寻求圣贤著述的本意所在。既用来使自己快乐，偶尔也写在书中，与求学的人共同探讨，并且留待后世君子而已。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其他念头。此前恳切辞谢召命，反而误承了宠爱褒奖。起初也不敢接受，后来想来，这正是君主和宰相明白知道我确实没有用处，却想借此施加体恤劳苦、优待养护的恩惠，所以稍微提升我的官职，增加我的俸禄，最终答应让我退居闲散之地，似乎是有可以接受的理由。

译因此恳切推辞了一年多，最后还是拜受了任命。臣私下以为，这足以上承朝廷的美意，向下也可以使自己与求取名位的道路断绝。从此以后，我将可以悠闲自得地度过岁月，完成自己的学业，不再有窘迫催逼的忧虑了。可是事情却大大不是这样，朱熹又怎么能默然不说呢？凭朱熹狷介迂疏的性情，不能俯仰迎合世俗，这一点早已被人听闻并厌恶了。只是依靠一时的贤公名卿，或许有人误以为了解我。然而若听从您的教导，再考察事情和议论的始末，那么与臣鄙陋的意见不能不产生疑惑的地方还很多。如今如果不辞谢而冒昧接受，那么宾主之间关于异同的议论必定不能避免；这对治理没有益处，反而会成为群小嘲笑的材料。而且朱熹私下希望完成的志愿，也将被淹没而不能实现。即使侥幸在晚年有所成就，人们也一定会把它看作已经试验而无效的书，因而不去阅读。何况今天一旦出仕，过去所以反复斟酌辞谢和接受、不敢苟且行事的心意，也将昏暗不明而无法自行表白。各位公卿如果真是深深了解我、厚厚地爱护我，为什么不设法伸张我的志向、保全我的操守，却一定要强迫、驱使、诱劝我走到这种地步呢？况且士大夫辞受出仕或退处，也不只是自身的事情；他们所处置的得失，关系到风俗的兴衰，所以尤其不能不审慎。像朱熹这样，先前已经因为辞谢召命而改授官职，如今又因为所改授的官职而得到这次任命。如果朱熹接受而不辞谢，那么这就是可以从容辞让的美官要职，安坐在那里就一定能得到它。近世以来风俗颓靡，士大夫依托欺骗来取得爵位的，多得数不清，唯独还没有这一类人。朱熹恰好不幸，诸公一定要强迫我来充当其中的一员。朱熹虽不肖，实在不忍让自己承受这种羞辱，使天下后世主持清议的人得以唾骂、鄙视我。况且朱熹向您说这些话已经多年，苦苦劝告、悲切恳求，没有不说到的地方，而执事却轻视地听着，还从容游谈，大力引荐推重，最终的归宿不过是使我内心违背平素的志愿，对外招来深重的讥诮，然后才罢休。这是朱熹不能理解的。并且我私下再盘算自己平生的言行，一定有很不相称的地方，才使执事不相信我的话，以至于如此。对此我深深悔恨责备自己，无处归咎他人；但也不敢始终默默不语于您门下，所以才敢再次陈说。伏望您怜悯并察知我的苦衷。《答郑自明书》【郑自明名鉴，连江人。淳熙初年，授检书郎，升任著作郎，权任郎官，出任台州知州】以前遗憾没有看到副本，这次幸而得以私下读到，感慨叹息之余，整理衣襟恭敬佩服。我曾私下评论，认为这篇文字不只是忠诚、诚信、恳切，超过常人，在才华、辩才、智慧和谋略方面，也不是别人所能比的。不知刘元城、陈了翁等人怎么样呢？皇上圣明，能够这样开明地听取意见，一旦有所感悟，除掉那些鼠辈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太平万岁！即使我年老多病，如果还能有希望看到那一天，也就很幸运了，很幸运了。补任郡守、怀抱章奏，虽然内心郁闷，但公议既然如此，便可以利用这段闲暇增进德业、修养学业，更加努力地谋求长久宏大的事业。天意也有并非偶然的地方。还愿您更加深入地培养自身，厚实根基；专心讲习学问，疏通源流，使诚意充实积累而锋芒潜藏，使义理显明而议论条理通畅。这样有一天重新入朝任职，您用来感动皇上、启发皇上的作用，决不只是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就停止。先前的文章固然剀切，但谈论事情多，谈论道理少；列举群小的奸诈欺骗虽很详细，对于君主如何端正根本、澄清源流、修养德性、建立政事的意义，却还不够完备。这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预先的推测；听的人认为这些话迂阔而不敢说，也正是因为对这个道理讲得不精，不免自己也认为迂阔而不值得说。此外，今天的弊病，最大的就是这一病。如果用药还没有见效，其他小小的症候就不必泛泛投放汤药来削弱药力；而要攻治这个病，所用的药也必须有一味君药、二味臣药、三味佐药、五味使药，多少、缓急、先后次序都要分明，才容易见效。如今既然把其他病症混杂在一起治疗，而用来攻治病根的药又难免各有得失，这些话我也已经对令弟说过，回去后当一一禀告。不知道您的意见以为如何？我衰老浅陋，本来不配参与这些事，承蒙您不嫌弃，召我参与商议其中的事情；也私下感慨时论竟到了这种地步，不觉倾尽所见而忘记了自己的愚钝罢了。此外，伯恭所说读书、选取人才的意思，也是您应当深加留意的。我们这些人所树立的事业已经如此，假如上天无意于保佑宋朝也就罢了；如果上天有此意，将来的事情难道能够推辞责任吗？这样说来，我们今天增进德业、修养学问，关系到将来国家拨乱反正的事业，不只是个人得失荣辱而已。唯愿高明深思。过去有一批前辈，年轻时略有时望，晚年出仕，往往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正是因为讲学不精，没有看见圣门广大宏远的规模，稍有一点成就便以为事业不过如此，不再求取长进。荆公所说“末世风俗容易自高，险恶道路难以走尽”，也值得思考。人才衰少、风俗败坏的时候，士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应当扶持接引，诱导帮助他成就才能和事业。这也是我们将来切身相关的利害。士人平日没有得到培养，临到事情仓促之际，才去寻求并非治国长远之计的办法，怎么能在任用人才之间没有过失呢？陈侯所在的官署，还有胡明仲侍郎的史论【胡寅字明仲，任礼部侍郎，所著有《读史管见》】，其中的议论也多切合事理，不知道您曾经看过没有？如果没有，可以借来看看，能够启发人的思路。

译《与台端书》我曾私下说过：想要治好膏肓之中的疾病，必须攻治它受病的部位；而用功的缓急、制药的寒温，也有丝毫不能在片刻之间差错的地方。今天天下的病处在膏肓，已经很久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想说，只是因为不在相应职位上，即使想施展一次医术，也没有地方施行。近来天子因为执事有周公、靖侯、贞烈孤直的操守，提拔您置于谏官之列，采纳您的言论，屏斥奸邪，这些都只是所谓膏肓病的余症。海内有志之士知道皇上的心意，大概已经深深觉察到隐伏的疾病正在自身，想借助执事的药来除掉它；又知道执事之所以暂且从事于此，大概也认为这是一个征兆。皇上一定将有所斥责，那么所谓病根毫无疑问就可以除去了。然而侧耳听候了几个月，仍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于是又担心那两个恶人知道良医已经伤害到自己，便先施展手段来除掉良医，因此忧虑疑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圣心坚定，没有听信他们的话，又把执事晋升到台端这样重要的位置，这一定说明君臣之间已经有了确定的谋划，足以稍稍安慰士大夫的心。但以朱熹的愚见，私下却独自忧虑过度，料想奸贼看见端倪后，他们为自己谋划的手段必然更加深密、更加急切，并且会抢在执事之前发动阴谋。不知执事将用什么办法处置呢？砍伐树木而剪去枝叶，不如直接砍断树根；堵塞水流而拦住波涛，不如堵住源头；敲响金鼓、炫耀兵器、喧呼着驱逐老虎，不如趁它正在睡觉时杀死它来得迅速。如今执事既然已经惊动并使它觉醒，却还想缓缓观察、慢慢行动，来抵挡它咆哮发作、决裂冲突的势头，朱熹私下替执事感到危险。然而这类小人，自从出生以来，从早到晚没有不是罪恶，数也数不尽；况且人主平素把他们当作倡优奴仆来畜养，起初并不责求他们的名声操守，而近来议臣又专门挑剔琐细之事，一一陈说，他们不接受也就很自然了。只是他们每天侍奉皇帝于燕闲之时，逢迎劝诱，使人主的心安于逸乐欲望；法家、正直之士的言论不能进用，习惯于卑近琐屑，正大长远的谋划不能听到；贿赂公然流行，奸邪并立，凡是作为天下国家纲纪的东西，一天天倾覆、逐月败坏，而上下彼此防范，没有人敢把这些事报告。这正是这一两个小人的罪过之所以直达上天，也是今天膏肓之病如此深重的原因。执事如果真能声讨这些罪行，公开陈列于王庭，深切赞助圣主除邪不可疑惑的志向，又引领同列中的贤能，合谋并力果断处理，除掉他们，那么天下处于膏肓的疾病，或许就可以除去了。太平万岁！朱熹虽然不敏，也还能够替执事把这些话诵读出来。不知道执事是否也有这样的打算？朱熹近来因三月九日的指挥，已经略微替明主说过这些话了。只是我的话疏远卑贱，不足以取得信任，或许反而会招来责罚。现在谨此收拾行装，恭敬等待严厉的谴责。只愿执事不要把这些话当作戒备而退缩，而赶快深入谋划，那么天下幸甚。《上宰相书》【宰相是王淮。淳熙八年，浙东发生大饥荒，朱熹刚办完江西赈荒事务，正在家中居住。王淮推荐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朱熹当天便乘单车上路。因为江西纳粟人的推赏尚未落实，朱熹辞职不接受。后来赏赐施行，才接受职务。到达浙东后，写信给宰相】朱熹曾说，天下的事情有缓急之势，朝廷的政务有缓急之宜。该缓却操之过急，就会繁琐苛察，无法保存大体，朝廷的气象也因此不能舒展；该急却反而迟缓，就会怠慢废弛，无法抓住事机，天下的事情也会一天天陷入败坏。这两种情况同样都是错误。但臣愚见认为，该缓却急，其危害固然不小；如果该急却反而迟缓，其危害就有说不尽的地方，不能不仔细察看。臣私下认为，朝廷今天的政务，无论大小，都归于松弛迟缓，现今还没有空暇一一列举来烦扰圣听。姑且从赈荒政务来说，这是天下事务中最应当急办而不能迟缓的；而赈荒政务中又有两件尤其紧急、不能稍作迟缓的事。第一，发给缗钱，扩大收购米粮。如今二广的米船首尾相接来到四明境内，乘此时机收购，价格不会太贵，而且米粒均匀洁净，不混杂糠秕，干燥坚实，可以长久储藏。希望明公明察这一事理，特别替臣上奏，请求发给缗钱二三百万，交给朱熹收购，那么百万石粮食，十天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办成。储蓄多了，缓急之时都足以使用。即使朝廷另有支拨，只要一纸文书早晨飞驰而来，米粮晚上就能发出。而且到时候也不免要转运大农寺的粮食，发出内库的钱币，来应付四方的需求。把粮食积储在这里和那里，有什么不同呢？况且趁价格低廉时大量收购，所得利益多而费用少，和临到期限才支拨、因米价高而损耗钱财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米船已经聚集，却找不到买家，停留日久，白白损失本钱和利润。后来的人受到惩罚，就不再前来，造成无穷的祸害，实在从今天开始。这是第一件事。第二，迅速施行赏赐制度，激励富裕人家。大概这一条本来就是用来诱导百姓办事的，事情紧急时借助它作为一时的使用，事情平定后用它酬报，作为日后的劝勉。回头看看今天失信的事情已经很多，另有缓急事务时，还凭什么役使众人？希望明公明察这一事理，特别替臣上奏并传达：原先下达的命令，立即给予推恩。使已经输纳的人没有怨恨不满，使尚未输纳的人产生羡慕仰慕而愿意效法。信令一旦施行，愿意响应的人就会很多，那么在缓急之间，即使百万石粮食也可以指挥办理。何况这一条并不涉及经费，衡量时势、估计事务，最为有利合宜。然而却拖延年月，百般阻挠压制，使去年的输纳者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赏赐，今年的输纳者又反复推却、困难重重，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这既是对天下失信，足以成为今天最值得忧虑的事；又是自行破坏权宜济事的办法，也正是今天最令人惋惜的事。谋划国家的计策竟然乖谬到这种地步，等到事情临头才后悔，哪里还来得及？这是第二件事。然而有些人的议论认为，朝廷节省财用、慎重爱惜名器，把它作为治国的大政，因此对于请求这两件事，恐怕难以一定办成。臣愚见认为并不是这样。节省财用，在于堵塞侵吞欺骗、渗漏浪费的弊病；爱惜名器，在于抑制没有功劳而侥幸获得的赏赐。如今预先储备积蓄，以此大力作为一方的防备，并不是所谓侵吞欺骗、渗漏浪费的弊病；推行恩赏，用来昭示国家的信用，也不是所谓无功而侥幸得到的赏赐。况且国家的经费使用范围极广，其中耗费在养兵上的占十之八九。至于将帅之臣，则凭借军籍上的虚假数字来进行侵吞欺骗；负责运输粮饷的官员【餫，野外运送的食物】【○读音为“运”】

译成包的贿赂用车载运，彼此争多斗巧，送到权贵宠臣门下的，每年不知有几千万。明公不纠正这些事情，却反而拘拘小节，在饥民的口中计较微末，把这当作节省财用的办法，臣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国家的官爵遍布天下，而授予它们本来就不是可以限定数量的。如今上至执政，下至普通官员，内有侍从的显贵职位，外有牧守的重任，都可以通过交结依附而取得。北方南归的归正人，皇帝亲近和外戚家族中的人，大的获得旄节、持符出使，小的授予正任、横行等官阶，又不知有多少人。明公不爱惜这些官爵，却反而爱惜迪功、文学、承信、校尉十几个人的赏赐，把这作为慎重爱惜名器的办法，臣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不过朱熹也曾私下思考其中的缘故，终于得到了答案。大概朝廷爱护百姓的心，比不上珍惜费用那样强烈，所以不肯竭尽全力救济百姓；明公忧虑国家的念头，比不上爱护自身那样迫切，所以只致力于阿谀奉承、顺从上意的计策。这样的自我谋划，可以说已经做到极点了。然而从旁观者的角度评论，也可以说是极其不加思考。百姓和钱财，哪个轻，哪个重？自身和国家，哪个大，哪个小？财物散失了还可以重新聚集，民心一旦丧失，就不可能再收拢；自身陷入危难还可以重新安定，国势一旦倾覆，就不可能再恢复正常。至于民众离散、国家危急，连安身之处都没有，那么他们所聚集的人，难道会有不成为大盗的资粮的吗？明公请试着观察自古以来国家倾覆的原因，哪一次不是从盗贼兴起开始的？盗贼偷偷发动叛乱的开端，哪一次不是由于饥饿产生的？赤眉、黄巾、葛荣、黄巢之流，他们的事迹已经清楚可见了【新莽地皇三年，樊崇的军队强盛，士卒都把眉毛染成红色，用来同王莽的军队相区别，所以号称赤眉。汉灵帝中平元年，钜鹿人张角用妖术传授徒众，聚集数十万人，都戴着黄巾作为标志。魏明帝时，河北大盗葛荣攻陷冀、定、沧、瀛、殷五州。唐僖宗干符年间，宛句人黄巢喜欢任侠，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未中，于是聚集数万人，响应王仙芝。】明公在如今还没有发生变故的时候，处理一两件小事，尚且前瞻后顾，过了时日和月份还不能作出决定。万一在连年饥荒之后，事情果真出现无法预料的变化，不知明公将用什么办法处理？明公自己估量，果真有办法处理，那么朱熹不敢再说；如果果真没有办法处理，那么与其拱手旁观，眼看灾祸败亡必然到来，哪里比得上在事情容易时谋划，在事情尚小时谋划，设法消除祸端，使它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呢？古人确实有的从容深沉，心思严密而不可窥测，平日默默无言，好像没有什么经营；但到了面对大事、决断大策的时候，却不动声色，便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状态。然而从今天来看，他们在平日无事时，对于规划、安排和谋划，早已在胸中预先确定了，所以到了应对变故的时候，敏捷奇妙而迅速，绝不会像这样松弛迟缓、拖沓不决。何况如今祖宗的仇恨耻辱还没有报，文武两方面失去的疆土还没有收复，皇上忧劳警惕，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向北进取的志向；而百姓贫困，士兵怨恨，朝廷内外空虚，纲常法纪衰败，风俗败坏。即使风调雨顺、时令和谐、年成丰收，也还不能说是无事，何况如今饥荒困顿到了这样的地步！身为大臣，却不爱惜片刻光阴，勤劳处理各种政务，像周公那样坐等天明，像武侯那样处理事务、综理万物，以成就皇上所要做的事情，反而想要从容安逸，玩弄岁月、苟且度日，只图侥幸求得眼前无事，完全不知道这样下去，祸根会一天比一天深。我恐怕真正应当忧虑的，不只是流离饿死的百姓，而是盗贼；所受祸害的，也不只是官吏，还会波及国家。我私下里不能克制自己，忧虑得像漆室中的寡妇一样【鲁国漆室的女子倚着柱子长叹，邻妇问她：“你是想嫁人吗？”】她说：“我难道是在为嫁不出去而悲伤吗？我是忧虑我们的国君年老、太子年幼啊。”】一想到这里，我的心胆仿佛都坠落在地。我想不能不把这件事向明主说一次，但还不敢贸然进言，所以先斗胆告诉您。希望明公深入体察这些话，把前些日子迟缓宽纵的过失，亲自陈列在明主面前，使君臣彼此警戒，务必彻底改变以往的规矩，共同奔赴当务之急，并且对我所陈述的救荒一两件事稍微加以留意，那么朱熹即使衰老多病，不能胜任吏役，也还可以勉强竭尽疲弱驽钝的力量来供职。等到鞭策之下实在不能支撑时，我便离去，后来的人也可以凭借已经形成的事业基础，加以修整治理，替皇上分担忧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以朱熹的愚昧衰老迟钝，固然不能完成这碗无面之“不托”【汤饼称作“不托”，也称“馎饦”】，而我的狂妄言论，将有一天会在明主面前无法忍受。明公不如及早罢免我的官职，解除我的印绶，使我不得以狂妄鄙陋的话语上奏，冒犯圣上的听闻；这样，朱熹也谨当闭口不言，回到田间躺卧，养鸡种黍，等待明公功业成就，羞愧而死，这也算是明公始终对我的厚赐了。我的感情迫切，心意恳切，已经把话全都直说了，恭敬地希望明公留意【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写信转告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免除他们的征税；】等到朱熹到任时，客商船上的米已经聚集而来。朱熹每天访察民间疾苦，巡视境内，郡县官吏畏惧他的声望风采，甚至自行引退，所辖地区秩序肃然。凡是丁钱、和买、役法、榷酤等政令有不便于百姓的，全都加以整顿革除。在救荒之外，又随事筹划，必定制定长久的办法。宋孝宗对王淮说：“朱熹处理政事，确实有值得观览的地方。”王淮说：“整顿兴办救荒政务，是实行他所学的道理，百姓得到实际利益，应当晋升他的官职来表彰他。”于是提升朱熹为直徽猷阁。答梁丞相书【梁克家字叔子，晋江人。孝宗淳熙九年任右丞相，请求召用朱熹，朱熹推辞。梁克家上奏说：“朱熹多次被召而不肯起用，应当防止对他过分褒奖和录用。”】

译朱熹恭敬地拜读您赐下的教诲，您不居功德，反而退让说自己愚昧懦弱。我仰想明公的心地，正大光明，表里通透明彻，没有一丝一毫自我私心。然而朱熹承蒙您知遇已久，您又如此殷勤地向我下问，我难道能够漠然置之、自我闭塞，什么也不进献，以略尽自己微薄的愚见吗？只是因为我正处于退隐自守的位置，不应越出本分，所以对于政体的是非、人才的邪正，一点也不敢有所陈说，唯独恭敬地把王通所谓“希望君侯端正自身来统领天下”【王通对杨素说的话】这句话诵告给明公。这句话所说的虽近在目前，它的意义却很深远。恭敬地希望明公对此试加留意：广泛延揽人才，勤于弥补自身的缺失，使凡是从自己这里发布的政令，都没有一点可以指责的瑕疵；这样，对上可以端正君主，对下可以端正众人，将会没有所求而不能得到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小的不正之处积累多了，也足以损害我们大的正道，使我们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天天在内心受到压抑，使德望和威名一天天在外部受到损损。这样将只来不及被别人指正，哪里还希望能够有端正君主、安定国家的功业呢？如今上天的心意还没有愉悦，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国家的威势还没有振作，敌人的情况又难以预测。只希望明公对此深思并赶快谋划，那么朱熹所受的恩惠就太多了。狂妄的言论冒犯了身份，也只希望明智高明的您能够宽容我。与留丞相书【留正，字仲至，永春人。淳熙十六年，光宗接受内禅，留正由参知政事升任右丞相。】承蒙您来信说明，深以士大夫结党为忧患；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确实是居上位的人所应当痛恨的。然而朱熹曾私下认为，朋党的祸患只会危及士大夫，而古代那些憎恶朋党、想要铲除朋党的人，往往终于灭亡了别人的国家。大概是因为他们不考察对方是贤是愚、是忠是邪，只是一心务求去除党类；于是那些善于为自己谋划的小人，必然会想办法掩盖自己的踪迹，而君子凭借公心直道行事，没有回避迁就，往往反而被小人排挤，并被指作朋党。汉代、唐代以及绍圣年间的往事，距今并不遥远。朱熹虽然极其愚钝，但拜读丞相所赐的书信，知道丞相爱君忧国的心情，没有一句话、一个字不是出自至诚恻隐之心，这就是天下贤人君子纷纷愿意依附于您门下的原因。然而您仍不能不把朋党视为忧虑，朱熹恐怕丞相或许还没有把辨别天下人的是非贤愚、忠诚奸邪完全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您向上告知君主的话，不能使君主明确无疑地辨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您向下施行进退任免赏罚的措施，也不能使天下人的心服从、安慰天下人的愿望，反而使阴险邪恶、谗毁残害之人常常好像具有了侵凌冒犯的势头。丞相又担心自己陷入君子之党，使小人积蓄的怨恨日久而祸患加深，于是又故意表现出迷乱昏错的姿态来调和柔化他们，反而使他们气焰嚣张、意气强盛，旁若无人，敢于在求取禄位的奏章中肆意说话，放纵地制造诬陷善人的言论，而朝廷也不加追问。闭门自守、孤立而没有朋党，这是一个人的操守；延揽接纳贤能、黜退奸险，联合天下的人来成就天下的事业，这是宰相的职责。为什么一定要认为没有朋党才是对的，有朋党就是错的呢？以丞相今天所处的位置来说，没有朋党也就没有朋党了；但如果使小人的道路日益增长，君子的道路日益消退，天下的忧患将有说不尽的地方，那么丞相怎么能推卸责任呢？朱熹不胜愚者的忧虑，希望丞相首先把辨别贤愚、忠邪当作自己的责任：如果对方果真贤能忠诚，就公开提拔他，只怕他的同道不够多，没人同他共同谋划天下的事情；如果果真奸诈邪恶，就公开黜退他，只怕去除得不彻底，使他损害任用贤人的功业。不但不应痛恨君子结党，还应不怕自己成为君子之党；不但不怕自己成为君子之党，还应引导君主成为君子之党而不加畏惧。这样，天下的事情大概就有希望了吧？前年驱逐了两名谏官，去年驱逐了一名御史，最近听说又驱逐了一名谏官。上下不相交接，天下就将到了没有国家的地步；丞相不忧虑这些，却忧虑士大夫结党，那也太错误了。冒犯您的威严尊贵，我俯伏在地，震惊恐惧，恭敬地希望您宽容我，并加以裁察。与留丞相书【淳熙十六年，朱熹被任命为江东转运副使，因病辞职，改任漳州知州。第二年，以儿子去世为由请求罢免官职，授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留正是泉州人。这一年入朝任宰相，泉州与漳州接界，所以朱熹在卸任后写信给他，谈论治理州郡的各种利弊，同时涉及朋党之议。有关治理州郡的事情文字繁多，不予收录。】朱熹微不足道的卑微恳求，已经在前一封信中写明了，您一定会垂念并体谅，让我得以退居闲处，我不敢再次出仕来烦扰您的听闻。只是昨天因致谢而贸然倾尽了鄙陋的心意，狂妄冒昧，内心非常惶恐。然而自从派人送信之后，立即收到朝中士大夫的私信，谈到近来的事情，恭敬地听说丞相的忠诚感动了上天，使连日浓重的阴云有所回转，已经出现阳气复苏的趋势，于是私下庆幸。可是想到自己的言论并没有奏效，又反复思考，便恐怕今天的事情还不足以庆贺，而前些日子的议论仍有值得思考之处。大概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杂居并用，不是这一方胜过另一方，就是另一方胜过这一方，从来没有双方彼此猜疑而最终长期不能决出胜负的；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即使满朝都是君子，只要在百官之中混杂着一两个小人，乘隙钻营，已经足以成为祸患，何况身处侍从之列呢？何况身居宰辅的职位，暗中培植私人党羽，布满朝廷要害职位呢？因为二三位大臣，是君主用来辨别贤愚、进退人才、谋划天下事务的人。如果不是同心同德、协力恭谨、和衷共济，彼此坦荡，始终以国家为念，中间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夹杂，就无法成就事情。如果让小人参与其中，那么我认为贤能而想提拔的人，他却认为会妨害自己而想排斥；

译我认为不对而想罢黜的人，他却认为能帮助自己而想亲近。况且双方意见的可否同异，不必等到努力争辩、竭力分说之后才决定，只是在彼此共同进见应对之间，稍微表现出俯仰进退的姿态，就足以败坏我们的事情了。这难道能不预先考虑，却轻率地采取其他办法，给他发动危害我的机会吗？这还只是姑且按照势均力敌的通常情势来说。何况如今亲疏新旧的关系本来就不相同，忠邪顺逆的趋向又各有所在。他已经先占据了必胜的位置，并依靠群党堵塞要冲，凡是举手投足，都足以成为对我的危害。下至皇帝身边的近臣和卑微小人，也有人替他传递文书、沟通内外，以助长他的势力；而我却孤零零地独处，孑然一身，完全没有蚍蜉蚂蚁般的援助，可以在根本之处共同用力，使皇上觉悟而使言路清明。那些可以希望成为公道助力的人，不能在咫尺之间留住，却想在千里之外寻求。对方正是主人，而我正是客人；对方正拿着刀，而我正是砧板上的肉；这本来就是天下危机和败亡的证据。可是又时常把对方最厌恶的人，安排在不能提供帮助的位置上，只增加对方的疑虑，对事情毫无补益。我愚昧地担心，即使能够把天下贤人君子全都起用，安排在朝廷内外，对方也未必发出声息，只是暗中拱手而待。他暗中观察形势，稍微发现有人似乎能够危害自己，便一眨眼间使群犬四处狂吠；使来的人还没有进门，到的人座席还没有坐暖，就已经狼狈仓皇，四散奔逃了，哪里还谈得上谋划国事！今天的事情，丞相以为只要罢免一个人【似乎就是指议论罢免姜特立的事情】，班列中便没有小人，台阁中便没有不同意见了吗？为什么不看看郑尚书、王著作、孙司业都相继离去而不能留下，袁温州已经任命却中途搁置？这些究竟是谁造成的呢？依愚见看来，只看见他的用心越来越险恶，忧虑祸患越来越深，而造成的祸害越来越大。古语说：“治理水患不从源头开始，末流就会越来越宽。”又说：“要射人先射马，要擒贼先擒王。”大概正是忧虑这一点。去年刘副端刚被任命时，抗疏论谏震动朝野，善类互相庆贺【光宗即位后任命刘光祖为殿中侍御史，刘光祖入朝谢恩，因而论说朋党之事，奏章下发后，有人读之流泪】；而朱熹却独自对此深深忧虑。今天的形势，与那时有什么不同？恭敬地希望丞相仔细筹算，并赶快暗中寻找有见识、有谋虑、有气节的士大夫，同他们一起谋划；先使皇上的心胸豁然开朗，洞见忠邪所在，然后从心腹大臣直到耳目喉舌之官，都不容有丝毫邪气留在其中，这样天下贤人就可以依次任用，天下的事情就可以有秩序地办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从今以后，丞相的忧患将比前些日子更加严重，所以朱熹私下感到危险，不敢把它当作喜事。承蒙您知遇深厚，我不敢不把愚见全部说出，只希望明智高明的您加以察看。况且天下的事情，固然有很多因为求速而导致失败；然而看见事机而不能早早行动，犹豫拖延时日，也正是智者非常害怕的事情。今天我们所处的形势本来就十分危险，但乘着空隙迅速进攻，正是现在；机会一旦错过便片刻不能停留。只希望丞相深思并赶快筹划，那么不只是善类的幸运，实在也是国家和百姓的幸运。朱熹死罪死罪。答汪尚书书【汪应辰字圣锡，玉山人。绍兴年间曾代理吏部尚书，孝宗接受内禅后，汪应辰因进言不合皇意，出任福州知州，不久升任敷文阁待制，推荐朱熹代替自己；隆兴二年任四川制置使。】朱熹这些日子连续侍从同行，得以亲自接受您的教诲。我私下认为，您的道德纯正完备，本来不是浅陋的我所能窥测的；但在您谦虚好问、容纳接受直言的时候，我尤其有所感触。推行这样的心志，那么天下一切善行都会归于您，承担天下的重任，又有什么困难呢？我恐怕将来有些事情，是常人所不能承担的，阁下终究不能推辞。因此我不胜拳拳之心，常常以儒学与佛学、邪道与正道的辨别来谈说，希望或许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但仍恐怕言语还不够。请允许我再陈述一些，幸望您垂听。大体说来，近世谈论道学的人，弊病在于境界定得太高；读书讲义，往往把径直、容易、超绝、不经过层级作为快意之事，而对其中曲折精微的地方，一概忽略厌弃，认为那是卑近琐碎的事情，不值得用心。因此即使有些人是见闻广博、知识丰富的士人，对于天下的义理，也不能没有尚未穷尽之处。义理既未穷尽，胸中就不能没有疑惑；他们却不再返回来从近处寻求，反而被异端的学说迷惑，把道理越推越远，置于空旷渺漠、不可测知的境域，整日孤立无依地咀嚼没有意义的话语，等待自己豁然开悟。却不知道事物一定要经过格物才能明白，人伦一定要经过考察才能穷尽。那些自认为已经豁然开悟的人，在这些事情上仍然懵懂，那么又凭什么说自己已经悟道了呢？况且即使这样等待，也未必能够得到所谓的开悟，只会使人抱着无法解决的疑惑，志气分散、精神气馁，白白度过岁月，茫然无所归依。哪里比得上专心致力于我们的学问，遵循由下学而上达的次序，口头讲习，内心思考，亲身实行，努力探究；宁可烦琐也不简略，宁可从低处入手也不追求高远，宁可浅近也不妄求深奥，宁可显得笨拙也不追求机巧，从容地潜心玩味，存养日久而逐渐明白，众多道理洞然显现，次序没有隐晦，然后就会知道那大中至正的极致、天理人事的全部，无不在这里。起初并没有什么遥远超绝、不可企及的东西，但在极细微的地方，连毫厘都能辨察清楚；在应酬事物之间，体与用都深沉清明。即使让他承担最重的责任、处于最困难的境地，也能充分自如地处理事情，好像只是顺手办理本来没有困难的事务罢了。又有什么疑惑不能解决、气魄不能充实呢？这同外学所说的“豁然一悟”相比，虽然还不知道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差，但一个是统一的，另一个是分裂的；一个真实，另一个虚浮，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即使他们的学说确有真实之处，而为我儒学所不能达到，那也正是越过了大中至正的法度，与没有达到大中至正并没有不同。大根本一旦确立，准则自然明白。这就是孟子能够辨识言论的原因；偏颇、淫滥、邪曲、逃避正道的言论接触到我，都不能逃脱他的鉴察。错误产生在内心，就会危害政事；错误发露于政事，就会危害事业，难道可以不警戒吗？难道可以不畏惧吗？答吕伯恭书【吕祖谦字伯恭，是吕夷简的第六代孙，历任著作郎、直秘阁，在婺地倡导道学，是一代宗师。】

译私下听说您进修学问的志向非常笃定，我对您寄予厚望。至于您多次殷勤托付我，这不是我这样浅陋的人所能承当的；但不敢不竭尽自己的见闻来满足您的厚意。朱熹过去读程子的书已经多年了，却一直没有得到其中的要领。后来因讲求研究《中庸》首章的旨意，才知道所谓“涵养必须用敬，进学则在于致知”，这两句话虽然简约，实际上却是进入德性之门没有比它更好的途径。我正私下洗心涤虑来奉行这两句话，却还没有所得，也不敢把自己置身事外，便把这点见解献给您。凭您的明智和尊贵来实行它，不被异端荒诞虚浮的言谈所迁移迷惑，不被世俗卑近苟简的议论所拘束，再加上历时长久而不放弃，我私下料想，您的学问将会高明广大到不可估量。承蒙您告知所疑之处，赐教非常深厚。其中我认为尚未安妥的地方，另纸请教。但它的大意，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毛病在于大略知道道体浑然一体、无所不具，却不知道在浑然无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宾主、内外等方面，大概有不能有丝毫差错的分别。因此您的言论常常喜欢合而厌恶分，不知道即使文理缜密明察、条分缕析，也根本不妨害道体的浑然一体。往年我见汪大举引用张子韶“明道至诚无内外”的话，认为“至诚”二字有毛病，不如只用一个“中”字。大体说来，近世那些似是而非的学说，都是这个意思，真是既欺骗人又自欺，既误导别人又误导自己。士大夫无意求学，便安然不觉察；有志于求学，却必然会陷入这一弊病。这正是朱熹深深忧虑、长久叹息之处；我不顾力量轻微薄弱，竭力排斥它，即使因此得罪当世，也不敢推辞。来信又说，我们的道不应有对立，不应同世俗争较胜负。这话美好是美好了，但也不是我内心所安的。道本来确实没有对立面，然而异端邪说必须一一剔除辨明，才能清楚显现出精纯明粹、无可对立的正道。如果和泥合水，我恐怕所谓“无对”之中反而藏有许多病痛。孟子说：“杨朱、墨翟的学说不熄灭，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彰明。”《大易》论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对于较量胜负尤其详密。难道它不知道无对立的道吗？大概无对立之中也有阴便有阳，有善便有恶；阳气消退则阴气增长，君子进用则小人退处，循环不止，而起初并不妨害它成为无对立之道。何况朱熹前面的说法已经自己说明，并不是要比较两家过去的胜负，而是要审察求学者今天趋向的是邪是正；这个意思尤其清楚。答陆子寿书【陆九龄字子寿，金溪人。乾道五年进士，任兴国军教授，因继母去世服丧离职，补任全州，尚未到任便去世。】先王制定礼制，本来是依据人的情感；在吉礼和凶礼的转换之间，变化是逐步进行的。所以刚死时完全采用对待生者的礼仪；举行卒哭祭、附祭于宗庙之后，才把死者当作神灵来对待【《仪礼》说，卒哭的第二天，按照昭穆次序举行祔祭。注说：卒哭，是三次虞祭之后的祭名；虞有安定之意，安葬以后举行祭祀来安定死者；祔，是卒哭第二天的祭名，祔有归属之意，按照昭穆次序把死者归属于其中。疏说：孙附祭于祖，孙与祖的昭穆相同，所以把孙连接归属于祖，在祖的宗庙中祭祀。】但仍然不忍心完全改变，所以神主还放回寝室，仍然用对待生者的礼仪来侍奉。到了三年，把神主迁入宗庙，然后才完全用对待神灵的礼仪来侍奉。这些礼文在经书和传记中不止一处出现，虽然没有明说其中的意义，但按照人情推测，知道它必定是出于这个道理，毫无疑问。只是关于迁庙这一环节，郑玄采用《谷梁传》所谓练祭时毁庙的说法【《文公二年》记载为僖公制作神主，《谷梁传》说，制作神主、毁坏宗庙有规定的时间，在练祭时毁庙。注说：按照礼制，亲属关系超过高祖，就毁去他的宗庙，依次迁移，为将要安置新的神灵，所以表示有所增加。练，是祭祀的名称；期年举行小祥祭，换穿练衣来祭祀。】杜预则采用贾逵、服虔的说法，认为是在三年丧期结束时。两种说法的异同得失，虽然还没有考证清楚，但《谷梁传》只说毁坏旧庙，没有说迁入新主，那么怎么知道不是在练祭时迁移旧主，到三年时才安置新主呢？至于《礼疏》解释郑玄的说法，只是根据《周礼》中“庙用卣”一句，也不是明确的证据【《周礼·鬯人》说庙祭使用修；修读作卣，是一种盛酒的器皿。疏说：郑玄所谓“开始举行禘祭”的时候，是指练祭以后迁庙的时候，因为从死者初死以来，宗庙祭祀一直没有举行；现在因为迁庙，要把初死者的木主送入宗庙，特意举行这个祭祀。】所以我个人的意见，私下怀疑杜预的说法更合乎人情。您的来信考证虽然详细，大意却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吉礼，就不能再回到凶礼；既然已经把死者当神灵侍奉，就不能再用对待生者的礼仪来接待。我恐怕这样做，不只是没有深入考察古人由凶转吉的渐变过程，也没有来得及反求于孝子慈孙深爱和至痛的感情。至于您说古代几筵不至终丧，并竭力指斥郑玄、杜预的错误，这尤其不敢听从您的意见。按照礼制，小敛时就有席子【《仪礼》：小敛以后在户内铺席，下面铺莞席，上面铺竹簟。】到了虞祭以后才设置几筵【《仪礼》：虞祭时在西序下设置素几和苇席。注说：有了几，才开始把死者当作鬼神。《檀弓》说，虞祭时立尸，有几筵。】只是卒哭以后，不再在下室进奉饮食罢了。古今情况不同，礼文的变化也有不可深入考察的地方。然而依《周礼》所说，从虞祭到祔祭还不到十天，不应刚设置就立即撤除，竟然如此迅速。

译您又说终丧时撤去几筵，没有听说有把神主送入宗庙的说法，这也不对。诸侯三年丧期结束时的祭祀，鲁国称为吉禘【闵公二年在庄公庙举行吉禘，当时丧期还未满三年，因而被讥刺为太早】；晋国称为禘祀【襄公十六年，穆叔到晋国聘问，并且谈到齐国的事情。晋国人说，因为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祀。注说：禘祀是三年丧期结束时举行的吉祭。】《祭礼疏》称为特禘，就是这种祭祀。只是这种礼仪已经亡佚，而士大夫以下的情况又无法考察。如今的礼文残缺太多，难道能因为偶然失去了这段文字，就贸然说没有这种礼吗？您又说毁庙就会改变昭穆的位置，这也不对。根据礼家的说法，昭代代为昭，穆代代为穆；所以《尚书》称文王为穆考，《诗经》称武王为昭考，到了《左传》还说毕、原、酆、郇是文王的昭，邘、晋、应、韩是武王的穆，那么昭穆的位置，难道会因为新神主附祭入庙就改变吗？只是昭主附祭入庙，两个昭依次迁移；穆主附祭入庙，两个穆依次迁移罢了【朱熹自注：这不是今天讨论的急务，只是随口说说，以表明来信的考证不够精确，类似的地方还有这些。】您又说古代每一代各有宗庙，所以有附祭于祖父、祖姑的礼【《丧服小记》：士大夫不得附祭于诸侯，而附祭于那些作为士大夫的祖父；其妻附祭于各位祖姑，妾附祭于妾祖姑。疏说：这里说的是诸侯的公子。按礼，孙死后附祭于祖；如今祖是诸侯、孙是士大夫，就不得附祭于祖；所谓诸祖父，是祖父的兄弟。】如今同在一室，便不应专门附祭于某一个人，这一点确实合乎人情。然而伊川先生曾讥讽关中那些学习礼的人有拘泥文辞、劳役于礼文的弊病，而吕与叔【名大临】认为，能够守持经义、相信古礼而学习，差不多就不会有过失了。根据义理创制新礼的事情，正应由德性盛大的人来实行。既然如此，这些事情如果对义理没有大的损害，不如暂且依照旧说，这也就是孔子保存祭祀用羊、爱惜礼制的意思。朱熹对礼经不熟悉，考证也还不够精密，姑且按照愚见这样评论，不知高明认为如何？而且不只是这件事。朱熹曾认为，大凡读书、处理事务，在繁杂混乱、疑惑不决的时候，正应当虚心广泛采择，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结论；如果暂时没有所得，也应当暂且按照保留疑问、保留疑虑的态度来处理。如果贸然凭自己粗略通晓的一种说法，就把自己尚未研究透彻的众多议论全部废弃，那么不只是所处理的事情得失还未可知，自己的心胸容量也不宽广了。顺便一并说到这些，幸望宽恕我的狂妄。

译与王龟龄书 朱熹困居晚学，没有什么可以比拟之处。从前求学不知道方向，又过于自量，妄自认为国家所倚仗、天下所依赖而安定的根本，风俗已经败坏而不能重新淳厚，纲纪已经毁坏而不能重新治理，没有一件不系于人才。因此听说天下士人中有声名、节操、品行而为时论所归附的，便殷切地叹息自己不能见到其人。时间久了，有的得以见到，有的没有见到，但朱熹的拳拳之心一点没有衰减。听说他们得到进用、为时所用，便私下高兴；听说他们困厄穷困、被废弃不用，便私下忧虑。等到考察他们最终所成就的事业，才发现始终保持大节、真正值得敬仰的人，大概没有几个；而言论和风范最终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功名事业最终没有值得记载之处的人，也往往有很多。为此长叹并自我反省，才知道天下所谓的声名、节操、品行，也不足以判定天下的人才，天下的事情究竟将托付给谁，也还不知道。从此以后，我虽然不敢改变自己尊重贤人的心意，不敢放松忧虑世事的志向，但也私下嘲笑自己从前对别人要求太高，对自己的要求反而太低，正如孟子所讥刺的那样。于是开始重新取用从师友那里听到的道理，早晚讲明，随时体察，求仁格物，不敢放松一天的功夫，希望自己差不多能够有所闻见；至于从前那种对外在人物殷切追求的心情，已经没有时间顾及了。当时，听士大夫的议论，听轿夫和差役的言谈，甚至在里巷、街市中妇女儿童聚集的地方，也无不说：“如今天下所期望的人有王公啊。”不久我得到他还是进士时所上奏的策论，读了【秦桧死后，高宗亲自处理政务，朱熹传达皇帝意旨给考官说：“策论中有陈述朝政、切直恳切的，一并列为上等。”王十朋应对皇帝旨意写了万余言，被擢为第一，学者传诵，把他比作古代的晁错、董仲舒。】后来又得到他在馆阁任职时上奏的政事，读了【王十朋任秘书郎时，说抵御外侮没有比任用人才更急迫的，北司掌管的权力太重，许多意见受到嘉纳。】后来又得到他任柱史、在台谏任职以及升任侍郎时所论谏的事情，读了【王十朋由起居郎任侍御史，竭力赞成北伐大计，弹劾史浩、史正志、林安宅等人，使他们被罢免。】后来又得到他为已故大丞相魏国公所作的诔文以及《楚东酬唱》等诗，读了【魏国公就是张浚。】观察他的立言和旨意，从上奏应对、陈述政事，到宴饮谈笑、从容闲适，大概没有一个字不是出自天理人伦的大道；世俗所说的利害得失、荣辱死生的变化，一点也没有进入其中。读这些文章，真能使人胸中的浩然之气充盈，使鄙陋吝啬的念头消退。我实在没有想到，克制顽劣、激励懦弱、树立志向的功效，竟能在我自己身上看到。于是起身感叹说：“士人求仁，本来应当把反求自身作为要务；但难道不是还说过‘侍奉那些贤能的大夫’吗？”如今因为从前失去了几位贤公而自我惩戒，这是因噎废食。于是慨然又生出想求见您的意思，却没有能够实现。昨天听说明公从蕲州回来，抚临京城附近地区【王十朋由蕲州调任湖州知州】，而朱熹乡里的朋友，恰好有人能够得到在您门下效力的机会，便写信向您祝贺。大概是高兴他们能够得到贤大夫来侍奉，同时又自伤无能，唯独不能跟随在宾客之后，仰望大君子道德的余光。不料因机缘牵连，我从前鄙陋妄诞、毫无可取的话，竟都得以传达到您的耳目。明公又不认为凡庸浅陋的人可以抛弃，不认为狂妄僭越的话应当治罪，反而屈尊亲笔写信送给宋倅，大加称许和赞道。我私下想，明公的志向，难道不是因为世道衰败、道义微弱，遗弃君主、背离亲长的议论交相兴起，肆意流行而无所忌惮，整个世俗都随波逐流；您想要设法阻挡这种横流，所以从愚人的一点见解中有所取用，因而不求考察我的平素，只借助您的言辞和神色来鼓励我吗？明公的志向确实正大而宏伟，但朱熹的愚见还没有足以称合明公的心意。即便如此，我还有一件事：只愿更加思考磨炼自己，不敢废弃所谓讲明、体察、求仁、格物的功夫，使道理一天天更加明白，义理一天天更加精纯，持守它、存养它一天天更加坚定，扩充它、充实它一天天更加深远；这样，明公的恩赐或许才有可以承受之处，也希望明公始终教导我。即便如此，明公以一人之身承担天下四海士大夫、军队和百姓的责任，您的每一句话、每一次沉默、每一个动作、每一种静止状态所系联的事情，也很不轻微。恭敬地希望您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早已确立而无穷无尽；至于刚健、中正、笃实而有光辉的品德，本来不需要勉强。按照朱熹所见所记，古语说“走一百里路的人，把走完九十里只当作走了一半”，明公也请念及这句话。何况如今人物寥落，像明公这样的人仅仅可以数出一两个，所以天下人对您的责任和期望尤其迫切，明公尤其不能不警戒、不审慎。明公认为如何？朱熹又听说，古代君子尊崇德性，却一定还说“道问学”；要达到广大，又一定说“尽精微”；要达到极其高明，又一定说“道中庸”；温习旧知、获得新知，又一定说“敦厚崇礼”。大概不这样，所学和所守必定会有偏失而不完备的地方。正因为这样，所以处在上位而不骄傲，处在下位而不违背，有道时足以振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九十里〕 无道时足以容身，也没有一偏之见造成的遮蔽。朱熹微薄的心意，对此深深寄望于您。所谓德性广大高明、获得新知，必然要有实际施行；所谓讲求学问、穷尽精微、遵循中庸、崇尚礼制，也并不是另做一件事情。言语狂妄轻率，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明公一定会加以裁察。从前明公在蕲州、成都任职时，汪公【汪应辰，孝宗隆兴二年以敷文阁直学士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声望与您相近，我私下料想，您一定有值得欣慰的地方。近来还常常互通问候吗？这位先生涵养深厚，宽和安静而有容人之量；让他承担大事，必定能够不动声色而使内外宾服。明公与他相知深厚，将来一旦向朝廷进荐他来为世所用，援引同类的人才时，必然会把他排在前面吧。朱熹闭门奉养母亲，足以自我排遣。昨天曾到湖湘一趟，拿出钱财交结朋友，得到讲论的益处；回来后忽然接到任命，既不敢推辞，便接受了任命。然而明公还没有回到朝廷，朱熹又有什么希望，敢于上前求进呢？引颈等待您的旌旗，还没有拜见您的日期。向往您的风采、奔赴您的义理，一天天更加勤勉，于是斗胆又借宋倅替我介绍，写信给您属下的人，来表达我拳拳的诚意。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与刘共父书【刘珙字共父，是刘子羽的长子。孝宗初年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乾道三年任同知枢密院事，与陈俊卿共同荐举朱熹待次任职；适逢朱熹遭母丧，未能就职。淳熙三年刘珙去世，留下亲笔书信与张栻、朱熹诀别，以不能报仇雪耻为遗恨。】

译朱熹前一封信所禀告的访求人才之事，起初好像说得很率然；后来思考此事，觉得这是最急迫的事务，只是其中意思还没有说尽，所以特意详细论述如下：古代的大臣，以一身承担天下的重任，并不是凭一双耳目的聪明、一手一脚的勤劳，就能够周遍处理天下的事务。他所依赖来共同端正君心、共同谋划国政的，必定要有众多贤人的帮助。因此君子将要以自身承担这种责任时，一定先咨询访求，在无事的时候选取人才，参照比较、反复衡量，在有事的日子任用他们。因为当责任必将加到自己身上而尚未到来时，没有早晚仓促的时刻，他观察人才便可以长久；没有利害纷争的迷惑，他考察人才便可以精细。诚心平素已经显著，所得人才就会多；日积月累的时间长久，所蓄积的人才就会丰富。自重的人没有什么嫌疑，敢于进用，所以没有幽隐不尽的人才；想要进用的人没有什么原因不来，所以没有巧伪可以扰乱真实。时间长久而考察精细，便能知道人才长处和短处的实际情况而不出差错；人才多而储备丰富，便能使他们轮番任用而不会枯竭。幽隐的人才都得到显达，正直的言论便会天天听到，而我们的德行得到修养；取舍不被蒙蔽，声望和实际成就便会日益隆盛，士人的心也会归附。这就是古代君子能够在一时之间成就尊崇君主、庇护百姓的功业，而他们留下的风气余韵直到后世仍受到称赞和思念的原因。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对于天下的士人，本来就有漠然置之、不放在心上的。那些求取贤才的人，又有的得到近处的便不知远处还有遗贤，满足于少数便不知多数有所遗漏，求取得很周备却不知失之于过分详察。他们平日闲暇时对自己所担负的责任虽然看得很重，但用来对待天下士人的办法不过如此。因此，勤劳恻怛之情虽尽用于鳏寡孤独，却还没有顾及根本长久的计划；恩惠、威严、功劳、声誉虽传播到儿童和差役的口中，却还没有使贤士大夫的内心真正理解。这大概是还没有来得及有所作为，天下的士人便先以懈怠敷衍的声色来对待他们了。等到临事仓促之时，平日所蓄养的人才又不足以应付任用，才开始想要广泛访求自己所不知道的贤才来任用，不也太难了吗？有人问：既然尚未担任那个职位，却想先得到天下的贤才，应当怎么办？我说：权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就考察、荐举他们；礼仪交往所能达到的地方，就亲近、厚待他们；这些都做不到，就称扬、赞誉他们；再做不到，就向往、仰慕他们。这样做了还认为不够，就在他们同类中继续寻求，不因小的过失掩盖大的善行，不因许多短处舍弃一个长处，如此而已。我还听李文公【名翺】说过：‘有人告诉我：某人家有个女儿，是举世无双的美人。天下的人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求取她，毫不吝惜。有人告诉我：某人那里有个士人，是国士。天下的人却不能先进一步行动。这难道不是喜好德行不如喜好美色吗？’ 唉，想要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如果确实反过来这样寻求贤才，那么也就不用担心士人不来归附了。《答陈体仁书》【陈和柔，字体仁，温陵人，自号休斋居士】您在前一封信中说明谈论《诗》的意思尤其详尽，因此我得以窥见其中一二。大的原则我不敢自外于此，冒昧据此向您请教。您说《诗》本来是为音乐而作，所以如今的学者必须从声调去求取它，这样便可知道它不是随便写成的。这个说法很好，但我的愚见仍有不能没有疑问之处。考察《虞书》，《诗》的创作本来只是为了表达志意而已；当它成为诗时，还没有歌唱；等到歌唱时，还没有音乐。用声调依从诗的韵律，用音律来协调歌声，那么音乐是为诗而作的，并不是诗为音乐而作的。三代时，礼乐用于朝廷，并下达到乡里。学者诵读诗句，以求得它的志意；吟咏它的声调，执持乐器，按照节拍舞蹈，以此涵养自己的心性。这样说来，声乐对于《诗》的辅助很多；然而仍说‘兴起于《诗》，完成于音乐’，可见求取它本来就有次序。因此，凡是圣贤谈论《诗》，以声调为主的少，而阐发其意义的多。孔子所谓‘思无邪’，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确实是因为《诗》的创作，本于作者所存的志意；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才可以谈论诗。得到诗的志意而没有得到它的声调，是有这种情况的；从来没有不得诗的志意，却能通晓它的声调的。即使得到声调，也不过是钟鼓铿锵的声音罢了，难道这就是圣人所说‘音乐啊，音乐啊’的意思吗？何况如今距离孔子、孟子的时代已经一千多年，古乐散失灭亡，再也没有可以考察的依据。想从声调去求《诗》，却不知道古乐遗留下来的声调，如今是否都还能推求出来？《诗经》三百零五篇是否都能协调音律、配上弦歌？如果确实能够得到它们，那么对理解《诗》的帮助就很大了。然而恐怕这还不能算是《诗》的根本。况且未必真能得到这些声调，那么如今所讲的，难道不会有画饼充饥之讥吗？所以我的私意认为，诗出于志，音乐出于诗。既然如此，志是诗的根本，音乐只是它的末节。末节虽已亡失，并不妨害根本仍然存在。所可忧虑的，是学者不能平心和气、从容地诵咏，在性情之中求取诗的真意罢了。有所心得于此之后，才可以谈论诗，只看所得有浅有深而已。若有舜那样的文德，声调自然成为音律，自身自然成为法度；《箫韶》和《二南》的声调，不必担心不能重新产生。这虽然不容易说清楚，但其中的道理大概并不虚妄。不知您认为如何？《二南》分别是天子和诸侯的风，《毛诗大序》的说法恐怕并不过分。至于它所说的‘圣贤浅深的分别’，则是解说者穿凿附会。程夫子所谓‘二南如同《易经》的乾坤’，龟山杨氏认为二者同为一体、相互成就，这个说法是恰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请您试着考察一下看如何？《召南》所说的夫人，恐怕是当时受到文王、太姒教化的诸侯夫人。《二南》的应验似乎也不能只说成是音乐声调的应和，其中一定有道理存在；难道会有无事之理、无理之事吗？只要就其中的道理去寻求，理明白了，事情也就在其中了。《与龚实之书》【龚茂良，字实之，兴化军人。乾道六年，被召入崇福殿应对。左丞相陈俊卿想留用他，右丞相虞允文却不喜欢他。适逢陈俊卿罢相，龚茂良被授为直显谟阁、江西运判兼知隆兴府。朱熹写信给他】

译我私下观察古代的君子，凡是有志于天下的，没有不把招致天下贤才作为急务的。他们急于求贤，并不是想让贤才缀辑言语、称誉功德，作为一时供人观听的美事而已，而是要借此扩大自己见闻所不能达到、思虑所不能周全的地方，并且担心自己在处己待人之间或有不尽善之处，想让贤才来加以匡正。因此，他们求贤不能不广，礼遇不能不厚，待人不能不诚；一定要使天下的贤人，无论相识不相识，都乐于主动来到自己面前，来辅正自己的过失，然后自己的德业才可以在幽隐细微之处无所惭愧，并逐渐达到光明宏大。然而那些贤人，见识足以洞察事理的隐微，操守足以遵循圣贤的道路，所以他们自处必定高洁，不会同流合污以求取声誉；自待必定厚重，不会铺陈言辞、粉饰说法以自我推销；自信必定坚定，不会奔走趋奉、唯唯诺诺来苟且容身。因此，王公大人即使有爱贤乐善的诚意，也未必能听到他们的姓名、见到他们的面貌、了解他们心志的深处，更何况起初并没有这种诚意，而选取人才又只看重文字言语呢？恭敬地想来，明公以厚重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受到海内敬仰，已有多年；可是天下的贤士大夫，似乎还没有全都出于您的门下。这难道是明公喜爱贤才的诚意还没有达到吗？还是您求取贤才的方法还不够尽力？待遇贤才的方法还没有做到极致？这些一定都有可以说的原因。喜爱士人却只从文字言语中选取，那么有道学德行的士人，我就无法听闻了；求取士人却只选投书献启一类人，那么自重而知耻的士人，我就无法见到了；接待士人却把他们同妄诞、庸俗、便巧、谄佞之徒混在一起，那么有志节、慷慨的人，难道不宁愿长揖而去吗？更何况所谓对偶骈俪、谄媚巧佞而没有实质、用来取悦世俗的文章呢？文字流弊的末端，不只是有志于高远的人鄙弃它而不肯做，即使真正懂得文章的人，也没有谁肯在其中深加留意。近来我私下听闻您的下属，似乎听说明公只想凭这一点来评定天下士人；如果果真如此，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江右旧日文士很多，近年以来，品行、义理、志节有声誉的人也很是众多。只希望明公留意，选取其中强干明敏、正直不阿的人来辅佐自己，又表彰敦厚廉退的人来砥砺风俗；不要把文艺放在前面、器识放在后面。这样，陈太傅便不能独享前代的美誉，天下士人也差不多不会对明公失望了。我年老多病，退居不出，想当面谈论的事情不止一件；但不能登门，只好先陈述其中重要的这些。如果明公愿意稍加采纳，那么我没有来得及说的事情，一定还会有人不远千里来向明公陈告。《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一目录 宋 朱熹 《诗集传序》《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漳州教授厅壁记》《转运司蠲免盐钱记》《名堂室记》《衢州江山县学记》《静江府学记》《江陵府曲江楼记》《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鄂州社稷坛记》《婺州金华县社仓记》《衡州石鼓书院记》《福州州学经史阁记》《学校贡举私议》《观心说》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一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旨编注 宋 朱熹

译《诗集传序》有人问我：‘《诗》是为什么创作的呢？’我回答说：‘人生来本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有所动作，是本性的欲求。既然有了欲求，就不能没有思考；既然有了思考，就不能没有言语。既然有了言语，而言语又不能完全表达，于是超出叹息、歌咏、感叹之外，必然会发出自然的声响和节奏而不能停止。这就是诗所以创作的原因。’问：‘既然如此，那么诗用来教化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说：‘诗，是人的心受到外物感触而形之于言语之外的表现。心受到的感触有邪有正，所以言语所表现的内容有是有非。只有圣人在上位时，他所受到的感触无不正当，他所说的话都足以成为教化。若是感触混杂，所发之言不能没有可取舍之处，那么在上位的人就一定会思考如何反省自己，并因此有所劝善惩恶，这也是诗用来教化的原因。’ 从前周朝兴盛时，上至郊庙、朝廷，下达到乡党、闾巷，诗歌的言辞纯正，没有不出于正道的。圣人本来已经把它们配合声律，应用于乡人和邦国，使天下受到教化。至于列国的诗，天子巡狩时也一定陈列出来加以观览，以实行黜陟的典制。自昭王、穆王以后，逐渐衰败；到了东迁，便终于废弃不再讲求。孔子出生在那个时代，既然没有得到职位，无法实行帝王劝善惩恶、黜陟人才的政教，于是特意取出先王的典籍加以讨论，删去重复，订正纷乱；对于善行不足以作为法则、恶行不足以作为警戒的，也删削去掉，使它趋于简约，流传久远，让后来的学者据此考察得失，善的学习它，恶的改正它。因此，它的政教虽不能在当时实行，教化实际上却施及万世。这就是诗所以能够教化人的道理。’问：‘既然如此，《国风》《雅》《颂》这些体制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我说：‘我听说，凡是诗中所谓“风”，大多出自里巷歌谣，是男女相互唱和、各自表达感情的作品。只有《周南》《召南》，亲自受到文王的教化而成就德行，人人都能获得正当的性情，所以表现在言语上，快乐却不过分放纵，悲哀却不至于伤痛；因此这两篇独自成为风诗中最为正当的经典。’ 从《邶风》以下，各国政治有治有乱，人的贤能与否也各不相同，他们受到感触而发出的作品，邪正、是非不一；所谓先王之风，也就在这里发生变化了。至于《雅》《颂》的篇章，都是成周时代朝廷、郊庙所用的乐歌辞句；其语言平和而庄重，意义宽广而严密，作者往往是圣人一类的人，本来就是作为万世法则而不可改变的。至于《雅》的变体，也都是当时贤人君子因忧虑时事、痛心风俗而作，圣人选取了它们；其中忠厚恻怛的心情、陈述善道而闭塞邪说的用意，仍不是后世善于作文的人所能赶上的。这就是《诗》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下及人事，上备天道，没有一项道理不具备。’问：‘既然如此，学习《诗》应当怎样做呢？’我说：‘以《二南》为根本，寻求它的端绪；参照列国之风，穷尽它的变化；用《雅》来端正它，扩大其规范；用《颂》来调和它，求得最终归宿。这是学习《诗》的大原则。于是用章句来统摄，用训诂来记述，用讽咏来发扬，用涵泳浸润来体会；在性情隐微之处加以观察，在言语行为发动的关键处加以审察，那么修养自身、治理家庭、使天下公平的道理，也就不必再到别处寻求，而可以从这里得到。’ 问话的人恭敬应诺后退下。当时我正在编纂《诗传》，于是把这些话全部按次序编排在篇首。《〈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陈氏说：《吕氏读诗记》三十二卷，广泛采录各家说法，保存作者姓名，先列训诂，后陈述文章意义；有所发明的，另行记录。但从公刘以后，体例尚未完成，学者为此感到惋惜】自从齐、鲁、韩三家的说法失传【韩婴在汉孝文帝时任博士，作《诗内传》《诗外传》，其说颇与齐、鲁二家不同；隋代只保存《外传》】，天下学者便全都尊奉毛氏；毛氏学说的传人也很多【陈氏说：有大毛公、小毛公，后汉《儒林传》认为是毛苌】。像王述一类的人【王肃阐述毛氏而反对郑氏】，如今也都不存，于是推演毛氏学说的人又只剩郑氏的笺注罢了【郑玄作《诗笺》；《正义》说，郑玄对于诸经都称“注”，唯独《诗》称“笺”，是因为郑玄遵从毛氏学说，表明是在阐明毛氏之言，所以称为“笺”】。唐初诸儒为它作疏义，因袭讹误、沿袭浅陋，写了百千万字，却不能超出毛氏、郑氏两家的范围。到了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皇祐年间，莆田刘宇有《诗折衷》二十卷；欧阳修有《诗本义》十六卷；熙宁年间，王安石有《新经诗义》三十卷；苏辙有《诗解》二十卷】，横渠张氏才开始用自己的见解有所发明。虽然各家的浅深得失不能相同，但从此以后，三百零五篇中隐微的词义、深奥的义理，才可以寻绎得到；大概不必等待齐、鲁、韩三家的传说，学者已经知道《诗》的意义不专属于毛氏、郑氏了。时间久了以后，寻求解释的人越来越多，同异纷纭，争相树立门户，再也没有推让、承述前人的意思，学者便无所适从，有时反而把这当成弊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如今看吕氏家塾的书，兼收并蓄各家学说，巨细无所遗漏，提挈纲领，首尾贯通；既足以平息同异之争，而它著述的体例虽然融会贯通，浑然像出自一家之言，但对于每一个字的训释、每一个字的意义，也从来没有不谨慎说明其说法的来源。至于间或用自己的意见加以发挥，虽然有时超然出于前人的思虑之外，却总是谦让退避，从未敢有轻率评论前人的心意。唉，像伯恭父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有意于温柔敦厚的教化了。学者凭借此书来阅读《诗》，那么对于‘可以群、可以怨’的旨趣，大概就差不多能够领会了。虽然如此，书中所谓朱氏的说法，其实是我年轻时浅陋的见解，伯恭父误以为有所取法。后来经过很久，我自己知道那些说法有不妥之处，例如关于《雅》《郑》邪正的说法，有的不得不重新订定；伯恭父反而不能不对此产生疑问。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正准备同他反复讨论这些说法，以求得真实正确的归宿，可是伯恭父已经去世了。唉，伯恭父已经不在了；像我这样衰老困顿、沉沦无成的人，势必又哪里还能有所进益，独自决定这一论说的是非呢？伯恭父的弟子子约，已经把这部书交给他哥哥的朋友丘侯宗卿；宗卿将刻板印行，使它流传永久，并且写信来嘱托我作序。

译我无法推辞，于是略略为它写下这些话，并把自己疑惑的地方一并附在后面，拿来同四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讨论，也借此记下我的悲痛和遗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大学章句序》《大学》这部书，是古代大学用来教人的方法。上天降生百姓以来，就没有不给他们仁、义、礼、智之性的。然而人的气质禀赋有时不能相同，所以不能人人都认识自己本性中固有的内容并将其完全发挥出来。若其中出现了聪明睿智、能够尽其本性的人，上天一定任命他作为亿兆人民的君主和老师，使他治理、教导人民，使他们恢复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承接天意、确立人道准则的原因，也是设置司徒之职、典乐之官的原因。三代兴盛时，教化制度逐渐完备，于是王宫、国都直到闾巷，没有一处没有学校。人到了八岁，从王公以下直到庶人的子弟，都进入小学，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到了十五岁，从天子的长子、众子，直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普通百姓中的优秀子弟，都进入大学，教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这就是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以及教学层次、节目的原因。学校的制度范围如此广大，教育人的方法次第和条目又如此详备；而这种教育的根本，又都出自君主亲身实行、内心体会的成果，不必到百姓日常生活之外另行寻求。因此，当时的人没有不学习这种学问的，也没有不因此知道自己本性所固有的内容、职分所应当做的事情，各自低头努力，尽自己的力量。这就是古代盛世上面政治昌明、下面风俗美善，而后世不能赶上的原因。到了周朝衰微，贤圣的君主不再出现，学校的政教不能修明，教化逐渐衰败，风俗颓坏。当时有像孔子这样圣明的人，却不能得到君师的地位来施行政教，于是独自取出先王的法度，诵读并传授给后世。像《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等篇，本来是小学教育的支流余绪；而这篇《大学》，则是根据小学教育的成效，阐明大学教育的明确法则，对外极尽其规模的宏大，对内详尽说明各项条目的细节。孔子的三千弟子大概没有不听闻其说的，但曾氏传授的学说独得其宗旨，于是作传来解释它的意义。到孟子去世后，这种传承便湮没了；这部书虽还存在，了解它的人却很少。从此以来，庸俗儒生记诵辞章的习气，功夫比小学教育多，却没有实际用处；异端虚无寂灭的教说，表面上高过大学之道，却没有实际内容。其他权谋术数，以及一切追求功名的说法，还有百家众技用来惑乱世人、欺罔百姓、充塞仁义的流派，也纷纷混杂出现其中。使君子不幸不能听闻大道的要领，小人不幸不能蒙受至治的恩泽，昏暗蒙蔽、闭塞不通，反复沉积而成为顽疾，直到五代衰微之时，败坏混乱达到了极点。天运循环运行，没有只往不复的。宋朝德业兴盛，政治和教化美善清明，于是河南程氏两位夫子出现，得以接续孟子的传承，实际上首先尊信并表彰了这篇《大学》。后来又为它编次简编，阐发归趣，于是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以及圣经贤传的旨意，灿然重新明白于世。即使以我朱熹的迟钝，也有幸私下承受他们的教诲而有所闻知。只是这部书仍颇有散失，所以我忘掉自己的固陋，采集编纂它，间或也私下附入自己的意见，补足其中的缺漏，等待后来的君子评正。我非常知道这样做有僭越之罪，无处逃避责罚；但对于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意旨，以及学者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方法，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

译《中庸章句序》《中庸》是为什么创作的呢？子思子忧虑道学失去传承，所以创作了它。自上古圣明之君承接天意、确立人道准则以来，道统的传承就有来由了。它见于经典的，就是‘允执厥中’，这是尧传给舜的道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舜传给禹的道理。尧的一句话已经极其完备，而舜又增加了三句话，是为了说明尧的一句话必须做到这些，然后才可以接近于正确。我曾经这样评论：心的虚灵知觉只有一个，但之所以说有“人心”“道心”的不同，是因为有的产生于形体气质的私欲，有的源自本性天命的正理，而作为知觉的根源不同，所以有的危险不安，有的微妙难见。然而人没有谁不具有这种形体，所以即使上等智慧的人也不可能没有人心；人也没有谁不具有这种本性，所以即使下等愚昧的人也不可能没有道心。二者混杂在方寸之中，如果不知道怎样治理它们，那么危险的会更加危险，微妙的会更加微妙，天理的公正最终就无法胜过人欲的私心了。所谓精，就是考察人心、道心的差别而不使它们混杂；所谓一，就是守住本心的正道而不使它离失。用力于此，丝毫不间断，一定使道心常常成为一身的主人，而人心时时听从它的命令；这样，危险的就会安定，微妙的就会显明，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自然不会有过分或不足的偏差。尧、舜、禹，是天下最伟大的圣人；把天下相互传授，是天下最重大的事情。用天下最伟大的圣人来实行天下最重大的事情，而他们在传授交接之际反复告诫的也不过如此，那么天下的道理，难道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吗？从此以后，圣圣相承，像成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臯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都凭借这个接续道统的传承。至于我们的夫子孔子，虽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职位，但他继承前代圣人、开启后世学术的功劳，反而有胜过尧舜的地方。然而在当时，能够见闻并理解这一道理的，只有颜氏、曾氏的传承得到了宗旨。到曾氏再传，重新得到孔子的孙子子思时，距离圣人已经很远，异端也兴起了。子思害怕时代越久，道统越会失去真实，于是推究尧舜以来相互传授的本意，以平日听闻的父亲、老师的言语相互参证、推演阐发，写成这部书，用来告诫后来的学者。他忧虑得深，所以言辞恳切；考虑得长远，所以论说详尽。其中说‘天命率性’，就是道心；说‘择善固执’，就是精一；说‘君子时中’，就是执中。时代相隔一千多年，而他们的言语却没有不同，如同符节相合。历数前代圣人的著作，用来提挈纲维、开启幽深义理的，没有像这部书这样明白而完备的。从此又再传，得到孟子；孟子能够推阐明白这部书，以承继先圣的统绪。等到孟子去世，传承便随之失去了；于是我们的道所寄托的不过在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学说日益翻新、日益兴盛，直到老氏、佛氏一类人出现，便更加接近道理而大大扰乱了真实。然而还幸好这部书没有泯灭，因此程夫子兄弟出现，能够有所考察，以续接千年不传的端绪；能够有所依据，以斥责二家似是而非的说法。子思的功劳在这里是很大的；如果没有程夫子，也没有人能够根据他的言语而体会他的心意。可惜他所作的解说没有流传下来，而石氏所辑录的【石子重有《集解》】仅仅出自他的门人记录，因此大义虽已明白，微妙的言辞还没有得到剖析。至于他的门人自己所作的解说，虽然颇为详尽并多有发明，但也有人背离老师的说法而沉溺于老、佛之学。我从年轻时就曾经接受并诵读它，私下对其中有所疑问，沉潜反复研究，大概也有多年；有一天忽然恍惚间似乎领会了要领，然后才敢会合众说，折中取正。既已写定一篇章句，留待后来的君子评定；又有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重新取用石氏的书，删去繁杂紊乱，题名为《辑略》，并且记下过去论辩取舍的意见，另作《或问》附在后面。这样以后，这部书的纲目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互补充，大小无不列举；各家学说的同异得失，也都能够曲折畅通地加以说明，各自发挥到极致。对于道统的传承，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初学的人或许有所取法，那么也差不多可以成为他们远行登高的一点帮助。《漳州教授厅壁记》教授这个职务，可以说很难了。只有把责任看得重而不苟且的人才知道这一点。认为它容易而没有困难，那是苟且从事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教授是奉天子的命令来教导本州百姓的。全州的士人中，靠官府供给廪食、充任弟子员的，多到五六百人，少的也不下百十人，他们全都以教授为老师。教授必须有办法率领、激励、教化、使他们服从，让他们亲身求学，践履规矩，出入行动不违背所听闻的道理，然后才算称职。这如果不从自身反省，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这难道还不能说难吗？不只是这些，还要严格主持先圣先师的典祀，管理学校和孔庙，掌管图书、服器的收藏；这项职责体制非常重大。下至金钱粮谷出纳的细节，也都由他一人负责。唉，这也很难了。然而如今凡是做官的人，无论官职大小，都有上级临制、总摄其职任；无论事务繁简，也一定有文书可供查核，所以即使十分懈怠的人，也会有所顾忌，不敢放纵。唯独教授官虽然也有统属，但他的职责根本在于自身，并不是簿书、期限、会计所能察考的。至于呈报有司、可以查考的事项，上级又因为他是儒官而宽容优待，即使有不合之处也不追问，认为这样做方便。因此如今做官的人反而从中获利，乐意担任这个职务。可是有谁知道，要充实地承担这个职任竟然如此困难呢？所以说，只有把责任看得重而不苟且的人才知道它的难处；认为它容易而没有困难，那是苟且从事的道理。我曾因公事到漳州，教授陈君同我有旧交，把我安置在他值宿的住所中，于是得以全面观察陈君对学生所施行的教育。我认为像陈君这样的人，可以说真正知道教授之职的困难。当时陈君正准备把前任教授的姓名刻在墙壁上，嘱托我作记。我再三推辞说自己不能胜任，后来既然无法推脱，只好退下来写下所听到、看到的这些，作为记，并且用来勉励后来的君子。绍兴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记。

译《转运司蠲免盐钱记》皇帝陛下即位第五年，朝廷清明，各项职务都得到整治，于是向南眷顾，怜悯这里的远方百姓。某月，诏令任命太常少卿臣某为福建转运副使，又把盐法之职交给他，令他查访利弊上报。臣某接受诏令后立即奔走办事，开始处理事务时便同判官臣某以及属下僚吏广泛询问、审慎订正，逐条具奏。到了第二年春天，于是有诏免除本道所属州县拖欠的盐课缗钱九十七万；又诏令每年收入钞盐缗钱二十二万的做法停止，并让漕司每年用缗钱七万补充经费的缺额。臣某接受命令后欢喜，面向北方叩头说：‘福建盐法的弊病已经很久了。’我们向旧府询问，私下看到祖宗盛世时，本道盐利每年收入缗钱十万，把它分成三份，其中一份给漕司，帮助州县用度并购买贡金；另外两份实行钞法，商人每年输送京师的钱不过六万六千有余罢了。后来钞法中途松弛，浮泛的议论交相煽动，于是全部交给漕司管理并增加数额；这样一来，纲运堆积，盐货不能按时运送，百姓才开始受害。中间也曾尝试减损，但十成之中不能减去三成；其他用盐取得费用的项目又达到旧制的数倍，只因每年支出有固定数额，便不敢议论。到了州县有时不能供给，又不能按时蠲免，新旧欠负相互承接，层层转相催逼，给百姓造成更重的灾害。这样的情况经历多年，如今幸而遇到陛下仁慈圣明、节俭慈爱，不遗弃偏远之地；既听从愚臣的建议，又推广到我没有说到的地方。大德之音再次下达，钞额恢复祖宗旧制；拖欠的盐钱也免除多年积累的负担，使州县官吏没有借口从中取利、搜刮百姓。百姓得以休息，恩泽深厚，无法估量。我们才能低劣，奉使无状，却幸而得以奉行圣诏、布告下达；岂敢不竭尽全力推究宣扬，谨慎监察所辖地区，不使有一处不蠲免而废弃圣明命令？仍恐怕不能称职，无法把这件事昭示永久，于是取尚书省下发的诏书，刻在台门的石上，告诫后来的人，并私下恭敬地把这些话记在石刻下方。又想到陛下亲身修德而神圣，天运日日更新，约束自己、厚待百姓的心意，终日勤勉不懈，有进无止。我私下估计，等到财政制度大定，上下都能充足，大概可以指日可待了。既然如此，我们前些日子不敢议论的事情，将来也将有所希望；冒着万死之罪，一并记下这些话，俯伏等待。乾道四年三月。

译《名堂室记》紫阳山在徽州，过去曾有隐居的君子住在那里。如今山上有老子祠。我的先父祖籍婺源【朱子高祖朱振、曾祖朱绚、祖父朱森、父亲朱松，世代居住在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朱松号韦斋】，年少时在郡学求学，因而前往游览紫阳山，并以此为乐。后来来到闽中【韦斋因做官进入福建，寄居崇安县，后来迁居建阳考亭】，却独自思念紫阳山而不能忘怀，所以曾把‘紫阳书堂’刻在印章上，大概是心意从未有一天忘记归去。后来终于不能归乡，临终时才命令他的孤儿朱熹来到潭溪之上居住【潭溪在崇安，溪上有屏山，见刘屏山墓表】；如今已经三十年了。我贫困多病，苟且求生，既不能返回故乡，也不能扩大宅院来奉祀祖先，但不敢忘记先父的志愿，恭敬地用印章上所刻的名称题在居所的正厅，希望所谓‘以先祖所乐为乐’、礼制上不忘根本的道理，后世还可以有所考察。先父又常常自责性情急躁而妨害道业，在尤溪县任职时【韦斋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县尉，服父丧后改任南剑州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建炎四年朱熹出生于尤溪官舍】，曾取古人身佩熟韦以自我警戒的意义，把正厅东边的房间题作‘韦斋’，用来闲居和读书。延平罗仲素先生确实为此作了记，沙阳曹令德又为此作了铭。官署中后来遭遇盗火，再也没有留下遗迹。近年我的朋友石君子重任知县，才重新题写匾额，并且把记和铭刻在石上，来给后人看。我认为先父的志愿不可以不在家中传承，而我的急躁逼迫日益严重，更不可以忘记先人的告诫；于是又取来悬挂在寝室，作为自我鞭策，也给子孙看。正厅是寝堂，是家中的正位，如今都用先父的命意来命名。唉，我难道敢不早起晚睡、时时想着先父在上在下的教诲，处处谨慎不犯错误，以免辱没先人的训诫吗？‘晦堂’，是闲居的地方。我十四岁时先父遗弃孤儿而去，留下遗命，让我到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和屏山二刘先生门下求学【籍溪先生是胡原仲胡宪，草堂先生是刘致中刘勉之，屏山先生是刘彦冲刘子翚，三人都是崇安人。朱熹奉遗命在此卜居。胡宪因荐举历任秘书省正字，上疏说金国一定会背弃盟约，奏疏上后便请求退职奉祠；刘勉之居白水，也被荐举，正值秦桧掌权，便不出仕；刘子翚是忠显公刘韐的次子，以父亲恩荫历任兴化军通判，请求归乡】。先生们对我的饮食起居和教诲，没有一样不是尽心尽力。屏山先生曾给我取字并祝愿说【朱熹二十岁时，屏山先生给他取字元晦】：‘树木在根部幽暗，春天便容貌灿然、枝叶盛放；人能在自身处处幽晦，精神便会在内里充实。’后来我跟随延平李公先生求学【先生名李侗，字愿中，剑浦人，曾向豫章罗从彦学习，得到河洛学说的传承】；先生教导我的，大概同三位先生的学说没有不同，而他所谓的‘晦’，仍然是屏山先生的本意。我只是不能践履修养、奉行老师的教诲，所以屡遭困顿。如今便用这个意思命名堂屋【后来朱熹又曾在云谷芦山山顶建造精舍，名为‘晦庵’，见《云谷记》】，表示不敢忘记诸位先生的教导，也记下我从今开始自守幽晦的志向。请允许我重新在这方面用功。堂旁有两间夹室，闲暇时我在其中默坐读书，把左边命名为‘敬斋’，右边命名为‘义斋’。我曾读《易》，得到其中两句话：‘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方正。’认为这是做学问的要领，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却还不知道应当从哪里用力。后来读《中庸》，看到它论述修道的教法，一定以戒慎恐惧作为开始，然后才得到保持敬意的根本；又读《大学》，看到它论述彰明德性的次序，一定以格物致知作为先导，然后才得到明白义理端绪的方法。后来考察这两方面的功夫，一动一静，互相发挥作用，又同周子的太极学说相合，于是才知道天下的道理，无论幽明、大小、远近、浅深，没有不贯通于一个根本的。以此为乐而玩味它，本来足以终身不厌，又哪里有闲暇去羡慕外物呢？于是用‘敬义’来命名我的两间斋室，并且详细叙述给堂室命名的缘由，用来说明我从父亲、老师那里接受的教诲，以及我所能听闻到的那一点点讲学心得，情况就是这样。把这些话写在屋壁上，出入时观看反省，用来告诫自己。

译《衢州江山县学记》建安人熊可量任衢州江山县尉，刚到任时，按照旧例到先圣先师的庙里拜谒，看到庙屋都已破败漏雨，难以支撑，其中礼殿尤其严重。于是询问学校的政务，才知道已经废弛失修，又有几十年了。他俯仰叹息，退下来把这件事告诉上司汤悦，请求负责整修，使它焕然一新。汤悦认为可以，给他钱五万，说：“用这些钱先把事情办起来。”熊可量便把这件事遍告县里在做官和求学的人，过了很久才筹得钱五十万。于是就在今年正月癸丑开始施工，首先建造大成殿，一个多月便完工了，屋栋高大华美，圣贤像庄严显赫，神位次序、彩绘装饰都合乎图式和礼制。熊可量把完工之事报告上司后，便集合众吏，率领诸生举行释菜礼；又拿剩余的钱继续完成其他工程，排列设置门棘，题写奎文，修建生员、教师的住舍，也修葺旧有建筑。于是熊可量又向诸生作揖，请他们入学，使他们按次序考核学业；官舍、廪食都有安排，琴瑟歌诵也按时举行。县里有见识的人都赞叹此事，认为县尉本来只是以追捕盗贼为职责，只要领取俸禄而不荒废本职，也就足够了。至于庙学的兴废，哪里是他的职责中最急迫的事呢？而熊可量竟然能够做到这一步，那么他的志向和才能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朱熹当时正好因事经过这个县，听到这番话，便对熊君说：“您做这项工程，当然是好的；但您用来施教的道理，我却没有机会听到。先圣的话中有这样一句：‘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今天求学的人是为了别人。’这两种求学目的的区别，实在关系到人才和风俗的盛衰、厚薄，因此施教的人不可不仔细辨明。只是我不够资格来议论这件事。您的县里过去有一位儒学前辈徐公诚叟，曾在程氏门人门下受业，学问深奥，品行高尚，在家讲说圣道，从远方来的弟子常有百人之多。他离现在并不久远。我想，大山长谷之间、狭巷穷闾之中，一定还有独自得到这种传授、深藏不出而不求闻达的人。请您替我访求并向他们请教，这样一定能审察清楚这件事，并知道施教的方法。”熊君辞谢说：“我谨慎地听从您的教诲了。不过，这个意思不能让本县的人没有传承，愿意最终请您写篇文章记下这项工程，并把这个道理一同列入其中。”我无法推辞，于是详细记述这件事，又把他的主张写成这样，让人刻下它；既用来勉励熊君，也用来给他的学生看，还用来告诉后来在这里做教师、当弟子并领取廪食的人，使他们知道应当怎样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记。静江府学记 古代圣王设置学校来教育百姓，从家庭推广到国家，大小都有次序，使百姓没有不进入其中接受教育的。而教育他们的具体内容，都是依据人天赋的常性和秉持的常理制定品级节度，用来开导和劝勉他们，使他们明白于心、修养自身，落实在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并推及君臣上下、人民万物之间，必定无不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等到求学者学业有成，又选拔其中贤能的人，安排在相应职位上。因此在那时，道理和义理昌明，风俗淳厚，公卿大夫和列士的任用，都没有不得其人的。先王设置学校、以学校官员施政，正是政事的根本、道德的归宿，是一天也不能废弃的。到了后世设置学校，虽然有时与先王时代没有不同，但教师用来教导的、弟子用来学习的，全都忘记根本而追逐末节，心怀利益而抛弃义理，再也没有先王的本意。因此学校的名义虽然还存在，实际作用却没有发挥，结果风俗日益败坏，人才日益衰弱；即使有汉、唐那样的盛大兴隆，也无法大致比拟三代末世的状况。然而仍没有人察明其中的原因，反而把学校看成徒有形式的文饰，认为它与道德和政理的实际毫无关系。于是，读书人到老子、佛教的门下寻求道理，做官的人只在文书和期限考核的优劣上追求治理成绩。学校勉强存在而没有彻底废弃，也已经没有多少了。近来圣上对此慨然忧悯，亲自屈驾来到学校，向诸生发布诏令，勉励他们成为君子之儒，不要羡慕世俗的爵位。皇帝的德意已经十分美善，而静江守臣广汉人张栻侯，正好在这个时候把府学彻底更新，工程完毕后，又命属官备好图纸和文字，派人到武夷山中拜访我，请我写文记述此事。我本来不是合适的人，想推辞又不敢；只是张侯的心意不能白白辜负。于是我查考图纸和文书来核定事情的始末，所得情况都说：静江府学从唐代观察使陇西李昌防侯开始，建在牙城西北，后来又迁到东南。历时已久，读书人以低洼、狭窄、闭塞、压抑为苦。宋乾道三年，知府延平人张维侯于是拆除旧学，迁到原来安置故郡的废墟上。原来这块地方在郡废之后，已变成三处佛寺，起初议论要把它改作学校，但部使者中有人迷信异教，坚持不同意。后来只得到其中一处，于是利用旧有材料赶快迁建，所以规模狭小简陋，又很快毁坏坍塌。直到现在，张侯才得以把左右两边的佛寺一并拆除，腾出地方。他估量所需木材，召集工匠，结合当地情况重新建造，使它焕然一新。殿阁高大，堂屋廊序宽广深邃，教师和学生的住舍环绕排列在廊庑之外，深沉稳重、翼然整齐，既不奢侈，也不简陋。作为诸侯之学，用来宣布天子的教令，实在非常相称。我于是感慨叹息说：‘这并不是为了崇奉鬼神，也不是为了夸耀前人的功业；张侯建造此学的事，到这里已经可以记述了。’但是我又听说，张侯在这里施教，没有不是为了阐明义理、返本复始，以遵循先王教学习学的遗意，并想使学生都知道不羡慕世俗爵位，成为君子之儒，正如诏令所说。若是这样，那么值得记述的地方，又哪里只是暂时兴建工程的盛况呢？所以特意详细论述他的主旨和由来，并把事情的始末一同记在这里，告诉后来的人。张侯字敬夫，是丞相魏忠献公的嗣子。他的学问近取程氏，远通达于孔子、孟子；修养自己、教导别人，一概以居敬为主，以明理为先。他曾任左司副郎，在宫中侍讲，后来出任此地长官，使远方百姓得到恩惠。他关于政事和教化的论说，都有明确的方法。这样看来，在这里求学的士人，也可以说是得到老师了。他们难道还会对张侯施教的用意有所疑惑，而不能共同尽心去实行吗？淳熙四年冬十一月己未日，冬至，新安朱熹记。

译江陵府曲江楼记 广汉人张敬夫侯镇守荆州的第二年，年成丰收，百姓和乐，幕府无事可办。他只是曾经苦于学宫门外立即被高墙阻隔，无法舒展闭塞之气、引来清旷景致，于是把南面取直，开门通道，面对白河，又取附近废弃城门的旧匾额来题写，并在门上建楼作为标志。一天，敬夫和客人一同前往登楼，只见长江和重重湖泊曲折迂回、辽阔无边，一眼可以望到千里；西陵群山空濛昏暗，也都在云天空烟水之外若隐若现、时出时没。敬夫于是回头叹息说：‘这难道就是曲江公所说的江陵郡城南楼吗？【过去有南楼，张九龄因争论牛仙客之事被贬为荆州刺史，曾登此楼饮酒作诗。】当年曲江公离开宰相职位而镇守这里，平日闲暇登临赋诗，大概都是飘然有超脱尘俗的想法。可是到了因时局、世事而悲伤，醒悟叹息、忧思深重的时候，他的心却没有一天不在朝廷，急切地唯恐自己的政治主张最终不能实行。唉！’于是题写匾额为“曲江之楼”，并寄信来请我为它作记。当时我正镇守南康，疾病侵扰，想请求离任却不能；读了敬夫的信，才知道这座楼的胜景，便想有一天能和敬夫一起登临，在楼上眺望江山，观看楼的形制，考察楚、汉以来成败兴亡的事例，探究其中的原因，然后举酒相劝，吟咏张公的诗篇，在千年之上想见他的为人，或许可以慰藉我长久以来的心愿。只是我们相隔千里遥望，遥远得无法实现这个愿望，所以我又未尝不抬头向西悲伤，慨然发出叹息。我还曾想到，张公已经离世很久了，他当时的事情，即使说唐代治乱由此区分，又与后世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读到他的文章的人，却没有不为之合上书卷、长声叹息的。这说明是非邪正的实质，本来就是天理的必然，也是人心无法停止的感受。因此即使相隔百世，人们仍会彼此感应，使忧愁、悲伤、喜悦、欢快突然涌上心头，恍惚如同亲眼见到那个人、亲耳听到他的话；这难道还存在古今、彼此的间隔吗？又是谁使它如此呢？《诗经》说：“上天生下众民，万物都有法则；人民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登上这座楼的人，对此也可以反观自身而有所体会。我既然未能到这座楼上亲眼观看，无法像范公写《岳阳楼记》那样，描绘这里山川风景在早晚和四季中的变化【范仲淹有《岳阳楼记》】，只能把敬夫原来的话依次记下，并附上我的感受如此，让后来的君子能够观览。淳熙己亥年十一月己巳日冬至，新安朱熹记。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 崇安县过去有学校，却没有学田。遇到贤能而有意于教育事业的长官，才能节省挪用其他经费的余款，供给士人的费用；如果遇到事故而不能继续，诸生便没有可以依靠的粮食，往往四散离去。因此殿堂倾塌，斋馆荒废，通常要过十几年才能听到一次弦歌诵读声，但过不了一两年又停止了。淳熙七年，现任知县赵侯刚到任便有志于此。他修葺并彻底更新了破败的校舍后，又谋划长久供给饮食的办法，却还不知道经费从哪里来。一天，他查看境内佛寺的簿籍，发现已经绝嗣、不再延续的共有五处：中山、白云、凤林、圣历、既历。它们的田地没有耕种的，按亩计算共有若干。赵侯于是感慨叹息说：“我知道该怎样处理了。”于是把这些田地全部收归学校，每年收入租米二百二十斛，使在这里学习的士人能够从容度过一年，不再有缺粮断炊的忧虑。后来学校中十多位士人一同来到我在山中的居所，请我作文记述此事，说：“否则恐怕后来的君子不知道它的起始，有时会导致它再次废坏。”我想，三代盛世时，从家庭直到天子、诸侯的国家，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学校。从天子的长子直到士人、庶民的子弟，也没有不入学的。那么由学校官府供给廪食的士人，应当是今天的几十倍。可是考察礼典，却没有说这些费用从哪里来。难道当时求学的士人各家都因为受田而有收入，入学又有一定期限，所以能够吃自己的粮食，而不必依赖县官供给吗？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时期，才说孔子是平民，却供养弟子三千人，于是把学校官府的弟子增加到不再限制人数。后来终于因为经费不足、无法供给而停止。说三千人聚集在孔子家中吃饭，本来就荒谬；然而供养士人的需求，竟至于用天下的力量供给仍然不足，这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大概自从周朝衰落，田地不再按井田制授予，人民没有固定产业，求学做士的人困于贫穷，反而不能和农、工、商人同等生活。上面的人想聚集他们来教育，他们又怎能整年带着干粮到我这里求学呢？所以费用虽然很多，有时必须从正常经费之外筹取，形势本来就有不得已之处。何况如今佛教的学说扰乱君臣之礼，断绝父子之亲，以淫邪、欺诳、卑鄙、奸诈来驱使诱惑世人，把他们纳入禽兽的境地，本来就是先王法令一定要诛除、不能容忍的东西。可是它竟然放纵地蔓延于中国，房屋鳞次栉比，肥沃田地相连相接，使他们安逸而且饱足，却没有人加以禁止。即使把这些人全部驱逐，夺取他们占据的土地，把它们全部归入学校，让我们这些以忠孝为学业的学生不必在外面经营生计，能够更加专心于学业，我还恐怕不足以战胜他们的邪说；何况这些寺院田地已经荒废、坠坏、绝迹，偶然归到学校名下，又要封护栽植、使它们永久保存吗？赵侯收取这些田地，可以说是一举而两得。所以特意记述事情的始末和它的用意来源如此，用来给后来的君子看，也用来警告学校诸生，使他们更加努力于我所说的忠和孝。主管此事的人，还应当在簿书之外谨慎管理收入和支出，不得有一合一龠的私心私利，这样或许才不辜负赵侯的教诲。赵侯名某，才干很高，审理诉讼、管理财赋都完成了职责要求，还能有余力顾及这件事。各位使者正要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

译鄂州社稷坛记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人罗愿侯寄信来说：“本州群祀的祭坛，原先在中军寨。去年秋天，通守清江人刘清之到任后，前往拜谒，看到那里地方狭窄低洼，举行燎祭、瘗埋都没有地方，不符合藩国恭敬崇奉天子所命祭祀的意思；又想到近年本郡多有水灾、旱灾、疫病、死亡之变，认为祸患或许就在这里，于是向州府提出请求，希望选地迁建，依照法令办理。不久刘君代理州事，便把此事交给录事参军周明仲巡视查勘，在城东黄鹤山下找到一块废弃营地，东西十丈，南北是东西的两倍。依据《政和五礼》，规划为四座祭坛，把工程交给兵马监押赵伯烜。工程尚未完成一半，我恰好接任，又交给都监王椿督办，以加快完工。某月祭坛落成，东社坛、西稷坛在前，东风伯坛、西雨雷师坛在后，稍稍退后。祭坛都分为三层，每坛都有矮墙，矮墙设四门。前两坛底部都是方二丈五尺，高一尺二寸；后两坛底部都是方一丈六尺五寸，高八寸。第二层边长都减一尺，高减四分；第一层、第三层边长也如此递减，但高度不再递减。前两座矮墙都是方四丈二尺，门宽六尺，墙门之间一丈五尺；后两座矮墙都是方二丈八尺，门宽五尺，墙门之间四丈九尺，高度都为四尺。社坛有木主，高二尺五寸，方一尺，上端削尖，下端为上端两倍的一半，底部是石头。南面五丈处设三间门，北面二丈有余处设五间斋舍，外围环绕两重墙，用坚固的砖砌成，并栽种三代所适宜的树木。已经选择好时日，命属官吏修订祝文，向神灵禀告并安置神位。又和刘君商量，因为您曾经学习礼制，所以希望请您作文记述此事，使后人不要毁坏它。”我考察：社神实际上主管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种土地之神，后土勾龙氏是它的配祀；稷神则专指原隰土地之神，即能够生长五谷的神，后稷周弃氏是其配祀。风师是箕星，雨师是毕星。这些都记载于《周礼》，由大宗伯主管。只有社稷，从天子的都城直到各国、乡里，都可以通行祭祀；至于风神、雨神，则自唐代以来各郡才可以祭祀；至于雷神，又是唐代制度中与雨师同坛、共用牲礼祭祀的神。我国朝廷的礼制，大体多沿袭唐代旧制，所以如今各郡国的祭祀典礼，除先圣先师之外，只有这五种神祇。大概因为阴阳二气的良能、天地的功用，运行在覆盖承载万物之间，养育万物，而民生赖以维持的恩德，在这些神祇身上最为盛大，所以对它们设置坛壝。祭祀时日的规定，牲畜、玉帛、器物、服饰的品级，升降、进献、奠祭的节次，无不经过参订讨论，写入礼制图式，颁布到各郡各国，收藏在礼官和有关部门，每年举行祭祀。郡刺史又应当按时巡视，察看有不合礼法的地方。拥有国家的君主，用这种方式来明白地侍奉神明，祈求神明降下祥瑞、赐予福佑给百姓，勤谨到了如此程度。可是如今做官的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文书和期限考核；否则便只是饮酒献祭、歌舞娱乐，彼此放纵，却不知道回到应当敬畏的对象，修饰祭祀、以神礼奉祀的，不是老子、佛教的祠庙，就是妖妄淫昏的鬼神。对于先王的制度、国家的典礼，以及用来治理人事、侍奉神明的原则，他们什么时候真正放在心上过呢？唉！人心不正，风俗不厚，年成不丰，百姓生活不得安定，难道不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吗？如今罗侯和刘君竟能共同急切地办理此事，如果不是有学习古制、爱护百姓的志向，卓然超出流俗见闻而有所见识，又有谁能做到呢？我虽不善文，不能把事实记述得足以流传久远，但两位君子过分看重我曾参与礼祀之事，不远千里来嘱托我写文，我难道能推辞吗？因此写下此文，让它刻在祭牲石上，使后来的君子能够看到。罗侯当时正和刘君一道大力劝学、勉农；刘君又曾向前任太守李棫侯请求，禁止境内百姓供奉大洪山的淫祠。他们对于教化百姓、改善风俗，只要力量所能做到的，没有不尽心尽力。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记。

译婺州金华县社仓记 淳熙二年，东莱吕伯恭父从婺州到屏山脚下访问我【屏山在崇安，是朱熹居住的地方。乾道初年，朱熹因被荐举任枢密院编修官，等待任用，不久因母亲去世，便居家不再出仕。淳熙二年，吕东莱祖谦来访，和朱熹共同编次《近思录》。后来又送东莱到广信，于是和陆子静兄弟在鹅湖讲学。东莱年谱说：淳熙二年四月，到武夷访问朱编修元晦，大概朱子当时任提举武夷冲佑观。武夷也属于崇安。】他考察社仓收发粮食的办法，感慨叹息说：‘这就是《周官》所说的委积之法、隋唐的义廪制度。然而您的粮食是从官府取得的，而像诸位这样贤能的人又不容易遇到。我将回去嘱托乡里的士人朋友，共同组织经营这件事，使乡里有赈济救恤的储备，而公家不花一龠一合的费用，不是更好吗？’然而伯恭父回去后就入朝做官，因疾病乘车回家，不到三年便去世了【淳熙三年，祖谦任秘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修撰徽宗实录。十月到临安；淳熙六年因病势加重，扶持上车归家；淳熙八年七月去世】，于是终于没有实现。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浙东果然发生大饥荒，我因此得以充任推择人员，奉命办理救荒政务【朱熹因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常平茶盐】。巡视到婺州时，婺州百姓狼狈逃散、辗转死亡的情形已经到处可见。我私下叹息，认为当初假如伯恭父的志愿能够实行，必定不会有今天的灾祸。后来尚书把我所奏报的社仓办法下发给各路【朱熹在浙东上奏说：‘臣所居的崇安县开耀乡有一所社仓，是乾道四年民间缺粮时，臣向府中请求取得常平米六百石来借贷。夏季从仓中领取粮食，冬季按借米数加息二斗偿还。以后随年成好坏收放粮食，歉年减免一半利息，大饥荒则全部免除。共四十年，已将原来的六百石还给府中，现储米三千一百石作为社仓粮，不再收利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备折耗。因此一乡四十五里之间，遇到歉年百姓也不缺粮。’诏令把这个办法下达给各路。这就是东莱所考察的社仓。它是朱熹向知府徐嚞请求建立的，与乡人朝奉郎刘如愚共同主管出纳。其制度是十户编为一甲，每甲推一人为甲首，五十户设一名社首。凡有税粮、衣食不缺的人户，以及逃军和无行的士人，都不编入甲；贫穷而不愿参加的，也听其自便。甲内人户还要登记各家大小人口，借米时，成年男子每人一石，未成年人每人五斗，五岁以下儿童不发给。县官和乡官共同主管粮食的收放。有富家愿意出米作为本金的，也听其自便。】招募百姓，有愿意参加的，听其自愿。百姓大多愿意跟从，但不久我也被罢职回家，最终没有能够有所作为。当时伯恭父的门人潘叔度君受到这件事的感动，深有志于此。又想到他家从先父在世时起，就一直致力于赈济救恤、乐于施舍，每年捐出的金帛数不胜数，只是没有想到在这里做这件事。于是他慨然把想法告诉父亲，拿出家中粮食五百斛来建立社仓。在金华县婺女乡安期里的四十一都，按时收放粮食，规划详细完备。一都的人都依赖它，而它积蓄的粮食深厚、施惠的范围广大，大概还不会停止。有一天，他寄信来说：‘这是我父亲和老师的志愿，是母亲和兄长的恩惠，也是您所倡导建立的。虽然我有幸能够完成它，但世俗之人不能不对此产生疑惑。您难道可以不替我说几句话来解答吗？’我想，凡是有生命的种类，没有不是同一整体的。只有君子没有自我的私心去妨害这种整体，所以爱护他人、利济万物的心是无穷的。只是如果身处困穷、地位低下，禹、稷那样的事情中也有一些不是自己身份所能做的。然而如果自己家中有余裕，把它推及邻里乡党，本来就是圣人所许可的，也没有违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戒律。何况叔度做这件事，只是因为自己的坟墓和住宅所在，就近惠及十保之内，以完成先人的志愿，使亲人心中喜悦，顺从老师的教导。而在这以前，又已经有天子的诏命下达四方，这件事又有什么不可呢？世俗之所以对这件事感到忧虑，不过是拿王安石的青苗法来说罢了。依我看前代贤人的论说，再以今天的事情来验证，青苗法制定时的本意本来不能说不好；只是它发放的是钱而不是粮食，实施在县里而不是乡里，负责的是官吏而不是乡里的士人君子，执行时怀着急切聚敛的意图，而不是恻隐惠利的心，所以王安石只能在一个县实行，却不能在天下实行。程颐先生曾经极力论述它，最终也免不了后悔自己说得过分而带有激愤。我既然不能拒绝叔度的请求，因此详细写明事情的始末，又附带说明这个道理。婺州人大多是叔度同门的人，必定有人能够看出叔度所做事情的善意，而不再疑惑于青苗法的说法；这样或许就可以…… 有办法扩大君主和老师的恩泽，使周围千里的地方永远没有因贫困而被遗弃、饿死的百姓，岂不是更加美好吗？叔度名叫景宪，与伯恭父同年考中进士，年纪又比他大，却低头拜师求学，没有丝毫难色。老师去世后，他守护老师的学说而不懈怠，对书籍更加广泛涉猎，没有不读的。他大概深深有志于当世，只是资质刚峭正直，自知不能随世俯仰，所以从中年以后不再求取仕进，唯独对这件事拳拳在心。

译衡州石鼓书院记 衡州石鼓山据守蒸水、湘水交会之处【石鼓山在城东三里，有东岩、西溪、朱陵、后洞。水经注说：临蒸县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流经这里；石鼓鸣响，就会发生战争。郡国志说：蒸阳县俯临蒸水，水气像蒸汽，所以得名】，江水环绕，是全郡最美的地方。这里原来有书院，创建于唐元和年间，是州人李宽建造的。到本朝初年，曾经得到皇帝赐予的敕额，后来又逐渐向东迁移，作为州学，于是书院的遗迹在这里便废弃而不再修整。淳熙十二年，部使者东阳人潘畤、字德夫，才依托旧址建了几间房屋，题写旧有匾额，准备让四方有志于学习、而不屑于科举考试的人居住，工程未完成便离任了。现在的部使者成都人宋若水、字子渊，又依托旧址扩大修建，另建重屋，供奉先圣先师的画像，并摹印国子监以及本路各州的若干种书、若干卷，令郡县选择遗漏的修士补充收藏。连帅林栗侯【字黄中，福清人，当时任直宝文阁、广南西路转运判官，改任知潭州】以及各位使者苏诩侯、管鉴侯、衡州太守薛伯宣侯，都拿出俸金，划拨公田来帮助工程，过了一年才完工落成。于是宋侯寄信来说：“希望您记下事情的真实情况，告诉后人，并且能够对求学者有所教益，这就是我的愿望。”我想，前代学校教育没有得到修明，士人苦于无处求学，往往共同选择名胜之地建立精舍，作为群居讲习的场所，而执政者有时还会前往褒奖表彰。像这座山、岳麓、白鹿洞之类就是如此。到了本朝庆历、熙宁年间的盛世，学校官府遍布天下，过去隐士居住的精舍便没有用途，于是旧迹荒芜废弃也是形势所然。如果没有喜好古制、图谋保存旧迹的贤人，谁能谨慎地保存它们呢？不过，现在郡县的学校设置博士和弟子员，却从未考察他们平素的德行和学术，所传授的又都是世俗书籍和求取功名的学业，使人只见利益而看不见义理；有志于求学以修养自己的人，大概都以谈论这种志向为羞。因此我曾想另外寻找清闲幽静、开阔明净的地方，共同讲习所听闻的道理，却不可得。这正是两位公慨然发愤从事这项工程、而不敢厌烦的原因，大概不只是因为不忍心看着旧迹荒废罢了。所以特意记述事情的始末，告诉后来的人，使他们知道两位公的志向为何如此，不要让今天学校科举的观念扰乱它。又借此劝告在位者，使他们知道今天学校科举的教法，其危害将有说不尽的地方，不能把这种制度当作合理之道；然而却没有人来挽救。如果诸生所学习的内容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过去我的朋友张敬夫为岳麓书院作记时，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只是对于从浅近处下功夫的实践，他还有没有完全说尽之处，所以诵读他文章的人不知道应当怎样着手，也无法实践其中的真实道理。但今天又何必到别处寻找呢？只要在心念尚未发动以前涵养其完整本性，在心念将要发动之时察觉它的征兆；善念就扩充它，恶念就克制并除去它，也就是这样罢了。又何必等待我的话呢？淳熙十四年丁未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记。

译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福州的学校，在东南地区最为兴盛，学生常有几百人。近年以来，教育和供养没有章法，师生彼此冷漠相看，如同路人，因此风俗日益衰败，士气不能振作。长老们为此忧虑，却没有办法挽救。绍熙四年，现任教授临邛人常濬、字孙刚到任，便每天进学校劝导诸生，把古代圣贤学习教人的意义告诉他们；又整治厨房饭食，修葺斋舍，使他们住得安宁；然后谨慎管理出入，严格课试制度，早晚处在学生之间，教训诱导而不知疲倦。于是学生争相努力，开始知道常君是我们的老师；常君看待诸生，也忧勤不已，唯恐他们不能自我勉励而进于学业。所以他曾考虑学生没有书可读，学业将因不够广博而受损，便又增置书籍史书，连同旧藏合计若干卷，在原御书阁后面，测量地基另建重屋来收藏它们。又寄信请我记述此事，并转达诸生的请求说：‘希望您能有所教诲。’我想，古代求学的人没有别的目的，无非是彰明自己的德性、使百姓更新，都求达到至善而已。他们所要彰明的德性、所要达到的至善，难道需要向外寻求吗？认识到它就在自己身上，以敬慎之心保持它，这也就可以了。之所以一定要说读书，是因为天地阴阳、万事万物的道理，修养自身、侍奉父母、治理家庭和国家直到平治天下的方法，以及圣贤的言行、古今的得失、礼学的名物和数制，向下直到食货的源流、兵刑的法制，也没有不是在我的认识范围之内、不可不精细考察的。如果不考察典籍中的文字，沉潜其中，交互参证，以探求事物的根由，那么也就无法明白明德体用的完整道理，达到至善精微的极致。然而自从圣学失传，世上的读书人不知道求学有根本，只知道读书，那么他们从书中所求取的，不过是记诵、训诂、文辞之间的东西，用来钓取声誉、求取俸禄利益罢了。因此天下的书越多，道理反而越昏暗；求学者的功夫越勤苦，心志反而越放纵；文章辞藻越华丽，议论越高妙，而他们德业、事功的实际成就越不能赶上古人。但这不是书的罪过，而是读书的人不知道学习有根本，没有为读书建立根基。如今看常君施教，既先用古人教学习学的意义开导他们，然后又为他们储备书籍，使他们扩大考问辨析的兴趣，建阁以使他们郑重奉守，那么或许就能做到根本和末节有次序了。我即使说了这些话，又有什么可以超过常君所做的呢？如果一定要再说一点，那也只是：‘姑且让你们这些学生知道，求学的根本在于自身，并不需要向外寻求。’并且由此培养你们操持保存、坚持守护的力量，使方寸之心清明纯一，真正具备读书的根基；然后扩大规划，严密尺度，遵循先后、本末的次序，充分玩味经史阁中的藏书。这样，天下万物的道理一定能够穷尽其细微之处，并用一个根本贯通起来。将来把这些道理施行于事业，也必定有根本而没有穷尽。于是我写下事情的始末，并把这些话一同留下给你们。你们这些学生要努力啊！经史阁的工程始于庆元元年五月辛丑，完成于七月戊戌，木材、砖瓦、工匠工钱和饮食等费用，共计钱四百万有余。常君已经率领属官捐出俸禄来首先开工，帅守詹体仁侯、使者赵像之侯、许知新侯，都出资相助。至于邻郡太守赵伯璝侯，以及十二县县长陈羾君等，也各自出力帮助；负责督办工程的，是学校选出的士人杨诚中、张安仁、萧孔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五月〕

译学校贡举私议 古代学校选拔人才的制度，从乡党开始，逐步达到国都，教导他们德行和学艺，选拔其中贤能的人。大概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不同，任用他们的办法没有不同，选取他们的途径也没有不同，因此士人有确定的志向而没有外在的羡慕，早晚勤勉不懈，只怕德行事业不能修成，而不忧虑爵禄尚未到来。孔子所说“说话少有过失，行为少有悔恨，俸禄就在其中”，孟子所说“修养自己的天爵，人爵自然会随之而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三代的教育，技艺已经是最低一层，但仍然都有实际用途而不可缺少；它的法度周密，又足以帮助安心养气，最终进于道德的归宿。这就是古代制定制度能够造就人才、厚植风俗、济助世务、兴起太平的原因。如今的制度却不是这样。虽然有乡举，但各州取人的名额并不均等【宋代取士从州县发解，只有开封的解额特别优厚，所以士人多冒充京畿县籍】，又设置太学这一条利诱人的道路【绍兴年间，从太学升入上舍的人都可以直接参加廷对】，还有监试、漕试、附试等可以冒名作弊的捷径【建炎初年，考虑士人不能到行在，命令他们在各道提刑司、转运司应试，允许直接参加廷试；绍兴初年又下诏，京畿、京东、河北、陕西、淮南的士人迁居东南的，允许在寄居的州军附试，这就是漕试、附试的开始。绍兴十二年设立同文馆考试，凡居住在行在、距离本贯一千里以上的人，都允许在国子监附试，这是监试的开始。三种考试都出现了相互沿袭的冒名作弊，成为走捷径的方法】，由此助长了士人奔走趋附、流浪求取的念头。它所施行的教育既不以真实德行为根本，所谓技艺又都是没有实际用途的空话。弊病发展到严重程度时，所谓空话又全是怪诞妄说、没有根据【宋代考试以诗赋、论策、帖经为内容，仁宗时就已经认为其中怪诞荒谬；欧阳修稍加整顿后，又采用王安石的新经，并禁止专门学习程氏学说，背离正道更加严重】，正好足以败坏求学者的心志。因此人才日益衰落，风俗日益浅薄，朝廷和州县每遇一件值得疑惑的事情，公卿大夫、官员百吏便惊愕相顾，不知如何处理，这也足以验证教育制度的得失。可是议论者不知道弊病的根源所在，反而把应试文字写得不好当作祸患，倡导混补的主张【光宗绍熙年间，下诏将国子监考试中上等者与各州待补中选的名额相比，另行补录一次；崇宁初年才开始实行两类混合补录】，使弊病更加严重。有的人知道这种办法不可行，又想斟酌实行崇宁年间州县三舍制度【宋代各级学校都隶属于国子监；国子生由京朝官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太学生则由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孙和庶民中的优秀者充任。元丰年间才开始实行三舍法：各州考试选补外舍生，考察他们的品行和学艺，依次升入内舍、上舍，都称为太学生。上舍上等授予官职，中等等待殿试，下等等待省试。崇宁元年命令天下州郡都设置学校，县学生考核选拔后升入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崇宁三年因贡士集中很多，在国都城门外修建辟雍，安置外舍生，而太学专门安置上舍、内舍生。士人初次贡入时，都进入辟雍，依次升进，于是下诏取士全部经过学校，停止州郡发解和礼部试】并让各州每年贡送选出的士人到太学。这种说法看起来虽然比混补更好，但如果真的实行，求入州学的士人必定很多；如今州郡学校的钱粮有限，扩大名额，粮食便不够；仍旧保持原额，则名额偏狭、选取艰难、道路狭窄，又将比从前解额少而无处容纳更加严重。即使设法安置了他们，但让游学其中的人在早晚之间、锱铢得失之间反复计较，不能得到安宁，这又不只是没有好处，而是损害最大，也不是好办法。我曾经思考过，假如一定要乘时改变制度，逐渐恢复先王旧制而改善今天的风俗，就必须像明道先生熙宁年间所提出的主张那样，然后才可以彻底端正根本，完全革除末流的弊病。如果说目前还没有空暇，那么不如暂且平均各州的解额，以安定士人的志向；设置德行科，以厚实根本；废除词赋，把诸经、子、史和时务分成不同年份考习，使学业整齐一致；又让治经的人一定遵守各家的传授法，命题的人一定依据章句，答义的人一定贯通经文，分条列举各种说法，并用自己的意见加以防范。学校方面，则选拔确有道德的人，专门负责教导，以求得真正有学问的人才；裁减解额，废除舍选中谬误泛滥的恩例，以堵塞追逐利禄的途径【孝宗时，太学生遇有服丧期亲，或任清要官，便改为国子生；清要官还可以领取文牒，送子弟充任待补国子生，这就是谬误泛滥的恩例】。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类【宋代制举没有固定科目，用来等待天下才智杰出的人；又有博学宏词科】，也都考察它们的利弊，适当改革制度。这样，士人便有确定的志向，而没有奔走竞争的风气；有实际的行为，而没有空洞言论的弊病；有真正的学问，也就没有不能任用的人才了。这只是大略。详细情形，接着再逐项陈述。《观心说》有人问：“佛教有所谓观心之说，是真的吗？”我说：心，是人用来主宰自身的东西；它是唯一而不是两个，是主宰而不是被主宰的，是役使万物而不是受万物役使的。所以用心去观察万物，就能获得万物的道理。现在又设想有一个外在的东西，反过来观察这个心，那么就是在此心之外又有一个心，能够统辖这个心了。这样说来，所谓心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是主宰还是被主宰？是役使万物的，还是受万物役使的？这不用再比较，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荒谬。有人说：“按照您的说法，那么圣贤所说的‘精一’、所说的‘操存’、所说的‘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以及所说的‘看见它参与在面前、依靠在秤杆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回答说：这些话表面相似而实际不同，正如禾苗与莠草、朱色与紫色之间的区别，正是学者应当辨明的地方。所谓人心危险，是说人的欲望开始萌发；所谓道心幽微，是说天理深奥。心其实只有一个，只是因为正与不正而有不同的名称罢了。‘惟精惟一’，就是处于正道而审察差别，排斥异端而返回共同的根本道理。能够这样，就确实把握中道，不会有过分或不及的偏差；并不是把道看成一个心、把人看成另一个心，然后又另有一个心来使它们精一。

译所谓操持而使它保存，并不是用那个心去操持这个心、使它保存；所谓舍弃而使它丧失，也不是用那个心去舍弃这个心、使它丧失。心自己操持自己，丧失的就会保存；心舍弃自己而不操持，保存的也会丧失罢了。然而所谓操持，也只是说不让白昼间的行为拘束并丧失仁义的良心而已，并不是呆呆地端坐在那里，守着明亮却不使用的知觉，就称为操存。所谓尽心，就是推究事物、穷尽道理，使心胸豁然贯通，从而穷尽心中所具备的道理。所谓存心，就是以内心恭敬来使内在正直，以义来使外在方正，正是前面所说精一、操存的道理。因此，尽自己的心，就可以知性、知天，因为心的本体没有被遮蔽，能够穷究道理的自然状态；保存自己的心，就可以养性、事天，因为心的本体没有丧失，能够顺应道理的自然状态。这难道是用一个心来穷尽另一个心、用一个心来保存另一个心，像两个东西彼此抗持而不相舍弃吗？至于所谓‘参与在面前、依靠在秤杆上’，是因忠信笃敬而发的。就是说，心中不忘忠信笃敬，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仿佛看见它在那里，并不是说能够看见心本身。况且身体在这里而心参与在面前，身体在车上而心依靠在秤杆上，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大体说来，圣人的学问，是依据本心来穷究道理，又顺着道理来应接万物，正如身体支使手臂，手臂支使手指；道路平坦，通行范围广大而安稳，道理充实，实行起来自然而然。佛教的学问，是用心去寻求心，用心去役使心，正如嘴咬自己的嘴，眼睛看自己的眼睛。它的机理危险而急迫，道路险峻而闭塞，道理空虚，势态又相互违逆。它的言论虽然有些地方似乎相似，但实际的不同，大概就是这样。然而，如果不是善于审慎思考、明辨是非的君子，又有谁能够不被这些说法迷惑呢【按：朱熹的学问，是穷究道理以达到明知，反省自身以践行实际，并以居敬贯彻始终，所以独自承续了一千多年失传的道统。先贤已经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他的文章，探究天、人、性、命的根源，阐发圣贤道德的内蕴，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末精粗，条理一贯；斥责异端的虚无，纠正世俗学说的错误，揭示幽深微妙之处，辨析细微差别，使之归于最醇正的道理。他曲折地说明了难以言说的内容，深切地阐发了别人未曾发现的道理，并无意于写文章，而天下的文章没有比它更伟大的了。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又说：‘言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说的就是这个吧】《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二目录 宋 张栻 入朝拜见孝宗时的奏疏 吕祖谦 告诫两淮守令抚恤农民的诏书 告诫沿边地区修整武备的诏书 《建隆编敕》序 代宰臣史浩等恭敬地题写在御制《秋日幸秘书省近体诗》下方 《白鹿洞书院记》陆九渊 《送宜黄何尉序》《刘晏知取予论》陈亮 《送徐子才赴富阳序》《论传注》叶适 《上宁宗皇帝札子》《财计上》《瑞安县重修县学记》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二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编注 宋 张栻【字敬夫，是丞相张浚的儿子。拜胡宏为师，以古代圣贤自我期许。因祖上荫庇补授官职，官至秘阁修撰，任江陵府知府，兼任本路安抚使。后来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去世。学者称他为南轩先生】入朝拜见孝宗，进奏【张栻当时改任严州知州。宰相虞允文把恢复失地作为自己的责任，以为张栻应当与自己意见相合，几次派人殷勤联络，张栻没有回应，于是入朝进奏】先王建立事业、树立功业，没有不如愿的，是因为他们胸中的诚意能够感动并契合天地人的心，与天地人之间没有隔阂。如今谋划虽然辛劳，事业功效却没有建立，陛下实在应当深切察看这一点。日常生活之间，在思虑、言语和行动的时候，是否也有私意萌发，损害了我们的诚意呢？如果有，就应当克制并除去，使我们内心空明透彻【《说文》说：‘扃’是从外面关闭门户的关。人的心在内，就像门扃，所以称为‘中扃’】，没有任何夹杂，那么见到义理就一定精确，守护义理的心就一定坚固，天地人的应验也将不必求取便自然得到。想要收复中原的土地，首先要取得中原百姓的心；想要取得中原百姓的心，首先要取得我们百姓的心。求得我们百姓之心的方法，难道还有别的吗？只是不耗尽他们的力量，不损伤他们的财产罢了。今天的事情，固然应当以阐明大义、端正人心为根本；但施行措施有先后，缓急就不能不详细考察；所致力的事情有名义和实际，取舍就不能不审慎。这也是贤明君主应当深切察看的。吕祖谦【字伯恭，婺州人，是吕好问的孙子。他的学问以家庭传授为根本，又与朱熹、张栻交为朋友，讲习探究更加精深。考中进士，又考中博学宏词科，授任直秘阁，以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去世，谥号为成，学者称为东莱先生】《告诫两淮守令抚恤农民诏》【孝宗乾道元年六月，淮南转运判官姚岳说境内飞蝗自行死亡，诏令夺去他的一个官阶并罢免他。于是因为两淮守令在招徕安抚、安置百姓方面没有成效，颁下这道诏书告诫责罚他们，并把诏书放置在守令的治所】朕观察周宣王的治理，使流离者归来、安定并得到安置，又辛劳体恤鳏寡，使离散的百姓都安居乐业；中兴的功业，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称颂他。朕当初承继帝王基业，兢兢业业，筹划安定天下，深深想到两淮之间创伤尚未平复，民力大为困竭，流离迁徙的足迹交错遍地，竟转而成为奴隶和属民。朕每当向北眺望，想到这些，内心便震动悲痛。太上皇帝多次申令告诫守令，安抚聚合疲惫困苦的百姓，督促农业和养蚕【这一年正月制定两淮守令劝民种桑的赏格；二月到德寿宫朝见太上皇，随后派官员巡视检查两淮州县赈济饥民的情况】，免除赋税、减少徭役，以帮助百姓解除急难；临时派遣身边侍从大臣分赴边境，又调拨附近郡县的耕牛，救济并帮助新近归附的百姓恢复生产。这样施加恩惠于百姓，比周宣王更为显著。朕亲自处理政务，愿意实现治理，仰承太上皇的慈训，早晚不敢忘记；可是边境粮价飞涨，人口越来越少，自行登记在户籍上的人只剩十分之二三，寄居、流寓的人无所依系，劝他们勤劳而他们却懈怠，这过错究竟在哪里？难道是下级官吏不能奉行称职，未能先行施展尽地力的教令吗？还是豪强掠夺、暴虐差役与春耕相争，伤害农业的人太多了？两淮，是朕所重视的地方。从前肥沃上等的田野，是天下最好的地方；如今却与荒远凋敝的地区同列，几乎不成一个郡了。作为统治一郡、治理百姓的人，难道还能独自安心地取用这里的什么吗？从今以后，你们都要尽心尽力，消除游荡和从事末业的风气，努力耕作、厚重根本，以符合朕安定安置百姓的意旨。有人能够率先开垦荒地，成为各郡的倡导者，部使者就上报他的姓名，按照功劳等级给予恩宠。如果放纵松懈、怠惰傲慢，不遵守朕的诏令，也要纠察弹劾上报，到时将有明确的惩罚，不能逃避。朕的话是法令，希望你们听从，不要忽视。《告诫沿边修整武备诏》【孝宗隆兴二年，汤思退请求撤除边防准备；到乾道八年，才依照虞允文的请求决定亲自出征；乾道九年，仍然命虞允文迅速整备边防，于是枢密院颁下这道诏书】朕考察前代治理边疆的办法，责任重大处就抓住根本，削减琐细文饰；只顾眼前小利而不谋划日后的效果；以长远的缰绳驾驭远方，与豪杰之士共同期望超越拘泥的常规。于是，守卫疆土的大臣也能超越拘束的见解，为国家作长远忠诚的谋划，因而能够开拓土地、击退敌人，显著建立大功，朕对此非常嘉许。朕不能使德泽远及边疆，边患尚未安宁，又重重劳苦士大夫，内心惭愧不已。近来朕临时派遣大臣，完全防备各路将帅，日夜筹划守卫边境的办法，已经十分周密；可是边塞屏障损坏，烽火台和驿亭断绝，官吏士气受挫，武备衰弱，专做表面文章以自求保全，罗列琐碎事务来塞责；有的轻视敌寇、拖延不进，把军队驻扎在无用之地；有的侵扰驱逐新近归附者，使边境骚动不得安宁；有的屯兵聚集却松懈怠慢，不能彼此统一；有的因战斗受创而畏惧，软弱退缩【‘耎’与‘懦’相同】。难道是放纵不羁的人被刀笔吏束缚，不能施展才力吗？还是郡国官吏有些不足以承担一方的重任吗？抑或是贿赂流通于上，官吏士卒失职，下面失去了可以信赖的人吗？现在朕发布这道诏令，毫不隐瞒其中的意旨：你们这些将帅、州牧、郡守，要磨砺锋刃，推诚相待；准备车辆，登记马匹，一定要戒备运输和供应军粮，一定要充足器械，一定要使它们锋利坚固【‘犀’，按《说文》，徐铉说应作‘屖’，意为坚固；《汉书·冯奉世传》写作‘不屖利’，音西；《鼂错传》又作‘犀’，也训为坚固。《增韵》说古人以犀、兕为坚固，所以引申为坚固】；烽火必须精确明亮。不要拘泥于通常的守备方式，以免错失战机。功劳多的给予厚重赏赐，不遵行的给予显著诛戮。希望你们能够恭敬承受诏令，减轻朕向北顾虑的忧愁，这样朕就嘉奖你们。

译《建隆编敕序》太祖皇帝受命以后，肃清天下，开始创建华夏，建隆这一年号正如使天地重新开辟，于是命左右大臣分条制定宪章，编次论定律令，开创基业、垂示传统，为万世建立准则。建隆四年七月己卯，判大理寺臣窦仪进呈《建隆编敕》四卷【窦仪字可象，太祖建隆元年以工部尚书兼判大理寺，奉诏重新制定刑统三十卷，编成敕令四卷】。其中宏大的规划、伟大的法度，简明平易而坦白清楚，揭示于象魏之门，收藏在有关官署，由秋官掌管，颁行于各郡国【‘朌’与‘颁’相同】，用来启迪保佑后世圣君，使后世世世相承，都遵循正道而没有缺失；这确实是达到大治的成法。臣沉浸在圣人的恩泽之中，本来不足以测知天地开合的深奥；然而职掌翰墨，难道可以因为文辞浅陋就不加解释吗？谨慎斋戒，竭尽思考，写序说：第一，天下必须不嗜好杀人，然后才能安定。五代之乱时，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残暴对待少数，愚昧的百姓放纵欲望，像嗜好一样追逐欲望【‘耆’与‘嗜’相同】，把三尺法令看作丢弃的帽子、泥制的土偶，大肆抛弃。抢夺掠取毫无顾忌，公然进行劫掠。上层的人厌恶并苦于难以治理，于是制定一切严酷的法令来求得胜过乱局。百姓不再以古人为师，开始毁坏先王金科玉条的制度；彼此夸耀残虐，互相以险奇苛细的请求为高，法令堆积在几案和阁架上。狡黠的胥吏和老练的官吏，终身埋头于簿书之间，尚且不能完全认识千般机关、万种陷阱，却诬陷百姓，把他们送入死地。凶悍的大臣、残酷的官吏捋着胡须拍击案几【《汉书》载，朱博任琅邪太守时，属曹的官吏都称病卧床；朱博捋须击几说：‘看齐地小儿想把这种行为当作风俗吗？’于是把那些称病官吏全部赶走，他们蒙着白巾跑出府门，郡中大为震惊】，随意斩杀击断，专擅决断而不请示，成排的人低头受刑，鲜血流满道路【韩弘斩杀刘锷部下三百人，鲜血流满道路】。百姓举步便踏入陷阱，侧身便坠入河海，只求穿破衣、吃粗食，不再为终日生活谋划。当时的君主安然自以为拥有防范百姓的工具，高看自己胜过前代；然而法令一出，奸邪便产生，命令一下，欺诈便兴起，奸恶无穷无尽，而斧钺刑罚也不足以制止；凶暴的威势和毒害像火焰一样蔓延，腥秽之名传到上天，上帝震怒，重重降下灾祸疾病，也不能使这种统治长久。只有我太祖皇帝全部承受并统治四方华夏，用宽厚代替残虐，临朝叹息，想要涤除苛酷法令，使乱世拨正归治；于是深切诏令通达明理、平和宽恕的人，以经义辅导他们，以人情裁断他们。成书颁布时，前列纲目，后列凡例，清楚而统一；用四卷的简要法令驾驭亿万百姓的复杂事务。风俗醇厚，禁令宽疏，百姓安居乐业，不敢以自身去试探法律，渐渐达到了监狱空虚、刑罚废置的治理境界。过去制定的法令越多，犯法的人也越多；如今制定的法令越少，犯法的人也越少。过去防范百姓一天比一天严厉，百姓却一天比一天轻慢；如今防范百姓宽松，百姓反而一天比一天谨慎。过去官吏低头埋首于朱笔墨迹之中仍然忙不过来；如今官吏从容地批示同意，时间还绰绰有余。由此可知，治理国家的道理，确实在这里而不在于前一种做法。深厚的仁德恩泽，能够开启后代的福祚，百姓对宋朝的拥戴将永远没有穷尽。后世即使有人有所创作，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世间议论的人有的说，太祖的法令以威势压服爱护为主。臣私下认为，圣人使用刑罚，正如医生使用药物：病刚开始痊愈时，药石不能一下子去掉，必须等元气稍有胜过病邪，药石才逐渐减少；元气完全恢复，药石才全部弃置。太祖把百姓从水火中救出，正如疾病刚开始平复，所以对于前代刑罚，仍保留千分之一百。到了后世圣人的教化更加明白，刑罚便更加轻。庆历、嘉祐以来，鞭笞刑罚不施加于士大夫，实在是推究太祖好生之德的结果，谁能说他还以威势为主呢？臣担心后世有关官吏不能察知太祖制定法令的根源，所以谨慎地再次把这些列在末尾，用来告知后来的人。臣谨记。代宰臣史浩等恭敬地题写在御制《秋日幸秘书省近体诗》下方【淳熙六年九月十二日，皇帝车驾到秘书省，赐宴。第二天，宫中拿出近体诗一首赐给群臣，宰相以下都进献诗作；吕祖谦进献和诗一首，以及代宰臣恭敬题写在御制诗下方的文字，又代宰臣写了谢表】这一月，因为皇帝临幸秘书省的思绪，转任朝散郎。臣等仰思皇帝陛下日夜操劳于万般细务，亲自成就伟大事业；对于雕琢夸饰、浮华虚伪的风气，抑制它、贬黜它；对于园林池苑、宴饮游乐的供奉，减少它、免除它。居处不合根本的，实在不亲近；行动不合礼法义理的，一概不举行。顾念这三馆，正是储藏经典训诫、长养英俊人才的地方。自绍兴年间皇帝清道驾临这里，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皇帝思考着树立伟大常道的典范，以增添圣明事业的光彩。九月辛酉朔日，诏令有关官署戒备并确定日期；十二日壬申，皇帝到秘书省接受朝见，从右文殿移驾到秘阁，展示光尧太上皇帝【即高宗】的宝贵墨迹给群臣看。随后又修治太平兴国年间的旧例，在右文殿设宴，酒过五行便停止。第二天癸酉，宫中拿出御制诗赐给臣史浩等人。诗文光明回旋、深邃有光，与图书相映成辉，宏大深厚，可与《雅》《颂》相媲美。臣等下拜接受，与人一同斋戒沐浴，铺陈阐释皇帝的旨意。古时候圣人凭借开启万物的智慧，建立常经、陈列纲纪，贯通于万世。只有有道的君主能够鉴察世间的盛衰，于是取法前代形成典章，建立一代之法，这叫作稽考古制。文治武功并用，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只有尊崇经学、兴盛艺文、褒扬表彰儒学，才能彰明大义，驯服强暴，使人人都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广泛成就伟大功业，这叫作崇尚文治。国家的轻重取决于人才，士气是放纵还是受拘束、应当信任还是压抑，世人一定会加以观察。只有虚心忘势，群臣才会像车辐聚向车毂一样纷纷进献意见，舒展四肢，乐意竭尽自己的心力，这就叫作礼贤下士。伟大啊，皇帝的言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盛德盛业，正是由此而来；这当然不是舞文弄墨的文人所能私自拿来作为荣观的。臣冒死请求把这些话刻在美玉上，传给亿万年后，与日月和银河一同永远流传。皇帝下诏说：“可以。”臣谨慎地把这些话题写在御制诗下方，用来向宫中显示皇帝内在的德意和志向所趋。《白鹿洞书院记》【淳熙五年，朱熹因史浩推荐，授任南康军知军，寻访白鹿洞书院遗址，上奏请求恢复旧制，制定为学规条，让人遵守】

译淳熙六年，南康军秋雨失时，高地和低地的田都受到灾害。郡守新安人朱侯朱熹巡视池塘堤坝，向东经过庐山，找到了白鹿洞书院的废址。他感慨地回头对属官说：“这里大概是唐代李渤隐居的地方，也是太宗皇帝派驿使送来九部经书，让学生在此学习的地方。”书院创建于南唐，事情本身并不深远显著。太宗在刚刚扫清天下、事务繁忙得无暇自给的时候，还奖励劝导、封植学校，唯恐来不及，其规模和远见是很大的。中兴以来五十年，被敌寇毁坏的佛寺道观，斧斤砍伐重建的声音到处可闻，各地都恢复了原状。唯独这里被弃置在丛生的荆棘荒草中，经过的人无不叹息，难道不是我们儒者的耻辱吗？本郡虽然贫困，难道就不能建造几间屋舍，对上宣扬本朝崇尚、建立人文教化的大旨，对下接续先贤的声教于将来吗？于是委托军学教授杨大灋、星子县令王仲杰主持此事，又写信命我记述它的建成。我私下曾听诸位前辈说：宋朝初年，百姓刚刚脱离五代兵锋箭镞的灾难，求学的人还很少。天下渐渐趋向太平，文风日益兴盛，儒学前辈往往依傍山林，选择闲静空旷之处讲学授徒，听讲的学生多达几十、几百人。嵩阳、岳麓、睢阳以及这座书院，是其中最著名的，天下所说的四大书院就是它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祖宗尊崇并优待儒术，分给书院官田，颁赐诏书，规定禄秩，赐予匾额，所给予的宠遇十分完备。当时士人都崇尚质朴真实，鄙视新奇，重视实行仁义而不轻薄，遵守传统训诫而不穿凿。虽然对学问的源流、道统和纲纪或许还没有深入探究，然而他们甘心接受中和之道，像白米接受舂治一样，已经有了进德的基础。庆历、嘉祐年间，豪杰纷纷出现，讲求治理更加精密。到了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互倡导、阐明正学，三代以及孔子、孟子的教化，其始终和条理才在这里可以考见。熙宁初年，明道先生在朝廷，提出学校制度、教育培养、考核察举和宾兴人才的办法，纲目条文十分详备。不幸王氏之学正在兴起，这些建议于是被搁置。有志之士对此没有不叹息的。建炎重新建立政权时，典章法度和文教制度逐渐远离旧日风貌；关中、洛阳一带的学术绪论，才从被毁弃剪灭的余波中稍稍出现。后来的年轻人骤然听到这些言论，却不知道亲近老师、结交朋友来讲求真正用力的方法，越级凌节，忽视近处而羡慕远方，还没有窥见程氏、张氏学术的门庭，就先染上了王氏自以为贤圣的弊病。这样一来，白鹿洞所传习、所倡导的道理，或许就少有人了。那么，恢复书院难道只是随便说说吗？本地士人应当共同向先儒淳厚坚定、诚实笃实的遗风行礼，遵循《大学》所说剖析经文、辨明志向的初步教导，由博大归于简约，由卑下达到高明，以此报答并发扬熙陵开导启迪的功业。太宗皇帝乐于培育人才的伟大德行【太宗葬于永熙陵】，在贤明郡守劝导学习这件事上，也就没有辜负了。至于考察地方志、记载人物，也是拥有土地、治理地方的人应当谨慎办理的事情。像李渤留下的遗迹，本来更不能省略。朱侯办理这件事，顾惜百姓劳作和赋役，所以工程规模已经缩小，大约削减了旧制的十分之七八；力量虽不足，心意却有余。兴建和废弃的始末，郭祥正已经记载得很完备，这里都不再写了。陆九渊【字子静，考中进士，出自吕祖谦门下，官至荆门军知军。曾经与朱熹在鹅湖进行论辩，学说多有不合。后来朱熹任南康守，陆九渊前去拜访，朱熹与他一同到白鹿洞，陆九渊为众人讲解《孟子》中君子、小人以义利为喻的一章，听讲的人感动落泪。朱熹认为这切中了学者隐蔽而深重的弊病，授陆九渊为将作监丞。陆九渊居于象山，学者称他为象山先生】

译《送宜黄何尉序》百姓非常喜欢他们的县尉，却非常不喜欢他们的县令；吏员非常喜欢他们的县令，却非常不喜欢他们的县尉。由此可见县令和县尉的贤能或不肖并不难判断。县尉因此与县令不和，县令也因此与县尉不和。由此可见县令和县尉谁曲谁直，也不难判断。东阳人何坦任宜黄县尉，与他的县令臧氏子不相友善。他们二人的贤能、不肖、曲直，大概是不难判断的。两人的争执闹到有关官署，有关官署没有在其中分辨黑白，竟然把二人一同罢免。县中百姓说，臧氏的罪过不只是被罢免，还庆幸他离去；又说何坦本不该被罢免，却惋惜他离开。臧氏贪婪而且富有，自知得罪了百姓，正好迅速回家。何坦清廉而贫穷，没有东西资助自己的行装。县中士人和百姓哀怜他的困窘，替他收拾行囊来为他饯行；思念他的贤能，又为他写歌作诗来送别。何坦这次回去也是荣耀的。比干被剖心，恶来却掌握政权；伍子胥被装入鸱夷，宰嚭却谋划国事。爵禄和刑罚错乱地施加，德行和功业颠倒地树立，这样的事情在书传中屡屡可见。如今有关官署用来处理臧氏与何坦贤能、不肖、曲直的办法，虽然还没有符合人心，但与那些刑赏错乱、德业颠倒的事情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何况百姓之心和士人之论这样盛大地加以安慰、荐举和扶持呢？何君还有什么可遗憾的？鲁国士师有柳下惠，楚国令尹有子文，他们平理讼狱、治理政事的善行，应当多得无法记载。在三次被贬、三次被罢免之间，其中的是非曲直多得很。然而《论语》《孟子》所称许的，只在于被遗弃而不怨恨，处于困厄穷困而不忧愁，做官时脸上没有喜色，被罢免时脸上没有怒色。何况如今的天子圣明，光照正道，光辉日益更新；大臣像德星一样驾驭阴气、辅佐阳气，以退却灾祥不明的阴云。一个下属县的县尉，竭尽力量保卫自己的百姓，因此触犯了贪墨的县令；恰好因为吏员的文书，县尉与县令一同被罢免。这难道只是终身被遗弃、陷于困厄而已吗？何君还有什么可遗憾的？虽然如此，何君受到如此盛大的赞誉和安慰，实在是臧氏之子造成的。何君的心志、何君的学问，难道就这样算完了吗？何君这次行动也很勇敢。如果确实能把这种勇气用来立志于道、进学求知，就一定能居住在宽广的仁德之中，站立在正确的位置，行走在大道上，使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就是我对何君的期望。否则，何君固然没有遗憾，我却将要对何君感到遗憾了。《刘晏知取予论》【《新唐书》赞语说：刘晏依据平准法，经营山海资源，排抑商贾，调节万物价格，常常掌握天下的盈余资财来帮助军费开支。几十年间，他征收兵役赋敛而不使百姓受到损害，国家费用却很充足。唐朝中途衰败而又振兴，刘晏是有功劳的。可以说他懂得取财和给予的道理】天下的事情，不能两全。懂得其中道理的人，才能使两方面都得到。取用和给予的道理，正是事情不能两全的情形。百姓有余而国家取用，国家有余而给予百姓，这是人人都能懂得的。至于国家匮乏，正需要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来救济百姓的困苦；又正需要国家给予百姓来使他们复苏。在这种时候，是顾念国家的匮乏而取用吗？必须不顾惜百姓，然后才可以这样做；是顾念百姓的困苦而给予吗？必须不顾惜国家，然后才可以这样做。事情不能两全，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假如始终不能两全，那么最终两方面都得不到。所以取予的道理不能说是容易懂得的。取财而伤害百姓，不是真懂得取财；给予而损伤国家，不是真懂得给予。掌握开合、收放、聚散的权力，总揽多少、盈缩的数目，振兴弊政、举起废弛之事，调剂有余、补充空虚，从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寻求办法，从人们没有想到的地方筹划；取财而不伤害百姓，给予而不损害国家，难道是人人都能懂得的吗？必须有这样的才干，然后才能懂得这个道理。除了唐代的刘晏，我还能同谁一道呢？史官以懂得取予来称许他，真是懂得刘晏的人啊！人们所忧虑的取予困难，不是只有一处不足的困难，而是处处都不足的困难。下面有余，向下面取用，是可以的；但下面正不足，又怎么能向它取用呢？上面有余，给予下面，是可以的；但上面正不足，又怎么能给予呢？天下已经有上下都不足的弊病，难道真有上下都不足的道理吗？我听说：河流枯竭了，山谷便充盈；丘陵夷平了，深渊便充实。天下大概从来没有真正处处都不足。正当上面不足时，不必向下面求取；能够使上面充足的东西，本来就存在于上面。下面不足时，也不必向上面求取；能够使下面充足的东西，本来就存在于下面。如果运输的利弊不明白，就会使费用超过舟车劳役的开支；储藏的利弊不清楚，国家就会困于腐烂蛀蚀的弊病。物资苦于道路遥远，便会寻找办法，把一尺一斛的运输变成一斗的运输；官吏污浊、法令败坏，便会损公肥私。私人富足而公家空虚，这就是所谓不必向下面求取的情况。富商趁人急需而抬高利息，豪民乘贫弱困乏而兼并土地，贪婪的胥吏依傍公家而侵吞掠夺；绳瓮制度没有建立而土地连成阡陌的现象，仍没有停止。百姓连糟糠都吃不饱，而有余粮肉食的人还在争相奢侈，这就是所谓不必向上面求取的情况。由此说来，盈余和不足的数目可以看见，取予的道理也可以懂得。然而习惯于常规的人，改变它就会惊骇；对私人有利的事，夺去它就会引发争斗。党羽众多、势力深厚，就会抵拒而难以战胜；谋划深沉、计策隐秘，就诡诈秘密而难以察知。图谋利益，危害反而更加繁多；想使事务趋于简省，费用却更加广大。由此可见，天下的人才确实不容易得到，取予的道理也确实不容易懂得。支撑左边而使右边弯曲，凡是射箭的人都知道。至于在百步之外射中毫毛，左右前后只跟随靶心，知道这种技艺的只有后羿罢了。拿缰绳、执马鞭，凡是驾车的人都知道。至于使六匹马奔驰千里之外，回旋曲折都随心所欲，知道这种技艺的只有造父罢了。国家不足而取财，百姓不足而给予，人人都能懂得；至于取财而不伤害百姓、给予而不损害国家，知道这种方法的只有刘晏罢了。利弊都载在元载的书中，转运漕粮的办法说得很详细；鼓吹仪仗从东渭桥出发，转运漕粮的功绩也显著了。补任选拔十分精当【代宗时，大战之后，京城米价一斗千钱，宫廷膳食都不能兼备。当时京畿农民捆扎谷穗来运输，刘晏亲自巡视，使船从淮水、泗水出发，到达汴水进入黄河，考察三门的遗迹，疏浚河道成为通济渠。但他担心有人牵制，便写信给元载，详细说明利弊各四条；元载把漕运之事完全交给他。每年漕粮运到，天子非常高兴，派卫士带着鼓吹到东渭桥迎接，并派使者驰马慰劳说：‘爱卿就是我的萧何啊’】，有人托请干预的，宁可给他俸禄供养，因此催督办理能够依靠，事情便成功了。

译教令发布得很严明【刘晏分置各道租庸使，选拔台阁中的士人专门负责，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催促督办、依靠他们办理，所以能够成功。即使有权贵托请，想借职务谋求仕进，刘晏也给他们优厚的俸禄供养，却从不让他们亲自办理事务，因此人人都勉励尽职】，相隔数千里也如同就在眼前，哪怕皱眉呻吟、谈笑嬉戏，也不敢隐瞒【刘晏所任用的人虽然远在数千里之外，却像面对他本人一样奉行教令，皱眉呻吟、谈笑嬉戏都不敢隐瞒】。盐法比第五琦制定的更加严密，各地没有遗漏收入；铸钱事业在淮楚之间兴起，钱财有余【第五琦开始实行盐的专卖，刘晏接替后使盐法更加严密，利益没有遗漏，每年收入缗钱一千二百万。刘晏又在淮楚之间收购铜、换取柴薪，每年铸造缗钱十余万】。他用来取财的办法，难道全都从百姓那里来吗？正因为如此，取财却不伤害百姓。刘晏在各道巡院都招募善于奔驰传递的人，设置相望的驿站；四方货物价格的涨落以及其他利害，即使相隔很远，几天之内也能知道。赈济救援得以实行，豪强富户不能乘机利用小民的困厄【每当州县有灾荒歉收，刘晏先命令免除某项物品，贷给某户钱粮，百姓还没有陷入困境，奏报就已经实行】。出纳账目一概由选拔出的士人审核，官吏便没有地方施展诡计；督办漕运、主管驿站，都由专门选出的官员负责，百姓因此能够歇一歇肩上的负担。无名目的额外征敛虽然停止了，盐的专卖却确实实行；米粮的赈济虽然发出，杂货却能够流入。他用来给予的办法，难道全都从国家上面拿出吗？正因为如此，给予百姓而国家并不匮乏。唉！残破创伤尚未恢复，面对敌人的铠甲还没有解下；饥荒瘟疫之后，供应军队的需要还没有停止。皇帝正日夜忧劳，百姓又喧嚣不安，而刘晏在其中奔走惶忙，深思密谋，调剂盈余、弥补空缺，使国家不增加徭役而民力得到宽舒，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费用充足。若不是懂得取予的道理、精通取予的方法，谁能成功呢？至于搜刮细碎税目，像簸箕一样聚敛，剥百姓的皮、捶百姓的骨髓，使疲惫的民力在难以成功的漕运渠道上承受运输之功；舍弃官吏欺骗，却向已经缴纳的百姓追讨拖欠的租税；竭尽下面来增益上面，使百姓困苦来取悦君主。这些正是韦坚、王鉷、杨国忠之流，毫无廉耻、败坏国家，却甘心处在刘晏之下，人人都对此愤恨。至于空谈仁义、述说礼乐，只满足于古人的文章而不具备古人的实际，大话夸说却不适合实用；像裴光庭的暴虐、宇文融的凶恶，却不能承担国家用度不足的责任【韦坚、王鉷、杨国忠、裴光庭、宇文融，都是唐明皇时靠聚敛财货而进用的人】。房琯知道厌恶第五琦，却不能回答‘财物从哪里取得’的质问【第五琦谈论财利，得到肃宗宠幸，任江淮租庸使。房琯进谏，皇帝说：‘六军的命运正危急，没有财物军队就会散掉；你可以厌恶第五琦，但财物从哪里取得呢？’】房琯不能回答。这样的人的确是不懂尧舜、孔孟的学问，虽然自处时并不认为自己在刘晏之下，天下人却都嘲笑他们。那些甘心处在下位的像韦坚等人，那些想要居于上位的像房琯等人；那么，懂得取予的人，除了刘晏还能是谁呢？然而，如果用圣人的道来评论，用君子的智慧来照察，那么韦坚、王鉷、杨国忠虽然是刘晏所不做的，愚意恐怕他们有时仍会同属一类；房琯、裴光庭虽然不足以诋毁刘晏，愚意却恐怕刘晏也不免有可被诋毁之处。为什么呢？刘晏治理财赋出于才能，而不出于学问；根本在权术，而不在道。出于才干而根植于权术，是世俗君主的忠臣，却是圣明君主的罪人。上面有道德准则可以遵循，又把具体事务交给有关官吏去办，这样是可以的；如果君主一高兴就宠信尊崇他，很少有不造成弊害的。《易经》关于理财的道理，《周官》关于制定国家用度的制度，孟子关于端正田地疆界的主张，它们取财不伤民、给予不伤国，未尝不与刘晏相同；但它们又有纲目条文和法度，使官吏有所遵守，百姓有所依赖，造成天下最大的利益，同时使人知道有义而不知道有利。这一点就与刘晏不同。所以说：出于才而不出于学，根植于术而不根植于道。刘晏治理财赋，还没有超过管仲、商鞅、仲尼的门墙。五尺高的童子都以称说管仲、商鞅为羞，也知道曾西不愿意那样做、孟子不愿意那样做。至于商君，后世笃定地评论说，使秦国成为帝国的是商君，灭亡秦国的也是商君。如今刘晏所做的事情，如茶叶、橘子和珍贵贡品，常常位居各府重要官员、显贵使者之首，许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畏惧权贵，便向他们禀报、屈从；又堵住议论者的嘴，用利益去诱使他们。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这有什么好处呢？假如他没有死于杨炎的排挤，那么他污损自身、败坏国家的事情将不止这些【刘晏虽然廉洁节俭、自我操守谨严，但任职时间很久，权势压过宰相，重要官员和显贵使者多出自他的门下。茶叶、橘子和珍贵贡品先经他的渠道进贡，他又把财物送给四方名士；凡是有口才、能议论的人，大多用利益诱使他们，使他们不能有所讥刺。因而议论者常说刘晏专擅。起初杨炎任吏部侍郎，刘晏任尚书，二人意气强盛，互不相让。等杨炎执政后，怀着旧怨罗织刘晏的罪名，赐令他自尽】。没有人不因杨炎排挤刘晏而替他惋惜，只有我认为这是刘晏的幸运。所以说：用圣人的道评论，用君子的智慧照察，大概仍不免有可诋毁之处，也未必不同于韦坚、王鉷、杨国忠等同属一类。即便如此，人才难得，已经很久了。如果不以尧舜为准绳考察道，不从孔孟那里窥见学问，就不要徒然说些夸大的话，轻率地议论他，这才可以。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气超群，喜欢谈论军事，发表议论意气风发，多次上书谈论国家大计，却没有被任用；又因牵连案件多次遭遇大狱，因而更加激励自己读书。光宗朝廷对策时，皇帝亲笔擢升他为第一，授任佥书建康府判官，去世后谥号文毅】

译《送徐子才赴富阳序》汉代的制度常常把举荐的循吏选拔为公卿，所以郡县被称道为治理有方；可是这些人在朝廷任职时，往往又多不称职。在郡县任职时，难道国家本来就有更大的体制，而治理国家的方法果真不能用治理官吏的方法来办理吗？庞士元、蒋公琰【蒋琬，字】不屑于治理郡县，却在谋划国事方面获得了称誉。当时人认为他们不是治理百里之地的才干，即使诸葛孔明的看法也是如此。这样说来，治理官吏的方法难道还有超出治理国家方法之外的吗？我从十八九岁起就有机会跟随故老乡人交游，故老乡人没有一个了解我；可是陈圣嘉、应仲寔、徐子才三人唯独认为我还可以。圣嘉待人交往的态度、仲寔自处的方式、子才卓然独立的品格，都是我希望学习的。后来我与一世的豪杰共同讨论天下人物，而这三个人却常常不能忘怀，并不只是由于旧日交情而已。子才又是其中高明奇伟的人，稍稍施展才干就有声誉，诸位公卿都争相了解他。他如果能在京城附近得到一个县任职，大概哪里足以施展他游刃有余的才能呢？然而士人如果在一个县中便自满自夸、奋然自得，并不是才力有余，而是本领已经穷尽于此了。若置之不再讨论，那么志向浮泛而超过实际，便不足以取法。事情来到面前，就竭尽我的心力去做；事情办完以后，心中不留下吝惜和牵挂的意思。处在小事之中却存有大体，处理大事又不遗漏小节，这就是无论身处何地，才力常常都有余裕的原因。治理国家的方法和治理官吏的方法，难道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吗？如今天下的郡县本来就难以治理，而京城附近的县尤其不容易治理。那些没有名目、难以办理的费用，如果巧立名目向百姓收取，究竟要欺骗谁呢？如果倚仗公家的名义强行搜取，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呢？况且上面的人常常不肯自己承担责任，却责令我办理；百姓一有怨言，他们又把罪责推给我，好像这件事与他们毫无关系。子才对此应当怎样处置呢？楚汉相争于荥阳、成皋之间时，萧何甚至派遣没有成丁的老弱者全部到军中去，这可以说是毫无办法了。然而汉高帝却称赞他有镇守国家、安抚百姓的功劳，这究竟该怎样解释呢？平时替百姓考虑得十分周全，临时发生的紧急需要，也只是为了百姓打算罢了。若从来没有替百姓考虑过，只是一味推行政令来追求办成事情，那么百姓胸口不被刀刃所伤，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假如说“我不忍心让百姓落到这种地步”，有的人便高高地置身事外逃避，有的人闭目摇头，听任事情自行发生、自行停止，只是借此助长那些一味追求办事者的声势，那么他们的罪过也是相等的。这就是古代君子总是在不可治理之处尽心竭力的原因。子羔任费邑宰，孔子责备子路，是担心他年少，尚不能胜任政事。子路却认为：“那里有百姓，有社稷，何必一定要读书以后才算学习呢？” 这就是后世英雄豪杰能够有所因循取法的地方。遇到事情便增长智慧，诸位儒者常常只能瞠目望其后。而孔子平日教诲“中人以上”的话，难道是用来施加于子羔身上的吗？那只不过是用口才应付人罢了。通过体察治理官吏方法的曲折，进而得到治理国家的大体，我唯独对您子才寄予希望。如果能使我从此经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那么就不必等到年终以后再来讨论了。

译论传注 从前孔子到周地去，观览上古帝王的典籍，大概没有什么不看的。包牺氏、神农氏、黄帝氏开创天地、建立人类以来，最为宏大的制度，本来已经成为历代帝王不可废弃的准则；至于风俗崇尚质朴，法度崇尚简约也是如此。所以那些书虽然不能全部保存，但保存其中大的原则就可以了，《易》中所载的十三卦，就是圣人所保存的内容。至于《易》这部书，则天地古今的变化都完备地记载在其中。帝王开始顺应时势制定制度，可以作为万世的法程；历代帝王治理世变的纲纪，从此更加详备。所以把这些裁定编成书，三代制度损益变化的情况，后世圣人将有所考察。夏、商的典籍，杞、宋两国留下的材料又特别不足以作为证据，于是才确定整理《周礼》。又考察周王室风俗的盛衰，以及各诸侯国分合变化的情形，删定编成《诗》。对于周代的事情，可以说记载得很详尽了。又选取历代圣人宣扬天地和谐之气的内容，编列为《乐》书。又因感伤《春秋》时代的变化，终于不能再按原有制度治理。齐威王、晋文公称霸，首先改变了三代的旧制，天地之间最大的常理从此废弃了。圣人用来贯通百代变化的道理，全都著录在《春秋》中。六经撰成以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始终，就可以考察了。这就是圣人的志意，而王仲淹确实懂得这一点。九师三传，以及齐、韩、毛、郑，大戴、小戴，还有伏生、孔安国一类的人，对于六经的文字，穷年累月地研习，毫不遗余力。师友之间相互传授，考订是非，不凭个人胸臆妄断。然而圣人作经的大原则和禁戒，却不是这几位所能完全了解的。如果天下没有豪杰特出的士人，那么世上谈论经书的人，哪里能够超出这几位之外呢？能够超出这几位之外的人，若只是任凭胸臆、轻侮圣人言论，也是不行的。他们的学说有源有流，经历了盛衰变化，汇合前后世的智慧，但对于圣人的大旨仍然有所遗漏。把天下的学问纳入规矩之中，我还没有见过舍弃注疏而突然就能使自己的心术有所归止的人。当汉、唐盛世之时，学者都敦厚朴实，不做浮躁轻薄浅陋的行为。他们的学术源流是有来由的。宋朝祖宗初年，不认为文章文字的卑陋是应当改变的，而认为人心没有归宿、没有止境才是值得忧虑的。因此天下士人只知道诵读先儒的学说，把它作为依据，却不知道自己的文章鄙陋。这样一来，敦厚朴实的风气往往有时超过汉、唐盛世。后来景祐、庆历年间，欧阳公首先改变五代卑陋的文风，奋然抱有独自承继遗经、探究其始终的志向，但始终不敢舍弃先儒之说，仍然恳切地致力于阐明正义，大概是因为它的源流还没有远离。嘉祐以后，文章日益兴盛，而这种风气稍稍衰退了。发展到熙宁、元丰年间崇尚一同，尚且还不如今天这样放纵心意、肆意妄为，轻侮玩弄圣人言论。圣人作经的大原则和禁戒，不是豪杰特立之士不能了解；至于细微详尽、曲折复杂之处，注疏也已经解释得很详细了。究竟看到了什么，竟然忽略它的源流而不加讨论呢？难怪人心一天比一天偷薄，风俗一天比一天浅薄。然而考察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未曾专门立法禁止。天下学者如果知道以注疏为重，那么人心的向背，终究只取决于上面的人怎样做罢了。把果实摘取在尚未成熟时，与等到成熟以后再摘取，只相差十天，味道却相去很远。将要使天下学者的心术敦厚，却先开启他们纷纷争论的端绪，这又是您执事者应当考虑的事。只能共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共同谋划开端，这难道是忠厚人的言论吗？为什么不也想想应当怎样先行引导呢？叶适【字正则，永嘉人，考中进士第二名，官至宝文阁学士。叶适志向意气慷慨，向来以经世济民自负。朱熹被林栗弹劾时，叶适上疏为他争辩，言辞尤其恳切。死后追赠光禄大夫，谥号忠定】上给宁宗皇帝的札子【宁宗朝，叶适起用为湖南转运判官，升任泉州知州，被召入朝廷应对，于是上了这篇奏书，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臣听说，要判断国家盛衰的征兆，必定要以人才的聚合或离散作为验证。从前周文王、周武王亲自招致众多士人，使他们兴起而任用，顺应上天的命令，因而最为长久。召康公跟随成王赋咏《卷阿》诗，谈到求取贤才、任用吉士；其中寄托兴盛之意深沉，防范之意丰厚而长远，并不是只加以赞美，而是同时有所警戒。诗中说：“众多贤德之士盛盛然，只有君子才任用他们，使他们亲近天子。”又说：“众多善人盛盛然，只有君子才任命他们，使他们亲近百姓。”在上能亲近天子，在下能亲近百姓，不把触犯抗拒当作能耐，而把顺从和悦视为所得，这其中难道有谄媚委曲的意思吗？因为忠信诚实，完全以公事为重而忘却私家，只把国家的祸福作为自己的忧乐，不以个人的是非来较量胜负，所以能够在上得到君主的信任，在下受到百姓的爱戴。大概人才聚合一心的时候，太平和谐达到极盛的治理，效果就是这样，并非后世所能相比。从前陛下刚继承大统时，臣身列百官，偶然遇到进殿应对，常常不能自已，曾私下申述、阐发《卷阿》的意旨，献给陛下：上天开启明圣的德性，使您的心意开阔、思虑宏远；每天更新自己，消除磨灭党派偏见，秉持中正之道，人才大概就可以重新聚合，和平局面也可以逐渐实现。臣遭受灾病，身体羸弱残损，亲眼看见这些事情，感慨叹息不能自胜。臣听说，治理国家以和谐为根本，处理事情以公平为最高境界。和谐就像厨师调味，目的在于养护口味，而不让酸、咸、甜、苦彼此争胜。如果仍然有酸咸甘苦互相争执，就不能称为和谐。公平就像工匠制作器物，目的在于实用，而不受痕迹、节目的牵累。如果仍然被痕迹、节目所牵累，就不能称为公平。所以善于调味的人，必定使各种味道不能各自固守自己的味道；善于制作器物的人，必定能消除各种不平，使它们都发挥公平的作用。臣下谁没有私心，只有英明的君主能够使他们忘掉私心。仁宗初年，曾经有过党争；到至和、嘉祐年间，从前被废弃的人都重新得到洗刷和任用，不分彼此，不问新旧，人才重新聚合，于是成为本朝的盛世。臣长期患病，衰弱已久，已经断绝了求取荣宠的希望；臣区区的愚见，只希望君主防止私心、以国家为重，铭记过去，谋求将来的报效，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毫不懈怠、竭尽全力。职责所系，就全部施展才智；职分所守，就竭尽忠诚敬意，不偏私自身而迁就自己，而是与国家公事相互以先后为重。这样，下能懂得和平的真实含义，上能享受和平的真实福祉；远则追法周文王、周武王，近则效法宋仁宗，也就无愧于《卷阿》诗的意旨了。陛下或许能够采纳。财政论上

译治理财政和聚敛钱财是不同的。如今所谓治理财政，不过是聚敛钱财罢了。不只是今天谈治理财政的人如此，自从周朝衰落以后，治理财政的意义就失传了，人们认为从百姓那里取得钱财来供皇上使用，所以称为治理财政。其中做得较好的人，不过是巧妙地取财而百姓不知道，国家有余而百姓不困，这样就算治理财政罢了。因此君子躲避治理财政的名声，小人却掌握治理财政的权力。君子不了解治理财政的真正意义，只空有仁义的意愿，认为一旦治理财政就必然要取财，所以躲避它而不去做。小人没有仁义之心，却有聚敛钱财的本领，即使并不是要把财物据为己有，也总以取得越多越高兴。因此他们承担这种职务而不推辞，掌握权力而不放手。上面的人又认为君子不能办事，所以把天下的大计交给小人。即使明明知道小人背负天下的不义，也没有人怜悯百姓，认为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而不加怀疑。唉！如果君子躲避治理财政的名声，小人掌握治理财政的权力，而上面任用小人也心安理得，那么百姓所受的祸害、国家所受的毁谤，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聚集天下百姓，就不可以没有衣食的供给。有时这里有而那里没有，有时这里多而那里少，有时不寻求便隐藏不见，有时没有节制便散失而无法收回，有时消耗剥夺而侵损防备，有时稍稍耗尽便无法继续，有时财源虽然存在却没有疏浚引导的方法，于是流通便阻塞而不能运行。所以，能够把天下的财物同天下人共同治理的，是大禹、周公。古代没有不善于治理财政而成为圣明君主、贤能臣子的。这样做，君主所需的用度本来已经充足而不会匮乏了。后世的说法却认为小人善于治理财政，而圣贤不肯谋利。圣贤确实不谋利；可是上下供给不足，圣贤又不知道怎样疏通，只说“我不肯这样做”，这难道就是让小人去做而无人怀疑的原因吗？熙宁年间，执政大臣仰慕周公治理财政，设置市易司，夺取商人的利润，把债务分派给天下百姓，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说：“这就是周公泉府的法令。”天下自称君子的人又跟着争辩说：“这不是周公的法令，周公不谋利。”那人又替自己解释说：“这正是真正的周公法令，圣人的意旨见于六经，而后世人不足以了解。”以此嘲笑那些与他争辩的人。然而这种法令实行以后，天下最终因此遭受大害。所以今天的君子真的认为圣贤不治理财政，谈治理财政的人一定只有小人才能做。泉府的法令，是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而不能供百姓使用的货物，用它的价格买进；让他们赊购 祭祀、丧葬等事，都有一定的数额，并以国家规定的服役期限作为利息。像这样，真的是周公所实行的吗？为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天下百姓号称齐民，还没有特别富有的人。开合、收散、轻重的权力，全都出自君上；把田地平均分配给百姓让他们耕种，修筑房屋让他们居住，衣食所需没有不全部置办的。然而祭祀、丧葬仍有不足，必须从通常数额之外取得。像这样，如果周公不给他们，那么谁来给他们呢？如果将要因为没有东西充足其用度而给他们，那么百姓就会一切仰赖君上，而且这项费用没有名目，所以让他们赊取、借贷，使他们按日数偿还，并把他们所服的役作为利息。再说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而不能供百姓使用的货物，百姓在这方面有所不足，而君上却不收取它们，就是不仁。那么，这两种法令除了周公，还有谁会制定呢？大概三代本来就实行过它。如今天下百姓很久以来就不再整齐平等，开合、收散、轻重的权力不再全都出自君上，而被富人、大商人分割占有，也不知已有几千几百年了，怎么能够突然夺取回来呢？憎恨他们为自己谋利，却想替国家谋利，可以吗？唉！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周公本来就不会实行这种法令。在几千年以后学习周公的法令，时代不同、情势不同，既不可实行；即使实行它，也本来不足以治理财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如果说周公不实行这种法令，并且认为圣贤之道不在于治理财政，这足以算是深知周公吗？况且即使周公实行它，本来也不是为了自己谋利；即使取百姓的财物，也不会造成损害，更何况把财物全部给他们呢？那么应该怎么办？君子躲避治理财政的名声，如果只把不谈利作为道义，坐看小人去做，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毫不感到奇怪，只等到后来皱着眉头议论，严厉地争辩。仁人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如今天下的财物，大概也可以略加计算。自黄帝、尧、舜以来，天下所拥有的财物，如今不知有多少没有被取用？秦、汉以后，从百姓那里创始征取，后世一天比一天增加，如今还有多少被丢弃而不加寻求？天下遗留下来的利益，天下人不知道、不能取得并加以使用的，还有多少？还是有君上尚未收取的财物吗？还是已经全部收取，再也无法增加了吗？既然有百姓才有君主，有君主才有国家，有君主和国家以后才有君主与国家的用度；并不是百姓不愿意把财物给君上，那么供给不足又该怎样解释呢？如今治理财政的人，究竟是在治理自己的财物，还是在替天下治理财物？有一个人有十个儿子，却关上大门，每天取用他的儿子而不考虑后果，这是要使他的父亲富有吗？还是因为爱护儿子，就一定要使他们同父亲共同生活、共同供养呢？还是说为了孝敬父母，本来就要把儿子全部困苦不堪吗？还是父亲本来就应当同儿子共享财物呢？这样看来，如今开合、收散、轻重的权力，以及财物有余不足的数目，完全可以用一句话作出判断了。为什么却把聚敛当作治理财政，而上至官吏、小人、君子，都认为不应治理财政，听任财源断绝、无法继续呢？像这样，凭什么称为君子呢？

译瑞安县重修县学记 从前刘君龟任瑞安县宰时，颇为修缮县学，记文说：“耗费钱币二百万，不能说少了。”没过多久，县学已经破败倾颓，屏障倒塌，台阶毁坏，栋梁需要支撑，摇摇欲坠，仿佛坐在漏水的船中。县里人把这当作极大的惭愧。前些年有人和我商量，想要自行修治它。我说：“算了，这是主管官府的职责，不是乡民敢于干预的。这难道是佛、老的房舍吗？又怎么可以集资修缮呢？”嘉定四年，黄君葵开始任县令时，家中财物没有多余一铢，叹息说：“我大概要放弃它了！”在学校任职的士人郑炎、陈观大力劝说并赞助道：“愿意尽力筹措费用，按照过去十四分之一的费用来修学，使它重新壮丽美好，像新建成的一样。”官吏的品类有三等：上等是以学问成就来做官吏；次等是本来从事吏职，再用学问来修饰自己；下等则是只要能当官吏，连修饰也不要。黄君刚到任，就修缮县学；看待一县的政务，没有比学校更优先的，这难道不是懂得以学问来做官吏吗？世人评论官吏也有三等：上等是学问有成而且能够教导别人；次等是虽不能教人，却能用政事养育百姓；下等则是不但不能养育百姓，反而像养猪喂兽那样扰害他们罢了。黄君懂得以学问为官吏，本来不会鄙视怠慢百姓；那么他的教导和养育，是否开始努力而使百姓进步了呢？世人常说：“官吏一定要设立学校来教导，而且养育人才是最紧要的事。” 却不知道官吏应当先自我教导、自我养育，怎么反而认为对百姓还有比这更紧要的事呢？他虽然知道以学问为官吏，但洞察事物的智慧浅薄，考察自身功业又不深入；主观上以为教导、养育百姓是厚待百姓，实际上却因教导、养育的方式不当而损害百姓，怎么能够努力进步呢？所以，明察、宽恕而且通达，是官吏自我教导的方法；节制廉洁、减少欲望，是官吏自我养育的方法。欲望少，百姓就有多余的力量；见识通达，百姓就有多余的情感。然后把自己修养的方法推广出去，也用来养育百姓；把自己受教的方法推广出去，也用来教导百姓。宽恕，是忠信礼义的风俗由此兴起的原因，也是学习之道由此彰明的原因。我已经赞许黄君首先重视学校，所以乐意把勉励他学习的话系缀在记文之后。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三目录 宋 蔡沉 《书经集传序》陈淳 《宗防楼记》真德秀 夏震特授武信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进封爵位，加食邑、食实封。皇伯师垂特授少保，仍任定江军节度使而致仕，封天水郡开国公，加食邑、食实封，命有关部门择日备礼，制作册命。赐宝谟阁直学士、朝议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黄度请求检视以前的奏章，准许他致仕，不准。诏令。赐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参知政事楼钥，太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宇文绍节，因辞免为皇太子讲授《春秋》至全篇，各特加转升一官，不准。诏令。赐通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参知政事楼钥，通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学士、正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宇文绍节，因辞免为皇太子讲授《三朝宝训》至全篇，各特加转升一官，不准。诏令。上殿奏札 庚午六月十五日论对奏札二 直前奏札 直前奏札 召任礼部侍郎上殿奏札 《大学衍义序》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三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命编纂注释 宋 蔡沉【字仲默，年轻时跟随朱熹交游，抛弃科举应试的学业，一心以圣贤为老师，隐居九峰。朱熹晚年想撰写《书集传》，还没有来得及写成，便把这件事托付给蔡沉】《书经集传序》庆元己未年冬天，先生文公命蔡沉撰写《书集传》。第二年，先生去世；又过了十年，才得以完成编纂，总共若干万字。唉！《书》哪里是容易谈论的呢？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大纲大法，都记载在这部书中；见识浅薄、学识不足的人，哪里足以完全发掘其中深奥的内容？况且生在几千年以后，却想讲明几千年以前的道理，也已经很难了。然而二帝三王的治理，本于道；二帝三王的道，本于心。能够得到他们的心，道和治理自然就可以谈论了。为什么呢？精心专一、执守中道，是尧、舜、禹相互传授的心法；建立中道、树立准则，是商汤、周武王相互传授的心法。称作德，称作仁，称作敬，称作诚，名称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无非都是用来 阐明这颗心的奥妙。说到天，是为了严肃对待这颗心的来源；说到民，是为了谨慎对待这颗心施行的方向。礼乐教化，是这颗心的发用；典章文物，是这颗心的显现。齐家、治国而使天下太平，是这颗心的推扩。心的德性，真是盛大啊！二帝三王，是保存了这颗心的人；夏桀、商纣，是丧失了这颗心的人。太甲、成王，是在困厄中保存了这颗心的人。心存则天下治理，心亡则天下混乱。治乱的区别，只看这颗心是否存在罢了。后世君主有志于达到二帝三王的治理，不可不寻求他们的道；有志于达到二帝三王的道，不可不寻求他们的心。寻求这颗心的要领，除了这部书还能凭什么呢？蔡沉自从接受朱熹传授、阅读这部书以来，深入玩味其中的义理，参考各家学说，融会贯通，才敢于折中取舍、斟酌文辞。深奥隐微的地方多半记述旧说；《尧典》《舜典》《禹谟》三篇，先生大概曾经亲自订正，手迹墨痕还很新。唉，真令人惋惜！《集传》本来就是先生所命作的，所以凡是引用老师的学说，不再特别标明。四代的典籍分为六卷。文章因时代而有差异，治理却以道为共同根本。圣人的心表现在书中，就像造化的奥妙显现在万物中一样，不精深研究就不能认识。这部传注对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心，虽然未必能够达到其深微之处；但对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典籍，依据这些训诂，也还可以得到它们大致的旨意。陈淳【字安卿，漳州龙溪人。跟随朱熹交游，求学更加用力，没有不读的书，没有不探究的事物。日积月累，义理融会贯通。因特奏恩授迪功郎，任泉州安溪主簿，尚未赴任便去世】

译《宗防楼记》古人的宗法是：嫡妻所生而被分封出去的儿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嫡系的作为大宗，继承祖父旁系的作为小宗。以始祖的后代为宗的，是百世不迁的大宗；以高祖的后代为宗的，是五世便迁的小宗。诸侯世代由嫡长子继承君位，从次序依次传下去，不能以先君为祢；从正嫡来看，都称为别子。有的异姓之人从其他诸侯国迁来，以及庶姓在本国兴起的人，也都称为别子。别子的后代如果成为卿大夫，就奉别子为始祖；别子的世代嫡系子孙常常继承别子的正统，主持始祖的祭祀，成为族人的宗主，称为大宗。即使超过五代，仍都为他服齐衰三月，这叫百世不迁之宗。别子的庶子又不能以别子为祢，于是让自己的世代嫡系后代继承自己，主持庶子的祭祀，成为兄弟们的宗主，称为小宗。旁推开来，依类而分，种类不止一种。继承父亲的，由亲兄弟所宗奉，服丧期年；继承祖父的，由从兄弟所宗奉，服大功；继承曾祖的，由再从兄弟所宗奉，服小功；继承高祖的，由三从兄弟所宗奉，服缌麻。出了高祖五世便没有丧服，祖先迁移而宗法改变，这叫五世则迁之宗。一个大宗加上四个小宗，合为五个小宗。虽然超过五代已经迁移，但仍然归统于大宗，百世也未曾断绝。作为宗子的，是因为他主持祭祀；他的体制地位十分专一，能够压服族人；他的身份十分尊贵，能够统率族人；他的权力十分重大。族人因此恭敬侍奉宗子，礼节也非常严格：行冠礼、婚娶必须禀告，服丧、练祭必须到场；归还礼器时一定把最好的献上，准备祭牲时一定把最好的献上。即使富贵，也不把不该进宗子家的东西带入；不是应当献上的东西，也不带进宗子的门。居于庶位的人不敢僭越嫡子的丧服，支子不敢干预大宗的祭祀。宗子有病而由人代祭，必须先禀告，然后才能祭祀。若庶子做了大夫，就把上等祭牲献给宗子，用来在宗子家中荐祭。有时宗子居住在别的国家，庶子大夫便称作宗子的使者，代行日常事务；而所谓摄主，不说“孝”，不完备地行厌、旅、嘏、绥、配、归胙等礼。凡是这样对宗子恭敬周到，都是为了尊重大宗的正体，使人情归于一统。为什么要尊重大宗的正体而使人情归于一统呢？大体说来，对上是为了侍奉祖先，尽到尊敬尊长的道义；对下是为了团结族属，笃厚亲亲的恩情。因此人们知道宗派的来源，本支和昭穆不乱，宗庙常常庄严；家族和宗族亲党时常相互联系，长幼亲疏都有规矩，骨肉亲情不会离散。古人以礼治理家族的盛况，孝悌之道能够通达州闾，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世间礼教废弃已经很久，宗法不再存在，士大夫学习礼制，只专门把它用于科举功名，没有人探究宗法究竟是什么。祖先既已祔祭，便不再享受子孙的祖祭。有了嫡子，其他儿子也各自建立宗庙；父亲在世便已经分居、各立户籍，亲情尚未断尽，却已经如同陌生人。有时谈到宗法，白头的伯叔们不肯在年轻的嫡侄身旁陪同礼仪，头发花白的庶侄也以在年轻的叔父面前屈节为耻，这也实在令人叹息。我的朋友郭君子从，于礼俗衰颓、礼教废弃之中，卓然作出了尊祖收族的举措。他推究本族姓氏的源流，认为本出于虢叔之后，从太原阳曲分迁到颍川、华阴、昌乐、中山。唐末，华阴一族有人为躲避战乱而游宦南方，而本宗始祖大概是从漳州迁来，姓名、官位已经失传；又因为不是世家，不敢僭越认祖。后来根据祖父广莱府君、名讳近的这一支，确实开始建立产业，成为继承父亲的嫡系。越过父亲到自己，也都居长。于是按照小宗法，和他的弟弟某人分割祖先留下的潮阳汶沟田产，作为祭祀费用，确定由世代嫡系主持祭祀的议约，并摘取程夫子采录的韦家宗法之说，把楼题名为“宗防”，作为每年按时防合宗人的场所。他写信来请我作记，以便流传后代。我打开信后深受感动，于是叙述古人宗法的曲折，用来告诫他的族人，使他们知道子从这次举措，确实出自古代先圣先王遗留下来的典章，而不是个人臆造、苟且迎合的私意。那么凡是在这座楼中聚会的人，都能够各自尽到尊敬尊长、亲爱亲属的诚意，使根本、枝干、叶子的彼此依托荫庇，岂不是很美好吗？又，子从所制定的宗田约定是：嫡子不得出售，其他儿子不得平均分割；专门修整四代祖先的坟墓，供给忌日祭祀以及按时祭祀、合族聚会的费用；忌日一律依照礼书，不采用佛教仪式。这些规定的意义确实严肃、明白而正大。希望后世子孙和族人都记住它，于是连同这些内容一并写成文字，使人刻石公布。嘉定庚辰年十月十五日，清漳北溪陈某记。真德秀【字景元，建州浦城人，考中进士，入选博学宏词科，官至参知政事。在朝为官不到十年，上奏疏不下数十万言，都切合当时的要务，正直的声誉震动朝廷。自从韩侂胄树立“伪学”的名目来禁锢善类，真德秀晚出，独自慨然以继承斯文自任，讲习并实践它。党禁稍稍解除后，正学终于在天下彰明，后世多认为这是他的力量。死后追赠银青大夫，谥号文忠，学者称为西山先生】夏震特授武信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进封爵位，加食邑、食实封【理宗初即位时，夏震引济王竑到旧日班次，揪住他的头使他下拜，所以记录他的功劳，并加给食实封】门下：太师太傅太保，像南宫中的上将，拱卫端门的职位【张衡《灵宪》说：太师太傅太保是五帝的朝廷；《史记》说：北斗斗魁戴着匡星六颗，一颗叫上将；《汉书》又说：太微垣有十二星，东方为丞相和四将】；羽林军、北落师门，像群星连接成营垒的光辉【《列星图》说：羽林有四十五颗星，三颗三颗聚集在一起，位于奎宿、壁宿以南，主管天上的军队；如果星明亮，国家就安宁；如果星稀疏而动摇，就会发生战争】。朕仰观天象交会，近来整饬军队守卫，只有我的圻父【《周书·酒诰》：“若畴圻父”，指司马】能够捍卫我皇家。应当把这篇颂赞之书颁布出去，以使群臣听闻而警肃。具官某，天性朴实厚重，风度气概沉着雄伟，早年便在众人中显露行迹，晚年又在盟府建立功勋；手执兵器保卫国家，威势如貔虎；手持斧钺奋勇尽忠，迅疾如鹰鹯搏击。心中只知享受君上的恩义，不因难事而推辞；位居中枢副职，主持留守事务，护卫巡幸道路上千间庐舍的幽深之处，庄严肃穆而寂静无声；统领屯营万骑，训练整齐而有纪律。念及你的诸多功绩，赐给你褒奖的印章。建立蜀道上的军队旌麾，正任岩廊之下的使职。难道说这是凭借恩宠来劝勉忠诚吗？啊！像这样的将帅之臣，大概没有超过六旄之贵的。我们祖宗的时代，一向用它来表彰身经百战的功劳。你应当思念恩遇的难以报答，珍惜功名容易衰老。只有廉洁才能使士卒满足，只有公正才能使人服从。去吧，务必敬慎，不要废弃朕的教诲。皇伯师垂特授少保，仍任定江军节度使而致仕，封天水郡开国公，加食邑、食实封，命有关部门择日备礼，制作册命。

译门下：朕倚重宗室亲支来辅佐国家栋梁，想到阜陵孝宗的近亲，如今还在世的有几个人呢？值得嘉许的是秀邸的贤德后代【秀邸，是太祖秦王德芳的后代】，英姿正盛而未老，正要依赖你作为维城的辅佐，却突然上书请求退休，告知朝廷。现发布朕的明确命令：具官师垂，器度资质宏大宽裕，德性深静幽远，凭借宗庙的美好光辉，承袭父亲师垂的遗训。建立旌旄、开府任职，富贵而没有骄矜奢侈之心；佩玉入朝，进退举止有安详的风度。近来主管宗室属籍，不久又闲居于祠庭，朕一直渴望见到你的仪表法度，早晚都为此牵挂。龙旗、弓袋，尚且还希望伯父前来乘坐；马车、路车，朕怎敢忘记君子的恩赐？为什么要上书抗辩，急忙请求挂冠退休？所希望的是你长寿而已，哪里料想到此人竟会染病？应当升入亚保的班次，并增加许多田地的赋税收入。啊！像你这样的同姓宗室，确实是在保卫我皇家。即使公族枝叶日益繁盛，也足以光耀前代；但老臣典范渐行渐远，实在使朕内心悲伤。还望体察朕的眷顾怀念，努力安享福禄。赐宝谟阁直学士、朝议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黄度请求检视以前的奏章，准许他致仕，不准。诏令。【宁宗即位后，黄度准备上疏揭露韩侂胄的奸邪，被韩侂胄察觉，韩侂胄便用御笔任命黄度为直显谟阁、知平江府。黄度坚决推辞，于是下诏让他领取冲佑观的俸禄回乡奉养父母】敕令：你的情况朕都知道了。朕看周宣王的《雅》诗说：“鸿雁在飞翔，羽翼发出肃肃之声。”当时百姓流离失所、丧失职业，严重到了这种程度。诗中又说：“这些人出征，在野外辛劳。”当时侯伯、卿士勤勉地寻求百姓的疾苦，也到了这种程度。因而能够使众多房屋兴建起来，让百姓安居，其中的功劳哪里是一日积累而成的呢？近来边境事务突然兴起，江淮之间骚乱了好几年，几乎没有不同于《鸿雁》诗所写的情形。卿作为儒学宗师，承担将帅的责任，推行勤劳体恤百姓的心意，实行安定百姓的政令。我的百姓报告饥饿，卿确实给他们食物；我的百姓报告疾病，卿确实使他们复苏。严格执行追捕征发的命令，盗贼因此消除减少；【“兄食之兵”原文疑有讹误】的军队，使财用充足。百姓都因此安定，旧日景象逐渐恢复，这是卿的力量。百姓喜爱卿，大概就像郑国人歌颂子产一样，朕怎么能轻率地听任卿离去呢？何况听说卿在处理政务之余，并不废弃讲论的乐趣，从容地治理政事，足以使自己安适。何必退休，使众人的希望落空呢？所请应当不准。赐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参知政事楼钥，太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宇文绍节，因辞免为皇太子讲授《春秋》至全篇，各特加转升一官，不准。诏令。【宁宗嘉定元年冬十月，任雷孝友为知枢密院事；二年正月，任楼钥为参知政事，章良能为同知枢密院事，宇文绍节为签书枢密院事。】【皇太子是沂王贵和。】敕令：你的情况朕都知道了。从前晋侯让羊舌肸学习《春秋》，来教授太子彪；楚庄王向申叔时询问教育太子的道理，也一定把《春秋》放在首位。当时《春秋经》还没有写成，这两位大臣所学习的大概是《乘梼杌》一类的书。哪里比得上取用圣人的微言，选择天下正直的士人，来教导太子，像今天这样美好呢？卿等以博大儒学之才参与陪侍讨论国事，在处理政务的间隙，陪伴我的儿子游学，探究遗经的始终，引导他获得高明的德性，这种益处是很大的。进升一级官阶，这是通常的成例。你们陈述理由坚决推辞，实在不是朕所希望的。所辞应当不准。赐通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参知政事楼钥，通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学士、正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宇文绍节，因辞免为皇太子讲授《三朝宝训》至全篇，各特加转升一官，不准。诏令。敕令孝友等：你们的情况朕都知道了。朕观察三代盛世，只有以先王永恒的教训作为法式，像捧着美玉，像珍爱大龟那样，战战兢兢，哪里敢使它们失坠。因此皇祖的训诫，记载在《夏书》中【《夏书·五子之歌》第一章说“皇祖有训”】；文王的谋略，记述在周王的诏命中【《诗经·大雅·文王》篇，说文王受天命建立周朝】。所以能够保有国家，使它日益壮大，并把遗教传给后人。美好啊，我朝三代的格言和大法，都具备在一部书中，犹如古代的《尧典》《舜典》。朕曾经在经筵上读过它，又命群儒把它讲授给储君，使我的太子知道创业守成的艰难，明白修身治国的要领，努力敬慎自己的德行，以此报答前代之人；这其中的益处是很大的。讲完全篇的赏赐遍及百官，难道我的大臣们反而唯独得不到吗？朕的命令不可改变，你们应当敬慎奉行。所辞应当不准。上殿奏札【嘉定元年，韩侂胄已经被诛杀，真德秀升任博士，入朝应对时上了这篇札子，不久得到诏旨，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我恭敬地考察庆元以来【庆历、元丰】，执掌朝政的大臣专擅权力，树立名目来阻挠天下善行的，有两种：一是喜好标新立异，二是喜好追逐声名。士大夫志在爵禄，纷纷顺从他们，已经有多年了。唉！这难道不是败坏人心的最大根源吗？这难道不是革新圣明教化的首要事务吗？我曾恭敬地考察国史，私下看到祖宗盛时，用宽宏博大来培养士气，用廉耻节义来陶冶人心。国家有重大政事、重大议论，天子说可以，大臣说不可以；宰相说是，台谏说非，也不因此嫌恶对方。平民可以陈述时政，草野之人可以议论朝廷，也不认为他们僭越。大概只是担心人不能尽忠，从来不厌恶他们立异。士人在乡党中自我修养，朝廷就尊重他；在州县中自我勉励，君上就褒奖他。超过常人的节操，不认为是矫饰；不同于世俗的行为，不认为是狂妄。大概只是担心人不趋向善行，从来不怀疑他们接近求名。因此忠诚正直的风气得以伸张，谄佞奸邪之人不能容身；廉洁守节的习俗形成，贪婪鄙陋者知道自行惭愧。国家所以能够长久安定、长治久安，其根源大概就在这里。自从王安石、蔡京之流相继掌权，便乐于趋附附和自己的意见，任用奸险浅薄、败坏品行的人。

译有不因利禄而败坏、不因权势而恐惧的人，就给他们加上喜好标新立异、喜好追逐声名的罪名，摧残打击，毫不留情。风气像水流横溃一样，到崇宁、宣和【崇宁、宣和都是徽宗年号】时，遗弃亲人、背叛君上的习气形成，手持节义、为义而死的风气消失了。这种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南宋中兴以来，深深鉴戒以前的覆辙，培养造就良好风俗，却在一次变化中不幸于十多年间又毁在执政大臣手中【指韩侂胄】。大概他刚开始窃取、玩弄威权时，当时许多贤人出力与他抗争，他自己知道清议不会宽恕自己。于是把庸碌回避之人当作心腹，对贤能俊秀的压制比对仇敌还厉害。像以至诚忧虑国事为忠、犯颜直谏为正直，都是臣子通常的本分。执政大臣却以喜好标新立异来诋毁他们，设置禁防，堵塞天下人想说话的嘴【韩侂胄任李沐为右正言，凡是正直之人都斥为赵汝愚的党羽，把他们逐出】。于是忠良之士被排斥，正直的言论听不到了。以端正内心、诚意正念作为学问，以修养自身、洁净品行作为行为，是士大夫的常事。执政大臣却以喜好追逐声名来嫉恨他们，树立标榜，阻塞天下人趋向善行的道路。于是“伪学”的说法兴起，正道不能实行【韩侂胄时，刘德秀鼓吹伪学之说，暗中列出姓名，依次驱逐；到叶翥主持贡举时，六经、《语》《孟》已经成为世间严禁之物】。王沇上疏请求设置伪学名籍，赵汝愚、留正等五十九人都被命令由省部登记姓名。高文虎于是起草诏书，向天下发布】互相煽动，形成风气，只看重利益，把慷慨敢言说成卖弄正直，把沉默谨慎畏惧视为理所当然，把清正自守说成不近人情，把顽钝无耻当作获得了诀窍。北伐之举，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众人雷同附和，好像出自同一张嘴，而争辩反对的人不过几人【韩侂胄议论伐金，没有人敢进谏，只有武学生华岳上书请求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以向天下谢罪】。官吏、奴仆稍微掌握一点权力，便纷纷聚集到他们门下，名分道义都无暇顾及，流弊极端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正值改弦更张的开始，我认为应当先破除崇尚附和的习气，扩大不避忌讳的言路；朝政的得失，要使臣下各尽心中所怀，而不因为立异就令人厌恶；褒扬崇尚声名节操，明确显示朝廷所好所尚，使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而不把求取声誉视为可疑。这样士气就会伸张，人心就会端正，风俗就会美善，治理之道就会成功。革新政治的事务，还有什么能先于此呢？只愿陛下和几位大臣赶快谋划这件事，我不胜至诚的愿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庚午六月十五日，轮流奏对时所上的奏札第二篇【宁宗嘉定三年，德秀任沂王府 教授，兼学士院权直】我听说天下有不可磨灭的道理，根源在于人心，历经万世仍如同一日，那就是公议。自从天地形成以来，即使在极其无道的时代，破坏天常、毁坏人伦，敢于这样做而不顾忌的人，能够使公议不能在天下实行，却不能使公议从人心中消失。前代正直之臣刘安世说得好：“公议就是天道，天道从来没有一天灭亡，只看它所在的情形如何罢了。”熙宁年间，认为新法不可实行的，是公议。虽然王安石固执地拒谏、坚持错误，却不能堵住士大夫的嘴。绍兴年间，认为和好不足以依靠的，也是公议。虽然秦桧专擅权力、任意杀戮，却不能平息君子的议论。最终，新法推行而民力困竭，和好实现而敌人的气焰骄横。可见这种道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实在令人畏惧。与其违背它而招致失败，哪里比得上顺应它以求安定呢？近年韩侂胄掌权，凭区区私意和小聪明抵挡天下公议的冲击，虽然一时能够颠倒是非，最终还是免不了成为当世最大的耻辱。为什么呢？公议就是天道，韩侂胄违背它，就是违背上天；上天难道可以违背吗？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畏惧公议看得如同畏惧上天，那么人们就会喜悦他，上天也会帮助他，哪里还用担心功业不能建立呢？陛下革新政治以来，至公的道理大概已经在长期郁积之后稍稍得到伸张了。我愚昧地希望，朝廷之上战战兢兢地加以保持，不要丢失最初的意图；任用人材、建立政事，一概以天下公议为主，不要被个人好恶、偏私党派所牵累；完全出于公心、极尽诚意，如同面对上帝一样，那么上天和人心都会喜悦，治理的成效可以期待，这是天下的幸事。只愿陛下反复留意我的愚拙之言。上殿当面奏札【嘉定四年，当时德秀兼任礼部郎，上疏】我听说刘向说过：“祥瑞多的国家就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的常理、古今共同的道理。”我私下考察他的意思，认为并不完全如此。祥瑞多而因此自恃，未必不危险；灾异多而因此警戒，未必不安定。只看君主如何回应罢了。我恭敬地观察今年以来，灾祸的征兆接连而来。三月本应温暖，却飞雪严寒，气候像冬天；六月本应炎热，却阴云密布、突然转凉，气候像秋天。大地本应安静，却发生震动摇撼；水本应滋润下行，却发生漂荡涌溢的灾害，这说明阴阳仍然失去节度。到了九月丁巳，白昼有星陨落，其占兆主益；十月戊戌，流星出现在昴宿，其占兆主吴。这说明天象星文仍在告诫过失。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都应当警惕畏惧，何况又加上雷震的异常呢？从前景祐五年，初春发生雷声，仁宗皇帝立即下诏求贤。凡是圣躬的缺失，臣下的阿谀枉曲，以及政教、刑狱方面的过失，士大夫和百官都可以全部陈说，用来沟通下情、招来和气。如今陛下自己看看，和仁宗相比怎样？冬雷的警告比初春更严重，而求言的诏书还没有颁布。政令的好坏，凭什么能够全部了解？四方的利弊，凭什么能够全部听到？

译群臣是邪是正，凭什么能够全部察知？即使震惊畏惧的话语不断说出口，忧虑勤劳的念头每天在心中更加迫切，我仍认为这只是末节。上天爱护陛下，如同慈父；教诲陛下，如同严师。防范却不严厉，爱护有时就会松弛；玩忽而不警戒，教诲有时就会疲倦。只愿陛下考察祖宗已经实行的做法，思考用来沟通人情、察知民间隐情、进用忠直、屏退谄佞的方法，使善政每天更新，至和之气自然应合。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一件事。从前商、周君臣彼此启发告诫，不是说“遵循你祖先所实行的事”【《尚书·太甲上》】，就是说“鉴戒先王的成法”【《说命上》】。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凭借自作聪明、改变法度而使天下长久安定的。我考察三代以来的各朝，政治体制纯正完美没有比得上本朝的，恩德泽惠深厚也没有比得上本朝的。大概本朝立国，不靠武力取胜；以仁义理财，不因逐利而伤害道义；治理百姓，不以权术取代信义；任用人才，不以才干压倒德行。圣子神孙世代守持同一道理，所以虽然强盛不如秦，富足不如隋，机变的巧妙不如齐、晋，才能的盛大不如武帝、宣帝【汉武帝、汉宣帝】，但恩德结于人心，财富藏于天下，君民相互信任而不生猜忌，才智虽不足而忠信有余，社稷能够长久，全靠这些罢了。陛下圣明的德性谦逊冲和，从来不轻易改变祖宗成法，但我仍私下担心，有人或许忧虑国势不够强盛，想用威刑来振作；忧虑财用不够丰足，想用聚敛来增加；认为诚信不如刻薄深严。只要有一项这样做，都是砍伐国家的斧钺、蛀蚀百姓的螟螣。只愿陛下明察那些夸夸其谈的巧言【《秦誓》说“只有夸夸其谈而善于花言巧语的人”；“截截”是言辞简截省要；“谝言”是能言善辩、谄佞之言】，守住闷闷的祖宗家法【《老子》说“它的政治闷闷，它的人民淳淳”】，舍弃一时的近效，扩展长久世代的远大谋划。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二件事。从前管仲说：“在流水的源头发布命令，就是顺应人心。”晁错也说：“三王的法令，符合人情之后才施行。”这两个人本是追求功利之徒、研究刑名之学的人，尚且知道这一点，何况不属于他们这种人呢？汉代用法严酷，没有超过汉武帝的；然而他想加重皮币的法令，皮币却不能推行；想禁止民间铸钱，民间私铸却没有停止，难道不是因为人心不服，法令就有所不足以依靠吗？法令必须以人情为根本，正如政事必须依据风俗。施政而不依据风俗，不足以称为善政；立法而不以人情为根本，不能称为良法。陛下也知道近来人情的忧乐吗？从前唐朝制定制度，除非谋反叛逆，不没收罪犯的家产。德宗想没收窦参的家产，陆贽争辩【德宗赐窦参死，想没收他的家产，陆贽说：“窦参的罪还没有明确依法论定，若薄薄地登记他的家产，恐怕会因财产而伤害道义”】；宪宗想没收杨凭的家产，李绛争辩【李夷简弹劾杨凭贪污，将他贬为临贺尉，准备登记没收家产，李绛说：“这样做就和叛逆同罪了。”于是停止】。如今民间小民，稍有牵连过失，便把他的财产全部没收入官府，有人心的人难道忍心这样做吗【当时钞法、楮币的法令施行，告发检举之事纷纷兴起，获罪的人很多，德秀上奏后，被没收的财产才逐渐发还】？过去明白的诏令再三申明，不得擅自没收家产，朝廷仁厚的心意未尝不是如此；可是贪官污吏依仗法令来削夺百姓，仍然照旧。那些含冤已深的人，偶尔能够奔走申诉到省部，辗转经营，仅仅获得发还；而违背诏令擅自没收的人，始终没有听说受到轻微惩罚。一两个贪猾的官吏，有什么忌惮而不去做呢？群情喧嚣不安，无法自处，弱者甚至父子相随投井自尽，强者甚至想拿刀刺杀守臣来求快。百姓忧愁到这种地步，而承接皇恩、宣扬教化的人，动不动还以“人情安稳便利”为说法，这不只是欺骗百姓，也是欺骗君主。谁说清明的朝廷可以用不合道义的办法来防范百姓呢？《尚书》说：“民情大体可以看见，小人难以保全【《周书·康诰》】。”我希望陛下牢记“没有看见这些情况”这一警戒，思考不要虐待无告之民；法令中不便利的地方，不要害怕改变；官吏中不称职的，不要让他们逃脱惩罚。用惩罚收拢人心、消解上天的意旨，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三件事。从前赵简子任命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将要把百姓榨成茧丝吗？还是要把那里建成保障呢？”赵简子说：“建成保障！”尹铎于是减少了户数负担。后来智伯制造祸乱，最终依靠晋阳而获得安定。如今各部门中知道为百姓建立保障而考虑的人，当然不少；可是把百姓榨成茧丝来供自己营求的人，到处都是。近来京城附近修筑海塘一事，铺设木桩、竹笼达到十六万，调发丁夫达到八千人，贫困瘦弱的百姓，哪里容易承受？四方郡国征调百姓缴纳钱财，少的每天也有千缗；江右守臣甚至暗中增加常赋来润泽自己，长久不停止，这难道是有利于国家根本的事吗？使富人安定、使贫民得到保障，是王者的政治；而如今郡县官员往往有痛恨富民的意思，多方破坏他们的产业，不把他们破败到极点就不停止，难道不想想富人和穷人必须相互依赖、彼此救济吗？如今有余财之家，被征敛逼迫，被告发检举摧残，都显出蒿然无所自存的样子。这样一来，借贷的道路断绝，贫民就更加困苦了。古代君主和百姓共同谋求生计，所以有巡视耕作、巡视收成的政令；如今不必希望官府能像古代那样，只要百姓自己谋生，官府不要骚扰他们，就足够了。然而远方县邑竟有命令百姓每天把所用钱、谷、米、盐的数量全部登记上报官府；他们向官府请领凭证，要交请历钱；官府查验时，又要交缴历钱。这些都是损害贫民而肥肥官吏，大多属于这一类。年成正接连丰收，灾变还没有发生，假如有饥荒歉收的忧虑，哪里还数得清会有多少问题呢？我希望陛下痛快地下诏告诫有关部门，削除非法的征税徭役，禁止不合时宜的摊派，以舒缓民力、使民生富足。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四件事。我听说，恭敬地审理狱讼，是苏公用来使王国长久的办法【《周书·立政》：“周公说：太史、司寇苏公，你要恭敬地审理你所负责的狱讼，以使我的王国长久”】；残酷使用五刑，是苗民用来断绝自身世代的办法【《吕刑》：“苗民不采用明智的制度而施刑，只制造五种残酷的刑罚……”】。过去我朝艺祖皇帝承受五代极度混乱的余波，百姓遗民幸存的只有十分之一，于是制定奏案之法，革除藩侯专擅杀戮的弊端【宋太祖建隆三年诏令说：五代诸侯跋扈，有违法杀人的，朝廷置之不问；人命极为重要，难道应当这样吗？】。

译从今以后各州判决死刑，都要记录案情上奏，交给刑部详细复核】；颁布折杖法的条例，以除去狱官过度使用刑罚的弊端【宋太祖尤其重视刑罚，曾感叹说：尧舜时代犯罪的四凶，不过判处流放，为什么近代法网这样严密呢？于是制定折杖法，依次减轻流徙、杖、笞等刑罚】。仁德像上天一样深厚，恩泽遍及百代，历代圣君沿袭这一点，使法令更加完备；严惩故意入人罪者，宽免过失犯罪者。因此范祖禹说：“国家以仁德承接仁德，怜悯百姓，军队使用中等刑典，这是太平一百三十年的根本。”陛下天性宽恕，与祖宗好生之德相合，面对上天毫无愧怍；而我区区之心，思考用来顺应、辅助陛下的，有三件事：第一，如今的大理寺，实际上是天狱，百姓有不幸进入其中的，就像掉进坑井，看待官吏如同畏惧神鬼，不是其他监狱所能相比。近来蕃舶案的诛罚牵连了很多人，幽忧郁结所感，淫雨成灾。秋官陈继命，催促判决，以显示陛下敬慎刑狱的心意。我希望从今以后，除非事情极其重大，不要轻易交大理寺审理；即使不得已，也应当限定奏请定罪的期限，严格禁止株连蔓延。《尚书》说：“哪一样刑罚不应敬慎，哪一种法度不能推及众人【《周书·吕刑》】？”只愿圣明留意。第二，廷尉是天下执掌公平之官，任命官员、设置属官，应当经常参用儒者，使三尺法之外还能够用经义加以辅佐，以人情为根本，或许接近汉代朝廷断狱的用意【汉代朝臣都引用经义断案】。第三，应当斟酌情理来判决，以此重视统帅的权力；不是各个城镇所能自行使用的权宜斩戮之刑，军事兴起时的一切政令，也不是太平时代可以实行的。我观察近来这种做法逐渐相互承袭仿效，倘若不幸有嗜好杀戮的人掌握擅自诛杀的权柄，只凭自己的意愿行事，百姓有什么罪呢【愿原】？应当赶快遏制其萌芽，以杜绝藩镇之祸。这三件事如果确实实行，上可以承顺天心，下可以拯救民命，延长、弘大国家的命脉，大概就在于此吧？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五件事。国家对待臣子，以忠恕为根本，所以有惩罚罪过的条例，也有宽宥过失的典章。追夺官职、勒令居住，相当于古代的流放之刑，在圣朝从来没有轻易使用。近来因为官吏玩忽法令，偶尔有所施行，按道理是为了惩治奸恶，本来也是不得已。惩罚与罪行相当，人们自然没有话说。近来听说负责刺察举劾的官员，有的审察不够谨慎，上奏弹劾的案件，也没有完全做到至公。最近朝廷大概已经宽免了一两起。我希望借此诏令告诫有关部门，广泛参酌众议；如果确实是倚仗法令谋利、罪证明显，作为臣子我哪里敢贸然议论呢？有的人因为才能短浅、办法拙劣，处置失当，本来没有轻慢法令的心思，却按惯例受到旷职的惩罚；从人情来衡量，应当属于可以宽免的情况。又举行郊祀霈恩以来，如今将满一年，深厚广大的恩泽使草木也如逢春天；然而士大夫的姓名列在丹书上【丹书，是记载罪人的书】的，仍有尚未得到洗涤的。其中罪恶已经成熟、恶行满盈、声名毁坏、节操丧失、被清议抛弃的人，自然无须再说。至于情有可怜、依法应当宽宥，而有关部门因循拖延尚未施行的，希望下诏让宪司逐条上报，再由朝廷审议裁决。这不只是扩大宏大的恩德，也是为了明确昭示重大的信义。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六件事。从前周成王时，天下已经达到极其安定的程度，召公作诰文，却一再说“祈求上天延长国运”。如果不能早晚保持安定，大概是因为天命没有常规，圣贤尚且畏惧，何况现在呢？然而我反复阅读《召诰》一篇，它的纲领不过两件事：一是敬德，二是爱护小民罢了。国家将要兴盛，不在于兵力强、财物多，而在于君主的德行；国家将要灭亡，不在于敌国外患，而在于民心。这就是召公勤恳地告诫周王的原因，我又加以推演，为陛下陈说。上殿当面奏札【嘉定六年，升任起居舍人时的奏札】我听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只在义与利罢了。君子的心纯粹在于义，所以得到职位，是要用来推行自己的道；小人的心纯粹在于利，所以得到职位，是要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两者所持的手段不同，所以用来引导君主的方法也不同。作为君主，接受劝谏就明智，拒绝劝谏就昏暗；明智，君子就能够竭尽自己的忠诚；昏暗，小人就能够进行欺骗。所以君子只怕君主不接受劝谏，小人只怕君主不拒绝劝谏。那些小人，难道认为接受劝谏不好吗？只是正论一旦胜出，邪说就无处容身；公论一旦实行，私意就无法施展，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从前唐宪宗曾对李绛说：“近来谏官多结党，议论政事不实，都陷入诽谤讥刺之罪，想贬黜其中最严重的，怎么样？”李绛说：“这不是陛下本来的意思，一定是奸邪小人用这种说法迷惑误导圣心。”于是极力陈说这种说法的危害，以说明臣下进见进言的困难。皇帝说：“不是听了你的话，我还不知道进谏的好处。”宪宗是唐代英明的君主。一旦奸邪小人的话传入，几乎也要贬黜谏臣。大概结党和诽谤讥刺，都是君主最深恶痛绝的事；小人就利用君主的厌恶来激怒他，即使像宪宗这样的明主，也不能不受到迷惑。如果不是李绛深知小人的情状而极力辨明，皇甫镈、李逢吉之流，难道一定要到宪宗晚年才掌权吗？唉！君主为社稷打算，难道可以不对此极其明察吗？我曾经遍考前代历史，凡是小人想排斥正论，大体有几种说法：不是说立异，就是说好名；不是说卖弄正直，就是说把过错归给别人；最严重的，就说是结党、诽谤。君子以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为心，政事有得有失，必定不肯苟且附和；不肯苟同，就近似于立异了。竭尽忠诚议论政事，必定合乎人情；既然合乎人情，必定得到当时的声誉；这样又近似于好名了。喜好正直接近于卖弄正直，挽救过失类似于把过错归给别人；甚至只是所持的见解偶然相同，就可以说成结党；把话全部说尽而毫不隐瞒，就可以说成诽谤。这几种说法，都是迷惑误导君心的毒药，堵塞断绝言路的荆棘。若不是极其圣明的君主，没有不被它们迷惑的。仰望本朝历代圣哲相承，招纳正直的言论，唯恐来不及。当本朝盛时，天下士人都侃侃然献议；其中固然有疏狂、荒谬、乖戾、不合事体，沽名激愤、矫饰亢高、不出于忠诚的人，也都宽容优待，不认为是罪过。其中小人感到不便，有时便进献巧言。

译比如景祐年间，范仲淹因进言获罪而被贬黜，议论者于是请求把告诫结党者的榜文悬挂在朝堂上【景祐是仁宗年号，当时因韩缜进言，要把范仲淹等列为朋党，张榜于朝堂以警戒】。榜文说：“奸邪欺骗君上的有刑罚，挟持私意、结党营私的，一定惩罚。”自以为足以堵塞言路，但仁宗不久就悔悟了。于是颁布明白的诏令，广泛求取直言，召回范仲淹，最终还重用他，庆历之治也因此成就。哲宗初年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下诏求谏；当时有不愿这样做的人，预先设置六条罪名来排斥进谏者，说：“如果暗中怀有私意，越过本分；或者煽动摇撼重大机密；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政令，向上窥探朝廷意图，以求侥幸进取；向下惑乱世俗人情，以求取虚假声誉。像这样的人，一定严惩不赦。”司马光又上疏争辩，认为这不是求取谏言，而是拒绝谏言。臣下只要不开口就罢了，一开口就会被归入这六条罪名。哲宗和宣仁太后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四方陈说利弊的人才得以上达【哲宗初年，太后召司马光，派使者询问应当先做什么，司马光说应当开通言路；诏令张榜朝堂，大臣中有人不高兴，设置六条说法来阻挠。司马光详细说明其中情形，诏令改而实行，于是上书陈事的人有数千】。元祐之治，实在以此为基础。假使两位君主接受奸邪之言而不醒悟，疏远正论而不容纳，那么小人的计谋就会得逞，君子的道义就会丧失，丰功伟业哪里能够流传长久，成为本朝极盛的时代呢？至于把公论指为流俗的，是王安石的私心【范纯仁说：王安石鄙视老成之人，认为他们因循守旧，把公论抛弃为流俗】；把上书的人分为邪等的，是蔡京的奸计【蔡京规定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把邓考甫等五百多人列入邪等，分别降职责罚】；把忠贤斥为伪党，是韩侂胄的奸谋【韩侂胄时因胡纮、邵裒等进言，严禁伪学，并下诏规定贡举、改官时，必须在奏牍前声明不是伪学之人】。前车之鉴十分清楚，教训并不遥远。我愚昧地希望陛下扩大圣明的胸怀，以招来天下忠诚的言论；明察圣鉴，以考察群臣的心术。朝廷中的士人，凡是劝陛下亲近端正贤良、不要忌讳自己的过错的，一定是君子。不但要听取接受，还应当奖赏提拔；凡是劝陛下怀疑忌惮人们的言论、厌恶听闻自己的过失的，一定是小人。不但要拒绝，还应当摈斥。这样，使鸣凤的祥瑞每天都能听闻【《尚书·君奭》说：“我就听不到凤鸟的鸣声。” 注：鸣鸟，就是凤凰。唐代李善感上疏极力进谏，当时人称他为“鸣凤朝阳】；也使妖狐的声音立即止息【徽宗宣和七年，有狐狸登上御座，当时认为狐狸是邪媚之兽。唐代杨再思谄媚奸佞，戴令言作《两足狐赋》讥讽他。像蔡京父子、王黼等人，都属于狐狸一类。这也是徽宗亲近奸佞的应验】。如果这样做了，治理的功业还不能兴盛、上天的美好福佑还不能降临，那就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事。只愿陛下反复留意我的愚拙之言。奉召授任礼部侍郎后上殿奏札【理宗召见德秀，擢升为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德秀上奏】我私下认为，今天求得治理的关键，没有比取得天心更难的，也没有比收得人心更难的。然而天心与人心并不是两回事，取得人心就取得了天心。《易经》说，大有卦上九：“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应天道的人，人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元祐初年，两位圣人临朝听政【哲宗与太后称为二圣】，四方夷族叩首请命，西羌、夏人投降归附。不久黄河向北流，有恢复大禹旧迹的形势，天下明白地知道皇上的意旨与上天相合。苏轼推明其中的原因，认为这是二圣亲自奉行信义、顺应天道以作天下表率的功劳。没有一件事不合天心，才可以说是顺；没有一件事不使人心信服，才可以说是信。如今陛下亲自处理众多政务，内里听从慈训，按时势考察，很像元祐年间；但从天象来看，冬春之间接连出现雷电、雨雪，星象变异近来不断显现；从人心来看，忠义之士反复不安，朝野百姓的叹息也没有停止。想来朝廷的举措，使人心信服的地方，或许还有未达到的吧？人心不能信服，正是天心不能顺应的原因。是非分明的道理，本于天道而显现在人心，不因古今而存亡，不因智愚而增减。君上的所作所为，只要一件件都与道理相合，就不必等待教令，人们自然会信服；君上的所作所为，只要一件件违背道理，即使加上刑罚和辱骂，人们也不会服从。那么今天人心不能信服，究竟原因在哪里呢？成王告诫君陈说：“有的事情应当废止，有的事情应当兴起，都要反复同众人一起谋度；众人的议论一致了，还要继续审察、推究而深入思考【见《周书·君陈》；‘师’是众人，‘虞’是谋度。政事有应当废止和应当兴起的，必须反复与众人共同谋度；众议一致后，还要反复推究、深思】。”孔子回答哀公的询问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之人上面，百姓就会服从；举用邪曲之人，把他们置于正直之人上面，百姓就不会服从。”大概建立政事、任用人才，没有不参考考察公议而能够使天下信服的。祖宗盛时，凡是重大政事，必定采纳众人的意见。太平兴国年间，关于秦王府的事情，召集太子太师王溥等人在朝堂议论的有七十四人【赵普怨恨卢多逊，又牵连构陷秦王廷美，诏令文武官王溥等人集体议论】，然后才下诏裁决，因为重大事情不能轻率处理。近来的霅川之变，与过去大致相同，却没有听说在公卿大臣面前参听众议，这是人情共同疑惑的地方【宝庆元年，湖州盗贼潘壬等人谋立济王竑；济王听到变故，藏在水洞中，盗贼找到他，把他拥到州治，给他穿上黄袍。济王派王元春向朝廷报告，自己率州兵讨伐潘壬，将其斩杀】。

译史弥远忌恨济王，逼迫他在州治自缢；后来以疾病去世上报，听闻此事后，降贬为县公。湖州南面有霅溪，所以称为霅川】康定、庆历年间【都是仁宗年号】选拔西部统帅，必定选取当时第一流的宰臣。吕夷简甚至忘却私怨，举荐范仲淹，任以重职，这种事不可轻视【起初范仲淹献《百官图》，指斥吕夷简，于是被贬到外地。后来元昊反叛，吕夷简仍然推荐他】。过去淮、蜀两地帅臣的任命，都出乎众人共同议论所预期之外，如今它们的成效也可以看到了。可是任命诏书接连颁布，众议仍然不能一致，和过去一样。天下的事情，不是某一家的私事；既然处在公朝之中，为什么吝惜不与众人共同商议，以求得到最恰当的结论呢？况且朝廷之上废弃众议而任凭个人意见，不过是厌恶听到不同意见罢了。难道不想想，事情尚未实行时有不同意见，我们还可以斟酌可否，只听从正确的意见；事情已经实行后才有不同意见，国家体制已经受到损伤，补救也来不及了。朝廷的施政举措，动辄关系治乱，因试行错误而造成的后果，难道容许屡次出现吗？我希望从今以后，国家有重大议论，陛下在上面虚心听取，使群臣在下面各尽其言；大臣要做到大公无私，详细选择其中最恰当的意见。至于选拔才能，让他们承担重大职任，也一定要以公论为主。这是今天收拢人心的第二件事。贾谊说过：“用庆赏来勉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戒恶行。先王掌持这样的政事，比金石还坚固；施行这样的命令，比四时还可信；依据这样的公道而不存私心，如同天地。”如今的赏罚，不能使众人的意愿感到公平满足，难道不是有不合乎公平的地方吗？难以平衡的，是具体事情；只有任凭道理而不夹杂感情，把轻重交给事物本身，处理才会恰当，人们也就无从非议。如今有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的，问其原因，赏得厚的必定是某位权贵所主持的人，赏得薄的必定是孤寒而没有援助的人。又有罪行相同而刑罚不同的，问其原因，处罚轻的必定是某位权贵所主持的人，处罚重的必定是疏远孤立、少有同党的人。朝廷对待天下，应当像上天对待万物一样，栽培或倾覆都出于无心，怎么可以让一丝一毫的私意夹杂其中呢？诸葛亮不过是偏远一方的辅佐之臣罢了，却说：“我的心像秤一样，不能替人制造轻重。”所以当时的臣子中，有被他废黜的，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思念他。何况堂堂天朝，真能以至公之心施行至平之政，那么加以任用或罢黜，谁敢不服呢？只愿陛下经常存有这种心，在上面总揽纲纪；大臣经常守持这种道，在下面主持权衡。赏赐一个人，必定使所有行善的人受到勉励；惩罚一个人，必定使所有作恶的人受到警戒。这是今天收拢人心的第三件事。官员败坏德行，是因为受宠和收受贿赂的事公开存在；古人把这种情况看作最大的警戒【这是《左传》中臧哀伯的话】。乾道、淳熙年间【都是孝宗年号】，在朝廷任职的人以馈赠送到家门为耻辱，在外地任职的人以携带苞苴进入京城为羞耻。如今熏染成风，安然对此不感到奇怪。陆贽说过：“鞭靴之类的馈赠如果不停止，必然会发展到衣裘；衣裘之类不停止，必然会发展到币帛；币帛不停止，必然会发展到金璧【德宗对陆贽说：‘像鞭靴之类的东西，不必过分拒绝。’陆贽回答说：‘如果这样】。”现在看来，哪里只是这些呢？新奇巧妙的索求相互夸耀，没有穷尽；横加征求索取，几乎没有止境。于是军民的膏血被榨干，所剩无几，怨恨和诽谤纷纷兴起，一天比一天严重。然而贵臣和近侍官员未必真有谋利之心，往往有人借用他们的名义来进行侵削刻剥；大体都是利益归于私室，怨恨聚集于朝廷，究竟有什么好处而不停止呢？如今真想平息天下的议论，关键只在朝廷明确地向人们表示屏绝这些行为的意图。更严重的，就把财物退还，把人治罪，那么心迹就会彻底显露，借此托名来满足私欲的人也不能放肆了。端正自己、树立仪范的方法，还有什么能先于此呢？仍希望陛下从圣心决断，颁下明确诏令，以警戒内外，使所有人都洗除贪婪暴虐，磨砺廉洁操守，惠爱安抚军民，消除平息怨恨和疾苦。这是今天收拢人心的第三件事。朝廷的规模格局，应当广大，不应狭隘；太平时代的气象，应当宽裕，不应逼迫紧张。商民一起传播浮言，似乎值得愤怒憎恶，但盘庚却反而提拔他们到朝廷任职，殷切地开导说明，和家人父子一样亲切。周公作《无逸》告诫成王，也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那么你要更加敬重自己的德行。”又说：“错乱地惩罚无罪之人，杀害无辜者，怨恨都集中到自身。”因为怨恨和辱骂就杀人，是周公所畏惧的事，怎么能轻易触犯呢？从前因为流言纷纷，于是制定讥刺呵责的命令。讥刺呵责已经过分，甚至发展到流放、杀戮，于是人们更加惊骇。

译古书说：“我只听说以忠诚善行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制造威势来防止怨恨。” 自从讥刺呵责的命令施行，京城百姓摇手相互告诫，形成了在道路上只用眼色示意的风气。这是什么样的气象，竟然出现在圣明君主即位之初呢？严刑重罚本来是想用来统一众人的心，却不知道人情一旦疑惧，人心不一致正是从这里开始。不只是这样，朝廷把各种人才安排在各个职位上，本来就是依靠他们的言论来相互匡正；可是如今软弱畏缩成为风气，精锐的精神逐渐消磨，朝廷有不当的政事，就拱手沉默不说，回家后私下叹息；朝廷有错误的举动，就入朝进言阿谀，退下后偷偷非议。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是人情共同的本性；本心昏昧迷失，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也是因为诱导还没有做到，猜忌阻隔却先出现了。人人只想苟且容身，谁还敢竭尽心力？况且自孝宗以来，君主即位不久，就下诏求言，询问所及之处，下至樵夫。如今求言诏书颁布得迟缓，数月之后，所涉及的又仅仅止于官吏，没有涉及士人百姓。正当开始明察一切、广开视听的时候，突然向人们显示并不广泛，凭什么来昌盛士气？凭什么来通达下情？因此，诏书虽然已经发布，人们还是把它看作虚文。如今真想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只应当扩大制度规模，明确显示恩德，解除烦琐苛刻的罗网，开辟宽裕的道路；又应当依照旧典，重新播告诏令，使平民士人都可以陈说政事。这样或许忧虑不安的人能够自行安定，忠诚正直的人能够自我奋发。这是今天收拢人心的第四件事。古今天下最容易失去的，没有比人心更容易失去的；最容易感动的，也没有比人心更容易感动的。转移人心的关键，几乎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如今朝廷内外惊恐疑惧，远近百姓叹息怨恨，如果没有大的举措来安慰安定他们，我恐怕离心离德的情形会日益严重；一旦发生骚动，将有无法收拾的忧患。这是群臣共同知道的，只是估计上面厌恶听到这些话，所以没有把实情告诉皇上罢了。然而我区区之心，难道是希望朝廷一味崇尚姑息，苟且用柔软的言语来取悦百姓吗？只是希望公正、平等、端正、宏大，一概遵循天下的道理，不夹杂个人私意。《易经》所说的信与顺，不过如此。只愿陛下和几位大臣深刻体察并努力实行，那么上天和人心的帮助，将会有不求而自然到来的。元祐之治，难道还难以实现吗？我的心意迫切，言语狂直，恭敬地等待威严的谴责。《大学衍义》序【德秀撰写《大学衍义》，亲自作序；到端平元年被召见时，才进呈此书，诏令德秀进讲】我起初读《大学》，看到它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本末有次序，先后有条理。我曾抚摩书卷，感叹说：“做君主的，不可以不知道《大学》；做臣子的，也不可以不知道《大学》。做君主而不知道《大学》，就无法澄清施政的根源；做臣子而不知道《大学》，就无法尽到匡正君主的方法。”后来又考察历代帝王的治理，没有不是从自身修养出发而推及天下的，这才知道此书所陈述的，实在是百圣相传的心法要典，并不是孔氏个人的言论。三代以后，这门学问失传了；书虽然还在，大概只被视为传记而已。求治的人既没有谁加以考察，谈论治道的人也不拿它来期望君主。只有唐代韩愈、李翱曾经举明它的学说，见于《原道》《复性》篇中；但他们在朝廷上的议论，却从未涉及此事。秦汉以后，尊信此书的，只有韩愈和李翱，而他们也不知道它是圣学的源头、治道的根本，何况其他人呢？我曾冒昧认为，《大学》一书，就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所应遵守的律令格例。依照它去做，必然能治理好；违背它，必然会混乱。近世大儒朱熹曾撰写《章句》《或问》，分析阐释其中的意义。宁皇初年，他入侍经筵，又曾以此书进讲。希望有所作为的君主，如果取来这部书反复玩味推究，那么历代帝王治国的次序、求学的根本，就会清楚地呈现在胸中。我没有什么才能，私下思考辅助阐发这部书的方法，因此删取经文二百零五字，载入这部编书；并以《尧典》《皋谟》《伊训》和《思齐》诗、《家人》卦列在前面，是为了说明前代圣人的规矩法度，与《大学》并没有不同。接着列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的学说，是为了说明后代贤人的议论，也不能超出《大学》的范围。尧、舜、禹、汤、文、武的学问，完全合乎这一道理；商高宗、周成王的学问，也差不多合乎这一道理；汉、唐贤君所谓的学问，已经不能没有违背这一道理之处了；汉孝元帝以下几位君主的学问，有的以技艺为主，有的以文辞为主，那就更加背离这一道理。上下几千年之间，国家的治乱兴亡，都由此产生。因此我断然认为，它就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所应遵守的律令格例。不过，君主的学问必须先懂得要领，然后才有可以用力实践的地方。明白治道、辨别人才、审察治国体制、体察民情，是君主格物致知的要领；崇尚敬畏、戒除安逸欲望，是诚意正心的要领；谨慎言语行为、端正威仪，是修身的要领；重视妃嫔配偶、严明内廷治理、确定国家根本、教导亲属，是齐家的要领。这四方面的道理掌握了，治国平天下就在其中。每一条中，首先列举圣贤的明确训诫，再参照前代的事迹，成败得失的鉴戒，都清楚可见。从前我在迩英殿入侍时【德秀任著作郎兼礼部郎时】，曾经有志于此。近年以来，我退居闲处而无事【德秀出任山东转运使，在外任职共十年，又被莫泽、朱端常弹劾，降职罢去祠禄，退居西山】，才得以翻阅经书传记，汇集编纂起来。身处田野的微薄忠心，早晚思考推究，所得只有这些；我把它秘密收藏在箱箧中，等待时机献上。这部书的宗旨，都以《大学》前面所列的两项纲领为纲，后面分为四项条目，是为了推演发挥《大学》的意义。因此题名为《大学衍义》。《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四目录 宋 魏了翁 赐给左丞相郑清之，请求交还印绶，不准。诏书。赐给吏部尚书李▯，请求归隐田园，不准。诏书。论给事中、台谏官的言论 论士大夫的风俗 《赵钥夫宗藩文类序》《泸州重修学记》《洪氏天目山房记》《泸州赡军田记》《拙斋记》《眉州江乡馆记》《井牧记》黄震 《平粜仓记》王柏 《赋诗辨》牟子才 《聚散札子》方逢辰 《上理宗书》文天祥 《瑞州三贤堂记》《正气歌序》谢枋得 《交信录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四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命编纂注释 宋 魏了翁【字华甫，邛州蒲江人。考中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魏了翁起初在白鹤山下筑室，把从辅广、李燔那里听来的学问，开门教授门徒。因此蜀人都知道义理之学。死后谥文靖，追赠秦国公。学者称他为鹤山先生】赐给左丞相郑清之，请求交还印绶，不准。诏书【端平三年七月五日】朕大力顺承先王的事业【“骏惠”见《周雅·维天之命》篇，骏是大的意思，惠是顺的意思】，任用两位宰相，让他们辅佐朕、安置众师【《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宅”是安的意思，“师”是众的意思】，并不是徒然把爵位当作光荣恩宠。卿请求退休，已经再三提出【当时郑清之因久雨大风上四道奏疏请求离职】，引用贾谊的文章，是想以古代大臣的节操自我激励；言辞旨意开明，我不能不赞叹嘉许。不过，“节”的意义，是刚柔相分而刚健得中，应该停止时才停止，并不是只以退隐一次来取得名节。水在泽上，过分或不足，都不能叫作节。朕亲自处理万机以来，卿能够替朕搜求考察俊秀人才，收回威权【“枋”与“柄”同义，见《周礼》】，大力畅通言路，严肃遏止…… 吏部事务正应当需要时间，观察其成效，而不是一天就能完成；卿却要立即勇于退身。朕正把刚健居中看作甘节的主旨【九五爻辞：“甘节，吉”，因为居位得中】，卿却想决意一去，陷入上六爻所说的苦节【上六爻辞：“苦节，贞凶”，是节制过度而达到亢极】，难道这是朕对旧学大臣的期望吗？听从朕的话，赶快恭敬地安处在你的职位上。赐给吏部尚书李▯，请求归隐田园，不准。诏书【理宗端平二年闰七月四日】朕刚亲自处理万机，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务，正召请年高德劭的贤俊，共同谋求安定的功业。卿作为我的恭敬先导【《周书·洛诰》作“周恭先”】，为时势特别起用，言论伟正，聪明才智尚未衰退，却再三陈述辞职之意，以礼法来约束自己。朕只想到七十岁而退休，不过是常规的大限。若年高德劭而又爱好礼义，年至八九十岁仍能称述道义，只要没有不得不辞谢的理由，就不以年龄为限制【《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谢，则赐之几杖。”谢，犹如听许。若听许他退休，就一定要劳苦地辞谢】。《尚书》不是说过吗：“不要以为年老长寿的人无用，俊杰还在他们的职位上；我就不能胜任。”【《周书·文侯之命》】还请安处你的职位，不要急于离去。《论给事台谏之言》【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魏了翁进任文华阁待制，上奏章论列十种弊病，其中第六项说“恢复台谏的职掌，以使黜陟公平”，就是这篇文章】祖宗盛治时期，给事中、舍人和台谏官没有知道了却不说的，说了却不执行的；也没有说了不执行却不争辩，争辩不能取胜却不离职的。例如议论陈执中【赵抃等人】，议论夏竦【余靖等人】，议论李定【林旦等人】，议论胡宗愈【孙觉等人】，议论蔡确等人【王觌等人】，事情发展到上十五六道奏疏、二十多道奏疏，即使不见施行，也不会停止。绍圣、崇宁以后【绍圣是哲宗年号，崇宁是徽宗年号】，这种风气就完全消失了。到中兴初年还可以看到，淳熙、绍熙以来达到极盛【淳熙是孝宗年号，绍熙是光宗年号】，又在庆元、嘉定时期大为败坏【庆元、嘉定是宁宗年号】。幸而依靠陛下大力扫除多年沉默不言的弊病，王遂、洪咨夔等大臣又共同振作扶持它。正直的道路大为畅通，众人的听闻和思想都苏醒了。但近来又比不上从前。臣冒昧认为，群臣不能以前代正直之臣侍奉君主的方式侍奉君主，固然不能说没有罪；然而陛下引导臣下进谏的心意，也不能说从一开始就没有间隙。孝宗皇帝对于群臣的章奏，选取其中应当施行的，抄录在小册子上给大臣看。有时在便殿，就把它放在香几上，群臣都能前去观看。又有记事牌，把重要内容写在上面，以防遗忘。大概从未有不交付执行的章奏，也从未听说有不争辩的给事中、舍人和台谏官。唉，做君主必须这样，才不会辜负祖宗；做臣子必须这样，才不会辜负天子。哪里有臣下随意进言，君主却不再考虑是否施行；君主姑且听着，臣下也不再考虑争辩呢？臣恐怕天下人听到后，会因此议论朝廷群臣不明白进退取舍的道理；这样看来，君臣之道还没有完全尽到。

译《论士大夫风俗》【宁宗嘉定十七年，魏了翁升任起居舍人，入朝进呈第二道奏疏，史弥远看见后很厌恶】臣听说，君主与之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几位大臣；几位大臣与之共同处理政事的，是内外各部门的官员。君臣一条心，上下同心同德，表里没有二心，始终不改变，这样平时才能有所补益，遇到缓急才能有所倚仗。如果人人各怀心思，只替自己谋划，那么可与否就不能互相补救，大事小事也不能互相维系，天下的祸患就会无穷无尽。《易经·同人》说：“与人同心于旷野，通达。”卦辞解释说：“只有君子才能沟通天下人的心志。”人的心，公正就能一致，私心就会万般不同；没有办法沟通，这许多不一致的私心，足以妨害天下共同的公理。这种祸患隐藏在细微之处，人们却没有察觉。因此谈论今日风俗弊病的人，无不说它崇尚苟同，而臣却怀疑它从未真正同心。入朝时柔顺善良，退朝后却刚硬；在任方面官时唯唯诺诺，背后却忧惧叹息；事情办成了，就拿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向别人夸耀；事情没有办成，就借口自己曾经预料到来议论上司。省部曹司审核政务，属官拟写文书，有司审理案件，长官举荐贤才，得到恩惠就收归自己，遭到怨恨就推说：“这哪里能由我自主？” 对于天象的吉凶、时政的得失、任命授官是否适当、边疆事务的缓急，进言后若被采纳，就夸耀说是自己的功劳；若不被采纳，就讥讽说：“这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用处。”唉，像登上高地观望，左右都可以转向；又像倚着门框交谈，可以进也可以出【“踦闾”见《公羊传》：两位大夫倚着门框谈话，过了很久。注说：一人在门内，一人在门外】，这不过是贪图利益而不知羞耻、只顾眼前又盘算将来的人所为。士大夫如果这样，他的心难道还会把国事当作自己的饥渴、安危和忧乐吗？行迹诡秘，朋友都来不及了解；情态反复，父子之间也不能彼此知悉。假如这种习气日益增长，见到利益就奔逐，见到便利就争夺，陛下又能依靠这些人做什么呢？何况近年以来，封章奏疏、对策上书，大多只是应付旧例，徒具文书形式而没有恻隐、忠诚、敬慎的实质，却推托说：“怕揭发别人来求取名声，也怕言辞激烈而败坏事情。”即使号称正直敢言，也不过先写赞美的话，然后稍稍提出规劝。比如议论治道，就说：“大纲已经举起，只是细节略有不足。” 议论边疆事务，就说：“处置是适宜的，只是执行起来稍微有些不到位。” 前后彼此效法，这一类情况很难全部列举。然而他们还要日锻月炼，白天删改、夜里修改，然后才上报朝廷。齐国人不能用仁义向齐王进言，孟子说没有比这更不敬的了。如今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是尊敬朝廷，还是怠慢朝廷呢？他们心里认为，我们的君主不能施行，我们的宰相不能接受；外表恭顺，内心却包藏反对，表面服从，腹中诽谤。别人看见他们同心，臣却看见他们从未同心；别人说他们有礼而且恭敬，臣却认为他们极无礼、极其不敬。不过，士大夫的习气到了这种地步，也有它的缘由。老师宿儒几乎凋零殆尽，后生晚辈看不到榜样；既没有可以效法的对象，又加上正直端方的人士离散不合，所以胡乱猜测时尚，习惯阿谀，沿袭鄙陋，长久而不自知。臣对此忧惧不已，深切希望陛下和几位大臣考察人心邪正的实际，推究世道变化中祸福相依的关键，扩大规制，收罗整顿人才。那些卓然特立、坚守操行的人，即使没有顺从迎合的可喜之处，但可以断定没有反复难信的忧患，就一定应当借重并任用他们；那些随声附和、相互追随的人，即使没有触犯忤逆的可憎之处，但可以断定有包藏不可预测祸患的可能，就一定要疏远并铲除他们。如果这样，那么意向一旦显露，人心都会奋发。平时有规劝警戒的益处，遇到缓急也没有缺乏人才的忧虑。这对于治道的兴衰，关系并不轻微。臣不胜区区之心。

译《赵钥夫宗藩文类序》古代对待同姓宗族，制定宗法来统率他们。以继承太祖的宗族为大宗，以继承高祖的宗族为小宗。大宗一支，小宗四支；其中有嫡子只能侍奉宗子，有嫡子却不能成为适孙，有公子、公孙却不能奉祀祖、祢。有的先君不是同宗的别子，不能作为后嗣；有的是嫡系正体却不能传重，有的是传重者却不是正体。他们的统系就是这样。又建造宗庙来排列尊卑。太祖庙加上三昭三穆，就是七庙；子孙也按这个次序排列。在太庙举行祭祀时，群昭群穆都在场。祭祀后遍饮宾客、赐予爵酒时，昭与昭按年龄次序，穆与穆也按年龄次序。在其他宗庙祭祀时，内宾和宗妇也各按亲疏伦次排列。假如有哭临之事，同姓在宗庙哭临，同宗在祖庙哭临，同族在祢庙哭临。他们的次序就是这样。又制定氏族制度来区别他们。大概从太祖起为正姓，从高祖起为庶姓。庶姓在上代分别开来，亲属关系在下代逐渐疏远，于是用氏来分别，用族来联合。有的以祖父的字为氏，有的以公子、公叔为氏，有的以父亲的同母弟按伯仲叔季为氏。他们的族，有的用先人的谥号命名，有的用世代功勋命名，有的用君主所赐命名。他们的区别就是这样。又为他们设置国邑让他们居住。从王子、王的同母弟以下，亲疏关系逐级降低，甸、稍、县、疆的采地，都有公邑【《周礼·载师》说：用公邑的田地任用甸地，用家邑的田地任用稍地，用小都的田地任用县地，用大都的田地任用疆地。疆方五百里，是王畿的边界】，如果有功劳德行，就在王畿以外分封土地、赐予爵土，列为五等诸侯；有的又从侯、伯升入朝廷任卿士。安置他们又是这样。然而如果不设立师傅教育他们，不阐明善道培养他们，那么这几项制度究竟会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在瞽宗学习诵读和弦歌，在东序听取讲论【《礼记·文王世子》说：春天诵读，夏天弦歌，由大师在瞽宗教导；又说在东序讲论】；在成均观察道德【《周礼·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则，用来治理国学，集合全国子弟；凡有道德的人就让他们任教】；在王宫内考察得失【地官保氏负责纠正他们的过失，其属官守卫王宫】，没有一刻不是在学习。到泽宫练习射箭【《射义》说：天子将要祭祀，必先在泽宫练习射箭。泽是宫名；在学宫中射箭，射得多的人得以参加祭祀】；在宗庙助祭，在寝宫宴饮时按长幼饮酒；以俊士、造士相交友【《王制》说：命卿考察秀士，提升到司徒那里，称为选士。司徒考察选士中优秀的，提升到国学，称为俊士】；并把这些制度施行于公族。公路【公族、公路见《诗经·魏风·汾沮洳》篇：公族掌管公的宗族，公路掌管公的路车；《左传》成公十八年说，晋国荀罃、栾黡、韩无忌任公族大夫，负责教训卿大夫的子弟】，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用宗法统率他们，宗族分支就有制度；用宗室次序排列他们，亲疏就有等级；用姓氏联系他们，族类就有区别；用国邑安置他们，才干就有施展。这些无不属于教育。又一定使他们早晚有所观摩，行动休息都有教养，这样他们生在这个时代，就不至于比不上高阳氏八位才子和高辛氏八位才子，即十六位贤才【高阳氏有八位才子，称为八恺；高辛氏有八位才子，称为八元，这十六人合称十六族】、周公、召公、毛公、原公【周公、召公、毛公、原公都是文王的昭系后裔】。夏、商从禹、契直到杞、宋末年，周从后稷直到春秋末年，总共各有国家二千多年；根基深厚，枝叶繁茂，即使有昏乱的君主，仍然依靠藩屏而长久维持国祚。敬重宗族、收合族人的制度，这难道就是它的明显成效吗？自周代末年，厌恶猜忌、畏惧逼迫，亲自剪除同类，使根本没有荫庇而陷入孤立危殆的，没有哪一代不存在。汉初惩戒秦朝，晋初有所创制，魏、唐初年鉴戒隋朝，似乎都知道使宗族强盛的方法。然而如果只从利害上说，而没有真诚笃实的心、深远长久的考虑，那么不是封疆划分超过制度，就是教育培养没有方法；不是骄奢放纵而丧失自身，就是僭越逾制而覆亡国家。于是使生在帝王后裔中的人，反而把收敛声名、远离权势、隐藏光彩、掩藏才能当作保全自身的好办法。世人所称的贤者，不过是把心思寄托在经术上，把感情寄托在诗文上；至于同姓中与国家同甘共苦的卿大夫，反而好像不在他们所知范围之内。唉，世代相承到了这个地步，也真是想得太少了。本朝厚待伦理亲族的心意，已经不是前代所能相比的。到裕陵以后【即神宗】，又增加了教育和选举人才的制度，文臣武将中的俊杰，文质彬彬地接连出现。那些登进士第、被选拔为词学举和童子举的人，仍然只是因文辞技艺而受到称誉。三百年间，宗族姓氏兴盛到二万多。朝廷内有宰辅、侍从，地方外有监牧、守宰，为国家建功、使百姓蒙德的人，历代都不缺少。唉，菁莪、丰芑所积累的人才，裳华、棣鄂所显示的亲族兴盛，竟达到了这种程度，更何况还有不断繁衍、尚未止息的情形呢？诸王孙赵钥夫认为不能没有传记，于是把历代敬重亲族、重视根本的做法，以及士大夫铺陈功业、宣扬美德的文章，汇集编成巨著，题名为《宗藩文类》，并嘱托我写这篇序说明编书缘由。虽然编排次序或许有所遗漏，但其中重要内容已经具备，因此不敢推辞。《泸州重修学记》【泸州在宋代隶属潼川府路】泸州旧有孔子庙，在州城北面，是唐咸亨年间所建【咸亨是唐高宗年号】。到庆历四年，诏令州县兴办学校，于是开始修建校舍来容纳生徒。元祐五年，把庙学迁到州城南面。绍兴年间，才设置教授。自崇宁到嘉泰【崇宁是徽宗年号，嘉泰是宁宗年号】，虽然三次经历修缮，但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我因科举起家，出任泸州知州【嘉定十年，魏了翁知泸州，主管潼川路安抚司公事】，按旧例到先圣先师堂拜谒，见屋宇结构仿佛将要倒塌，于是拆除重建。前面设置端门，旁边建造斋舍和寝室，左右排列从祀诸位的位置。又想到庙和学校不能混为一处，便另建东西序，在外面筑造教师和学生的馆舍。尊、罍、爵、洗等礼器，旧的用梓木，新的用金属铸造，共二百一十件。为主管官员制作冕服，为诸生制作衣帽。工程尚未完成，忽然我奉君主之命被召回【十五年，魏了翁奉召】，士人对我说：“您难道没有一句话告诫我们吗？”我回答说：“我年幼时学习孔孟的书，成年后想要实行它，最终却没有机会参与政事。现在愿意私下有几句话相告。古代国子住在王宫，受师氏教育，按时到大司乐那里学习，以练习诵读弦歌，学习乐舞。

译百姓居住在比、闾之中，在塾师那里受教育，按时集中到州序，接受教育法则，端正长幼次序；他们都不是依靠常规俸禄供养的士人。自汉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太守，设立学官，安置左右生员，郡国供养士人便从此开始。汉武帝设置博士弟子员，太学供养士人也从此开始。古代让有道德的人教育国子，由父师、少师在闾塾中施教【古代年满七十退休，年老后居于乡里；大夫称父师，士称少师】，这就是《礼记》所说的乡先生，是乡人视为榜样的人，因此在乡射、乡饮酒礼中位次尊贵【《乡饮酒礼》说，遵者下席面向东而坐；注说，遵者是本乡人仕至大夫者。《乡射礼》说，大夫如果有遵者，进入门后站在左边；注说，称为遵者，是因为正在用礼乐教化百姓，希望他们遵守法度。“尊”应作“遵”】。自从乡官治理废弛而教育法度败坏，到新莽时才开始在学校设置经师；从此沿袭下来，有郡文学、州博士等职。到庆历年间设置教授官职【庆历是仁宗年号】，起初还允许举人自己选择。熙宁以后【熙宁是神宗年号】，由朝廷任命、由吏部任命，就都听凭资格办理。古代有养老、请教意见的礼制，有旅酬时共同谈论的礼制【“合语”见《礼记·文王世子》，说祭祀、养老、乡射、乡饮、大射、燕射等礼，到旅酬时，都可以讲说先王之法，会合义理而互相告语】，可见学校是公论产生的地方。从春秋到两汉，这种意义还存在。到后来，规章约束日益繁多，禁令防范日益严密。到蔡京专权时，宪法禁令反复申明：如诽谤讥刺朝廷、编造流言，都按首犯惩罚；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然而这只是学校制度的变化。至于庙制，则更加不同。从前听说古代把祝、祭、享区别开来，互不僭越亵渎。没有不是鬼神、不是族人的对象，却可以称为庙；没有尸、厌、嘏、绥、旅、绎等礼，也不能称为享【尸是用来象征神的；厌是使神享用祭品，有阴厌、阳厌；嘏是祝辞；绥是安置，也作妥；旅是众人饮酒；绎是祭祀第二天迎宾尸】。鲁哀公十七年，在孔子故宅建立孔庙；一千多年间，从未离开阙里。汉代儒者所说的立学释奠，不知先圣、先师是谁；除《戴记》之外，没有别的记载。到魏齐王、晋武帝在学校举行释奠，虽然开始见于史册，却还没有另建庙宇【齐王正始八年，命太常以太牢祭祀孔子，在辟雍以颜渊配享；晋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后裔为宗圣侯，诏令太学和鲁国四时准备三牲祭祀孔子】。唐武德二年，在国子监祭祀周公、孔子【唐武德年间，诏令国子学各建周公、孔子庙一所，四时祭祀】。到贞观年间确定孔子为先圣，废黜周公【贞观二年，采用房乔的建议，停止祭祀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于是祭祀用的牲牢、礼器、币帛日益增加丰盛，却不再有祧庙祭祀了。古代弟子对于老师、子孙对于父祖，尊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称呼老师、父祖的字来表示区别。字是极其尊贵的称号，汉初仍然如此；新莽却不知道仲尼的尊贵，妄自替他制作谥号。不过称为宣尼时，还不敢删去他的字。到追崇的典礼代代增加，便把累积的谥号看作尊贵，把王爵封号看作贵重。古代只有功臣可以配享大祀，从未听说弟子从祀老师。自建武年间在孔庙祭祀七十二弟子【建武是汉光武帝年号】，但也没有离开阙里。贞观末年，又增加左丘明、卜商等儒者在太学从祀【贞观二十一年，诏令左丘明以下至贾逵共二十一人配享】；武成王庙的祭祀也仿照这种制度【祭祀太公，以孙武、吴起等配享】。总章、开元以来，又给诸儒增加三等爵位【高宗总章元年，赠颜子为太子少师、曾子为太子少保；明皇开元二十七年，开始赠十哲为公、七十二弟子为伯】，州县学宫也都设有从祀。以上这些，哪一项不是极其隆重美善的事情？它们却起始于汉景帝、汉武帝，而盛行于魏、晋、齐、梁、隋、唐以后。那么，五帝三王的典章，难道就不如《易》《书》《诗》《春秋》可信吗？即使说古人当时还没有听闻这些道理，那么教化美善、风俗淳厚，本来应当远远超过三代；可是百姓的淳朴与浇薄、世道的治乱，却反而如此相反，这又是为什么呢？大体说来，先王时代的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六乡、三采、五比、四闾【六乡是近郊之地，天子有六乡；三采是大夫的家邑、六卿的采地和王子同母弟的大都；五比是五家为比，四闾是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他们的田地，是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一井二牧：井方一里，牧地是次田，二牧相当于上地一井；三屋九夫：《司马法》说，三夫为屋，三屋为井；屋具备出谷纳税之数，一屋三夫，一井之内共九夫】；他们所吃的，是九谷、六畜、五牲、三牺【九谷是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麦、小麦；六畜是牛、马、羊、犬、豕、鸡；刚开始饲养叫畜，将要用于祭祀叫牲；牺是牛牲，祭天地的牛角如茧栗，祭宗庙的牛角如手握，供宾客的牛角长一尺】；他们所穿的，是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九文：古代天子的冕服有十二章，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周代把日月星辰画在旌旗上，冕服只用九章，所以称九文】。

译六采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种图案，绘在衣服上；五色是青、黄、赤、白、黑】；他们的官制，是三吏、六联、五侯、九伯【六联：《小宰》职掌以官府的六种联合来治理国家：一是祭祀，二是宾客，三是丧荒，四是军旅，五是田役，六是敛弛；五侯是五等诸侯，九伯是九州的方伯】；他们的教育，是五事、五典【五事是貌、言、视、听、思；五典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他们的学习，是六德、六行、五礼、六乐、五御、五射、六书、九数【六德是知、仁、圣、义、中、和；六行是孝、友、睦、婣、任、恤；五礼是吉、凶、军、宾、嘉；六乐是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御是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射是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九数是方田、粟布、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百姓年幼时学习，长大后安于其中，不被奇异品物诱夺，不被淫邪言辞和偏僻行为扰乱，不被奸声乱色动摇；族、闾之中所学的、师友所讲的，无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的道理。即使到了周代末年，车轨、文字、礼文和伦理，也没有什么不同。自从赵国渠梁破坏田制，秦国政权焚烧《诗》《书》，道统丧失，人民离散，到汉代也不能恢复；于是偏邪、淫荡、邪僻、隐遁的言论，得以乘虚而入。起初是孔子之学与老子之学分立，后来佛教也夹杂进来。大概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风雷电，下至虫蛙草木【黾属蛙类，音猛】，全都制作宫室衣冠来仿效人类，设置府史胥徒来象征官府；直到百姓日常使用的饮食、车服、器皿，也没有一件不改变先王的旧制。天下人都沿用这些，却不觉得奇怪。假如在这个时候，又不为他们建立学校、设置老师，拿五帝三王和六经作为标准来指示他们，那么百姓之类有多少不会相互引导而全都灭亡呢？这样看来，学校兴盛而规模扩大，庙宇尊隆而祭祀繁多，大概是起于异端日益炽盛、大道逐渐衰微的时候吧？有位士人又请求说：“记载学校的文章很多，却没有谈到这些；难道是说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一定要以古代制度为正确，这不是迂腐吗？”我说：“我当然知道这些古制未必有实际益处，但不能因为它们是古代的就置之不闻。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这些却不加察觉，把郡县制度看作诸侯国家，把塔庙仪式当作学校，把羌戎的教法解释成圣人的言论。如今说它们没有益处而置之不闻，那么究竟什么才算有益呢？” 于是我依次编排这些论说，把它们刻在学校中，告诫同道，希望大家共同广泛探求失传的典章，搜寻遗留下来的言论，以期继承昔日听闻的学问，启发后来的贤哲，为万世建立长久安定的策略。唉，难道不会有人听到这种风气便奋发起来吗？《洪氏天目山房记》【天目山，宋代隶属临安郡】宝庆元年，我的朋友洪舜俞因任考功郎时进言而被罢职，回到于潜，在天目山下的宝福僧寺读书。寺院幽静深邃，舜俞把新旧书籍合计起来，得到一万三千多卷，收藏在闻复阁下，仿效李渤庐山藏书的旧事【李渤】，又写信嘱托我作记。我年轻时诵读苏文忠公的《山房记》【苏轼】，记得其中说，秦汉以来，作者越来越多，书籍越来越多，求学的人却越来越苟且简略；又说近年市井之人辗转摹刻书籍，每天流传万纸，而士人都把书捆起来不看，空谈游说没有根基。唉，这些话用来启发警醒后学，不能说不切中要害。然而士人的弊病到今天还没有痊愈。不能因为圣人久远、年代湮没，学问传得越久失真越多；时代变了，事情改变了，便越变越低下。学士大夫读书却不知道其中滋味，实行它却看不见门径，于是也就放弃它了。况且古代求学的人，开始于礼、乐、射、御、书、数，大概通过认识事物、推知类别，寻求仁德、进入德行，都以此为根本。如今礼制败坏、音乐淫靡，射、御、数只有名目而没有实际意义。六书的方法，只有小篆还保存着，却没有人知道珍爱。做士人的人十个中有九个错失正道，根本没有时间过问。五帝三王和六经传授的内容，如仁义、中正、诚实、性命、天道、鬼神、变化，正是格物致知的要领。如今往往把柔弱善顺当作仁，把果敢当作义，把模棱两可当作中，把迟钝愚鲁当作诚，把气质当作性，把六种事物当作命，把玄虚空洞当作天道，把昏暗渺漠当作鬼神，把有和无当作变化。更严重的，把明察当作知，把放纵当作情，把贪婪当作欲，把违反经常之道当作权变，把口齿敏捷当作才能，把诡诈当作权术。圣贤的话明亮如日星，但老师各持不同见解，流弊竟到了这种地步。至于先王的制度，又是应当讲习的；可是风气已经衰败，名称也发生讹误，一件事有几种说法，一种事物有几个名称，学者也没有人考证。井田、牧地是安置居民的良法，但丘、乘与卒、伍制度不能相合，于是参照管仲、穰苴的制度【丘乘：据《周礼·小司徒》，丈量土地，以井、牧规划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甸与乘相同。《司马法》说，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百亩为夫，三夫为屋，三屋为井，十井为通，十通为成，十成为终；所以丘有战马一匹、牛三头，甸有战马四匹、一辆兵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卒伍：《周礼》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共计二千五百人。】管仲则说：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所以二千人为旅，五乡设一帅，因此一万人为一军】。封建制度是治理国家的大政，但百里、五百里的疆域划分不相合【《王制》和《孟子》都说封地方圆百里，《周礼·夏官》却说王畿方圆五百里】，于是把它归因于历代制度不同。宾兴人才的制度，从遂以下、王畿以外没有文字记载，于是依据乡遂的数目来推断。郊祭、丘祭、禘祭、祫祭，都是大事；有人把郊祭、丘祭分作两种【郑氏认为南郊是冬至祭天，圜丘是正月祭祀感生帝】，有人把禘祭、祫祭看作一种【汉代把禘、祫看作一事，平帝元始年间在明堂举行祫祭，后汉张纯认为这就是禘祭；章怀太子注说，都是大祭的名称，可以通用】。宗庙、学校、明堂，都是首要事务；有人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场所、不同的制度，有人认为是一座庙而有八个名称。七世之庙，是常行的典制；可是商代有六庙，周代有二祧，有的说亲属关系尽了就毁庙，有的说宗庙没有固定数目，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折中。三年之丧，是通行的礼制；却有人说君、大夫、士居丧服丧各有等级，又有人说君主死后举行卒哭就除丧，谁也不敢认为他们错了。大体说来，礼制开始在周末脱离典籍，在秦代大坏，在汉代令人失望，到晋室之乱时完全覆亡。

译两千年间，人们凭个人臆测作出决定，听不到真正实行的效果。帝号和官制仪礼，沿袭秦代的错误；郊祭、祧庙、宗庙制度，接续汉代的错误；衣冠、音乐、律吕，混杂魏代的制度。学校供养不参加宾礼的士人，科举选取递送名帖求见的人，任用官员按自我陈述的资格；刺取平民充作军人，却听任他们坐食；剃发农夫来谋取利益，却放纵他们自行供养；授予田地没有限度，豪强侵夺、强横专断反而彼此推崇；征收泉币缴纳租税，又用繁重的科徭和反复折变来防范。唉，生在这个时代，作为这个百姓中的一员，却读圣贤的书来寻求帝王之法，使心中明白地看见它，却又没有地方可以施用。何况众说混杂错乱，开始是春秋战国的败坏制度，中间夹杂秦汉晋魏的礼仪，最后又混入郑氏、王氏等儒者的臆说【郑康成、王肃】；学者的耳目、肺腑、心思被这些说法摇惑，不能相信自己。于是根本没有建立，异端便乘虚而入，利禄便能转移心志，文辞便能使人沉溺。于是有嘴上讲六经，心里却信佛老的人；也有心中认同圣学，却把它编成文章，随世俗追逐功名的人。六经所说的道理，孔子、孟子尚且没有来得及施行；如今已经两千年了，仍然没有人实行。我年长后有所听闻，晚年更加恐惧。舜俞把藏书托付给我，于是作记：愿意把我所恐惧的事情相互切磋，共同探究。唉，难道他也会认为我的话说得过分吗？《泸州赡军田记》泸州作为郡，处在江水、洛水之间，紧邻边疆。自熙宁年间升为帅府，乾道年间又把东川帅司设治于泸州，它所承担的责任尤其重大。然而本郡没有征收粮米的赋税，每年所依靠来供给军队的，是官府征收泉四万缗，命百姓输送米二万石。正当泉钱贵、米价贱时，百姓还没有受到太大损害。但年景有丰有歉，物价有高有低，这种办法实行至今，往往一石米要折合泉钱十几缗，而官府却不增加补偿，百姓日益困苦。眉州青神县杨公由工部尚书自请出任泸州知州，威望得以施行，恩惠也得到信任，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到修复。他曾因年成歉收，替百姓偿还所输送的米；先任知州曾想代替百姓输米却没有办成的，他也一并替他们偿还。又想到军粮都是军队储备，尚不充裕，便拿出七万缗来资助。可是泸州百姓被强行摊派的祸害始终没有停止，于是他拿出郡府少府的余财二十万缗，购买民田，每年收取田租来代替百姓输米。当时事务繁多，只看见各郡国局促困窘、无所施展，杨公却从容宽裕，见到合乎义理的事就一定去做。由此可知，只要内心清正、约束自己，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我对此又深有感触。军队成为百姓祸害，已经很久了；有志于当世的志士仁人，一定会说：应当使军队出自农民，官府不再常年供养固定俸禄的军队，这样以后才可以建立国家。这话固然正确，但只是有其道理而没有相应的制度。况且《易经》说，地中有水叫作师，地上有水叫作比；这说的是它的道理。平时居处时，五家为比邻，合为闾、族、党；出征时则编为伍、两、卒、旅；这说的是它的制度。然而，为什么说它没有相应的制度呢？《周礼》说六乡授田时没有明言，六遂和公邑出兵时也没有明言，只能推说这是互文罢了。至于让百姓自己储备军需、自己治理兵器，既不是法令中的规定，也没有明文。考察《县师》，似乎军队应由百姓自备；参照《遗人》，粮食又似乎应由官府供给；再考察《质人》和《司兵》，又各有接受马匹、授予兵器的文字，那么大概有些军需并不必全部出自百姓，例如虎贲、司右之类，就是由常规俸禄供养的军队，但也不知道究竟从哪里供给。大体说来，政令已经没有传承，而四司马和掌治沟洫的土均之官也都从典籍中消失了。【四司马，是大司马之外的小司马、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县师、遗人、质人、土均属于司徒，司兵、虎贲、司右、司马属于司马。】郑康成等儒者凭自己的臆测作出判断，竟只拿田穰苴、《司马法》来作证。如果确实像他们所说，那么井田本来就是用来苛虐百姓的制度。况且七十五人要出一辆革车、三名甲士、四匹马、十二头牛；即使在太平盛世有这样的规定，百姓也一定无法自我维持。乡里人口的多少以及六畜、车辆、辇舆，都要登记记录其数目；假使后世仿效这种做法，也会有不能承受的地方。鲁国的公车有一千乘，不过是公家徒卒三万人罢了；若按《司马法》的规定，就应当出兵七万五千人。大体都是拿后世的弊法来解释三代的法典，正如拿汉代的算赋来证明邦国的赋税，拿王莽的制度来比拟国家的徭役，拿没收财产来考察商人，硬说这些是先王曾经实行过的制度。即使杜元凯引用《周礼》，径直把它称为《司马法》，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后世使用这部书，每次出兵便失败，难道全都是《周礼》的罪过吗？只有魏、周、李唐的府兵制度，略加裁量斟酌，所以勉强能够长久。并不是井田、牧地制度绝对不能实行，而是传注把它弄乱了，使人不知道它原来的制度。因此自东周王政败坏以后，直到今天将近二千年，能够停息兵乱的时期只有五百年。等到这种制度彻底败坏，便又耗尽天下的力量来养活乱局；即使有志士仁人，最终也没有办法挽救它。其间像营田屯田，本来也曾多次取得成效，但军队不熟悉务农，官吏不能长期从事其业，没有一种能够长久而不变的。如今在无计可施、无法挽救弊病的情形下，有像杨公购买田地来供给军队这样的办法，它作为制度，难道不是很简便而且可以长久实行吗？不实行井田，不实行封建，终究也只是权宜之道，但其中确有难以轻易说清的地方。既然如此，这件事难道不值得使我欣喜地听闻并乐意写下来，希望以后有人听到风声而相继仿效呢？《诗经》说：“国家虽然没有安定不变，有的人圣明，有的人昏庸；百姓虽然没有丰厚富足，有的人聪哲，有的人善谋，有的人严肃，有的人能干。”【出自《小雅·小旻》篇。】唉，我对此仍然是有所希望的啊！

译《拙斋记》广汉人张行父与我同在朝廷任职。一天，他对我说：“我曾经因周元公先生的《拙赋》而有所感触，【元公就是濂溪先生周敦颐。】于是用‘拙’给我的斋室命名，请您为它作记。”我起初听到这话，感到很疑惑。人的心，广大而又精微，宽裕而又周密明察，足以包容天地，贯通古今，错综地考察人物，其中有许多地方，即使精巧的历法也无法计算，优秀的工匠也无法描绘。学习的道理，就是用来达到这种认识并使自己的明智更加明彻的。只要稍稍违背这一点，就会成为昏昧、愚蠢、庸常、暗昧。所以孔子谈仁和勇，一定把“知”放在前面；孟子把它概括说：“知譬如工巧。”大概圣贤的议论，都是重视智慧而轻视愚昧，从未听说崇尚拙朴的。盘庚、成王都曾以“成事安逸而作伪劳苦”来告诫人不要以拙为道。【《尚书·盘庚》说：“你也只是拙劣地谋划，才造成了安逸。”《周书·周官》说：“建立德行，内心安逸，日日美好；制造虚伪，内心劳苦，事情反而日益拙劣。”这是成王告诫卿士的话。】孟子也把拙劣的工匠、拙劣的射手视为不合宜。到了老子、庄子，才开始借“巧”和“拙”来寄托寓意。秦汉以后，人们憎恶世上把善于钻营仕宦、舞弄深文法术的人看作机巧，于是受此激发，形成了守拙的说法。后来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等人，便都以“拙”自称。到了我们周元公作《拙赋》来阐发这一道理，张行父的伯父宣公又作记来申明它，【宣公就是南轩先生张栻。】这个意义虽然更加广泛，却仍然不能使我心中完全释然。老子、庄子是借拙来运用巧；汉魏以来则是借拙来憎恶巧；但它们流传下来的弊病，却是有人假借拙朴来掩饰机巧。这些都不足以多加计较，而两位先生的说法，似乎又与圣贤的旨意不同。其实，各种说法也各有适当之处。物欲之知和德性之知，常常背道而驰；因此，长于前者的人必定昏暗于后者，精于小事的人必定遗忘大的方面。有人全都说：“我圣明，国家的事情每天都在错误，却有不知道的。”有人全都说：“我聪明，把自己赶进罗网、陷阱，却不知道躲避。”这种所谓机巧，正是造成拙劣的原因。周子说：“我忧虑世人机巧太多。”张子说：“我忧虑士人不够拙朴。”这都是为了遏制追逐外物的萌芽，使人返回德性之知；他们的宗旨虽似乎不同，归宿却是一致的。况且坤卦的阴气变化为乾卦而成为离卦，离卦中间空虚，所以说“畜养母牛则吉”，这是说明光明来自外部，火是外在的光明。乾卦的阳气求取坤卦而成为坎卦，坎卦内部充实，所以说“心中有诚信，只有内心能够亨通”，这是说明光明根源于内部，水是内在的光明；应当使内心明亮。所以，处在正当的位置而安守本体，照察、认识万物，外表明亮却常常像昏晦，明知事理却常常像愚拙。只明白外在事物，所以自矜机巧、炫耀才智，依附外物而忘记返回本心，看似明亮其实昏暗，看似有知其实愚蠢。因此，离卦运用坤卦来蓄养自己的光明，坎卦伏藏坤卦来使自己的光明不外露。刚强坚毅、质朴木讷的人，离求仁最近；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的人，离道却很远。这大概是内外、宾主之间的辨别，也是我们圣贤用来探求根本、下功夫的最重要之处。张行父说：“这正是我的志向。”于是我为他作了这篇记。《眉州江乡馆记》【嘉定三年，了翁恢复原职，任眉州知州四年，升任潼川路。】眉州是西南的交通要道，郡府寝堂的西面原来有馆舍，用来接待来往使者，但它离大江很远，乘船往来的人无处避燥避湿。江边有一座亭子，名叫“共饮”，只能容纳送行的帐幕，我便把它扩建得大一些。门、正堂、廊庑和官署，看起来比从前稍微美观，但左边受神庙限制，右边又被民居阻挡，未能完全实现最初的意愿。临川李公甫某担任知州后，又为此增修扩建。恢复了原来亭子的匾额，把它架在中堂上，以便通行。前面有坐处，后面有翼房，左边有门，右边有窗，明亮美观而坚固精致，用花木加以装饰，四周围以宫墙。他又写信给我说：“这件事是您开始做的，何不把它最终记载下来呢？”我曾经考察五礼的说法，虽然在《虞书》中已经有所见，但孔安国的注释本身就彼此抵牾。到了《周官》，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的名目才开始见于经书。吉凶之礼，是治理人的大事，意义广泛而项目繁多，这是自然的。三百六十种官职中，掌管宾客事务的有七十六种，天官总管的实际有十八种。大概从司关叩关报告开始【司关属于地官；四方宾客到来时，叩关的人便替他们报告。“敂”与“叩”相同】，司徒命令郊野修整道路、准备积储【司徒的职掌包括接待大宾客，如今所说的郊野修路、储备物资】，掌讶在边疆迎接宾客【掌讶属于秋官；宾客到达时，与士一同到边疆迎接】，于是供应礼酒，陈列酒器，供应稍礼，准备腌菜，直到牛羊牲牢、粮米、法定的羊、润泽之物、币帛和资财，各自都准备好相应事务。司仪安排馆舍，环人交付馆舍，小行人察看馆舍【司仪、环人、小行人都属于秋官。】大概没有一件事不周到。当时，不只是朝见的宾客和外国来客如此，有积储，有甸地的聚集之处，用来接待羁旅之人；即使是行路的人，也有房屋可住，有食物可吃。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只是琐碎而不急迫的事务。车马有地方安置，宾客的随从有替代人员，伯主的政事尚且如此，所以晋国因馆舍简陋而受到责备【《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辅佐郑伯到晋国，命人完全拆毁晋国馆舍的墙，让车马进入。晋国责备他，他回答说：“晋文公做盟主时，宾客到来如同回到家中；如今诸侯住在卑贱之人的馆舍里，门连车都容不下。”】；因为用车辆载人过河而被孟子讥讽郑国子产【孟子讥讽子产乘车渡人之事】；经过陈国时，因为道路亭候而看出陈国将亡【单襄公经过陈国，陈侯没有到边境迎接，司里也没有交付馆舍，因而知道陈国将要灭亡】。这并不能说道路馆舍之事不值得作为政务。只是我遗憾这次工程不能完全按照最初的意愿完成，而李公甫能够最终成就它，所以我乐于讲述这件事，不再以文辞不足为借口。《井牧说》古代井田、牧地的制度修明时，五家组成比，五比组成闾，四闾组成族，五族组成党，五党组成州，五州组成乡。它们像丝线联结、绳索贯穿，有保卫，也有爱护，不只是寄托亲近和睦的意思，也是为了察知奸邪的萌芽。田间有遂，遂上有径，沟上有畛，洫上有涂，浍上有道，川上有路，直通国都的郊界。这不只是为蓄水和排水作打算，也是为了严格限制出入。行旅往来有节制，然后才可以通行；国中百姓迁徙有授予凭证，然后才可以出境。乡里中那些侦察盗贼的人、彼此相残的人、争斗喧嚣的人、不合时宜不合礼制的人，都各有官吏来察看。当时如果有一个像骊山逃亡徒那样的人，必定会被捆绑起来审问。难道宁可听任他在田间道路上肆意横行而无所顾忌，却要像高帝亲自参与这件事一样还不知道改变吗？秦朝反而恢复了古代制度。大概从那以后，关于门关道路的政令、户口以及主客人数的统计，都只成为徒具形式的文书。哪里只是再也没有周济、防护、亲睦的意思，即使搜查奸邪隐恶，也没有办法察知。百姓生活在天地之间，自生自死，自来自己，县官也不把这些当作事务，而君师的职责便废弃了。

译黄震【字东发，庆元府慈谿人。考中进士，官至提举浙东常平兼王府长史。去世后，门人私谥为文洁先生。】《平粜仓记》金谿人李君仿照朱文公的办法建立社仓。咸淳辛未年【度宗七年】，年成大歉，百姓依靠它而得以保全、活命的很多。我曾为此作记，使他的子孙世代守护。李君受到这篇记文的感动，又另外捐出良田二百多亩，计算田租总共四百石，从壬申年开始，按当时的价格每斗降价十钱出售粮食，每年收取粮价，再购买田地来增益仓产，期限定为达到一千亩；到那时还要进一步降低粮价，永远用来救济百姓。于是他建立平粜仓，与社仓相对，又请我作记，而且诚恳地想把这件事作为子孙的戒训。我赞美他的义举，嘉许他不断地向善进取，同时又忧虑百姓的需求没有穷尽，便斟酒为他祝贺并说道：“这座仓的意义真美好啊！这难道只是值得为您的子孙祝贺吗？还需要什么训诫呢？”天下的道理，达到公平以后就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使盈余减少、使谦下增加，是上天的公平；使盈满转化、流向谦下，是大地的公平；使盈满者受害、使谦下者得福，是鬼神的公平；厌恶盈满、喜爱谦下，是人道的公平。取多余来补不足，使各种事物得到平衡而公平施予，是君子用来体察天地鬼神之心、维持公平的做法。因此，贤者对于不肖者，聪明者对于愚昧者，富裕者对于贫穷者，都应当减少有余来补助不足，其中富者对于贫者尤其应当如此。所以君子顺应这种道理便吉祥，于是积聚而能够分散，充满而不溢出；不只是我不把财物私藏为己有，别人得到公平，我也因此能够保全自己的公平。小人违背这种道理便凶险，于是过分吝惜却大量耗费，过多收藏却遭受厚重损失；不只是我把财物据为己有，使别人得不到公平，我也将因此失去自己的公平。所以从一时来看，有余而能够减少它，似乎是有所损失；但从长远来看，这正是获得利益。趁着粮食有余而能够平价出售，我知道这使乡里常常得到公平，正是您的心意；使您家族长久得到公平，则是天地鬼神的心意。公平一旦确立，就没有什么时候不公平；您的子孙将世世代代享有这种公平，还需要什么训诫呢？因此把这些话写下来留给他们，使所有有粮食的人都听到这种风气而奋发起来。孟子说：“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我也说：“人人减少有余，补助不足，天下就太平了。”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议郎、权发遣抚州军州事、节制军马黄震记。王柏【字防之，婺川金华人。他质朴诚实、坚忍刻苦，勇于求道，见识卓绝独到，有许多论述。去世后，杨文仲向朝廷请求，谥为文宪。】《赋诗辨》作诗，是为了表达志向；赋诗，也是为了观察志向。观察一个人的志向，不如观察他的礼。志向没有固定准则，而礼却有规范。歌咏发自天性的自然流露，人的内心又不可能在仓促说出的一句话中加以掩饰；这些都可以用来观察他的志向所趋，吉凶祸福的征兆也会因此确定。这就是春秋时期在结盟、防守、宴饮、享礼之际赋诗的原因，也是有些人无法掩饰自己本心真伪的原因。大概每一次吟咏，声音一转，内心的机微便开始萌动；事情显现在诗中，志向显现在诗外，真实的情感和原来的情态，无法强行矫饰和伪造。若不是胸中平素已经明白义理，怎么能够勉强自己在钟磬、笾豆之间不失本心呢？当时，郑国七子六卿赋诗最为兴盛；赵文子、韩宣子在片刻交谈之间，尚且足以由此决定一个人终身所成就的事业，这也可以说是善于观察了。我却认为，善于观察音乐的人，不应观察他的志向，而应观察他的礼。先儒所说的礼在先、乐在后，大概是事情有了秩序，然后才能和谐，这就是音乐的根本。把宴饮、享礼时使用的音乐拿来用于宗庙之乐，可以说是混淆；把诸侯所用的音乐奏作朝会、会盟之乐，可以说是僭越。虽然有具体事例作证明，恐怕不能说这就是当然的制度。只有二南的音乐，合乎人伦的正道，是教化的先导，可以用于乡人，也可以用于邦国。《小雅》的乐章已经不同了：有天子宴请诸侯时演奏的乐章，也有上下各级通用的乐章。这其中的区别截然分明，不可混淆；舞位尚且有多少的定数，歌词难道会没有异同的分别吗？玩味其中的意义，审察其中的音调，那么乐的根本并不必等到从铿锵的节奏中去探求，之后才能知道。昭王、懿王以后【周昭王是康王之子，周懿王是共王之子】，僭越礼制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何况到了东迁以后呢？君臣之间的名分，是天地间恒常的法则。毁坏冠冕，撕裂礼服，暴虐地灭亡宗周，违逆礼制、扰乱常道的事情在史书中接连出现；人心中对礼乐的爱好已经丧失败坏得一无所有，又怎么能在钟、鼓、律、吕之中责求礼乐的等级差别呢？难道还会有尊卑隆杀、等级威仪的区别吗？像晋侯赋诵《假乐》《赋既醉》，齐侯赋诵《蓼萧》，这些都是诸侯僭用天子的乐章。楚国令尹赋诵《大明》，季武子赋诵《绵》，韩宣子赋诵《我将》，这些都是大夫僭用天子的乐章。鲁国说自己“秉持周礼”，它宴请范宣子时，便为他赋诵《彤弓》；范宣子不敢承受，把美德归于鲁文公。鲁国宴请甯武子时，也为他赋诵《彤弓》和《湛露》；武子认为这是自己学习礼乐所达到的范围，于是用巧言加以推辞。礼乐的大原则，尚且有一些留存在人的心中；鲁国所秉持的周礼也已经微弱了，本来更不能指望其他国家。因此晋国宴享穆叔时奏《肆夏》，奏《文王》时穆叔都不行拜礼，看起来似乎是懂得礼的人。他回答说：“《三夏》是天子用来宴享诸侯之长的乐章；《文王》是两国君主相见时所用的乐章。”这果真是穆叔的话吗？还是传文确实没有错误呢？这些都无法知道。《常棣》这首诗，是周公的诗。左氏却认为是召穆公所作；楚国歌咏《武》，又与现在的诗在第三章、第六章上互有不同，那么凭什么知道是楚国错了、毛氏郑氏错了，还是左氏错了呢？至于鲁国三家，曾经用《雍》来撤祭；如果没有圣人的明确训示，后世也会把它当成当然之事，反过来证明《雍》可以通用。大体说来，左氏的话多半失实；而《春秋》所记的礼，也有僭越之处，都不能拿来作为《诗经》三百篇的证据。所以我说：“宴饮、享礼时奏用宗庙的音乐，可以说是混淆；诸侯使用朝会、会盟的音乐，可以说是僭越。”虽然有具体事例为证，却不能说这就是当然。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年轻时跟随朱熹的门人李方子学习。子才在朝廷任职时，多次进呈直言，历次触犯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却不向他们屈服。官至端明殿学士，以资政学士身份退休，去世。】《聚散札子》【理宗在位时，子才抨击郑清之的过失，于是被补任外职；郑清之去世后，诏令子才回朝，兼任崇政殿说书。子才随事进谏，这是其中的一篇。】

译国家出现五星聚集于奎宿的天象，实际上主掌文治。历代圣明君主相承，始终把收揽人才作为第一要务。即使《棫朴》所说的善于任用人才、《卷阿》所说的任用吉士，【《棫朴》《卷阿》都是《大雅》的篇名。《诗序》说：《棫朴》讲文王能够任用人才；《卷阿》讲召康公告诫成王求取贤能、任用吉士。】也不过如此。咸平、景德年间【都是宋真宗年号】，政治浑厚融洽，几乎看不出界限，这就是所谓人才最盛、政事最为和谐的时期。天圣以来【仁宗年号】，王曾、吕夷简任宰相，君子曾经聚集在一起。不久，他们在景祐百官图事件中第一次散开【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认为吕夷简执政，官员选用多出自其门，于是上呈《百官图》。吕夷简不高兴，罢免范仲淹的职务；余靖、尹洙、欧阳修也一同被贬，并把范仲淹的朋党榜张贴在朝堂，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又在庆历《圣德诗》事件中散开【庆历三年，国子监直讲石介因仁宗罢免夏竦而任用韩琦、范仲淹等人，作《庆历圣德诗》。孙复听说后说：“石介的祸患从此开始了。”】，又在王拱辰“一网打尽”的事件中散开【庆历五年，御史王拱辰因苏舜钦是杜衍的女婿、王益柔是范仲淹所推荐的人，借他们饮酒失态之事加以弹劾，同席被斥退的有十多人，都是知名士人。】王拱辰高兴地说：“我一举就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罢免。】这就是天圣以来的人才【天圣，是仁宗初年的年号】因忠臣与奸邪相互激烈冲突而离散；但它的祸害还只是离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再次任宰相，至和、嘉祐年间的君子还没有散尽。熙宁年间邪说一出现，先朝的大臣最先离散。不久，不赞成新法的人全部离散；不久，条例司中的贤者也散去了。这就是元丰年间的人才因法令变更而离散【神宗熙宁二年，富弼任同平章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当时神宗因灾异而避殿，王安石说灾异都是天数，并非人事得失造成。富弼听后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是上天；如果不畏天，还有什么事不能做？这一定是奸人想进献邪说，以动摇皇上的心。”王安石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讨论实行新法，于是满朝正直之人都被贬斥殆尽。熙宁、元丰都是神宗年号。】但其祸害还只是离散而已。元祐初年，司马光任宰相，吕公著、文彦博相继辅政【哲宗元祐三年，吕公著独自主持国政，群贤都在朝廷。苏轼与程颐彼此交恶，门人又相互支持，于是有洛党、蜀党之称】，君子又重新聚集了。士人品流分裂得过于严重，政事因而反复无常；它从官员名额的微小争执开始，在调停的初步议论中逐渐扩大【司马光去世后，王安石一派多散布流言，想动摇在位大臣，以求自保。吕大防、范纯仁尤其害怕，于是想任用王安石一党的人员来消解旧日怨恨，这叫作“调停”。苏辙、王岩叟上疏，极力批评其中的不当之处】；在辨析策题时发展到滔天程度【绍圣元年，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开头便贬斥元祐政治。苏辙加以劝谏，哲宗大怒，范纯仁极力解释，于是苏辙被降职，出任汝州知州。当时考官评定策文，赞成元祐的人名次居前；礼部侍郎杨畏复核，全部把他们降下去，把赞成熙宁、元丰的人列在前面，拔擢毕渐为第一。从此“绍述”之论大为兴盛】；后来发展到朝堂张榜、刻立党人碑【崇宁元年，把元祐党人姓名张贴在朝堂；九月，在端礼门立党人碑；崇宁三年，把名单刻在朝堂石碑上】，践踏忠贤，竟比把他们当作草芥还不如。这就是元祐年间的人才因辨明是非过度而离散，其祸害大概不只是离散而已。建中靖国初年，起用范纯仁，任命韩宗彦为相，君子又聚集了。天下正以能够迅速授予官职为快，却不知曾布、温益有意结党为奸，设置政事局，轻视元祐、重视元符；进献《爱莫助》图，左边排斥苏轼、苏辙，右边支持章惇、蔡卞。意向一旦偏颇，君子便全部离去，而元符年间上书的人也一概被视为邪党【建中靖国是徽宗初年的年号。】当时从永州起用范纯仁，赐给他茶和药，并且说：“范纯仁能够见我一面，就足够了。”任命韩宗彦为相，罢免蔡卞、蔡京的官职，把苏轼、苏辙调到内地州郡。当时曾布秘密陈述“绍述”之说，任温益为尚书右丞，又重新任用蔡京，沿用熙宁年间条例司的旧例，禁止元祐法令，在尚书省设置讲议司，任用他的党羽吴居厚、王之汉等十多人为属官，选取政事中的重大事项，每件事由三人主持，于是法制大为败坏。邓洵武排斥韩忠彦，支持蔡京，说陛下正在继承先帝遗志，群臣却没有人辅助，于是制作《爱莫助》图献上。当时支持“绍述”的人，只有温益坚决主张任用蔡京并排斥异论；于是善人全都不能被容纳。后来下诏登记元祐、元符党人韩宗彦等五十多人，不得在京城任职；司马光等二十一人的子弟不得做官，京城满朝都是群小，宋朝也就灭亡了。这就是建中靖国年间的人才散于内乱，不是中兴，也不是安靖。它的祸害大概不只是离散而已。中兴以来，张浚、赵鼎任宰相，君子又聚集了。不久，秦桧主持国政，竭力主张和议；一时的正直言论者如胡铨等三十二人不肯依附，像李纲等八十多人也全都被排斥【秦桧既然坚定地主张和议，仍然把群臣视为祸患。勾龙如渊请求让台谏官把正直之人全部攻击排斥，使和议得以确定，于是李纲、赵鼎等八十多人都被贬逐，没有一个留下】；有的死在监狱，有的死在贬所，有的流放弃置在魑魅出没的地方，即使屡次大赦也不予改移；有的退居山林泉石之间，被屏退驱逐而不得出仕。

译这就是绍兴年间的人才因主张作战的多、主张议和的少而离散，其祸害又不只是离散而已。庆元初年，赵汝愚任宰相，一时知名的士人，早晨任命，晚上便授官，几乎已经没有遗漏。奸邪小人彼此斜着眼睛、皱着眉头，心怀怨恨，于是急忙引进与自己同类的人，分布在台谏官之中。于是赵汝愚所引荐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去，大的被贬谪流放，小的被斥退；举旗的六名士人也被屏退流放【宁宗即位后，赵汝愚抑制侥幸求进之人，召集四方知名士人，朝廷内外都伸长脖子盼望政治清明。韩侂胄日夜谋划除掉赵汝愚，刘弥正为他出谋，通过内批任用台谏，于是李沐、刘三杰等人相继进用，排斥驱逐赵汝愚，贬谪杀害正直之人；到京镗等人严厉禁止伪学，太学士人便空缺了。六士指杨宏中、周端朝等六名太学生】。朋党之禁越来越严，士大夫所受的祸患越来越惨酷。这就是庆元年间的人才因嫉恨专门之学、禁止道学而离散，其祸害又不只是离散而已。我曾经全面考察本朝的人才，大体上屡次离散；有离散严重的，有离散轻微的，有离散缓慢的，有离散迅速的，有突然离散的，有离散到极点的。起初是君子攻击小人，后来变化为君子攻击君子，甚至发展到君子竭力拉拢小人。起初是小人攻击君子，后来变化为小人攻击小人，甚至发展到小人表面上依附君子。变化迁移并不一致，双方突然奋起相互攻击；但追究到最后，也不过是离散、聚集，聚集、离散而已。翻阅史册令人慨叹，抚念往事令人兴叹；今天正是君子大规模聚散的时节，难道可以不先防范微小的迹象，预先阻止祸患的形成吗？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君子一类的人总共已经三次聚集、三次离散了。端平亲政，是第一次聚散【绍定六年史弥远去世，次年陛下开始亲政，改年号为端平，召真德秀任翰林学士，魏了翁任直学士院；到嘉熙元年史嵩之任宰相，一时正直之人全被驱逐】；甲辰改祀，是第二次聚散【甲辰改祀，即淳熙四年。当时史嵩之正在为父服丧，诏令起复他；徐元杰、黄恺上疏议论此事，没有得到答复，便再次上疏，朝廷才允许他服完丧期。杜范任相，八十天后去世；徐元杰、刘汉弼都中毒暴死，直到六月十二日才下诏让史嵩之退休】；丁未更化，是第三次聚散【丁未七年，任吴潜为同签书院事，郑清之为太傅；九年任清之为太师，左丞相赵葵为右丞相】。如今两位宰相同时建立功业，公道又重新彰明，加以用璧帛招请、旌表人才，人才聚集似乎稍有恢复。然而，刚强忠直、敢于进言的人还沉滞在外任，魁伟卓异、杰出不凡的人困居家中，怀有抱负而耿介的人大多郁闷沉沦，谨慎守正而端方安靖的人很少得到提拔；有人仍然认为人才尚未聚集。来的人不久便又离去，留下的人也不能稳固而容易动摇凋落，如同晨星稀疏、霜打的树叶，于是又几乎要离散了。聚集常常觉得困难，离散常常觉得容易，为什么呢？君子不被富贵所牵引，就把出仕和退处看得很轻；把出仕退处看得轻，就知道醴酒没有设置、楚人将要在市场上箝制自己的征兆，必定在征兆出现以前就离开【穆生不喜欢饮酒，楚元王曾为他设置甜酒。楚王戊即位后忘记设置，穆生说自己可以离去了；醴酒不设，说明楚王的心意懈怠，若不离开，楚人将会在市场上箝制我，于是称病卧床】。但他不知道最初为了召请他，耗费了多少召节【《礼记》说，君主召见时，持一节便快走，持两节便小跑】。君子不被利欲迷惑，就能确定出仕还是退处；出仕退处确定以后，就知道毁坏胎儿、破坏鸟卵，凤凰便不会到来的道理，必定一见征兆便离开【孔子准备进入晋国，走到黄河边，听说窦鸣犊、舜华被杀，临河叹息说：倾覆鸟巢、毁坏鸟卵，凤凰就不会飞来；君子忌讳伤害同类，于是返回】。但他不知道最初为了召用自己，耗费了多少诏书。这就是聚集困难而离散容易的原因。君子敢于进言，以抵抗小人的锋芒；即使有极大的艰难，也不再考虑自身能否保全；即使有极大的陷阱，也不再考虑自身的利害。君子敢于做事，以摧折小人的锐气；即使有极大的祸患，也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死；即使有极大的谗毁，也无暇顾及自己是否合宜。这就是聚集困难而离散容易的原因。然而，人才聚集，常常是因为君主、宰相真诚喜爱贤才；人才离散，常常是因为党人嫉妒贤能太深。聚集，常常是因为至诚相待、乐于共事；离散，常常是因为猜疑忌恨、不能容人。聚集，常常是因为志趣相同的人公正地提拔引进；离散，常常是因为意向不同。聚集，是由于长期尊敬；离散，是由于逐渐显露出厌弃轻视。聚集，是由于培养扶植；离散，是由于摧折压抑。聚集，是由于迅速去除邪恶、远离奸佞；离散，是由于尊崇仇视正人的人。聚集，是由于门户庭院平坦开阔；离散，是由于心机城府深险阻隔。聚集，是由于朝廷清明；离散，是由于士人流品混杂。聚集，是由于公心；离散，是由于私心。聚集，是由于义；离散，是由于利。聚散的权力常常寄托在若有若无之间，聚散的关键常常决定于将信将疑之际。所以群凶窥伺观察，时而造成小小昏乱，像弩箭的羽毛接连射来，这是离散的征兆；从中间倒戈，自相攻击，一时偏向这一边、一时偏向那一边，这是离散的征兆；议论事情像争吵一样，意向稍有不同，嫌隙渐渐产生，这是离散的征兆；表彰正直、暴露邪恶，鼓吹虚假、造成真实，动摇其职位，这是离散的征兆；设置机构、张开陷阱，声音柔和、舌头婉转，含沙射影、暗中伤人，这是离散的征兆；把意思寄托在歌诗中，彼此标榜贤圣，自取议论讥笑，这是离散的征兆；招纳党人，平复旧怨，同时任用正人和邪人，这是离散的征兆；公开争执、极力抵抗，激起愤怒之心，突然划分利害，这是离散的征兆；同舟共济，却实际偏向左边、空置右边，轻重失当，这是离散的征兆；顾念私人的恩惠，妄谈对方的好处，暗中使人心怀疑惧，这是离散的征兆。这十种征兆，开始时极其微小，造成的祸患却极大。月亮周围出现晕就要刮风，柱础出汗就要下雨；事情都有先兆，有识见的人暗中忧虑。况且小人失去职务而处在外地，心中酝酿毒害、聚集恶意；他们的奸邪足以迷惑君主的听闻，辩说足以煽动人心，机谋权术足以使中立的人恐惧，钱财势力足以扩张异议的声势。他们看见朝廷的举动稍有不合，就萌生轻蔑窥伺之心；士大夫的议论稍有牵挂吝惜，就张开讥笑讪谤的嘴。

译天时不顺，便幸灾乐祸；国家根本尚未确定，便趁着间隙攻击薄弱处。只要得到一处空隙，便伺机放纵奸邪；只要得到一个机会，便借机施展自己的志向。今天说某个贤者一定应当驱逐，明天说某个奸人将要被召用，讹传摇撼没有止息，同党同类非常繁多。又有一些类似君子的人，心中怀有受人庇护扶持的恩惠，进身时不能与君子同列，退处时又以同小人为伍为耻，于是提出狡猾闪烁的说法，来洗脱自己依附他人的痕迹。言语似乎公正，意图却另有所为，这种人就像所谓“八关”“五鬼”之类【李逢吉的党羽张又新等八人依附他，又有八人，号称八关、十六子；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林特，行迹诡秘，号称五鬼】。他们用心设意，即使鬼神也无法窥见其深浅；如果这种说法得以实行，就会成为毒害，形成愤怒乖戾而无法解开的局面。也有些小人中较为柔靡的一类，心中怀有受人提拔引荐的恩惠，进身时不能与君子相类，退处时又和小人没有间隔。于是提出荒诞、荒疏、卑下、谄媚的说法，来掩盖自己苟且附和的痕迹。言语虽然可以玩味，意图却难以揣测。像这样的人，处心积虑，即使公输般也无法说明他的巧诈。假使他们的说法能够得逞，就会造成祸害。这种祸害阴沉深重，无法医治；邪气日益旺盛，元气日益衰弱。这就是聚集不能长久，势必走向离散的原因。他们难道不知道聚集就是解卦，离散就是屯卦，聚集就是泰卦，离散就是否卦吗？然而不能不离散，是因为上面没有办法保全他们，下面没有办法安定他们；既然如此，离散也是势所必然的常态。方逢辰【字睦之，淳安人。起初名叫梦魁，淳祐十年考中进士第一名，皇帝改名为逢辰，赐字君锡。历任官职至吏部侍郎、秘阁修撰兼侍读。度宗即位后想任用他，却受贾似道排挤，只能退居而未被任用。】《上理宗书》【当时任秘书郎兼国史实录院校勘。】我听说，可以让小人暗中得到福分，却不能让小人在明面上拥有胜过君子的名声。一旦“胜过君子”的名声树立起来，那么南衙与北司的势力就会从此分开【南衙指文臣，北司指宦官】，天下国家存亡的关键也就由此决定了。左右近臣小人负责洒扫供给、奔走侍奉君主，每天都与君主接触，难道能漠然无情、不产生爱护他们的心吗？只是不能让他们窃取威权和福柄，同外廷争强斗胜。爱护他们，却又要用威势约束他们，这才可以。只要他们一旦犯罪，就唯恐不能及时察知；罪小就斥退，罪大就施刑，绝不宽纵。这样一来，谁还敢让他们玩弄权柄呢？太平之世，是小人失意的时候；乱世，是小人得意的时候。替小人祈祷的人，一定会祝愿他们生逢乱世，而不要遇上太平之世。我私下认为，这并不是善于爱护小人的做法。小人处在太平之世，想做豺狼却不能啮噬，想做蛇蝎却不能螫人，固然可以说是不得志；然而因为没有作大恶，也就没有遭受大戮，压制他们正是保全他们，这难道不是福吗？如果他们处在乱世，豺狼当道却无人过问，恶鸟横飞却无人能击，招揽权势、收受贿赂而上面不知道，蛀蚀国家、残害百姓而下面不敢告发，这是上天将使他们的毒害成熟，然后将他们消灭。如果国家危亡了，小人难道还能独自保全吗？这样说来，英明刚毅的君主，为小人回护周旋而求得一次胜利，虽然说是爱护他们，实际上却不是给他们带来福分。小人一旦得志，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受宠便骄横，骄横便专横，专横便无法控制。汉、唐末年，天子的废立都掌握在宦官和乳母手中，他们的威权甚至超过了君主；他们起初难道就有这样的想法吗？君主宠爱他们，是在教他们骄横；放纵他们，是在教他们专横；替他们除掉异己，是在教他们变得不可控制。等到他们的势焰炽盛，天下的高官美爵大半出自他们门下，哪里还知道有天子呢？他们自己知道已经同忠良结怨，激起天下人的愤怒，万一遇到英明的君主，必定不会得到赦免，所以在危疑、缓急之际，不能不把上天的功劳贪来作为自己的力量。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想除掉他们，难道还除得掉吗？他们罪大恶极，朝廷不能诛杀他们，天下必然会有起兵诛杀他们的人。汉代宦官与陈蕃、窦武争斗而没有取胜，并州的将领【指董卓】便乘天下人的愤怒，拿起武器杀了他们；唐代宦官与宋申锡争斗而没有取胜，河中的统帅【指朱温】便乘天下人的怒火，调兵将他们屠灭。这样看来，汉、唐的君主先前宠爱、放纵他们，正是使他们的病情更加严重、毒害更加深重，最终把他们推入死地。作为北司的人，必定想同南衙争个胜负，这难道是他们的福分吗？君主爱护小人，却让他们发展到这种地步，实在不是善于爱护小人。恭敬地想到，我皇帝陛下聪明英毅，中正而又明察，天下一切事情和事物，没有不洞察其是非的，唯独对于身边的小人，不能用义理割断恩情、用公心分开私情，这是为什么呢？我私下推测，陛下英明，唯独没有看清身边奸邪之人的祸害，弊端正是从英明开始的。为什么呢？英明的君主往往想亲自掌握天下权力，他们正是利用君主想亲自掌权这一点，暗中挑选那些令人高兴、使人相信的事情来试探，使君主采纳他们的主张，逐渐侵夺外廷的权力。外廷的权力一旦被侵夺，他们的言论就更加能够进用；帷帐宫门内的秘密、帘幕后面的窥探，君主发怒，他们便知道君主发怒；君主高兴，他们便知道君主高兴。留正还没有升任左辖，姜特立便先把这件事泄露出来，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光宗时，留正任右相，执政职位尚缺人，姜特立对留正说：“皇帝认为丞相在位已久，想升任左揆，就在两位尚书中选一人任执政，谁可以任用？”第二天，留正便陈述姜特立招权纳贿的情状，姜特立被夺职，出任外祠】；洪迈还没有被授任西垣，曾觌便先把这件事出卖出去，把它当作自己的力量【曾觌、龙大渊二人的势力非常盛大，那些无耻的士大夫暗中依附他们。

译一天，右史洪迈拜访参政陈俊卿，说：“听说将要授任右史，洪迈调任西掖，是真的吗？”陈俊卿说：“你从哪里听来的？”洪迈把曾觌、龙大渊二人的话告诉了他，陈俊卿便把洪迈的话拿到皇帝面前核实，皇帝大怒，立即把曾觌、龙大渊调出京城】。他们想提拔某人，不必经过多日的称誉和游说，只要足以长久留在皇帝耳中；他们想排斥某人，也不必经过一夜的诋毁，只要不断浸润的谗言，就足以暗中积蓄皇帝的怒气。陛下只看见威福出自自己，却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借用我的权力来实行自己的主张，在朝廷内外任意摆布；这样一来，权力又哪里是在我手里呢？我又推测，陛下英明，唯独不肯稍微裁抑左右近臣以整顿纲纪，一定是认为：“这是我的家事，同外人无关。”大概是要把宫中和府署分成两个部分。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大凡小人在君主身边，他们的心思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之所以不敢在宫内妄动，是因为对外廷有所忌惮。他们同君主相处已久，难道会害怕一个渺小而孤立的君主吗？如果外廷不值得忌惮，从宰相到百官都低头收声，俯首听命，那么这些人就会产生毫无忌惮的心理；一旦产生毫无忌惮的心理，目无君上的恶行就会发动了。我又推测，陛下英明，唯独思虑没有达到这一层，一定会说：“晚唐是因为内侍掌握兵权，所以他们的权力足以改易社稷；如今的内侍没有兵权，即使横行霸道，也不足以作乱。” 天下……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嬉笑之间隐藏着机关陷阱，酒席之上暗藏着刀枪。陛下不能说这些人没有兵力。况且还有修内一司，以工役为名，成为天下逃亡罪人的渊薮，藏匿奸人、聚集恶徒，人数达数百人。凡是州县、寨镇中的凶徒大盗，受到有关官署刑罚、乡里又不能容纳的，全都归附到那里。他们又分散到某庄筑巢，藏身于某场，这些地方都有内司的牌号。皇城禁军实际上掌握在他们手中，武库中的铠甲兵器实际上也由他们掌管。这样还能够说他们没有兵力吗？南衙、北司之间的胜负，正是天下国家存亡的一次决断。这正是我最为担忧的事。我曾经写信给宰相，勉励他实行申屠嘉那样的事情。如今又听说道路上的人都愤怒怨恨，对这两个乳母咬牙切齿，所以写下这篇奏疏。我自知冒犯天威；如果陛下圣明而爱护自己的国家，就赶快把这两个乳母调出京城，以拔除心腹大患的病根，小小惩治而收到大戒之效，使这些人能够保全自身、保全家庭，这也就是爱护他们了。我怀着恳切不安的心情，恭敬地伏在草稿前等待获罪。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进士考试中第一名，任赣州知州；响应诏令勤王，后来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加授少保、信国公】《瑞州三贤堂记》瑞州有一座祭祀三位贤人的祠堂，三位贤人是余襄公【余靖，任筠州监酒税】、苏文定公【苏辙，元丰年间被贬为筠州监酒税】、杨文节公【杨万里，淳熙年间任筠州知州】。祠堂原来在水南的街市中，景定庚午年毁于战乱。前任知州严陵人方逢辰把它迁到稍微偏西的地方，工程将要完工时离任而去。我代替方君任职，在上饶同他相遇，方君谈到这座祠堂说：“瑞州人敬仰三位贤人，就像三年没有地方祭祀他们一样，心中一直忧闷不安。因此我赶快把祠堂翻修一新。不过墙壁的涂饰还没有完成，神像的设置也还没有齐备，希望您把它完成。完成后请为它写篇记。”我到瑞州后，既恭敬地遵奉方君的教诲，于是率领诸生举行释菜礼；方君三次来信询问记文是否写成，我不能推辞。瑞是郡的名称，属于江西道院；然而在汴京兴盛的时候，它是偏远的小郡，所以余公、苏公二人都是因贬谪来到这里。淳熙年间，瑞州距离今天的行在所较近；杨公又是江西人，虽然从蓬监出任知州，却并不特别轻视淮阳【汉武帝对汲黯说：“你轻视淮阳吗？我现在召你回来。”】。地点相同而时代不同，任守郡之职的人同因贬谪而来的人也不同；然而瑞州人以此自豪并相互传说，总是说：“我们瑞州因为有三位贤人而显得尊重。” 余公因同范文正交结而获罪，苏公因营救他的兄长东坡先生而获罪，后来又因担任执政而被置于元祐党案中；杨公因争论张魏公配享之事而获罪。假使这三位贤人都没有获罪，又怎么会屈尊来到我们的土地呢？唉！瑞州人喜爱这种美德，实在太深了。然而，三位贤人所修养的品德，难道还有可以偷偷窥见的地方吗？范公违逆吕丞相而离职，不久又被重新起用，先前因攀附而被斥退的人也依次召回。襄公从瑞州调往秦地时，却独自请求调任岭南的便利郡县以便归去；离开得越来越远，难道不正是所谓同样退让，却不同样求进吗？苏公一向看淡世俗滋味，他在《东轩记》中说颜氏安贫乐道的生活不可几乎企及，却每天同郡府一起收取细微的税利，竟不以此为屈辱。后来他再次遭贬、三次迁徙之后，退居颍滨，闭门谢客，不怨天、不尤人，使人的怨怼之意自然消散。至于杨公，则纵情吟咏，笔墨淋漓，在瑞州自编成一部文集，与过去在道山同群贤享受文章之乐没有不同。这三位贤人，难道会因为被排斥、被疏远而使内心受到牵累吗？遭到排斥和疏远却不使内心受到牵累的人，发展到极处有的会潇洒远游，超脱尘世、遗弃俗务；而三位贤人又不是这样。余公在庆历年间被任用，苏公在元祐年间被任用，他们都忠贞不屈、不顾自身，都是在困顿失意、流落之后重新起用的。杨公在权奸当道时，多次被召而不肯起用，报效国家的一片赤诚，最终竟因忧愤而死，凛然有古人以尸谏诤的风骨。唉！这就是他们成为三贤的原因吗？从前面所说来看，我知道他们在瑞州时，是乐于安居本土的；从后面所说来看，我知道他们在瑞州时，心中无不在想着王室。唉！这就是他们成为三贤的原因吗？《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太史公说：“即使让我替他执鞭赶车，我也会欣然仰慕他。”瑞州人敬仰三位贤人，也应当由此思考，才足以称合方君想要我为这座祠堂写记的本意。我对于前代正直贤臣，实在没有资格为他们效力。

译《正气歌序》我被囚禁在北方，住在一间土屋里。屋子宽八尺，深大约四寻。单扇门低矮狭小，窗间短而窄，地势低洼污秽而幽暗。正当这样的闲日，各种气息聚集在一起。雨水积涝四面汇集，漂动床榻几案，有时就成为水气。泥土污浊，半天不干，蒸腾发酵、翻滚弥漫，有时就成为土气。刚刚放晴却突然阴暗，风道四面堵塞，有时就成为日气。屋檐下的阴湿处和柴薪【“防”字疑有误】助长炎热酷虐，有时就成为火气。粮仓腐败、寄存停积的粮食，陈旧的气味逼人，有时就成为米气。肩挨着肩，人群杂乱，腥臊污垢，有时就成为人气。有的粪便混杂堆积而发臭，暴露的尸体或腐烂的尸体散发恶臭，各种恶气混杂而出，有时就成为秽气【“□”“防”字疑有误，原文局部不可确释】。这几种气息叠加在一起，承受它们的人很少有不生病的。我身体孱弱，却在这些气息之间俯仰生活，到这里已经两年了。仔细想来，大概是有所修养才使我能够这样吧。然而又怎么知道我所修养的究竟是什么呢？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那几种气有七种，我的气只有一种；以一抵抗七种，我还有什么忧患呢？何况浩然之气，正是天地间的正气。于是作《正气歌》一首：天地之间有正气，纷纷杂陈而赋形于万物。向下便成为河流山岳，向上便成为太阳星辰。对于人来说，它叫作浩然之气，充沛浩大，充满天地四方。王道正路应当清明平坦，含蕴和气，向朝廷吐纳光明。时局艰难时，人的气节才会显现，一个个都名垂青史。在齐国，有太史的简册；在晋国，有董狐的史笔；在秦国，有张良的铁椎；在汉代，有苏武的符节。它有时成为严将军的头颅，有时成为嵇侍中的鲜血，有时成为张睢阳的牙齿，有时成为颜常山的舌头。有时成为辽东帽，清白的操守比冰雪更严厉；有时成为《出师表》，壮烈的精神使鬼神哭泣；有时成为渡江用的船桨，慷慨激昂，气势足以吞灭胡羯；有时成为击杀贼人的笏板，叛逆宦官的头颅因此破裂。这种正气广泛充塞天地，凛然刚烈，万古长存。当它贯通日月时，生死又哪里值得谈论？大地的维系依靠它而建立，天柱的尊严依靠它而显现。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确实系托于它的命脉；道义则是它的根本。可叹我遭逢阳九之厄，【“▯也实不力”疑有文字讹误】实在是我的力量不够。像楚囚一样系冠而行，乘坐传车被送往遥远的北方。鼎镬之刑甘甜如饴，却求之而不可得。阴暗的牢房寂静无声，只有鬼火；春日的庭院紧闭，天色一片昏黑。牛和骏马同槽而食，鸡栖息的地方却让凤凰来进食。一旦蒙受雾露之气，就会分解成为沟中的枯骨。这样度过两个寒暑，各种瘴气自然退避。可叹这低湿污泥之地，竟成了我的安乐国。哪里有什么其他巧妙办法，使阴阳不能侵害我？只是顾念这颗忠贞明亮的心仍在，抬头看见浮云洁白。我的心长久地悲伤，苍天啊，哪里才是尽头？贤哲之人一天比一天远去，他们的典范还留在往昔。迎着风檐展开书卷阅读，古人的道义照亮了我的容颜。谢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阳人。进士考试中乙科，又考中兼经科。元代学士程文海、尚书留梦炎推荐他，他最终没有赴任。放归后，任宋朝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交信录序》天下有一种通行的大道，不称作“朋友”，而称作“朋友之交”。所谓交，是精神上相契合，道德上相同，并不是只从外在表象彼此仰慕。交往如果只把朋友看作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那样的关系，就疏远了。《易大传》说：“确定交往之后再求确定，是看见了对方内心可以交往。”交往难道是容易确定的吗？公卿寻求士人，只看见他的才干，看不见他的内心；能够辜负他人，我看魏其侯、翟廷尉【窦婴被罢免丞相，翟公被罢免廷尉，所以旧日的亲友宾客都离开了他们】便为之悲哀。士人寻求依附公卿，只看见他们的权势，看不见他们的内心；能够玷污他人，我看扬雄、班固、蔡邕【扬雄向王莽称臣，班固依附窦宪，蔡邕接受董卓征召，都因此遭遇祸患】便不禁发笑。契的教诲说：“朋友之间要有信用。”孔门把交往和信用合在一起说；有信用才交往，交往后更加守信，也就可以无怨无悔了。同处富贵却彼此嫉妒，于是有九官十臣；同处贫贱却彼此疏远，于是有仲尼的弟子；同遭患难却彼此怨恨，于是有东汉党人。这才叫交，这才叫信，朋友因此能够列入人伦关系。如今有人把交友记录称作“云萍”，云和浮萍都是没有感情的事物，这样一来“义”已经不可信，交往又怎么能够坚固呢？请把它命名为《交信录》。交往没有上下之分，没有贵贱之别，也不受生死限制；我尽我自己的信用，不敢要求别人也如此。百年之间、万世之后，假如能够无愧于天地，并且还可以称作一个人，才可以看见朋友的帮助，才可以谈论交信之道。《御选古文渊鉴》卷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