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目録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命编纂注释 宋 苏轼 策略一 臣听说天下的治乱都有通常的形势，因此天下虽然混乱，圣人却认为并不难治理，是因为应对它有方法。水旱、盗贼、人民流离，只要使他们安定下来就可以了；乱臣割据、四分五裂，只要讨伐他们就可以了；权臣专制、擅自施加威福，只要诛杀他们就可以了；四夷交相侵犯、边境不得安宁，只要排斥抵御他们就可以了。这几种情况，对于残害百姓、蛀蚀国家，危害并不少。然而它们所以造成危害，都有具体情状；因此挽救它们也都有方法。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如此却任其如此更大的了。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却任其如此，就是拱手等待混乱。国家没有大的战争，已经有几百年了。天下有太平的名声，却没有太平的实际；有值得忧虑的形势，却没有明显可忧的表象。这是其中有尚未被测知的地方。正当 擅自施行威权、恩惠，不过是诛杀他罢了；四方夷狄交相侵扰、边境不安，也不过是将他们驱逐罢了。凡是这几类事情，对于残害百姓、蛀蚀国家来说，造成的危害实在不小。然而，它们之所以造成危害，是有具体表现的；所以，挽救它们也有相应的方法。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却任由它这样发展更大的了。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却任由它这样发展，就是拱手等待祸乱。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已经将近几百年了。天下有太平安治的名声，却没有太平安治的实际；有值得忧虑的形势，却没有明显可忧的迹象。这正是其中有不可测之处的原因。正当…… 如今天下并没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的灾祸，却叹息怨愤，常常像不能安享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的忧患，却休养生息，常常像物资不够使用；并没有权臣专制、擅自施加威福的弊病，却上下不相交往，百姓和臣下不亲近；并没有四夷交相侵犯、边境不得安宁的灾难，中原却惶惶不安，常常有外患。这就是臣大惑不解的地方。如今医生治病，诊察脉象、观察气色、听辨声音，就知道疾病由什么引起，说这是寒病，这是热病，或者说这是寒热相互搏结，至于其他病症，也没有不能判断的。现在有一个人，神情恍惚而不快乐，问他有什么痛苦，他又不能自己说出来，那么他的病根就深而不可测了。他的言语饮食、起居动作，本来与常人没有不同，这是庸医认为不值得忧虑的地方，却是扁鹊、仓公一望便惊异的地方。疾病的根源既然深，治疗它当然不是粗疏冒失、因循苟且所能除去的。然而天下的士人正拾取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补缀汉唐的旧事，以为区区这些议论就可以挽救时世，岂不是太疏浅了吗？当今时代，如果不能洗涤振作、焕然整顿，并卓然有所建立，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臣曾经观察西汉的衰败，那些君主都没有暴戾淫虐的行为，只是因为懒惰松弛、废弛政事，沉溺于宴饮安逸，害怕短期劳苦而忘记千年的祸患，因此一天比一天走向灭亡却自己不知道。君主，就像上天。仲尼赞说《易经》，称颂天的德性说：“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乾卦·象辞》】。”由此看来，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是因为它运行而不停止。正因为运行不息，所以万物纷杂而各得其职，彼此不乱。它的光辉成为日月，它的纹理成为星辰，它的威势成为雷霆，它的恩泽成为雨露，都产生于运动。假使上天不知道运行，那么它那块然不动的形体将会腐坏而不能自持，何况能够驾驭万物吗？假如天子有一天赫然振作，奋发显示刚明的威严，使天下明确知道君主想有所建立，那么有智慧的人愿意贡献谋略，勇敢的人乐意献出生命，即使局势纵横颠倒，也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展。假如君主自己不能先在内心作出决断，即使群臣中有伊尹、吕尚、后稷、契，也没有办法。因此臣特别把君主自我振作、想有所作为放在首位，然后再讨论建立事业的要领。策略三 天下有两种祸患：一种是制定法令的弊病，一种是任用人的过失。这两者相似而难以分辨，是天下混乱的原因。当出现制定法令的弊病时，君主一定会说：“我任用了某人，天下却没有治理好，这是某人不可任用。”于是又更换他，却不知道是法令有弊病，反而把责任转移给那个人。等到出现任人方面的过失时，又反过来责怪法令，法令的变更便没有止境。像这样，即使到了覆败灭亡接连发生还不醒悟，难道值得奇怪吗？从前汉朝兴起，沿用秦朝的制度来治理，刑法严峻急迫，礼义消亡，天下空荡荡的，贾谊、董仲舒担心后世没有可以遵守的东西，因此感叹忧叹，把建立法令、改变制度作为要务。后世看到这两人的议论，便以为圣人治理天下全都如此，于是迂腐的儒生和浅陋的读书人都想妄自改变制度，以迷惑世上的君主。臣私下认为，当今的祸患，虽然法令也有不妥之处，但天下不能大治的原因，在于任人失当，而不是法制本身的罪过。国家的法令已经变更过多少次了，天下不能大治，责任究竟在哪里呢？过去大臣议论，担心天下士人的进用不合正道，选取人才不够精审，所以制定法令说：“到中年才举荐，录取旧定名额的一半，并恢复明经科。” 又担心天下的官吏没有功劳却升迁，取得高位却不肯谦让，所以制定法令说：“应当升迁的人由有关部门上报，而自行陈述求进的人有罪。”这两条的名义很好听，但实际并没有很大益处，议论的人却想凭这些使天下达到大治。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法令对于人，就像五声、六律对于音乐一样。法令不能完全避免奸邪，就像五声、六律不能完全避免淫靡的音乐一样。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保存法令的大略而把具体运用交给人；只要不至于伤害百姓、又不能强行废除的，就不改变。因此说：“过失只在任人罢了。”有了人才却不任用，任用了人才却不实行他的意见，实行他的意见却不能尽用他的心力，这些过失是一样的。古代兴起的贤王不过两人：商汤依靠伊尹，周文王依靠太公。他们都把天下交给二人，伊尹、吕尚才得以舍弃自身来经营天下。君主不怀疑臣下，功业成就后也没有后患，因此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不说，没有什么说出的话不实行。他们想任用的人，即使是亲近喜爱的人也可以任用；他们想诛杀的人，即使是有仇怨嫌隙的人也可以诛杀。使臣下心中没有顾虑和忌惮，所以能够竭尽才能，并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到了后世君主，才开始用琐碎的小数来约束天下豪杰，所以即使有国士，也没有人能得到任用。

译贤人君子想有所建树、在后世留下不朽名声的愿望，比君主还要强烈，只是担心功业还没有完成便受到阻挠，反而会加速天下的混乱。晁错的事情，完全可以看清这一点。那些不顾一时祸患、毅然决然想以自身来试探君主威严的人，他们所凭借的东西也并不很大。这本来还不足以同他们一起有所作为；至于深沉坚毅、果敢有为的人，又一定要等待条件成熟才会行动。假如君主不能先去除自己令人不可测的地方，向他们显示值得信任的一面，那么他们又凭什么出来行动呢？庆历年间，天子急于求治，提拔任用元老，天下人日夜盼望他们成功。当他们深思远虑而尚未有所发动时，即使天子也嫌他们迟缓；等到有一天他们奋发陈述天下利害，所列举的还不到百分之一二，满朝便喧哗起来，以至于将他们逐出，事情顷刻之间便结束【庆历三年，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仁宗多次命他分条奏报当世事务，又打开天章阁召见回答，赐座并给纸笔，让他当面上疏。范仲淹退下后列奏十事，不久朋党之论兴起，于是罢免政事，出任邠州知州】这就是天下士人彼此告诫、不敢深切进言的原因。处在今天的形势下，想把天下带入极治，不对世俗进行大幅度的矫正和改变，就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唯一的忧患，就是柔弱而不能振作，懒惰而不能严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道长久的谋划。臣认为应当像诸葛亮治理蜀国、王猛治理秦国那样，使天下人惊惧振作，人人不敢随意议论是非，务必竭尽忠诚。所有这些，都是庸人极其厌恶的，也正是谗言由此兴起的原因。因此，刘备拒绝关羽、张飞的意见【刘备与诸葛亮的感情日益亲密，关羽、张飞等人不高兴，刘备为他们解释】之后，孔明才能竭尽自己的才能。苻坚斩杀樊世，驱逐仇腾，贬黜席宝【苻坚任用王猛后，一年之内五次升迁。樊世是氐族豪强，对苻氏也有大功，仗恃意气而傲慢，当众侮辱王猛。王猛向苻坚进言，苻坚大怒，下令斩杀樊世。西厩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多次诋毁王猛，苻坚更加愤怒，贬仇腾为甘松防军，席宝白身领长史】之后，王猛才能完成自己的功业。天下从来不是没有像这两人一样的人才，君主想求治理又如此勤勉，君臣相互需要十分迫切，却又难以互相配合，唯一的问题就是君主不信任臣下，臣下又不能揣测君主的意旨罢了。只要天子有一天慨然明确告诉执政大臣自己想做什么，使他们知道君主确实深知此事，并且在内部为他们创造条件，他们才敢在外部有所行动而不顾忌。否则，即使得到一千一万名贤人，一天改变一百项法令，天下反而更加无法治理，年复一年，最终仍无法大大满足天下人的希望，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策略四 天子与执政的大臣既然已经相互理解而没有疑虑，能够尽情表达胸中的想法，直截了当地实行治道，那么当前最应当首先做的事情，没有比打破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道路更重要的了；这样以后，天下才可以有所作为。治理天下，就像治理水一样：正当水流奔涌冲决、腾跃泛滥而无法禁止时，即使想用尽人力，设法削弱它哪怕一尺一寸的势头，也做不到。等到水势已经衰退后退，便迅速变得好像不足以维持一天。因此善于治水的人，不但有难以削弱水势的忧虑，也有水势容易衰退的忧虑。他们疏导有方法，决开有渐次，疏通旧有的水道而引入新的水流，使水不至于壅塞腐败而失去作用。唉！人们知道江河会造成水患，却以为池沼小水可以没有忧患，哪里知道水还能带来舟楫、灌溉的利益呢？天下没有平定时，英雄豪杰务必凭借自己的长处相互角逐、奔走争利，只怕天下有一天太平无事。因此人人都尽展才能，即使不肖之人也会自我磨炼，不至于懒惰废弛。所以勇者相互吞并，智者相互残害，使天下人不能安居乐业。治理天下的人应当知道，大乱的根源，是智者勇士争夺利益而没有满足。因此天下一旦平定，就削除造成竞争的工具，压抑疏远天下刚健而好名的人，奖赏任用柔弱怯懦、谨慎畏惧的人。不到几十年，天下便颓靡下来，再也没有从前那种“无事”的状态。于是有能力的人不再自我激发，因而无法显露才能；没有能力的人更加懈怠废弛，毫无用处。在这时，君主想有所作为，而左右前后都没有可以任用的人，因此纲纪日益败坏，自己却不知道。这种祸患，难道只是英雄豪杰迟疑不前而已吗？圣人却不是这样。当天下长久安处逸乐时，圣人便用方法振作它，使天下人的心意常常跃跃欲试，喜欢行善。因此能够安定而不衰败。况且君主赖以治理天下的东西，就是天下人都去做，而自己不必亲自去做。要使天下人都去做而自己不必亲自去做，就要开启利害的端绪，分辨荣辱的等级，使他们踊跃奔走，都为我效力而自己还不知道。正因为这样，君主坐着便能收取功效。假如天下人都想不做事却能得到利益，那么天子还能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如今太平安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的祸患正处在这里。臣所以说：打破庸人的议论，打开功名的道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有所作为。如今庸人的议论有两种：上面的人务求表现出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下面的士人喜好谈论中庸之道。这两种都是庸人相互议论，搬出先贤的话，拾取其中相近的部分来为自己的无能辩解罢了。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是古人面对大事而不乱、用来镇定世俗躁动的东西，并不是为了隔绝上下之间的感情、抬高身份而自行安逸。受到赞誉就受到鼓励，受到非难就受到沮丧，听到善行就高兴，看见恶行就愤怒，这是三代圣人共同具有的情感。可是后世君子一定会说：“受到赞誉却不受鼓励，受到非难却不受沮丧，听到善行不高兴，看见恶行不愤怒，这才叫不可测度的气量，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有鼓励和沮丧，有高兴和愤怒，然后才有空隙可以进入；有空隙可以进入，智慧的人才能替他谋划，有才能的人才能得到任用。后世君子务求使自己没有空隙，那么天下谁能进入他的内心呢？古代所谓中庸，是穷尽万物的道理而不过分，所以也叫皇极；“极”就是穷尽。后世所谓中庸，是循循然只做众人都能做的事，并把这叫作中庸。这就是孔子、孟子所说的乡原。一乡人都称他为厚道的人，无论到哪里都做厚道人，附和流俗，迎合污浊的世道。他说：“古代人为什么要孤零零、冷冷清清地生活？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应该为这个时代做事；只要这样就是善了。”

译他们说这种人接近中庸，却并非真正的中庸，所以说：“这是败坏德行的人。”孔子、孟子厌恶乡原败坏德行，想找狂者来见，却又不能见到狂者；想找狷者来见，便说：“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做。”今天的祸患，只是不选取狂者、狷者，反而都选取乡原，所以才这样靡靡不振、毫无建树。孔子是从子思那里接受中庸之道的，孟子是子思传授中庸之道的对象。然而他们都想得到狂者、狷者并与他们共事。既然如此，那么要磨炼天下、振作天下人的懒惰，没有比狂者、狷者更贤能的了。臣所以说：“打破庸人的议论，打开功名的道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有所作为。” 策略五 臣听说，天子把自身托付在巍巍高位之上，把一颗心运转于茫茫天下之间，安定时像泰山一样稳固，危险时像累卵一样危急；其中的差距不容有丝毫。所以上古圣王不倚仗自己拥有令人畏惧的资势，而倚仗自己拥有令人爱戴的实际；不倚仗自己拥有不可动摇的权势，而倚仗自己拥有使人不忍背叛的仁心。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所处的位置，是天下最危险的。天子依靠公卿来拥有天下；公卿、大夫、士直到百姓，又相互依属，凭此拥有自己的富贵。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内心，却想用微不足道的名分束缚他们，用不值得依靠的权势控制他们，那么平时没有事情时，尚且还能互相制约；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们都只是路上的行人，甩袖离去，还怎么能够任用他们呢？古代失去天下，都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君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离散很久；只是恰好遇到变故，所以一旦分散就再也无法收拢。事情尚未发生时，天子十分尊贵，大夫、士十分卑贱，他们奔走万里，不敢有先有后；天子俨然面南而坐以面对群臣，说：“上天有什么可说的呢？”百官低头到位，收敛脚步退下，战战兢兢，只怕获罪。群臣相互带头谋求长久安逸的计策，贤能的人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愚钝的人却也能得到容纳；那些不肖之人把天下的事情都听任其自行办理罢了。等到发生非常之事、变故起于意料之外时，放眼天下没有谁愿意同自己共同承担祸患，即使想把国家分给别人，也已经来不及了。秦二世、唐德宗大概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以至于颠沛困顿还没有醒悟，难道不可悲吗？天下是一个器物，天子是拥有这个器物的人。器物长久不用而放在箱子里，器物和人就彼此不熟悉，因此会互相抵触而难以操持。优秀的工匠，使手熟悉器物，器物也熟悉手；手与器彼此信任而不怀疑，所以做事便能成功。天下的祸患，不是经营祸乱值得忧虑，而是长期养成安逸无事的状态值得畏惧。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有一天会达到互相抵触、难以操持的地步。从前拥有天下的人，日日夜夜磨炼百官，抚慰人民，为此举行朝聘、会同、宴享，以交接诸侯的欢情；在每年、每季、每月初一等时候，让百姓学习法令、饮酒、举行蜡祭和腊祭，以满足万民的情感。有大事时，从庶人以上都可以到外朝来，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然而他们还认为这样不够，于是五年举行一次巡狩，在四方名山之下朝见诸侯，观察见到年老者、贤士、大夫，从而周遍了解天下的风俗。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徒然劳苦，而是要逐步使天下人的心习惯于服从，使他们不至于互相抵触、难以操持。到了后世，毁坏先王的法度，安于逸乐，又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因此养尊处优而自高自大，务求制定深严的法令，使天下人拱手徒具外表地奉行，而内心并不服从。那些老生腐儒又出来替他们辩说：“天子不可以随便发言，史官还要把它记下来，后世还会拿它来讥讽。”于是君臣彼此相看，却互不了解，这样就只不过成了偶人而已。天下人的心既已离去，他们还茫然抱着空器，不知道英雄豪杰已经在谋划他们的后事。我曾考察西汉初年，高祖创业时，事变的兴起已经很多了；而高祖凭借项氏残破之后的局面，又同韩信、黥布之类的人在中原争驰。这六七位公侯，都凭着超人的资质，占有土地和众多的军队，他们的势力足以造成祸乱。然而天下最终没有动摇，终于归于汉朝，传了十几代。到了元、成、哀、平四代，四夷都向往归附，兵革没有使用，而王莽一个小人竟然举手把天下夺走了，不用一寸兵、一尺铁，天下便屏息不动，没有谁敢争夺。这是什么缘故呢？创业的君主出身平民，他的大臣将相都曾与他有握手之欢；凡是在朝廷任职的人，都曾亲自尝试过，因而知道他们才能的长短。“哜”的读音是“七许切”。他们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身体，只要有了疾病疼痛，手足便会不待约定而自行救护。在这个时候，虽然有眼前的忧患，却没有长远的祸患。等到他们的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习惯于富贵的权势，尊卑之间隔绝，上下之间的情意疏远，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淡薄。因此不防备眼前的忧患，却常常遭受长远的祸患；等到有一天，原本已经不可救治了。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除去苛细的礼节而致力于至诚，贬斥虚名而追求实际功效，不吝惜高位厚禄来招致山林中的贤士，又想听到切直而不隐瞒的言论，都是为了使上下的情意相通。从前我太祖、太宗取得天下以后，法令简约，不设置过分严密的防范；当时的大臣将相都能整日从容相处，欢乐得如同平生故交。下至普通百姓，也都能自行效力，所以天下人至今还传诵他们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有文采修饰，而是因为敞开心胸、显露真诚，能够深深感动人心。这是英明君主的奇特方法，也是驾驭天下的大权。如今太平安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我认为应该日日更新盛德，振作天下长久安逸而懈怠的风气，所以陈述五件事，供采纳选择：第一，将相之臣是天子赖以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日夜召来商议天下的大计，同时借此充分观察他们的为人。

译第二，太守、刺史是天子托付来治理远方百姓的人，他们罢任归来时，都应当询问他们治理政事的情况以及民情风俗所安定的方面，也借此推知他们的才能究竟能够胜任什么。第三，左右扈从、侍读、侍讲之臣，本来就是用来讨论古今兴衰大要的，不应只是应付旧例、充数而已。除了经籍所载之外，如果有事向他们询问，也没有什么妨害。第四，官吏和百姓上书，只要稍有可取之处，就应当都召来询问，并优厚慰劳，以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概。第五，天下的官吏，自一命以上，即使地位极低，也没有途径自行通达朝廷；然而君主的作为，难道真有什么不能做的吗？应当考察其中善于任事的人，突然召见，使他不知道自己因何被召。这样，远方地位低下的官吏也会努力自我激发、行善，不会因为职位卑下、俸禄微薄、没有途径向上通达而不修养自己，使天下人习知天子乐于善行、亲近贤人、体恤百姓，像这样孜孜不倦。众人都会受到感发，知道感念君主，便不能同他们一起做坏事；这样也将使贤人增多而奸吏减少，在刑法之外，还能大大慰藉天下人的心。《策别七》。君主之所以可贵，在于赏赐和罢夺都由自己决定，而不受众人议论的牵制。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不想做官的，做官的人没有不想显贵的。如果都顺从他们的欲望，那么必须让天下人都显贵以后才行。正因为不能顺从，所以官职不能轻易得到，显贵也不能轻易达到。这并不是有所吝惜，而是爵位俸禄出自我的裁决：我认为可以授予的就授予，我认为可以剥夺的就剥夺。他们即使有所议论，也不值得畏惧。天下真正可畏的事情有这些：赋税征收不可不均，刑罚不可不公，守令不可不慎重选择。这些才确实足以造成天下的安危，值得畏惧。我想慎重爵赏，爱惜名位器物，有些喧嚣争论的人却认为不可，这哪里值得吝惜呢？国家近年以来，官吏多而职位少，往往一个官职由三个人共同占有：在任的一人，离任的一人，等候补缺的又一人。这样一个官职便有两个人无事享食。而且他们任官的日子短，闲居的日子长，拿任官所得作为闲居时仰赖供给的资财，因此贪吏常常很多而无法禁止。这是用人的大弊病。古代用人，选取时极为宽广，任用时极为严格。选取宽广，所以贤才不会被隔绝；任用严格，所以不肖之人无处容身。《礼记》说：“司马辨别评论官员的才干，评议进士中贤能的人，报告给君王，并确定评议结果。评议确定以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以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以后才发给俸禄。”这样看来，被选取的人未必都会被任用。如今的进士，自二人以下都要试任官职。所谓试任官职，难道是说一经确定便不再改变吗？本来就是还要有所罢免和任用的。国家取士有一定制度，有进士，有明经，有词科，有任子，有府史杂流。这些名目虽然很多，并没有害处。他们一生仕途进退的决定，关键在于召见改官之日；这一点尤其不可不爱惜、慎重对待。如今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是每天增加资历考核的年限，又要求他们必须达到举官的数目。而他们只是勉强应付罢了；资历年限足够，举官数目也达到标准，便会拿文书条款来要求我一定照办。即使成百上千人结成一批，也没有谁敢不给他们。臣私下认为，如今的弊病正在于过分依赖成法，因此制定了一成不变的制度，使天下人可以按照年限必然得到升迁，这实在太可惜了。如今最方便的办法，不如让考核六次以上的官吏都可以把姓名报给吏部。吏部根据他们资历考核的先后、举荐人数的多少排列名次，然后再让一两位大臣共同考察，根据他们才能器量的优劣确定等级。年终时上奏朝廷，请天子决定官吏的罢免和任用，并估量天下官吏的情况。每年因死亡、犯罪、免职而缺少多少人，就增减名额，用上奏确定的等级来补足，达到数额便停止。这样，官吏的授予和剥夺也夹杂在贤者与不肖者之间，不再有固定不变的制度，天下官吏便不敢存有必然得到升迁的心思，而会自行奋发磨炼，求得当时的声誉。先前所说用人的大弊病，也不用费力便会自行消除。然而议论者一定会说：法令不固定，而以才能优劣来区别等次，这就会给个人的好恶和私心留下可乘之机。臣认为不是这样。法令本来只是用来保存大纲的，至于其中的出入变化，本来就应当交付给人来处理。从前唐朝统治天下时，考取进士的人成群来到主管官员的门下。唐朝的制度，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信任主管官员。因此主管官员能够搜罗天下贤士，熟悉地了解他们的为人。至于一日之内的考试，本来就不再作为取舍的依据了。唐朝得到人才，在这里最为盛大。如今把姓名报送吏部的官员，每年不过几十人或一百人左右，若让一两位大臣得以询问、考察他们的才干，即使有所遗漏，大概也已经很少了。如果一定说只任用法令而不任用人，天下人必定都不可信，那么这种一成不变的制度，臣还不知道它果真不能被人用来作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所谓总纲有四项：一是考核百官，二是安定万民，三是充实财货，四是训练军队。所谓考核百官，又分为六项：一是严明法令禁约，二是抑制侥幸，三是疏通壅塞蒙蔽，四是专心任用，五是不责难，六是不阻挠善行。所谓安定万民，又分为六项：一是敦厚教化，二是劝导亲睦，三是均平户口，四是考核赋役，五是教习战守，六是除去奸民。所谓充实财货，又分为两项：一是节省费用，二是确定军队制度。所谓训练军队，又分为三项：一是储备财用，二是训练军备，三是倡导勇敢。分开来说，大概共有十七项，所以称为‘别’。《策别八》。

译朝廷清明、天下太平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天下人不必申诉便没有冤屈，不必求见便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这是尧舜时代的盛况。其次，不能没有申诉，但申诉以后一定得到审察；不能没有求见，但求见以后一定得到省察。使远方地位卑下的官吏不知道朝廷高不可攀，使一个普通百姓不觉得官府难以接近，然后天下才算得到治理。如今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一颗心和两只手，疾病疼痛、瘙痒等感觉发生在全身各处，即使很微小，不足以成为祸患，手也会随即到达。手的到达，难道是每一件事都先听命于心吗？只是因为心平素深爱自己的身体，手平素又熟悉地听从心，所以不等发出命令，便率然自行到达。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百官众多，四海广大，如果使各处关节和脉理彼此相通成为一体，叩击它便一定能听见，触动它便一定能回应，这样天下就可以成为一个身体；天子的尊贵与士民的卑贱，可以相互爱护；忧患可以共同承担，缓急可以相互救助。如今却不是这样。天下有人遭遇不幸、申诉冤屈，仿佛向上天申诉；有人迫不得已求取所需，仿佛向鬼神祈求。公卿大臣不能查究详细情况，只把事情交给胥吏办理，因此凡是贿赂先送到的，早晨请托，晚上便能得到；空手而来的人，终年也不能获得。至于按常规本来人人应当得到、毫无疑问的事情，也无不设法拖延滞留，等待请托。天下任何一件细小的事，没有金钱便无法办理。从前汉、唐的弊病，是忧虑法令不明而执行不严密，使官吏能够凭空疏而无依据的法令约束天下，因此小人得以无法无天作奸。如今法令明白完备而执行极其严密，天下只知道依靠法令；想排斥的人，即使只有一点不合乎法令，也可以指为瑕疵；想援助的人，即使有所乖违，也可以借法令来替他解释，因此小人反而利用法令作奸。如今天下之所以事情繁多，难道真是事情本来很多吗？官吏想卖弄权力而尚未得逞，便让新旧事务接连不断，纷纷扰扰而不能决断，这就是王化壅塞、不能施行的原因。从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百官各守职分，不必等待教令便能办事；四方宾客到来，也不必求见主管官员。王猛治理秦国时，事情即使细微详细，也没有不完全办理的，人们却不认为烦扰。史书所记载的事情是：麻思请求回冀州，请示王猛。王猛说：“赶快收拾行装上路吧！”到傍晚文书便下达；等他出关时，各郡县都已经收到文书。命令一经下达便立即禁止，毫无滞留的事情，即使细微琐碎，也全都如此。苻坚凭借僭窃得来的出身，最终竟成了霸王，军队强盛、国家富足，几乎达到太平境地，这本来就是王猛所造成的，当然应当如此。如今天下太平，大官奉行法令，不敢顾念私情；可是府史一类的人却招揽权力、贩卖法令，长官心里明知却不追究，把这种情况看作理所当然。这种弊病不过有两种：事情繁多而官员不勤勉，所以权力落在胥吏手中。想除去这种弊病，没有比减少事务更好的；想使人精勤，没有比由上面率先垂范更好的。减少事务没有比信任官员更好的，使人精勤没有比从上面率先做起更好的。如今所谓最繁杂的地方，是天下事务都集中在其中，申诉的人和求见的人，没有比中书和三司更多的了。天下的事情分给百官办理，而中书却听取并干预其治理要务；郡县的钱财由转运使掌管，而三司又接受并审核其账计。这本来似乎不至于繁多，然而中书不等各部门上奏考核便决定官员的升降，又插手干预其事务，这就是不信任主管官员。三司官吏推究盈余亏空，甚至细到一丝一毫来约束郡县，这就是不信任转运使。所以说，减少事务没有比信任人更好的。古代圣王珍惜时间来求得治理，天色刚亮便上朝；即使稍稍安闲，到太阳升起时，也会整日忙碌而应接不暇。往少处说，一天废弃一件事，一个月便可以看出后果，一年积累的事务就多得数不清了。想使事务不繁杂，就必须在开始时辛劳，到了后来才能安逸。早晨起身，晚上才停止；天子还没有退朝，宰相就不敢回到私第安歇；宰相到了太阳偏西还不退朝，百官没有不震惊畏惧的，于是尽力办理王事，不敢宴饮游乐。这样，细小隐微的事情就没有不被办理的了。天子勤勉求治，超过先王；可是议论者不称赞王季晚些时候上朝，却称赞舜无为而治；不谈周文王日近西斜仍勤于政事，却谈秦始皇每天衡量文书数量。这怎么能够率领天下人改变懈怠呢？所以臣说：使人精勤没有比由上面率先垂范更好的，这样壅塞蒙蔽便能得到疏通。《策别九》。官吏和百姓的关系，就像工匠和器物的关系；换一件器物来操作，开始时没有不彼此龃龉、不相适应的。因此，即使有才干高、能力特殊的人，早晚就调走，也不如平庸之人长久任职而且熟悉方便。从汉代直到现在，谈论吏治的人都推重汉孝文帝时期，认为任用官吏不能仓促，而应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又因为当时三年升迁一次，官吏不会作长远打算，所以他们所施行设置的一切都出于苟且简略。这是天下士人争相议论的事情，而臣知道它还不能立即施行。天下的官吏，正因为弊病很多而又没有办法处置，所以才纷纷扰扰到这种地步。假使任职五六年或七八年以后才升迁，就会有任职十年还不能调动的人了。朝廷正要减少任子、清理冗官，那么这种做法应当有所等待；而臣认为，当今的弊病有更加不可忽视的地方。京兆府是天下所瞻望并受其感化的地方，是王政开始施行的地方。它处在四方交通要冲、两河交会之处，是舟车商贾聚集、金珠锦绣积聚的地方。因此当地百姓不知道耕种织纺的劳苦，被富贵所改变，被货利所迷惑，也不知道恭敬节俭、廉洁退让的风气；把书写计算当作终身的本领，把府史贱吏当作乡里的荣耀，也不知道儒术讲习的贤能。

译因此诉讼越来越多，奸邪无法禁止；治理政事的人更加苟且，只来不及处理眼前事务而无暇顾及教化。四方看在眼里，使风俗一天比一天浅薄败坏，未尝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任京兆的人，戴着星星出门，见到灯烛才进门；文牍和刑杖交错摆在面前，拱手等待命令的人在庭中脚跟相接，拿着诉状求申诉的人在门前肩膀相摩；来来往往，忙乱不堪，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一经审问便让他们离去，获罪的人不知道自己获罪的缘由，无罪的人也不知道证明自己无罪的事实。这样，受刑的人不服，获赦的人不悔改，诉讼的繁多就没有终止。大司农是天下财赋盈亏所归、外地财计受命办理的机构。财赋的出入，账簿文书交错纵横、变化无穷，足以让人作奸而无法推究；上面的人不能全部了解，只好交给官吏。官吏中分掌其事的有几十、几百人，他们的耳目足以达到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因此有能力的人不过粗略举出大纲，能力不足的人只听从官吏；贿赂交错在门前，四方有求的人聚集在家中。天下的大弊病没有超过这两件事的。臣私下认为，如今省府的重任，选择人应当精审，任用人应当长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如今各种弊病，都是选择不精、任用不久造成的。为什么呢？天下的贤才，不可能很多得到；而在贤才之中，寻找能够治理繁杂事务的人，也不可能人人都做得到。幸运地有了这样一个人，又不长久任用便离去。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想作长远的谋划，那么成效不可能在朝夕之间显现。开始时似乎迂阔，最终一定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如今任职满一月还没有报告政绩，朝廷就认为这是没有能力作为的人，不等他有所成就便把他调走；而那些很快得到众人称誉的人，又被认为有功，提拔到两府。这样看来，任职于省府的人，无论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都不能长久。省府事务繁杂，终年不得休息；朝廷已经急急忙忙地把他们调走，而这些人也无不急于求去。那些胥吏都在自己的部门中老于此事，并在其中养育子孙；让急于求去的人去驾驭那些长期盘踞的胥吏，这种彼此相看如同客人与主人，奸弊当然无法除去。省府的职位并不卑下，如果有能干的人在那里长期任职，并不算没有得到任用。古代用人，知道他们长期劳苦于职位上，便时常用赏赐来劝勉奖励，以激励他们的心志，却没有听说用骤然升迁来夺取他们的成效。如今天下的官吏，即使不能一概长期任职而不升迁，至于省府官员，也不可以仓促调离。官吏知道自己会长期居任而不被调走，那么他们的欺诈本来就会减少；而任职的人也能够深思熟虑，在事务之间周旋，不过十年，必定会有卓然可观的成效。《策别十一》。从前先王治理天下，一定使天下人常常欣喜，心中总有无穷的希望，努力实行而不疲倦，没有自暴自弃的念头。只有自暴自弃的人，作恶才极其狠毒而不可救治，所以圣人畏惧这种人，设置高位厚禄来等待有才能的人，使天下人都能够踊跃自奋，攀援而来。只是因为才能不够、力量不足，所以最终不能达到那个地位，并不是圣人堵塞了他们的门、断绝了他们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一个卑微的官吏、闾巷中的平民，没有不奔走向善的，直到老死也不知道休息；这就是圣人用方法驱使他们。天下如果有极其邪恶、令人不能容忍的人，圣人既然已经断绝了他，就把他放逐到远方，终身不与他同列。这并不只是因为不仁，而是认为既然已经断绝他，他将来有一天会肆意施展毒害来残害百姓；所以断绝他就不要任用，任用他就不能断绝他。既已断绝又重新任用，就是把他驱向不善，却又把作恶的工具交给他。天下只有一个人，既没有希望得到什么，也没有爱惜什么而不肯作恶。对于一个无所希望的人要求他行善，对于一个无所爱惜的人要求他不作恶，又把百姓交给他治理，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世上的贤者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出身呢？有的出身于商贩、卑贱之人，更有甚者甚至出身于盗贼，这种情况往往存在；而读书人、贵族，是世人所期望成为君子的人，有时却放纵不法，还不如平民。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在他们刚开始进身时就预先决定，而是逐渐观察他们任事的成效，使天下人没有必然得到的心思，也没有必然得不到的途径。天下知道不可以必然得到，才会在功名上勉力进取而不敢侥幸；知道也不是必然得不到，才有办法安慰自己的心，长久坚持而不懈怠。唉！圣人用来鼓舞天下人，使他们日渐受到感化而自己却不知道的，难道就是这种方法吗？后世执政却不是这样，用人时使人以为必然得到，断绝别人时又使人以为必然得不到；他们以为这是进用贤能、斥退不肖，然而天下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如今制科考试达到等第、进士取得高第，都在一天之内决定一生的富贵；这即使只是当时文章上的成就，却还不知道他临事的能力，否则任用得不是太仓促了吗？天下有三种因任用后又断绝其前途的情形：州县官吏，如果不是犯有重大过错、不能再用，那么其他犯法的人都可以让他们竭力行善来赎罪；可是如今的法令规定，一旦陷入罪过，终身不得升迁，使他们无所依赖而痛恨百姓，任意妄为，再也没有顾忌和爱惜。这些人开始时未必是小人，只是不幸陷入其中；道路穷尽、无处可进，便终于自暴自弃。府史、贱吏，国家知道不能缺少他们，所以年久以后便用外官的名额补授他们；但又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职位，即使其中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最终也不能列入士大夫的行列。凡是出身入仕的人，都是为了求得显贵；既然显贵不可达到，就只会求取财富，这是形势必然如此。这样一来，即使受到鞭打、刑戮和羞辱，也不足以禁止他们贪婪。因此，这两类人如果不能彻底抛弃，就应当稍微给他们一些机会。用钱财买取资格而入仕的人，都可以补任郡县官吏。他们知道自己终究不能升迁，也会放纵一时的欲望，无所不为。如果这些人确实不能升迁，那只是任用方式的过错罢了。所以臣说：断绝他就不要任用，任用他就不能断绝他，说的就是这三类人。《策别十二》。

译圣人治理天下所凭借、用来使国家牢固而不可动摇的，在于天下百姓可以共同向善，却不能共同作恶。从前三代的百姓，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见到利益也不忘道义；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前面有爵位赏赐来劝诱，后面有刑罚来驱赶，而是他们内心安于行善，对不义感到羞惭，所以有所不为。百姓知道有所不为，天下就没有力量可以与之抗衡，武器军队不能威胁他们，利益俸禄不能诱惑他们；可以杀害，可以侮辱，可以使他们饥饿寒冷，却不能使他们一起反叛。这就是三代享国长久而不可动摇的原因。到了秦汉时期，百姓见利忘义，遇到危难又不能献出生命；凡是法令禁令管不到的地方，巧诈变骗无所不作，痛恨地看待长官，幸灾乐祸。再加上水旱灾害，又加上盗贼，于是天下空虚，再也没有真正属于天子的百姓了。世上的儒者常说：“三代时期，他们用来教导百姓的办法非常详尽严密。学校的制度，射礼、乡饮酒礼的节文，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规范，都明白灿然，没有不具备法度的。” 到了后世，教化之道衰败，于是这些教化的形式全部废弃，所以才像这样没有羞耻。然而世上的儒者大概也曾经用这些东西教导天下百姓，最终却没有效果，反而使百姓喜好表面文章而更加偷惰，粉饰欺诈、彼此夸耀；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这也是儒者的过错。臣愚昧地认为，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喜好古制却没有方法，只知道有教化，却不知道名与实各自的作用。实是用来使名得到验证的，名是用来求得实效的。有名而无实，名就不能推行；有实而无名，实也不能长久。如今儒者所议论的，都只是名。过去武王灭商以后，散发财物、开仓发粮，使天下知道他不贪；以礼礼待贤俊，使天下知道他不骄；封立先圣的后代，使天下知道他的仁；诛杀飞廉、恶来，使天下知道他的义。这样一来，他用来教化天下的实际措施本来已经建立了。天下人都肃然生出忠信知耻之心，然后再用礼乐加以文饰，用学校加以教导，用射礼、乡饮酒礼加以观摩，又用冠、婚、丧、祭加以谨慎规范，百姓因此亲眼见到、心中明白，安然实行而自然获得。到了秦汉时期，专门使用执法官吏督责百姓，直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百姓却一天比一天贪婪逐利而不知羞耻。儒者这才开始拿三代礼制所谓的“名”来约束他们。他们看见那些升降揖让、盘辟俯偻的姿态，就掩着嘴暗自发笑；听到钟鼓管磬希夷舒缓的声音，就惊讶地回头而不感到快乐。这样却想希望他们迁善远罪，不是太难了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先求实际而后讲名分，选择接近人情的事情先做。如今百姓不知道诚信，就不能同他们长久安居；百姓不知道道义，就不能同他们共同处于危难之中。平时便欺骗官吏，有急难时便背叛君主。这是教化的实际没有达到，天下没有发生变乱只是侥幸。想让百姓懂得诚信，不如务求使自己的言语真实；想让百姓懂得道义，不如务求除去他们的贪婪。从前河西用兵，家中的子弟都登记征为士兵。起初官府告诉他们，这是权宜之计，不是长期服役，事情结束后应当恢复原业。不久却都在额头上刺字，没有一个人能够免除。自宝元年以来，各道都以兴兵为借口增加赋税，直到今天仍没有革除。像这样，又凭什么禁止小民欺诈呢？县官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依靠四海的财富，不与百姓争夺锥刀末利；他对待百姓宽缓，取利迟缓。古代圣人不得已而取财时，时常有所设置，以表明自己并不贪婪。为什么呢？小民不懂其中的道理，只知道贪利。如今天刚亮便起床，各种工匠杂然劳作，普通人进入市场，手里拿着长短物件，官吏还要跟随征税，扼住喉咙、拍击背部，收取极细微的利益。古代设置官职，是为了使百姓富裕；如今设置官职，却是为了压制百姓。赋税征收有固定期限，却把提前征收当作贤能；出纳有固定数额，却把多收利息当作能干。天地之间，只要可以取利的地方，没有不设置禁令的。求利的范围太广，使用法令太严密，所以百姓一天比一天趋向贪婪。臣愚昧地认为，难以实行的言论中，应当有一定要实行的；可以取得的利益中，也应当有一定不去取得的，用来教导百姓诚信，向他们显示道义。如果说国家用度不足，眼下还不能这样做，那么臣恐怕失去的会多于得到的。《策别十三》。百姓彼此亲近和睦，是王道的开始。从前三代的制度，划分井田，使比、闾、族、党之间彼此亲爱，有急难便相互救济，有喜事便相互庆贺，有死亡丧事便相互吊唁，患病便相互照料。因此百姓安居无事时，往来欢欣而不产生诉讼；有盗寇而作战时，同心协力，缓急不相离弃。自秦汉以来，法令严厉急迫，使百姓离开亲爱欢欣的心情，形成邻里之间互相告发的风气。富人家的儿子成年便外出居住，穷人家的儿子成年便出赘。一国的风俗，家家各有法则；一家之中，又人人各有心思。纷纷散乱而彼此不相连属，所以礼让的风气消失，争斗的案件增多。天下无事时，便设法欺诈、彼此倾轧来成就自己；天下发生变故时，便流离涣散、彼此抛弃来保全自己。唉！秦汉以后，天下为什么这样多事而难以治理呢？没有别的原因，是百姓不爱惜自身，便轻视犯法；轻视犯法，王政便不能施行。想使百姓爱惜自身，不如使他们父子亲爱、兄弟和睦、夫妻儿女相互友爱。百姓向上可以奉养父母，横向可以亲睦兄弟，向下可以保护妻子儿女，那么他们所依赖的生命就很重要，也就不忍轻易拿自身去犯法。三代的政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今想教百姓和睦亲爱，方法一定要从宗族开始。臣想恢复古代的小宗制度，以收拢天下彼此不亲属之人的心。古代有大宗、小宗，所以《礼记》说：“别子成为祖，继承别子的成为宗，继承父亲的成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大宗，有五世便迁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尊奉继承别子所出之人的，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尊奉继承高祖之人的，是五世便迁的小宗。《礼记·大传》说：“古代诸侯的子弟、异姓的卿大夫最初建立家族时，不敢把自己的父亲作为始祖，而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于是成为大宗。族人尊奉他，即使过了百世，宗子死了，族人还要为他服齐衰九月。所以说：‘尊奉继承别子所出之人的，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别子的庶子，又不能把别子作为始祖，而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于是成为小宗。小宗过了五世便不再服丧。继承父亲的，亲兄弟为他服丧；继承祖父的，从兄弟为他服丧；继承曾祖的，再从兄弟为他服丧；继承高祖的，三从兄弟为他服丧。他们服大功九月，到了高祖以外亲属关系尽绝时，便改换宗族。”

译所以说：“尊奉继承高祖的，是五世便迁的小宗。”小宗有四种：继承高祖的，继承曾祖的，继承祖父的，继承父亲的，加上大宗共为五宗，这就是所谓五宗。古代建立宗族的办法是，嫡子既然成为宗子，他的庶子的嫡子又分别成为自己庶子的宗子；这种法则只到四代为止，但实际作用没有穷尽。自秦汉以来，天下没有世卿大宗的制度，不能再恢复建立；但可以收拢天下亲属的，还有小宗的法则存在，却没有人实行，这实在太可惜了。如今天下之所以不重视宗族，是因为有族而没有宗。有族而没有宗，宗族就不能聚合；宗族不能聚合，即使想亲近他们也没有办法。族人彼此不亲近，就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如今公卿大臣、贤人君子的后代之所以不能像古代那样长久世守家业，是因为宗族离散而忘记了祖先。所以不如恢复小宗制度，使族人相互率领并尊敬宗子；宗子死了，便为他加重丧服；冒犯宗子，就按其丧服等级治罪；贫贱之人不敢轻慢，富贵之人也不敢凭富贵压制他。举行冠礼、婚礼一定要告知，丧葬一定要赴会，这并不是什么难以实行的事。如今善良百姓之家、士大夫宗族，也未必没有孝顺友爱、相互亲近的心，只是宗族没有宗子，没有人替他们纠集率领，形势上便不能相亲。因此世上有人亲属关系还没有断绝却不相往来，举行冠礼、婚礼不相告知，死亡也不相赴吊；无知的百姓甚至到了父母分居、兄弟相互诉讼的地步。既然如此，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唉！世人的弊病，在于不作长远打算。古代圣人联合宗族的办法，近来人看来似乎迂阔，实行一个月就希望看到好处。因此，小宗制度并不是难以实行，而在于能够长久坚持而不懈怠。天下百姓如果想使他们忠厚和柔、容易治理，就一定要从小宗制度开始。《策别十七》。自古以来，天下的动乱一定产生于太平安定的日子。休养生息时，奸民得以隐藏其中，积蓄力量而不发作，等待天下出现裂隙。等到时势有所激发、形势有所可乘，便四面溃裂而出，不到一天，毒害就流布天下。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严明法令禁约，督促官吏负责察访天下的奸民并除去他们。大乱的根源必定从小奸恶开始。正因为它小而不足畏惧，所以一旦发作，常常会达到扰乱天下的程度。如今世人所忧虑、认为可怕的，必定说是豪侠大盗；这是不懂变化的说法。天下没有小奸，豪侠大盗就没有凭借。况且在太平无事时，即使想成为大盗，又到哪里容身呢？他们残忍贪暴的心无处发泄，于是有时出来做盗贼，聚集赌博，下市饮酒，在郊野呼喊。小的呼朋逐狗，大的杀牛掘坟，无所不为。抛弃父母，丢下妻子儿女，彼此结伴嬉游。这些人全都不是小盗。天下一有裂隙，拿着锄耰、棘矜，彼此相率来抢掠的人，都是从前的小盗。过去三代的圣王果断而不疑，诛杀铲除、打击驱逐，不留下同类，所以能够保护良民，使他们安居。到了后世，刑法一天比一天深严，而除去奸人的办法反而赶不上三代。为什么呢？总要等他们败露，自己陷入刑法之后才除去。作恶而没有陷入刑法的人，本来已经很多了。有的人终身行不义，却无法明确指出罪名来附合法令；有的人巧妙规避，抓住官吏的短处，使人无法追问；又有的人因缘际会、侥幸逃脱。如果一定要等他们自己陷入刑法，那么能够除去的恐怕没有多少。从前周代的制度，百姓有罪恶却还没有触犯法律、已经危害乡里的人，就给他戴上枷锁，关押在嘉石之处；罪重的使他服劳役，以一年为期，罪较轻的依次减轻刑期。罪最轻的服役三个月，由州里负责管理，然后宽赦释放。那些教化不能使其服从、威势不能使其改正，危害乡里百姓却还没有触犯五刑的人，称为‘罢民’。这种罢民不许戴冠穿衣，并给他加上明刑，交给他事务去做，却不让他列入乡党。由此看来，周代强盛时，日夜整治他们的人民，铲除不善，就像猎人整天奔驰驱赶，践踏草丛，搜寻潜伏的兔子并捕捉它，不等它自己投入罗网后才取获。正因为这样，小恶不能容于乡里，大恶不能容于国家；礼乐之所以容易使人感化，法令禁约之所以容易施行，也就是这个缘故。如今天下长久安定，天子以仁慈宽恕为本心，士大夫一概以宽厚为名，而迎合上意的懦夫庸人又因此存有侥幸，专门把罪人释放到外面来求取洗雪冤屈的赏赐，在内心则等待阴德的回报。臣因此知道天下颇有不被诛除的奸人，这将成为子孙后代的忧患。应当明令天下官吏，按照年时纠察凶恶之民，把其中尤其没有良心的人迁徙，不必等他们自己陷入刑法。间或命令使者出巡按察郡县，有儿子不孝、弟弟不悌、喜欢诉讼而多次犯法的人，都诛杀不赦。诛除一个乡里的奸人，一个乡的人就会高兴；诛除一个国家的奸人，一个国家的人就会高兴。要在诛杀少数人的同时使多数人喜悦，即使舜也不过如此罢了。天下有三种祸患，蛮夷的忧患不在其中：有内部大臣的变乱，有外部诸侯的叛乱，有平民成群起事的祸乱。这三者的形势常常互相牵制。内部有权臣，外部诸侯就不会叛乱；外部诸侯强大，平民成群起事的祸乱就不会发生。如今内部没有权臣，外部没有强大的诸侯，但万世以后，也许值得忧虑的，是奸民。臣所以说，应当除去奸民，作为安定百姓的最终措施。《策别十八》。

译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财物。昔日周朝兴起时，文王、武王的国土不过方圆百里；到他们受命于天，四方的君长纷纷来到朝廷，军队四处出征，讨伐不义的诸侯，却从未忧虑财物不足。当时关市不收税，山林湖泽不禁民取，向百姓征取的不过十分之一，财物却有余。到了周朝衰落时，内有千里之地的租税，外有千八百国的贡赋，仍然不够使用。由此看来，财物难道在于多少吗？君主治理天下，若俯身依靠自己而接近百姓，事情就容易办成；若仰赖别人来帮助自己，就难以施展力量。所以，广泛征取财物来供给使用，不如节省用度以避免征取来得容易。我请求从小民之家推论此理。百姓正处于穷困时，所希望的不过是十金的资财；计算衣食费用、妻子儿女的供养，出入都在十金之内，还宽裕有余。等到一旦渐渐积蓄起来，衣食已经满足，心中的欲望便一天比一天扩大，收入增加了，欲望却更加不能满足；他们不知道应责怪自己用度不节制，反而认为是求取还没有达到目标。因此越富越贪，求取越多而财物越不够供给；这种迷惑，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不也回到起初的情形想一想呢？从前那时，难道能够寒冷而不穿衣、饥饿而不吃饭吗？如今天下人急切地把财物不足当作忧患，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的土地十分狭小。然而年年出兵，诛讨僭越作乱的国家，向南攻取荆楚，向西平定巴蜀，向东攻下并州、潞州；那时的费用，比今天多出百倍，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天下士人从未想到当初的情形，却惴惴不安地担忧当今财用不足，也太迷惑了。治理国家有三种谋划：有可以维持万世的谋划，有只能维持一时的谋划，有连一个月也维持不了的谋划。古代三年耕种，必定有一年的储蓄；积储三十年，就可以九年不发生饥荒。每年收入足以供用而且有余，所以九年的储蓄常常闲置而没有用处。一旦遇到水旱灾害、盗贼和赋税的忧患，官府可以自行办理，百姓也不会察觉。像这样，天不能使它遭灾，地不能使它贫困，四方夷狄和盗贼不能使它困窘，这就是万世之计。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一年的收入仅仅足够支付一年的支出，天下的生产仅仅足够供天下使用。平时虽不至于苛虐百姓，但有紧急情况就免不了加重赋税，所以这种国家只能安静而不能动荡，只能安逸而不能劳作；这也是一时之计。至于最下等、毫无谋划的做法，则是估量支出作为收入的依据，用度不够便征取更多。天下安宁，没有大的患难，却把衰世苟且的办法全部采用起来；一旦不知道有紧急情况，到那时还能够再增加什么呢？这就是所谓连一个月也维持不了的计策。如今天下的利益，无不被全部征取：山陵、林麓无不设禁，关卡无不征税；市场有租税，盐铁有专卖税，酒有酒课，茶有茶税。凡是衰世苟且的办法，无不全部采用了。拿人的身体作比喻，人在少壮时，丰健勇武，然后才可以希望无病而长寿。如今还不到五六十岁，衰老的征候已经全部显现，没有一点遗漏；如果到了八九十岁，将拿什么来应付以后的情形呢？然而天下人正竭尽思虑，想方设法扩大求利的门路。即使有人不加思考，也会认为盐、铁、酒、茶的税收不能再省。假使天下没有盐铁酒茶之税，难道国家就不能治理了吗？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天下的费用，固然有些删去非常容易而毫无损失，保存却非常困难而没有益处。我不能全部知道，请举出我所听说的例子，其余的可以类推。没有益处的费用，往往名目重大而实际作用轻微；把并不急需的实际事务，冠以极其重大的名目，因此人们心存疑虑而不敢废除。每三年举行郊祭，郊祭之后赦免罪犯，赦免之后又赏赐，这些是县官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天下官吏士人等候赏赐，已经有许多日子了，这确实不能一下子废除。至于大臣所谓国家的股肱耳目，和县官共同承担忧乐，难道他们也有不得已、有所畏惧的地方吗？天子有七座宗庙，如今又修饰老佛的宫观并为它设置祠祀，本来已经过分了；又让大臣以出使为名负责此事，每年供给数以万计的巨额费用，这究竟是为什么？天下的官吏并不少，所忧虑的只是未能得到合适的人。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无不兴办，百姓的祸患无不除去。如今河水成灾，却不让滨河州郡的官吏亲自巡行处理灾情，反而要求他们提出救灾办法；只顾设置都水监。四方的水患，难道能由一个人坐在京师筹划，就把其中的利害全部处理好吗？天下只要有转运使就够了。如今江淮之间又设置发运使，俸禄赏赐丰厚，徒役士卒众多，这样造成的费用哪里数得清呢？我曾听说，乡里有人养马，担心牧人欺骗自己、偷盗马的饲草豆料，于是又派一个人担任马厩长。马厩长设立以后，马反而更加瘦了。如今治理政事不寻求根本，却只治理末节；由此推论，天下没有益处的费用实在太多了。我认为，凡是像这样的费用，都应当每天查求并加以削除，从极细微之处做起，没有一项不是有益的。只要不轻视微小的节省，逐渐积累起来，天下大概就可以得到休息了。防别十九 自从三代衰落，井田制废弃，士兵和农民分处不同地方，士兵不能休息而转为百姓，百姓也不能卸下负担、不再与兵事有关，已经一千多年了，却没有像今天这样达到极点。三代的制度已经无法恢复。至于汉、唐两代，仍然有可以说的地方。军队平时无事却要聚集起来供养，就不能让它长期聚集；聚集起来，就不能让它无事而白白供养。这两种情形彼此相反，不能同时实行，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假如有百顷闲田，就足以放牧千匹马，却不知道这要花费多少；聚集千匹马，再从百顷土地运送饲草来供养，费用就会增加百倍。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过去汉代的制度，有践更的士卒【贫穷的人想得到顾更钱，就由轮到服役的人出钱雇人代替，每月二千钱，这叫践更】，却没有屯田的士兵。虽然士兵都出自农民，但他们一旦当兵，就不再从事农民的事情。因此郡县没有常驻军队，京师也不过有南军、北军、期门、羽林等军。边境有事、诸侯发生变乱，都用虎符调发郡国的军队。事情结束、军队休息后，士兵便各自涣散，恢复原来的身份。所以汉军虽然不从事农耕，天下却不至于困弊，因为军队从未长期聚集。唐朝拥有天下后，设置十六卫；天下府兵的军府有八百多处，屯驻关中的达到五百处，但都在无事时努力耕作、积储粮食，不仅能够供养自己，还能增加县官的储备。

译因此，军队虽然聚集在京师，天下也不至于困弊，因为从未让军队无事而白白受养。如今天下的军队不耕作，却聚集在京畿、三辅，数量以几十万计算，全都仰赖县官供给【按《宋兵志》：天子的卫兵，用来守卫京师、准备征战戍守，叫作禁军；各州的镇兵，用来分担供役使，叫作厢军。庆历年间，兵籍总数一百二十五万，其中禁军马步军八十二万六千】。有汉、唐的弊病，却没有汉、唐的好处；只选择其中一端而兼用它们，所以两方面的弊病都承受了，却没有谁来分辨。天下的财物，近的来自淮甸，远的直到吴、蜀，凡是船车能够到达、人力能够达到的地方，无不全部征取，运回京师。天下安宁无事，可赋税征敛之重却到了不能再增加的地步，而三司的用度仍然苦于不足。这些弊病都起因于不耕作的军队聚集在京师，消耗四方的贡赋。不仅如此，又有军队往来循环、屯驻在郡县。过去建国之初，各地分裂，有人拥兵而不服从。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胄，奋力作战而夺取了这些地方。等到使他们的君主投降、登记了他们的疆土后，然而原来的根基和残余势力仍有存留。上面的人看见天下难以统一，担心这些势力再次发动，于是调出禁兵驻守各地【《兵志》说：太祖拥有天下后，收取四方精锐士兵，在京畿排列营寨，以备宿卫；分批轮换屯守，以捍卫边疆】。大的地方从藩府，小的地方直到县镇，往往都有京师派来的军队。由此看来，天下土地每一尺每一寸，都是天子亲自派兵守卫的。这样能够长久不变吗？费用没有比养兵更大的，养兵的费用又没有比征调行军更大的。如今调出禁兵驻守郡县，远的有数千里；除每月粮饷、每年供给外，还要每天供应草料粮食。三年调换一次，去的人纷纷不断，来的人络绎相接。虽然每批不过几百人，但总的算起来，和数十万军队没有不同；三年便相当于出征一次。农夫的力量怎能不耗尽？运送粮饷的士卒怎能不疲惫？况且今天下从未发生战争，武夫悍卒并没有功劳可以向上级邀赏，却都不能作为休息闲居的无用之兵，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在替天子出戍。因此他们要穿美衣、吃丰食，打开府库，车载金帛，仿佛国家欠着他们一样；一旦违逆他们的心意，就想成群喧嚷。这究竟是为什么？天下成为一家，已经有几十年、上百年了。百姓拥戴君主，直到海边角落，都和京畿没有不同；不必怀疑四方的军队，而专门信任禁兵。从前蜀地有妖贼，以及近年贝州的叛乱【庆历七年，贝州贼人王则据城反叛，朝廷任命明镐为河北安抚使将其讨平】，未必不是禁兵造成的。我认为，郡县的土兵可以逐渐训练，并暗中削弱禁兵的权力；这样禁兵就可以逐渐裁减而不再使用。天下勇武强健的人，难道有固定的地方吗？山川使人熟悉的环境、风气所熏陶的习俗各不相同，但四方百姓本来是一类人。过去战国时期也曾使用他们。蜀人的怯懦、吴人的矮小，都曾经凭此与中原大国抗衡。哪里一定要得到禁兵才可以使用呢？如今土兵之所以迟钝、困弊、低劣、软弱而不能振作，是因为他们看见郡县都有禁兵，待遇又分为不同等级，所以自己把自己抛弃在卑贱的奴役杂役之中，将领和官吏也不训练他们。假如逐渐裁减禁兵，把省下的粮饷更加优厚地给郡县土兵，那么他们本来就会因意外得到优待而欢欣踊跃，感戴上级恩德，愿意贡献力量，又怎么会突然不如禁兵呢？土兵日益增多，禁兵日益减少，除了天子出行护从、守卫城池之外，就没有别的用途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这样，朝廷内部就没有屯聚军队、仰赖供给的费用，地方也没有军队迁徙和供应的劳苦，所节省的费用又超过一半了。策别二十二 我听说作战以勇敢为主，以士气来决定胜负。天子不会有全都勇敢的将领，将军也不会有全都勇敢的士卒。所以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先的，倡导没有比私下厚待更好的。这两种方法，是用兵的微妙权术，是英雄豪杰暗中运用而不向人明说的，人们也没有谁能察觉。我请求详细说明。什么叫倡导？就是士气的先导。个人有勇怯，三军也有勇怯。若逐个比较，勇者和怯者的差距就像草茎和栋梁一样悬殊【《庄子》举草茎与栋梁为喻，草茎指大小不相称】；至于三军整体的勇怯，情形却相同，只在反复变化之间，差别往往发生于毫厘之际。所以其中的关键在将领和君主。有人即使赤手空拳也敢暴打猛兽，出入刀刃之中而脸色不变；有人看见小蛇、蜥蜴便退步逃走，听到钟鼓声就战栗。这就是勇怯不齐，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乡里的小民争斗嬉闹，突然之间有时也会达到杀人的地步。事情爆发时，他的心情骤然改变，脸色勃然，仿佛不能停止；即使天下勇士也无法超过他。等到退下来想到自身，再顾念妻子儿女，没有不悲伤后悔的。这未必是天生勇敢的人，只是士气乘势而起，便夺去了他的本性，使他忘记了原来的自己。所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利用士卒在尚未后悔之前骤然激昂的状态；不善用兵的人，却挫伤他们骤然激昂的心情，助长他们自我后悔的念头，这就等于还没有交战便先自行失败了。因此说：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先的。同样都是人，都吃同样的粮食，都承担同样的事务。天下有急难时，若有一个人奋勇争先、舍身赴死，众人就会纷纷振作。弓箭彼此射及，刀剑盾牌互相交接，胜负形势还没有决定，而三军士卒都注视着一个人率先登上敌阵，那么士气就会接连高涨。天下之大，可以用名望来激励；三军之众，可以用士气来驱使。谚语说：‘一人善射，百夫决拾。’如果有人能够激发士气，在众人骤然振作的时刻乘势使用其锋锐，这就叫倡导。倡导没有比私下厚待更好的。天下人中，怯懦的有百人，勇敢的只有一人，这是难以得到的；舍弃妻子儿女、舍弃生命而踏入刀刃，是勇者也难以做到的。让难得的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情，一定要有难以报答的恩德。天子必须有自己私下厚待的将领，将军也必须有自己私下厚待的士卒；看见勇敢的人，就暗中厚待他。人有非凡才能，即使还没有功劳，内心也无不自认为与众不同。

译他自己认为与众不同，而上级却不把他当作与众不同的人，到了缓急关头，就不能指望他出来倡导。所以凡是在缓急关头肯于率先行动的人，一定是上级所特别看重的人。昔日汉武帝想向四夷显示兵力，以满足自己无休止的欲望，不吝惜封赏通侯来招募勇士，并向天下发布诏令，寻求奋勇出击的人，但最终没有人响应。于是便使用严刑峻法，把人逼入死地，允许他们以深入敌境来赎罪，使那些勉强而不得已的人在生死之地奔驰。因此将领投降，军队失败，天下几乎陷入不可测的祸患。为什么呢？先前没有特别看重任何人，却希望他们出来倡导，不是很难吗？私下偏爱，是天下人所厌恶的。然而如果因为个人私情而偏爱他，这种私情就不能采用；如果因为他比别人贤能而偏爱他，那么不用这种‘私’，就无法成事。大概有无功也可以赏赐、有罪也可以赦免的办法，都是为了使他内心惭愧，并要求他出来倡导。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动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上面发动而下面不响应，上面也将穷尽力量而自行停止。当西戎叛乱时，天子并非不想显赫地讨伐他们，但将帅之臣谨守封疆，向外观望、向内顾虑，没有一个人先奋勇效死，士卒也循规蹈矩，没有人肯尽力。不得已才出兵争先，后来又恢复原状，因此西戎得以肆意猖狂，而我们无法应对，形势便不得不拿财物求和。这种祸患，起因在于天子没有和自己共同承担忧患的臣子，将军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士卒。西方战事停止，已经十多年了。法令越来越严密，进用人才却越来越困难；贤能的人得不到特别对待，勇敢的人得不到私下厚待，天下人只求奉行法律、遵守命令，总以符合规定为止。我不知道遇到缓急之事时，谁还能替国家出来倡导呢？论治道 君主把至诚作为治国之道，把至仁作为道德根本；一生守住这两句话而不改变，就是尧、舜那样的君主。至诚之外另行其他道路，都不是正道；至仁之外另立其他德行，都不是正德。什么叫至诚？上至大臣，下至小民，内至亲戚，外至四方夷狄，都推诚相待，不能有丝毫虚伪。这样，四海之内的人就会亲近君主如同父子，信任君主如同心腹。从来没有父子彼此谋害、心腹彼此欺骗的。这样做而天下仍不能治理，是从来没有过的。丝毫虚伪一旦萌生于心，就像人生病，先在脉象上显露；又像人饮酒，先在脸色上显现。声音和脸色在极细微之处发生变化，猜疑和隔阂却会传到千里之外。强者成为敌人，弱者成为怨民。四海之内，就像盗贼憎恨主人、鸟兽畏惧弓箭和猎网一样，那么君主就会孤立，危亡也会到来。什么叫至仁？亲爱臣下如同手足，把百姓看作初生的孩子；收敛兵力，减少刑罚；按时役使百姓，减轻赋税；实行这六件事罢了。灾祸没有比喜好用兵更大的，怨恨没有比喜好兴起狱讼更大的，灾害没有比大兴土木更深的，毒害没有比夺取民间利益更严重的。这四件事，是陷害百姓的坑阱，也是砍伐国家的斧钺。除去这四件事，实行那六件事，仁政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施行。《传》说：‘至诚如神。’又说：‘至仁无敌。’果真能够实行这些，那么君主安逸而国家安定，享有长久寿命，子孙世代也长远，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古今已经验证的结果。距离圣人越远，邪说越兴盛；厌弃常道而追求奇异的方术，修饰奸邪的言论来帮助暴行。研究申不害、商鞅学说的人说：君主不可以不学习权术。君主是天下人的父亲，作为人父却对儿子使用权术，这可以吗？研究庄子、老子的学说的人说：圣人没有仁爱，把百姓当作刍狗。想穷兵黩武的人说：我要用威势震服四夷，使中原安定；想滥用刑罚、多杀人的人说：我要用此禁绝奸邪，保全善人；想虐待百姓、加重征敛的人说：我要用此强化兵器甲胄，诛讨暴乱。表面上好像不仁，最终却归于仁，这些都是亡国之言。秦二世、王莽曾经采用过这些说法，他们都用经术来附会、掩饰自己的主张。《尚书》说：‘只有君主能作福，只有君主能作威’【《周书·洪范篇》】。这是说威权和福泽不能转移到臣下手中。想使威福不转移给臣下，不如舍弃自己的私意而顺从众人。众人认为正确的，我就实行；众人认为错误的，我就废弃。众人没有不公正的，而君主是天下公议的主持者。这样一来，威权和福泽将归于哪里呢？如今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君主不可以不亲自施行威福。于是违背众意，只凭自己的耳目行事，终究不能遍及天下，必定要借助他人。爱憎喜怒各自按照私情施行，于是那些耳边渐进、肤浅迎合的言论便流行起来。君主随后据此进行赏罚，虽然名义上是君主的威福，实际上却是左右近臣的私意。奸人窃取君主的威福，把它卖给外界，那么他的权力就和君主相等了。《尚书》说：‘威胜过爱，就确实能够成功；爱胜过威，就确实不会成功’【《夏书·胤征篇》】。所谓威，是畏惧威严；所谓爱，是怀有私情。管仲说：‘畏惧威严如同畏惧疾病，是百姓最高的境界；顺从私情如水流，是百姓最低的境界。’畏威之心胜过怀私之心，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如今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君主应当使威刑胜过惠爱。照这样说，给予不如夺取，生存不如杀戮，尧不如桀，而幽、厉、桓、灵这些君主反而能够长久拥有天下。这一点不可不辨明。

译正统论 正统是什么呢？是名分，还是实际？正统的说法是：所谓正，是用来纠正天下不正的；所谓统，是用来统一天下分裂的。不幸的是，有人拥有天子的实际却没有天子的名位，有人拥有天子的名位却没有天子的德行；这两个人同时立于天下，天下怎么会有正，怎么会有统一呢？这样，正统的论断就确定了。所谓正统，不过是说拥有天下罢了。一个人取得了这个名分，同时又取得了这个实际，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天下本来有名不副实而取得名分的人，圣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而承认名分，却不让实际损害名分，也不让名分最终损害实际。所以名分轻而实际重；不让实际损害名分，天下就不会争夺名分；名分轻而实际重，天下就会趋向实际。天下有不肖之人自称贤能，却没有地位卑贱的人自称尊贵。天下的争端从贤与不肖开始，圣人为此忧虑，不敢扰乱贵贱的秩序，所以天下人知道贤能不能夺取贵位。天下尊贵的人，圣人无不顺势尊重他，正是因为还要保存贤与不肖的区别。把轻的名分容易给人，把尊贵而重要的名分郑重地给人；等到天下人贤能了，才会知道尊贵不如贤能；知道贤能不能夺取贵位，所以不争名位；知道尊贵不如贤能，所以趋向实际。使天下不争夺名位而趋向实际，这也就足够了。所谓正统，只是名分所在罢了。名分虽在，却不能给拥有它的人增加实际利益，那么名分就轻；名分轻了，实际就显得重要。我想使天下的实际受到重视，于是便使名分变轻。正统中听任其自然取得天下的有十个：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依次列出那些勉强可以承认的，也是为了保存教化：魏、梁、后唐、晋、汉、周。这样，尧、舜和三代君主之所以贤于后世君主，都不在于正统。因此后世君主若不是依靠他们那样的道取得天下，也就没有资格与尧、舜和三代相比。这样，实际就更加重要了。孔子从先进论 君子想在天下有所作为，没有什么比他开始出仕时更重要的了。开始出仕时采取正道，尚且可能后来继之以不正，何况以不正之道开始出仕呢？古代有人想使他的君主成为王者，有人想使他的君主成为霸者，有人想使他的国家强盛。这三种人的志向不同，所以方法有浅有深，成功有大有小。虽然不能预先知道他一生最终会做什么，但他的大节在开始出仕的那一天就一定会显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志向早已确定。没有以使国家强盛为目标而最终成为霸者的，也没有以称霸为目标而最终成为王者的。伊尹在有莘之野耕作时，心中本来就说：‘要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我的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认为伊尹是靠滋味之道游说商汤，是战国策士用自己的想法揣度伊尹，君子对此深恶痛绝。管仲在囚禁中拜见桓公，他所说的本来就是想联合诸侯、攘除夷狄。管仲估量桓公足以称霸，也估量自己足以做霸者的辅佐，所以向上没有夸大的言论，向下没有卑劣的论调。古人像这样清楚地认识自己。商鞅拜见孝公，经过三次游说才得到契合。商鞅怀抱诈术、挟持权术来欺骗他的君主，实在太过分了。他难道不知道自己不足以使孝公成为帝王吗？只是他担心孝公不能接受自己刑名惨刻的学说，所以故意提出高远的言论来炫耀。君主既然不能实行这些，那么全国便任凭我来做；不然的话，难道他是怀有帝王的谋略，却每次进见都改变主张来迎合别人吗？商鞅最终不能在秦国善终，正是因为他开始出仕时走的不是正道。圣人却不是这样：他的志向越大，道术就越高；道术越高，和君主相合就越困难。圣人看待天下不治，就像看见婴儿处在水火之中。他想得到君主来实行大道，可以说十分急切；然而从未因为难以契合就稍稍降低标准，因为他知道开始稍有降低，渐渐就必然衰败而彻底毁坏。所以说：‘先学习礼乐而出仕的，是野人；后来学习礼乐而出仕的，是君子。若要任用人才，我愿意任用先进。’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卿大夫看待先王的礼乐，就像方与圆、冰与炭一样不能相容。若以礼乐作为进身之先导，必然无法契合。这样的人，就道而言是圣人，就时代而言却像野人。至于那些急于求成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尚未得到君主信任时，先迎合世俗所喜爱的东西；既已得到任用，才接着施行先王的礼乐。他们内心虽然这样想，但开始出仕时走的不是正道，最终没有能够继之以正道的。所以孔子不采用这种做法，孟子也说：‘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是从利益上说的。’如果从利益出发，那么弯曲八尺而伸直一尺，利益也可以这样做吗？君子获得君主任用时，既要估量君主，也要估量自己。君主能够做到而我不能做到，就不能做；不敢进身却强行进身，是改变君主的意志；自己不能做却强行去做，是轻视自身。这两种情况都有罪。所以君子开始出仕时说：‘君主如果任用我，我将做这件事。’君主说能做到，他就安心接受而不推辞；君主说不能做到，难道天下就独独没有别人了吗？君主使用人才也是如此：将要任用这个人，就把自己想做的事告诉他，考察他能否做到，并要求他完成。那些说‘姑且任用他试试看’的做法，全都错了。后世君子开始出仕时无所不至，只怕不能与君主契合。他们说：‘我将暂时权变，以求成就大道。’后来大道终于不能施行，便说：‘我的君主不足以让我完全施展才干。’开始时不端正自身，最终反而诽谤君主。这种人自以为是君子，其实正是孟子所说的戕害君主的人。

译秦始皇帝论 从前百姓刚开始出现时，不知道用什么来养活自己，只能互相击打、搏斗、拉扯、撕裂，同禽兽争夺一时的生存，惴惴不安，早晨还不知道晚上能否活着，忧虑死亡来不及避免。因此欺诈机巧没有产生，百姓也没有知识。然而圣人厌恶他们没有区别，又忧虑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于是制造各种器具，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无不齐备，使百姓乐于生活，便于役使、驾驭万物，满足他们的情性；百姓这才有办法充分满足口腹耳目的欲望。器具便利、生活方便，欺诈机巧便产生；追求能够满足，欲望得到顺从，心志便扩大。圣人又担心百姓变得桀骜狡猾、反复欺诈而难以治理，所以制定礼制使他们返回本初。礼，是用来返本复始的。圣人并非不知道箕踞而坐、不行揖礼便吃饭更合人情，也更适合身体安逸，却一定要使人习惯于迂曲宽缓、难以实行的礼节。宽衣博带，佩玉穿鞋，是为了使人回旋从容而不能快跑。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他们用耳目观察、听闻事物的方式，无不接近于迂缓。穿衣有黼黻文采，饮食使用笾豆簠簋，耕作实行井田，进身求取和选举依靠学校，治理百姓采用诸侯之制；婚嫁、丧葬，无不有法度。又用鬼神使人敬畏，用四时礼制使人慎重，以此使百姓自尊，不轻易作奸。所以说，礼如果只是接近人情，就还不是礼的最高境界。周公、孔子之所以在升降揖让之间反复叮咛，不敢使礼失坠，是因为世俗认为这些迂缓难行，却不知道圣人的权术本来就在这里。五帝、三代相承，始终不敢破坏这些制度；到了秦朝拥有天下，秦始皇帝凭借欺诈和武力兼并诸侯，自以为智术有余，认为禹、汤、文、武都不知道这种办法。于是废除诸侯，破坏井田，凡是治理天下的事情，一概追求便利，不以没有礼制为可耻，彻底毁坏圣人设置的藩篱，把便利的器具明白地展示给天下。所以自秦以来，天下人只知道求生避死的办法，把礼看作无用的赘疣。为什么呢？他们认为生存与礼没有关系。假如生存与礼无关，那么凡是能够求得生存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了。唉，这大概就是秦朝的祸患直到今天仍未止息的原因吧！过去刚开始有文字契券时，用蝌蚪形文字书写；后来才有规矩摹画的笔迹，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大篆、小篆。到了秦朝又改为隶书，后来日益变革，崇尚迅速完成而顺从简易，又创制纸张来替代简册，因此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堆积，官吏不能详尽处理，奸人便有机会从中活动。如果当今还使用古代的篆书和简册，即使想要文书繁多，形势也不允许。由此看来，凡是使天下便利的措施，都是开启欺诈虚伪的端绪。唉！秦朝的做法已经不值得效法了，假如后世君子想治理天下，却只追求便利，那就是引导百姓一天天走向欺诈。可悲啊！荀卿论 我曾读《孔子世家》，观察孔子的言语文章，发现它们循循有序，无不合乎规矩；他不敢放纵地发表高谈阔论，说话必定称引先王。由此才知道圣人忧虑天下是多么深切。他的学说广大得看不出边界，却并不遥远；浩博得看不出涯岸，却并不深奥。他所说的，都是普通男女共同知道的；而他所实行的，却是圣人也有不能完全做到的。唉，这也就够了！假使后世有人能够完全实行我的学说，即使成为圣人也不难；如果不能，也不过是不多犯过错罢了。子路的勇敢、子贡的辩才、冉有的智慧，这三种都是天下所谓难以做到而可贵的才能。然而这三个人，孔子常常不喜欢。颜渊默默无言，看不出有什么才能，好像与普通人没有不同，孔子却屡次称赞他。学习圣人，难道一定只看他说了什么吗？也要看他的心意趋向罢了。孔子认为后世必定有人不能实行他的学说，也必定有人窃取他的学说而做不义之事。因此他的言论平易正直，不敢发表奇异而令人惊喜的议论，关键在于不可更改。过去我常常奇怪李斯曾经侍奉荀卿，后来却焚毁他的著作，大大改变古代圣王的法度，对待他老师的学说，简直像对待仇敌。如今读了荀卿的书，才知道李斯之所以侍奉秦国，原来都出自荀卿的学说，也就不足为怪了。他的言论，是愚人感到惊骇、小人感到喜悦的。子思、孟轲，是世人所谓的贤人君子，荀卿却独说：‘扰乱天下的，是子思、孟轲。’天下人这样多，仁人义士这样多，荀卿却独说：‘人性本恶，桀、纣的本性就是这样；尧、舜是伪装的。’由此看来，推想荀卿的为人，一定刚愎自用、傲慢不逊，自我评价过高；李斯不过是比他更加严重罢了。小人做坏事，尚且一定有所顾忌，所以夏、商灭亡时，虽然桀、纣残暴，但先王的法度、礼乐、刑政还没有完全灭绝，不至于全无可考，这是因为桀、纣还保留一些顾忌，不敢全部废弃。李斯却独能奋然不顾，焚烧孔子的六经，烹灭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度，这也一定是有所凭借的。他看见自己的老师历数天下贤人，以此证明自己的愚见，认为古代先王都没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却不知道荀卿只是为了痛快一时而发表这种议论，荀卿自己也不知道祸患竟会达到这种地步。父亲杀人报仇，他的儿子一定将要行劫。荀卿阐明王道，述说礼乐，而李斯却凭借他的学说扰乱天下；荀卿发表那些高谈异论，确实有激发李斯的因素。孔子、孟子的学说从未标新立异，但天下最终也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假如天下果真没有人能够达到，那又何必还要追求奇异呢？

译韩非论 圣人之所以厌恶异端，竭力排斥它，并不是因为异端本身能够扰乱天下，而是因为天下的祸乱往往由它产生。过去周朝衰落时，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流，轮番发表虚无淡泊的言论，研究放纵狂妄、浮游不定的学说，纷繁颠倒，最终归于虚无。遵循他们的道路，就会荡然无所归依，因此忘却富贵的快乐，把生死看作齐同。这些不得志于天下、远离世俗而高飞远举的人，因此放纵心志而无所忧虑。虽然这不是圣人的道路，但他们的用意本来也没有给天下带来恶害。老聃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说治理天下没有比刑名之术更好的。等到秦国采用它，最终导致陈胜、吴广的叛乱【陈胜、吴广首先在蕲县起事】；教化不足而刑法有余，秦朝因此断绝祭祀，天下遭受它的毒害。后世学者只知道申不害、韩非的罪过，却不知道这是老聃、庄周造成的。为什么呢？仁义之道，起源于夫妻、父子、兄弟彼此相爱的关系；礼法刑政的根源，则出自君臣上下彼此猜忌的情形。彼此相爱，就有所不忍；彼此猜忌，就有所不敢。只有把不敢与不忍的心结合起来，圣人的道路才能存在其中。如今老聃、庄周论说君臣父子关系，泛泛地就像浮萍漂在江湖中，偶然相遇罢了。这样一来，父亲不足以爱，君主不足以畏惧。不畏惧君主，不爱自己的父亲，仁就不足以用来感化，义就不足以用来劝勉，礼乐就不足以用来教化。这四者都没有用，却想把天下置于虚无之中。所谓虚无，难道真的足以治理天下吗？商鞅、韩非想建立自己的学说却没有成功，后来得到了一套轻视天下、把万物看作齐同的办法，于是敢于残忍行事而毫无疑虑。假如不忍杀人还不足以称为仁，而仁又不足以治理百姓，那么杀人就不足以称为不仁，不仁也不足以扰乱天下。这样一来，天下一切都任凭我处置，刀锯斧钺，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施用呢？过去孔子从未有一天敢改变自己的言论，即使天下细小的事物，也无不有所敬畏。如今却把天下看得渺小，仿佛不值得认真对待，这就是他轻易杀人的原因吗？太史公说：‘申不害拘谨地讲求名实；韩非牵引法度，切合事情，辨明是非，但其极端之处残酷严苛而少有恩德，都源自道德的意旨。’我曾读到这段话并加以思考，事情本来就有彼此没有谋划，却互相感应的情况。庄子、老子之后，祸患发展成申不害、韩非。自三代衰落直到今天，凡是扰乱圣人之道的因素，弊病固然已经很多，却还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怎么能不为此采取措施呢？伊尹论 能够办理天下大事的人，必定具有天下的大节。能够树立天下大节的人，是把天下看得很轻的人。天下这样广大，却不足以动摇他的心，那么天下的大节就没有不能树立的，大事也没有不能办理的。如今普通男女都知道洁身自守、忠诚守信是美德。假如他们果真能够洁身自守、忠诚守信，那么他们的见识谋虑本来未必不如王公大人。只是他们所争取的不过是一箪饭、一豆羹，而一箪饭、一豆羹就足以动摇他们的心，所以他们的智虑自然不能超出这些。对一箪饭、一豆羹，如果不合乎道义就不取，那么一乡的人就没有谁敢用不正当的手段冒犯他。一乡的人没有谁敢用不正当的手段冒犯他，却不能办理一乡事务的人，从来没有。由此推而广之，他所不取的东西越大，他所能办理的事情就越远大。把天下让给别人，同让出一箪饭、一豆羹没有不同；治理天下，同治理一乡也没有不同。然而有些人不能做到，是因为有所蒙蔽。天下的财富，是一箪饭、一豆羹积累起来的；天下的广大，是从一乡逐步推扩开来的。不是千金之家的子弟，不能运用千金的资财。小商贩得到一金，往往不知道怎样处置，并不是他的智慧不如人，而是因为他所处的地位卑微。孟子说：“伊尹在有莘郊野耕作时，如果不是合乎道义的事情，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接受。”天下不能动摇他的心，所以他的才干能够保持完整。凭借完整的才干来治理天下，因此面对大事也不会慌乱。古代的君子一定有超越世俗的操守，并不只是苟且求得与众不同而已。卿相的地位、千金的富贵，有些东西他不屑于接受，是要借此使自己的心胸扩大，使穷困、显达、利益、祸害不能成为心中的芥蒂，从而保全自己的才干，以便有所作为。后世的君子，大概也曾有过这样的志向。可是得失扰乱内心，荣辱从外界夺走他的操守，因此忙忙碌碌直到老死都没有闲暇，也实在可悲。孔子编次《尚书》，写到舜、禹、皋陶相互谦让的时候，大概没有不长叹的。朝廷的尊贵地位，却实行普通人的谦让，孔子取它什么呢？是取他们不急切追求富贵，能够使天下人的心深深信服罢了。太甲被废黜这件事，天下从来没有过，而伊尹首先实行了它，天下人却不认为惊异。臣子放逐君主，天下人不认为是僭越；放逐之后又重新立太甲，天下人也不认为是专擅。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向所不屑的东西，足以取得天下人的信任。他把天下看得极其渺小，不足以动摇他的心，难道会忍心靠废黜、放逐自己的君主来求取利益吗？后世的君子，拘守常规、习惯旧例，小心翼翼地害怕不能被天下容纳；一旦有人做出罕见的行为，天下人便群起讥笑他，不去考察他平素的操守，却认为古今情势不同，有些事情在当时就是不能做的，这也太过分了。

译《留侯论》古代所说的豪杰之士，一定具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人的常情有不能忍受的事，普通人受到侮辱，便拔剑而起，挺身争斗，这算不上勇敢。天下真正的大勇之人，突然遇到意外也不惊慌，无缘无故受到侵辱也不发怒，这是因为他所抱持的志向非常远大。子房在圯桥上接受老人授书，这件事很奇怪，但又怎么知道不是秦代有隐居的君子出来试探他呢？看他借此微微显露出的用意，都是圣贤之间相互警戒的意义。世人不能明察，把老人当作鬼怪，也实在错了。况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书。当时韩国灭亡，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对待天下士人，平日无罪而被夷灭的人数不胜数，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施展的余地。法律执行得过于急迫时，它的锋芒不可触犯，而它的势力也还不能乘机利用。子房不能忍住愤怒的心情，想凭一个普通人的力量在一次袭击中逞强；在那时，子房能够不死，间隙小得容不下一根头发，大概已经十分危险了。千金之家的子弟不会死在盗贼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值得珍惜，而盗贼还不值得让他因此送命。子房有盖世的才干，却不采用伊尹、太公的谋略，偏偏采取荆轲、聂政的计策，以侥幸求得不死，这正是圯桥老人深深为他惋惜的地方。所以老人故意傲慢无礼地折辱他，等到他能够有所忍耐之后，才可以成就大事业，因此说：“这个年轻人可以教导。”楚庄王讨伐郑国，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迎接，庄王说：“他的国君能够向别人低头，一定能够使他的百姓信服。”于是便放过了郑国。勾践在会稽困厄后回国，向吴国称臣称妾，三年都不感到疲倦。况且有报仇的志向却不能向别人低头，这是普通人的刚强。那位老人认为子房的才干有余，却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深深挫折他少年人的刚锐之气，使他忍住小的愤怒而成就大的谋略。为什么呢？若不是有平生的交情，忽然在荒野之间相遇，却命令他做仆役婢妾所做的事，而他欣然接受、毫不奇怪，这种人本来就是秦始皇也不能使他惊惧、项籍也不能使他发怒的。考察汉高祖取胜、项籍失败的原因，不过在于能忍与不能忍罢了。项籍只是不能忍耐，所以百战百胜却轻易使用自己的锋芒；汉高祖能够忍耐，保存完整的锋芒，等待对方疲敝，这正是子房教给他的。淮阴侯攻破齐国而想自立为王时，高祖在言语和脸色上显露出愤怒【韩信平定齐国后派人说，汉王想让自己代理齐王；汉王大怒，斥骂韩信，张良踩汉王的脚，汉王才醒悟】。由此看来，高祖仍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气性，若不是子房，谁能保全他呢？” 太史公怀疑子房应当身材魁梧奇伟，然而他的相貌却像妇人女子，和他的志气不相称。唉，这大概正是他成为子房的原因吧？

译《张释之论》张释之评论秦朝的弊病说：秦朝的弊病只是徒有文饰，丧失了恻隐之心的实际内容。唉！徒有文饰的弊病，不只是秦朝所遭遇的祸患，实在是古今共同的祸患。从前治理国家的人，实际内容尚未完备，文饰也不完备；还不能防止百姓的欺诈，就不敢制定礼仪方面的文饰；还不能约束百姓的奢侈，就不敢制定恭敬节俭方面的文饰；还不能实行惠及百姓的措施，就不敢制定宽缓体恤方面的文饰。以至于政教、赏罚有一点不完备，就诚心忧虑，务求施行恩惠，起初从不曾徒作虚饰。因此，他的过错，别人可以议论；他的失误，别人可以指责；看见偏差，就可以纠正使它归正；看见缺失，就可以补足使它完整。这就像按脉治病，虚实燥湿、浮沉等情况没有一点不察知，然后根据病情投药，再加以针石治疗，这样病人不能痊愈的就很少了。到了末世的弊病，却是没有实际内容而只有名义。家家都藏有周公、孔子的书，社会风俗却更加浅薄；人人都施行司马穰苴的法术，军队却更加怯弱【田穰苴任齐景公的将领，立有战功，被尊为大司马。后来齐威王让大夫追论古代司马的兵法，并把穰苴附列其中，因而称为《司马穰苴兵法》】；人人都称道伯夷、叔齐的清廉，行为却更加污浊；人人都背负着龚遂、黄霸的名声，政治却更加混乱【龚遂任渤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询问他们的诏令，都是尧、舜的典章谋议；询问他们的典章制度，都是成周的礼乐。进入他们的国家、观看他们的朝廷，文饰光彩焕然，即使治理国家的实际情况有时比不上古代，慢慢考察其实际，却原来同桀、纣、幽、厉属于同一类。上面用虚文欺骗下面，下面用虚文欺骗上面，上下互相欺骗来蒙蔽天下。即使有忠臣义士想要直言极谏，也没有容纳他们说话的地方。想劝说任用贤人，君主已经先说要举用八元、八恺了；想劝说去除邪恶，君主已经先说要流放共工、鲧了；想劝说勤劳政事，君主已经先说自己日过中天还不进食了；想劝说敦厚朴实，君主已经先说茅屋屋顶不加修剪了。他们搜取劝谏的话，抢先由自己说出，闭住臣下的嘴，夺走臣下的气势，把一切遮掩粉饰起来，使人没有过错可以讥刺，没有失误可以指责，没有偏差可以纠正，没有缺失可以修补；安然自以为得计，必定要等到国家像鱼腐烂、瓦片崩解那样，才无法再用文饰掩盖。张释之的话，实在是天下共同的祸患。试以西汉考察，文帝、宣帝时期，是汉朝的盛世；平帝时期，是汉朝的末世。凭文帝的宽厚仁慈，仍有郊野尚未开辟的诏书，有水旱灾害和疾病流行的诏书，有战乱相连的诏书；凭宣帝的明断果决，仍有屯兵戍守尚未停止的诏书，有百姓失去职业的诏书，有盗贼不能止息的诏书：难道这不是有恻隐之心的实际内容，而不是徒有文饰吗？至于平帝时期，看看它的文辞，兴灭国、继绝世、建立明堂、辟雍，祥瑞喜庆纷纷响应，歌颂之声一齐兴起，然而国家的大业却暗中转移到了王莽手中，徒有文饰的危害竟达到这种地步。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应当知道哪些该取、哪些该舍了。《六一居士集叙》有些话意义重大却并不夸张，通达的人相信它，普通人却怀疑它。孔子说：“上天将要使这种文化灭亡，后世死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孟子说：“禹治平洪水，孔子作《春秋》，我排斥杨朱、墨翟，大概是以此同禹的功业相配。”文章的兴衰，和上天有什么关系？禹的功劳与天地相同，孔子、孟子却用空言来同它相配，不是太夸张了吗？自从《春秋》写成，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孟子的学说实行之后，杨朱、墨翟的学说便衰败。天下人认为这些事情本来如此，却不知道其中的功劳。孟子死后，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兴起，违背道义而趋求利益，残害百姓来使君主富厚；他们的学说十分鄙陋，但士人却借此欺骗上下之人，侥幸求取一时的功业，纷纷跟从它，而世上又没有孔子、孟子那样的伟大贤人，推究事情的根本和末节，权衡祸福的轻重来挽救他们的迷惑，所以这种学说终于流行起来。秦朝因此丧失天下，逐渐衰败，以至发生胜、广、刘、项的祸乱，死者十之八九，天下一片萧条；洪水的灾害大概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秦国尚未得志时，假如再有一个孟子，那么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只会在心中形成空谈，在行事时造成危害，在政事上造成危害的情况，一定不会像这样猛烈。假如杨朱、墨翟在天下得志，他们造成的祸害难道会比申不害、韩非少吗？由此说来，即使把孟子同禹相配，也是可以的。太史公说：“盖公讲黄老之学，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晁错不值得称道，而贾谊也受其影响。”我由此知道邪说改变人的心志，即使豪杰之士也有不能避免的，何况普通人呢？自汉代以来，正道不出自孔氏，而扰乱天下的事情却很多。晋朝因老庄之学而灭亡，梁朝因佛教而灭亡，没有人能够制止，过了五百多年才有韩愈出现；学者把韩愈同孟子相比，大概差不多可以了。韩愈之后三百多年，才有欧阳子出现。他的学说推尊韩愈、孟子而通达孔氏，阐明礼乐仁义的实际内容，以符合大道；他的言论简洁明白，真实通达，援引事物、联结同类，以最高的道理加以折服，使人心悦服，所以天下人欣然尊他为老师。欧阳子在世时，世上不喜欢他的人谋划攻击他，能够挫折困顿他的身世，却不能使他的言论屈服；士人无论贤与不肖，都不约而同地说：“欧阳子，是当今的韩愈。”宋朝兴起七十多年，百姓不知道战争，富裕之后又接受教化，到天圣、景祐年间达到了极盛，但这种文化终究还有愧于古代，士人也因循浅陋、守着旧习，议论卑下而气势衰弱。自从欧阳子出现，天下人争相自我磨砺，把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看作高尚，把挽救时弊、推行正道看作贤能，把冒犯君主威严、接受劝谏看作忠诚；士人的成长和成就，到嘉祐末年，号称人才众多。士人受到欧阳子的功劳，是很多的。唉！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不是上天，又有谁能使它这样呢？欧阳子去世十多年后，士人开始研习新学，以佛、老学说的相似之处扰乱周公、孔子的实际道理，明智的人为此忧虑。幸赖天子圣明，下诏修订科举取士之法，勉励学者专心研究孔氏学说，排斥异端，于是风俗为之一变。考察师友学术渊源的所在，又知道诵读研习欧阳子的著作。我从他的儿子棐那里得到他的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是编次并评论说：“欧阳子论大道像韩愈，论政事像陆贽，记事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话，而是天下人的话。”欧阳子名修，字永叔，年老以后自称六一居士。《潮州韩文公庙碑》

译一个普通人却成为百世的老师，一句话却成为天下的法则，这些人都一定参与了天地化育万物的作用，关系到世道盛衰的运行。他们的出生自有来由，他们的逝去也有其作用。因此，申侯、吕侯从山岳降生，傅说成为列星，古今流传的说法，不可欺罔。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存在于日常事物之中，却充塞天地之间。突然遇到它，王公失去他的尊贵，晋、楚失去他的富有，张良、陈平失去他的智谋，孟贲、夏育失去他的勇力，张仪、苏秦失去他的辩才。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呢？其中一定有一种不依附形体而成立、不凭借力量而运行、不等待生命才存在、不随死亡而消亡的东西。因此，在天上就是星辰，在地上就是山河，幽暗处就是鬼神，显明处又成为人。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自东汉以来，道术丧失，文章衰弊，异端纷纷兴起。经历唐代贞观、开元的盛世，辅以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仍然不能挽救。只有韩文公从平民中崛起，谈笑之间便挥手扫除异端，天下人纷纷跟从韩公，重新归于正道。大概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他振兴了八代以来衰败的文章，挽救了天下沉溺的道德；他的忠诚触犯君主的怒火，他的勇气压倒三军的统帅。难道不是参与天地、关系盛衰，浩然正气独自长存的人吗？我曾经论述天与人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上天不容许虚伪。智慧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豚鱼；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男女的心。所以韩公的精诚能够拨开衡山的云，却不能改变宪宗的迷惑；能够驯服鳄鱼的暴烈，却不能平息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得到南海百姓的信任，享受百世祭祀，却不能使自己有一天安稳地处在朝廷之上。大概他能够做到的是上天的作用，他不能做到的是人的作用。起初潮州人还不知道学习，韩公命进士赵德担任老师【韩愈迁任揭阳时，遇到赵德，便让他担任学官，教导士子。后来韩愈迁任宜春，想带他同行，因不能如愿而作罢。有《别赵子诗》】从此潮州士人都专心于文章和品行，并推广到普通百姓，直到今天还号称容易治理。这确实符合孔子的话：“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唤。”潮州人侍奉韩公，饮食时一定祭祀；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瘟疫，凡有所求都必定祈祷。但庙在刺史公堂后面，百姓认为出入不便。前任太守想向朝廷请求另建新庙，没有成功。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任此地太守，凡是培养士人、治理百姓的事情，全都以韩公为老师。百姓既然喜悦归服，王君便发布命令说：“愿意新建韩公庙的人，听凭你们办理。”百姓欢呼着奔走起来，在州城南七里选择了地方，满一年庙便建成了。有人说：“韩公离开京城万里，贬谪到潮州，不能不到一年就回来；死后如果有知觉，他确实不会眷恋潮州。”苏轼说：“不是这样。韩公的神灵存在于天下，就像水存在于地下，无论到哪里都无处不在。而潮州人对他的信仰格外深厚，思念格外真切，香气蒸腾、心情凄怆，好像亲眼见到了他。这譬如凿井得到泉水，却说水只存在于这口井中，难道合乎道理吗？”元丰七年，诏令追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匾额题作《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求我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于是作诗赠给他们，让他们歌唱来祭祀韩公。诗词说：“韩公过去骑着龙，来到白云之乡；亲手拨开银河，分取天上的文章。天孙为他织成云锦衣裳，他飘然乘风来到天帝身旁。下界后同浑浊人世一起扫除糟粕。向西游历咸池，掠过扶桑，草木都披上光辉。追随李白、杜甫一起翱翔，张籍、皇甫湜汗流满面地奔走，几乎要倒下【张籍、皇甫湜】。光影消失，已经无法望见；他写文章指斥佛教，讥刺君王。想要观察南海，窥览衡山、湘水，经过舜帝的九疑山，凭吊娥皇、女英。祝融山为他前驱，海若隐匿；他约束蛟龙鳄鱼，就像驱赶羊群。天上的钧天没有人，天帝悲伤，吟唱着派遣巫阳下界招魂。用小牛和鸡卜作为祭品，献上我的酒；鲜艳的荔枝红、芭蕉黄交相辉映。韩公一点也不肯停留，使我泪流满面，飘然披散着头发，降临荒远之地。”

译《志林》【录三首】商鞅被秦国任用，实行变法，制定法令，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非常高兴，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足、人人充足；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怯于私下争斗，秦国变得富强，天子向秦孝公赐予祭肉，诸侯全都来祝贺。苏轼说：这些都是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论，而司马迁不明白大道，把它们采入史书。我曾认为司马迁有两项大罪：把黄老之学置于先，把六经置于后；贬抑隐士，进用奸雄，这些大概还只是小罪。所谓两项大罪，就是评论商鞅、桑弘羊的功劳。汉代以来，学者以谈论商鞅、桑弘羊为羞耻，而世上的君主却偏偏甘心采用；都表面上忌讳他们的名声，暗地里采用他们的实际办法，更有甚者连名义和实际都尊崇他们，希望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功，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秦国本来就是天下的强国，秦孝公也是有志向的君主；整顿政治和刑法，十年不被声色犬马、游猎游乐所败坏，即使没有商鞅，难道还不能富强吗？秦国之所以富强，是秦孝公重视农业、努力耕作的成效，并不是商鞅使人流血刻骨的功劳。秦国之所以被百姓痛恨，像豺狼虎豹和毒药一样，结果一个人起来作难，子孙便没有留下，这实在是商鞅造成的。至于桑弘羊，不过是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司马迁却称赞他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财政充足。”司马光的话说得好啊！他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万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譬如雨水，夏天涝了，秋天就会旱。不增加赋税而国家财政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商鞅、桑弘羊二人的名声存在于天下，就像粪秽中的蛆蝇一样；说起他们会污秽口舌，写下他们会污秽简牍，而二人的方法被世上采用后，灭国残民、覆灭宗族、丧失性命的事情接连不断。可是世上的君主偏偏甘心采用，为什么呢？因为喜欢他们的话方便自己。尧、舜、禹是世上君主的父亲和老师，进谏之臣和辅弼之士是君主的药石，恭敬、仁慈、节俭、勤劳、忧惧是君主的约束。假如让君主每天面对父师，亲近药石，践行这些约束，那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所以推行商鞅、桑弘羊之术的人，一定先贬低尧、嘲笑舜、轻视禹，说：“所谓贤明的君主，不过是专门使天下适合自己的心意罢了。”这就是世上的君主人人甘心接受而不醒悟的原因。世上有服食钟乳、乌喙，纵情饮酒来求长寿的人，大概始于何晏。何晏年少而富贵，所以服寒食散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所做的足以杀身灭族的事情，每天接连发生；如果能死于寒食散，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可是我为什么偏偏要仿效他们呢？世上服寒食散而生疽、背部溃烂、呕血的人接连不断。采用商鞅、桑弘羊的方法而使国家破亡、宗族覆灭的人也都是如此。然而他们始终不醒悟，是因为喜欢那些话对自己方便而美好，却忘记了它们造成的灾祸惨烈。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诸侯、卿相都争相豢养士人。从谋士、说客、谈天说地、雕饰文辞、辩论坚白同异的人【驺衍擅长作迂曲宏大的辩说，驺奭大体继承了他的学术，齐人歌颂说：“谈天衍，雕龙奭”；赵国公孙龙则善于辩论坚白同异】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没有不以宾客之礼相待的；穿着华丽、享用珍美饮食而被供养在主人门下的，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韦昭说：“君子”是君王亲近的人，犹如吴国所说的贤良、齐国所说的士】；魏无忌、齐国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都有宾客三千人，田文还在薛地招致任侠和奸恶之人六万家。齐国稷下的谈论之士也有一千人【稷下先生就是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这一类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招纳的宾客也数不清。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称拥有许多士人宾客，奴仆和供养人员也都是天下豪杰俊士；田横也有士人五百。史传中大略记载的就是这些，估计其他情况应当多于官吏而少于农夫。这些人全是危害百姓、蛀空国家的人，百姓凭什么承担得起，国家又凭什么忍受得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人〕 苏轼说：这是先王也不能完全避免的。国家有奸邪之人，就像鸟兽有凶猛的禽兽，昆虫有毒刺一样。区别安置、分条治理，使他们各自安处本位，那么奸邪之人还是会有的；想把他们铲除干净，则没有这样的道理。我考察历代世变，知道六国所以长久存在、秦所以迅速灭亡，大概就出在这里，不可不察。智慧、勇力、辩才、力量，这四种人都是天民中的秀杰。他们大多不能穿粗衣、吃粗食来养活别人，都是役使别人来养活自己。因此先王把天下的富贵同这四类人共同分配。这四类人不失去自己的职分，百姓就安定。四类人虽然不同，先王因应风俗制定制度，使人才都从同一途径产生。三代以前出自学校，战国到秦代出自宾客，汉代以后出自史官和吏员，魏晋以来出自九品中正，隋唐直到现在出自科举，没有不是这样。姑且取其中较多的情形来谈。六国君主残酷役使百姓，并不比秦始皇、秦二世轻；然而当时百姓没有一个人反叛，因为平民中的秀杰都由宾客供养，没有失去职分。他们努力耕作来供奉君上，都是朴拙愚钝、没有才能做事的人，即使想怨恨反叛，也没有人替他们先行，这就是六国能够稍稍安定而没有立即灭亡的原因。秦始皇起初想驱逐宾客，采用李斯的意见后才停止。兼并天下之后，秦认为宾客已经没有用，于是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人才，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律治理，认为官吏不必有才能，只要遵守自己的法律就行。因此毁坏名城，杀戮豪杰，百姓中秀异的人便散去回到田亩。先前在四公子、吕不韦之流门下食客的人，都能安置到哪里去呢？难道只能伸长枯槁的脖子、面色枯黄，穿着布衣老死吗？还是会停止耕作而叹息，等待时机呢？秦朝的祸乱形成于秦二世，但假如秦始皇知道畏惧这四类人，有办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职分，秦的灭亡就不会这样迅速。把百万只虎狼放入山林，却不知道它们饥渴，将来必定会吞噬人。世人认为秦始皇聪明，我不相信。楚汉之祸使百姓几乎死尽，豪杰应当没有多少了；然而代地丞相陈豨出行有车千乘，萧何、曹参执政，也没有人禁止他。到了文帝、景帝、武帝时期，法令已经极其严密，但吴王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之流【淮南王刘安、梁王刘武、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仍然争相招致宾客，世上的君主也不追究。难道是吸取秦朝的祸患，认为爵禄不能完全笼络天下士人，所以稍微宽容他们，让人才可以从这条途径产生吗？至于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他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唤。”唉！这难道是秦汉所能比得上的吗？

译秦始皇时，赵高犯罪，蒙毅审理他，依法当死，秦始皇赦免他并任用他。长子扶苏喜欢直言进谏，秦始皇发怒，让他到北方监督蒙恬在上郡的军队。次子胡亥随李斯、蒙毅、赵高出行，途中秦始皇生病，派蒙毅回去向山川祈祷，还没回来，秦始皇就驾崩了。李斯、赵高伪造诏书立胡亥为帝，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最终因此灭亡秦朝。苏轼说：秦始皇控制天下内外轻重的形势，使内外相互牵制，以禁止奸邪、防备祸乱，可以说安排得很严密。蒙恬统率三十万人，威势震动北方；扶苏监督他的军队，蒙毅在帷幄中担任谋臣，即使有大奸贼，哪里敢在其中窥伺呢？不幸的是秦始皇在路上生病，祈祷山川之后，身边本来还留有人，却派遣蒙毅回去，所以赵高、李斯得以实现他们的阴谋。秦始皇派蒙毅回去时，蒙毅已经看出秦始皇病重，太子尚未册立，却离开了；左右近臣都不能进言。即使有智慧，上天要使人灭亡、国家遭受祸败，也必定从智慧所不能预见的地方发生。圣人为天下做事，不依靠智慧来防止祸乱，而依靠不制造祸乱的办法。秦始皇制造祸乱的根源，在于任用赵高。宦官造成的祸害，如同毒药猛兽，没有不使人肝裂头碎的。自从有文字契券以来，只有东汉的吕强【吕强，灵帝时任中常侍，封都乡侯，坚决推辞不接受，因而上疏陈述政事。黄巾军兴起后，吕强想先赦免党人，于是各中常侍便构陷吕强，使他自杀】和后唐的张承业【张承业是唐僖宗时的宦官，被李茂贞逼迫，逃到太原，侍奉晋王李克用，李克用把庄宗托付给他。庄宗即皇帝位后，张承业哭泣劝谏也不能阻止，绝食而死】二人号称善良，难道能希望在千万人中找到一两个，从而避免必然灭亡的祸患吗？然而世上的君主都甘心采用宦官而不悔恨，像汉桓帝、灵帝，唐肃宗、代宗，也就不足为怪了。秦始皇、汉宣帝都是英明的君主，也沉溺于赵高、弘恭、石显的祸害【弘恭、石显，宣帝时的宦官】。他们自以为聪明，是人中豪杰；其实宦官不过是奴仆腐败之余，又能有什么作为？等到国家灭亡、朝廷混乱，他们便同庸主没有区别。因此我特意把这件事揭示出来，以警戒后世像秦始皇、汉宣帝这样的君主。有人说：李斯辅佐秦始皇平定天下，不能说他没有智慧。扶苏是秦始皇的儿子，秦人拥戴他已经很久；陈胜借用他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天下。况且蒙恬手握重兵在外，使李斯、赵高二人不能立即杀害扶苏、蒙恬；如果扶苏、蒙恬再请求申辩，李斯、赵高就会无一幸存。凭李斯的智慧，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些呢？苏轼说：唉，秦朝失去正道是有来由的，难道只是李斯、赵高的罪过吗？自从商鞅变法，把判处死刑看作轻刑，把夷灭三族作为常法，臣子们像狼一样回头窥视、屏住气息，只求能够保住性命，哪里还有闲暇请求申辩？当他的法律实行时，要求没有得不到满足，禁令没有不能禁止的。商鞅自以为超过了尧、舜，比得上汤、武。等到他逃亡而无处容身，才知道制定严法的弊病。难道只是商鞅后悔？秦国也后悔了。荆轲行刺发生时，持兵器的人眼看着秦始皇，绕着柱子奔跑，却没有人上前救他，是因为法律禁令太重。李斯拥立胡亥，不再忌惮扶苏、蒙恬二人，是知道威令一向严厉，臣子不敢再请求申辩。二人不敢再请求，也是知道秦始皇凶悍刚暴，不可能改变心意。难道他们还能料到诏书是伪造的吗？周公说：“平易近民，百姓一定归附。”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道吧！”把忠恕作为内心准则，把平易作为施政原则，那么上级容易被了解，下情容易上达；即使有卖国的奸人，也没有地方利用空隙，仓促发生的变乱也无从产生。然而在令行禁止方面，大概有比不上商鞅的地方。但圣人始终不会用这种办法来替代那种办法。商鞅通过搬木头来建立信用【商鞅想变法，担心百姓不相信，于是在南门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有人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给五十金】，通过惩罚弃灰来树立威严【商君的法令规定，在道路上倾倒灰土的人处以黥刑】，还惩罚犯法者的亲戚和老师【太子犯法，商鞅认为太子是君位继承人，不能对他施刑，便惩罚他的老师公子虔，给他的另一位老师公孙贾刺面】。威势和信用积累到极点，一直发展到秦始皇时期。秦人看待他们的君主，就像看待雷电鬼神一样，无法揣测。古代王族有罪，要经过三次宽宥之后才施刑；现在竟至于让人伪造诏书杀死太子而不顾忌，太子也不敢请求申辩，这就是威信过度的结果。所以用严法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反过来伤害自己和子孙的。汉武帝、秦始皇都是果断杀人的人，所以他们的儿子如果像扶苏那样仁厚，就宁愿死也不请求申辩；如果像戾太子那样强悍，就宁愿起兵反抗也不申诉【江充审理巫蛊之事，逼迫太子很急，太子于是起兵斩杀江充；黄门苏文告发变乱，武帝派使者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入，谎称太子已经反叛并想杀掉使臣。武帝大怒，派丞相刘屈牦逮捕并斩杀反叛者，太子兵败而死】，因为他们知道申诉也不会被察核。戾太子难道想要反叛吗？他的计策是出于无可奈何。所以做这两个君主的儿子，只有死和反叛两条路罢了。李斯的智慧，大概足以知道扶苏一定不会反叛。我又把这件事揭示出来，以警戒后世那些果断滥杀的君主。《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一目录 宋 苏辙 侍御史林旦权任淮南运副 郭逵由退休起用，任潞州知州 范镇任侍读、太一宫使 刘挚任尚书右丞 从齐州回来论述时事 在陈州替张安道写的论时事书 再次论述分别邪正的札子 《元祐边计录》序 《君术》二 《君术》四 《臣事》一 《臣事》四 《臣事》九 《臣事策》十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 《民政策》三 《民政策》四 《民政策》六 《民政策》八 《商论》《周论》《六国论》《秦论》一 《秦论》二 《五伯论》《晋论》《隋论》《书论》《汉昭帝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