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九（1/2）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编纂注释 唐 傅奕【相州邺县人，通晓天文历数。高祖初年被召任太史丞，升任太史令】《请除释教疏》【傅奕极其憎恶佛教，武德七年上疏】佛教产生于西域，言说妖异而道路遥远；汉代翻译梵文佛书，任凭它们肆意假托，所以使人不忠不孝，剃发而辞别君亲；游手好闲、坐享食物，改换服装来逃避租赋；演述那些妖异的书籍，宣扬邪恶的教法，虚妄地开启三涂，荒谬地铺陈六道，恐吓愚昧之人，欺骗平庸之徒。百姓之中，通晓事理的人很少，不能察究根源，反而相信它的虚妄欺诈，于是追逐已经过去的罪业，空想将来的福报；布施一文钱，希望得到万倍回报；持斋一天，希望获得百日粮食。于是使愚昧迷惑的人妄求功德，不顾禁令，轻易触犯法典。有人犯下恶逆之事，身体已经陷入刑法罗网，才在狱中礼拜佛像，口诵佛经，昼夜不知疲倦，妄图免除罪责。而且人的生死寿夭由自然决定，刑罚、恩德、威势、福禄由君主掌握，贫富贵贱和功业是自身行为招致的；愚蠢的僧人却欺诈说这一切都由佛决定，窃取君主 的权力，擅自冒充造化的力量；这种做法危害政治，实在可悲。考察《尚书》说：“只有君主能够施加福惠和威威，只有君主享用玉食；臣下若擅自施加福威、享用玉食，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遭凶。”人心因此偏邪【《周书·洪范篇》】。自伏羲、神农以来，直到汉、魏，都没有佛法，君主英明、臣下忠诚，国祚长久、年数绵延。汉明帝假托梦境，开始建立胡神，西域僧人桑门才来传播这种教法。西晋以前，国家有严厉法令，不许中原人擅自剃发。到了苻坚、石勒等僭伪政权相继兴起，君主庸弱、臣下谄佞，政治暴虐、国祚短促，都是佛教造成灾祸的结果。梁武帝、齐襄王的事，足以作为明镜。过去褒姒一个妖女迷惑幽王，尚且导致亡国，何况如今僧尼数以十万计，剪裁刻镂丝织品，装束泥制人像，用来施行厌胜邪术，迷惑万民呢？现在若让僧尼婚配，就会成为十万多户；生育男女，养育十年，教训十二年，自然可以增加国家人口，足以充实军队，使四海免受彼此侵蚀的灾祸。百姓知道威福所在，妖惑之风自然革除，淳朴教化重新兴起。况且古今忠臣进谏，很少不遭祸患的。我私下见齐朝章仇子他上表说：“僧尼徒众耗损国家，寺塔奢侈，白白浪费金帛；各僧依附宰相，在朝廷上进谗毁谤；各尼姑依托妃嫔和公主，暗中进行诽谤。” 章仇子他最终被囚禁，在都市受刑。等到周武帝平定齐国，便下令封护他的坟墓。我虽然不聪敏，私下却仰慕他的行迹【傅奕又上疏十一篇，言辞非常恳切直率。高祖交给群臣详细讨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称赞他的奏议合理；中书令萧瑀与他争辩说：“佛是圣人，傅奕提出这种议论，否定圣人就是目无法纪，请把他置于严刑之下。”傅奕说：“礼起于侍奉父母，终于奉事君上。佛越城出家，逃避背弃自己的父亲；以平民身份抗拒天子，以皇帝继承人的身份违背亲属。萧瑀并非从空桑中出生，却遵奉无父的教法。”我听说“非难孝道的人没有亲人”，说的就是萧瑀。高祖将要采纳傅奕的意见，因传位之事而停止】徐贤妃【名惠，湖州人。出生五个月就能说话，四岁通晓《论语》，八岁善于写诗作文，作有《小山篇》，太宗召她入宫为贞妃】《谏息兵罢役疏》自贞观以来，已经二十二年了，风雨调顺，年年丰收，百姓没有水旱灾害，国家没有饥荒之患。从前汉武帝是谨守文治常道的君主，尚且登坛刻玉作符【《后汉书》：光武帝将要封禅，寻求汉武帝元封年间的旧例，有司奏请应刻玉玺一枚，方一寸三分，玉版方五寸】；齐桓公是小国的平庸君主，尚且图谋封禅、获得泥金玉检的荣耀【《白虎通》说：封禅使用金泥玉检】。陛下推让功劳、克制自己，不把德行据为己有，亿万百姓都倾心归附，却仍缺少告成的礼仪；云亭还等待谒见，升中告天的仪式尚未举行。这样的功德，足以咀嚼百王、包罗千代了。然而古人说过：“即使有美善，也不要自以为有美善。”确实是有道理的。守住开端、保全结局，圣哲之人很少能两者兼备。因此可知，成就大业容易骄傲，希望陛下把它看得艰难；善于开头却难以善终，希望陛下把善终看得容易。我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劳役同时征发：东边有辽海的战争【贞观十八年，太宗亲自征讨高丽】，西边有昆丘的战役【贞观二十年，皇帝到灵州，派李勣攻击薛延陀，使其投降】；士卒和战马疲惫于铠甲，船只车辆困倦于运输。又召募百姓投身军旅，使他们无论离去还是留下都承受生死之痛；遇到风浪阻隔，往来还有漂流溺水的危险。一个男子竭力耕作，最终却没有获得几十人的收成；一条船毁损，就会损失数百人的粮食。这样就是把有限的农民和工匠运送出去，填入无穷的大浪；图谋尚未获得的敌众，却丧失已经成就的我军。虽然除凶伐暴是国家通常的防务，但滥用武力、玩弄战争，是先哲所戒惧的。从前秦王吞并六国，反而迅速出现危亡的征兆；晋武帝突然占有三方，反而造成覆败的事业。难道不是因为夸耀功劳、倚仗强大，抛弃德行而轻视国家；只图利益而忘记祸害，放纵情感而满足欲望吗？于是使广大的天地虽大，也救不了它的灭亡；哀号的百姓因此积弊而酿成祸患。由此可知，土地广大不是永久安定的办法，人民劳苦才是容易发生动乱的根源。希望陛下广施恩泽、流布仁爱，怜悯困弊、救济贫乏，减少出行服役的烦劳，增加湛露般的恩惠。臣妾又听说，治理政事的根本贵在无为。我私下看到土木工程不能同时进行。北阙刚刚修建，南边又营建翠微宫，还没有过多久，玉华宫又开始兴建【太宗患风疾，苦于京城暑热，命人修整终南山太和废宫作为翠微宫，只给他居住的殿宇盖瓦，其余都用茅草覆盖。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建造玉华宫】。即使依山借水，也不能说没有架梁筑屋的劳苦，反复节省，仍颇费工力。

译即使用茅草屋来表示俭约，仍然兴起了木石工程的劳累；假如采用和雇取人【出钱雇人叫作“和雇”】，也不能没有烦扰百姓的弊端。因此，简陋宫室、粗淡饮食，是圣王所安处的；金屋瑶台，是骄奢君主所认为的华丽。所以有道之君用安逸使人民安逸，无道之君用享乐满足自身。希望陛下让工程在合适的时节进行，那么民力就不会耗尽；使用民力后让它休息，那么人民就会喜悦。珍玩和技巧工艺，是丧国的斧头；珠玉锦绣，实在是迷乱心志的毒酒。我私下看到服饰玩好纤细华靡，仿佛出自自然变化；各地进贡的珍奇，好像神仙制作的一样。虽然在末世风俗中驰骋华美，实际上却败坏淳朴风气。由此可知，漆器不是延续叛乱的办法，桀制作漆器却使人民叛乱；玉杯难道是招致灭亡的办法吗，纣使用玉杯而国家灭亡。如今正可验证奢侈华丽的根源，不能不加以遏制。以俭朴作为法则，尚且担心后来变得奢侈；以奢侈作为法则，又凭什么约束后人？伏惟陛下明察未显之事，智慧周遍而无边无际，在麟阁穷尽奥秘【麒麟阁是收藏图书的地方】，在儒林探究幽深。历代君王治乱的踪迹，百代国家安危的遗迹，兴衰祸福的规律，得失成败的关键，您早已都包藏于心府之中、循环于目光所及之内。因此这些本来就是陛下内心长久考察的事情，不需要臣再说一两句。臣只怕知道这些并不难，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志意会因事业安定而骄傲，身体会因时局安宁而安逸。伏惟陛下抑制意志、裁制内心，慎重对待结局如同开始一样，减少轻微过失以增益厚重德行，选择后来的做法来替代先前的做法。若能如此，您的盛大名声将与日月一样无穷，伟大功业将与乾坤一样永远广大。房乔【名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人。太宗巡行渭北时，房乔手执笏板到军门拜谒，太宗一见他便如同旧交。太宗即位后，任中书令，进爵邢国公。去世后，谥号文昭】《谏伐高丽疏》【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要再次征讨高丽。当时房乔卧病，病情加重，他回头对几个儿子说：“如今天下清平安宁，只有想要向东征讨高丽，才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我知道这一点却不说，岂不是要含恨入地吗？”于是上表进谏。太宗虽然没有听从，但看到奏表后叹息说：“这个人病危到这种地步，尚且还能忧虑我的国家】臣听说，战争是可厌恶的，贵在停止；武力最可贵之处，在于止息战争。如今圣明的教化广泛施行，没有遥远之地不受到它的影响。上古不能使其臣服的，陛下都能使其臣服；上古不能控制的，陛下都能控制。详细考察古今，成为中原祸患的，没有超过突厥的。陛下于是坐在朝廷运筹神妙谋略，不必走下殿堂，大小可汗相继束手就擒，分任禁卫之职，执掌戎行。后来薛延陀气焰嚣张，不久便被消灭；铁勒仰慕仁义，请求设置州县。沙漠以北，万里没有战尘。至于高昌在流沙之地叛乱离散，吐浑在积石山归顺请降，偏师稍加征伐，都被平定荡除。高丽历代逃避诛讨，没有人能够讨伐攻击它。陛下责备它叛逆作乱、杀害君主、虐待人民，亲自统率六军，到辽碣问罪。不到十天，就攻下辽东，前后俘获数十万人，分配到各州，无处不满。洗雪前代长期的耻辱，掩埋崤陵的枯骨。比较功劳、校量德行，超过前代君王万倍。这是圣明君主自己知道的，微臣哪里敢一一说明。况且陛下的仁风遍及天下，孝德光明而与天相配；看到夷狄将要灭亡，便能指出期限在几年之内；授予将帅节度，便能决胜于万里之外。屈指等待驿报，观察日影盼望书信，符应像神算一样没有遗漏；从行伍中擢用将领，从平凡卑微的人中选取人才。远方夷族的一个使者，陛下一见就不会忘记；小臣的姓名，却从来不必再问。箭能射穿七层铠甲，弓能拉开六钧。又加上陛下留心坟典、专意篇章，书法超过钟繇、张芝【钟繇、张芝】，文辞胜过贾谊、司马相如【贾谊、司马相如】；文锋一经振作，宫商角徵羽自然协调；轻轻挥动笔墨，花朵般的文采竞相绽放。以慈爱抚养万民，以礼仪对待群臣；即使秋毫般微小的善行也加以褒奖，连吞舟之鱼也能宽容放过。逆耳的劝谏一定听取，肤浅而受人煽动的诉讼也就断绝。爱护生命的德行，使江湖上的捕捞禁障得以施行；厌恶杀戮的仁心，使屠宰店停止挥刀。野鸭和仙鹤承受稻粱的恩惠，犬马感受帷幕车盖的恩德。陛下降尊亲自吮吸思摩的伤口【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讨辽东，攻打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被流箭射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登堂亲临魏征的灵柩【魏征去世，太宗亲临哭吊，悲痛至极】；哭祭战死的士卒，悲哀震动六军【太宗征讨高丽到达营州时，下诏把辽东战死士卒的遗骸全部集中到柳城东南，命有关部门设置太牢，皇帝亲自作文祭奠，临祭哭泣，尽情表达哀痛】；背负填路的柴草，感情足以感动天地【太宗渡过辽水时，辽泽泥泞积水，车马无法通行，命长孙无忌率万人割草填路，水深处用车搭桥，皇帝亲自把柴草系在马鞘上以帮助劳作】；看重百姓的重大生命，对各类狱讼尤其尽心。臣心智昏昧混乱，哪里足以谈论圣上的功业深远、天德高大呢？陛下兼有众多美德，没有什么不完备。微臣深深替陛下珍惜、看重、爱护、宝贵这些成就。《周易》说：“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退守，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灭亡，只知道获得而不知道丧失。”又说：“知道进退、生存、灭亡而不失其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由这些话说来，前进中包含退守的道理，生存中潜藏灭亡的契机，获得中存在丧失的规律。老臣之所以替陛下珍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停止就不会遭遇危险。”臣认为陛下的威名、功德已经足够了，拓地开疆也可以停止了。高丽不过是边远夷族中的卑贱一类，不值得用仁义对待，也不能按照通常的道理责求它。自古以来把它当作鱼鳖畜养一样对待，应该采取宽疏简略的办法。若一定要灭绝它的种族，臣深怕野兽走投无路就会反扑。况且陛下每次判决死囚，必定命令三次复核、五次奏报，进食素食，停止音乐，大概是因为人命最为重要，从而感动圣上的慈悲。何况如今这些士兵，没有一个有罪过，却无故被驱赶到战阵之间，置于刀锋之下，使他们肝脑涂地、魂魄无所归依；使他们年老的父亲、孤儿、寡妻、慈母望着灵车掩面哭泣，抱着枯骨痛彻心肝。这足以使阴阳变动、和气受伤，实在是天下的冤屈和悲痛。

译况且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危险之事，只有不得已时才使用。假如高丽违背臣子的节义，陛下诛灭它是可以的；假如它侵扰百姓，陛下消灭它是可以的；假如它长久成为中原的祸患，陛下除掉它也是可以的。三条中只要有一条，即使每天杀死万人，也不值得惭愧。如今这三条都没有，却白白使中原疲劳：对内是为旧主雪冤【高丽臣子莫离支弑杀其君建武，独自专擅国政，太宗因此有征讨辽东的议论】，对外是替新罗报仇【新罗派使者说百济攻取其四十多座城，又与高丽联合用兵，谋划断绝新罗入朝的道路，请求出兵救援。皇上用玺书赐给高丽使者，命令不要攻打新罗，莫离支不听，于是皇上想要征讨高丽】。这难道不是所得很小、损失很大吗？希望陛下遵循皇祖老子知足知止的告诫，以保全万代巍巍的声名，发出盛大的恩惠，颁下宽大的诏令，顺应阳春布施恩泽，允许高丽自我改过；焚毁凌波之船，停止招募的军队，自然会使华夏和夷狄共同庆幸依赖，远近肃静安宁。臣年老而身为三公，早晚将入土，所遗憾的是既不能像尘露那样对山海稍有增益，只能恭谨竭尽残魂余息，预先代为表达结草报恩的诚意。倘若陛下能够记录这番哀切的呼声，即使臣死后骨骸也不会朽坏。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县人。起初侍奉李密，李密败亡后归附高祖；隐太子引荐他任洗马。太宗即位，授谏议大夫，升任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去世后，追赠司空，谥号文贞】《论治疏》【贞观十一年】臣听说，做君主的关键在于喜爱善人、憎恶恶人，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明确地喜爱善人，君子就会进用；明显地憎恶恶人，小人就会退避。亲近君子，朝廷就没有弊政；远离小人，听取意见就不会偏私邪曲。小人并非没有一点小善，君子也并非没有一点小过。君子的微小过错，好比白玉上的细小瑕疵；小人的一点小善，好比铅刀偶尔砍断一件东西。铅刀偶尔一用，良工不会看重；小善不足以遮盖众多恶行。白玉有微小瑕疵，善于估价的人不会舍弃；小疵不足以妨碍它的大美。把小人的小善当作善而喜爱，把君子的微小过错当作恶而憎恶，这样就会把蒿草和兰草混在一起闻，把玉和石头混为一谈。这正是屈原沉江、卞和泣血的原因。既已辨明玉石的区别，又能分辨蒿兰的香臭；但喜爱善人却不能进用，憎恶恶人却不能斥退，这就是郭国成为废墟的原因【郭公喜爱善人却不能任用，憎恶恶人却不能斥退，最终亡国】，也是史鱼留下遗恨的原因【史鱼病重将死，命令儿子说：“我不能进用蘧伯玉，不能斥退弥子瑕，这是我作为臣子不能匡正君主。”】陛下聪明神武，天资英明睿智，志在广泛施爱，广开途径招纳人才，喜爱善人却不太选择对象，憎恶恶人却还不能远离谄佞之人。陛下又说话直率而毫不隐讳，憎恶恶人过于深切；听到别人的善行，有时不能完全相信，听到别人的恶行，却认为必然如此。即使具有独到的明察，仍恐怕道理有时没有穷尽。为什么呢？君子宣扬别人的善行，小人揭发别人的恶行。听到恶行便一定相信，小人的道路就会增长；听到善行却有所怀疑，君子的道路就会消退。治理国家的人，急于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如果反而使君子之道消退、小人之道增长，那么君臣秩序就会丧失，上下隔绝，混乱灭亡就会接踵而来，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呢？况且世俗常人心中没有长远考虑，感情在于喜欢告发，喜好谈论朋党。用善行相互成就，叫作同德；用恶行相互助长，叫作朋党。如今清浊一起流淌，善恶没有分别，把告发揭露当作诚实正直，把同德相助当作朋党。把它看作朋党，就说事情没有可以相信的；把它看作诚实正直，就说言论全都可以采纳。这就是君主的恩德不能在下层结聚、臣下的忠心不能上达的原因。大臣不能辨别正邪，小臣不敢议论，远近都承受这种风气，混然形成习俗，使君主不知道该相信谁，臣下也不能彼此安处。如果不作长远考虑，深深断绝这个根源，后患就不会止息。如今幸而还没有败亡，是因为君主有长远考虑，虽然开始时有所失误，最终一定能够得到正确结果。如果时局正逢稍有衰败，过去了却不能回来，即使想后悔，也一定来不及。既不能把这些传给后代，又凭什么垂示法则呢？将来，进用善人、黜退恶人，是施加于他人的；以古人为鉴，是施加于自己的。照见容貌的镜子在静止的水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在贤哲之人。能够用古代圣哲君王来鉴察自己的行事，那么容貌的美丑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事情的善恶也自然会明白于心。不必劳烦记载过失的史官，也不必借助平民百姓的议论，巍巍功业就会日益显著，赫赫声名就会更加久远。做君主的，能不努力吗？臣听说，道德深厚，没有超过轩辕、唐尧的；仁义隆盛，没有比舜、禹更彰明的。想要继承轩辕、唐尧的风范，追赶舜、禹的足迹，就必须用道德镇定天下，用仁义发扬政教。举荐善人并任用他，选择善言并听从它。如果不选择善人、任用能者，却把政事交给庸俗官吏，既没有长远谋划，必定会失去大体；只知道奉行三尺法令，用它来约束四海之人。想要达到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就不可能了。所以圣哲君临天下，移风易俗，并不依靠严刑峻法，只在于仁义。没有仁，就无法广泛施恩；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以仁惠及臣民，以义端正自身，那么政事即使不严厉也能治理，教化即使不严肃也能成功。这样说来，仁义是治理的根本，刑罚是治理的末端。治理国家使用刑罚，就像驾车御马使用鞭子一样。人民都受到教化，刑罚就无处施用；马已经竭尽力气，鞭子也就没有用处。由此说来，刑罚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这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潜夫论》说：“君主治理国家，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人民有本性、有情感，也有教化和风俗。本性情感，是内心，是根本；风俗教化，是行为，是末端。因此上等君主治理天下，先根本而后末端，顺应人民内心而规范他们的行为。内心情感如果端正，奸邪就没有产生的地方，邪恶意念也无所寄托。所以圣明之人没有不致力于治理民心的。因此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到的，是使社会没有诉讼吗？”用礼来引导人民，致力于使他们的本性敦厚、情感明白。人民彼此相爱，就没有互相伤害的意图；行动时思考义理，就没有蓄积奸邪的心思。做到这样，并不是律令所能治理的，而是教化所导致的。圣人极其尊崇道德礼义而轻视刑罚，所以舜先告诫契恭敬地广施五教，然后才任用咎繇施行五刑。凡是制定法律，并不是为了专门查究人民的短处、惩罚他们的过错，而是为了防止奸恶、挽救祸患，检束淫邪、使人归入正道【“内”读作“纳”】。人民受到善良教化，就会具有士君子的心志；遭受恶政，人民就会产生怀藏奸乱的念头；遇到良吏，就会心怀忠信而践行仁厚；遇到恶吏，就会心怀奸邪而行为浅薄。忠厚不断积累，就会达到太平；浅薄不断积累，就会导致危亡。因此圣明帝王都敦行德化而减轻威刑。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威，是用来治理别人的。人民的生成，就像熔炉中的金属，方圆、薄厚都随着熔化铸造而成。所以世道的善恶、风俗的厚薄，全在于君主。世上的君主如果真能使天下四方之内、全天下的人都感受到忠厚之情，而没有浅薄的恶行；各自奉行公正之心，而没有奸险的念头，那么醇厚浓郁的风俗【说风俗像酒味一样醇和】○“酽”音“验”】就会在这里重新出现。

译后世君王即使不能专门崇尚仁义，也应当慎重对待刑罚和法典，哀怜敬重而不偏私。所以管子说：“圣明君主任用法律而不任用智谋，任用公正而不任用私情，因此能够统治天下、治理国家。”贞观初年，志在公道；有人犯法，就一一依法处理。即使临时裁断有时轻重不同，只要看到臣下坚持议论，皇帝没有不欣然接受的。人民知道定罪没有私心，所以甘心服从而不怨恨；臣下看到进言不会被拒绝，所以竭尽力量来表达忠心。近年以来，皇帝的心意渐渐严酷，即使张开三面之网，却反而细察川中的游鱼；取舍取决于爱憎，轻重随着喜怒。喜爱的人，罪即使重，也强行替他寻找说辞；憎恶的人，过失即使小，也深究他的用意。法律没有固定的科条，任凭情绪决定轻重；有人坚持议论，就怀疑他阿谀虚伪。因此受罚的人无处申诉，居官的人不敢正直进言；不使人心服，只穷究他的言辞，想要给他加罪，难道还怕找不到借口吗？又五品以上官员犯罪，都命令有关部门奏报，本来是想察看他的情状，给予怜悯宽宥；如今却曲意寻找细小过节，有时加重他的罪名，派人攻击他，只恨罪罚不够深。事情本没有重罪条文，却到法律之外去搜求，所加重的十件中有六七件。因此近年犯法的人害怕事情被皇上知道，能够交给法司审理，反而认为是大幸；告发揭露没有止境，穷究案情也不停息。君主在上面徇私，官吏在下面作奸，追求细小过失而忘记大体，施行一种刑罚却引起众多奸行。这就是背离公平之道，违背哀怜罪人的心意；想要人民和睦、诉讼止息，是不可能的。所以《体论》说：“淫逸、盗窃，是百姓所憎恶的，我因此施加刑罚，即使超过了适当程度，百姓也不认为我暴虐，是因为公正。怨恨、流离、饥饿、寒冷，也是百姓所憎恶的；如果他们因这些陷入法律，我却加以宽宥，百姓也不认为我偏袒，是因为公正。我所看重的，正是百姓所憎恶的；我所轻视的，正是百姓所怜悯的。因此奖赏即使少也能劝善，刑罚即使简省也能禁奸。”由此说来，只要对法律公正，怎样处理都可以；如果把私情施加于法律，怎样处理都不可以。刑罚过轻就会放纵奸恶，刑罚过重就会伤害善人。圣人对待法律是公正的，但还担心这样仍不够，所以用教化来补救；这是上古所致力于实行的。后世审理狱讼却不是这样：还没有审问罪人，就先替他设想罪意；到审问时，就驱使他达到预定结论。把先入为主说成有才干，不探究狱讼产生的根由；替君主分别案情、向上迎合君主隐微的意旨来制定禁令，却说这是忠诚。这样做官称为有才干，侍奉君主称为忠诚，于是名声和利益随之而来，便驱使罪人陷入罪网。希望道德教化隆盛，也就困难了。凡是审听诉讼、审理案件，都必须推究父子的亲情，确立君臣的义理，权衡轻重的次序，测量深浅的程度，竭尽聪明，充分发挥忠诚和仁爱。有疑问就同众人共同商议，有疑问就从轻处理，这是慎重对待案件。因此舜命令咎繇说：“你任士官，只应当慎重对待刑罚。”又加以三次讯问【《周礼》：用三刺来判定庶民狱讼的是非：一是询问群臣，二是询问群吏，三是询问万民】；得到众人认可后，才作出判决。所以制定法律要参照人情，故《尚书》说：“大小案件，即使不能完全查明，也一定根据实情处理。”而世俗中拘泥愚昧、苛刻严酷的官吏，却认为所谓人情，就是收受财物的人情，是树立爱憎的人情，是袒护亲戚的人情，是陷害仇人的人情。世俗小吏所理解的人情，与古人所说的人情相差多么遥远啊！有关部门以这种人情相互猜疑，群吏和君主也以这种人情相互猜疑，这就是有关部门、君臣上下彼此都互相怀疑。想要他们竭尽忠心、树立气节，就很难了。凡审理案件的实情，必须以所犯的事情为根本，主要据此，不敢只凭审讯，也不旁求他事，不以枝节繁多来显示聪明。因此法律规定举发弹劾的办法，把供词交互参验，是为了求得实情，不是为了粉饰实情。只应当交互参验、明察听取，不要让狱吏在手中锻炼案情、粉饰事理、罗织成词。孔子说：“古人审理狱讼，是寻求使人得以生存的理由；今天审理狱讼，是寻求使人被杀的理由。” 所以有人拆析言辞来破坏法律，任凭案情来成就法令，执持旁门左道而一定加罪。又《淮南子》说：“丰水深十仞，金铁在水中，形体就会显露在外；并不是水不深不清，而是鱼鳖不肯归附。”因此君主治理国家，如果把苛刻当作明察，把立功当作聪明，把刻薄对待臣下当作忠诚，把多次告发当作功劳，就好像把皮革张得又宽又大，虽然大了，却正是撕裂的道路。奖赏应当从重，刑罚应当从轻；君主持守宽厚，这是历代帝王共同的制度。刑罚的轻重、恩德的厚薄、受到思念还是憎恶，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况且法律是国家的秤，时代的准绳。秤用来确定轻重，准绳用来校正曲直。如今制定法律时重视宽平，惩罚罪人时却希望严酷，任凭喜怒放纵心意，高低轻重都由内心决定。这就是舍弃准绳来校正曲直、抛弃秤来确定轻重，不是很糊涂吗？诸葛孔明只是小国的丞相，尚且说：“我的心像秤，不能替人任意决定轻重。”何况万乘之主，正处在人人都可以受封的时代【唐尧、虞舜时代，家家都可以受封】，却任凭自己的心意、抛弃法律，向人民招致怨恨吗？又有时遇到小事，不想让人听见，便突然发威动怒，以压制非议。如果所做的是对的，传到外面又有什么损害？如果所做的是错的，即使掩盖它，又有什么好处？所以谚语说：“想让人不知道，不如不做；想让人听不见，不如不说。”做了事情却想让人不知道，说了话却想让人听不见，这就像捕鸟时捂住自己的眼睛、偷钟时捂住自己的耳朵，只是自取讥笑，能有什么好处？臣听说尧有敢于进谏的鼓，舜有供人诽谤的木牌，汤有主管纠察过失的史官【《淮南子》说：汤有主管正直的官员】，武王有警戒谨慎的铭文【太公叙述《丹书》，武王听后退下作为警戒，于是写在几案和镜子上；孟槃也作有铭文】。这就是在事情尚未显形时听取意见，在问题尚未出现时寻求防范，虚心等待臣下，从而希望下情能够上达。上下没有私心，君臣同心同德。魏武帝说：“有德的君主，乐于听取逆耳之言和犯颜直谏，亲近忠臣，优待进谏之士，斥退谗邪，远离佞人，确实是想保全自身、保护国家、远离灭亡的人。”天下所有君子，承受天命、统领运势，即使不能做到上下无私、君臣同德，难道不应该保全自身、保护国家、远离灭亡吗？然而自古圣明贤哲的君主，功业成就、事业建立，没有不凭借同心同德、君主有过失臣下便辅弼的。从前贞观初年，陛下谨慎自持、勉励修行，以谦逊接受各方意见，大概因为听到善言就一定改正；即使有小过失，也招纳忠言，每次听到直言，喜悦都显现在脸上。所以凡是忠贞刚烈的臣子，都竭尽言辞进谏。

译近年以来，天下没有忧患，远方夷族畏服，志意骄满，事情不同于当初；高谈阔论憎恶邪恶，却喜欢听顺从逢迎的话；空谈忠直，却不喜欢逆耳之言。徇私宠爱的途径渐渐开启，至公之道日益闭塞，来往行路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国家的兴衰，实在由这条道路决定，居于人上者能不自我勉励吗？臣这些年以来每次奉读明诏，都深怕群臣没有人肯尽情进言。臣反复思考，近来有人上书，谈论事情的得失，只见他们陈述皇上的短处，却没有人称道皇上的长处。又因为天子的地位高高在上，龙鳞难以触犯，即使在仓促之间，也不敢把话说尽；有时有所陈述，也不能尽情表达。再想竭尽心力陈说，又没有机会；况且所说即使合乎道理，也未必因此增加宠遇和官秩，意见或许违逆圣意，反而会有耻辱随之而来，不能尽忠守节，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左右近侍朝夕处在台阶之下，事情有时触犯圣颜，也都心存顾虑观望，何况关系疏远、不能接近的人，又凭什么能够把忠诚尽情表达呢？又有时公开说：“臣下看到事情，只管来告诉我，为什么说了以后就希望我一定采用？”这正是拒绝进谏的话，实在不是接纳忠言的心意。为什么这样说呢？冒犯君主严厉的脸色，献上可行的意见、替换不可行的意见，是为了成就君主的美德、匡正君主的过错。如果君主听了反而疑惑，事情便不能施行；即使让臣下把忠直的话说尽、把辅佐的力量用尽，仍恐怕他们临时畏惧，不肯献出真诚。若如明诏所说，便是允许他们当面顺从，却又责备他们尽情进言，那么他们进退之间将凭依什么呢？想要一定有人进谏，只在于君主喜爱进谏罢了。所以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就没有别的颜色；楚王喜欢细腰，后宫便有许多人饿死。为了耳目之娱，人们尚且宁死也不违背，何况圣明君主寻求忠正之士，千里之外也会响应，确实并不困难。如果只是口头上这样说，内心却没有实际行动，希望臣下必定前来进谏，是不可能的【太宗亲笔诏书答复说：“阅览你前后讽谏劝喻的奏章，都是恳切至极的意思，本来就是我对你的期望。朕以资质浅薄而多有惭愧，前代君主如果没有舟楫，怎么能渡过大河？不借助盐梅，又怎么调和五味？”赐绢三百匹】《请罢工役疏》【贞观十一年，皇帝营造飞山宫，张玄素上疏进谏】臣下观察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继承帝位而守持文治、驾驭群雄、面南临御天下的君主，无不希望使自己的厚德与天地相配，使自己的高明与日月相齐，使宗族世代延续、国祚永无穷尽。然而能够善终的很少，败亡接连不断，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寻求长治久安时失去了正确的道路。前代的教训并不遥远，完全可以说明。过去隋朝统一天下，兵甲强盛锐利，三十多年间威势传播万里，震动异族。可是转眼之间就把这一切抛弃，全部成为他人所有。那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太平，不希望国家长久，所以故意施行暴虐而走向灭亡吗？他是倚仗富强，没有预料后患，驱使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耗尽万物来供养自己；搜取天下的女子，寻求远方的奇珍异物，以此装饰宫苑，增高台榭；徭役没有定时，战争从不停止。对外表现得威严严酷，对内却多疑险诈；进谗邪佞的人必定得福，忠诚正直的人却无法保全性命。上下彼此防范，君臣之间隔绝，百姓不能忍受这种命运，天下于是分崩离析，最终以四海至尊的身份死在一个普通人手里，子孙断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难道不可悲痛吗？圣明的人抓住时机，拯救天下于危难沉溺之中，使倾斜的八根地柱重新端正起来【《淮南子》说大地有九州、八根地柱，注释说昆仑山是地中的柱子。】地下有八根地柱牵制着名山大川，孔穴彼此相通】使松弛的四维重新张举起来【《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举，国家就会灭亡】使远方肃敬、近处安定，不到一个月，便战胜残暴、停止杀戮，不必等待百年。如今宫观台榭都已经占有了，奇珍异物都已经收取了，姬姓、姜姓的美丽女子都已经侍奉身边，四海九州都已经成为臣妾。如果能够鉴戒隋朝失政的原因，想到我朝得天下的原因，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虽有功业也不自以为功；烧掉鹿台收藏的宝衣，毁掉阿房宫那样的宏大宫殿，因高大宫宇而畏惧危亡，因卑小宫室而思考安定，那么就能使神妙的教化暗中通达，不用施为便达到治理，这是最高的德行。如果功业已经完成便不毁坏原有建筑，只除去不急需的部分，不断减省，把茅草屋顶夹杂在桂木栋梁之间，把玉石台阶与土台阶并列，使人喜悦却不竭尽他们的力量，常常想到居住的人安逸、营造的人劳苦，那么亿兆百姓就会欢喜而来，众生仰赖君主而各遂其性，这是次一等的德行。只怕圣明君主稍有疏忽，不能谨慎善终，忘记创业营建的艰难，以为天命可以依恃，忽视用粗木作屋椽的恭俭，反而追求雕墙的奢丽；依着旧有根基扩建，增加旧有规模而加以装饰，触类旁通地不断扩张，不知道满足，百姓看不到恩德，只听到劳役，这就是下等了。这就好比背着柴草去救火、扬汤止沸，以暴力替代暴力，与祸乱走同一条道路，后果便无法测度。后代子孙将以什么为借鉴？事情如果没有可供观瞻的德政，百姓就会怨恨；百姓怨恨，神灵就会震怒；神灵震怒，灾害必然发生；灾害一发生，祸乱就必然兴起；祸乱兴起以后，还能保全自身和名声的人就很少了。顺应天命、革除暴政之后，将使七百年的国祚更加隆盛【《左传》说：周成王在郏鄏安置九鼎，占卜说世代三十、年数七百，这是上天所命】，把它留给子孙，传到万代，这种长久的国运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难道可以不深思吗！《上十思疏》【贞观十一年】臣听说，希望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使它的根基牢固；希望河流流得长远，一定要疏浚它的源头；希望国家安定，一定要积累德义。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流长远，根基不牢却要求树木高大，德行不厚却想使国家得到治理，臣虽然是极其愚钝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圣哲的君主呢？君主掌握帝位的重权，处在天下最大的地位【《老子》说：天下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也大】，将要使自己的尊位高如极天，永远保有无边的美好福祚。如果不想到安乐时要考虑危险，不戒除奢侈而崇尚节俭，德行不能处在敦厚的境界，感情不能战胜欲望，这也就是砍断树根却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头却希望水流长远。凡是历代帝王，承受上天重大使命，没有不是在深深忧虑时治理之道彰明，功业成就之后德行衰退。开始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善终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从前取得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为什么呢？处在深重忧患之中时，一定竭尽诚意对待臣民；得志以后，就放纵感情而傲视他人。竭尽诚意，胡人与越人也能同心一体；傲视他人，亲骨肉也会变成陌路。即使用严刑督责他们，用威势怒气震慑他们，他们最终也只求苟且免罪，并不感念仁德，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是民众。水能载船，也能覆船，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道理【《孔子家语》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奔驰的车驾用朽烂的绳索驾驭，难道可以忽视吗？

译做君主的如果确实能见到想要的东西，就想到用知足来警戒自己；将要兴建工程，就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地位高而危险，就想到谦逊自守；害怕骄满外溢，就想到江海处在百川之下；喜爱游乐，就想到三面围猎、留出一面作为限度【三驱，是围住三面而把前面留出一条路，使猎物可以逃走，不忍心把动物赶尽杀绝，是爱护生命的德行】；忧虑懈怠，就想到慎重开始、恭敬结束；担心被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想到谗邪之人，就想到端正自身而排斥奸恶；施加恩惠时，就想到不要因为喜爱而错误赏赐；施加刑罚时，就想到不要因为愤怒而滥施刑罚。总括这十种思虑，用来弘扬九种德行【即《尚书·虞书》所说的九德】。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他们，选择善言善行而听从，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竭尽谋略，勇敢的人就会竭尽力量，仁爱的人就会广施恩惠，守信的人就会献出忠诚，文臣武将争相效力，君臣之间没有烦扰，既可以尽情享受巡游娱乐的乐趣，又可以获得如赤松子、王子乔那样的长寿【赤松、王乔都是古代长寿的仙人】。弹琴而垂衣拱手，不说话也能使天下受到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臣下管理职事，使自己的耳目劳累，损害无为而治的大道呢【疏文上奏后，唐太宗亲手下诏答复说：我看了你屡次抗言上表，实在极为忠诚恳切，言辞穷尽而切实至极，我读起来忘了疲倦，常常读到深夜；如果不是你忧心国事、情意深厚而启发辅佐，哪里能如此。道义重大，难道能不把好的谋略告诉朕，匡正朕的不足吗？朕听说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专心于骄奢，不再留意治理政事。何曾退朝后对他的儿子何邵说：‘我每次见到皇上，他不谈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只说平日的琐事，这不是留给子孙的办法。我的自身还可以免祸，’他指着孙辈说，‘这些人必定会遇到乱世而死。’后来他的孙子何绥果然被滥用刑罚杀死，前代史书赞美何曾，认为他有先见之明。朕却认为不是这样，何曾不忠，他的罪过很大。作为臣子，应当在朝廷任职时想着竭尽忠诚，退居私第时想着弥补过失；顺成君主的美德，匡救君主的过失，这才是共同治理国家。何曾位居三公，名位器重，应当直言正谏，讨论治道、辅佐时政；如今却退朝后私下议论，入朝时又不在朝廷上争谏，还把这当作明智，不是太荒谬了吗？国家危险却不扶持，要那样的辅佐者有什么用？你所陈述的这些，朕已经听到了自己的过失，应当把它放在案头，像弦和韦一样作为警戒；希望在晚年挽回过去的不足，不让‘康哉’‘良哉’的美誉只属于往日，不让君臣如鱼水般的关系反而在今天破坏。朕等待你再次提出好的谋略，有所触犯也不要隐瞒；朕将虚心静志，恭敬地等待你的善言】

译《论十渐不克终疏》【贞观十三年，魏征看到唐太宗渐渐喜好奢侈放纵，担心他不能最终保持俭约，于是上疏劝谏】臣观察自古帝王承受天命、建立国都，无不希望把国祚传给万代，把谋略留给子孙。所以他们在宫殿廊庑之间垂衣拱手、治理天下时，谈论治道，必定先推崇淳朴而抑制浮华；谈论用人，必定尊重忠良而鄙弃邪佞；谈制度，便断绝奢靡而崇尚俭约；谈物产，便重视谷物丝帛而轻视珍奇。然而受命之初，都遵守这些原则而成就治世；稍稍安定以后，大多反过来行事而败坏风俗。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处在万乘尊位、拥有四海财富，说一句话没有人敢违逆，做一件事人们必定服从，于是公正之道被私情淹没，礼节被嗜欲损害吗？俗话说：‘知道它不难，实行它才难；实行它不难，坚持到底才难。’这话确实正确。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年方弱冠，就拯救天下于横流之中，削平四方，开始创立帝业。贞观初年，正当年富力强，能够抑制和减少嗜欲，亲自实行节俭，使内外安宁，终于达到太平之治。论功劳，商汤、周武王也不能相比；论德行，尧、舜也并不显得遥远。臣自从被擢升到陛下身边，十多年间，每次侍奉帷幄，屡次承受圣明训诫，陛下常常赞许仁义之道，要坚持而不失；赞许俭约的志向，要始终不改变。所谓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些美善的教诲还在耳边，臣怎么敢忘记呢？可是近年以来，陛下渐渐违背从前的志向，敦厚朴实的原则逐渐不能坚持到底。臣谨将所听到的情况列举如下。陛下在贞观初年无为无欲，以清静治理天下，教化远达边荒。拿今天来考察，这种风气渐渐衰落了。论听取意见，陛下远远超过古代圣君；论处理事务，却还没有超过中等的君主。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最上等的圣哲。汉文帝拒绝千里马【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文帝下诏归还马匹，并支付马匹从原地到京城的路费】；晋武帝焚烧雉头裘【晋武帝时，太医令司马程据献上雉头裘，晋武帝认为奇技异服是典礼所禁止的，便把它在殿前烧掉】。如今却要从万里之外求取骏马，在境外购买珍奇，在道路上搜求怪异之物，因此被戎狄轻视。这是第一种渐渐不能善终的表现。从前子贡向孔子询问治理百姓，孔子说：‘要战战兢兢，就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子贡说：‘为什么这样害怕？’孔子说：‘如果不遵循正道来驾驭它们，它们就是我的仇敌，怎么能不害怕？’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作为君主，怎么能不敬重百姓【《尚书·五子之歌》】？陛下在贞观初年，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体恤他们的劳苦，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子女，常常坚持简约，不兴办无益的营造。近年以来，陛下的心意转向奢侈放纵，忽然忘记卑下俭朴，轻易使用民力，还说百姓没有事情做就会骄纵安逸，劳役他们就容易役使。自古以来，从没有因为百姓安逸快乐而导致国家倾覆败亡的。难道有谁会害怕百姓骄逸，反而故意想劳役他们吗？这恐怕不是使国家兴盛的至理名言，难道是安定百姓的长远谋略吗？这是第三种渐渐不能善终的表现。陛下在贞观初年，减损自己来使百姓获利；到了今天，却放纵欲望来劳累百姓。卑下俭朴的行为年年改变，骄奢的心情日益不同。虽然忧虑百姓的言论不绝于口，享受自身的事情却日益萦绕心头。有时要营造某些工程，又担心臣下进谏，便说：‘如果不做这件事，就不利于我的身体。’臣下的心情哪里还敢再争辩？这只是想堵住进谏者的嘴，哪里是选择善言而实行呢？这是第三种渐渐不能善终的表现。立身处世的成败，在于所受的熏染。兰草、白芷和鲍鱼放在一起，都会互相受到影响；对于所接触、所学习的事物，怎能不谨慎思考？陛下在贞观初年磨炼名节，不偏私于物，只与善人交往，亲近君子，疏远小人。现在却不是这样：轻视小人，却防备君子。重视君子，是敬重他们却疏远他们；轻视小人，却亲昵接近他们。接近小人就看不见他们的过错，疏远君子就不知道他们的长处。不知道君子的长处，就会不加区别地自然疏远；看不见小人的过错，就会有时自然亲昵。亲近小人，不是达到治道的办法；疏远君子，难道是使国家兴盛的道理吗？这是第四种渐渐不能善终的表现。《尚书》说：‘不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看重奇异之物而轻视日常有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不是本地所产的，不养；珍禽奇兽，不在国内饲养【《尚书·旅獒》的话】。陛下在贞观初年处处遵循尧舜，舍弃金玉，返归朴素淳厚。近年以来，却喜好奇异之物，难得的货物无论多远都来进献，珍玩器物的制作一刻也不停。君主喜欢奢靡，却希望臣民敦厚朴实，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末业日益兴盛，却要求物产丰实，这种愿望不能实现，也已经很清楚了。这是第五种渐渐不能善终的表现。贞观初年，求贤若渴，善人所推荐的人，便相信并任用他们，取用他们的长处，常常唯恐来不及。近年以来，却根据自己的好恶，有时众人共同推荐便任用，有时一人诋毁便抛弃；有时多年任用仍继续使用，有时一朝怀疑便疏远。人的品行有一贯的表现，事情有已经形成的成效；被诋毁的人未必可信，对一个多年被推荐、长期表现良好的人，不应因为一朝的事情便突然失去信任。君子的胸怀，是践行仁义而弘扬大德；小人的本性，是喜欢用谗言佞媚来为自己谋利。陛下不察看事情的根源，却轻率地对他们进行褒贬，这就使守道的人日益疏远，使求取私利的人日益进用，因此人人只想着苟且免祸，没有人能够竭尽力量。这是第六种渐渐不能善终的表现。陛下刚登大位时，居处深宫而明察天下，政事只求清静，心中没有嗜欲；在宫内除去毕弋之类的猎具，在宫外断绝田猎的根源。几年以后，却不能坚持原来的志向。虽然没有像夏太康那样放纵到十旬之久【《夏书》记载：太康游乐没有节度，在洛水以外打猎，十旬不回】有时却超过三面围猎的礼制，终于使游猎的娱乐受到百姓讥讽，鹰犬的进贡远至四夷。有时在教习鹰犬之处，路途遥远，清晨出发，入夜才回来，把驰骋当作欢乐，却没有考虑意外的变化和不可预料的事情，这种情况能够挽救吗？这是第七种渐渐不能善终的表现。孔子说：‘君主按照礼节使用臣下，臣下以忠诚侍奉君主。’那么君主对待臣下，道义上不能薄待。陛下刚登大位时，恭敬地接待臣下，君主的恩泽流向下层，臣下的情意上达君主，大家都想着竭尽力量，心中没有隐藏的事情。近年以来，却常常有所忽略。有些外任官员奉诏入朝奏事，想着见到宫阙，陈述自己的见闻；想说话时陛下的脸色却不予接纳，想请求时又得不到恩礼，偶尔还因为他们的短处责问细小过错。即使他们有聪明辩才，也不能申述忠诚恳切的心意，却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是很难吗？

译这是第八种渐渐不能善终的表现。骄傲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享乐不可过度，志向不可满足【《礼记·曲礼》的话】，这四点是前代君王用来求福的原则，也是贤者用来反复告诫的内容。陛下在贞观初年勤勉不懈，屈己从人，常常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近年以来，稍微有了自矜放纵的表现，依仗功业伟大，心意轻视前代君王；自负圣明智慧，内心轻视当代人物，这是骄傲滋长。想要做什么，都要满足自己的心意；即使偶尔压抑感情听从劝谏，最终还是不能忘怀，这是欲望放纵。心思在游乐上，感情没有厌倦；虽然还没有完全妨碍政事，却不再专心于治理之道，这是享乐将要达到极点。天下安定，四夷归服，却仍然远道劳烦兵马，向边远异族问罪，这是志向将要满足。亲近狎昵的人阿谀隐瞒，不肯直言；疏远的人畏惧威严，不敢进谏。这样积累而不停止，最终将损害圣德，这是第九种渐渐不能善终的表现。从前陶唐氏、成汤的时代，并不是没有灾害忧患；之所以称颂他们的圣德，是因为他们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到灾害就极其忧虑勤勉，时局安定就不骄傲、不放纵。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畿以内的户口都迁往关外，扶老携幼，来往数千里，却没有一户逃亡、一个人怨苦；这实在是因为他们知道陛下怜悯养育百姓的心意，所以直到死也没有携贰之心。近年以来，百姓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尤其劳苦困弊；各种工匠夏天全都留下来服和雇之役，正式士兵轮番上番时又多被另行差遣；和市征买的物品在乡里不断，负责递送的人接连不断地行走在道路上。既然已经受到这些弊害，就容易引起惊扰；如果再遇到水旱灾害、谷麦歉收，恐怕百姓的心情不能像从前那样安宁平静。这是第十种渐渐不能善终的表现。臣听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路，只是由人自己招来；人如果没有制造祸端，妖异就不会无故发生。臣恭敬地想，陛下统御天下，已经十三年，教化遍及天下，威势施加海外，年年谷物丰收，礼教大为兴盛，家家户户都胜过可以受封的标准，粮食和粟米如同水火一样充足。到了今年，天灾流行，炎热之气造成旱灾，甚至远及各郡国；而丑类突然作乱，竟在京城附近发生【突厥突利可汗的弟弟结社率任中郎将，纠集旧部作乱，侵犯行宫，穿越四重帷幕，卫士死了几十人，后来追捕并斩杀了他】。天怎么会说话呢？只是垂示天象来表示警诫；这确实是陛下惊惧、忧劳勤勉的时刻。如果见到警诫便恐惧，选择善道而遵从，像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追法殷汤那样归罪于己，把前代君王达到治世的方法勤勉实行；把今天导致德行败坏的原因思考清楚并加以改正，与万物一起更新，改变人们的观感，那么国运就会无穷无尽，天下普遍感到幸运，哪里还会有祸患败亡呢？既然如此，社稷的安危、国家的治乱，全在君主一人而已。如今太平的根基已经高到极天，然而九仞高台的积土，仍可能因差最后一筐土而功亏一篑；千载难逢的美好时机，实在难以再次得到。明君有条件去做却不去做，这就是臣下郁结心中而长叹的原因。臣确实愚昧浅陋，不能通晓事机，只把所见大略列出十条，冒昧上奏圣听。希望陛下采纳臣狂妄浅陋的言论，参考樵夫的意见，希望千虑之中能有一得，对君主职责有所补益，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重新获得生命，甘愿接受斧钺之诛【奏疏上呈后，唐太宗对魏征说：臣下侍奉君主，顺从旨意很容易，违逆心意却尤其困难。你做朕的耳目、股肱，常常讨论政事，献纳意见。朕如今听到过失能够改正，希望能够善始善终地完成善政。如果违背这些古训，朕还有什么脸面再与公相见？又凭什么治理天下？自从得到你的奏疏，朕反复研读，深觉言辞有力、道理正直，于是把它列作屏风，早晚观看；又抄录交付史馆，希望千年以后人们知道君臣之间的道义。于是赐黄金十斤、马二匹】《求贤审官疏》【贞观十四年】臣听说，了解臣子的人没有比君主更合适的，了解儿子的人没有比父亲更合适的。父亲不能了解儿子，就无法使一家和睦；君主不能了解臣子，就无法使万国整齐安定。天下都安宁、君主获得福庆，必定要依靠忠良之臣辅弼。贤能的人在官位上，众多政绩就会成就，可以无为而使天下受到教化。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被前代史籍称颂，都是因为能知人善任、贤士众多充满朝廷，元凯辅佐而成就巍巍功业【舜任用八位恺悌之人主管后土，使百官按时有序；任用八位贤臣施行五教，使内外安定】，周公、召公也留下光辉灿烂的美名。那么四岳、九官、五臣、十乱，难道只是从前时代才有，而当今独独没有吗？关键在于是否寻求、是否喜爱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美玉、明珠、孔雀翠鸟、犀牛象牙、大宛的马【《汉书》载汉武帝派李广利攻伐大宛，取得良马】、西旅进献的獒犬，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情感，生长在八方荒远之地、万里道路之外，却经过多次翻译前来进贡，道路上接连不断，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中原所喜爱。何况那些出仕的人，怀着君主给予的荣耀，享受君主给予的俸禄，如果用道义引导他们，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呢？臣认为，如果让他们实行孝道，就可以使他们与曾参、闵子骞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让他们实行忠诚，就可以使他们与龙逢、比干相同；让他们实行诚信，就可以使他们与尾生、展禽相同；让他们实行廉洁，就可以使他们与伯夷、叔齐相同。然而如今的群臣，很少有坚贞清白、卓异出众的人，大概是因为求取人才不够迫切，激励他们也不够精细。若用公正忠诚来勉励他们，用远大目标来要求他们，使人人各有职分，能够施行自己的道义；在显贵时观察他举荐什么，在富有时观察他供养什么，在闲居时观察他喜欢什么，在学习时观察他谈论什么，困穷时观察他不接受什么，卑贱时观察他不做什么；根据才干取用他，审察能力后任用他，使用长处，遮掩短处，用六正来提拔他们，用六邪来警戒他们，那么不严厉要求，他们也会自然自我激励；不劝勉督促，他们也会自然自我奋勉。所以《说苑》说：‘臣子的行为有六种正道、六种邪道。实行六正就荣耀，触犯六邪就受辱。什么叫六正？第一，事情尚在萌芽，形迹征兆还没有显现，只有他明察可见，已经看出国家存亡的关键、得失的要害，于尚未发生之前预先加以禁止，使君主超然站在显荣的地位，这样的人叫圣臣。第二，虚心竭意，每天进献善道，用礼义勉励君主，用长远谋略晓谕君主，顺成君主的美德，匡救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叫良臣。’

译第三，早起晚睡，举荐贤能而不懈怠，多次称述古代的事迹来激励君主的心志，这样的人叫忠臣。第四，明察成败，及早防范并挽救，堵塞祸乱的间隙，断绝祸乱的源头，把祸患转变为福祉，使君主最终没有忧虑，这样的人叫智臣。第五，遵守典章、奉行法令，承担官职事务，不接受馈赠，辞谢俸禄和赏赐，饮食节俭，这样的人叫贞臣。第六，国家和朝廷昏乱时，所作所为不阿谀奉承，敢于冒犯君主威严的脸色，当面陈说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叫直臣。这就是六正。什么叫六邪？第一，安于官位、贪图俸禄，不办理公事，随世俗浮沉，左右观望，这样的人叫具臣。第二，君主说什么都称善，君主做什么都说可以，暗中揣摩君主所喜爱之事而进献，使君主耳目痛快；苟且迎合，取容于君主，与君主共同享乐，却不顾后来的祸害，这样的人叫谀臣。第三，内心实在险诈，外表却故作谨慎，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嫉妒善人、贤者。对想要提拔的人便极力说明其优点，隐瞒其缺点；对想要贬退的人便极力说明其过失，隐藏其优点，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能实行，这样的人叫奸臣。第四，智慧足以掩饰错误，辩才足以推行邪说；对内离间骨肉亲属，对外造成朝廷混乱，这样的人叫谗臣。第五，专擅权力和势位，把轻微之事说成重大，以私门结党来使自己的家族富贵，擅自假传君主命令来使自己显贵显赫，这样的人叫贼臣。第六，用奸邪谄媚君主，使君主陷于不义；结党营私、相互勾结，来遮蔽君主的明察，使黑白不能区分、是非不能辨别，使君主的恶名传布境内并传到四邻，这样的人叫亡国之臣。这就是六邪。贤臣处在六正的道路上，不施行六邪的手段，所以君主安定而臣民得到治理；活着时受到欢乐，死后仍被思念，这就是做臣子的道理。《礼记》说：权衡确实悬挂，就不能用轻重欺骗它；墨绳确实陈列，就不能用曲直欺骗它；规矩确实设置，就不能用方圆欺骗它。君子审察事理，也不能用奸诈欺骗他。这样看来，臣下的真情和虚伪，并不难了解。再设立礼制来对待他们，执行法令来约束他们；行善的人给予奖赏，作恶的人施加惩罚，他们怎么敢不努力赶上？怎么敢不竭尽力量？国家想要提拔忠良、斥退不肖，已经十多年了，却只听见这种说法，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大概是说得正确，做得错误。说得正确是出于公道，做得错误却走入邪路，于是是非互相混淆，好恶彼此冲突。所宠爱的人即使有罪，也不让他受到刑罚；所厌恶的人即使无罪，也免不了受罚。这就是所谓喜爱他便希望他活着，厌恶他便希望他死去。有时因为小的恶行便抛弃大的善行，有时因为小的过错便忘记大的功劳；这就是所谓君主的赏赐不能因无功而求得，君主的惩罚也不能因有功而免除。赏赐不能用来劝善，惩罚不能用来惩恶，却希望邪正不被混淆，能够做到吗？如果赏赐不遗漏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亲近显贵的人，以公平作为规矩，以仁义作为准绳，根据事情考察来端正名分，依照名分追求实际，那么邪正没有能够隐藏的，善恶自然分明。然后取用实际的才能，不崇尚外表的华饰；处理事情取其厚重，不停留在浅薄表面，那么不用言语就能使天下感化，一个月之内就可以看到成效。如果只是喜爱美丽的锦绣，却不替国家选择合适的官员，只有极其公正的言论而没有极其公正的实际；喜爱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恶行，憎恨一个人便忘记他的善行；顺从私情而亲近邪佞，背弃公道而疏远忠良，那么即使早晚不懈、劳神苦思，想要寻求至高的治理，也不可能得到【奏疏上呈，唐太宗非常赞赏并采纳】张玄素【蒲州人，隋朝时任景城县户曹。贞观初年，被召入朝应对，历任太子詹事，升任左庶子。适逢东宫被废，因获罪被贬为平民。不久又被召回，授任刺史】《请罢修乾元殿疏》【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征发士卒修缮洛阳乾元殿，以备巡狩，张玄素上疏劝谏】陛下的智慧周遍万物，囊括四海，命令所到之处，哪里会不响应；志向所想做的事，哪一件会不顺从？臣私下思考，秦始皇作为君主，凭借周室遗留下来的基础，利用六国强盛的形势，希望把帝业传到万代；到了他的儿子便灭亡，大概是因为放纵嗜好欲望，违背天意、伤害百姓的缘故。由此可知，天下不能靠武力征服，神灵也不能只靠亲近来依恃；只有弘扬节俭、减轻赋税、慎重对待始终，才能长久稳固。如今正承接百代王朝衰末之后，又处在凋敝残破的余波之中，却一定要用礼制来节制。陛下应当以自身作表率。东都还没有确定巡幸日期，就下令修补；诸王如今又都出镇藩国，还必须营造住所；如此多次兴工征发，难道是疲敝百姓所希望的吗？这是第一不可。陛下当初平定东都时，层楼广殿都命令拆毁，天下人一致欢欣，同心倾慕陛下。哪里有当初厌恶它的奢侈华丽，如今却反过来承袭它的雕饰华美的道理？这是第二不可。每次承受陛下的音旨，却迟迟没有立即巡幸，这本来就是不急需办理的事情，最终只会成为徒然耗费的劳役。国家没有积蓄到足以维持两年的粮储，为什么还要追求两都的宏丽？劳役过度，怨声将会兴起，这是第三不可。百姓经历乱离之后，财力已经耗尽；依靠天恩养育，才勉强得以存活，饥寒仍然急迫，生计尚未安定，三五年内还不能恢复旧日的水平。为什么要营建尚未巡幸的都城，却夺取疲敝百姓的力量？这是第四不可。汉高祖将要把都城迁到洛阳，娄敬只说了一句话，汉高祖当天就向西驾车而去，难道不知道洛阳处于天下中央、各地贡赋均可输送吗？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险要不如关中。臣恭敬地想到，陛下教化凋敝的百姓，革除浇薄的风俗，时间还很短，社会尚未十分淳厚和谐；斟酌事情的适宜与否，怎么可以东巡洛阳？这是第五不可。臣曾经见到隋朝最初营造这座殿宇时，柱梁高大宏壮，大木不是附近道路所能取得的，大多从豫章采来；两千人拉一根柱子，下面安装车毂，车毂中间全用生铁制作；如果使用木轮，一转动就会冒火。粗略计算，一根柱子已经要花费几十万钱，其余费用又超过这个数的一倍。臣听说阿房宫建成，秦人就离散；章华台建成，楚国众人就离心；乾元殿完工，隋朝人就瓦解。况且以陛下如今的人力物力，怎么能与隋朝相比？在凋残破败之后，役使创伤未愈的百姓，耗费亿万功力，承袭百代的弊病；这样说来，恐怕远远超过隋炀帝了。臣深切希望陛下思考这件事，不要让由余讥笑【《史记》说：由余是西戎人。戎王派由余观察秦穆公，由余看到秦国宫室和积聚，秦穆公便展示给他看；由余说：‘如果是鬼神建造的，那也太劳累了；如果是人建造的，那也使百姓太辛苦了。’】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奏疏上呈后，唐太宗回头对房玄龄说：张玄素上表说洛阳实在不宜修造；后来如果确实有事情必须办理，露生又何必苦于所进行的劳役，应该立即停止。然而以卑微身份劝导君主，自古以来都不容易；如果不是他忠诚正直，怎么能够这样？

译况且众人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直言争辩。可以赐给他绢五百匹。’【魏征感叹说：张公竟然有挽回天意的力量，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它的益处多么广大啊】李百药【字重规，定州人。贞观初年，授任中书舍人。后来官至礼部侍郎，去世后谥号康】《封建论》【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想分封亲属和贤能之臣，李百药上奏此论】臣听说，治理国家、庇护百姓，是君王通常实行的制度；尊奉君主、安定上位，是人情中最大的原则。人们希望听到治理确定的谋略，以弘扬和延长历代事业；虽然万古不同，但各种考虑最终归于同一目标。然而天命历数有长有短，国家有治有乱。远远考察典籍，其中说得很详细了。人们都说周朝超过了天命定数，秦朝没有达到预期年限；国家存亡的道理，在于是否分封郡国。周朝以夏、殷长久的教训为鉴，遵循古代帝王并建诸侯的制度，使诸侯成为屏障、国家如磐石般稳固，根基深厚牢固；即使王室纲纪渐渐废弛，枝干仍相互支撑，所以使叛逆之节不生，宗庙祭祀不断绝。秦朝背弃师法古人的训诫，抛弃先王的道路，削弱华夏而依恃险要，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子弟没有一尺土地的封邑，百姓很少有共同治理国家的忧患，所以一个平民呼喊，秦朝七庙的祭祀便毁灭了。臣认为自古以来皇帝君临天下，没有不接受上天命令、在玄册帝箓上题名；创业都遇上兴起帝王的时运，深重忧患都发生在圣王将要开创基业的时期。即使像魏武帝曹操有养子的资历【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汉高祖有徒役的卑微身份，也不仅仅是心中有觊觎之意，即使推让也无法摆脱帝位。假如刑狱诉讼不能归于公正，精华已经耗尽，即使有帝尧光照四方、大舜德行上齐七政的才能，也不只是心里想谦让，实际上也守不住帝位。凭借放勋、重华那样的德行，尚且不能使后代昌盛，由此可知国祚长短必定在于天时，政局的兴衰也与人事有关。周朝占卜说世代三十、年数七百，虽然国家衰乱相继的道路已经发展到极点，但文王、武王留下的治国器度仍然存在；这说明周朝龟鼎的国祚早已在幽冥之中确定。后来周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周昭王南巡，沉没在水中】，周室东迁以躲避逼迫，祭祀缺失，郊外京畿也守不住，这只是国势衰微的开始，不能把责任全归于分封制度。暴秦的国运赶上闰余之数，气数终结于百六【秦朝处在闰余之数，百六是周朝所遭遇的厄运之数】。接受天命的君主，德行不同于禹、汤；继位的君主，才能也比不上夏启、周成王诵【启是夏禹的儿子；诵是周成王】。即使李斯、王绾之流都分封四方【李斯、王绾都是秦朝丞相】，将闾、子婴之流都开启千乘之国【将闾，秦朝公子，被秦二世杀害】，难道能够阻挡天命所生的刘邦兴起，抗拒帝王面容所承受的基业吗？既然如此，得失成败各有原因；然而著述的人大多拘守常规，不顾古今实际，使道理被浮薄取代，想用百王末世的情况实行三代的法制，在天下五服以内全都分封诸侯，在王畿千里之内都设置采邑；这就如同用结绳记事时代的教化治理虞夏之朝，用象刑的法典治理刘邦、曹操之后的末世，纲纪紊乱，完全可以预见。刻记船身来寻找掉落的宝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吕氏春秋》说：楚国有人渡江，宝剑从船中掉入水里，于是刻记船身说：‘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 ○‘锲’音同‘刻’】把琴柱胶固住来弹琴，拘泥成文，反而会造成更多迷惑【扬雄说：用古代圣人的法则来治理将来的事情，就好像把琴柱胶住后弹瑟一样】只知道追问九鼎、请求开隧道，因而害怕霸王的军队；白马素车，却再也没有藩篱屏障的援助【汉高祖刚到霸上时，秦王子婴用丝带系住脖子，乘白马驾素车，捧着天子的玉玺符节，在轵道旁投降】却没有醒悟望夷宫的祸变还不算严重，羿、浞的灾祸已经降临，高贵乡公的灾祸【魏国高贵乡公名曹髦，被司马昭杀害】难道与申侯、缯国所遭受的惨祸不同吗【周幽王宠爱褒姒，废黜申后；申侯愤怒，联合缯国和西戎在骊山下杀死周幽王】？这都是君主聪明贤明或昏暗混乱而自行改变的结果，国家安危本来就不是靠守宰、公侯便能造成兴废。况且几代以后，王室逐渐衰微，诸侯起初是藩屏，后来却变成仇敌；各家风俗不同，各国政令不同，强者欺凌弱者，人数多的暴虐人数少的，边界之间彼此用战争侵伐。狐骀之战，女子都把头发结成丧髻【髽，是把麻和头发合拢结在一起；《左传·襄公四年》说：邾人、莒人攻打鄫国，臧纥救援鄫国，侵入邾国，在狐骀战败，国人迎接丧尸时都梳髽。○‘髽’音庄华切】崤山之战，连一辆完整的车轮也没有返回【《公羊传》说：晋国人与姜戎在崤地击败秦军，连一匹马和一个车轮都没有回来】这只是略举一个方面，其余事例多得数不清。陆士衡方才惶恐不安地说【士衡名陆机，著有《五等诸侯论》】：继位的君王把九鼎交给他人，凶恶的宗族却占据天子的都城【继王，指周惠王、周襄王、周悼王；交出九鼎，是说这三位君王弃国出奔；凶族，指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占据天邑，是说这三人占据国都、僭越帝位】，天下安然无事，却在等待祸乱，这话是多么荒谬啊！至于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任用贤能之人，凭借善于治理的人才承担共同治理国家的重任；负责刺探举劾的人分掌符竹，哪个时代会没有这样的人？有时地方呈现祥瑞，上天不吝惜宝物，百姓称官员为父母，政绩堪比神明。曹元首又局促地说【元首名曹冏，魏国人，曾上《六代论》使曹爽有所醒悟】：和别人共同享受快乐的人，别人一定会为他的忧患担忧；和别人共同享受安定的人，别人一定会救援他的危急。难道可以认为做侯伯就能共同安危，任命为地方长官却要分别忧乐吗？这话又是多么荒诞啊！分封君主、建立列国，凭借门第资历，忘记创业祖先的艰难，轻视本来就尊贵的地位；没有一个不是世代增加淫虐，代代更加骄奢。离宫别馆，高耸得逼近汉宫、凌驾云霄；有的耗尽民力营建，有的召集诸侯共同享乐。

译陈灵公时，君臣违背礼法，共同侮辱征舒【《左传》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都和夏姬私通。陈灵公与二人在夏氏家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征舒很像你。”仪行父回答：“也很像君王。”征舒因此怨恨，便杀了陈灵公。征舒是夏姬的儿子】；卫宣公时，父子共用同一女子，最终诛杀寿朔【卫宣公娶儿子伋的妻子为夫人，即宣姜，生下寿和朔。朔与宣姜诬陷伋，宣公命伋出使齐国，并派刺客在隘道杀他。寿知道后，偷取伋的符节先去，刺客杀了寿。伋到后说：“君王命令杀我。”刺客又杀了伋。这里的“寿朔”应作“伋寿】。如今却说要为自己谋求治理，难道会像这样吗？内外群官，都由朝廷选任；提拔士人和庶民来任职；要像澄澈的水和明亮的镜子那样鉴察他们；根据年资和功劳优待其官阶品级；考核政绩，明确升降。进取之心迫切，砥砺之情深厚。有的官员俸禄不进入私门【后汉杨东任豫章太守，清廉节俭，按日领取俸禄，剩余俸禄不进入私门】；妻子儿女不住官舍【后汉何并任颍川太守，每次到官任，妻子儿女都不进入官舍】；身居班条之职的贵官，家中甚至不生火做饭【后汉左雄任冀州刺史，在任时不生烟火，常吃干饭】；身负剖符重任的官员，居处只饮水【晋代邓攸任吴郡太守，防备米粮，在官任上只饮吴地的水而已】；南阳太守羊续用破布裹身【后汉羊续任南阳太守，常穿破衣、吃粗食，妻子儿女的资财只有布被和破衣而已】；莱芜县令范丹家中的甑上积满尘土【后汉范丹任莱芜县令，家贫，乡里歌谣说“甑中生尘范史云”，也有作“釜中生鱼范莱芜”的】。专门说要谋利、图取财物，为什么竟会差得如此远呢？总而言之，爵位不是世代相袭，用贤的道路就会广阔；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依附下位者的心情就不会牢固。这是愚者和智者都能分辨的道理，怎么可以被迷惑呢？至于灭国弑君、扰乱常法、冒犯纲纪，在《春秋》二百年间，几乎没有一年安宁；宋国竟在次睢之地用玉帛祭祀有爵位的君主【《左传》载：宋公派邾文公在次睢之社祭祀鄫子。睢是水名，此水有妖神，东夷祭祀它。鄫子是小国国君，宋人竟杀他来祭祀，实属非礼】；鲁国的道路平坦，诸侯却纷纷举行穿着礼服的会盟【“鲁道有荡”出自《诗经·载驱》，齐人作此诗讽刺文姜来与齐襄公会面】。即使是西汉哀帝、平帝时期，东汉洛阳桓帝、灵帝时期，下级官吏淫乱暴虐，也不会达到这种地步。治理政事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恭敬地希望陛下掌握纲纪、统御天下，承受天命、开启圣德，救亿兆百姓于焚烧沉溺之中，扫除天下的灾气凶氛，开创基业、垂传统绪，与天地相配以树立德行，发布号令，像万物一样巧妙地发言，唯独照察神明的内心，永远追念前代，准备恢复五等爵制，修复旧有制度，建立万国，以亲近诸侯。然而淳厚精粹的风俗仍受到阻碍，浮华诡诈的习气尚未改变，这是因为积习已久，难以迅速变更。请等到雕琢完成、器物制成，以质朴代替文饰；刑罚废置的教化施行之后，登封大礼也完成，然后再制定疆域治理的制度，议定山河封赏，也还不算晚。《易经》说：“天地有盈有虚，随着时令而消长。”何况是人呢？这话说得多好啊【按：马周也曾上疏劝谏，于是停止了封建诸侯的建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马周【字宾王，博州茌平人，官至中书令】论奉养亲属、亲临宗庙、袭封以及乐工等事的奏疏【贞观六年】

译臣每次读前代史书，看到贤人忠孝的事迹，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卷长久思念，希望践行他们的足迹。臣不幸早年失去父母，像犬马那样奉养父母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回头看如今还能做的事，只有忠义而已。因此徒步走了二千里，归附陛下。陛下不因臣愚昧而嫌弃臣，又破格任用臣，臣私下思量，无从报答，便冒昧献上微薄的忠诚，唯请陛下择取。臣见大安宫在宫城西边，墙垣、宫宇、门阙都比紫极宫低小；东宫是皇太子的居所，处在宫城内部，大安宫却是太上皇的居所，反而在外面。太上皇虽然崇尚清俭、爱惜民力，陛下不敢违背他的意愿，但蕃夷朝见、四方观听时，仍有不足之处。臣愿营建城墙、门楼和观阙，务求高大显著，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这样大孝就昭明了。臣拜读明诏，得知二月二日将临幸九成宫。臣私下考虑，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当早晚亲自问候饮食。如今所要临幸的宫殿距京城三百里之远，不是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的。万一太上皇思念感动，想立即见陛下，陛下怎么能及时赶到呢？这次本来是为了避暑而出行，太上皇却仍留在炎热之地，而陛下自己前往凉爽之处，奉养父母、寒暖相问的道理，臣私下实在不安。然而诏书既已下达，事情已经不能中止；希望明示返回的日期，以解除众人的疑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臣又见诏令说，宗室和功臣都要到藩国去，把藩国留给子孙，世代继承并守护其政权。臣私下思量，陛下的本意确实是爱护、重视他们，希望他们的后代世世承袭，与国家长久相存。臣认为，若一定要按诏书办理，陛下应当思考怎样使他们安定、生存，使他们富贵，何必还要让官职世袭呢？况且尧、舜的父亲也有朱、均这样的不肖儿子；若让不肖子孙袭封继职，百姓就会遭受祸害。为了国家防患，正应当断绝这种做法。这样，子文的治绩还会存在【《左传》载：越椒背叛楚国，灭亡若敖氏。楚王说：“子文没有后代，凭什么劝勉善人？”于是立他的孙子箴尹克黄】；若只是为了保存宗族，栾黡的罪恶已经显露【栾黡是栾武子的儿子。晋国士鞅说：“栾武子的德行留在民间，如同周人思念召公；连甘棠都爱惜，何况他的儿子呢？”栾黡死后，栾武子施行的恩德也随之消失，而栾黡的恶行确实彰明】。如果说，与其让现存的人受到毒害，不如让已经死去的臣子承担祸害，那么前面所说的爱护、重视他们，恰恰就成了伤害他们。臣认为，应授予他们茅土、分给他们户邑；若有才干品行，就按照器量授予职任。即使羽翼不够强，也可以免除牵累。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具体吏务，所以能保全他们的世代，实在是深得其中的道理。愿陛下深思此事，使他们能够承受大恩，使子孙终身享有福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里、二月、二日、三百里〕 臣又听说，圣人教化天下，没有不以孝为根本的。因此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又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孔子也说：“我若不能亲自参加祭祀，就好像没有祭祀一样。”可见圣人是多么重视祭祀。自从陛下登上帝位，宗庙祭享从未亲自办理。臣私下思量，圣情是因为皇帝一出行，耗费没有限度，所以忍耐孝亲之情，以便利百姓。然而，一代史官若不记载皇帝进入宗庙，将来凭什么留给子孙谋划，垂示后代呢？臣知道大孝确实不只在俎豆祭器之间，但圣人教导人，必先以委屈自己来作示范，表明不忘根本。臣听说，达到教化的关键在于求取贤才、审慎任官。孔子说：“名分和器物，不能假借给别人。”这说明慎重举用人才最为重要。臣见王长通、白明达本是乐工和舆皂一类的杂役；韦槃提、斛斯正没有其他才干，只会调教马匹。即使他们的技艺超过同辈，也只能厚赐金帛，使他们家中富足。如今却越级授予高爵，使他们参加外廷朝会，让赶车的奴仆和倡优之子佩鸣玉、拖组绶，臣私下以此为耻。若朝廷的任命已经不能追回更改，也应当不让他们列于朝班，与士大夫为伍。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人。贞观初年授秘书郎，历任侍郎，去世后追赠侍中，谥号“宪”】上疏劝太宗勤于政事【贞观十一年，大雨，谷水泛滥，冲击洛阳城门，文武百官各自上密封奏事】臣听说，开创平定乱世的功业，本来就很艰难；守住已经成就的基业，其道理也不容易。因此身处安定时想到危险，是为了安定事业；有始有终，是为了巩固基业。如今虽然亿兆百姓都已安定，各地安宁，但国家既承受丧乱之后，又接续凋敝的余局，户口减少仍然很多，田地开垦仍然很少。上天覆盖养育的恩德已经显著，但百姓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德教的风气已经流布，但财产却屡屡耗空。因此古人把百姓比作树木：年岁久远，枝叶才能繁茂；若栽种时间短，根本尚未牢固，即使用肥沃黑土培植、用春日温暖它，只要一人摇动，也必然枯槁。如今的百姓很像这样，常加以涵养，便会日益滋生繁息；稍有征发徭役，便会日渐凋敝消耗。凋敝消耗过甚，人民就无法生活；人民无法生活，怨气就会充塞；怨气充塞，离叛之心就会产生。所以虞舜说：“可爱的不是君主，可畏的不是百姓【《虞书·大禹谟》】。”孔安国说：“百姓把君主看作自己的性命，所以君主可爱；君主失去正道，百姓就会反叛，所以君主可畏。”孔子说：“君主如同船，百姓如同水。水能载船，也能覆船。”因此古代明智的君王，即使有功绩也不自以为功，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实在是因为这个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年〕 恭敬地希望陛下考察古今的事情，察知安危的关键；对上把国家社稷看重，对下把亿兆百姓放在心上；明确选举，慎重赏罚；进用贤才，罢退不肖；听到过错立即改正，接受劝谏如流水一样顺畅；行善在于不迟疑，发布命令务求一定守信；调养精神性情，减少游猎的娱乐；去除奢侈而遵从节俭，减少工役的费用；务求使境内安静，不贪求开辟疆土；收藏弓箭而不忘武备。以上这些虽然是治国的常道，也是陛下平常所实行的，但臣愚昧，只愿陛下思考而不懈怠，那么至高的道德之美就能与三王相提并论，万年的福祚就能与天地同长。即使桑树、谷树出现妖异【殷太戊时的事】、龙蛇作祟【《五行传》说：君主不能中正，是不建立正道，这时就会有龙蛇之灾】、野鸡在鼎耳上鸣叫【殷高宗时的事】、石头在晋地说话【《左传·昭公八年》载，春季晋国有石头说话】，也仍然应当能够转祸为福、变灾为祥。臣听古人说：“农夫劳作，君子因此得到养育；愚者进言，智者从中选择。”臣冒昧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恭候斧钺加诛【奏疏上呈后，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一日〕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人。贞观年间任起居郎。高宗时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升任尚书右仆射。因劝谏立武氏为皇后，多次贬为爱州刺史，后去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请求恢复高昌的奏疏【太宗灭亡高昌后，每年派一千多人防守镇遏当地，褚遂良于是上疏】

译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总是先治理华夏，然后才对付夷狄，致力于扩大德化，不经营遥远荒僻之地。因此周宣王只是轻微讨伐，到了边境就停止；秦始皇把长城修到远方，中原因此分裂；汉武帝耗尽文帝、景帝积蓄的财力，使用多年积存的士马力量，才开始沟通西域，最初设置校尉。军队连续出动，将近三十年，才从宛城得到天马、从安息取得葡萄；可是国内空虚，百姓失去生计，租税甚至征及六畜和车辆，凶年与盗贼一起兴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又迎合皇帝的意图，派士卒到远方耕种轮台，筑城来威慑西域。汉武帝猛然醒悟，内心生出悔意，放弃轮台的土地，下达哀痛诏书，人与神都感到欣慰，天下于是安宁。假使汉武帝又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天下百姓就全都被耗尽了。因此光武帝中兴时，势力没有越过葱岭【建武年间，西域诸国都派使者请求归附，请求设置都护，光武帝没有答应。葱岭是西域山名】；孝章帝即位后，都护归附【明帝开始设置都护、戊己校尉；章帝时，焉耆、龟兹攻陷都护陈睦，匈奴车师围困戊己校尉，章帝迎回戊己校尉，不再派遣都护】。陛下诛灭高昌，威势扩展到西域，收服其首领，把那里设置为州县。然而自从王师开始出发的那一年，以及河西承担徭役的那些年，运送草料、转运粮食，十家有九家空虚，数郡萧条，五年仍未恢复。陛下每年派一千多人，远赴那里屯驻防守，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年连资财装备也要自己筹办，已经卖掉豆粮，典卖织机，途中还不断有人死亡，更不用说其他损失。又把罪犯派去增加防守。这些罪犯出身于市井商贩，整天懒惰不事生产，违禁犯法，只能扰乱边城，对行军作战实在没有益处。派去的人中又有逃亡者，官府捕捉他们，反而给国家制造事端。高昌道路经过千里沙漠，冬风冰冷刺骨，夏风炽热如焚，行人往来，多有死在途中。《易经》说：“处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治理时不要忘记祸乱【《易·系辞》】。”假如张掖尘土飞扬、酒泉烽火燃起，陛下难道还能只得到高昌一个人、一些粮食就解决事情吗？最终仍须征发陇右各州，像星驰电击一样赶去。由此说来，河西相当于人的心腹，高昌不过是别人的手足，怎么能耗费中原来经营无用之地呢？《尚书》说：“不要做无益之事，以损害有益之事【《周书·旅獒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陛下的道德光辉映照先天，威势施行于无边之地；在沙塞平定颉利，在西海灭掉吐谷浑；突厥的残余部落还可以另立可汗，吐谷浑遗民也可以重新树立君长，恢复高昌并不是没有先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 这就是所谓有罪便诛杀他，既然降服了，就重新立他为君。四海之内、百蛮之中，谁听见看见后不会明白？一切有生命的微小生物都畏惧威势、仰慕德化。应当选择高昌中可以立为君主的人立他为君，稍微给予其首领一些资助，遣送他们回本国。让他们背负、承受浩大的恩德，长久成为藩篱屏障。这样中国不受扰乱，既富足又安宁，传给子孙，留给万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万里、千里、一人〕 张蕴古【相州人，太宗时授大理丞。河内人李好德因妖言获罪下狱，张蕴古认为不应处死。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上奏不实，太宗震怒，立即斩杀张蕴古。不久又后悔此事】《大宝箴》【《易经》说：“圣人的大宝叫作君位。”因此以此命名篇章】考察古往今来，俯视万物、仰观天象，只有君主能制造福泽，做君主实在艰难。居于普天之下，处在王公之上，任凭各地贡献本地所有，百官应和君主的号令。因此恐惧谨慎之心日益松弛，邪僻放纵的情绪逐渐滋长。哪里知道事情常起于忽略之处，灾祸常生于意外之中呢？所以圣人接受天命，是为了拯救溺水之民、使艰难时局通达；把罪责归于自己，依据人心行事。大明没有偏私，照见最公正无私的道理。亲近故旧，是为了让一个人治理天下，而不是让天下供奉一个人。用礼来禁止奢侈，用乐来防止放纵。左边说话，右边办事；出门有警戒，入门有清道【天子出行称“警”，入宫称“跸”。警是戒备肃静，跸是禁止通行】。四时调和其寒暖舒惨，日月星辰共同显示其得失。因此以自身作为法度，以言声作为音律。不要说无人知晓；居于高位也要听见卑下者的声音。不要说小事有什么危害；小事积累也会成为大事。享乐不可达到极点，快乐到了极点就会变成悲哀；欲望不可放纵，欲望放纵就会造成灾祸。宫殿内部即使建得高大，居住之处也不过容得下膝盖。那些昏昧无知的人，却筑瑶台、造琼室【桀造瑶台，纣造琼室】；面前罗列八珍，所吃的也不过是合口的食物。只愿狂妄者警惕，不要堆积酒糟成丘、蓄酒成池【纣王曾造糟丘酒池】。不要在宫内沉溺于女色，不要在宫外沉溺于禽兽；不要以难得的财物为贵，不要听亡国的乐声。内在沉溺女色会伤害人的本性，外在沉溺禽兽会放荡人的心志；难得的财物会导致奢侈，亡国的声音会导致淫靡。不要说我尊贵便傲慢地对待贤人、侮辱士人；不要说我聪明便拒绝劝谏、自以为是。听说夏禹曾停下进食，频繁起身【《史记》载，夏禹一次进食中曾十次起身，以操劳天下百姓】；魏帝也曾被辛毗牵住衣襟而没有停止【辛毗劝谏魏文帝的事】。使那些心怀疑惧的人安定，如同春日的阳光、秋日的露水一样。要有巍巍荡荡的气度，发扬汉高祖的宽宏大量。处理这些众多事务，应如同走在薄冰上、面对深渊一样，战战兢兢。采用周文王的小心谨慎，《诗经》说“不识不知”【《诗经·皇矣》篇】，《尚书》说“无偏无党”【《尚书·洪范》篇】；在心中平等看待彼此，抛弃内心的偏爱和厌恶。众人都抛弃之后才施加刑罚，众人都喜悦之后才颁布赏赐。削弱强暴者，治理混乱；为受屈者伸张，使冤枉者得到纠正。所以说，像秤、像砥石一样，不主动规定物体的轻重，悬挂物体的轻重自然显现；像水、像镜子一样，不主动显示物体的形状，被照见物体的美丑自然显露。不要昏昏浑浊，也不要过分清察；不要昏暗不明，也不要苛细精明。即使冕旒遮住眼睛，也要观察尚未显现的事物【冕有十二旒，垂在冠冕前后，取不以眼视恶色之义】；即使黈纩塞住耳朵，也要听见尚未发出的声音【黈纩是黄色丝绵，制成圆形，用丝带垂在冕冠两耳旁，表示不听谗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黈”音他口切，“纩”音旷 纵放心神于澄湛之境。

译然而在这样的境域中畅游，神思遨游于至道的精微；有人叩问便有所回应，无论洪大细微都能产生回响；有人取用便随其所需，无论深浅都能充盈。因此说：“天因得一而清，地因得一而宁，王侯因得一而成为天下的正道【《老子》语】。”四时不用言语便依次运行，万物无所作为便自然获得成就。哪里知道君主自有其力量，天下就能和平呢？过去的君王以智力平定乱世，人民畏惧他的威势，却没有感受到他的德化；我皇顺应时运，施行淳厚的教化，百姓怀念他的开端，却还没有保全其终局。于是撰述《金镜》【《金镜》一篇为太宗亲自撰写】，穷尽神理和人性，使人用内心响应，以言语付诸行动，包罗治国的根本，调节文辞和政令。使天下归于公，令一人得到福庆。张开罗网、兴起祈祝，取琴命人作诗；一日又一日，始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祸福都是人自己招来的，顺从正道上天就会保佑他。臣作为直言诤谏、主持正直的人，谨敢把此前的疑虑告知陛下【奏疏上呈后，太宗嘉奖他，赐帛三百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一目录 唐 狄仁杰 请求赦免河北诸州的奏疏 劝谏停止营造大佛像的奏疏 请求停止让百姓戍守四镇的奏疏 刘知几 给萧至忠的上书 陈子昂 回答利害三事 劝谏停止讨伐雅州生羌的书信 苏安恒 请求恢复皇太子地位的奏疏 营救魏元忠的书信 崔融 劝谏征收关市税的奏疏 张东之 请求停止出兵戍守姚州的书信 宋璟 封还诏书的奏疏 张说 梁国公姚崇神道碑 宋公遗爱碑颂 苏颋 开元三年处理朝集使的敕令 劝谏皇帝亲自出征的表 张九龄 开元三十一年处理十道朝集使的敕令。请求重视太守县令、慎重选举人才的奏疏 给姚令公的上书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一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命编纂注释 唐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官至宰相，复兴唐室，封梁国公，谥文惠】请求赦免河北诸州的奏疏【当时狄仁杰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因为河北人多被突厥驱使胁迫，害怕被诛杀而逃亡藏匿，所以有此奏】臣听说，朝廷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契丹作乱，开始辨明百姓的逆顺：有的是受到逼迫胁从，有的是自愿跟随；有的担任伪官，有的接受招抚，有的兼有外来盗贼身份，有的是当地土人。踪迹虽然不同，内心却没有差别。山东人强悍勇猛，向来重视气节，一旦受到引导，至死也不会回头。近来由于军事调发，又加重了家庭负担，家产全被毁坏，甚至逃亡；拆屋卖田，也没有人购买。回头顾念生计，四面墙壁都已空无所有。加上官吏侵吞掠夺，借事生端，榨取百姓骨髓，竟毫无惭愧之心。修筑城池、修造兵器，州县役使是军务的十倍；官府不体恤期限紧迫，必定在枷杖之下强迫办理，痛苦深入肌肤。事情逼迫，处境危急，便不再修养礼义；处在愁苦之地，不能安乐地生活，便会产生利于作乱的条件。于是他们归来后还打算暂且图谋免死；这在君子看来是耻辱，在小人却是常态。百姓如同水，堵塞它就成为泉，疏导它就成为河，通塞随着流动而变化，难道有固定的本性吗？从前董卓作乱，帝位和神器迁徙不定；等到董卓被诛杀，他的部曲却没有得到赦免，事情走到穷途便发生变乱【指李傕、郭汜之乱】，毒害百姓，京城成为废墟，教化化为乌有。这是因为恩泽没有普遍施及，错在没有预先把握时机。臣每次读到这段史事，没有不合上书卷叹息的。如今这些负罪之人，必然不会安居家中，而会露宿草行、潜逃山泽；赦免他们，他们就会出来；不赦免，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山东群盗正因此聚集。臣认为，边境暂时起些尘扰，不足忧虑；中原不得安宁，才是大事。臣听说，治理大国不能拘泥于小节，

译处理广大的事情不能过分分割。君主应当宽宏，不拘泥于常法。治罪，众人就恐惧；宽恕，动荡不安的人就会安心。恭敬希望陛下特别赦免河北诸州，一概不再追问，自然会使人神通畅，境内人人欢喜。各道军队凯旋，也可以不受侵扰【奏疏上呈后，武后答应了，河北于是安定】。劝谏停止营造大佛像的奏疏【则天后将要营造大佛像，动用工匠数百万人，狄仁杰上疏劝谏】臣听说，治理政事的根本，必须先处理人的事情。陛下怜悯众生，想使那些迷误、沉溺、丧失依归的人兼受佛法教化，观看佛像而生善念。难道不建塔庙就一定要崇尚奢侈吗？难道要让僧尼都必须依靠檀越布施才能获得船只，连船尚且要舍弃，何况其他财物呢？如今的伽蓝，规模超过宫阙，穷极奢华壮丽，绘画雕饰无不精巧；珍珠耗费在装饰上，奇异木材耗尽于营造之中。工程不可能由鬼神完成，必定要役使百姓；材料不可能从天上降下，终究要从土地中取得。不损害百姓，又靠什么来求得这些呢？当今使用物力没有限度，编户百姓所供给的，总是苦于不够。痛苦深入肌肤，也不敢辞避鞭打。游方僧人一番游说，假托祸福，剪发脱衣来布施，还惭愧所得太少。又有人离间骨肉，使亲人如同路人；有的自行纳妻，却说没有彼此之分，都假托佛法，误导百姓。乡里道路常有经坊，市集也建立精舍，以教化诱导百姓，比官府征收赋税更加急迫。佛事所需，比法令还严；肥沃的田地和美好的产业，多倍侵取；水碾、庄园，数量也不少。逃避丁役、躲避罪责的人，都聚集到佛门。没有名籍的僧人，究竟有多少万呢？在都城检括，已经查得数千人。即使一人不耕作，尚且会使百姓受害；不劳而食的人众多，又劫取百姓财物。臣每每思考，实在感到悲痛。从前在江南，佛教极其兴盛，梁武帝、简文帝布施无数；等到三吴地区波涛沸腾、五岭之间烽烟四起，寺刹充满道路，却不能挽救国家危亡。黑衣僧人和黄衣道士遮蔽道路，哪里有勤王的军队呢？近年以来，战乱屡屡发生，水旱不能调和，徭役逐渐繁重，百姓家业先已空虚，创伤尚未恢复。此时兴起工程役作，民力实在不能承受。恭敬思量，圣朝功德无量，何必一定要营造大佛像呢？即便征收僧尼的钱财，也百中不能支应其一【当时命令天下僧尼每天每人出一钱帮助工程】。佛像尊容既然广大，不能露天居住，还要用百层覆盖，尚且担心不能遍及；此外的廊庑，也不可能完全不建。又说不损害国库、不伤害百姓，拿这种事来侍奉君主，怎么能说是尽忠呢？臣如今思考，又采纳众人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如来设立教法以慈悲为根本，下济众生，这应当是本意，难道是要劳累百姓来保存虚饰吗？如今边境还有事情没有安定，应当放宽征镇徭役，节省不急迫的费用。假如雇人施工，人们都以利益为趋向，既然错过农时，自然会放弃农业根本。现在不播种庄稼，来年必然饥荒；工程役作就在其中，很难供给所需。何况既无官府资助，又不可能少用人力。若耗费官府财物，又耗尽百姓力量，一旦某一方发生危难，将靠什么来救援呢【奏疏上呈后，则天因此停止了工程】。请求停止让百姓戍守四镇的奏疏【武后神功元年，狄仁杰以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兼纳言任职，因为百姓被派往西方戍守疏勒等四镇，民力极为凋敝，于是上疏】臣听说，上天生下四夷，他们都在先王封域之外，所以东方以沧海为界，西方隔着流沙，北方横贯大漠，南方阻隔五岭；这是上天用来限制夷狄、隔开中外的屏障。自典籍记载以来，声教所能到达的地方，三代尚且不能全部到达，而国家如今已经把它们全都兼并了。这就是说，今天国家的四境，已经超过夏、商了。诗人赞美周王对太原的轻微征伐【《诗经·小雅·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美好的教化施行于江汉【《诗经·周南·汉广》篇序】。这样，前

译代遥远的后裔已经成为国家疆域之内的人了。前汉时匈奴无年不侵犯边境，杀掠官吏百姓；后汉时西羌侵扰汉中，东面侵犯三辅，进入河内、上党，几乎到达洛阳。由此说来，陛下今日的疆土，远远超过汉朝。若动用武力于荒远之外，向绝域邀功，耗尽府库财物，争夺贫瘠不毛的土地，得到那里的人不足以增加财富，取得那里的土地也不能用来耕织；如果只求获得远夷归服、穿戴冠带的虚名，而不致力于巩固根本、安定百姓的办法，这就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做的事，不是五帝三皇的事业。假如越过荒远之地作为边界，穷尽绝域来放纵欲望，不仅是不爱惜民力，也会因此失去天下人心。

译从前秦始皇穷兵黩武，企求扩大土地，男子不能在田野耕作，女子不能在家中养蚕；长城下死者如同乱麻，于是天下崩溃反叛。汉武帝追究汉高祖长期以来的怨愤，凭借文帝、景帝四代积蓄的财物，于是平定朝鲜，讨伐西域，平定南越，攻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卖妻卖子，流离道路者数以万计。晚年有所觉悟，停止战争和徭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汉武帝晚年悔悟长期征伐之事，下达轮台诏，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休养生息、思养百姓】所以能够得到上天保佑。古人说过：“与翻倒的车走在同一条车辙上，从来没有安稳的。”这句话虽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近来国家连年出兵，耗费越来越多；西面戍守四镇，东面戍守安东，征调日益增加，百姓虚弱困敝。开守西域，如同在石田上耕作，费用无法支撑，有害而无益；转运粮饷没有间断，织机几乎空了；越过沙漠、渡过大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逃亡放纵的人越来越多。从前诗人说：“王事没有止息，不能种植黍稷【《诗经·唐风·鸨羽》篇】；难道不思念归家吗？只是害怕这些罪网；想念那些共同服役的人，眼泪像雨一样流下【《诗经·小雅·小明》篇】。”这就是前代怨恨思归的诗句。如果上面不加以体恤，政令就不能施行，邪气便会产生；邪气产生，虫害就会发生，水旱灾害也会兴起。这样，即使祭祀百神，也不能调和阴阳。如今关东饥荒，蜀汉百姓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止，人民不能恢复生产，就会相继成为盗贼。国家根本一动摇，忧患就不浅。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把百姓派往远方戍守，耗尽中原力量，争夺蛮夷不毛之地，违背了像养育子女一样对待百姓的道理。从前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建议，废除珠崖郡；汉宣帝采用魏相的意见，放弃车师的田地。难道不是想仰慕虚名，而是畏惧劳损民力吗？近来贞观年间，平定九姓，册立李思摩为可汗，使他统领各部；这就是夷狄叛乱便讨伐，顺服便安抚，既能推亡固存，又没有远方戍守、劳累百姓的徭役。这是近来的盛大典范，实在是安抚边疆的旧例。臣私下见阿史那斛瑟罗，是阴山的贵种，世代雄长于沙漠汉地。若把四镇交给他，使他统领各藩，立为可汗，派他抵御寇患，国家便有继绝存亡的美德，荒远之外也没有转运粮饷的劳苦。臣愚昧所见，请放弃四镇来使中原富足，停止安东来充实辽西；节省远方的财力，把兵甲集中在边塞，那么恒代一带的镇守就会更加重要，边州的防备也会充实。何况安抚夷狄，本来只是防止他们越界逃逸；只要没有侵扰欺侮的祸患就可以了，何必穷尽他们的巢穴，和蝼蚁计较长短呢？况且君王使外部安宁，必定还要防备内部忧患；这正是因为不勤于修治政事。恭敬希望陛下把这些事情置之度外，不要因为绝域没有平定而挂怀，只须经常命令边兵谨慎守备，积蓄锐气以等待敌人。等他们自己送上门来，然后攻击他们，这就是李牧制服匈奴的方法。如今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令边城加强警戒守备更好的；扩大侦察范围，聚集军粮，蓄积威武，以逸待劳，战士的力量就会加倍；以主场御敌客，我方就能占据便利。坚固壁垒、清空野外，敌寇就无所得。这样自然会使敌人深入时有颠覆失败的忧虑，浅入时又没有获得俘虏的好处。如此数年，可以使吐蕃、突厥二虏不经攻击便自行服从【指吐蕃、突厥】。刘知几【官至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因儿子刘贶获罪，贬为安州别驾。曾著《史通》，全面论述史书体例。刘知几去世后，明皇下诏命河南就其家中抄录其著作，读后称好，追赠工部尚书，谥号“文”】给萧至忠的上书【刘知几当时修撰国史，因为监修者很多，成为国史修撰的弊病。宰相萧至忠又曾责备刘知几著述没有成果，刘知几于是请求免去史官职务，写奏记给萧至忠】我自从登记姓名进入仕途，任职朝廷，三次担任史官，两次进入东观，最终却不能编成国史典籍，留给后来的读史者，这是为什么呢？静下来思考，原因有五个。为什么呢？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如鲁国、汉代的左丘明、司马迁，晋国、齐国的董狐、南史，都能立言不朽，收藏在名山中；从没有听说要借助众人之力，才说可以搁笔。只有后汉东观【汉明帝时诏令刘珍、刘陶、伏无忌、傅毅等先后在东观著述】大规模集合群儒，著述却没有主持者，篇章条目不能建立，因此杜伯度惊讶其不实【杜伯度，汉末人】；仲长统字公理，认为可以焚毁；张衡、蔡邕二人当时加以讥评；傅玄、范晔两家后世又加以嘲笑。如今史馆取士人数超过东京，人个人都自比荀悦、袁宏，家家都自称才比刘向、刘歆【刘向字子政，刘歆字子骏】。每当想记一件事、载一句话，大家都搁笔互相观望，含着笔却不能下笔，所以即使等到白头也可预期，写成史册却遥遥无期【古代以竹作简，必须先烘烤去掉竹子的汗液才能书写】。这是第一个原因。前汉各郡国的计书，先上报太史，副本上报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写的材料，先汇集到公府，再上报兰台。因此史官所修的史书，能够记载事情、编成传记；到了近代，这种制度就不再实行了。史官编录材料，只能自行询问采集；而左右二史缺少注记，皇帝起居、衣冠服饰等情况，百家很少能够得到并通行其行状；从州郡寻求风俗，所见所闻不够详细；考察台阁制度沿革，簿籍又难以看见。即使孔子再次出现，也只能形成管中窥豹，何况我才力中等，怎么能够完成博通万物的史业呢？这是第二个原因。从前董狐记史，写下史实后把它公布于朝廷【《左传》载，赵穿攻杀晋灵公，赵盾尚未出山便返回，太史书写“赵盾弑其君”，并把它公布于朝】；南史记载弑君之事，手持简册前往【齐国崔杼弑杀庄公，太史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杀死太史，其弟继而记载，也被杀，接连杀死两人；另一个弟弟又记载，崔杼才放弃。南史氏听说太史全被杀死，便手持简册前往，听说已经有人记载，才返回】。而近代史馆都设在宫禁之中，幽闭于九重深宫，有意不让人看见；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为了杜绝情面，防止请托拜谒。然而如今馆中作者众多，如同树林一般，都希望放开长嘴【俗语说“长喙争鸣”】，却没有人听见；又都防止舌头说话【“防”是咬的意思，与“齚”相同，《灌夫传》有“齚舌自杀”】。○“防”音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

译假如《春秋》所谓五始刚刚写成【《春秋》正定五始的要义：元是气的开始，春是四时的开始，王是接受天命的开始，正月是政令的开始，公即位是一国的开始】，仅仅加上一个贬义字，话还没有说完，朝野就都知道了；笔还没有蘸满墨汁，士大夫就全都看见了。所谓“监”，大概就是总领的意思罢了。比如创立记年体例，年份便有起止界限；改革传记、叙事体例，事件便有详略多少。有的本来可以简略却不简略，有的应当记载却不记载，这就是失去了删削编纂的职责。连缀文辞、排比事实，劳逸应当均衡；挥动铅笔、奋力著墨【“鈆”，即美钺，是用来削治竹简的工具】，勤惰也必须相等。某一卷某一篇，交付给这个职任；某一纪某一传，归给那个官署。这就是铨配事务的道理。这些都应当明确制定条规，审慎划定职掌范围。倘若人人都想着自我勉励，事情就可以很快办成。如今负责监督的人既不明确指授，修撰的人又没有遵循奉行的依据，致使大家争相苟且偷安，务求彼此推诿逃避，坐看时势变迁，白白拖延岁月。这是第五种不可行。凡是这些不可行的情况，实际还很多。一句话概括，举出三个方面便可以触类旁通，而当今的议论和舆情，哪里能讥笑我编次没有文采呢？近来我恭敬地看见明公您，每每急切地劝导诱励，勤勤恳恳地督责考核。有时说典籍事务重大，要努力用心；有时说岁月已经拖延，什么时候才能停手。我私下认为，纲纪如果不能建立，单单勤于督课，即使以刺骨的刑罚威吓，以悬金的赏赐勉励【吕不韦编成《吕览》后，把书悬在国都门口，声称有能改动一字者赏赐千金】，最终也不能成功。《论语》说：“尽自己的力量去担任职务，做不到的就停止。”我过去之所以陈述心中所想，屡次批评各位公卿，多次辞去掌管文字记载的官职，请求停止记言职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今朝廷号称得到贤才，国家称说士人众多；蓬山之下，贤良正直的人肩并肩；芸阁之中，英俊奇才接踵而来。我既然像刻画天鹅却失败一样功业未成，笔下又没有获得麒麟般的成就，只是白白耗费高官的膳食，徒然消耗长安的粮米。请求把我的职务交还给原来的居所，多多辞谢公文任命，请求退避贤者之路。只有明公您怜悯我而答应我的请求【狄仁杰爱惜他的才干，不准许他解除史官职任。宗楚客嫉恨他的正直，对各位史官说：“这个人这样撰写史书，是想把我置于什么地位？”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刘知几：“自古以来，文士多，史才少，这是什么缘故？”刘知几说：“史才必须具备三种长处，就是才、学、识。有学问而没有才华，也如同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筐，却让愚人经营生计，终究不能达到积累财富的目的。有才华而没有学问，也如同想兼有匠石的本领，技巧像公输般高明，可家中没有楩楠木和斧斤，终究不能建成宫室。尤其必须爱好正直，善恶都要如实记载，使骄横的君主和奸贼之臣因此知道畏惧。这就如同给老虎添上翅膀，善美再也无法增加，所向无敌了。假若没有这样的才干，就不可冒居史官之职。自远古以来，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实在很少见。”当时人认为这是知晓史才之道的言论】陈子昂【字伯玉，蜀地射洪人。文明初年考中进士。武后认为他才华奇异，提拔为麟台正字。他多次上书论事，受到称许，授任胄曹参军、右拾遗。因触犯武攸宜而离职。县令段简嫉恨他的财产，诬陷并逮捕他，他死在狱中】《对利害三事》【垂拱初年，武后在金华殿召见他，赐给纸笔，命他分条上奏利害。他就三件事上奏说】臣看见九道派出大使巡察天下，申明黜陟之法，访求百姓疾苦。臣认为其中的筹划还不完备。陛下派遣使者，一定是希望百姓知道天子早晚忧劳，群臣知道将按考绩任用，奸邪暴虐而又不守法的人知道将被除掉；那么不如选择仁厚而能够体恤孤苦、明察而能够振救困滞、刚正而不回避强权、智慧足以洞察奸邪的人，任命他为使者。所以使者的车还没有出发，天下人就会振奋地等待他。如今使者还未出发，道路上的人却都指点嘲笑；想要进用贤能、黜退不肖，难道能够做到吗？宰相奉行诏书，有派遣使者的名义，却没有任用使者的实际权力；使者越多，天下越困弊，只是让百姓修治道路，送往迎来，看不见有什么益处。臣希望陛下重新选择有威望、持重、有风采、为众人所推服的人，按照使者的礼仪在御前殿礼遇他，谆谆告诫他出使的宗旨，然后授给他符节，使他从京师到州县，提拔贤才，访求百姓疾苦，宣扬皇上的旨意，让百姓家家看见、户户知晓。从前尧、舜不离席位就能教化天下，大概是因为黜陟幽明能够恰当地处理。陛下知道这样的人难得，便不如少派使者。那样频繁派遣却对教化没有益处，就像烹煮小鱼而不断搅动它一样。

译况且刺史、县令是政教的首要执行者。陛下布施德泽，下达诏书，必须等待刺史、县令谨慎地宣示并奉行；如果任用不得其人，诏书就会被丢给有关官署，挂在墙屋上罢了，百姓怎么能够知道呢？一个州得到一位有才干的刺史，十万户人家都享受他的福泽；得到一位没有才干的刺史，十万户人家都要承受他的困苦。国家的兴衰，就在这个职任上。如今吏部调任县令，像补授一个尉官一样，只计算资历和考绩，不求贤良之士；如果又有不按常格任用人才的情况，天下就会喧嚣相互诽谤了。拘泥于常规而不加改变，所以庸人都能担任县令，教化日益衰败，难道还不严重吗？况且天下有一种危机，祸福都由它产生。危机安静就有福，危机发动就有祸。百姓安定就乐于生存，不安定就轻视生命，正是这个道理。如今军旅造成的弊病，使夫妻不能安居，父子不能相互供养，已经五六年了。从剑南直到河陇，山东则遍及青、徐、曹、汴，河北则包括沧、瀛、赵、鄚，有的困于水旱灾害，有的困顿于兵役，死亡流离几乎殆尽。幸亏还依靠陛下怜悯他们失去职业，将一切征发兵役全部停止，使人们能够与妻子相见，使父兄能够相互保全，这可以说是能够使危机安静下来。然而臣担心将相中有人贪图夷狄的利益，想以扩张土地、增强武力来劝说陛下，企图使危机发动；危机一发动，祸患就会形成。陛下应当修明文德，减少刑罚，劝勉农桑以使疲惫的百姓得到休息，使蛮夷知道中国有圣明的君王，他们一定会经过多重翻译前来归附。《谏雅州讨生羌书》【武后时期，吐蕃成为边境祸患，武后谋划开通蜀山道路，剪除生羌，借此袭击吐蕃。陈子昂上书进谏。按：在此以前，朝廷常在剑南招募士兵，在茂州修筑安戎城，以截断吐蕃的道路。吐蕃攻陷此城，西洱各部蛮族都投降了吐蕃。大概原本就有这条道路，后来才重新开通它】臣私下听说国家想开通蜀山，从雅州的道路进入，讨伐生羌，并借此袭击吐蕃。负责此事的人没有审慎谋划利害，便调发梁、凤、巴、蜒【“蜒”读作“坛”上声，与“蜑”相同，是南海蛮族】的兵力来执行。臣愚昧地认为，西蜀的祸患从此就要结成了。臣听说祸乱产生，一定由怨恨引起；雅州边境的羌人从未有一天成为盗贼，如今无罪受诛，他们的怨恨一定很深。怨恨深而又害怕被诛杀，一定会像蜂群受惊一样在西山骚动。西山盗贼一旦兴起【西山在成都以西，属于松州、茂州二州都督府管辖，都是西山羌人】，蜀地边邑就不得不连续用兵防守。军队长期不能解散，蜀地的祸患就形成了。东汉的丧败，开始于羌人作乱【安帝永初年间，西羌解除仇怨、结盟，进入内地作乱，历代征讨也不能平定；等到盗寇稍稍平定时，汉朝国运也衰落了】，这是第一个验证。吐蕃狡猾，君长相互信任而多有奸谋，抗拒上天的诛罚已经二十多年；大战便大胜，小战便小胜，从未有一支部队失败，从未损失一支箭。前些时候薛仁贵、郭待封率十万军队在大非川失败，没有一名披甲士兵返回【咸亨元年，薛仁贵任行军大总管，与郭待封讨伐吐蕃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不采用薛仁贵的防备，遭到大败。薛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宰相论钦陵率四十余万军队前来进攻，唐军大败，死伤几乎殆尽】；李敬玄、刘审礼率十八万军队被困在青海水泽，刘审礼本人还成了俘虏【仪凤元年，朝廷命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位总管讨伐吐蕃；仪凤三年，以李敬玄代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李敬玄率十八万军队与论钦陵在青海交战，刘审礼被吐蕃俘虏】。当时精锐甲士和勇猛战士，声势如云雷，最终却不能擒获一个敌兵、斩下一个敌人的首级，以至于如今关陇地区已经空虚。如今却想任命李处一为上将，驱使疲弱的军队去袭击不可能侥幸取胜的吐蕃，必定会被贼人嘲笑，这是第二个验证。况且事情有求取利益反而得到祸害的情况。蜀地从前不与中原相通，秦惠王想称帝天下并吞并诸侯，认为不夺取蜀地势力便不能成就霸业，于是采用张仪的计策，装饰美女，伪造金牛，乘机以此诱惑蜀侯。蜀侯果然贪图利益，派五丁力士凿山通谷，修筑褒斜栈道，开通通往秦国的道路【《华阳国志》说，秦惠王制作五头石牛，每天早晨在它们身上放金子，后来对蜀人说牛能排出金子；蜀国派使者请求石牛，秦惠王答应了，于是派五丁去迎取石牛。又说惠王知道蜀王好色，答应把五名女子嫁给蜀王，蜀国派五丁去迎接她们】。从此险阻不再成为阻隔，山谷也不再封闭。张仪紧随其后，乘机发兵，大举攻破蜀国【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进攻蜀国】。蜀侯被诛杀，賨邑灭亡，直到今天蜀地成为中原的一部分，这是贪图利益而亡国，第三个验证。臣听说吐蕃贪爱蜀地的珍宝财富，想盗取它已经很久了；然而它的势力不能攻取蜀地，只是因为山川阻隔，关隘不通，使它疲饿的嘴无法吞噬。如今国家反而扰乱边境羌人，开通关隘道路，使吐蕃能够收集逃亡之人作为向导，来进攻边境，这是替贼人修路，把整个蜀地送给它，这是第四个验证。蜀地是西南的大都会，是国家的宝藏府库；那里人口富足、粮食众多，顺江而下，可以供济中原。如今负责此事的人却图谋侥幸之利，拿西羌来开战；得到西羌的土地，不足以耕种，财物不足以富国，只是白白杀害无辜民众，损害陛下的仁德，糜费也随之增加，对圣德没有益处，这是第五个验证。蜀地所凭借的是险要，蜀地所安定的是没有兵役。如今国家却要打开它的险要，役使它的百姓；险要一开就便于敌寇进入，役使百姓就会损伤财力。臣恐怕还没有见到羌人，奸盗已经在蜀中出现了。从前益州长史李崇真假托说吐蕃侵犯松州，天子因此大规模出兵，催促转运粮饷来防备；不到二三年，巴蜀二十多个州骚动而大受损害，却没有见到一个贼人，而李崇真的奸赃已经达到巨万。如今难道不是又有奸臣图谋利益，把生羌当作资财吗？这是第六个验证。况且蜀人瘦弱，不习惯作战，一个俘虏拿着长矛，百人都不敢抵挡；又因山川阻隔辽阔，距离中原精兵所在之处很远。如今国家如果能够攻破西羌、掩袭吐蕃，进而灭亡它的国家，俘虏它的人民，使它的君长被绑着头颅到北阙来，那当然可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臣只看见蜀地的边陲无法守卫，反而被羌夷横行暴虐。

译从前辛有看见披头散发的人在伊川举行祭祀，认为不到一百年，这里恐怕就要成为戎地了【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臣恐怕还不到一百年，蜀地就会成为戎地，这是第七个验证。况且近来国家废弃安北，拔除单于，放弃龟兹，撤离疏勒【废弃安北、拔除单于是因为突厥背叛，失去援助；放弃龟兹、撤离疏勒是因为吐蕃侵逼】，天下一致认为这是盛大的德政，大概因为陛下致力于仁德而不在于扩张，致力于养育而不在于杀戮，将要借此使边境停息、休止兵甲，实行三皇五帝的事业。如今却听从贪夫的建议，诛杀无罪的羌人，给整个蜀地遗留下祸患，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何况当今山东饥荒，关陇困弊，连年干旱，百姓流亡，实在是陛下宁静思考、调和天地人的时节，不可发动甲兵、兴起大役，自己制造祸乱。又有西军失守【永昌元年，韦待价在寅识伽河攻打吐蕃，遭到失败】、北方屯军失利【垂拱三年，防实璧与突厥交战，战败阵亡】，边地百姓惊动，情势很不安定。如今又驱使这支军队投入不可预测的境地，小人只知道议论夷狄的利益，却不是帝王至高的德行。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谋划大事而不计较小利，致力于德政而不专务刑罚；谋求安定就想到危险，谋求利益就考虑后果，然后才能长久享有福禄。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此事【奏书上呈后，出兵之事最终没有实行】苏安恒【冀州武邑人，武后末年投□，上书请求把政权归还太子。神龙初年任习艺馆内教，因遭人诬陷死于狱中】《请复位于皇太子疏》臣听说忠臣不迎合时势以求宠幸，烈士不吝惜死亡而苟且偷生。因此，君主之道不光明，是忠臣的过错吗？臣子的道义不正，是烈士的过错吗？从前先皇驾崩，留下临终托付，是因为事务繁多广大，命陛下兼知政事。即使唐尧、虞舜居于君位，只要共工、伯鲧在朝中，也会阻隔陛下骨肉之间的恩情，阻碍陛下母子之间的亲爱。臣愚昧地认为，圣上的心情以为国运将要衰败到极点，于是天下人都说陛下势力微弱。李氏贪取上天的功劳，为什么年老疲倦却不能恢复太子，使之公开主持政务？这就使忠言不能进言，奸邪佞臣结成朋党，外敌纷扰，屠杀残害百姓。陛下即使因此忧虑而兴起救民之念，又怎么能够挽救这些生灵呢？臣听说天下是神尧、文皇的天下。从前隋朝失去驾驭，小人势力增长，群雄惊动而起，四海百姓仰望明主。大唐亲自统率军队，凤翔之地与战火相接，削平叛乱的州县，真龙飞升而登上帝位，歃血为盟，指着黄河发誓：不是李氏不能称王，不是功臣不能受封。陛下虽然处于正统地位，实际上也是凭借唐氏旧日的根基。因此《诗经》说：“喜鹊筑成巢，斑鸠来居住其中”【《召南·鹊巢篇》】。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比喻大事。陛下承受坤地而产生德行，乘承乾道而成为君主，难道不应该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吗？从前东宫正处在服丧期间，相王又不是长子【武后废黜中宗，把他迁居房州，立豫王李旦为帝。中宗既被召回，又让李旦为相王】，陛下恐怕宗庙祭祀中断，所以顺应众人的歌咏而即位。如今太子已经追回【武后圣历元年，狄仁杰劝武后召回庐陵王，恢复他东宫太子之位】，年龄和德行都正盛，陛下却贪恋自己的宝座，忘记了母子之间深厚的恩情。臣听说京城庄严整齐，是四方所瞻望的地方。陛下遮蔽太子的元良之德，枉置太子的神器，凭什么教导天下母慈子孝？又怎么能使天下移风易俗？希望陛下思考这件事！将来凭什么圣颜去见唐家的宗庙？凭什么诰命去拜谒高宗大帝的坟陵【高宗谥号为天皇大帝】？陛下为什么日夜积累忧虑，却不知道钟声响起、漏壶滴尽呢？臣愚昧地认为，天意和人事都将重新归于李家。陛下虽然安坐天子之位，却不知道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器物装满就会倾覆。所以俗语说：“应当决断时不决断，反而会遭受祸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陛下不如高高拱手，交还枢要政务，使圣体得到安逸；命史臣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让乐府把它歌唱出来，这也可以成为太平盛世的一件盛事。臣听说看见过错而不进谏，不是忠臣；害怕死亡而不说话，不是勇士。臣怎么会吝惜一朝的生命，而不安定万乘之国呢？所以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即使死去也是可以的。”希望陛下暂且放下各种政务，详细考虑臣的愚见。陛下如果认为臣是忠臣，就应像流水一样听从劝谏，选择正确的意见加以采用；如果认为臣是不忠之臣，就请斩下臣的头，用来昭示天下。《救魏元忠疏》【武后长安三年，魏元忠被张易之兄弟构陷，祸患正急，只有苏安恒独自上书为他申辩救援。张易之等大怒，派刺客杀他，幸赖桓彦范等人周旋解救，才得以免死】君王应有包容天下的气量，所以能够成就天下人的心愿；能够进用天下的善人，所以能够除去天下的恶人。否则，神鬼就会凭借愤怒，阴阳也会纷乱错乱。陛下刚开始改朝换代时，勤勉地掌握政权，广泛采纳谋略，天下人都认为是明主。到了晚年却厌倦懈怠，谗佞之人炽盛结党，水火相互为灾，百姓不亲附，五品官员也不驯服，天下人便认为是昏君。邪正之人混杂进用，狱讼冤屈惨酷，为什么过去是正确的、如今却变成错误的呢？这是处在安定环境中忘记危险的过失。臣私下看见魏元忠廉洁正直，身居宰相的名位，行事忠诚正直，邪佞之徒嫉恨他如同仇敌。张易之兄弟没有功劳、没有德行，只是凭借逢迎依附，不到几年，地位和权势便达到极盛。他们指鹿为马、献蒲作脯【《史记》说赵高想要作乱，担心群臣不听从，便先设下试验，拿鹿献给秦二世说是马；又献上蒲草说是肉脯。凡是说是鹿、说是蒲草的人，全都被杀】，这是首先陷害善良之人。自从魏元忠下狱以后，人人私下议论，说张易之将要扰乱朝政，并且祸及四国。烈士抚□【“□”为小骨字】忠臣都闭口不言，害怕张易之的权势，担心先因进谏而遭杀戮，白白死去而没有声名。况且贼寇和敌虏正强盛，赋税征敛沉重，百姓困苦，而朝廷自己放纵谗邪之人，使远近都受到动摇。臣恐怕四方夷族低头窥伺，成为边境的祸患。百姓借着伸张正义来清除君主身边的奸臣，逐鹿争夺天下的人叩击关门而来。宫门内外的卫士和近臣从中响应，与他们争战；朱雀门前有人问鼎，大明宫中，陛下将用什么来答复他们？臣如今的计策，不如收起雷霆般的威严，解开宽大的法网，恢复魏元忠的爵位和官职，使君臣关系像从前一样，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陛下即使不能斩杀奸佞、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也应当压低并剥夺他们的荣宠，剪除他们的羽翼，不让他们骄横，成为国家的忧患【奏疏上呈后，魏元忠被贬为高要尉】崔融【全节人】考中科举，被补授为宫门丞，兼任崇文馆学士。他写文章典雅华丽，朝廷需要撰写重大文告时，一定下诏命崔融起草。之】《谏税关市疏》【当时有关官署上表请求征收关市税，崔融深认为不可，便上书进谏】

译臣恭敬地看见有关官署提出征收关市税的事情，条文并不限制工商之人，而是所有行人一概征税。臣谨按《周礼》的九种赋税，其中第七种叫作关市之赋。臣私下认为，市井中纵然有许多巧诈之事，关塞中虽然有从事末业的游民，但若想因此抑制这些人，所以一概增加赋税，臣谨慎地考察古今、估量国家利弊，私下认为不应征税。现将事情条列如下，恭请圣上裁择。古代的时候，民风淳朴未散，公田只须耕种而不征税，关塞只作稽查而不征税。中古以来，浇薄的风气迅速滋长，桑麻产业疲弊，耕种收获辛苦，于是人们各自追逐流通财货，争相趋赴巧利，追求走捷径的欲望，早早忘记一年收成没有余裕，终于使田地日益荒芜，仓廪不能积粮，蚕织停止废弃，粗布也缺乏，饥寒纷纷到来，乱离于是兴起。先王鉴戒这种情形，所以随着时势变化：依靠农业根本的人一向按常规征税，经营末业的人则增加税额。所谓关市之税，是指在市场以及国门、关门征税，只收取出入的商贾之税，不征往来的行人之税。如今如果不区别商人而把各种人一概征税，事情就不遵循古法，而只是任凭末世官吏的私意，后代还仰望什么呢？堂堂圣朝，反而自取嘲笑。虽然想要以周代典章为法，却其实违背了《周官》。臣认为不可行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臣谨按《易·系辞》说：庖羲氏去世，神农氏兴起，在正午设立市场，使天下的人聚集天下的货物，交易完毕后离开，各自得到所需之物。《班志》也说：财货是帝王聚集人民、守护君位、养育众生、奉行顺应天德、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根本。士、农、工、商四类人各有职业：学习以居官位的叫士，开辟土地、种植粮食的叫农，制作工巧器物的叫工，流通财货、贩卖商品的叫商。圣王根据才能授予事务，四类人尽力而接受职务【以上是汉代《食货志》中的话】。既然四类人各自从事本业已经很久了，如今又怎么能够扰动改变他们呢？萧何说：人的情势一旦安定下来，就不可再加扰动。班固又说：曹参任齐国相，齐国安定集聚，大家称赞他是贤相。曹参离职时嘱咐后任相国说：“把齐国的狱讼和市场交给你，千万不要扰乱它们。”后任相国说：“治理国家难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狱讼和市场，是用来兼容各种人的。如今如果扰乱它们，奸人还能容身于何处？我因此把这件事放在首位。”狱讼和市场能够同时容纳善人恶人；如果把奸人逼迫得无处藏身，时间久了就会作乱。秦国施行极严刑罚而天下反叛，汉武帝严峻用法而刑狱繁多，这就是结果【以上见《曹参传》及注文】。老子说：“我无为而人民自然受到教化，我爱好清静而人民自然归于正道。” 曹参想用道来教化根本，而不想扰乱末节。臣认为不可行的原因之二，就是这个。四海广大，九州混杂；关塞一定占据险要道路，市场一定依凭交通要津。至于富商大贾、豪强宗族、恶少之徒，轻视死亡而看重义气，结党连群；稍有不满便低声怒喝、弯弓相向，稍受触犯便拔剑相对。他们平时有一点失意尚且如此，一旦改变法令，一定会彼此惊扰。趁着困穷局面，或许会导致骚动，便恐怕有人向南逃往越地，向北逃往胡地。不仅会使齐地百姓流散，也会自行搅乱不同的风俗。又如边远之地，以寇贼为邻，兴兵征讨胡人的战争年年相继。倘若因为征收赋税而引起猜疑，一旦人们逃散，拿什么来控制禁止呢？求取利益虽然急切，造成的祸害却更加深重。然而有关官署上言，不识大体，只想增加府库财物，帮助军国开支，却不知道军国因此更加困扰，府库反而更加空虚。臣认为不可行的原因之三，就是这个。孟轲又说：“古代设置关塞，是为了抵御暴乱；如今设置关塞，却是要制造暴乱。”如今行人一律征税，本末之人一同对待。且说天下各处津渡，是船只聚集的地方，旁通巴、汉，前往闽、越，连接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大船巨舰，千轴万艘，交相贸易、往来不停，从天未明直到整日。如今如果在江津、河口设置铺所收税，纳税就要检查，检查就会耽搁停留。刚经过这个津渡，另一个铺所又来阻拦。不仅国家收不到多少税钱，反而还要遭受主管官吏的索贿。船有大小，装载有多少，按照货物数量征税，沿途就会被耽搁很久。总的说来，一天之中连十分之一的路程也过不了。因为这种壅滞，必然引起叹息。一旦失去利益，万商便会废弃产业；万商废弃产业，人民就不能生活。其中或有轻捷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如佽飞、澹台子羽一类的人】，又有鄱阳那样暴躁戏谑的客人【“暴谑”见《吴都赋》】、富平那样强悍勇猛的人；他们平居就藏着钱财，出门便高举宝剑。再加以重税，因而又受到威胁；一旦野兽走投无路便会搏斗，鸟雀穷途末路便会攫取，主管此事的人又将怎样安抚他们呢？臣认为不可行的原因之四，就是这个。五帝初年的情况已经无法详考。三王以后，已有明确记载。秦、汉相承，典章制度十分完备。至于关市之税，史籍中有明文记载。秦政【秦始皇】凭借雄才大略和武力，却舍弃这种税而不采用；汉武帝凭借霸业谋略和英才，也废除它而不取用。为什么呢？关塞是抵御暴乱的地方，市场是聚集人民的地方。向市场征税，人民就会防备；向关塞征税，暴乱就会兴起。暴乱兴起，就会产生异图；人民离散，就会怀有不轨之心。人的内心没有不背离善良而喜欢祸乱的，容易被扰动而难以安定。一个市场不安定，天下市场的人心就会动摇；一个关塞不安定，天下关塞的人心就会动荡。何况浇薄风气长期盛行，改变法令本来就困难。只想禁止末业游民、谋求小利，哪里知道这会失去玄默无为的治理，扰乱大的伦理秩序呢？魏、晋的衰微，齐、隋的卑劣，也没有实行这种办法。这种道理是存在的。臣认为不可行的原因之五是：如今征收关市税，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国家用度不足、边境寇患令人忧虑吗？一旦实行这种办法，希望能够富足充裕罢了。臣请求再借用面前的筹策来筹划这件事。恭惟陛下正当圣明之时，承受天命，沉璧于洛水【则天垂拱四年，雍州人唐同在洛水得到石头，上面有文字说：“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太后很高兴，拜受洛水图书】，在嵩山刻石【载初元年春正月，地官尚书武思文和朝集使二千八百人上表请求封禅中岳，中岳就是嵩山】，铸造宝鼎以穷尽奸邪【天册万岁元年，铸铜为九州鼎和十二神，鼎都高一丈】，坐在明堂发布政令【垂拱四年十二月，明堂建成，号为万象宫，宴请赏赐群臣，大赦天下】，神圣教化广泛普及，至高德行潜移默化地贯通天下。

译东夷暂时惊动，随即就被平定消灭【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孙万荣攻陷冀州；神功元年，孙万荣军队溃败，部下杀掉他的首级投降】；南蛮刚一发动，计算日子便归降【长安三年，始安獠人欧阳倩攻陷州县，桂州都督裴怀古晓谕使其投降】；西戎五十多个国家，东西南北周边一万多里，城堡都被清除，亭堠安静。近来成为祸患的，只有两蕃。如今吐蕃请求归命，边境战事没有发生；即使当天还在屯兵，时间久了最终也会成为放松击柝戒备的状态。只有默啜【延载元年，突厥可汗骨笃禄去世，他的弟弟默啜自立为可汗；腊月，默啜侵犯灵州】暂时苟息、孤负恩德，恶行已满、祸患已盈，灭亡尚且来不及，征役已经一天天减少，烦费也一天天稀少。然而还应当颁下明确的制度，遵循质朴的原则，爱惜人力，珍惜财物。王侯旧日封赏、妃嫔公主新定的礼数，所有供给物料，都命令削减。这是陛下亲自率先实行，是尧舜般的用心。况且关中、河北水旱灾害已经多年，各处逃亡的人如今才开始安定聚集。倘若再增加重税，恐怕会引起骚动。何况太平日久，轻薄赋税已经很久，百姓承受深厚恩德，都知道自行安乐。突然改变法令，一定会多生怨恨。产生怨恨就会惊扰，惊扰就会不安。内部已经不安，外部又怎么能够抵御呢？周文王说：“帝王使人民富足，霸主使土地富足；治理国家时像财用不足一样谨慎，扰乱国家时却像财用有余一样挥霍。”古人有话说：“帝王把财富藏在天下，诸侯把财富藏在百姓，农夫把财富藏在粮仓，商人把财富藏在箱箧。”希望陛下详细考虑。臣认为不可行的原因之六就是这个。陛下留心观察天下，专注思考政事的根源，不顾炎热酷暑，早早临朝、晚晚休息；一日两日，机要政务没有遗漏；顺应先天、后天的道理，虚心而周密地应和时政得失。臣年少浅陋，哪里知道这些，只能一概陈述愚昧之言。面对纸张惶恐不安【奏疏上呈后，武后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张柬之【襄阳人，字孟将。永昌年间以贤良科考试第一名，提拔为监察御史；因诛杀张易之兄弟有功，授任天官尚书，封汉阳郡王。后来被武三思构陷，贬为新州司马，死在贬所】《请罢兵戌姚州书》【按旧例，每年派五百名士兵戍守姚州。那里地势险峻、瘴气严重，士兵一到驻地便常常死亡，所以张柬之论述其弊端。姚州就是今天的云南地区】姚州，是古代哀牢的旧国，地处遥远荒僻的境外，山高水深。从有人类以来，直到后汉，都不曾同中原交通。前汉时期唐蒙开通夜郎、滇、笮等地，而哀牢没有归附。到光武末年，才请求归属内地。汉朝设置永昌郡来统辖治理，于是征收当地盐、布、毡、罽等物的税，以此使中原获利。它的国家向西通大秦，向南通交阯，奇珍异宝按时进贡，从未缺少。刘备占据巴蜀时，常常因为甲兵不足而困乏。刘备死后，诸葛亮五月渡过泸水，收取当地的金银盐布，用来增加军队储备；又派张伯岐【张嶷，字伯岐】挑选当地精壮勇士，以加强武备。所以《蜀志》说：“自从诸葛亮南征以后，国家因而富足，甲兵充足”【晋泰始七年改置宁州，后来被李寿占据；蜀汉灭亡后重新归晋所有，宋、齐沿袭其制；梁朝改为南宁，承圣末年被群蛮占领；隋开皇年间后来又设置南宁州；唐武德四年设置姚州，统领羁縻州三十二】。由此说来，前代设置郡县，获利相当深厚。如今盐布之税不能供给，珍奇贡物不能进入，兵甲之用不能充实军队，财货的收益不能输送给大国，却白白耗竭府库，驱使役率平民，使他们在蛮夷之地服役，肝脑涂地。臣私下替国家感到可惜。汉朝因为获得的利益很多，便翻越博南山，渡过兰仓水【兰仓水今名澜沧江，源出吐蕃嵯和哥甸鹿石山，流入丽江府，经过大理、永昌东北罗岷山下；两岸峭壁直立，如截断的城墙，铁索飞桥悬跨千尺，也叫博南津。又向东南经过防化、顺宁、景东、镇沅、车里，流入交阯的富良江】，又设置博南、哀牢二县。蜀地百姓忧愁怨恨，行路的人作歌说：“翻过博南山，越过兰津，渡过兰仓水，都是替别人”【永平十二年之事】。大概是讥刺汉朝贪图珍奇、盐布的利益，反而被蛮夷驱使服役。汉朝获得利益，百姓尚且作怨歌。如今国库储备日益减少，费用日益扩大，却使陛下的百姓身体涂满野草，尸骨不能归还，老母幼子在千里之外哀号，遥望祭祀；对国家没有丝毫利益，却使百姓承受终身的酷刑。臣私下替国家感到痛心。从前诸葛亮攻破南中，让当地首领彼此统领，不设置汉官，也不留下军队镇守。有人问其原因，诸葛亮说：“设置官员、留下军队有三件难以处理的事。”大意是说，设置官员会使夷人和汉人杂居，猜疑嫌隙必然产生；留下军队会使运输粮食成为更大的祸患；如果忽然反叛，耗费劳力财物就会更多。但最初设置纲纪，制度自然可以长久安定。臣私下认为诸葛亮这个策略十分高明。羁縻蛮夷的方法，如今姚府设置的官员，既没有安定边疆、平息盗寇的心思，又没有诸葛亮既放纵又擒制的才能，只知道施行诡诈谋算，任意剥削，贪婪劫掠，积习成常；煽动酋长首领，结成朋党；折腰支颐、谄媚嬉笑，取悦蛮夷，跪拜匍匐，再没有一点羞耻；带领子弟，呼啸招引凶恶愚昧之徒，聚集在边地赌博，一掷便达数万。剑南的逃犯、中原的亡命之徒，有二千余户，现已散居在那些州县，专门以抢夺为业。姚州本来是龙朔年间武陵县主簿石子仁上奏设置的；后来长史李孝让、辛文协都被群蛮杀死。前朝派郎将赵武贵讨伐，赵武贵和蜀兵很快就战败，残存的人无一幸免；又派将军李义总等前往征讨，郎将刘惠基在阵中战死，于是姚州被废弃。臣私下认为诸葛亮所说设置官员、留下军队有三件难办的事，他的话如今都得到了验证。到垂拱四年，蛮族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防干福又请求设置州，奏说所有赋税都从姚府管辖范围内征收，不再劳扰蜀中。设置州以后，录事参军李陵被蛮人杀死；延载年间，司马成琛上奏请求在泸水以南设置七个镇，派蜀兵防守，从此蜀中骚扰，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

译况且姚府总共管辖五十七州，巨大的奸猾之徒和游荡之人多得数不清。国家设置官员、划分职务，本来是为了教化风俗、防止奸邪；如今却无耻无厌，混乱到了这种地步，不论夷人还是汉人，犯罪负罪都很深，眼看着道路上的抢劫杀人也不能禁止。臣恐怕一旦发生惊扰，祸患会更加扩大。恭请省罢姚州，使它隶属于巂府，按时朝见，与蕃国相同；泸南各镇也全部废除，在泸水以北设置关卡，百姓除非奉使入蕃，不许彼此交通往来；增加巂府的兵力，选择清廉贤良的官员来治理它，臣愚昧地认为这样将会稳妥便利【奏疏上呈后没有被采纳；开元末年，南诏逐渐强盛，天宝九载终于占有云南地区，僭越地称国号为大理】宋璟【南和人，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后来官至吏部尚书、侍中，封广平郡公】《封还诏书奏》【祁公王仁皎去世，他的儿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按照窦孝谌的先例，修筑高五丈二尺的坟墓，唐明皇答应了他，宋璟、苏颋坚决争辩】节俭的德行是恭敬，奢侈则是最大的恶。僭越礼制、厚葬死者，是前代所告诫的。因此古代有坟墓却不修高大的坟丘，人子即使因哀痛迷乱，也不至于无暇按照礼制自我约束。所以圣人制定斩衰、齐衰、缌麻、免【音问】等丧服，衣衾、棺椁也各有规定的等级和数量。即使是贤者，也要克制自己的私情；至于苍梧的荒野、骊山的坟墓，善恶各自分明，图籍史册都有记载。众人都致力于奢侈，唯独能够节俭，这就是所谓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中宫如果以此为理由进言，这个道理本来可以诚恳地劝谕她。有人说窦太尉的坟墓很高【窦孝谌是昭成皇后的父亲、皇帝的外祖父】，认为可取的先例并不远；即使说过去没有极力陈述这件事，偶然发布命令只是一时之举，也不能作为永久制度。贞观年间嫁长乐公主时，魏征认为不能超过长公主的规格，太宗欣然采纳，文德皇后派使者厚重地道谢【长乐公主嫁给长孙冲，太宗命有关官署资助嫁妆，数量加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说，汉明帝想封皇子时说“我的儿子难道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吗”，如今资送公主的物品超过长公主，难道不与汉明帝的意思不同吗？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入内告诉皇后，皇后请求派中使带钱帛赐给魏征】。韦庶人追封她的父亲为王，擅自修筑酆陵【韦后的父亲韦玄贞追封为酆王，庙号褒德，陵号荣先】，但祸患很快就接踵而来。国家知道人的欲望没有穷尽，所以制定制度，不因某个人而动摇，也不因爱憎而改变法令。近来民间竞相追求奢靡的葬礼，如今凭借皇后的父亲是尊贵的外戚，不担心财用不足，修筑高大的坟墓和寝殿，不担心无人承担，百般物资由官府供给，一朝之间就可以完成；而我一再听说这些事情，只是想成就朝廷的政令和中宫的美名罢了。倘若中宫的情意实在不能改变，请准许按照一品官陪葬陵墓的制度，坟高四丈，这样大概相当合宜【奏疏上呈后，唐明皇对宋璟等说：“朕每件事都常常想端正自身来成就纲纪，至于妻子亲属的感情，难道会有私心吗？然而人所难以进言的事情也正在这里。你们竟能再三坚持，成就朕的美事，足以使万代以后在史册上发扬光大。”于是派使者带四百匹绢分别赏赐给他们】张说【字道济，洛阳人。唐明皇时，官至左丞相，封燕国公】《梁国公姚崇神道碑铭》八根柱子支撑上天，崇高光明的位置由此确定；四时形成万物的形态，养育万物的功业由此存在【《列子》：“亭之毒之”，毒即养育】。划分天下为九州，是禹的功绩。尧享有盛大的声名，播种并教导四时百谷；弃有这样的功劳，舜称赞他的至德。由此说来，能够知人就是明智；如果没有贤能之臣来辅佐治理，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哪一代会没有这样的人呢？唐朝宰相说：“梁文贞公，官位是皇帝的四位辅弼之一，才干是国家的六根羽翮【《韩诗外传》说：鸿鹄一飞千里，所凭借的就是六根羽翮】，言论是当代的准则，行为是世人的表率。他大概是山岳降神、应时而生的人。公名崇，字元之，姓姚，是有虞氏的后代。远祖来自吴兴，近世迁居陕地，如今家居洛阳。他的显考是长沙文献公，在王室建立功勋，创建旟嶲府【崇的父亲姚懿贞，观州时任嶲州都督】。公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了，却能扩大前人的事业，意气激昂地成就学业，声誉日益传播。论武略，武库中矛戈森然；论文才，文房中礼乐无不具备。二十岁时补任孝敬挽郎，又在制举中考取高第，历任濮州、郑州佐官【崇应举时下笔成章，被授为濮州司仓参军】，都有声誉和政绩，入朝任司刑丞。天授年间，狱吏严酷苛密，公执法公正无偏，救活了许多人【天授是武后的年号。酷吏周兴、来俊臣被诛后，崇从容向武后说明罗织罪状之事，以百口担保朝臣没有谋反，武后因此高兴】。升任夏官员外郎、郎中、侍郎，朝廷称许其才能，于是掌管军国大事，升任凤阁侍郎、监修国史，兼任相王府长史。起初，武则天像楚王为穆生置醴一样礼遇他【楚王曾为穆生置备甜酒】，后来又如飞龙呈祥，使他蒙受陪乘的恩宠【昌容曾为黄帝陪乘；这里说玄宗在新丰讲武，召崇陪同游猎】。从此以后，他始终担任重任，三次任兵部尚书，三次入任中书令【武后时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夏官尚书；出任亳州刺史；相王即位后授兵部尚书，升任中书令；出任申州刺史；玄宗即位后又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次任礼部尚书、左庶子，又任肃政大夫，总领灵武军库兵马；还任司仆卿，主持陇右监牧使事务；出任亳、宋、常、越、许、申、徐、潞、扬等十郡长官。景云初年，因是藩王府旧属官，封为梁国公，享受百户赋税。公性情仁慈宽厚，行事简约平易，胸怀虚静而博爱，但泾渭分明、毫不混杂；真诚率直而直截尽意，却能无穷地应对变化。他常常用这样的心态来处理事务，所以所到之处，百姓便如风吹草伏，桀骜之人也被教化而顺从。不必声色俱厉，教化自然成功；不必施加威势，政事自然条理分明。离任后，人们怀念歌颂【《汉书·循吏传序》说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之地百姓富足，离去后人们都思念他们】；任内百姓又唱起盼望其早来的歌【廉范任蜀郡太守时，百姓歌唱：“廉叔度来了，为什么这样晚？”】。等到他登上治理国家的职位，最终使君臣和军民都和睦相处。

译等到他任宗伯，神人都能和谐相处。如今的中书省，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谋划政事兼及百官，论说道理总摄三台。公掌握国家的权柄，使王法如金玉般珍贵，使天下大化顺应秩序，吉祥征兆不断到来；盛德感通上天，声名成就后便退让自身。朝廷授他开府仪同三司，以提高他的品秩、安逸他的志趣【崇推荐宋璟代替自己，于是以开府仪同三司之职罢免政事】。起初，太夫人还在世，公任职中书省，受到宫禁限制，便请求侍奉母亲早晚起居。优诏答应了他，不久又命他回任。公坚决请求，甚至流泪，诏书说：‘家中有贤弟，足以安慰母亲的心；国家有栋梁之臣，怎么可以暂时缺少呢？’后来他出任江表，朝廷敦促诏谕他复职；服丧期间外表穿着丧服，内心悲痛毁伤【《诗经·桧风·匪风》有“棘人”之语，形容哀痛；“栾栾兮”形容瘦弱】。这正是变通礼制而合乎权宜，博通见识之人所珍重的做法。神龙初年，他参与谋划中宗复位【神龙是中宗年号】。分封井田赋税之事，他多次辞让，最终停止任用。像这样革除旧制、建立新政，在大来小往之间，遭遇得失而不显露于脸色，进退而不失其正道的人，实在少见。君子说：忠而不忘亲，是仁；悲哀而不耽误政事，是义；把功劳让给别人、辞退声色，是礼；挽救世道而保全名声，是智。以仁德领导人，以义理和谐下属，以礼制安定上位者，以智慧周全自身，他理应光辅四位皇帝【武后、相王、中宗、玄宗】，身居显贵三十余年，享有池台琴筑之乐，安闲度过晚年，把爵位封土传给后代，终身保有禄位。享年七十一岁。开元九年九月，他因病卧床，死于东都慈惠里。皇上为之哀悼，国人都思慕他；抚摸灵床而停止春日宴乐，前所未有【《丧大记》：“君抚大夫”，是说君主在床上抚摸大夫的尸体；《战国策》说五羖大夫死后，舂米的人都停止相互撞杵】。诏令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贞，这是合乎礼制的。开元十年二月，葬在万安山南面的原野，墓葬是在他病中安排的。病重时，皇帝派人赐食，御医为他诊视用药；死后，宫中使者前来吊唁，仪仗送葬，君臣之间的情义，深厚没有超过此事的。儿子姚异、姚奕想要缀辑父亲遗留下来的美德，以寄托无穷的哀思。皇帝下诏命掌管文章的官员，为这位有盛德的老人叙事，铭刻功绩，以此荣耀宗臣、彰显英烈。皇帝于是挥洒恩泽于仙笔，镌刻丰碑，使日月照临佳城，使烟云在神道上变幻。珍藏这篇文字，另立为群玉之山，禁止砍柴割草，以此表彰三司之墓。铭文说：源流出自有虞氏，支派分自吴地；为避祸迁居鲁地和陕地，家居洛阳都城。神明与远祖相契，山岳河渎显示真实祥符；辅佐圣主恰逢其时，贤能降生并不孤单。仁德将勇气一同成就，孝道和忠诚同时具备；学问如刀刃丛聚生长，文章的锋芒迅疾奔驰。才能刚安于卑微职位，便驰骋于长远仕途；既有真实功业，又仿佛虚静无为。三次主持军国大事，一两次提出宏大的谋略；军权尤其重要，王命尤为枢要；兼任职务责任重大，长期执政荣耀殊异。礼服上的文饰更加灿烂，丹青描绘永不变色；以宽容对待万物，以明鉴区分各方。对外有时表现得放达，对内始终受礼法约束；劝诫虽要动口，进谏也不惜身体。人们只看见他的浑厚质朴，谁能详知其中的美玉般品德？伊尹、皋陶的功劳不过尺寸，管仲、乐毅的才略不过锱铢。声名成就而自身守正，言语诚实而愿望可信；正要辞去汉代的俸禄，却又蒙受齐国的组绶。功业既积累又散去，人生欢乐也终于尽了；河流归向东方尽头，太阳已向西边下沉。皇上在帷幕中哀恸，四方道路上的人也悲伤；如蓝田美玉、荔浦明珠一般的人才，承载广大吉庆，于是弘扬典章谋略。丰碑于是树立，盛大功业由此铺陈；皇帝屡屡思念，亲自挥洒仙毫。镌金刻石，刻成凤篆龙图；七曜之光为之震动，九泉之下也蒙受恩泽。铨选贤能的人叙述其事，理义郁积而文辞铺陈；寻求旧日铭文来求其实，却惭愧自己才力枯竭、文辞芜杂。遥想云雾，仍思念江湖；有道之人的德行，哪里能够超过？延陵季子的墓前，只能在这里空自叹息。无论生死，无论始终，相隔多么遥远啊！《宋公遗爱碑颂》【宋璟任广州都督时施行惠政，广州人为他立遗爱颂。宋璟上言说：颂是用来流传德行、记载功劳的，我的治理不足以记载，广州人因为我曾任宰相，便替我写过分的言辞，只会成为谄媚；希望纠正此事，请从我开始。皇帝下诏允许停止立颂】。唐朝治理天下九十八年，百姓的恩泽遍及海边，玄妙的恩惠漫延到荒远之外。天子想到偏僻乡里的闭塞和边远道路的险阻，有些官吏不守法、不驯顺，百姓有的不得安康、不能安居。于是命旧相广平公宋璟镇守这片远方土地，作为南州的表率。使五管的政教得到推行【五管指广州、邕州、容州、桂州、交州】，总领三军旗鼓；疆域方圆万里，逐渐使九译之人都归顺。诏书下达之日，众人纷纷如顺风倒伏。威名为什么能这样走在一切之前呢？公从前手执白简，登上琐闼，推诚直谏，不顾自身安危，触犯英主的龙鳞，踩踏奸臣的虎尾。挫败二张的锋芒，声威震动天下【璟任御史中丞时，有人飞书告发张昌宗，璟请求彻查，于是收捕张易之等下狱。不久诏令赦免他们，命二张到璟处谢罪，璟拒不相见】；折断武三思的骄横气焰，气势压倒风云【神龙年间璟任黄门侍郎，武三思多次有所请求，璟厉声说：“如今已经恢复太子、让皇帝亲自执政，怎么还能干预朝政？”】。因此，他在天上如紫微宫的四颗辅星，是皇帝的辅弼【紫宫有四颗辅星】；在地上如五岳，是上天的支柱。他入朝为宰相，是君主的股肱；出朝镇守，是百姓的父母。至于担任本州的长官，饮食有节制，衣服有常规；内心清正，政务简约；面色严肃，下属全都敬畏服从。威严肃穆，光明显著，本来就是不发怒也有威势、不说话也能取信。即使有刺青、凿齿、披发、垂耳等不同风俗的人，穿着草衣、木衣【粤地有桄榔树，其木可制成面粉】，在山中筑巢、临水居住，部落不同、风俗各异，也都受到教化而趋于一致；语言虽然不通，内心却已经明白了。公率领百姓修筑土墙，教人烧制瓦，房屋全都涂抹泥土【“▯”是籀文“塈”字，《说文》说：“尔惟涂塈茨”】。白天出游，可以看到华夏风俗，家家都拆去茅草屋顶；夜间劳作，也不再发生火灾，这是建筑房屋带来的好处。从今以后，前往各国的船只车辆，海中的珍宝云集而来；货物没有两种价格，路上有人遗失金钱，异域之人相互改变旧日的归途，远方来的人都把我们的边郡当作内地。交易的平坦便利，竟达到如此地步。因此，能写文章的人都把这些作为美谈。这大概就像微子离开殷商以后，周王者襄公伐楚并将得到诸侯归附，又像《尚书》中东汉的雅望宋弘【宋弘】，以及北齐黄门侍郎的美德【北齐宋士素沉静少言而有才识，官至黄门侍郎】。宋氏世代都是著名公卿，《诗经》所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努力修明他的德行”，广平公正是这样的人。至于过去者退屈，后来者伸展，往来相互召唤，哀乐也接续不断。鸿雁飞行沿着水洲，女子安居于水边；公穿着绣有龙章的衮衣归来。人们思念郁结，感叹不已。广府司马谭瓌、番禺耆老某乙等共同刻石来流传他的美德。我是《春秋》一类文章的作者，难道会苟且对待文辞吗？

译我一向敬重宋公作为王臣的崇高地位，接着又赞美谭先生歌颂德行的义举，并远远感念当地耆老对宋公离去后的勤恳怀念。越裳改变风俗，使人知道周公才能的美好【越裳进献白雉，周公作《白雉操》】；吉甫作颂，赞美申伯成为藩屏、宣扬四方【《大雅·崧高》说：“四国于蕃，四方于宣”，这是吉甫为赠给申伯而作的诗】。观察政绩、启迪后人，怎么可以废弃呢？颂曰：让王朝的宰相降临遥远的国土，南方边地的神灵歌唱，北户迎着阳光，南海起舞【交州、林邑开北户以向日】。斟酌七德，考察六经；政令统一，言语不需重复。草木得到滋养，鱼鳖获得安宁；改变蓬草屋，修整篱笆墙。瓦片排列如鱼鳞，厅堂屋脊如鸟翼；白日洞开而光华照耀，夜晚明亮如月。火灾不再焚烧，狂风不再吹扬。事情虽从近处做起，恩惠却无边无疆。昆仑的珍宝、西海的财货，越过万里，每年都来一次；船只如同岛屿，货物堆积成台。市场没有欺诈，道路没有盗贼；旅人忘记了家门，夜晚门户也敞开。越过井冈，经过石门道路；金鼓不再令人忧愁，旌旗却格外鲜明。来时为什么这样晚，离去为什么这样早？用犦牛祭祀，以菌鸡占卜；神灵降下福佑，愿公长寿安考。苏颋【字廷硕，雍州武功人，宰相苏瓖之子，开元年间袭封许国公，升任同紫微黄门平章事，死后追赠右丞相，谥文宪】。开元三年处分朝集使诏。诏令朝集使等：朕自登临帝位、统治天下，转眼已经三年，何尝不是战战兢兢、勤勉不懈，振作精神治理政道，希望抛弃不够敦厚的做法，培育风俗、安定百姓，使天下逐渐达到这个目标。苛刻的政令比猛虎更凶，贪婪的人可比作害虫盗贼。近来虽然临轩派遣使者，却还不能澄清纠正这些弊病：有的苛刻盘剥而伤害百姓，有的骚扰百姓而妨碍农事，有的背弃公义而趋向私利，有的只顾保全自身、养成虚名，以至钱粮不能入库，纺织机轴空置，贫病者接连不断，流亡和逃役的人不能返回。况且四方事务繁多，难道由朕一人独自教化？共同治理天下的重任，不依靠卿等还依靠谁？卿等到了州里，要彼此勉励，勤勉抚恤孤弱，劝导督促耕种养蚕，各自尽到清廉勤勉的职责，不要有任何毁坏和废弛。《谏銮驾亲征表》【开元初年，吐蕃侵扰边境，各位将领屡遭败绩，皇帝大怒，想亲自统率军队讨伐吐蕃。颋上疏劝谏，皇帝没有采纳，于是又上了这篇表。后来薛讷大破吐蕃，因此皇帝停止了亲征。】臣某上言：陛下怜悯边境百姓，愤恨这些凶恶之徒，竟一定要亲自出兵征讨。臣听说，天子发怒，可以使尸体横陈百万，血流千里。像吐蕃这样的敌人，不过正在偷偷侵扰，犹如猪偷食一般，也不过是锅中跳跃的鱼罢了，又哪里值得承受陛下的怒火呢？臣愚昧地私下认为此事不可行，为什么呢？近年以来，百姓贫困不足，岐、陇以及河、渭一带，动不动就没有储存粮食的仓廪。如今皇帝亲自迅速出征，仓促之间筹办供应，如果按照法令缓慢办理，必然会使我军缺乏军需；如果用刑罚强迫加快办理，百姓又将无所适从。此时不可出征。边地将士有的已经交锋厮杀，报捷的紧急文书接连传来。料想敌人的势力，已经不能长久支撑。陛下如果乘轻车如闪电般出发，就会有损于慎重持稳的考虑；如果按照部伍缓慢行进，又不合乎赶赴敌人的道理。这种形势也是不可行的。大概所谓王者的军队，是有征讨之名而没有实际战斗。假如说吐蕃进贡有所缺失，王命令征讨，于是就在都城郊外整顿军队，等吐蕃找到了辩解的理由便停止，并不是说披甲临阵，使敌人畏惧而不敢交战。因此，古代的圣帝明王没有亲自统率军队的。所说黄帝经历五十三次战斗，是在开创蒙昧之世时的事情，并非太平之世的根本。所以自阪泉之战以后，黄帝终身修养德行，与七位圣人游于具茨山，斋戒三个月来寻访道术。如今陛下从凤翔的藩王府第起身，像龙腾跃而登临帝位，不到一天便重新建立乾坤，一声号令就平定祸乱；这样，陛下的圣明已经超过黄帝，而经营治理天下的功业也已经完备了。所以陛下应当居于高位，深思远虑，制定礼仪，制作雅乐，封禅梁父山，登临崆峒山，从容雅歌，成为后世君王效法的榜样。京城以外的军务，交给各位将军去办理，何至于厌弃玉辇，甘愿身处刀兵之中，想在马上邀取功劳，去做一个人的敌手呢？如今吐蕃只派遣偏将和小丑般的人物，侵犯大国。我国军队尚未取胜，仇恨却已经加深。陛下又要屈尊亲自远行，作为他们的敌手；即使这样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也还不足以向四方夷狄夸耀，反而恰好足以使敌人骄横，使天下蒙羞。况且护卫随从人员中，有一半不是作战士卒，却要供给他们往来行走，每天耗费千金。与其倾尽耗损储备的资财，哪里比得上转而招募骁勇强健之士？重赏之下，必定会有勇士。用敢于死战的军队，去对付疲惫衰老的敌寇，就像推倒山压碎鸡蛋一样，何必劳烦圣驾亲自出征呢？何况事情有不可轻视的，敌人也有不可小看的。过去周王的军队被困于祝聃【《左传·桓公五年》说：周王讨伐郑国，郑军会合后进攻周军，周王的军队大败，祝聃射箭，射中周王的肩膀】；汉高祖在平城陷入困境【汉高祖七年，亲自率军攻打匈奴，在平城被包围】。怎么能说吐蕃没有祝聃这样的将领，河右没有平城这样的险境呢？千金之家的子弟，坐着时也不靠近厅堂边缘。圣人终日不离开辎重车辆，这件事不可忽视。臣又听说，吐蕃入境时，只是奔逐羊马，并不至于杀人。再说，几条道路的军队一同推进，按队伍行进而将要出发的人，如果有所企图，恐怕会与北方的狄人联合谋划。陛下如果一定要亲自参加战事，经过岐、陇一带，假如幽州、并州传来警报，灵州、夏州接连点燃烽火，突厥骑兵向南侵入，形势又如同吐蕃一样，长安百姓必然惊慌骚扰，太上皇帝难道不会忧虑劳顿吗？陛下面对三个敌人凭恃势力侵凌，究竟应当先攻击哪一个？难道可以使西军被牵制，又分兵抵御北方胡人，在野外驻扎期间，远距离谋划朝廷不战的策略吗？如果帝城空虚，众人又能仰赖谁呢？臣因此坚定地说：陛下居中统筹而取得胜利，是防止祸患萌发、杜绝事态渐渐扩大的上策。如今只要征发各郡县的军队，选拔贤能的将领，再为他们大量招募士卒，严格地与他们约束；对那些战败、受挫而违反军纪的人，已经应当施行必罚的诛责；对那些勇敢杀敌的人，也希望加以确实兑现的赏赐来鼓励他们。同时悬赏敌军中能够斩杀酋帅以下人员并归降的人，以及边军将士中俘获、斩首敌寇的人，都制定优厚的赏格颁发给他们，我军一定会大为振作。敌人听到这些消息，自然会自行解散离去。再说，万骑官有数千人，他们所受国家的恩惠已经很多了，而且都熟悉训练，具有勇武雄杰之才，远近都对他们有所畏惧。陛下如果提拔他们担任将帅，或者让他们整备军队、行军受命，跟随出征，完全可以用来威慑敌人。何况几十年以来，受到过多重宠幸的人很多，于是有了只求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的臣子，也有亲戚中贪婪谄媚的人；并且有人厌弃凭军功进阶，而勋臣之家却封爵满门，以至于穿紫衣的人堵塞道路，穿朱服的人充满朝廷，他们全都能够侵害国家、残害百姓，却没有见到一尺功劳、一寸成效。

译自从陛下想要餐风宿露、亲自冒犯边疆尘土以来，却没有听说有人献上一条奇谋、提供一条策略，或因君主忧虑而以臣下受辱为由请求代替出征；反而只是耗尽府库财物，竭尽征税所得。唉，这正可以说是“六蝎五蠹”【“六蝎”见商鞅言论，“五蠹”见《韩非子》】。这就是臣捶胸痛心、替陛下说这些话的原因。为什么不挑选那些白领俸禄却无所事事的人，暂且命他们抵御敌寇？这些人只顾爱惜自身，反倒让国家收容养活蝎虫蛀虫，轻率地劳烦圣驾；贾谊长声叹息、继而痛哭，正是为了这种情形。从前楚汉相争，楚强汉弱，汉高祖尚且说：‘即使让受刑的罪犯来攻击项羽，我也不能与他比力气【项羽想同汉王单独决斗，汉王说：“我宁可斗智，不愿斗力。”于是列举项羽的罪过，说：“我让受刑的罪犯去攻击你，何必苦苦同你交战？”】。在那样局促的形势下，尚且能够如此，何况如今四海之内都是臣民，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土，而小小的一个敌寇，好比一只蚊子附着在九头牛身上，陛下却要降低万乘之尊，亲自承受战事的变故，轻视帝王的尊严而看重安逸，这种庸臣之见，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采取。三皇善于任用仁圣，五帝善于运用智勇；陛下处在三皇五帝那样的时运中，却舍弃他们的长处，这不符合英武之主的称号。有议论者说，陛下先前想征讨匈奴，已经制定行军计划却又停止，如今必须出兵一次，以向万人显示信用；这是大错。用兵是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取胜，所以不嫌使用诈术，而崇尚权变。如今凭陛下英雄的资质，发布亲征的命令，敌人听闻便恐惧，我军声势已经张大；再训练熊罴般的勇士，推举将帅，见到可以进取的机会便前进，施展变化如同神明，正可使人觉得幽深遥远而难以测知、广大高深而不可揣度；人因此服从，信用因此建立，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如今如果在岐山、陇山以外停留，骚扰疲惫贫困的百姓，征发的兵力不过数万，又因饥荒积年而军队不能吃饱；州县急于供应费用，力量不足以救援边疆；军队行动受编制约束，势力不足以奔赴敌阵。假如突厥骑兵纷纷侵扰，京城空虚，人心容易动摇，难以安定，这些不能不考虑。若使太上皇暂且忧劳、连饭都顾不上吃，就是陛下凭天下之大却不能使亲人安宁，愿陛下认真考虑。如今占卜已经确定出征日期，不能突然停止；但可以推迟出发之日，表示选择良辰，以等待西军的动静，似乎是长久防备之计。臣愚昧所陈述的意见，也希望陛下从众多计策中择善而从。臣听说，奉养父亲、侍奉君主，最重要的是忠和孝；何况臣职在弥补朝廷的缺失，更加思考直言，如果能有一点微薄的益处，死也无悔。前四天我已经在阁门封进一篇奏表，恐怕陛下还没有全部阅览，所以今天再次竭尽愚见，并不是胆敢阻挠既定规制，实在希望扩大天子的听闻。轻率议论时政，伏地等待刑罚。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官至中书令，死后谥文献；开元以后天下称他为曲江公而不直呼其名】开元三十一年，处分十道朝集使诏。诏令：朕登临帝位统治天下二十多年，每每思考至高的治理之道，实在依靠群贤，何尝不广泛寻求奉行善政的人，与他们共同达到治道？旌旗车舆使他们光荣受宠，甘露、凤凰等祥瑞却寂寥无闻、没有记载。难道是朕的德行不足以感应招致祥瑞，还是众位官员的才能已经达到极限？因此朕在睡梦中也增添叹息，殷切长久地思念，另作今后的打算，或许还不算晚。一个郡的政务，系于郡守一人的才能；源头清澈，蓬草和麻自然会挺直。做长官的，难道可以不勉励自己吗？卿等到了州里，要相互慰勉教导，以符合共同治理天下的意旨，发扬分担忧劳的职责。至于江左以及山南地区，年成稍有歉收，百姓已经面带菜色，都是因为喜欢追逐眼前利益，却没有为水旱灾害储备粮食，一旦遇到凶年，便无不缺粮。这就是政事违背了预先谋划，百姓没有互相劝导分财；想避免百姓流亡逃役，是不可能的。百姓就是弱者，怎么能够自己谋划呢？政治就是匡正，应当纠正他们的弊病。各地长官，难道可以不勉励吗？要考察土地物产的适宜，致力于耕种养蚕这个根本，不因时令而妨碍、夺取民力，官吏也不要侵扰盘剥。百姓富足之后再施教化，还怕不能治理好吗？至于边镇和征役负担沉重、孤弱之人命运困苦的，应当加以哀怜，以成就仁慈宽恕。其余平常科条所禁止的事情，自然可以举而施行，哪里用得着逐条细说？现在正要振举纲纪。从前庚子年制书已经说明治理的要领，仔细体会其中意思，不要认为只是空话。如果风俗教化还没有弘扬，议论又不能弥补过失，最终只想着入朝谋求升迁，不要说自己不知道，否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地方长官和属官，都应该好好思考。朕对贤能之人的期待，不吝惜官职品秩，只看声名和实际是否相称，只凭履行职责的表现。古代刺史入朝可以任三公，郎官出任可以治理百里之地，难道有固定限制吗？为什么如此急切而不能安心治理郡县呢？实在应当振作精神，以等待今后的诏命，并立即好好离京赴任。请求重视郡守县令、谨慎选拔官员的奏疏【当时唐明皇刚即位，张九龄任左拾遗】。违背政道的气息，会表现为水旱灾害。天道虽然遥远，它的应验却很近。从前东海郡冤杀孝妇，天旱了很久；一个官吏判断不明，使一个妇人无罪而死，上天就显明了她的冤屈。何况天下四方的百姓，性命系于县令，生计依靠刺史；陛下所任用、共同治理天下的人，还有比他们更亲近百姓的吗？如果任非其人，水旱灾害的原因难道只有一个妇人吗？如今京畿以及声望显赫的州郡，尚且很少能慎重选择刺史；江淮、陇蜀、三河的大府以外，任用的人更常常不合适。由京官出任地方官的，有的自身有过失，有的政绩不佳，把牧守的职位当作贬逐之地；有的因依附权贵而升到高位，等到权势衰落，又说他不称职，把京官外放为州官。武夫和流外官积累资历而得到任用，根本不考虑才能。刺史尚且如此，县令更不用说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负责务农治本的职位，却被热衷升进的人轻视。承受弊政的百姓又遭不肖官员骚扰，圣明教化从此销沉郁结。原因就在于没有选用亲近百姓的人来成就治理。古代刺史入朝可以任三公、郎官，出朝可以治理百里；如今朝廷士人只愿入朝而不愿外出，对谋求私利来说，实在很得意。京师聚集衣冠之士，也是声名产生的地方，只要从容依附权贵，不必辛劳便能成功。这对京官极为有利，却不利于地方。

译有才智的人、怀有求利之心的人，哪里肯再出任刺史、县令？国家依靠才智之人治理，却常常没有真正亲近百姓的官员，是因为陛下没有依法革除这种弊病。臣愚昧地认为，治理的根本不如提高郡守县令的地位。郡守县令地位提高，有才能的人就可以施展。应当立即制定资历科条：凡没有历任都督、刺史的，即使科举名次很高，也不得任侍郎、列卿；没有历任县令的，即使有良好政绩，也不得任郎官、给事中、中书舍人、都督。郡守县令即使任地偏远，也应使他们在外任职不超过十年。如果不这样挽救弊病，恐怕天下仍然不能治理。古代选拔士人，只取能够称职的人，所以士人修养平素品行，而不去侥幸求进；奸诈虚伪自然停止，流品也不混杂。如今天下不一定比上古更需要治理，却比从前事务多了一倍，实在是因为不端正根本，却在末节上设置巧法。所谓末节，就是吏部的条文章程；举选事务成百上千，舞文弄墨的吏员沉溺于文书，狡猾的史吏和奸徒借机作恶求进。臣认为最初设置簿书，只是为了完备遗漏、防止弊病；如今反而在案牍上追求精细，却忽略人才，这就是所谓把剑掉进江中，刻记号在船上寻找。凡是称赞吏部能干的人，就说他从县尉、主簿做起，由主簿升任县丞；这只是执着于文书、知道官职次序罢了。竟然不论一个人贤能还是不肖，难道不是荒谬吗？吏部尚书、侍郎本来就是因为贤能才授予的官职，难道他们不能识人吗？如果识人很难，选十人能得到五个，也就可以了。如今却被格式条文胶固，只依据资历配定职位。为官职选择人才，原本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时人有“平均配给”的讥讽，官署却没有得到贤能之人的实际成果。臣认为，选官部门的制度，弊病在于一成不变。如今若对刺史、县令精心考察其人，那么各地每年应当选送的人，都先考察才干品行，能够进入流品后再送到吏部，吏部还要进一步选择。以任用人数的多少评定州县的优劣，那么州县就会谨慎荐举，能够任官的人才也会增多。吏部依据州县已经做成的考察结果办理，就不会有庸人充塞。如今每年选官竟以万人计，京师粮米物资都被消耗，难道是人才真的这样多吗？大概是冒充滥进才达到这种地步。现在竟用一首诗、一篇判词来决定优劣，正好使贤人被遗漏，这是清明时代的失政。天下虽然广大，朝廷官员虽然众多，如果任凭毁誉混乱、听受不明，事情就完了。假如知道一个人的贤能，各有品第；每当有官职空缺，不按次序任用他，难道不可以吗？如果各部门的重要官职以下都让低等人冒进，那么这种选拔就不分高低，只看是否有人获得任用。因此清正的舆论不能树立，名节不能修养；善士坚守志向而迟迟不得进用，中等之人却钻营求进、轻易改变操守。朝廷能够凭借美好的名声提拔人，士人也会因修养美名而获得利益；利益从这里产生，众人就会有所趋向。如果不是这样，小的会从苟且求取开始，逐渐变成阿谀私党；大的会先以情义相许，再逐渐形成朋党。因此任用人才不能不分出高下；高下有次序，就不能妄自干求。天下士人一定会刻意修养品行，刑政自然清明，这是国家兴衰的关键。给姚令公的信【令公就是姚崇】。您登上朝廷中枢、治理天下，已经很久了。人情的真伪、事情的得失，您见识得已经很多。不是那些曲学阿世的言论，也不是我这个小子的忧虑所能有所损益，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然而我的意思还有没有说尽，不能停止这片微薄的心意；或许可以得到您的容纳，也好比有人用“九九之术”来求见【齐桓公时有人以九九算法求见，桓公以礼相待，九九就是算术】，难道能因为这种方式就忍心抛弃它吗？如今君侯掌握天下的权柄，辅佐圣明朝廷，受到极大的信任，正热切盼望太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可以遇到呢？而君侯既然遇到了非同寻常的君主，已经踏上难得的机遇，又聪明如镜中明鉴，运筹如掌上之物，有形之事无不洞察，所到之处无不成功；正值羲皇、轩辕那样的时代，哪里只是伊尹、吕尚而已？时机容易失去，功业将要成功，但满朝众人都倾心于前人遗留下来的弊病，弊端没有尽除，往往还在议论筹划，臣私下对此感到惋惜。为什么呢？任用人才应当依据才干，这是治理的大体；要与人才共同治理，除此没有别的道路。从前任用人才，并不是没有识人的鉴别力，之所以失误，都是由于感情用事。见到权势便依附，是庸俗之人都能做到的；不轻率接受他人，也不随意受人恩惠，是有志之士难以做到的。君侯如果考察那些不苟且依附、不轻易受人恩惠的人，亲近并厚待他们，因而任用他们，那么禽息会为了知己而撞碎头颅【禽息撞碎头颅推荐百里奚】，豫让会感激国士的待遇而漆身毁容【豫让感激智伯把自己当国士看待，便漆身作癞，准备替他报仇】。至于像集市买卖一样，廉颇门下的宾客随着势力而来去【廉颇罢将失势时宾客全都离去；】等到廉颇重新成为将军，宾客又纷纷回来；廉颇说：“宾客请回吧。”宾客回答：“天下人本来就是按市场交易的方式交往，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势力衰败时门前冷落得可以张设罗网捕雀，廷尉的交情则随贵贱变化【翟公任廷尉时宾客塞满门庭，罢官后门外可以张罗捕雀；后来又任廷尉，宾客想来，他在门上大书：“一贵一贱，交情才显现”】。起初以死相许，临到关头却为保全自身而全都软弱；最后背弃承诺，吃饱后飞身而去，名声地位已经达到目的，这就是小人的常态，不可不察。自从君侯担任宰相重职、掌握用人权力以后，那些心胸浅薄、根基薄弱的人已经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前来；他们谄媚亲戚以求名誉，讨好宾客以求容纳，私情结在笑语之中，言谈之间便生出羽翼。事情万端，变化难以预测。其中难道没有人才吗？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廉耻。君侯有时舍弃他们的短处，收取他们的长处，别人不知道其中原委，深深防范他们到这种程度，便说您对这些人完全是出于私情。有人议论说：“不认识宰相，就没有办法升迁；不凭借交游，就没有办法求得任用。”明主在上，君侯做宰相，怎么还能让这种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来？这正是九龄替君侯深感可惜的地方。而且人的确可以被真诚感动，却很难逐户向人解释。为君侯计，不如谢绝那些充当媒介、奔走求情的人。

译即使他们有所长，也一概阻止压抑；专心谋划选拔众人的办法，平息他们讥讽君上的过失。祸患一旦萌芽，也不能忽视。唉！古人说：“抵御寒冷没有比厚重皮衣更好的，制止诽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修养达到极点，还有什么诽谤不能停止？不要说没有害处，它的祸患将会很大。大夫中有才长、器量宽广，却像珠玉潜藏、宝璧隐匿，没有先行请托以求显达；即使后来才被任用，也能自守安定。如今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不论亲近还是疏远，只要向同类询问便知道。人怎么会隐藏得住呢？即使暂时不知道，又有什么不可？由此可知，女子不私通私情，才可以成为妇人；士人不苟且求进，才可以成为臣子。这本来就在君侯的器度之中，何必听小人的言论？我本来就知道君侯能藏山纳海，我的话不会获罪；下情能够上达，气氛能够和谐，所以不敢默默不言罢了。愿您不要因为人的缘故而废弃我的话，以至损伤君侯的明察，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幸甚！幸甚！【姚崇答信说：“忽然收到您的书信，喜悦和慰藉一齐到来。退下后反省自己，惭愧和恐惧也很深。实在是我的智慧和力量所不能及，理应受到朝廷的责备。我本是平庸浅近之才，向来不是治理国家的材料，却承受了过分的听信，错误地担当朝廷重任。从年轻到年长，从卑微到显达，始终只把正直之道作为事业，并不以曲折道路求得通达。】历任三朝官职，年数超过十二年，凡是我所推荐的人，很少回避嫌疑；确实有祁奚那样的举荐，也并非没有许允那样的答复。武则天时期我已经遭受过流言，长期坚持行为，自然可以自我辩明。近来承蒙奖拔，更加努力于平庸之才，每每以推举贤人、进用能者为职责，希望使公卿大夫都能称职；难道会任用羊斑这样的佞人，或让解狐那样的人出任吗？然而那些悠悠众口不值得怜悯察看，喧嚣的言论却想要中伤我。上依仗皇上的聪明，俯伏遵循神明之道，既然不能保全自身而退隐，便只知道凭真心向前。回头看自己并无隐瞒的罪恶，即使死去也足以证明清白。惭愧自己不够聪敏，恭敬地承受您的美意；当把这番话铭刻在座右，永远作为自身的珍宝。姚崇叩首。” 《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二目录。唐。张均。《宗庙增加笾豆的议论》。刘秩。《货泉议》。孔璋。《请求代李邕受死的奏表》。柳芳。《氏族论》。颜真卿。《论元皇帝祧迁的奏状》。《百官论事疏》。《谥号状》。郭子仪。《辞谢太尉的奏疏》。《请求皇帝车驾返回京师的奏疏》。杨绾。《分条奏报贡举的奏疏》。贾至。《议论杨绾分条奏报贡举的奏疏》。元结。《辞谢容州的奏表》。刘晏。《给元载的信》。常衮。《减免京畿夏麦征收的制书》。《大赦诏》。《免除京畿丁役和税收的制书》。《减免京畿丁役等事项的制书》。《马璘神道碑铭》。独孤及。《唐景皇帝配祀昊天上帝的议论》。《上疏陈述政事》。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李翰。《进呈张巡中丞传的奏表》。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二。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奉旨编纂、注释。唐 张均【张均是张说的儿子。他由太子通事舍人升任主爵郎中，承袭燕国公爵位】关于宗庙增加笾豆的议论【一作张均与韦述共同议论。韦述是韦弘机的曾孙】谨按《祭统》说：凡是上天所生、土地所长的东西，只要可以进献，没有一样不全部陈列在祭品之中。水、草、陆地、海产，三牲、八簋，各种昆虫，草木果实，以及阴阳所生的物类，都已经齐备于祭品之中了。圣人知道孝子的感情深厚，而物类没有穷尽，所以替他们制定节制，使祭祀有固定的礼制，礼物有各自的等级，祭器有规定的数目。从天子上至公卿，贵贱等级各有差别，不得互相逾越，这是百代常行而不可改变的原则。又按《周礼》：膳夫掌管君王的饮食和膳羞，主食用六谷，肉食用六牲，饮料用六清，膳羞用一百二十种，珍味用八种，酱用一百二十瓮。这与祭祀用品的丰俭本来就很不相同。《左传》说：飨礼用来教导恭敬节俭，宴礼用来表示慈爱惠施。恭敬节俭用来施行礼仪，慈爱惠施用来推行政事。又说：飨礼有整牲荐献，宴礼有折解的俎肉。杜元凯说：“飨礼有整牲，进爵后斟满却不饮，肴肉干陈却不食；宴礼则彼此共同食用。飨礼和燕礼尚且文字不同，祭祀所陈设的供品当然也不同了。”又按《周礼》：笾豆人各自掌管四笾、四豆的实物，它们用于祭祀和用于宾客的物品也各不相同。根据这几段文字，祭奠不同于平常饮食，来历已经很久了。况且人的嗜好本来没有一定标准，私宴中的食物随时迁变，所以圣人一概以古礼为准；即使平生所爱而不合礼制，也不拿来祭献；平生所厌恶而合乎礼制，也不去掉。《楚语》说：“屈到爱吃菱角，病重时召来宗族老臣，嘱咐说：‘祭祀一定要用菱角。’等到举行祥祭，宗族老臣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命令撤去，说：‘祭典上有规定：国君祭祀用牛，大夫享祭用羊，士馈祭用小猪，犬作为祭奠，庶人用鱼和炙肉进献；笾豆中的脯肉和肉酱，上下都安然使用。不以珍异之物为羞，不陈列过多奢侈之物，不能用个人欲望干扰国家的典章。’于是没有采用。这就是礼制之外的食物，前代贤人也不敢拿来进献。如今想取甘美精细之物、肥美浓厚之味，凡是所有的都充作祭品，如果超过旧制，那还会有尽头吗？即使增加笾豆，哪里能够全部具备呢？” 《传》说：“大羹不调味，黍稷之饭不精凿，这是为了彰明节俭【这是《左传》中臧哀伯的话】。”《尚书》说：“黍稷并不芳香，光明的德才是芳香【这是《尚书·周书·君陈篇》的话】。”侍奉神明在于内心虔诚，不求使神享用饱足；三年举行一次禘祭，是不愿亵渎神明；三次献酒便结束，是因为礼仪已经完成。风诗有《采苹》《采蘩》【都是《召南》的诗】，雅诗有《行苇》《泂酌》【都是《大雅》的诗】。以忠信守礼，神明难道会不享用吗？如果用当今珍美的菜肴和平日习惯的食物来求神，祭祀便没有一定准则，那又何必取法古礼？簠簋可以废弃，而盘、盂、杯、案都应当摆在御前；韶乐、頀乐可以停止，而箜篌、笙、笛都应当演奏。凡此一类，都不是正当的祭祀用品，有的兴起于近代，有的出自外族；悦耳的娱乐本来没有礼法依据，若用于宗庙，后代将以什么为准则？想把它作为永久的制度，恐怕不可以。况且自汉代以来，各陵都有寝宫，每逢岁时、朔望，进献平常的饮食；这既然已经成为常行之礼，也足以尽到至孝的感情了。宗庙的正礼，应当依照典章旧例，任凭感情而改变制度，是人情所难以接受的。又按旧制，一升称为爵，五升称为散。《礼器》称宗庙祭祀，尊贵者用爵进献，这说明尊贵者器量小、卑贱者器量大，是表示节俭。” 又按《国语》，观射父说：“郊祭、禘祭不过用茧栗牛【‘絸’与‘茧’相同，《礼记》说：‘祭祀天地的牛角，像茧和栗子一样小’】，烝祭、尝祭不过用一把的肉；天神是凭借精诚明德降临人间的。不能要求祭品齐备而又追求丰厚高大，如果失去了礼制，即使祭品再多又有什么用？难道可以舍弃先王遗留下来的法度，追逐一时所崇尚的事物，废弃礼经而顺从流俗吗？撕裂冠帽、毁坏冕旒，将来还拿什么使用？况且君子以礼爱人，不求苟且迎合，何况是在宗庙之中，怎敢忘掉旧制？”刘秩【字祚卿，刘知几的儿子，开元末年历任左监门尉、录事参军事，至德初年升任给事中，后来贬为抚州长史】《货泉议》【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请求不禁止铸钱，皇帝下诏让百官议论，刘秩上呈这篇议论，于是停止了此事】臣恭敬地接受本月二十一日的诏令，诏令想要不禁止铸钱，又让百官详细议论是否可行。钱币的兴起由来已久，是用来平衡物价、调节本末的。齐国宰相掌握了这种方法，国家因此称霸【《管子·官山》记载铸币之事】；周景王失去了这种原则，百姓便受到弊害【周景王铸造大钱，国人因此困苦】。考察各类典籍，国家的兴衰确实与此有关。陛下思考改变古制以救济今日，想要返本合道，却不立即改制，而是询问平民百姓。臣虽然愚昧，怎敢不把自己的见闻献上？古代把珠玉作为上币，黄金作为中币，刀布作为下币。管仲说：‘这三种货币，握在手中并不能用来取暖，舍弃它也不会使人吃不饱。’先王用它来守护财物、驾驭人事、平定天下，所以称它为‘衡’。所谓衡，就是使物价一高一低，不让它固定不变。因此，给予它在君主，夺取它也在君主；使人富裕在君主，使人贫困也在君主。所以人们拥戴君主如同拥戴日月，亲近君主如同亲近父母。这就是使用货币之术，也叫作君主的权柄。如今的钱就是古代的下币。陛下如果舍弃钱币而任由百姓掌握，那么上面无法控制下面，下面无法侍奉上面，这是不可行的第一个理由。

译物价低下就会损害农民，钱币贬值就会损害商人。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要观察物价的贵贱和钱币的轻重。物价上涨，钱币就显得轻；钱币显轻，是因为物品太多；物品多了，就制定办法收聚它们使其减少，物品少了便显得贵重；物品贵重了，就制定办法把它散布出去使其变得便宜。轻重的根本一定在这里，怎么能把它交给别人掌握？这是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铸钱不掺铅铁就没有利润，掺铅铁钱质就恶劣；钱质恶劣却不严加禁止，就不足以惩罚。况且如今堵塞私人铸钱的道路，人们尚且冒死犯法，何况打开源头后还希望他们遵守命令呢？这等于设置陷阱诱使人进入，这是不可行的第三个理由。允许私人铸钱，没有利润人们就不铸，有利润就会有许多人离开田地。离开田地的人多了，荒草便不能开垦；荒地不垦，又接近于受寒挨饿，这是不可行的第四个理由。人一旦富裕过度，就不能再用赏赐来鼓励；贫困饥饿，就不能用威势和禁令来约束，所以法令也无法施行。人的治乱，都由贫富不均造成。如果允许私人铸钱，贫困者一定无力铸造，臣恐怕贫者会更加贫困而受役于富裕之家，富裕之家乘机压榨他们，变得更加放纵。过去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只是诸侯，财富却可与天子相比【吴王刘濞凭借豫章的铜山铸钱】；邓通只是大夫，财产却能与王者相等【汉文帝赐邓通蜀地严道的铜山铸钱】。这些都是铸钱造成的。如果一定要允许私人铸钱，就是把谋利的权力交给别人，舍弃君主自己的权柄，这是不可行的第五个理由。陛下如果认为钱币太重会损害农业，铸钱工本太高而利润太少，那么臣愿意说明其中的过失，以献上愚见。钱币太重，是因为人口日益增多，而铸钱炉却仍和过去一样没有增加。又因官钱的重量大致等同于铜的价格，所以盗铸者便毁坏重钱，把它铸成轻钱。钱轻时禁令宽松，便会流通；钱重时禁令严厉，便停止流通。停止流通便被弃置，这就是钱币减少的原因。铸钱不能满足需要，是因为铜价昂贵；铜价昂贵，是因为采用铜的人太多。铜用来制造兵器，不如铁；用来制造器物，不如漆器。禁止民间使用铜并无害处，陛下为什么不对百姓禁用它呢？对百姓禁用后，铜便无处可用；无处可用，铜就更加便宜；铜便宜了，钱币的供应就能充足。铜不流布到民间，盗铸者便没有凭借来铸钱；没有凭借来铸钱，官钱就不会被毁坏，百姓也不会冒死触犯刑法。钱币又会日益增加，必定重新获得利益。这是一项举措而能兼得四种好处。希望陛下仔细审察，谨此陈议。” 孔璋【许昌人，平民】《请代李邕死表》【李邕字太和，扬州江都人，当时任陈州刺史。唐明皇封禅泰山回来，李邕在汴州拜见，进献诗赋，皇帝很喜欢他。他一向与张说不合，因仇人告发李邕受赃借贷、枉法，李邕被捕入狱，判处死刑。孔璋上书，李邕得以减免死罪，贬为遵化尉，孔璋被流放岭南】臣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能够舍弃过失而任用才能，举用有才之人而不拘泥于品行；壮烈之士坚守节操，勇敢而不逃避死亡，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晋国任用荀林父，难道还顾念他的过错吗【荀林父在邲地战败，晋侯让他官复原位；后来俘获赤狄土地，晋侯说：‘这是荀林父的功劳。’便赏赐他赤狄千室】？汉朝任用陈平，难道还顾念他的品行吗【陈平归附汉王，灌婴等人进谗言，高祖因此责问魏无知；魏无知说：‘臣所说的是他的才能，陛下所问的是他的品行’】？禽息舍身，难道是吝惜生命吗【禽息把百里奚推荐给秦穆公，没有被采纳；秦穆公出门时，他用头撞击车阑，脑浆流出，说：‘臣活着不能对国家有所补益，不如死去。’秦穆公受到感动醒悟，便任用了百里奚】？北郭碎首，难道是爱惜死亡吗【北郭骚隐居齐国，不肯出仕；晏婴知道他的情况，时常救济他的贫困。后来晏子被排斥，北郭骚便自刎，把头托付给朋友献给齐景公；他的朋友也自刎。齐景公大为惊骇，立即召回晏婴，恢复他的职位】？假如荀林父当时死去，陈平被弃不用，百里奚未被任用，晏婴被驱逐，那么晋国就不会有攻取赤狄的功利，汉朝就不会有皇极之尊，秦国就不能兼并西戎，齐国也不能称霸东海了。臣私下看到陈州刺史李邕，学问足以为人师表，文章足以治理国家，刚强坚毅、忠诚壮烈，面对危难而不肯苟且求免。从前张易之玩弄权势，人人畏惧他的威势，而李邕折挫了他的锋芒；韦氏倚仗权势，言语一出便能招来祸患，而李邕挫败了她的锐气。李邕虽然自身受到贬谪和屈辱，最终却使奸谋受到损害。这样看来，李邕对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功劳。过去宋璟每次厚待李邕，难道只是因为看重他的才能吗？还是因为赞许他忠于国家呢？如今听说李邕因获罪受赃而声名败坏，他的行为正是此人所能做到的：救助孤儿，怜恤穷人，救济匮乏、周济患难，积累财物却能散发给人，家中没有私藏聚积。陛下把他交给执法官吏审讯，臣从道路传闻中听说，执法者将对他极力施加刑罚。唉！上天如果将要使这种文德丧失，那么李邕就会在早晚之间死去，永远辞别圣明的时代。臣听说，活着不能对国家有益，不如牺牲自身来彰明贤臣。只是臣如朽木般的资质，对国家车辕没有用处，白白像禽息那样以死相劝，即使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何况贤能之人是国家的宝物、社稷的屏障；如果丧失国家的宝物，失去社稷的屏障，哲人一旦死亡，国家将怎么办？因此臣的痛惜实在太深了。臣愿以六尺之躯，甘心接受斧钺之刑，代替李邕去死。臣死去，不过是像落下一根毫毛；李邕活着，却足以光照千里。然而臣与李邕平生并不相识，臣知道有李邕，李邕却不知道有臣，由此可见臣远不及李邕明达。知道贤能而举荐，是仁；代替别人承担祸患，是义。臣能够获得这两种善行而死，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又还有什么遗憾？陛下如果认为臣身份卑贱，不足以赎李邕，那么即使是雁门太守，也有足以效命之人【《后汉书》记载，皇甫规回到安定，有位雁门太守来拜访，皇甫规卧床不起身迎接。过了一会儿王符到来，皇甫规来不及系好衣带，便穿着拖鞋出来迎接。人们因此说：‘只是见到二千石，不如一介缝掖之士’】。恭请陛下宽免李邕的生命，迅速结束臣的生命，使李邕遵循德行、改正行为，成全荀林父那样的功业，使臣能够瞑目于黄泉，追随北郭骚的事迹。臣最大的愿望就满足了。陛下如果因为正值阳和初始，不便使用斧钺刑罚，等候上天成全命运，臣怎敢忘记拔剑自杀？难道一定要烦劳重刑，然后才让臣死去吗？皇天后土，实在鉴察臣的内心。从前吴、楚七国叛乱，周亚夫得到剧孟，便认为盗寇不足忧虑了【《史记》说剧孟以任侠闻名于诸侯；吴楚叛乱时，条侯周亚夫任太尉，到洛阳得到剧孟，欣喜地说：‘吴楚要举大事却不寻求剧孟，我就知道他们成不了事。’】一个贤人的才能，便足以抵挡七国的军队。恭请陛下施行洗涤污垢的道理，保存弃置小过的仁义；远处有剧孟，近处有李邕，哪里只是成就和乐仁厚的恩泽，实际上也会满足天下人的愿望。臣的先君孔子说过：‘乡里人都厌恶他，不能仅凭这一点作出判断。’

译何况在举行大礼之后，天地焕然一新，若把他赦免后又重新追究，谁能没有罪过？希望圣明的君主深思此事。臣听说，士人愿意为知己者死；况且臣并不是被将死之人所知，却甘愿为将死之人而死，难道只是因为怜惜李邕的贤能，也是为了成就陛下怜惜才能的德行。希望圣明的君主考虑此事。臣孔璋死罪，死罪。柳芳【字仲敷，蒲州河东人，开元末年考中进士，由永宁县尉任直史馆，历任右司郎中、集贤殿学士】《氏族论》氏族，是古代史官所记载的内容。从前周代小史确定世系，辨明昭穆，所以古代有《世本》，记录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的名号和继承系统。左丘明传述《春秋》，也说天子建立德业，便因其出生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命其建立氏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号为族。过去尧赐伯禹姓为姒，氏为有夏；赐伯夷姓为姜，氏为有吕。下至夏、商、周三代，官职有世代功勋，便有以官、族、邑为氏的，也同后世一样。有的以国为氏，如齐、鲁、秦、吴【齐为姜姓，太公之后；鲁为姬姓，周公之后；秦为嬴姓，伯益之后；吴为姬姓，泰伯之后】；有的以谥为氏，如文、武、成、宣【《左传》说以谥为氏，因而成为族；楚昭、楚景也都是谥号。武氏、成氏并不全都出于谥号；文氏是周文王支孙之后；宣氏是鲁大夫叔孙宣伯之后】；有的以官为氏，如司马、司徒【程伯休父任周司马，子孙因而以司马为氏；舜任尧的司徒，支孙因而以司徒为氏】；有的以爵为氏，如王孙、公孙【王孙满的后代成为王孙氏；太岳的后代成为公孙氏】；有的以字为氏，如孟孙、叔孙【鲁国卿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如东门、北郭【鲁大夫东门襄仲之后成为东门氏；齐国大夫北郭子车之后成为北郭氏】；有的以地名为氏，如三乌、五鹿【“志”应作“地”。三乌、五鹿都是地名。古代有三乌大夫，子孙因而以三乌为氏，见《风俗通》；汉代有三乌郡；晋文公把五鹿封给舅犯，支孙因而以五鹿为氏】；有的以职事为氏，如巫、卜、匠、陶【《周礼》中有巫氏、卜人、匠人；虞思任周代陶正，他的子孙因而以陶为氏；《风俗通》说：巫、卜、医、匠都以所从事的职业为氏】。这样接受赐姓、命氏的人，显得纷繁众多。秦国既然焚毁、废弃学术，公侯子孙失去了原本的世系。汉朝兴起后，司马迁父子才约取《世本》，编修《史记》，依据周代谱牒说明世家，于是才知道各姓氏的来源。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公、晋文公都出自同一祖先【黄帝四世孙颛顼生穷蝉，穷蝉传六代到舜，这就是虞；颛顼又生骆明，骆明生鲧，鲧生禹，这就是夏；黄帝三世孙帝喾生契、稷，契传十三代到汤，这就是商；稷传三十代到武王，这就是周；颛顼又生称，称传四代为彭祖。昆吾是彭祖的后代，彭祖生大彭，大彭生豕韦。齐国出自炎帝，炎帝与黄帝都是少昊氏的后代；晋国是周王室的同姓，所以说他们都出自同一祖先。】他们更替称王、轮流称霸，存在长的有千年，短的也有数十代。先王的封国后来断绝了，后代仍凭借祖先的福泽，成为强盛之家。汉高祖从平民起兵而拥有天下，任命官员凭才能，下诏封爵凭功劳，并发誓说：‘不是刘氏不得封王，没有功劳不得封侯；天下人共同诛杀违誓者。’先王、公卿的后代，有才能就任用，没有才能就舍弃，不区分士人与庶族。这样看来，当时开始崇尚官职了。但汉高祖仍迁徙崤山以东的豪杰来充实京师，齐国的田氏、楚国的屈氏和景氏，都是高贵的姓族【事见《汉高帝纪》】。后来又选拔杰出英才，考察记录他们，大概华阴杨氏七位宰相、五位三公由此兴起【华阴杨氏从杨震到杨准七代都有声名和德行；汝南袁氏从袁安到袁隗有五人任三公】。魏氏建立九品中正制，尊重世家子弟，轻视寒门士人，权力归于姓族。后来州大中正的主簿、郡中正的功曹，都选取显姓士族担任，用来确定门第，品评人物。晋、宋沿袭这一制度，于是开始崇尚姓族。及至其弊端形成，贵贱有所区别，士人与庶人有所区分，便不可轻易改变了。于是主管选举的官吏一定要查考谱牒，核验真伪，所以官职有世袭的贵族，谱牒中也有世代为官的家族。贾氏、王氏的谱学由此产生【姓氏之学，汉代有邓氏的《官谱》，应劭有《氏族篇》，王符《潜夫论》中也有《姓氏》一篇；到晋代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才开始有专门传授谱学的书，宋代何承天、齐代王俭、梁代王僧孺都尊奉他们的学说】。从此设立谱局，令史的职员都配备齐全。渡过长江后，便称为侨姓，王、谢、袁、萧四姓最显贵【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汝南袁氏、河南萧氏都因永嘉之乱迁居南方】；东南地区便称为吴姓，朱、张、顾、陆四姓最显贵【吴县朱桓、广陵张纮、吴郡顾雍、陆绩，都是孙吴的贵族】；崤山以东便称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五姓最显贵【这就是所谓郡望：王氏郡望太原，崔氏清河，卢氏范阳，李氏赵郡，郑氏荥阳】；关中也称为郡姓，以韦、裴、柳、薛、杨、杜为首【这是关西的望族：杨氏郡望华阴，韦氏、杜氏郡望京兆，裴氏、柳氏、薛氏郡望河东】；代北则称为虏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首【北魏拓跋氏改姓为元；献帝的三个兄弟属于拓跋氏，孝文帝认为他们是皇族支系中的长支，命其改姓长孙；宇文氏自称是神农之后，北方荒远地区称草为“俟”，因神农曾尝百草，便指草为姓，后来又讹变为宇文；于、陆以下都是大臣贵族，于氏出自万纽于氏，陆氏出自步陆孤氏，源氏出自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窦氏出自没鹿回部】；这些都是神元皇后的家族。所谓虏姓，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定的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

译八氏、十姓出自皇帝宗族，或者是跟随魏国的各国后裔。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代担任部落大人，都称为河南洛阳人。所谓郡姓，是按照中原士人的世代功勋和门第等级来授官。凡三代之中有三人任三品官的，称为膏粱；有任尚书令、仆射的，称为华腴；任尚书、领军将军及以上官职的，列为甲姓；任九卿或方伯的，列为乙姓；任散骑常侍、大中大夫的，列为丙姓；任吏部正员郎的，列为丁姓。凡能列入这些等级的，称为四姓。又下诏说，代人贵族后裔原本没有族姓，其中穆、陆、奚、于等姓，吏部不得让他们担任卑微杂职，而应使他们获得与四姓相同的待遇【以上是北魏详定氏族的条例。孝文帝一向重视族望，命司徒左长史宋弁等人评定各士族，升降了许多等级，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为首，代北的贵姓也列入其中。皇室婚姻一定选择高贵的族姓】。北齐沿袭这一制度，选拔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得入选。因此江左评定氏族，凡郡中上姓列第一等的，便是右姓【取其渊源尊贵】；太和年间以各郡四姓为右姓【太和是魏孝文帝的年号】；齐代僧人昙刚所列的条例，以凡甲门为右姓【取其近世官位尊贵】；北周建德年间评定氏族，以天下各地共同认可的望族为右姓【兼顾乡里评论和德望】；隋开皇年间评定氏族，以上品而姓族兴盛的为右姓【取其人丁众多、势力兴盛】；唐贞观年间编纂《氏族志》，凡列第一等的便是右姓【自魏代重视士族以来，山东人士自夸郡望，婚姻多要求财币；有的舍弃本乡而冒称名族，有的兄弟并列，却又凭妻族互相欺凌。唐太宗厌恶这种现象，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编撰《氏族志》，征集天下谱牒，拿它们与史籍相互核对，以考察真伪，辨明昭穆，排列甲乙，褒奖提升忠贤，贬斥罢退奸逆，分为九等，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列第三；共分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路氏《著姓略》【路敬淳撰】以显盛门第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柳冲修撰国史，将《氏族志》改为《姓系录》】认为天下望族都属于右姓。不通晓历代关于姓氏的学说，就不能与他谈论谱牒。如今世俗之人只把崔、卢、李、郑视为四姓，再加上太原王氏称为五姓，大概是不合经典制度的说法【唐初以四姓为右族，像北魏制度一样；但把李氏提升为陇西李氏而降低赵郡李氏。高宗时又加上太原王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为七姓。因为他们专门看重五姓，概括忽略其他族姓，都违背国家制度，所以说是“不经”】。文章的弊病发展到崇尚官职，官职的弊病发展到崇尚姓氏，姓氏的弊病发展到崇尚欺诈。隋朝承袭了这些弊病，却不知道弊病的根源，于是反而违背古道，废除乡里推举，割裂人与土地的联系，尊重掌管事务的吏员；从此士人没有乡里，乡里没有衣冠之士，人们没有羞耻之心，士族混乱而庶人僭越了。所以善于谈论谱牒的人，把它联系到地望上而不迷惑，依据姓氏考核而没有疑问，联系婚姻关系而有所区别。山东人质朴，所以重视婚姻关系，他们的诚信是可以共事的；江左人文雅，所以重视人物声望，他们的智慧是可以共事的；关中人雄强，所以重视冠冕官位，他们的通达是可以共事的；代北人尚武，所以重视贵戚，他们的强盛是可以共事的。等到弊病产生，重视婚姻的先推重外族而后轻视本宗；重视人物的提拔庶子而压抑嫡长子【子弟凭才智凌驾尊长】；重视冠冕的轻视配偶而羡慕荣华【趋附突然显贵的人】；重视贵戚的追逐权势利益而丧失礼教。四者全都产生弊病，就失去了原本崇尚的东西。人没有可以守持的原则，士族就会衰落；士族衰落，国家也随之衰败。管仲说：“治理国家的道路，利益从一个孔道流出，国家就能称王；从两个孔道流出，国家就能强盛；从三个孔道流出，国家就会衰弱；从四个孔道流出，国家就会灭亡。”所以冠礼和婚礼，是人伦的大纲。周、汉两代任用官员，统一政令、统一门第，使下层知道禁戒，这是利益从一个孔道流出，所以能称王。魏、晋任用官员，尊重中正官，建立九品制度，乡里各有不同政令，家家都有竞争之心，这是利益从两个孔道流出，所以强盛。江左、代北各姓纷乱而不统一，根本无所归属，这是利益从三个孔道流出，所以衰弱。隋朝任用官员，凭借吏治来治理天下，人们的品行不再以乡党为根本，上面的政令烦杂，下面的人心混乱，这是利益从四个孔道流出，所以灭亡。唐朝承接隋朝的混乱，应当用忠诚来挽救它；忠厚了，乡党中的品行就会修养；乡党中的品行修养，人物之道就会增长；人物之道增长，冠冕世系就会崇高；冠冕世系崇高，教化的风气就会美善；这样才可以与古代相比【从隋、唐以前，官府有官簿，家族有谱系，官员的选举一定依据官簿，家族的婚姻一定依据谱系。有家状的，便由上级官府考定后收藏在秘阁，副本存放在左户。私家谱书有泛滥失实之处，就用官府名籍加以纠正；官府名籍不完备，就用私家谱书加以考核。这大概是周代官制的旧法，用来重视彰明德行、辨别等级威仪。自五代以来，选取士人不再询问家世，婚姻不再考察门第，所以这些书散失，谱学也没有流传】。颜真卿【字清臣，颜师古第五代族孙。开元年间考中进士，升任御史。杨国忠厌恶他，出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叛乱时，与兄长颜杲卿起兵抗敌。肃宗即位，任工部尚书。德宗时被卢杞忌恨，派去劝降李希烈；他不屈而死。封鲁国公，追赠司徒，谥号文忠】《论元皇帝祧迁状》【代祖元皇帝名讳昞，是神尧皇帝的父亲、太祖景皇帝的儿子，曾任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承袭唐国公爵位。唐初太庙有七室，代宗时祭祀九室，即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德宗即位后，代宗升入太庙附祭。颜真卿当时任礼仪使，认为代祖应当祧迁，所以有这篇奏状】

译《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礼器》又说：“有以多为尊贵的，天子七庙。”伊尹又说：“七世的宗庙，可以用来观察德行。”这是经典明确的证据。七庙之外，就说：“从祧庙迁去便成为坛，从坛迁去便成为墠。”所以历代儒者制定逐次毁庙的礼制，都是亲属关系尽了就应当毁去。我以为太宗文皇帝是七代之祖，高祖神尧皇帝是本朝开国之君，是万世子孙所承继的；太祖景皇帝承受天命，开始受封于唐【名讳虎，魏代任后卫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周代接受禅让后，因辅佐受命有功，追封唐国公】，他们本来都在不毁庙的典制之中。代祖元皇帝在地位上不是开创王统的祖先，亲属世次又在七庙之外。代宗皇帝升入太庙附祭时，有人说：“元皇帝的神主，按礼应当祧迁。”有些议论者却认为祖宗的名号难以逐次毁去。过去汉代朝廷还接近古礼，不敢因私情损害公义，所以西汉十二位皇帝中称为祖宗的只有四人【西汉只有高祖、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有庙号】。到了东汉，逐渐违背经书本意，子孙把推崇美誉放在首位，从光武帝以下都设立庙号，于是祖宗的名号没有不建立的【光武帝称世祖，明帝称显宗，章帝称肃宗，和帝称穆宗；殇帝出生三百日便去世，像殇帝的旧例一样不列入太庙】。安帝因为听信谗言害死大臣、废黜太子，死后没有上奏追尊为上宗。后来从建武年间起，历代没有毁去的，便因陵墓名称而称为某宗【陵墓称恭陵，于是称为恭宗；顺帝称敬宗；冲帝、质帝都因年幼而死，像殇帝的旧例】。到桓帝失德时，仍保留宗号【称威宗】。所以初平年间，左中郎蔡邕认为和帝以下的功德没有特别之处，反而有过失，不应称宗；至于其余并非宗的皇帝追尊三代，也都上奏请求毁去其庙号。由此可知，祖是有功，宗是有德，保存的是至公之义，不是相应的人不能居有这种名号。这大概就是三代制定礼制的根本。自东汉以来，这条原则便丧失了。魏明帝自称烈祖，议论者认为这是违逆地自称祖宗；所以近代这些名称全都成为庙号，没有后代登上帝位却不尊奉先王为祖宗的。由此说明，不能仅仅依据“祖”“宗”两个字，就作为不应祧迁的证据。假如王统传续百代，难道可以把百代祖先都保留在太庙，以此作为孝道吗？请依照三昭三穆的原则，永远作为通行的典制。宝应二年，玄宗、肃宗升入太庙附祭，于是献祖、懿祖已经按次序毁去。臣认为，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后升祔太庙，就应当把上面的一室迁出。元皇帝的世次已经久远，其神主按礼祧迁，等到禘祭、祫祭时，再行飨祀。

译《论百官论事疏》【代宗时，元载专擅权力，害怕上奏政事的人揭发攻击他的私事，于是请求百官议论政事都先向宰相禀报，然后再奏给皇帝。颜真卿上此奏疏】御史中丞李进等人传达宰相的话，说：“近来奏请裁决的事情，是因为各司官员奏事很多，朕并不怕审阅，只是所奏多夹带私心、谗毁他人。从今以后议论政事的人，各司官员都必须先告诉本司长官，长官告诉宰相，宰相决定可否，然后再奏闻。”自从臣听到这番话以来，朝廷内外一片喧然，人心也多有衰退。为什么呢？各司长官都是显达官员，他们的话都能直接通达天子。郎官、御史，是陛下的腹心和耳目之臣；所以他们出使天下，无论事情大小、得失，都可以访察，回来后奏闻，用来使天子的四目明察、四耳通达。如今陛下却想自行屏蔽耳目，使自己听不见、看不明，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可以陈述呢？《诗经》说：“嗡嗡飞的青蝇，停在酸枣树上。谗言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国家【《诗经·小雅·青蝇篇》】。”这是因为谗言能够把白说成黑，把黑说成白。诗人深深憎恶它，所以说：“把那些进谗的人抓来，扔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不肯接受，就扔到北方寒冷之地去【《诗经·小雅·巷伯篇》】。”从前夏代的伯明【《左传》说：“寒浞是伯明氏进谗的子弟。”伯明，是寒国国君的名字】、楚国的费无极【进谗杀害伍奢的人】、汉代的江充【汉武帝时进谗陷害戾太子的人】，都是进谗之人，谁不憎恶他们呢？陛下憎恶谗人，深得为君之道。陛下为什么不进一步回转心意，听取并考察各种言论呢？如果言论虚假诬陷，那就是谗人，便因此诛杀他；如果言论并不虚假，那就是正直之人，便因此奖赏勉励他。陛下舍弃这件事不做，使众人都说陛下不能明察、厌倦听取阅览，并以此为借口拒绝谏诤，臣私下替陛下深感痛惜。臣听说太宗勤于听取和阅览政事，各项政务因此得到治理，所以《司门式》记载【唐代法式共三十三篇，篇目包括尚书省各曹以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府、太仆、少府诸监和监门宿卫的计帐】：没有门籍而有急事上奏的人，都命监门司与仗家引导进来接见【唐代制度：门籍中，流内官记载官爵姓名，流外官记载年龄、齿状、相貌，每月更换一次，编成名籍；仗家是值宿守卫五仗的执事人员】；不许阻拦，以防止上下壅塞。还设置两匹备有鞍具的立仗马，需要有人骑乘时便可以立即出行。太宗正是凭借这条道路来治理天下。天宝以后，李林甫的威势权力日益强盛，群臣不先向宰相请示而直接奏事，他就借其他缘故加以中伤；他不敢公开规定百官必须先告诉宰相。又有宦官袁思艺每天把诏令送到中书省，玄宗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李林甫；李林甫迎合皇帝心意，预先奏请，玄宗惊喜得如同神明一般，因此李林甫的权柄和恩宠日益加重。道路上人们只能以目示意，上面的意旨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所以逐渐造成潼关之祸【哥舒翰在潼关战败，安禄山于是进入长安】。这都是权臣误导君主、不遵守太宗法度造成的。弊病逐渐发展到今天，天下的弊端全都集中到圣上身上，难道是陛下自己招致的吗？其实它的来由是逐渐形成的。自从艰难局势开始时，百姓还没有困敝，太平的治理本来很快就可以实现。恰逢李辅国掌握权力【李辅国依附张淑妃，势力压倒朝廷内外】，宰相专擅政权，彼此递相姑息，没有人肯直言。朝廷大开三司之职【三司即太尉、司徒、司空，当时节度使多加三司之号】，不安分反叛的势力没有平息，叛贼四散，将士向北逃走，党项人聚集，地方盗贼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伪军将领互相惊恐，史思明因此疑惧，又被煽动而反叛【李光弼派乌承玭谋害史思明，史思明察觉后，召集将佐和官吏百姓大哭说：‘我带十三州归降朝廷，有什么对不起陛下而要杀我？’于是杀死乌承玭而反叛】。又使相州军队败散，东都陷落【乾元二年，郭子仪、李光弼率九个节度使围攻邺城的安庆绪；史思明前来救援，九节度的军队在相州溃败，河阳再次陷落】。先帝因此忧劳，以至损害寿命【后三年，肃宗去世】。臣每每想到这些，痛彻心骨。天下战事尚未平息，创伤还没有治愈，陛下难道能够不每天听取正直的言论来扩大视听，反而要一下子隔绝忠直进谏的道路吗？臣私下听说，陛下在陕州时【代宗广德元年，吐蕃入侵，皇帝前往陕州】，上奏政事的人不分贵贱，务求扩大听闻见识，这是尧舜的作为。所有臣民都以为恢复太宗那样的治理指日可待。臣又听说君子难以进用而容易退处。由此说来，朝廷即使开辟不避讳的进言道路，还恐怕没有人发言；何况陛下心怀厌倦怠惰，命宰相宣布裁决，又让御史台制定条目，不准人直接进奏，那么从今以后人人都不敢奏事，陛下所能听闻的只不过这三几个人罢了。天下士人正要闭口结舌，陛下后来看到没有人奏事，一定会认为朝廷没有可以议论的事情，哪里知道是因为畏惧而不敢进言呢？那样李林甫、杨国忠就会再次出现。所有臣民都会认为危急的时期又将很快到来。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古来从未有过；即使李林甫、杨国忠，也还不敢公然这样做。如今陛下如果不早日觉悟，逐渐形成孤立的局面，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确实知道忤逆大臣会获不可测的罪祸，但不忍辜负陛下，恳切迫切到了极点【元载因此怀恨，颜真卿代理主持太庙事务时，又说祭器不整洁】。元载以言语诽谤为罪名，将颜真卿贬为陕州别驾。《谥号状》【代宗去世时，颜真卿任礼仪使，于是上奏说历代皇帝的谥号过于繁杂，请求从中宗以上全部沿用最初所定的谥号】

译谨按《礼记》说：先王用谥号来尊崇名声，用一字来节定恩惠，所以人的行为出于自身，而名声由他人评定，使行善者受到劝勉，使作恶者感到畏惧。虞、夏质朴，殷、周文饰，已经达到极致了。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君主，都只用一个字作谥号。称文，就不称武；称武，就不称文，难道是圣人的德行有所偏颇吗？大概是群臣称述他们最突出的德行，所以儿子不能议论父亲，臣下不能议论君主。天子驾崩，臣下在南郊制定谥号，表示谥号是受之于天；诸侯去世，太子向天子报告，表示谥号是受之于君。到了周王室衰微、原始质朴的风气消散之后，谥号才开始用两个字来加重褒美。有人甚至把虚浮的美称当作荣耀。汉朝承接战国遗风，把各种做法参酌使用，君臣的谥号都改了名称，事情归于最恰当的处理，少有把它看作贬低的，多有把它看作褒扬的。即使众多美德都归于一人，也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魏、晋以后，大概就没有足以作为依据的了。圣明的唐朝敬重而明察，取法周、汉；当初开创基业时，顺从并考察古道。高祖谥号为太武，采用汉制；太宗谥号为文，采用周道。名分端正，道理顺当，可以流传无穷。上元年间【高宗年号】，政权掌握在宫中，混乱名分而改制，开始建立“神尧文武大圣”这样的尊号，这大概并非高宗本来应得的。自玄宗末年起，奸臣窃取权柄，分裂言论而扰乱旧法，轻率议论而更改尊贵的谥号，于是把历代圣主的谥号不断扩充，有增加到十一字的。皇帝全都有“大圣”之类的尊号，皇后全都有“顺圣”之类的称名，使议论它的人被当今的做法迷惑，使实行它的人不同于古制，这不是旧制度。后来剑门下颁布罪己诏，叙述高祖以下历代圣主时，全都采用旧谥号，这就明确表明玄宗已经悔恨过去的过失了。宝应年间，两位皇帝修建山陵，有关官员请求议定谥号，事情不以古制为准，改变旧法而权宜施行，舍弃古代质朴而崇尚浮华，舍弃旧名而扩大新谥，说一个字不足以节定恩惠，于是竟达到古制的十倍。历代圣主的谥号，又全以字数多的为定，这等于废弃高祖、太宗的制度，难道能说是爱护君主吗？现在谥号制度不是古制，人人都知道，有关官员却因循办理，没有人敢于进言。假使当今仍守着它而不改，后人议论认为不对，那么所失难道不大吗？为什么呢？臣下和儿子对于君主、父亲，无不想把美好的称号扩大，先王制定礼制，却不敢超过限度。所以最高的敬意不在于文饰，最高的文饰仍崇尚质朴；质朴的字数以一为极限，尧、舜的美德已经足以彰明了。文饰的字数以二为极限，孝文帝、孝景帝的德行也已经十分明白了。质朴就接近古制，文饰就接近当今；这就是高祖、太宗分别采用相应制度，也是后世君王应当遵守的制度。不是天下最圣明的人，谁能制定它呢？这就是天皇兴起的原因；圣明的君主端正尊贵的谥号，是太宗等待孝孙来修复废弃典制的原因；我这个微臣守护经义、尊崇圣朝，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陛下应当奉行天意，继承先太宗的志向，使子孙防止这种制度被破坏，让万代都遵守它，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业。我愚昧地认为，高祖以下历代圣主的谥号，都应当取最初的谥号作为定名。谨按旧制，应当给高祖上谥号为武皇帝，给太宗上谥号为文皇帝，给高宗上谥号为天皇大帝，给中宗上谥号为孝和皇帝，给睿宗上谥号为圣真皇帝。这两位圣主的谥号字数过多，超过了古制。我谨慎地选择其中美好的称号而加以订正。谨按谥法，主持德行而不改变叫作“孝”，照临四方叫作“明”，应当给玄宗上谥号为孝明皇帝。又按谥法，圣德善行广为人知叫作“宣”，应当给肃宗上谥号为孝宣皇帝。仍依照汉、魏以及本朝的旧例，在尚书省集议确定后上奏皇帝。文饰产生弊病，就用质朴来挽救，这是最高的敬意；名号混乱，就用端正来纠正，这是最高的明察；祖先创制，孙辈述行，这是最高的孝。三者都具备，然后才能树立天下的大根本，端正天下的大名分，建立天下的大事业。这样，天下最重要的事业就完成了。我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详细选择【德宗命令百官集体议论，众人都认为正确，只有袁傪坚决反对，说陵庙中的玉册已经刻成，不可轻易更改，此事于是搁置。袁傪大概是胡乱上奏，不知道玉册都只刻最初的谥号】。郭子仪【字子仪，华州郑县人。安史之乱时，从朔方率领孤军，转战追击败军，两次重建王室。升任太尉、中书令，赐号尚父，封汾阳王。去世后，谥号忠武】。辞去太尉职务的奏疏。太尉职权雄重，责任重大，我私下担心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位，所以冒昧上奏。恭敬地接受诏书后，皇上还没有允许我的诚恳请求。我过去的本分，是早已知道满足而止；如今多次请求，私下又害怕功名富贵盈满。我的请求确实出于内心，并非矫饰。只要是志向所达到的地方，怎敢不把话说尽？自从兵乱以来，纲纪渐渐败坏，时下多有浮躁争竞，风俗中少有防范节制。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功劳微小而赏赐优厚，实际情况纷繁众多，无法全部列举。我每次看见这些，内心都深深忧虑。过去范宣子把中军之职让给下属，众人都跟着让位；即使栾黡奢侈放纵，也不敢违背这种风气【都是《左传》的话。范宣子首先把中军之职让给下面的卿，众卿都跟着让；即使认为栾黡奢侈放纵，也仍把职位让给韩起、赵武】。我虽浅薄低劣，私下仰慕古人，务必要以身作则，首先改变浮华的风俗。因此勤恳诚挚地请求罢免这个官职，希望礼让之风兴起并得到推行，能够由我促成。我位居上相，爵为真王，参与启发君主的谋议，接受心腹重托，恩宠荣耀已经达到极点，功业也已经成就。按理应当请求告老，保全余年。但敌寇仍在近处，国家尚未安定，臣子的心不敢安然自处。假如西戎已经安定，怀恩也被擒获，我过去所得的官爵，发誓再无所接受。一定要追随范蠡的踪迹，继承留侯的事业。我的浅陋心愿，切切实实就在这里。请求皇帝乘车返回京师的奏疏【代宗时吐蕃入侵，皇帝驾临陕州，任命郭子仪为京城留守。事变发生得仓促，天下人都归罪于元振。元振害怕，于是劝皇帝迁都洛阳。皇帝答应了他的奏请，郭子仪因此上疏说】。

译我听说雍州的土地，古来称为天府；右边控制陇、蜀，左边扼守崤山、函谷关，前面有终南山、太华山的险要，后面有清水、渭水和黄河的坚固防线，是神明所护的奥区，是帝王建都的地方。土地方圆数千里，披甲之士十多万，军队强盛、将士勇猛，雄视四方；有利就出兵进攻，不利就入城防守。这是用兵的国土，不是中原其他地区所能相比的。秦、汉依靠它，终于成就帝业。后来有的占据这里就安定兴盛，离开这里就灭亡，前代史书所记载的，不只一个姓氏。到了隋朝末年，炀帝南迁，河洛地区成为废墟，战争纷纷兴起；高祖起兵，也先进入关中，因此能够消灭奸雄，平定天下，以至于太宗、高宗的盛世，中宗、玄宗的英明，多在秦川，少居东洛。近来羯胡发动叛乱，九州分崩离析，河北、河南全都听从叛逆的命令。然而先帝依仗朔方的军队【肃宗在灵武即位】，庆绪逃亡【安禄山的儿子】，陛下凭借西土的军队，朝义被杀【史思明的儿子】，这难道只是天道帮助顺义的一方，还是地势本来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近来吐蕃逼迫侵犯，皇帝车驾向东巡行，大概是因为六军的士兵一向没有精心训练，都是市井中的屠夫、卖酒人，只求窃取虚名，苟且逃避实际赋役；等到驱赶他们去作战，百人中没有一个能胜任。也有人暗中输送财货，借此求得免除。又有宦官蒙蔽、扰乱各种政务，荒废并夺取政权，竟使陛下仓皇露宿，越过关隘而处在陕地。这在于任用失当、用非其人，怎么能说秦地不好呢？如今道路上的流言，不知是真是假，都说陛下已经作出决定，将要驾临洛都。我仔细思考其中的端由，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好处。东周故地长久陷在贼寇手中，宫室被焚烧，十处只剩一处，百姓和城邑荒废，连一尺长的椽木也没有；京畿以内不满千户，井邑长满荆棘，豺狼成群嚎叫。那里既缺少军粮储备，又缺少人力。从东边到郑、汴，直到徐方；从北边的覃怀，直达相地，民烟断绝，千里萧条，将用什么来供奉皇帝的牲畜粮食，供应百官的住所呢？何况那里土地狭窄险隘，才不过数百里，东边有成皋，南边有二室山，险要不足以凭恃，反而正好成为交战的战场。陛下为什么要抛弃长久安定的形势，采取极其危险的策略，忽视国家的谋划，给天下人带来忧虑呢？我虽然极其愚昧，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况且圣上的顾虑，难道不是因为京畿刚遭受抢掠，田野空虚，担心粮食储备不足、国家用度有缺吗？依我所见，我深深认为并不是这样。过去卫文公，不过是小国的君主、诸侯中的一国之主，遭遇懿公被狄人灭国的灾难，开始寄居在漕地，穿粗布衣服，戴粗帛帽子，第一年只有战车三十乘，末年达到三百乘，最终能够恢复旧业，享有无穷的福泽。卫国复兴的美好结果，何况是圣明的天子呢？只要恭敬节俭、节省用度，能够斥退尸位素餐的官吏，罢免冗余的食禄官员，抑制竖刁、易牙的权势【竖刁、易牙都是齐国的宦官】，任用蘧瑗、史防这样的正直之臣【蘧瑗、史防都是卫国的贤臣】，减轻赋税，放宽劳役，防止隐匿人口，使鳏寡者得到救济，把政事交给宰相，让他们选用贤能，把训练军队、抵御侮辱的事交给老臣，那么百姓自然会得到治理，寇盗自然会平定，中兴的功业一个月以内就可以希望实现。希望陛下及时巡行，顺应形势而动，回銮上都，重新建立国家，革新各种政务，奉祀宗庙以修明祭典，亲临拜谒陵寝以崇尚孝思。我即使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代宗阅览奏表后，哭着对身边人说：“郭子仪的用心，真是社稷之臣啊。朕向西决定了！”于是从陕州返回京师】。杨绾【字公权，华阴人，考中进士，补任太子正字。肃宗即位后，杨绾到行在朝廷，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升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去世后谥号文贞】。分条上奏贡举制度的奏疏【宝应二年，杨绾任礼部侍郎，上奏说：“从前选取士人的科目，大多沿袭隋朝旧制。有明经、进士、秀才等科。明经科考试大义十道，十道中答通七道；又考试经义三道，答通两道，才算及第。进士科考试策问五道、帖经五道，大经全部答通为甲第，其次为乙第。秀才科不经常举行，只重视明经、进士两科。后来进士把声韵作为学问，明经把背诵帖文作为功夫，很少有人懂得真正的学问。因此杨绾才这样上言】。国家选拔士人，必须依靠贤良之才。所取的应当是孝顺友爱而品德纯备、言语行为敦厚诚实、平日培养德行、行动不违背仁义的人，具备忠信的资质，履行谦恭的操守。这样的人，藏有才器却从不自我夸耀，虚心待人而所作的回应一定诚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约束自己而从政，感化他人、安定风俗。自从末世风俗浇薄奸诈以来，这种道路渐渐衰微，人们争相崇尚文辞，彼此夸耀炫示。司马相如浮薄，始终没有得到任用【司马相如有遗失品行，写文章多是浮泛辞说，仕途最终不得志】；赵壹虚妄放诞，最终被乡里排斥【赵壹是东汉人，仗恃才气而傲慢，被乡里排斥，多次获罪】。从那以后，这种风气更加盛行，不思考实际德行，全都追逐空虚的名声，败坏风俗、伤害教化，前代史书都记载得很完备。古人把文章比作郑、卫之音，大概是有原因的。近来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当时还只是考试策问。到了高宗朝，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又奏请进士加试杂文，明经加试帖经【高宗永隆二年，刘思立上奏说，明经科多抄录经义条文，进士科只背诵旧策，都不重视实际才干，而主管官员又凭私意评定名次，于是诏令从今以后明经考试帖经，十道中答通六道以上；进士考试杂文两篇，通晓文章和文律的，然后再考试策问】。从此积弊逐渐形成风俗，年幼时能入学的，都诵读当代诗文；年长后虽然博学文章，也不超出诸家文集，彼此结党，借此造成虚名。

译六经从来没有打开过书卷，三史也都像挂在墙上一样不读，何况还要用孔门之道来考查他们，要求他们成为君子之儒呢？祖祖相传的习气已经很深，以奔走竞争为要务；夸耀才艺的人竟毫无惭愧之色，急于进取的人只想压倒别人，把毁谤当作平常谈论，把迎合或背离当作自己的责任；投递名帖、托人求见，在权要通行的地方奔走，显露才华、夸扬自己，在当代喧嚣传布。古代的贤良方正，哪里有这样的呢？朝廷的公卿用这种方式对待士人，家中的长者用这种方式垂训，却想让他们返归淳朴、怀有礼让、守持忠信、懂得防范节制，怎么可能呢？譬如水，水流已经浑浊，如果不从根本上澄清，怎么能重新清澈？如今圣德统治天下，四海重新安宁，天下之内都仰慕教化，人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圣朝的治理。如果不趁这个时候治理它，太平政治又将毁坏了。凡是国家的大权，没有不先选择下属官员的；古代圣哲、后世明主，都侧身而坐等待贤才。如今选取人才，却让他们自己写公文举荐自己，不是治理国家的体制。希望依照古制，由县令考察孝廉，确知乡里有孝悌、信义、廉耻品行，又兼通经学，才干足以参加策试的，就以“孝廉”为名，推荐给州刺史；州刺史应当以礼相待，考试他所通晓的学问；确实通晓的，送名册到尚书省。从县到省，不许让应举人自己递交牒文。近来出现到状、保辨、识牒等文书，一律都应停止。他们所学习的经书，包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意通晓其中一经，但务必取得深奥的义理，并贯通诸家的解释。考试时，选派各司中有儒学修养的官员进行对问，每经询问义理十条【《通鉴纲目》说是询问义理二十条，错误】，问完后对策三道；策问都询问古今治国的道理以及当时的重要事务，选取足以施行采用的。经义和策问全部答通为上第，送交吏部，立即授予官职；经义答通八道、策问答通两道为中第，授予出身；下第者罢归。明经科近来考试帖经，按例并非古代义理，只是背诵帖括，希望侥幸取中；近来又有道举，也不是治理国家的制度。希望与明经、进士一并停止。国子监的应举人，也请依照此法办理。如果有品行事迹不显著而主管官员妄自推荐的，请酌情加以贬黜。希望几年之间，人伦风气能够完全改变；既然归于实学，就会懂得大道。居家的人自己修养德业，从政的人都懂得廉耻，浮华争竞自然停止，敦厚朴实自然受到劝勉。教化人民的根本，确实就在这里。事情如果施行，就另外制定条例。诏令左右丞、各司侍郎、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给事中、舍人共同议论后上奏【奏疏上报后，诏令各司共同议论，给事中李栖筠、左丞贾至、京兆尹严武都赞成杨绾的意见；后来虽未实行，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的意见正确】。贾至【字幼邻，河南洛阳人，礼部侍郎贾曾的儿子，官至骁骑常侍】。议论杨绾分条上奏贡举制度的奏疏【此文在《文献通考》中只说是李栖筠等人的奏疏，大概是各司共同上奏。《文粹》《文苑英华》都作贾至】。谨按夏朝的政治崇尚忠，殷朝的政治崇尚敬，周朝的政治崇尚文饰。但这样说来，文饰、忠、敬都是统摄人的行为的。谥号叙述人的美好行为，以文饰为极致；文饰兴盛，忠敬也就存在。因此前代用文章来选士，本来是考察文德和品行；通过文辞来观察品行，也就涉及文辞。宣父称赞颜子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过错，说他是好学的人。至于孔子修订《春秋》，即使子游、子夏一类的弟子也不能增添一个字，难道不是很明白吗？近来礼部选取人才，违背了这个道理。《易经》说：“观察天下的人文，就能使天下化成【《易·贲卦》彖辞】。”《关雎》的义理说：“先王用它来规范夫妻关系，成就孝敬，厚重人伦，美化教化，改变风俗。”这大概就是王政兴废所由的根本。因此延陵季子听乐，就能知道诸侯国家的存亡。如今考察学习者，只把帖字背得精熟看作通晓，却不穷究经义，哪里能懂得不迁怒、不贰过的道理？考察文章的人只把声韵毛病作为是非标准，却专门选择浮艳的文辞，哪里能懂得移风易俗、教化天下的事业？因此上面失去了根源，下面只承袭流弊，随着流波动荡而不知止境，先王之道就没有办法实行了。臣下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原因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所谓逐渐积累，是什么呢？就是忠信之道衰落，崇尚廉耻的风气丧失，末流学问任意驰骋，儒家之道得不到推举。这四件事全都由选取士人的失误造成。一个国家的事情，取决于一个人的根本，这叫作风俗；赞助、弘扬这种风俗，责任在卿大夫。卿大夫又是什么人呢？难道不常常出于士人吗？如今选士只考察小道，却不以远大的事业来衡量，于是求取俸禄的人奔走追逐末流技艺，这就是诱导方向的错误。把蜗牛、蚯蚓的饵料混杂着投向沧海，却希望钓到能吞下船的大鱼，不是太难了吗？所以吃垂饵的都是小鱼，参加科举的都是小技艺。士、农、工、商四种行业中，士人最关系到风俗教化。近代趋向仕进的人全都随波逐流，致使安禄山一声号召，天下震荡；史思明再次作乱，十年不能恢复。假如当时礼让之道弘扬、仁义之风显著，那么忠臣孝子就会家家可见，叛逆之心无从萌发，人心也不会动摇。况且夏朝拥有天下四百年，禹的治道丧失，殷朝才兴起；殷朝拥有天下六百年，汤的法度被抛弃，周朝才兴起；周朝拥有天下八百年，文王、武王的政治废弛，秦朝才开始兼并天下。考察夏、商、周三代选士任贤的办法，都是考核实际行为，所以能够使风俗淳厚统一，国运长久。秦朝坑杀儒士，传到二世便灭亡了。

译汉朝兴起后，杂取三代的政治制度，扩大四科选举，西汉开始振兴；经学的学问，在东汉最终维持了重视名节的品行。即使近亲窃取职位，强臣专擅权力，软弱的君主孤立无援，太后专权，而国家仍没有覆亡，终于延续四百年，难道不是因为学问和品行在乡里传播教化吗？后来文章之道衰败，崇尚浮华奢侈，选士的方法不同，只求苟且救济一时。从魏到隋，只有四百年左右，日月的光辉分裂，九州阻隔，窃取名号、僭越帝位，德义不加修养，所以子孙接连颠覆，享有国祚都很短。国家革除魏、晋、梁、隋的弊病，承继夏、商、周、汉的事业，四方边境都已安定，九州归于统一，覆盖养育万物，与天地同德，怎么能舍弃皇王选士的道路，反而沿袭乱世取人的方法呢？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杨绾所奏，确实是端正的议论。然而自从晋朝司马氏覆败【典午指晋司马氏】以后，中原动荡，盗寇和伪政权相继出现，士大夫迁徙，南北分裂，很多人寄居异乡。圣朝刚刚统一天下，仍沿用旧的户籍图册，于是乡里和基层组织尚未设置，士人居住在本乡本土的百不存一二；他们借助官宦世族的关系，到处耕种营建，籍贯名望还要追溯到几百年前，而本人却都是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人。现在想依照古制实行乡举里选，尚且担心不能完全选出人才。请同时扩大教育学校，以加强教导诱导。如今两京有太学，州县有小学，但兵革一动，学生流离，儒臣和师氏连俸禄都没有；贡士不考察实际品行，贵族子弟又何曾讲习学问？只有礼部每年选取甲乙等第，难道说这样大力奖掖选拔就不算荒谬吗？这只足以助长浮薄风气，开启侥幸取士的道路罢了。国子博士等官，希望增加员额，优厚他们的俸禄官秩，选拔通晓儒学的博学之士，间或任用在这些职位上。十道的大郡【唐代十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酌情设置太学馆，命博士出外兼任郡官，招收学生，依照旧例办理；保守桑梓、居住本乡的，由乡里举荐；流寓外地的，由学校推举。早晨实行，晚上就能看到好处；这样一来，《青青子衿》所讽刺的学校废弛现象就不会再出现【《诗经·郑风·子衿》讽刺学校废弃】，扰乱的风气也会由于回归根本而消除。人伦的开始，王化的先导，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奏疏上报，诏令礼部列出条目上奏。杨绾又奏请，国子监的应举人由博士推荐给祭酒，考试合格的送到尚书省，像乡贡一样】。明法科交由刑部考试。众人议论认为明经、进士实行已久，废除恐怕使他们失去职业，于是诏令明经、进士与孝廉一并实行，这件事最终搁置。元结【字次山，后魏常山王元遵的后裔】。

译天宝年间，考中进士上等，历任道州刺史，升任容管经略使。辞免容州职任的奏表。臣元结说：臣恭敬地接受本月二十二日的诏令，授臣持节都督容州诸军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任本管经略守捉使。臣听说，在家孝顺父母的人，对国就会忠诚；侍奉君主的人，不应有所隐瞒。臣有极其迫切的情况，不敢不说。臣确实独自奉养老母，医药饮食等事，如果不是臣亲自办理，心中就不安。臣暂时离开她，她便忧虑惊悸而成病。臣自己又多病，近来病情加重。从前在道州，勉强支撑了六年，实际上没有政绩，只是徒有名声，多次请求停任，主管部门都不允许。如今臣所管辖的州，陷入贼手已经很久，残破的城墙和古老的树木，远在炎热荒远的地方。管内各州大多实行宾服，行营露宿野外，已经将近十多年。对于臣个人来说，为国家尽力效死，死也不躲避，哪里敢害怕艰难危险？只是老母思念臣，疾病日久，时值盛暑，向南越过火山，全家漂泊，寄居在湖边。臣乘一辆车前去赴任，就要到贼寇的境内。臣将要上路时，老母悲泣不止，听见的人都感到凄惨，臣的内心也可想而知。臣想扶持着母亲乘坐版舆，向南到合浦去，但老母的体力难以远行；臣想奋然不顾家庭，但母子之间的感情，连禽兽都有；臣想长久辞别老母，又会玷污名教。臣想干脆不去赴任，又恐怕耽误、违背诏命。在臣心中，肝肠像被煎熬、灼烧一样。过去徐庶内心烦乱，先主没有逼迫他【徐庶的母亲被曹操俘获，徐庶对先主说：本来想与将军共同谋划大业，靠的是这方寸之心；如今方寸之心乱了。先主于是听任徐庶归附曹操】；令伯陈述苦情，晋武帝允许了他【李密被征召为太子洗马，李密因祖母年老，上表陈述苦情】。君臣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万代都应以此为准则。恭敬地希望陛下以孝道治理万民，慈爱地养育众生。就臣的情志而言，实在值得怜悯。臣每次读前代史书，看见吴起出游求仕，咬破手臂也不回去【吴起离开卫国时与母亲诀别，咬臂发誓说：如果不能成为将相，终身不回来。于是侍奉曾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去世，吴起仍不回去，曾子便同吴起断绝关系】；温峤奉命出使，扯断衣襟离去【温峤想替刘琨出使江左，母亲崔氏坚决阻拦他，刘琨于是扯断衣襟离去】。我曾经遗憾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使他为国拼死。臣因此冒犯圣上的禁令，请求停止此次任命，让臣在家门等待罪责，长久奉养老母，供给她日常生活。臣的诚恳愿望，冒犯了天威，实在惶恐不胜。谨派遣某官奉上奏表陈述辞让，请陛下知悉。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明皇封禅泰山时，刘晏才八岁，在行宫献上颂文，皇帝认为奇异，授任太子正字。天宝年间任度支郎中，历任吏部尚书，仍兼任转运等使，掌握财利权力三十多年。杨炎厌恶他，将他贬为忠州刺史，赐令自尽】。给元载的书信【广德二年，刘晏任河南江淮铸钱、盐铁、转运使。自从战乱以来，汴水淤塞荒废，漕运从江汉到梁洋，路途迂回险阻，劳苦耗费；兵火之后，朝廷内外粮食艰难。刘晏于是巡行江淮，写信给元载，详细陈述漕运的利弊，使内外相互配合】。从淮水、泗水航行，到达汴水，进入黄河，经过底柱、硖石，少华、楚峦，越过客地，直达长乐、建章，这是安定社稷的奇策【唐朝建都关中，常运输东南粮食，但渡淮、经过汴水时，常苦于水浅；进入黄河后还要入渭水，又有三门的险阻，因此多设置粮仓，转运盘旋，制度屡次改变。刘晏认为能够疏通漕运道路，使它不再阻塞，这就是安定社稷的策略】。刘晏暂居东宫任宾客，仍然受到官场谤议【刘晏因曾与程元振交好，罢为太子宾客】。相公您自始至终都是我的故旧，不会相信流言；贾谊又被召回宣室，桑弘羊重新兴办财利事业，我怎敢不竭尽力量来报答知遇？我骑马奔驰在陕州郊外，看见三门渠津的遗迹【开元年间在三门设置集津仓，渠津或许应作集津】，到达河阴、巩县、洛阳，看见宇文恺修建梁公堰，把黄河水分流引入通济渠【隋文帝开皇四年诏令宇文恺开凿渠道，把渭水引到潼关，称为广通渠；第二年又开凿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达黄河】，又看到大夫李杰修筑堤坝的旧事【御史大夫李杰起初任河南尹，黄河、汴水之间有梁公堰，年代久远而毁坏，江淮漕运不通，李杰征发汴州、郑州的丁夫加以疏浚，在水边刻石记载功绩】。河庙中装饰着神像，凛然如同活着；渡过荥阳郊外，疏浚泽水，远望淮地，步步考察探究，知道古人的用心，那么潭州、衡州、桂阳一定会有大量积粮。关中、京辅急迫需要粮食，只因兵粮要通过潇湘、洞庭转运，万里水路几天之间就可能沉入波涛；挂起船帆向西直指长安，三秦百姓将依靠它得到饱食，六军将士将依靠它变得强盛，天子不再有忧心侧席的烦恼，京城人将看到船只往来的盛况，四方抗拒不服的人可以因此胆寒，三河流离失所的百姓也可以借此求得活命。相公您辅佐、拥戴圣明君主，使富民成为侯爵；这是当前的紧要事务，不可错过。这样可以洗刷我的过失，我将竭尽愚拙，依据经义办事；请允许我修治河堤，即使勤勉任事而死于水中，也在所不辞【勤勉于职守而死于水中】。然而漕运的利弊，各有四五项。我从河南尹入朝任计相，已经共同经历五年了【刘晏从河南尹改任户部侍郎】。京师三辅百姓，只苦于田税过重；如果让江湖地区的粮食每年运来二三十万，即可立即减轻徭役赋税，百姓歌舞称颂皇恩，这是第一项好处。东都残破，百处没有一处保存下来；如果粮运畅通，那么饥民都会聚集到村落、城邑和店铺，从此逐渐增多。下令之日就从海陵的粮仓运粮供给巩县、洛阳，这是谋划成功之处，第二项好处。边境上的各位将领，以及侵犯、破坏王朝谋略的各部戎人，或许会听说三江五湖进贡运输红色粮米，云帆桂楫负责输送；《帝乡军志》说：“先声后实，可以震慑照耀夷夏。”这是第三项好处。自古帝王盛世，都说“文字相同，车轨相同，日月照耀之处，没有不顺服的”。如今舟车已经通达，商人往来，各种货物汇集，航海登山，圣明的光辉渐渐接近贞观、永徽的盛世，这是第四项好处。所可疑虑的，是函谷关、陕州一带残破凋敝，东州尤其严重；从宜阳、熊耳到武牢、成皋五百里之间，编入户籍的不过一千多户，居处没有一尺长的椽木，人口没有炊烟，景象萧条凄惨，野兽游荡、鬼魂哭泣。牛一定瘦弱，车舆一定会脱落车轴，栈车和运粮车也不容易找到。如今在无人居住的地方兴办这种劳苦人的运输，确实难以成功，这是第一项弊病。黄河、汴水起初不修治就会毁坏、淤积【《说文》：淀，是泥滓】，所以每年正月征发附近县的男丁，拔取长茭，冲决淤泥【《瓠子歌》：拔取长茭啊沉下美玉】；清明、桃花水以后，远处的水自然安稳流动，阳侯、宓妃【都是水神的名称】也不再叹息。

译近来因遭遇寇乱，总不疏浚开拓，水泽淹没了河岸，石头崩塌，服役的人在沙滩渡口等待，官吏在泥泞中奔走；千里水道回旋淤塞，连无水之处也想行船，这是第二项弊病。东垣、底柱、渑池、二陵以北的河运地带，长达五六百里，戍卒早已断绝，县吏手无兵力；抢夺掠取的奸邪盗寇把那里作为巢穴，钱袋财物沿河聚集成薮泽，豺狼一样的盗寇凶猛叫嚣；船只经过的地方，寇贼也能够到达，这是第三项弊病。东起淮阴，西到蒲阪，绵延三千里，屯戍彼此相望；中军将领都是三公、元勋，士卒却地位低贱，仪同、青紫等高官常说“只能吃一半豆子”，又说“没有夹絮的衣服”。漕运一到，船只到哪里就只能停留在哪里，这已经不是单车使者、几封简短文书所能控制的了，这是第四项弊病。只是我把自己的思虑全部说尽，具体奔走办理的事情，请中书省详细考察利弊，加以裁定。多年以来，我事情办坏、名声受损，蒙受圣上的慈爱涵养，特别赐我保全性命；在家住了一个多月，忽然又立即派遣我任职，恩宠荣耀使我感激至极，恨不能以百身相报。看见有一条水道不通，我愿扛着锹先去；看见有一粒粮食没有运到，我愿背着米先行。内心焦灼、身体劳苦，只期望报答圣明的君主；赤诚尚未实现，漕运又多忧患，我在水路中惶恐不安，含泪献上此表【元载得到这封信后，把漕运事务全交给刘晏办理。刘晏于是疏浚汴水，用盐利雇佣工人，分派官吏督察；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各处的情况，制造歇艎、支江船，从扬州分段运送到河阴、三门以上，称为上门填阙船；征调巴蜀、襄汉的麻、苎、竹、篠制成绳索牵船，用朽绳、腐材代替薪柴，各种物资没有抛弃的】。不到十年，人人都熟悉河道，险要的江船不驶入汴水，汴船不驶入黄河，河船不驶入渭水；江南的粮运积存在扬州，汴河的粮运积存在河阴，河阴的粮运积存在渭口，渭船的粮运进入太仓，每年转运粮食一百一十万石，没有一升一斗沉没【原文“河隂”重出，疑为衍文】。常衮【京兆人，天宝末年考中进士，代宗时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宗即位后，贬为潮州刺史，不久起用为福建观察使，死于任所】。减少京畿夏麦征收的制书。夏后氏规定五十亩纳贡，殷人规定七十亩助耕，周人规定百亩彻法，其实都是十分取一，所以称为天下最公平的制度，赞美之声也随之兴起。近来依据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制定赋税条例，务求实行古制，希望能够便利百姓。适逢对外抵御四夷，年年防备军事，军队和国家的用度、公家储备都很匮乏，劳役费用接连而来，征收几乎加倍；而官吏有时奉行法令不谨慎，失去了爱护百姓的本意。对孤苦贫弱者任意加重搜刮，对豪富之家却借给、宽免租税徭役，动辄产生奸弊，渐渐形成流弊。名义上说是十分取一，实际上已经超过一半，以致有人离开父母之邦，甘愿接受佣工和仆役的差事，流离逃亡，无家无室，有的濒临死亡，却没有人察看过问。每当想到这些，实在深感怜悯。近来也曾加以整顿改革，顺从百姓的便利安定，衡量土地肥瘠的差别，放宽赋税征收的沉重负担。如今京城畿内，越冬麦没有成熟，去年秋季开垦的田地又减少，往年的常税近来征收数额也相当多；朕想到万民不得安宁，农业将要荒废，忧虑辛劳、郁结悲伤，半夜也起身，想要寻求救济，却还没有找到办法。朕常想全部免除赋税，只按收入征取，使百姓停止沉重困苦；但兵事仍然严急，需要资用，每天的费用也不能减免，只能用来体恤疲敝的百姓。大历四年大赦的诏书。在最理想的时代，先施德教，后用刑罚；上面欢悦地统治下面，下面欣然地侍奉上面，祸乱不发生，法律还用来做什么？圣人的时代已经远去，教化淡薄，文书堆积，诉讼纷纷兴起，苛刻的官吏玩弄文法，冤屈的人被治罪；想要洗刷耻辱、改过自新，却没有门路，这难道是天地父母慈爱人的本意吗？朕承当三灵所托的重任，处在群臣诸侯之上，早晚警惕，如临危境，不敢荒怠安逸；在内访求卿士，在外咨询方岳，日夜不得闲暇，至今已经八年，但大道和淳厚风俗仍然郁结不振。四郊多有敌垒，连年防备边境，军队在外，劳役费用尤其广大，赋税运输使我的百姓疲惫耗损，困苦到了极点，穷困之人于是无所不为。下层百姓愚昧，不懂得刑法的罗网；军中的士卒没有熟悉法令，触犯禁令而获罪的人很多，关押在狱中，却还没有查清事实，官吏议论不能决定，动辄拖延时日，损伤和气，屡次显现灾异的征兆。这些都是由于朕不明察、教化没有达到，难道是上面失去治道，却只用刑罚绳治下面吗？怎敢不责备自己，以回应灾祸呢？况且百姓是君主的肢体，伤害他们，君主自身也会受伤；刑罚是辅助教化的手段，使用失当，人们就无所适从。朕担心有冤屈滥刑，内心惨痛忧伤，因此申明谨慎用刑的典制，使宽大仁恕的恩泽得到弘扬，向朝廷内外宣示，让大家都明白朕的心意。大历六年，释放京畿丁役并免除税赋的制书。君王承受天命，是为了养育百姓；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自身，难道只是像爱护子女吗？饥饿的人给他食物，寒冷的人给他衣服，还担心仁爱不能达到，内心惭愧悲悼，怜悯之情在胸中不能停止。因此天下有道，财富就会藏在百姓之中。古代役使百姓，不过三日；可以使年长者得到奉养，也可以使孤老得到供养。这大概就是太平至治的教化，怎么施行也会聚集到这种境地吧？朕承受并奉行大业至今八年，不能弘扬王道，使它遍及六合。虽然朕德行浅薄、见识昏昧，不能明察治道，却常常忧劳而减损自己的享受，用来救济百姓。难道不知道天地以简易成就万物，帝王以敦厚节俭守住君位吗？如果能够减少赋税，节省用度，当然是好事；但时势有时带来许多事情，实在是不得已。适逢对外抵御夷狄，连年防备边境，出动兵车不下十万，粮饷耗尽，京畿大为残破。又有郊社、宗庙的祭祀，府库赏赐的用度，以及各种事务的费用，都要依靠这些供给。紧急赋税和暴急征收一天比一天繁重。加上水旱灾害接连而来，年成不能丰收，才到初冬，粮价已经飞涨。又有豪强大猾长期横行，任意侵夺，使得粮食低价出卖、债务加倍，分割田地、强行借贷。于是百姓抛弃田宅，卖掉子孙，家产荡尽，逃亡离散，转徙求食，外出的人非常多。想到这些，朕内心十分惭愧痛苦。安于故土、看重迁徙，是人的常情；如果不是一再遭到诛求搜刮，怎么会离开父母之邦呢？这大概是因为朕不聪敏、不明察，教化郁滞，德行浅薄，才导致了这种局面。

译传中说：“百姓如果不富足，君主同谁一起富足呢？” 《尚书》说：“百姓没有君主，靠什么拥戴？君主没有众人，也就无法守住国家。”如今县内纷纷报告困苦，百姓不断流亡，这是失于抚育百姓的道理，难道能不在心中感到惭愧吗？我哀痛忧劳，直到天明仍不能入睡，这正是我的心情，内心的恐惧警惕实在深重。应当有所减免，以惠及贫弱之民。大历十四年减免京畿地区丁役等项征收的诏制。上天命我，使我治理百姓，我哪里敢懈怠荒废，只希望使他们安康得济？我劳心竭虑，已经十四年，致力于崇尚节省简约，以此教导天下。每当百姓遭受疾苦，屡次加以减免；公家赋税的差役，几乎依照古代彻法实行；宫廷卫士的供备，也停止了轮番服役；同时减少车服器用，以资助军国之费，大力革除烦扰弊害，使京畿得到休息。游荡不事生产的人，全都回到田间，开垦田地的数量也逐渐恢复到平常。上天降下嘉美的收成，年成于是大熟；珍奇之物受到震动而来，宏大的福祉纷纷降临。这大概是上天和列圣积储的福泽，哪里是我这个寡昧之德所能招致的呢？我早晚恭敬戒惧，长久怀有更深的恐惧。然而政令有缓有急，物资有轻有重，所以粮食价格低就容易散失，钱币贵重就难以聚集。古人所说：“粮价过低和过高，对人的伤害是一样的。”我听说民间仍不免困苦，甚至拿数斛粮食换一缗钱，再加上各种徭役，难以偿付费用。把所珍视的物资转用出去，想到这些便感到悲痛，实在值得深切珍惜。凡是应当节省的地方，我以帝王教导人民，就像父母训导子女一样，因此即使细微详尽，也一定亲自过问、亲自办理。如果这样做有利于百姓，难道还怕烦劳吗？应当把这些告诉百姓，使他们知道我的心意。《马璘神道碑铭》【马璘是扶风人。开元末年，凭借防守功劳跟随安西府，因奇功多次升迁为金吾卫将军，历任四镇、北庭节度使，入朝后任检校左仆射。】皇帝派遣常侍，拿着故征西扶风郡王臣马璘功业德行的记录，诏令门下侍郎、平章事臣李衮说：“古代诸侯大夫计算功劳、称述功绩，把它写入太常的档册，刻在彝器上。德行功勋高，所以文章美盛；事业功绩实在，所以言辞流传久远。这是有国家者的大法。臣子向王室尽忠，难道会缺少褒扬记载的礼制吗？应当撰写颂扬他的文章，使承受的福泽昭示在丰碑之上。”臣谨考察司勋的军籍和史官的年表，叙述如下：“圣上考察黄帝、虞舜的治道，以武功文德统治天下，威严光明显赫，没有谁不遵循服从。只有犬戎擅自侵扰我国西土，而圣上仍以威德怀柔它，久而久之它渐渐骄横。于是大规模考察天命，依照法典选择将领。至德三年夏六月，各国诸侯、百官以及侯王列将，都在明堂朝见，于是郑重告诫在位者：有谁能够统领我国西部军队？众人都说：马璘可以。于是授予他鹰扬将军的命令【至德三年吐蕃侵犯边境，马璘以太常卿身份受命为河西节度使】，在夏日赐给他鸾旗雕戈。马璘拜手稽首，不敢推辞艰难，于是率军向朝那进发，停止车驾于泾水之滨，发扬武威，面对戎狄。到达后，他穿着戎服站在军门外，宣扬天子的威严命令，并向将军、列校、六正、五吏以及三军将士训示说：‘从前天下盛明之时，也必然有忧患艰难。殷高宗时有征讨鬼方之事，周文王时有昆夷的祸患。秦朝凭借安定、北地，戎狄仍从内部侵扰；汉朝凭借金城、陇西，氐羌仍侵入作乱。所以派遣将帅守卫中原，修习战争而崇尚武力。国家的道德比殷周更盛，铠甲兵器比秦汉更充足，仍然有边患，尚且要劳烦圣明的谋略，那么作为守边大臣的罪责将用什么来补偿呢？我发誓上承神武的谋划，下凭将士的力量，击鼓进军，向前推进，彻底消灭所有凶恶之徒。’言辞和情感激昂严厉，仿佛风云也为之变色。于是他以军法向全军发誓，号令简明统一，众人畏服。即使是多言善辩的老将【嚄唶，指多有辞句】，听到后也悚然敬畏。接着他周遍察看山川地势，以筹备战守：有如犀牛般威猛、有如防豻般勇猛，屹立不动的，是持重之将统领的部队；防守水峡的要冲，抵御轮车冲击、飞跃车乘【都是说勇猛。《左传》说狄虒弥竖起大车的车轮，用铠甲蒙住它当作盾牌，左手执轮，右手拔戟，组成一队；又说秦军有能跳上车乘作战的三百乘】，头发蓬乱、鬓发突起【《庄子·说剑篇》说：“我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缦胡之缨，短后之衣，瞠目而语难。”】，目光炯炯、横行奋勇的，是雄毅之将统率，守卫瓦亭。在亭子的北面，轻车飞驰，声势盛大而威武，由射声校尉统领，出据松谷；有百夫中最杰出、可以抵挡万人之敌的勇士，隶属于车师后部，殿后于铜城、火渠门的旗帜【《管子》说，葵丘会盟时，天子赐给齐桓公祭肉，桓公赏赐他渠门赤旗】；在大回川舒展军势，雷鸣般擂响密须之鼓【《左传·昭公十五年》说，周王对籍谈说：“密须之鼓和大路，是文王搜集来的，唐叔接受了它们。”密须是国名】；在都卢山声势震天，周围用木柴围护，用蔺石和渠答交错布置【《汉书·晁错传》说“准备蔺石，布置渠答”；注释说，蔺石是城上的滚石，渠答是铁蒺藜】。军队编制部署完毕，天地都肃然无声，于是使魁梧强健者气势消散，使凶猛勇悍者魂魄震骇，退却撤离，不敢接近边塞。因此八年之间，他们只来侵犯两次。这些都亲自承受了圣上的谋略，协同运用兵法，前后所献的功劳，全都符合皇上的筹划。正准备大举收复流沙，远取旧日土地，却失去了我军的良将，最终未能完成西部战事。马璘于大历十一年某月某日死于戎府，享年五十六岁。天子停止朝会，叹息说：“哪里还能得到像扶风王这样雄镇边疆、威服敌人的臣子呢？”派遣中使迎接灵柩，面对近侍流下眼泪。灵柩到达府第时，百官会集吊丧；举行遣奠时，五校军队开道；以车马作为赗赠，以贝玉放入口中，这些都是用来褒奖其大功的。当初马璘从安西、北庭两庭【即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率三千甲士，奔赴凤翔行在，便陈述消灭敌寇的策略。先皇帝认为奇异，说：“我在东方无忧了。”于是他在青渠交战，在沣水布阵，收复二陕，恢复三川；在渭南以一百骑兵击破五千敌军，在河阳以一旅军队摧毁十万敌军。史朝义率全军亲自统领，在邙山大战，国家以天下精锐部队从两面夹击仍不能前进，马璘却独自率领部下，不列阵便奔驰而出，偃旗息鼓首先登城，威猛如怒吼的老虎。战斗激烈时敌军纷纷溃败，他横向冲出，回转兵戈奋力攻击，敌阵才开始崩溃；双方交战数合，敌军轰然大败。当时副元帅、太尉李光弼【即李光弼】认为他壮勇，说：“我用兵三十年，从未见过以少击众、像这样雄强勇猛的。”以后每逢征伐大计，都向他咨询。他也是诸帅中的杰出人物。不久军队移驻右辅，迅速救援河西，挽回已经离散的人心，保全将要被放弃的土地。又听说仆固怀恩叛变，当天便回师；军队和民众成群结队，绵延于山谷之间，轻装行军，边走边战，杀退敌军后返回。军队受困于岐都，敌寇已经从四面合围，马璘于是张满弓向外迎敌，像涌流一般冲入辕门【坌，涌入的意思】。

译【○“坌”的读音为“刎”。】还没有来得及解下铠甲，便背靠城池出战，戎军向北逃走，马璘率数骑在前追击；眼眶流血横流，染红了金色铠甲【《左传》说“左轮朱殷”，注释说，齐、晋在鞌地交战，晋国解张驾车，中箭两支，鲜血染污车轮，但驾车者仍不敢停息。】“殷”是赤黑色。【○“殷”的读音为“烟”。】撞上兵器而坠落、随着弓弦声应声倒下的敌人，有数千万人，这可以说是三军中绝无仅有的战绩。至于治理郑国，安抚颍封，教化郇、邠，安定上郡，他勤勉履行藩镇职务，惠泽长官和百姓；慰劳招徕流亡和佣工，赈济抚恤孤儿老人；缣帛、综丝、绵絮等物，织造精工；入境有制度，所以《大东》的讥刺没有产生【《诗经·小雅·大东》讥刺东方诸国困于徭役、又因财物受伤】。禾、麻、豆、麦，耕种播植各有其业，使用赋役有节制，所以《自北》的教化可以使人怀念【《诗序》说，南方的教化是由北方传到南方】。这些又是各郡共同受到教化的表现。马璘字某，是扶风人。他出身功勋显赫的家族，姿态雄伟高爽，年轻时便有纵横四方的志向，以才气自负，摆脱庸常格调，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因此打猎捕鱼，纵情山川湖泽。二十岁时，他读《伏波传》，读到“大丈夫应当在边野建功，以马革裹尸而还”，慨然叹息说：“难道要让我们祖先的功业坠落在地吗？”【马援曾任伏波将军】从此他因边疆战事而激愤，带着一柄孤剑辗转前行，终于向西到达极远之地，凭借奇功多次授任裨将，历任金吾将军、殿中监、太保、御史中丞，升任御史大夫，兼领北庭行军使、邠州刺史，加授工部尚书，节制泾原，并把郑州、颍州二州隶属其下。不久授任右仆射，主持尚书省事务，官阶达到仪同，进封异姓王；其余从副将军以下的官职，概略而不再记载。凭借英明的见识，遇上圣明的时代，所以能够竭尽智谋，得到极大的任用和知遇；在危难中坚持大节以激励士气，施展深厚仁德以庇护受伤残弱者。马璘治军，采用穰苴兵法和《孙子》十三篇，开始以正兵交战，最后以奇兵取胜。他胸襟闲阔深沉，应变无穷；同他共处安定，也同他共历危难，所以军队能够聚合而不可分离；同他共担失败，也同他共享成功，因此将士乐于赴死而不贪生。至于用木罂渡河、登山夺旗【木罂渡河、登山拔旗都是韩信的事迹】，解鞍休息、鞭马奔驰【解鞍、鞭马都是李广的事迹】，这些本领他兼有而且绰绰有余，也没有什么不同。他曾拿出家财二百万供养三军，并把分散已经煮熟的食物给军伍食用【阖闾在军中把熟食分给士卒后才进食，自己所吃的也分给士卒和车兵】；又把皇帝赐给他的金钱陈列在廊庑下【窦婴任大将军时获赐黄金千斤，窦婴把黄金陈列在廊下，军吏来取时便让他们自行取用】，彼此相差多远呢？马璘侍奉君主，以真实相待，以忠诚进言；在君前当面筹划，言辞礼法明白顺当；约束自身，没有过失，恭敬谨慎，戒惧小心。俸禄赏赐增加便接受，小心辞让重大的任命；职责所及便踏险履难，反而把平坦安逸让给别人。他以忠诚和才干得到亲近重用，有绛侯那样的知遇；以简朴质实得到信任宠爱，有吴汉那样的信用。这就是所谓国家的神勇将领、朝廷的忠贞臣子，终身使家族享受福庆，长久承受福祚；使钟磬之乐在祖先面前享用，使功名像山河一样传给子孙，实在是应当如此！他的嗣子马旴等人，想到家族的盛大，继承事业、承袭家业，悲痛地守丧，哀伤之情与天地同深。为他在万家葬地安葬，可以告诫前代贤人；十里之外筑起坟丘，也没有违背遗志。今承受君主命令，恭敬遵循朝廷礼法，请求赐予美好的谥号，认为这样才合乎礼制。铭文说：巍峨的雍城，积聚着崇高的气象和灵秀之气；金德之气所主宰，于是诞生了良将。司徒声名清朗，雄才大略纵横驰骋；目光威严深沉，声势震动四方。四方平息祸乱，掌兵二十余年；起初奋扬武威，在车师的戎府，铁骑长矛，张弓执白羽箭。天山瀚海之间，风雨被冲荡；率领三千骁骑，披荆斩棘来朝见君主。跟随我安抚军队，击胡灭虏；回师凉州旷野，在岐山之下解除敌军威胁。英风烈烈，横扫西土；于是佩带珩璜，分掌雄强的棨戟旌旗，受宠镇守各方。威势盛大显赫，宏伟声威远播；敌人的气势在境外折服，仁惠教化广泛流布，人心在内部凝聚。昆夷、先零的军队，白旗抵达泾水；承受宫中谋略，举朱旗抚军出征；密布的阴山成为前方边塞，义渠故城作为据点；丘陵山谷彼此相连，广阔曲折，迂回往复。深秋在野外交战，金勒战马奔驰追逐；左手挥击，右手射箭，像虎一样敏捷，神一般迅速。番渠惊愕地旁观，百姓推戴而信服。让扶风成为封国，赐给你美好的功勋；位居众官之长，与三公并列；君王因此广泛赏赐。我有鼓钟之乐，叔父兄弟相聚，和乐宴饮。功业成就而身死，死后恩宠丰厚。周、汉二代的宣王、宣帝，都有功劳卓著的臣子；北征西讨，战车辚辚。如今我们的司徒，确实与他们功勋相同；功勋在王室，光耀昭示后代。独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阳人。天宝末年，考中高第，补任华阴县尉，历任左拾遗、检校司封郎中、常州刺史】《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议》【宝应元年，太常卿杜鸿渐等请求以太祖配享天地，于是停止让高祖与景皇帝配享。第二年发生旱灾，议论政事的人认为这是高祖不能配享的缘故。代宗对此疑惑，诏令群臣议论。独孤及任太常博士时，上此议。】臣谨按《礼经》：天子举行禘祭，应祭祀始祖所自出的祖先，并以始祖配享。凡是受天命而开始受封的君主，都称为太祖。继太祖以下的六庙，亲属关系尽了便依次毁去；只有太祖之庙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迁毁。这就是五帝三王尊祖敬宗的做法。因此，夏禹受命于神宗，却以颛顼为祖、以鲧配郊；继承禹而废黜夏朝的是商汤，于是殷人以防为郊祭对象、以契为祖；改变天命而建立周朝的是周武王，于是周人以稷为郊祭对象、以文王为祖。由此可见，自古以来都必须以最初受封的君主配享昊天上帝。只有汉氏从丰沛兴起，丰公、太公【太公即太上皇；丰公即太上皇的父亲】都没有地位，也没有功德，不能作为祖宗，所以汉朝以高皇帝为太祖，这是因为他的先世地位卑微，并不足以成为后代效法的法则。臣恭敬地思考：太祖景皇帝凭柱国的职任辅佐周、魏，开始成就王业，受封于唐国【景皇帝名虎，辅佐周朝讨伐魏国有功，任柱国；周接受魏的禅让后，封他为唐国公，起初谥号为襄；高祖即位后，追谥为景皇帝】。高祖继承这一点，于是把唐作为拥有天下的国号，这是上天的命令。又如契受封于商，后稷受封于邰，禘祭、郊祭和祖宗配享的地位，应当列入百世不迁的典制。

译郊祭祭祀太祖，宗祭祭祀高祖，就像周朝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一样。如今如果因为高祖创业，就把高祖的祭祀升到太祖之上，这是抛弃三代的良好典制，遵循汉代末期的制度；这是贬低景皇帝的大业，使他同丰公、太公一样不受祭祀。违背古制、背离正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追尊景皇帝，庙号为太祖，是用来崇高尊奉他的礼制。如果配享上天的地位已经更换，那么太祖的称号也应当废除，祭祀不再修举，庙也应当毁掉；尊祖报本的道理，难道要坠落在地吗？汉代制度规定，擅自议论宗庙，以大不敬论罪。如今武德、贞观年间的法典尚未改变，国家正要恭敬办理祭祀以调和神人与人，禘祭、郊祭之间，恐怕不适宜这样更改。臣谨考察礼制旧文，参照夏、殷、周、汉的旧例，请求仍然遵循旧典。谨此议论。【议疏上奏后，因此配享的制度没有改变。】上疏陈述治国政务【独孤及任左拾遗时上疏】陛下多次发布有德的诏令，使左右侍臣能够直言极谏。壬辰日的诏书，召裴冕等十三人到集贤殿侍奉应制，以备咨询，这正是五帝的盛德。然而近来陛下虽然容纳他们的直言，却不采纳他们的意见；所上密封奏章全都搁置不报，有容纳臣下的名声，却没有听取谏言的实际，于是使进谏者渐渐自行闭口，饱食终日，相互招引以求做官谋禄。这正是忠贞鲠直之人暗自叹息的原因，臣也为此感到羞耻。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何况朝廷这样广大，卿大夫又如此众多，难道陛下选拔任用得还不够精当吗？即使不能像周文王那样拥有众多贤士，其中难道没有温故知新、能够努力陈述政务要领，而且料事多次应验的人吗？陛下议论政事时，竟然一点也不采纳他们的意见。尧帝广泛咨询，禹帝采纳昌言，难道会像这样吗？过去尧在五条大道交会处设置诽谤木，孔子说：“以有能力的事情向没有能力的人请教，以知道得多的事情向知道得少的人请教。”所以广泛听闻，保留疑问，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这是圣人的心意。愿陛下以尧、孔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每天降旨询问清议；不可行的就停止，可行的就在朝廷讨论，同主管政务的人共同办理，使人知道什么就一定说出来，说出来的就一定实行，实行时就一定公正，那么君臣之间没有私人的议论，朝廷也没有偏私的政事。陛下凭借这些来辨别臣下所献纳之事的可行与不可行，就可以建立太平的阶梯。军队兴起而不停息，已经十年了；百姓的生产因织机而枯竭，拥兵者的住宅遍布街巷，奴婢吃厌了酒肉，贫民却瘦弱饥饿地被迫服役，民脂民膏被剥削到了肌肤和骨髓。长安城中白天就有人持椎抢劫，官吏不敢追问；官府混乱，职事废弛，将领懈怠，士卒凶暴，百官纲纪崩坏，像沸粥和乱麻一样纷乱；百姓不敢向主管官府申诉，主管官府也不敢上报。陛下含受毒害、饮受痛苦，困穷而无处申告，如今百姓心中惶惶，只能独自指望麦子。麦子收成不好，就会出现交换孩子、啃食尸骨的惨状。陛下如果不趁此时振作精神、革新政治，思考救济百姓的办法，忍心让宗庙处于累卵般的危险之中，让万姓伤心失计，臣实在恐惧。去年十一月丁巳日夜里，星星像雨一样坠落；昨天清明时节降霜，三月却酷热异常，阴阳错乱颠倒，这是灾异没有比它更大的了。这是下位凌驾上位、上位衰替，以及怨恨诽谤之气招来的。上天的意旨正在反复告诫、谴责警戒，以警醒陛下。陛下应当反省自身，责备自己，到各处寻求贤良之人拜他们为师；贬黜贪婪谄媚和不肖之人；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消除天下的疾苦；废除无用的官职；停止不急迫的开支；禁止暴虐的军队；节约费用，爱护人民；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以求上天和下民降福，这样一定能够使上天感动、神灵应验，把妖灾转变为和气。臣又曾说过，应当裁减江淮、山南诸道的军队，以充裕国家的财用。陛下起初并不认为臣的意见愚蠢，也答应立即实行，可直到现在还没有发布充分施行的诏令，臣私下对此很是迟疑不解。如今天下只有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的忧患，邠、泾、凤翔的军队已经足以抵挡他们了。从这里以东直到海南、番禺，向西直到巴蜀，没有需要防备的盗贼，军队却不肯裁减。耗尽天下的财货，竭尽天下的粮食，用来供养无用的军队，造成无缘无故的费用，臣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假如是居安思危、为了防备意外，那么只需在险要有害之地设置屯兵防守，其余军队全部休息，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储备和鞋履等军需物资，用来充作疲困百姓的贡赋，每年就可以减去国家租税的一半。难道陛下竟在变更这件事上迟疑，在沿袭旧规上徘徊，使重大谋议受到阻塞，而天下百姓的忧患一天天加重吗？这正是在增加弊病、加重病情。治疗毒疮，必定要把它切开使其溃破。如今军队造成的祸患，就像毒疮一样。如果不逐渐收敛裁减，它的危害就会越来越大。等到祸患扩大后再谋划，必定要多费一倍力量而功效减少，难道不正是应当及时处理、不可终日等待的道理吗？李华，字遐叔，赵州人，官至检校吏部员外郎。

译《中书政事堂记》。政事堂，自武德年间以来，曾在门下省议事，称为政事堂。因此，长孙无忌起复后授任司空，房玄龄授任左仆射，魏征授任太子太保，都兼知门下省事务。到了高宗光宅元年，裴炎由侍中改任中书令，执掌宰相的政务文书，于是把政事堂迁到中书省。记载说：政事堂，可以议论君主不应违背天道、违逆地道、颠覆社稷之道、对百姓无道的事情；臣下不可以违背君道、逆反人道、贪染货利、扰乱刑法、残害一方百姓的性命、改变君王制度的事情，可以在这里加以纠正。军队不可以擅自诛杀，权力不可以擅自施用，财货不可以擅自蓄积，君王的恩泽不可以擅自夺取，君主的恩宠不可以擅自离间，私人的仇怨不可以擅自报复，公家的爵位不可以擅自用来满足私情；这些事情可以在这里加以诛责。政事不可以轻率地纳入议程，重罪不可以把活人判为死罪，法律不可以剥夺侵害百姓，财赋不可以擅自加重，案情不可以交给幸臣处置，祸乱不可以在萌芽时放任开启；讨伐扰乱者而不赏功，削平扰乱者而不封爵，听到灾荒而不救济，看到饥馑而不惊忧，以拒绝劝谏为贤能，违背正道而伤害古制；这些事情可以在这里加以诛杀惩处。所以说：在朝廷之上、樽俎之前，既有兵法和刑法，也有挺直的杖与锋利的刀，有斧钺和鸩毒，有诛灭全族和破败家产。登上这个政事堂的人，都可以施行这些处置。因此，伊尹放逐不继承正道的太甲，周公驱逐不义的管叔、蔡叔，霍光废黜作乱的昌邑王，狄公纠正庐陵王的君位【武后废中宗为庐陵王，依靠狄仁杰才得以返回东宫】。自从君主衰弱、臣下强盛以后，宰相掌握生杀大权，天子被蒙蔽而听不到九重之外的声音，调和治理变成了权术衡量，议论谋划变成了机要事务，道德改变而自身倾覆，祸败多得无法计算。列国史传中有记载，青史上也留有姓名，可以作为终身的警戒。李翰，赵州赞皇人，是李华的侄子；考中进士，官至左补阙。大历年间客居阳翟，后来去世。《进张巡中丞传表》【张巡是邓州南阳人，开元末年考中进士，被杨国忠厌恶，调任真源县令。安禄山反叛后，张巡起兵讨伐叛贼，后来与许远一同守卫睢阳。城陷后不屈而死。李翰一向与张巡友善，张巡死后，有人嫉妒他的功劳，颇有不同的议论。李翰于是写成传记，叙述张巡的功劳事迹，上表进呈。】臣听说，圣明的君主褒奖为国死难的士人，抚育为国死事者的遗孤，有时亲自推着丧车【轜，指丧车】○读音为“而”】有时追封并建立封邑；厚待死者，使生者得到安慰，抚恤生者，使死者得到报答。这样以后，君臣之间的道义便贯通于生死之际，激励劝勉的道理也彰显于存亡之间。君主之所以不遗弃臣下，臣下之所以不背叛君主，君主的恩德和臣子的节操由此确立。臣恭敬地看到，已故御史中丞、追赠扬州大都督张巡，生逢昌盛的时代，年轻时学习儒家教诲。适逢叛逆藩镇发动叛乱，暴虐之气滔天，他从低微的职位挺身而出，忠诚勇敢，奋发有为，率领乌合之众，抵挡来自渔阳的锋芒。叛贼当时窃据洛阳，控制牵引幽州、朔方，驱使其精锐，吞并河南。张巡先前镇守雍丘，击溃叛军的心腹力量【雍丘令令狐潮举城归附叛贼，张巡驱逐令狐潮，守卫雍丘；令狐潮率兵来攻，历时六十天，大小交战数百次，令狐潮终于败走】。等到鲁炅的十万军队在宛、叶丢弃铠甲【叛将武令珣、田承嗣把鲁炅围困在南阳，前后共一年，城中粮食吃尽，鲁炅力量耗竭，无法支撑，于是弃城逃往襄阳】，哥舒翰率天下大军在潼关战败【哥舒翰守卫潼关，率军出战，在灵宝遇到叛军，被叛将崔干祐击败，叛军于是进入潼关】，两宫出外居住【指玄宗幸蜀，肃宗奔赴灵武】，天下万国动荡不安，叛贼于是僭越窃取帝位，像鸱鸟一样对峙于两京，向南逼近汉江，向西威逼岐、雍；各路将帅拖延不进，各郡望风而逃，唯独张巡守卫孤城，并没有因此退却。叛贼于是绕到张巡的后方，谋划夺取江淮。张巡退军到睢阳，扼守江淮的咽喉，前后坚守，从春天直到冬天，大战数十次，小战数百次，以少击多，以弱制强，奇谋层出不穷，制胜如同神明，杀死叛贼凶徒共九十多万人。叛贼之所以不敢越过睢阳夺取江淮，江淮之所以能够保全，都是张巡的力量。城池孤立、粮食耗尽，外援又不到，他仍然奋力从羸弱和疾病中站起，摧毁敌军锋芒，攻破坚固防线，使三军将士割食人肉，也知道宁死而不叛变。等到城陷被俘，他始终没有屈服的话语，反而回头斥骂凶徒，精诚贯通白日，即使古代忠贞刚烈的人，又有什么能超过他呢？臣以为，陛下聪明有文德，睿智而神武，率领一旅之众，恢复了与天相配的帝业，奖赏功劳、褒扬节操，大加赏赐群臣，于是追赠张巡扬州大都督，并恩及他的儿子；这确实是陛下发布仁德诏令的美意。然而议论者有的因张巡食人而责罪他，有的因他宁死守城而愚弄他，臣对此十分痛心。现在臣斗胆列举十条理由来议论张巡的过失，以堵住众人的口，请圣明的听察加以鉴察。臣听说，人接受教化来立身，刑法根据情理来定罪。因此，事情有违教化，人的正道便无法确立；刑罚若施于无罪之人，王法便不能落实。对忠臣来说，这是臣下应受的教化；对宽恕者来说，这是法律应合的情理。如今张巡秉持节义而死，并没有违背教化。剖取尸骸来充作食物以防守，并不是他的本心。春秋的大义，是用功劳遮盖过失；皋陶的法典，是容许过错、宽宥刑罚。所以《周易》的训诫“遏止邪恶、褒扬善行”【《易》大有卦象辞：“君子以遏恶扬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录用人才时，应当抛弃瑕疵而采用其长处。如今众人议论张巡的罪过，是废弃君臣之教，贬抑忠义之节；既不以功劳遮盖过失，也不依据情理宽宥刑罚。这样只知遏止所谓恶行、褒扬善行，却记录瑕疵、弃置可用之人，并不是奖劝人伦、彰明劝戒的办法。况且叛贼违背道德，是人与鬼神共同仇恨的对象。朝廷中的士大夫，世代沐浴皇恩；大臣将相，却一个接一个跟从叛逆，而张巡在朝廷中没有登进，宴饮时也不曾参与；他没有统率一支完整的军队，也没有凭借任何节制军队的权力。他感念肃正义军，奋身而死守节操，这就是张巡的忠诚之大。叛贼声势强盛，连结军队达百万。张巡凭几千人的兵力，横向阻挡并制服他们。假如没有张巡，就没有睢阳；没有睢阳，就没有江淮。叛贼如果凭借江淮的物资，军队会更加扩大，财力会更加充足，根基盘结、据守成势，再向西抵抗王师，即使最终被消灭，也会拖延很久。国家用六军在西面震慑叛贼，张巡用坚固的堡垒在东面扼守。因此陕、鄢一战，叛贼像犬羊一样向北逃走；王师借此声势获胜，声威刚刚接续起来，睢阳城便陷落了。这是上天有意让张巡保全江淮，以等待陛下的军队。

译王师到达时张巡已经战死【至德二载九月，广平王俶、郭子仪等收复西京，叛将安守忠、李归仁等连夜逃走，郭子仪于是攻克华阴、弘农。冬十月，睢阳陷落。同月，广平王俶、郭子仪等收复东京】，这就是张巡功劳的伟大之处。古代各国诸侯，彼此即使互相侵伐，尚且有分担灾难、救济祸患的道义，何况各位将领同受国家恩典，奉诏讨伐罪人呢？张巡之所以坚守，并不只是怀有独自取胜的志向，也是因为依靠各路军队来救援。救兵不到而粮食吃尽，粮食吃尽而发展到食人，这是违背原本的谋划，并非他的平素志愿。这样，张巡的真实情状就可以考察清楚了。假使张巡在开始守城时就已经有食人的打算，即使损失数百人的性命而保全天下的臣民，也还可以说功过相抵；何况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呢？周代典制所说的三种宽宥，其中一种就是宽宥过失。因此，谈论张巡的忠诚，可以敦厚世道人教；议论张巡的功劳，可以维系中兴大业；推求张巡的实情，可以宽宥他的过失。从前孔子编定《春秋》，彰明褒贬；齐桓公将要举行封禅【《史记》说：齐桓公将要封禅，管仲进谏使他停止】，孔子略去而不记；晋文公在河阳召见周天子，孔子记载了这件事却加以避讳。大概是因为匡扶、拥戴天子的功劳重大，可以遮盖僭越封禅的过错。如今张巡仓促失措的罪过【“苍黄”指很小的过错；把“苍”误作“黄”，其差失相距并不远】，轻于僭越封禅的过错，而他的兴复功劳却更大；比起匡扶、拥戴天子的功劳，他的罪过应当疑罪从轻，功劳应当疑功从重。圣人的训诫清楚可考。臣因此认为，谈论张巡，完全可以作为后世的训诫。臣又听说，刑罚不牵连后代，赏赐却可以延及子孙，这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按照正道行事的原因。如今张巡的儿子亚夫，虽然获得一个官职，却仍免不了饥寒之患。江淮既然是张巡所保全的，户口也已充实完整，臣认为应当封给他一百户，使他的儿子享用其赋税。臣又听说，强死者会成为厉鬼，游荡的魂魄会造成变异灾祸；如果有所归宿，就不会成为灾害。张巡既然身首分离，将士们的尸骨也没有得到掩埋，臣认为应在睢阳城北选择一片高地，招魂安葬张巡和将士，修筑一座大墓合葬，使九泉之下的魂魄尚且愿意效死尽命，使三军将士能够轻视生命、勇于赴死；这样既可感通幽明，也可使他们不成为含冤的厉鬼，同时还是国家不计过失、表彰善行、给百世留下警戒的道义。臣年轻时曾与张巡交游，张巡一生的事迹，臣都熟悉。如今张巡死于大难，没有看见国家复兴的清明局面，他只希望留下美名，把这作为自己的荣誉和俸禄。如果不及时记录，日月渐久，或许会被湮没而不能流传，或者流传而不真实，那么张巡生死都不得其所，实在可悲。臣斗胆采集所听闻的事迹，取得亲眼见到的材料，撰写成一卷传记，冒死献上。倘若能把臣所撰写的传记编入史官所列的史籍，即使臣退居山林而死，尸骨也将不朽。《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三目录。唐。陆贽。《兴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诏》。兴元元年，命马燧、浑瑊招讨河中。制。兴元元年，命李晟。制。《论治乱之略疏》。《论征税疏》。《论纳谏疏》。《论关中事宜状》。《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请罢琼林大盈库状》。《论两税以布帛为额状》。请求停止用兵的奏状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三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命编纂注释 唐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考中博学宏词科。德宗时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议论裴延龄奸邪，皇帝发怒要杀他，依靠阳城等人极力营救，才被贬为忠州别驾，死后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兴元元年，奉天改元并颁布大赦诏。德宗因朱泚叛乱出奔奉天，术士说国家遭逢厄运，应当有所变更，群臣请求再增加一两个尊号字。陆贽说：“尊号的制度，本来不是古代制度，在国家安泰时实行已经有损于谦逊，在防御祸乱时沿袭更有伤事体。如果一定要参考术数而有所变更，那么与其增加美好的称号而失去人心，不如废去旧有尊号来敬畏上天的警戒。”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只改了年号而已。皇帝又把中书省所撰写的赦文给陆贽看，陆贽说：“用言辞感动人，所感到的迫切已经很浅薄；言辞又不切实，人们谁肯放在心上？如今这道恩赦诏书，悔过的意思不能不深，引咎的言辞不能不充分。”于是另行起草诏书。治理政事、振兴教化，必须在于推诚相待、忘却自身私利、救济他人而不吝惜，并且改正过错。朕继承守护先祖创立的宏大基业，君临万方，却失守宗庙社稷，流落在草野之中。想到自己未能遵循德行，实在已经无法挽回过去；长久地追念自己的过失，希望能够在将来有所补救。应当明白地考察事情的起始，把它昭示天下。〔“明征厥初”：说明白地叙述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掩饰。〕 我朝英明的祖先以盛德庇护百姓，使风俗教化达到和平安定，拯救百姓脱离水深火热，福业相继、庆泽积累，延续了将近二百年。你们这些卿尹、众官以及亿万百姓，世代承受着养育和庇护〔“亭育”即“亭毒”，意为养育、化育〕，直到今天；功绩存留在人们心中，恩泽流传于后世。所以我这个后人得以继承宏大的基业，却害怕自己的德行不能继承先祖，丝毫不敢懈怠荒废。然而我长久生长在深宫之中，不明白治理国家的事务，积习容易使人沉溺，处在安乐中便忘记危险；不知道农事的艰难，也不体察征战戍守的劳苦。恩泽不能下达到百姓，民情不能上达朝廷，事情既然受到阻塞隔绝，人民便心怀疑虑、彼此阻隔；我仍然昧于反省自身，于是发动战争。征调四方军队，粮饷转运千里，征发车辆、登记马匹，远近都骚动不安；行军者携带资粮，居家者输送供给，百姓疲劳不堪。有时一天之内多次交锋，有时连年不能解下铠甲头盔；祭祀供奠缺少主持，家室无所依靠，生者死者流离失所，怨气凝聚；劳役没有止息，田地大多荒芜。暴虐的命令比横征暴敛更加严酷，疲困的百姓被织机上的经纬耗空〔杼是持纬线的器具，织成的布帛用机轴卷起〕；他们转相死于沟壑，离开乡里，城邑村落成为废墟，人烟断绝。上天在上降下谴责，而朕没有醒悟；下民在下产生怨恨，而朕没有察知；终于逐渐造成祸乱的根源，变故在都城兴起。奸臣乘着时机，肆意作乱，罪恶滔天，却一点也不感到惭愧畏惧，竟敢进行凌辱逼迫。各种事物都失去了秩序，九庙震动惊恐〔唐代太庙有九室〕；对上辱没了祖宗，对下辜负了百姓，朕内心痛苦而面容惭愧，罪责实在在于朕自身。长久地追念惭愧悲痛，仿佛坠入深泉幽谷〔“泉谷”即“渊谷”，唐人因避讳而改称〕。幸赖天地降下佑助，人神共同谋划，将相竭尽忠诚，勇猛的将士奋力效命，铲除大盗，重新张举朝廷纲维；为了弘扬长远的谋略，必须颁布新的诏命。朕早晨起身、夜晚仍怀着警惕，只思念从前的过错。近来公卿百官屡次上奏章，过分地把美好的尊号加在朕身上，朕坚决推辞而未能获准，只得俯从舆论。昨天因而反省自身，实在惊惧不安。体察阴阳变化莫测的，称为神；德行与天地相合的，称为圣。回顾自己浅薄昏昧，实在不应当承受这样的称号。文德是用来教化成就天下的，武功是用来平定祸乱的。如今教化没有施及天下，祸乱却因此兴起，哪里可以再顺从众人的心意，苟且接受虚浮的美誉，使自己的不德更加严重，只增添惭愧呢？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上呈的书奏，不得再称“圣神文武”这样的尊号〔建中元年，群臣上德宗尊号为“圣神文武皇帝”〕。人情本来不会永远固定于一时；教化大道已经隐没，混乱和讼狱日益增多。朕既不能弘扬德行来引导人民，又不能统一法令来整齐众人，假如设置秘密罗网来捕捉无罪之人，作为他们的父母，实在只会增加惭愧悲痛。如今正值上元统历、新年万物发生之时，应该革除原来的纪年名号，广施宽宥天下的恩泽，与人民重新开始，以报答上天的休美之意；可以大赦天下，把建中五年改为兴元元年。自正月一日天刚亮以前，死刑以下的罪行，无论罪行轻重，一概赦免除去。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有的凭借忠诚功劳应当担任将相，有的凭借功勋旧绩继续镇守藩镇。朕安抚驾驭失当，诚信没有彰显，以致使他们疑虑恐惧，不能自我保全安定。战争兴起多年，天下骚扰不宁，都是由于上位者失去了治国之道，下面的百姓遭受了灾祸。朕实在不像一个合格的君主，人民又有什么罪呢？委屈自己而使万物得到宽宥，我还有什么可吝惜的？希望大家都怀着引咎自责的诚意，共同发扬爱惜生命的德行。李希烈等人，一并予以洗雪，与他们恢复原有爵位，像当初一样对待他们。朱滔虽然因与朱泚相连而获罪〔朱滔是朱泚的弟弟〕，但路途遥远，未必与他同谋；朕正要以至诚相待，务必予以宽大赦免。如果能够归顺，也一并给予更新的待遇。河南、河北各军的兵马，也都应当各自在本道巩固封疆，不要互相侵犯。朱泚极其不守道义，抛弃仁义、蔑视法禁，反易天地常道，盗窃国家名器，暴行侵犯陵寝，这些事情让人不忍说出口；他得罪了祖宗，朕不敢赦免。至于那些被朱泚胁迫而跟从的将士、官吏、百姓以及各类人等，有的是遭到他的煽动诱骗，有的是被凶暴威势所迫，只要能够自我改过，一概不予追问。人的才能和品行，有时未必能够兼备。建造高楼大厦的人，正是因为汇集各种材料；建立奇伟功业的人，也不拘泥于寻常的标准。只要适合任用，就不应遗弃任何人。何况被贬黜免职的人，长期郁郁不得志，早晨犯过错，晚上就能改正，仁爱之道难道还会远吗？流徙、降黜、丧失官职爵位以及被配隶的人中，间或有才干能力出众者，应特别登记任用，不拘泥于通常的条例。各军使、各道赴奉天以及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等，有的身经百战击败敌人，有的跋涉万里勤王，有的固守城池使其保全，有的驱除大恶，拯救危难；他们的节操应当彰显，恢复社稷的功业应当尊崇。我将筹划褒奖你们的功劳，特别增加常典之外的赏赐，赐予名号和田赋，使其永远流传。应一并赐名为“奉天定难功臣”。本人若有过犯，减免罪责三等；子孙若有过犯，减免罪责二等。面临危难而献出生命，是先哲所尊崇的；掩埋尸骨，是礼典首先要求的。虽然效用有别，但在怜悯之心上有什么区别呢？各道将士中有为国事战死的，各委托所在州县逐级护送，送回本管官府安葬祭祀。其中因战阵杀戮或被擒后伏法，尸骨暴露在原野上的，也委托所在地方就近方便收葬。近来军旅所需的赋税徭役纷纷兴起，官吏乘机作奸，百姓不堪承受，沿途尽是叹息怨恨，社会一片困顿。

译现在总算可以稍稍安定，让百姓得到休息。那些垫陌钱以及间架税、竹木税、茶漆税、▯铁税等各种名目的征收，全部应当停止。【建中四年，户部侍郎赵赞请求征收屋间架税及除陌钱，到这时才停止。】京畿以内，正遭受这些盗贼的攻劫，焚烧之后没有一处安宁的居所。王师仰赖这里供给物资，百姓承受了沉重劳苦，特别应当减免今年夏税的一半。朕因凶恶叛贼侵犯宫阙，仓促间用于征讨，于是巡视近郊，在此地暂驻车驾；军队粮储能够办妥，军旅得以安宁，理应加以褒奖彰显，以记载朕的过失。应将奉天升格为赤县，百姓一律免除赋役五年。崇尚道德，是教化首先要做的；寻求贤才，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朕长久思考这一道理，梦寐之间也为之忧劳。然而浇薄的风气争逐竞争不止，隐居的士人寂寞无闻，大概是朕的诚意还没有真正取信于人，所以求贤才没有收到成效。天下有隐居而行义、才德高远、隐晦行迹于山林丘园、不求闻达的人，委托所在长吏详具姓名上奏，以备礼聘征召。各类人士中有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有博通古代典籍、通晓教化的，以及深通兵法、能够担任将帅的，委托常防官及所在长吏上奏荐举。天下孤老、鳏寡、孤苦无依而不能自活的人，一并委托州县长吏根据情况优厚救济。其中年满九十岁以上的，刺史、县令应亲自到门前慰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应在其门闾加以表彰，终身免除赋役。大战之后，内外财力都已耗尽，应当减省饮食、节约费用，从朕自身做起；应节制车舆服饰器用，杜绝宫室的华美装饰，率先实行节俭，做天下的表率。各道进献的物品，除非用于供奉宗庙和军国大事，一律停止。施恩布泽、行赏赐，本来是旧有的典章；如今因为残余叛乱尚未平定，国库已经空竭，对于庆贺赏赐有所欠缺，朕内心深感惭愧。赦书中有未包括的事项，委托有关部门分类列出条件上奏。若有人敢以赦免以前的事情互相告发，就按其所告之罪惩处。逃亡在山林水泽之间、私藏军器的人，百日内不自首，仍按原罪论处。赦书每天行进五百里，广泛公告远近，使所有人都听知。【诏书传到四方，人心非常喜悦。诏书传到山东时，士卒都感动得流泪。】兴元元年，命令马燧、浑瑊招抚讨伐河中。制书。【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反叛，诏令马燧、浑瑊讨伐他。】天地各有不同的位置，君臣各有不同的制度。如果不遵循正道，这就叫作扰乱常理。退一步说，若能因此更加修治自己，也有像周武王舞干戚以示威而使人迁善的意义，于是便有了发布文告劝谕的言辞。如果仍然不悔改，才使用武力讨伐，兴兵动众，难道是可以不这样做的吗？李怀光从军候中被提拔起来，委任他掌管军队，很快建立了功劳，多次增加恩宠荣誉。他率领军队迅速奔赴远方救难，解除了围困，荡平了叛军，朕对他的功劳十分感念。【怀光起初从蒲城赶往泾阳，在醴泉击败朱泚的军队，解除了奉天之围。】他的地位已经达到上台，承担着崇高的统帅职责，朕待他如同一体，信任他而毫无间隙。朕对于这个人，也已经十分优厚了。然而他的器量小而承担的责任重大，终于招致覆败；有功劳却自行放弃，无罪过却自行猜疑。【当时皇上想亲自统率禁军，前往咸阳，催促各将领进兵，有人说怀光这是汉高祖巡游云梦、伺机诛除异己的计策，怀光因此害怕，反叛的图谋更加严重；他面对使者，把铁券扔在地上。】他崇信奸邪，排斥驱逐将帅，养大盗寇而资助祸乱，积蓄奸谋，幸灾乐祸。朕一向对他推心置腹，他却还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朕宽容优待、任用接纳他，一如既往。如今他的凶恶德行已经达到极点，丑恶行迹更加暴露，图谋危害社稷，与首恶相互勾结，公开往来，已经毫无畏惧顾忌。【怀光的养子石演芬告发怀光暗中与朱泚共同谋反，并且公开说：“我和朱泚已经联合讲和，皇帝将要远远躲避。”】凶恶悖逆到了极点，实在不忍再说。朕流离迁徙到巴、梁，远远违离祖先陵寝。【怀光逼迫皇帝从奉天前往山南。】朕深怕国家覆亡，使历代圣主蒙羞。幸赖先帝遗留下的恩泽仍在人心，百姓都知道感恩，朔方将士忠贞节义始终不变。【怀光反叛以后，部下大多背叛了他。】怀光既已受挫，奸谋未遂，便虚称归顺，多次上表陈述诚意，请求入朝。朕深思他过去的功勋，务求完全宽免，授予他师保一类的尊贵职位，酬报他享有井田赋税的待遇。又发玺书慰劳问候，发誓始终不变。怀光于是杀害并侮辱使臣，整顿军队、聚集部众，修筑防守。【当时授怀光太子太保，罢免其副元帅等官职，派孔巢父前往宣谕，怀光的部下杀死孔巢父及中使谈守盈，重新整顿军队准备拒守。】他竟要把悖逆傲慢的罪名加在忠义军队身上。【朔方军士在安史之乱后最有防守功劳，因此被推称为忠义军。】又趁机胁迫跟从者，希望他们和自己共同作恶，以为众人可以欺骗，以为上天也可以欺瞒。这是天地所不能容忍、人神共同唾弃的行为。现在讨伐铲除首恶，招抚收聚无罪之人。于是咨询辅政大臣，把统领军队的重任交给检校司徒、平章事、北平郡王马燧。马燧操守端正明达，气度宏大通达，秉持不可改变的节操，具有不受拘束的才干；始终怀抱至诚，深知国家大体，能够以慷慨激昂激励三军勇战，以周密谋划使各种政务都协调妥当。他的威望声势所到之处，各郡各县都重新归复。镇守北方，威势隐然如长城的兵马副元帅、楼烦郡王浑瑊，内心淳厚精粹，天性仁慈宽厚，以宽大胸怀容纳众人，以诚信安抚百姓；处理事情必定深思熟虑，面临危急更加能干；节操贞正坚定，在险境中更加显著；能够弘大地救济艰难，光大彰明勋业门第；传达执行朕的命令，光荣地承受众望。他兼具文武全才，关系国家安危，朕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用来副贰朕的忧虑和期待。当时这两位大臣德行相当、谋略相合，共同前往救济重重危难。马燧可以兼任奉诚军及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并兼管境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浑瑊可以兼任河中、绛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仍充任河中、同、绛、陕、虢等州节度使及境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唉，朕不聪敏、不明察，在君主之道上有所失误，连绵的祸乱至今未息，劳师动众没有止境，内心自责，郁结如同火烧。又想到朔方的军队历来忠勤有功，如今横遭污蔑胁迫，朕深感怜惜。你们应当恭敬地宣行朕的命令，明确传达朕的心意，务必招抚安定他们，不要滥用武力；只要输诚归顺，没有不赦免的。只有执迷不悟、拒绝归顺的人，刑罚只施加给首恶；宁可失于不合常规，也不要滥及无罪之人。列出爵位，悬赏功劳，以等待有功贤能之士。把这些诏令公告远近，使所有人都知道。兴元元年，命李晟撰制诏书。

译周代的元老把分陕镇守看作重任，汉代的丞相因忧虑边疆而著称。【《汉书》记载，丙吉奉诏询问边吏并据实回答，被认为是忧虑边疆、履行职务，详见本传。】所以四方镇守能够安宁，边境不受惊扰，使百姓安居、国家保全，这是达到治理的关键。如今之所以再次郑重地烦劳上台，镇守西方土地，是因为奉天定难功臣、司徒兼中书令、合川郡王李晟，具有刚强振作的操守，具备博大厚重的德行，能够顺应时势、通达权变而大节不可动摇；虚心接受、广泛采纳意见而又能独立决断、明察是非；奉行法令约束自身，把功劳推让给下属；众人没有违犯命令，百姓因此乐于推戴。他使人感怀恩德而畏惧威严，命令一经下达便人人遵行；在危疑之际与诸将盟誓，在动荡之中率领孤军坚守。【《资治通鉴》记载，李晟流泪向众人发誓，决心平定叛贼；他以孤军处在两股强敌之间，内部没有粮饷，外部没有救援，只是用忠义激励将士，所以军队虽然单薄弱小，锐气却没有衰退。】他的气势凌驾风云，诚心感动天地；一次进攻便使凶徒败退，再次出兵便使京城廓清；军队都像归家一样轻松，百姓不知道曾经有战争，因此使社稷安定，功劳上达皇天。同时他明于识见，秉持常道，以清正风气激励民俗，平素崇尚恬淡旷达，严守谦逊而光彩显著。朕考虑到汧陇是京城近郊，扶风是西部要地，山川丘陵绵延相接，直到回中。【秦代修筑回中宫，在北地郡、安定郡之间。】这里是限制各族、屏护王室的地方，所负责任实在重大，因此交付给元老重臣，并兼领两位将领的军队。【李晟兼任凤翔陇右节度使，仍任泾原节度使。】统领十连之地的军队，宣扬威势、彰显德化，停止警备、使百姓安息，使朕能够坐享成功，这才是伟大的功业。可兼任凤翔尹，充任凤翔陇右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仍充任凤翔陇右、泾原节度使，兼管境内诸军及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功臣名号、本官、兼官及勋位都照旧。《论治乱之略疏》。【起初，德宗遭逢仓促发生的变故，常常自我责备，陆贽说：“陛下归罪于自己，这是尧舜的心意。”】然而导致盗寇发生的，实在是群臣的罪过，陆贽的意思是指卢杞等人。皇帝责怪卢杞，便说：“卿不忍心把过错归给朕，朕难道说过这种话吗？”然而自古以来国家的兴衰，难道也有天命吗？如今的厄运，恐怕并不在天命。”陆贽退下后便上书。自从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因循姑息、休养生息，而各地藩镇自行专擅，土地从未真正受朝廷控制。陛下将要统一天下，于是命令将领兴兵讨伐四方。一个人出征，十户人家供给奉养；留在家中的人疲于运输，转战在外的人苦于刀兵，出征和留守都受到骚扰，乡里因而不得安宁。聚集的军队日益增多，供给军队的费用日益扩大，正常赋税无法满足，于是讨论压缩期限而加重征敛。【“蹙限”就是迫促期限。】加重征敛仍然不足，于是另立名目征收。【另设名目征收。】另立名目仍然不足，于是设置▯算之科，兴起率贷之法；禁令防范越来越繁密，官吏不堪其命，农桑荒废在追逼呼叫之中，民脂民膏耗尽于鞭笞捶打之下，百姓哀号，郡县也不得安宁。边疆的戍守用来保卫疆土，禁军用来防备巡警，这是国家最重要的防务。陛下把他们全部调往东方征战，边境防备于是空虚；又搜取私人牧场，责令将帅之家拿出兵籍和马匹。所谓私人牧场，是元勋贵戚之家所有的；所谓将帅之家，是统帅和地方长官的后代之家。他们原本早已免除征役，如今却夺取他们的牲畜，役使他们的子孙，迫使他们借贷来置办资装，甚至破产来供养士卒和车辆。元老重臣和贵位之人，谁不因此寒心离散？如今甚至征收侯王宅第的税，计算小商贩的税钱；尊贵者没有受到优待，亲近者也没有得到区别对待，群情喧嚣，京畿也不得安宁。陛下又认为各种政务都已松弛废弛，于是主持正义来掩盖恩德，任用刑法来成就治理。决断的问题在于过于迅速，审察的问题在于过于苛细。决断过快，就会对人少有宽恕，似是而非的事情也不能容许辨明；审察过细，就会对事物多疑，主观推测未必符合事实。宽恕太少，下面的人就害怕祸患，所以反叛的端倪产生；猜疑太多，下面的人就防备嫌疑，所以苟且敷衍的祸患发生。由此叛乱接连产生，怨恨非议一并兴起，各种异常的忧患，只有君主自己不知道。凶恶的士卒击鼓前进，在白天侵犯宫阙；重重宫门没有结草为防的守卫，环绕宫禁的卫士也没有人盘问“是谁”。【“何”读作“诃”。】陛下虽然有辅弼大臣、耳目之臣，但看见危急不能竭尽忠诚，面临灾难不能效死，这就是群臣的罪过。陛下如今把国家兴衰归之于天命，也错了。《尚书》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百姓所听到的。” 可见上天的视听，都因循于人的视听，并不是在人事之外另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天命。纣王说：“我生来难道不是有命在天吗？”这就是撇开人事而推说天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道理。《易经》说：“上天保佑他。”仲尼认为，所谓保佑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正道的人，人所帮助的是有诚信的人。履行诚信，思考顺道，所以得到上天保佑。【《系辞传》。】《易经》论述天地人与保佑帮助的关系，总是先说履行正道，然后才出现吉凶的报应。这说明天命在人事之中，实在十分明白。人事治理而上天降下祸乱，从来没有这种事；人事混乱而上天降下安康，也从来没有这种事。恐怕还有人对此怀疑，请用近来的事情来证明它。自从近来战事兴起，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同风涛一样汹涌不定。人们聚族谋划、聚众议论，都说一定会发生变故。那么京城中的人，当然不是全都通晓占卜、明白天命；既然如此，导致盗寇发生的原因，难道是命运本来如此吗？治理有时会产生混乱，混乱有时反而促成治理。有的国家在没有困难时灭亡，有的国家在多难之中兴盛。治理产生混乱，是因为依仗太平而不再修治；混乱促成治理，是因为遭逢动乱而能够修治。没有困难却失败，是忽视各种防备的重要性，忘记忧患和畏惧；多难而兴盛，是经历各种事务的艰难，从而知道警戒谨慎。如今已经发生的造成混乱、失去秩序的事情，无法追回了。至于借此整顿治理、兴盛国家的事业，就在于刻苦自励、谨慎修治。在最危急的关头，得到正确的方法就会兴盛，失去正确的方法就会衰败，其间不容许再有后悔。只应勤加思考、周密谋划，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众人，违背个人欲望而遵循正道，远离奸佞小人，亲近忠贞正直之士，推行至诚，去除叛逆和欺诈。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实行，不耗费精神，不劳苦力量，只须把它约束落实在心中罢了。还忧虑什么扰乱人心的事情？还害怕什么厄运？还担心什么不得安宁呢？

译《论征税疏》。设置官职、建立国家，是为了养活百姓；向百姓征收赋税，是为了资助国家。明智的君主不会加重取财的负担而损害养民之道，所以一定先办理好人事，借用百姓的闲暇力量；先使每家富足，再征收他们的剩余财产。帮助人们完成他们所经营的事业，补足人们所缺乏的物资；借取必须有节度，征敛必须合时。有节度就会使人忘记劳苦，合时就容易供给，因此官府事务不会缺失，民力不会耗尽，公私都能保全，上下相互亲爱。古代能够得到民众拥护，大概大体上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法吧？如今法制有所亏损，本末倒置，只顾取之于民以资助国家，却不考虑建立国家是为了养活百姓。不只是徭役赋税繁多，而且遥遥无期地不予减免借贷；至于征收又迫促，也不加体谅衡量。养蚕的事情刚刚开始，已经要缴纳绢税；农事尚未完成，便仓促征收谷租。上司责罚督促十分严厉，下级官吏的威逼暴虐更加急迫。有财物的人急忙出售，损失一半；实在没有财物的人只好借贷，费用却增加一倍。缴纳赋税所涉及的，只是早交晚交相差十天半月。税期稍微放宽，年年相承，并不会耽误；催得急也不会增加收益。为什么要急切催逼，严重伤害困疲的百姓？近来因为确定税额之初，期限约定得不够详细周全，随后又遇到征役等许多变故，所以再次命令提前按限额征收。近来虽然已经宽限延后，仍然没有做到均平妥当。希望委托转运使和各道观察使共同商议，更加详细地确定征税期限，上奏朝廷，并根据各地风俗所便利、时令所适宜的情况办理，务必使百姓得到宽缓，让他们能够筹办完毕。所谓“施惠而不耗费”，就是这一类事情。《论纳谏疏》。【德宗对陆贽说：“过去之所以君臣一体，是因为推心相信而不疑；后来奸邪小人把这种信任出卖，用来作威作福。如今的祸患，正是推心信任的弊病。况且进谏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一定要把过错归给朕来为自己取名，所以近来没有召见群臣轮流奏对，难道是因为朕厌倦了吗？”陆贽于是上疏进谏。】臣听说，人所得到的帮助在于诚信，诚信的根本在于真诚。一旦不真诚，内心就没有人可以依靠；一旦不守信，所说的话就没有人实行。因此圣人十分重视诚信。《左传》说：“真诚，是万物成就和开始的根本；不真诚，就没有事物。所谓事物，就是事情；言语不真诚，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办成。”普通人不真诚，尚且不能成就事情，何况君王要依靠众人的真诚来巩固自己，怎么可以不以真诚对待别人呢？陛下所说的以诚信导致祸害，臣私下认为是不对的。百姓最为愚朴，却又最为神明；普通百姓有时昏昧不明，这像是愚昧的一面。然而上层的得失，没有什么不能辨别；上层的好恶，没有什么不知道；上层所秘密的，没有什么不能传播；上层所做的，没有什么不仿效。用机巧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欺诈；向他们显露疑心，他们就会苟且偷安；不以礼相待，他们就会轻视为义而死；不以真情抚慰，他们效忠的程度就会浅薄。上面怎样做，下面就怎样跟从；上面怎样施与，下面就怎样报答，如同影子附着形体，如同回声响应声音。所以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自己不能竭尽真诚，却要求别人竭尽真诚；先前不真诚，却希望后来别人真诚，必然会被欺骗而得不到信任。”如今藩镇对国家不真诚，陛下便兴兵讨伐；臣下对君上不守信，陛下便下令诛杀。有关部门奉行诏令而不敢赦免，是因为陛下拿自己具有的诚信去责求他们所没有的诚信。所以，真诚和守信一刻也不能离开，希望陛下谨慎地守持并努力实行它们；这恐怕不是会招致后悔的事情。《左传》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 仲虺歌颂成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不要吝惜。”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业说：“君王的职责有所缺失，仲山甫来替他补正。【见《诗经·烝民》篇。】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是圣明的辅臣。以圣明的辅臣辅佐圣明的君主，不称赞他没有过错，却称赞他能够改正过错。周宣王是中兴时期的贤明君王，吉甫是文武兼备的贤臣。歌颂他的君主，不赞美他没有缺失，却赞美他能够补救缺失。可见圣贤的意思，是把改正过错看得很重要，这一点十分明显。大概过错失误，是上等智慧的人和下等愚昧的人都不能避免的；只是聪明人能够改过向善，愚昧的人却以改过为耻而走向错误。中古以来，臣下还没有完全衰落，君主却也自以为圣明，掩盖盛德而推行小道，于是出现了入朝时跪在膝前进言、出宫后却说欺诈之辞的现象；奸邪由此滋长，善行由此受阻，天子的心意由此迷惑，诤臣的罪过也由此产生，谄媚之道得以流行，危害就更加严重了。太宗具有文武仁义的德行，取得治理天下、达到太平的功业，可以说盛大了。然而人们直到今天仍把他能够听从劝谏、改正过错作为首要美德，由此可知，能够接受劝谏、能够改正过错，是帝王伟大的功业。陛下说谏官议论政事，是把善行归于自己，把过错归于君上；这确实算不上他们的美德，但并没有损害盛大的德行。接受谏言而不违背，流传下去恰好足以增加美誉；拒绝并违背谏言，又怎么能够禁止它流传呢？不应当因此堵塞进言的道路。圣人不忽视细微的防备，不轻视鳏夫寡妇；夸大的言论没有事实验证，不一定采用；质朴的言论合乎道理，不一定违背；与自己的心志谦逊相合，不一定就是真理；违背自己的内心，不一定就是错误；与别人不同，不一定就是正确；和众人相同，不一定就是错误；言辞拙劣而效果迂曲，不一定就是愚蠢；言辞甜美而利益重大，不一定就是聪明。应当用事实考察它们，只看道理和善处在哪里，这样就可以听尽天下人的言论了。人的感情常常被自己相信的东西遮蔽，因所怀疑的东西而受阻，因所轻视的东西而忽略，又沉溺于自己想要的东西。偏信某一方面，就不能完整听取言论的真实内容，所以会有言过其实的话；疑心太重，即使是真实的话也不肯听，所以会有听取而失实的情况。轻视说话的人，就会遗漏本来重要的事情；偏爱某件事情，就会留下本来可以舍弃的人。如果放纵自己的私心，不考察事实，那就是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通常人所轻视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不必一味仰慕高远而喜好空泛的义理。陛下又用“雷同道说”来指责质朴的言论，这就把对方逼入困境了。臣认为，陛下虽然驳倒了他的言辞，却没有穷究其中的道理；虽然使他的嘴服从了，却没有使他的内心服从。况且下情没有不希望上达的，上情也没有不希望被下属知道的。然而下面常常苦于上情难以通达，上面常常苦于下情难以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九种弊病没有除去。所谓九种弊病，上面有六种，下面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强卖弄辩才、炫耀聪明；严厉显示威势、任性固执，这是上面的弊病。谄媚逢迎、观望顾忌，畏缩怯懦，这是下面的弊病。喜欢胜过别人而以过错为耻，必然喜欢听谄媚之辞、忌恨直言，于是谄媚逢迎、观望顾忌的人得到进用，忠实的话便听不到了。逞强辩说而炫耀聪明，必然用言辞折服别人，用欺诈使人恐惧，于是观望顾忌的人得以自便，而切磋规劝的益处不能充分发挥。严厉逞威而任性固执，必然不能降低姿态、接近众人，不能把过错归于自己，于是畏缩怯懦的人得以进用，合乎情理的言论也无法申述。人的心意难以了解，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事，怎么可以通过一次答复、一次诘问就完全发挥他们的能力呢？想要治理天下却不致力于取得人心，本来就不能治理好。致力于取得人心却不勤于接近下属，人心本来就无法得到。致力于接近下属却不辨别君子和小人，下属本来就无法接近。致力于辨别君子小人却厌恶直言、喜好谄媚，君子和小人本来就无法辨别。趋附和谐、求取媚悦，其中存在着人们最大的利益；冒犯圣颜、承担祸患，其中存在着人们最大的危害。居于上位的人如果减轻进言者的危害，以美好的利益来利诱他们，尚且害怕忠告不能到达，何况上下疏远、彼此猜忌呢？

译《论关中事宜状》。君主所掌握的权柄，在于彰明自己的德行；威势是建立国家的权力，在于审慎把握轻重。德与威不可偏废，轻与重不可颠倒掌握。蓄积威势以彰明德行，若偏废一方就会危险；处在重位来控制轻位，若颠倒掌握就会悖乱。依仗威势，德行就会受到自身的损害，这是招致失败的道路；失去重位，轻位就会转而压迫自己，这是开启祸乱的门户。陛下上天赐予勇敢和智慧，志在削平叛乱；因痛恨这些昏乱迷惑的人，整顿军队奋勇讨伐，天下震动，没有人敢安居。这确实是英明君主拨乱救民、不得已而用兵的举措。然而威武多次施用，并不是说那些好不容易积累的美好成果可以不加珍惜；真正应当谨慎守持而不可失去的，只是居重位以控制轻位的权柄。陛下又急于成就事务，急于应对时机，竭尽国家财力供给军队，倾尽中央财物资助外地，颠倒掌握权力的形势如今又出现了。臣因此忧心如狂，不觉妄自发言，竟超出陛下询问的旨意，深深探察国家忧患危亡的根源。这是臣不善于估量自身，却忠于侍奉君主职责的表现。古人说“愚夫说的话，明主也会选择”，希望陛下幸而留下来听取。臣听说，国家建立之时，根本大而枝末小，所以能够稳固；又听说，治理天下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大小相称才不会悖乱。身体之所以能够驱使手臂，是因为身体大于手臂；手臂之所以能够驱使手指，是因为手臂大于手指。王畿是四方的根本，京城又是王畿的根本。形势上应当使京城如同身体，王畿如同手臂，四方如同手指，所以使用它们时不会悖乱，安置它们时不会危险。这就是居重位以控制轻位，是天子最大的权力，不只是用来统御中原诸夏，也有镇抚戎狄的办法。因此前代的制度，是把天下的租税转运到京师；迁徙各郡县的豪杰，安置在帝王陵邑；选拔四方强壮勇士，充实边城。赋役方面，对近处轻征、对远处重征；施行恩惠教化方面，使近处的人喜悦而使远方的人来归。太宗文皇帝已经平定大业、使天下得到治理，仍然致力于军备，不忘记忧患，设置府兵，分隶禁卫。大概各府有八百多处，而关中的将近五百处。全天下的府兵也抵不过关中一地，于是居重控轻的道理就很明显了。太平日子渐久，武备逐渐衰败，虽然府兵和卫士都还存在，但士卒很少操练骑乘，所以安禄山暗中窃取了颠倒掌权的柄把。【汉人说秦国把太阿剑倒拿，将剑柄交给楚国，就是这个意思。】他凭借外部势力过重的资力，一举造成滔天大乱，两京都未能守住。还好旧有的经营制度还保存了一些，强固根本的意义还在，因此加强边防的准备仍然存在。再加上各牧地都有马匹，每州都有粮食，所以肃宗能够依靠这些资助军队，中途重新振兴国运。乾元以后，【肃宗的年号。】首恶刚刚被平定，接着又有外部忧患。朝廷把军队全部调往东方征讨，边境防备已经松弛，禁军戍守也空虚，吐蕃乘虚深入作乱，所以先皇帝没有力量抵御，只得向东巡幸。【代宗广德元年，吐蕃渡过便桥，皇帝仓促间不知如何应对，出幸陕州。】这些都是失去了居重控轻的权力，忘记了深植根本、巩固基础的忧虑；内寇发生，崤山、函谷关便失去险要，外寇发生，汧水、渭水一带便成为战场。在这种时候，朝廷和市场离散崩析，事变令人忧虑，必须防备的事情数不胜数。即使有四方军队，哪里能挽救一朝的祸患？陛下追想至此，难道不为之寒心吗？幸好还依赖宗庙社稷的威灵、先皇的仁圣，击退了丑类，重新安定宫城，城邑全部保全，宫殿宗庙没有毁坏。这又是非同寻常的幸运，是自古以来从未听闻的事情，足以看出上天对于皇家保佑之深。因此应当把它作为最大的警戒，将来弘扬长远的谋划。陛下实在应当上合上天深远的心意，下察时势的变化，远考前代成败，近鉴本朝盛衰，垂下无穷的美善，建立不可动摇的功业。如今形势更加危险，忧虑又超过从前。臣恭敬地想，圣上的谋划或许已经成就，而臣还没有明白，所以冒昧献上自己的忧虑。先皇帝从陕州城返回后，惩戒并吸取过去的教训，逐渐增加禁卫，慢慢修治边防。当时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三支军队，用来抵御西戎；河东有太原全军，用来控制北方胡虏。这四支军队声势都很雄盛，士卒马匹都很精强。又征调各道戍兵，每年趁秋季防守边塞，尚且不能保证封疆牢固、阻止敌军奔突。京师常常戒严，屡屡发生警报。陛下继承宝位，威势震慑邻国，但这些蠢动的昆夷仍然肆意施毒，举全国之力入侵，企图吞并岷、梁。贪得无厌的欲望已经很深，覆亡的可能也几乎到了极点，于是请求通好，暂时停止相互侵扰。这大概是因为马匹缺少、兵力疲惫，想用计谋暂时拖延，实在不是因为畏惧威势、感念恩德而一定要守信结和。所以多年来优柔犹豫，始终没有坚定地订立约束；停战稍久，马匹逐渐繁殖。它们必然会借小事发生忿争，乘机再次大肆侵掠。张光晟又在振武诱杀各族蕃人，从那以后，虏使完全断绝往来。双方的嫌怨，由此足以明确验证。即使吐蕃确实讲和，回纥也没有怨恨，所忧虑的贪婪和欺诈仍是他们的常情。如果有可乘之机可以窥伺，他们哪里肯安然自守！如今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山东。【当时是建中四年，李怀光率朔方军、马燧率太原军讨伐田悦，战事尚未解除。】神策六军的兵力也接连出关。【《唐兵志》说，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策共为六军，神策军最为强盛；当时李晟、哥舒曜等都率禁兵出关讨贼。】倘若有叛臣引诱盗寇，狡猾的胡虏窥伺边境，等待空隙、乘虚而入，侵犯亭障，这正是愚臣所暗自担忧的事情。这正是臣私下所担忧的事情，还不知道陛下将用什么来抵御他们。臣听说，讨伐叛乱之初，议论的人大多轻视这件事，都说只会有征调而不会有战争，战事不会超过一个时节，估计用兵不多，估计费用不会太广，对事情没有骚扰，对百姓也不会劳苦。哪里料到战争相连、祸乱纠缠不清，【“挐”是互相纠缠搏持的意思，读作“袽”。】变故难以预测，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延长，渐渐违背了当初的计划。所以前代史书把兵器称为凶器，把战争称为危险之事，极其告诫、极其谨慎，不敢轻易使用它们，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应当获胜却反而失败，应当安定却反而转危，能够由亡转存，也能够由小变大，都只在翻掌之间，怎么可以不害怕而慎重对待呢？近来的事情非常明显，足以作为鉴戒。从前被天下视为祸患，都认为除掉他们就可以实现太平的，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李正己，淄青节度使；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梁崇义，山南东道节度使；田悦，魏博节度使。】从前被国家信任，都认为任用他们就可以消除祸乱的，是朱滔、李希烈。【朱滔，卢龙节度使；李希烈，淮西节度使。】后来李正己死去，李纳继承他；李宝臣死去，惟岳继承他；梁崇义死去，李希烈反叛；惟岳被杀，朱滔反叛。

译既然如此，从前被视为祸患的四个人，除掉了其中三个，祸患却最终没有减弱；从前被信任的人，如今反而自行叛乱，又难以保全。由此可知，建立国家的安危在于形势，担任事务的成败在于用人。形势如果安定，即使不同的族类也能同心；形势如果危险，即使同在一条船上也会成为敌国。陛下难道可以不追鉴往事，重新制定宏图，遵循不偏废权柄的原则来安定人民，恢复居重控轻的权力来巩固国家吗？然而陛下却孜孜不倦、急急忙忙，极尽思虑、劳损精神，追逐无休止的要求，企望难以保证的成效。至于替百姓除害的心意，已经到了极点；但为宗庙社稷自我珍重的谋划，恐怕还没有做到。近来将帅出征，长久不能完全战胜敌人，只要以此为借口，便请求增援。陛下于是为他们停调边军，削弱环卫，腾空内厩的马匹，耗尽武库的兵器，征用将帅家中的子弟来增援军队，征发私人豢养的牲畜来增加骑兵。即使这样，尚且还没有交战，便说缺少财物；陛下又为他们计算民宅，向商贾借贷，倾尽司府的钱币，设置请求▯算的科目。关中辅郡之间，征发已经十分严重；宫苑之内，防卫也不完整。【唐代北军旧时驻屯在宫苑之中，当时全部在行营。】万一将帅之中又出现像朱滔、李希烈那样的人，有的凭借边塞坚固据守，诱来豺狼；有的在京郊突然发动叛乱，惊扰侵犯城阙。这也是愚臣私下所忧虑的事情，还不知道陛下又将用什么来防备。【姚令言、朱泚发动的变乱，果然如陆贽所预料。】以陛下的圣德君临天下，四海之内都欣喜拥戴。如此非常的忧虑，难道是应该说的吗？然而居安思危，是明智君王所致力的事情。把进言当作忌讳，中等的君主尚且不会这样做。如果防备已经严密，那么说出来又有什么害处？倘若忽视而没有防备，又怎么可以不说？臣因此把狂妄愚昧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没有什么避讳，不敢因为中等君主不实行的事情，就对圣明的朝廷有所疑虑。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过分防备。况且如今的关中，就是古代所谓方圆千里的王畿。帝王功业的根本，就在这里。秦国曾经凭借它倾覆诸侯，汉朝曾经依靠它平定四海。大概是因为这里凭借山河形势的险要，坐拥田野土地的肥沃。势力弱小时，可以在内部保卫一方，占据天下的一半，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势力强大时，可以在外部控制东夏，占据天下广大之地，积蓄威势、彰明德行。关中的豪杰勇士，与登记在军营卫队中的人没有不同；关中的车辆乘舆，与列在厩牧中的车辆没有不同；关中的财物，与储藏在国库中的没有不同。有紧急情况时，一天之内就可以取用。如今主管事务的人先拔掉了根本，舍弃重要的而取轻微的；讨论设置制度时，违背了强干弱枝的方法；说到安抚怀柔时，又违背了使近者喜悦、使远者来归的道理，背离了寻求通达权变的原则，无论怎么做都不合适。只是臣才庸懦弱，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陛下如果俯察臣的忠诚，稍微听取愚臣的计策，使李芃援助东都洛阳，【芃，河阳节度使。】李怀光救援襄城，【李怀光，朔方节度使。】李希烈这些凶徒的势力必然退败。那么派出的神策六军将士马匹，以及奉诏召集将帅子弟向东出发援助的人，都可以追回。【当时神策军使白志贞奏请派遣将帅子弟东征。】河北既然已有马燧、李抱真，【李抱真，昭义节度使。】本来就不需要再借助其他力量。也应命令李晟回师，恢复禁军的完整。明确诏令泾原、陇右、邠宁，只命令他们严密防守疆界，并且说明不再征发，使他们知道各自保全安居。又颁下降恩诏慰劳招徕京畿百姓，详细说明京城之下各种劳役繁多，而且天下各方又在防备叛乱，各道进京朝见并防守勤劳，对远方来者按道理应当优厚宽容。请将京城及畿县所征的间架税、▯酒抽、贯贷、商税、召等名目，一概依照这类办法停止；这样希望已经缴纳的人能够消除怨恨，正在承受征收的人能够获得安宁，人心不动摇，国家根本自然稳固，祸乱无从发生，朝廷也因此更加尊崇。然后才可以根据时势施行教令，法令宽严由自己掌握，还有什么不能使人服从的呢？端正根本、整治纷乱，没有比这更容易的办法了。谨此上奏。

译《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臣某言：叛贼朱泚尚未伏诛，还盘踞在宫禁附近。陛下思念宗庙，痛惜百姓，仁爱和孝心交相激发，以至于愤怒激动。陛下竟以紧急事务下诏询问臣。臣虽然是浅陋的儒生，却尊崇仰慕践行义理；承蒙陛下知道臣的愚拙，感念陛下思虑治理的诚意。内心所怀，承受询问便立即发言，不揣量言辞的浅深，也不考虑君主的喜怒。臣确实缺少周密防备、承顺君意的办法，但这也是臣对于陛下竭尽忠诚的本分。前次奉诏回答询问，不久便详细陈述，请求召集群臣，逐渐亲近接见，扩大咨询访问的道路，打开进谏争辩的门户，疏通堵塞郁结的情绪，弘扬选拔人才的方法。自从献上答奏，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天，没有听说施行，也没有得到答复诘问。不知圣上的旨意认为怎样？臣昏昧而不能揣度，只知道竭尽全力。恐怕是因为言辞和道理艰涩拙劣，不能畅达地说明事情。臣怀着恭敬而热切的诚心，再次愿意披露陈述，频繁烦扰、冒犯圣听，难道不惭愧惶恐吗？只是臣感恩图报、希望效力的心情，眷恋不舍而不能自已。臣听说，建立国家的根本在于取得众人的拥护；取得众人拥护的关键，在于了解民情。因此仲尼认为，人情就是圣王的田地，意思是说治理之道由此产生。这样看来，时代的治乱、事务的得失以及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必然取决于人情。人情有通畅和阻塞，所以产生治与否；人情有厚重和淡薄，所以产生得与失。通晓天下人情的，没有比圣人更明智的；能够穷尽圣人心意的，没有比《易经》的卦象更深刻的。《易经》排列卦象，乾在下、坤在上，便称为泰；乾在上、坤在下，便称为否。它取卦象的意义，损减上面而增益下面，便称为益；损减下面而增益上面，便称为损。乾代表天，代表君；坤代表地，代表臣。天在下而地在上，位置本来颠倒，却反而称为泰，是因为上下相交。君在上而臣在下，位置和道义本来顺当，却反而称为否，是因为上下不相交。天地之气不相交，万物就不能生长；上下感情不相交，万邦就不能和睦。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然后一年的农功才能完成；君主的恩泽向下流布，臣下的诚意向上传达，然后治道才能建立。损益的意义也是如此。上面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富裕，百姓一定喜悦并奉戴君上，这难道不能叫作益吗？上面轻蔑百姓而放纵自己，百姓一定怨恨并背叛君上，这难道不能叫作损吗？既然如此，上下相交就成为泰，不相交就成为否。能够自我损减的人，别人就会增益他；只顾自我增益的人，别人就会损害他。人情的得失，难道是容易把握的吗？所以古人把君主比作船，把百姓比作水，说水能够承载船，也能够倾覆船。船就像君主之道，水就像民众的情势。船顺着水势运行才会浮，违逆水势就会沉没；君主得到民心才能稳固，失去民心就会危险。因此，古代先圣先王居于民众之上，必定顺从天下人的心意，而不敢让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所以始终战战兢兢、勤勉谨慎。一天两天，万般防备……“防”就是防范事情。以圣人的德行、天子的尊贵，尚且还要谨慎防范事务，以至于一天之内思虑万端，难道不是因为居于上位、接近下民，害怕失去民心吗？《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微妙，所以对万般事务的思虑不得不精细；人心危险，所以覆舟的警戒不可不畏惧。推度事物要凭心意，表达心意要靠言语；言语有时会是非不实，不如考察实际迹象；迹象或许会显示成败，不如验证已经实行的结果。自古以来，王业的盛衰、君道的得失，都载在史册中，清楚得可以验证。与众人同心同欲的，没有不兴盛的；违背众人、独断专行的，没有不衰败的；听从善言、采纳劝谏的，没有不稳固的；远离贤人、以过错为耻而不改的，没有不败亡的。所以《诗经》《尚书》称说尧的德行，就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想法而听从别人【《大禹谟》】”；列举舜的功绩，就说：“使四方的眼目都明，使四方的耳目都通【《舜典》】”，这是说务必与众人同心同欲。叙述禹所以兴起，就说：“益辅佐禹，禹拜受有益的善言【《大禹谟》】”；说明汤所以成就王业，就说：“任用贤人只求合宜，改正过错毫不吝惜【《仲虺之诰》】”，这是说能够采纳劝谏。歌咏文王建立周朝，就说：“人才众多而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安宁【《大雅·文王篇》】”；武王攻克殷朝，就说：“有十位辅佐乱世、匡正天下的贤臣【《秦誓》】”，这是说他们都能听从善言。尧、舜、禹、汤、文、武这六位君主，是天下最盛德的君王，没有不听从劝谏、辅成德业，并向众人询问以取得成功的。因此，德行越盛，思虑越精细；功业越高，心态越谦下。到了后代衰败的时候，道理也反过来了。所以《尚书》说：“纣有亿兆普通民众，却离心离德【《泰誓》】”，这是说他违背众人。《诗经》说：“你在中国逞强暴虐，聚敛怨恨来当作德行；你不明白自己的德行，四方没有亲近者也没有辅弼者，你的德行不明，连陪臣卿士也没有。”又说：“即使没有年老成德之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竟然对此全不听从，大命因此倾覆【均见《大雅·荡》】”，这是说他远离贤人。《尚书》说：“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人会灭亡【《仲虺之诰》】”；《诗经》说：“只有那不谨慎的人，自以为独自做得好；他自有一套心思，使别人终于狂乱【《大雅·桑柔篇》】”，这是说他独断专行。前代史书列举桀、纣的罪恶，说他们的智慧足以拒绝劝谏，言语足以掩饰错误，这是说他们以过错为耻而不改。考察成败得失于已经实行的事迹，借鉴盛衰于已经验证的征兆，谁失去正道而不衰败，谁得到道理而不兴盛呢？报应总是与行为相类，像回声和影子一样丝毫不差，怎么可以不以此为法、不以此为鉴，恭敬而畏惧呢？从秦、汉直到周、隋，其间将近千年，兴起的并非一个姓氏，覆亡的也并非一个君主。虽然所处时代不同，所做事情的迹象各异，但失去众人一定失败，得到众人一定成功。与尧、舜、禹、汤同样用心的必定兴盛，与桀、纣、幽、厉同样趋向的必定覆亡。多与善相同，功业就多；极其与恶相同，祸患就重。善恶依类相从，端然如同贯串的珠子；成败与行为相应，明白得如同看见火焰。这就是历代最可靠的鉴戒。只是恐怕议论者会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臣请求再为陛下大略举出近代尤其明显的效验来加以辨明。太宗文皇帝凭借上天赋予的才略，拥有神器的重任；用武力平定祸乱，用文治达到太平。威势施行如雷霆，明察照耀如日月。英明谋略施用于百战百胜，圣明功业流传于九歌。本来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测度、寻常见识所能窥探的，然而仍然战战兢兢、谨慎畏惧，担心失去人心。他常常告诫臣下进献规谏，始终把危亡作为忧虑。早早起身听理政事，直到日暮也忘记疲劳。公卿轮流进见，在朝廷奏陈各种事务，评议得失，同众人共同处理。下情没有滞塞，上面没有私自裁断。退朝的空暇，宴饮接见侍臣，询问谋略，寻求自己的过失。

译有时讨论古代成败，有时询问人间事务。每当谈到昏君乱朝，就反省恐惧、自我警戒；谈到贤君治理时代，就仰慕振奋、思考向他们看齐；谈到农事艰难，就上下相互匡正，努力遵循勤劳节俭；谈到民间疾苦，就君臣共同忧虑，商议停止或减轻赋税徭役。勉励德行、惩戒违失，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还担心有些过分的言论和错误的举荐，过去发生的事情难以追回。每次召宰辅共同评议，必定让谏官一同入内。稍有偏失，立即规劝；发现一条善言，必定马上下令甄别提升；听到一次劝谏，必定明白地加以褒奖赏赐。因此当时没有遗漏的政事，人民乐于竭诚效忠。又召集文学之士，轮流在内署值宿，有时讲求典章礼制，有时诵读《诗经》《尚书》。每每直到半夜，心情仍忘记疲倦。以太宗的美德、贞观的安治，尚且还这样致力于取得人心，他的勤勉竟达到这种程度。既然如此，人在治理之道上，难道可以一天不与民情接触吗？高宗初年，也亲自听取意见、采纳劝谏，所以当时众人一致称美，认为有贞观的遗风；又依靠先代遗泽仍存，前人的法范留下了宽裕的基础，幸而没有改变制度，民俗因此富足安康。几十年间天下无事，太平基业逐渐长久，但懈怠的意向也颇为显著。闲居越来越深，接触下情越来越少；前代贤哲的光辉渐渐远去，中宫的威权也逐渐转移。最终出现嗣圣临朝、天授革命的局面。难道不是因为治理国家的道理缺失、没有人向朝廷询问大道吗？安逸享乐的心志沉溺于偏信亲近狎昵之人，逐渐导致祸乱发生，防患将至倾危。虽然祸乱不是由别人直接造成的，但他们的过失是相同的。弊端一经形成，余风便流传下去，直到神龙、景云年间【神龙是中宗年号，景云是睿宗年号】，都由受宠幸之人扰乱朝政，忠义之言无法通达。玄宗亲自平定大难，亲手振举宏纲，敞开心怀接纳忠言，克制自己听从劝谏，尊重任用旧臣老臣，广泛采纳群才。大臣不敢壅塞下情，私人亲信不敢干预公议。朝政清明、国道安泰将近三十年，便以为教化已经成功，以为安定可以长保。耳目之娱逐渐增多，忧劳勤政的志向稍稍衰退。奢侈之心一萌发，邪道便一同滋长。贪恋权势、窃取柄权的人说：“德行已经像尧舜一样了，何必再劳神？”迎合意旨、追逐利益的人说：“时世已经太平了，为什么不尽情享乐？”有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迂腐荒诞、惊扰众人；有正直切实的言论被说成诽谤、沽名邀誉。至尊闭目塞听、深居穆清之中，清明的宰相在朝廷上蓄养威势。谏官部门把歌功颂德当作尽职，执法官吏把揣摩旨意当作称职。主管府库者把横征厚敛当作公忠，权贵之门把收受多赂当作声望。外面的宠臣掌握了窃取国权的势力，内宫的宠臣擅自传播足以扭转天意的谣言。祸乱的机关已经炽烈，火焰越来越盛。整个天下如同坐在堆积的柴薪上，人人都害怕被焚烧，而朝廷彼此防范，竟没有人省察。每天只顾游宴，还认为这是无边无际的福庆。大盗一旦兴起，至今仍成为祸患。难道不是因为忽视戒备、安居而放逸，害怕忠直刚正的话触犯心意，甘愿让奸诈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渐渐听不见自己的过失，终于造成大过错吗？肃宗惩戒导致盗乱的原因，胸怀拨乱反正的谋略，虚心接受、广泛采纳意见，与太宗相合。他招请贤人询问谋略，停止进食、废寝忘食，完全敞开城府，推诚心与人相交，坦露胸怀，忘却自己而应对万事。因此得到天下人如同久旱盼甘霖的希望，确实充实了配享上天的功业，迅速兴起。先皇帝继承并保持恭敬勤勉，又增加以和厚仁惠。仁惠便能使人感动，和厚便能使人亲近。虽然时势接连艰难困顿，但众人没有离散。治理崇尚宽大，务求因循旧章而慎重兴作。然而在紫宸殿听朝时，常常限定三人奏事，也宣示德意，责问侍臣的谋略。有时奖赏他们竭尽规谏，有时责备他们容忍沉默。性情本来仁慈宽厚，处理事情多含容弘大。劝谏即使没有被采纳，也不深深触怒；情势如果有所阻隔，最终仍能上达。因此君臣相安，人民也稍稍得到休息。陛下天资英明、言辩超逸，远远超越常人；武略雄图，包罗万物、凌驾世表。您痛恨习俗妨碍治理，决心亲自任事削平祸乱。以明威照临天下，以严峻法制截断流弊。时间一久，严峻苛刻、深刻不已，远方的人惊疑而阻拒命令，逃避死亡的叛乱因此发生；近处的人畏惧震慑而苟且容忍，逃避罪责的姿态由此产生。君臣心意乖离，上下情感隔绝。君主致力于达到治理，臣下却防备诛杀；臣下准备纳忠，君主又怀疑其中有欺骗虚妄。所以陛下的真实心意不能传布于众人，众人的情状也不能通达于陛下的明察。臣往年曾任御史，有幸奉召入朝拜见，前后仅半年。陛下严肃深邃、高居宫中，从未降旨亲自询问。群臣拘谨局促，匆忙进退，也不能陈列事务、奏明意见。台阶之前的询问尚且不能相互说明，天地宇宙如此广大，又凭什么能够自行沟通呢？即使按照惯例接见使臣、召集宰辅列坐朝廷，也不同于亲自赐问，更不同于公开听取公议。尚未实行的事情，便告诫说枢密之事不可谈论；已经实行的事情，又说既成事实不宜进谏，渐渐产生拘束阻碍，稍有行动便涉及猜疑嫌隙，因此人人隐藏实情，把进言视为忌讳。直到变乱将要发生，亿兆百姓共同忧虑，唯独陛下安然不知，还认为太平可以实现。陛下把今日亲眼所见的事情，与过去听闻的事情相互验证，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什么是得到，什么是失去？这样一来，事情的通塞就全都清楚，人的真伪也全都知道了。历代圣王兴衰升降的效验，清清楚楚就是如此。当今治乱的原因，也明明白白如此。从来没有不因得到众人而兴盛、因失去人心而危险，不因广泛协调而富裕、因偏信而受蒙蔽的。成就美善在于采纳劝谏，损伤德行在于自以为贤明；善始善终根本在于忧劳勤勉，不能保全始终则萌发于安逸太平。如今陛下想要悔除祸患、求得福庆，离开危险、趋向安定，如果不遵循太宗创业的规矩，承袭肃宗中兴的治理，鉴戒天宝年间导致祸乱的原因【天宝是明皇年号】，惩戒如今迁幸的缘由，又凭什么取信于圣明之心，彰显美好声誉，更新远近听闻，收归反侧之人的心呢？先前承蒙陛下的恩德，询问及臣这样的庸陋之人，臣冒昧依据这个议题，把意见进献给您。自那以后，臣反复思考了千百遍，愚见虽有分寸，但确实不可改变。直到今天仍拳拳在心，所见尚未能通达，不胜愚诚恳切，只好再次陈述出来让陛下听闻。臣某惶恐万死，谨此奏言。请求废除琼林大盈库的奏状【德宗在奉天时，仍把各道进贡的物品贮藏在行宫廊下，题榜称为“琼林大盈库”。陆贽上此谏疏】

译臣听说，制定宽缓的法令，弊端尚且会流于贪婪；制定贪婪的法令，弊端还怎么挽救？向人显示仁义，祸患尚且可能流于偏私；向人显示偏私，祸患必定难以消除。因此圣人建立教化，轻视财货而尊重谦让，远离利益而崇尚廉洁。天子不询问财货有无，诸侯不谈论财物多少，拥有百乘之家的诸侯也不蓄养聚敛之臣。难道他们都能忘却想要受贿的心吗？实在是害怕贿赂滋生于人心、开启祸端，损伤风俗教化、扰乱国家罢了。因此，致力于聚集财物、充实府库积蓄的，是匹夫的富有；致力于散发财物、收得亿兆百姓人心的，是天子的富有。天子所作所为，应当与天地同样生养万物，使它们成长却不自恃其功，成就万物、收取成果却不把它们私自占有，以道理把财物交付给万物，浑然忘却私情；取用财物不算贪婪，散发财物也不算浪费。从体制上说，这是博大；从方法上说，这是精密审慎。又何必扰乱废弃公家的原则，崇尚聚集私有财货？降低至尊的身份，代替主管官吏守藏财物；辱没万乘之尊，效法匹夫藏蓄财物，既损害法制、失去人心，又诱导奸邪、聚积怨恨。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政事，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的琼林、大盈二库，自古以来完全没有这样的制度。传闻老臣旧臣的说法，都说它们创设于开元年间。贵臣贪恋权力，修饰巧言以求媚上，于是说：郡县的赋税应当由有司使用，各地进贡则应当归天子供私人需求，何不分别开来？税赋应当交给有司以供国家经常费用，进贡则应当归于天子以满足私人需求。玄宗听信了这种说法，于是新设这两个库。放纵心志、增长奢侈欲望，根源就从这里萌发；等到失去国家，最终又用它们来诱使盗贼。古书说：“财货以违背正道的方式进入，也必定以违背正道的方式出去。”难道不是明白的验证吗？陛下即位初年，努力遵循治道，认真实行约束节俭，斥退远离贪婪饕餮。虽然内库旧藏还没有归入太府，但各地的曲意进献不进入宫禁，清明之风肃然形成，天下大为改变。议论者都说，汉文帝退还千里马、晋武帝焚烧裘衣的事情【汉文帝退还千里马，晋武帝焚烧程据所献的雉头裘】，又在当今出现了。近来由于盗贼叛逆扰乱常道，皇帝车驾出行在外，既然正处于忧患危急的时运，更应遵循警戒自励的诚意。臣昨日奉命出使军营，经过行宫，从右廊之下忽然看见榜上列着二库的名称，惊惧得仿佛受了震动，不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京城的道路尚未打通【当时京城还没有收复】，战争正盛，创伤呻吟之声尚未止息，忠勤战守的功劳还没有施行赏赐，而各道进贡的珍宝却突然私自归入别库。众目所视，谁能忍心不在意？臣私下揣度军中情绪，恐怕会产生不满。试着询问驿馆官吏，再采听道路上的议论，果然如臣所忧虑，长期积累的怨恨已经很深。有的人愤怒地显露出来，诽谤辱骂；有的人丑态毕露，放声歌谣，其中颇有思谋作乱的情绪，也有后悔效忠的意思。由此可知，民间百姓昏昧鄙陋，见识不明白尊卑，不能用尊贵的身份来压服他们。处于极度危急之时，仍然可以用诚信仁义感动众人。近来六军刚刚归降，百物都没有储备，对外抵御凶徒，对内防守危城，昼夜不停，直到将近五十天，冻饿交相侵逼，死伤之人相互枕藉，人人竭尽性命、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大难，实在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偏私自己的欲望，割舍甘美食物与士卒同食，停止进食来慰劳有功之人；没有严酷的强制，而人们没有离心，是因为受到感动；没有丰厚的赏赐，而人们没有怨恨，是因为本来就一无所有。如今围攻已经解除，衣食已经丰足，谣言诽谤却开始兴起，军心稍有阻滞，难道不是因为勇武之人的常情是贪爱财货、夸耀功劳吗？患难时既与他们共同忧虑，享乐时却不与他们共同获利，只要与他们不同而默默安处，怎能没有怨言？这是常理，本来不值得奇怪。古书说：“财物散开，人心就聚集；财物聚集，人心就离散。”难道这不是殷鉴吗？众人的愤怒难以承受，积蓄的怨恨终究会泄露；它的祸患难道只在于人心防备吗？还将担心有人勾结奸邪、鼓动叛乱，违犯法纪而强行夺取财物。国家办事，如果以公共利益为心，人们必定乐意跟从；如果以供奉私欲为心，人们必定违抗叛离。所以燕昭王筑黄金台，天下称赞他的贤德；殷纣王制作玉杯，百代传说他的罪恶，大概是因为为众人与为自己不同。周文王的园囿方圆百里，当时人们还嫌它太小；齐宣王的园囿方圆四十里，当时人们却以为太大，大概是因为与众人共享利益和独自专有利益不同。居于上位的人，应当辨察最根本的道理，洗涤自己的心灵，奉行“三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称为三无私】，以此统一众人的心。有人不遵循这个道理，就使用刑罚；然而宣扬公共利益、禁止私自占有，是天子赖以治理天下的手段。舍弃这些不做，却堵塞利益、实行私欲，还想让人不贪，是不可能的。如今二库中的珍宝财帛，归入其中而不由度支统领，这就是行私【唐制，国家财用的出入都由度支掌管】；不给国家经常费用使用，也不是宣扬利益。人心离散、怨恨，不也是应该的吗？智者能因危急而建立安定，明智者能纠正过失而成就德行。凭陛下天资英明圣哲，倘若再做到见到善事就立即改进，就可以把积蓄的怨恨化为感戴，把过失转变为最恰当的举措，迅速消灭残余孽党，永远留下盛大声名，这如同转动规矩一样容易，举手投足之间即可做到。然而事情也有尚不可知的地方，只在于陛下是否实行罢了。实行就能安定，不实行就会危险。实行就能成就德行，不实行就会失去正道，这是确定无疑的道理。愿陛下慎重对待、珍惜这个道理。陛下如果确实能近来想到重重围困时的深切忧患【指朱泚军队围困奉天时】，追念并警戒平日专顾私欲的过失，器用只求够用，不必过分丰盛；衣食所得到的安逸，一定要分给下属。凡二库中的财货贿赂，都命令拿出来赏赐有功之人，坦然敞开心怀，与众人同心同欲，那么以后各地进贡就必定归入有司。以后有司每逢得到珍贵华美之物，先用来赏赐军队；奇异精巧、纤丽华美之物，一概不上供。把赤诚之心推入众人心中，把超出他们意料的特殊恩惠赐给他们。将士仰慕陛下必定兑现的赏赐，人人都会想着建立功劳；百姓喜悦陛下改过的诚意，谁不归附德化？这样一来，乱事必定平靖，贼寇必定平定。然后从容驾御六龙，返回都城，兴复废坠的典章，整顿纷乱的纲纪。乘舆有旧日仪制，郡国有固定赋税。天子的尊贵，难道应当忧虑贫穷吗？这就是散去小的储蓄而成就大的储蓄，损失小的珍宝而巩固大的珍宝。办成一件事而众多美好结果都具备，实行它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吝惜小的损失而失去大的利益，廉洁的商人也不会这样做；沉溺于眼前而使远方更加荒废，是普通人尚且认为不对的，何况大圣之君应机而行，本来就应当不等到终日。臣的见识如从竹管中窥天，仍愿把这点至诚献上【奏疏上报后，皇帝立即下令撤去榜牌】。请求两税以布帛作为定额的奏状【德宗时杨炎任宰相，制定两税法，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缴纳，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缴纳，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作为定额，并均衡征收】

译国家制定赋税制度，必须先引导百姓从事使生活富足的产业，然后才取其十分之一。征取时，要衡量人的力量，适应土地的物产。不由人力生产的就不征，不是土地所产的就不贡，这叫通行的法则，历代一向实行。大体说来，生长在天地之间的东西，以五材的功用最为急需。五材就是金、木、水、火、土。水和火不依赖人工制作，金和木自然产于山泽，只有土地要播种栽植，非人力不能成功。衣食的来源都出于此，所以可以用来勉励人力、确定赋税收入的，只有布、麻、缯、纩和各种谷物。先王担心物价贵贱失去平衡、人与人交易难以确定标准，又建立泉货的制度【泉就是钱。郑樵说，称为“泉”，是说它的形状像泉水。古钱上有篆书“泉”字，后人以“钱”字代替。《周官》中有泉府】，用来调节物价轻重。财物的收取、散发、宽缓、紧缩，都必须依据这个制度。大体说来，治理财货的大权，是国家的利益和权柄，掌握在官府手中，不能任意交给下面的人。既然如此，谷物和布帛是百姓生产的，所以征收租税；钱货是官府制造的，所以不应拿它作为赋税来征取。这又是事理显明的道理。因此本朝制定法令，考察古制来建立程式，向百姓征取的，不超过他们应负的限度。租税交谷物，庸役折交绢，调税杂项交缯、纩、布、麻【唐初开始确定租庸调制度，以丁男为本：一是租，每个丁男授田百亩，每年缴纳租粟二石；二是调，每丁按照乡土所产，每年缴纳绢或绫、絁共二丈，绵三两，缴布的则纳麻三斤；三是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服役则每天折绢三尺】，不属于这些种类的，不列入赋税制度。历代圣王留下的典章，清楚可考，什么时候有过禁止百姓铸钱、却用钱来作为赋税的事情呢？如今两税法独自不同于旧章，违背了因地制宜的通行原则，仿效了算缗那种末流法令；不考察事理，不衡量人力，只按资产估定等级，便以钱和谷物确定税额，临时折征各种杂物，每年的名目和种类还很不相同。只计算能够取得的利益，完全不讨论供办的难易。所征收的不是百姓所生产的，百姓生产的又不是他们愿意缴纳的，于是有人加价去买自己没有的东西，减价卖掉自己所有的东西。一增一减，损耗就越来越多。况且百姓经营的事情只有耕种和纺织，人力生产有限，物价贵贱没有常规，却要定下税额、计算钱数，再折钱缴纳物品，这就是要用有限的财产来供奉没有定数的征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缴纳的物品价格低，供税所需的物品数量就逐渐增多；数量一多，民力就供应不起。缴纳的物品价格高，收取的税物就逐渐减少；数量一少，国家费用就不充足。公家和百姓两方面的利益，常常不能同时得到满足，却把这作为制度，我从未听说过。过去刚制定两税时，百姓缴纳一匹绢，折钱三千二三百文，大体上一万钱可以买绢三匹。价格已经稍贵，所以数量不多。等到颁发军装，计算数量而不计算价格，这就是所谓税收少而国家费用不充足。近来百姓缴纳一匹绢，折钱一千五六百文，大体上一万钱可以买绢六匹。价格转为低贱，所以缴纳数量逐渐增加。先前养蚕织绢的劳动并没有不同，但所缴纳的却将近超过一倍，这就是所谓供税太多而民力供应不起。如今如果不大幅改变制度，只想大致救治弊害，就应当约束遵循旧有典制，随着时势变化而增减调节。臣认为应当命有关部门核查各州府最初缴纳两税时所定的绢布价格，参照当今时价，价格低的增加，价格高的减少，酌取其中，合计应纳的钱数，再折算成布帛的数量，仍依照租庸调旧制，各随乡土所宜。某州某年规定出税布若干端，某州某年规定出税绢若干匹。至于絁、绵及其他杂货，也应按照当地所产确定名称，不要再计算钱数来作为税额。这样一来，土地有固定的制度，百姓有固定的缴纳，众人都知道朝廷的命令不会改变，于是同心一意，专心从事本业。应当出布麻的，就致力于纺织；应当供绵绢的，就从事养蚕植桑。每天劳作、每月经营，自然熟练便利；各自修习家传技艺，都足以供给官府，不需要求人代劳，不会有低价卖出、高价买入的损失，不会有暴急征收、仓促供办的弊害，也没有更换常制、反复改作的烦扰。物价极低而百姓生产的数量不增加，物价极高而官府收入也不减少，因此家家可以供给、国家可以充足，事情公平而法令得以实行。这只是稍微遵循旧有法典的规制，本来不是创设新制而令人疑惑的事情。然而愚昧的民俗很少能看清事理，喜欢标新立异，妄自进行阻挠非议。臣请假设问答，以备讨论。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怜悯百姓，努力救济抚恤，只要垂听审察，必定会有可以实行的意见。若有人说：“每年经费所凭借的，大抵都约定为钱数；如果命令以布帛为额，就会使支出计算没有凭据。”回答说：自国家初建、约定法令以来，通常赋税大都以布帛缴纳，经历二甲子，制度和费用没有差错，为什么偏偏到了今天就难以支计？况且经费的大项，其流向有三：一是军粮，二是军衣，三是内外官员每月俸禄及各种资课。军衣本来就在于布帛，军粮又取自地租，需要计算钱数的，只有每月俸禄和资课罢了。制定俸禄只是不计算钱数，所以夏、商、周三代按照供养人口的多少确定等级，两汉按照石数的多少确定秩级【汉代俸禄自万石以下至百石】。大概说来，钱是官府的权力，财货和俸禄是官吏属员的日常资给。以日常资给迁就官府权力，丰俭的标准就不能在百姓家中保持恒定；以官府权力作为日常标准，轻重调节的权柄就不能专属于国家。因此先王以粮食制定俸禄，以钱来平衡货物，然后国家拥有调节权，百姓之家也有节度。何况如今军需供给正在扩大，仓储还不充足，完全恢复古制，或许有人担心不够。如果只根据群官的月俸等级，随着各种劳役资课的差别，各依钱数多少折算为布帛的固定数量：某官每月发俸绢若干匹，某种劳役每月发资布若干端。所发物品的种类和精粗，由有司明定条例，便作为永久制度；物价极低时官府发给的不增加，物价极高时百姓所得也不减少。官府有了准则，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利呢？百姓生活的大事，衣食最为紧要。有职田供给食物，有俸绢供给衣服，从事官役的家庭本来就足以自给。按照这个制度办事，谁能说不对呢？

译这样一来，国家的财用大多用布帛确定赋税，又有什么损害呢？议论者若说：“吏员俸禄、军队衣装，虽然颁发布帛和粮食，但到了需要随时收购粮物、用来调节物价轻重时，就必须用钱，靠什么取得？”回答说：古代圣人之所以取山泽中蕴藏的材料，制作泉布这种宝货，由国家专掌其利益而不与百姓共有，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物价低是因为钱少，钱少就加重钱的铸造并把钱散发出去，使钱的价值变轻；物价高是因为钱多，钱多就使钱的价值变轻，于是制定法令收取钱，使钱的价值变重。这就是说，物价贵贱系于钱的多少，钱的多少取决于官府的盈缩。官府失去自己的职责，反而向百姓索求；百姓不得铸钱，又被限定用钱供税，这就会使贫者破产、向富有之家借贷，富者蓄积财货而暗中操纵物价轻重的权力，使下层百姓困苦，使国家的利益权柄受损。如今的弊病，大概就在这里。实在应当扩大依山开发、生产财货的功业，严格禁止私自用铜铸器。只要制度掌握得当，钱就不会缺乏。可以通过出售盐来收取价钱，通过专卖酒来取得资财；只要调节得宜，钱就可以收回。钱能够收回，自然可以收敛钱少物贱，使物价上升；钱不缺乏，自然可以散发钱财，使物价下降。收放调节掌握在官府手中，还有什么做不到呢？担心没有供给，是因为不知道办法。议论者若说：“自从制定两税以来，一直让百姓计算钱数、折纳物品，物价逐渐低贱，所缴物品逐渐增多；到了发放的时候，又增加虚估，广泛索取余利来充实库钱，按年计算、按月支用，仍然担心不够。如今如果确定以布帛作为供纳的数额，以此平衡军国费用，岂不是会有不足？”回答说：自天宝以后，战争多次发生，法度逐渐败亡；肃宗平定滔天大灾，急于奖功赏劳，先帝发扬含垢忍辱的德行，却对纠正法纪较为缓慢，于是费用大为繁多，民俗也逐渐败坏。国家正赋已经很重，另外的进献接连兴起，私下贿赂竞相增加，诛求刻剥日益增长，日积月累，到大历年间达到所谓征取最为严重的程度【大历是代宗年号】。如今既然把征取最严重的数额总括起来，制定为两税，原来另行进献的种类却又在两税数额之外。间或因军费不足而增加征收，近来又附带折纳价钱，因此取得的更多了。与大历年间征取极重的数额相比，几乎又增加了一倍。又幸而年年丰收，战事稍稍停息，而费用仍然经常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大概是事情随着私情而产生，费用随着事情增多，物资有定量而使用没有节制，怎么能不缺乏呢？如果能够摒弃私情、节约费用，不但可以用布帛作为税收，即使再减轻税额也可以。如果只顾满足私情、扩大费用，不但实行今天这样重的税收仍然不够，即使再增加税收也还是不够。土地生长万物有大致的定数，人力制造物品有一定的限度；取用有度，使用有节制，就会经常充足；取用无度，使用无节制，就会经常不足。万物生长丰歉取决于上天，物资使用多少取决于人。因此圣王制定法度，量入为出，即使遇到灾难，百姓也不会困穷。治理教化衰败以后，便反过来量出为入，不顾现实中没有的财物。所以鲁哀公问：“年成饥荒、费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何不实行彻法呢？”桀耗用天下的财力仍然不足，汤凭七十里土地却有余，这说明费用的盈亏在于节制与不节制。不节制，即使原本充盈也必定耗尽；能够节制，即使原本空虚也必定充盈。如今百姓越来越贫困，国家费用年年增加，如果不及时节制衡量，形势必定更加窘迫，而议论者只担忧财利不足，却不考虑国家安危无法维持。若是这样，太宗、汉文帝的德行又为何受到称颂？秦始皇、隋炀帝的败亡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借鉴了。只想放纵欲望，又有什么规范可言呢？幸而如今正处于清明之时，应当期望达到治理；急于聚敛而忽视勤劳抚恤，本来就不是圣明时代应当说出的话。请求停止出兵的奏状【贞元元年，马燧击破李怀光，陆贽因为河中已经平定，担心有人迎合旨意、制造事端，请求乘胜讨伐李希烈，于是上奏说】凶恶的祸根已经消灭，京城附近已经廓清，这实在是圣明谋略宏大深远的功劳，也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祚，应当妥善处置。大略已经附在钦溆口头陈说的话中，辗转传达，恐怕没有完全表达意思，所以谨慎地再次陈述我的浅陋意见，希望陛下稍加留心察看。臣听说祸患有时能产生福，福也能产生祸；祸患中有可以得到的道理，所得中也有防患的端绪。所以晋国在鄢陵获胜，范燮反而祈求死亡【《左传》载，晋范文子从鄢陵回来，让祝宗祈求死亡，说：“君主骄奢而战胜敌人，这是上天增加他的疾病，祸难将要发生了。爱我的人只有祝愿我，使我赶快死去，不要等祸难来临，这才是范氏的福。”】；吴国战胜强大的越国，夫差却开启了祸端。由此可知，福不能一再侥幸求取，所得也不能永远贪求。处在福中而考虑祸患，福才可以保全；看见所得而忘记防备，祸患就一定会到来。臣私下担心那些谄媚逢迎、迎合旨意的人和轻险浮躁、喜欢制造事端的人，侥幸看到凶恶之徒覆亡，揣度英明君主削平天下的心意，必定竞相进献甘言，诱导开启利欲之门，说王师所向无敌，说残余贼党举手投足就可以平定。于是请回转蒲坂的兵戈，再次兴起淮沂的战争。这种议论一旦兴起，必定成为祸乱的阶梯。所以臣姑且把因福生祸作为忧虑，不敢把获得福庆当作祸患。为什么呢？建中的灾难，可以作为明证。当初因为积蓄怨恨而不能宽容，或者因为急于取胜而轻率用兵，所以文喜讨伐泾州时，创伤还没有平复；崇义征讨汉南时，杀伐又接连发生【刘文喜、梁崇义都是当时的叛乱者】。违抗命令的将帅不是没有诛杀，讨伐叛乱的军队不是没有取胜，坚决果断不是不坚定，赫然发怒也不是没有发泄。然而由于不体恤众人，只让他们听到杀戮之事，有罪无罪都不敢自保，所以怀有怨恨、心怀反侧的人害怕斧钺接踵而来，畏惧祸患、心存疑惧的人担心猜忌谗毁交相波及。于是他们像蜂群一样聚集以害怕讨伐，像狼回首一样背弃恩德，遍及两河、横贯淮夷，荡平三辅、逼近京城，皇帝车驾因此两次出行【朱泚叛乱时一次幸奉天，李怀光反叛时再次幸梁州】，行宫甚至被围困【朱泚围困奉天】。当时天下大为动摇，人心几乎离散，天命连片刻也难以保全，王威不能出一城之外；国家处于危险艰难之中，祸患连绵不断，仿佛柔弱的桑树系着旌旗，幸而没有断绝的情况屡次发生【“殊”是断绝】。形势的危急窘迫，实在足以令人寒心。若不是从前熊罴之师训练整齐，雷霆般奋发的威势，武库中锋利的剑戟，府库中充足的财赋，那么用来施行命令、统率人民、取得威势、平定祸乱的力量，与建中初年相比，难道不是非常危险吗？

译然而陛下怀有深切悔过的诚意，颁下非同寻常的大赦诏令，知道滥用武力、穷尽兵力会使祸乱长久，知道急迫征发、重重聚敛会耗尽财物，知道残害百姓、放纵欲望会招致危险，知道违背众人、强行统率人心会积成罪恶，知道百姓困苦到了极点便会产生怨恨，知道上下郁结闭塞便会失去实情。恩德之音广泛传布，与天下重新开始。诏令传达之处，听到的人没有不流泪的；即使凶暴强悍的坏人，也必定为之抽泣。真诚感动万物，竟达到了这种程度。用美好言语安抚怀有反叛之心的人，使灾异邪气消散而化为和气。于是奸邪之人改变念头，百姓贤士归附人心。那些假借王号、叛乱离散的人，削去伪号而请求认罪【兴元元年，王武俊、田悦、李纳去掉王号谢罪】；那些观望时机、首鼠两端的将领，一心以纯诚效力【指韩滉、陈少游等】；流亡冻饿的人，希望保全家庭；驻守作战的人，希望保全性命。恩德将要枯竭时又重新广施，君臣已经断绝时又重新交往。天下人的情势完全改变了。从前越讨伐越叛乱，如今一释放便全部归来；从前凭百万军队而力量耗尽，如今凭咫尺之内的一纸诏书便教化融洽。这说明圣王施行治道、使暴乱之人服从，依靠德而不依靠兵，已经很清楚；各路将帅违背臣礼、抗拒天诛，只求活命而不愿灭亡，也已经很清楚。还恐怕陛下认为臣的言论简略、没有明白其意，请允许臣再追溯根本，把它详细说明。从前河朔、青齐彼此同恶相互煽动，占据军队和土地，历经改朝换代而不向朝廷称臣。陛下以王化不能统一为耻，愤怒于奸邪尚未平定，于是调发六军、神策、河阳、河东、泽潞、朔方的骑士，前往北方征讨；又命永平、汴宋、幽陇、江淮、闽岭的将卒，在南方奋力讨伐。耗尽国家仓廪府库来供给军队，全部征用公私马厩牧场来扩充武力。赋税征敛遍及万物，徭役征发覆盖八方。劳苦已经极其严重，威势也已经极其盛大。然而后来旷日持久、年复一年，军队疲惫、财物耗费，两河的贼寇祸患越来越重而没有痊愈，国家根本已经几乎倾覆。等到泾州士卒倡乱，朱泚军队制造灾祸，豺狼盘踞禁宫，猰貐在御道上择人而食【猰貐是能吃人的兽名】；河朔前来问罪的军队，铺满道路而归；宋郊归顺的军队，只能守住营垒，无暇他顾。在这样的乱局中，天下沸腾。如果有图谋问鼎的雄才巨猾，乘着灾祸和间隙而来，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后来田悦、李纳同党之流都自行收敛退缩，内部没有非分的议论，外部没有越境的侵犯。等到听说上天的恩泽洗涤瑕秽，诏书恢复爵位，便一点也不迟疑，望风归降，争先奔走上表，只怕落在后面【此前德宗赦免田悦、李纳的罪过，用官爵笼络他们，田悦等人都秘密归附，但仍不敢彻底断绝与叛党的关系】。朱滔到了兴元元年，见到大赦令，也都上表谢罪】考察他们一向的志愿，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这些人都是借助兵力求得生存的流亡者，是眷恋土地、苟且求安的一类人；怀念生存、害怕死亡，是蠢动众生的共同情性；忧虑危险、寻求安定，是万物的常情。拥有天下而把百姓当作子女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欲望为自己的欲望，以百姓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本来就应当满足他们所怀抱的愿望，去除他们所畏惧的事情，供给他们所求的东西，使家家安宁，人人遂愿。家家如果安宁，国家也就安宁；人人如果遂愿，君主也就安泰。这就是说，喜爱生命并把这种爱推广到万物，才是使自己生存的办法；施行安定并把这种安定推广到万物，才是使自己安定的策略。把别人推入死地，却希望自己的长久生存，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这种道理；把别人置于危险境地，却希望自己的长久安定，自古至今也从来没有这种道理。因此从前的圣王知道生存是人们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生存，所以与人共同保全生命，上下的快乐便都能得到；圣王知道安定是人们所需要的，自己也把安定当作利益，所以与人共同享有安定，国家和自身的利益便都能保全。如果有人反常逆理、昏昧而不恭敬，就应当从外部察看他倔强的原因，从内部反省自己安抚驾驭的过失；修治近处以招徕远方，检点自身并率领众人。所以古书说：“只要整顿武备，反省自身。”（《说命》）又说：“在宫阶两旁举行干戚舞和羽舞，过了七十天，苗族就来归附。”（《大禹谟》）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来归服，就修明文德使他们来；他们来了，就使他们安定。”这些就是明证。假如有人不明白怀柔的道理，只求攻取，不考察教化是否尚未达到，不责怪至诚感化是否尚未取得信任，只知施加严厉威势，只顾发泄愤怒，把人当禽兽一样赶到原野上暴虐，把人看得如草芥一般，用锋利的兵刃杀戮。叛乱者不来宾服，便下令征讨；征讨不能取胜，便将议定刑罚。这样就使负罪的人害怕必死的诛罚，奉命出征的人担心承担无功的责罚，编户百姓因困于纺织劳作而图谋变乱，士卒因害怕战死而思归。各种情绪彼此冲突，混乱哪里会有定止？一人不顺从，全境都遭受灾祸；一境不得安宁，天下都会受到扰乱。兵祸交加，祸患相结，变乱从各方面兴起。所以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服而又不能使他们来，国家分崩离析而又不能守护，却谋划在国内动用干戈，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吧。”这大概是必然的常理、最为恰当的格言，足以作为明亮的鉴戒和长久的龟鉴，贯通百代君王而不可改变。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能不害怕吗？凡是事理有必然性，虽然道路不同，最终也会归于同一轨道；言论有最恰当的道理，即使时代不同，也会彼此契合如同符节相合。近来东北的叛乱徒众废缺职贡，陛下恼怒他们违抗命令，大举兴兵，以致逆贼朱泚诱骗奸邪、乘机发动叛乱，而所要防备的寇敌还远隔在黄河一带；山谷中不可预料的戎兵，已经偷偷在京城发动；萧墙之内的警戒，难道不正应验了吗？世代典籍留下的训诫，既然如此；近来的事实又明白验证了这一点。所以陛下发布德音，叙说哀痛之情，悔恨征伐之事，把众多过失归咎于自己，公布明确的信义给众人看。过去的过错，全部惩戒；最大的罪过，也都予以宽宥。用减省赋税来约束他们，用停止战争来发誓。于是亿万百姓和四方叛乱将帅都感动于陛下自我更新的旨意，喜悦于陛下盛德的言辞，改变面貌，改换言辞，完备地修行臣下之礼。然而，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谋划，当然还没有完全坦然。一定会聚集党徒谋划，侧耳倾听，观察陛下所做的事情，考察陛下所发的誓言。如果言语和行动相符，那么改过向善的心就会逐渐坚定；假如行动同言语相背，那么忧惧祸患的心态就会再次兴起。自从京城安定，皇帝乘舆返回，正逢怀光接连作乱，朝廷又出兵讨伐，停止用兵的话却已经说出，而我方的局势还没有恢复。山东各地将帅所以不敢发动叛乱，大概是因为河中之地暗中逼近王城，迫于朝夕之间的忧患，不得不先把它剪除罢了。

译如今如果改变进军方向、转移旗帜，再指向淮西，那么淮西的元凶一定会欺骗胁迫那些同他作恶的人，离间游说新近归附的将帅，对他们说：“奉天停止用兵的旨意，不过是因为形势窘急才这样说的。朝廷稍稍安定之后，一定会再次进行诛伐。”这样一来，朱泚灭亡而怀光被诛，怀光被诛而希烈遭到征讨；希烈如果平定，祸患将接着降临到你们身上。那些原本积蓄疑虑、怀有旧日负罪感的人，能不因此动心吗？心一动，就会充满防身灭族的忧虑；忧虑一满，就会想到唇亡齿寒的祸患。同样忧患的人，即使相隔胡地和越地也会彼此怜悯；有同样忧虑的人，不必邀约结交也会自然亲近。河朔、青齐一带，本来曾响应建中年间的祸乱，势必会再次兴起。接连来犯，有的肆意奔突冲击。讨伐他们吧，我方力量还来不及应付；放纵他们吧，寇患就会更加严重。我私下愚昧地认为，这个祸患不小，不知陛下准备采取什么办法来对待它？如果已有办法，及早悔改还来得及；如果还没有，希望陛下不要轻率改变。凡是要谋求事情善终，关键一定在于慎重开始。祸患的机因一旦发动，就很难再追回。我请求粗略陈述当今维持驾驭局势所应采取的办法，只请圣主审察选择。万一君主掌握的大权，在于恩惠和威势二者同时施行，废去其中一个都不可以。只有恩惠而没有威势防护，别人就不会畏惧；只有威势而没有恩惠，别人就不会归怀。假如知道恩惠可以使人归怀，却废弃用来施展威势的手段，那么所施布的恩惠正好足以显示软弱，又有什么值得归怀的呢？假如知道威势可以使人畏惧，却丢弃施行恩惠的德行，那么所施用的威势正好足以招来敌人，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宣扬恩惠来培养威势，积蓄威势来尊重恩惠。威势能够培养，就不会受挫；恩惠得到尊重，就能使人感恩。因此恩惠和威势彼此积蓄，威势和恩惠相互施行。君主想要使远方的人柔顺、使强暴者服从，如果不明白这个方法的要领，就没有人能够做到。如今皇运中兴，上天降下的灾祸将要悔改，凭借朱泚窃居上国（朱泚僭伪京师，所以称为上国）、怀光窃据中畿（开元年间把河中称为中都），不到两年，便相继被斩灭；实在是众多奸邪惊心的日子、众生改变看法的时候。威势已经施行，恩惠却还没有普遍周洽。实在应当上承天意眷顾，下收万物人心，布施抚恤百姓的恩惠来补助威势，凭借消灭贼寇的威势来施行恩惠。宽宥河中受牵连的党徒，全部不再追问（河中指怀光）；赦免淮右僭逆的罪行，一律给予更新的机会（淮右指希烈）；减免疲困百姓的赋税，停止征调战士，用来符合往年停止用兵的命令，以彰明信用；大大宣扬君主包容污垢的德行，以布施仁爱，使万姓都说：“君王的话真伟大！” 又说：“君王的心志是统一的！”这样，威势虽不使用，人们却像敬畏神明一样畏惧；恩惠虽不耗费，众人却像依恋父母一样归怀。凡是处在危险、疑惧和恐慌中的人，一定会说：“淮右僭逆的罪尚且要赦免，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忧患呢！”凡是被胁迫而附从同恶的人，一定会说：“河中受牵连的党徒尚且要宽宥，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罪咎呢！”凡是疲倦困苦、希望安定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拥有战无不胜的军队，却抑制而不让它驰骋，看来确实要停止征伐了！”凡是衰败残破、盼望得到治理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有痛恨乱党的愤怒，却忍耐而不发泄，看来确实要体恤隐忧了！”天下人心如果这样，而祸乱还不能平息、治理之道还不能实行，是不可能的。我不敢保证一定会听从的，只有希烈一人罢了。推测他的私心，并不是不愿意服从；想想他的暗中忧虑，也不是不追悔。但因为他猖狂而失策，已经窃取了大的名声，虽然承受陛下完全宽宥的恩德，却不能不因自己在天地之间无地自容罢了。即使他不奉行命令，也会成为孤立无援的人：对内没有理由发动军队，对外没有同类可以寻求援助。他的打算不过是厚待部曲，苟且偷安一段时间；即使想要横行，也势必不敢。陛下只须命令各镇各自守护疆界，他既然气势已夺、计策已穷，就只是狱中的俘虏了；即使不遭受人祸，也必当受到鬼神诛罚。朝廷致力于崇尚德行来等待他，我本来知道他一定逃不出所预料的结局。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吧！如今如果不顾时机和策略，再次兴起战争，亵渎威势而轻视恩惠，舍弃容易的办法而选择困难的道路，就是抛弃明确的信用而专务发泄愤怒，借给敌人以借口而为寇敌增加援助；困穷的人无暇得到抚恤，劳苦的人不能安居，国家的安危也许就无法保证了。这正是成败、治乱所系之处，希望陛下把它看得困难而慎重对待。我这片区区之心所以上奏，以此为忧虑爱惜国家；倘若陛下防备过失而采纳狂妄浅陋的意见，不要怀疑所采取的行动。我谨当抄录招谕的言辞，详细陈述防备御敌的谋划。俯伏等待陛下宣示准许，才敢把它上报。谨此奏闻。（这篇奏疏上奏后，皇帝听从了它。下诏命令与淮西接壤的各道分别守护疆界，除非遭到侵犯越界，不必进军讨伐；李希烈如果投降，应当保证他不死。其余一概不再追问。希烈果然穷困窘迫，被他的部将陈仙奇毒死；他的妻子儿女也都被诛杀，正如陆贽所策划。） 《御选古文渊鉴》第三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三十四卷目录 唐 权德舆 《两汉辩亡论》《答柳福州书》《陆贽翰苑集序》高郢 《鲁议》柳冕 《再答张仆射书》《与权德舆书》《复杜相公书》梁肃 《补阙李君前集序》《代太常答苏端驳杨绾谥文贞议》沈既济 《论行辟召之法疏》于公异 《收西京露布》裴度 《谏用皇甫镈、程异为相疏》《论魏弘简、元稹疏》李绛 《请崇国学疏》《论裴均进银器状》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三十四卷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旨编纂注释 唐 权德舆【字载之，秦州略阳人，后来迁居衮州丹徒。宪宗时，由太常卿升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因病请求回朝，死于途中。

译权德舆贯通综摄经学，贞元、元和年间成为士大夫中的表率。】《两汉辩亡论》谈到两汉灭亡的原因，人们都说是王莽、董卓。我认为，王莽、董卓篡逆，玷污帝位，以此扰乱百姓，最终自取灭亡，天下人都明白听闻。静心考察事情的开始，导致西汉灭亡的是张禹，导致东汉灭亡的是胡广；他们都借助儒术，得以施展邪恶心思，博取一时的大名，升到三公辅弼的位置（张禹任丞相，胡广历任太尉）。他们言辞声气所发出的话，关系到国家的损益；可是他们多方圆滑柔顺，保全官位、守住俸禄，有的使当时的君主陷入错误而滋长祸患的根源，有的依附凶邪灾异而结成祸乱的胚胎。所以国家倾覆的基础、篡夺的征兆，都是由他们指引而逐步造成的。虽然相隔的年代很远，却仍然像亲手传授、以眼神指示一样。他们造成的贼害，难道只是和王莽、董卓相提并论吗？张禹凭借经术做皇帝的老师，自身又任汉朝宰相，特别受到尊重和信任，正处在大臣地位的极点、儒者尊贵的位置。永始、元延年间（都是成帝年号），天地灾异屡次出现，进言政事的人都尖锐地批评王氏专权。当时成帝也因天变而悔恨恐惧，却没有办法决断。皇帝车驾到了张禹府第，屏退左右来询问他，希望得到他一句话作为准则。替张禹谋划的人，也应当陈述《大易》关于履霜而至坚冰的警戒（《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诵读《小雅·十月之交》的讽刺诗（《十月之交》讽刺周厉王，当时危害政事的是皇父、卿士等人），趁皇帝将要采纳意见之时，痛切地谈论政治得失。可是他反而以“很少谈论命运、不谈怪异”为借口，使成帝失去疑虑，助长王氏逐渐强盛的势力，君臣上下安然不以为意，几乎坐视国家灭亡。即使皇帝的忧虑还未达到这种程度，也应当启发陈说，恳切劝止，当面分别说明，在朝廷上争辩。何况正值皇帝到府第闲宴、虚心询问决断的时候，他却只顾在床下逗弄小儿，替女婿在邻近郡县求取官职（《汉书》记载，天子到张禹府第，张禹说老臣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爱女胜过儿子；女儿远嫁，做了张掖太守萧咸的妻子，自己不能胜过父女私情，想让他们相近。皇帝立即调萧咸为弘农太守。又因张禹的小儿子还没有官职，皇帝到床前探望张禹时，张禹多次看着小儿子，皇帝便让他在床下拜为黄门郎、给事中），诚然把家人妇女的私情当作心事，只图自身安稳，不顾国家忧患，终于使群盗相继掌握权力，交替执掌首要权柄，祸患成熟、毒害蔓延，直到新都王莽出现而不可遏止，这实在令人愤恨。这是臣下最重要的职责，也是儒者最可贵的品格。永始、元延年间【都是汉成帝的年号】，天地间的灾异屡屡出现，议论政事的人都严厉指责王氏专权。当时汉成帝也对天变感到悔恨和畏惧，却没有办法作出决断。皇帝的车驾到了王禹的宅第，便屏退身边的侍从，向王禹询问，等待他的一句话，把它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替王禹考虑的人，也应当陈述《周易》所说“坚冰将至”的警戒【《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诵读《小雅·十月之交》对时政的讽刺【《十月之交》是讽刺周厉王的诗，当时危害政事的人有皇父、卿士等人】，趁皇帝正接受劝谏的机会，痛切地谈论政治的得失；反而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不谈论怪异之事”为托词，使汉成帝产生了不必疑虑的心情，助长了王氏势力逐渐壮大的趋势，朝廷上下安然自若，[“防忽”二字原文疑有讹误]几乎忽视了亡国的危险。即使皇帝的思虑还没有达到这一层，王禹也仍然应当直率陈述，恳切劝谏，面对皇帝当廷争辩。何况正是在皇帝到宅第宴饮闲谈、虚心访求决断的时候，他竟还在床下对小儿作“▯”之举[“▯”字原文疑误]，又把女婿任命到邻近的郡任职【《汉书》记载：汉天子驾临王禹宅第时，王禹说自己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疼爱女儿胜过儿子；女儿远嫁，成为张掖太守萧咸的妻子，他承受不住父女私情，想让女儿与自己住得近些，于是皇帝立即把萧咸调任为弘农太守。又因王禹的小儿子还没有官职，皇帝临幸王禹时，王禹多次看着自己的小儿子，皇帝便在王禹床下拜授他为黄门郎、给事中】，满心只把一家人的私情当作最重要的事，图谋自身安逸，不顾国家的忧患，终于使群盗[“防权”二字原文疑有讹误]交替窃取权力，轮流掌握首要权柄；灾祸成熟，毒害流布，以至于新都，已经无法遏止了，这实在令人愤慨。到了东汉顺帝、桓帝之间，国家的统绪三次断绝，胡广以大儒身份掌握权柄，官位达到三公之首。当初，梁冀凭借外戚的尊贵地位，贪婪暴戾地把持国政；毒死质帝后，商议另立继承君位的人。公卿大臣都认为清河王刘蒜年长有德，亲属关系最为尊贵亲近，可以使天下安定，事情已经议定了。梁冀却忌惮他明智，又不利于立长君，私下支持蠡吾侯，独自不同意群臣的意见。替胡广谋划的人，也应当像石介那样中立不屈，率领赵戒等人与李固、杜乔共同坚守正议；这样三公九卿百官在朝廷上正直陈辞，即使梁冀暴虐专横，难道能在一天之内把汉廷群公全部杀尽吗？可是胡广反而只求一息安宁，首先畏惧退缩（质帝死后，胡广与李固、杜乔、赵戒等人想立清河王，梁冀想立蠡吾侯；胡广戒惧畏缩，不敢同梁冀争辩，而李固、杜乔坚持原来的意见，梁冀便说服太后，先策免李固），终于使清河王被迁徙废黜，蠡吾侯成为祸根（蠡吾侯刘志即位，就是桓帝；清河王被迁往桂阳，自杀），国家逐渐衰落，汉朝的治道日益困窘。后来形成党锢之狱，造成宦官之祸（宦官使牢修上书，告发李膺等人与游士交结、诽谤朝廷，于是大规模追究党羽，没有一个名士能够幸免。中常侍轮流掌权，直到国家动乱灭亡），祸乱循环，终于发展到董卓。显赫的汉室，变成了“当涂高”（《三国志》裴松之注说：“当涂高者，魏也。”意思是当道而高大的就是魏，表明魏应当取代汉）。大概栋梁弯曲、鼎足折断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大过卦》九三说：“栋桡，凶”；《鼎卦》九四说：“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那梅福身处孤远之地而上疏（成帝时，梅福见王氏逐渐强盛、灾异屡次出现，而臣下没有人肯直言，于是上书），张纲官职卑微却埋轮停车（桓帝时，选派八名使者巡行各地、考察风俗，张纲把车轮埋在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何必再问狐狸！”于是弹劾梁冀），难道只有他们二人吗？为什么不思考这些事呢？唉！趋利避害、以荣显通达为美、以困穷失意为耻，大体是有生命者的常情。等到亲手掌握政权、以国家存亡为己任，就应当在开始时谨慎，在事情初起时决断，用来引导善良的气运，遏制祸乱的源头。如果祸患的胚胎已经萌发，就应当到死方休；即使白刃也可以踏过，鸿毛也会显得沉重。为什么张禹、胡广在表面安定的时候，只致力于小忠小节，屡次向神灵蓍草献上吉利的占筮（《汉书》记载：张禹见时局有变异，或者皇上身体不安，便选择日期斋戒，露出蓍草，整肃衣冠站立占筮；得到吉卦，就献上占辞），又阻止通过抽签选择皇后（《后汉书》记载：顺帝想立皇后，当时受宠的贵人有四人，不知道应当选谁，想通过抽签让神意决定；胡广上疏劝谏，于是立梁贵人为皇后）；到了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关头，却甘心闭口不言，暗中拱手旁观事变，这难道是正道吗？后来火焰越烧越旺而燎遍原野，洪水浩浩荡荡而冲上山陵，把天下投入烟尘灰烬之中，把万民推入昏暗的困境。在百代之后，已经没有可以指名责备的人了。即使史书粗略地加以褒贬，也没有深入论述事情的始末。况且当时出兵不能越过国境，记载杀害君主的罪恶；言辞虚妄而善于辩饰的人，又有两观之诛。如果处在《春秋》的时代，明确揭示张禹、胡广的罪过，写下来警诫后世，岂不是可以记录很多吗？假如当初西汉能够抑制削弱王氏，尊重君主、贬抑臣下，大概就不会有哀帝、平帝时的衰败。假如东汉能够任用清河王，君主明智、臣下忠诚，大概就不会有灵帝、献帝时的动乱。大汉的国运，真是难以预料。有人认为国家的兴亡都有冥冥中的定数，不是人的谋划能够抗拒的，那么只要选取盲人、聋人来辅佐君主，树立土木偶像加以尊崇，给它们披上官服，排列在朝廷之中，也就可以了。那尧、舜为什么还要有时咨询、有时叹息，殷、周为什么还要有时入梦、有时占卜（殷高宗梦见上帝赐予贤能辅弼，得到傅说；周文王在渭水北边占卜打猎，得到太公望），为什么忧劳到太阳偏西还要如此，然后才能治理国家呢？我因而考察古史，又喜爱《春秋》褒贬的学问，心中有所愤激，所以辨析其中的所以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答柳福州书》（柳冕任福建观察使）

译承蒙来信询问，见爱之意非常殷切深厚。您信中引用先师回答仲弓关于有司的说法，又说要通过有司来教化天下，确实是大君子谈论治道的话。如今选取士人取决于礼部、吏部，按照资格拟定官职，奏请郎官来考核区别，失去了权衡轻重的根本，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至于礼部求取人才，还仿佛是“实行仁德要靠自己”，但也只是沿袭当时的风气，哪里能够自我振作？我曾读刘秩祭酒的上疏说：“太学设置官职，职责在于培养士人；士人不知道方向，时代没有贤才，这是我的罪过。”每次读到这里，心中总是仰慕他。当时他身处国学，职位似乎处在闲散之地，却正因为贤才匮乏而从内心自责，慨然上奏，这正是君子的心意，也是君子的言论。何况我才德浅劣，屈居礼部官署，替时代寻求人才，哪里敢轻率行事？然而连续两年计偕赴京，亲友故旧很多，因此进士初榜中有我，帖经落第中有我，策试落第中有我，及第中也有我。我不因名声而废弃实际，不敢自私自爱，也不向别人打听。两汉设置科举，本来以射策为根本，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一类的人，能够痛切地谈论治道。近来人们沿袭华丽浮靡的习气，过分专注于雕琢文字，世俗称作甲赋、律诗、骈偶对属；何况十多年之间便升到大官、居于显要职位，教化所系竟然如此吗？因此，近两年以来，我参考策问答卷，不妨碍考生对名物的掌握，也不专门考察隐微深奥的内容，只求他们通晓事理，只求他们能够辨明疑惑。那些习惯于常规而能力不足的人，就不能在这种考试中作答，所以有时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希望他们以后有通达的见识和美善的文章，可以持守大体、坚定不移，而人才也不至于全都局限在拘谨的科举名次上。明经考试考察经文义理，有些人侥幸背中了所记诵的内容，便不停地书写；让他解释通晓其中的意义，却像面对墙壁的木偶，于是竟列入上等，这也没有办法。近来我把这些情况参照比较，规定让考生书写并解释经义：对于经文注文，只要删取撮要，有数句能够讲通，即使没有完全明白道理，也算稍有所得；若写了数纸仍不能讲通，便黜退。至于您来信所说的，阐明六经的意义，使它符合先王之道，而不局限于注疏，即使设置专治一经的学究科，每年只取一人，我还担心不能达到这一要求。况且明经是士人做官进身的主要途径，注疏还可以用来核验。如果不是这样，假如主管官员任凭个人情感高下取舍，士人的才能既失去末端的表现，又得不到根本的学问，那么就会一无所有，岂不是这样吗？古人说：“努力勉强地实行正道，那么德行每天都会增长，并取得很大的功效。”《中庸》说有困厄而努力实行、勉强而实行。我虽然鄙陋不敏，难道敢忘记勉强求道的方法吗？大体说来，通常人的情性，容易被近来的习俗所胜，埋没在所听所见之中，急切追求仕进；只要能够躲避祸患、安度时日，使自身处于安逸之境直到老死，便自以为得计，哪里还会揣摩古今风俗，整顿教化，探究根本和源头，谋求长远结果，以长久的缰绳驾驭远方呢？像阁下所发表的议论这样，我所以叹息着反复诵读而不知疲倦。来信又说，三代、两汉直到近古，与现在不同的地方，难道是古代的教化相隔太远而不能恢复吗？还是因为逐渐受到世俗风气的浸染，而执掌权力的人不去思考呢？我固执浅陋，恭敬地等待您其余的高论。借此尽情抒发自己的意见，惭愧不已。德舆再拜。

译《陆贽翰苑集序》我曾读贾谊的文章，看他谋划治理制度、整顿人伦、铺陈帝王事业，方法已经极为高明了。文帝在宣室接见他，只遗憾得到他太晚；对他的礼遇，也已经很深厚了。然而最终不能使四方聪明的耳目都听到他的意见，不能充分施展他的长处；不能排除众人的议论而实行他的谋略，道路难以实行，也已经很久了。东阳侯、绛侯、灌婴一类的人，哪个时代没有呢？（文帝曾商议让贾谊担任公卿之位，东阳侯张相如、绛侯周勃以及灌婴等人都嫉害他。）唉！一薰一莸，善恶混杂，不能使香草和臭草同在一个器物中相容（“齐”是调和的意思）；方孔配圆榫，彼此不相合（凿是穿孔，枘是插入凿孔的木端，《宋玉九辩》说：“圆枘而方凿啊，我本来就知道彼此抵牾而难以相入）。○“凿”读作“造”，“枘”读作“芮”。优秀的工匠也无法施展巧妙的心思，所以治理的时代少而混乱的日子多，《大雅》衰微而正统的声调沉寂。汉朝的治道尚未融洽，已经在贾谊身上失去了机会；我唐朝又不幸把陆公摈弃了。陆公名贽，字敬舆，是吴郡苏县人，溧阳县令陆偘的儿子。十八岁考中进士，应博学宏辞科，授任郑县尉，调任渭南主簿。德宗皇帝在东宫时就知道他的名声，召入应对，进入翰林，当天便任学士；由祠部员外郎转任考功郎中。朱泚作乱时，他跟随皇帝到奉天。当时皇帝车驾辗转播迁，诏书纷至沓来，陆贽挥笔立即写成，不再另行起草；起初似乎不用思考，等到写成上奏，没有一篇不把事情的曲折情状说尽，不合时机的防备也都切中要害。仓促之间文书堆积，同职官员没有不拱手叹服的，不能再有所帮助。他曾从容上奏说：“此时的诏书，陛下应当痛切地自我检讨过失，以感动人心。从前禹、汤因归罪自己而迅速兴盛，楚昭王因采纳善言而复兴国家。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不吝惜改正过错，以言辞向天下谢罪，使我起草诏辞时没有避讳，大概可以使群盗改变心意。”皇帝听从了他，所以行在发布的诏书一开始下达，即使武人悍卒也无不挥泪激发，思报臣节。议论这件事的人认为，德宗能够平定寇乱，不只是依靠神武之功和将士效力，大概也借助了陆贽文德和心腹之臣的帮助。等到返回京师，李抱真入朝（李抱真任昭义军节度使），上奏说：“陛下在山南时，山东士卒听到诏书中的言辞，无不感泣而想着奋勇尽臣节。当时我就知道贼寇是不足以平定的。”陆贽在行在兼任原职，授任谏议大夫、中书舍人；他精明敏捷而谨慎小心，从未有过失。在艰难时期随从皇帝驻于行在，他总是随着进言启发皇帝，提出谋略，特别受到皇帝亲信。有时皇帝在私下谈话中不称他的官职和姓名，只叫“陆九”。当初皇帝到梁洋，栈道危险狭窄，随从官员前后失散；皇帝夜宿山馆，召陆贽却没有来，便焦急地向禁军喊道：“找到陆贽的人，赏千金！”不久陆贽到了，太子和亲王都来祝贺。起初陆贽任内署官时，母亲韦氏还在吴中，皇帝派宦官迎接她到京师，沿途设置驿站，文士们都认为这是荣耀。贞元八年，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贽因为年轻时就入内殿侍奉，特别得到皇帝的知遇，认为不能随众人浮沉，苟且自保。事情有不可行的，必定争辩进谏。皇帝观察事物过于精细，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失去了治国的大体，往往同陆贽意见相违。奸邪之人乘机离间，皇帝多次因此不悦。亲友有时规劝他，陆贽说：“我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下不辜负自己所学，其他的事不值得顾虑。”陆贽精通吏事，斟酌裁决，丝毫不差。他的经世谋划和制度安排，都记载在《德宗实录》中。后来窦参收受刘士宁的贿赂，被李巽揭发而获罪，陆贽也被贬降。横加议论的人因为陆贽一向同窦参不和，便把罢免宰相的谋议归罪于陆贽。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以奸邪反复而得到皇帝宠幸，危害时政、腐蚀政治，众人的议论却没有人敢指责，唯独陆贽以自身承担此事，多次说他不可任用。翰林学士吴通玄嫉妒陆贽先于自己显达，常常极力诋毁他，暗中结交裴延龄，互相述说陆贽的短处。宰相赵憬是陆贽提拔的，升任同列后，因为陆贽排斥邪佞、坚守正道，内心又对他产生异议。群邪阻挠谋划，正直之道不能取胜。贞元十年，陆贽退任宾客，罢去政事。第二年夏天发生旱灾，草料粮食供应不足，军校向皇帝申诉。裴延龄上奏说：“这都是陆贽一类人心怀怨望、煽动军人的结果。”于是陆贽被贬为忠州别驾。皇帝的震怒无法测度，幸亏阳城、张万福营救他，才得以免死。蜀地的主帅韦令向皇帝上表，请求用陆贽代替自己每年的钱粮供给。陆贽在南宾，闭门谢客，清扫庭院拒绝来访，郡中人很少见过他的面。他又为躲避诽谤而不著书，只有考订医方，编撰《集验方》五十卷，流传于世。在江峡居住十年，永贞初年，和郑余庆、阳城一起被征召回朝。陆贽已经去世，时年五十二岁。陆贽在内署执笔时，考察古今，文辞雄健、才思华美；铺陈开来成为诏诰，推广开来成为典谟，使轻薄狡猾的人向往德化，使懦弱的人增加气概。因此有《制诰集》十卷。读陆公的作品，就知道陆公怎样作文。他在润色诏诰之外，还讨论政事、思考献纳，凡军国利害，无论大小都一定陈述。因此有《奏草》七卷。读陆公的奏章，就知道陆公怎样做臣子。他处在宰相职位时，推举贤能，举用正直、置废邪曲，将要转动璇衡、揭示日月，扫清灾异之气，使泰阶平顺。施行他的道理，可以同伊尹、傅说争高下；考察他的文章，可以同古代典谟相接。因此有《中书奏议》七卷。读陆公的奏议，就知道陆公怎样侍奉君主。古人认为士人的际遇，关键有四项：才能、地位、时机、命运。仲尼有才能却没有地位，所以他的道不能施行；贾生有时机却没有命运，最终只落得痛哭一场。只有陆公，才能不能说不长，地位不能说不显达，也遇到了时机却不能完全施行他的道，这难道不是命运吗？裴氏的儿子，怎么能使陆公不得志呢？有人又认为房玄龄、魏征、姚崇、宋璟（房乔、魏征、姚崇、宋璟）遇到好时代和贤明君主，能够达到清明太平。陆君也得到当时君主的宠幸，却不能同房玄龄、魏征并列，大概是他的道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回答说：道虽然出自我自身，但能否发扬却在人。蝗虫飞满天空，后稷也不能使庄稼丰收；车辆奔驰而翻覆车辙，即使孔丘、孟轲也无从施展。假如让房玄龄、魏征、姚崇、宋璟四人与陆公互换时代和宰相职位，那么谁得谁失，尚且不能确定。陆公辅佐君主而不能达到贞观、开元的境界，大概是时代不幸，难道是陆公不幸吗？如果认为他的道还没有达到，不也是诬蔑吗？陆公的文集，诗、文、赋、集、表、状分别编为别集十五卷；其中关系到当时政务、光明显著而能同金石一样不朽的，难道只有制诰、奏议吗？虽然这些文章已经流行，但编次多有错误，如今按类别加以编排，置于全书开头，同时略记他的官职、姓氏和高尚德行，作为序言，使后来的君子阅读陆公的著作，能够以此学习作文、做臣子和侍奉君主的道理，这不是很伟大吗？高郢（字公楚，卫州人，宝应初年考中进士，贞元末年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顺宗即位后出任华州刺史，不久召回朝廷，以尚书右仆射身份退休，死后谥号为“贞”）。《鲁议》

译周公摄政七年，归还政权后去世。成王、康王追念他的德行，命令鲁侯代替周公祭祀，并使用天子的礼乐。鲁君可以乘坐大辂车，树立大常旗；对外祭祀郊社，对内祭祀尝禘；虞、夏、商、周的服饰、器物和官制也兼而使用，以此扩大鲁国在天下的地位。我私下认为：从天子到庶人，尊卑贵贱要依靠礼来区别；礼制丰厚的不能减杀，礼制减杀的不能丰厚。成王、康王过分赏赐，不合礼制；鲁君接受赏赐，也不合礼制。为什么呢？我听说，有了相应的地位以后，才能实行相应的典礼。仲尼不把门人当作臣下，是因为他们不是君主；季札不继承吴国爵位，是因为他不是嫡长子。周公没有称王，却让他使用天子的礼乐，因而这是用非礼来诬陷周公。假如想用非礼来诬陷周公，难道认为昊天上帝也可以被诬陷吗？为什么还要让鲁国举行郊祭？从前孔子在衰微的周朝愤慨叹息，想在鲁国寻求周礼；等到看见鲁国僭用礼制，便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礼制大概衰败了吧！”鲁国使用天子礼乐，本来是为了郊祭上帝；既然已经说明这些礼制和文物不应当使用，那么道理就可以明白了。又担心后人把杞、宋使用王礼当作依据，于是说：“杞国的郊祭，祭的是禹；宋国的郊祭，祭的是契。” 郊祭是天子的事情，杞、宋两国作为二王之后，尚且只能守护祖先旧有的礼乐，鲁国有什么依据可以守护并使用天子的礼乐呢？孔子还担心人们仍然不能明白，又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祝辞和嘏辞都不敢改变古常。”这就是所谓“大嘏”（祭礼中，开始时由祝祷告，结束时由嘏告知神灵的辞语；“常古”是通常的事情和古代的法则；“大嘏”是大福，见《礼运》），正是重申名位不同、礼数也有差别的固定原则。孔子的话明明白白，像揭示日月一样；可是学者有的认为这是变更圣人之制，前所未闻，于是对于鲁国礼制的是非便难以措辞。议论者对于保持谦抑沉默的道理可以说对了，但对于阐发义理，恐怕还没有完全做到。《诗经》说：“你的教导实行了，人们就都相互效法了。”（《小雅·角弓》篇）鲁侯使用天子的礼制，他的臣下也使用诸侯的礼制，所以季氏舞八佾、祭祀泰山、设置公庙、歌唱《雍》，祭毕撤去供品。唉！礼制不能及早辨明，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古代父亲是天子、诸侯，儿子是士，祭祀礼制依从儿子的身份，不得依从父亲的身份。晋国应国是武王的穆亲（《左传》中富辰说：“应、晋、韩国都是武王的穆亲”），难道能够使用完备的礼物来祭享武王吗？如果可以祭享，那就是把不合礼制的事当作褒奖，也就意味着周公不能算圣人。如果知道应国不能祭享武王，那么成王、康王只是用天子的礼乐让周公在鲁国空受尊荣罢了，这哪里谈得上扩大鲁国的地位呢？况且周公的功勋，谁能同伊尹辅佐商王相比？成王、康王的明智，谁能同太戊尊崇祥异相比？伊尹不过被称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也没有给他追加天子的礼制。有人说，周公是成王、康王的叔父，相对于伊尹更加亲近，所以应当尊重而给予特殊待遇。太伯、太王是嫡长子，三次把天下让给王季；王季得到天下后，把国统传给文王、武王。所以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了！”等到武王灭纣，追尊太王、王季、文王，却没有追尊泰伯，难道武王忘记了泰伯的德行而不亲近他吗？大概是因为等级威仪的礼制、名分的区别，要作为万代的准则，而不是为一人的私情服务。人的情感没有恒常，礼制才有恒常；若让礼制随从个人情感，行动就会发生悖乱。比如天子，祖庙祭祀有功之祖，有德之宗，祖宗的庙代代不毁。大体说来，继承父位的君主都想把自己的父亲尊为祖、宗；但功德没有显著到相应程度，不敢妄加庙号，并不是感情上不愿意，只是受礼制限制罢了。所以礼制施行于宗庙，父子也不能任意满足私情，何况成王、康王又怎能把天地之间公正的礼器大典，单独用来偏爱周公呢？周公对周朝有大功，增加他的土地田邑和附庸国，可以；赏赐他黑黍酒和玉制酒勺，也可以。至于天子的礼乐，那是成王、康王所凭借来彰显尊贵的东西，怎么可以借给别人？成王、康王即使想尊崇周公、伯禽，难道忍心接受这样的礼乐，使自己对外僭越君位、对内陷父亲于罪过吗？假如周公亲自制定礼乐，而坟土还没有干，子孙就不能承受，扰乱天子的制度，孔子称其衰败，不也是应该的吗？柳冕（字敬叔，蒲州河东人，柳芳的儿子，官至福建观察使，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 《再答张仆射书》（张仆射即张建封，字本立，邓州南阳人） 承蒙您回信，得知朝廷的事情，无论大小难易，您都一一进言。只是您说进言往往被采纳，而采纳后又中途改变，因此说自己进言有进退之心，这是错误的。进言不能被采纳，进谏反而使君主发怒，这是国家的忧患。进言总被采纳，采纳后却中途改变，这说明是可以进谏的，又有什么忧患呢？所以臣下劝说君上，担心的是君上的志向不坚定，不担心没有时机。谋划符合天意，天就成为它的时机；谋划符合人心，人就成为它的时机。上天尚且不会违背，何况人呢？伊尹背负鼎俎，用了五千次劝说，商汤的治道才得以施行，这是天为他创造了时机；商鞅用强国之道多次游说孝公，他的功业才建立，这是人为他创造了时机。譬如堆山，堆土超过九仞，最后才能成功。如果只等待天时，功业就不会成就。愚公立志要移山，最终一定能够移山（《列子》记载，太行、王屋两山高万仞；愚公年近九十，想把山移走；天帝被他的诚心感动，命令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走山，一座放在朔方以东，一座放在雍州以南）。所以天地的心意同人并不遥远，人能够感动上天，关键在于自己的心罢了。从前犬戎灭亡周朝，申侯、甫侯使周朝复兴（犬戎杀死幽王，申侯拥立原太子宜臼）；无知在齐国作乱（齐公子无知杀死襄公），管仲使齐国称霸；晋室中途断绝，王导使它复兴。太平公主扰乱纲纪，姚崇、宋璟挫败了她（太平公主是高宗与武后所生的女儿；睿宗即位后，明皇以太子身份监国，太平公主想废掉他；姚崇、宋璟知道她的谋划，请求把太平公主调出京城，安置到东郡）。他们谋划得像神明一样，施行起来也像神明一样。所以贤人君子匡正挽救时运，有了才能就必定有志向，有了言论就必定要付诸行动。事情临到而退缩，君子是不这样做的。如今一次进言尚未实行，志向就衰退，这是没有志向。所以君子即使白刃也可以踏过，鼎镬也可以奔赴，但他的志向不可夺。如今既有职位，又有时机，一次进言没有行动，就再说；再没有行动，就说三次、四次。这样连天地都可以感动，何况人呢？天地之气相合，君臣之气也会相合，又有什么忧虑呢？柳冕谨白。

译《与权德舆书》柳冕谨白：从前仲弓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从有司做起。有司的政务，在于举荐士人。因此三代崇尚德行，尊重教化，所以那时的人贤良；西汉崇尚儒学，明白治乱的道理，所以那时的人明智；东汉崇尚章句，师法传授和学习，所以那时的人能够守护名节；魏晋崇尚门第氏族，所以那时的人自夸门第；隋朝崇尚吏治，重视官位，所以那时的人缺少廉耻。唐朝承袭隋朝的制度，没有改变其中的道理，这正是上天等待圣明君主来加以纠正的地方。为什么呢？进士用诗赋取士，却不以治道为先；明经用墨义考试，却不以儒学本意为根本；选人用书判评定优劣，却不尊重人的品德才能。因此，吏治之道支配天下，天下人奔走竞争而没有廉耻，是因为教导他们的只是末节。阁下难道不认为如此吗？近来有司考试明经，奏请每一经考问经义十道，五道全部抄写疏文，五道全部抄写注文。那些能够阐明圣人之道、穷尽六经之意，却不能背诵疏和注的人，一概弃置不用。恐怕清明有见识的士人没有由此进身的途径，而腐儒子弟却可以并肩登第，这不是失策吗？阁下借从容进言的机会启发明主，逐渐革除此弊端，奏请分为两等：能够明白六经的意义、符合先王之道的，列为上等；那些精通诵读经书注疏的人，与下等相同，难道不好吗？况且，阐明六经的意义，使之符合先王之道，这是君子之儒，是教化的根本；只明白六经的疏解，是小人之儒，是教化的末流。如今把章句之学放在前面，把君子之儒放在后面，却想求得见识清明的人，岂不是很难吗？因此，天下如此广大，做官的人如此众多，而人才凋敝、廉耻之风不能兴起，也正是因为选取士人的方法还没有穷尽其道。假如真能革除弊端，尊崇根本，把君子之儒置于履行实务的人之前，使他们入仕，那就是有清明见识的君子；使他们立于朝廷，就是王公大人。一年得到一二十人，十年得到一二百人，三十年得到五六百人，那么天下的人才难道不就兴盛了吗？从前唐尧、虞舜盛世，也不过十六族而已；周朝兴盛，也不过十位能臣而已；汉高祖成就王业，也不过三位杰出人物而已；唐太宗圣明，也不过十八学士而已，难道很多吗？如今天下人才都昂然向往治理之道，把这种做法推行扩大，用来教化天下，那么天下士人就会纷纷前来。这样说来，由有关官员来教化天下士人，难道还会没有廉耻之心吗？冕顿首再拜回复杜相公的信。【杜黄裳，字遵素，元和初年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去年又承蒙相公亲自写信，说国家承受了文风流弊之后，房乔、杜如晦为相【房乔、杜如晦】，却不能使它返归质朴，这确实如您的高论。您又说，文章承受了徐陵、庾信的流弊【徐陵、庾信】，不能返归古道，我却认为不是这样，所以追述此事加以论说，献给您。况且今天的文章与古代的文章，立意已经不同了，为什么呢？古代作者因天下的治乱而产生哀乐，因哀乐而作歌咏，因歌咏而形成比兴，所以《大雅》创作，王道就兴盛；《小雅》创作，王道就有缺失；《雅》变为《风》，王道就衰落；诗歌不再创作，君王的恩泽就枯竭了。至于屈原、宋玉【屈原、宋玉】，只作文辞而不加思考，流荡而不返本，都是亡国的声音。到了西汉扬雄、司马相如以后【扬雄、司马相如】，身处太平盛明的时代，却学习亡国的声调，所失难道不大吗？然而汉武帝听到《子虚赋》，感叹说：‘唉，我不能和这个人同时代。’所以武帝喜好神仙，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来讽谏皇上，武帝读后竟飘飘然生出凌云的志向。扬子云批评说：‘说是讽谏固然是讽谏，我恐怕它免不了也有劝诱的作用。’扬子云知道这一点，却不能实行，于是风雅之文变成了追求形似，比兴的体制变成了飞动夸饰，礼义的情感变成了描写物色，诗的六义全都丧失了。为什么呢？这是屈原、宋玉首先倡导，两汉推波助澜，到了魏晋和江左，便随波逐流而不能返回正道。因此，萧何、曹参虽贤【萧何、曹参】，也不能改变淫靡华丽的文体；荀彧、荀攸二人虽盛【荀彧、荀攸】，也不能改变专尚声色的文辞；房乔、杜如晦虽明达，也不能改变齐梁文风的弊病。这就清楚说明，风俗和社会的好尚，取决于当时的君王，而不在臣下。由此可知，文章之道如果不以教化为根本，就只是一种技艺罢了。当时君子以做文人为可耻，俗语说：‘道德成就高尚，技艺成就低下，文章和技艺都属于末流。’所以孔子把文章置于末位。正因如此，东汉的杨震、杨秉、杨赐、杨彪、荀淑、陈寔【均为东汉人】，以德行和经术闻名天下；他们的门生和受业者都是当时的英俊之士，而那些文章之士却不能行束脩之礼。这不是因为两汉接近古代，还保有三代的遗风吗？可惜的是，这种风气系于士人的风尚，却没有根本地归于王化。至于荀况、孟子、贾谊【荀况、孟子、贾谊】，阐明先王之道，穷尽天人关系，他们的意旨不在文章，而文章自然随之而成，这才是真正君子的文章。然而荀子、孟子的学说受困于儒家与墨家的争论，贾谊的才能又被绛侯、灌婴所废弃；他们的道足以济助天下，却没有人能够实行；他们的文章足以改变风雅文风，却不能使它振兴。这是因为天下人都陷于迷惑，不能靠一个人来纠正，风俗移易人心，已经很久了。文雅之风不能振兴，实在太严重了。如果因此归罪于房乔、杜如晦，那么萧何、曹参一类人也都是罪人，难道只是房乔、杜如晦吗？相公如果想改变文章，就应先改变风俗。文章和风俗，它们的弊病是同一个根源。改变它的方法，在于教化人的内心，使人天天实行而自己却没有察觉。伏望您尊崇经术，贬抑文士。经术受到尊崇，教化就会美善；教化美善，文章就会兴盛；文章兴盛，王道就会振兴。这两件事，只有圣明君主才能实行。冕再拜。梁肃 《补阙李君前集序》【翰，赵州赞皇人，李华之子】

译文章的创作，第一是用来发扬道德，端正性命之理；其次是用来裁成典章礼仪，敦厚人伦的意义；又是用来彰明义理类别，树立天下共同的准则。三代以后，文章的流派逐渐分歧。炎汉的制度，把王道与霸道混杂在一起，所以文章也分为两类。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的文章博大厚重，出自王道的风格；枚叔、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的文章雄奇富丽，出自霸道的途径。此后的作者，义理胜过文辞，文章就浅薄；文辞胜过义理，义理就消亡。义理消亡，言辞就愈加繁复，这就混乱了；文章浅薄，构思就愈加巧饰，这就衰弱了。因此，文章以道为根本；失去道，就用气势来充实；气势不足，就用辞藻来装饰。道能够兼有气，气能够兼有辞，辞藻运用不当，文章就败坏了。唐朝拥有天下二百多年，文章经历了三次变化。起初有广汉人陈子昂，以风雅革除浮华靡丽；其次有燕国张公说，以宏大丰茂拓展文章的气势。天宝以后，李员外【名华】、萧功曹【名颖士】、贾常侍【名至】、独孤常州【名及】并肩创作，所以文章之道更加兴盛。至于文辞渊源深广、驰骋于古今之间、步履高迈于天地之内的，则有左补阙李君。李君名翰，是赵郡赞皇人。他天生明朗秀异，秉性聪慧通达，广泛涉猎经籍，尤其擅长作文。因此，他写叙述治乱的文章，明白坦荡，铺陈余绪而条理流畅，端正得像贯串的珠子一样可供观赏；陈述道义时，能够【疑“防”当为“发”或相关字，原文有讹】咏叹性情，探究幽深而豁然开朗，如春冰将要融化那样流畅；扩大劝诫时，得失彼此联系，吉凶相继而来，明亮得像神龟图兆呈现在眼前；歌颂功德时，温厚正直而显明融洽，合乎中正之道，和美得像清风吹拂人身。评论者又说，李君的才能如高山涌出云气，神禹疏导河流，触及山石便弥漫六合，顺着山势注入巨大的沟壑，大概没有任何东西足以阻遏他的气势、妨碍他的行动。世人所说的文章雄杰，除了李君还能是谁呢？李君二十岁时考中进士，脱去布衣，补任卫县尉。后来凭书记身份再次【疑“防”有讹】进入淮南节度军，屡次升迁为大理司直。天子听说他的才华，召来任命为左补阙，不久又加授翰林学士。士人处世，任用或弃置关系到才能，进退又受时势牵制。李君初次入仕时，正逢蒙蔽贤能的人掌权，所以屈居下位【天宝末年，房琯、韦陟少师推荐他担任史官、谏官之职，执政者不听，于是作罢】；中年多难，当时正用兵，所以被委任在外藩；等到进入宣室，挥笔书写诏令时，正要任用文士来文饰王度，却因疾病被罢免。唉！从前的贤人，时运与事情相互配合，能够实现自己志向的很少。其余的人，只能归于【疑“属雅”有讹，原文含义不明】。大道有所缺失，黄钟被毁弃；像孟子那样困顿，像士安那样多病【皇甫谧，字士安，有风痹病】，又哪里说得尽呢？只有这篇文章足以振兴当世，余下的功烈足以留给后代，这就叫作不朽。李君退归河南阳翟后，家境更加贫困而俸禄又不足，志向更加高远而文章更加雄壮。有空闲时，他把过去所写的文章三十卷编成一集，题名为《前集》，命我为它作序。李君与我实在有蔡伯喈、王仲宣那样的情谊【王粲幼年时被蔡邕所器重，王粲曾拜访蔡邕，蔡邕倒穿鞋出来迎接他，宾客全都惊讶；蔡邕说此人有非凡才能，我家的书籍应当全部给他】，所以记在篇中。代太常寺答复苏端驳议杨绾谥号为文贞的文章。议论说：国家的典章，在人活着时用官位来叙录他的德行，死后用谥号来更易他的本名。谥号的大小，取决于德行的美恶。大概是记载他显著的功德，而略去细微之处；概括他的终身，而彰明其中的义理。所以说：谥号用来尊崇名声，节取一项而概括恩惠，是因为以名声超过实际行为为可耻。杨文贞具有淳厚朴素的品质，合乎适时中正的德行，从卑微的职位一直做到宰相，秉持内心始终不变，行动一定遵循道义。他与那些建立功勋、成就事业、开通万物、救济众人的人，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他清廉节俭以砥砺风俗，明智通达以保全自身，说他具有‘文’与‘贞’，对我来说确实恰当。主持公议的人，谁会说不是这样呢？如今奉符说杨公曾与元载交游，且曾替元载推荐引见，于是把元载的全部罪恶都归到杨公身上；这实在是不明白观察行为、确定谥号的道理，也不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做法。请把这些事情分别加以评议。从前荀爽被董卓举荐，升到三公之位；后来董卓败坏、扰乱汉朝政事，可以说十分严重，但汉史从没有把董卓的过错牵连到荀爽荀慈明身上。晏婴与陈氏都侍奉齐侯，陈氏心术邪僻而晏婴心术正直，《春秋》也没有把陈氏的恶行延及晏平仲。由此可知，道路不必相同，事情也不必相同，那么元载与杨公的关系，其事实是可以看清的。何况元载掌握大权时，杨公并没有参与重大政务；元载因为当时的声望而仰慕我，我却安静守持中道，因疏远而显得简朴，正好显示了他的清廉节操。又有人揭发元载的罪恶，都是泄露机密、招致祸患，自取其祸，难道还能把这些事算作功德吗？等到元载覆败，杨公承担重大任职，任职时间很短，便多次以疾病辞去官位，而且不能安于其位，难道可以因此启发并责备他吗？从前季文子辅佐三位国君，家中没有用粮食喂养的马，也没有穿丝绸的妾，君子认为他忠诚。杨公凭借显赫的名声和优厚的官位，出入三朝，却没有一处住宅、没有一套马车，立志清白，交往不谄媚、不轻慢，难道不可以称为‘贞’吗？他掌管训诰，执掌铨选，主持成均，辅佐宗伯，润色王朝法度，没有损害这些美德。又聪敏好学，见到善行就像赶不上似的追求，难道不可以称为‘文’吗？谨按谥法：‘贞’有三种含义，清白守节叫贞，主持重大法度并能统理叫贞，为国忧虑而忘却死亡叫贞；‘文’有六种含义，经纬天地叫文，道德广博、见闻丰富叫文，怜悯人民、接近礼法叫文，不以向地位低下者请教为耻叫文，慈爱惠施、爱护人民叫文，修养德行而使远方来归叫文。既然这些名义并不全备，事迹又属于不同类别，怎么能把没有私人宗庙、家祭有所欠缺的事情，也一并归罪于一个谥号呢【苏端原先驳议说，杨公历来享受优厚俸禄，世人称他为儒学宗师，却没有置办家产，也没有私人宗庙】？如果各种美德都必须集中在一个谥号中，那么士文伯、孔文子也没有经纬天地的‘文’，孟武伯、宁武子也不是能平定祸乱的‘武’。

译如果因为有不合礼法的行为就不能称其名，那么臧孙辰即使违背宗庙祭祀的次序，也不应谥‘文’；管夷吾有高台之门、反坫，也不应获得谥号。由此可知，议定谥号的原则，是取其长处而舍其短处，在志向和主要行为上突出者，就遗忘他细小的节失，使善恶由一个字作出判断，使褒贬流传到后世，这大概就是先王制定谥法的方法。如果综合考察名声与实际，形成公论，就应当选取那些坦然明白、远近皆知的事实。如今有人或许迎合他人的意图，肆意发表诬谤之辞，这种所谓挑剔瑕疵、刺伤骨髓的说法，不是正当的议论。况且圣人也没有全能，人的才能本来不必完备。郑国的子产能立言、敢于正色，因君主不如尧舜而感到羞耻，他的操守很大，却不善于知人【子产曾推荐杜正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后来杜正伦因罪被贬，侯君集因谋反被诛】；许公瓌固执地坚持诏令条文，在朝廷上阻止邪恶计谋，他的志向很明确，最终却不能守住【唐中宗去世，遗诏令相王辅政，中书令宗楚客、韦温想停止相王辅政，许瓌严正拒绝，宗楚客等人发怒，最终删削遗制并宣布施行】。所以《春秋》替贤者讳饰过失，《左传》说不能因为一次过错遮蔽大德，古语说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这就是这两位公卿之所以能获得‘文贞’的原因。如果说必须汇集百行的归宿、九德都能办事，像周公那样具有‘文’，像宣父那样具有‘宣’，然后才可以比拟议定，那么千古以来就没有人能够继承，谥典也会断绝；难道苏颋、魏知古一两人的谥号，足以成为确定谥法的定制吗【苏颋、魏知古都谥为文贞，苏端原先驳议时引用他们作为依据，说杨绾比不上苏、魏，所以如此答复】？谨慎地参考典礼，近来考察旧例，杨公的谥号，请仍按前面的议议定。沈既济【苏州吴县人，官至礼部员外郎】《论实行辟召之法疏》近世爵位俸禄制度失当，已经很久了；它的弊病没有别的，只是四个‘太’字而已：入仕的门路太多，世代贵族之家待遇太优厚，俸禄利益的资助太丰厚，督察责罚的法令太宽薄。臣认为，应当减轻俸禄利益，加重督察责罚。古今选拔任用人才的方法，九流官员通常按次序升迁，不过看三项而已：德行、才能、功劳。但如今吏部的选官标准却一样也没有达到。吏部的甲令虽然说要根据德行安排职位，衡量才能授予官职，计算功劳升迁叙用，然而考核的方法全在书判、簿历和言辞举止之间。若不是侍郎能够通神，就无法真正了解这些，那么安静少言就算不上德行，空有文辞、善于书写就算不上才能，累积资历、增加考绩就算不上功劳。即使拘守这些标准而不失误，仍然会违背得到真正人才的目的，何况各种人员浩繁无边，考察者的耳目又有所不足呢？这并不是鉴别不明，也不是选择不精，而是法令造成的。考察前代选用人才的情况，都是由州府察举；到了齐、隋，官员的叙用大多由于请托，所以当时议论者认为，与其任由私情泛滥，不如由朝廷自行举用；与其让外部滥选，不如由内部收取。因此废除州府的权力而归于吏部。这是纠正时弊、惩治弊端的权宜之法，并不是治理国家永远不可更改的常典。如今吏部的法令已经局促，不能坐守着残缺的弊制不改。臣请将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各部门长官的任用升迁，由宰相进叙，吏部、兵部可以参与议定。六品以下的官员，或僚属佐官之类，听任州府辟召任用；这样，铨选的责任交给四方，最后汇总奏报的成文归于吏部、兵部。必须先选择州牧、郡守，然后授予他们权力；地位高的先行署理再上报，地位低的听凭发给告身而不正式任命。如果州牧、郡守、将帅等选用不公，吏部、兵部就可以察访并举发。圣明的君主明察四方、广听远视，对于私自冒用名额、不慎重举荐的人，轻则加以谴责斥退，重则依法严惩；既然要对授任负责，谁敢不尽力？这样一来，窃取名声、伪造任命的人，才能浅薄、品行低下的人，贪婪索取财货的人，懦弱而奸邪的人，在诏令下达之日，便会随声废黜；官员大数十人中，十之八九都可除去。这样，人员少而名额宽裕，事情经过核实而官职得到审慎授予；贤能者不用奖赏也会

译自行进取，不肖者不用压制也会自行退避。有人说：开元、天宝年间，并没有改变吏部选官制度，而天下就治理得平正，为什么一定要在外地实行辟召才达到治理呢？臣认为不是这样。选举只是治理国家的一端，制度虽有好坏，实行却取决于法令。所以州郡察举，在两汉时就能使天下治理，在魏、齐时却造成混乱；吏部选集，在神龙、景龙年间紊乱，在开元、天宝年间却治理得好。当时长期承受太平局面，以法术驾驭，庆赏没有失误，威势施行必然整齐，因此能够治理。并不是因为不用吏部制度才达到这种治理效果。何况在当时实行辟召之法，治理一定会更好，难道不是更加长久吗【天子虽然赞许他的意见，却顾虑改制，最终不能采用】？于公异【苏州吴县人，考中进士，李晟上表推荐他为招讨府掌书记。于公异与陆贽旧有嫌隙，陆贽执政后，上奏说于公异不能侍奉继母，入仕后不回家省亲；皇帝下诏赐给他《孝经》，罢官遣归田里】收复西京的露布文【替西平王李晟所作】。皇帝读了它，流下眼泪说：‘是谁写的这篇文辞？’有人回答是于公异所作。皇帝再三赞叹感慨。臣听说，春天主管生长繁荣，秋天主管杀伐。如果始终一味温和慈爱，就不能完成一年四时的功业；施行仁慈，万物便顺利成长，施行暴虐，万物便灭绝。如果始终把邪正混为一谈，就不能建立大忠。因此，春秋依次运行，便能通达元和，使元气之母充盈【《庄子》：伏羲得到它而承袭气母；注：袭是进入，气母是元气的根本】；德治与刑罚同时施行，便能符合王道，维系常伦。祸乱由此得以消除，但兵力不能废弃。尧、舜、禹、汤的德行，以及统摄元气、建立极则的君主，有的制定五兵，有的张设九伐，大概都是为了攘除奸寇，保全民众，补足雍熙盛治尚未周全之处，辅助声教尚未达到之地。既然如此，究竟是为什么呢？伏望皇帝陛下，广大博厚，效法乾坤；正直光明，可与日月相比；陶铸六籍，使万邦以正；发扬高祖、太宗的光辉，承继肃宗、代宗的伟大功业。自从承继先代的大业，居于清静高明的帝位以来，天下都承受有序整肃的风气，怀有生命的万物没有不得到满足的。边远地区有时举起干戈，于是设置征讨之师而不让战争蔓延。许州、蔡州正等待诛杀首领【李希烈反叛蔡州，侵犯襄城，皇帝派神策军攻打贼军，贼军乘虚袭击许州】；陆梁横行、背弃诞妄，泾原发生肘腋之变【皇帝派泾原兵救援襄城，节度使姚令言率众到京师，拥立朱泚反叛】。逆贼朱泚于是委身于凶恶，借助奸徒的羽翼，迷惑我们的百姓，僭越盗取国家神器，聚合成污秽之物，使腥臭充满宫闱【《庄子》说羊肉不爱蚁，蚁却爱羊肉，是说朱泚如同腥腐的羊肉，能使群贼依附】；又制造句始之星的妖异，彗星出现在运行的星次之间【句始，妖星】。先皇安抚河朔，施恩保佑百姓【先皇指代宗；河朔诸将多为安史余孽，先皇都加以任用】，录用那些率先归化的人，优厚地用礼节提升他们【大历七年，卢龙节度使朱希彩被部下杀死，部下拥立朱泚为留后，皇上答应了；九年，朱泚入朝，赐宅居住京城】。恩泽深厚广泛，施及平民之家，名位显赫，甚至加在卑劣之人身上，希望改变他们的桀骜，使他们逐渐归于大和。却完全不知道恶树会生出杈枒的嫩芽，疯狗会向饲养它的主人狂吠【《左传》说，国家的疯狗没有不咬人的；瘈是疯狂】。不久正值銮舆顺利出动，皇帝在郊外停留【皇帝派中使慰问劝谕泾原军，士卒不听，于是驾幸奉天】；朱泚却聚集凶恶、召集丑类，凭借兵力而安于残忍【《左传》：卫州吁凭借兵力而安于残忍】，用长戈指向宫阙，飞箭射向天子【朱泚亲自率军进犯奉天】；穿透高大的城墙来逞凶【《诗经》说谁说刺猬没有牙，为什么能穿透我的城墙】，用蝎尾般的毒性伤害王师【虿是蝎子；郑人诋毁子产说，他父亲死在路上，他已经成了蝎尾，是说毒害别人】。罪过超过后羿、寒浞【后羿灭夏，寒浞灭后羿】，恶行达到枭獍的程度【枭鸟吃父，獍兽吃母】。因此四方万民愤怒，九服之内喧腾，想要以牙齿咬剑的人挥袖而起，争着持刀杀敌而不约自会【李晟、李建徽、杨惠元等奔赴长安，韩游瓌、浑瑊、李怀光援救奉天】。贼军窥伺空隙，暗中筹划凶谋【朱泚在奉天失败后，暗中与李怀光通谋，李怀光袭杀杨惠元，贼势重新振作】，既然使雷霆般的诛罚稍稍迟

译缓，便延续了片刻生命。臣因此恭敬承受皇上的谋略，奉行上天的讨伐【兴元元年正月，皇帝再次幸临梁州，加授李晟同平章事；李晟得到制书后痛哭，对将佐说：长安是天下根本，如果诸将都随驾而行，谁来消灭贼军？】

译臣流泪向众人发誓，决心平定贼乱；整理衣服登上坛场，申明君臣的大义；举行祃祭、享祀土地神【祃是祭名，《诗经》有‘是类是祃’】，借助神灵幽冥的辅佐。以本月二十五日总领军队，直奔都城【五月，李晟发文书命浑瑊、骆元光、尚可孤会集在京城之下】；攻破灞水、浐水一带来张扬旌旗【官军毁坏龙首、香积二堨，城中断水，朱泚向东出灞水与王师交战，大败逃回】；俯视苑囿而扎下营寨【李晟认为贼军重兵都聚集在苑中，于是从苑中发动进攻】。土堆如云舒展【垡同‘墢’，指翻起的土】，木棚如树林般竖立；养成威势，积蓄锐气，径直消灭凶恶首领。击卧战鼓，放倒军旗，尚且不把小利放在眼中。贼军起初侵犯时，已经略加扫除；既然认为贼军气势已尽而来归，还敢像死尸一样盘踞、据险固守吗？敌人如果可以放纵，还要这么多军队做什么？到了二十七日，会合诸将于中军【《左传》有中权、后劲】，在大旗之下召来胜利之风【兵法说顺着风向进攻便能取胜；《万毕术》说召风应当焚烧鸡羽】。战鼓尚未击响，士气已粗壮严厉【《左传》说一鼓作气】；在庚日前就先行颁布军令，使军纪凝聚而严明【《易经》巽卦九五爻辞有先庚三日，取其刚断之意】。人人都怀有报国之心，争相淬炼复仇之刃。臣知道军队可以使用，于是让他们长驱直进。五月二十八日寅时，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等在牙旗之下接受命令，在辕门之外分发指挥。将士们跃马奋勇，脱下头盔出发【《左传》记秦军经过周朝北门，左右士卒都脱盔下车，其中跃上战车的有三百乘】；沿着水陆两路，左转右抽【《诗经·郑风·清人》有左旋右抽，旋是转动车乘，抽是拔刀】，抵达丘陵，逐渐弥漫铺展，声势震天。宇宙之间气势雄壮，钲鼓陈列在光泰门外【李晟从东渭桥移军到光泰门，击败贼将张廷芝、李希倩，贼军弃守城门，退保白华殿】；把全部锐力用在神策仓以东【李晟派兵马使王佖率骑兵，史万顷率步兵，直抵苑墙神策村】。环绕的城墙摧毁而化为尘土【李晟先听说苑墙前二百余步有贼军栅栏阻断道路，发怒要斩史万顷；万顷拔除栅栏而入，王佖随后跟进，贼军于是溃败】；滋水干涸而成为平地【滋水浑浊，即毁坏二堨之事】。左军还没有离开旧营垒【广是兵车；楚人使用二广之法，左广鸡鸣时驾车，右广日中时驾车，先用左广，右广接续】，前军已经与贼军锋刃相交【偏也是兵车；郑国在繻葛抵御王师，前偏在前、后伍在后，后伍用来承接弥补】。好像从天而降【匈奴人说李广从天而降】，又像从地底突然出现【公孙瓒说袁氏进攻如同鬼神，云梯和冲车在城上飞舞，鼓角声仿佛从地下传来】。贼将姚令言、张云等，心志轻浮狡猾，内心还自恃强横；论忠诚、谋略和力量都比不上王师，凭借祸乱、贼义却似乎还有余力。形势像暴风飞驰，众多如蜂群聚集，横向排成坚固阵势，旁边连接高冈，仍然张开失势鲸鱼的鳞片【木华《海赋》说蹭蹬穷波，是说鲸鱼失势】，又举起螳螂的手臂。衙前兵马使王佖等彼此约誓，又合并军声，指挥军队，像犀牛发威；感激奋发，风云也为之变色。于是首先登上城垒进击，深入其中合力攻击；七次擒杀接连发动，快如星驰；两翼向旁张开，像云气聚合【诸军分路直入，边战边前进，总共交战十余合，贼军不能支撑，全都溃败】。霜刃交相放光，闪耀夺目；鼍鼓声震天，轰鸣不绝。贼军刚刚土崩瓦解，我军便如雷霆攻击，乘其跌倒之势，于是抵达上兰【王师进入孟涉，屯驻白华殿；尚可孤屯驻望仙门；骆元光屯驻章敬寺；李晟屯驻安国寺】。擒获那条巨鲸恶鱼，直通宫禁中央；贼军的心腹段成谏已经被生擒【《新唐书》作段诚伏在草莽中，被王佖擒获，段诚即段成谏；《旧唐书》作诚谏】；贼军的羽翼沈厚运最终被制服。因此他们有的被系住脖子求生，有的扔下兵器请求投降。他们在苍茫草野之间奔逃【庄子说到莽苍之地，三十天后返回】，在旌旗军麾之下震惊恐惧。臣认为他们虽然沾染了污浊的风俗【《尚书》说过去染有污俗的，都可以与之一起更新】，过去实际上都是平民，所以推想他们本有的赤诚之心如同当初一样，施行王化也始终如一。姚令言等竭力抵挡王师，退下后又重新合军；恶鸟将要坠落，还要回望危巢；妖狐已经被擒，仍然守着旧穴。从卯时到酉时，他们来抵拒又重新进攻；喧闹叫喊的声音，如同山崩河决；鼓鼙激荡的气势，如雷霆争斗、雷声奔驰【姚令言、张廷芝、李希倩仍然拼死作战，埋伏千骑从官军背后杀出；李晟率百骑驰往迎击，左右呼喊：‘相公来了！’贼军全都惊慌溃散】。风神屏翳发出吹向敌人的狂风【屏翳，风神】，火神回禄扇动燎原的火焰【回禄，火神】。战马奔驰而不停【《左传》说解张驾车与郤克在鞍地交战，左手并握缰绳，右手拿鼓槌击鼓，马奔逸不能停止，于是冲入齐军】；士卒的怒气也没有舒展。他们已经从北面奔向南面，最终载着尸体、砍下首级【《易经·师卦》六三爻有‘师或舆尸’】。

译又派决胜军节度使、工部尚书唐良臣等率领骑兵、步兵作为副军，声势足以破浪【王融说愿意乘长风破万里浪】，冲击贼军决堤般的阵势【李晟命唐良臣等步骑奔突，十余次交锋都获胜】。即使贼军凭借武库中的五种兵器，依靠宫墙的万丈高城，到此时也被剪除；他们刚想逞强凌人，却连一件锋利的兵器也没有【《曲礼》说进献戈时，戈铤在前、锋刃在后；疏说铤在戈尾而钝】。已经失去了藩篱般的防守，于是生擒伪署侍郎董奉等人。逆贼朱泚与同恶姚令言、张芝等骑轻马逃出【张芝，《旧史》作张廷芝；朱泚败后，与姚令言、张廷芝以及源休、凡子遂等率残兵向西逃走】。臣已经派兵马使田子奇追赶，估计很快就能诛灭他们。臣私下认为，这个贼人包藏叛逆阴谋，参与并助长凶恶德行；他的气息如同灾气，心肠如同豺虎，背弃先皇养育万民的恩德，伤害陛下清静无为的教化。汉代的王莽、董卓，也没有这样大的罪恶。或许这是上天的意思，要在大唐中兴之期加以警戒，借此光照启发陛下；不然，为什么王师奋发，势头如从高处倾水而下，无法停驻；丑类仓皇奔乱，功效比折断马鞭还容易，却仍然逃脱严密罗网，还能返回一辆车。实在应当在彻底消灭敌人的时候，再派出追击逃亡的骑兵，并且剖分其尸体【梁朝擒获侯景后，把他的尸体分成三份：首级送往江陵，手足送往魏国，尸身陈列在建康市】；还没有立即烧其肚脐【董卓被杀后，尸体暴露在市中；董卓一向肥胖，脂肪流到地上，守尸吏在他的肚脐中点火，光亮直到天明】，不能使亿兆百姓尽情欢喜、洗雪宗庙社稷的深耻。应当立即枭首示众，施行刑法。如今宫禁已经肃清，寝园也已修整并拜谒；钟簴没有移动，宗庙面貌如旧。这大概是北极帝星所降的保佑，是历代圣人的威灵护持倾危的国家【扬雄《甘泉赋》说神灵默默地扶助倾危】，上天降下丰厚的福气【《周颂·执竞》有降福穰穰】；不然，哪里能够免除毁坏、倾圮、崩塌剥落的祸患呢？这一切都是上天降下鉴察，圣明的谋虑广泛施行，在事情发生以前制定用兵的要领，在箭将发出以前谋划宏图；重新造成可以封存兵器的风俗，因而把弓箭收藏起来、不再作战【《诗经》有载櫜弓矢】。崇尚武力而兼用文治，销毁锋刃、铸造箭镞，安闲得如同华胥国的梦境【周穆王梦游华胥之国，事见《列子》】，和乐得如同葛天氏的遗风【古代帝王有葛天氏，事见《庄子》】。臣错误地寄身台司，有幸承担统帅之任，却缺少尹吉甫那样的文武才略【《诗经》称文武兼备的吉甫为万邦法则】，也缺少郤縠那样既讲诗书又懂军事【《左传》记郤縠讲说礼乐、研习《诗》《书》】。这一切都是诸将同心协力、众位统帅尽力而成，并不是臣的平庸功绩，岂敢自行夸大？臣不胜庆幸畅快之至，谨派某官奉上露布报告此事【朱泚逃到泾州，其部下韩旻等斩下他的首级投降】。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人。贞元初年考中进士。官至宰相，封晋国公，去世后追赠太傅，谥文忠】《谏用皇甫镈、程异为相疏》【元和十三年，唐宪宗已经平定淮西，逐渐骄傲奢侈。判度支皇甫镈、盐铁使程异了解皇帝的心意，多次进献羡余，因此受到宠信，终于任为宰相。裴度极力进谏，皇帝不听；裴度请求退职，也不准许，于是上疏奏陈此事】皇甫镈、程异都是只会管理钱粮的庸俗官吏、谄媚机巧的小人，陛下一旦把他们置于宰相之位，朝廷内外都会惊骇嘲笑。何况皇甫镈任度支时，专门把多取财物、刻薄支出作为职责，朝廷内外依靠财赋供给的人，没有不想吃他的肉。近来他裁减江西的粮料，几乎造成溃乱。程异虽然品行庸下，但心地平和，能够处理繁重事务，不适合做宰相。臣如果不退职，天下人会说臣无耻；臣如果不进言，天下人会说臣辜负恩德。如今退职既不被允许，进言又不被听取，臣如烈火焚心，众多箭镞丛集于身体。可惜的是，淮西已经荡平，河北已经安定，王承宗收敛锋芒、割让土地【承宗是王士真的儿子，任镇冀节度使时，淮西平定，承宗害怕，向田弘正求情，请以两个儿子作人质，并献出德州、棣州】；韩弘带病出兵讨贼【宪宗用兵讨伐蔡州，任命韩弘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韩弘派儿子韩公武率二千兵归属李光颜，淮西平定后，韩弘入朝，因脚疾命中使扶持而拜】。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强行控制他们吗？只是因为处置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罢了。陛下建立太平之业，已经完成十分之八九，怎么忍心反过来自己毁坏它，使四方人心离散呢【疏奏之后，皇帝认为这是朋党之言，不予省视】？《论魏弘简、元稹疏》【长庆元年，皇帝任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招讨使，裴度亲自率兵讨伐王庭凑。当时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关系非常密切，都希望担任宰相。元稹认为裴度声望很高，担心他再次立功而得到重用，妨碍自己的升迁，所以裴度所奏的军事事务，大多被魏弘简从中阻挠。裴度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应当正直。如今臣既然遇到圣明君主，便冒昧做一个直臣：上答陛下特别的恩宠，下满足群臣百姓的希望；发誓铲除国家的蠹虫，绝不顾念自己的家身。只要臣所进献的意见能够实行，性命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臣某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穆宗尊号】，继承伟大的基业，光大发扬雄伟的谋略，正要消灭顽敌的风气，建立天下的大业。然而叛逆宦官制造祸乱，震惊山东【成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庭凑作乱，杀死节度使田弘正】；奸臣结党，扰乱国家政务【奸臣指魏弘简等】。陛下想要扫荡幽州、镇州，首先应当肃清朝廷。为什么呢？祸患有大小，处理事情有先后。河朔的叛贼只扰乱山东，宫禁中的奸臣却必定祸乱天下。因此河朔之患小，宫禁之患大。小患，臣等与各道将领一定能够剪除；大患，若非陛下亲自裁断，若非陛下觉悟，就没有办法驱除。如今文武百官、朝廷内外各级人员，有心的人无不愤怒，有口的人无不叹息。只是因为他们的威权正重、受到的奖用正深，大家有所畏惧和回避，不敢触犯，担心事情尚未办成而灾祸已经临身，不仅不为国家谋划，也在为自身打算。臣近来还怀着隐忍之心，不愿揭明此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如山，怨谤如雷，臣料想圣明君主一定会亲自诛杀他们；

译另一方面，是因为四方暂时无事，万机还可以拖延，纲纪正在逐渐败坏，贿赂公然流行；等到罪恶满盈，他们必然会自行倾覆。如今正逢凶徒扰乱，圣心忧虑，凡是发布的诏令，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臣痛恨这些奸臣，任意欺骗蒙蔽，干扰扰乱圣明的谋略，所作所为不止一端，又与翰林院的近臣结成朋党。陛下听信他们的说法，就一定会向近臣询问，却不知道近臣已经预先谋划彼此呼应，一唱一和，蒙蔽惑乱圣明的听察。因此自从兵乱兴起以来，臣所陈述的奏疏都是最为紧急切要的，所奉行的诏书却多有差错。陛下委托臣办事的心意并不轻，然而被奸臣压制削弱的事情却不少。臣与那些佞幸之人本来也没有仇怨，只是前些时候臣请求乘驿马到宫阙，面陈军务，奸臣党羽最为畏惧；他们知道臣一旦到了御座之前，一定能够逐一列举他们的罪状，所以想尽办法阻止臣此行。臣又请求率领军队、集合各路兵马，见机讨贼，奸臣党羽更加阻挠，害怕臣统率诸道取得成功，使臣在进退之间都受到牵制，意见全被堵塞。他们又与一两个险诈狡猾的人同声合力：有时命令两道招抚叛军，拖延十天半月；有时派遣蔚州行营，拖延岁月，只想使臣失去时机，使臣不能成功；至于天下的治乱、山东战事的胜负，他们全都不顾了。臣子侍奉君主，竟到了这种地步；何况陛下前后左右的忠良之臣很多，也有熟悉防务典章的，也有深谙军旅事务的，完全可以任用。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依臣愚见，如果朝廷中的奸臣没有除尽，那么即使河朔的叛贼平定了，祸患也会更加炽盛。臣恭读国史，知道代宗在位时，蕃戎侵扰，直至京城附近，代宗却不知道，原来是被程元振蒙蔽，危害社稷。当时柳伉不过是太常寺的一名博士，尚且上表请求归罪程元振，为国家除害【代宗时宦官程元振掌权，人人都怨恨他；吐蕃、党项侵犯京畿，征发的军队没有到达，于是仓皇出奔，到了陕州。柳伉请求诛杀程元振，程元振于是被放归乡里】。如今臣所任用的人，同时总领将相之职，难道可以坐视凶邪之人遮蔽日月吗？臣感念圣恩、嫉恶如仇，实在难以自禁，谨托中使赵奉国奉上此表，请陛下知悉。倘若陛下还不十分相信臣，仍被奸党迷惑，伏望把臣这篇奏表公布出来，令三公、事大夫和百官聚集议论。如果那个人不受责罚，臣愿伏罪。上天明鉴，照察臣的肝胆心血；只要能让天下人知道臣没有辜负陛下，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奏疏上达后，宪宗虽然不高兴，但考虑到大臣们认为势不得已，便罢免了李▯简的枢密使职，解除李稹的翰林学士职，而对他们的恩遇仍和从前一样】李绛【字深之，祖先本是赞皇人，考中进士，又中宏辞科。元和年间，授任翰林学士，升任平章事。文宗即位后，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遇兵变被害】《请求尊崇国学疏》自三代的贤明君王以来，凡是统一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尊崇兴办太学、尊重有名望的儒者，学习干戚羽籥的仪容，隆盛樽俎揖让的礼节，以此兴起教化、达到太平的。天子亲自为皇太子举行入学礼，行齿胄之礼，这就是用来教化天下、成就风俗的。所以《礼记》说：“如果想教化百姓、成就风俗，必定要从学校开始吗？”在征伐紧急时，就先重视武士；处在太平之世，就崇尚文德。文武二柄相互配合，这是百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原则。所以汉光武帝在兵革之中，放下武器讲习经艺；魏太祖在动乱之际，仍崇尚兴建学校。历代对于儒道，重视到了这样的程度。后汉儒学兴盛时，太学学生多达三万人，诵习圣人的言论，斟酌当代的事务。那些声名宏大、德行卓著、能够匡正国家、救济时局的人，没有不是游学于太学，因而登上显要职位的。国家自高祖刚在关中建立基业，便修建太学，并为功臣、宗室子弟另立小学。建造学校，大力施行儒学教训，增加学生名额，各自设置博学宏儒和硕学之士，朝廷中盛况空前。学生们质疑问难，斟酌古今，全部征引经典作为依据，并且传授老师的学法。因此朝廷没有毫无根基的议论，蕃夷也有仰慕仁义的声誉，风俗教化大成，礼乐全都完备。贞观时期的治理，被称为太平。到了开元年间，也弘扬国学制度，再次看到了儒道的兴盛。所以太学的兴废，从古至今，都在政治清明、教化兴盛的时代兴盛，在衰败动乱的时代废弛。这是因为它使风俗趋向末流而背弃根本，喜好虚浮而忘却实际，大概是由于国学废除了讲论的礼制，儒者失去了师资的教诲。从此以后，人们不以经义为根本，不懂君臣父子的道理，不知道礼乐制度的原则，和气不能流行，悖乱于是发生。学校教师制度废弛，危害就是这样。如今天下正逢圣明之世，陛下荡除瑕秽，前代不能举办的、百王不能实行的事情，陛下都实行了；四方侧耳倾听，万民踮足仰望，都思望圣明教化，希望承受德政的影响。然而德行盛大、道义光明，却缺少弦歌礼乐的雅正，歌咏政教、流布化育虽然相称，却少有儒学的高尚风气。近来自安史制造祸乱，皇帝车驾躲避狄人，中原凋敝，百姓流离，儒学硕士离散，国学毁坏废弃，学生没有击箧求学的志向，博士也有倚着坐席而无所事事的讥讽。如今学校竟成了马厩和种菜园，恐怕就要发展到这种地步了。伏望陛下挺立出众、超越时代的资质，发布振兴风俗的诏令，重新尊崇太学，重新延请硕儒，精选学生，奖赏优待博士，广泛征召天下有名望、有德行、专门治学的人，增修学校中的屋舍、膳食制度，考核讲习成绩的优劣，彰明经义训诫的是非得失，明确制定科等品级，使人有所惩戒和劝勉；对出类拔萃的人用俸禄留用，对荒废学业、懈怠教化的人施以刑罚，这样儒雅之风自然会兴盛。使经典文献日益兴盛，使先王之道日益受到尊重，使太学的教诲日益昌盛、日益受到崇敬。陛下垂衣拱手坐临明堂，接受上天赐福，居于清禁之中，使师氏教导德行，不仅在周代受到美称【《周礼》说，师氏以三种德行教导国子】；在桥门观看礼仪，也哪里还会逊色于汉代【明帝驾临辟雍，礼毕后坐在圜桥门观看讲学，观看者多达亿万】？伏望陛下特别鉴察臣的愚见，振兴这种已经废坠的事业，弘扬教化，希望有助于圣明的教诲，辅助皇上的德化。《论裴均进献银器状》【元和二年春，宪宗发布恩诏，认为天下方镇借机进献，搜刮百姓，赋税繁重，对外以进奉为名，对内以货财为事，于是下达痛切哀怜百姓的诏书，禁止方镇在规定时间以外进献。那年夏天，襄阳节度使裴均一向结交宦官，倚仗他们的援助，于是进献银瓮、银盆之类一万多两。宪宗接受了这些东西，学士李绛等上奏论谏】

译陛下圣明的德行超过百代君王，英明卓异的资质超越千古，察知各种劳役的繁杂琐碎，怜悯万民的愁苦，想到百姓纺织劳作积累的困弊，知道奸臣以进献为名义、以行贿送礼为计策，向下层百姓横征重敛，把一半收入自己的家中。因此陛下特意降下宏大的恩惠，大力挽救衰败的风俗，停止方镇不合时宜的贡奉，禁止天下无名无据的费用，使下民得到休养，革除长期积累的弊病。诏书颁布那天，远近之人全都来归，感念恩德而流泪，仰慕德政而歌舞，互相说道：“没想到今天又能看到圣明的时代，利益恩泽遍布四海，德施周遍万物，家家吟诵，户户歌咏，胸中舒畅，眼界清明。”可是才过了几个月，如今却自行废止禁令而接受裴均进献的银器，天下人都说诏书不可信，必定是陛下把财货放在首位，这对圣德实在很有损害。裴均行事不遵正道，以奸诈手段侍奉君主，明明违背诏书制度，却敢进献银器，这是在试探陛下的心意：如果不接受，他就知道圣明的君主不可以用利益诱惑，便必须恭敬遵守法令、奉行朝廷诏命；如果接受了，他就知道圣上的心意必定可以用财货动摇，于是更加向下层百姓横征重敛，这就是最大的不忠不诚之罪。倘若陛下认为裴均身居藩镇、官位极其尊显，不能依法惩治奸人，伏望依照诏书，让度支收纳这些银器；这样既不违背诏文，又可避免收入内库，不损害圣政，以此向外方表示【宪宗看了奏疏，感慨地说：“我的事务繁多，完全不记得曾允许接受这些东西，是我的过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所进献的银器是在赦书到达以前发出的，裴均的过错特予赦免，依照你的奏议，便送交度支收纳保管。”当天便命中使押送、领受银器到中书省，向宰相们宣示说：“裴均违背诏令进献这些银器，因为赦书到达以前它们已经在路上，所以特意宽免他的过错，并命令送交度支。”这些事情应当知悉。宰相们又惊又喜，上表称贺，朝廷内外都很高兴。这是皇上听从劝谏、寻求治理的表现。《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五目录 唐 韩愈 《论佛骨表》《禘祫议》《复仇状》《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原道》《守戒》《师说》《张中丞传后序》《争臣论》《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与孟尚书书》《再与鄂州柳中丞书》《与祠部陆员外书》《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送浮屠文畅序》《送郑尚书序》《送齐皞下第序》《送许郢州序》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五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命编纂注释 唐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历任吏部侍郎，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译《论佛骨表》【宪宗迎接佛骨，将它送入大内，停留三天，才送到佛寺。王公士庶奔走赞叹。韩愈当时任刑部侍郎，上表极力劝谏】臣以为，佛教不过是夷狄的一种法术罢了。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从来没有佛教。过去黄帝在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的年寿也都是一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还没有佛教。后来殷汤也享年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没有记载他们寿命的极限，推算他们的年数，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武王 享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当时佛法也没有传入中国，并不是因为奉事佛教才达到这样的长寿。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不过十八年；此后乱亡相继，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奉事佛教逐渐谨慎，国祚却更加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给佛寺，宗庙祭祀不用牲畜，白天只吃一餐，仅限于蔬菜和果实；后来竟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也很快灭亡。奉事佛教以求福，反而得到祸患，由此看来，佛教不值得奉事，也可以知道了。高祖刚接受隋朝禅让时，就曾商议废除佛教；当时群臣才识不够深远，不能深刻了解亡国之道和古今的适宜之法，推阐圣明、挽救这一弊病，于是事情停止了，臣一直为此遗憾。伏望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没有可以相比的。陛下即位之初，就不准许百姓出家做僧尼、道士，也不准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的志向，必定会在陛下手中实现。如今即使还不能立即实行，又怎么可以任其发展，使佛教更加兴盛呢？如今听说陛下命令群僧到凤翔迎取佛骨，登楼观看，抬入大内，又命令各寺轮流迎接供养。臣虽然极其愚昧，也必定知道陛下并不是被佛教迷惑，才这样尊崇供奉，而是想祈求福祥。只不过是因为年成丰收、百姓安乐，顺从众人的心意，为京城士庶设置奇异的景观和供人玩赏的器具罢了。圣明如陛下，哪里会肯相信这种事情呢？然而百姓愚昧，容易受惑而难以明白，假如看见陛下这样做，就会认为陛下是真心奉事佛教，都会说天子如此圣明，尚且一心敬信佛教，百姓是什么人，难道还应当爱惜自己的身体和性命吗？于是焚烧头顶、灼烧手指的人成群结队，解衣散钱，从早到晚互相仿效。只怕再过一段时间，老少奔波，抛弃自己的事业和住所；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遏制，再经过各个寺院，必定会有人割断手臂、割裂身体来供养佛，伤害风俗、败坏教化，传到四方成为笑柄，这不是小事。佛本来是西域人，和中国语言不通，衣服制度不同，口中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上不穿先王的法服，不懂君臣的道义、父子的感情。假如他的身体如今还在，奉本国命令来朝见京师，陛下容纳并接见他，不过是在宣政殿见一次【宣政殿的名称】，在礼宾院设一次宴礼，赏赐一套衣服，护送他出境，不让他迷惑众人罢了。何况他的身体已经死去很久，只剩下枯朽的骨头和凶秽的遗物，怎么适宜让它进入宫禁呢？孔子说：“敬重鬼神，却要远离它们。”古代诸侯到别国吊丧，尚且让巫祝先拿桃枝和苇帚，祓除不祥【桃木是鬼所厌恶的，茢是苇的嫩梢，用来扫除不祥。《左传》记载，襄公到楚国时楚康王去世，楚人让鲁君亲自为死者穿寿衣，鲁君便让巫师先用桃枝和苇帚祓除灵柩，楚人后来对此感到后悔】然后才进去吊丧。如今无缘无故取来枯朽污秽之物，亲自前往观看，巫祝没有先行，桃枝苇帚也没有使用，群臣不说它的错误，御史不指出它的过失，臣实在感到羞耻。请求把这块佛骨交付有关官员，投入水中或火中，永远断绝根源，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断绝后代人的迷惑，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作为远远超出寻常，这难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吗？难道不是痛快的事情吗？佛如果有灵，能够降下祸福，那么一切灾祸都应当加到臣身上。上天明察，臣没有怨恨和悔恨，实在感激恳切到了极点【奏疏送入后，宪宗大怒，想判韩愈死罪；崔群、裴度等极力为他申说，于是贬为潮州刺史】。《禘祫议》【当时陈京、颜真卿、李嵘、柳冕、裴枢、仲子陵、韦武、陆淳、姚南仲、王绍、王权等人各自进献议论，只有颜真卿和韩愈赞同这一议。文中所排斥的五种说法，就是上述诸人的议论】右，今月十六日的敕旨【当时为贞元十八年】宣布命令百官议论，限定五日以内上奏。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说：臣听说陛下追念祖宗的孝心深厚，恭敬严肃地对待祭祀之事，凡遇到拟议，都不敢独断专行，始终寻求适中的办法，广泛征询群臣。然而礼文繁杂，各人的主张又不相同，自建中初年以来直到今年，多次举行禘祫，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臣有幸生逢圣明之世，浸润在恩泽之中，虽然身份卑微，没有资格参与议论，但忠心效力的愿望十分迫切，所以现在姑且先列举众议的错误，然后说明自己的主张：第一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永远收藏在夹室【司勋员外郎裴郁等人议论说：武德年间开始建立四庙，追谥皇高祖为宣简公，皇曾祖为懿王，皇祖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皇父为元皇帝，庙号世祖。开元年间才下诏改宣为献祖、懿为懿祖】。臣认为不可。禘祫就是合祭，毁庙之主都应当在太庙合食。献祖、懿祖二位就是毁庙之主。如今即使收藏在夹室，到了举行禘祫的时候，难道能不在太庙接受祭祀吗？名义上叫合祭，献祖、懿祖二位却不能参加祭祀，不能称为合祭。第二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毁掉并埋葬【左庶子李嵘等人提出的议论】。臣又认为不可。谨按《礼记》所说：天子建立七庙，另有一坛一墠【用土封成坛，除去地面草木而成为墠】【墠，音战】那些毁庙之王的神主，都收藏在祧庙中；即使经过百代也不毁掉，举行祫祭时，就陈列在太庙接受祭享。

译自魏晋以来，才有毁掉并埋葬神主的议论，但这件事没有经典依据，最终不能实行。如今国家德泽深厚、流传久远，创立九庙；按照周代制度推论，献祖、懿祖二位仍应处在坛、墠的位置，何况能毁掉埋葬而不举行禘祫吗？第三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分别迁到各自的陵墓【员外郎裴枢说：应建立石室和寝园来收藏神主，到了举行禘祫时再祭祀】。臣又认为不可。献祖、懿祖二位在京师祭祀，列于太庙，已经有二百年了。如今一旦迁走，哪里只是人听说后感到疑惑，我还恐怕二祖之灵眷恋旧处、徘徊不定，不能立即享受下国的祭祀。第四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附祭于兴圣庙，而不参加禘祫【考功郎陈京与同官尉仲子陵等人提出的议论：天宝二年加封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臣又认为不可。古传说：“祭祀就如同祖先亲自在那里。”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从亲属关系说，他是献祖、懿祖的子孙。现在想让他的儿子处在面向东方的正位，却废止他父亲的大祭，实在不能作为典制。第五种说法是，献祖、懿祖二位应当在京师另立庙宇【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的议论】。臣又认为不可。礼制有所降等，亲情也有所减杀，所以从正庙降为祧庙，从祧庙降为坛，从坛降为墠，从墠降为鬼，逐渐疏远，祭祀也越来越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宫，《春秋》认为这是错误的【《公羊传》定公九年说：这是不合礼的。宫庙既然因年代久远而毁掉，就不应再建立】；因为不应当把已经毁掉的庙中收藏的神主取出来，又重新修建宫庙来祭祀。如今所议论的事情，正和这相同。即使违背礼制建立庙宇，到了举行禘祫时，合祭就没有适当的位置，废止祭祀又在道理上说不通。这五种说法，都不可行。所以臣广泛采集前人的见解，寻求折中的办法，认为殷的始祖玄王【《商颂·玄王桓拨》的注说：玄王就是契】、周的始祖后稷，在太祖之上都各自称帝，而且他们相隔的世代已经很远，不再祭祀，因此太祖能够处在面向东方的正位，子孙依次排列在昭穆之列。礼书中所说的，大概只是记载某一时期的适宜做法，并不是要流传后世的固定法则。古传说：“儿子即使齐备圣明，也不能先于父亲接受祭祀。” 这大概是说，儿子应当对父亲有所屈让。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于献祖、懿祖来说却是子孙；举行禘祫时，献祖、懿祖应当处在面向东方的正位，景皇帝应当排列在昭穆之列。祖先因孙子而尊贵，孙子因祖先而屈让；从神明的道理来寻求，难道会远离人情吗？何况平常祭祀很多，合祭很少，也就是说太祖有所屈让的祭祀非常少，而得以显尊的祭祀非常多。与其让孙子的尊位伸张、废止祖先的祭祀，难道不是更合乎道理吗【礼仪使颜真卿议论说：太祖景皇帝是接受天命、开始受封的君主，处在百世不迁的庙中；到了禘祫时，暂时处在昭穆的位置，屈己而伸张孝道，实在是太祖明神内心深厚的本意】。时代不同于殷、周，礼制也随之变化，这并不算失礼。臣认为，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是天子的职责。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议论有可取之处，大体符合上天之意，予以裁断施行，这就成为礼制；如果认为其中还有可疑之处，请召臣当面陈述得失，也许能够使道理更加明白。谨此议论【后来最终听从尚书王绍等人的议论，确定景皇帝面向东方的正位，把献祖、懿祖二位神主附于兴圣庙，禘祫时就在本室祭享，过了二十年才作出裁决】【米子说：韩愈的本意是，献祖作为始祖，其神主应当处在最初的庙室，百代不迁；】懿祖的神主则应当迁到太庙西面的夹室，太祖以下依次排列在各庙室中。四时祭享时，只有懿祖不参加，献祖、太祖以下各自在本庙室祭祀；每个庙室各自尊贵，彼此不降低、不压抑，这就是所谓显尊的祭祀一向很多。禘祫时则只有献祖处在面向东方的正位，懿祖、太祖以下都依昭穆排列，在前面南北相向。这就是所谓祖先因孙子而尊贵、孙子因祖先而屈让，而有所屈让的祭祀一向很少。韩愈的议论，深深体会了孝子慈孙不忘自己生本的用意，可以作为万世通行的法则，不只是当时可以施行。《复仇状》【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人后到县衙自首请罪。诏令说：为报仇杀人本来有常典；因为他申雪父亲的冤屈，主动请罪，视死如归，亲自到官府陈述，出于天性，志在为节义献身，本来没有求生之意，宁可违失常法，特意从轻减免死罪，应当杖打一百，流配循州。韩愈于是献议说】右，臣恭敬接受本月五日的诏令。关于报仇之事，依据礼经，道义和法律有所不同；依据法令，杀人者处死。礼、法这两件事都是王道教化的端绪，既然有这样的异同，就必须通过议论辨析。应当命令都省集合议论上奏。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论说：臣以为，儿子为父亲报仇，见于《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说：父亲不应受诛，儿子报仇是可以的】，见于《礼记》【《檀弓》记载，子夏问孔子：居处在父母之仇面前，应当怎么办？孔子说：睡在草席上，枕着盾牌，不出仕，不能和仇人共处天下；在市场或朝廷遇到仇人，不回去取兵器就与他搏斗】，又见于《周官》【《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不要报仇；如果报仇，就处死】，还见于诸子史书，数不胜数，从来没有认为这种行为错误并加以治罪的。最应该在法律中详细规定，但法律没有这条，并不是遗漏了文辞，而是因为认为禁止报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违背先王的训诫；允许报仇，又会使人依仗法律专门杀人，无法遏制事端。法律虽然本于圣人，但掌握并执行法律的是有关官员；经典中阐明的道理，是用来制约有关官员的。经典中特意反复说明其义旨，而在法律中深深隐没其条文，意思是想让官吏一概依据法律裁断，同时让通晓经术的人可以援引经典议论。《周官》说：凡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不要报仇；如果报仇，就处死。所谓合乎义，是明确说明杀人而不合乎正当情理的，儿子可以报仇。这说的是百姓之间相互报仇。《公羊传》说：父亲不应受诛，儿子报仇可以。不应受诛，是说罪不应当诛杀；“诛”是上级施加于下级的说法，不是说百姓之间相互杀害。又《周官》说：凡是报仇的人，要把情况写在士官那里，杀人就无罪。意思是将要报仇，必须先向官府说明，这样杀人就无罪。如今陛下留意典章制度，想制定确定的制度，既顾惜有关官员守法，又怜悯孝子的心意，表示不愿独断，向群臣征求意见。臣愚见认为，“报父仇”的名目虽相同，但事情各有不同：有百姓彼此报仇，如《周官》所说，可以讨论如何适用于今日；有为官府所诛杀的人报仇，如《公羊传》所说，不能实行于今日。又有《周官》所说将要报仇先向士官报告便无罪的情况；但如果是孤儿、幼儿、羸弱之人，怀抱报仇的意志，伺机等待仇人的机会，恐怕不能亲自向官府申报，不能据此作为今日断案的准则。既然如此，杀还是赦，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制定制度说：凡有人为父报仇，事情败露后，应当详细说明事情经过，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集合议论，上奏皇帝，斟酌适宜而处理。这样，经典和法律就都不会失去本意。谨此议论【梁悦的事，旧《唐书》见于《宪宗纪》《刑法志》，新《唐书》见于《孝子张琇传》】从太宗以来，到这时为父报仇的共有七人，得到宽赦的三人，没有宽赦的四人，梁悦就是其中之一。

译《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德宗贞元十九年，从正月到五月不下雨。七月因为关辅地区饥荒，停止吏部选官和礼部贡举。韩愈当时任四门博士，上疏进行论述】右，臣恭敬地看见本月十日的诏令，说今年各种选举应当暂时停止。道路上传闻，都说是因为今年干旱，陛下怜悯京城百姓，担心他们缺粮，所以暂时停止举选，以断绝前来应试的人，这样可以节省费用、保证粮食。臣私下思考，认为十口之家增加一两个人，对粮食并没有多少损耗。如今京城人口不下百万，参加举选的不过五七千人；连同他们的童仆和马匹，也不到京城百姓的百万分之一。按十口之家计算，实在没有什么增损。今年虽然干旱，但去年大丰收，商贾之家必定有储蓄；参加举选的人都带着资财，用有余换取不足，还没有看出什么弊害。如今如果暂时停止举选，恐怕所造成的危害反而很深：一是远近惊惶，二是士人失去职业。臣听说古代祈雨的祝词有“是不是有人失去了职事？”既然如此，人民失职就足以导致干旱。如今因为干旱而停止选举，是使人失去职事而招来灾祸。臣又听说，君主属阳，臣下属阴；只有阳偏盛就形成旱灾，只有阴偏盛就形成水灾。如今陛下圣明居上，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可是群臣的贤能比不上古人，又不能尽心为国，与陛下同心协力帮助陛下治理，所以长期干旱。以臣愚见，应当寻求纯正诚信之士、刚直敢言之臣，那些忧国如家、忘身奉上的人，越级提升他们的爵位，安排在左右。就像殷高宗任用傅说、周文王举用太公、齐桓公拔擢宁戚、汉武帝选取公孙弘一样。陛下在闲暇之时，时常召见询问，他们一定能够辅佐宣扬王化，消除平息旱灾。臣虽不是朝廷正式官员，每月接受俸钱，每年领取禄粟，如果有所知晓，便不敢不说。谨到光顺门奉上此状，请陛下听候圣裁。《原道》【真德秀说：程正公说，韩愈晚年写文章，所得的见解很多。学习的根本在于修养德性，有了德性然后才有言论。韩愈因为学习写文章，每天探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于是有所获得。比如他说孟轲死后没有得到传承，像这样的言语，不是沿袭前人，也不是凭空撰造，必定是有所见地。如果没有所得，就不知道他所说的传承究竟是什么。又说，韩愈也是近世豪杰之士；像《原道》中的言语虽有毛病，但自孟子以后，能够凭如此大的见识去探求的，才看见这样一个人。又说，孟子以后只有《原道》一篇的大意最接近道理。又说，《原道》说孟子纯粹而又纯粹，又说荀子、扬雄的选择不精、言语不详，如果不是他亲自有所见，哪里能在一千多年后断定得这样清楚？朱文公说：自古以来很少有人把这些道理说得准确，只有韩退之的《原道》大概接近。有人问扬雄和韩愈谁优谁劣，回答说：各有长处。韩愈看见的道理大体已经清楚，像《原道》这样的文章是不容易写出的。扬雄的学问似乎本于老氏，像清静深沉之类的言语都是如此；韩愈的纲领端正，却没有接近老氏的说法。又说，《原道》中谈仁义道德，写得极好。】有人问：“把名称确定为实体、把名称视为虚位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后人多加以讥议，我认为这样说也没有妨害。这是因为，仁就是仁，义就是义，这便是确定的名称；仁的道、仁的德、义的道、义的德，则‘道’和‘德’只是总称，是虚位。并且必须知道，这句话是老氏的说法。老氏说，失去道以后才有德，失去德以后才有仁，失去仁以后才有义，失去义以后才有礼。所以《原道》说：我所说的道德，是合并仁和义来说的。程、朱二位先生取法《原道》，就是如此。只是开头的两句话，程子曾说：仁是人的本性，爱是人的感情，怎么可以专门把爱称为仁呢？韩愈说博爱就是仁，不对。仁固然包含博爱，但如果就把爱当成仁，就不可以。朱子也说：韩愈所说的这些，是把情感指作本性。又说：仁义都应当从本体来说；如果说博爱，说行为合宜，那都是作用。又说：如果把博爱当作仁，那么在博爱以前难道就不是仁吗？有人问：‘由此而行，这叫作道吗？’回答说：这是说实行，不是说作为本体的道。有人问：‘自身满足，不依赖外物，这叫作德吗？’回答说：这是说实行道而在自身有所获得，不是说自然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本性。学习的人如果依据程、朱二位先生的说法，反复参究玩味，那么这篇文章的大旨就会在胸中明白了【】广泛地爱人叫作仁；实行仁而合乎适宜叫作义；由此而行叫作道；自身充足、不依赖外物叫作德。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是虚位。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德有凶德、吉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诋毁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狭小【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很小；并不是天小，而是因为他的眼界狭小。他把小恩小惠当作仁，把孤立微小的操守当作义，他认为仁义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所谓的道，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谓的德，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合并仁和义来说的，是天下共同认可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德，则是离开仁义来说的，是一己私人的说法。周道衰微，孔子去世，秦代焚书，汉代奉行黄老，晋、魏、梁、隋之间奉行佛教，凡是谈论道德仁义的，不归入杨氏就归入墨氏，不归入老氏就归入佛教。归入那一派，必定排斥这一派；归入者奉为主旨，被排斥者视为奴仆；归入者依附它，被排斥者被污蔑【主持异端的人一定把圣人视为奴仆，依附异端的人一定把圣人视为污秽】。唉！

译后世的人如果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跟随谁去听呢？信奉老氏的人说，孔子是我的老师的弟子；信奉佛教的人也说，孔子是我的老师的弟子。那些自称奉行孔子的人，长期听惯了他们的说法，喜欢他们荒诞的言论而自甘浅陋，也说：“我的老师也曾这样说过。”他们不仅在口头上引用孔子的话，又把它写进自己的书里。唉！后世的人即使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跟随谁去寻求呢？人的爱好怪异，实在太严重了！不探求根本，不询问末流，只想听闻怪异的事情。古代做民众的有四类，今天做民众的有六类；古代从事教化的占一类，今天从事教化的占三类。农民之家有一家，而靠粮食生活的有六家；工匠之家有一家，而使用器物的有六家；商贾之家有一家，而依靠他们供给物资的有六家。这样一来，百姓怎么能不贫穷而且去做盗贼呢？古代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以后，才教导人们相互生存、相互养育的道理，为他们设置君主、老师，驱赶虫蛇鸟兽，使人居住在中原。土地寒冷，然后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然后为他们提供食物；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地上会生病，然后为他们建造宫室；设置工匠来供给器物，设置商贾来流通有无，设置医药来救助早死的人，设置丧葬祭祀来增长亲亲爱人的感情，制定礼制来排列尊卑先后，制作音乐来宣泄郁结，设置政令来率领懈怠疲倦的人。又设置刑罚来铲除强横之徒，防止彼此欺骗；制作符节、印玺、斗斛、权衡来使交易取得信用；修筑城郭、制造铠甲兵器来守卫；灾害到来便预先防备，祸患发生便设置防范。如今他们却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剖开斗、折断秤，人们就不会争夺。”唉！他们也太不思考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已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热，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所以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传达给百姓的人；百姓，是出产粟米麻丝、制造器皿、流通财货来侍奉上级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成为君主的依据；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就失去成为臣子的依据；百姓不出产粟米麻丝、制造器皿、流通财货来侍奉上级，就要被诛罚。如今佛教的教法却说：“一定要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除去你们的父子关系，禁止相互生存养育的道理，以求所谓清静寂灭。”唉！他们幸而出现在三代以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斥退；他们又不幸没有出现在三代以前，不能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纠正。帝与王，称号名称虽然不同，但成为圣人的原因相同；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口渴饮水、饥饿吃饭，事情虽然不同，但其中的智慧相同。如今他们却说：“为什么不恢复太古那种无所事事的状态？”这就像责备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做容易穿的葛衣呢？”责备饥饿时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做容易饮用的水呢？”《传》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人，先整治自己的家庭；想整治家庭的人，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自己的心的人，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这样看来，古人所说的正心诚意，是为了有所作为。如今却只想治理自己的内心而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灭绝人的自然常性：做儿子的却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做臣子的却不把自己的君主当君主，做百姓的却不奉行自己的职事。孔子作《春秋》时，诸侯采用夷狄礼制，就把他视为夷狄；夷狄如果进步采用中原礼制，就把他视为中原人。经书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华夏没有君主。”《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如今竟把夷狄的法则凌驾于先王的教化之上，怎么会不相继变成夷狄呢？那么所谓先王的教化，究竟是什么呢？广泛地爱人叫作仁；实行仁而合乎适宜叫作义；由此而行叫作道；自身充足、不依赖外物叫作德。它的文献是《诗》《书》《易》《春秋》，它的法制是礼、乐、刑、政；它的民众有士、农、工、贾；它的身份关系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妻；人们穿麻布丝绸，居住宫室，食用粟米、果蔬、鱼肉；它的道理容易明白，它的教化容易实行。因此，用它来要求自己，就顺理而吉祥；用它对待别人，就仁爱而公正；用它存于内心，就和谐而平正；用它治理天下国家，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不会不恰当。所以活着时能够顺遂人情，死后也尽到常理；在郊外祭祀，天神就降临享用；在宗庙祭祀，人鬼就来享用。有人说：“这是什么道？是哪一种道？”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先前所说的老氏和佛教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没有得到它的传承。荀子和扬雄虽然有所选择，却不精确；有所论说，却不详尽。从周公以上，地位在上而成为君主，所以道理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地位在下而成为臣子，所以他们的学说能够流传长久。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它，就不会停止流传；不制止它，就不会停止实行。”使僧尼各归其人，使佛教书籍付之一炬，使寺院改作住宅，彰明先王之道来引导他们。鳏夫、寡妇、孤儿、无子者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得到供养。这样大概就差不多可以了。《守戒》【自安史之乱以后，河南、河北分裂成七八个割据地区，蔡地距离最近，成德、淄青彼此结援；所谓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处在强悍势力之间，却不知道为此防备。篇末说“在于得到人才”，后来裴度平定蔡州，韩愈的话果然应验】《诗经》说：“大国是栋梁”【《大雅·板》篇】；《尚书》说：“以此屏藩王室”【《文侯之命》】。诸侯对于天子，不只是守卫土地、奉行职贡而已，本来还应当有所作为，成为屏障以藩卫王室。如今有人住在山中，知道猛兽会造成祸害，就一定把柴篱筑得高高的【楥，就是篱笆】【楥，音同“绚”】并且在外面设置陷阱来等待它们；

译住在都城里的人，知道墙洞可以成为盗贼出入的通道，就一定会把墙垣筑得高峻，并且从里面加固门闩和锁具来防备。这是乡野之人和鄙陋之士也能做到的，并不需要有超过常人的智慧才行。如今那些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处在强横势力之间，却不知道为此作准备，唉，也真是令人迷惑啊！乡野之人和鄙陋之士能够做到的，王公大人反而不能做到，难道是才力有所不足吗？大概是认为这不值得做，所以不去做罢了。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认为事情不值得做更大的；才力不足还在其次。认为不值得做的人，敌人来了还不知道；才力不足的人，如果事先考虑，就同祸患有区别了。那些强横势力，身披铠甲、手执戈矛，不知有多少；他们的土地绵延千里，并且同我国土地交错相连，中间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门这样的关隘阻隔；他们又知道自己不能同天下诸国并列，早晚踮起脚、伸长脖子，盼望天下发生事变来乘我之便，这种凶暴，比猛兽和穿墙入户的盗贼还要厉害。唉！为什么知道这些却不为此作准备呢？孟贲、夏育如果不戒备，连儿童都可能胜过他们【蒯通说：孟贲狐疑不决，还不如儿童一定前进】；鲁鸡如果不预先防备，蜀鸡也不能支撑【《尔雅》说：大的鸡叫蜀鸡；“鲁鸡”应当作“赴鸡”，是小鸡。《庄子》说：越地的鸡不能孵化天鹅的蛋，鲁地的鸡本来却能做到。现在鹿对豹来说，并不是不高大，然而最终仍被豹捕获，是因为爪牙的才能不同，勇猛和怯弱的资质有别。有人问：那么应当怎样防备呢？回答说：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师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不是生来就什么都知道，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疑惑最终就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以前的人，他听闻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阁本没有“吾从而师之”五字，不对】；出生在我以后的人，他听闻道理也可能早于我，我也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要去了解他的年龄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所以，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年长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唉，尊师重道的风气失传已经很久了，想使人没有疑惑就困难了。古代的圣人，才智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还跟从老师请教；如今的一般人，才智远远低于圣人，却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个原因吧？爱护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对于自己，却以从师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的老师，教他们读书，学习书中的句读，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惑的老师。不懂句读，有疑惑不能解答，有的请教老师，有的不请教，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方面反而丢弃了，我看不出这种做法有什么明智之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可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老师”“弟子”之类的话，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他们。问他们为什么，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龄差不多，道术也相近；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可羞，以官位高的人为师又近乎谄媚。”唉，尊师重道的风气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看不起他们；如今君子的智慧反而赶不上他们，真是奇怪啊！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以郯子为师，苌弘以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才德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所以，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门研究，不过如此而已。李家的孩子李蟠，十七岁，爱好古人的六艺经传，全都通晓学习；不受当时风气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实行古代的师道，写下《师说》送给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张中丞传后叙》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里，我韩愈同吴郡张籍查阅家中的旧书，得到李翰所写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著名，写这篇传记很详细严密，然而我还遗憾它有缺漏：没有为许远立传【许远是盐官人，盐宗召见并任命他为睢阳太守，城陷后同张巡一起战死】；又没有记载雷万春事情的始末【雷万春的事：张巡任偏将时，令狐潮围攻雍丘，雷万春面中六箭而不动】。许远的才能虽然似乎不如张巡，但他打开城门接纳张巡；他的职位本来在张巡之上，却把兵权交给张巡而处在他之下，毫无疑忌，最终同张巡一起守城至死，成就了功名。城陷以后被俘，和张巡死的先后不同罢了。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完全了解两位父亲的志向，竟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却向敌人投降，是害怕死亡而向贼寇屈服【大历年间，张巡之子张去疾上书，说许远使国威丧失、张巡的功业毁败，请求追夺许远的官爵。诏书下达尚书省后，张去疾同许岘互相争辩，百官认为二人的忠烈不能随意轻重，事情于是搁置】。许远如果真的怕死，又何苦守着这小小的地方，吃掉自己所爱之人的肉，同敌人抗争而不投降呢？当他们被围守城时，外面没有蚍蜉蚂蚁般微小的援助，他们所想忠于的，只是国家和君主。而敌人又用国家灭亡、君主覆灭的话来劝降他【玄宗幸蜀，令狐潮写信招降张巡，张巡手下六名大将对张巡说，君主的存亡尚且不可知，不如投降；张巡将他们斩首】。许远看见救援迟迟不到，敌人又越来越多，一定会把敌人的话当成事实；外面没有可以等待的援军，却仍然死守，直到人肉也将吃尽，即使愚人也能计算出再过几天就会死了。许远不怕死，也已经很清楚了。哪里有城池毁坏、部下全都战死，只有许远为了羞愧而求生这种事？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这样做，唉，难道还说贤明的许远会这样做吗？议论者又说许远同张巡分城防守，城池陷落时，是从许远所分守的地方开始的，因此用这件事责骂许远；这同儿童的见识没有区别。人将要死时，五脏六腑中一定有先受病的地方；拉断绳子时，也一定有先断的地方。旁观者看见这一点，就跟着责怪它，这也是不通达事理。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人之美，难道就是这样吗？像张巡、许远这样成就如此卓著，尚且不能免于非议，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两位公卿当初开始守城时，难道能预知别人最终不会救援，便弃城逃走吗？如果这里不能守住，即使逃到别处又有什么益处？等到没有援军、困窘至极时，带着伤残、饥饿、瘦弱的余众，即使想离开也已经走不成了。

译两位公的贤能，他们对此谋划得十分精密【当时有人说两位公应当离开睢阳，退守大郡，韩愈特意辨明并非如此】。他们守住一座城，捍卫天下；凭借千百名将要死尽的士卒，同数十万且日益增多的军队交战，遮蔽江淮，阻挡敌军的势头。天下没有灭亡，难道不是他们的功劳吗【司马光说：敌人知道张巡善于用兵，如果不消灭张巡，就不敢越过睢阳以南；睢阳今为归德府治所】？当时，弃城而谋求生存的人，不可胜数；拥有强大军队却坐看形势的人，也到处都是。不追究这些人，反而责备两位公死守城池，也可见责备者把自己同叛逆乱贼相比，编造荒诞言辞来帮助敌人攻击他们。韩愈曾在汴、徐两府任职，多次往来于两府之间，亲自到人们所说的双庙祭祀【当时诏令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在睢阳建庙，称为双庙】。当地人常常讲述张巡、许远当时的事情：比如南霁云向贺兰进明请求救援【南霁云是顿丘人；当时贺兰进明率重兵守临淮，所以张巡派南霁云请求援助】。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威功绩超过自己，不肯出兵救援；又喜爱南霁云的勇敢壮健，不听他的请求，强行把他留下，准备食物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席。南霁云慷慨地说：“我来的时候，睢阳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万日〕 我即使想独自进食，按义理也不忍心；即使吃了，也将无法咽下。”于是拔出所佩的刀，砍断一根手指，鲜血淋漓地给贺兰进明看。满座大为震惊，都被他的行为感动得为他流泪。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始终没有出兵援助的意思，立即骑马离开；将要出城时，抽箭射向佛寺的佛塔，箭射入塔上的砖中约半箭深，说：“我回去击破贼军，一定消灭贺兰进明，这支箭就是用来作记号的。”韩愈贞元年间经过泗州时，船上的人还指着那座佛塔互相谈论。城池陷落后，敌人用刀威逼张巡投降，张巡不屈服，敌人就把他拖走准备杀害；又劝降南霁云，南霁云没有答应。张巡呼喊南霁云说：“南八，大丈夫不过一死，不能因不义而屈服。”南霁云笑着说：“本来就想以死有所作为；您既然这样说，我敢不死吗！”于是也不屈服。张籍说：有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曾依附张巡；张巡起兵后，于嵩常在围城之中。大历年间，张籍在和州乌江县见到于嵩，那时于嵩已经六十多岁了。张巡起初曾任临涣县尉，爱好学习，没有什么书不读；张籍当时年纪还小，只粗略询问张巡、许远的事情，不能详细了解。张巡身高七尺多，胡须鬓发像神人一样；于嵩曾看见张巡在读《汉书》，张巡对他说：“为什么读了这么久？”于嵩说：“还没有读熟。” 张巡说：“我读书不过三遍，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于是把于嵩正在读的那一卷书全部背诵出来，一个字也没有错。于嵩很惊讶，以为张巡只是恰好熟悉这一卷，便随意抽取其他书卷来试他，结果没有一卷不是这样。于嵩又拿书架上的各种书来提问张巡，张巡都能当即背诵，没有疑误。于嵩长期跟随张巡，也没有见张巡经常读书。张巡写文章时，拿起纸笔，马上写成，从不先打草稿。起初守睢阳时，士卒只有一万人左右，城中居民也有几万户。张巡只见过一次，就询问姓名，此后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怒时，胡须就会张开。城池陷落后，敌人把张巡等几十人捆绑起来，让他们坐着，准备将其杀戮。张巡站起来，众人看见张巡站起，有的也站起来，有的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命中注定的死。”众人哭泣，不能抬头仰视。张巡临刑时，脸色不乱，神态自若，像平常一样。许远宽厚，是位长者，容貌同他的内心一样敦厚。他同张巡同年出生，但月份和日期晚于张巡，称张巡为兄长。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于亳州、宋州之间。有人传说于嵩在亳州、宋州之间有田产，武人夺取占有；于嵩将到州府申诉，为武人所杀。于嵩没有儿子。这些是张籍说的。《争臣论》【阳城字亢宗，北平人，爱好学习，贫穷而无法得到书，于是请求担任集贤院抄书吏，偷读官府藏书，六年后考中进士。他隐居中条山，远近之人仰慕他的德行，多跟随他学习；后来迁居陕州。李泌任陕虢观察使时，偶然听说阳城的名声；李泌入朝任宰相后，推荐他为著作郎。德宗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有人问我韩愈：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识广博、见闻丰富，却不求在世人中取得名声；实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地的边远处。晋地边远地区的人，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接近千人。大臣听说后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他是华阳子，他却没有显出喜色。他任职已经五年了，看待自己的德行仍像在野时一样。他难道会因为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内心吗【阳城任谏官，人们仰望他的风采，认为他一定能以死尽职；可是阳城却同两个弟弟日夜痛饮，人们因此用徒有虚名来讥刺他】？我回答说：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恒守其德而保持正固”，而对于男子来说反而凶险的情形，怎么能算有道之士呢【恒卦六五说：“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易经》蛊卦上九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蹇卦六二却说：“王臣艰难困苦，并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可见，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实行的德行也不能相同。像蛊卦上九，处在无所作为的位置，却表现出不顾自身的操守；像蹇卦六二，处在王臣的职位，却保持不愿做官的高尚心志，就会产生冒进的祸患，出现荒废职守的讥刺。志向不能成为准则，尤其不能始终没有作为【《蛊》卦上九《象传》说：“志向可以作为准则”；《蹇》卦六二《象传》说：“最终没有过错”】。如今阳子在职，时间不能说不久；听闻天下得失，不能说不熟悉；天子对他的待遇，不能说不优厚；可是他从未说过一句涉及政事的话，看待政事的得失，就像越地人看秦地人的肥瘦一样，漠然置之，心中不因此增加喜悦或忧虑。问他的官职，他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说：“是下大夫的等级。”问他的政务，他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吗？况且我听说：有官职守责的人，如果不能履行职务就应离开；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进言就应离开。如今阳子认为自己能尽到进言责任吗？能够进言却不进言，和不能进言却不离职，两者没有一种是可以的。阳子难道将要做只为俸禄而做官的人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因为贫穷而做官，这叫以俸禄为目的的做官。”那就应该辞去尊贵职位而处在卑下职位，辞去优厚俸禄而处在贫困地位，像守门、打更的人那样才可以。孔子曾经做过委吏，也曾经做过乘田，尚且不敢荒废职守，一定说“只是使财物收支合乎制度罢了”，一定说“只是使牛羊繁殖顺遂罢了”。像阳子这样的官秩和俸禄，并不卑下而且也不贫困，这是明明白白的；却这样做，可以吗？

译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子厌恶讥讪君上，厌恶做臣子的人揭露君主的过失来为自己取得名声【‘招’读作‘翘’】；所以他虽然进谏议论，却不让别人知道。”《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好的计划，就进宫在内廷告诉你的君主；你于是把它推广到外面，说：‘这些谋略、这些计划，都是我君主的德行【《周官·君陈篇》】。’阳子的用心，也像这样。”我韩愈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真是这样，那正是更加令人迷惑了。入朝就劝谏君主，出朝却不让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当做的事。阳子原本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蓬蒿之下，君主赞赏他的品行，把他提拔到这个职位；官职以进谏为名，他确实应当有办法履行职守，使四方和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敢谏、刚正不阿的臣子，天子有不吝赏赐、从谏如流的美德；也使隐居山林的士人听见后仰慕他们，束好衣带、束起头发，愿意到宫阙之下进言，辅佐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盛大的声名流传无穷。像《尚书》所说的那种做法，才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应当做的。况且阳子的心，难道要使为君之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吗？这反而是在启发他这样做。有人说：“阳子不求名声，别人却使他有了名声；不求被任用，君主却任用了他；不得已才出仕，守住自己的道而不改变。您为什么责备得这样深呢？”我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为了求取名声和任用；他们忧虑时世不平、人民不能得到治理，既然得到正确的道理，就不敢只使自己完善，而一定要兼善天下。他们勤勉不息，直到死后才停止。所以大禹经过家门也不进去，孔子的席子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烟囱也不能熏黑。这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使自己安逸舒适是快乐吗？实在是敬畏天命而悲悯百姓的困穷。上天把贤圣和才能授予人，难道只是让他自己拥有多余的才能吗？实在是想让他用来补救天下的不足。”耳朵和眼睛对于身体，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听清是非，看到险易，然后身体才能安定。圣贤，是当时人的耳目；当时的人，是圣贤的身体。况且，如果阳子不贤，他就应当被贤者役使来侍奉君上；如果他果真贤明，就本来应该敬畏天命、忧悯百姓的困穷，怎么能让自己闲暇安逸呢？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厌恶揭发别人来充当正直。如果您的议论说到正直，确实是正直了，但恐怕伤害了德行，言辞也太过了吧？喜欢把话全部说尽来招致别人的过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原因【《国语》记载：在柯陵会盟时，单襄公见到国武子，说：“处在淫乱之中，却喜欢把话说尽来招致别人的过失，这是怨恨的根源。”鲁成公十八年，齐人杀了国武子。“招”也读作“翘】。您大概也听说过吧？”我韩愈说：“君子处在自己的职位上，就想着为职守而死；还没有得到职位，就想着修治自己的言辞，以……阐明自己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并不是为了显示正直而责难别人。况且国武子不能得到善人，却喜欢在混乱的国家里把话说尽，所以被杀。

译传记说：“只有善人能够接受别人把话说尽，意思是说，他听见之后能够改正。” 您曾告诉我说：“阳子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如今他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一点，难道阳子将来就不能成为善人吗【后来裴延龄驱逐陆贽等人，阳城守在延英阁，上奏说皇帝想任用裴延龄为宰相，阳城公开对人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一定拿白麻诏书把它撕碎，在朝廷上哭泣。”裴延龄最终没有做宰相，这是阳城的力量。大概是受了这篇文章的感发】？《答李翊书》【贞元十八年，陆傪协助主考官，权德舆主持礼部考试；韩愈向陆傪推荐李翊，李翊因此在这一年考中进士】韩愈敬启，李生足下：您的文章辞采很高，而您提出的问题却十分谦下恭敬。能够这样，谁不愿意把自己的道理告诉您呢？您归依道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何况道德以外的文章呢？或者说，我韩愈只是像站在孔子门墙外仰望，却没有进入内室的人，哪里足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即使如此，也不能不为您说一说。您所说的立言，是对的。您现在所做的，同您所期望的很相近，却还有差距。不过不知道您的志向，是希望胜过世人、取得世人的认可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善于立言的人的境界呢？如果希望胜过世人、取得世人的认可，那么您本来已经胜过世人，也可以取得世人的认可了。如果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那么不要希望很快成功，不要受权势利益诱惑；要培育根本，等待果实成熟；增加灯油，盼望光明增强。根基茂盛，果实就会成熟；灯油丰足，光就会明亮。仁义之人的言语，自然和煦可亲。还有一个困难：我韩愈自己所写的文章，也不知道是否已经达到境界，仍然觉得没有达到。即便如此，我学习文章已经二十多年了。开始时，不是三代、两汉的书不敢看，不是圣人的志向不敢存于心中；静处时仿佛忘记一切，行动时仿佛遗忘一切，庄重而像在思考，茫然而像在迷失。等到从心中取出思想而倾注在笔下时，只努力去掉陈旧的说法，真是艰难啊！别人看待我的文章时，我不知道他们的讥笑就是讥笑。这样过了许多年，仍然不改变，然后才清楚地辨别古书的真伪，以及虽然正确却没有达到高境界的文章，黑白分明；努力把它们去掉，才逐渐有所收获。等到从心中取出思想而写在笔下时，文思滚滚而来。别人看我的文章，讥笑它，我反而把它当作喜事；称赞它，我反而感到忧虑，因为其中还保留着世俗人的言论。这样又过了许多年，然后才浩浩荡荡、充沛流畅。我仍然担心其中夹杂不纯，于是迎面拒绝它们，平心静气地考察，确认全都纯正之后，才任意发挥。即使如此，也不能不继续涵养；要行走在仁义的道路上，徜徉于《诗经》《尚书》的源流中，不迷失道路，不断绝源流，直到终身罢了。气，好比水；言语，好比漂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势大，漂浮的东西无论大小都能浮起来。气同言语的关系，也是这样。气势充盛，那么言语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低就都合宜。即使如此，我怎么敢自称已经接近成功呢？即使接近成功，拿它来给别人用，又能取得什么呢？即便如此，等待别人任用自己的人，难道像器物吗？是否使用，取舍都由别人决定。君子却不是这样，存心合乎道，行为有准则；被任用，就把道理施行于世人；不被任用，就把它传授给自己的门徒，写入文章，作为后世的法则。像这样做，难道也足以使人快乐吗？还是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呢？有志于古道的人，太少了。有志于古道，就一定会被今世所遗弃。我确实为此快乐，也为此悲伤。我急切地称扬这样的人，是为了勉励他们，并不是敢于褒奖该褒奖的人、贬斥该贬斥的人。向我韩愈询问的人很多。想到您的言论并不以利禄为志，所以姑且为您这样说。韩愈敬启。《答刘正夫书》【所说的“贤尊给事”是刘伯刍，刘伯刍有三个儿子：宽夫、端夫、岩夫。没有名叫正夫的人，蜀本作“嵒夫”，今依旧本】韩愈敬启，进士刘君足下：承蒙您写信教诲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既承受了深厚的赐教，又为您的诚意感到惭愧，然而实在十分庆幸，十分庆幸。凡是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对于前辈的门下，哪里有不去拜访的？前辈对于后辈，如果看到他诚心到来，难道可以不回应他的心意吗？来访的人我都接待，满城士大夫没有不是这样的。可是我韩愈不幸，偏偏有接待后辈的名声，声名所存之处，也成了诽谤所归之处。有人来请教，我不敢不诚实回答。有人问：“写文章应当以什么为老师？”我一定恭敬地回答：“应当以古代圣贤为老师。”又问：“古代圣贤所写的书都完整保存着，言辞又各不相同，应当学习什么？”我一定恭敬地回答：“学习他们的精神实质，不学习他们的具体言辞。”又问：“文章应当浅易，还是应当艰深？”我一定恭敬地回答：“没有固定的难易，只要合乎正确的道理罢了；就是这样，并不是一定主张写成这一种，而禁止写成另一种。”各种事物中，早晚都能看见的，人们都不特别注意；等到看见奇异的东西，就共同观看并谈论它。文章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汉朝人没有不会写文章的，只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写得最为出色；可见用功深的人，获得的声名也能流传久远。如果都随世俗沉浮，不能自我树立，即使当时不被人惊怪，也一定不会流传到后世。您家中的各种物品都依靠它们来使用，然而您所珍爱的一定不是寻常物品。君子对于文章，难道不同于此吗？如今后辈写文章，如果能够深入探究、努力求取，并以古代圣贤为法，即使未必都能达到要领，但如果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这一类人出现，也一定会由此产生，而不会由寻常之人产生。如果圣人的道理不用文章表现也就罢了，一旦要用文章表现，就一定推重有才能的人。所谓有才能，并不是别的，就是能够自我树立、不因循旧习的人。自从有文字以来，谁不写文章？然而能保存到今天的，一定是有才能的人。我不过常常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罢了。我同您志趣相同，又是前辈；并且我过去常常在贤尊给事门下交游，既承蒙您厚厚的赐教，又怎么能不拿出自己的见解来作为回答呢？您认为怎么样？韩愈敬启。《与孟尚书书》【孟简字几道，由工部侍郎升任户部侍郎，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最终任太子宾客。他过分信奉佛教，为当时人所讥诮；常同刘伯刍等人翻译、编次佛经言语，所以写这封信来开导他】

译韩愈敬启：我奉使从南方回来，经过吉州，收到兄长二十四日写来的几封亲笔信，欣喜和惊惶交集。不知道入秋以来您的睡眠饮食怎么样？敬想您万福。来信说，有人传言我近来稍微信奉佛教，这个传言是造谣。我在潮州时【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潮州】，有一位老僧，法号大颠，很聪明，也懂得道理；那里偏僻，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所以从山中把他召到州城，留了十多天。他确实能够超脱形骸，以道理战胜自己，不被外物扰乱。同他交谈，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总觉得胸中没有滞碍，认为这是难得的人，因此同他往来【另一本删去“胸中无滞碍”五字。朱熹说：这封信中称许大颠的话，很多是后人因为有所顾忌而过分删节，因此多有脱落，失去原意。像上面两处，尚且没有太大妨害；如果这里删去五字，那么“要自以为难得”一句就不再成文理了。大概韩愈的学问见于《原道》，虽然能够认识大道流行的作用，但对于本然整体似乎还有没有看见的地方；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看见他能够通过存养、省察来亲身实践。因此，他虽然自我期许很重，但平生用力最深的地方始终没有脱离文字语言的工巧；至于个人偏爱的事情，又没有能够卓然自拔于流俗。他交往的人不过是一时的文士，其他僧道也只是能够接触到畅观、灵惠一类的人罢了。这样看来，他在身心内外所立足、所凭借的都不超出这些，又凭什么作为安定心性、拒绝邪僻的根本，来充实他自我期许的内心呢？所以他一旦被放逐，在憔悴困顿、无所排遣之中，正忧郁得不能自解，忽然到了瘴气弥漫的海边，遇见异端学说中竟有能够用义理战胜自己、不被外物扰乱的人；同他交谈虽然不能完全理解，难道不足以洗涤感情上的牵累，暂时使滞塞的胸怀空明吗？这样说来，所有这些称誉的话，自然不必忌讳；而且同您所说的不求佛的福报、不怕佛的祸患、不学习佛的道法，也并不相妨碍。即使如此，假如您能由看到稗草成熟而想到我们的黍稷尚未成熟，忽然醒悟，反过来从自身寻求，以穷尽圣贤的蕴藏，那么所谓用义理战胜自己、不被外物侵扰，就不再羡慕佛教，而我所自我担负的责任也更加有余力了，岂不是伟大吗】。等到祭祀神灵到海边时，便到他的庐舍拜访；到了袁州，又留下衣服作为告别，这只是人的情谊，并不是崇信他的教法、求取福田利益。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凡是君子修养自己、立身处世，自有法度。圣贤的事业，全都在典籍中，可以效法，也可以学习。仰不愧对上天，俯不愧对他人，内不愧对自己的良心。积累善行或恶行，灾祸和福庆自然各自依照同类相应。至于为什么要抛弃圣人的道，舍弃先王的法，却跟从西域的教法来求取福利呢？《诗经》不是说过：“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走邪路【《大雅·旱麓篇》】”吗？《左传》又说：“不因威势而恐惧，不因利益而忧患【《左传·昭公二十年》】。”假如佛教真能给人带来祸祟【“祟”有的版本作“福”】，也不是守道君子所应害怕的，何况万万没有这种道理。况且那个佛，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行为，像君子，还是像小人？如果是君子，就一定不会无故把祸患加给守道之人；如果是小人，他本人已经死了，他的鬼魂也不会灵验。天地神祇，明白地分布森然排列，不是可以欺骗的；又怎么肯让他的鬼魂任意行事，在人间作威作福呢？进退都没有根据，却仍然信奉他，也太糊涂了。况且我韩愈之所以不帮助佛教而要排斥它，也是有道理的。孟子说：“如今天下的人不归附杨朱，就归附墨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惑乱，而圣贤之道不能彰明，于是三纲沦丧，九法败坏，礼乐崩解，邪说横行，怎么会不变成禽兽呢？”所以说：“能够说话斥责杨朱、墨翟的人，都是圣人的门徒。” 扬子云说：“古时候杨朱、墨翟堵塞道路，孟子用言辞批驳排斥他们，天下才重新开阔明朗。”杨朱、墨翟的学说流行，正道废弃，将近数百年，直到秦朝，最终灭绝先王的制度，焚烧销毁经书，坑杀学士。天下于是大乱。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后，过了将近一百年，仍然不知道修明先王之道。后来才废除挟带书籍的禁令，逐渐搜求散失的书籍，招募学士。经书虽稍有所得，却都残缺不全，十成中亡失了二三成。因此，学士大多老死，新学者没有见过完整的经书，不能完全知道先王的事情，各人都根据自己的所见来固守，彼此分离隔绝，不能统一，也不能公正。二帝三王以及群圣人的道，由此大为毁坏。后来的学者没有可以寻求追随的依据，以至于今天，仍然模糊不明。这种祸患，是由于杨朱、墨翟的学说肆意流行而没有人禁止造成的。孟子虽然贤明圣达，却没有职位，空有言语而无法施行；即使言辞恳切，又能补救什么呢？然而依靠他的言论，今天的学者还知道尊奉孔氏，崇尚仁义，以王道为贵、以霸道为贱，仅此而已。那些重要的经典和法则，全都亡失毁灭而没有得到救护，破坏腐烂而没有得到收拾。所谓在千百份中保存十一份，哪里谈得上使道路开阔明朗呢？然而如果当初没有孟子，大家就都要穿着左衽的衣服，讲着侏离之语了。所以我韩愈曾经推尊孟子，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原因就在这里。汉代以来，群儒辛苦地修补，已经是千疮百孔；随着混乱而不断丧失，危险得像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绵延拖延，逐渐微弱消灭。在这个时候，佛教、道教又在其中倡导，鼓动天下众人跟从它们。唉，这也太不仁慈了！佛教、道教的祸害超过杨朱、墨翟。韩愈的贤能比不上孟子。孟子不能在正道尚未灭亡之前挽救它，而韩愈却想在正道已经毁坏之后保全它。唉，他也太不了解自己的力量，而且眼见自身处境危险，却没有人救助，只能至死不改。即使如此，假如圣人的道能够通过我韩愈而粗略流传，即便我死一万次，也万万没有遗憾。天地鬼神在上面监临，在旁边作证，我又怎么能因为一次挫折，就自行毁弃自己的道而受邪说役使呢？籍、湜等人虽然我多次指教，不知道他们最终能不能不背离而去？承蒙兄长深厚眷顾，却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只增加惭愧和恐惧，死罪，死罪。韩愈再拜。《再与鄂州柳中丞书》【柳公绰由御史中丞出任鄂州观察使。当时朝廷正在谋划讨伐吴元济，诏令调发鄂岳军队隶属安州刺史李听。柳公绰说：朝廷难道认为我这个儒生不懂军事吗？请让我亲自出征。朝廷答应后，他带兵渡江，每战都获胜】

译我韩愈愚钝，不能估量形势的可行与不可行；近来常想到淮西因为疲敝，困住彰义节度所辖的申、光、蔡三州【彰义节度使统辖申、光、蔡三州】。那里聚集着蚊蚋蚂蚁般的乌合之众，感激凶恶首领以食物抚养的恩惠，牵着儿童的手，把他扶坐在堂上，奉他为统帅；他们拼死抵抗朝廷的明诏，同天下的军队作战，乘机逐利，四处侵扰暴虐，屠杀焚烧县邑，杀害无辜，方圆数千里没有不受其毒害的，洛、汝、襄、荆、许、颍、淮、江因此骚乱。丞相、公卿、士大夫为谋划而劳苦，掌握军队的将领和熊罴虎貔般的勇士，却畏缩蹭蹬，没有人肯拿起武器替士卒走在前面。只有阁下奋勇率先，在边界上扬威用兵，承担两州的守卫，亲自出入军阵之间，同士卒一起承受辛苦，使他们的气势振作；人们看见将军的锋芒，凛然有迎击敌人的意志。您用儒雅的文字章句所从事的事业，压倒天下武夫，使他们闭口夺气。我初次听到时正在吃饭，不觉丢下匙箸站起来，难道是认为阁下真能率领孤军单独前进，同死敌角逐争战，侥幸取得一时的胜利吗？即使真是这样，也不值得特别称贵；之所以使人心服，是因为行事合乎时机和事理，风采使人敬畏而又爱慕。因此我在前一封信中立即陈述自己的浅陋诚意，承蒙您眷顾赐信答复，更加欣喜而敬畏。只要使一众人的心力耳目集中起来，所到之处就像当年两三代用兵一样。如果阁下果真能够采纳我的话，接着不懈努力，取得有利地形，准备足够的铠甲兵器，那么即使是国家过去失去的土地，也可以坐等十年之内收回，何况这个小小的贼寇，哪里值得挂在齿牙之间？请努力最终完成此事，以等待敌人到来，那就太好了。远方征调来的军士，出发的人有羁旅和离别的忧思，留下的人有怨旷骚动的忧虑；本军有供应军饷、劳费烦难的问题；当地又有姑息迁就、顾虑形迹的弊端。逼迫他们，他们就怨恨；放松他们，他们就不听命。军队漂泊寄居、孤立悬隔，形势日益衰弱，又不熟悉敌人，临敌时容易惊恐，难以建立功劳。如果招募当地人，一定能得到豪壮勇敢、熟悉敌情的人，知道敌人力量所能达到的极限，不会有听到风声就惊慌的恐惧；他们爱护乡里，勇于为自己作战。征调一万人，不如招募几千人。阁下认为怎么样？如果可行，能否上奏朝廷并实行呢？我已经同裴中丞见过面【裴中丞就是裴度，当时宪宗派裴度视察淮西各军，回来奏报的内容多合乎皇帝的旨意】。行营中的事务和适宜的办法，希望您不吝时时赐信告知，十分幸运。不再详述。韩愈再拜。《与祠部陆员外书》【贞元十八年，中书舍人权德舆主持贡举，陆傪协助他。韩愈当时任四门博士，向陆傪推荐侯喜等十人。唐代制度，主考官选取士人，除了考试文章外，还要考察品行，采纳间接声望，所以写了这封信】执事您爱好贤才、乐于善事，勤勉不懈地推荐和进用优秀士人，把明辨是非作为自己的责任，当今天下只有您一人如此。我有幸得到您的照顾，足迹踏入您的门墙之间，登上厅堂而望见内室，到如今也将近一年了。想到自己所能想到的事情，总想不再疑虑，竭尽自己的愚见，对您说明自己的志向；何况这正是执事您勤勉担当的事情，难道不应当得到一点帮助来使它更加发扬吗？我确实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否值得采纳，但这件事本来就是小人侍奉君子、尽心竭力的道理。天下的事情不能仓促地一一列举，而且执事您的志向或许另有等待时机而后施行的打算，我不敢详细说一二。如今只说眼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事情罢了。执事您同主持贡士选拔的人关系确实很深。他们对您的期望，以及您用来对待他们的态度，可以说已经周到而没有隔阂疑虑了。他们的职责在于得到人才，执事您的志向在于进用贤能；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并授予职位，就是所谓双方都满足自己的要求，也顺应了他们必然服从的意愿。执事您识人的范围也很广。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那么我所知道的人也可以说一说了。文章特别优秀的，有侯喜、侯云长【侯喜、侯云长都在贞元十九年考中进士】。《为国子主簿喜终》：喜终的家族在开元年间，兄弟五六人都穿着士大夫的服饰入朝。后来喜终的父亲做官不得志，弃官回乡，喜终便率领兄弟拿着耒耜在田野耕作。土地贫瘠而赋税繁重，不能养活父母，于是他利用耕作的空闲读书作文，把文章献给有权位的人，以取得足够的生活资用。喜终的文章学习西京文风而作，参加进士考试已经十五六年了。云长的文章，是您自己所了解的；他为人淳厚稳重、正直朴实，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他的文章与喜终不相上下。有个叫刘述古的人【述古于贞元二十一年考中进士】，他的文章长于作诗，文辞华美而构思深刻。当今参加礼部考试的人中，没有谁的诗能够与他相比，而且他又长于应对主考官的试题。他为人温和善良、诚实守信，没有邪曲谄媚、欺诈妄为之心；意志坚强而容貌温和，性情平和而有操守；他的志趣安静而敏捷，著有美名却长期受到不公正的评价。有个叫韦群玉的人，是京兆的侄子【京兆即韦夏卿。贞元十七年，夏卿以吏部侍郎任京兆尹。群玉不见于登科记，有人说韦纾就是群玉】，他的文章有可取之处，进步而没有止境。他为人贤能而有才干，志向刚强而气度平和，乐于推荐贤能、行善积德；在家中没有子弟的过失，居住在京兆府附近，遇到事情总要据理争辩。他不听从京兆尹的命令，却遵循其中的义理；寻找贤能而能够继承家业的子弟，群玉就是这样的人。这四个人，都可以由您首先推荐并极力论述；主考官有所怀疑，就替他们辨明；主考官询问，就替他们回答；主考官还不了解，就恳切地向他说明，直到他们取得成功才停止，这样做是可以的。还有沈杞、张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杞、汾、翊都是贞元十八年进士，弘是元和二年进士，绅是元和元年进士，后余是元和二年进士】，他们有的文章出众，有的品行高尚，都是超过一般人的人才。这几个人，如果同他们交往，就足以取得士人的声望，得到真正的人才。主考官怀疑，就替他们解释；主考官询问，就替他们回答；主考官广泛求取意见，就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主考官，这样做也是可以的。从前陆相公主持贡士考试时，考察文章十分详细，我韩愈当时也有幸考中，却不知道陆相公能够得到人才【贞元八年，陆贽主持贡举，贾棱等二十二人登第，韩愈也在其中】。后来一两年中由他取中的人，都显赫而有声望。推究其中的原因，也有赖于补阙梁肃、郎中王础的辅佐。梁肃所推荐的八个人，没有一个失误【《欧阳詹传》说，欧阳詹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同榜登第，都是天下杰出人才，当时称为“龙虎榜”；梁肃推荐八人，疑即此事】，其余的人，王础也都参与谋划。

译陆相公考察文章非常详细，却如此信任梁肃和王础；梁肃、王础推荐人才又如此恰当，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美谈。此后主考官不能信任人才，人才也没有值得信任的主考官，所以人才选拔日益衰微，长期没有改观。如今您与主持贡士考试的人相处，具备彼此信任的条件，也有共同谋划、实行的途径，可惜这机会不能错过。现在朝廷中的人，大多把游玩享乐作为事情，只有您卓然高举，有深思远虑、为国家培植根本的办法，难怪小子要把这些话告诉您。韩愈恐惧拜了两拜。《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宪宗采纳李绛的建议，任命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陆运使。振武原是单于大都护府所在地，重华后来改名为韩约，参与甘露之祸】元和六年冬，振武军的官吏骑驿马到朝廷报告饥荒。公卿在朝廷上讨论，认为水陆转运使没有选对人，应当选择有才干的人前去替换他；我族侄重华正好担任这个职务【当时薛謇任代北水陆运使，振武报告饥荒，户部侍郎卢坦请求以重华代替薛謇】。重华到任后，查出贪赃犯罪的官吏九百多人，解除他们的桎梏，给他们耒耜和牛，让他们在附近适宜的土地上耕种，以偿还所欠的粮食；又免除官吏手中存粮四十万斛的征收。官吏得以免于死罪，借给他们种粮，使他们成为普通百姓，各自有机会效力，没有不流泪感奋的；他们相互率领，竭尽力量奉行重华的命令，又替他奔走经营，考察高地低地是否适宜，指示耕作方法，因此连续两年大获丰收。官吏得以全部偿还所亏欠的四十万斛粮食，私下保存剩余粮食来休养生息，军队不再饥饿。重华说：“这些还不足以向天子报告，请再招募百姓建立十五屯，每屯设置一百三十人，耕种一百顷土地；命令各屯依高地修筑堡垒，从东面的振武出发，转向西面经过云州边界，直到中受降城【云州即今大同府；中受降城是秦汉九原地，另有东受降城，是汉代云中地；西受降城，是古代丰州地，三城都是张仁愿所筑】。出入于河山之间六百多里，使屯田堡寨彼此相望；敌寇来时不能施暴，百姓可以尽情耕种其中，这样至少可以停止漕运转输的费用。” 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秋收果然增加一倍，每年节省度支钱三百多万。元和八年，诏令授予他殿中侍御史，赐给朱服、金鱼袋和银绯服。这年冬天他入朝，上奏说：“如果再开垦田地四千顷，就完全可以供给塞下的五座城了【五城指三座受降城以及朔方、振武】。耕种五千顷田地，按制度应当使用七千人；我命令官吏在无事时督促他们练习弓箭，准备作战和防守，这样还可以制服敌人，或许能够做到所谓兵农兼务、一举两得。”大臣们正要阻止他的建议【元和八年冬，重华入朝时李绛已经罢相，宰相阻止重华的建议实行，见《食货志》】。我认为边军都不知道耕作，一开口就等着别人供养；有关部门常常雇人用车船从其他郡县运粮，乘着沙滩逆水而上，远的有几千里，人畜死在道路上，尸体相接，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中原因此白白消耗，边地官军又常常苦于粮食接济不上。如今您请求开垦的田地，都是秦汉时期原有的郡县土地；您的成效又已经得到验证。假如依从您的建议，其利益不能仓促地用一两项来计算。今天皇帝正要广泛任用群臣，以取得太平的功业，难道会让士人有才不尽用的叹息，让怀有奇才的人看到了机会却不能立即施展吗？您又有什么忧虑呢？中台的士大夫也都说：“侍御史韩君先前统领三个县，管理两个州，考核成绩常常是天下第一。如今把他的谋略施行于边地，功绩又如此显赫。假如完全采用他的策略，西北边境过去沦陷的土地，便可以指日收复。”听说他要回去，众人都相互勉励作诗来推重他，并嘱托我作序。

译《送浮屠文畅师序》世上本来有名义上是儒者、行为却像墨家的人：询问他的名声，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不是儒者。可以和他交往吗？也有名义上是墨者、行为却像儒者的人：询问他的名声，不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是儒者。可以和他交往吗？扬子云说：“在孔门墙内，就把他赶出去；在夷狄之地，就引进他。”我取这句话作为准则。浮屠文畅法师喜爱文章，他周游天下，每到一处，一定请求缙绅先生作诗作文，歌咏他所追求的志向。贞元十九年春天，他将要前往东南，柳宗元替他请求，打开他的行装，得到他所收集的序文和诗歌一百多篇。若不是极其爱好文章，怎么能够获得这么多作品呢？可惜没有人把圣人的道理告诉他，反而只是拿佛教的学说赠送给他。文畅是佛教徒。如果想听佛教的学说，应当亲自到他的老师那里去询问；为什么却来拜访我们这些儒者，请求我们呢？他看见我们君臣父子关系的美好，礼乐制度和各种事务的盛大，心中有所仰慕。他拘守佛教的教法却不能真正进入其中，所以乐意听闻儒学的学说而来请求。像我们这样的儒者，应当把二帝三王的道理、日月星辰的运行、天地显现万物的原因、鬼神幽隐的原因、人物繁衍的原因、江河流动的原因告诉他；如果所说不合适，又拿佛教的学说来轻慢地告诉他，就是不对了。人刚出生时，本来像禽兽一样，愚昧无知。圣人出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居住在宫室中、吃粮食，亲爱亲属、尊敬尊长，活着的人得到养育，死去的人得到安葬【“粒”字有的版本作“谷”】。所以，道没有比仁义更大的，教化没有比礼乐更正的；刑法和政令施行于天下，万物都得到适宜的安排；落实到人自身，身体安宁而气息平和。尧把这些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文王、武王传给周公、孔子；这些道理写在典籍中，中原人世代守护它。如今佛教徒所遵循、所传承的究竟是什么呢？鸟低头啄食，抬头四处张望；野兽深居简出，害怕外物伤害自己，却尚且不能摆脱这种处境。弱小者的肉，成为强者的食物。如今我和文畅能够安居而有闲暇，吃得丰足而活着、死亡，和禽兽不同，难道可以不知这种生活从哪里来吗？不知道这些，并不是人的罪过；知道却不去实行，是迷惑。喜欢旧道而不能实行，是软弱；知道却不把它告诉别人，是不仁；告诉别人却不说真实内容，是不诚信。我既看重柳宗元的请求，又赞赏浮屠能够喜爱文辞，因此说了这些话。《送郑尚书序》【郑权字复常，开封人，贞元六年考中进士，是郑复常的弟弟】岭南以南有七十个州，其中二十二个隶属于岭南节度府，四十多个分属四个府；每府各自设置主帅，但只有岭南节度府是大府【《通典》载：岭南五府经略使治所在广州，邕管经略使治所在邕州，容管经略使治所在容州，桂管经略使治所在桂州，镇南经略使治所在交州】。大府的主帅初到四府，四府必定派属官问候起居，感谢他守护本地，却不能立即祝贺，把这作为礼节。每逢年节，必定派人祝贺问候，进献当地物产。大府主帅有时路过所属府，府帅一定穿戎服，左手握刀，右边挂着弓箭，裹头，穿裤靴，到郊外迎接。到了以后，大府主帅先进入馆舍；府帅守候在屏风旁，像要快步进入庭院拜见一样。大府主帅同他谦让一两次，他才敢换下戎服，以宾主之礼相见；到了各自的位置，手执酒爵，众人都起身行拜礼，不允许才停止，情形如同小侯事奉大国。国家有重大事情，须咨询大府后才能施行。所属府的州，有的距离府治远达三千里，山海阻隔，使者必须经过几个月才能到达。蛮夷强悍轻率，容易产生怨恨，因此岭南各州都临近大海，多有洲岛；借助顺风，一天可以飞越几千里，茫茫海面上看不见踪迹。控制失去凭借，险阻之地便结党为仇，准备机弩毒箭来对付将吏；他们撞击呼喊，互相应和，像蜂群聚集、蚂蚁杂处一样，无法梳理整治。对他们好时，他们像人；对他们发怒时，他们像野兽。因此平时常常减轻他们的赋税，简化政令、放宽法网，时常有所遗漏，不加以彻底追究，长期像养育孩子一样纵容他们，最终杂乱到无法治理，只好像割草、猎兽一样把他们彻底铲除【割草叫“薙”，秋季打猎叫“狝”】○“薙”读作“雉”，“狝”读作“息浅切”；连根拔除，痛下决心斩断，才肯停止。海外各种杂国，如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等州，以及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类【《山海经》说海外有毛民之国；郭璞说，吴孙权黄龙二年派人渡海寻找夷州、亶州，这些地方在海中，距离极远，最终不能到达，只得到夷州数千人回来。林邑又叫环玉，在交州南面，海路三千里。真腊又叫吉蔑，在林邑西北，距离京师二万零七百里】，东南方连接天地，数量多到以万计。有时等候风潮，进贡的蛮夷和商人的船只交错在海上。假如岭南主帅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整个地区就会得到治理，彼此不再抢劫、盗窃、杀戮，没有风灾、鱼灾、水灾、旱灾和瘴毒之患；外国货物不断到来，珍珠、香料、象牙、犀角、玳瑁以及奇珍异物充满中原，怎么使用也用不完。因此选择岭南主帅，往往比其他镇更慎重；如果没有文武才能、威严声望，懂得大体而使人畏惧信服，往往就会发生祸事。长庆三年四月，朝廷任命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前往履行这一职务。郑公曾经节制襄阳，又统帅沧、景、德、棣四州，历任河南尹、华州刺史，都有值得称道的功德。入朝后任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工部尚书；家属有一百人，却没有几亩住宅，只能租房居住，可以说是身居高位却能够安于贫困，体现了仁者不以财富为意【按：据《资治通鉴》，郑权家中姬妾众多，宦官吐突承璀向王守澄请求节度使职位而得到广州，这句话大概是在讥刺他】。到了这次任命，朝廷上下没有不高兴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七百里〕 将要出发时，公卿大夫和士人中只要会作诗的，都相继作诗，赞美朝廷的政令，慰藉郑公南行时的思念；诗韵一定用“来”字，是为了祝愿郑公政绩成功，早日归来。

译《送齐皞下第序》古人所谓公正无私，就是在取舍、进退方面不因亲疏远近而有所选择，只看是否合宜。下属看待上级，也只看上级举荐或贬黜是否恰当，不因亲疏远近而怀疑上级。所以，上级施行意志、选择义理，坦然无忧于下属；下属克制自己、谨慎行事，坚定而不疑惑于上级。因此做君主不劳苦，做臣子也很容易。看见一个善行，就可以详细考察后加以举荐；看见一个恶行，就可以明确查明后加以罢免。到了道德衰败的时候，上下互相猜疑，于是把举荐仇人、举荐儿子的事记载在史传中并称赞为忠诚【《左传》记载，祁奚推荐解狐，解狐是他的仇人；又推荐祁午，祁午是他的儿子】。看见一个善行，如果对象是亲近的人，就不敢举荐；看见一个恶行，如果对象是疏远的人，就不敢罢免。众人共同喜爱的人，故意把他黜退，反而被称作公正；众人共同厌恶的人，故意把他举荐，反而被称作忠诚。于是出现违背本心的行为、触犯意志的话语以及内心惭愧的名声。像这样的人，就是世俗所谓贤能的官吏。肤浅而牵强的诉讼不能取信于君主，巧言编造的诬陷也不能取信于众人。唉！如今统治天下的君主，难道不是很劳苦吗？做官吏的，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要使人归向正道，难道不是很勤勉吗？所以，静坐思考这些问题，并不是统治者的过错；如果说是官吏造成的，那么也不是官吏的过错；如果说是如今选拔天下人的制度造成的，那么也不是如今选拔天下人的过错。大概是逐渐形成的，因为它原本就存在；根源产生于私心，亲疏关系因私心而形成，人又因为自己不正直，便认为别人也都如此。这种弊病植根已久，清除它实在困难。不是经过百年、穷尽一生，不能使它改变；不是明白天命、达到不惑的境界，也不能改正它。算了吧！它最终还能恢复古道吗？像高阳齐生这样的人，或许能够启发我吧？齐生的兄长是当时著名的宰相，出任南方藩镇【当时齐皞的兄长齐映任江西观察使】；朝廷中的重臣，都是他的旧交。齐生参加进士考试，官吏因为这些关系接连枉屈齐生。齐生不以此为意，反而说：“是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要求，官吏难道会冤枉我吗？我将磨炼自己的才能，等待时机罢了。”于是带着自己的学业，向东回到家乡。我观察世人，一旦不得志便认为自己没有停留在原处的理由，这样的人很多，也没有谁计算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像齐生这样的人，实际上已经达到要求，却说‘我还没有达到’，不因此怨恨官吏，难道不是很少见吗？我因此可以预知，齐生将来确实会成为贤能的官吏，会恢复古道，会公正无私，会知晓天命而不迷惑。《送许郢州序》【许志雍，安陆人，贞元九年进士。当时于頔节制山南东道，正在紧急征敛百姓；韩愈借许志雍将任郢州刺史之机，在他出发前作序规劝他】我韩愈曾经写信向于公自我介绍【于公即于頔】，前后累计数百字，主要意思是说：前辈士人得到人才并加以托付，自己的道德就会彰显，声名就会流传；后辈士人得到前辈援引并加以托付，事业就会显著，官爵就会通达。下属自恃才能，上级自恃权位，虽然总是相互寻求，却苦于不能相遇。于公不认为我的话没有道理，回信说：“您的话是对的。”于公身居方伯的尊位，蓄养着非同寻常的人才，却能同卑微平庸的人像回声应声一样相互答复，这难道不是忠于君主、乐于行善，把国家事务当作自己责任的人吗？我虽然不敢私下占有您的大政方针，却不能不说您是我的知己，经常称道您；感情已经极深而事情却没有实现，这是小人也不肯做的。因此在使君出行时，我讲述刺史所应做的事，作为赠送给于公的话。天下一切事情，因彼此相同而成功，因彼此相异而失败。做刺史的，往往偏袒自己的百姓，不据实答复观察府；做观察使的，往往急于征收赋税，不体察实情而信任州府。由此刺史不能安居其职，观察使不能实行其政令；财力已经枯竭，征敛却不停；百姓已经困穷，赋税却更加紧迫，他们没有逃走做盗贼，也只是侥幸罢了。假如刺史不偏袒自己的百姓，观察使不急于征收赋税，刺史说：‘我们州的百姓，也是天下的百姓，恩惠不能只对他们格外优厚。’ 观察使也说：‘某州的百姓，也是天下的百姓，征敛不能只对他们格外苛重。’这样做，政令还会不均、命令还会不施行，是从来没有的。前面所说的话，于公已经相信并实行了；现在所说的话，难道还会不相信吗？县对于州，就像州对于府一样：县有事情要向州报告，州也有事情要向府报告…… 面对下属，彼此同心就成功，彼此相异就失败，事情都是这样。若不是使君贤能，谁能相信并实行这些道理呢？我同使君的交情，并不是一次宴饮游乐所形成的短暂交情。因此这篇赠行文章，不用颂扬而用规劝。《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六目录 唐 韩愈 《平淮西碑》《曹成王碑》《处州孔子庙碑》《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袁氏先庙碑》《司勋员外孔君墓志铭》《乌氏庙碑铭》《南海神庙碑》《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鳄鱼文》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六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编纂、注释 唐 韩愈 《平淮西碑》【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身份出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韩愈任行军司马，平定蔡州后，因功授刑部侍郎，奉诏撰写《平淮西碑》】上天使唐朝承继并发扬自己的德行，圣明的子孙世世代代承继下去，经过千万年仍恭敬警戒而不懈怠，完全承受上天所覆盖的土地；四海九州，不分内外，全都成为君主的领土和臣民。高祖、太宗已经除弊治国，高宗、中宗休养生息；到玄宗承受福报、收取功业，国家极其炽盛丰饶，人口众多、土地广大，祸根却在其中萌发。肃宗、代宗遵循高祖、太宗的德业，勤劳而宽容，大的邪恶刚刚离去，稂莠却没有除掉；宰相和将领文官安逸、武将嬉游，习惯于所见所闻，把这一切看成理所当然。睿圣文武皇帝接受群臣朝拜以后，考察地图、数说贡赋，说：‘唉！上天既然把完整的国家交付给我，如今传承次序轮到我了；我却不能把每件事都治理好，将来凭什么到郊庙去见祖先？’群臣震恐奔走，各自尽职。第二年平定夏州【杨惠琳反叛】【兵马使张承金讨伐并斩杀杨惠琳】又过一年平定蜀地【东川节度使高崇文擒获刘辟并献给朝廷】；再过一年平定江东【大将张子良擒获李锜并献给朝廷】；又过一年平定泽潞【镇州招讨使吐突承璀擒获卢从史，押回京师】；于是安定易州、定州【义成节度使张茂昭把易州、定州交还给有关官府】，使魏、博、贝、卫、澶、相六州归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把六州交还朝廷】，没有不顺从皇帝意志的。皇帝说：‘武力不能无休止地使用，我也应当稍稍休息。’元和九年，蔡州将领吴少阳死去，蔡州人拥立他的儿子吴元济，请求朝廷承认，皇帝不答应【彰义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元济代理蔡州刺史，隐瞒父亲死亡而说他生病，请求领掌军务并上表请求统领军队，皇帝没有答应】。于是吴元济焚烧舞阳，侵犯叶县、襄城，想要震动东都，放纵军队四处劫掠。皇帝在朝廷逐一询问，除一两个大臣外，众人都说：‘蔡州节帅不接受朝廷任命，到现在已经五十年，先后传过三姓四将【李忠臣、陈仙奇、吴少诚相继任淮西节度使，这是三姓；李忠臣、吴少诚、李希烈、吴少阳，这是四将】。他们根基牢固，武器精良，士卒顽强，不同于其他地方。只要加以安抚而拥有它，顺从而又没有事端。’ 大官凭主观臆断作出决定，众人齐声附和，共同说成一种意见，牢不可破。皇帝说：‘上天和祖宗把国家托付给我的原因，大概正在这里；我怎么敢不尽力？何况还有一两个大臣同心，也不能说没有帮助。’皇帝说：‘光颜，你任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任忠武节度使】，在军中行进的河东、魏博、郃阳三军，都由你统领。’皇帝说：‘重胤，你原来有河阳的职务，如今再增加给你【乌重胤任河阳节度使】；在军中行进的朔方、义成、陕益、凤翔、延庆七军，都由你统领。’皇帝说：‘韩弘，你带领一万二千士卒，隶属于你儿子韩公武，前往讨伐他们【任命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韩弘请求派儿子公武率军屯驻蔡州附近，运送财物粮食以接济各军】。’皇帝说：‘文通，你守卫寿州【李文通任寿州团练使】；在寿州作战的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军，都由你统领。’皇帝说：‘道古，你负责观察鄂岳【李道古任鄂岳观察使】。’皇帝说：‘愬，你统帅唐、邓、随三州，各自率领本军进攻【李愬任唐邓随节度使】。’皇帝说：‘裴度，你任御史中丞，前往视察军队【裴度任御史中丞】。’皇帝说：‘裴度，只有你，我和你同心，于是由你辅佐我，根据服从命令与否实行赏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皇帝说：‘韩弘，你以节度使身份统领各军。’皇帝说：‘梁守谦，你出入宫禁、侍奉左右，是我亲近的臣子，前去安抚军队【命知枢密梁守谦担任监军】。’皇帝说：‘裴度，你前去给士卒供应衣服饮食，使他们不受寒、不挨饿，以完成这件事情；使蔡州百姓获得新生。赐给你节钺、斧、通天御带和卫兵三百人。所有这些朝廷大臣，都由你选择并听从，只任用贤能，不要畏惧权贵大臣。’庚申日，我将亲临宫门为你们送行，说：‘御史，我怜悯士大夫作战十分辛苦，从今以后，除郊庙祭祀外，不要使用音乐。’李光颜、乌重胤合力进攻北面，大战十六次，攻取栅城二十三处，降服士卒四万人；李道古进攻东南面，交战八次，降服一万三千人，第二次进入申州，攻破外城；李文通在东面交战十多次，降服一万二千人；李愬从西面进军，俘获贼将总是释放而不杀，采用他的计策作战，接连取得战功【李愬俘获骑兵将领李祐后，把他带回，以宾客礼相待】。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到达军中，统帅韩弘更加严厉地督促作战；李光颜、乌重胤等交战时更加奋勇。吴元济把全部军队集中到洄曲防守【蔡州人董昌龄在郾城投降李光颜，李光颜率兵进入并占据郾城；吴元济害怕，当时董仲瓘驻守洄曲，吴元济把亲近部众全部派往那里】。十月壬申日，李愬利用所俘获的贼将，从文城出发，趁着大雪急驰一百二十里，半夜到达蔡州，攻破城门，擒获吴元济献给朝廷，全部俘获他的部属和士卒。辛巳日，宰相裴度进入蔡州，奉皇帝命令赦免蔡州百姓；淮西平定，大规模设宴犒赏有功将士。军队返回时，把军中食物赐给蔡州百姓。蔡州士卒共三万五千人，其中不愿当兵、愿意回乡务农的有十分之九，全部释放。吴元济在京师被斩，登记功劳：韩弘加授侍中，李愬任左仆射、统帅山南东道，李光颜、乌重胤都加授司空，韩公武以散骑常侍统帅鄜坊丹延道，李道古晋升大夫，李文通加授散骑常侍；宰相裴度入朝京师，途中受封晋国公，晋升金紫光禄大夫，仍以原官任宰相；以他的副手总管马总为工部尚书，兼领蔡州职务【任蔡州留后、宣慰副使马总为彰义节度使】。裴度回朝后上奏说，群臣请求把皇帝的圣功刻在金石上。皇帝命令我韩愈撰写碑文。我韩愈拜了两拜，叩首献文说：

译唐朝承受天命，于是使万国臣服。是谁处在京畿附近，却承袭盗乱而狂妄？从前玄宗时，国家尊盛达到极点，后来却崩溃。河北凶悍骄横，河南也跟着兴起。四位圣主都不宽恕，屡次兴兵征讨，却有不能取胜的。于是增加驻军，男子耕作却没有粮食可吃，妇女纺织却没有衣服可穿；用车运输粮食，赏给士卒。外地许多地方不来朝见，皇帝长久不能巡狩四方。百官怠慢职守，政事丧失旧制。皇帝当时继承帝位，回头四望，忧虑叹息：‘我的文武臣子啊，谁来忧念我的国家？’已经斩除吴、蜀的叛乱，很快又取得山东。魏地将领首先归顺，六州投降。淮西、蔡州不顺从，自以为强大，带兵叫嚣，想要恢复旧日的叛乱。刚开始下令讨伐他们，他们便连续勾结奸邪的邻镇，暗中派刺客来杀害宰相【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入朝，东平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暗中射杀他】。战事尚未有利，京城内部已经受到惊动。群臣上奏说，不如施恩招抚。皇帝不予理会，而与神明谋划。于是任用同心同德的人，完成上天的诛伐。于是命令李光颜、乌重胤、李道古、李愬，都受韩弘统领。各自奏报功绩，三路分兵进攻，共有五万军队；大军从北面进军，兵力是敌军的数倍。平常驻军在时曲受挫，士卒骚动。后来攻取陵云【元和十年五月，李光颜在时曲大败贼军，攻取陵云栅】，蔡州士卒陷入窘境，邵陵、郾城相继投降。从夏天进入秋天，双方屯兵相望。唐军兵器疲钝，战事进展不快，报告功绩也没有及时传来。皇帝怜悯出征的士卒，命宰相前往整治军务。士卒吃饱后歌唱，战马在马槽旁腾跃。唐军在新城试战，贼军遭到失败逃走。唐军把敌方所有兵力都抽调出来，聚集起来防守我军。西路军跃然攻入，路上没有可以阻挡的人。蔡城高大险峻，疆域延伸千里。唐军进入并占有它之后，众人没有不顺从而等待处置的。皇帝派遣恩诏，宰相裴度前来宣布：只诛杀首领，释放其下属。蔡州的士卒百姓，投下铠甲，欢呼起舞；蔡州的妇女在门口迎接，笑语相向。蔡州人报告饥饿，便运粮船前去赈济；蔡州人报告寒冷，便赐给他们丝帛布匹。起初蔡州人被禁止往来，如今却相互结伴，在里门内夜间嬉戏。起初蔡州人前进作战、后退被杀，如今天将晚时才起身，左手拿饭、右手拿粥。朝廷替他们选择官吏，以收拾残余的疲弊；选派官吏，赐给耕牛，教给他们耕作却不征税。蔡州人说：‘起初我们迷惑而不明白，如今才完全醒悟，惭愧从前的行为。’蔡州人又说：‘天子明圣，不顺从就灭族，顺从就保全性命。你们如果不信我，看看这蔡州地方，谁不顺从？过去就砍断他的喉咙。’凡是叛乱，都有一定数量的人，声势相互依靠。我们强大尚且不能支持，你们弱小又凭什么依靠？告诉你的长辈、父亲、兄长，让他们奔走一同前来，和我们共享太平。淮西、蔡州作乱，天子讨伐他们。讨伐以后蔡州发生饥荒，天子使他们活下来。最初商议讨伐蔡州时，卿士没有人赞成；讨伐四年，大臣小臣全都怀疑。皇帝不赦免，也不因怀疑而改变，这是因为天子明断。蔡州的这番功业，只有果断才能完成。淮西、蔡州平定后，四方夷狄全都来朝。于是打开明堂，皇帝坐在那里治理天下【李愬因为最先进入蔡州、擒获吴元济，功劳第一，心中很不平。他的妻子是唐安公主，于是诉说碑文不真实，诏令凿掉碑文，另命翰林学士段文昌撰写】《曹成王碑》王姓李，名皋，字子兰，谥号成。他的先祖王李明是太宗的儿子，封国为曹；曹国中断后又恢复封爵，传了五王，到成王时，成王在玄宗时期承袭封爵【李明因被认为与太子李贤合谋而降封为零陵王，迁往黔州；其子李俊承袭，垂拱年间遇害；神龙初年，恢复封爵，改由李俊的弟弟李杰之子李岘承袭。李明之子李备从南方回来，诏令停止李岘的封爵而授予李备；李备死后又恢复李岘的封爵；李岘死后由其子李戢承袭，李戢死后由其子李皋承袭】。当时王十七八岁，继承爵位仅三年，河南、河北发生战乱，天下震动。王奉母亲太妃逃避祸乱，混入百姓之中，找到机会奔往蜀地跟随天子。天子思念他，从都水使者授任左领军卫将军，转任国子监、秘书省的副职。王十岁时父亲去世，他哭泣悲哀，来吊丧的客人都不忍听见他的哭声。服丧期满后，他刻苦磨炼，磨去豪纵习气，把自己完全交给学业。稍稍长大后，他更加看重了解人情、急务和时世大事，耻于一件事情不通晓。侍奉太妃跟随天子到蜀地，既孝顺又忠诚，持守官职和自身操行，内外都严肃认真。因此朝廷越来越想让他治理百姓。上元元年，授任温州长史，代理刺史职务。江东地区刚刚遭受兵乱，郡中又发生旱灾和饥荒，百姓纷纷逃走、死亡，没人吊唁。王到达州府后不解衣休息，下令撬开锁、打开仓门，把仓中所有粮食都发给百姓，使数十万人得以活命；上奏报告后，升任少府，并与军队一道平定袁晁叛乱【宝应元年，台州贼人袁晁反叛，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将其讨平】。仍然调任秘书省兼州别驾，部内报告没有事情，于是升任衡州刺史。王依法治理，修整政务，颁布法令，声名威势逐渐增长。观察使因嫉妒不能容忍他【当时辛京杲任湖南观察使】，便诬陷他有过失，御史审理此案，王被贬为潮州刺史。杨炎从道州入朝任宰相，感德宗之意，把王从衡州召回。因为王正直敢于当面直斥皇帝，又因为曾经遭受诬陷，他在朝中仍然思念母亲太妃年老将惊恐忧伤：出外时穿着囚服接受辩问，入内时却手执笏板、腰垂鱼袋，坦然自得。即使被贬到潮州，也升迁入朝祝贺。到这时才跪下谢恩，说明实情。起初观察使虐待部属，派王国良前往边界戍守【国良即王国良】；王国良在武冈反叛，戍卒一万人聚集兵力于荆、黔、洪、桂等地讨伐他。第二年叛军声势更加壮大，于是任命王统帅湖南军队，以讨伐王国良为职。王到达后撤去军队，写信给王国良，暗中击中他的忌讳。王国良惭愧害怕，请求投降，犹豫狐疑、进退不决。王立即假扮使者，只带一名骑兵，奔驰五百里到达王国良的营垒，鞭打营门，大声说：‘我曹王来了！’王国良不得已，惊愕迎拜，全部交出军队。太妃去世，王抛下军队跟随丧事，送灵柩回河南安葬；到达荆州时接到诏令责令他返回。梁崇义反叛，王于是不能推辞，返回军中，升任散骑常侍。第二年李希烈反叛，王升任御史大夫，授任江西节度使，负责讨伐李希烈。任命到达时，王出门住在外舍，禁止家中事务来干扰自己。他征集军队，大量选拔江州群体中的能人，授予职务，亲自训练他们。集中力量，运用勾卒、嬴越的战法【嬴即秦，指秦、越的兵法；《左传》载越王伐吴时设置左右勾卒】，规定曹伍之间诛罚赏赐【战败则连同同曹者一起诛罚，有所缴获则分给同伍】，率水军、步军二万人，和贼军遭遇【“遌”即相遇】。○“五”读作“故切”。用锐锋一举攻取蔡山，使敌军倒下【“嘬”指一举全部割取；“踣”指倒下】。李希烈在广济的蔡山修筑营寨，李皋声称要夺取蕲州，却派水军暗中袭击蔡山，将其攻拔。挖取蕲州的黄梅【李皋攻取蕲州，李良投降；又进攻黄梅，杀死贼将韩霜】，大力整治长平【“鞣”读作“柔”】，扫除广济【“防”是两刃木柄的农具，可以用来除草；“防”读作“普活切】。攻取蕲春【“掀”是举出、攻取的意思】，击打蕲水【“撇”是击打的意思】，夺取黄冈，攻克汉阳【“防”是箸，指装有针、箭的器具；读作“音夹”】。行军践踏汊川【“跐”是踩踏的意思；读作“音紫”】。返回大力整治蕲州境内【“膊”是分割、张开】，攻破安州三县【安州的三个县】，攻取该州，斩杀伪刺史【兴元元年，李皋派伊慎、王锷围攻安州，攻下后斩杀伪刺史王嘉祥】；在光州北山树立标志，攻取随州、光化【“▯”是大食；读作“他合切”】，攻下该州【“捁”读作“古酷切”】；十户抽取一人、十推抽取一人充兵【唐代法令规定，百姓二十岁以下、成丁以下为推；十推取一人为兵】，援救兵州东北所属乡里，返回后开设军营接受投降。

译此字及上下文疑有OCR错误，原文语义不明。大小战斗共三十二次，攻取五州十九县【五州是蕲、黄、安、沔、随；十九县为安州六县、黄州三县、蕲州和随州各四县，另有汉阳、汊州隶属沔州】。百姓、老人、妇女都不受惊扰，市场商贩不改变常态，田地里的果实和谷物没有受到一点损害。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改任户部尚书；再次调换节度使，统领荆州和襄州，享受三百户实封。王统兵时，天子西巡梁地，李希烈向北攻取汴州、郑州，向东侵略宋州，包围陈州，向西攻取汝州，逼近东都。王坐镇南方，向北牵制敌军的一角，使敌军至死也不能进入一尺一寸，敌军将领士卒死了十万人，南方各州全都输给了唐军。王从温州开始治理，最终治理襄州，始终平抑物价，贱买贵卖，百姓的使用有常规，官吏的行为有轨度；百姓服从差遣，家家户户都在监察，奸邪盗贼无处藏身，府中听不到急促的脚步和疾声呼喊。治理百姓、使用军队，各有条理次序，后世相传作为法则。他任用马彝、将军慎、王锷，以及李伯潜【当时马彝掌管幕府，李伯潜即李潜】等人，大家都尽力办事。王皋死后，追赠右仆射。元和初年，因为他的儿子李道古在朝廷，又追赠太子太师。李道古中进士，任司门郎中，刺史，统领利、随、唐、睦等州，征召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节度使身份督理黔中。李道古入朝京师，改任观察鄂、岳、蕲、沔、安、黄六州，率领军队讨伐蔡州。将要出发时，他哭着说：‘先王讨伐蔡州，实际上取得了沔、蕲、安、黄四州；他的恩德至今没有被忘记。如今我也奉命处理蔡州事务，而这四州正好都在我的辖境，希望能够有所成就。先王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我的兄弟还在，但墓碑尚未刻写，没有碑文，实在是有所等待。你们不要推辞文辞，于是我为他作序并作诗。诗辞说：’ 太宗有十三个儿子【太宗十三子】，曹王是其中最小的弟弟；有的死亡，有的消失，曹国才开始恢复封爵、办理国事。曹国的祖先王，害怕边塞而被迁徙；零陵王、黎国公【李杰曾为黎国公】的事迹不为人知，勉强保存下来。父子之间先后更换三个王，守护名号延续不断，经过百年，才有成王。成王的事业，完全出自自身；文德彰显在明章之中，武功又建立显著功勋；使枯弱者复苏，使强者更强，铲除奸邪猖獗之徒，以此报答宗庙，彰明王室。王也有后代，居住在王府旧地，只看重先王旧业；勤勉努力、登上台阶，确实取得了先王的成就，也确实像先王。把这首诗刻在碑上，用来昭示后代永远不止。《处州孔子庙碑》从天子到郡邑守长，能够通行祭祀并遍及天下的，只有社稷和孔子是这样。可是社祭祀土地，稷祭祀谷物，句龙和弃只是作为配享者，并不是专门祭祀的主神。况且社稷的神位没有建屋遮护，只设坛祭祀，哪里像孔子那样按照王者的礼制，让他巍然坐在正座上，并以门人配享【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面向南坐，以颜子配享】？从天子以下的人，都面向北跪拜祭祀，进退之间诚敬有礼，像对待亲身弟子一样。句龙、弃是凭功劳，孔子是凭德行，这本来就各有次序吧？自古以来有许多人凭功劳和德行取得这样的地位，却不能享受永久祭祀。句龙、弃、孔子都没有取得君位，却能享受永久祭祀；然而他们的祭祀都不如孔子盛大。所谓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能像孔子一样，他的贤德远远超过尧、舜，这就是成效吗？郡邑都有孔子庙，有的不能修治祭祀之事，虽设置博士和弟子，有的却被有司役使，名义存在而实际上废弃，失去了他们本来学习的事业。只有处州刺史邺侯李繁【繁是邺侯李泌的儿子】到任后，能把这件事放在首位；他重新修建孔子庙，又命工匠改塑颜子至子夏十人的像，其余六十子以及后世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轲、荀况、伏生、毛公、韩生、董生、高堂生、扬雄、郑玄等数人，也都画在墙壁上【贞观二十一年诏令左丘明、公羊高、毛苌、郑玄、伏胜、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举行释奠礼；其中没有孟、荀、韩、董、杨五人。韩生名婴，著有《诗传》】。所选博士弟子一定都是合适的人，又为他们设置讲堂加以教导，让他们在其中学习礼仪、反复操习；置办本钱和廪米，使这些供给能够继续，用来守护孔子庙，使之成就。李繁亲自率领官吏和博士弟子入学行释菜礼【欧阳氏说：释奠，是释菜祭祀的简略形式。古代士人拜见老师，以蔬菜作为见面礼；初入学时，必定行释菜礼来礼敬先师。学官在四季举行的祭祀，也都行释菜礼。释奠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没有音乐，又比释奠更加简略。因此这种礼仪后来失传了，而如今释奠礼幸而还存在，但也没有音乐，又不在四季都举行，只是在春秋办事罢了】当地老人感叹赞叹，他们的子弟也都奋发求学。邺侯崇尚文教，对于古代典籍无不贯通，所以他治理政事知道先后次序，真是值得歌颂啊。于是作诗说：只有这座庙学，是邺侯所建。起初低矮卑下，神明不把它当作居所。活着的老师所居之处，也困窘于寒暑。如今重建这座宫室，神明降临而享用祭品。讲读有固定的常规，不必告诫便能使人受到劝勉。光明卓越的贤哲，享有老师般的尊荣。群圣庄严肃穆，大道之法因此保存。画像临摹得非常相像，全都在这座堂上。让人瞻仰、效法，使人不至于有所遗忘。后世的君子，不要废弃已经成就的美事。把颂词刻在碑石上，来赞美这件事业的开端。《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日，皇上命丞相元衡【武元衡】、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绛【李绛】召太史、尚书比部郎中韩愈到政事堂，传达诏书说：“田弘正开始在京师建立先庙，朕想到弘正的先祖和父亲，他们的心没有不向着帝室的，直到最后也没能施展志愿，于是把教诲托付给他的儿子。弘正承受训诫，继承父业，早晚不懈，因此能够迎来上天的福佑，显著建立伟大的功勋【弘正的父亲田廷玠，大历年间任沧州刺史，恒州李宝臣、幽州朱滔联合发兵攻打他，廷玠坚守，朝廷嘉奖他，升任洛州刺史。建中初年，魏博节度使田悦召廷玠任副使，大概是因为田悦的伯父田承嗣与廷玠是堂兄弟。田悦怀有叛逆谋略，廷玠极力规劝切责，田悦不能悔改，廷玠忧愤成病而死】父子相继尽忠尽孝，朕特加以宠爱嘉奖，因此命你韩愈撰写碑铭，恭敬地办理吧！”这时臣韩愈奉承诏命，惊惧不安；第二天到东上閤门，拜上奏疏辞谢，没有得到答复。退下后又想到从前鲁僖公能够遵循祖先伯禽的功业，周天子亲自命令史臣克作《駉》《駜》《泮》《閟》四诗【四诗都见于《鲁颂》】，使它们在鲁国宗庙中传扬，以此借助鲁国先祖的神灵。

译今天子嘉奖田侯遵守父亲的训诫而不违背，用来使我国国家安宁，想来正是因为宠爱而命人刻铭，以使田氏的祖先和父亲得到安宁；而臣恰好执笔任职于太史，又奉有皇上的明命，怎么可以推辞？谨按，魏博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沂国公田弘正，是北平卢龙人，过去是魏博诸将中忠诚、孝顺、谨慎而令人敬畏的人。田季安死后，他的儿子年幼软弱，按照旧例代父任职，军吏不归附，便到田弘正家中迎接他，让他统领军务【田季安是田承嗣的孙子、田绪的儿子。季安死后，儿子田怀谏自行掌管军务，年仅十一岁，任弘正为都知兵马使。当时军政由家僮蒋士则决定，众人不归附，于是到弘正家中迎接他；弘正推辞而不能摆脱】。弘正登记本军将士和六州百姓，把他们交还朝廷；河北旧例全部革除，与各州相同，所以得以被任用为节度使。不久又追赠他的父亲、原沧州刺史为兵部尚书，母亲郑夫人为梁国太夫人，得以建立宗庙祭祀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于初室，祖安东司马、追赠襄州刺史府君祭于二室，兵部府君祭于东室【都水使者名璟，襄州刺史名延恽，兵部尚书即田廷玠；田璟的长子守义就是田承嗣的父亲】。他的铭文说：唐朝承继古代帝王的基业，海外各地都接受管辖；安于太平日久，燕地盗贼却乘机作乱，群党相互勾连，河北失去安定。号称登上元和大圣之位的皇帝，于是经营整顿，像风吹旗帜一样发号施令；阳光普照，万物都归于顺服。诏令高峻严明，魏地却让小儿般的军队任意玩弄兵器，官吏和军士都忧愁受害，没有谁能保全腰颈。人们说：“田侯的德行可以依靠！”于是呼喊喧闹，奔走趋附，登门请求他起来主持事务。田侯代理军政，奉行我大唐皇帝的圣明命令，收束弓箭兵戈，考核校正法度，清理疆界、户籍和赋税，使国家法度恢复。皇帝敬重贤良之臣，说：“这是我赐予你的。唉，我的六州，开始恢复原来的样子；到宗庙报告喜庆，于是降下诏书，赐给旌节、韬袋、豹尾神旗、櫜兜和牙纛，让你统领魏军。”田侯叩首说：“臣愚昧不肖，直到现在才有所成就。”祖先的教诲，皇帝说：“好啊！你忠孝兼备，朕思念你的父亲，追赠他为夏官卿，使贤德者相匹配、贤能者受到荣宠，梁国太夫人也因此荣耀。”田侯建造宗庙，察看方位、测定地基，并由蓍草和龟甲得到吉兆，祖先和父亲都很欢喜。盛大显赫的田侯，文武两方面兼备，直到他在外任职建立功业，足以成为辅弼大臣。告诫你田侯，不要急，也不要迟，按时朝见、祭享，要思念你的祖先。《袁氏先庙碑》【本传说：袁滋字德深，朗山人。建中初年，黜陟使赵赞推荐他，授试校书郎。御史中丞韦贞伯上表推荐他任侍御史，历次升迁为湖南观察使，封淮阳郡公】袁公滋建成宗庙后，第二年二月，持旌节从荆南入朝京师【据史书记载，袁滋于元和十一年入朝京师】，停留六天，遇到壬子日春分，便率领宗族亲属和子弟，用少牢在三室祭祀。祭祀完毕退下后，他说：“唉，年代多么久远啊！只有世代相传的德行，继承先人的训诫并集中到我身上，如今才有所成就。今天祭祀既没有献上金石乐器和音乐，也没有让乐工歌唱诗篇，来记载先人的功烈、描绘他们的容貌【歌诗是为了记载功烈，画像是为了描绘形貌】，那么将凭什么使后人长久地整饬幼稚蒙昧呢？只恭敬地系缚羊猪，幸而还有石碑【祭祀礼仪说，祭祀当天，君牵牲进入庙门，把牲畜系在碑旁；‘丽’就是系缚】，如果把先人的姓名事迹明确写出，因而作诗系在碑上，诗句合于义理，或许可以这样做；只是我不敢一定要求别人撰写。精通古道而又善于文辞的人，于是把这件事交给韩愈。韩愈推辞说自己不是合适的人选，不能推辞命令后，便谨慎地列述袁氏本来出自何处，以及世系、乡里居处；上起周代，经过汉、魏、晋、拓跋魏、周、隋，进入本朝以来，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辛勤劳作、庇荫后代【意思是庇护后人】，把福泽留给袁公；又详细叙述袁公如何遇合时运、承受福应，并缀以诗歌。诗说：“周代封立舜的后裔，陈国陈公的子孙中有人做了大夫，享有国中的土地，以袁乡为食邑；他的子孙世代守有此地而不失，因此自行分出，成为袁氏。春秋时期，陈国常常受楚国压制，同中原诸国交往尤其少，但袁氏的世系仍清楚可考，见于谱牒。袁氏常住在阳夏【今为亳州】○“夏”音同“贾”。阳夏到了晋代，隶属于陈郡，所以称为陈郡袁氏。博士辕固申明儒学，压制黄老之学，在前代倡导儒业；到了司徒袁安，把仁德存于自身，袁氏于是大为显达，连续几代都有贤人。汉代以后历经魏、晋，族人分仕南北，最初居住在华阴。拓跋魏时有鸿胪卿袁恭，生下周梁州刺史、新县孝侯袁颖【“新”字下有的版本有“安”字，“颖”有的版本作“频”】。孝侯生隋左卫大将军袁温，离职后居住在华阴，武德九年以高龄去世，开始葬在华州左卫。南州刺史袁士政，南州刺史生当阳县令袁伦，是袁公的曾祖。当阳县令生朝请大夫、石州司马袁知玄，司马生追赠工部尚书、咸宁县令袁皣，这就是先父。袁氏本是旧族，但当阳县令因为通晓经书成为儒者，官位只做到县令；石州司马凭《春秋》修身治事，终于做到州司马；咸宁县令学识完备而能融会贯通，文武之才随事任用，出入朝廷都建立功业，却没有在朝廷获得爵位。三代本来都应当显达，却受到阻塞；他们遗留的成就，后来应当由袁公来完成。袁公确实是曾祖、祖父和父亲的后继者。” 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之中，在世时都没有做到大夫，死后由子孙祭祀。只有将相才能使祭祀礼仪完备；世代越远，礼制就越不能充分达到，所以应当谨慎修养德行、操守和事业，治理政务、建立功业、载入名声，等待君上任用，不可有丝毫小失，大事更不敢不敬畏；无论早晚，都不敢不思考，成就于家族，进取于外部，以便立身朝廷。于是袁公从侍御史历任工部员外郎、祠部郎中、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华州刺史、金吾大将军，由卑微官职升到显要职位，没有一个官职不与他的才德相称，最终成为宰相，以辅佐、辨明和整治政务【《史记》说“便章百姓”，即“平章”】；仍然持节统领蜀、滑、荆、襄等地【袁滋在永贞、元和年间历任西川、义成、山南东道、荆南节度使；蜀指西川，滑指义成，襄指山南东道，荆指荆南】，大略包举河山，官秩升高、俸禄丰厚，因而得以建立宗庙祭祀，完全实现了他的志愿，又把显赫事迹刻在碑上，使后人不忘，可以说是大孝。诗说：袁氏从陈国分出，起初尚且艰难曲折；越过秦代到了汉代，博士开始发扬其论；司徒以德任职，怎忍心禁锢他人【博士为辕固，司徒为袁安。明帝时袁安任河南尹，从未因受贿罪审讯人，曾说：凡是学习做官的人，地位高的希望做到宰相，地位低的希望做到州牧、太守；禁锢人是圣明时代所不忍做的事。《左传》中有陈国的辕涛涂，又有袁侨；汉代有辕固、辕丰，又有袁安，大概是两姓。杜预说袁侨是辕涛涂的四世孙，却不知道为何到了汉代又出现两姓】

译○按欧阳修《集古录》所载《汉三老袁良碑》也说，辕涛涂创立袁姓；大概“辕”“袁”是古字通用，袁盎又通作“爰”，也不是另一个姓。此后建立功业，五位公卿使家族更加尊贵【司徒袁安、太尉袁汤、司空袁逢、太傅袁隗、司空袁敝，这就是五公】。晋氏南渡后，居住在华山之下；鸿胪孝侯顺应时势，进退取舍得当；南州刺史勤于治理，取得最优政绩而不懈怠；当阳县令沉潜经学，只敬畏义理；石州司马光明刚烈，专心于《春秋》；美好啊，咸宁县令不以一项才能自限，趋向困难、避开容易，随时势浮沉。由此生出孝子，成为天子的宰相；出外掌握将帅符节，各州都奉他为楷模。几次建立宗庙，俸禄足以置办祭器；曾祖、祖父直到父亲，同堂而分别安置。柏木为版，松木为柱，祭席陈列整齐。这里是袁氏宗庙，是孝孙顺应时势所建；于是选择吉日，询问蓍龟，平定地基的险处。屋宇墙壁坚固整齐，孝孙前来祭享、舞蹈；在庙庭登堂进室，亲自献上笾、铏中的肩、臑、胉、骼等祭肉【《礼记》说，太牢之礼用牛的左肩，臂臑切成九段；《仪礼》所说的臂、臑、膊、骼，以及两胉、脊、肺，是设置的肩、臑、胉、胁；骼就是骨，这四类都是所献的美味】○“臑”读作奴报切，又读作女朱切；“胉”读作柏；“骼”读作格。祭酒清冽，升降进退都接受福祚。在这盛大的礼仪中，曾祖、祖父和父亲施福于你；孝顺的后嗣以此报答，并恭敬地对待我们今日所拥有的一切。若不是根本，怎能不追思？把这首诗刻在碑上，并系于牲牢旁，用来告知后人。《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有一位贤能的辅佐官，名叫孔戡，字君胜【昭义军在潞州，属河东。贞元年间，卢从史上表任命孔戡为书记。阙里志说，孔戡是孔子的第三十八世孙】。卢从史做违法之事，孔戡暗中劝谏；卢从史不听，他就在众人面前直言不讳地折服他。卢从史羞惭得脸和脖子都发红，低头屏息，不敢说一句话来回答，只好站在那里。孔戡多次替他修改辞令，前后达到几十次。坐下时，孔戡便向卢从史讲说古今君臣父子的正道；顺从正道就会得到成就和福祉，违背正道就会遭受危辱甚至诛死，说：“您应当做那样的人，不应当做这样的人。”卢从史总是竦然倾听，喘息流汗。过了五六年，他更加骄纵，说出悖逆之言；孔戡劝谏，他却不再有悔改的神色。于是孔戡把所有从事都召集来，使整个府署的人一起去争辩。卢从史虽然羞惭退让，后来却更加严重。孔戡流着泪对同僚说：“我所能做的只能到这里，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于是以疾病为由辞职离去，卧居东都城东，不参加饮酒、饮食和歌舞宴乐。当时天下人都认为他贤能；谈论适合在天子身边任职的士人时，都说：“孔君，孔君。”宰相李公镇守扬州【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首先上奏请求起用孔戡，孔戡仍然卧病不应召。卢从史读到诏书，说：“这是舍弃我而跟从别人吗？”于是诬奏孔戡过去在军中有某件事。皇上说：“我知道这件事了。”卢从史三次上奏，皇上才任命孔戡为卫尉丞，分司东都。诏书刚下，门下给事中吕元膺把诏书封还。皇上派人对吕元膺说：“我难道不知道孔戡吗？正要任用他。”第二年，即元和五年正月，孔戡将去临汝温泉沐浴，壬子日到达临汝县，吃饭时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公卿大夫和士人在朝廷相互吊唁，处士们在家中相互吊唁。孔戡去世九十六天后，诏令将卢从史捆绑押送到京师，以违抗诏命之罪流放到日南。随后朝廷追赠孔戡为尚书司勋员外郎，大概是采用曾经想授予他的官职，以成全他的志愿。同年八月甲申日，孔戡陪葬于河南河阴县的广武原【《元和郡国志》说河南府有河阴县】。孔戡在行义方面像嗜好欲望一样热烈，勇于担当而不顾前后；对于利益和俸禄，却畏惧退避，退处时像怯懦之人一样。他起初考中进士，从金吾卫录事任大理评事，任昭义军佐；军帅去世【贞元二十年，昭义节度使李长荣去世】，卢从史从本军诸将中接任节度使，请孔戡说：“我从这支军队的行伍中起家，凡是幕府中的人，只有您对我没有丝毫私心。您如果留下来，唯有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孔戡不得已留下。一年后又上奏，孔戡由监察御史升为殿中侍御史。卢从史起初听从他的意见，因而没有失败；后来不再听信，恶名便越来越大。孔戡离开了他，卢从史于是败亡。祖父某，任某官，追赠某官；父亲某，任某官，追赠某官【祖父为如圭，任海州司户，追赠工部员外郎；父亲为岑父，任著作郎，追赠驾部员外郎】。孔戡最初娶弘农杨氏之女，她去世后又娶她舅父、宋州刺史京兆韦屺的女儿，两位夫人都有妇德。共生一男四女，都还年幼。前夫人随葬在岳父母的墓地，后来占卜者说：“今年还不能附葬。”于是没有附葬。孔戡的母亲的哥哥孔戣【音逵】，任尚书兵部员外郎；母亲的弟弟孔戢，任殿中侍御史，都以文章和品行为人称道。朝廷将要安葬孔戡时，把韦夫人的弟弟、前进士楚材所写的行状交给韩愈，说：“请为他撰写墓志铭。”铭文说：诚实守义的孔君，这里就是他的墓藏；经过千万年，也不许有人毁坏伤害。《乌氏庙碑铭》。元和五年，天子说：“卢从史起初提出建议，要出兵攻打恒州【恒州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去世后，其子王承宗自行任留后。皇上想革除河北世袭的弊端，没有任命王承宗。当时卢从史任昭义节度使，遭逢父丧，因左军中尉吐突承璀劝说，皇上请求发本军讨伐王承宗，皇上答应了】；后来却暗中同贼寇勾结，夸张欺骗，凶暴骄横，出言不逊。等到把他擒获以后，这年四月，宦官承璀便诱骗并捆绑了他。他的部下全都披甲出动，拿着兵器喧哗冲击。牙门都将乌公重胤守在军门，呵斥说：‘天子有命，顺从就有赏；谁敢违抗就斩首。’于是士卒都收起兵器返回营中，最终把卢从史押送到京师。壬辰日，诏令任命乌公为银青光禄大夫、河阳军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张掖郡开国公。过了三年，河阳称治。诏令追赠他的父亲为工部尚书，并且说：‘应当让他享有宗庙祭祀。’于是就在这一年于京师崇化里营建宗庙。军中佐吏私下议论说：‘先公既然已经位居常伯，而先夫人却没有增加封号，名位低于配偶，不合适。’这话传到朝廷，诏令追赠先夫人刘氏为沛国太夫人。元和八年八月，宗庙建成，三室共用一座屋宇；祭祀从佐领府君以下，在宅第中为他们制作神主。

译乙已日，升登宗庙。乌氏见载于《春秋》，著录于《世本》，列入《姓苑》。在莒国的有乌存【《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莒子庚舆暴虐而喜好剑术，乌存率领国人驱逐他】；在齐国的有乌余、乌枝鸣，都是大夫【《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齐国的乌余因廪丘投奔晋国；《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齐国的乌枝鸣戍守宋国】；秦国有乌获，官至大官。他的后代有迁居江南的，以鄱阳为家；居住在北方的，以张掖为家；也有进入夷狄之地而成为君长的。唐朝初年，乌察任左武卫大将军，实际上是张掖人。他的儿子名叫乌令望，任左领军卫大将军；孙子名叫乌防，任中郎将。乌防生下赠尚书、讳承玼、字某的人。乌氏自从莒、齐、秦三国的大夫以来，都凭借才能和勇力显名。到了武德年间以后，才因武功成为名将之家。开元年间，尚书统领平卢先锋军，参与击破奚、契丹，跟随军队追击捺禄、可突干【捺禄是山名，可突干是契丹的勇将】。渤海侵扰海滨，直到马都山，官吏百姓逃散迁徙，失去产业【渤海王武艺从海滨进军直到马都山，屠杀攻陷城邑】。尚书率领本部兵马，堵塞渤海军的道路，挖沟筑垒、堆石设防，绵延四百里，沟垒都深高三丈，使敌寇不能前进，百姓得以返回住所，每年还省罢运输费用三千余万钱。黑水、室韦两国率领五千骑兵前来归附，隶属于他的部下【黑水、室韦是两个国家，此处为名称】。乌边威进一步扩张其后方，与耿仁智谋划，劝说史思明投降；史思明后来又反叛，尚书与兄长承恩谋划杀死他，事情败露后，尚书全族被诛灭，只有他独自逃走得以幸免。李光弼把这件事上报，诏令授任他为冠军将军、守右威卫将军、检校殿中监，封昌化郡王，任石岭军使。他积储粮食，整顿兵器，出入之间从事耕作和作战，后来因病离职。贞元十一年丁已日，他在华阴县告平里去世，享年若干岁，随即葬在那里。他有两个儿子：大夫是长子，幼子名叫重元，任某官。铭文说：乌氏在唐朝成为世家；最初有左武卫、左领军两位祖先，后来相继任中郎将。年少时地位卑微，隶属于尚书，尚书认为他们的功劳没有得到相应报偿，于是征召大夫，授给我统领军队的符节。封地有疆界，屡次备办礼器，以建立宗庙；在天都修建庙宇，以此来表达孝心。右边的祖先、左边的孙辈，于是共同享受他们应得的报偿。谁说没有儿子？他有儿子；谁说没有孙子？他们能够相对而立而无愧。于是有贤能之人，想到从前平卢的艰苦劳瘁，大夫继承了这份事业，身处危难也没有抛弃道义。四方平定，士卒得以懈怠休息；他们前来朝见、斋戒，以黍稷进献。《南海神庙碑》海在天地之间，是形体最大的一类事物；自三代圣王以来，没有不祭祀它的。考察典籍记载，南海神的尊贵次序最高，位在北海神、东海神、西海神和河伯之上，尊号为祝融。天宝年间，天子认为古代爵位没有比公侯更尊贵的，所以海神、山神祭祀所用的牺牲和玉帛数量，也仿照公侯的规格，以此把最高的尊崇施加给大神。如今南海神也是王爵，而祭祀海神、山神仍沿袭公侯的礼制，空有王爵的仪制却不采用，这并不是表达最高尊崇的意思。因此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祝告的称号、祭祀仪式和祭祀次序也都随之提升，于是拆旧庙而重建新庙。庙在今天广州城治所的东面，距南海道八十里，位于扶胥水口、黄水湾。通常在立夏节气到来时，命广州刺史到神祠主持祭祀，事情办完后通过驿站上报。刺史又常常节制五岭诸军，并兼任监察各郡县，对南方事务几乎无不统辖。那里地域广大而偏远，所以常选用地位重要的人担任刺史。这些人既尊贵又富有，而且不熟悉海上事务；到了祭祀时，海上又常有大风，他们将要前往时都忧惧不安，到了那里观看祭祀又恐怖心悸，因此常常以疾病为借口，把祭祀事务交给副职。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很久，所以明宫和斋舍破败不堪，上面漏雨，旁边受风，毫无遮蔽。祭祀的牲畜瘦弱，酒味酸薄，祭品临时搜取，水陆食物杂乱地陈列在笾豆之间，进献、灌鬯、起身、俯身都不合礼仪，属吏也越来越不能供办，神灵没有得到应有的享祭，狂风怪雨【《月令》说“盲风”是迅疾之风；《山海经》说符阳山多有怪雨】无节制地发作，百姓防备着它们造成的灾害。元和十二年，才开始下诏任命前尚书右丞、国子祭酒、鲁国孔公【孔戣】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镇守南方【殿，意为镇定】。孔公为人正直方严，内心和乐平易，恭敬谨慎地履行职务；治理百姓明察，侍奉神灵虔诚，内外都竭尽心力，不作表面文章。他到任广州的第二年，夏祭所用的祝文和册书从京城送到，属吏按时来报告。孔公于是斋戒沐浴，查看册书，并向群僚发誓说：‘册书上有皇帝的名号，是皇上亲自署写的，其中说：“承继天命的皇帝某谨慎地派遣官员某恭敬祭祀。”既然恭敬严肃到这种地步，谁敢不奉行？’第二天，我将住宿在庙下，以办理清晨的祭祀事务。第二天属吏以风雨为由来报告，他不听。于是州府文武官吏士人共数百人，交相拜谒，轮番进谏，孔公都作揖让他们退下。孔公于是登船出发，风雨稍稍停息，船夫奋力划船，阴云散开而呈现斑驳的天空，阳光从云隙中穿透下来，波浪平伏不起。察看牲畜的那天傍晚，时而晴朗、时而阴暗；到举行祭祀的夜晚，天地间云气消散，月亮和星星明亮而密集【穊，意为稠密】【○古爱切】五更时分已经起身，牵牛星正位于中天。孔公于是穿上盛装，手执笏板进入神庙。参与祭祀的文武官员、宾客和属吏低头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各自履行职务。祭牲肥美，酒香浓郁，酒樽和爵杯安静而洁净；升坛、下坛都有一定的次序。神灵完全喝醉吃饱，海中的各种神灵和神秘怪物，恍恍惚惚地全都出现，蜿蜒曲折地前来享用祭品。整个庙宇回旋着船桨声，吉祥的风送着船帆，旗帜、旄和麾飞扬；铙鼓声时隐时现，喧闹轰鸣，高管乐器尖利地鸣响。武夫奋力划船，乐工彼此唱和；大龟和长鱼前后跳跃，天地的边际开阔显露出来。祭祀的这一年，风灾熄灭，百姓厌弃鱼蟹，五谷全都成熟。第二年祭祀回来后，又扩建并扩大庙宇，修整庭院和祭坛，改建东西两侧的廊序，以及斋舍、厨房等房屋，各项设施都修缮完备。第三年到了祭祀时节，孔公又坚持亲自前往而不懈怠，进一步防备灾害，年成接连大为和谐。老人们歌唱吟咏说，自从孔公到任以来，完全免除了其他名目的赋税，罢除了官府中可以废止的衣食供给。四方来的使者，不靠财物交结，而以自身作表率；宴饮享礼都有定期，赏赐也有节制。孔公收藏的私人积蓄，上下都足用，于是免除了所属州县拖欠的二十四万缗钱、三万二千斛米。征收金银赋税的州县，一年耗费金银八百，困窘得无法偿还，孔公都为他们请求免除。增加西南各地守令的俸禄，诛杀其中尤其不善、又不听命令的人；因此人人都自我约束而谨慎行事。对于因法律事务滞留南方而不能返回的人，以及被流放迁徙者的后代，共有一百二十八族，任用其中有才能品行良好的人，并供给那些无所依靠者的粮食；其中女子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就给她们钱财，使她们不至于错过婚期。刑罚与恩德一并施行，方圆数千里的地方，盗贼绝迹；行走山中、住宿海边，都不必挑选处所。祭祀神灵、治理百姓，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周备的了。众人都愿意把孔公的美德刻在庙碑上，并附上一篇诗，于是作诗说：

译南海幽深的水域，是祝融居住的宅所，祭祀就在它的旁边举行。天帝命令南方之神，过去的官吏懒惰而不亲自奉行；从今以后，孔公光明显赫地主持祭享，神灵赐福，佑助我们的国家。英明的天子啊，慎重选择他的使者；我公在任，神灵和百姓都感到喜悦。海边山岭的角落，既丰足又滋润，为何不把恩惠均匀而广泛地施行？让主持事务的枢密公公开施行，不要迟延；孔公不要匆忙归去。这不是我私自挽留孔公，而是神灵和百姓都依赖他。《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韩氏以国名为姓【唐叔虞的后代，曲沃桓叔的儿子万以韩为食邑】。他的先祖中有人从颍川迁徙到阳夏；这个地方在今天属于陈州太康【今属河南开封府】。太康的韩氏，声望大概由来已久。自许国公开始才大为显著。许国公名弘。他的父亲名海，为人身材魁梧、沉着稳重，凭借武勇在许、汴之间任职，少言寡语而能自持，不与人交往【“交”一字有版本作“校”】；众人都推许他为有地位、有德行的长者，官至防击将军，追赠太师。他娶同乡刘氏之女，生下许公，这就是齐国太夫人。太夫人的兄长名玄佐，在建中、贞元年间建立功劳【都是德宗的年号】，任宣武军节度使，统辖汴、宋、亳、颍四州之地和十万兵士【刘玄佐是滑州匡城人，从永平牙将起家，建中初年任宋亳节度使，击破李纳，又打败李希烈，加任汴宋节度使】。许公年少时依附舅氏，读书并学习骑马射箭，侍奉父母孝顺谨慎，正直自持，不放纵自己像富贵子弟那样奢华游荡。侍奉长辈、出入行止都恭敬严肃，军中人都注意到他。他曾经一次到京城参加明经科考试，退出来说：‘这不足以使我扬名成就事业。’于是又离开京城跟随舅氏学习，统领数百人，完全了解他们才能高下、性情怯勇，指派任务时必定让他们胜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司徒对此感到惊异，士卒都归心于他。各位老将都认为自己比不上他。司徒去世后，他出任宋州南城将。过了六七年，汴军接连发生叛乱，局势不得安定【贞元八年，玄佐去世，朝廷议论想任用吴凑，众人作乱，拥立他的儿子士宁代任节度使。贞元九年军队又发生叛乱，驱逐士宁，拥立副使李万荣为节度使。弘出任宋州南城将，汴州士卒再次叛乱，李万荣、刘逸淮安抚他们。李万荣病死，邓惟恭废黜他的儿子李乃，朝廷议论任用董晋；董晋在镇所去世，不久由刘逸淮接任】。贞元十五年，刘逸淮去世，军中都说：‘这支军队是司徒建立的，必须选择他的骨肉中为士卒所爱戴依赖的人交给他。如今在世的人没有比韩外甥更合适的了，而且他的功劳最大，才能又出众。’于是军权就交给了他，并向天子请示。天子认为有理，便从大理评事授任他为工部尚书，代替刘逸淮任宣武军节度使【弘侍奉刘逸淮时任都知兵马使；刘逸淮去世后，汴州士卒感念玄佐的恩德，认为弘宽厚，便上表请求任他为留后】。他全部接掌了舅父司徒的军队和辖地。正在这时，陈许节度使曲环去世，吴少诚反叛，亲自率军包围许州，向刘逸淮请求援助【这时刘逸淮大概已经去世，但吴少诚不知道，仍派使者来求援；使者于是把原本用于诱骗刘逸淮的话告诉了弘，弘将他们诛杀】，吴少诚以把陈州归还给汴州来诱惑他。使者有好几批住在馆舍，许公把他们全部赶出斩杀。他选拔三千士卒防备各军，在许州城下攻击吴少诚。吴少诚失去势力，逃往河南，事情于是平息。许公说：‘自从我舅父去世以来，汴州发生了五次叛乱，我像拔草、梳理头发一样清理它们，防备已经几乎完备【《淮南子》说：圣人用兵，像梳理头发、拔除禾苗，除去的少而获得的利益多】；然而如果不把它们一次斩尽，就不足以使人震惊畏惧。’他命刘锷率三百士卒在门下听候命令，责备他们多次参与叛乱、又把自己当作有功之人，连同刘锷一起斩首示众，鲜血流满道路。从此直到许公入朝京城的二十一年间，没有人敢在城中喧哗叫喊。李师古发布檄文，声称要起兵【师古任平卢淄青节度使】，屯兵曹州来威吓滑州军，并且告知要借道。许公派使者对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利害，只知道奉诏办事。你如果能越过我的边界来做盗贼，我自有办法对付你，不必说空话。’滑州军告急【“师”有版本作“帅”；滑州节度使的名义是义成军，姚南仲当时任节度使】。许公派使者对他们说：‘我在这里，你们不必害怕。’有人报告说：‘正在砍除荆棘、平整道路，敌军将要到了，请作准备。’许公说：‘敌军来了也不必为他们除道，我也不作应战的准备。’李师古的诈术用尽，计谋穷竭，只得拖延后撤军队。吴少诚把牛皮靴的材料送给李师古【“鞵”与“鞋”相同】，李师古又把盐作为资助送给吴少诚；这些物品暗中经过许公的辖境时，都被察觉并扣留，运入府库。许公说：‘按照法律，不能私下相互馈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三百人〕 田弘正开辟魏博地区时，李师道派使者来告知说【师道是师古的弟弟，当时师古已经去世，由师道代替他】：‘我家历来同田氏约定相互保护援助。如今田弘正不是田氏旧有的节度使，又首先改变了两河的局势，这也是您所厌恶的。我将与成德军联合出兵讨伐他【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特来告知。’许公对他的使者说：‘我不知道什么利害，只知道奉诏行事。如果你的军队向北渡过黄河，我就出兵向东攻取曹州。’李师道害怕了，不敢行动。田弘正因为济州一带的战事而诛灭吴元济，命许公总领各军，并说：‘不要亲自出动，用来牵制北方的敌寇。’许公请求派儿子公武率一万三千兵马在蔡州城下防守进讨，带回财物和粮食以接济各军，最终擒获蔡州的叛贼【“三千”，《淮西碑》作“二千”】。于是任命许公为侍中【元和十二年，因记录平定淮西的功劳，加授弘检校司徒兼侍中，封许国公】，任命公武为鄜坊丹延节度使。讨伐师道时，许公率兵向东进军，推进包围考城，攻克后继续进逼曹州。曹州的敌寇请求投降，郓州地区也已经平定【曹、郓二州就是师道所统辖的地区】。许公说：‘我在北方已经没有事情了，应当入朝京城。’天子说：‘大臣不可以在暑天出行。’等到秋天准备出发时，许公说：‘君主仁爱，臣下恭敬，这就可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三千人〕

译于是出发，到达京城后，进献马三千匹、绢五十万匹【“五十”有版本作“七十”】，另外还有锦、纨、绮、缬三万匹，金银器物一千件；而汴州府库和马厩中，按贯计数的钱还剩一百多万，绢也合计一百多万匹，马七千匹，粮食三百万斛，兵器多得无法计数。起初，许公接管汴州时正处于五次叛乱之后，抢掠所得的赏赐也已经用尽，只能一边征敛一边发放，常常没有隔夜的储备。到这时，公私财物充足，甚至多到露天堆积而不用筑墙遮护。朝廷册封他为司徒兼中书令，允许他入殿朝见，赐给他拜跪时的扶持礼遇。许公赞助元经治理国体，不拘泥于细小防范，天子敬重他。元和十五年，今天的天子即位【即穆宗】，许公任冢宰，又授河中节度使。在镇所任职三年后，因病请求归朝，又被授为司徒、中书令，但病重不能入朝。长庆二年十二月三日，他在永崇里宅第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天子为他停止朝会三日，追赠太尉，赐给布帛和粮食【按旧史，实际赐粮不到一千石】；葬礼所需物品由有关官署供给，京兆府负责监督防护。第二年七月某日，葬于万年县少陵原，在京城东南三十里。楚国夫人翟氏附葬。共有两个儿子：长子名肃元，任某官；次子名公武，任某官。肃元早逝；许公将要去世时，公武又突然患病先他而死。许公为此悲痛哀伤，一个多月后也去世了。他没有儿子，便以公武的子孙绍宗作为继承宗嗣的人。汴州以南是蔡州，以北是郓州，都是两大祸患。许公处在它们之间，对自己不利，于是降低身份、用谄媚的言辞求得与许公交好；他们进献女子，请求联姻，使使者一天天、一月月地前来。既然无法达到目的，便散布阴谋、搜罗诽谤，想离间并牵连我。许公事先察觉他们的情势，破坏了他们的关键环节，使奸谋不能发动，最终以王法诛杀他们，成就了最大的功劳。怎样排列功劳次序，判定高下呢？许公的儿子公武与许公同一时期都接受弓钺，镇守藩镇、担任将领，疆土彼此相望。公武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开镇所，许公的同母弟充从金吾将军的位置代替他统领渭北。许公以司徒、中书令的身份治理蒲州时，弟弟充从郑滑节度使任上平定宣武军的叛乱，以司空身份居守汴州【长庆二年，汴州驱逐节度使李愿，拥立牙将李岕为留后；充从义成节度使任上调任宣武，驻守汴州，监军杀死李岕而投降充，诏令加授检校司空】。自唐朝以来，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许公治理政务，严格却不繁琐，只除掉祸害的根本，不制定过多条文。他对人必定守信，官吏各得其职，赋税收入没有遗失遗漏，百姓安乐，因此地方富足。许公与人交往有界限，不作嬉笑亲狎的姿态；人们若得到他一句笑语，也看得比金帛赏赐更加贵重。他处置罪犯、杀人时不流露声色，询问法律应当如何处理，不自行增减轻重，所以没有人敢犯法。铭文说：在贞元时代，汴州军队五次像疯狗一样作乱【猘，疯狗。自刘元佐死后，汴州发生五次叛乱】。后来得到合适的人，众人于是得到休息【愒，休息，与“憩”相同。《诗经》说“不尚愒焉”】。这个人是谁？就是韩姓的许国公。他斩除枭鸟和恶狼，像风雨滋养万物一样养护百姓；桑树和谷物蓬勃生长，土地获得丰收。贞元皇帝的孙子【宪宗是贞元皇帝的孙子】命令他端正治理我的疆宇。许公是群臣的宗主，处在适宜的位置；黄河两岸，盗贼连接成群，彼此呼应，首尾相连，合成一体。许公居于其中，为皇帝督察奸邪，察看百姓的愁苦呻吟；对那些斜视眨眼【睨眴，意为目光斜视，也形容眼睛转动。《淮南子》说“看它而不眴”，就是斜视】、左顾右盼而失去正视、向右顾望便跪拜的人，进行整治。先平定蔡州，继而平定郓州，三年之间，那里便成为荒废枯槁之地。四方呼喊，最终没有人敢来沾染侵扰。常山【成德军】和幽都【幽州】，谁来陪同，谁来扶助？上天施行诛讨从不滞留，讨伐罪恶也不会漏掉。许国公参与其中，他所得的赏赐该有多么丰厚啊！辽阔的四方，既广大又绵长，再没有外患之事。朝廷得到治理，许国公前来入朝；车马与干戈，是相互扶助还是相互统领？仪仗威势如此盛大，担任将领就是这样；担任宰相，则位列三公。他解散十万军队，回到朝廷，在庙堂之上居处并为国服丧。许公辞让太宰之职，在蒲坂养病休息。天下各国无不臣服，同宗有弟、有子，提兵镇守藩镇。一时之间有三位侯爵，没有人敢攀比。他们在世时没有人能与其荣盛相比，死后也没有人能与其美名相比。把这篇铭文刻在碑上，以弘扬他们盛大的福庆。《鳄鱼文》【潮州有恶溪，鳄鱼吞食百姓的牲畜，几乎吃尽。韩愈到任几天后，命属吏带一只羊和一头猪投入溪水，并向鳄鱼祝告。当天夜里，暴风震雷从水潭中兴起；几天后，溪水全部干涸，鳄鱼向西迁徙六十里。从此潮州不再有鳄鱼的祸患】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韩愈派军事衙推秦济，拿一只羊、一头猪投入恶谿的潭水中，给鳄鱼吃，并告诫它说：“从前先王已经拥有天下，划分山林川泽，张网、结绳、持刀除去那些给百姓造成祸害的虫蛇恶物，把它们驱逐到四海之外。后来君王德行浅薄，不能把势力远及四方，于是江汉之间还都弃置不用，交给蛮夷楚越，何况潮州处在岭海之间，距离京师万里呢？鳄鱼在这里潜游、产卵、繁殖，本来也是它应有的处所。如今的天子继承唐朝帝位，神圣慈爱而又威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全都加以抚慰并据为己有，何况这里是禹迹所及、扬州附近的土地，是刺史、县令所治理、出产贡赋以供奉天地、宗庙和百神祭祀的地方呢？鳄鱼实在不可以和刺史杂处在这片土地上。刺史接受天子的命令，守护这片土地，治理这里的百姓；而鳄鱼却旁若无人地占据谿潭，吞食百姓所养的熊、猪、鹿、獐，使自己肥壮，繁衍子孙，和刺史抗拒，争着称雄。刺史即使愚钝软弱，难道也肯向鳄鱼低头屈服，畏缩不安、鬼鬼祟祟，成为百姓和属吏的羞耻，只为苟且活在这里吗？” 况且我承受天子的命令来到这里做官，按理势必不能不和鳄鱼争辩。鳄鱼如果有知觉，就听刺史的话：潮州南面就是大海，像鲸、鹏那样大的，像虾、蟹那样小的，没有不能容纳、不能在那里生存取食的。鳄鱼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现在我同鳄鱼约定：满三天，你们率领同类向南迁徙到海里，以避开奉天子命令而来的官吏。三天不能到，宽限到五天；五天不能到，宽限到七天；七天还不能到，那就是始终不肯迁徙了。这就是不肯听从刺史的话。否则，就是鳄鱼顽固愚昧、没有灵性，刺史虽有话说，你们也听不见、知不知道。凡是傲慢地违抗天子命令的官吏，不听他的话，不迁徙以避开他，以及顽固愚昧、危害百姓和万物的，都可以杀掉。刺史就挑选有才能技艺的官吏和百姓，拿着强弓毒箭，来同鳄鱼作战，一定全部杀尽才停止，你们不要后悔。”

译《御选古文渊鉴》第三十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三十七卷目录 唐 柳宗元 《献〈平淮夷雅〉表》《驳〈复仇议〉》《晋文公问守原议》《与太学诸生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与韩愈论史官书》《段太尉逸事状》《封建论》《守道论》《南府君睢阳庙碑》《箕子碑》《陆文通先生墓表》《裴墐〈崇丰二陵集礼〉后序》《柳宗直〈西汉文类〉序》《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邠宁进奏院记》《监祭使壁记》《兴州江运记》《剑门铭》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三十七卷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编注 唐 柳宗元，字子厚，他的祖先是河东人，后来迁居吴地。贞元年间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里行。他与王叔文友善，因事获罪被贬到永州，后迁柳州，死在那里。《献〈平淮夷雅〉表》臣柳宗元说：臣获罪后逃窜隐伏，违背尚书省的奏牍职责，已经十四年了。承蒙圣恩宽赦，命我镇守偏远之地【元和十年三月任柳州刺史】。如今怀抱官印，拖着绶带，有土地也有百姓。臣柳宗元实在感激、实在承受恩德，叩头叩头。臣私下想到，圣明英武的皇帝陛下，凭天赋的谋略和神明的决断，能够清除最大的祸患，金鼓一响，各方全都臣服。陛下缔造太平的功业、中兴国家的德泽，即使推究考察千古，也没有谁可以与之相让。臣于是私下估量自己，已经没有强壮刚健的力量，不能参加军队、献出生命。何况如今战事已经平定，想要报答国家的恩德，只有文章这一途。臣听说周宣王时被称为中兴，他的政治道术后来显著伟大，很少有能比得上的。从《诗经》考察，大雅、小雅中，选择车马出猎的有《车攻》《吉日》【都是小雅】；任命官员、分封土地的有《崧高》《韩奕》《烝民》【都是大雅，《烝民》原作《烝民》，因避唐讳改写】；南征北伐的有《六月》《采芑》【都是小雅】；平定淮夷的有《江汉》《常武》【都是大雅】，声音铿锵，光彩显耀，震荡人的耳目。所以，后人回望宣王的仪容以及他的辅佐大臣，仿佛神人一般。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有《雅》诗的缘故。臣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平定夏州【永贞元年，宪宗即位，杨惠琳反叛；元和元年，张承全斩杀杨惠琳】，平定剑南【元和元年，命将领讨伐并诛杀刘辟】，攻取江东【元和二年，诛杀李锜】，安定河北【元和十年，王承宗投降】，如今又出自天心，能够剪除淮西【元和九年，攻克蔡州，吴元济被诛】，可是大雅诗篇却没有产生。臣确实没有才德，然而不能不愤懑激动。臣想到朝廷中文臣很多，不敢专擅这些事情，于是谨慎地撰写了《平淮夷雅》两篇。虽然比不上尹吉甫、召穆公等人【《崧高》《烝民》《韩奕》《江汉》是尹吉甫所作，《常武》是召穆公所作】，但或许可以施用于后代，借以辅助唐朝的光明。谨冒死拜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 臣柳宗元实在恐惧，叩头叩头，谨此陈述。《驳〈复仇议〉》【武后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为父亲徐爽报仇，杀死县尉赵师韫。议论此事的人想免除他的罪，左拾遗陈子昂认为徐元庆应依法处死，然后表彰他的闾门和墓地，并把这件事编入法令，作为永久的国家典章。当时人们认为陈子昂说得对，柳宗元对此提出反驳】臣听说，武后时期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他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死，后来终于亲手杀死父仇，捆绑自己到官府认罪【赵师韫任御史时，徐元庆改名换姓，在驿馆里做佣工。过了很久，赵师韫住在驿舍，徐元庆用刀杀死他，自己囚禁起来到官府自首】。当时谏官陈子昂建议杀死徐元庆，却表彰他的闾门，并请求把这件事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典法。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臣听说礼的根本在于防止祸乱，比如说不要作恶害人，凡是做儿子的，即使杀人也不可赦免；刑罚的根本也在于防止祸乱，比如说不要作恶害人，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杀人也不可赦免。二者根本相同，作用却不同；表彰和诛杀不能同时并行。杀死应当表彰的人，这是滥用刑罚到了极点；表彰应当诛杀的人，这是僭越而破坏礼制到了极点。如果把这种做法昭示天下、流传后代，那么趋向正义的人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违背祸害的人也不知道应当站在哪里；把这种做法作为典法，可以吗？圣人制定制度，大概是穷究事理来确定赏罚，依据实情来端正褒贬，归根到底只是统一于一个原则罢了。假使审察他的真伪，考核事情的是非曲直，推究事情的起因和根源，那么刑罚和礼制的适用就会清楚地分开。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应由公法惩处的罪，赵师韫杀他只是因为个人怨恨，凭借官吏的威势，残害无辜，州牧不知道他的罪行，刑官也不追问，上下官员相互蒙蔽，呼号也无人听见，而徐元庆能够把不能与杀父仇人共戴苍天视为最大的耻辱，把枕着武器等待报仇视为合乎礼义【《礼记》说：父亲的仇人，不能与他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又说：居处在父母的仇人面前，应当怎样做？孔子说：睡在草席上，枕着盾牌，不做官，不能和仇人共同生活在天下【《礼记》语】。如果他处心积虑，刺入仇人的胸膛，坚定自持，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这就是守礼而行义。执掌政事的人应当面有惭色，忙于向他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诛杀他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实不能免罪，赵师韫的诛杀也没有违反法律，那么这就不是死于官吏之手，而是死于法律。法律可以仇恨吗？仇恨天子的法律，杀害奉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傲慢、凌犯上级。逮捕他并杀死他，是为了端正国家法典，又怎么还要表彰他呢？况且陈子昂的议论说：人一定有儿子，儿子一定有父亲，父子相互为亲而报仇，这种混乱谁来挽救？这实在是严重地误解了礼。礼所说的复仇，是指冤屈压抑、痛苦深重而呼告无门，并不是说一个人已经犯罪触法、陷入死刑，却还说“他杀了我父亲，我就杀他”，不问是非曲直，只是欺凌寡弱；这难道不是违背经典、背离事理太严重了吗？《周礼》说，调人掌管处理天下人的仇怨；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其亲属不得复仇。若复仇，就处死；如果有人反过来杀死复仇者，国家就共同向他复仇。这样又怎么会有父子相互复仇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没有罪而被杀，儿子可以复仇【“不受诛”，是说罪不应当被杀】，父亲罪当受诛，儿子却复仇，这就是互相报复的道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复仇不能消除祸害【一来一往叫作“推刃”；“不除害”，是说只能杀死仇人本人，不能同时杀死仇人的儿子】。如今如果依法惩处徐元庆，以此截断双方相互杀戮的势头，就合乎礼制了。况且不防止复仇，是孝；不吝惜死亡，是义。徐元庆既没有超越礼制，又尽了孝、成全了义，必定是通达礼义、深明道理的人。通达礼义、深明道理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议论此事的人反而把他当作应杀之人，滥用刑罚、破坏礼制，这种做法显然不能作为典法。请把臣的这篇议论下发，附在法令之中。以后审断这种案件，不应再依据先前的议论办理。谨作此议。《晋文公问守原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见周襄王，周王把阳樊、温、原、攒茅的土地赐给他。阳樊人不服，晋军包围阳樊，把当地百姓迁出。冬天，晋侯包围原地，原人仍不投降，晋侯命令军队离开。军队退后一舍，原人就投降了。晋侯询问守原的合适人选，寺人披回答说：“从前赵衰带着一壶饭跟随晋文公经过小路，自己饿着也不肯吃，所以让他留在原地。”

译晋文公从周王那里接受了原地，难以选择守原的人，于是询问寺人披【“防”音勃，“鞮”音低】，把这个职务交给赵衰。我认为，守护原地是国家政治中的大事，是用来承受天子的命令、树立霸主功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当向亲近而轻佻的小人谋划，以致辱没周王的命令。晋文公选择重大职任，不在朝廷公开商议，却私下在宫中商量；不广泛征询卿相意见，却只和一个寺人商议。即使赵衰贤能，足以主持守国之政，这件事或许不会失败；但伤害贤能、败坏政事的苗头，也由此滋长了。何况当时并不缺少能够发表意见的大臣。狐偃是谋臣，先轸统率中军，晋文公却疏远他们而不咨询，向外不征求意见，最后竟由宦官决定。这能作为法则吗？况且晋文公将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辅佐天子，这是宏大的志向。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晋文公取得原地、开拓疆土，正是开始施行政事、观察诸侯的时候，却反而背离了齐桓公兴盛的原因，追随了齐桓公败亡的道路。然而，霸主统领诸侯，论土地则广大，论力量则强盛，论名义则有天子的册命，确实令人畏惧；但怎能使诸侯心悦诚服呢？后来景监得以做卫鞅的引荐人【景监是秦孝公的宠臣，卫鞅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弘恭、石显得以诬陷杀害萧望之【宣帝时宦官弘恭、石显进谗，陷害萧望之】，造成这种先例的，正是晋文公。唉！得到贤能大臣来守护大城，询问人选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询问的方式。然而尚且会使当时蒙羞，使后代陷入这种局面，何况询问和选任两方面都错了，那又凭什么挽救呢？所以我特意写出晋文公的罪过，以附合《春秋》称许许世子止、赵盾的义例【赵穿弑杀晋灵公，太史记载说“赵盾弑杀他的君主”；许悼公病重，饮用了太子的药后死亡，太子逃到晋国，史书记载说“许世子止弑杀他的君主买”】。○考察唐朝，自德宗为朱泚之乱而警惕以后，把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军队交给宦官掌管，设置神策军中尉，由中尉分别统领禁兵，威权逐渐下移，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这种情形比晋文公向寺人询问守原人选还要严重。柳宗元这篇议论虽然是在批评晋文公的过失，实际用意却是怜悯当时宦官造成的祸害。到了宪宗元和十五年，陈弘志之乱发生。《与太学诸生书》【贞元十四年，太学生薛约因上书论事获罪，被贬到连州，阳城到郊外为他送行。皇帝憎恨阳城结党而获罪，把他贬为道州刺史。太学学生何蕃等到宫阙前请求留住阳城，柳宗元因此写信勉励他们】二十六日，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恭敬地致书太学诸生足下：起初朝廷任用谏议大夫阳公担任国子司业，诸位学生受到陶冶，品德醇厚美好，和乐融洽，至今已经四年了。诏书下达，任命他出任道州刺史；我当时在光范门登记入籍，在秘书省任职，听到这件事，心中郁闷而不高兴。不只是为诸位学生忧愁，我也失去了自己的师表，没有可以仿效的人了。不久，署中的官吏传来诏书草稿，我得以看到。原来皇上非常了解阳公，对他嘉奖、赞美，给予显赫宠遇，勤恳周到而且丰厚。于是我知道，这是想劳烦阳公到边远地区传播教化，把美好的德化广泛施给百姓。我的心这才宽慰，稍稍高兴起来，仿佛得到了天子美好诏命的安慰。然而退下来后，自己又感伤起来：幸而生在圣明、允许直言的时代，不能把自己积蓄的意见和对于大政的议论公开陈述，使之被执掌政务的人听到，希望略微得到采纳而返回。阳公南行的第二天，我从秘书省退出来，到司马门外登车，听守门人和掌管门禁的人说，诸位学生爱慕阳公的德行教诲，不忍心让他离开，叩头在宫阙西门下，诚恳至极地请求像从前一样留住他的，有一百几十人。我拍手高兴极了，激动得不能安定。没想到古人的道路又在今天显现出来。我曾经读过李元礼、嵇叔夜的传记，看到其中说太学生们仰望宫阙、奔赴宫门申诉；我以为一千百年之后也不会再见到这种事情。如今竟听到并亲眼看见了，实在是诸位学生给我的极大恩惠。唉！我年轻时常常有意到太学游学，接受老师的教诲来树立志向、持守自身。当时议论的人都说：太学生聚集成朋党，欺侮老人、怠慢贤者；有些人懒惰败坏学业，只想靠花言巧语谋取衣食；有些人粉饰恶言，放肆争斗诉讼；有些人凌辱傲慢地对待长官，辱骂主管官吏。至于退让自守、能够自我克制而不同于众人的，几乎没有。我听了又惊惧又悲痛，实在痛心他们游学于圣人门下，却大多这样恶劣。于是我退居乡里，依托家塾，考察砥砺自己的志业，经过太学门口也不敢回头多看一眼，又怎么能抬头仰视太学的学生呢？如今他们竟然奋发志向、砥砺义行，超出千百年间的常态，这听闻和见识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难道是先前的议论错了？还是时代不同、人物不同，不再有从前那样凶悍有害的人了？莫不是阳公渐渐浸润、引导训诫所产生的明显成效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们承受圣人的遗教，居处在天子的太学，就可以无愧了。唉！阳公有博大厚重、宽宏恢弘的德行，能够容纳善人和伪善者，对来求学的人不拒绝。从前我听说有个狂妄迷惑的小生【指薛约】依托在他门下，有时竟写文章陈述愚见，行为丑恶而无赖；议论者便拿这件事责怪阳公，说他过分容纳污秽，没有做人师长的道理，这是完全不对的。孔仲尼的门徒中有狂者和狷者，南郭惠子还对此讥讽【《荀子》记载，南郭惠子问子贡：“先生的门下为什么这样杂乱？”】；曾参门下的七十二名弟子，后来还发生了背负刍草而招致祸患的事情；孟轲住在齐国时，跟随他的人还偷过鞋子。那一位圣人、两位贤人，后来都成为大儒，尚且不能避免这种事，又怎么能拒绝别人呢？俞跗、扁鹊的门下不拒绝病人【俞跗、扁鹊，古代的良医】，规矩墨线旁不拒绝弯曲的木材，老师和儒者的座席不拒绝有偏差的士人，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况且阳公在朝廷任职时，四方听到他的声名，仰慕而尊敬他；贪婪冒进、邪曲浅薄的人，或许因此稍稍受到阻遏，不至于完成他们的恶行。阳公虽然没有太师、太傅那样的职位，但实际上人人都仰望他。与其在一个方面传播风气、在一个州广施教化，他的功效远近，又哪里能够估量呢？诸位学生的话，不只是为了自己，对国家的体制实在很合宜。希望诸位不要把这件事只当作私情，想来还会再次上书，所以我姑且在笔端略加帮助。勉励保持这种美好的志向，使后世修史的人有所记载。努力吧，多多珍重。柳宗元白【太学生得到这封信后，在宫阙前守候了几天，被官吏拦阻，不能上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新唐书·年表》说，韦中立是潭州刺史韦彪的孙子】

译承蒙你来信，说想拜我为师。我所奉行的道不深厚，学业也很浅近，回头看看自己的内心，没有发现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虽然我曾经喜欢谈论、写文章，却很不以自己为是。没想到你从京城来到蛮夷之地，竟然幸蒙你选取我。我自己估量，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即使有可取之处，也不敢做人家的老师。给一般人做老师我尚且不敢，何况敢做你的老师吗？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人家的老师。魏晋以来，人们更加不肯从师。如今这个世道，听不到有谁做老师，有人一旦做老师，众人就喧哗嘲笑他，认为他是狂人。只有韩愈奋不顾流俗，冒着被嘲笑侮辱的危险，招收后辈，写作《师说》，于是厚着脸皮做老师；世人果然群起惊怪、聚众辱骂，指指点点、牵强附会地增添言辞，韩愈因此得了狂人的名声。他住在长安，饭还来不及煮熟，就又匆忙向东奔走，像这样已经多次了。屈原的赋说：“乡里的狗成群吠叫，是因为吠叫它们所感到奇怪的东西。”我过去听说，庸、蜀以南常常下雨，很少有晴天，太阳一出来，狗就吠叫；我以为这是夸大的说法。前六七年，我来到南方，元和二年冬天，幸逢大雪越过山岭，覆盖了南越中几个州；几个州的狗都惊慌地吠叫撕咬，狂奔乱跑的狗连续多日都有，直到雪消失才停止，然后我才相信过去听到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比作蜀地的太阳，而你又想让我成为越地的雪，这不是要使我受困吗？不只是使我受困，也会使你受困。然而雪和太阳本身有什么过错呢？只是狗在吠叫罢了。想来今天天下那些不吠叫的人，除了畏惧众人之外，谁又敢在众目之下炫耀奇怪之处，自取喧闹和愤怒呢？自从我被贬以来，志向和思虑更加减少。我居住在南方已经九年，又增加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哪里能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早晚在我耳边聒噪、扰乱我的心呢？那样我本来就会僵卧烦乱，更加不能有所作为了。我平日向外遭受流言攻击已经不少，唯独还缺少做人老师这一项。又听说，古人重视冠礼，是要用成人的道理来要求一个人成为大人，这是圣人尤其用心的事情。几百年来，人们不再举行冠礼。近来有个孙昌胤，独自发愤举行冠礼，礼成后第二天到朝廷去，到了外廷，把笏板举起向卿士们说【“荐”是举起的意思】：某人的冠礼已经完成。回应他的人都茫然无措。京兆尹郑叔则愤怒地拖着笏板退后站着说：“这关我什么事？”朝廷中的人全都大笑。天下人不认为郑京兆有错，反而为孙昌胤感到痛快，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做了别人不做的事。如今拜人为师，大多就像这种情形。你的品行厚重，文辞深刻，所有作品都宽宏而具有古人的风貌；即使我敢做你的老师，又能增加你什么呢？假如只是因为我的年龄比你大，听闻道理、著书立说的时间不比你晚，你确实想来往交谈，说说各自所听到的道理，那么我本来愿意把自己心中所得全部陈述出来；你只管自己选择，取某些内容，舍弃某些内容，这就可以了。至于要判定是非来教导你，我的才能不够，又害怕我前面说过的那些事情，所以我不敢这样做，是确定无疑的。你先前想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部陈述给你了，并不是为了在你面前炫耀才华，只是姑且想观察你的神色，看看你究竟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如今来信中称赞我的话，全都过分了；你确实不是谄媚吹捧、歪曲诬陷的人，只是对我太爱护，所以才这样说。起初我年轻时写文章，把辞藻华美当作工巧；等到年长，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理的，因此本来不应当只是追求光彩灿烂、讲究文采声调并以此自夸。凡是我所陈述的，都自认为接近道理，却不知道究竟是真的接近还是远离道理。你喜爱道理而又认为我的文章可取，也许你对于道理并不遥远。所以我每次写文章，从不敢用轻率的心来对待它，怕文章浮薄而不能留存；从不敢用怠惰的心来改变它，怕它松弛而不严密；从不敢用昏暗的心来写出它，怕它暗昧湮没而杂乱；从不敢用自矜的心来创作它，怕它傲慢而骄纵。压低它，是要使它深奥；发扬它，是要使它明白；疏通它，是要使它通达；收束它，是要使它有节制；激发它，是要使它清亮；坚固保存它，是要使它厚重。这些就是我用来辅翼道理的方法。以《尚书》为根本来寻求质朴，以《诗经》为根本来寻求恒常，以《礼经》为根本来寻求合宜，以《春秋》为根本来寻求判断，以《周易》为根本来寻求变化；这是我探取道理源头的方法。参照《谷梁传》来砥砺气势，参照孟子、荀子来畅通文章的支脉，参照庄子、老子来放开文章的端绪，参照《国语》来扩大情趣，参照《离骚》来达到幽深，参照太史公的著作来彰显清峻；这是我从旁推演、相互贯通而写成文章的方法。像这样的一切，究竟对不对？有可取之处吗？还是没有可取之处？希望你幸而加以考察、选择，有余力时告诉我。假如你赶快来帮助扩充这种道理，即使你没有所得，我也有所得，又何必说什么拜师呢？取其实际内容而舍弃师徒的名分，不招致越地、蜀地的狗吠，也不成为外廷的笑柄，那就幸运了。《与韩愈论史官书》【元和八年，韩愈任史馆修撰，刘秀才写信勉励他，韩愈回信。柳宗元看到韩愈的信稿，于是写信给韩愈】先前收到你的信，谈到史事，你说已经详细写信给刘秀才【刘秀才有人说名叫刘轲】；直到现在我才看到信稿，私心很不高兴。我从前和退之谈论史事，实在大错特错。假如信中所说退之不应在史馆任职一天，那么怎会有探听宰相的意图、认为宰相只是想用修史的荣誉来奖赏韩退之这种说法呢？如果果真如此，退之难道应当虚受宰相的荣宠，随后冒充任居史馆，在接近机密的地方享受俸禄供养、役使他人，掌管旧例所用的纸笔，拿公家的东西写私信来供给子弟费用吗？古代有志于道的人，不应当这样【韩愈答刘秀才信说：宰相怜悯我年老穷困、处境坎坷而没有合适职位，便替我向上陈说，暂且加授一个职务以荣耀我，并不是一定要督促逼迫我去完成修史事务】。况且退之认为修史的人会遭受刑罚灾祸，因而逃避不肯任职，这尤其不对。史书用名分来进行褒贬，尚且令人恐惧而不敢下笔；假使退之担任御史中丞、御史大夫，褒贬人物成败，影响更加显著，他应当恐惧的地方就更大了；那时难道又要扬扬得意地进入御史台府，美食安坐，只在朝廷上呼喝唱诺吗？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担任宰相，天下人的生杀、进退、升降都由他决定，仇敌就更多了；那时难道又要扬扬得意地进入政事堂，美食安坐，只在宫廷内外呼喝唱诺吗？

译这同不做史官而只贪图史官名号、谋求俸禄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你又说，不遭遇人为的祸害，就会遭遇上天的刑罚。如果这是在责怪古代那些做史官的人，那也太糊涂了。凡是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应当想着使自己的道理正直；道理只要正直，即使死了也不能改变。如果要改变它，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在鲁、卫、陈、宋、蔡、齐、楚受困，是因为当时诸侯昏暗，不能任用他；他不得志而死，并不是因为写作《春秋》的缘故。当时即使不写《春秋》，孔子仍然会不得志而死。至于周公、史佚，即使记载言语、记录事情，仍然会得到任用并显达，也不能把《春秋》说成是孔子的祸因。范晔悖乱，即使不做史官，他的家族也照样被诛灭【范晔删改众家《后汉书》，因谋反而被灭族】；司马迁触犯了天子的喜怒【司马迁写《史记》时盛赞李陵，武帝认为司马迁想为贰师将军李广利解脱，便把他交付蚕室受宫刑】；班固不检点自己的行为【班固写《前汉书》时，仆人辱骂洛阳令种竞，种竞发怒，借事逮捕班固，班固死在狱中】；崔浩以炫耀正直来同暴虐的胡人争斗【崔浩撰写《魏史》，立碑彰显直笔，众人向魏太武帝进谗，崔浩因此被诛】，这些都不是合乎中道的做法。左丘明因疾病失明，是不幸造成的；子夏不做史官也失明，不能把这些作为警戒。其余事情都不超出这个道理，所以退之应当守住中道，不要担心自己的正直会因其他事情而受到祸害。退之所应恐惧的，只是不正直；至于因为不能守中道而遭受刑罚灾祸，不是应当恐惧的事【以上都是韩愈信中引用的话，韩愈说做史官的人如果不遭人为祸害，就会遭受上天刑罚，不可不畏惧，所以柳宗元加以反驳】。凡是谈论二百年间文治武功的人，很多都有这样的警诫。如今退之说：“我一个人，哪里能够把它们阐明？”那么同职的人也这样说，后来接任的人也这样说；人人都说“我一个人”，最终谁来把这些事情记录流传下去呢【韩愈信中说：“唐朝拥有天下已经二百年了，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接连不断，建立功名的文臣武士数不胜数，难道一个人仓促之间就能把它们全部记载流传吗？”】？如果退之只根据自己听到、知道的事情，勤勤恳恳不敢懈怠，同职的人和后来接任的人也各自根据所听所知，勤勤恳恳不敢懈怠，那么或许可以不使这些事迹失传，最终有所阐明。否则，只相信人们口头传说，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日子一久，所说的“光明磊落、可以震动天地，决不会沉没”的事迹就会混乱杂糅，无法考察，这不是有志之士所能忍心放任的【信中又说：“圣唐的伟大事迹以及贤士大夫的事情，都光明磊落、可以震动天地，决不会沉没”】。如果真有志向，难道应当等别人督促逼迫，才去履行官职的职责吗？又比如鬼神之事，渺茫荒诞、令人迷惑，没有可以凭据说明的内容，本来就不应当记载。以退之的智慧，尚且对这些感到恐惧；如今学问像退之，文辞像退之，意气慷慨、自我奋发，行为正直刚强也像退之，却还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唐朝的历史著述最终难道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了吗？圣明的天子、贤能的宰相，得到这样有史才的人，而他又不能完成史事，实在令人痛惜！退之应当重新思考什么是可以做的，赶快去做；如果最终因为恐惧而不敢做，那么一天之内就可以引身离去，又何必说“将要谋划离职”呢【信中又说：“我将要谋划引身离去”】？现在该做却不做，又诱使史馆中其他人和后辈也这样做，这是最大的迷惑；自己不勉力做，却想勉励别人，实在太难了！” 《段太尉逸事状》【段太尉名秀实，字成公，这是柳宗元元和九年在永州所作】段太尉最初任泾州刺史时【泾州隶属平凉府】，汾阳王郭子仪以副元帅身份驻守蒲州【郭子仪任河中节度使，河中的治所在蒲州】，他的儿子王子晞任尚书，兼领行营节度使【王子晞是郭子仪的第三个儿子】，军队驻扎在邠州【邠州隶属西安府】，放纵士卒胡作非为。邠州人中那些偷窃、贪婪、凶暴、邪恶的人，最终用财物把自己的名字混进军队名册，于是肆意妄为，官吏不敢过问。他们每天成群结队到市场上强取财物，稍不满足就挥拳殴打，拆断人的手脚，用槌子砸破锅、鼎、瓮、罐，满街都是，还抓住人的手臂慢慢离去。甚至撞杀孕妇。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因为忌惮王家的势力，不敢说话。段太尉从泾州把情况报告给邠宁府，希望商议处理。到了那里，他说：“天子把活着的百姓交给公来治理，公看见百姓遭受暴害，却安然不管，甚至使大乱将要发生，这该怎么办？”白孝德说：“愿意听从您的教诲。”段太尉说：“我任泾州刺史，那里很安宁，事情很少；如今我不忍心看百姓没有外寇却被暴徒杀死，以至于扰乱天子边疆事务。如果公确实愿意任命我为都虞候，我能够替公平息祸乱，使公治理的百姓不再受害。”白孝德说：“太好了，就按太尉说的办。”任命段太尉一个月后，王子晞军中的十七个人进市场取酒，又用刀刺伤卖酒老人，打坏酿酒器具，酒流进沟中。段太尉列队捉住这十七个人，把他们全都砍下头来，串在槊上，竖立在市场门外。王子晞的全营大声喧哗，全都披挂铠甲。白孝德惊恐万分，召见段太尉说：“这可怎么办？”段太尉说：“不会有事，请允许我到军中去说明。”白孝德派几十个人跟随段太尉，段太尉把他们全部遣走。然后解下佩刀，选了一个年老跛脚的人牵马，来到王子晞门下。披甲的士兵出来，段太尉笑着走进去说：“杀一个老兵，为什么要全副武装？我把自己的脑袋带来了。”披甲士兵惊愕不已，段太尉于是开导他们说：“尚书难道辜负你们这些人吗？副元帅难道辜负你们这些人吗？为什么要想用作乱来败坏郭家的功名？请替我叫尚书出来听我说。”王子晞出来见段太尉，段太尉说：“副元帅的功勋充满天地，应当努力使它善始善终。如今尚书放纵士卒作恶，暴乱一旦发生，就会扰乱天子的边疆，罪责将归给谁？罪责还会牵连副元帅。现在邠州那些坏子弟用财物把名字混进军籍，像这样杀人害人而不停止，难道不会有一天造成大乱吗？大乱将由尚书引起。人人都说尚书倚仗副元帅的势力，不约束士兵，那么郭家的功名还能保存多久呢？”话还没有说完，王子晞拜了两拜说：“承蒙公指教我以正道，恩德实在太大了，我愿意率领军队听从您的命令。”他回头呵斥左右说：“全都解下铠甲，散回大队中；敢喧哗的人处死。”段太尉说：“我还没有吃过午饭，请允许我暂且准备粗食。”

译吃完饭后，段太尉说：“我的疾病发作了，希望留在您门下住宿。”他命令牵马的人离开，第二天早晨再来，于是睡在军营中。王子晞不脱衣服，告诫巡夜的士卒敲击梆子守卫段太尉。第二天早晨，王子晞和段太尉一同到白孝德那里，请罪说自己不能胜任，请求改过。邠州从此免除了祸乱。此前段太尉在泾州任营田官时，泾州大将焦令谌夺取百姓的田地，占为己有几十顷，交给农民时说：“等粮食成熟，归还我一半。”这一年大旱，田野没有草，农民把情况告诉焦令谌，焦令谌说：“我只知道收取的数目，不知道旱灾。”催逼责罚更加急迫，农民将要饿死，又没有东西偿还，只好把事情告诉段太尉。段太尉写判词，言辞十分谦恭，派人去劝说焦令谌。焦令谌非常愤怒，把农民叫来，说：“我难道怕段某吗？他怎么敢说我夺取田地！”他把判词贴在木板背面，用大杖打了农民二十下，农民奄奄一息，被人抬到庭中。段太尉大哭说：“是我使你陷入困境啊！”立即亲自取水洗去农民身上的血，撕破衣服包扎伤口，亲手敷上好药，早晚亲自喂农民吃饭，然后自己才吃饭。他卖掉自己的马，买粮食代替农民偿还，使农民不知情。淮西驻军的将帅尹少荣，是个刚强正直的人。他进来见焦令谌，大骂道：“你真是个人吗？泾州田野一片赤土【‘頳’是红土】，百姓将要饿死，你却一定要得到粮食，又用大杖打无罪的人。段公是仁慈诚信、德高望重的大人，你却不知道敬重。如今段公只有一匹马，低价卖掉后买粮食送进你这里，你还接受了而不感到羞耻。做人如此傲慢，面对天灾又冒犯大人，殴打无罪的人，还拿取仁者的粮食，使主人连马也没有了，你将用什么面目面对天地，难道还不如奴仆隶人而感到惭愧吗？”焦令谌虽然暴躁强横，但听到这些话便非常惭愧，流汗不止，不能进食，说：“我终究不能再见段公。”一天夜里，他悔恨而死。后来段太尉从泾州被司农征召，告诫族人说：“经过岐州时，朱泚如果送来钱财，千万不要接受。”到了那里，朱泚果然送来大绫三百匹，段太尉的女婿韦晤坚决拒绝却无法推辞，只好把它送到京城。段太尉生气地说：“果然没有听我的话！”韦晤道歉说：“我处在卑微地位，没有办法拒绝。”段太尉说：“既然如此，也终究不能把它放在我家府第里。”于是把大绫放在司农办公厅的屋梁上。朱泚反叛后，段太尉最终派属吏把这件事告诉朱泚，朱泚取来查看，原来的封条和标记全都还在。《封建论》【唐朝兴起后，疏远的宗室子弟直到唐太宗时期的名臣，共同议论分封建国的事情；柳子厚深入探究其根本，以古代验证当今，反复加以论述】天地果真没有开始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开始吗？我也无法知道。那么哪一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回答说：认为有开始比较接近事实。怎样说明这一点？从分封建国可以说明。分封建国这种制度，历经古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却没有谁能够废除它。不是他们不想废除，而是形势不允许。形势是怎样产生的？大概就是在人类产生之初吧。没有人类的开始，就不会有分封建国。分封建国并不是圣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形势造成的。当人类最初同万物一起产生时，草木丛生，鹿和猪群聚奔走，人不能搏击和吞食它们，又没有毛羽，不能够自行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一定要借助外物来供自己使用。”既然要借助外物，就一定会争夺；争夺不停止，就一定要到能够判断是非曲直的人那里听从裁决。那些聪明明察的人，所能使之服从的必然很多；如果把正直的道理告诉他们，他们仍不改过，就必须惩罚他们，然后他们才会畏惧。于是君长、刑法和政令产生了。因此，近处的人聚集成群，群体一分开，争斗必然扩大；争斗扩大以后，便有了武器。有德行而又强大的人，各群体的首领又去向他听从命令，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有了诸侯的等级；诸侯之间的争斗又扩大了。有德行更加高尚的人，诸侯们又去向他听命，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有了方伯、连帅这一类职位【《礼记》说：“十国为一属，属有统帅”】，诸侯之间的争斗又进一步扩大。有德行更加高尚的人，方伯、连帅这一类人又去向他听命，以安定他们的百姓。这样以后，天下才会归于统一。所以有里胥，然后才有县大夫；有县大夫，然后才有诸侯；有诸侯，然后才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然后才有天子。从天子直到里胥，只要他的德行受到百姓拥戴，死后百姓一定寻求他的后代来奉事。因此，分封建国不是圣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形势所造成的。尧、舜、禹、汤的事情距离现在很远了，到周代才记载得十分详细。周朝拥有天下后，分割土地，像剖瓜分豆一样【鲍照赋说：“竟然像剖瓜分豆”】，设置五等诸侯国，诸侯遍布天下，如群星罗列【《左传》记载管仲回答楚王说：“赐给我们先君可以行走的土地”；扬雄赋说：“分布开来如天上的星辰罗列”】，四面环绕天子，像车轮转动、车辐会聚一样共同朝见、会盟；分散开来，又成为守卫疆土的臣子，捍卫城池。然而到了夷王以后，礼制受到损害，尊卑受到伤害，周王甚至走下堂来迎接朝见者；这种情形延续到宣王。宣王凭借中兴、复古的德行，拥有南征北伐的威势，却最终不能确定鲁侯的继承人【鲁武公带着两个儿子括和戏朝见周宣王，宣王立戏为太子，仲山甫进谏而宣王不听，后来鲁人杀死戏而拥立括】。周室日渐衰微，直到幽王、厉王时期，王室迁到东方，周王自身也降格列为诸侯。此后，发生询问九鼎轻重的，有过；射中周王肩膀的，有过；讨伐凡伯、诛杀苌弘的，也有过。天下乖戾悖乱，已经没有尊君之心。我认为，周朝的防范早已败坏，只是在诸侯之上徒然建立一个空名罢了；这难道不是诸侯势力强盛、枝末过大而不能控制的祸患吗？于是把天下分为十二国，即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后来合并为七国。威权分散到陪臣所属的诸侯国，周王室最终灭亡于后来封建起来的秦国，那么周朝败亡的开端，大概就在这里了。秦统一天下后，分割各地都会设置郡县，废除诸侯和卫士的封地，设置郡守、县令；占据天下险要之地，统辖六合以内，控制四海，把权力运转在掌握之中，这就是它做得对的地方。然而没有几年天下就彻底崩溃了，这也是有原因的。秦屡次征发数万人，肆意施行威刑，榨尽百姓财货，使背负锄头木棒的人和被贬谪戍边的人，环视四方而联合起来，大声呼喊而聚成群体。当时只有反叛的百姓，没有反叛的官吏；天下人怨恨于下，官吏畏惧于上。天下相互联合，杀死郡守、劫持县令而一同起兵。祸患在于百姓怨恨，并不是郡县制度失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五年、七年〕

译汉朝取得天下后，纠正秦朝的偏失，沿袭周朝的制度，分割天下土地，设置诸侯王，封赏功臣。几年之间，汉高帝奔波劳顿、扶伤养病尚且无暇，又在平城被围困七日，在讨伐英布时被流箭射中。汉朝逐渐衰落而不能挽救，延续了三代，后来才有谋臣献策，于是逐步削弱诸侯的封地，使中央得以自守。然而封建制度开始实行时，郡县与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有叛乱的诸侯国，却没有叛乱的郡县，秦朝郡县制度的长处也由此明白了。继汉朝而称帝的王朝，即使延续百代，也可以预知其大势。唐朝兴起，设置州县，建立郡守县令制度，这正是适宜的地方。但仍不时有强横狡猾的人起兵，残害一方；问题不在州县，而在军队。当时有叛乱的将领，却没有叛乱的州县，所以州县的设置本来就不可改变。有人说：实行封建制度的诸侯，必然会爱护自己的土地，把百姓当作子女，适应当地风俗，修明政理，施行教化容易；郡守县令只要稍微动些心思，不过是迁调官职罢了，怎么能治理地方呢？我再次反驳这种说法，周朝的事实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列侯骄纵自满，贪图财货，专事战争，大体上是扰乱国家的多，治理国家的少；诸侯不能改变自己的政令，天子也不能改变诸侯之君。所谓爱土地、爱百姓的诸侯，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个。过失在于封建制度，而不在于施政；周朝的事情正是如此。秦朝的事实也足以看清：有治理百姓的制度，却不把治理之责交给郡县，这是对的；有治理百姓的臣子，却不让他们担任郡守县令，也是对的。郡县不能纠正制度，郡守县令不能实行治理，只施加酷刑苦役，因而万人侧目。过失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制度；秦朝的事情正是如此。汉朝兴起后，天子的政令施行于郡，不施行于诸侯国；可以约束郡守县令，却不能约束诸侯王。诸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轻易改变其封国；封国内的百姓即使困苦，也不能立即为他们除害。等到诸侯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才逮捕他们、迁徙他们，或调兵将其夷灭罢了。在大逆罪行尚未显露时，他们奸诈谋利、搜刮财物，倚仗势力作威作福，极度残害百姓，朝廷却无可奈何。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既得到治理又安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知道孟舒是贤者，从冯唐那里得知魏尚的功劳，又听说黄霸明察审慎，看到汲黯简约清静；任用他们是可以的，恢复他们的官位也是可以的。即使卧居而把整治一方的责任交给他们，也完全可以。有罪便能罢黜，有才能便能赏赐。早晨任命后发现他不守道理，晚上就斥退；晚上接受任命后发现他不守法度，第二天早晨就斥退。假如汉朝把全国城邑都分封给诸侯王，即使他们作乱，也不过使百姓忧愁罢了；孟舒、魏尚治理地方的办法便无从施展，黄霸、汲黯的教化也无从实行。朝廷明白地谴责并引导他们，他们接受任命后退下，已经不能改变局势了。朝廷一下令削弱他们的封地，他们便谋划结交合纵，同列诸侯周密联合；于是彼此怒目相视，勃然起兵。幸而没有起兵，也要削去其一半封地；削去一半封地，百姓仍然困苦。哪里比得上直接迁徙诸侯，以保全那里百姓呢？汉朝的事情正是如此。如今国家全部控制郡县，连续设置郡守县令，这种制度不可改变，是很明确的。善于统率军队，谨慎选择郡守县令，天下就能得到治理而安定。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实行封建而国祚长久，秦实行郡县而国祚短促，这尤其不是懂得治道的人所说的了。魏承继汉朝，仍然实行封爵封建；晋承继魏国，因循旧制而不改革，但魏、晋两个皇室相继衰亡，也没有听说因此延长国运。如今纠正旧制而加以改变，已经延续将近二百年，大业更加巩固，这与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有人认为殷、周是圣王，他们尚且不改变封建制度，本来就不应再议论了。这完全不对。殷、周没有改革封建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大概归附殷朝的诸侯有三千，汤借助他们来贬黜夏朝，所以汤不能废除这种制度；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武王借助他们战胜殷朝，所以武王不能改变这种制度。汤、武沿袭它以求安定，因循它而成为习俗，这是他们不得已的做法。所谓不得已，并不是天下公利中最重大的事情，而是把力量私用于自身；也是把防卫私用于子孙。秦之所以改革封建制度，是因为它所建立的制度具有最大的天下公利。只是秦的用心仍然是私的：把一个人的威势据为己有，把天下人都当作臣民来畜养。然而使天下成为公天下的开端，却是从秦朝开始的。治理天下的道理，就是使天下安定并得到贤人。让贤能的人居于上位，让不肖者居于下位，然后才可以治理而安定。如今封建制度下，世袭相承而治理国家。世袭相承的上位者，果真都贤能吗？处于下位的人，果真都不肖吗？那么百姓的治乱就无法预先知道了。若想使社稷得利，使百姓的见闻和思想统一，又有世代为卿大夫、世代享受禄邑的人，几乎占尽封国内的土地。即使圣贤生在那个时代，也无法在天下立足。封建制度造成了这种局面，难道是圣人制定制度而使它达到如此地步吗？我本来就说过：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守道论》【《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侯在沛地田猎，用弓召唤虞人，虞人不肯前进，说：“从前先君田猎时，用旌旗召唤大夫，用弓召唤士，用皮帽召唤虞人，臣不敢前进。”孔子说：“遵守道义不如遵守官职。”君子认为这话说得对。】有人问：“‘遵守道义不如遵守官职’，这句话怎么样？”回答说：“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的人弄错了。官职，是道义的器具；把官职同道义分离开来是不对的。从来没有遵守官职却失去道义、遵守道义却失去官职的事情，所以这确实不是圣人的话，而是传述者弄错了。皮帽是虞人的器物，器物是道义的准则。守住自己的器物，遵循它所代表的准则，然后道义才能保存。如果舍弃它，就是失去了道义。凡是圣人用来建立纲纪、规定名物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道义；称它为官职，不过是要借官职来实行我们的道义罢了。因此设置君臣、官府、衣裳、车马、章绶的等级，规定朝廷内固定的位次和行列、进退周旋的等差，这些都是道义存留的地方。又用典命、书制、符玺、奏复等文书来显示它，设置三卿、五大夫、众士、辅臣、陪臣等职役，这些是道义得以实行的途径。又用爵禄、庆赏的美好来奖励，用贬黜、远徙、鞭打、枷械、斩杀的惨酷来惩罚，这些是道义得以推行的手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五人〕 【“拲”字，读作居悚、居玉二切。】这就是道义的实行。

译所以从天子到平民，都遵守各自的常法和职分，没有人因此失去道义，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丢失了自己的器物，抛弃了相应的准则，道义也就随之败坏了。小的地方一旦改变，大的方面也会跟着败坏。古人身居其位，想着为自己的官职而死，难道可以轻易改变职分而失去它吗？《礼记》说：“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可相合就离去。”孟子说：“有官职守责的人，不能尽到职务就离去。”既然如此，失去道义却仍居官位的人，古人是不认可的。因此在上位者不应抗拒职责，在下位者不应损害职责；造箭的人不因此成为不仁，制铠甲的人也不因此成为仁慈；各自履行自己的职务，掌管自己的事务，彼此配合来完成全部工作。即使互换职位，各自安守本分，道义也能通行天下。况且官职本来就是用来实行道义的，却说守道义不如守官职，反而是丢失根本了。从来没有守官职而失道义、守道义而失官职的事情。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者弄错了。这是确实无疑的。《南府君睢阳庙碑》【并序】在急迫的灾难中救助患难者，是义的首要表现；谋划国家而忘却死亡，是贞正的最大利益。志同道合而共同行动，不过如同商人彼此寻求交易；恩惠施加之后受到感动，便是报答施与的常理。睢阳之所以没有依靠君王的命令，却能横截凶暴威势，超越千年而挺立，跨越百代而独自建立功业，正是因为如此。当时南公张巡，天赋强健勇力，神授机智，箭术高超，百发百中，豪气压过千人。他没有遇到时机，却像汉代郁郁不得志的白眉都尉颜驷一样；命运奇特而屡遭惋惜，又像善射而因命运不佳受挫的猿臂将军李广。【“奇”字，读作居宜切。】天宝末年，盗寇十分猖獗，凭借势力侵凌四方，冲击毁坏黄河、华山一带。上天运转，天枢北斗失去了原有的位置；大地崩塌，狐狸成群积居于洞穴。亲近贤臣在朝廷中，陈希烈等人却像刘歆字子骏那样陈述谋略以辅佐君王；元老重臣掌握军队，哥舒翰等人却像晋代王衍那样放弃军队而劝进。只有公与南阳张巡、高阳许远，义气相投，谋略完全一致；于是发誓聚集军队，阻挡横向溃决的敌势。他们撕裂衣裳，奔走千里前来响应；一人袒臂呼喊，众人便都赶来。柱厉叔因为不被莒敖公知晓而离去，却在国君有难时回来赴死；狼瞫被贬黜后奔赴战场。忠诚的谋略清楚明白，万人齐心协力。公因谦让而且专心奋勇作战，被任命为马军兵马使。出战时，众将都同样强悍；入城防守时，城墙层层坚固【城墙三堵为一雉】。起初占据雍丘，认为那里不是要害之地，便准备在那里保护江淮地区的臣民，沟通南北之间的奏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后来又救出我方义士，在睢阳扼守要道，前后捕杀拦截敌人的将领，连续挫败敌军，汉军已经断绝。守卫疏勒而越守越坚，就像后汉耿恭据守疏勒，匈奴堵塞水源，救兵不能到，车师又反叛，而耿恭守卫更加坚定，只好凿井取水。敌军骑兵虽然强盛，却在旴眙停顿而不敢前进，就像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打旴眙，辅国将军臧质坚守三十天而未能攻下。贼军于是把对我的攻击作为急务，聚集全部兵力包围城池；攻城器械虽已用尽九种攻法，志气却比三层城墙还要专一坚固。又有偪阳悬布而登城的强劲办法，也有凿穴攻城的奇特手段。敌军攻打睢阳时制作云梯，把精兵安置在上面推到城边；张巡暗中凿开三个洞穴，等云梯将到时，一个洞中伸出大木钩住云梯，一个洞中伸出木柱顶住云梯，一个洞中伸出装有火炭的铁笼焚烧云梯。仿照氐羌攻汧城时凿地道的办法，马敦命人挖坑浚堑，放置壶、镭、瓶、甒等器物来侦听敌方动静。敌军最终打消了牵羊投降的念头，不再像郑伯那样向楚军大举哭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又甘心到了交换子女充饥的地步，不再像宋臣华元那样以国中困病相告。诸侯环顾四方，却没有人来救援；国家的命令被阻断，朝廷与外界没有联系。公以疲惫将尽的士卒抵御无休无止的强敌，于是跃马冲破包围，奔驰出万余敌众，赶到贺兰进明处请求援兵。贺兰进明却张乐设宴，以燕礼款待他。公说：“我睢阳城中父子相食，您却羞辱我，用燕礼款待我，究竟是什么心情？”于是亲自咬破手指说：“吃这个就够了。”随即放声痛哭而返回，最终死守孤城。他的头颅被砍碎在秦庭之外，却始终没有真正领会申包胥乞师时秦哀公所作《无衣》的含义；身首分离于楚地，只徒然使人悲伤于《国殇》中所说的带剑之辞。至德二年十月，睢阳城陷，公遇害，没有留下像傅燮那样的叹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三月、十五年、四年〕

译于是战死。有周苛那样的慷慨赴死：汉高祖派周苛守卫荥阳，项羽擒获他，周苛辱骂项羽，项羽便把他烹死。听到义理便能改变自己的行动，果然保持了最初的心志。张巡曾说：“想要有所作为。”公也说过：“怎敢不死？”烈士抗声直言，使人痛惜臧洪与陈邈在同一天被杀；忠直之臣激愤而死，使人惋惜蔡道恭坚守义阳数十日，最终因病去世。朝廷追赠公特进、扬州都督，评定功劳为第一等，并与张巡、许远一同在睢阳建立庙宇，按时祭祀。公的儿子当时还在襁褓中，都授予显贵官职，并赐给土地田产。像魏鲍信战死后找不到尸体，便刻木为其形象祭奠；又像魏国为庞德在陵屋中绘制形象，表现他与关侯交战、不肯投降而被杀的情状。录用烈士的儿子为官，体现了越王勾践抚恤遗孤的用心；让羽林军抚养烈士遗孤，体现了汉孝武帝的志意。按照《周礼》举用门关所收财物的典制，按照汉代礼仪征取印绶，以使王道更加光明；朝廷所给予的荣耀和恩赐，至此全都完备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二年〕 唉！睢阳的事迹，不只是因为能够以死相拼而称勇、善于守城而立功，更在于出奇制胜来羞辱敌人，树立勇烈来激怒贼寇，使敌人把力量专门用在东南，从而撤去西北的防备。敌力集中，坚城终究必会陷落；防备撤去，天子的讨伐便可以实行。因此，正是在睢阳城陷落的那一天，也就是击败敌人的日子。世人只知道他竭力保卫江淮，却不知道他已经使凶恶的敌虏得到平定。评论者难道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吗？公名霁云，字某，范阳人。有个儿子叫承嗣，七岁时任婺州别驾，赐绯鱼袋。他历任施州、涪州二州，奉行忠诚、思念孝道，始终没有懈怠地承担父业。我担心庙宇年代久远，公的德声不能显现，希望凿刻坚石，借此文辞记载他的美德。公诚信而能信任朋友，刚强而能坚定志向，仁爱却能忍受肌肤残伤，勇猛而能振作士气，忠诚而能摧毁敌人，刚烈而能为事业赴死。他内心所发合乎贞正，对外所行贯通义理。这就是他奋起而超越百代、名垂千年的原因。他的志向不也是应当如此吗？如今庙貌得以保存，碑文也有所寄托。温序埋葬在洛阳城下，温序托梦说思念家乡，长子寿便弃官请求归乡安葬，光武帝答应了；公也应当像这样得到归葬。麒麟阁中应当为他画像，颂词也可以继承前人。铭文说：以贞正之心谋划国家，以义为先急人之难；面临危难而守护自身的操守，看到危险便献出生命。汉朝尊崇为国事而死的人，周朝推重为国政而死的人。英烈的南公张巡，忠诚出于本性。凭借地势扼守要害，奋勇掌握兵权；东面防御吴、楚，西面临近周、郑。贪婪凶恶的群寇，祸害之气日益强盛；大蛇和大野猪般的敌人跳跃不定。巍然耸立的睢阳，控制着敌人的要害，使横向溃决的洪流不能通过，正如疾风因此更加强劲。云梯和冲车在城外舞动，敌人在缶穴中窥伺。【“正”字，读作五正切。】钳住战马并不困难；即使析取人的骨骸来充饥，双方仍在争战。浩浩荡荡的烈士们，始终没有等到援军，军队和粮食都消耗殆尽，守城超过三个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 公奋勇作战，乘一辆车奔驰，投身险地而无处申诉，咬破手指后返回。力量耗尽而被擒，仍然抗声直言；即使圭璧可以打碎，他的坚贞也不会亏损。敌人的力量在东面耗尽，凶暴的威势在西面受挫。孤城已经攻陷，敌军首领受到诛杀；雷霆般的惩罚因我而提前降临，敌人巢穴般的坚固也因我而倾覆。江、汉、淮、湖之间，众多百姓都得到养育；如此显赫的功勋，谁能与之并肩？天子震动哀悼，提升并表彰这项首功，旌表褒奖十分嘉美，所授官秩也因此尊崇。官位尊贵可比九牧，礼遇相当于三公；建立这座祠宇，用来表现他的形貌。祭祀用的牲牢很肥硕，黍稷也很丰盛；孝子恭敬虔诚，仰望追慕没有穷尽。在河边刻立石碑，使英风万古流传。《箕子碑》【箕子名胥余，因为在箕地食采，所以称为箕子。】凡是大人的道有三项：第一，端正自身以应对危难；第二，效法并传授圣人之道；第三，教化施及百姓。殷朝有位仁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种道，并因此立身于世，所以孔子述说六经的道理时，对他尤其殷勤。当纣王在位时，大道悖乱，天威的震动也不能使他警醒，圣人的言论也没有施用的地方。如果进谏而死以同君王之命，确实是仁，却对保存我的宗祀没有帮助，所以不这样做；如果委屈自身以保存宗祀，确实也是仁，但这样就会同国家一同灭亡，所以又不忍心。兼有这两种道，并且能够实行它的人，箕子就是这样的人。因此他保全自己的明智，把握时势与纣王一同沉浮，隐藏自己的谋略和法度，屈辱地被囚禁为奴；即使昏暗困顿也不失邪正，即使颓败困窘也不停止努力。所以《易经》说：“箕子遭受光明受伤之难”，这是说他端正自身以应对危难。等到天命已经改变，百姓获得正道，他才出面制定根本大法，成为圣人的老师。周人因此能够排列纲常、建立大典，所以《尚书》说：“把箕子带回来，作《洪范》”，这是说他效法并传授圣人之道。等到受封于朝鲜，他推行大道、教训风俗，只要有德，便不认为地处偏远；只要有人，便不认为相隔遥远。他借此扩大殷朝的宗祀，使夷人转化为华夏之民，这就是教化施及百姓。遵循这条大道，汇聚于他一身；即使天地变化，我也能获得正道，他难道不是大人吗？

译唉！当周朝的时机尚未到来、殷朝的宗祀尚未断绝时，比干已经死了，微子已经离去。假如纣王的罪恶尚未成熟便自行灭亡，武庚又考虑到祸乱而谋求保存国家，那么国家没有箕子这样的人，谁能同他一起兴治理之道呢？这本来就是人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先生隐忍而这样做，难道是对这件事有自己的志向吗？唐代某年修建了这座庙，汲郡按时祭祀先生；我赞美先生独自列入《易》的卦象，于是作这篇颂文。以端正自身应对危难，以正道传授圣人，以谋略尊崇宗祀，使夷人得到教化而复苏。光明盛大的大人，处于显达或隐晦之境都不改变。圣人的仁德，无论道运兴盛还是衰微，都能相合；明智贤哲存于自身，即使沦为奴隶也不卑陋；谦逊退让而合乎礼仪，不因称孤道寡而自满；地位高却没有危险，地位低也不可逾越。既没有选择死，也没有选择离去，心中仍怀念故都；时势使他屈抑，却终究能够伸展，最后成为世人的楷模。《易》的卦象把他列入其中，文王是他的同道；大明之道昭然宣示，崇奉他的祭祀也因此可信。古代缺少歌颂他的文辞，后来由儒者继承补写。《陆文通先生墓表》【文通先生名淳，字元冲，因避唐宪宗的讳而改名质，字子厚。此表作于邵州。】【按：陆质曾依附韦执谊、王叔文任给事中，所以《新唐书》把他与韦执谊、王叔文合列一传。】柳宗元一向与陆质友善，特意为他褒扬赞美。但史书也称他善于作文，使圣人的著作流传于后世；他的功劳大概是不可磨灭的。】孔子作《春秋》以来一千五百年间，以名家传述《春秋》的有五家，现在采用其中三家。手持简牍，焦心劳思，撰写论、注、疏、说的人有成百上千。有人以攻击、责难、狠厉、愤怒相互排斥，以言辞声气相互冲击，淹没真义；他们的著作放在屋里足以充满栋宇，运出时足以使牛马流汗。有的相合而隐约，有的乖异而显露。后来的学者，穷尽年岁和精力，左顾右盼仍找不到根本，于是专守自己的学说，诋毁与自己不同的学说，结党维护残破的竹简和腐朽的遗骨，以至于父子之间互相伤害。前代这种事很多，实在说明圣人的道理难以理解。吴郡有位陆先生质，和他的师友天水人啖助、赵匡一起，能够理解圣人的深意。因此《春秋》的言论到这里才重新明亮，使庸人和小童都可以积累学问，进入圣人的道路，传扬圣人的教化；他的德业难道不宏大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先生字某。他读书后掌握了著述的根本，又得到师友的帮助，于是会通古今，疏理相同与不同之处，用言语把它们联系起来，用文章层层铺陈。大约讲论此道二十年，写下来加以记录又用了十多年，最终完成了《春秋集注》十篇、《辩疑》七篇、《微指》二篇，阐明大中之道，揭示天下公理；他的学说以养育百姓为主旨，以尧、舜为准则，包罗广大，贯通上下，【“魄”字，读作步角切。】交错纵横而不偏离正道。他的方法以文王、武王为开端，以周公为辅翼，涉及揖让升降、好恶喜怒，却不过分超出事物本身。书成以后，他把它交给当世聪明之士，让他们陈述并阐明，所以这部书得以流传。先生成为大儒，凭借这套学说做天子的谏诤之臣，历任尚书郎、国子博士、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都能依照他的道理行事；又任两个州的刺史，治理百姓，使人知道仁爱。陆质曾历任台州、信州刺史。永贞年间，他侍奉东宫，把自己所学进献给太子，绘制古代君臣图献上，使道理上达于朝廷。这一年继承皇位的天子登基执政，即宪宗即位，尊敬并优待师儒。皇帝听说先生患病，亲自临幸问候，并加以礼遇。某月某日，先生在京师去世。某月某日，安葬在某郡某里。唉！先生的道理虽然保存在书中，却来不及施行于政治；道理虽然通过言论得以推行，却来不及看到政治治理的成效。门人和后世儒者因此更加悲痛。将要下葬时，认为先生善于作文，能够使圣人的著作流传后世，于是共同为他谥称“文通先生”。又过了若干年，有学习先生著作的人经过他的墓地，哀叹他的道统所由，于是刻石立碑以作表志。《裴墐〈崇陵、丰陵集礼〉后序》【柳宗元曾经为裴墐撰写墓志和墓碣，说他编撰《崇陵、丰陵集礼》，将书藏在南阁，大概就是序文所说的情况。】古书说：诵习《诗》《书》，奉行礼制；礼制若不实行，政事就不能推行。自从开元年间制定礼制以后，大臣们避讳，删去了国丧的礼章【《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唯独没有国丧篇】，于是帝王陵寝的礼仪便无所依据。世上不学礼的人竟妄自援引预先办理凶丧之事是不合礼的说法，于是大典就这样缺失了。由此以后，历代圣主的陵寝礼仪都只能搜集残缺的制度，勉强附会比类；后来又将这些内容排斥删除，便没有人能够考证。永贞、元和年间，天灾接连降临，从崇陵到丰陵相隔还不到一年。司空杜公杜黄裳由太常卿出任宰相，又连续担任礼仪使，选择属官来补充和修订礼制。于是河东裴墐以太常丞任职，陇西辛秘以博士任职。宫内则规定积木停柩、制作棺材以及随葬象物等适宜之制；宫外则规定复土、斥土以及依山建陵的制度；上至遗诏、典册和礼器文物，以接受天下万国的朝拜；下至丧服制度和礼仪细节，颁布法令以示四方。

译由于他们庄严恭敬，礼制没有不完备的；又总括千年来礼制的增减变化，罗列贯通百家学说的异同，搜集、删削、裁取，终于完全得到其中的正理。面对顾问、处理疑难，也不违背事实。议论者认为司空公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国家的典章因此没有失传。裴氏便把自己删定的内容以及向皇上奏报、答复的文字全部取来，在下文分别列出，联结百官所执行的仪礼，编成《崇陵、丰陵集礼》。礼书藏在太常书阁，君子认为他爱好礼制而接近古道。从前韦孟以《诗》《礼》传授楚国，郊庙制度最终由辛庆忌在匡衡、贡禹之类的制度基础上厘正；郑玄以笺注传授汉代经学，禅代仪式最终由其孙小同完成；贾谊凭经术兴起，而其孙贾嘉最爱好学问；卢植因儒学受到任用，而其五世孙卢谌制定祭祀制度；旧史都把这些事当作荣耀。如今裴氏太尉公以礼制匡正大义并承继先业【裴墐的高祖裴行俭】，侍中公以礼制议定封禅【曾祖裴光庭】，祠部公以礼制承当国家大事【祖父裴稹曾迁任祠部员外郎】，大理公以礼制辅佐东宫【父亲裴儆任大理卿】；而裴墐又以礼制奉行崇陵、丰陵之礼，并且能够编成此书来补救礼制的缺失。他爱好礼制、接近古道，源流岂不是很远大吗？裴墐字封叔，他的兄弟都因文学而显名于世【裴儆的四个儿子坚、墐、塡、埙都有文学才能】。大理公的兄长正平节公，以仪表风范成就家业，以道德文章治理国家。如今的宰相郇公，就是他的宗子【裴倩之子裴均，字若齐】。郇公以孝顺友爱、勤劳辛苦闻名于家族和国家。游历他的门庭，仿佛听到《韶》《濩》这样的雅乐；进入他的宗庙，仿佛到了邹、鲁之地。恩惠遍及九族，礼仪施及其他家族。那么，封叔学习礼制，是出于孝悌之心吗？他编成此书，是根本出于忠诚恭敬吗？这种美德由家庭推及国家，他在史官那里取得荣耀，是理所当然的。柳宗直《西汉文类》序【宗直是柳宗元的堂弟。】左史、右史的职掌混杂很久了，记载言论和记载事情互相驳杂错乱，《尚书》和《春秋》的体例也没有确立。自从左丘明传述孔子的学说，太史公叙述古今历史，二者合为《史记》以后，一直到今天，彼此交错纠缠，没有人能把它们分开。只有《左氏国语》记载言论而不附属于事情，《战国策》和《春秋后语》大体依据右史记言和《尚书》的体制；然而它们没有古代圣人宏大灿然的道术，大多局促急迫而日渐衰耗。至于后世文章，崇尚古文而又特别壮丽的，没有比得上西汉西京时期，班固把它们记载在书中并传之后世。我曾经苦于这些文章分散而不连贯，无法考察其变化，想要采集文章、比较义理、按年代编排；但长期患病，身体衰弱日甚，不能胜任。幸好我的弟弟宗直喜爱古书，乐于完成此事，搜集考订，剖析分裂的材料，拾取并融会贯通，【“攟”字，读作俱运切；“摭”字，读作之石切。】把分离的重新合并，使同类相互推移；没有耗费很长时间，却都能依照各自的条理排列，整齐鲜明。它就像打开了群玉府库，指挥联缀各种材料；圭、璋、琮、璜的形状各有位置，不失其次序，即使按价值给它们排列等级，也是可以的。从文章体裁看，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辨、论等文辞全都具备；从记言看，右史记言以及《尚书》《战国策》中关于成败兴亡的论说也都完备，没有不包罗的。唉，这难道可以作为学者入门的端绪吗？我年轻时，曾有一位姓路的人自称能够编成这部书，我赞赏他并为他的意图作序，但他的书最终没有完成，直到等待宗直来做。所以我删取这篇序文，附在本书前面，作为《西汉文类》的开篇。殷、周以前的文章，简略而质朴；魏、晋以后，则放荡而浮靡。能够取其中正道的，是汉代；汉代以东的文章已经衰落了。汉文帝时，才得到贾谊这样通晓儒术的名士，汉武帝尤其喜爱儒术；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这些人相继出现，使风雅之文更加兴盛，施行于天下。从天子到公卿大夫、士人和平民，全都能够通晓。于是有的用于诏策，有的用于奏议，有的寄托于辞赋，有的流传于歌谣；从汉高帝直到哀帝、平帝以及王莽被诛，四方的文章大体灿然可观。史官班孟坚修撰汉史，选取其中最优秀的编入简册，于是汉朝二百三十年间，历代君主通达的道理，名臣的大法，贤能之士的志业，百姓的风俗美德，都排列在其中。至于汇聚文章的精华，辨析其变化通融，论定次序和位置，还必须等待后世好古而兴学的人来完成。唐朝兴起后重视以文章治理国家，贞元年间文章尤其兴盛。它以三代为根本，浸润于汉代，与汉文相互比拟；于是有才能的人取法班孟坚的著作，按文章分类，编排先后，作成四十卷。

译《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唐代制度把岭南设置为五府，即广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五府所属的州有十多个。各地大小军队的号令和调度，都听命于节度使。岭南以外的大海中有许多蛮夷，从流求、诃陵向西直到大夏、康居，环绕水域而建立国家的有一百多个，则由押蕃舶使统领。岭南内部幅员万里，各级官员执掌爵秩、核查兵籍，按时听从教令；外部羁縻统属的地区绵延数万里，通过翻译进献珍宝，每年率领使者来朝贡。两位使者合并承担的职责，都在广州治理。因此，接待宾客和军队的事务，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接待宾客要准备牲牢、粮饷、美乐和礼仪，以协调远方宾客；慰劳军队则要准备犒劳、馈赠、宴飨，慰问归来者，勤勉地使众人同心协力于治理。门闾、台阶、厅堂次序不能同其他州府相比，必须有厚重的栋木、高大的梁柱，开阔的庭院和高大的门，然后才能向上配合揖让礼仪，向下适合行步进退。如今御史大夫、扶风郡公马总治理广州，并且专任两使；他增加德惠以招来远方之人，申明威势以整饬军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年、八年〕 举行盛大宴会而合奏各种乐曲，本应采用丰盛的规模。起初曾在治城西北角建堂，主人的座位面向北，宾客面向南，乐工在西边演奏，东角可以看到泉池；但堂的深处低矮，侧面的庭院和廊庑又低陋，太阳还不到未时便强烈照眼，汗水不断涌出，以致礼仪不能完成。因此凡遇大宴飨或接待大批宾客，便只好设在外垒，仪制形貌都不相称。公于是开始废弃原来的格局，改建为坐北朝南的堂，横向八楹，纵向十楹；原来的宴饮座位改为东序，西边也照此设置。堂外又建有更衣的处所、供应膳食的屋宇，排列观台以供远眺，设置对偶的亭子以舒展声音，放眼远望、环顾四周，没有什么景物不能尽收。原有的泉池，又加以疏浚，增植草木，使人有闲暇休息之处，宛如身在山林沟壑之间。问工程取法于什么，便以师舆的制度为准；问劳役取法于什么，便征调蛮夷；问材料取法于什么，便迁移空闲屋宇。有时还增补缺漏，开山取材、浮海运输，农民和商人都拱手旁观，睁眼看着所需之物齐备。到了十月甲子日终于完工，公命令在新堂设宴。幢幡、牙旗、茸纛（金节、析羽旗等）全都在堂下陈列装饰，击鼖鼓、晋鼓，以铎、铙奏金声。公与监军使恭敬地迎接上宾，邀请群僚、将校、士卒和吏员，使他们全都按次序就位。穿着草织衣服和毛毡衣服的胡人、夷人、蜑人、蛮人，瞪大眼睛前来列队的，超过一千人。盛放羹汤的铏器、整牲和肢节，烧炙的大块肉，各种羽类、鳞类以及龟鳖等水陆动物，沉齐、泛齐、醍齐、盎齐等酒类，都平均供给士卒；又表演象征兴王功德的舞蹈，演奏夷狄乐伎，发出揳击、吹奏、鼓乐之声，呈现飞腾奇幻的形态，使远近之人都来观看。礼仪完成，音乐演遍，大家依次前来致贺，并说道：‘这个地区处在边防要地，统辖五府、兼任讨击使；若不是有这座堂的形制，便无法备办各种礼物；若不是公的德行，也无法容纳这么多宾客。它比过去开阔，自今始创。大和年间有这样的人，可以让远方来观瞻。古代的军政，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华元是著名大夫，杀羊犒劳士卒，却没有给御者羊斟；霍去病是良将军，自己有余肉，士卒却面有饥色；他们尚且能够被称许为有才能，流传至今，何况这里各方面都美备，其道理必不会废弃。希望把这些事访求于金石，使后世祭祀者永远看到。于是众人一同来告知此事，并请求我撰写铭辞；我推辞而未能推脱，于是把它刻在这块石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尺、六尺、六寸〕 【“胾”音侧吏切，“炙”音之夜切。】【“醍”音他礼切，“盎”音于浪切，“齐”音才诣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若不是公的德行，也无法容纳这么多宾客。它比过去开阔，自今始创。大和年间有这样的人，可以让远方来观瞻。古代的军政，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华元是著名大夫，杀羊犒劳士卒，却没有给御者羊斟；霍去病是良将军，自己有余肉，士卒却面有饥色；他们尚且能够被称许为有才能，流传至今，何况这里各方面都美备，其道理必不会废弃。希望把这些事访求于金石，使后世祭祀者永远看到。于是众人一同来告知此事，并请求我撰写铭辞；我推辞而未能推脱，于是把它刻在这块石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译《邠宁进奏院记》。凡诸侯来京述职，必定要在京师建造屋宇，作为朝见皇帝时整饰仪容的地方，以及考核政绩、交接政务的场所。周代典制中，各诸侯都设邑舍以供休沐；汉代制度中，各诸侯都设邸舍以奉行朝见和秋请。唐朝兴起后沿用这种制度，只是都改建为进奏院，以备进奏，使政务依此完成礼制，这些都是依据旧章办理的。皇帝即位十一年，哀悯边地百姓还未安定，憎恶凶恶的胡虏仍阻隔道路，广泛征求群臣意见，认为宁王张公有才能（张献甫），于是让他持节分符，镇守国家的股肱郡，统领爪牙之职，督察统制三军，抚慰安定万人。于是重修这所进奏院，扩大旧有制度，增高门墙，壮大门闾，用来奉行王制、修明古典。对朝廷极为恭敬，用来尊崇朝见之礼；率领诸侯奉献贡职，这是极为忠诚。持守忠与敬，臣下的责任就完备了。公曾经佩鸣玉、执圭玉，在天朝施行朝见之礼；又曾讨伐叛乱、擒获贼徒，到宫阙献上战功。其余时候则归属于处理日常事务、履行通常职守：宾客属吏接受文辞而来，使者和旅贲奉上章表前来谒见，在太宰那里考核疑问，在有关官署询问政事；下至奔走办事的臣僚、传递文书的差役，也像川流环绕、往来运转一样，以传达皇帝的教令。大体上，京城中施行诸侯的职贡礼仪，都依循这里办理。德宗向西巡幸时，张献甫又跟随浑瑊讨伐朱泚，因多次作战屡次升迁，直到金吾将军、检校工部尚书。李怀光叛乱，吐蕃侵扰边境，张献甫率禁兵在咸阳戍守多年，使军民都安乐。因而凡掌管这所进奏院的人，必定能够历经宫门，登临太清宫，仰见皇帝的威势，并沟通内外事务。王宫有九重关门却并不隔绝，辕门相距十舍却如同近在眼前。这正是军府的重要枢纽，也是邠宁治理政务的能干表现。只是公端正明达而宽厚，温和宽裕而又严肃，宏大的谋略格外出众，远大的志向高远超迈。他向属下施加恩德，百姓全都怀念他；在西部边陲设置险要，使戎虏降服安息。丰盛的功劳超过太常所能记载的范围，盛大的功业震动人的耳目。那么设置这所进奏院，不过是他其他政绩中的末节罢了。由于这是在称赞公其他政绩的末节，所以文辞不能完全写尽他的德行；由于是在天子的都城称述公，所以礼制也不能完全匹配他的地位。这正是古道。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东柳宗元撰记。

译《监祭使壁记》。《礼记·檀弓》说：祭祀的礼仪，与其敬意不足而礼节有余，不如礼节不足而敬意有余。这说明礼节和敬意都充分具备，然后祭祀的意义才能实行。《周礼》说，祭仆巡视祭祀之事，检查有关官署和百官戒备、准备祭品的情况，惩罚那些不敬的人。汉代让侍御史监督祭祀，唐代《开元礼》规定，凡大祀若干、中祀若干，都由御史监视。祠官有不合仪式的，便报告上去。他们刻印、传移文书时，官名都称为“监祭使”。宝应年间，尤其认为这种礼制非同寻常，于是改称为“祠祭使”，不久又恢复原名。此外，凡是负责制备祭祀供品的官吏，即使正当斋戒期间，也可以对其施行决罚。因此，礼节和敬意就没有不足之处了。圣人举行祭祀，并不一定是把神灵当作真实存在，大概也是借此附加教化。祭祀天地，是表示有所尊崇；若不严肃，就无法教人敬畏。祭祀宗庙，是表示扩大孝道；若不严肃，就无法教人亲爱。祭祀有功业的人，是表示报答恩德；若不严肃，就无法劝人为善。所有严肃祭祀的方法，都从法制开始；奉行法令、遵守制度，则是由御史负责的。因此将要举行祭祀时，祠部上报日期，吏部上报官员，奉持诏书前来告知，然后颁布给有关官署，以谨慎办理各项事务。太常修整礼仪，光禄寺准备祭品，各种工匠和役夫在祭祀前一天全都到祠所检查核阅。御史防察公卿和有关官署，手执简册前来监督。因此，黍稷等祭品、牲畜、酒醴、蔬菜果品等供馔，必定充实在厨房中；钟鼓、笙竽、琴瑟以及戛击乐器的乐舞，悬鼓架的数目、舞者连缀成列和站位范围，必定齐备在庭院内；樽、彝、罍、洗、俎、豆、醆、斚等器物，必定洁净地陈列在坛堂之上。奉献祭品的人员、赞礼的童子、乐工舞师以及执役和护卫的人，都逐一核实人数，堂下设置棰杖扑刑，用来施行官府刑罚，于是群吏没有敢不准备的；又把物品清单和奏牍排列在几案上，以严明天子的法宪，于是众官没有敢不竭尽诚意的。祭祀那天，监祭使先登上西阶站立，等待祭事结束。礼仪的周旋、音乐的节奏，他都必须全部知晓。退下后还要巡视焚烧和埋藏祭品的情形，以恭敬之心结束祭事。平时则整治四方进贡的祭祀物品，按时送入王府；祭服、祭器的修整备办，祠庙的修缮治理，牛羊毛色洁白、洗涤清洁等事项，以及三宫御廪所需的粮食，全都准备妥当，听候命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 过去一向由监察御史中的长官担任这个职务。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有空缺，我的班次在三人之下，于是升任并掌管此职。第二年，中山人刘禹锡才恢复旧制。制定制度，使礼与敬用来监督任职之人，官府事务便更加得到治理。法令制度中有不合时宜的，一定上报皇帝，加以改革纠正。于是开始撰写这篇记，查找簿书，得到历来担任此职的若干人，把他们写了下来。《兴州江运记》（江，即嘉陵江，在汉中府凤县北面）。御史大夫严公在梁地任职五年时，继位的天子依照周、汉两代因有功而进律增秩的制度，以此亲近诸侯，认为公有功德、治理有成，于是加授礼部尚书。这年四月，皇帝派中谒者前来宣赐公的诏命，宾客、僚属、官吏、将校、士卒、老人和儿童挤满公门，跳跃欢呼，希望立碑记载功德，流传亿万年。公坚决不答应，众人便彼此怨叹，惶惶不安，仿佛不能饮食。于是西部边境的人秘密把开山导江的事情告诉我，希望刻在岩石上，说：‘梁州以西，有某山作为屏障，有兴州作为守卫。兴州以西是戎人居住的地方，每年设置亭障，充实精锐士卒。由于道路险窄，军队苦于粮食运输，守备不能牢固。公忧虑这件事说：“我曾经治理兴州，对于当地人的情况，我都能了解。从长举向北到青泥山，再向西抵达成州，经过栗亭川，越过宝井堡，山崖深谷高峻狭窄，十里之内百般曲折，背负重物向上行走，仿佛踏在锋利的刀刃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十五年、九章、二千石〕 盛秋时节洪水泛滥，隆冬时节雨雪交加，深泥和积水相互为害；人们跌倒、跳跃借力，栈道上血流不断，干粮和饲草堆满山谷、弃置山间，马、牛和各种牲畜相互践踏而死，运粮的民夫也竭尽全力。守卫的士卒伸长脖子盼望，发出嗷嗷的声音，实在令人哀怜。像这样的道路，绵延三百多里。从长举向西，可以引导江水顺流而下，行二百里便可到达；过去的人没有谁知道这条办法。我受君主命令，养育这些百姓，难道可以停止不做吗？’于是拿出军府的钱财，置办器具，依山雇用工匠。这样便搬运巨石，放倒大木，用烈火焚烧，再浇上食醋，摧毁它们的坚硬，化为灰烬；在畚箕和铁锹之下，变得像腐朽的土壤一样容易处理。于是开辟、垦治，疏通、整治，随着山势的曲直来节省人力，顺应地势的高低来消除湍急凶猛的水流。工程完成后，一切都恢复如初。于是挖去堵塞的土石，疏导江水，万人欢呼击掌，没有不符合心愿的。雷声腾跃，云气奔涌，百里路程转瞬可达。既有堤防，又使水道通远，江水由此变成安稳的流水。众役夫唱起歌来。这样枕卧之间便可抵达，戍守之人没有忧患，能够专心等待敌寇。只有我公的功劳，谁能相比？但无法报答恩德，实现他们最大的愿望，又不能得到公的许可。何况公刚到任时正值灾荒之年，府库十分空虚，器械储备极其耗尽，饥荒、昏札接连发生，死人和迁徙者遍布道路；幸亏公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终于使他们安定生存，年老贫困者得到供养，幼儿得到乳养而成长，不论是否被询问、役使，全都能遂其心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九年〕

译公命令铸造兵器，府库中便有锋利的武器；公命令实行屯田，军队便有余粮。选拔士卒、训练军旅，军队人数众多而且勇武；平定刑罚、审议案件，百姓没有因冤狱而接连受害。增筑石堤作为防护，使我的稻粱得到滋养，年年没有灾荒，家家都有积蓄的粮仓。整饰传舍驿馆，使旅客有防护而能归返；修建桥梁，使人们成为通途，不必再涉险。像这些事情，全都是利用军务间隙率领士卒完成的，没有调动四方的力量，而各种劳役已经完成。至于我西部边境的官员，本来不能一一列举。只是公和厚恒常、正直端方，清廉刚毅、守信谦让，敦厚崇尚儒学，处在尊贵职位却谦退自抑，以忠与仁为准则来厚实自己的诚意。凡有可以使百姓安定得利的事，便坚定勇敢地实行，不等到一天结束。他兴办功业、救济万物，功绩如此宏大，正是理所当然。过去治理国家的人，只把水利之事看得最重要，因此有疏导汾水、洮水、堵塞大泽而勤勉治水、受封为国君的人。西门豹留下的水利利益，使史起感叹；白圭主张决堤放水危及邻国，孟子不赞同。公能够铲平险阻、使劳苦得到休息，恩惠延及万代，他的功业尤其显著，实在无法掩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因此借此文辞请求工匠刻勒下来保存，以便永远作为后世祭祀者的法式。《剑门铭》（附序）。【《一统志》说：大剑山在四川剑州，张载的《剑阁记》说的就是这里，又名剑门山。】蜀都地势险重而物产丰富，夷戎蛮族混杂相处，民风杂乱剽悍，喜欢制造寇乱。皇帝即位元年八月，主帅去世，众人突然生变，群情疑惧而无法控制，妖言和防乱之事煽动流行；他们倚仗富强，气焰滔天，凭借武力阻挠。攻陷其他地区，向北包围剑门，凭借丘陵地势，扩张骄横凶猛的声势，磨利刀箭，以抗拒天命，认为雷霆般的诛罚不会加到自己身上。只有梁地守臣礼部尚书严公，把国家的祸害当作自己的仇敌，把上天的讨伐当作自己的责任；推行仁义、凭仗信义，不等司令使者到来，人民便主动献出生命；树立正义、激发义愤，不等歃血盟誓，士卒便同心一致。于是全军出动，驻扎待命，只敬候明确的诏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 凡诸侯的军队，都必须从这里出发；储备粮食，准备宴飨和赏赐，取其丰足，然后派前军严秦奉行天子的诛讨命令，向南方广泛宣告。十一月，右军越过利州，踏入贼寇土地，依山进攻、斩杀敌人，以阻挡敌军奔逃冲击；左军从剑门出发，大举扫除顽固愚妄之徒，晓谕并招引受劫持胁迫的人，他们像蚂蚁溃散、老鼠惊逃，险要地势也无法固守。于是收取夺得有利之地，等待王师到来。刺杀剖开敌人的肾肠，拔除其根基，使他们无法肆意施毒，以汇聚我们的功勋力量。一声鼖鼓振响，主帅开始出兵，擒取贼军首领，使之受到极大的戮辱。由于公忠诚勇敢、内心激愤，接受任命坚定明断，谋略宏大深远，所以能够开通险要阻塞之处，把它们铲平成为大道，消除祸害之气，符合上天的意旨。皇帝因此赞美嘉奖，论定功劳时列为首位，增加品秩并授为军队长官，晋升为大藩镇，镇守南方。将校和群吏希望刻山立石，彰明公的功劳，使名号流传无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十月〕 铭文说：井络所在之地，正是大地的边际；这里是远离中原的区域。群山构成门户，环绕蜀都；险要丛集、物产丰厚，羌人与髳人混杂并处。狂妄狡猾之徒窥伺空隙，发出大声狂吠。【“狺”音鱼斤切。】他们凭借有利形势，壮大凶恶之徒；皇帝以仁慈宽宥他们而没有诛杀，但暴虐之人并未因德化而驯服，祸害波及巴渝。于是出动天子的军队，向各方名山神岳祷告；治理梁地的臣子严公掌握要害，聚集储备军械，蓄积干粮。百姓没有增加赋税，军队粮饷充足；与士卒歃血盟誓，掌握着决胜的机宜；分头指挥勇猛的军队，布置成掎角之势。右军越过岷山，左军直抵剑门，从九地出击；向上穿过重重云层，攀登高天、踏越虚空，把险阻艰难看得平常，攻破层层壁垒，歼灭群凶；内可据守坚固的包围圈，外可逼近平原。天兵缓缓推进，士卒和战马众多而强盛。【“啴”音他丹切。】大恶之徒被囚禁并处死。【“憝”音徒对切。】戎人和华夏之人都欢欣，皇帝考察这份功劳，唯独以梁地为先，因而开国进位。南方边地成为藩邦，地方得以清平，人民获得完整安定。把功劳刻铭下来，鉴戒祸乱，使后世永远观览。总而言之，柳宗元的文章与韩愈相当，处于伯仲之间；李翱、皇甫湜一类人，则像附庸一样。有唐一代文章的源流、正变，大体不超出这一范围。

译《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八目录。唐。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授孔戣右散骑常侍制》。《授郑覃给事中制》。元稹。《献事表》。《论谏职表》。《与韩愈书》。刘禹锡。《许州文宣王新庙碑》。李翱。《论事疏》四篇。《复性书》。《平赋书序》。《上宰相书》。《答进士朱载言书》。《杨烈妇传》。《高愍女碑》。田弘正。《谢赐节钺表》。吕温。《功臣恕死议》。《张荆州画赞》。皇甫湜。《论进奉书》。《故吏部侍郎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附序）。舒元舆。《上论贡士书》。季汉。《韩愈文集序》。欧阳詹。《太学张博士讲礼记记》。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诏。编纂注释。唐。白居易【字乐天，祖先是太原人，后来迁居下邽。贞元年间考中进士，元和年间召入朝廷任翰林学士，升任左拾遗。会昌初年以刑部尚书身份退休，去世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初授拾遗献书》。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管供奉和讽谏，凡是发布诏令、举行事务，有不便于时势、不合于道义的，小事便上封密奏，大事便在朝廷上直谏。这个职位的选任非常重要，品秩却很低。之所以如此，也是有原因的。大体说来，人的常情是地位高了便爱惜地位，身份尊贵了便爱惜自身；爱惜地位，就会苟且迎合而不发言；爱惜自身，就会苟且容忍而不劝谏，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设置拾遗，之所以使其品秩低，是为了让他的地位还不值得爱惜、身份还不值得珍爱；之所以看重选任，是为了使他对上不忍辜负恩德，对下不忍辜负本心。地位还不值得爱惜，又不忍辜负恩德，然后才能有过失就必定规劝，有违背就必定进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卷〕 朝廷的得失没有不察知的，天下的利弊没有不进言的，这正是国家设置拾遗的本意。由此说来，哪里是小臣这种愚劣昏昧、怯懦软弱的人所适合担任的呢？何况臣本来只是乡里的庸儒、府县中奔走办事的小吏，委身泥滓，早已断绝登上云霄的希望，哪里料到圣上的慈爱会提拔我担任近臣的职务。每逢宴饮，赏赐总是先给我；每有庆典，恩泽总是先沾及我。宫中马厩的马代替我劳作，内厨的膳食供给我食用。我早晚惭愧警惕，已经超过半年，积尘般的懈怠渐深，忧虑惭愧更加严重。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微小的功效，又被提拔进入清贵的班列。臣自从授官以来，仅仅过了十天，吃饭不知滋味，睡觉也不得安宁，只想着粉身碎骨来报答特别的恩宠，只是还没有获得粉身碎骨的机会罢了。如今陛下刚刚建立皇极，初次接受尊号，早晚忧劳以求达到太平，每施行一项政令、办理一件事务，无不合乎道义、便于时势，所以天下人心都仰望太平。然而从今以后，万一有事情不便于时势，陛下难道不想听到吗？万一有政令不合于道义，陛下难道不想改正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三年〕 如果陛下在言语行动之际、诏令发布之间有小的缺失，稍微涉及利弊，臣一定秘密陈述自己的见解，暗中进献所听闻的情况，只等待圣心裁断罢了

译。臣又担任宫禁之中的职务，不同于外廷官司，本想竭尽愚见，应当先把这些情况陈明，恭敬地希望圣上明察。臣赤诚之心无法自已，感念恩德而想要报答，恳切惶恐到了极点，谨此陈说。《授孔戣右散骑常侍制》【孔戣字君严，考中进士。宪宗元和初年，任谏议大夫，历任岭南节度使。敬宗即位，召任吏部侍郎，改任右散骑常侍。】诏令：从前齐桓公心神和身体懈怠，隰朋便在身边侍奉；汉成帝亲近看重儒术，刘向便跟随左右。如今常侍所担任的正是这种职责。在我选拔的人中，没有不是正直之士的。中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孔戣，言语行为谨慎正直，风度操守端庄，礼容肃然。他是宗庙清庙中的礼器，从开始入仕直到任天官，始终以虚空之心待人；手中握着锋利的刀，才干完备而优点兼具，时论多所称许。可以让他佩戴貂饰站在左右，从容侍从以备顾问。隰朋、刘向难道还会远吗？可任命为右散骑常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授郑覃给事中制》【郑覃是已故宰相郑珣瑜的儿子。穆宗长庆元年，由谏议大夫转任给事中。】诏令：给事中的职务，是凡诏令有不便于时势的，可以封还奏报；刑狱有不合乎法理的，可以驳正；天下有冤屈滞塞、无人申诉的案件，可以和御史共同纠察审理；有关官署选拔补授不恰当的，可以和侍中共同裁定罢退。大体能这样行事，才称得上称职，所以并不只是掌管侍奉、赞助传达诏令而已。中大夫、行谏议大夫、云骑尉、荥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郑覃，节操清正，行为刚直，神色端正，言辞审慎；先臣的风范依然蔼然存在。自从居于首席谏官之职，更加勉励自己直言极谏。提拔他掌领此职，必定会有可观的表现；也希望天下人知道，我朝正在奖励乐于直谏的鲠直之臣，开通进谏诤言的道路。可授给事中，散官、勋官照旧。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初年考取制科，对策列第一，授任右拾遗。后来任宰相三个月便罢职，最终以武昌节度使任上去世。】《献事表》【元稹任拾遗时，自认为职责在于谏诤，却不能多次被召见，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天下治乱的开始，各自都有萌芽和征象；治与乱本来没有固定的门户，只在于君主开启哪一边罢了。所谓萌芽征象，难道还有别的吗？容纳直言，扩大视听，亲自勤勉处理各种事务，委托并信任大臣，使左右近习之人不敢蒙蔽疏远的大臣，这大概就是太平的征象。这样做却不能实现太平，万中不会有一例。大臣不被亲近，直言不能进达，触犯忌讳的被杀，冒犯左右近臣的受刑，与一两个近习之人在深宫中决定政事，群臣不得参与谋划，这是混乱的萌芽。这样还不发生混乱，也万中不会有一例。因此古代君主刚即位、治乱征象尚未显现时，必定有狂直敢言之士触犯忌讳，献上危急直切的言论。上面的人如果能够宽宥容纳他、激励提拔他，那么天下君子便会听到风声而欣喜，说：‘那个人如此狂直，尚且能被君上容纳，君上大概是想招来天下士人吧？我的道术可以施行了。’小人则会选择有利可图的话来说：‘那个人直言竟能得到君上宠幸，我也可以直言以求取利益。’于是天下贤能与不肖之人各自把自己所忠

译于的见解进献给君上，上下的意志畅然贯通，得失的实情无论幽隐遥远都必定通达；集合天下人的智慧，调理万物之情，使人人都乐于得到自己的位置，像赤子亲近慈母一样拥戴君上。

译即使有人想诱导他们作乱，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所以臣说，容纳直言、扩大视听，却不能实现太平的，万中不会有一例。等到献计的人进去却不能出来，直言的人被杀而不被容纳，那么天下君子便会在心中盘算：‘与其进言却不被采用，反而自身遭杀戮，我宁可行为谨慎、言语谦逊，以保全自己的结局吗？’小人则会选择有利可图的话来说：‘君主所厌恶的，是违逆心意、刺耳难听的言论；我只要苟且顺从是非来侍奉他就可以了。’于是进见的人被阻拦而不能接纳，议论政事的人所说的话被搁置而不被听取；这样一来，十步之内的事情都不能看见，朝廷的实情都不能听到，更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四方如此遥远呢？所以说，耳聋眼瞎的君主并非没有耳目，只是左右前后的人把他屏蔽起来，不让他看见听见罢了。这样还不发生混乱，难道可能吗？从前太宗文皇帝刚即位时，天下人没有敢进谏的，只有孙伏伽曾经因为一件小事特意向皇帝进谏。文皇帝非常高兴，厚赐他田地住宅来勉励他。从此进言议事的人只怕自己的话不够直、谏言不够尽，不能激发文皇帝的盛意，竟不再把触犯龙鳞、冒犯忌讳看作不可为之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于是房乔、杜如晦、王珪、魏征等人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的是非得失，天下四方的人在外面进言得失，不到三四年，天下便大治。难道只是文皇帝一人在上面运用聪明才智吗？也因为群臣各自竭尽言论，使这些意见在天下宣扬、发扬、畅通。况且喜欢保全安乐而厌恶被杀受辱，是古今共同的人情，难道只有贞观年间的人轻易触犯忌讳而喜欢受杀辱吗？这是文皇帝激励他们、引导他们进言的功劳。喜欢顺从、对耿直触犯发怒，也是古今共同的人情，难道只有文皇帝甘愿听逆耳之言而对顺从发怒吗？这是因为顺从的好处轻微，而危亡的祸患重大；无穷事业的分量重，而奉承自身的事情微小。他是考虑为子孙留下不朽基业，建立永久安定的计策。作为后代继承人，难道可以顺从一时的心意，轻率地使用文皇帝留下的天下吗？历代圣主相继传承到今天，已经垂及二百年了，无不遵循这条道路，使风俗和平。何况陛下具有圣明的资质，继承并恢复前代传统；即位之日，天下焕然一新，治罪王叔文一党，凶邪党羽于是离散；悬首示众韩惠琳，悖乱之气于是消除；揭发承光的欺诈，凭借威势作乱的祸根于是铲除；归还焦陂的田地，百姓的心情于是受到感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其余如洗雪瑕过、宽缓死刑、减轻赋税、抚恤百姓、赐帛给年高之人、表彰乡里的孝子悌弟、修复废弃的学校、建立义仓，无不曲尽恩惠，遍及天下。这些全都是陛下向上效法尧舜，近来效法太宗，治理太平的萌芽已经显露出来的几十件事，哪里是臣这样庸劣的人所能一一说清的呢？然而臣私下仍然勤苦忧虑、叹息不已，有一件不能决断的事：只是因为陛下即位以来已经满一年，百官卿士直到天下四方的人，竟没有一个献上一条计策、进上一句话而得到陛下如孙伏伽那样的赏赐。左右前后负责拾遗补阙的人，也没有进奏一封奏章、执持一条谏言而受到陛下激励提拔的劝勉。设置谏鼓、放置匦函，也从未听说有昭雪一桩冤案、裁决一件政事，来彰明陛下没有幽隐不察之事的意旨。像臣等这样充任谏官班列、名为供奉官的人，白白度过日子和年岁，不能得到召见，每次列于班位，只能屏住呼吸、弯腰恭立，不敢抬头仰视，又哪里有空闲议论政事得失、献上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呢？供奉官尚且如此，何况那些疏远的臣民呢？即使有特别卓异、不与众同的才智，想要自行效力，又有哪一条途径、哪一个阶阶可走呢？于是使如今的一般人把谏鼓、匦函当成了无用的器物，认为拾遗、补阙只是冗员。臣私下想，凭陛下睿智博大、深明事理，又励精图治，难道会有进言而不能传入、说了而不被采用的吗？这大概是群臣因循苟且，不能有所发明的罪过。况且臣又想，如今奉召承受顾问的，只有一两个执政大臣而已；每次一同应答，不过片刻之间，便要议论天下大事。臣私下估量，恭敬承受圣上的询问，仰面谢恩、感激宠光尚且来不及，又哪里有闲暇陈说治乱、议论教化呢？其余琐碎的有关部门官员，有时被召见一次，只谈文书的收发、钱粮的增减，连这些尚且来不及，又哪里值得放在口头上呢？臣私下考虑，陛下正当景命维新的开端，和贞观达到大治以后相比如何？当贞观达到大治之后，凭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辅佐的才智，尚且还有接连不断地上封章进计策的人，献纳可行意见、纠正错误意见的声音每天都能听到。如今陛下正当致治的开端，又在四方多有忧患的日子里，然而进言论事、献计谋的人终年没有一个，难道不是群臣因循苟且、窃居职位的罪过吗？像臣元稹这样，禀性驽钝，昏昧无知，但因为在陛下登临帝位之初，臣首先参加陛下选拔贤才的科举【元和元年，元稹应制举，名列第一】，便被擢升授予谏官之职，所得恩遇远超寻常品秩。如果再默默无言地与在位者相处，那么臣的最大罪过，也将远远超过寻常品秩之人的罪过。因此臣冒昧犯死罪，把十件事分条奏列如下：一是敬重太子，以尊崇国家根本；二是任用诸王，以巩固磐石般的宗室；三是遣出宫人，以消除水旱灾害；四是嫁出诸位公主，以成全人伦；五是不拘时日召见宰相，以讲论各种政务；六是按次序召见百官，使听闻更加广博；七是恢复在正衙奏事，以表示亲自处理政务【德宗贞元十八年废止正衙奏事】；八是允许各方按规定纠察弹劾，以震慑奸邪佞臣；九是禁止不合时宜的进贡，以断绝无休止的征求；十是减少出入游猎，以防止马勒羁绊之患。以上十件事，假使说得正确，正确而得到采用，那不是臣个人的福分，而是天下的福分。假如所说不正确，错误而获罪，那是臣的本分，也是臣所甘愿的。

译论谏职表 臣某言：臣听说先王制定俸禄制度时，居于职位而不履行职责的人要被诛罚，所以在上位的人没有徒受俸禄的，在下位的人也不隐瞒实情。臣私下观察当今，尸位素餐、不履行职责的人，没有比我们这些人更严重的了。臣听说太宗文皇帝时，以王珪、魏征担任谏官；文皇即使在宴游、寝食之间，王珪、魏征实际上也都参与了他所采用的政事。文皇说出一句话，王珪、魏征一定详加审察后才让它发出；提出一件事，王珪、魏征一定思虑周详后才实行。凭文皇的明智，结合王珪、魏征的才智，所以举措没有遗漏的事情，言论都有典章常法。文皇还认为自己的见闻不够广，于是允许三品以上官员入内议论军国大事，并一定派一名谏官随同进入，以便参验【贞观元年制定的制度】。在那时，担任耳目股肱之臣的人，对君主有君臣之义，有父母般的恩情，有朋友般的劝诫；是正确的，没有不代为施行的，错误的，没有不废止的。不到三四年，天下便大治，蛮夷的君长带刀入朝侍奉的，多得数不清。这难道是靠动用武器、发动征伐造成的吗？大概是因为堵塞蒙蔽的弊病消除了，偏远地方的实情得以通达。这样以后，才可以称得上是天子的诤臣。近来掌管谏诤职务的人却不是这样：最好的也不能随时备召入见，其次也不能参与时政，只是排着队站在班列中，接连不断地如此而已。况且臣听说，谏臣的职责，是在君主左右前后拾遗补阙；大事则参加朝廷议论，小事则上封章陈奏。近年来，正衙不再奏事，众臣也停止了在朝廷面对皇帝答对【德宗贞元十七年下令，每日引见两名常参官，询问政事，称为巡对；元和元年，武元衡奏请废止】。这样一来，既不能发现并补救遗漏，又有什么途径来陈说朝廷议论呢？所谓任用谏官的职能又安置在哪里呢？只有诏令有不便之处、官员授任有不恰当之处时，才能上一封奏章，获得一次进见而已。这样想来，君臣之间论列是非，在事情尚未形成时加以讽谕，在最机密处筹划，尚且不能挽回皇上强烈的意旨，防备谗邪之人的巧言，何况是诏令已经施行、任命已经下达以后，才拿着一封奏章，求得一次进见，想私下收回皇帝发布的诏令【《礼记》说：君王的话像丝，发出后就像纶】、挽回日月般的圣明，这确实连万分之一的帮助也没有。以至于使如今一般人把上封章、进计策看成妄动，把拾遗补阙看成冗员；这等于把供奉官同王珪、魏征相提并论。臣虽然极其愚钝，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况且陛下如果认为我们这些人毫无补益，不值得参与侍从之列，本来就不应当把名器授予我们，使我们立于朝廷之上；如果认为应当扩大见闻，稍稍询问治道，又不应当屏弃我们这些疏远卑贱之人。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臣伏愿陛下允许臣在延英殿等候应对，召见臣一次，赐给臣温和的容色，使臣能够竭尽愚诚，详尽陈说谏官的职责。假如所说有可采纳之处，能够对陛下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这就是臣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所说不合乎道理，玷污了圣上的听闻，臣就自行置于刑法之中，以谢罪于谏官的罪过，这也是臣甘心情愿的。臣怀着无比激切的心情。

译与韩愈书 郎中退之足下：我和前任襄州文学掾甄逢交游友善。甄逢是已故刑部员外郎甄济的儿子。甄济在天宝年间隐居于卫州的青岩山。采访使苗公【苗晋卿】等五人都上状推荐他，前后十次征召他都不肯出来，最后以左拾遗的官职起用他。恰逢安禄山入朝奏事京城，在皇帝面前恳求，请求让甄济担任宾客属官，玄宗同意了他的奏请。安禄山回到卫州后，派太守郑遵意到山中传达诏命，甄济停止行程两夜等待他。甄济担心不能免除这次征召，于是假装声音嘶哑，又隐居到青岩山中【按本传，安禄山上表推荐甄济，授试大理评事，充任范阳节度掌书记；天宝末年安禄山已有异志，甄济谋划脱身，认为卫县令齐玘诚信可靠，便请求使者到卫县，把实情告诉齐玘，假装吐血，病得不能支持，于是被抬回】。过了一年，安禄山叛乱，当天便派伪节度使蔡希德带着封缄的刀来逼迫征召，并且说：‘如果不能强行带来，就砍下他的头送来示众。’后来甄济被禁闭起来，一言不发，伸长脖子承受刀刃，神气平和，面色镇定，好像甘心如此。蔡希德认为他有义节，便释放了他，安禄山最终也不能把他召来。安庆绪继承逆贼之位后，把他囚禁在东都安国观。代宗收复洛阳【当时代宗为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肃宗至德元年冬天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地】，甄济躺在匡床上，来到元帅府；到达后号哭捶打自己【捶，是击打；自治，是自我责罚】。代宗因此变了脸色，便命人用驿传车马把他送往长安。肃宗赞美他的操行，于是在三司治所给他安排馆舍，让那些曾跟随叛贼的官员囚徒惭愧地向他行拜礼；受到污染的人无不俯首仰叹，当时都恨不得立即死在那个地方。再说，在居易等待命令的时候辨明自己所应从事的道路【《礼记》说：居易以俟命】，在利仁的时代坚守正直操守【《论语》说：知者利仁】，尚且是那些心胸狭窄、浅薄软弱的人所不肯做的【选耎，指低劣软弱】，大概是因为违逆人心困难，而避免自身祸害的念头太深。何况天下已经动乱，君王的恩泽已经枯竭，死于忠诚的人未必显达，跟从叛乱的人也未必受诛，却说自己眷恋本朝，甘愿面对白刃，这实在太难了！因此天下太平时便做公卿、鸳鹭般的清贵之臣，世道变乱时便成为蛇、猪、獍、鸮一类的人，十个人中常有八九个。像甄济这样，天子赐给他的冕服没有穿在身上，俸禄食禄没有进到口中，在天宝末年，他大概只是青岩山中的一个男子罢了。等到动乱发生，他伸长脖子承受刀刃，决心赴死而不回头，说：‘不能因为没有显达，便废弃忠诚。’也不能因为没有受诛，便跟从叛乱。把古今之士合起来比较，这样的人大概万中只有一个。我曾读过有关的注记，其中缺漏而没有记载，谨慎地把所听闻的补上，大概是想让执事之人编录这种义烈，使它永远流传于后世。甄逢出生那一年，颜太保【颜真卿】、崔太傅【崔祐甫】都作诗歌来赞美贤者有后代，并且叙述甄济一生的始末。等到甄逢长大后，在襄州宜城【襄阳宜城县】耕种先人的旧田，读书作文，不到州县求取仕进。年成歉收时便努力耕作、节省费用，以供养亲族；年成丰收时便把多余的粮食施给邻里乡党中不能自给的人。前后拿出家财，为朋友排除患难有好几次，因此以义闻名。襄州刺史上状推荐他为文学，他才开始受到吏职的约束。我听闻他的声名已经很久，便同他交游。甄逢常常为父亲的名声没有载入史册而感到冤屈，想带着这份冤屈到京师，向掌管史书的人申诉，大概行期已经确定了。我愚昧地估量，甄逢仆人短少、马匹疲惫，言辞简约、同行孤单；即使不被骄横的守门人排斥，也会被有权势的人迟疑着加以阻挠，本来就没有途径进入。于是我把这种无从进入的情势告诉甄逢，并且告诉他，掌管此事的人以同我交游为辱，希望能得到他所受冤屈的状文。我又告诉甄逢，只要厚意相信并等待我，于是他便停止了行程。后来我自己想，在卑微污浊之中尚且希望把所听闻的事情献给执事，难道不是既愚蠢又僭越吗？然而即使在被讥笑的时候，也希望您有幸垂察。不再多说。某再拜。刘禹锡【字梦得，中山人，考中进士，又登博学宏词科，擅长文章，历任官职至集贤直学士；因依附王叔文党，贬为朗州司马】许州文宣王新庙碑 丙辰年正月初一，开成年间【开成，文宗年号】，许州牧尚书杜公在兑禺【兑为西方之卦；禺同隅，指在城西角】修作文宣王庙和学舍，说这是革除旧制、创立新制。前一年杜公接受社稷之任和兵权，统领淮阳、汝南的军队【文宗太和八年，杜悰被授为忠武军节度使、陈许蔡观察等使，加授兵部尚书】。八月上旬的丁日，他在宣父的庙室行释菜礼，看到房屋狭陋、台阶荒芜，连转身都困难。事情办完后，他叹息不已，于是询问当地头发花白的乡先生。乡先生上前致辞说：‘自从幽陵盗贼兴起【指安禄山在幽燕反叛】，许州成为战争冲要，接连作战、相互残杀【粹，粹杌，是以柄插入孔中的兵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粹，保留入声读法】几乎没有一年安宁。听惯了钲鼓声【钲，见《小雅·采芑》‘钲人伐鼓，陈师鞠旅’】，听不到弦歌，眼睛不识字，也不妨碍被认为聪明。近来人口繁衍、生聚教养，日常起居和祖先传习，全都出自军队的规范。如今幸得天子怜悯许州百姓，为他们选择贤能的侯守，这正是人人思求治理的时候。’杜公说：‘好，我应当依次办理。’于是第一年修整军纪，以沟通众人的意志；第二年整治郡政，以解除百姓的疾苦【瘼，疾病；见《小雅·四月》‘乱离瘼矣’】；第三年崇尚教化根本，以敦厚民风。我的话既然得到采纳，于是选择地点营建新宫，坐落在瀷水岸边【瀷水发源于河南密县东部，流入颍水】。【瀷，读作‘亦’】城池在东面，筑墙时夯杵声登登作响，斧头砍削声坎坎作响；用绳墨校正，凿孔配榫，支柱纵横交错【小柱叫枝，大柱叫梧】；涂抹墙壁，装饰得鲜明灿烂【涂，指涂抹泥灰；奂，指文采明丽灿烂的样子，《檀弓》有‘轮焉奂焉’】。

译建筑呈微青黑色，高高凌空【黝，微青黑色；凌虚，形容高耸】，寝殿和庙堂宏大宽敞，斋宫庄严幽静，轩廊、台阶、厢房、廊庑端正雅洁，门庭和墙垣高峻，远望便令人产生敬意。外部装饰有方形屋脊，中间设置黼幄，面向光明，正对当宁【《易·说卦》说，圣人面向南方听治天下，向着光明而治理；《曲礼》说，天子站在门内、屏外的当宁处】，采用天子的礼制。孔子有尧的头部、禹的身形【《史记·孔子世家》说，他的额头像尧，从腰部以下比禹少三寸】，戴华美冠冕、佩象牙玉佩的形象，取法于邹鲁【指曲阜的孔子庙堂】；登堂入室、窥见奥处的仪态，取法于太学。宗彝、笾豆【《尚书孔传》说，宗庙中的彝樽，以山龙华虫作装饰】以及青黄相间、合乎规矩的器物，遵循周礼。祭祀用的牺牲、礼币，以及进献升降的礼节，遵循国家章法。重檐中收藏经书，空匣中收纳器物；讲学的席位已经安排，击鼓开箧【《学记》说，入学时击鼓开箧，以交出所学；注说击鼓召集学生，学生到达后打开箧中的书籍等物】。授经有博士，督促考课有助教，指引行踪有役夫，洒扫庙宇有庙干【干，是能办事者的称呼】。杜公又划出空地扩建大园圃【隟，读作‘乞’】，种植柔嫩蔬菜；对于日常腌菜和美味储藏品的供应，则拿出自己的俸禄作为本钱，借贷取息、积累利润【权，版本作‘榷’】，用来供给盐、酪、灯油和膏脂。众多士子汇聚于此，教化推行如风吹行；家家仰慕恭敬节俭，户户懂得尊敬谦让，父亲教诲儿子，兄长规劝弟弟，不在学堂外游荡，也不到鞭打犯人的市场游逛。由此，系着勇爵、戴着鹖冠的人【縻，指系恋；鹖冠，武人的冠帽】往往收敛雄姿，来观看学习礼义；自矜甲胄的人知道根本在于忠信，穿粗缨武服的人也不敢侮辱缝掖儒生【《庄子》说‘曼胡之缨’，注释说是粗糙无纹理的冠缨；缝掖，指儒者的衣服】。教化改变人的情形，就像驿站传递文书一样迅速。冬十一月，许州人来报告新儒宫建成，并且请求我作辞，以便流传到远方。杜公名悰，字永裕，是故丞相岐国公的孙子【岐国公即杜佑。杜悰因防守之功三次升迁为太子司议郎，元和九年选定为尚公主】。岐公辅弼调和德宗、宪宗二帝【德宗、宪宗】，学问博大，天下第一，曾著书二百余篇，论述古今礼乐刑政的损益，统称《通典》，收藏在石室中【开元年间刘秩撰《政典》，杜佑认为条目不完备，因而扩充成二百卷献上，皇帝命令藏入书府】，又流传于民间。如今孝孙杜悰继承修明刑法、平治政事的事业，播扬于诗歌声名之中，真是美好，能够世代继承家业。我刘禹锡早年忝列岐公门下，四次参与公府任职【本传说，杜佑上表任命刘禹锡为管书记，入朝后任监察御史】；近年任汝州牧，经过许昌，亲自考察他的政绩，所以不能推辞，于是把铭文刻在系牲的碑上【古代宗庙立碑以系牲，这就是此碑名称的由来】。铭曰：许州处于韩、魏之间，是四方征伐之地；自从兴兵以来，战斗纷争不断【防防，争斗的样子】。也有儒学宫舍在战乱中被挤压毁坏。贤能的侯守来到这里，想到泮水边的欢乐【《鲁颂·泮水》诗，戾止就是来到】；使百姓趋向学习，这是王道教化的开始。在有利的地方于是筹划新的规制，郁然兴起，庙宇面貌庄严，正堂高大而光彩焕发。礼器排列整齐，众多贵族子弟恭敬肃立，进入门墙，仿佛到了孔里。春天歌咏，夏天弦歌，优美的声音飞扬起来，在乡里传播，遍及郊野。道路上老人相互谦让，家中尊敬父兄，随着教化而改变，仿佛已经成为本性。过去在偏僻小巷里互相辱骂、彼此欺侮，如今遇到亲戚不说淫猥轻薄的话。过去军营相连，夸耀力量、任性饮酒，如今遇到宾客便收敛容色、拱手行礼。鲁国有泮林，鸟儿改变了叫声【《鲁颂·泮水》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怀我好音’】；许州崇尚学校，百姓喜悦于教化，于是把这些刻在圭形石碑上，以记载新建的庙宇。李翱【字习之，赵郡人。德宗贞元年间考中进士，授校书郎；宪宗元和初年转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触犯宰相李逢吉，被出任庐州刺史；文宗太和初年入朝任谏议大夫，不久掌管制诰；去世后谥号文公】

译论事疏 任用忠正之人 臣听说，国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君主能够信任任用大臣，大臣能够以忠诚正直辅佐君主。所以忠正是百种品行的根本。大臣忠正，小臣就没有谁敢不正直；小臣没有谁敢不正直，那么天下后进的士人都会乐意走忠正的道路。后进士人都乐意实行忠正之道，这就是王道教化的根本，也是太平盛世的事业。如今谈论这件事的人，一定说辨别人的邪正，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事【《皋陶谟》说：‘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哪里能够知道忠正之人并任用他们呢？臣认为，考察忠正之人，大概是有方法的。能够把忧虑国事的话全部说出来，却不希求恩宠、不迎合容色的人，就是忠正之徒。忠正之人也各自有同类。奸邪之臣一定嫉妒并诋毁他们，还会说他们结成朋党。舜、禹、稷、契彼此称赞，并不是结党；颜回、闵子骞彼此往来，也不是结党；他们都只是在讲求道德仁义而已。邪恶之人嫉妒并诋毁他们，还说他们是朋党，用来迷惑当时君主的听闻。从古以来一直如此。因此萧望之、周堪、刘向谋划排退许氏、史氏【车骑将军史高、侍中许章】，最终被邪臣战胜【邪臣指史高、许章、弘恭、石显、郑朋、华龙等】，汉元帝不能辨明是非，最终任用了邪臣。汉室的衰败开始于元帝，这是不可不察的。因此，听一个人的言论，如果常常能听到逆耳之言，那就是忠正之臣。即使任用他们时夹杂着邪佞之臣，太平也一定不能实现。文宣王说：‘即使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所以忠信之人并不难有，关键在于陛下辨别并任用他们，只是让各类人才按其类别进用罢了。臣因此说：任用忠正之人而不疑虑，功业和德政就能成就。屏斥奸佞 臣听说孔子说过，远离佞人，因为不能同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大凡自古以来的奸佞之人，是可以辨认的：他们都不懂得大体，不怀有长远的忧虑，只顾谋求自身利益，贪图富贵，固守荣宠罢了。他们一定喜欢甜言蜜语、谄媚言辞，以迎合君主的欲望。君主所看重的，他们就顺势称为贤能；君主所恼怒的，他们就顺势定为罪过。君主喜欢财利，他们便献上蓄积聚敛、剥削百姓的计策；君主喜欢声色，他们便打开妖艳的郑、卫之乐的道路；君主喜欢神仙，他们便传授烧炼变化的方术。他们观察君主的脸色，揣摩君主的心意，顺从君主的话而奉承。君主喜欢他们不违背自己，于是亲近他们，以至于事情败坏、怨恨产生而君主都听不到。如果事情败坏、怨恨产生而又听不到，危险就深重了。自古以来的奸邪之人，没有不是这样。既然如此，即使以尧舜为君主、稷契为大臣，如果其中夹杂奸邪之人，太平也一定不能兴起，危险的事也会暗中产生。所谓奸邪之臣，就是荣夷公【周厉王的卿士，专门聚敛财利而使周王室败坏，周厉王被流放到彘】、费无极【楚平王时任太子少傅，进谗言使楚平王拘捕太子建和伍奢；伍奢之子伍员逃往吴国，后来造成吴军攻入郢都的祸患】、太宰嚭【太宰嚭接受越国贿赂，劝夫差赦免勾践，又诋毁伍子胥，使夫差赐死伍子胥；后来越国终于灭吴并诛杀太宰嚭】、王子兰【楚怀王的小儿子。秦昭王想同楚怀王会面，屈原劝阻，子兰却劝楚王前往，楚怀王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任子兰为令尹，子兰又同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使屈原迁往江南，楚国日益削弱而灭亡】、王凤【成帝时任大司马，兼领尚书事，专权骄横僭越，陷害王商，杀死王章，后来王根、王莽相继掌权，汉室也随之转移】、张禹【王氏的羽翼，卖国的罪魁】、许敬宗【劝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昭仪，后来任宰相，排斥韩瑗、来济、褚遂良，杀死长孙无忌、上官仪】、李义府【高宗时上表请求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不久任宰相，外表柔和而内心害人，人们称他为‘李猫’】、李林甫【玄宗时的宰相，谄媚侍奉左右，迎合皇帝意旨来巩固宠幸，排斥贤相，堵塞进言之路以成就奸谋，人们称他‘口蜜腹剑’】、卢杞【德宗时的宰相，能言善辩，任相不到半年便排斥杨炎、贬黜杜佑、陷害颜真卿，援引裴延龄，任用赵赞征括富商的钱财和间架陌钱，引起怨恨和叛乱，这些都是卢杞造成的】、裴延龄【掌管度支，因为搜刮剥削而得宠，陆贽极力论说他的奸恶，德宗反而更加厚待裴延龄，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这一类人。奸佞之臣一旦被信任任用，大则会亡国，小则会败坏法度，祸乱就会产生。如今谈论这件事的人，一定说：‘辨别人的邪正，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事。’那么怎么能够知道谁是奸邪佞臣并把他们除去呢？臣认为，考察奸佞之人也有方法。君主所想要的，他们都顺从而不违背，又跟在后面承奉，替君主提前、随后安排迎合，这就是奸佞之臣。不除去他们，即使任用稷、契为宰相，也不能使天下达到太平。因此君主任用奸佞，耳目就会被堵塞蒙蔽；耳目被堵塞蒙蔽，过失就听不到，忠正之人也无法进用。臣因此说：屏斥奸佞而不让他们接近，视听就会聪明。改革税法 臣认为，自建中元年开始制定两税法【德宗初即位，以杨炎为宰相，制定两税法；夏税完纳期限为六月，秋税完纳期限为十一月】至今已经四十年了。当时一匹绢值钱四千文，一斗米值钱二百文，纳税户应缴一万钱，只要交绢二匹半就够了。如今税额和原来一样，可是粮食和丝帛一天比一天便宜，钱却越来越贵；一匹绢的价格不过八百钱，一斗米不过五十钱，纳税粮应缴一万钱的，只能交十二匹绢才够，何况官府还催逼百姓把钱拿出来，使他们贱卖财物呢？即使官府用混杂的虚高估价收取【《文献通考》说，宪宗时货物轻而钱币贵，凡留州钱、送使钱，各地长史又降低省估，要求按实际估价自行封藏获利，从而加重百姓赋税；到裴垍任相时，才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品一律按省估】，尚且要八匹绢，才仅仅能够凑足一万钱的数目，这比建中初年的税额已经增加三倍了。即使明诏屡次下达，怜恤百姓，不改变这个税法，最终也没有什么可以救济的。然而事物到了极点就应当改变，正是现在这个时候；推究弊病的根源，是钱币贵重，却向百姓所生产的东西催征。钱是官府铸造的，粮食和丝帛是农民生产的，如今却使农民贱卖粮食丝帛换钱交给官府，这难道不是颠倒取用、索取本来没有的东西吗？

译因此豪强之家和大商人都大量积存钱币，以追逐物价轻重的变化，所以农民一天比一天困苦，从事商业末业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一年遇到水灾旱灾，百姓就面带菜色，家中连一年的粮食都没有，何况有三年的储蓄呢？百姓没有三年的积蓄，却希望太平兴起，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如今如果下诏天下，不论远近，一律不催缴现钱，都交纳布帛；凡官府收支都以布帛为标准，宽度不得超过一尺九寸，长度不得超过四十尺。这比两税法开始时仍然加重了一尺，但百姓交纳的实物本身价值较重，实际负担却变轻，一定会乐意而容易交纳，不敢再希望恢复到建中初年的办法。实行三五年，臣一定知道农民会逐渐有些积蓄，即使遇到一年水旱灾害，也不会面带菜色，父母和夫妻能够彼此养活。若税法仍照旧，不赶快改变，即使神农、后稷重新出生，教人耕种纺织，勤勉而不误农时，也不能达到富足。臣因此说：改革税法，不催缴钱而改纳布帛，百姓就会富足。杜绝进献 臣认为，自建中以来税法不变，百姓的困苦已经在前一篇中说尽了。如今节度使、观察使的进献【德宗时，江西节度使李兼有每月进献，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每日进献；裴肃开始以刺史身份进奉，自常州调任浙西观察使后，严绶开始以幕僚身份进奉，自宣歙判官被召为刑部员外郎，于是人们竞相进献，逐渐成为常例】，一定会说是军府的余财，并没有取自百姓；而且供军钱和留州钱各有定额。可是如果不是兵士缺额而不补充，以及削减、克扣应给的物资，那么钱帛不是上天降下来的，也不是泉水可以涌出来的。不取自百姓，又能从哪里取得呢？所以有人开设官营店铺让商人居住，有人酿酒而由官府出售，其他还有各种杂税和巧立的名目；这些都是夺取百姓的利益，损害三代的法制。表面上托名进献，实际上借此成就自己的私利，实在不是太平之世的事情。近几年天下都多留度支钱来蓄养兵士，因为中原有寇贼。如今吴元济、李师道都已被斩首，中原没有忧患【宪宗元和十二年擒获吴元济，淮西平定；元和十四年斩杀李师道，淄青平定】，却仍照旧蓄养军队，用来耗损百姓。臣认为这不对。如果选拔三五名通达吏事的大臣，前往各道，同各道节度使、团练使商议：每道应当留多少士兵以备镇守，责令他们报出实际现有的兵数，并规定逃亡的士兵不再补充，这样每年自然可以减少十分之一。再告诉他们，中原没有战事，但蕃夷仍可能成为忧患；每道应当配备若干士兵，把节省下来的衣粮赏给边地士兵，并召回战士，使边兵得到充实，那么蕃夷就不足为虑了。钱帛都是国家的钱帛，应当制定明确法令来收取，这才是正确的。如果让通达吏事的大臣前往各地办理，即使将帅中有不肯如实尽数报告的人，也不敢有所隐瞒。如今接受进献【宪宗元和四年三月，李绛、白居易进言杜绝进奉；四月又秘密议论各道进奉不经过御史台，所以李翱如此说】，节度使、团练使便用各种方法刻剥部下，拿来积聚；其中三分用于他们自己私用，进献给朝廷的只有一分。这难道不是在两税之外又加了一层税吗？百姓因此不乐意从事本业，父子夫妻甚至可能不能相互养活。父子夫妻不能相互养活，却希望太平兴起，即使妇女儿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臣因此说：杜绝进献，以减轻百姓税租的沉重负担，下面的百姓就不会困苦。

译复性书 白天劳作、晚上休息的，是普通人。劳作时不是我在劳作，而是同万物一起劳作；休息时不是我在休息，而是同万物一起休息。我却不同于普通人，白天没有什么可劳作的，晚上也没有什么可休息的。劳作不是我的劳作，因为劳作中有外物；休息不是我的休息，因为休息中也有外物。究竟是劳作，还是休息？二者都应当离弃，不能存留。我所存守的东西，终究不会消亡，也不会离散【《乾卦》三爻说：君子整天勤勉不懈，晚上仍警惕；《大传》说，通晓昼夜运行的道理，才知道真诚能够成就。也就是说，有教化，勤勉有方法；白天有所作为，夜晚有所获得；休息时有所涵养，片刻之间也有所存守，那么就是劳作，也是休息；所存守的东西终究不会消亡，也不会凋残】人不能在道上用力，是因为昏昧而不思考【《洪范》说，思考叫作睿智，睿智就能成圣；孟子说，心的职能在于思考，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天地之间，万物由此产生。人对于万物来说，也是一物。人之所以不同于鸟兽虫鱼，难道不是因为道德本性完整吗？接受同一元气而形成形体，有的成为物，有的成为人。得到人的形体非常困难。生在世上，又不能拥有很长的年岁。凭着并不长久的年寿，使用这极难得到的人身，却不专心专意于大道，放纵自己的心去做想做的事，那么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虫鱼的东西就消失了【孟子说，清晨的清明之气，如果白天不断损耗，夜间的元气就不足以保存，人也就离禽兽不远了】。昏昧而不思考，这种昏昧最终也不会变得明白。我已经活了二十九年，回想前十九年，时间就像早晨的一刻；回想前九年，时间也像早晨的一刻。人所禀受的寿命，长的不过七八十岁，活到九十岁、一百岁的就很少。当活到一百岁时，回头看九十年，也和我今天回想从前一样，远近难道能有很大差别吗？那又能比早晨的一刻长远多少呢【庄周说，人生在世，如同白马从缝隙前飞驰而过。所以，能够听闻道，即使只活到颜回的年纪，也不算夭折；不能听闻道，即使活到彭祖的年纪，也不算长寿】？既然如此，人的一生即使享有一百年，也可以知道它就像雷电突然交击，又像风吹旋转一样短促。何况千百个人中没有一个能活到百岁呢？所以我整天立志于道德，仍然害怕来不及达到。那些放纵自己的心去做想做之事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按：李翱《复性书》有三篇，今录末篇，并把首篇附在后面。首篇说：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本性；人之所以被本性迷惑，是因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都是情所造成的。情既昏暗，本性就隐藏了。这不是本性的过错。七情循环交替而来，所以本性不能充分显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百年〕 水混浊了，它的流动就不清澈；火有烟，它的光就不明亮。这不是水火本来清明的过错；沙子不使水混浊，水流就会清澈；烟气不郁结，火光就会明亮；情欲不发生，本性就会充分显现。本性，是上天所赋予的命；圣人得到它而不被迷惑。圣人难道没有情吗？只是圣人的本体寂然不动，不往而能到达，不说话而能神妙，不炫耀而自然发光，制作创设与天地相参，变化运行与阴阳相合。虽然有情，却从未被情所牵动。既然如此，百姓难道没有本性吗？百姓的本性同圣人的本性没有差别。可是，情欲所造成的昏暗彼此交相侵扰，从来没有穷尽，所以即使终身生活，也不能亲自看见自己的本性。火潜藏在山石林木之中，并不是没有火；江、河、淮、济之水尚未流出、只是泉源在山中，也不是没有水。石头不敲击，木头不摩擦，就不能烧遍山林、使万物干燥；众多水源不疏通，就不能形成江、河、济、淮，向东汇入大泽，浩浩荡荡，成为深不可测的水体。情的动静不停止，就不能复归本性、照耀天地，成为无边无际的光明。因此，真诚就是圣人的本性。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耀天地；一有感应便通晓天下的事理，行动、停止、说话，没有一样不处于最恰当的境界。能够复归本性，是贤人不断遵循本性的结果。只要不停息，就能回到本源。圣人知道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可以顺着它而行；为了使人不停止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所以制定礼来节制，制作乐来调和。安处于仁，是乐的根本；行动而合乎礼，是礼的根本。因此坐车时听到和鸾之声，行走时听到佩玉之声；没有特殊原因不废弃琴瑟；观看、听闻、言语、行动，都依循礼法而动。这是为了教人忘却嗜欲，回归性命之道。道，就是极其真诚而不停止。极其真诚而不停止，就能虚静；虚静而不停止，就能明；明而不停止，就能照耀天地而无所遗漏。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尽性尽命的道理。可悲啊！人人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却没有谁阻止自己不去做，这难道不是迷惑吗？○真德秀说：李翱的两篇文章，都在论述灭除情欲、复归本性的道理。然而《中庸》说：‘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发作而合乎节度，叫作和。’这只是希望喜怒哀乐合乎节度，并没有认为它们可以消除。孟子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称为四端，正是希望人扩充它们，使之充分发展，并没有认为它们可以消灭。孟子又说：‘至于人的真实情感，就可以用来行善，也正是行善的根据。’孟子因为情感有善的一面，便知道本性本来是善的，大概是从情感的表现认识它的本体。把情感看作邪妄而想消灭它，可以吗？所以程正公说：‘本性是根本，情感是本性的发动。处置情感，又要在几微处辨论善恶。颜子的学问，是说觉悟的人约束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道，也没有认为情感可以消灭。’朱文公也说：‘李翱论复性，说是消灭情感来复归本性，这就错了；情感怎么可以消灭？这是佛氏的说法，他陷在其中却不知道。只有末篇的话可以用来警醒学者，所以录在这里。’

译平赋书序 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敬慎地办理政事并取得信任，节约财用并爱护人民，役使百姓要合乎时令。孟子说：如果想使赋税比尧舜之道轻，那就是大的貉国、小的貉国；如果想使赋税比尧舜之道重，那就是大的桀、小的桀。因此按照什一税的原则，公家和私人都能富足。人民已经富足，然后才可以施行教化，使风俗返归淳朴。古代圣贤没有不善于治理政事、管理人民而能够光耀后代的。所以善于施政，没有比治理人民更重要的；治理人民，没有比使他们富足后再教化他们更重要的。凡人的情性，没有不希望富足而厌恶贫穷的。士、农、工、商四类人中，受苦最严重的没有超过农民【四人即士农工商四民】。麦、粟、布、帛是农民生产的东西。年成大丰收时，农民尚且不能满足衣食；如果遇到水灾旱灾，农民更是首先受害。有若说：百姓不富足，君主同谁富足呢？如果这样，百姓把长官看作仇敌，平安时既不能享受利益，危险时又哪里肯竭尽力量？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危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人人都知道加重赋税可以取得更多财物，却不知道减轻赋税取得的财物反而更多。为什么呢？赋税太重，人民就贫穷；人民贫穷，流亡的人不回来，天下的人也不来。因此土地虽然广大，却有荒地而无人耕种；即使耕种了，地力也有所剩余而未被充分利用。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财物一天比一天匮乏，这就是抛弃天时，遗漏地利，耗尽人力财力。像这样，即使想做社稷之臣，建立不朽功业，诛灭暴逆、威服四方夷狄【宪宗元和年间削平藩镇、击破吐蕃，常忧虑国用不足，所以李翱这样说】，也只是有这份心愿，哪里能够做到呢？所以减轻赋税，人民就乐于生活；人民乐于生活，定居者就不会流亡，流亡者也会日益归来。定居者不流亡，流亡者日益归来，土地就没有荒废，桑树柘树日益繁茂【柘是桑的一类，叶子可以养蚕】，人们尽力耕种，土地的利益就不会有剩余。人民一天比一天富足，军队一天比一天强大。四邻的人民像归附父母一样归附，即使想驱赶他们离开，难道能够做到吗？因此，让他们安定地居住，他们富足后就可以接受教化；让他们处于危急中而共同防守，人人都会自行巩固防线。孟轲所说的率领子弟攻打自己的父母，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能够成功的。唉！仁义之道，明白显著，就像宽广的大道。人人没有不知道的，然而都不能实行，为什么呢？是因为见解还不够透彻，又有嗜欲来损害它【宪宗元和末年渐渐骄奢，户部侍郎皇甫镈因聚敛而得宠，任同平章事，所以李翱这样说】。他们自以为承担的太多，而信任任用别人太少，因此拥有土地的人历代都不免有这种弊病。虽然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实行它，使功效延及后代；这就是由于这一道理。秦朝废灭古法，毁弃井田制，于是夏、殷、周三代的治道便废弛了。这样相承日久，不能骤然恢复【秦孝公任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汉武帝时，董仲舒劝说皇帝：“井田法虽难以仓促实行，也应稍稍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目，堵塞兼并的道路。”唐初授田制度规定，成年男子每人一顷，其中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世业田。天宝以后，这项制度已无法实行】。韩翱因此选取当时可以实行的办法，写成《平赋书》【马端临说：“按照百姓所占有的田地征税，而不再过问田地多少，这是商鞅开始实行的；按照百姓所拥有的田地征税，而不再顾及田地的上、中、下等级，这是杨炎开始实行的。三代井田的良法毁坏于商鞅，唐代租庸调法毁坏于杨炎。又考察德宗贞元年间，年成丰收，皇帝因出猎询问百姓赵光奇说：‘百姓快乐吗？’赵光奇回答：‘不快乐。’以前说两税以外全无其他徭役，如今不是税收却加以搜刮的，几乎超过了税收；诏书中所谓优待防范，只是空文罢了。可见两税法也已经败坏了。”这就是《平赋书》写作的缘由】；而什一税法仍然存在，希望或许有人能够实行它罢了。给宰相的信【这里的宰相就是崔群】凡是身居上位的人，都勇于进取而怯于退让，只看见自己的主张能够实行，看不见自己的主张已经受阻，日复一日地拖延，直到被罢黜退职，突然临头而终身不能预先为自己谋划；前后都是这样。阁下任职宰相已经三年了【据《通鉴》，元和十二年七月，任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到这里应当已经是元和十四年了】。您所符合人情的地方并不少，违背舆论的地方却也已经很多了。奸邪之人得到任用，您不知道；知道了却不能罢免【当时度支使皇甫镈因聚敛财利而得到宠幸，宪宗任用他为宰相】。柳泌被任命为刺史，您疏远他却不能阻止【宗正卿李道古因为贪暴，害怕获罪，便因皇甫镈推荐山人柳泌，说他能够配制长生药。柳泌说天台山有许多灵草，希望得到那里长官的职位以便寻找，皇帝便让柳泌以权宜身份担任台州刺史，谏官进谏而皇帝不听】。韩愈直言进谏，却被贬斥【元和十四年正月，皇帝命宦官迎取凤翔佛骨，韩愈上表劝谏，因而被贬为潮州刺史】；有人争辩，也不能改变结果【元和十四年正月，皇帝命中使迎取凤翔佛骨，韩愈上表劝谏，因而被贬为潮州刺史】。道路上的人都说：“还要那位宰相做什么呢！”阁下还自我宽解，认为自己仍然可以辅佐朝政、使天下太平；即使委屈一点，也仍能使事情归于正直；仔细比较一下自己得到的，岂止可以弥补所失去的，何必急忙决定自己的去留呢？我实在奇怪阁下竟能容忍到这种地步。昨天我高枕而不能入睡，静静地替阁下思量：哪里有宰相上了三道奏疏，却只想制止一个邪人，而最终仍不被信任的呢【据本传，皇甫镈暗中结交权贵宠幸以求得宰相之位，崔群多次上疏指斥他的邪恶奸诈，常常在皇帝面前提及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崔群说：“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天下就得到治理；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就会混乱。用人得失所关系的事情并不小。”言辞激烈恳切，但宪宗最终仍任用皇甫镈为宰相】？阁下天性畏惧谨慎，又不能公开辨明这件事，只好忍受羞耻署发诏令，内心惭愧，私下叹息，却还要自我宽解说：“我的道理还在实行，我的话还被信任，我果然是贤能的宰相。如果我引退，那么谁还能辅佐天下太平呢？”这实在是错误得太厉害了。当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担任宰相【房乔、杜如晦】，人们以为没有房、杜就不行；开元初年，姚崇、宋璟担任宰相【姚崇、宋璟】，人们以为没有姚、宋就不行。房、杜和姚、宋不再任宰相，也已经很久了。中书省从来不曾没有宰相，那么为什么一定非要房、杜、姚、宋不可呢？何况道理不能实行，即使是皋陶、伊尹又能做什么呢？房、杜、姚、宋固然贤能；但如果道理不能实行，言语不能被信任，那么他们心中认为贤能的人最终不敢进用，心中认为邪恶的人最终却不敢不推荐，于是许敬宗、李义府这样的人便能同列任事了。

译如果言语能够被信任、道理能够实行，您又估量自己的才智力量一定不足以排除这些奸邪，那么您将要自行引退而停止任职吗？还是坐在那里等待被罢黜退职呢？或者仍然自我宽解，苟且安居于职位上吗？以阁下的明智来衡量，应当可以知道答案。凡是考虑自己的事情就不明断，裁决别人的事情却明断；涉及自己的私情，而涉及别人便是公事，所以勇于轻易决断。承蒙阁下厚爱知遇、受您奖掖提升的人不少，能够承受您的恩德而向您尽情进言的人，却未必多。我有幸被您以国士看待，已经十五年多了，只是想竭尽自己的本分罢了。您是听取还是怪罪，只在阁下裁决而已【崔群不能被任用，最终被皇甫镈构陷，出任湖南观察都团练使】。答进士朱载言书 我顿首拜谢。足下不因为我卑微低贱、没有什么可以取法，反而陈述自己的心志，先给我写信，并且说：“我的才艺和心志，不能被时代弃置，想要寻求知己，问谁才可以呢？”大家都告诉我：“大概就是李先生吧！”告诉足下的人错了，足下因此相信他们，也错了。如果您果真前来陈述，即使道德完备、德行具足，尚且还不足以辱没您深厚的委托，何况像我这样多病而少学的人，哪里能够承担足下所期待的博大深宏呢？虽然如此，您的盛意不能不答复，所以斗胆略陈我所听闻的道理。大概行为没有比恭敬更好的，自我责备没有比严厉更好的，接待众人没有比宽宏更好的，用心没有比正直更好的，求进道业没有比勇敢更好的，接受益处没有比选择朋友更好的，好学没有比改正过错更好的；这些是我从老师那里听来的。观察一个人的方法有三种：用利益逼迫他，以考察他的邪正；给他一件事情，以察看他的厚道与刻薄；问他谋略，以观察他的智慧和无能，这样贤能与不肖便区分开了；这些是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排列天地的秩序，确立君臣关系，亲爱父子，区别夫妇，彰明长幼，使朋友之间的关系融洽，这是六经的主旨。它浩大如江海，高峻如丘山，光明显赫如太阳和火焰，包容广大如天地。采撷篇章，称述歌咏【掇，就是采撷】○“都夺切”，即“掇”的反切读音。】滋润奇丽，是六经的文辞。创制意旨、造作言辞，都不彼此模仿【庄周说：诗用来表达心志，书用来记述事情，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调和情感，易用来说明阴阳变化，春秋用来辨明名分】。所以读《春秋》，就像从未有过《诗》；读《诗》，就像从未有过《易》；读《易》，就像从未有过《书》；读屈原、庄周的文章，就像从未有过六经。因此，意义深刻，意境就深远；意境深远，道理就明辨；道理明辨，气势就正直；气势正直，辞采就丰盛；辞采丰盛，文章就精美。正如山有恒山、华山、嵩山、衡山【北岳恒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它们相同的是高峻，至于草木的繁茂却不一定相等；正如水道有淮水、济水、黄河、长江【《禹贡》说疏导淮水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疏导黄河发源于积石山，疏导长江；这四条水道就是四渎，都是独自流入大海的】，它们相同的是都从源头流到大海，至于曲直、深浅以及水色黄白，却不一定相同；正如各种品类混杂的食物【《周礼·天官·内饔》说，内饔掌管君王、王后、太子的饮食，以及切割、烹煮、煎熬、调和等事务，辨别各种食物的味道】，它们相同的是都能使腹中饱满，至于味道咸、酸、苦、辛，却不一定相同。这些是通过学习而知道的道理，也是创作文章的大体原则。天下谈论文章有六种说法：崇尚奇异的人说：“文章不过是辞句奇特险峻罢了。”喜好说理的人说：“文章只要叙述意思通顺罢了。”沉溺于时俗的人说：“文章一定应当讲究对偶。”对时俗弊病反感的人说：“文章不应当讲究对偶。”喜爱艰深的人说：“文章应当深奥，不应当浅易。”喜爱浅易的人说：“文章应当通达，不应当艰深。”这些都是情性有所偏滞而不能流通，没有认识文章所应当遵循的原则。有的文章义理并不以说理为主，言语也不在于教化劝勉，却辞句奇特华丽，《剧秦美新》【扬雄所作】、《王褒僮约》就是这样。有的文章道理往往正确，但辞章却不能精工，《刘氏人物志》【刘劭所作】、《王氏中说》【王通所作】以及俗传的《太公家教》就是这样。古人只求文章达到精工，并不计较辞句是否对偶、浅易或艰深。《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邶风·柏舟》篇，讽刺顷公时仁人不得志、小人在君王身边。悄悄，忧愁的样子；愠，愤怒；群小，君王身边众多的小人】。”这并不是对偶句。又说：“遭遇忧患已经很多【闵，忧患】，受到侮辱也不少。” 这并不是没有对偶。《尚书》说：“我憎恨进谗言的人，使其行为绝灭，震动惊扰我的众军【《虞书》中舜帝命令龙的话。堲，憎恨；殄，绝灭；震，震动】。”《诗经》说：“那繁茂的桑树，树下的人都得到庇护，采摘桑叶使桑树受到损伤，这就是下层百姓【《大雅·桑柔》篇，芮伯讽刺厉王。菀，繁茂的样子；桑叶柔嫩，人们在树下得到庇护，各得其所；刘，削落而稀疏；瘼，疾病、困苦】。”这并不是浅易。《尚书》说：“确实恭敬而能够谦让，光辉照耀四方，感通天地【《尧典》中史官赞美尧的话】。”《诗经》说：“十亩田地之间啊，采桑的人悠闲自在啊，走吧，和你一起回去啊【《魏风·十亩之间》篇】。”这并不是艰深。求学的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则，却作出前面所说的种种议论，这些话不是我敢于听闻的。六经以后，诸子百家的言论兴起。老聃【李耳著有《道德经》五千言】、列御寇【著有《列子》八篇，唐代称为《冲虚真经》】、庄周【著有《庄子》内外篇，唐代称为《南华真经》】、鹖冠【楚国人，居住在深山中，以鹖鸟羽毛做帽子，著书一篇，因而以此为名】、田穰苴【著有《司马法》】、孙武【著有《孙子》十三篇】、屈原【著有《离骚》《九歌》《九章》《卜居》《渔父》等篇】、宋玉【著有《九辩》《招魂》《高唐神女》等赋】、孟轲【著有《孟子》七篇】、吴起【著有《吴子》三卷，论述兵法】、商鞅【著有《商子》五卷，研究刑名之学】、墨翟【著有《墨子》十五卷】、鬼谷子【著有《鬼谷子》三卷，论述捭阖之术】、荀况【著有《荀子》十二卷】、韩非【著有《韩子》二十卷，研究刑名法术之学】、李斯【有《谏逐客书》《上督责书》】、贾谊【著有《新书》十卷】、枚乘【有《谏吴王书》二篇、赋九篇】、司马迁【著有《史记》一百三十卷】、司马相如【著有《子虚赋》《大人赋》《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封禅》等文章】、刘向【著有《新序》十卷、《说苑》二十卷】、扬雄【著有《法言》十二卷、《太玄经》十卷】，都足以凭文章自成一家，是学者所师法归依的对象。所以，意义即使深刻，道理即使正确，但辞句不精工，就不能成为文章，也应当不能流传。文章、道理、意义三者兼备，才可以在当时独立而不在后代湮灭，才一定能够流传。孔子说：“言语没有文采，传播就不会远。”子贡说：“文采如同质朴，质朴如同文采；如果剥去虎豹的毛皮，便和剥去犬羊的毛皮一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杨烈妇传》建中四年【建中是德宗的年号】，李希烈攻陷汴州【代宗大历十四年，汴宋将领李希烈驱逐他的主帅李忠臣，诏令任命李希烈为蔡州刺史、淮西节度留后，命滑亳节度使李勉统领汴州。德宗即位后，改淮西节度为淮宁军，以此宠信李希烈。建中三年秋，诏令李希烈讨伐李纳，李希烈暗中与李纳往来。建中四年秋，李希烈围攻东畿，在襄城击败主帅哥舒曜。十一月攻陷襄城，乘胜攻下汴州，李勉逃奔宋州】。不久又将要进攻陈州，分出几千兵力抵达项城县，大概是要掠夺那里的财帛，俘虏男女，把他们带到陈州会合。县令李侃【“偘”同“侃”】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妻子杨氏说：“您是县令，敌寇来了，应当守城；力量不足而死在那里，是您的职责。您如果逃走，那么谁来守城呢？”李侃说：“兵力和财物都没有，将怎么办呢？”杨氏说：“如果不守，县城就会被贼军占领。仓廪都是他们的粮食，府库都是他们的财物，百姓都是他们的战士，那么国家还剩下什么？夺取贼军的财物，吃他们的粮食，重重赏赐来聚合敢于赴死的人，一定能够成功。”于是把胥吏和百姓召集到庭院，杨氏说：“县令确实是这里的主人；不过，他任期满了就会离去，并不像官吏和百姓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官吏、百姓都是本县的人，祖先的坟墓在那里，应当彼此共同拼死守护自己的节操，难道忍心失去贞节而成为贼人的部下吗？”众人都流泪答应了。于是发布赏格说：“用瓦石击中贼人的，赏钱一千；用刀、箭以及各种兵器击中贼人的，赏钱一万。”招得数百人，李侃率领他们登城，杨氏亲自为他们防守并供给食物，无论老少一律周全而平均。李侃派人对贼军说：“项城的父老坚持义节，不肯做贼，人人都将竭尽力量死守。攻下我们的城并不足以显示威势，不如赶快离去，白白损失利益，没有什么好处。”贼军都大笑，有一支飞箭射中李侃【“蜚”是“飞”的古字】，李侃受伤回去。杨氏责备他说：“您不在城上，谁还肯坚守呢？与其死在城上，难道不胜过死在家里吗？”李侃于是忍住伤痛，再次登上城墙【陴，城上的女墙】。项城是个小城，没有长久的防御工事、强劲的弩，也没有高城深沟的坚固形势，贼军气势汹汹，率领部下将要从城上越过而下，有人用弱弓射箭【孔鲋说：“楚王张开繁弱之弓；繁弱是楚国弓的名称】”，射中了贼军首领，他坠马而死；这个首领是李希烈的女婿。贼军失去势头，纷纷逃散，项城的人没有受到伤害。刺史上奏李侃的功劳，诏令升任他为绛州太平县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钱、万钱〕 杨氏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妇女能够侍奉父母、公婆，完全恭敬和顺，和妯娌相处融洽【娣姒，就是妯娌】，对卑幼之人有慈爱之心，并且能够不失贞节，这就算贤德了。辨明进退，明白攻守之道，具备勇敢刚烈的品德，是公卿大臣都难以做到的。自从战乱兴起以来，朝廷宠信表彰守城防御的臣子；他们凭借坚城深池的险要，储蓄堆积如山，财货仍然保全，戴着头盔穿着铠甲，拿着弓箭奔驰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然而他们的勇气不能用来守城，他们的忠诚不能用来赴死，抛弃城池逃走的人，也有不少。他们是什么人呢？杨氏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妇女。孔子说：“仁者一定勇敢。”杨氏正是当得起这句话的人。《高愍女碑》愍女姓高，妹妹是她的名字。她出生七年时，正是建中二年。她的父亲彦昭以濮阳城归顺天子。此前，有人把妹妹和她的母亲、兄长扣作人质，借此使彦昭守卫濮阳【让彦昭守濮阳的人，是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当时李正己图谋不轨，于建中二年六月死去，他的儿子李纳秘不发丧，擅自统领部众。八月才发丧，上奏请求继承父亲的职位，皇帝不答应。濮阳原属平卢军，彦昭于是把它归还天子】。等到彦昭以城归顺，妹妹和她的母亲、兄长都要被处死。她的母亲李氏临死时，怜悯妹妹年幼无罪，请求只免去她的死罪，把她作为婢女，众人都答应了。妹妹不愿意，说：“活着而受辱，不如死去。母亲和兄长都不能免死，为什么只有我独自活着？”当她的母亲和兄长将要受刑时，众人都向四方叩拜，妹妹独自说：“我家因忠诚而宗族被诛灭，四方神祇又知道什么呢？”她问明父亲所在的方向，面向西方哭泣拜了两拜，便走向刑场而死。第二年，太常给她谥号为“愍”。在这个时候，天下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像愍女这样；天下做丈夫的，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像愍女这样持家；天下做女儿和妻子的，听到这件事，没有不希望愍女的品行也存在于自身的。从前曹娥思念父亲，投身江中【曹娥是上虞人，她的父亲旰死在江中，曹娥于是投江寻找父亲的尸体，抱着尸体浮出江面，太守度尚祭祀她，并命邯郸淳为她撰写碑文】；狱吏呼喊囚犯时，章女悲痛号哭【《汉书》记载，王章被王凤构陷下狱，妻子儿女都被收捕拘系。王章的小女儿十二岁，夜里起身号哭说：“平日狱吏呼喊囚犯，次数常常到九声，如今只到八声就停止了；我的父亲一向刚强，先死的一定是父亲。”第二天询问，王章果然死了】；思念并慰问兄长，作《载驰》诗【《邶风·载驰》诗，是许穆夫人所作。卫懿公被狄人灭亡，戴公流亡在漕邑，许穆夫人思念并慰问兄长，又因义理不能回国，所以作了这首诗】；缇萦上书，于是废除了肉刑【《史记》记载，淳于意将要受刑，小女儿缇萦上书，愿意入宫做官婢来赎父亲的刑罚，汉文帝怜悯她的心意，于是废除了肉刑】。这四位女子，有的孝，有的智，有的义，有的仁。唉！这个愍女，出生才七岁，天生便有这样的明知；四位女子的品德她没有不具备的，假使把这些品德推行并传播到天下，谁不会受到感化呢？即使有忤逆的儿子，也一定会改变行为；即使有凶悍的妻子，也一定会改变心意。奖赏一个女子而使天下受到劝勉，也是王道教化的大端。奇怪啊，愍女这样的品行，竟然没有在家族中闻名、在乡里被知晓。贞元十三年，我翺在汴州，彦昭当时任颍州刺史，昌黎人韩愈开始向我讲述此事。我既为她悲伤，又赞美她，于是写成《高愍女碑》。田弘正【本名兴，字安道，平州卢龙人。田季安在世时，他任衙内兵马使。田季安死后，田弘正献出魏博六州的户籍，请求朝廷任命。宪宗赞许他，下诏授检校工部尚书，充任魏博节度使，并赐名弘正。

译田弘正去世后，追赠太尉，谥号为忠愍。谢赐节钺表。臣听说，君臣、父子是人伦中最大的关系，所以建立纲纪来端正上下秩序。如果儿子不像儿子，臣子不像臣子，那么天地之间都不能容纳他们，阴间阳世都应当共同诛灭他们。臣家本在边塞，世代都是唐朝人；自从祖父、父亲以来，一直沐浴在文王子孙的教化之中【《周书·立政》篇说“继自今文子文孙”，注释说这是指文王的子孙】。臣有幸凭借宗族关系，早年就列身偏将之中【弘正年轻时学习儒书，很通晓兵法，善于骑射，勇敢而有礼貌；他的伯父田承嗣十分器重他。田季安时，他任衙将】。臣奔走于戎马之地，没有见过朝廷礼仪，只有忠和孝，是上天赋予臣心中的本性。臣常想着奋不顾身，以生命报效国家，却没有途径向上陈达，只能私下感伤。哪里料到恰逢圣明时代，事情又因艰难变故，在刀剑之下，臣竟然被错误地推举出来【田季安死后，衙兵推举弘正为主；弘正拒绝出关，众人不停地呼喊喧闹】。上天慈悲突然降临，免除了臣因书面罪名而获罪的后果；朝廷的典章接连施及臣身，仍然把旌旗节钺授予臣【按照旧例，节度使去世后请求继任者，朝廷常派中使前往宣慰，以观察事态变化；中使回来后再议论此事。宪宗听从宰相李绛的意见，中使尚未回来，便最终任命弘正为魏博节度使，授予节钺】。君主赐给臣整个藩镇的封土，使臣位列八座的荣班【当时加授弘正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上柱国、沂国公】。君父的恩德已经达到极点，臣报效的微末功劳却还没有施展，只因厚着脸皮冒受恩宠而知羞【《小雅·何人斯》篇有“有腼面目”之语】。【“腼”读上声】臣低头徘徊，内心自我畏惧。由此可知，功劳和荣誉的显现，必定要等待危乱之时；侥幸的机会到来，却往往是在天下清平之日。臣量度自己的处境和才分，把获得宠荣当作忧惧。自天宝以来，幽陵开始发生祸乱【安禄山在幽燕起兵反叛】，山东腹地全都变成战乱后的废墟；对外安抚军士，对内却包藏凶逆之心，官职封爵世代承袭，刑罚赏赐自行决定。国家忍辱含垢、隐匿过失，已经将近六十年。臣每每想到这件事，吃饭时都会忘记进食。如果还能稍稍借得天年，得以奉行陛下的谋略，扶助弱小，攻取昏昧【《尚书·仲虺之诰》篇语】，攻击敌人的要害，冲击其空虚之处【孙膑的话；“批”是攻击，“亢”是高处，“捣”是冲击。救援争斗的人，乘高处攻击，趁虚处冲击，争斗自然就会停止】，竭尽鹰犬般的资力，发挥捕获敌人的作用，宣扬和气，洗涤虚伪的风气，然后退居田园，以避让贤能者应走的道路。臣怀有这样的志向，陛下是知道的。吕温【字和叔，贞元末年考中进士，几次升迁任左拾遗，后来以侍御史身份作为张荐的副使出使吐蕃。元和元年才回来，升任户部员外郎。御史中丞窦群推荐他主管杂事，宰相李吉甫阻挠此事不能实现。吕温怨恨，于是构陷李吉甫，因此获罪，被贬为均州刺史；又被贬为道州刺史，后调任衡州，最终去世】论功臣免死。从前卫国的蒯瞆以窃取国家的欺诈手段，与他的属臣结盟，许诺给他穿冕服、乘轩车，并说即使死三次也不牵连盟友【《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卫国孔圉娶太子蒯瞆的姐姐，生下悝。孔氏的家臣浑良夫长大后相貌俊美，与孔圉的内室私通。太子住在戚地，孔姬派浑良夫去见他。太子说：“如果你能让我进入国都、取得国家，我就让你穿冕服、乘轩车，即使死三次也不牵连你。”于是同他结盟】。近代那些受迷惑的人因此把这件事变成口号，于是便有了功臣免死的典制。考察古代训诫，这难道不是异端吗？考察当时的事务，这难道不是祸乱的根源吗？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国家的权柄，没有比刑罚和赏赐更重要的了。人活着都有欲望，不可以不加以约束；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不可以不施加刑罚。刑罚，是圣人用来辅助道德、整齐天下的手段；功劳有益于万物，不可以不奖赏；赏赐用来勉励功劳，不可以不守信用。信用，是圣人用来统一号令、敦厚天下的手段。既然如此，免死的典制抛弃信用、废弃刑罚，这话怎么说呢？那些建立功劳的人，自从八元、十乱以来，并不都是贤能之人；有的人从屠夫、商贩、田野和军阵之间起身，借着帝王顺应天命、顺应人心的形势，所费力气不多，便贪取上天和君主的功劳，迅速飞黄腾达，各自得到施展；他们往往倚仗功劳、恃宠自强，骄横自负，僭越冒犯而不知满足，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对于这种人，本应提高威势、严峻法令，大力设置防范，却反而赐给他们丹书铁券，许诺他们不会被处死。功劳大的人即使五次作乱、十次犯上也可以免死，谁还不认为暴行没有妨害呢？况且君主的话如同汗水流出，不能收回；既然已经同他们约定，向天地发誓、向山河盟誓，最后一旦失去驾驭能力，即使他们犯下黥布、韩信那样的罪行，激起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诛杀他们，这就是抛弃信用。如果任凭他们肆意作恶、凶险冲撞，破坏法纲，有时奸恶的锋芒将要爆发，祸患逼近宗庙社稷，于是想起先前的誓言有损君主信誉，便忍住不杀，这就是废弃刑罚。先前他们不过取得了尘埃般微小的劳绩、萤火蜡烛般微弱的帮助，信用既被抛弃、刑罚又被废除，那还要它做什么？假如贤能之人建立功劳，反而因受到过度宠爱而惊惧，害怕盛满，自处于不犯过错的境地，那么为什么要免他的死罪？假如愚昧之人建立功劳，小人又不幸听说自己不会被处死，这只是增加骄横、开启奸邪，正是所谓赏赐带来的祸害。即使免除他的死罪，他难道就真的能够免死吗？像太公那样贤能，像伊尹那样忠诚，只有君主了解臣下，臣下才不会有二心；如果仓促地以免除死罪来宽宥他们，就是怀疑他们不能始终如一，不是以诚信对待他们，也不能穷尽君子之心。至于狡猾得像盗贼、庸劣得像黥徒的人，在他们尚未犯罪时就先许诺免死，是不让他们羡慕生命、以廉耻自我约束、坚守名节，不是用道德引导他们、勉励小人行善。臣以为，明君对待有功劳的臣子，应当用爵禄使他们安定，用纪律约束他们，用好恶使他们明白是非，用祸福使他们警惧，使他们能够迁善远罪，保全功勋和名声。剖分符节、传给后代福庆，与国家始终相伴；这样的恩惠和勤劳，也已经达到极点了。为什么还要扰乱权力、破坏法令，以罪行为由去宠信人，毁弃信赏必罚的典制，损害彰明善德、堵塞违逆的道理呢？恐怕这不是明智君王治理国家、规范万物的制度。谨此陈述意见。张荆州画赞【附序】张九龄任宰相时，推荐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周子谅因妄论吉凶而被杀，张九龄也因举荐了不合适的人获罪，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中书令、始兴文献公【开元二十二年，九龄升任中书令。九龄的曾祖父君政任韶州别驾，于是迁家始兴。九龄被封为始兴县伯，死后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是唐朝刚直明亮的大臣。开元二十二年，玄宗年纪已经很大了，以为太平可以自然到来，因而渐渐轻视天下政事，考察核实稍有懈怠，推举接纳的人越来越多。君子和小人如果肩挨肩地处在朝廷，直言的声望就会沉寂，邪恶之气开始占上风，中兴的大业也就衰落了。公于是把天下百姓当作自身，把社稷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提出危切的直言而毫不回避，秉持大节而不可改变。小事一定进谏，大事一定争辩；他攀住宫门的栏槛，登历天子的台阶，冒犯雷霆般的威严，不得到采纳便不停止，甚至使日月几乎失去光辉，而天子也因公的谏言重新明察【九龄曾进谏不要废黜三位皇子，斥责武惠妃；又进谏不应以宰相之位赏赐张守珪斩杀突厥的功劳；还进谏不应任牛仙客为尚书，表现出大臣直言敢谏的气节】。即使戴着虎皮帽的人，也不敢在他面前逞凶【意思是被强暴势力震慑而服从】。群贤依赖他，天下人仰望他，他真是足以成为千百年后人仰望的对象了。谁料上天将要开启幽蓟的祸乱【指安禄山在渔阳反叛】，让奸臣乘着这个机会【指李林甫】，使战乱和欺诈迅速到来，谗言得胜【即封牛仙客、贬斥九龄等事】；圣明的君主也不能保全他，剥去公的朝服，把他安置到侯服之地【侯服，指被贬为荆州长史】。他的身体虽然远离朝廷，进谏却更加恳切；道路虽然被堵塞，忠诚却更加坚定；忧虑而不怨恨，最终老死在南方。

译唉！功业显现于时势变化之中，而时势的变化有两种：处在否塞时便会通达，处在安泰时反而会困穷。开元初年，天子刚刚摆脱艰难，长期痛恨政治荒疏【中宗被杀后，韦后临朝，想杀相王；相王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发兵诛杀韦后，相王即位，这就是睿宗；又立李隆基为太子，即后来的明皇。景云二年，太平公主掌权，忌惮太子英武，常想加害于他；当时纲纪混乱，又像神龙年间那样】，乐于同群臣励精图治，于是出现了由否转通的变化。姚崇、宋璟坐享其成，成为当时的权要，举动都合乎皇帝心意，天子的光辉照耀着他们全身，仿佛宇宙掌握在手中，势头像船和船桨彼此相合，面对洪流又驾着疾风，一早便可行进千里，也就不足为怪了。开元末年，天子厌倦勤劳而安于安逸，高高在上地俯视清明之境，恩泽盛大而自满，于是出现了由安泰转为困穷的变化。荆州公挺身而出，想扶持这种局势，却成为当时的祸害；他的举动常常违背皇上的意愿，天天与谗佞党徒在朝廷交错的道路上抗争，势头像微弱的阳光同阴气交战，冲入密云而吐出红色的光气，忽然闪耀一下便熄灭了，这又有什么困难呢？可惜的是，遇到一个时代，侍奉一个圣明的君主，走过他的道路，掌握他的权柄，却有能做的事，也有不能做的事；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何况还会有差错呢？草野之士错失时机、沉沦而失去光彩，又还能说什么呢？又还能说什么呢？曹溪的僧人灵彻【曹溪在曲江县，有南华寺；灵彻就是这座寺院的僧人】虽然脱离了世俗事务，却仍然保存正直之心。他带着张九龄的画像，借此给我看；我看到画像后有所感触，于是写下这篇赞说：唐朝有这样一位栋梁之臣，如今已经逝去。他的遗像流传于世，用来使后来的学者受到启发。德行容貌宏伟奇异，天生的骨相高峻挺拔。像东海的波涛澄澈，像泰山的太阳照耀。众人瞻仰他，气象崇高庄严；见到他便生起敬意和忠心。他的外貌与精神相会合，凛然之间仿佛生出威风。气势中蕴含触犯龙鳞、直谏君主的刚烈，神色和形貌却并不为自己【“色形匪躬”疑有文字讹误，具体含义难以确定】。当时的是非曲直，仿佛都在他的胸中。鲲鱼刚刚脱去鱼鳞，激荡大海而化为鹏【《庄子》说北海有鱼，名字叫鲲，鲲变化而成为鹏；这里说的是九龄受到明皇知遇时的情形】；羊角旋风中途衰落，便从摩天高处坠下【《庄子》说鹏乘羊角旋风上升九万里，羊角是旋转的风；这里以中途衰落比喻九龄被罢免、贬谪】。没有喜悦，也没有恼怒，也正如这幅画像所表现的那样。呜呼！作为臣子，应当以此为警戒，早晚都不可忘记。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考中进士，仕途最高做到工部郎中】

译论进奉的奏书。臣听说，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是君王的臣民，天下没有一尺土地不是君王所有；山川、林木、湖泽所生长的物产，雨露和四时所成就的万物，也没有一样不是君王的财产。实在应当推行至公之道，向天下显示没有内外亲疏之别。如今国家既有公府，又设置私藏【唐代制度中，天下财赋都纳入左藏库，这是公府；大盈内库则是天子的私藏】，使州郡的贡赋之外，又不断有进奉，恐怕不是把天下当作一家、向天下显示君主无私的办法。况且按土地所产缴纳的贡赋，物产有固定的数量；按田亩征收的租税，等级和簿籍已经确定，人人都知道应当交出什么，官吏也难以作奸。进奉既没有一定的标准，谁也不知道限度在哪里，于是任意横征暴敛，借机贪污私吞【德宗一心聚敛财富，正常赋税之外进奉不断，名义上称为羡余；权臣和奸吏借此作奸，有时假托密旨增加征收，有时削减官吏俸禄，有时贩卖蔬菜瓜果，所得往往私自收入囊中；实际进献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却没有人敢追问。宪宗朝虽然曾下诏禁止进奉，不久又恢复如旧】；驱使陛下的百姓，把他们置于无法生存的境地，放纵君主的嗜好和欲望，蒙蔽君主的聪明才智，实在是大奸之门、大罪之源。臣虽然深知陛下具有至高的圣明资质和深厚的仁爱之理，也知道内库的财物是用来充作赏赐，并非专意积藏，但在四方百姓尚未了解实情的情况下，怎么向他们解释百姓所受的弊害，又怎么向后代解释平庸的君主由此损伤节俭的德行、萌发奢侈的心念呢？即使汉代设有少府、水衡都尉，掌管山林川泽的财利，最终也不如把它们交给大司农统领【西汉掌管财政费用的机构共有三个：大司农负责官府公库，少府和水衡都尉负责天子的私藏】。况且土地的财利没有穷尽，君王的用度也没有固定的总额【《周礼·天官·膳夫》说，年终核算费用，只有君王、王后和太子不受此限制】；何必一定把财物藏在内府，以开启泛滥无度的关口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撤销内府，把财物归入公藏；约束并区别进奉，使制度合于古制；征收有固定常规，财用不会亏缺；断绝奸邪的根源，除去政事的弊害；保全国家大体，兴起天下大和，这是天下的大幸。臣又看到正月十一日的赦书【文宗开成元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宣政殿接受朝贺，随即宣布大赦并改元；皇甫湜这篇奏书就是在这一年上奏的】，陛下深切体念疲惫困苦的百姓，恳切责罚贪婪的官吏，从前随使者进贡而来的物品，一概予以停止。这实在如同白日般明亮，如同层云降下的恩泽。各州各府凡有羡余，如果不归入王朝，必定会没入私人之家；臣恭请每逢停止一项进奉，都一定上报其数目，并谨慎收藏起来。遇到水灾旱灾等意外，遇到疾病瘟疫等突发情况，就用它来救济疲弱困乏的百姓，代替朝廷的减免；遇到军旅事务、工役使用，就用它来支付费用、供应所需；平常年份，则封闭收藏，运送到朝廷等待使用，不敢散失泄露，以致触犯刑法。这样一来，人民就会大受恩惠，国家的财用也会更加充足。故吏部侍郎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附序】长庆四年八月，昌黎韩先生已经因病免去吏部侍郎之职，写信告诉我说：“死后能够使我的自身不至于随世俗一起磨灭的，只有把这件事托付给你了。”这一年十二月丙子日，他便去世了。第二年正月，他的遗孤韩昶派人送来记录父亲功业事迹的文书【“功”是韩愈一生的行为事迹，“绪”是世系传承】，并接着送来讣告；到三月癸酉日，安葬在河南河阳【河阳在唐代隶属怀州，实际即怀庆府河内县】。于是我哭泣着为他叙述事迹，铭刻在他的墓上；其中详细内容，将要在神道碑上揭示。先生名愈，字退之，是后魏安桓王拓跋茂的六代孙【本传说韩愈的七世祖茂在后魏有功，被封为安定王】。祖父是朝散大夫、桂州长史韩叡素，父亲是秘书郎、追赠尚书左仆射韩仲卿【《唐书》记载，仲卿任武昌令时有美政，离任后，县人刻石颂扬他的德行，最终官至秘书郎】。先生七岁就喜爱学习，一开口便能写成文章；到成年后，纵情著书，传播圣人之道【本传所说的《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都深奥广博、宏大精深，可以同孟轲、扬雄相互辉映，并且辅助、阐明六经】。人们起初不相信他，等到文章发表后便无法掩盖其光彩；声名震动天下，事业日益显著，众人这才惊异，而群起排斥他。他在危险中几乎跌倒，却毫不懈怠，反而更加伸张自己的主张，最终得到天下人的充分信服。先生的文章不拘泥于圆方等固定格式，却达到了工巧精当的境界【意思是不拘泥于一种格式，而能达到恰当无误、匠心极深的程度】；他探究经书的核心，掌握圣人的权柄，以古代作者为友，斥退邪说、抵御异端，以扶助孔氏之道，保存皇极之理；至于智慧和罪责，都不是他所计较的。他吞吐古今，内容没有边际，浑厚浩大，深不可测，无法衡量。等到他写得兴酣意放、豪迈畅快时，文字仿佛冲凌纸面；奇崛之语如鲸鸣铿锵，春日般明丽，震惊照耀天下。然而他的文章又细密深曲，篇章妥帖，句子恰当，精妙高超到了出神入化、超凡入天的地步。唉，实在达到极致了！后人没有办法超过他，自姬周以来，也只有这么一个人而已。先生起初凭进士身份入仕，三十一岁开始历任官职；他做御史、尚书郎、中书舍人时，前后三次被贬【本传说，他任监察御史时上疏极力抨击宫市，德宗大怒，贬他为山阳县令；宪宗元和初年升任职方员外郎，因柳涧事件获罪，又任博士；后来多次升迁为中书舍人，因为议论平定淮西之事同执政意见不合，改任太子右庶子】，都是因为上疏陈述治理政事的意见，朝廷议论不采纳便把他当作罪过。他常常痛惜佛、老二氏的学说冲毁圣人的堤防，于是首先倡导并修筑这道堤防。等到任刑部侍郎时，又上奏说宪宗迎取佛骨是不对的，认为接受这种任命是自身的耻辱；皇帝震怒，脸色大变，而先生处之安然，最终被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宪宗十四年，韩愈因谏阻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唉！先生说：“停止，这是您的仁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十年、四年、元年〕

译死是臣子的义务。”于是他来到叛贼营中，指挥众人斥责他们。叛贼惊恐流汗，伏地请罪，才把元翼交出来。《春秋》称美臧孙辰向齐国求购粮食，认为这是救急之举【《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冬季，发生严重饥荒，没有麦子和禾稼，臧孙辰向齐国求购粮食。《左传》说：“这是合乎礼的。”】考察这些事情的难易，哪一件更应该褒奖？唉，先生真是古人所说的大臣吗？后来他回朝，任京兆尹，收敛禁军【《资治通鉴·穆宗长庆三年》六月，任韩愈为京兆尹，六军都不敢犯法，私下说：“这个人尚且想烧佛骨，哪里能冒犯他呢？”】帖旱籴齾，幸臣之铓【凡器物有缺口叫作“齾”。当时李绅和韩愈争论台参及其他职务之事，李逢吉上奏说二人不和，于是任韩愈为兵部侍郎，李绅为江西观察使。李绅、韩愈入朝谢恩，穆宗命他们各自陈述事情，才深知其中缘故，又任韩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这里所说的“幸臣”就是李逢吉】再次任吏部侍郎，去世时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先生对待别人坦荡明朗、宽宏开豁，不设置防范和等级；宗族姻亲、亲友故旧中不能自立的人，一定要等我来帮助他们，然后才能解决衣食、婚嫁、丧葬之事【本传说：凡内外亲戚朋友中没有后嗣的，就为他们嫁出孤女，并替他们料理家产】平日即使睡觉吃饭，也从未离开书本，疲倦时把书当枕头，吃饭时还含着食物诵读，孜孜不倦地讲论评说，磨砺诸生，唯恐不能使他们完美地游学成长。他用诙谐笑语、长啸高歌使众人都醉倒，甚至忘了回去的时间【《旧唐书》：韩愈同洛阳的孟郊、东郡的张籍交情深厚。二人的声名地位还没有显达，韩愈不避寒暑，向公卿称扬推荐他们，最终使他们都考中科第。退朝后的空闲时间，便彼此谈论学问、评论文章、吟诗作赋，诱导激励后进，接待他们的人十有六七；即使早晨连饭都供应不上，也怡然自得，毫不介意】唉，这可以说是快乐平易的君子和伟大人物了。夫人是高平郡君范阳卢氏，前进士卢昶的遗孀，左拾遗李汉的岳母【“聓”即“婿”。李汉也是韩愈的门人，《昌黎文集》就是李汉编纂的】集贤校理樊宗懿的次女，许配给陈氏；有三个女儿还没有成年。铭文说：上天自有常道，这种常道体现在我先生身上；天下万民都仰赖他延续正道。他坐在朝廷之中推行政令，使邪恶的道路断绝。四方之内，只有圣人拥有的文德，违失衰微了千年，先生使它重新振兴，在前代圣贤之后发扬光大；扩张正义，充沛仁爱【“彍”是拉满弓弦的意思，与“扩”相同】。光明炳耀，照彻天地；若有像先生这样的人与之相合，就能长久流传。考察我的文章和典籍，整理编次重大的纲纪；使它们不再只是吟咏而不适时施行，昌盛的事业传给后代。【“亘”是长久的意思】唉！永远归去，怎能知道这种悲痛。舒元舆【江州人，元和八年考中进士，和李训友善。太和九年，任御史中丞、同平章事。李训假称有甘露降下，谋划埋伏军队诛杀宦官，未能成功。中尉仇士良率军杀死李训和舒元舆等人】

译上论贡士书 草野臣某冒死上书皇帝陛下：陛下的圣德修明了三代的教化，已经十分完备了。唯独贡士这一制度缺失而没有修治，臣私下认为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臣年少时学习读书，看见《礼经》记载乡举里选【《周礼·地官·乡大夫》说：三年举行大比，考察士人的德行和道艺，选拔贤能者，按礼节礼待宾客；明年把贤能者的名册献给天子，天子拜受后收藏在天府。《王制》说：乡里评议秀士，升送到司徒，称为选士】一定要选得合适的人才贡给君上，君上然后用弓车、旌旗和束帛去征召他们。臣十五岁时已经通晓经书，不久心中像有文思的窍门突然打开，于是又学习作文，遍览群书，看见古人有一件善行值得称道，就一定使天子和主管官员知道；天子和主管官员也会修明礼制，礼待他们而不苟且。臣既然从古代圣人那里学习文章，便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认为自己具有可供询问的才质，等待上国征聘【“问”就是聘问。《儒行》说：“儒者把席上的珍宝收藏起来，以待聘用”】，必定能见到上国的礼遇，这并不困难。前前年臣二十三岁，文章学业已经成就，被州县察举，得以列入下土贡士的名额【唐代不由馆学选拔的举人叫作乡贡，都带着文书到州县自行报名；考试后，长官按乡饮酒礼会同僚属，陈设俎豆，备办乐器，以少牢祭祀，歌唱《鹿鸣》诗】到达京城一个多月，在主管官员处等待命令，才看见贡院悬挂榜样，列出束缚检核的条目；查验磨勘文书上写着【贡士到达尚书省后，疏列姓名、到达日期、结保文书及最初由来，由户部汇集查阅，再转交考功员外郎考试】对待贡士极为苛责，把他们和小吏差役同等看待。臣幸而文书完备，没有被驳回放弃，得以引领到尚书省应试。考试那天看见八百人，个个亲手带着油脂、蜡烛、水和炭【唐代制度，举人考试到天黑以后，允许点燃三条蜡烛】，以及早晚饭食用的器具；有的扛在肩上，有的提在席边。小吏纵情怠慢，大声呼喊他们的姓名；应试者突然进入层层荆棘围成的考场，随后分坐在廊庑之下，寒冷中余雪飘飞，地上只铺着一张席子。唉！唐尧虞舜开设明堂、三代贡士，从没有这样轻慢人的。臣看见如今天下贡士已经如此，主管官员又这样对待他们，于是更加不相信古代圣人的话。等到看见如今的甲赋律诗【“甲”是“甲令”，甲赋就是律赋。唐代制度，进士考试考诗、赋、策、论】都是拆取经书诰命的片段，轻侮圣人的言语，才知道他们不是圣人的门徒。臣恭敬地看见本朝开设进士一科，凡是登第的人，都凭此资历成为宰相、公侯、卿大夫，那么这一科本来就不难。凡将来要成为公侯卿相的人，如果不是贤人君子，就不应当让主管官员把举子安置在寒冷的廊庑和地面上；这等同于仆役以下，不能体现招求贤才的本意。设置荆棘围栏加以阻隔，是把他们当作可疑的奸徒党羽，不能体现忠直的气节。考试甲赋律诗，是把他们当作雕琢细小技艺的人，不能用来观察人的文化成就之道。主管官员竟然不知道这些弊病到了这种程度，臣担心贤人君子远远离去，而不肖之徒受到污辱却仍被陛下任用。况且拿眼前的事情来说，如今四方进贡珠玉金银，主管官员便用箱笼和破旧皮袋承接；进贡贤才俊杰，主管官员却用一张席子承接在寒冷地面上。这是在彰明陛下轻视贤才而看重金玉，贤才以此为耻，臣也以此为耻。臣又看见礼部每年把选士条例下达天下，没有不说要察访实际德行、没有偏邪，然后才上贡的。假如不符合条例，就治罪举荐者，臣初次看见时，私下独自庆贺，以为三代遗风一定会在今天复兴。等到条例下达而法律并未真正实行，于是每年都有无才艺的朋党喧哗煽动，纠缠不休，这样条例又有什么用呢，只是白白扰乱人罢了。并且合乎标准的人数，每年多时固然不超过三十人，少时甚至不足二十人，这也不是天子接纳士人的本意。为什么这样说？如今日月所照之处都属于陛下的内地，从渐海、流沙到朔方、南方，周围绵延亿万千里，其中天地灵气所聚而生的英豪俊彦，本来就不少。假如陛下明诏天下一定按礼举荐他们，忽然一年之内有数百位像元凯、杨马那样才德的人来到，主管官员一定会说：我们按条例取二十人而黜退八十人，这究竟是求贤吗？假如主管官员把他们当仆役来对待，忽然一年之内有才德的人来应试却不足十几人，主管官员一定会说：我们选取二十人，等于把其中一半错误地收取了，只是为了凑足人数；这究竟是取人才，还是只取符合名额的人呢？因此不能预先限定人数，这是明明白白的。前面所说的几件事，臣很久以来就替陛下忧虑主管官员不能尽职，使圣朝取士最重要的科目【唐代科目中唯独最重视进士，所以称为首科】白白荒废在地上。臣如此寒微，所说的话不足以决定贡士的取舍；但千虑之中或许偶有一得，臣私下希望陛下诏令主管官员按照三代旧制，明白修订条例，使天下入贡的人都具有丰厚的实际德行，不拘泥于人数；对于实际德行不厚的人，法律也随之施行。这是澄清源头，源头既清，后来的人就都会趋向正道。应当让主管官员更加郑重地以礼接待他们，按照六义考试他们【唐代以诗赋取士，诗有六义】考试时免得他们亲自背负行李，坐在廊庑之下，特意设置褥席床榻，陈设炉火、油脂和蜡烛，供应早晚饭食。这样，前面所说的饮食方面的弊病，或许就会有所改善。人人都知道天子重视贤才、奖掖士人的道理，奋发之气就会如此充满。士人立身，没有不是由正道成就的；士人自身正直，公卿就正直；公卿正直，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天下得到治理，陛下想不劳心费力，垂衣拱手而达到羲皇、轩辕那样的太平，也是办不到的。假如不这样，士人求取声名，没有不是凭邪道取得的；士人的名声邪僻，就没有公卿不邪僻的；公卿邪僻，就没有天下能够治理的。天下不能治理，陛下想不劳烦圣心、不忧虑百姓，也是办不到的。臣虽极其愚钝，以此观察，知道贡士之道关系尤其重大，所以愿意写下自己的至诚之心，来匡正这一科。陛下不要因为臣的身份列在贡士之中，就怀疑臣是在为自己说话。臣虽然不聪敏，私下看太常寺一科，并不难取得。怎么证明呢？假如让我成为今天贡士那样的人，善于逢迎、机巧谄媚，奔走钻营权要关节，这本来不是臣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也是臣以为可耻而不愿做的。因此臣冒昧凭借顽劣的才识求取功名，主管官员取用我，固然没有什么惭愧；不取用我，我就穿上鞋子离开，效法巢父、许由隐居，以享受陛下太平和乐的教化，到哪里不能得到泉石之间的快乐呢？伏望陛下留心专听，这是天下的幸运，也是臣的最大幸运。死罪，死罪。李汉【字南纪，宗室淮阳王道明的后代，韩愈的女婿，年轻时跟随韩愈学习，元和七年考中进士，长庆末年任左拾遗，文宗时李宗闵任宰相，任用他为知制诰，屡次升任吏部侍郎。

译李宗闵获罪罢相后，李汉因属于他的党羽获罪，被贬为汾州司马】韩愈文集序 文章，是贯通大道的器具；如果不能深入这个大道，文章就不可能达到最高境界。’《易》阐述卦辞、爻辞和卦象，《春秋》记载史事，《诗》用来咏唱，《书》辨析其中的虚伪【孔颖达说：孔安国作《尚书传》时，正遇巫蛊之祸，不能流行。儒生知道孔安国的本子有五十八篇却没有传注，于是张霸伪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隋书·经籍志》说，高堂生传《仪礼》十七篇，此外又有出自淹中的古礼，还得到司马穰苴兵法、《明堂阴阳》以及《孔子三朝记》《王氏史氏记》，合计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删去其中繁重的部分，合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记》；戴圣又删定《大戴记》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这些都深刻吧？秦汉以前，文章气势浑厚纯一；到了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扬雄、刘向这些人，更是所谓杰出之作。到了后汉、曹魏，气象衰弱；司马氏以来，文章规范全都荡然无存，只说《易》以下的作品是古文，把剽窃抄袭当作工巧罢了。文章与大道一起闭塞，当然没有人知道其中缘故。先生生于大历戊申【即代宗大历三年】，幼年丧父，跟随兄长迁居韶岭【本传说韩愈三岁丧父，跟随长兄韩会因贬官迁往岭南】兄长去世后由嫂嫂抚养，辛苦求学，后来回到中原。他自己懂得读书作文，每天记诵数千上百字；成年时通晓经书，能够背诵并理解分析【“通念”是背诵，“晓析”是理解】极力排斥佛教，诸史百家都搜求探究，没有遗漏。他的文章气势浩瀚、卓异超绝，深邃澄澈；奇诡时如蛟龙飞翔，繁盛时如虎凤跃动，铿锵时如《韶》《钧》之乐鸣响；如日光般明亮，如美玉般洁白，周公的情怀、孔子的思想，呈现出千姿万态，最终都润泽于道德仁义，光明灿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四篇〕 他洞察万古，怜悯当世，于是大力挽救衰颓的文风，教人自己作文。世人起初惊异，后来又嘲笑并排斥他；先生的志向更加坚定，最终众人一致跟随，形成定论。唉！先生对于文章，摧毁陷阱、廓清道路的功绩，比起武事来也可以说是雄伟非凡了。长庆四年冬天，先生去世。门人陇西李汉蒙受先生最深厚、最亲切的知遇，于是收集遗文，没有使它们散失，得到赋四篇、古诗二十五首、联句十一首、律诗一百七十三首、杂著六十四篇、书启序八十六篇、哀辞祭文三十八篇、碑志七十六篇、《笔砚鳄鱼文》三篇、表状四十七篇，总计七百篇，并附目录，合成四十一卷，题为《昌黎先生集》，流传于世；又有《论语注》十卷，流传给学者。《顺宗实录》五卷，列在史书中，不收入文集。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福建人考中进士，从欧阳詹开始。欧阳詹任国子监四门助教时，率领弟子伏在宫阙之下，请求举荐韩愈为博士，年四十多岁。崔群为他的死悲哭不已。韩愈写《欧阳詹哀辞》，亲自书写后送给崔群】太学张博士讲《礼记》记 解释、阐释典籍叫作“讲”，“讲”这个字的意思是构架【就是架设、合并、聚集、完成。把各种训诂汇集起来形成讲义，就像架屋一样】这就像农夫耕种田地。田地将要播种却还没有长成庄稼，虽然已经耕过，也必须锄草，分清田畦和田垄，美好的谷物由此生长。典籍将要学习以求明白，虽然已经读习，也必须讲解，穷尽其中的旨趣，儒术由此形成。我朝春天祭祀先师，后来又在一个月后命令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授《礼记》，以成就儒术。圣祖三次刊定经书，九位公卿通晓其中六部，精通其中五部，而《礼记》就在其中。礼，是驾驭人的大法，所以在群籍之首讲授。行过束修礼以后【唐代制度，国子监学生各自奉上束修来拜见老师】便设置讲席。张公走到几案前，面向南坐；直讲举起文牍，面向北坐。大司成穿礼服、执礼节坐在东边，小司成率领属官列在西边。国子学的师长依次就座，公侯子孙从本学而来；四门学的师长依次就座，四方俊秀从本学而来；广文馆的师长依次就座，天下才俊从本馆而来。其余法家、墨家、书家、算家【《唐六典》说，国子监有六学：一是国子学，二是太学，三是四门学，四是律学，即法家，五是书学，六是算学】也停止学业前来听讲，也各自从本学而来。没有登完台阶就如云而来，到了席位便像鱼鳞一样排列；聚集的帽子如同星辰，连结的衣襟如同帷幕。张公先说明礼的根本，接着陈述礼的要旨，辨正三代制度损益得失，评定百家义疏的长短，融会作者的意旨，灌注到求学者的耳中。论辩如悬河倾泻，文辞如天风飘落，清亮流畅，荡涤心胸；幽深远大，没有一点昏昧，心灵如明镜般澄澈，疑惑在心中像冰一样消解。第二天，消息传到朝廷，百官和达官来访的有一半；又过一天，消息传遍都城，九城中有名望的人来访的也有一半。他们都循声而来，获得真才实学，满怀空缺而来，带着充实而归。我任职于下庠，六项事务都掌管教化；自己的道术不足以训导别人，于是率领门徒跟随张公，从开始直到结束，亲眼看见张公的美德，恭敬地记下这件盛事，刻写在屋壁上，并把当时手执简册、提衣听讲的人列在左边。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记。此处又有墨家，但不清楚属于哪一学，怀疑是画家，也属于书学】众人停止学业前来听讲，也各自从本学而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御选古文渊鉴》第三十八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三十九卷目录 唐 刘蕡 制策对 李德裕 讨伐刘稹制 赐回鹘书意 赐回鹘可汗书意 赐太和公主敕书 赐石雄诏意 赐王宰诏意 又赐王宰诏意 代刘沔给回鹘宰相颉于伽思的书信 替宰相给李执方的书信 论侍讲奏报孔子门徒之事状 议论礼法等重大事情 论维州之事状 《丹扆六箴》【附序】臣子论 忠谏论 近幸论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三十九卷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令编纂注释 唐 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人。应对策问未中第，被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到昭宗时，追赠右谏议大夫】制策对【神策军中尉王守澄负有弑逆之罪，却不能讨伐。文宗即位后，希望洗雪过去的耻辱。太和二年，在朝廷上召集诸儒策问。刘蕡在对策中极力陈说宦官专权造成的祸患】褐衣小生沐浴斋戒，伏在宫殿红色庭院之内，恭敬地叩首上奏：皇帝陛下，臣确实没有才智，但有匡正国家、辅佐君主的办法，只是没有官位，不能施行；有犯颜直谏的心，却没有途径表达。只是心中怀着愤懑，压抑着，想着有一天能够一举发泄出来罢了。尚且想同平民在道路上商议，同商人在市集上议论，设法传达到上听，使君主心中一悟；即使因此获犯妖言之罪，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何况遇到陛下询问国家过失，访问治国谋略，颁布诏令给朝廷内外，征求直言极谏之士；臣有幸受到举荐，专门承受陛下的大问，怎敢不竭尽心意陈说？至于陛下所忌讳的、时下所禁止的、权幸所避讳的、主管官员憎恶并用来决定取舍的事情，臣愚昧而不懂得大体，伏望陛下稍加宽容，不要使圣明时代出现 我这个穿粗布衣服的年轻书生，沐浴斋戒后，伏在红色宫庭之内，恭敬地叩头上奏说：皇帝陛下，臣确实没有什么才干，却有匡正国家、辅佐君主的办法，只是没有职位，无法施行；有冒犯圣上的话也敢于进谏的心，却没有途径，无法上达。只是心中积聚着愤懑，压抑地想着总有一天要一并发泄出来罢了。我还想同平民在道路上议论，同商人们在市场上诽谤，使这些意见能够通达圣听，使君主之心有所醒悟；即使因此获“妖言”之罪，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何况如今遇到陛下询问、寻求朝廷的过失，咨询访问治国谋略，并向朝廷内外发布诏令，征求正直敢于极力进谏的言论；臣有幸被列入这次征举，专门承受陛下的大问，怎么敢不竭尽心意据实进言？至于陛下所忌讳的，时下所禁忌的，权贵宠臣所避讳的，以及为有司所厌恶、任意取舍的事情，臣愚昧而不懂得顾全大体，伏望陛下稍加宽容，不要使圣明的时代有〔原文至此残缺〕 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的圣策有追思古代先王、以玄默教化沟通天人、救济世俗、调和阴阳以温暖万物的意旨；由此可见陛下思考治道十分深远。臣认为明君治理天下的原则并不遥远，关键只在于如何实行。臣又认为陛下的圣策有承受重大基业而不敢荒废安逸、奉行先王谋训而不敢懈怠的意思；由此可见陛下忧劳勤勉到了极点。臣认为应当任用贤人并保持警惕，早起晚睡、勤于政务，斥退身边琐屑谄媚之臣，进用辅弼股肱的大臣。若要追踪三皇五帝，继承恢复祖宗事业，借鉴前代兴亡，明察当代成败，那么心中有不能通达之处，是因为下情阻塞而不能向上通达；施行政令有未能取信之处，是因为上面的恩泽壅塞而不能下达。想使人民受到教化，要先修养自身；想使阴阳之气调和，要顺遂本性并加以引导。救治旱灾，在于集中精神；扩大生育繁殖，在于重视百姓的食力。国家仓廪少有储蓄，根源在于冗食太多；官吏之道纷乱多端，根源在于选用失当。豪强奸猾越过法度，是因为内外法律不同；学生懒惰荒废学业，是因为学校官职废弛。各郡干犯禁令，是因为授任不得其人；百工放纵奢巧，是因为制度没有建立。臣以为陛下的圣策有选择官吏以救治政事的心愿，也有增加财富、发布号令的感叹。由此可见，这正是陛下教化的根本。况且根据人的品行进用人才，枝叶性的表现哪里还难以辨别呢？用礼法约束臣下，羞耻之心哪里会不显现呢？想到百姓少而食禄的人多，就应罢斥懒惰游荡之徒；想到法令繁多而治理成效很少，就应考察它们是否真正实行。广泛延请群才，希望陛下一定采纳他们的言论，召到朝廷当面询问，这样小臣怎敢吝惜一死。臣以为陛下的圣策有求贤和纠正过失的言论，有审察政事、辨明弊病的命令；由此可见陛下访求治道十分勤勉。顺从小臣斥责奸豪的志向，弊病就会首先革除；守持陛下安康济世的心愿，恩惠就会施加于下。邪正之道分明，古代的良好治理便可以接近；礼乐之道彰明，和顺之气便能够充实。至于管夷吾的法术，并不是皇王的权术；严尤所陈述的，也不是最上等的策略【《汉书》所载严尤三策：周代得到中策，汉代得到下策，秦代没有策略】元凯所重视的，不如唐尧考核官吏的功绩【《晋书·杜预传》说：应委任达官考核所属官员，任职一年以后，每年举荐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叔子所致力的，不如虞舜舞干戚感化远人【《晋书·羊祜传》：羊祜同吴人交战，约定日期才开战，不采取突然袭击的计策；有人提出欺诈计谋，羊祜便让他喝醇酒，使他无法发言】而且这些都不是大德的中庸之道、圣人的龟鉴，又有什么值得向陛下陈说的呢？但其中或许有关系到安危关键、预示存亡变化的事情，臣请求披露肝胆，为陛下分别说明，再郑重陈述。臣先前所说明君治理天下的原则并不遥远，就在于陛下谨慎思考、努力实行，始终不懈怠罢了。臣考察《春秋》：元，是元气的开始；春，是一年的开始。《春秋》把“元”加在年上，把“春”加在王上，说明为王者应当遵循天道，谨慎对待开始。又举出季节来终结一年，举出月份来终结一个季节；《春秋》即使没有事情，也一定记载首月，以保存时序，说明圣王应当承接天道，谨慎对待终结【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谷梁传》说：即使没有事情，也一定记载正月，这是谨慎开始】君王一举一动、有始有终都必须效法上天，因为天道运行不息。陛下如果能谨慎开始，又能谨慎终结，努力修明并勤勉实行，那么掌握契券而居于简静【《老子》说：“圣人执左契而不向人索取”】，无为而不专断，广泛树立治国根本的伟业，崇尚建立中正的盛德，哪里还会有三代循环的弊病【《史记·高祖本纪赞》说：夏代政治崇尚忠厚，其弊病是粗野；殷人承接它而崇尚敬，敬的弊病是鬼神迷信；周人承接它而崇尚文，文的弊病是虚浮，挽救虚浮没有比忠厚更好的。三代之道如同循环，周而复始】和各种虚伪逐渐滋长的趋势呢？所以臣说，关键只在于实现它的方法如何。臣先前所说任贤、警惕、早起晚睡、勤于政务，应该斥退身边琐屑谄媚之臣，进用辅弼股肱的大臣，实在是因为陛下忧劳到了极点。臣听说，不应当忧虑的事情却忧虑，国家必定衰弱；应当忧虑的事情却不忧虑，国家必定危险。陛下没有把国家存亡、社稷安危的关键作为问题来询问，臣不知道是陛下认为布衣之臣不足以参与决定大计吗？还是日理万机，圣虑有所未及？不然，为什么应当忧虑的事情却不忧虑呢？臣认为陛下首先应该忧虑的是：宫闱将要发生变乱，社稷将要危亡，天下将要倾覆，四海将要动乱。这四件事都是国家已经出现的征兆，所以臣说圣心应当首先考虑它们。帝王事业既然经过艰难才建立，本来就不能轻易守成。太祖开创根基，高祖勤勉完成功业，太宗安定事业，玄宗继承并发扬光大；到了陛下，已经二百多年，其间圣明君主相继而出，扰乱也接连发生，却从来没有不任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够兴盛的。哪怕有一天不加以思虑，也会颠覆国家重器，使宗庙蒙受耻辱，成为万古遗恨。臣谨考察《春秋》：人君的道，在于体察元气而居于正位。过去董仲舒曾大略向汉武帝说过这些，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臣愿为陛下详尽论述。

译继承故君而没有记载即位，是为了端正继承之始；最后一定记载君主终老的地方，是为了端正继承之终。所以做君主的人，发言必须是正当的言论，行事必须走正道，居处必须在正位，亲近的人必须是正人。《春秋》记载阍人杀死吴王余祭【《左传》：吴国攻打越国，俘获一人作为阍人，让他看守船只。吴王余祭观看船只时，阍人用刀杀了他】，却不称其为君，是讥刺他疏远贤人、亲近受刑之人，已经有不配为君的行为。伏望陛下思念祖宗开国的辛劳，体会《春秋》记述继承旧君的真诚，明白法度的端绪；这样法度就会端正，言语和行为就会走正道，能够杜绝篡弑的渐变；居于正位，亲近正人，远离刀锯残害之徒，亲近骨鲠正直之臣，辅相才能专心履行职责，百官才能守住官职。为什么却让身边五六个人掌握天下大政，对外专擅陛下的命令，对内窃取陛下的权威，挟持朝廷，势力倾覆海内，群臣没有人敢指陈他们的罪状，天子也不能控制他们的心呢？祸患在宫墙内酝酿，奸邪在帷幄中产生，臣恐怕曹节、侯览【曹节、侯览都是汉代宦官】又在今日重生，这就是宫闱将要变乱。臣谨考察《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说正月，《春秋》认为先君不能正其终，所以后君不能正其始，因此说“定公没有正月”【昭公死在干侯，不能正其终；定公受制于权臣，不能正其始】如今忠贤之臣不能承担腹心重任，宦官却专掌废立君主的权力，使先帝不能正其终，导致陛下不能正其始【《春秋·谷梁传》说：定公元年春王不说正月，是定公没有正始】。什么叫定公没有正月？昭公的终结不是正当的终结，定公的开始也不是正当的开始。昭公没有正当的终结，所以定公没有正当的开始】何况太子尚未册立，郊祀尚未修治，将相的职权没有归属，名分应有的秩序没有确定，这就是社稷将要危亡。臣谨考察《春秋》记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按照《春秋》的义理，两个臣下彼此相杀本来不应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看重他专擅天子的命令。上天授予权力给君主，君主把权力授予命令；掌握君主的命令却失守它，是不配做君主；侵犯君主的命令而专擅，是不配做臣子。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这就是天下将要倾覆的原因【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这里引用的多是《谷梁传》的话】臣又考察《春秋》：晋国赵鞅带着晋阳的军队叛乱而进入晋国，书中却记作“归”，是因为他能够驱逐君王身边的奸恶来安定君主，所以《春秋》称许他【定公十三年秋，晋赵鞅进入晋阳叛乱；冬，晋赵鞅归于晋。《公羊传》说：这是叛乱，为什么说“归”？因为他带着晋阳的甲士，驱逐荀寅、士吉射这些君王身边的奸恶】如今威权衰落，藩镇臣属跋扈，有人不通晓臣子的节操，首先发动乱事的人会以安定君主为名；不研究《春秋》的微意，举兵的人就会以驱逐奸恶为义。这样刑法就不由天子掌握，征伐必定出自诸侯，这正是天下将要动乱的原因。所以樊哙推门而入，流泪悲泣【《史记》：高祖生病，下诏禁止群臣进入；樊哙于是推门直入，见到皇上便流泪】，袁盎挡在车前用强硬的言辞抗议【《史记》：文帝出行，宦官赵谈陪乘，袁盎伏在车前说：“汉朝难道没有人了吗，为什么要和一个受过刀锯之刑的宦官同车？”皇上笑了，命令赵谈下车】，京房发愤而死【《汉书》：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多次向皇帝进言，石显于是诬陷并杀死京房】，窦武不顾一切而送命【《后汉书》：窦武想诛杀宦官曹节等人，犹豫不决，反而被曹节杀害】，这些事情陛下都已经明知。臣谨考察《春秋》：晋国狐射姑杀阳处父，记作“襄公杀之”，是因为晋襄公泄露了机密。襄公不能坚守谨慎保密的戒条，阳处父因此遭到残害之祸，所以《春秋》非难他【文公六年，晋国杀死大夫阳处父。《谷梁传》称：“这是国家因杀死君主而泄露言语。”晋国将与狄人交战，派狐射姑为将军，赵盾辅佐他，阳处父不同意。襄公对狐射姑说：“现在你辅佐赵盾了。”襄公死后，狐射姑派人杀了阳处父】上面泄露自己的实情，下面就不敢尽情表达；上面泄露事情，下面就不敢尽情进言。所以《传》中有“到君主膝前说诡诈的话”的记载【《谷梁传》：“入则造辟，出则诡辞。”辟就是君主；造膝就是走到君主膝前】，《易》中有“自身受害、事情败坏”的警戒【《易·系辞》：“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事情不秘密，就会导致成功之事败坏】如今公卿大臣并不是不想为陛下陈说，只是担心陛下不能采用。陛下既然忽视而不采纳，就一定会泄露他们的话；臣下既然进言却没有实行，就一定会遭祸。这只会使直臣闭口，更加助长奸臣的威势。因此想把话说尽，就有自身获罪的恐惧；想把心意说尽，就有事情败坏的忧虑。他们徘徊郁结、阻塞不前，等待陛下觉悟，然后才尽力进献有益的言论。陛下为什么不在听朝之余，时常驾临便殿，召见当世贤相和旧德老臣，询问挽救变乱、扶助危局的谋略，寻求安定倾覆、救治混乱的方法，堵塞阴邪的道路，屏退轻薄亲狎之臣，制止侵犯凌辱、逼迫胁迫的心思，恢复清扫宫门的职责，警戒应当警戒的事情，忧虑应当忧虑的事情？既然不能在前面治理好，就应当在后面治理；不能端正开始，就应当端正终结。这样就可以奉行典谟，成功继承宏大基业，最终取得任用贤人的成效，也不必有早起晚睡的忧劳了。臣先前所说追随三皇五帝、继承恢复祖宗事业、借鉴前代兴亡、明察当时成败，就是这个意思。臣听说尧、禹做君主而天下大治，是因为能够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去选拔人才的原则，不让他们改变职责，也不侵犯他们的职权。任官只看他们的才能，左右近臣只用贤人。元凯处在下位，虽然地位微贱也一定举荐；四凶在朝廷，虽然势力强大也一定诛除。考察国家安危，明辨取舍。至于秦二世、汉元帝、汉成帝，都希望把国家治理得像唐尧虞舜，把自身修养得像尧舜，最终却失败灭亡，是因为看不见安危的关键，不懂取舍的道理，不任用大臣，不辨别奸人，不亲近忠良，不远离谗佞。伏望陛下察看唐尧虞舜兴盛的原因，在前面努力实行；鉴戒秦汉灭亡的原因，在后面警惕戒惧。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人，百官中没有贤士；如今纲纪还没有断绝，典章刑法仍然存在，谁不想献身为王朝效力，致力于使时代达到太平？陛下为什么忽然不用他们呢？又有官员不能胜任其职，左右近臣也不是贤人，凶恶如四凶，奸诈如赵高，奸邪如弘恭、石显【弘恭、石显】；陛下为什么畏惧而不除去他们呢？国家神器自有归属，天命自有分际，祖宗自有神灵，忠臣自有忠心，陛下难道不思考这些吗？从前秦朝灭亡，是失在强暴；

译汉朝灭亡，是失在微弱。强暴，奸臣就害怕死而伤害君上【指赵高】；微弱，强臣就窃取权力而震慑君主【指外戚、宦官，刘蕡这里专指宦官】臣看见敬宗没有预料到秦朝灭亡的祸患，没有在祸患萌芽时铲除它。伏望陛下深切忧虑汉朝灭亡的祸患，杜绝它逐渐发展的趋势，那么祖宗的宏大事业就可以继承，三王的久远法度就可以追寻。臣先前说陛下心中有未能通达之处，是因为下情阻塞而不能向上通达；施行政令有未能取信之处，是因为上面的恩泽壅塞而不能下达。况且百姓有水深火热的痛苦，陛下没有途径知道；陛下有慈爱百姓的心，百姓却没有途径相信。臣谨考察《春秋》记梁国灭亡而不记被攻取，是因为梁国是自行灭亡的。由于国君思虑昏乱、耳目闭塞，上面施行恶政，百姓成为寇盗，彼此都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是自取灭亡【僖公十九年，梁国灭亡。《谷梁传》说：沉湎于酒，迷恋女色，心神昏乱、耳目闭塞；上面没有正直长官治理，大臣背叛，百姓成为寇盗，是自己灭亡】臣听说国君所以尊贵，是因为重视社稷；社稷所以重要，是因为保存百姓。假如百姓不能存活，社稷就不能稳固地保持其重要地位；社稷不重要，君主就不能保住其尊贵。所以治理天下，不能不知百姓的实情。百姓是陛下的赤子。陛下应当命令慈仁的人亲自抚育他们，像保傅保护太子一样，像乳母哺育婴儿一样，像老师教导学生一样。这样人民才会信任君上，敬重他如同神明，爱戴他如同父母。如今却不是这样：陛下亲近的权贵宠臣分设机构，补授低级官吏，招来宾客，凭借他们所收受的财货，借给他们权势。大的统领藩镇，小的成为太守、州牧。他们居于上位没有清明惠民的政绩，却有贪暴残害的罪行；居于下位没有忠诚守节的品德，却有奸诈欺骗的罪过。所以百姓对上面的人，害怕他们如同豺狼，憎恶他们如同仇敌。如今海内困穷，处处流离失所；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鳏寡孤独者无法生存，老弱病人得不到养护。加上国权、兵柄专掌在近臣手中，贪婪的臣子聚敛财物来巩固宠幸，奸邪的官吏借机钻营而破坏法令。冤屈痛苦的声音，上达九天，下入九泉；鬼神因此怨怒，阴阳因此错乱。宫门相隔万里，百姓无法申诉；士人没有归依教化的地方，百姓没有归依生命的地方。官府混乱、人民贪婪，盗贼一同兴起，土崩瓦解的形势，危险就在早晚之间。即使不幸因而发生疫病，接着又遇到灾荒，陈胜、吴广也不会只在秦朝起兵，赤眉、黄巾也不会只在汉朝出现。这就是臣替陛下愤怒、扼腕，痛心流血的原因。既然如此，百姓有水深火热的痛苦，陛下从哪里能够知道呢？陛下有慈爱百姓的心，百姓又怎么能够相信呢？假如陛下施政不能取信、内心不能通达，当然就是这个缘故。臣听说汉元帝即位之初，改革制度七十多项，用心十分诚恳，名声也很美好；然而纲纪日益紊乱，国运日益衰弱，奸邪日益强盛，百姓日益困苦，原因就在于不能选择贤良而任用他们，失去了掌握权柄。陛下即位以来，忧劳于百姓，多次降下德音，四海之内没有不抬头长久思念陛下的，都高兴自己仿佛重新从死亡中获得生命。伏望陛下慎终如始，以满足四方的希望；确实应当揭示并把国柄归还宰相，把兵柄归还将领，去除贪臣聚敛财物的政策，消除奸吏借机钻营的祸害，只亲近忠臣贤臣，只任用正直之士；对于宫内受宠的狎邪之人，不要听信他们。选用清廉谨慎的官员，选择仁慈惠民的长官，把利益施给百姓，用和气温暖他们，用孝慈教导他们，用德义引导他们；去除上下耳目的阻塞，沟通上下的实情，使万国欢乐安康，使众多百姓得到休养，那么内心就没有不能通达的，施政也没有不能取信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臣先前所说想使人民受到教化，在于先修养自身。臣听说，德用来修养自己，教用来引导别人。修养自身，人民不必劝说就会自然自立；引导人民，人民就会敦厚行事而率先服从。君子希望政令一定实行，所以用自身作表率；希望人民跟随教化，所以用道理驾驭他们。如今陛下以自身作表率，但政令未必实行；用道理驾驭人民，但人民未能跟随教化。难道是建立教化的方法还没有完全掌握吗？建立教化的方法，在于君主用明察来制定制度，臣下用忠诚来实行；君主能知人，是明察；臣下能匡正时弊，是忠诚。知人就能任用贤人、斥退邪人；匡正时弊就能巩固根本、守住法令。贤人不被任用，再丰厚的赏赐也不足以劝善；邪人不被斥退，再严厉的刑罚也不足以禁止非行。根本不稳固，百姓就会流离；法令不遵守，政事就会涣散；还想使教化必定达到、风俗必定改变，是不可能的。陛下能够斥退奸邪而不偏私左右近臣，举荐贤正之人而不遗漏疏远者，那么教化就会遍及朝廷。爱护人民并敦厚根本，分明职守并奉行法令，修养自身并推及人民，从宫廷内部开始而在外部完成，那么教化就会推行天下。臣先前所说想使阴阳之气调和，在于顺遂万物本性并加以引导，是要把人民引入仁慈长寿的境地。要使人民仁厚长寿，关键在于建立制度、修明教化。制度建立，财用就节省；财用节省，赋税征敛就轻；赋税征敛轻，人民就富裕了。教化修明，争强竞争就会停止；争竞停止，刑罚就会清明；刑罚清明，人民就会安定了。人民既已富裕，仁义就会兴起；人民既已安定，长寿就会到来。仁寿之心在下民中感发，和平之气在上天得到回应，所以灾害不发生，吉祥之事接连而来，四方安宁，万物都能顺利成长。我先前所说救治灾旱，关键在于达到精诚之心，谨按《春秋》：鲁僖公在一年中三次记载不下雨，是因为君主有体恤人民的意愿【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谷梁传》说，记载不雨，是勤求下雨；在一时之内说不雨，是怜悯旱情】；文公在三年中只一次记载不下雨，是因为君主没有怜悯人民之心【文公二年记载自十二月不雨直到秋七月，十年记载自正月不雨直到秋七月，十三年也记载自正月不雨直到秋七月。《谷梁传》说，历经时日才说不雨，是不忧虑下雨】。因此，僖公竭尽精诚，旱灾没有伤害万物；文公没有防备和怜悯之心，灾变便酿成了灾害。

译陛下有怜悯人民的意愿，就不会发生酿成灾害的变故。我先前所说广泛播种繁殖，关键在于察看百姓所从事的生产。我谨按《春秋》：作为君主，必须按时察看人民所致力的事情。人民致力于劳力，工程营造就会减少；人民致力于财货，贡赋就会减少；人民致力于粮食，百事就会荒废。如今财、粮和劳力都已受到困扰，希望陛下停止一切非急需的事务，把力量广泛用于春、夏、秋三时的农务，那么播种繁殖就不会失误了。我先前所说国库储蓄少，根本原因在于冗员和供养闲散之人过多。我谨按《春秋》：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春秋》讥讽鲁国没有九年储蓄，结果一年歉收，百姓便饥饿【此事见庄公二十八年，讥讽国家没有三年的储蓄，这是《谷梁传》的话】。我希望斥退游荡懒惰之人，使他们专心耕种；节省不急需的费用，以供养百姓，那么仓廪储蓄就不会匮乏了。我先前所说官吏的路数太多，根本原因在于选用不当，是因为国家取用人才不能尽其才，任用人员不能明察其要领。如今陛下任用人，求取他们的声誉而不求其实绩，所以人们趋求进用，也只致力于末节而不致力于根本。我希望核实考核官员的实际成绩，确定升迁次序的制度，那么多种钻营求利的途径就会停止了。我先前所说豪强狡猾之人逾越法度，是由于内外法律不同，因为官府禁令不统一。我谨按《春秋》：齐桓公与诸侯结盟，一般不记日期，唯独葵丘之盟特意记载日期，是赞美他能够宣明天子的禁令，率领诸侯奉行王官的法度，所以《春秋》详细记载【僖公九年秋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结盟。《谷梁传》说：桓公结盟不记日期，这次为什么记日期？是为了赞美他。因为显明天子的禁令，所以详细记载】。既然如此，官制是五帝三王所建立的；法制是高祖、太宗所制定的。法令应当统一，官名应当端正。如今又把外官、中官分开设置，建立南司、北司的机构【百官到南牙朝会，称为外官，也称南司；宦官在玄武门内列置机构，两军中尉在苑中统领各营，称为中官，也称北司】。有人在南司犯禁，便逃亡到北司；有人在外廷被依法处刑，便在中官那里破坏法令。法令出自多个门户，使人无所适从，这是因为兵农的形势不同，内外法律也不相同。我听说古代因井田制度而制定军赋，开展农业生产来修治武备，按土地大小约定士卒和车辆的数量，命将领列于公卿之中，所以兵农一致，文武同道，用来保卫治理国家，制止叛乱谋略。太祖设置府兵，台省、军卫的文武官员共同掌管，平时把弓箭收藏起来努力耕作，有战事则放下农具拿起武器，这是为了恢复古制而不废弃旧有制度。如今却不是这样：夏官不了解兵籍，只是奉召入朝；六军不了解武事，只是用来供养官阶勋位【兵部，是古代夏官的职掌；六军上将军、大将军、将军统军，都只是用来养成勋阶】军容之权合并到中官手中，军法附属于宦官的职权【指神策军军容使以及各监军使】。这些人头上一戴武弁，就把文官视同仇敌；脚一踏入军门，就把农夫视如草芥。他们谋略不足以铲除奸凶，欺诈却足以操纵威福；勇力不足以镇守社稷，暴虐却足以侵凌乡里【轶，读徒结切，又音佚，意为突进】。他们拘禁藩臣，侵犯宰辅，毁坏王朝法度，扰乱朝廷常规。张扬武夫的威势，对上用来压制君父，借天子的命令，对下驾驭英豪。他们有藏匿奸邪、窥伺间隙的心思，却没有奉持符节、为国死难的义气。这难道是先王经文纬武的制度吗？我希望陛下贯通文武之道，使兵农的功用均等，端正贵贱的名分，统一内外的法律，选任军卫中的职官，整饬各省署的官员；近则推崇贞观的风气，远则恢复成周的制度。从京畿依据刑法推及天下诸国，从天子开始而通达诸侯，就可以制服奸猾的强横之徒，消除逾越法度的祸患了。我先前所说学生懒于学业，是由于学校官制废弛，大概是国家看重官禄而轻视教育，先重事务而后重品行，所以各级官员缺少通晓经学的学问，学生也没有修业的心志了。我先前所说各郡官员触犯禁令，是由于授任不得其人。我认为刺史的任职，关系着治理和乱亡的根本，也关系着朝廷法制的贯彻。他有权力可以制服豪强，有恩惠可以惠及孤寡，有强力可以抵御奸寇，有政教可以改变风俗。至于将校、曾经参战的人以及功臣子弟，可以根据情况酬赏；如果没有治理人民的才术，就不应任用为此官，这样就能断绝触犯禁令的祸患。我先前所说百工淫靡奇巧，是由于制度没有建立。我请求按照官位、禄秩来限制器物、车辆和服饰，禁止使用金银、珠玉、锦绣和雕镂之物，不让这些东西收藏在私人室内，这样就没有扰乱人心的奇巧了。我先前所说辨别枝叶，是由于考察言论来询问实际行为。我先前所说使人表现出知耻守礼，是由于用道德来整齐礼法。我先前所说想到生计的人少而供养的人多，可以罢斥游荡懒惰之人，前面已经详尽说明了。我先前所说命令烦琐而治理效果少，关键在于考察命令是否得到实行。我听说号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君主审慎地发布和施行，臣下奉行而实施；如果有损于君上的防范，罪过便不可赦免。如今陛下命令烦琐而治理效果少，难道不是执行命令的人有所蒙蔽欺骗吗？我先前所说广泛延揽群贤，希望陛下务必采纳他们的言论，设置朝廷让他们接受询问，这样小臣即使死也不敢吝惜。从前晁错替汉朝谋划削弱诸侯，并不是不知道灾祸将要到来；但忠臣的心志、壮士的节操，只要有利于社稷，死了也没有悔恨。我不是不知道言论一发出祸患便会响应，计策实行而自身会受辱被杀，只是因为痛心社稷的危难，哀怜百姓的困苦，哪里忍心姑息时俗、顾忌禁忌，私自窃取陛下一次任命的恩宠【《周礼》说，受一命便授予职事，后世以初品官为一命】？从前关龙逄死后启发了商朝，比干死后启发了周朝，韩非死后启发了汉朝，陈蕃死后启发了魏朝。如今我来到这里，有关官员或许不敢荐举我，而陛下又无法由我的言论察知我的忠心，我退下之后必定死在权臣手中。我幸而能够跟随这四位贤人同游地下，本来就是我的愿望。只是我不知道，杀死我的人，在我死后又将由谁来使他觉醒呢？至于君主的过失、政教的弊病和前日的弊端，我已经说过了。至于流布恩惠于天下，修明近古的治理，使天下达到和平，就只在于陛下去实行罢了。然而上面所陈述的，实在是因为臣亲自承受圣上的询问，怎敢不逐条回答？即使以臣的愚见，仍认为还没有穷尽教化的大端和皇王的重要原则。伏愿陛下侍奉天地以教导人民，恭敬奉祀宗庙以教导人民尽孝，赡养老年人以教导人民友爱兄长，抚养教育百姓以教导人民慈爱；使年幼者调和元气而受到温养，广布太和之气以使人民仁厚长寿，这样就可以逍遥无为，垂衣拱手而成就教化。

译至于考虑陶铸万物的道理，就在于选择宰相任用他，使他掌握造化万物的权柄；考虑保卫安定的功业，就在于选择将帅任用他，使他承担边疆之外的职责；考虑各项制度还没有完善，就应遍察各类官员而任用他们，使他们专心守护本职；考虑百姓的怨恨痛苦，就在于选择良吏任用他们，使他们明白施恩惠、养育百姓的方法。这样，言论自然足以成为天下的教诲，行动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则，仁德足以劝人为善，义理足以禁止过错。又何必早起晚睡、劳心警惕，然后才能达到治理呢【当时任考官的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见到蕡的对策，赞叹佩服，认为超过古代的晁错、董仲舒，却害怕中官的嫉恨，不敢录取士人。读到他的文章而有所感慨、流泪的人也有。谏官、御史交相上章称论他的正直。当时被选中的有二十二人，所说的都是冗琐平常的事务，大多得到优等调任。河南府参军事李郃说：“蕡被斥退，使我留下颜面，他的厚道吗？”于是上疏说：“陛下驾临正殿，寻求直言，使人能够自我奋发。臣才智懦劣，不能辨明古今是非，使陛下听到前所未闻的言论，实行前所未行的事业，内心恍惚惭愧，对神明羞惭。如今李蕡的对策，敢于空出胸臆，直言皇王的成败以及陛下所防范的时政安危，不偏私于自己的见解，又引用《春秋》作为依据，汉、魏以来没有人能同李蕡相比。可是有关官员认为他的言论涉及攻讦、触犯忌讳，不敢把它上奏给皇帝。我担心忠良之道走到尽头，纲纪就会断绝，东汉末年的乱局又会在今天兴起。”皇帝没有采纳。李德裕【字文饶，赞皇人，宰相李吉甫的儿子。辅佐武宗，官至太尉，进封卫国公。宣宗即位后，被贬到崖州，死在那里】《讨刘稹制》【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死后，他的侄子刘稹擅自留居军中，以图谋取得节度使之职。李德裕向武宗进言，诏令刘稹护送丧事回东都。刘稹不奉诏，朝廷夺去刘从谏、刘稹的官职，并命各军进讨】门下：平定天下的人，应使风俗归于大同；安定百姓的人，应使法度统一。即使晋国的栾氏、赵氏【栾盈、赵盾、赵鞅】家族有旧日功勋，汉朝的韩信、黔布【韩信、黔布】本人是辅佐建立汉朝的功臣，一旦触犯纲纪、扰乱法令，没有不被斩杀诛灭的。禁止暴乱、铲除残害，是古今共同的大义。刘悟镇守海岱地区，曾经列为朝廷爪牙，正值李师道拥兵抗命，朝廷六军前去问罪，三面放开包围的网，他的境内人心离散；刘悟乘此危急时机，终于归顺朝廷【元和末年诏令诛讨李师道，李师道催促刘悟与魏博军交战；刘悟尚未出兵，便派人召李师道并杀了他，整顿军队进入郓州，擒杀李师道，献首级于朝廷】。宪宗嘉奖他的诚心，授给他南燕【宪宗授刘悟为义成军节度使，治所在滑州；南燕是慕容德所居之地】；穆宗把他当作心腹，委任他镇守上党【穆宗即位后，调任他镇守泽潞】。他招纳死士，牢固地防守一方。到了晚年，已经有损臣子的节操【长庆初年，刘悟放纵军众，军士擒住监军刘承，日益放纵恣肆，想仿效河朔三镇。朝廷失意后，许多不得志的人投奔潞州求援，往往议论政事，言辞放肆不逊】。刘从谏生来就禀受乖戾之气，行动间常煽动刚暴之风；凭借跋扈的资势，专擅封闭疆土；倚仗纲纪法令来逞其骄横放纵。他暂时显露执珪的仪容，始终没有向朝廷请求授予上绶。把人生看得如白驹过隙，只顾暂且图谋断绝河津【汉王战败逃到荥阳，魏豹请求回国探视母亲的病，到了自己的封国便断绝河津。汉王命郦食其游说魏豹，魏豹辞谢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越过缝隙，如今汉王轻慢侮辱人，我不忍再见他”】；自居为井底之蛙，公孙述在巴蜀也颇有这种名声【隗嚣派马援观察公孙述，马援后来辞别公孙述回来，对隗嚣说：“子阳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刘稹收容逃亡之人，妄作妖言，暗中窥伺朝廷，秘密图谋邪道，动辄策划煽动戎帅，多次上奏阴谋之事。只顾怜惜如苕花之卵的微小生命，哪里能察知泉中之鱼的灾祸？等到病势沉重，也没有发出一点哀鸣，仍然怀抱将尽之魂，肆意实行邪僻的志向；迷惑旧日将校，树立奸诈少年；宦官使者带着医生前往，却没有看见他穿朝服；近臣奉命前往，也不能进入营垒之门。叛逆的节操已经十分明显，人与神都共同抛弃他。他死后追赠的官职以及先前授予的官爵，连同刘稹现有的官职，都应削除夺去。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有的与王室结为姻亲，有的身负藩镇重任，都诚恳陈述一心效忠的诚意，愿意发扬九伐之命。吴汉任职受诏后，从来没有整治行装的时间【吴汉每次出兵，早晨接受诏令，晚上就出发，从来没有准备行装的时间】；卜式质朴忠诚，还没有交战，义气已经从内心显现【起初，汉朝认为卜式质朴忠诚，授他为齐王太傅，专门任为相国】。吕嘉反叛时，卜式上书请求出征，皇帝下诏说：“往年西河遭遇歉年，他带领齐人输送粮食；如今又首先奋勇请战，虽未交战，也可以说是义气已经从内心显现了。”何况成德军过去曾凭借骁勇骑兵横冲直撞，首先击破朱滔【德宗兴元元年，王武俊、李抱真共同击破朱滔】。如今战势正酣，正是再次使鲁阳公挥戈令太阳倒退的时日【《淮南子》说，鲁阳公与韩军交战，战事激烈而太阳将落，他举戈挥动，太阳倒退了三舍】；战鼓声不停，军队已经三次绕过不注山【成公二年，季孙行父会同晋国郤克等人与齐侯在鞌地交战，齐军大败，追击三周，直到华不注山】。魏博军也将大旗渡过黄河，终于消灭李师道，树立十二郡的旗鼓来列示投降者，削除六十年来的祸根，使他们全部归于王化。将士们尚有余勇，军队具有雄健的声威，一定能听从鄼侯的指引【萧何封为鄼侯，功臣都说萧何没有亲自冲锋陷阵的功劳。皇帝说：“诸位懂得打猎吗？诸位只能捕获奔跑的野兽，是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能够发现并指示踪迹，是猎人的功劳”】；成就诸葛亮攻心伐谋的心愿【诸葛亮南征时，告诫参军马谡说：“用兵的道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理战为上，武力战为下”】。告知你们二位统帅，朕尤其关切此事。

译王元逵仍任原官，充任北面招讨泽潞使；何弘敬仍任原官，充任东面招讨泽潞使。潞府从前是烈祖在藩镇时所在之地【烈祖指明皇】；先天年间启迪圣德，符瑞清楚显著【景龙二年，明皇兼任潞州别驾，前后出现符瑞共十九件】；功绩事业在泗亭碑上光彩显赫【泗水亭，班固曾有高祖碑及十八侯铭】；皇帝车驾巡游时，功德又在代王府的金石上流传【开元十一年正月，车驾从东都向北巡行到潞州，免除当地五年赋役，将旧宅改为飞龙馆；张说有《潞州祥瑞颂》十九首，又有《述圣颂》说：“将要表彰潜龙的宫殿，刻石开启圣王的图谶。”代邸，是汉文帝为代王时的府邸】。这里实在是可以封赏的风俗之地，长久以来都是仁厚长寿的乡土。自遭逢艰难以来，仍很有忠诚守节的表现，必定不是与叛逆同恶之人，允许他们全部改过自新。昭义军旧日将士和百姓等，如果能够保持最初的心志，就一概赦免而不追究。昭义军旧日大将等，如果能够舍弃叛逆、效法顺从，率州郡兵众归降，一定厚加封赏；如果能够擒获并押送刘稹，另行授予土地，以此彰显功勋。各村乡百姓，如果能在当地团结起来归顺，也加以爵位赏赐。刘悟在郓州时的旧将校子孙以及刘从谏近来招募的将士等，要用善言晓谕他们，应该听从朕的话。凡是秉持义理、树立名节，都必须明白大顺的道理。从来没有忠于自己所奉事的人，却在上面违背君亲的道理。从前郤至说：“接受君主的俸禄，所以聚集党徒；有了党徒却争夺君命，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田横能够得到士人的心，许多人愿意为他赴死；他退居海岛，没有人敢于猖狂作乱。等到汉高祖召他时，他奔走前往宫阙，只是仰慕以殉死成就仁义，不相互勾结作乱；死后还得到特别的恩宠，使美好的名声光显。你们既然有义心，就应当思考改过悔悟。如果能够感化劝说刘稹，约束自身归顺朝廷，一定会像当初一样对待他，特意为他洗刷罪名。你们原来的将校，也一并甄别酬赏。于是委任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东节度使刘沔、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各自尽力进兵，合力攻讨。各道进军，不得焚烧房舍，不得发掘坟墓，不得擒捉百姓作为俘虏。桑树、麻和田中禾苗，都允许原来的住户作为主人；罪责只加于首恶，务必要安定百姓。唉！藩镇大臣在外面抗疏进谏，贤俊老臣在朝廷直言进谏，告诫朕祖宗的法度不可偏私于一个家族；刑罚和赏赐的权柄，是用来端正天下的。应当使用甲兵陈列于原野，即使朕想以恩惠宽宥而不听从，群臣也依据义理坚决争辩，这是共同谋议之后的结果，实在是不得已。把这些意思布告内外，使人明白朕的心意，主管部门施行。《赐回鹘书》主旨【会昌年间，回鹘被黠戛斯击败，其可汗乌介特勒向南迁徙，侵犯逼近天德，想借振武城安置其部落，武宗不允许，因此写这封书信晓谕他】朕想到可汗和公主，因为长久修好邻邦，屡次缔结美好的婚姻。希望你把我国看作亲戚，朕一向宽宏容纳，当然没有丝毫嫌隙。但是将相大臣屡次陈述公议，认为可汗世代居住在遥远的沙漠，统领各蕃，声名既然雄盛，部众又非常多。如今停留在塞上，逼近边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种全都荒废，士卒和马匹疲惫。朕两年以来，一直保护和防备可汗，对内违背公卿的议论，对外阻止将帅的意见。朕对于可汗，心意已经尽到了极点，可汗也必须深切体察事理，早日返回。至于你所请求的种粮，以及安置保存摩尼教徒，查究退浑、党项等部落劫掠之事，都应当接应处理，一定派遣妥当人员办理。只是打算借用一座城，自古以来从没有这样的事。天地用沙漠、山河隔绝南北，想来蕃地的故老也应当完全知道。就如长安东面有潼关，西面有散关，南面有蓝田关，北面有萧关。如今四海一家，天子所居之都，尚且有这样的关隘隔绝，何况蕃、汉是不同的土地，怎么可以互相贯通呢？况且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朕守护祖宗留下的事业，常怀戒惧，哪里敢在上面违背天地的界限，在中间毁坏祖宗的法令？朕每次想发布一个号令、施行一道命令，都要禀告宗庙，不敢独断专行。至于借用一座城，从道理上说绝不可能再议论，想来可汗应当就此打消念头，不要再陈述请求。其余事项，命杨观专程前往，察看情形并晓谕朕的意思。《赐回鹘可汗书》【回鹘已经残破，其王子嗢没斯归附唐朝，诏令封他为怀化郡王，授任天德节度使。乌介可汗恼怒，想让中原把嗢没斯捆绑送还，皇帝不答应，于是赐书晓谕他】杨观到达后，看到奏表，想请求粮食和牛羊。粮食已经允许他用马价绢在振武互市购买三千石。因为中原以农业为本，最看重耕牛，百姓蓄养的牛并不多，常常害怕被屠杀；羊则产于北方土地，中原并不出产，只有塞上的蕃、浑各有畜牧。朝廷从来不征取，务求使它们安定保存。如今所请求的东西，很难符合你的来意。又请求捆绑嗢没斯送还。嗢没斯近来自己投奔边将，多次献上诚意；自从本国灭亡之初，他逃奔而来，先到塞上，并未跟随可汗、公主，已经两年了，担心遭到猜疑，自己怀着忧惧和困窘而归命，希望朕保护他。他从未说过挑拨离间两国的话。前任可汗已经因为失去驾驭部众的方法，没有兼爱之仁，侵扰各蕃，肆意施暴，所以亲属在内部叛离，部落在外部离散，国家破灭、家族残败，确实都是由此造成的。如今可汗失去土地，远客异地，处于危难之中，更应追悔以往的过错，使反叛者安定。如果又不能施加仁爱，导致骨肉相残，可汗左右的亲信大臣谁敢自保？朕统治万国，不只统治一个蕃国；没有归附的，朕应当努力怀柔，归诚的，便应当因势存抚。如果顺从可汗的意愿，就很违背覆盖养育万物的恩德。如今朕已经特许嗢没斯归降，只是保存他的族种，绝不会另行任用他、授予他心腹之职。这样对于可汗不失恩慈，对于朝廷也不损信义，岂不是两全其美，深合良策吗？何况前代以来有许多成例：汉朝呼韩邪单于叩塞归附，他的下属大将乌厉屈、乌厉温敦也一同来降，汉宣帝封他们为列侯【《汉书》说，呼韩邪单于的左大将乌厉屈与父亲呼遫累、乌厉温等率领数万人向南降汉，汉朝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又如国初颉利可汗败亡时，投降的人很多，酋长首领到了朝廷，都授为将军，仅有一百多人，没有不加以抚纳的。想来可汗会深切明白朕的意思，不要再议论此事。至于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原禁止它，后来历朝因为回鹘敬信，才允许兴行；江淮数镇都命令阐扬其教。近来各地得到奏报，因为听闻回鹘破亡，奉行摩尼法的人因此懈怠，蕃僧在那里似乎也渐渐无所依靠。吴、楚水乡的人性情浮薄，信心一旦消失，立即聚集附和就非常困难。况且佛是大师，也要顺应因缘传播教化；与众生的缘分尽了，终究不能强行施为。朕深深想到异国远来的僧人想要安居，暂且命令他们在两都以及太原信仰者集中的地方传教；江淮各寺暂时停止，等回鹘本土安宁后，再令其恢复旧制。奉宣撰写《太和公主书》。

译【公主是宪宗的女儿。穆宗时下嫁回鹘可汗。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回鹘国内发生动乱，其部众护送公主来到漠南，侵掠云、朔各郡，所以写信送给她】诏令：姑母远嫁绝域二十多年，跋涉险阻，备受艰难困苦。朕每想到这些，实在十分惆怅。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年事已高，慈爱深厚，近来盼望姑母入朝拜见，再叙悲欢，转眼已经岁末，却寂然没有音信，想来姑母看见旧国的城邑，怎能不黯然销魂；望见汉将的旌旗，必定会流泪。如今朔风已经刮起，霰雪已经降落，绝域荒凉萧条，本来就难以长久居住；毡帐、墙幕靠什么御寒过冬？肉食、饭食和酪浆也不一定合乎口味。朕抚临万机，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众生，一件事没有安定，吃一顿饭之间也要叹息三次，何况姑母多年漂泊，朕哪一天能够忘怀？想来姑母高明，必定能明察此理。姑母承受宗庙的余庆，是王室的至亲；先朝割舍亲爱之情而下嫁，是认为回鹘必能抵御外侮、安定边塞，使边地百姓的子孙不再见到兵革，使射猎之人也不敢向西，因为畏惧轩辕之台【《大荒西经》说有轩辕台，射箭的人不敢向西射，是害怕轩辕台；郭璞注说，是敬畏黄帝之神】。如今回鹘所作所为非常不合道理，蕃、浑都是朕的人民，百姓的牛羊也是国家所有；他们依附汉地而生息繁衍，回鹘却借口私人仇怨，肆意侵掠。每当马头向南，姑母难道不畏惧高祖、太宗的威灵吗？难道不思念太皇太后对回鹘的慈爱、作为其国母足以发号施令吗？如果回鹘能够不听从命令，就是抛弃断绝婚姻友好的关系；从今日以后，不得再以姑母为借口。如果还倚仗我们是亲戚，听从姑母的教令，就必须立即收敛行为，以延续从前的欢好。想来姑母会用朕的这封信晓谕回鹘的将相，使他们明白分寸，不再顺从错误。塞外严寒，没有丝绸棉絮，朕每次穿皮裘衣服，就想到他们还没有得到冬衣，怎么能任由回鹘张狂而忘却亲爱之情？现在寄去冬衣若干套，数量如另册所载。《赐石雄诏》主旨【会昌三年，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死去，他的侄子刘稹以郭谊为主要谋臣，于是自立为节度使；请求节钺没有得到，便发动军队反叛。李德裕劝武宗讨伐他。此前，潞州集市有男子弯腰唱道：“石雄带领七千人到了。”于是推荐石州刺史石雄率七千人出征。草拟诏书勉励并告诫他】古代有一定能取胜的将领，却没有一定能取胜的人事；想建立奇功，实在取决于谋划和统帅。朕之所以从数百只猛禽中寻找鸷鸟【孔融说：百只鸷鸟，不如一只鹗】、从众多将领中得到无双的飞将【李广被称为飞将军，萧何说：像韩信这样的人，是举国无双的国士】，就是要总领各军逼近贼境。何况你接受了尺一诏书，起初没有整治行装【办严，就是整理行装；石雄率七千人，限期抵达潞州，所以说没有整治行装的时间】，手持丈八长矛【刘曜在陇城围攻陈安，陈安刀矛一齐挥舞，冲荡决裂，所向无前，最终战死陇上，军中为他作歌说：七尺大刀奋舞如急流，丈八蛇矛左右盘旋】。如果果真能够荡平寇乱，朕想到你的功勋，心中便充满欣慰。近来听说刘从谏当政时【从谏是刘悟的儿子，刘稹的叔父】，百姓互相惊告说，你率七千兵来到这里，多次向众人宣告，已经在人的心中预示了吉兆。如今天将破晓，已经到了成军的时节【《左传》说，晋侯包围虢国，卜偃说童谣：“鹑鸟肥美，天策星明，火星居中时成军，虢公将要逃亡。”后来果然灭亡虢国】。龙骧将军建立旌旗，一定会符合渡江童谣的预言【《晋书》说，孙皓时有童谣：“阿童又阿童，口衔刀剑浮渡江，不怕岸上的虎，只怕水中的龙。”武帝于是加授王濬龙骧将军，率楼船伐吴，终于平定秣陵，孙皓出降；阿童是王濬的小字】。旧史记载清楚，谶符可以验证。加之天道处在西北，顺应时势便能成功；福星照耀龙庭，这是国家的大庆。你要努力宏大谋略，使它符合这一吉祥征兆。从前钟会率二十万兵马停驻剑阁，邓艾的军队只有一万人，却直抵成都【钟会字士季，邓艾字士载。司马昭命钟会、邓艾伐蜀，钟会屯兵剑阁，邓艾从阴平道裹毡而下，直抵绵竹，蜀军不能守，终于投降】；关键只在于决断时机，难道在于人数多少吗？知道你已经准备出发，所以特意把这番心意告诉你。但是听说你每次都亲自进入军阵，常常走在士卒前面；你既然自己轻视敌人，就不值得炫耀奇功。朕爱惜你一人的功劳，想用来制定必擒敌人的计策；至于小规模战斗，不可亲自参加。魏武帝曾经告诫夏侯妙才【妙才是夏侯渊的字】说：做将领应当有怯懦的时候，不能只依仗勇气；应当以勇气为根本，以智谋行事。只知道任凭勇力，不过是一个匹夫的敌手罢了【夏侯渊后来果然被蜀将黄忠斩杀】。张辽单身进入昌豨家中，魏武帝责备他说：“这不是大将的做法【《三国志》说，魏武帝派张辽在东海包围昌豨，数月后粮尽，商议退军；张辽知道昌豨正在犹豫，便诱使他交谈，说服他投降，于是张辽单身登上三公山进入昌豨家中。太祖责备张辽说：“这不是大将的做法”】。如今你是统领万人之军的将帅，开启十乘之行，举动一定要重视谋略，行动要以持重为准；报效国家在于平日积累，不在于轻率地牺牲自己。做将领以坐在军帐中筹划为根本，哪里需要亲自劳苦冲入敌阵？你应当把朕的告诫常常写在衣带上，努力建立功名，不辜负这次委任遣使。《赐王宰诏》主旨【王宰是王智兴的儿子，任邠宁、庆节度使，正在讨伐刘稹，后来调任忠武。诏令他从魏博出兵，直趋磁州，并兼统河阳行营，进取天井关。李德裕认为王宰乘破竹之势而没有继续夺取泽州，于是撰写诏书严厉责备】看了你的奏章，知道你派张公辅进入泽州、潞州，也大概获得了贼军中的情报。你说如果允许招诱，请求赐下诏命，事情的详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刘稹在父亲丧事之初就已经拒绝朝廷命令，随即又焚烧晋州、绛州的房舍，侵逼万善的孤军，罪恶已经满贯，言辞也十分悖逆。自从你全军压迫边境，多次挫败他的势力，不久又攻下天井重关【会昌三年十二月丁巳，王宰引兵攻天井关，薛茂卿稍作交战便急忙退兵，王宰于是攻克天井关并守住】。向下俯临高平，险要壁垒近在眼前，他近来颇知畏惧，正在献上伪造的言辞。然而天意夺去他的心志，鬼魅迷惑他的心思；宋国人已经困病，也没有告诉楚军析骨煮食的实情【宣公十五年，宋国使者华元夜间进入楚军，登上子反的床，叫醒他说：“我国国君派我告诉您，我们国家已经交换孩子来吃，析取尸骨来煮”】；朱鲔请求投降，也还没有实行反绑双手出降的行动【建武元年九月，朱鲔反绑双手到河阳，光武帝解开他的绑缚，召见他】。现在还听说张皇等叛卒妄想得到鸿恩，不收敛群凶，只说要接续袭击。想来你忠愤交集，一定立志诛灭他们。况且从去年以来，月亮多次在月底消失；如今福星又光耀明亮，正临近天驷星【《汉书·天文志》说，房宿是天府，也称天驷】。《东汉书》说：“毕宿是天网，网罗不善之人；

译房宿是明堂，正在聚集重华的吉庆。”天象清楚明白，前代史书已经记载。朕奉行天道来施行诛讨，守护祖宗留下的成法，面对这些小寇，终究不会宽免刑罚。朕也知道王晏实确实是你的爱弟【王宰生了儿子晏实，他的父亲王智兴疼爱他，把他当作嫡子；当时晏实任磁州刺史，被刘稹劫持，王宰观望不进，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诏书提到此事】。将要申明大义，就在于克制私情，难道能没有鸰原之情吗【《诗经》说，鹡鸰在原野上，兄弟处于急难之中】？一定要谨慎对待名位器用。如今料想他们刚开始派遣通信使者，一定以为你暂且驻军；想来那些叛徒还希望得到洗雪，趁此时机进行讨袭，一定能够建立奇功。韩信袭击历下的齐军【郦食其已经说服齐国投降，韩信想停止进攻，蒯通劝韩信袭击齐国，韩信采纳他的计策，于是渡河袭击历下】、李靖剪除阴山的敌寇【讨伐吐谷浑】，都是因为敌人心意松懈，所以得到时机，进讨而没有留下后患。想来你长久熟习兵法，完全了解敌情，就应当倾覆他们的巢穴，不可再有招抚携带之举。刘稹即使有表章，请求亲自反绑归降，也不能自行答复，还必须上奏朝廷。应当以长远谋划为务，不要拘泥于小的信用，赶快进攻讨伐，以符合朕的心意。想来你应当知道。又一篇《赐王宰诏》主旨。将帅谋划大略，前代史书已有完备记载。守卫疆土的人依靠据守险要来自我巩固，进攻的人则必须越过险要，攻克它而控制敌人的性命，务必要攻打要害【亢，指咽喉】。如今贼军在罗网之中，只守着巢穴，广泛设置空寨，布置许多疑兵，大概是想自我防备，哪里有空闲侵扰外界？况且只是想苟且偷安些时日，使王师疲老。你分兵相互防守，果然中了奸计。何况你已经攻下天井关，不久就扼住敌人的咽喉，游刃于其中，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听说天井关前后有二十多个寨栅，用来防备奔突；这样耗费兵力，本来就应该使敌军力量减少。料想贼军四面设防，兵力多少也可以推知。你率大军进攻，他们只须拒守，哪里还有空闲从其他道路侵越疆界？用近来的事情说明，完全可以作为依据。前些日子榆社的兵马【《九域志》说，辽州辽山县有榆社镇，就是唐代的榆社县】全部赶赴太原，从沁州到仪州五百多里，贼军已经退守石关【会昌三年十二月甲戌，河东奏报攻克石关】；其中小路很多，数十天都没有防备，最终也没有奔驰突袭。你据此揣度，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情形。又各军都头各守一寨，拖延躲避敌寇，只求挨过时日。你如果再广泛询问谋略，任由他们自行其便，恐怕会扰乱你的思虑，难以见到成功。你应当秘密推测战机，自己作出谋划。贼军道路逼近州县以及你军腹背受敌的地方，就必须留下兵力防守，以防备敌寇的忧患；其他兵力都抽调跟随大军，合力进攻讨伐。这样就能出其不意，一定可以覆灭妖贼的巢穴。国家不必承受征发的劳苦，计司也能减少运输粮饷的浪费，足以取得胜利，难道在于增援军队吗？又听说每次出兵，受伤残废的人不少；等他们的创伤都恢复，仍然免不了作战时缺少人员。如今为了你，凡是该做的都不惜代价；阵亡的官健如果没有子弟，就另外选择年轻强壮的人补充替代。阵亡者家中的粮食赏赐，也允许不停发。受伤残疾的军校，如果伤势严重妨碍服役，也任由选择人员补充替代。受伤者仍不停发粮食，不只是为了感励士卒之心，也希望逐渐恢复兵力。你应当把这些意思宣示给军中，使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命中使专程前往，看你如何处置，必须等事情办完后才能遣返回来。代刘沔致书回鹘宰相颉于伽思。会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东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刘沔致书于九姓回鹘【起初突厥在天宝年间灭亡，后来前来朝贡的有时都是旧部，因此称为九姓；这些地区后来全都并入回纥，所以称九姓回纥】颉于相公阁下：从前回鹘因延陀的动乱，归心于中原，太宗亲自到灵武，接纳你们归降的人，设置瀚海都督府【唐朝灭掉突厥后，回纥向南进攻薛延陀并将其击破，占有它的土地。贞观二十年，回纥向南越过贺兰山，抵达黄河，派使者入贡；太宗为此亲临灵武接受归降，于是把回纥等部设置为瀚海等六府、皋兰等七州，都任用其酋长为都督、刺史】。从最初封植发展以来，无不深受我朝恩德；回鹘建立国家、建立家业，没有不是唐朝恩德的结果。皇帝自从听说回鹘发生动乱，接着又遭遇灾荒，被黠戛斯攻打【黠戛斯又名纥吃斯，也写作纥扢斯，语音相近】，国家已经残破灭亡，可汗率领受伤残败的部众席卷而来。朝廷派遣宣告晓谕的使者，车轮相接于边境之外；实在应当恭敬听从诏命，逐渐返回漠南，使国家能够施行拯救抚恤的恩德，完成招抚携纳的礼意。从前呼韩邪单于也因离乱归附汉廷，刚开始定计时便派儿子入朝侍奉，叩塞归附之后又来京师朝见【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率部众南下接近边塞，派儿子入朝侍奉，后来请求入朝，汉朝按宾客礼节接待他，让单于的位次在诸侯王之上；赞拜时称臣而不直呼其名】。这样既取得了做臣子的义理，实际上也充分表达了外藩的恭敬。然后汉朝才发兵出塞，救济抚恤并加以恩惠。何况回鹘世代称为藩属，长久修行臣子的礼节，正应先请求入朝拜见，自己陈述艰难危急。太和公主【穆宗时回鹘请求婚姻，朝廷把太和公主嫁给它】是皇帝的爱女，太皇太后一向特别疼爱；可汗也应当顺遂她的情意和礼数，立即派她入朝。即使皇帝没有允许，也应当勤恳坚持请求，陈述值得怜悯的处境，表达愿意自我托附的诚意，难道不能感动圣明君主的心，满足华夏和夷狄的期望吗？这样我国的救济抚恤就没有遗憾了；可是你们却窥伺边城，桀骜自若，提出过分的要求，仿佛还在自己的藩国之中，远近之人无不惊叹。如今又深入边境，残害百姓，以退浑为名【退浑即吐谷浑部落；回鹘乌介在塞上请求援助，要求以沙陀、退浑等部落为对象，借兵粮田牟来攻打他们，就是指此事】，侵扰暴虐没有停止，百姓躲藏逃窜，不敢安居，秋天的庄稼遍布田野，却来不及收割。想要请求大国的援助，延续婚姻友好的情谊，应当努力交结欢好，怎么能像这样前来呢？

译信中又说：“蕃人容易发动而难以安定，一旦愤怒之后便不可控制。” 即使只是回鹘被黠戛斯困扰，难道也可以有一天暂且防备吗？全国将相的遗骸被弃置在荒野，历代可汗的坟墓远隔天涯，本来就应当泣血枕戈、卧薪尝胆，想着雪洗这场大仇大耻，以告慰幽魂。回鹘忿怒的心情，应当施加在黠戛斯身上；却想抛弃仁义，在中原逞志，天地神明难道容许这种事吗？《诗经》说：“刚强的人也不吐弃，柔弱的人也不吞食。”回鹘因为黠戛斯强大而不敢报复，可以说是吐弃刚强者；轻视退浑的弱小，只图伤害杀戮，可以说是吞食柔弱者。又《诗经》说：“君子发怒，祸乱很快就会止息。”君子发怒是为了止乱，而不是制造祸乱。希望相公深思这个道理，不要再轻率发言。如今敝国仰仗回鹘的信用，不怕回鹘发怒；如果对外又同中国结怨，对内又被黠戛斯排斥，迁徙如鸟、流离转徙如蓬，以臣揣度，终究难以取得成功。前代郅支单于不事奉大汉，寄身于坚昆，不久又远逃康居，终于自行走向灭亡。这些往事的教训，难道能不记在心中吗？【郅支单于听说呼韩邪派质子入侍，也派儿子入朝；不久攻破坚昆并留居其都，又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索取侍子。汉使谷吉送还侍子，郅支杀死谷吉。后来康居王多次被乌孙困扰，便迎郅支到康居；其后甘延寿与陈汤发兵到康居，诛杀郅支。】从前呼韩邪失败时，他的臣子伊秩訾劝呼韩邪称臣事汉，跟随汉朝并请求援助。呼韩邪采纳了他的谋略，最终保全了自身。又有戎人驹支将要参加晋国的盟会，执政者因为他怀有二心，在朝廷上亲自责问他。驹支于是自称：“我不侵犯晋国，也不背叛晋国，能有什么罪过呢？”执政者赞许他，立即命令他参加盟会。【《左传·襄公十四年》：在向地会盟，是为了替吴国谋划攻楚。晋人将要拘捕戎子驹支，范宣子在朝廷上亲自责问诸戎，戎子回答：“我不侵犯、不背叛，能有什么罪过呢？”并赋《青蝇》而退，范宣子于是道歉，让他参加向地会盟，这是成全和乐之道。】如今相公凭借雄才伟略辅佐可汗，既没有伊秩訾那样明白谨慎、事奉大国的见识，又没有驹支那样辨明是非、申达诚意的辩才，却想断绝历代的友好，兴起两国的祸患。我即使消除了遗憾，又怎能同天地共存呢？古人又说：“早晨失去的，傍晚还可以在桑榆之间收回。”倘若现在自行改过悔悟，确实还不算晚。【“日至衡阳，叫作隅中”；又说西落的太阳把影子投在树梢上，叫作桑榆，桑榆指傍晚。这两句本是光武帝慰劳冯异的话。】恐怕您还没有考虑到这些，所以姑且把我的想法陈述出来。是否采纳，幸望赐示。不尽所言，沔敬白。为宰相写给李执方的信。【开成五年十一月，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去世，他的儿子何重顺自称留后。武宗下诏命河阳李执方、沧州刘约劝说他入朝，或割地自效，但他不听。宰相写信给李执方，正是在此时。】当时皇帝刚即位，何重顺起兵，于是授福王李绾为节度大使，以何重顺为副职，赐名弘敬。何司徒【即何进滔】近来因军中动乱而起用，授任翰林学士，推行忠于国家的诚意，行动总是遵守朝廷典制，竭尽职守，尽藩镇之礼，最终保全了美名，却突然这样沦亡【何进滔于开成五年去世】，实在令人痛惜。听说您以监军车驾入朝，重视安定人心；军府事务交由后嗣办理，出于忠顺，本来并非徇私。我以为圣上君临天下、革新政治，彰明教化，施行王者号令，办事贵在名分，奉行祖宗法度，不能轻易改变。回看臣子的节操，哪里会吝惜恩荣？如今公卿的意见，都请求另外任命戎帅。圣上恩情深厚，哀悼先人，义在安定百姓；凭司徒的尽忠，正足以垂范后世，想来后嗣善于继承，一定会有美好的谋划。只须邻近将帅成全他的美好志愿。元和初年，两河跋扈的势力尚且难以制服，朝廷的处置安排比今天困难得多。李师道的兵力财力足以自强，尚且全部献出属吏，请求颁行贡赋，辖区内的盐法都归有司管理，剖心陈诚，这才授予他留后职务。王承宗迷途知返，不久自行归忠，进献德、棣二州以表诚节，因此得以全族荣耀，一门平安。希望尚书以朝廷公议和两镇旧例，命令他们迅速效忠，自求宠荣，不要让河朔邻近藩镇耽误自己的大计。尚书身负藩镇重任，又是宗室可信赖的臣子。报效国家的忠心，应当仰望思考并施展；成全他人的美事，更应当替他谋划。希望您早日发表善言，勤于善意劝导，求取实际成效，不要接受欺诈之辞；临事斟酌处置，本来就在于明智的谋略。如果尚未取得要领，不必怕反复劝说，等到知道他们确实赤诚之后，才可以上奏。但这只是出于您的美意，不可说是某等让您传达这些想法。若有需要商议的地方，希望从判官、大将中挑选忠诚可信而有才识的人，派作使者到这里来，恭请明察。

译论侍讲奏说孔子门徒之事 右件：本月十三日，在延英殿，陛下对臣等说：“侍讲称孔子的门徒有三千人，也可以说是朋党。”臣等自元和以来，曾经听到过这种说法，幸而因圣上的慈问，才敢详细地陈述一番。【覼缕，曲折详尽的样子。】【覼读作“罗”。】西汉刘向说：“从前孔子同颜回、子贡互相称誉，并不是朋党；禹、稷和皋陶互相荐举，也不是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治理国家，没有邪心。”臣曾认为，鲧、共工、驩兜和舜、禹一同处在尧的朝廷中，共工、驩兜便是结党，舜、禹却不是。为什么呢？共工、驩兜互相勾结，彼此掩护。贤人君子却不是这样：忠于国家就同心，听闻义理就同德同志，退下后各自奉行自己的职责，不可以用私情相互交结。因此赵宣子【赵盾】跟随士会【士季】接连进谏，司马侯【女齐】、叔向【羊舌肸】相继以侍奉国君为事，都不是结党。公孙弘每次同汲黯请求单独进见，汲黯先陈述，公孙弘随后补充，武帝所说的话他们都听从。汲黯虽然同公孙弘一起进用，却又在朝廷上责问他说：“齐人少有情义，讥讽他把粗布被子说成是欺诈。”由此可知，一个先说、一个后说，并不是结党。国史称唐太宗曾同房玄龄谋划政事，说：“不是杜如晦，就没有人能筹划这件事。”杜如晦到后，竟然采用了房玄龄的计策；这也是同心谋划国家大事，并不是结党。什么才叫结党？《汉书》称朱博、陈咸互为心腹，背弃公义，死心结党。【萧育年轻时同朱博、陈咸交好，在当时很有名声。】萧育后来同朱博有了嫌隙，不能始终如一。东汉周福、房植各自凭借党羽相互倾轧，议论互相攻击，所以汉朝的朋党开始于甘陵南北二部。【起初桓帝向甘陵人周福求学，即位后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廷中很有名望，乡人作歌谣说：“天下的规矩是房伯武，凭借老师得到官印的是周仲进。”两家的宾客各自培植党徒，从此甘陵有了南北二部，关于党人的议论也由此开始。】到了朋党势力最盛时，称为“钩党”，后来相继被诛杀，这从王法来说，不能不说是不幸。魏朝何晏、丁谧依附曹爽，崇尚浮华虚妄，使魏国的风俗因此大为败坏，这些都是朋党。【起初毕轨、邓飏、李胜、何晏、丁谧都有才名，却急于求取富贵。曹爽多次同他们亲近友善；辅政以后，便突然加以提拔，作为心腹。】这里只略举几个例子，用来说明朋党的类别。至于历代的朋党，无法全部说尽。孔仲尼知道季路不能免于祸患【孔子听说卫国发生动乱时说：“唉，子由要死了。”后来果然如此】，子游看出子张还没有达到仁德，曾子责备卜商丧亲却没有留下声名【子夏丧子后失明，曾子去吊唁，子夏哭着说：“天啊，我没有罪过。”】曾子怒道：“你丧失亲人，使百姓没有听到你的德行，这是你的罪过。”孔子责备宰我把守丧之期缩短，也厌恶他的行为；坏处既不掩饰，善处当然也应当称扬，这同样不是结党。班固说，周王室衰微以后，各国公子中，魏有信陵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楚有春申君；击掌交游、纵谈游说的人，把四人称为首领。于是背弃公义、结党营私的议论形成了，守职奉上的义理废弃了。这四位豪杰各有门客三千人，所以被称作党。孔仲尼的门徒也有三千人，却不是朋党，因为孔子的门徒只致力于仁义，不把爵禄当作贵重；四豪的门下只致力于诡诈，常常凭借势力互相争高下。如今侍讲想把奔走权势的人、攫取名利的人同孔门贤哲相比，实际上是欺蒙圣上的听闻。臣不知道元和以来所谓的朋党，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身？如果是为了国家，那么士会、叔向、汲黯、房玄龄的道路完全可以实行，不必聚集成党、结成群体。依臣看来，如今所谓结党的人，进用时就诬陷贤善、遮蔽忠良，依附下属、欺骗上级，彼此附和，姿态实在不可容忍；退居时则车马奔驰，只图趋附权势，聚集在私宅中，日夜共同谋划，清美的官职全要由自己一党的人员占据，显贵重要的选任不让别人得到。暗中依附的人自然会形成羽翼，保持中立的人却受到压制，不能进用。孔门的颜回、冉耕难道会这样吗？陛下由此考察，奸伪自然会显露。臣恐怕还会有小人妄自陈说这种观点，所以举出这些事例，希望稍助圣上的明察。伏望陛下留存臣的这篇奏状，时时赐览，希望小臣盲妄的言论能够免使圣心受到迷惑。臣不胜恳切激动之至，谨录此状奏闻。议论礼法等大事 右件：考察《史记》，孔仲尼任职时，审理诉讼的文辞中，有可以同别人共同商议的，并不是只凭一己意见。伏以汉、魏以来，朝廷的大政，都命公卿上奏议论，讲求治理的道理，广泛穷尽众人的意见，所以政事必有常法，人人都致力于学习，记载在史册中，光明显著，值得观览。臣等商议：如果有涉及礼法、众情凝滞难决的事务，各应命本司申报尚书都省，交给礼官、乐官详细讨论；意见不同的，允许各自另写奏状。若是刑狱案件，也应命法官共同议论，然后由丞郎以下详细说明可否，奏报皇帝。如果郎官、属吏有能够驳难的人，都允许上奏，但必须先依据经义，其次采用正史记载和旧例，不得自行凭空立论，言辞也不得流于浮华。如果礼官、乐官才识出众、议论精当，今后应提拔授予台省官职；郎官、属吏则另行给予升迁。希望汉、魏的风气能够在今天重新实行。论维州之事【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投降，率领部众归附成都。李德裕把此事上报，并且想派生羌袭击吐蕃腹心。群臣请求依照李德裕的意见办理，牛僧孺坚持反对。诏令把维州城归还吐蕃，将悉怛谋等人交给吐蕃处置。会昌三年，李德裕追论此事。】

译右件：臣过去承蒙先朝授予剑南西川节度使之职。悉怛谋虽是吐蕃酋长，却长久乐于接受皇朝教化，带着那座坚固城池向臣投降。本道臣下派维州刺史虞藏俭，立即率领兵马进入并占据该城，飞章上报。先帝又惊又喜。当时与臣有仇的人【指牛僧孺】望风嫉恨臣，立即制造疑惑之言，欺蒙圣听，说不能背弃同吐蕃的盟约，必定担心吐蕃以此为借口侵犯边境。于是下诏命臣退还此城，并将悉怛谋等人押送回去，让吐蕃自行杀戮；又降下中使，催促逼迫送还。过去白起杀害投降者，最终在杜邮招致祸患；陈汤受到审查，竟成了替郅支报仇。【汉书载：陈汤斩郅支后，把俘获的财物带入塞内，许多事情不合法，司隶校尉便拘捕他的属吏和士卒加以审验。陈汤上疏说，臣与属吏共同诛杀郅支单于，如今反而把我们拘捕审查，这是替郅支报仇。】想到前人的事情，臣终日内心惭愧。如今幸逢英明的君主，忝居台司之职，冒昧追论此事，伏望省察。况且维州占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处于戎虏平定州郡的要冲，是汉地进入边境的道路。当初河陇全部沦陷，只有此州独存。吐蕃暗中把妇人嫁给此州守门人的儿子，二十年后两个男孩长大，偷偷打开城门，引兵进入，于是维州被他们灭掉，号称无忧城。从此便可以在西部边境合并力量，再不用担心南面的道路。【“在西边合并力量”，是说吐蕃可以集中兵力进攻岐、陇、邠、泾、灵、夏等地；“南路无忧”，是说西川在吐蕃南面。从长安说，西川也在剑阁以南；如果吐蕃侵犯蜀地，南路从维州、茂州进入，北路从嶲州进入。】吐蕃凌辱逼近京畿，多朝因此废寝忘食。贞元年间韦皋经营河湟，这座城是首先要攻取的地方，于是集中精锐和万名军士，急攻了数年。吐蕃非常爱惜此城，派他的舅父论莽热来救援。城墙高峻，临近冲车也难以触及高空般的城垛；山路曲折盘旋，勇猛的士卒多被滚石击毙。最终既不能施展公输般的巧技，只好空自擒获论莽热而回。到了南蛮背弃恩义、横扫劫掠之时，臣刚到西蜀，人心尚未安定，于是对外宣扬国威，对内整顿边防。维州人熟悉臣的信用和号令，便送来诚意归附；臣告诉他们必须等候奏报，以便探察真假。不久悉怛谋等率领城中士兵，带着州印、铠甲、兵仗，接连不断地堵塞道路，空着城垒前来归降。臣立即大规模出动牙兵，接受他们的投降礼仪。南蛮站在一旁，没有人敢抬头仰视。何况西山八国同维州隔绝，如今把它们比作相连的使名和都城，竟成了空话。各部羌人长期苦于吐蕃的征发劳役，都愿意成为王朝的臣民。自从维州投降以后，他们都说只要得到臣的信牒，便会相继归附内属。吐蕃境内的合水、栖鸡等城【翼州有合江守捉城和栖鸡城，本来都是唐地，后来沦于吐蕃】，既然失去了险要，就自然必须撤军退走；这样可以减少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的旧日土地。臣见到其中有莫大的利益，是恢复失地的机会，所以当面答应奏报朝廷，并分别加以酬赏。臣自己赏赐锦袍金带，并抬头等待朝廷裁决。况且吐蕃的维州尚未投降以前，一年之内还围逼鲁州【鲁州是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由此看来，难道是在遵守盟约吗？何况臣从未用兵攻取，都是他们自己受到感化而来降。那些阻挠议论的人，难道考虑过事实吗？犬戎迟钝，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每次想趁秋季侵犯边境，都必须用几年时间聚集粮食。臣取得维州一个多月，尚未有一个吐蕃使者进入边境；从此以后，他们正应当吓破胆来不及，哪里还有担心他们重新结怨、散布这种游移之辞的道理？臣接受投降之初，指天发誓，难道忍心把三百多人的性命弃置不顾而失信吗？臣多次上表陈述，请求垂怜宽赦。答诏严厉急切，最终仍命令把他们押送回去，还给他们套上三木，用竹筐抬着。将要上路时，他们含冤哀叫，号哭不止；将吏面对臣，没有一个不流泪。押送他们的吐蕃部众又遭到吐蕃将帅的讥笑，说：“既然已经投降了他们【指吐蕃把中国称为‘他们’】，为什么还要送回来？”于是竟把这些投降者押到汉地边界杀死，肆意施行残忍暴行。周围的士卒把他们拆散驱离，甚至把婴儿抛掷在地，再用枪矛承接。臣听说楚灵王诱杀蛮人，春秋对此明确加以讥刺【昭公十六年春，楚王诱骗戎蛮子并杀死他。这是楚平王之事，李德裕称为楚灵王，似乎有误】；周文王收容并送还邓叔子，史册记载因此加以贬责【突厥木杆可汗攻打柔然，邓叔子消灭其余部，收集残众逃奔魏国。木杆仗恃强盛，请求在魏国把邓叔子等人全部杀死；宇文泰收留邓叔子以下三千多人，交给突厥使者全部杀死。】何况大国辜负这个异族，堵塞忠诚归附的道路，满足凶残暴虐的欲望，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伏惟仁圣文武至诚大孝皇帝陛下，振兴睿圣的宏图，取得招抚归来的上策，所以南蛮请求入朝，北虏献上塞外归附的诚意。臣实在痛惜，悉怛谋等人举诚归化，解开辫发归附正义，却没有得到昆邪王那样的爵位【昆邪王杀死休屠王，率领部众投降汉朝，被封为湿阴侯】，也没有赏赐庶其那样的功劳【襄公二十一年，邾国人庶其带着漆、闾丘两地投奔鲁国，季武子把国君的姑姊嫁给他，并给他的随从以赏赐】；反而因为忠诚爱戴，白白使仇敌得到快意，自己遭受这种酷刑，姓名又不能彰显，职权更因愚臣而使他们陷于无罪之地。虽然时隔一纪，而时运却已经属于千年之后。臣之所以详细陈述事情的根本，不怕烦琐细密，是希望圣上明察，追念并褒奖忠魂。伏乞把此事交付中书省，分别加以褒扬赠官，希望华夷都感受皇帝的恩德，使幽明两界都能伸张冤屈，以警戒过去的侥幸之心，激励将来的高尚节操。臣德裕不胜恳切祈愿之至，谨录此事奏闻，伏候敕令。【诏令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丹扆六箴》【附序。宝历元年，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时所献。】

译臣听说《诗经》说：“心中怀着爱意，怎么会不说出来呢？”【《诗经·小雅·隰桑篇》。】这就是古代贤人忠诚侍奉君主的原因。行迹疏远却言语亲近的人，处境危险；身处远地却心意忠诚的人，容易触怒君主。然而臣私下想到，自己是先圣拔擢的人，又偏蒙宠光，如果不以忠诚爱戴君主，就是上负圣明的鉴察。臣过去侍奉先朝，适逢多次阴阳失调，曾作《大明赋》来讽谏，很受先朝嘉许采纳。臣今日向圣明君主竭尽忠节，也是出于同样的心意。从前张敞镇守远郡【张敞任山阳太守，听说霍光去世、宣帝开始亲自执政，便上密封奏事】，梅福身处偏远边地【梅福罢官后归居寿春，多次通过县道上书陈说变乱之事】，尚且竭尽诚意、尽力规劝，不避开罪和后悔。何况臣曾经学习旧史，颇知箴谏讽喻之道，虽身处疏远之地，仍然想着向君主进献可否之言。谨叩首献上丹扆六箴，全部列在后面，仰望圣明鉴察，心中实在战战兢兢。宵衣箴说：“先王听理政事，天将破晓便等待，鸡鸣声已经响过，太阳出来便临朝视事。伯禹极为圣明，把一寸光阴看得十分珍贵【《帝王世纪》说：尧命禹任司空，接替鲧治理洪水，于是劳身勤苦，不看重直径一尺的璧玉，却珍惜一寸光阴】。光武帝极其仁慈，也不忌讳反支日【王充《论衡》说：光武时，公车因反支日不接受章奏，皇帝听说后感到奇怪，说：“废弃农桑之事，远道来到宫阙，却又被禁忌拘束，这难道是治理政事的本意吗？”】于是废除了这种惯例。不要让姜后独自摘下簪子耳饰请罪【周宣王夜里睡卧而迟迟不起，姜后摘下簪子耳饰，在永巷中等待治罪】。让彤管记录言语，能够牢记前代的志意。正服箴说：“圣人制作服饰，使法象可以观览；即使在宴饮游乐时，也尚且不贪恋安逸。汲黯神色庄重，能够以不戴冠帽来匡正皇帝【武帝见汲黯没有戴冠，便不肯接见】；杨阜慨然正直，也曾讥斥绫罗细绢【魏太祖派曹洪抵御马超，曹洪在大宴会上命女乐穿罗縠衣跳鼓。杨阜厉声责备曹洪说：“男女有别，是国家的大节，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让女子裸露身体？”于是拂衣离去】。四时所穿的服饰，各有专门掌管的官员；不是规定的服饰就不要穿，只应避开难以遵守的。罢献箴说：“汉文帝停止进献，诏令退还騄駬，銮驾与普通马匹一同驱驰，哪里用得着日行千里的马【汉文帝拒绝千里马】？后世的贤君，也能恭敬自守。翟鸟头裘已经焚毁【晋武帝时，太医司马程据进献翟鸟头裘，皇帝命令在殿前烧掉】，筒布也被毁弃【武德六年，昆州刺史沈逊、融州刺史欧阳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贤都进献筒中布，唐太宗认为劳民伤财而不接受】。道德才是华美，慈爱节俭才是美德，不过分超越天道，这才是最高的道理。” 纳诲箴说：“君主接受臣下的教诲，是为了求得中正；听从善言如同水流顺势，才能成就功业。汉成帝刘骜沉溺酒宴，举起酒杯饮酒【骜是汉成帝的名字。成帝曾同张放等在宫禁中宴饮，人人举杯饮尽，谈笑大声喧哗】；魏明帝曹叡奢侈放纵，建造凌霄宫殿【叡是魏明帝的名字。魏明帝喜欢土木工程，大规模营建宫室，修筑凌云台】。即便忠言没有触犯他，他也不肯听从善言，把规谏当作耳塞【《国语》说：“所以把规谏当作耳塞”，意思是堵住耳朵不听劝谏】；这就叫闭塞耳目、辨不清邪正。箴说：处在君位、居于深宫，必须察觉细微的萌芽；即使有谗言邪恶，也不能遮蔽明察。汉孝昭帝的明睿超过周成王，看到上书便知道欺诈，照察奸邪而得到实情。燕王旦、盖公主已经因谋反被诛杀【燕王旦、盖公主都因谋反获罪被杀】，王道和谐平正，百代以后仍留下美名。防微箴说：天子的孝道，在于恭敬遵守王法；安定时一定要想到危险，才不会留下忧患。乱臣猖獗，并不是可以突然全部预料的。玄色衣服难以辨认，触碰瑟弦才跌倒【汉武帝到林光宫，天还未亮，莽何罗穿着黑衣、袖藏白刃，急忙奔向卧室，因仓促撞到宝瑟而跌倒，金日磾便抱住并捆缚了他】；栢谷微服出行，豺狼般的盗贼堵塞道路，老妇看见相貌后献上食物【汉武帝微服夜行到栢谷，旅舍主人怀疑他是奸盗，想要攻击；主人老妇见他的相貌不同寻常，便杀鸡做饭献给皇帝】；这些都足以使人戒惧。【皇帝读了这些箴言，亲手下诏答复说：“卿是文雅的大臣，肩负一方重任，作为诸部的表率，肃清整个吴地，教化流行如春风，澄清政务如坐啸。】想起你的善政，朕在心中赞叹。你的宗族历来著有声望功绩，两代有人位居内廷，六朝承袭侯伯爵位。果真能够激发爱君的诚心，体会诗人的本意，身在远方而不忘忠告，讽谏君上而常怀深思；以规谏匡正我的行为，以礼法约束我的行动。朕反复读你的规谏，多次在夜晚称许你贤能。把它放在座位旁边，用来比作韦带和琴弦的益处，铭刻在心中，岂止有药石般的功效。你既然已经投献忠诚，朕每每心怀开纳谏言之意；如果朕有过失，千万不要忘记秘密陈奏。” 山川相隔既然遥远，朕对你的关注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你一定要勉励自己，以副朕的心意。】

译《臣子论》士人有志气而又想求取富贵，必定能够建立功业；有志气而轻视爵禄，必定能够树立名节。这两种人的志向虽然不同，但在时局危急、社会动乱时，都是君主急需的人才。为什么呢？不喜好功业，就不能平定祸乱；不看重名节，就不能为国难而死，这就是大体情况。喜好功业的人，在天下太平时有时也能想到乱世；只有看重名节的人，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可以担当重任。平和淡泊、温厚文雅，世人所谓的君子，处于太平时未必能急于处理国家的烦难，遭逢危难时也不能舍身救济危急；他们可以作为朝廷的典范，润饰名教，如同宗庙中的瑚琏、园林中的鸿鹄，虽然不常被人任用，却自然可贵。然而世上也有不拘小节瑕疵而能够保全大节的人。比如陈平背离楚国归附汉王，汉王怀疑他心怀多端，命人监视诸将，又怀疑他收受金钱，可以说他不能以名节自我保全。等到功业成就、受封列侯时，陈平辞谢说：“如果没有魏无知，我怎么能够被进用？”汉高祖说：“像你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忘本了。”后来他终于诛灭诸吕，使刘氏安定。近来宰相上官仪的诗多浮华艳丽，当时人称为“上官体”，实际上为正人君子所厌恶。到了高宗初年，他最终却因谋划废黜武后而死，内心仍存王室，直到宗族遭受灾祸【麟德元年，高宗同上官仪谋划废黜武后，武后立即到皇帝面前诉说。高宗害怕武后怨怒，欺骗她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想法，都是上官仪教我的。”】武后于是让许敬宗诬奏上官仪同王伏胜、已故太子李忠谋划大逆之事，上官仪和他的儿子上官庭芝都被处死，家产也被籍没。郭代公【郭元振】是个豪迈不羁的人，年轻时不以名节约束自己。到了萧至忠、岑羲发动宫廷内乱时，他保护睿宗，虽身处危机，最终仍保全了臣子的节操【开元元年七月，玄宗同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郭元振等人在朝堂上捕杀萧至忠、岑羲】。因此，名声和节操之间不能一概而论。陈平能够不背弃魏无知，所以必定不会辜负汉王。如今士人若背弃根本，君主难道还能信任他吗？《忠谏论》君主拒绝劝谏有两种原因：一是产生于爱惜名声，二是不能戒除欲望。即使是桀、纣、汉桓帝、汉灵帝这样的君主，也不能完全忘记名声，自知作恶很多，又害怕天下人知道，认为一旦有人进谏，恶行就无法遮掩，所以不愿意别人劝谏自己。晋献公不能舍弃骊姬，便睡不安稳；齐桓公不能舍弃易牙，便食不知味。既然不能舍弃他们，也就不愿意别人来劝谏自己。臣下进忠言也有两种：想使道理在君主那里实行，使自己能够安身、国家能够得到治理的人，言辞委婉；想在后世获得高名，不顾自身危险和国家倾覆的人，言辞尖刻。像颍考叔启发庄公开掘大隧道，以成全庄公的孝心；仓唐献上狗和雁，以恢复魏文侯对太子的宠爱【魏文侯把太子击封在中山，舍人赵仓唐请求把文侯所喜爱的早晨捕获的野鸭、北地猎犬献上，文侯非常高兴，于是恢复太子击的地位，把少子挚放在中山】；留侯封雍齿以安定群臣，迎请商山四皓以安定惠帝，这些都叫作委婉进谏。谏大夫说婢女不能做皇后【汉成帝想立赵婕妤为皇后，刘辅进谏说：“腐朽的木头不能做栋梁，卑贱的人不能做君主的正妻”】；白马令说皇帝的欲望不能真实实现【后汉桓帝宠信中常侍单超等人，白马令李云上书说：“帝的意思是诚信真实。如今官位错乱，政治教化日益衰败，这难道是皇帝想要却不能真实实现吗？”】皇帝因此震怒。这样激怒君主，自有他追求名声的目的，却希望君主听从，确实不可能，这就叫作尖刻直斥。汉元帝想乘楼船，薛广德驾车进谏说：“臣愿意自刎，让血污染车轮，那么陛下就不能进入宗庙了。”张猛说：“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物。”元帝说：“晓谕别人不应当这样吗？”由此可知进谏的方法在于委婉。只有英明的君主能够听从劝谏。为什么呢？因为他自知功德惠及百姓很大，即使有小过，也不忌讳别人议论。汉高祖把萧何用刑具拘禁，听到王卫尉的话后【《汉百官公卿表》记载卫尉王氏，没有记载名字】，便说：“我不过是做了桀纣那样的君主，而相国是贤能的宰相。”这就是不忌讳别人议论。近来名臣王石泉【王方庆世代封为石泉公，所以称王石泉】任宰相时，他的儿子任眉州司士，武后曾问他说：“你身居宰相之位，儿子为什么在远方？”他回答：“庐陵王是陛下所爱的儿子，如今还在远方，我的儿子哪里敢靠近？”由此可见君子的心志，也同仓唐相类似。《近幸论》自古以来中等资质的君主以下，都安于亲近熟悉的人，疏远忠良。他们不是不知道君子可以亲近、小人可以远离，却不肯改变，原因有两种：一是性情相近，二是嗜好欲望深重。汉桓帝、汉灵帝同小人气味相投，如同水往低处流、火向干燥处烧，都是自然而然地亲近，关系结成后无法解开。侯览、张让因此得以蒙蔽君主。汉元帝、汉成帝都有所嗜好，吹箫击鼓的娱乐、歌舞沉湎的享乐，没有幸臣就无法满足心意，没有近习就无法亲近取悦。弘恭、石显因此得以侵蚀政事。只有欲望少而英明的君主，才能反过来这样做。比如汉文帝虽有邓通、赵谈，但所信任的是贾谊、张释之、爰盎，这就是欲望少。汉武帝虽有韩嫣、李延年，但所尊重的是公孙弘、倪宽、卜式，这就是英明。所以君主听政不受迷惑，政事没有偏差。近世开元初年，宫内有姜皎、崔涤，使宫中的娱乐达到极盛；宫外有姚崇、卢怀慎、苏颋、宋璟，来整顿天下政事。兼有元帝、成帝的享乐而享有舜、禹的声名，天下安宁，千古以来没有谁能超过。原因是什么？幸臣不能干预政事。后代如果能够像汉文帝、汉武帝以及开元年间达到太平的关键那样，即使有幸臣，对政治又有什么妨害呢？《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目录 唐 杜牧 《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燕将传》郑亚 《唐丞相太尉卫国公李德裕会昌一品制集序》孙樵 《复佛寺奏》《书何易于》《书褒城驿》《孙氏西斋录》李商隐 《为濮阳公檄刘稹文》罗隐 《上招讨宋将军书》陆龟蒙 《复友生论文书》皮日休 《请孟子为学科书》《请韩文公配飨书》沈颜 《象刑解》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旨编纂注释 唐 杜牧【字牧之，京兆人。太和年间进士，考取贤良方正，历任监察御史，升任中书舍人】《罪言》【当时刘从谏镇守泽潞，何进滔占据魏博，颇为骄横，不遵守法度。杜牧追究长庆以来朝廷处置失当，又失去山东的重要藩镇；这些地方关系天下轻重，不能让它们承袭，也不能轻率授予，是国家的大事。他嫌自己不在其位却发表议论，确实有罪，所以写《罪言》。】国家大事，本来不是我这种身份应当谈论的，但确实说了出来，因此题作《罪言》。百姓常常苦于战争，战争起于山东，扩展到天下；不能取得山东，战争就不能停止。山东这片土地，禹划分九州时属于冀州；舜认为它地域太大，便分为幽州和并州。衡量它的水土，同河南相比，通常厚重十一二分，所以当地人深沉刚毅，多有才能气力，重诺而能吃苦。从魏晋以后，浮华奢靡、工巧机变、纤细繁杂，心思姿态多种多样，风俗越来越卑下衰败，人的体质也越来越脆弱。只有山东仍敦厚地奉行五种根本，兵器弓矢等外力不能使它动摇而自守如常；又出产健马，次等的每天也能奔驰二百里，这正是它能够成为兵源的原因。山东常常成为天下争夺的关键。冀州仗恃强盛而不遵循常理，人们希望它必定会被削弱；即使曾经被击破，也会重新强大。并州的力量足以兼并吞食他处，幽州阴沉惨烈而多杀伐，所以圣人根据当地风俗给它们命名。黄帝时，蚩尤成为战争的祸端。此后许多帝王都居住在那里，难道是崇尚那里的风俗、把那里作为都城吗？从周朝衰弱以后，齐国称霸却没有超过一世；晋文公常常役使诸侯。到秦国聚集精锐攻取三晋，经过六代才得到韩国，于是折断天下的脊梁；又取得赵国，因而顺势收取其他诸国。秦末汉信联合齐国占有山东，所以蒯通知道汉、楚的轻重取决于韩信。光武帝从上谷起兵，在鄗地成就帝业。魏武帝在官渡举兵【官渡在今河南中牟县，县中有官渡城，就是曹操、袁绍相持的官渡口】，三分天下而占有其中二份。西晋动乱、胡人作乱，到了宋武帝，号称英雄，取得蜀地和关中，完全占有河南，天下十份中得到八份；然而不能使一个人渡过黄河去窥伺北魏。后来北齐荒乱，宇文氏取得其地；隋文帝因而灭掉陈国。五百年间，天下才重新统一。隋文帝并不是宋武帝的对手；宋朝不能取得山东，隋朝取得了山东，所以隋朝成为王业，宋朝只能成为霸业。由此说来，王者得不到山东，就不能成就王业；霸者得不到山东，就不能成就霸业；狡猾的盗贼得到山东，就会使天下不得安宁。国家在天宝末年，燕地盗乱逐渐兴起，出入成皋、函谷、潼关之间，如同进入无人之地。郭子仪、李光弼一类的将领常率五十万军队也不能越过邺城。从此一百多座城池，天下的力量耗尽，却不能取得一寸土地。人们看待山东，就像看待回鹘、吐蕃一样，按道义没有谁敢窥伺。国家因此划河设防，戍守塞住通往齐、鲁、梁、蔡的道路；这些地方受到其风气影响，也相继成为盗寇。于是用内部来拓展外部，又用外部来支撑内部，混乱往复、颠倒横斜【“澒”读洪声】，没有五年不发生战争。百姓日益疲敝死亡，四方夷狄日益强盛。天子因此巡幸陕州、巡幸汉中，焦虑忧惧地过了七十多年。唉！时运遇到孝武帝时，他穿洗过的衣服，日食一肉，不狩猎、不享乐，从卑微冗散之中提拔将相，整整十三年才完全取得河南、山西之地，洗涤削平、改革更张，没有一件事不顺利适宜。只有山东不服，也曾两次进攻，最终都不利而回。难道上天要使百姓还没有达到安定平泰吗？难道是人的谋略还没有达到吗？为什么这样艰难？为什么这样艰难！今天的天子圣明，超过古代，志在天下太平。如果想使所有百姓都没有战事，关键在于先除去兵祸。不能取得山东，兵祸就不能除去，战争杀人便没有停止之日。如今最上策，没有比自行治理更好的了。为什么呢？贞元年间，山东有燕、赵、魏叛乱，河南有齐、蔡叛乱；梁、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都驻扎着重兵。这十多个地方，才刚够自我防守。治理这些地方，实际上不能抽出一个人去执行其他使命，于是使我们的力量分散、形势松弛。眼看有人不守法纪，也无可奈何。由于这个缘故，蜀地也叛乱，吴地也叛乱；其他尚未叛乱的地方，也都随时势上下变化，不可保证可信。从元和年间到现在二十九年间，取得了蜀地、吴地、蔡地、齐地，总共收复郡县二百多座。尚未取得的，只有山东一百座城而已。土地、人口、财物、兵器铠甲，同过去相比，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也足以自认为能够治理了。但法令制度、品级格式和条文章程，果真自行治理好了吗？贤能与奸恶之人，搜求选拔、安置舍弃，果真自行治理好了吗？关隘戍守、兵器战车和马匹，果真自行治理好了吗？乡里田野、仓廪财赋，果真自行治理好了吗？如果不能真正自行治理，就是帮助敌虏作恶。环绕国土三千里，根基建立七十年，又有天下人暗中助其为虐，怎么可以夺取呢？所以说：上策没有比自行治理更好的，中策没有比夺取魏博更好的。魏博在山东最为重要，在河南也最为重要。为什么呢？魏国在山东，凭借它能够遮蔽赵国。既然不能越过魏国去攻取赵国，当然也不能越过赵国去攻取燕国。因此，燕、赵常常在魏国那里取得重要地位，而魏国经常掌握着燕、赵的命运。所以魏国在山东最为重要。黎阳距离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离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阳、新乡都属卫州】，城垒彼此相望，早晨驾车出战，晚上就交战。如果敌人能攻溃这两个渡口中的一个，就会迅速进入成皋，不出几天便可如此。所以魏国对于河南一带也最为重要。现在愿意用近来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元和年间，调集天下兵力，讨伐蔡州【吴元济】，又讨伐齐州【李师道】，连续五年没有山东的忧患，是因为能够取得魏州【田弘正来降】。讨伐沧州，连续三年没有山东的忧患，也同样是因为能够取得魏州【史宪诚来降】。长庆初年，讨伐赵州【王廷凑发动变乱】，一天之内五路诸侯的军队四面出击而溃散瓦解，是因为失去了魏州【田布死】。昨日讨伐赵州，一天之内便停止行动，和长庆年间一样，也是因为失去了魏州【李听战败】。因此，河南和山东形势的轻重，常常系于魏州，这是明白可知的。并不是魏州强大到能够造成这种局面，而是地形使然。所以说：夺取魏州，是中等的防御；最下等的防御是任意交战，不考虑地势，不审察攻守，这话是对的。

译军队多、粮食多，驱使人作战，有利于防守；军队少、粮食少，人们不用驱使便自行作战，有利于交战。因此，我军常常在作战中失败，敌军却常常困于防守。山东人叛乱已经有三五代了。如今后生所见所闻、所说所做，没有不是叛乱的，甚至把它当作理所当然。他们的这种观念已经深入骨髓，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指示道路归向，诋毁亲族，甚至编成俚语说：“叛逃吧，首领们就要起来了。”至于被围困时，紧急缺粮，便吃尸体来作战，把这种行为当成习俗，哪里能够同他们决一胜负呢？十多年来，大凡三次收复赵州，粮食吃尽，城将攻下，却又发生了变化：尧山战败【郗士美】，赵州重新振作；下博战败【杜叔良】，赵州重新振作；馆陶战败【李听】，赵州重新振作。因此，不考虑地势，不审察攻守而任意交战，是最下等的防御。《原十六卫》。国家开始沿袭隋朝制度，设置十六卫将军，共三十人；属官共一百二十八人，分别掌管宿卫，分部驻守，夹峙于宫禁各省之间。这项制度起初一直到现在，从未废止削减。然而从今天看来，设置这些官职却说不出实际作用的，大概就是十六卫吧？追溯它的本来事实，实际上关系到天下的重大命运。起于贞观年间，武事既成而转向文治，朝廷在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褒公、鄂公等人都任诸卫将军】，在外设置折冲府、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所，用来储备军队。有时发生不幸，方圆二三千里成为盗寇，土地上数十万、上百万人变成盗寇的士兵，蛮、夷、戎、狄践踏蹂躏，四处兴起。这时武臣应当带兵驻在外面。等到天下统一，暴乱和防守的消耗消除，削减军备，只需乘一辆车、持一纸符命，奉命四处奔走，没有不信服顺从的。这时武臣应当带兵驻在内地。他们驻在内地时，官职是将军，印绶有朱有紫，章服有金有银；成百上千的骑兵趋奉朝见，只管观看车马，听歌看舞，追念功劳，赏赐劳绩也出于特别恩典。所属士兵分散安置在各府，上等府兵不超过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共有约四十万人】；三季耕种，穿蓑衣，使用耞和耒【袯襫就是蓑衣，耞是打谷的工具】；一季操练武艺，骑马、舞剑、习弓箭。辅佐卫士以考核父兄相互告诫，不得另入其他籍册；将军府的兵籍收藏起来，士卒分散到田亩，力量解体，势力破散，人人只顾自保，即使让蚩尤来统帅，也不能使他们作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万人、千百骑〕 等到他们应当驻在外面时，所属士兵接到檄文才来，接受朝廷命令；看不见妻子儿女，斧钺在前，爵禄赏赐在后，以头颅争头颅，以力量拼力量，猛烈冲击、相互搏击，哪里有空暇谋划其他事情？即使有蚩尤来统帅，也不能使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末年，一百三十年间，武臣和军队从未发生叛逆篡夺。这是圣人能够掌握统摄轻重、控制内外屏障的圣明谋略和神妙办法。到了开元末年，愚蠢的儒生上奏说：“天下已经重文，请求废除府兵。”诏令说：“可以。”武夫上奏说：“天下武力已经强盛，请求攻打四夷。”诏令说：“可以。”于是府兵在内被铲除，边兵在外兴起，武臣成为边将，军队像急流奔涌、箭矢飞驰一样【说的是速度很快】，内地一个士兵也没有了。军队从辽东起兵，奔走到蜀地，绵延纠结万里，侍奉五个强敌【奚、契丹、吐蕃、云南、大石国】；十多年中损失百万人，形成尾大中干的局面，燕地偏重，而天下像被掀动一样，根苗萌发，余烬复燃。七位皇帝废寝忘食【指天宝以来七位皇帝】，想要除掉它，尚且不能做到。由此看来，武臣和军队哪里能够有一天脱离控制和约束呢？然而治理国家又不能没有武臣和军队；驻外就会叛乱【韩信、黥布以及七国之乱，韩愈按此列举，另有安禄山、仆固怀恩】，驻内就会篡夺【王莽、董卓、曹氏、司马氏以下诸人】，应当使外驻者不叛、内驻者不篡，军队不离开编制，使国家没有自焚之患，将帅能够保全头颈，也不至于出现“烹狗”的议论。纵观古今，最好的制度和办法是什么？大概就是设置府兵、建立十六卫吧。近代以来，对于那些将领来说，弊病又更加严重了。人们喧嚷说：“朝廷诏令已经任命将领了，公布姓名一看，大多是市井小儿。”大概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多多贿赂金玉，依仗幽暗势力，折券交易、用货物买通关系。他们完全不懂父兄传授的礼义教化，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气概。百城千里，一旦得到手，便以为已经占有。那些强横、刚愎而有防备的人，便破坏削弱法制，不让别人捆绑自己、诛灭自己的族人；不让忠良违逆自己，凭借统一的力量和便利的形势，没有不成为盗寇的。那些暗中钻营、巧于算计的人，也能以家产计算、向百姓摊派，借助邪佞和宠幸。有人由卿位买得公爵，离开郡守之职，占有一都四境作为自己的辖地，指作别馆。有时一个人偶然长寿，便残害生民，掠夺天下市场。因此天下常常兵乱涌起。齐地百姓困弊【齐人仍是平民的说法】，乡党风俗淫邪鄙陋、衰败浅薄【窳是恶劣的意思】【“○”字读作“舆”】教化和恩泽被堵塞压抑，不能下达。于是招来灾祸，连牛马也受到牵连。唉！从愚昧到明智的人，难道全都明白了吗？况且武官负责诛伐，如同天时有秋季；文官负责治理，如同天时有春季。上天不能把春秋合为一时，豪杰也不能同时总理文武两方面。那么，这些人是接受斧钺去诛除暴乱的吗？回答说：“就在这里。”某人是推行教化的吗？回答说：“也就在这里。”想要使祸害蛀虫不再作乱，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恭敬地想，文皇帝设置十六卫的防范，谁还能够重新探究它的实际意义呢？这关系到天下的重大命运。所以写了《原十六卫》。

译《战论》。兵力并不危险，粮食也没有耗尽，却一交战就必定挫败逃亡，这叫作没有遵循正确的道路，所以写《战论》。论说：河北看天下，犹如看珠玉；天下看河北，犹如看四肢。珠玉即使没有，难道不能保全身体吗？四肢如果缺失，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算作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河北一带风俗俭朴，民风浑厚，不产生淫靡巧诈，人民朴实刚毅坚强，勇于作战和耕种。名城坚垒，高大相连【峉嶭，形容山势高大】【峉读作“额”，嶭读作“薛”】高山大河，盘曲交错，彼此锁固。加上当地繁殖的健马，适于驰骋迎敌。因此，出兵就能取胜，居守就能富足。不必窥伺天下的财产，自己就可以封闭发展，也像富农之家，不必依靠珠玉才算富有。天下不能没有河北；河北一旦被敌人占领，精锐铠甲、锐利士卒、利刃良弓、健马都将失去。突然夷狄来犯，四面逼近边疆，出入于内外之间，我们拿什么抵御？这是天下第一支兵力失去了。河东的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都储备厚重的兵力，用来堵塞敌人的冲击。这六郡的军队，严密整治边防，不可另作他用。这是天下第二支兵力失去了。六郡军队共有三亿【疑为夸饰或文字有误】，低头仰赖供给，横置双臂而不能行动，那么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抵洛阳，绵延数千里，土地被掠夺一空，才能够供应军费。这是天下第三支财力失去了。咸阳西北，蕃、浑大军屯聚，叫嚣搏噬，声势直达帝都。周、秦的单独军队不能排除他们，于是只得把吴越、荆楚的富饶全部削取出来，供养戍边军队。这是天下第四支财力失去了。于是我们的用度不能周备，征发徭役没有常规，不能施恩于齐民，也不能接待四夷；礼乐、刑政无暇修治，各种制度条文也不能完备。这就像天下四肢全部解体，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头和腹部。哪里有人的四肢解体了，却还自以为能够长久安定的呢？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治理这五种失败，一战就可以平定，四肢就可以重新生长。天下太平时，朝廷把大臣寄托在边地，他们苟且享受荣华安逸，只为家庭置办器具；战士离散凋落，兵甲钝坏，车骑衰弱，却从未替他们整编修治。天下各处突然盗贼兴起，便仓促驱赶、仓促交战，这是长期积弱的军队，为什么不会败逃呢？这是没有搜求训练的过错，是第一种失败。百人扛着兵器，仰赖县官供给，却冒称拥有千人的名额。大将和小将领，拿走多余的盈余，把俘虏强壮当作幸运，把军队疲老当作乐事。因此，真正执兵作战的人常常很少，消耗粮食的人却常常很多。营垒还没有筑干，公家的囊袋已经空了。这是不责实数、不核实粮食的过错，是第二种失败。每逢作战稍有小胜，就夸大其防守功劳，奔走上报战况，以求邀取朝廷赏赐。有时一天两次赐赏，一个月内多次封爵。凯旋之歌还没有唱起，文书品秩已经升高，爵位官命达到极点，田宅广阔，金帛充溢，子孙也授官了，哪里还肯搜求奇才，哪里还肯在外面为我勤苦赴死呢？这是赏赐过厚的过错，是第三种失败。那些损失大量士兵、使大都颠覆的人，逃身回来，刺探国家情况便离去；回头看见刀锯刑罚，却面色如菜，反而觉得安然。一年还没有更换，转眼间已经站在坛阶之上了。这是刑罚过轻的过错，是第四种失败。大将掌握兵权，却不能专断施恩；臣下还要责问他，只管前来防范他。等到铿然将要列阵、隆隆将要击鼓时，一个说必定要摆偃月阵，一个说必定要摆鱼丽阵【偃月、鱼丽都是阵名】；千军万马环绕回旋，故意游动，在恍惚惊骇之间，敌骑乘机袭击，于是夺走我军的鼓旗。这是不能专任将帅、责成军功的过错，是第五种失败。元和年间，天子急于求得太平，严明约束，依靠法令统治下属，常常集中数十万军队讨伐蔡州。天下困弊了四年，才终于取得胜利。这大概是因为五种失败没有除去。长庆初年，盗贼占据的子孙都前来奔走听命，这是内地没有战事。天子放宽禁令、厚施恩惠，使人民休养。还没有防备，燕、赵就发生大乱【当时王庭凑在成德反叛，朱克融在卢龙反叛，史宪诚在魏博逼杀田布，因此再次失去河朔】。于是调集军队、起用将领，五种失败更加严重。登坛接受任命、受到重视的大臣，连死亡逃窜都来不及【杜叔良任横海节度使，率诸道兵与镇兵作战，在博野大败，脱身回营，保全他的旌节】，又怎么能够对反叛的敌人施加威势呢？如今确实想调理干戈、扫除污秽，使天下万世安定，却仍然沿袭以前的错误，这是不可以的。古代政治有不善之处，士人便会传言，百姓便会发出讥谤。所以这篇议论也将被写在谤木上，流传给士大夫，并不是偶然之作。

译《守论》。往年两河盗贼兴起，屠杀囚禁大臣，劫掠杀戮二千石官员。国家不议论讨伐，反而束缚军队自行防守，重新奉行大历、贞元年间的旧事，实行姑息政策。这使叛臣更加横暴，终于酿成祸患，所以写《守论》。论说：如今天下究竟怎么样了？兵器已经腐朽，铁钺已经钝坏，却还含糊宽贷，温养逆贼，几乎把这当作常规。而执事的大人们竟不曾反复计算、周密思考，把它作为长远谋略，反而傲慢自得、抑扬自如，以为国家广大繁盛，没有谁比得上自己。唉！他们难道不知道吗？难道要等到困顿颠覆之后，才来谋划补救吗？况且天下有多少里？列郡都有防守之处，而黄河以北盘踞着数百座城，像金属般坚固，像藤蔓一样交织；敌人争相奔走作寇，窥伺我民困苦、天时不利，便将同他们的党羽联络各郡国，在掌股之间惊扰我们的百姓。如今趁我们正强壮时，不图谋擒取他们，却苟且安处于安逸之中，依次相互承接，把他们留给后世子孙，形成背胁上的毒疽根苗，这又是为什么呢？如今议论的人都说：那些倔强之徒，我们用良将精兵加以牵制防范，以高位美爵、充足饮食满足他们，使他们安定而不被扰动，身处外部而不受约束，也像豢养驯服虎狼而不触怒它们的心意，使愤怒之气不萌发；这就是大历、贞元年间守卫国家的办法。又何必急于交战、焚煎我们的百姓，然后才感到快意呢？我说：大历、贞元年间，正是因为这样才造成祸患。当时有几十座城、千百名士卒，朝廷便姑息对待，宽免法令，于是他们放眼张口说大话，各自建立一方势力，破坏制度、削弱法令，争相表现尊贵奢侈。天子养成威严而不追问，有司安于苟且而不呵斥；王侯的爵位，他们通过关系得到，超越名次而接受；朝见聘问也不来，反而用几杖扶持他们；逆贼的子弟、俘虏的后代，皇子还娶他们的女儿为妃；服饰装束、彩绘装饰，无不齐备。因此土地越来越广，兵力越来越强，僭越比拟越来越严重，奢侈之心越来越放纵。于是土地和名位器物几乎全部分割殆尽，而盗贼的贪心还没有达到边际，便有了淫乱的名号和越级的称号，有的称帝，有的称王，诅咒而自行建立政权，安然自得、毫不畏惧，驱兵四处掠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赵、魏、燕、齐卓然兴起，大声倡乱，梁、蔡、吴、蜀又接踵响应，其余震动不安、喧嚣纷乱【意为震动不宁】、想要仿效的，往往都是如此。适逢孝武皇帝【武宗】日夜勤劳，不忘前代英杰，夜晚思虑、早朝议论，所以能够大者诛除，小者招抚；不这样的话，周、秦的郊外几乎要成为盗贼驰骋狩猎之地了。大体说来，活着的人自然欲望很多，有欲望却得不到就会愤怒，愤怒便随之发生争斗和动乱。因此在家中施教训、加笞责，在国家施刑罚，在天下进行征伐，都是用来顺应人的欲望并堵塞争乱的。大历、贞元之间，完全反其道而行，拿有限的东西去堵塞无边无际的争夺，所以首尾和四肢【“支”是古“肢”字】几乎不能互相运转。如今不知道这不是正确办法，反而把它作为常法；我认为成为盗贼的，不只是黄河以北而已。唉！大历、贞元守卫国家的办法，永远要引以为戒啊！

译《燕将传》。谈忠，是绛地人。他的祖父谈瑶，天宝末年任内黄县令，死于燕军之手。谈忠豪迈强健，善于用兵，起初离开燕地。燕军统帅刘济带着二千人驻守白狼口，后来统领渔阳军，留在范阳。元和五年，中黄门率禁兵讨伐赵州【指派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魏州统帅田季安召集部众说：“王师已经二十五年没有渡过黄河了【自德宗讨伐田悦失败后，王师不再渡河】。如今一旦越过魏州讨伐赵州，赵州如果真的被俘，魏州也会被俘。应该怎样谋划这件事呢？”他的部众中有一人越过队伍出来说：“愿借给我五千骑兵，让我解除您的忧虑。”田季安大声说：“真是壮士！”于是决定出兵，阻挠者斩。谈忠当时作为燕地使者在魏州，知道了他的谋划，便进去对田季安说：“您的谋划，是在引来天下的军队。为什么呢？往年王师攻取蜀地、吴地，谋划没有一次失误，都是宰相们的谋略。如今王师越过魏州讨伐赵州，却不任用老臣宿将，而专门交给宦官；不调集天下的铠甲，却大量出动秦地兵甲。您知道这是谁的谋划吗？这是天子亲自作出的谋划，想要将功劳夸示给臣下看。如今如果王师还没有攻到赵州，先在魏州被击溃，那么皇上的谋划反而不如臣下，而且能不在天下人面前感到羞耻吗？” 既感到羞耻又愤怒，于是会任用智谋、设置防备，依仗猛将，训练精兵，竭尽力量再次举兵；渡过黄河时鉴于前次失败，一定不会越过魏州去攻打赵州；考察罪责轻重，也一定不会先赵州而后魏州。这将是不上不下，正好对着魏州而来。”田季安说：“那么应该怎么办？”谈忠说：“王师进入魏州，您厚重犒劳他们。然后把全部铠甲压到边境，号称要讨伐赵州，这样就可以了。暗中送信给赵州人说：‘魏州如果苦于赵州，河北义士就会说魏州出卖朋友；魏州如果同赵州联合，河南忠臣就会说魏州背叛君主。出卖朋友、背叛君主的名声，魏州不忍承受。如果您能暗中拆除城防，送给魏州一座城，魏州就能占有它，向天子报捷，以此作为凭信。这样，魏州在北面可以侍奉赵州，在西面可以向天子称臣【长安在魏州西面】；对赵州只是损失一角之地，对魏州却获得稀世之利。您难道能对赵州没有一点想法吗？’赵州人如果不拒绝您，魏州称霸的根基就稳固了。”田季安说：“好！先生的到来，是上天眷顾魏州。”于是采用谈忠的谋略，同赵州暗中商议，取得堂阳。谈忠回到燕地，谋划激使燕地攻打赵州。刘济召集诸将说：“天子知道我怨恨赵州，如今命我讨伐它，赵州也一定会大加防备。” “我出兵还是不出兵，哪一种有利？”谈忠迅速回答说：“天子最终不会让您攻打赵州，赵州也不会防备燕地。”刘济怒道：“你为什么不直说？”刘济因赵州违抗命令，把谈忠关进狱中，随后派人观察赵州，果然发现它没有防备燕地。过了一天，诏令果然传来，说：“燕地南面有赵州，北面有胡人。胡人凶猛，赵州弱小，不能舍弃胡人而专门对付赵州。燕地应当替我谨慎防守北部边疆，不要让我再次挂念胡患，使我能够专心对付赵州。”这也是燕地的防备。刘济于是释放谈忠，召见他说：“果然像你所料，你是怎么知道的？”谈忠说：“潞州统帅卢从史，对燕地表面亲近，内心实则忌恨；表面上同赵州断绝，实际上却同它交往。他替赵州谋划说：燕地把赵州当作屏障，即使怨恨赵州，也一定不会残害赵州，不必防备。一方面可以观察赵州不敢抗拒燕地，另一方面可以使燕地受到天子的怀疑。赵州既不防备燕地，潞州人就会赶快向天子报告：‘燕地深深怨恨赵州，如今赵州被攻打却不防备燕地，可见燕地反而同赵州联合了。’因此我知道天子最终不会让您攻打赵州，赵州也一定不会防备燕地。”刘济说：“现在怎么办？”谈忠说：“燕地和赵州积下怨恨【自朱滔以来，燕、赵交恶】，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如今皇上讨伐赵州，您坐拥燕地全部甲兵，却一个人也没有渡过易水，这正好让潞州人将燕地出卖恩义给赵州的情形，上报给皇上，使燕地和赵州两方面都达到目的。这样，燕地怀抱忠义之心，最终却沾染了私通赵州的恶名；既不能被赵州人感恩，坏名声还会徒然在天下喧嚣。希望您仔细思量。”刘济说：“我明白了。”于是下令军中：“五天之内全部出发，落后者剁成肉酱示众。”刘济亲自率七万人向南讨伐赵州，屠杀饶阳、束鹿【二县属深州】，杀死一万人，暴病死于军中。刘济的儿子刘总继承官职，谈忠又被任用。元和十四年春，赵州献出十二座城【德州辖平原、安陵、长河；棣州辖厌次、滳河、阳信、蓚、平昌、将陵、蒲台、潡口】，冬天讨伐齐州，把它的土地分成三份。谈忠于是劝说刘总：“凡是天地间的气数到了尽头，聚合必然离散，离散必然聚合。河北同天下分离已经六十年了，这也是气数将尽，必定要重新同天下合并。况且建中年间【建中是德宗年号】，朱泚在京畿同天子作战，李希烈在梁地僭越称王，武俊自称赵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李纳自称齐王，各郡国往往都兴兵作乱，天下人只能低头观看。” 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危险极了。然而天下最终还是平安无事。元和以来，刘辟守蜀，栈道、剑阁自以为是子孙世代所有的土地，但三万士卒只被围困数月便失败。李锜横据大江，守着石头城，拥有全吴军队，却连一战也不能打，反而被部下捆绑。田季安守魏州，卢从史守潞州，都是天下精锐铠甲，驾驭赵州骑兵，三方鼎立相视，可以说强盛了。然而卢从史绕堑五十里，万般防备自己，身体却像大醉一样，忽然就被押入囚车。田季安死后，坟土上的杵迹还未消除，家族已经成为被驱逐的客人，蔡州人也受到牵连。重甲在身，能拉开三石强弓，手持九尺长刀，向前冲、向后跃，士卒如同搏击猛禽；一个可以抵挡百人的勇士，竟有数万人，四年没有败退，二三方面可以说都很坚固了。然而半夜大雪，忽然就失去了城池。齐州人占据数千里土地，凭借渤海为屏障、泰山为壕堑，又有大河，数万精锐铠甲，扼守险要，可以说安稳了。然而军队在潭赵战败【地名，在郓州以西六十里】，首领在都市被斩首【指李师道】。这些都是您亲眼见到的，也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大概是上帝派神兵下来诛罚他们。如今天子的宏大谋略和细密计划，必定同大臣商议决定；铺设音乐、张设田猎，却从未戴星早出晚归。那些侍奉俳优倡伎、贪玩享乐的臣子【谐臣，顐读去声“魂”】，面色羞惭而不舒展；天子节衣缩食，把财物赏给战士。这样的志向，难道片刻之间会忘记天下吗？”

译如今国家军队渐渐向北而来，赵州人已经献出十二座城，又帮助魏州攻破齐州，只有燕地还没有立下一日的功劳。为了子孙后代着想，后世难道还能安安稳稳、无事无患吗？我深深替您忧虑。”刘总哭泣叩拜说：“几个月以来没有听到先生的教诲，今天幸蒙您屈尊来教导我，我的心安定了。”第二年春天，刘总出动燕地士卒到赵州，谈忠劝说刘总不到几天，也去世了，享年六十四岁，官至御史大夫。谈忠的弟弟谈宪，先前任范阳安次县令，扶持兄长的灵柩回绛地安葬，经常往来于长安一带。元年孟夏，我在冯翊属县北卫中遇见他，他于是讲述其兄的事迹，我便如实写下此事；至于褒贬，留待研习《春秋》的人来评定。郑亚【字子佐，荥阳人。元和十五年考中进士，又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又凭书判拔萃科选拔。几年之内，连续考中三科。会昌初年，任监察御史，屡次升任中丞、给事中、观察使】。《唐丞相太尉卫国公李德裕会昌一品制集序》。诏令文书兴起，是从典籍开始的。唐尧、虞舜盛盛之时，有《尧典》《舜典》保存下来；夏、殷兴盛之时，有训诰之文。自《胤征》《甘誓》以来，才有誓命一类的书，都是三代的文章，是一代君王的法度。虞、夏之间，世代更替、祭祀绵延久远，掌管制度、执掌诏令的官员姓名，已经无法知道。到了成汤、太甲，便有仲虺、伊尹为他们撰写训诰。高宗得到傅说，便有《说命》篇。周公、召公辅佐成王，便有《洛诰》《酒诰》《周官》《顾命》。汉朝兴起，正值秦朝焚书之后，侍从大臣都不熟习文史；萧何、曹参等人又缺少儒者和墨者的才用。每当封赏功臣、分封子弟，诏辞多由天子亲自撰写；即使委托给执笔之臣，也不是显赫知名的士人。武帝让司马相如起草诏令，大多是文章之士。因为司马相如不是将相之才，后来这种风气渐渐衰微而又渐渐发展。下至魏、晋，也代代有人。我高祖革除隋朝，文物制度大为完备。贞观年间，有颜师古公、岑文本公兴起；天后时期，有李峤公、崔融公出现；燕公、许公【燕公张说、许公苏颋】在玄宗朝廷并立争胜；常衮、杨绾在代宗时代相继成就。到了宪宗皇帝，英明威武开启国运，雄伟谋略显赫张大，中兴的功业高过前代。当时先太师忠公【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在内署任职，辅佐皇帝有秘密而重要的功绩；平定吴地【李锜之乱】、安定蜀地【平定刘辟】，实在都是他的谋划。等到他登上枢密、宰衡之位，成为国家的栋梁，尊崇王室，贬抑诸侯；谋划讨伐蔡州【吴少阳】，筹算平定齐州【李师道】，对外平定叛乱，对内治理政事，使天子的言论显明于典诰，使皇帝的法度彰显于图籍，功绩记载在徽册，流传无穷。特进、太子少保、分司东都的卫国公【李德裕】，长庆年间侍奉惠皇帝【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任翰林学士。训诰方面的事业，已经闻名于世【穆宗厚待李德裕，凡号令、大典册都经他的手修改】。昭肃皇帝【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掌握天命，日夜思念贤能辅弼；从淮海召回德裕，使他再次登上朝廷台阁，把深奥机密全部交给他，确实满足了皇帝的神妙谋划。每次在红色殿阶前奏事完毕，又另外承受皇帝的恩宠。皇帝也讲论伊尹的《伊训》、傅说的《说命》，确定君主与辅臣的关系。太平时代的制度和上古时代的文教，都归属于李德裕。会昌年间，先太后的懿号尚未确立，皇帝早起便有长久怀念的悲痛，李德裕撰写《沙麓》《神井》的祥瑞赞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四十五年〕 又撰写《绕枢》《怀日》的祥瑞【黄帝的母亲附宝看见大雷绕北斗枢星；汉武帝的母亲王皇后梦见太阳进入怀中】，以此勉励遵循圣人的事业，光明地慰藉孝思。于是奉诏撰写宣扬太后懿德、配祔宗庙的制度。到了武宗祭祀昊天、拜谒清庙时，文物制度全部齐备，朝廷礼仪完备，华夷前来述职，河朔修贡，于是显明神灵的休祥，进献美好尊号，宣扬统一的德行，以示天下。于是撰写“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的册文。疆域安宁，天子悠然自得，产生了探求玄妙道理的思想；于是铸造精纯的金像，摹刻圣容，鼻梁高隆、额角如日，光照宫廷。朝廷内外的臣僚，都想歌颂山河，赞美日月。李德裕于是撰写《圣容赞》。天街以北是獯鬻居住之地，他们因饥荒而凭势侵凌，依仗人多而强横。用刁斗严加警戒，他们仍勃然无惧；再三发布文告，他们又厚颜不服从。天子震怒，立即命令讨伐他们。李德裕独自运用深远谋略，在上面得到皇帝的谋划，万里之外的胜负在帷幄之中决定。雷霆般的进攻发动后，蠕动的敌众便溃败，疣赘般的祸根被剖除，腥膻之徒离散，逃走了他们的名王【回鹘乌介可汗】，迎回了我们的贵主【太和公主入京后改封安定大长公主】。李德裕于是撰写《讨北狄诏》。天宝末年，蓟门是首先发生乱事的地方，创伤和荆棘丛生，延续多代仍未平定。到这时，渔阳统帅仲武【卢龙统帅张仲武】扫除妖孽，擒获仇敌【仲武命副将石公绪等向回鹘两部宣示意旨，杀回鹘八百人。回鹘派宣门将军等四十九人用虚伪言辞结交示好，暗中窥伺边境空隙；仲武秘密贿赂其部下，完全得到他们的阴谋，所以说“擒获仇敌”】，宣扬天威神威，终于达到安康平靖。于是又愿意在卢龙边塞刻石，叙述圣上的功业。奏章飞驰上报，皇帝认为可以。李德裕恭敬接受圣命，舒展格言，呼唤神灵，吐纳嵩山、华山般的宏文。白昼之间文星出现，夜里不睡又梦见白凤来到【扬雄写成《甘泉赋》后，梦见口中吐出白凤】；成就诸侯不可磨灭的功勋，尊崇太后的无私教化。李德裕于是撰写《幽州纪圣功碑》。潞州统帅刘从谏死后，他的儿子【刘从谏的侄子刘稹】凭借关河险阻，依仗甲兵众多，请求爵位，争夺土地，屡次把事情上报朝廷，朝廷内外疑惑迷乱，互相干扰天子的听闻。皇帝将要显示神威，李德裕多次献上忠诚谋略，并且说：“重耳在父亲丧中，不曾听说利用父亲的死亡【《檀弓》记载，晋献公去世，秦穆公派人吊唁公子重耳，并且说‘丧事也不可长久，时机也不可失去’，舅犯说‘公子还是辞谢吧，父亲死了还说什么利用？’

译又把这件事当作有利可图，那么天下谁能说服他呢？】雄渠被杀，只是因为抗拒君命【七国之乱失败后，胶东王雄渠伏法】，何况明皇的旧宫【明皇先前兼任潞州别驾，开元十一年以旧宅改为飞龙宫，后来又改为启圣宫】在天井关以内，是内地，横跨连接河北，胁迫倚靠山东，难道可以让坏人在这里行动，坐视他污染风俗吗？如果这种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皇帝内心已经没有疑惑，迈步便能作出决定。又说：上党处在天下的脊梁，是黄河以北的咽喉。如今漳水有强兵，常山有劲卒，这两地互为唇齿，实在担心它们彼此依附。不如趁事情尚未萌发，制止它将要发动。皇帝赞同他的奏议，于是精心选派使臣去慰劳晓谕【皇帝命李回宣慰河北三镇】，严格制定刑罚和赏赐来劝勉告诫【命令魏镇、泽潞、镇州】，魏侯、镇侯【何弘敬，魏帅；王元逵，镇帅】齐心尽力听从命令，斩断壶关的右臂，收取泜水上游，在这里按照既定谋划擒获了首领。又有辕门叛将和横水余孽【叛将杨弁。起初刘沔击破回鹘，留下三千兵守横水栅；王逢时率河东兵驻榆社，诏令河东出兵二千前往。当时河东无兵，李石召集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命都将杨弁率领他们去王逢时处。年终已到，军士请求过了正旦再出发，监军多次发文催促，杨弁于是借众怒作乱。李石逃往汾州，杨弁便同刘稹联络，势力大张。王宰请求招抚接纳他，李德裕不听从。皇帝于是命李石回太原，终于平定杨弁】窃取上相的旌旗【上相指李石】，盗取晋阳的管钥。皇帝大怒，人心更加疑惧，众人都认为军队困顿在郊外，叛将巢穴还很坚固；主张罢兵的人像蚊群一样聚集，请求宽恕过错的人也异口同声。李德裕又举笏进言说：那里是义师统帅分封的宗室之地【指李石】，是玄祖勤于经营商地的城邑【玄祖指契】，是后稷建立周朝的国家，瓜瓞绵延仍然存在，祖业堂构也还在。如果削弱谋划，不报仇雪恨，就是鼓励弥牟驱逐国君的风气【鲁哀公二十五年五月，卫国褚师比、公孙弥牟、公文要等作乱，卫侯辄逃奔宋国】，长期助长冒顿射杀亲父的习俗【冒顿跟随父亲头曼单于打猎时，射杀头曼】。《诗经》说不要在道路上筑室【《小雅·小旻》篇】，古书说疑惑的谋划不可成事【《大禹谟》】。因此皇帝完全打开内心，大大破除群议；运筹谋划，制胜无遗漏；防范微小变化，考虑长远未来，必定符合神妙的机宜。接受斧钺的将帅，诚心服从命令；谢安围棋时尚且能接受淝水胜报【谢安的侄子谢玄击破苻坚，驿书送到时，谢安正围棋，脸上毫无喜色】，曹参还正在畅饮。酣饮【曹参任相时每天饮醇酒，不理政事；宾客想进言，他就让人给他们斟酒】。军书果然传来，接着又听到军队获胜；磨砺周王的黄钺【武王左手执黄钺】，淬炼郑国的宝刀【《考工记》记载郑国的刀】，万里之外取来袁绍的头颅【按臣下考证，《三国志》注记载袁熙、袁尚谋划攻打公孙康，公孙康诱骗他们进入伏兵，捆住后让他们坐在冻地上。袁尚寒冷请求给席子，袁熙说‘头颅将要行走万里，还要什么席子’，于是被斩首；这样看来，这句话应是袁熙、袁尚所说，而不是袁绍。郑亚似乎误记】，把蚩尤肩髀的两座坟墓埋葬【《皇览》说，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传说黄帝杀死蚩尤后，身体分葬各处，所以另有此墓】。欢呼声虽然震动朝廷和市井，喜悦之气却不表现在面容上，这是为什么能够如此隆重地建立功勋、安定风俗呢？李德裕于是撰写《伐上党制》《平晋阳敕》。宗英可汗【会昌五年，黠戛斯可汗称宗英雄武诚明可汗】献上珍宝，输纳贡物，从遥远的边域而来，通好于本朝。大毕伯士的后裔、呼韩鹿蠡的军队【鹿蠡，《汉书》作“谷蠡”，是单于之弟、谷蠡王】【谷读作“鹿”，蠡读作“离”】有的持玉器朝见于灵囿，有的解开辫发拜谒甘泉宫【甘泉宫】，都垂名于册书，光耀于皇帝的诏命。李德裕于是撰写《谕回鹘诏》，又写慰问坚昆的四封书信【黠戛斯的先祖在贞观年间接受坚昆都督，李德裕书信说“坚”是不朽的名称，“昆”是有后代的称呼，应当方便地以“坚昆”为国名等】，文章可与训诰、传记相媲美，机密事务出于神明般的谋划，实在将要高踞、俯仰于邳石兵符之上【黄石公的兵符】，傲视鬼谷子书籍的记载【鬼谷子之书】。听到它的人可以除去聋聩，得到它的人可以辅佐国家。每当拔出牙管，研磨芝泥将要封诏时，他曾在席前亲自授予笔札；李德裕也能抓紧每一寸光阴，落笔成篇，快如飞驰。当时有紧急诏令涉及秘密谋划，内廷诏令和外廷制书都来不及让众人知道；有时形势像疾雷一样紧迫，机密难以等待一天，宣室尚未召见，武帐还未开启，李德裕便亲手写成密封奏章，送达皇帝。皇帝在乙夜读书之时，没有一次不再三称美。这又哪里能同汉元帝让后宫诵读《洞箫赋》【汉元帝赞赏王褒所作《洞箫颂》，命后宫贵人都诵读】，或汉武帝读《子虚赋》而感叹不能与司马相如同时代【汉武帝读司马相如《子虚赋》后称赞，说‘我偏偏不能同此人同时代吗’】相比其才略、考察其德行呢？乙丑年，群公和常伯以天子的道德贯通神明，一年之内风调雨顺，灾害不发生。会昌二年消灭丑陋的敌虏，兴起北伐诗篇【攻打回鹘】；会昌四年诛杀狡猾的逆臣【讨伐刘稹】，歌咏东征之歌。又铲除摩尼教的风气【会昌年间，回鹘、摩尼教等外来宗教都被禁绝】，毁掉浮屠教的习俗【僧尼都勒令还俗】，停止兵乱，返归淳朴，四海全都安定。皇帝想增加宏大的名号，光耀并超过武宗。于是考察东序的图籍，查阅西昆的文牒；铺陈名实，修饰文采，仿佛上天册命唐朝神宗【神宗见《大禹谟》】。李德裕于是撰写《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册文》，尊号和名位已经完备，华夷同庆。正要命礼官、召儒者，询问匡衡关于后土祭祀的仪式，采纳公玉带明堂的图样【公玉带有明堂图】，向梁生考察大朝会礼仪【梁松熟悉典章故事，曾同诸儒修订礼仪】，向“犬子”求问封禅之书【司马相如小名犬子；相如未死时写了一卷关于封禅的书，后来武帝命所忠前往取回】，把帝王的盛大事业全部完成，把臣子的特殊功勋推到极致。然而黄帝的轩辕鼎将要铸成【黄帝在荆山下铸鼎，鼎铸成后便升天】，大禹的书将要归于埋藏【《吴越春秋》说大禹把书藏在所谓禹穴】，但仍然进献先尝的药【《曲礼》说君主有病，臣下先尝药】，推荐高明的医生；收藏周公旦请求代替武王受死的文书【武王有病，周公祷告先王，请求以自身代替武王，文书藏在金縢匣中】；追述汉宣帝改定庙号的美事【会昌元年群臣请求把宪宗列为不迁之庙，如汉宣帝尊武帝为世宗的旧例，此奏表留在宫中未发】；撰写大诰，向昊天祈祷；始终完成于一朝，继承延续九德。

译他的功绩既是那样，他的制作又是这样。所以汇集武宗一朝的册命、典诏、奏议、碑赞、军机、羽檄，共二帙二十卷，便题名为《会昌一品制集》。记载年号，是为了追述圣德；标明书中职位，是为了彰显官员的功业。丁卯年，我从左掖出任桂林。九月，公的书信从洛阳送来，把典诰制命给我这个偏远之人看，并且让我为这部集子作序，使它成书。我寻求玄珠，却不能穷尽倪域；聆听希声，也无法探究其高下。接受命令后震惊惶恐，几乎朝夕不安。提笔又停下，反复三四次。伏念江陆修撰荡涤之文，辞让也来不及，于是斋戒洁身来作这篇序。【按：《文粹》《文苑英华》都载此篇为郑亚所作；考察《李商隐集》，有《太尉卫公会昌一品制集序》，说是代桂府荥阳公所作，也见于《文苑英华》，其中许多话与此相同。荥阳公就是郑亚。当时郑亚任桂管观察使，征召李商隐为判官，应当是李商隐起草，郑亚刊定。】孙樵【字可之，大中年间考中进士，官至职方郎中】《请求恢复佛寺的奏章》【宣宗下诏，规定被废的寺院中若有僧人能够营建修葺，听任其居住；僧尼都恢复原来的身份。孙樵于是上奏。】卑贱的臣子孙樵上言：臣认为，残害百姓的事物中，成群的僧人最为严重。十口之家，男子努力耕作，女子努力纺织，即使遇到丰年，衣食也只能勉强自给，房屋也只能勉强维持。像成群的僧人那样，吃的一定是稻米精粮，穿的一定是丝绵绸缎，居住则是深邃华屋，出行则骑肥马。这样看来，不足十个中等人家，就不能养活一个僧人。武皇帝元年登记天下僧人，共十七万；按十户人家供养一僧计算，就是一百七十万编户百姓困于这些僧人。武皇帝一旦把天下僧人全部遣返为平民，当时一百七十万户人家的心里，都知道有了活路。陛下即位以来，下诏修营废弃的寺院，以恢复僧人身份。从元年正月到今年五月，天下斧凿之声没有断绝，却还没有听说工程完毕。陛下如果这样不断恢复寺院，臣恐怕几年之间，天下十七万僧人又会恢复原状。臣认为，武皇帝即使不能除掉这些僧人，陛下也应当勉力思考并除去他们，以使疲惫的百姓得到苏息，何况还要兴建已经废弃的寺院吗？请用开元年间的事来说明。开元年间，大驾从东封回来，随从有众多百官，六军事务繁多，在陈留停留三天，百姓仍有余力。如今陛下即使东封，沿途每人只供给一餐，民力也就耗尽了。为什么开元年间的百姓有余力，而陛下时的百姓却没有余力呢？开元年间，大体按户出兵登记，编入队伍；春夏让他们在家尽力耕种，秋冬集合他们的将领来整饬武备。这样，兵役从未使农业荒废，农业也未曾被兵役耽误，所以开元年间百姓有余力。如今天下常备军不少于一百万，都由平民供给衣食，每年计算费用，大约五户中等人家只能养活一名士兵。这样，编户不满五百万，就不足以供养他们。所以陛下时的百姓没有余力。如今陛下让没有余力的百姓，又加重他们因成群僧人而承受的困苦，将凭什么赶上开元年间的太平事业呢？贞观以来，开元年间户口最为繁盛，也不能超过九百万。即使现在询问户部，户口能够像开元时那样吗？假设陛下用五百万户供给天下军队，如今又要用一百七十万户供给僧人，这样七百万户就没有多余的赋税了。即使现在户口不少于开元时，剩下的也只有二百万户，而国家万般事务都要从中征取，陛下哪里会有余力呢？即使盐铁之利不能废除，再加上榷管增收，天下百姓岂不更加困苦吗？近日陛下曾想营建国都东门，谏大夫在面前进谏，话还没有说完，陛下不但停止了工程，又赐给他帛来优待他。如今所恢复的寺院，难道只是国都东门那样的急务吗？聚集徒众、召集工匠，难道只是国都东门那样的工程吗？难道谏大夫不再进言，陛下也不再听取吗？陛下如果不能不恢复已经废弃的寺院，臣希望陛下恢复到此为止，僧人停止增加，已经营建的寺院停止再修，如此或许天下百姓还能够活下去。如今天下最不能除去的是军队，臣尚且日夜替陛下思考除去军队的方法，研究开元年间太平的事业，希望日后为陛下说明，何况除去无用的僧人呢？臣孙樵冒死进言。【中书门下奏称：尊崇佛教，恐怕财力不能支持，因而引发事变、扰乱百姓，希望委托各地长吏酌量加以节制。皇帝听从了。】

译《给何易于的书》何易于曾任益昌县令。县城距离刺史治所四十里，位于嘉陵江南岸。刺史崔朴曾在春天从上游乘船而下，带着许多宾客，边歌唱饮酒边顺流向东，径直到达益昌附近。到达后便索要百姓来拉船，何易于立即亲自把笏板束在腰间，拉着船上下行走。刺史惊叫着询问缘故，何易于说：‘正值春天，百姓不是耕田就是养蚕，一点空闲也不能夺取。我何易于身为属县县令，应当在百姓没有农事时充当役夫。’刺史和宾客跳下船，一同骑马回去了。益昌百姓多靠山上种茶，茶利归于自己。防盐铁使上奏请求实行茶叶专卖，诏书下达到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何易于看着诏书说：‘益昌不征茶税，百姓尚且不能活命，何况加重赋税来毒害百姓呢？’命令属吏把诏书铲去。属吏争辩说：‘天子的诏书规定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如今铲去诏书，罪责更加严重；属吏最多一死，明府您难道能免于被流放到海边吗？’何易于说：‘我难道要爱惜自身而毒害一县百姓吗？也不考虑罪责会牵连你们。’说完便亲自放火烧掉诏书。观察风俗的使者听说此事，认为何易于挺身为民，最终没有弹劾他。县中百姓有死了亲人、留下年幼子女，家业破败而不能置办葬礼的，何易于总是拿出俸钱，叫属吏替他们办理。百姓来缴纳常赋时，其中有头发花白、弯腰拄杖的老人，何易于一定召他们坐下并给他们饭吃，询问政事的得失。庭院中有争讼的百姓，何易于总是亲自同他们交谈，为他们指明是非曲直；罪小的予以劝诫，罪大的施以杖刑，全都当场遣走，不交给属吏审理。在益昌任职三年，监狱中没有拘禁的百姓，百姓也不知道什么叫劳役。后来改任绵州罗江县令，他的治理与益昌相同。当时相国裴公出任绵州刺史，只有他能够称许何易于的治理，曾跟随他察看政务，随从不过三人。他使自己保持廉洁简约到了这种程度。会昌五年，孙樵取道经过益昌，有人能够说出何易于治理情况，并且说：‘天子设立上考、下考来勉励官吏，而何易于的考绩只列中上，这是为什么呢？’孙樵问：‘他督促征赋怎样？’回答说：‘上等。他请求宽限期限，不愿逼迫百姓，使百姓不得不低价出售粮食和布帛。’‘督促劳役怎样？’回答说：‘度支经费不足，他便拿出自己的俸钱，希望优待贫民，供给他们。’‘对待来往的权势人物怎样？’回答说：‘除传递符节之外，一无所取。’‘捕盗怎样？’回答说：‘没有盗贼。’孙樵说：‘我在长安居住十年，每年听给事中考核官吏时都说：“某人因为治理某县得到上考，某人凭上考得到某官。”问他的政绩，就说：“某人能够提前完成征赋，某人能够督促劳役并节省度支经费，某人在道路上能够得到来往达官为他说好话，某人能够捕获多少盗贼。”’ 县令得到上考、下考，原来就是这样的。’乡民没有回答，笑着离开了。《褒城驿记》【褒城今属汉中府；汉中在唐代属梁州，因德宗南巡而升为兴元府。】褒城驿号称天下第一，等到亲眼看见它，观察它的池沼，只见浅而浑浊，长满茅草；观察它的船，只见破散败坏，船身胶结；庭院台阶十分荒芜，厅堂廊屋十分残破，哪里看得到所谓的宏伟华丽呢？我询问驿站官吏，他说：‘忠穆公曾经治理梁州【严震字遐闻，盐亭人，建中年间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朱泚反叛，德宗逃往奉天；李怀光又同叛军联合，奉天危急，严震迎接皇帝到梁州。皇帝把梁州改为兴元府，立即任命严震为府尹，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死后谥号忠穆。】因为褒城控制着两个节度使治所，龙节虎旗，驿马飞驰，车骑来往，车轮交错，马蹄相磨，于是把这个驿站修建得高大奢侈，以显示雄伟壮观。大概当时看它胜过其他驿站，而且一年到达的宾客不下几百批；如果傍晚得到它的庇护，饥饿时得到它的食物，都是晚上到达、早晨离去的人，哪里会有爱惜之心呢？至于划船，一定要折断船篙、撞破船舷、撞碎船头才肯停止；捕鱼垂钓，一定要把泉水弄干、泥水搅浑、鱼捕尽才肯停止。至于把马喂在轩堂中，把鹰宿在厅堂里，凡是能够污损房舍、糜毁器物的事，无不去做。官职小的，属吏虽然气势凶猛，还可以制止；官职大的，属吏就更加横暴，难以禁止。因此驿站日益破碎败坏，已经不像从前了。’ 某一部门的八九个人，虽然利用供给宾客饮食的空闲，勉强一两次整治它，又怎么能够补救几十上百人的残暴破坏呢？话还没有说完，旁边有个老农笑着说：‘如今全国州县都像驿站一样。我听说开元年间天下富足繁盛，号称太平，行走千里的人不必携带粮食，养育子孙的人不知道战争。如今天下没有战争的声响，户口却日益凋敝；边境没有被侵削的忧患，开垦的田地却日益减少，百姓日益困苦，财力日益枯竭，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和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不过是刺史、县令而已，他们以耳目接触百姓，政令也迅速施行。如今朝廷任命官员，既已轻视刺史、县令的职任，又加快他们更换的频率；况且刺史、县令任职较远的地方，三年中也要更换两次。因此州县政务中，如果有不利于百姓、可以自行设法革除的事，刺史就说：“我马上要离任了，何必这样做？”他们在该忧愁时沉醉浓酒，在该饥饿时享用鲜美食物，口袋里装满帛和金钱，笑着等待任期结束。唉！州县难道真成了驿站吗？何况在交接的空隙，狡猾的属吏又借机肆意作奸欺诈，借以出卖州县呢？这样下去，却想希望百姓不困苦、财力不枯竭、户口不凋敝、开垦田地不少，太难了！’我向老农作揖送他离开后，把他的话分条记录下来，写在褒城驿的屋壁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孙氏西斋录》孙樵对陆长源说：‘《唐春秋》只是按年代编排的杂录，我于是摘取其中简洁、切实、峻峭、独到而可以用来表示惩戒和劝勉的内容，删去那些庸俗、琐碎、无益于警诫教训的内容，自己编成十八篇书，题为《孙氏西斋录》。它起于高祖初年，终于武皇末年；开头写庙号，以表明君主；记载日月，以表示事情发生的时间；崇尚功绩和劳力，端正刑名，提拔尊崇善良之人，扫除诛戮凶恶悖逆之徒。有所忌讳而需要避开时，就用含蓄的文字表示讥刺；没有顾虑恐惧时，就直书其事以记载罪恶。所谓“高祖杀太子建成”，为什么这样写？是因为他废黜有功之人而顺从私爱，用来讥刺他失去教导之责。【太宗有大功，本应继承天下；高祖不应当立建成为太子，以至发生六月四日的事，所以书中说“高祖杀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为什么这样写？是因为他忘记进谏、助长奸恶，用来惩罚废弃君命的行为。【李勣是受遗命的大臣，假如他坚决进谏而不改变立场，高宗就不敢立武氏为皇后，所以书中说“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王氏已废之魂，上配天皇”，为什么这样写？是因为尊奉有嫌疑的人、废弃正统的宗庙配享，不能说是顺理成章；我担心后世会对禘祼之礼产生疑惑。【高宗废王氏而立武氏，武氏原是贞观年间的侍女，凭什么配列昭穆？所以特意让王皇后配享高宗，以表示武后在禘祼之礼上有嫌疑。】“条高后擅政之年，下系中宗”，为什么这样写？’ ‘因为紫色的年号属于非正统的帝位，不能说是正统；我担心后世牵强地把它称为临朝称制。【武后改元并正式称帝，如今把武后的年号和政事都系在中宗名下，是为了表示女子不得改元并主掌政权。】“崔察贼杀中书令裴”，为什么这样写【裴的名字是裴炎，避武宗庙讳】？因为用诡诈的防范手段酿成祸乱，开始了杀戮的事机。【裴炎是受遗命的大臣，多次表明应让武后归政；御史崔察在朝廷上诘问说：“裴炎如果没有其他阴谋，为什么要让太后归政？”武后于是发怒，在都亭驿斩杀裴炎，所以书中说“崔察贼杀中书令裴”。】“张守珪以安禄山叛”，为什么这样写？因为宽纵刑罚、违背教令，酿成祸乱的根源。【安禄山是张守珪的部将，曾经犯法；张曲江命令张守珪杀他，张守珪不听，终于使天下发生叛乱，所以书中说“张守珪以安禄山叛”。】称“天下杀”，为什么这样写？是说罪行暴露于天下，表示众人都参与诛杀。称“天子杀”，为什么这样写？是说死者并非罪有应得，表示众人不参与诛杀。臣子有时不称“卒”，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以正直善终，删去“卒”字来表示贬斥。君主有时不书“葬”，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以正道终结，删去“葬”字来表示讥刺。担心人懈怠，便去掉祥瑞的记载，是用来表示戒惧和志满。【《说文解字》说：“濔，是水满的样子。”志濔，就是说志意满足。】崇尚德行的事一定记载，鄙弃尸位素餐的贵人，都是为了驱除邪恶、合于正道，使大义汇聚，掌握事实，确立条例，用来表示惩戒和劝勉。唉！宰相在十几年间升沉，史官却能使人在千百年后显贵或沉沦；史官和宰相分掌着人的生死权柄。做史官的人，如果不能在枯坟前歌颂忠骨，在地下切割谄媚者的魂魄，只是挥笔污损文书、堆满楼阁以充实卷帙，难道是国家任用史官的本意吗？我孙樵既已叙述其大略，便交给朋友高锡传下去。“志濔”，就是说志意满足了。崇尚德行的人一定要记载，轻视尸位素餐的人就要罢黜、贬抑尊贵者；这些都是为了驱除邪恶、合于正道，使大义得以汇聚，依据事实制定条例，用来显示惩罚与劝勉。唉！宰相的升降，发生在十多年之间；史官的褒贬，却影响到千百年以后。这就是说，史官和宰相共同掌握着决定生死的权力。做史官的人，如果不能在枯坟中为忠臣的遗骨击掌称颂，在地下把谄媚者的魂魄剖析揭露，只是挥笔写札、让书籍堆满楼阁，这难道是国家任用史官的本意吗？樵已经叙述了大略，把它交给他的朋友高锡传布，如此说道。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开成二年考中进士，由弘农尉历任王茂元、郑亚等征召举荐，后来补任太学博士，检校工部郎中】《代濮阳公檄告刘稹文》【王茂元是濮阳人。德宗时上书自荐，被提拔赐任校书郎，官至泾原节度使，封濮阳郡侯。改任陈许节度使时，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去世，大将郭谊等人隐瞒丧事，拥立他的侄子刘稹暂代军务。宰相李德裕请求下令让刘稹服丧回洛阳，听候朝廷命令。刘稹最终反叛。王茂元与刘从谏有旧交，便移檄劝诫他。】您先前已经把肺腑之言写在信中，我仰承您的答复，却仍然只见枝节之词。难道是告诫您的人不忠诚，还是您听到了却没有审慎考虑？选择福气不如选择厚重的，选择祸患不如选择轻微的。错过便不再回来的，是良好时机；一旦失去便无法恢复的，是关键事机。唉，执掌军政的您同谁商议呢？我伸长脖子面向北风，心中如同灼烧。因此再次陈述祸福，用来消除危难和疑惑。言辞不避烦琐，道理在于容易明白。反复恳切叮咛，至于再三，实在是因为我和先太师相国都沐浴天恩，同时担任藩镇长官。【刘稹的父亲刘从谏以节度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加任太子太师；武宗即位后兼任太子太师，与王茂元同时任藩镇。】过去说是与国家同体，如今却成为亲近邻近之人；而大年还没有参加同盟，尚未到用饭含贝的时候，才刚穿上殓衣，哪里想到后世子孙，便突然违背先人的训诫。拖延朝廷命令，迷失臣子的职分，不思考先縠那样的忠诚，反而要覆灭栾书那样的家族。【先縠、栾书都是晋国大夫。先縠因晋军在邲地战败，便召来狄人想要发动变乱，晋国杀了他并灭其族，他不应被称为忠臣，疑“先縠”是“先轸”或“郤縠”的讹误。栾书就是栾武子，晋人感念他的恩德，到他的孙子栾盈以曲沃反叛时，家族才灭亡。这里说刘稹不遵守祖先刘悟的训诫，将要覆灭自己的宗族。】这是仆役们共同惋惜、妇孺们共同悲伤的事情。何况您手持节旄统领军队，举旗向众人发誓，边境非常接近，声音和消息还相通。怎么忍心想要出卖这些关系，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以离间他们来开启战事；想要驱除他们却还没有醒悟，想要停止又不能停止。愿您思考这些苦口婆心的话，以决定约束自身的办法。从前先太尉相公曾身陷乱国，却不接受叛逆的命令，转身归顺国家，全家都受到封赏。【刘稹的祖父刘悟，是刘从谏的父亲，曾任淄青节度使李师古的牙门将。李师古死后又侍奉他的弟弟李师道；李师道暗中与淮西勾结，宪宗讨伐他时，刘悟带兵抵抗魏博，后来反戈杀死李师道投降，被提拔为义成节度使，封彭城郡王。】他居于韩地西部，作为国家的屏障；在任期交接之际，人心安定。【十五年后移镇泽潞，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死后追赠太尉，遗表请求让儿子刘从谏继承军务。】太师相公因为早年就任军中副职，长期跟随军旗出征，【刘从谏先以金吾卫大将军充任昭义节度副大使。】侍奉君主的节操已经显著，居丧守礼的表现又很彰明，因此朝廷奖励他像贤者一样，仍让他穿着旧日服色。【敬宗授刘从谏为昭义节度使，文宗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五年多来都缴纳职贡赋税，对我唐朝是忠臣，对刘氏是孝子。人的不幸，连上天也难以料定。

译到了壮年之时，却突然遭遇栋梁毁坏的哀叹。主上深深坚守义烈，因此降下优厚恩典，大概是要显扬您的家门，作为各藩镇的典范；不愿让刘氏有自行拥立的节帅，使上党成为辜负恩德的军队，所以让您回朝听候后命。他的义理十分明显，他的恩德没有可以相比的。近来您隐瞒丧事不发，已经超过一个月；安然拒绝诏令，又历经数十天。隐瞒丧事，对孝子来说是前所未闻；拒绝诏令，对忠臣来说已经失节。在国家前失去忠诚，在家族前失去孝道。希望凭这件事任用人，借此保全宗族，这也就是坐在柴薪上还说安泰【贾谊说：在堆积柴薪之下睡觉，火还没有燃烧，便称说安全】、燕子在帷幕上筑巢还说安稳【季札对孙林父说：您处在这里，就像燕子在帷幕上筑巢一样】的做法，是智士寒心、谋士咬舌的事。何况对我来说，难道能不动心吗？我私下揣度您的心意和您的谋议，大概是想以赵氏传子的先例【赵氏指镇冀，节度使王士真去世后，其子王承宗代任】、魏氏袭侯的先例【魏氏指魏博，节度使田绪去世后，其子田季安代任】，借迟疑观望来希望获得恩典，等待时机谋求自立罢了。然而事情不同，趋向便不同；形势有别，行迹便相异。怎么能只估量开头而议论结局，只摘取花朵而寻找果实呢？愿意替您一一陈述这些情况：赵、魏两位侯，在他们的先人方面，亲属关系是父子【王承宗是王士真的嫡长子；田季安的母亲身份低微，公主命令把他认作自己的儿子，他的宠爱超过各位兄长】；在他们自身方面，职务是副帅【王承宗先以御史大夫任副大使，田季安几岁时便以左卫胄曹参军任副使】。这样，赏罚可以彼此相当，恩威可以彼此抗衡，所以朝廷推举他们而允许继承。如今您对于太师来说，地位虽相近，职务却不是副帅，赏罚从未彼此相当，恩威也从未彼此抗衡。拖延服丧，在义理上不合；拒绝诏令，在事情上违背。和赵、魏两位侯相比，确实是事情不同、形势有别。这种做法用在太师身上，赵、魏二氏便是继承先代、效法贤人的美事【刘从谏继承刘悟，事情与赵、魏相同】；用在您身上，却是擅自自立、专断命令的罪过。得失之间，道理十分明白。又估计您未必不依仗太师爱惜贤才、礼贤下士、重义轻财的性情。吴国的钱财到处都有【吴王刘濞说：我的钱天下到处都有】；梁园的宾客也纷纷前来。您将要倚靠他们作为屏障，托付他们作为羽翼，让他们谋取，又让他们多次索求。仔细想来，这也不是办法。山高了，羝羊自然会来；泉深了，沉玉自然会出现。自身已经树立起来，然后人们才会归附；自身端正了，然后君主才会依附。古语说：政事混乱，勇士就不会替他争斗；德行浅薄，贤者就不会替他谋划。所以吴王刘濞有奸行，邹阳便离去；燕惠王没有德行，乐毅便逃奔。晋国宠信大夫，最终造成瓜分国家的灾祸；卫国有许多君子，又有谁能挽救渡河的灾难呢？【吴国季札到卫国，称赞蘧瑗、史狗、史鳣、公子荆等人说：“卫国有许多君子，不会有祸患。”此前卫献公被孙文子攻打，逃到齐国十二年后才回来，所以说：“谁能挽救渡河的灾祸呢？”】这些前车之鉴，难道不应深切借鉴吗？代宗、宪宗四代以来，文明相继兴盛；当时燕、赵、中山、淮阳、齐、鲁相互勾结的有多少姓氏，抗拒朝廷的有多少侯王？他们都违背天意、任用私人，背弃恩惠、忘却德义，占据掌中之地，认为可以逃脱刑罚；倚仗亲戚的私情，认为能够取得信任。一旦土地丧失、家族破灭，首领分裂、支族离散，昏昧的人不能谋划，明智的人本来已经先行离去，后悔也来不及，事情也无可挽回。先太尉与李洧，是齐地的亲密姻亲【齐指淄青的刘悟，他在淄青任牙将时，李师古把堂妹嫁给他；李洧是节度使李正己的堂兄弟】；杨太保与苏肇给事，是蔡地的亲近姻亲【蔡指淮西。杨元卿曾任节度使吴少诚的从事，吴少诚死后又侍奉吴少阳，任御史里行；苏肇则是吴少阳的节度判官】；他们都占据重要州郡，统领精锐甲士。等到王师来到，我们的武力奋扬，他们便割让土地、驱逐部众而投降【李正己的儿子李纳反叛，李洧不替叛贼守卫，朝廷加授李洧为沂、密、海观察使，检校户部尚书；刘悟反正的事情见前文】；送上降表、献出忠诚而入朝【杨元卿替吴元济带奏表入都，把内情全部告诉朝廷；事情败露后，吴元济杀死杨元卿的妻子儿女，苏肇因为一向保护杨元卿，也被杀死；杨元卿官至河阳节度使，加太子太保】。这不是不顾念亲戚，不是不思念姻亲，不是不思念恩情，不是不怀念恩惠，而是逆顺之势逼迫他们，死生实在难以两全，只能与对方同享安乐，不能与对方共同忧患。因此，以您的力量远远比不上齐、蔡，时间也还没有达到李、吴那样久，却想用那些人使他们陷于不义，我实在担心夙沙氏让百姓捆绑君主的事情再次发生【《帝王世纪》：炎帝时夙沙氏反叛，炎帝退而修德，夙沙氏的百姓自己治理其君并归顺炎帝】；彭宠家中不义之臣封为侯的事也会再次出现【彭宠的仆人捉住彭宠献给光武帝，光武帝封他为不义侯】。又估计您应当依仗太行山九折的险要，部内数州的富饶，兵士还强盛，仓储也充足，认为可以支撑长久而谋求安危吗？这种心意是自我毁弃，为什么如此迅速！从前李抱真相国【李抱真任泽潞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用本州人马，在燕国击败朱滔，在魏郊困住田悦，连续用兵转战，延续多年；然而潞州人即使丈夫死了也不敢哭，儿子死了也不敢悲伤。为什么呢？因为李相国奉行讨伐叛逆的命令，作为勤王之师，义理彰明而且确实顺从朝廷。等到卢从史除去丧服就任，出卖投降之事以求功劳【卢从史任泽潞节度副大使，父亲去世服丧时，献计诛杀王承宗，因此夺服复任泽潞，企图讨伐并以此求得功劳；王承宗是镇冀节度使】，将要趁讨伐之机放纵凶邪的本性【卢从史又暗中同王承宗交通，上书说军队不可进攻】，计谋还没有成功，人神已经愤怒；事情还没有建立，士卒已经离心。以万人之长，竟被一个士卒擒获，押送到北阙，丢尸于南荒【宪宗暗中命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图谋此事；承璀把壮士埋伏在帷幕下，擒获卢从史送往京师，贬到驩州，赐令自杀】。可是潞州人仍然有老者抚胸，年轻人握腕，都认为朝廷没有立即公开处死他，实在是失于刑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卢从史不义又不亲近众人，舍弃安全而趋向危险，众人都贬斥他的谋划，属下不为他效力。

译两位主帅的去留，不是根据传闻判断的。持鸠杖的老人、背部如鲐鱼的老者，知道事情的始末，还能说出这些。既然如此，太行山的险固，就不会替悖逆者守卫；数州的百姓，也不会甘心成为邪恶之人的党徒。这又是您不能依仗的地方。由此说来，为什么要败坏名誉、毁掉家声？为什么要舍弃君命？用什么办法招求死士？用什么计策取得人心？这就是我面对案几忘记吃饭、推开枕头不能入睡的原因；我替您惋惜，替您忧虑，却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何况太师近来饲养牛马、增添士卒，蓄养战马、训练军队，在外广泛招募勇武干才，在内举荐将军人选；然而这些事情经过远近传播，颇有议论。朝廷虽然推诚相待、宽宏大度，但不得志的人已经有了异议，横加议论的人也屡次发出悖逆邪恶的叹息【李德裕一向厌恶刘从谏的奸邪，不想任用他的儿子代替将领】。人们的众多议论也很可怕。谁来接替的人，应当设法消除这些议论。况且您背弃季父引进您的恩情，又违失大朝廷文诰的命令，这实际上是先太师那些浮泛议论的证实，也彰显了昭义军中早有谋划。作为别人的侄子，却使叔父陷于不忠；作为别人的孙子，却使祖先败坏到后继无人，您又将凭什么面对燕、赵之士，见齐、鲁之人呢？又估计您十几天前仓促作出打算，如今追悔改变，恐怕会有后来的艰难【以下是说刘稹也许担心解除兵权后会更加受到罪责，作者说明不会如此】。这是因为身边的人不明白，咨询也不够充分。近来李尚书祐、董常侍重质等人，曾经都是贼将，抵抗我朝官军，把人质交给坏人，为叛军首领效力，过了很久才归顺，却仍然得到特别恩典，全都接受郡守的符节，统领军队【李祐是蔡州牙将；董重质是吴少诚的女婿，也任牙将。官军讨伐蔡州时，李祐被李愬俘获，李愬释放并任用他，和他谋划擒获吴元济；后来任夏州刺史、绥宥节度使。蔡城攻破后，董重质替叛军守郾城，李愬写信招降，他于是投降，授盐州刺史、剑南节度使】。这样的例子不能一一列举，人数实在很多。难道朝廷会因为借用两代遗留下来的资财、驱使几万旧日军队的人，低头听命、全宗族献出忠诚，就因为一日的迟延、一句话的疑异，而把您置于不可测的境地，使您因后来归顺而受到阻碍吗？旧例都在，可以明确验证。希望您自己多求福气，不要使前人负着龙旐回到洛阳军府，手持象笏朝见魏阙；这样一定能够让功勋代代相继，富贵遍及全身，不要成为邻道所资助的人，使他们成就别人的福气。如果您仍然拖延归顺，不整备车驾前来，军中的将领就会鼓起勇气争先，天子赫然震怒而降下惩罚；一旦接受金玦，牙璋四处传发，魏、卫从东南压来，晋、赵从西北出兵；拔距、投石的士卒超过一万人，光着头、拍手作战的军士动辄成群；又驱使能牵挽猛虎的材官，仍率领善于射雕的都督。受到义理感动，连日月都能停留；倔强含愤，连砂石也能吞下。让军队用火焚烧城池，用水灌城，魏军趋向邢郡，赵军出自洺州，分割两大都城之间的地区，这里是古代平原之地；车马甲兵全都运到这一带，军粮反而聚集在别人手中。依仗河北，河北却没有储粮；倚靠山东，山东却不能守卫。凭两州残余的尸骨，抵抗百道奇兵，就像累卵还没有倾危，把孤根寄托在哪里呢？那么老夫虽然没有才德，也有自己的志向；愿意驱使敢死之徒，跟随尚未被诸侯攻下的地方，从飞狐口进入天井关。巨大的水势难以防御，长风容易助长火势；到那时一定会惊动地下的鼓角，震骇楼上的云梯冲车【公孙瓒建造几千座高楼，抵御袁绍；袁绍挖地道突袭并毁坏高楼，公孙瓒派信告诉儿子公孙续说：“袁氏的功劳，仿佛神鬼相助，鼓角声在地下响起，云梯冲车在我楼上舞动。”】丧失财货而登上高陵，飞走逃生的时机已经断绝【《易·震》六二爻辞：“震动来临，危险；大约丧失财货，登上九重高陵，不要追逐，七日后可以得到。”】【注】雷震来临就危险，丧失财货，失去所处之地；即使越过高陵险阻，也一定会困于贫乏，不超过七日。投戈弃甲，灰钉之类的希望也就穷尽【司马懿擒获王凌后，王凌自知不能免死，试探着索要棺材钉来探测司马懿的心意，司马懿给了他，于是王凌自杀】。这样一来，部下自然会完全忘却平日的旧情，帐中的亲信也会立即另谋他策，辱没先祖的神灵，成为盛明时代的笑柄。静下心来想想事情发展的趋势，实在令人惊魂，所以特意再次派遣使者，重申这封赤诚的书信。只希望您鉴察前代的成败，访问历来事例中的宾客僚属，思考回归正道、挽救德行的艰难，顺从命令、畏惧威势的容易；选择吉日踏上这条平坦大道，不要使刘氏先祖的魂魄受辱，不要玷污潞州人的风俗。封好帛书时增加了叹息，含笔书写时更加酸楚；延颈等待您的回信，以此向朝廷报告成败的行动。请谨慎考虑，不再多说。河阳三城节度使王茂元顿首。【刘稹没有接受诏令，朝廷削夺其官职，命徐、许、滑、孟、魏、镇、幽、并八镇军队从四面进攻；郭谊斩杀刘稹，把首级传送到京师。】罗隐【字昭谏，新登人，多次参加科举而未中；钱镠征召他任从事、节度判官、副使，历任谏议大夫、给事，赐金鱼袋和紫衣】《上招讨宋将军书》【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及其党徒尚君长作乱；第二年，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宋威接受任命很久，盗贼势力反而越来越盛，罗隐认为宋威在养寇，于是上书。】朝廷因为懿宗简陵九年彭虺肆意施毒【懿宗咸通九年，徐泗戍卒从桂州擅自返回，推举判官庞勋为首领，攻陷宿州，又聚集在彭城，辗转抢掠淮、泗地区，一年多后才平定】，使东南如一条手臂般的地区因此枯竭耗损。后来吴地士卒又在狼山叛乱，东、西两浙的力量几乎耗尽【僖宗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作乱，攻陷苏州、常州，沿江入海，辗转抢掠两浙南部以及福建，给百姓造成极大祸患】。从此天子不愿再使百姓遭受严重困苦，于是官员还没有真正取得爵位，诸葛爽【诸葛爽原是庞勋的小校，庞勋势力衰败时，他率领一百多人自行归顺，屡次升迁为汝州防御使】、秩安、文佑等人却都从盗贼身份升入朝廷品序。这些地方不幸的是：江南发大水，钟陵发生火灾，淮南遭遇饥荒，汴州、滑州以东遭受蝗灾。因此，那些无赖之徒一顿饭吃不饱、一件衣服也不能遮体，就磨快寸长的铁器，挺起白色木棒【庞勋叛乱时招募人为兵，士卒贪图劫掠，都把锄头磨尖，拿着它应募】，希望朝廷姑息他们。王仙芝、尚君长等人又侵扰我卢寿，剥削我梁宋【乾符三年，王仙芝攻陷汝州阳武，进攻郑州，又侵扰淮南各州】，天子把这看作虱子叮咬般的痛痒，不值得搔抓，于是下令划分十二州，任命将军为节度使。

译并不是方镇没有将帅，也不是朝廷缺少人才，只是因为将军从陇右跃身而出还不到二十多年，三次执掌节旄，朝廷认为将军一定能够知恩效命。如今听说群盗已经攻陷睢阳两座城，大梁也修筑城墙自守。他们盼望将军，就像沸水等待浇水、重物等待举起一样迫切。然而将军乘坐朱轮、张着大旗，悠闲地巡行东道，难道不知道朝廷八十三州都在供养将军、侍卫将军吗？又难道是让将军来诛除草野盗贼的吗？【当时郑畋上言，王仙芝屠杀攻陷五六州，创伤延及数千里；宋威衰老，完全没有进取的意图。】从前韩国有个医术高明但性情吝啬的医生，所以替人治病从不剔除病根，只是延长病势来养肥自己的财产。后来有个商人在韩国患疽，请他诊治；医生想把疽疮扩大来多收诊金，便用药使它成熟溃烂，商人因此死去。商人的家属到韩国国君那里告状，韩国国君夺取医生的旌旗并没收他的财产。如今两个贼首正在啃食寿春，吞食颍上，扫荡亳地乡社，抢掠合肥，在梁、宋地区经营活动；他们杀害老人，伤害年轻人，驱赶百姓的妇女，搬运百姓的财物，将军本来就知道这些。自将军接受任命到现在已经三个月，关东的惨毒仍未解除，杀伤百姓、驱赶妇女、搬运财物的行为没有停止，这都是将军造成的，不是尚君长造成的。这是王仙芝所做的事。文皇帝时，卫公李靖；大帝时，郑仁泰、薛仁贵；他们有的收敛财物不谨慎，有的窥伺军需辎重，当时主管监察的官员全都依法惩办。如今将军的功业比不上卫公李靖，出兵又不是郑仁泰、薛仁贵的对手，却蛮横地统领士卒，鞭打押运军粮的人；依我愚见，将军的行为比尚君长更加残酷。王仙芝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我替将军忧虑。先前天子担心将军因为疼爱儿子的感情，又授予您禁军官职，让您在军前任职；这说明朝廷宠待将军、倚重将军，都不是浅薄的。如果将军竭尽力量除暴，推诚尽忠报国，现在正是时候，不要重蹈韩国医生的覆辙，使陆龟蒙【字鲁望，居住在松江甫里；以高士征召而不赴任，后来授任左拾遗，诏书刚下便去世】《答友人论文章书》承蒙您把近年作者论文章的两篇书信示给我，让我评判其中的是非得失。我虽然极其愚钝，也惊恐得汗流满面。看到严厉斥责别人是很难的，招来祸患却很容易。何况我年轻时不专攻文章，只是阅读古代圣人的书，诵读他们的话，思考实行他们的道理，却还没有做到。每次细细体味义理，独坐到太阳西斜，案上只有一杯藜菜羹，却像五鼎七牢摆在身边，又仿佛有撞击金石、奏万羽籥的音乐【“万舞”的总称】。我从未到有关部门接受考问、希求品评；从未经过王公门下求取资助、装饰车马。所以没有用来写文章的地方，便寄居江湖之间：赞美泉石，就把它记下来；见到高尚的气节，就把它传述出来；触动离别之情，就为它作序；遇到酒器，就为它作铭。文字简略、疏淡、放诞，没有什么需要回避忌讳的。又哪里知道文章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您对我听信得太过分了；如果默默不答，那就不是朋友之间恳切相勉的道义。因此我扶病拿笔，略为论说一二：我从小读《六经》、孟轲、扬雄的书，其中颇有熟悉的。要寻求文章的旨趣、法度和规矩，都不超出这些。至于诸子和史书，我说：诸子接近经书，经书的语言古奥而精微；史书接近《尚书》，《尚书》的语言直白而浅显。那么，所谓诸子接近经书，接近的是哪部经？史书接近《尚书》，接近的是哪一部《尚书》呢？《书》是记载言论的史书。《史》接近《春秋》，《春秋》则是记载事件的史书。六籍之中，只有《诗》《书》《易》及《象》和鲁国的《春秋》，经圣人之手编定。礼、乐二记虽然记载圣人的制度，但大多出自二戴，未能完全纯正翔实，所以时常有抵牾不安之处。大概是汉代诸儒争相撰写进献，目的只是求取购书之金。记言、记事，防止前后错乱，称为经，称为史，不能仅凭体例确定。按照《经解》的说法，全都称为经；分别区别开来，则《诗》《易》是经，《书》和《春秋》实际上是史。学者不应混为一谈。况且《经解》篇章句子的名称，本来出自记载圣人的书。王辅嗣因此把《易》称为经，杜元凯因此把《春秋》称为经【杜预开始撰作《春秋经传集解》】。孔子说：“学习《诗》了吗？学习礼了吗？”《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开始而考察它的终结；“了解我，要凭《春秋》，责怪我，也要凭《春秋》。”孔子从未称它们为经。称为经并不正确，是圣人有意防止后人妄加名称。大概是因为周公的谥法中说“经纬天地”为文，所以有经书便一定有纬书。圣人既然作经，也应当作纬，好比织布一样；有经而没有纬，能织成布幅吗？纬书尚且不是圣人之书，那么“经”也只是后人加给它的名称罢了【按《庄子·天运篇》说“六经是先王的陈迹”，可见“经”这个名称已经存在很久】。它不是圣人有意设置的防范，显然可知。如果把六籍称为经，习惯这样称呼也可以。可是指司马迁、班固的著作称为史，为什么不加思考呢？六籍之中本来就有经、有史，何必一定要下到子长、孟坚的著作，才称为史呢？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见史官对缺漏的文字存而不书。”又说：“质朴超过文饰就显得粗野，文饰超过质朴就显得浮华虚饰。”还说：“董狐，是古代的良史。”这些话说明，史笔的曲直、史书体例的是非，圣人都已经评论辨析过了。难道一定要等到班固、司马迁以后，才可以谈史吗？皮日休【字袭美，隐居在鹿门山。咸通二年考中进士，任著作佐郎、太常博士】

译请把《孟子》列为学科的奏书 圣人的道理不超出经书，经书衰落以后不超出史书，史书衰落以后不超出诸子。诸子之中不违背圣道的，就是《孟子》。舍弃这部书，必然违背经史；一味遵循诸子，又会成为窃取圣人之道的人。孟子的文章，灿然如同经书和传注。上天怜惜他的道理没有在秦代焚书中灭绝，汉代得到它以后，曾设置博士专门传授其学，所以他的文章承接六艺，光照诸子百家，实在是圣人隐微的防范。既然如此，为什么他的道理在前代这样光明显著，他的书在后世却这样少有人重视呢？难道是他的道理拘束于正文，深奥到了极点；有好奇偏邪的人畏惧正道而不推举它，喜爱浅近的人鄙弃深奥而不称道它吗？大概仲尼喜爱文王，像喜爱昌歜那样从中取得滋味【昌歜，是用菖蒲制成的腌菜。《吕氏春秋》说：“文王喜爱昌歜，孔子听说后也服食它”】；后世的人如果要爱仲尼，他的嗜好就应该在《孟子》上。唉！古代士人把汤、武看作以叛逆手段取得天下的人，难道是没有读《孟子》吗？把杨朱、墨子看作通达明智的人，难道是没有读《孟子》吗？由此看来，《孟子》对于人所起的功用，也实在不轻。如今有关部门除茂才、明经之外，又把熟习《庄子》《列子》的人列入科举。这样诱导人为善虽然很深，但设置科目却不正确。《庄子》《列子》的文章，是荒诞不实的文章。读它们可以成为世外之士，学习它们可以成为鸿蒙荒远时代的人民，难道有人能急切地以挽救时局、补益教化为志向吗？谨请命令有关部门废除《庄子》《列子》，以《孟子》为主要科目。凡能精通其中义理的人，科举选取待遇应当比照明经。假如这样做，就不必对汉代设置博士感到惭愧了。若实行以后，儒道仍不能使人归于圣化、对时政没有补益，那么我也可以因这些言论受刑。请让韩文公配享孔庙的奏书 唉！圣人的道理，不过是求得施用于世。生前得到施用，一时之内就能看见；死后得到施用，百世以后也能看见。所以孔子的封赏，从汉到隋，爵位不过是公侯；到了我唐，才追封王号。七十弟子的爵命，从汉到隋，有时不过卿大夫；到了我唐，才封为公侯。曾参的孝道感动天地、感通鬼神，从汉到隋，不过称为曾子；到了我唐，才表彰他进入十哲。唉！天地长久闭塞，忽然转为通泰，就会平和；日月长久昏暗，忽然开朗，就会明亮；雷霆长久沉寂，忽然震响，就会惊动；云雾长久郁结，忽然消散，就会清朗。仲尼之道，在周、秦时闭塞，在汉、魏时昏暗，在晋、宋时沉寂，在陈、隋时郁结，到我唐才得到通达。万世的愤懑，一朝之间得到释放。假如死者可以复生，他的心志也就可知了。如今有人，身行圣人之道，口说圣人之言，行为如颜回、闵损，文章如子游、子夏，死后却不能配享在孔子身旁，那就是愚昧而又不知尊崇先圣之道。孟子、荀卿辅翼并传授孔子之道，一直到文中子【隋代王通，字仲淹，龙门人，在河汾讲学，门人私谥为文中子】；文中子之后，降至贞观、开元年间，传授者日渐浅薄，继承者日益浮泛。有的人援引刑名之学来作文，有的人借助纵横家的说法来立论，有的人写词赋来充作高雅。文中所含的道理，隔了百余代才得到传承。传授它的，只有昌黎文公韩愈的文章；他的文章把杨朱、墨子踢到荒芜之地，把佛、老踩踏在无人之境，所以孔子之道得以巍然挺立而恢复正统。如今的文人，成百上千人的作品，打开卷册、观看文辞，没有不补益天地造化、补救时政的，这都是韩公的力量。韩公的文章说：“我自己估量，如果世上没有孔子，我不应当列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假使韩公生在孔子的时代，韩公未必不能列入孔门四科。”国家以二十位贤者【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公、孔安国、刘向、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慎、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甯】代代采用他们的著作，把它们流传于国学，并让他们配享在孔圣庙堂之中，这项典礼实在盛大而美好。如果因为国家代代采用他们的著作，就不能解释圣人的言辞、笺释圣人的义理，何况有一个亲身实行圣道、口头传述圣言的人，自我唐以来只有一人，却不能列在二十一位贤者之中，那就还不能说典礼完备。谨请命令有关部门确定韩愈配享的位次，那么从今以后，天下以文化成，未必不是由此开始。沈颜【字可铸，湖州德清人。天复初年考中进士，任翰林，富有文才。后来仕于杨行密】《象刑解》舜、禹时代实行象刑，人民不敢犯法。所谓象刑，就是用红色和墨色染在衣冠上，使服色不同，共分三等。到了秦代法律苛刻残酷，才使用肉刑，锯、凿、棰、扑等刑罚和种种痛苦一齐施加，然而犯法的人反而更多，风俗更加无法治理。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只是因为上古民风淳朴、人民容易教化，也由于圣人的智慧深远，真正深得其中的道理。法律过于严峻，犯法的人就多；犯法的人多，受刑的人就多；受刑的人多，百姓就没有羞耻心；百姓没有羞耻心，即使每天割鼻、断足、鞭打、扑打他们，他们也不感到畏惧。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九个人戴冠，一个人披发【髽，就是今天所说的露出发髻。《礼记》说：“男子免冠，妇人披发。”】○“髽”音同“挝”，“紒”是“髻”的古字。那么披发的人就会羡慕，戴冠的人就占优势；九个人披发，一个人戴冠，那么戴冠的人就会羡慕，披发的人就占优势。百姓并不知道戴冠、披发本身哪一种是占优势，只看见人数多的一方就羡慕。如今免刑的人多、受刑的人少，人们还会羡慕人数多的一方；等到受刑的人多、免刑的人少，难道会把少数看作优势吗？所以说：法律过于严峻，犯法的人就多；犯法的人多，受刑的人就多；受刑的人多，百姓就没有羞耻心；百姓没有羞耻心，即使每天割鼻、断足、鞭打、扑打他们，他们也不感到畏惧。一般百姓的心理，只知道放纵自己的行为，却不知道戒除自己的过失。如今只是使他们受到羞辱和惭愧，不足以作为法律。为什么呢？鞭打停止，罪责就被认为已经释放；疼痛停止，羞耻就消失；羞耻消失，就又去做错事，所以不足以作为法律。虞舜把颜色染在他们的衣冠上，使服色不同，这种罪名终身不能解除，羞耻一生不能消灭，哪里只是让受刑者自己感到羞耻呢？见到他的人，也都把这当作羞耻；也都把它当作警戒。我因此说：不只是上古民风淳朴、人民容易教化，也由于圣人的智慧深远，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按：唐代文章经历三变，到韩愈、柳宗元时确实极为兴盛；然而其中也不乏能够奋发自立的人。如唐初陈子昂，见识高远，博览宏通，打破繁缛积习而趋于疏宕，可以称为杰出。其后德宗时的陆贽，论述成败、决断事机，委婉绵密而深入人情，是千古奏议中前所未有的。即使仍然多用骈偶文体，也与那些浮夸而没有实际内容的文章相去甚远。李翱、皇甫湜、李汉、欧阳詹，都从韩愈那里得到力量，各自有所成就。李德裕气象雄伟刚毅，见事明察审慎；他的文章如《会昌一品集》，像钟镛、球鼎般震动光耀人的耳目，不是细小低微的声响所能比。杜牧以先秦诸国的史书和太史公的著作为根本，发挥才情，豪放纵逸而感慨激越，所以在《赞皇集》《樊川文集》中选取较多。李商隐长于书札，是一时无与伦比的高手。现在录下其中一篇非骈体文章。唐代文章，像这些人家的作品，就可以由此看到了。姚铉选取唐文编成一百卷，名为《文粹》。他说：“采摘精英、收集华美，正是因为崇尚雅正古朴；铺张的言辞、蔓延的文句，大多不予选取。”黄吉父认为编次不公，品评不当，虽然以“粹”自命，实际上有许多可指摘的文体。如今考察各家选录唐文的著作，仍未达到最精粹之处，特意作这样的评论裁定。

译《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一目录 五代 后唐庄宗 《册封吴越国文》李继岌 《讨伐蜀国檄文》李严 《出使蜀国笏记》周世宗 《赐南唐主李景书》《又赐南唐主李景书》《讨伐江南诏书》王朴 《平定边疆策略》南唐主李昪 《举用儒者和文吏诏》《告诫廷臣不要谈论用兵敕》南唐主李景 《灾异诏》《答留守周宗请求罢镇诏》张义方 《上南唐烈祖疏》江文蔚 《对仗弹劾冯延巳、魏岑文》欧阳广 《论边镐必败书》潘佑 《代南唐主劝南汉刘鋹书》冯涓 《劝谏蜀主不要屡次兴兵的奏疏》幸寅逊 《劝谏击球奏疏》田淳 《论说朝政得失奏疏》吴越王钱镠 《杭州罗城记》丁思觐 《劝谏楚王马希范书》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一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编纂并作注 五代【朱温篡夺唐朝建立后梁，李存朂灭后梁建立后唐，石敬塘背叛后唐建立后晋，刘知远自立建立后汉，郭威自立建立后周，到宋太祖建隆元年为止，共五十七年，这就是五代】后唐庄宗【名存朂，是晋王李克用的儿子，为唐朝复仇，消灭朱氏，便登上帝位】《册封吴越国文》【同光三年，命吏部侍郎李德林等，赐给钱镠金印玉册，又赐红袍御服一套，以及衣冠、宝剑、马匹等】帝王施惠救济百姓，使四方夏土安定；重视名位器物，任用股肱之臣。臣下忠诚而有才能，就提高礼遇；赏赐不遗漏功劳，就能使人受到劝勉。因此，把周公的封地、汉高祖的肥沃土地分封出去，是为了记录那些卓著的功勋，把它们列入特别的等级；擢升贤能之士，是为了使功业光耀。只有你钱镠，朝向海上灵源，承受上天高峻如山的气势；凭借英伟的风采彰显德望，凭借勇毅的气概辅佐忠贞。过去因义举之人的推戴，盛称你有韬略，于是显著建立世袭封爵的功绩，昂然位居藩镇之列。你具有鱼鲲、鸟凤般的资质【宋玉回答楚王说：不只是鸟有凤凰、鱼有鲲，士人也有这样的贤才】，统率岸上虎、水中龙般的部众【《晋书》记载，孙皓时童谣说：“不怕岸上的虎，只怕水中的龙”】，镇守一方，担任将帅五十年。【钱镠自二十四岁任偏将、击破王郢，到这一年已经七十四岁】宣扬美好的声誉，扫除凶恶丑类【钱镠先击破王郢，接着打败黄巢，又斩杀汉人刘宏，随后讨伐薛朗、擒获徐约、击退孙儒、消灭董昌】；摧毁坚固之敌，奋扬锐气，鄙弃许国固守东部边境的谋略【《左传》说，郑伯进入许国，让许大夫百里奉许叔居住在东部边境，说不只是为了保全许国，也姑且用来巩固我国边境】。使风俗富足，颁布条令，扩大冀北百姓安居的歌颂；环绕浙江要地开掘壕堑，使云气滋润星纪之墟；考察礼制，敦勉诗教；地位尊崇而为元帅，前锋后劲，声名重于中军；守持统一的法规，奉行三公的节操；信用一经建立，便不因风雨而改变；义举一经施行，怎会在道路艰险中厌倦？进献珍物，从不顾虑危险艰难；进献币帛，常常送归宰府【前一年钱镠派钱询向唐进献地方物产，又进献丰厚的万寿节礼；这一年献上两只孔雀，又派王浩进贡重午簟、扇、龙凤纱、蚊厨】。振作英明谋略而端正辅弼之位，集聚美善声誉而位列异姓藩王；可以说贡赋没有缺少，梯航之使按时到来，辅翼拥戴天子，更加恭敬。朕因此想到应当尊崇奖赏你，于是赐给你美好的徽章。现在派某官【李德林、聂璵】持节备办礼仪，分封土地、苴茅立社，册封你为吴越国王。唉！你的土地划分数圻，赋税超过千乘之国；墨守阖闾的疆境，疆域环绕句践的封地；子弟依照才干逐次升进，多数都分赐食邑【指钱传瓘、钱传璙、钱传球等都增加了食邑】。土地疆界濒临海边，四方输送的鱼盐哪里会有限？尊贵、盛大、富足、强盛，即使古代分封的诸侯，作为礼遇优厚的辅弼，也没有超过这里的。要谨慎对待始终，不要因为地位而骄傲，不要因为欲望而败坏法度；恭敬接受赐予的封地，协助我这个君主，朕嘉许你【当时册封礼已经备妥，按规定仍应使用竹册、铜印；枢密院承旨段佃接受钱镠厚赂，于是改用玉册，实属违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李继岌【唐庄宗李存朂的儿子，封为魏王】《伐蜀檄》【后唐同光三年，庄宗命李继岌充任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充任东北面行营招讨使，李绍琛、毛璋等讨伐蜀国，于是发布这篇檄文。出兵总共七十天，蜀主王衍出城投降】我听说，舍弃过错而论定功劳，是帝王显示好生之道；把灾祸转为福祉，是圣人垂示善于改变的文告。何况蜀地百姓世代承受唐朝恩德，玄宗朝因战争兴起，黄河关塞长久驻留金銮车驾；僖宗时因盗乱发生于中原，曾经停留玉辂【僖宗时黄巢攻入长安，田令孜劫持皇帝逃往蜀地】。蜀国的祖先和父辈，无论士人还是百姓，都内心禀具忠贞，外在凭借勇猛果敢；武略具有关羽、张飞的气概【关云长、张飞都是万人敌，刘先主凭借他们取得蜀地】，文才承继扬雄、司马相如的风气【扬雄、司马相如都是蜀人】；迎接皇帝渡过岷山、峨山，联合各军平定关中和京辅，忠义贯通日月，功业著于山河。凡处于偏远幽隐之地的人，都能传诵这些事。不幸龟龙忽然离去，蛇豕很快滋生，追随这些匪人【匪人指陈敬瑄、田令孜等】占据这块重地。蜀主的先父【指王衍的父亲王建】出身于陈州、许州，凭借巴、庸之地的部众【王建袭取阆州，驱逐刺史杨茂实；节度使杨守亮渐渐不能制约他，王建于是产生图谋蜀地的意图】，接连遇到王室频繁迁徙【光化四年，韩全诲劫持昭宗到凤翔；天复四年，朱全忠劫持昭宗迁往洛阳】，便保有边地而自我尊大【王建驱逐韦昭度、占据西川后，又杀顾彦晖兼并东川】。当时正值昭宗皇帝流离播迁，正应当竭力安抚，洗去他的瑕疵，以雨露滋润他；于是赐给他红旗、碧幢等仪仗，兼有凤凰池、鸡树的荣耀【王建任节度使、同平章事，后来加授司徒，封为蜀王；红旗、碧幢是节度使的仪卫，凤凰池、鸡树指中书省，即任平章事】。然而狂猛的犀牛遇到山地，渐渐扩展横行的野心；鸣叫的猫头鹰出穴，竟没有反哺的声音；他们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见利忘义，又勾结同恶、聚集群凶【天复四年，王建与李茂贞结为婚姻】。正当国运艰难时，不能施展扶持朝廷的节操；及至西南一方暂时断绝联系，反而产生僭越伪号的谋划【天复七年，朱温篡夺唐朝，王建于是僭号】。烈士听到这些，抚胸悲愤；懦夫看到这些，也会捋袖举臂。

译到了如今，狂妄的后裔更加施展残暴妖邪【指蜀主王衍】，宦官小人专擅权力，有功贤臣闭口不言【宦官指唐文扆、宋光嗣等】；不耕种而奢侈挥霍的人，何止千家门户【指徐延琼、韩昭、王承休、王宗弼、顾在珣等】；内则淫乱，外则荒废，遭受涂炭的已经超过万户【王衍把韩昭、顾在珣当作狎客，陪同游宴，蜀中的山川没有不巡游的，后来又到秦州】。他们又接受臣下的短见，侮慢我大唐朝廷【起初唐朝派李严以马匹、珍玩、锦绣到蜀，蜀国全用粗劣物品交付给他，称为“入草物”；唐主愤怒地说：“王衍难道免得成为入草之人吗？”当时宋光葆上言：“后唐有侵犯我国的意图，应当选将练兵，屯驻边境以待。”于是任命宋光葆为武德军节度使，王宗谔等屯驻洋州、利州】。他们竟像螳螂奋臂抗拒车轮【比喻螳螂举起前臂抵挡车轮】，又想像已经投入罗网的鸟还要振翅飞起【比喻鸟已经落入罗网，却还妄想振翅逃脱】。我皇帝仰承上天玄妙的谋划，再造唐室疆图【指庄宗灭梁复兴唐朝】；四时顺遂而玉烛清明，万物安定而金绳端正。唯独这蜀地，竟敢隔绝朝廷的教化？军营相连，却辜负抚恤养育的恩德；家家户户，都困于烦苛的政令。每当听到你们残酷暴虐的事，我都深感怜悯悲伤。因此命令车马军队来施行吊民伐罪：步兵高耸如山、排列成阵，骑兵奔驰迅疾如雷。震发雄壮的声威，震动天地；腾起锐利的气势，摇撼河岳。你们如果率兵赴死，我军便没有攻不破的阵势；你们如果据守营垒苟且偷生，我军便没有攻不下的城池。但我又顾虑远近各处的士人百姓和封疆巡守者，如果不早日归顺回转，最终都会一同覆灭。所以命令把这些话晓谕你们，最重要的是保全性命【檄文传到后，各军都向唐朝投降】。李严【幽州人，起初名叫让坤，侍奉唐庄宗，任客省使，出使蜀地，回来后说王衍可以攻取的情形，唐朝于是发兵灭蜀】《出使蜀国笏记》【李严到蜀地后，向王衍陈述唐朝兴复的功德盛大，于是写下朝见时所用的笏记】自从朱温肆意作乱，时运归属于昭宗，三年间在西秦痛苦地分别【天复元年，宦官韩全诲以邠、岐的宿卫军劫持天子逃往凤翔】，一旦又被逼迫迁到东洛【天祐元年，朱温逼迫天子迁往洛阳】；朱温诛杀残害南北，焚烧宫室，虽然各地藩镇都是唐朝臣属，却没有一处不听从他的伪命。于是大唐中兴皇帝想到高祖、太宗的功业突然毁坏，痛恨朱温、崔胤等人共同谋划篡位弑君，于是神机远发，心中独自燃起复仇之火；即使竭尽沧海之水，也发誓诛杀鲸鲵，即使铲除丛林荒草，也决意除掉虎犀。两军对垒十年，交锋万阵；考虑到百姓长期困苦，于是选拔精锐死士，刚渡过汶水，就在马前擒获王彦章【王彦章战败后退守中都，夏鲁奇举矟刺伤他，彦章伤势严重而被擒】；随即到了夷门，在楼上斩杀朱友贞【李嗣源到达曹州，朱友贞自杀】。剑上的寒霜还未收入鞘中，枪上的白光仍然闪耀；段凝统率八万精兵却倒戈而死【后梁灭亡，段凝率军投降唐朝，因伶人向刘皇后行贿，庄宗宠信他，赐姓名为李绍钦】；赵岩知道一人应运而兴，便伸颈代人受诛【朱友贞死在楼上，赵岩逃走投奔温韬，温韬斩下他的首级进献；段凝上奏请求族诛赵岩】。于是使贼将寒心，谋臣拱手投降；取得天下，只用了八天的劳力【唐军从郓州进入，袭击汴州，八天灭亡后梁】；救百姓于涂炭之中，终于平定四方，充分振扬皇威，人人都遵奉皇帝的力量。如今岐王李茂贞向秦庭进献表章【岐王李茂贞上表称臣，派他的儿子李从曮入朝】，两浙钱镠称臣【吴越钱镠派使者进贡，请求赐予玉册】，淮南陈列归附行拜之礼【吴主杨溥派司农卿卢频前来祝贺】，回纥备办朝见天子的礼仪【同光二年封回纥王仁美为英义可汗】。刚刚安定天下，便停止干戈；尚未完全诛除凶恶，正准备商议铲除。哪里想到大蜀皇帝怀柔远近，居安思危，庆贺我皇帝国运中兴、群妖尽灭，特意派苏秦、张仪那样的辩士来追续唐、蜀之间的友好。我皇帝正好感念蜀皇恢复礼义，远远以厚礼酬答，于是承受上天的造化，获得奉使皇华的荣誉；奔驰而来得以面见天颜，因战惧汗流而不能安居于地面。周世宗【本姓柴，名荣，邢州龙冈人，是周太祖圣穆皇后的兄长柴守礼的儿子；太祖的妻子是他的姑母，太祖便把他收为儿子。太祖没有后嗣，于是柴荣即位。周世宗英武雄杰，慨然有削平天下的志向，在位六年，驾崩】《赐南唐主李景书》【显德五年，周世宗再次讨伐江南，进军到扬州。南唐主非常害怕，派钟谟献出江北十四州的土地。周世宗于是答应退兵，并写信赐给他】自从唐朝失去统治以来，国运艰难，至今已经六纪，天下瓜分鼎立。各自施行声教，各自擅自统治百姓，交结四方夷狄，凭借势力欺凌中原。华夏风教不能振作，这是厄运集中所致；凡是有良知的人，谁不感到愤懑？朕拥有一百州的富庶，掌握三十万军队，农事与军备同时修治，士卒乐于效命。假如不能恢复中原内地、重新划定边疆，便商议班师回朝，那真像儿戏。至于削去尊号、愿意奉献臣节，孙权事奉魏、萧詧奉事周，都是古代的事。虽然如此，如今朕却不要求你这样做；只保留帝号，有什么妨碍于岁寒之后呢？如果你坚定奉事大国的心意，朕一定不会把你逼到险境。等各郡全部归来，大军就立即撤退。话已经说尽，不再烦琐说明。假如你说不能这样做，那么从此断绝关系。《又赐南唐主李景书》【南唐元宗既然献出江北土地，向周朝接受盟约；自认为在位日久，以降服屈身为耻，多次派钟谟等奉表进献地方物产，请求把帝位传给弘冀，使弘冀成为大国的附庸。周世宗用玺书答复，竭力阻止他这样做，元宗才停止】皇帝致书恭敬问候江南国主。现在看到你送来的奏章，充分表达了繁缛的礼意，叙说如今传位禅让的心愿，说明以往高尚自守的心情；又以近年来战争不息为由，陈述追悔之事，无非都是责备自己的言辞。即使古人反省过错、责备自身，因灾异而产生畏惧，也没有超过这些。何况君王正当血气刚盛、年华鼎盛之时，是一方的英主，又得到百姓的欢心，怎么可以辞谢君临天下的责任，轻易推辞世间事务？与其羡慕希夷之道，哪里比得上怀有安抚救济天下的诚心？况且天灾流行，国家代代都有，过去的圣贤也不能逃避。只要盛大的德行日益更新，美好的福祉就会更加长远。料想凭你的英明敏锐，一定能够明白我的诚意。《讨伐江南诏书》

译你们这些蠢笨的淮甸之地，竟敢抗拒大国？盗据一方，僭越称伪号。晋、汉时代，天下还没有安宁，你们却招纳叛亡，结党帮助凶逆。李金全占据安陆【晋代安州节度使李金全叛变归附南唐，南唐派将领李承裕迎接他，与晋将马全节等在安陆以南交战】，李守贞叛乱河中【汉隐帝时，李守贞在河中反叛，向南唐请求援兵，南唐派润州节度使李金全率兵攻打沭阳】，你们大规模兴师动众前来援助；追夺闽、越，导致湘潭百姓涂炭；至于接应慕容氏，欺凌徐州地区，沭阳之战中的是非曲直也已清楚。你们诱使契丹，进入边境造成祸患；勾结联络各处营垒，实在是我国世代的仇敌。罪恶难以尽数，人与神共同愤怒。王朴【字文伯，东平人。年轻时考中进士，任周朝校书郎。周世宗即位后，破格升迁至枢密使。凡对外征伐攻取、作战取胜，对内修订制度、议定刑法、制定律历、讲求礼乐遗文等，都是王朴一人的力量。去世时，周世宗亲临丧礼，用玉钺叩地，极度悲痛，多次大哭。追赠侍中】《平定边疆策略》【周世宗刚即位时，王朴升任比部郎中，因进献平定边疆的策略，周世宗认为奇异，升任左谏议大夫，充任端明学士】唐朝失去正道，因而失去吴、蜀；晋朝失去正道，因而失去幽州、并州。观察它们失去这些地方的原因，就知道平定它们的方法。当它们失守时，君主昏暗，政治混乱，军队骄横，百姓困苦；近处奸邪在内，远处叛乱在外；小的祸患不能制止，就发展到僭越，大的祸患不能制止，就发展到泛滥；天下人离心离德，百姓不听号令。吴、蜀乘着混乱窃取帝号【吴国杨溥在后唐天成二年僭号改元，蜀国孟知祥在清泰元年僭号改元，称后蜀】，幽州、并州乘着时机占据土地【石晋时把幽州和并州之地割给契丹，后来成为北汉】。平定它们的方法，在于反过来纠正晋、唐的过失罢了。必须先任用贤能、罢退不肖，以澄清时政；任用有才能的人，罢去无能的人，以考察人才。用恩惠和信用发布号令，以凝聚人心；奖赏功劳、惩罚罪过，以竭尽他们的力量；恭敬节俭、节约费用，以增加财力；徭役按时征发，以使百姓富足。等到粮仓充实、器械齐备、人民可以任用时再举兵攻取。那一方的百姓知道我国政治教化大行，上下同心，力量强、财物足，人民安定、将士和睦，已经形成必然可以攻取的形势；那么了解对方情况的人会愿意做间谍，了解对方山川道路的人会愿意做向导。对方百姓与我国百姓的心意相同，就是与天意相同；与天意相同，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功业。攻取的办法，要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如今只有吴国容易图取：东到大海，南到长江，可以扰乱的地方有二千里。从防备少的地方先行扰乱；他防备东面，就扰乱西面；他防备西面，就扰乱东面。他一定会奔走救援自己的弊病，在奔走之间就可以了解他的虚实、兵众的强弱。攻击空虚、打击弱处，就会所向无敌。不要大举出兵，只用轻装部队骚扰他们。吴人胆怯，知道我军进入其地，一定会大举出兵来抵抗；多次大举出兵，百姓就会困苦，国家就会枯竭；有一次不大举出兵，我军就能获利。他们疲竭而我方获利，那么江北各州就是国家所有了。取得江北以后，使用那里的百姓，调动我国的军队，江南也不难平定。这样用力少而收效多。取得吴国，桂州、广州都将成为内臣，岷山、蜀地可以用飞书召来；如果不来，就四面同时兴兵，像席子卷过一样，蜀地便可平定。吴、蜀平定后，幽州可以望风而至。只有并州是抱定必死之心的敌寇，不能用恩信诱导，必须用强兵进攻。等他们力量已经耗尽、士气已经衰败，就不足以成为边患，可以留待以后图取。现在兵力精练，器械完备，群臣知法，诸将听命；一季收成以后，就可以平定边疆。我是书生，不足以谋划大事；至于不能通达大体、不合时宜权变之处，只请陛下宽容。南唐主李昪【字正伦，徐州人，杨行密收养他为子，后来因与徐温关系，便改姓徐，名知诰；即位后才恢复李姓，庙号烈祖】《举用儒者和文吏诏》【当时四方竞相起兵，武人掌权；烈祖升元六年冬十月，下诏命令有关部门举荐任用儒者，废除苛政，与百姓重新开始】前朝失去统治之后，强横势力纷纷兴起，大的称帝，小的称王；没有锋利的兵器和强大的势力便不能成事，没有杀戮和武力威慑便不能推行，百姓深受其害，已经有很多年了。有人有意让百姓休养生息，却仍因武人掌权，不能宣扬流布德化；那些学问深厚、声望卓著而能体察百姓疾苦的大儒，在偏僻山岩之下往往还存在。他们没有途径显达进用，又以抚恤百姓为可耻，退处则以清静安宁为乐，那么上下之间的情意将凭什么沟通，简约平易的政事又将从哪里议论呢？从前汉世祖在数年之间，身披坚甲、手执锐器，拿着兵戈斩杀敌人；但有一天天下安定以后，对于兵革之事，即使在父子亲情之间，也不再提及一句。可见兵乱成为百姓的祸患，已经由来很久了。如今唐朝国运中兴，与汉朝颇为相同；而我这个微小之身，坐在万民之上执掌政权，思考着如何施行治理，却因“防防在疚”而忧惧，始终没有发出诏令，三公九卿等大臣难道可以不加以体恤吗？从今以后，应当举荐任用儒者，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告诫朝廷群臣，不要再谈论用兵。敕令说：“烈祖生长于战争之中，知道百姓厌恶动乱。凡有人说应当出兵收复、拓展旧日疆土，他总是叹息说：‘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太深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谈这件事。只要让那些百姓安定，我的百姓也就安定了，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当时冯延已等人劝说夺取闽、楚、吴、越三国，于是便用这番话告诫他们。我常常看到刘德舆乘着接连取胜的威势、群丑收敛恭顺的时候，竟不能占有中原，只留下弱小的儿子，狼狈地向东归去，我深以为鄙陋。后来听说李密劝杨玄感大张旗鼓进入关中，便认为他说得豪壮。到李密自己称王时，也不能下定决心向西进取。近来徐敬业起兵聚集江淮人众，锋芒锐利、不可抵挡，却不能顺应人心，直取河洛，反而让军队在南方游动，经营割据，明眼人都知道他不能成事。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验证。钱氏父子动辄以奉事中原为借口，最终却突然侵犯中原，这个名声不吉祥。闽地险峻贫瘠，如果用兵连番进攻，必定要半年才能攻下，恐怕所得还抵不上所失。何况当地风俗依仗强暴、喜好动乱，平定以后，更会增添治理和防备的麻烦。只有马氏诸人在湖湘之间肆意违法。军队如果向南进发，取胜就容易得如拾取草芥。孟子说齐国人攻取燕国，担心惊动四邻的军队，徒然得到尺寸之地，却承受天下的恶名，我不愿这样做。

译哪里比得上把全部租税收入拿出来，君臣共同实行节俭，只用不丰厚的玉帛礼物，来奉承四邻的友好；再用盟誓结交他们，以神明作担保，使四境之外的人各自守卫自己的国土。这样正是由我们保存三国，而把它们作为外部屏障。几年之后，国内富足，军队训练完备，长久积蓄而未试其锋芒，一旦上天启发我们的意图，而中原忽然发生变故，我将起兵而为天下倡导。南唐主李景，字伯玉，是烈祖李昪的长子，庙号元宗。《灾异诏》：保大八年春正月。《春秋》中所记的日食、地震、彗星、木冰，都是感应召致而没有差错的。近来灾异接连发生，难道是君主没有德行而导致的吗？还是上天心怀仁爱，因而降下谴责来告诫我们呢？我对此非常警惕。从前兵祸接连发生于闽、越之间，武夫悍将不明白我的心意，专门从事穷兵黩武，以至于父亲出征、儿子供给军饷；对上违背天意，对下夺去农时，罪过应由谁承担？在我一人。现在大赦境内穷困而无处申诉的人，全部赐给粮食和丝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 《答留守周宗请求罢免镇守职务诏》。崧岳降下神灵，诞生了贤良辅弼，辅佐我先朝，恩泽又及于我，如今还依赖您保卫和治理，才得以取得成效。您却突然请求罢职，难道是因为我不能优礼功臣旧臣才这样吗？从前萧何镇守巴蜀，高祖没有西顾的忧患；寇恂镇守河内，光武没有分割百姓的嫌疑。如今任用您承担萧何、寇恂那样的职责，希望您勉强进食、扶持身体尽力而为，以符合我的心意。张义方，起初名叫元达。南唐烈祖李昇接受吴国禅让后，任命他为侍御史。烈祖正倚重他来整肃邪恶，便取前朝王义方之名为他改名。后来因哑病去世。《张义方上南唐烈祖疏》。义方刚担任御史职务，就上疏议论政事。烈祖大加称赏，下制说：“我起初任用义方，是想借助风宪之职，他竟能振举朝纲，言辞更加正直恳切，可以向朝野公布。”又加赐义方一套衣服，以表彰他的直言。古代任用御史，不只是平理狱讼、整肃朝班。凡有倚仗威势、侮犯法令，抛弃忠诚、残害道义，树立朋党、蒙蔽君主聪明的人，御史都可以纠察弹劾。至于君主喜好游猎、声色，喜欢奢侈和谄媚，奖赏没有功劳的人，惩罚没有罪过的人，御史也可以据理争辩。这样，使诸侯不敢扰乱法令，百官不敢盗窃权力，御史才不算失职。如今文武中有才干品行的人本来并不少，但贪污墨黑、凌辱侵犯、伤害风俗教化、抛弃仁义的人，仍未改变心志。臣想奉行陛下的德音，先举用忠孝廉洁的人，请颁布爵位和赏赐；然后纠察绳治乖戾之徒，以端正典章刑法。罪小的，臣就上疏列举论说；罪大的，臣就在朝堂上弹劾。臣每每痛心国家衰败，不只是因为君主不明白，也因为官位卑下的人害怕获罪而不敢进言，地位尊贵的人贪恋俸禄而不肯劝谏，上下苟且偷安，终于走到覆亡。如今臣实在不忍忘记忠于君主、亲爱父母的心意，有所未能尽言，惟愿陛下宽赦臣。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后唐长兴年间考中进士，因秦王李重荣之事获罪，向南逃奔。烈祖任用他为宣州观察判官。保大初年，升任御史中丞。因弹劾冯延已、魏岑而被贬。一年多后召回，任命为翰林学士。去世后，谥号为“简”。《江文蔚当廷弹劾冯延已、魏岑文》。当时冯延已执掌国政，与弟弟冯延鲁、魏岑、陈觉暗中玩弄威权和恩宠；及至出兵福州，战败而死的人以万计。诏令要斩陈觉和冯延鲁，却把冯延已、魏岑置之不问，江文蔚便在朝堂上弹劾他们。文蔚将要上疏时，先准备一只小船，载着老母亲等待被贬。元宗果然因愤怒而把文蔚贬为江州司士参军。而陈觉、冯延鲁因宋齐丘出面营救，又没有被处死。冯延已虽然暂时罢职，不久又重新掌权。正当宣读任命冯延已的制书时，百官都在朝廷，常梦锡大声说：“白麻制书虽然写得好，终究不如江中丞的奏疏。”当时文蔚的直声震动江左，人们争相传抄弹劾文书，以至纸张为之昂贵。赏罚是帝王所看重的事情。赏赐是为了进用君子，不是出于个人私恩；惩罚是为了黜退小人，不是出于个人私怒。陛下即位以来，所信任看重的冯延已、冯延鲁、魏岑、陈觉四人，都是从低微官职突然升到高位的人，却从未进用一位贤臣来成就国家的美名。他们阴险狡诈，图谋权力，援引群小。陛下刚开始亲理大政时，常梦锡任封驳之职，正直进言，首先遭到谴责放逐。抛弃忠臣、拒绝劝谏，这就是祸乱的开始。奸臣得计，想要独擅威权。于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的诏令，公卿百官不得进见。霜刚降时就想到坚冰将至，进言者都惶恐不安。

译再次降下御札，才消释了群臣的疑惑。御史张纬论事触犯权贵，贬官诏书说：“竟不思考自己的职分，反而在旁边上奏议论。御史弹劾尚且算是越过职权，何况不是御史，谁敢正直进言？”严续是国戚，身居大臣之位，不依附奸险之人，尚且遭到排斥。张义方上疏，才使他免于严厉刑罚。从此守正的人获罪，结党邪佞的人受到信任。皇上的视听全在少数几个人手中，虽每天接见群臣，最终却形成孤立的局面。陛下应当深思远虑，开始时相信，最终却又怀疑。重新起用常梦锡，宽赦并秘密擢升萧俨为侍从，授予张纬赤县县令之职，群小因此疑惧。他们便与酷吏司马正彝同恶相济，胁迫忠臣。高越与卢氏既是亲戚又是故交，接受她的托付，痛心于她受到侵凌，便向君父申诉；他们竟敢蒙蔽陛下的聪明，枉法将人放逐。冯延已一向憎恶卢文进，文进也不肯对他低头。文进死后，延已诬陷他暗中作乱，把他的几个儿子收进狱中，想抄没他的家产。营田判官高越是文进的女婿，他上书为岳父申冤，指责冯延已的过失，言辞和语气都非常严厉。当时冯延已正当权，元宗恼怒他言辞过于直切，便把高越交给属吏，贬为蕲州司士参军。群凶的势力竟可以扭转天意。在外掌握兵权，在朝中掌管国政。用兵取胜在于和睦，可这三名凶徒却只图私利，彼此反复进退。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本是国家的利器，却一旦成为小人因争强斗胜而任意动用的工具，使精锐军队奔走，使运输粮饷的人死亡，粮食、丝帛、兵器、铠甲被丢弃，反而资助了敌寇；想要攻取弱小的邻邦，遗下天下的讥笑。同列之中若有人敢于议论，冯延已就在朝中诋毁他，司马正彝就在外面加以追究，罗织成罪状，直到置人于死地才罢休。如今陈觉、冯延鲁虽然已经伏罪，但魏岑还在；根本没有铲除，枝干还会再生。冯延已善于假装温和，才干事业毫无可闻，却凭借旧日恩宠，终于得到任用，蒙蔽迷惑圣上，使怨恨都归于君主。高审知是历朝宿将，坟土还未干，便驱逐他的子孙，夺取他们的宅第，使仆役私下议论，将帅疑惧不安。陛下正要用孝道治理天下，而冯延已的母亲被封为县太君，妻子被封为国夫人，他却与弟弟分居，舍弃母亲，以此制造威福，专凭个人爱憎行事；君威近在咫尺，他还敢欺骗蒙蔽，终于使纲纪大坏，刑罚赏赐失当，风雨因此失时，阴阳因此失序，伤害风俗、败坏教化，侵蚀政务、残害百姓，遮蔽日月的光明，损伤天地的德性。上天生下魏岑，使他与冯延已志趣相合；二人如蛇如豕，成为本性，专图私利而不知满足。他们收容逃亡者归附本国，像老鼠一样奸诈、像狐狸一样献媚，诋毁嫉妒君子，交结亲近小人；善于侍奉冯延已，于是掌管枢要，面对君主还敢欺骗，把亲王当孩子看待，在宴席侍奉时喧哗无礼，使远近的人都惊骇；进献俳优来取悦皇上，制造淫巧之物以求宠爱，把国库财物看作私产，夺取君主的恩典据为己惠，上下彼此防范，行路之人都以目示意。征讨的权柄在魏岑手中，凭一纸便条即可动用府库，财物取舍都取决于他一句话。先帝宫室简朴、勤劳节俭，陛下应当守住这一传统而不失；魏岑却营造大宅，广泛役使丁夫，他逆子的居室超过内殿，亭台楼观的奢侈超过上林苑。前年建州劳军归来，查文徽入朝觐见，在西苑举行宴会，赏赐爵位、表彰功勋；魏岑却放肆无礼，狂妄悖逆地胡言乱语。他与冯延已心中多怀私意，施恩不当，使军士心怀怨恨；对发怒的人赏赐也不能使其感动，对将校以激励，却使他们争功，喧闹震动京城。他们以奸谋诡计欺骗迷惑朝廷，导致漳州杀害使者；福州违抗朝廷命令；百姓肝脑涂地，国家府库空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四年〕 福州战役中，魏岑任东面应援使，却自行焚烧营垒，纵容军队进入城中，使走投无路的敌寇更加坚定抵抗之心。大军因此失去优势。军法规定：停滞不进、畏惧怯懦的人处死。法律说：主将守城时遭到敌寇攻击，不能坚守而弃城离去，或者没有设置防备而被敌寇袭击覆灭的，都处死。昨天诏令赦免诸将，是因为军队的威势和政令都不是他们亲自发出的；但魏岑与陈觉、冯延鲁彼此违抗，互相肆意施展威权，各自发布号令，按理说不应赦免。烈祖孝高皇帝风餐露宿、辛勤劳苦二十年，成就了这份美好基业，交给陛下。与邻邦相比，我国是强国，为什么赏罚大权却任由奸邪之徒施展阴谋，使军国资财储备被凶险狡猾的人散尽？昨天军队遭到败辱，统治之内震动惊恐；要洗雪宗庙的耻辱，就应把奸臣剁成肉酱。已经诛杀了两个罪人，还不能平息群情；把四个凶徒全部除去，才能消除众怒。如今百姓多遭饥荒，政局还没有平稳和谐；东面有窥伺机会的邻国，北面有强大的霸主之国。市井流传谣言，远近都感到危险恐惧。陛下应当深切忧虑，诛除像毒蛇蜈蚣一样的奸邪。冯延已不忠不孝，按法律难以宽赦。魏岑与他罪行相同却受到不同的诛罚，使人疑惑不解，请依法处置，以向四方谢罪。欧阳广，吉州吉水人，仕于南唐，任县令。《论边镐必败书》。保大年间，欧阳广短期游历湖湘。当时边镐攻下湖南，将要进一步攻取桂州；但边镐统治部下没有法度，也不作防备，欧阳广推测他必然失败，便到朝廷上书，奏书送入后没有受到省察。及至湖南失守，元宗想起欧阳广的话，命令授予他官职；执政大臣请求召他应试，欧阳广不肯，于是授任本县县令。

译臣近来游历潭州，私下看到节度使边镐本来就不是将帅之才，只是偶然遇到圣明的时代，才被加以任用。他处置事务乖谬，大大失去人心，以致奉节军士乘夜大声呼喊，一同焚烧谯门，天将破晓时才逃散；否则几乎造成大变乱。这是因为他仁德不足以惠及部下。孙朗之乱发生在他的肘腋附近，他竟然一点也没有防备。如今却谋划攻取桂林，以此作为退走的去路，这是智谋不足以谋划长远。边镐与监军使昌延恭不能协调和睦，动辄互相猜疑阻挠，这是道义不足以团结众人。堂堂的幕府，竟空无有才德之人，这是礼遇不足以招致贤士。军中的号令，早晨发布，晚上更改，这是信用不足以使人服从。五方面没有一项长处，考察古代事例，也没有不失败的。请另选将帅，救援军队，以保全疆土。潘佑，幽州人。陈乔、韩熙载相交荐举于南唐。元宗即位之初，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后主继位后，任内史舍人。他上疏极力议论时政，历数并斥责大臣将相。后主发怒，他便自杀。《代南唐主劝南汉刘鋹书》。宋开宝三年，南汉主刘鋹派兵侵犯道州。宋道州刺史王继勋说刘鋹肆意暴虐，屡次出兵盗扰边境，请求出兵南伐。宋于是下诏命江南国主李煜写信劝告刘鋹，称臣归还湖南旧地，并命潘佑作文，派给事中龚慎仪带信送给刘鋹。我与您承受着世代的盟约，虽然疆界和京畿相隔遥远，祸福实际上相同，冒昧奉上一封信，恭敬地陈述我的心意。昨天大朝廷出兵讨伐楚国，您的边境官吏不能安抚守靖，于是造成了嫌隙。起初我替您感到危险，如今我国使臣入朝进贡，皇帝幸而借此宣示说：“如果他能幡然改变计划，只派一名使者乘单车来到朝廷，那么百万大军就可以不出动；否则将有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我推测大朝廷的心意，并不是贪图土地，只是恼怒您不肯宾服罢了。况且古代用兵，不计较强弱大小，而必定要交战的情况有四种：父母和宗庙之仇，这是第一；对方是乌合之众，百姓没有安定的心，这是第二；敌人进攻而不退舍，我方退却又无处防守，交战也是灭亡，退却也是灭亡，这是第三；对方已经有败亡的形势，我方正可乘势进取，这是第四。如今您与大朝廷之间并不具备这四种情况，却坐等天下军队来攻，决定一朝的命运，这样安定国家、利于社稷，难道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强大时就面向南方称王，弱小时就用玉帛奉事强国，屈伸进退都在自己，哪里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规矩？违背天意是不祥的，喜欢争斗是危险的事情。上天正在帮助楚国，尚且不可以争夺，何况今天的事情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没有比剑阁更险要的地方了，可蜀国还是灭亡了。没有比上党更强盛的军队了，可李筠还是失守了。我私下料想，您的国内一定有自负才智、喜好谋略的臣子，向您献上尊奉君主、强盛军队的计策，说五岭险要，不可以仓促前进；应当坚固壁垒、清空野外，断绝敌军粮道，依靠山岭阻挡水路，用强弩射击；对方即使有百万军队，怎么能取得成功？不幸战败，也还可以乘小船漂海，足以保全自身，难道万乘之主竟能屈服于别人吗？这种说客的常谈，可以说却不能实行。将来王师南伐，水陆军队一齐出动，分成百路共同进军，哪里有时间把您的粮道全部断绝、把所有壁垒都守住？或者使用吴越水军，从泉州渡海，不需几天就能到达您的国都。人心惶惶，船上的人都会变成敌国之人，忠义敢死之士也不容易出现；即使有大海阻隔，又有谁愿意和您一同奔走呢？近来奉大朝廷的谕旨，认为您没有通好之心，必将在秋季发动战役，已经命令我国迅速断绝盟约。我们虽然希望永远保持睦邻之心，但奉事大国的礼节，哪里敢固执违抗？恐怕我李煜不能再奉事您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臣子对君主的情意，尚且不超过三次劝谏；我李煜在这件事上已经极力劝说三次了，这就尽到了臣子的责任。作为儿子，可以逃走；作为朋友，也只能流泪惆怅，最终断绝交往了。全文载于《宋史》，将近二千余字；这里从陆游《南唐书》中录出，较为简洁。冯涓，字信之，夔州东阳人，唐大中年间进士。王建上表任命他为节度判官，历任前蜀御史大夫。《谏蜀主屡兴兵旅疏》。古代用兵，不是为了逞强施暴、任意杀戮，而是把安定百姓放在首位，把增加财富作为根本。商汤、周武王没有因愤怒而发动的军队，汉高祖、汉光武有如鱼得水般的贤士，所以能够顺应天意、服从人心，吊慰百姓、讨伐罪人。如今土德将要衰微，朱梁肆意暴虐，雍都、洛邑尽成荆棘荒草，江南、山东各有割据势力。比拼力量，人人都有力量；发动战争，人人都有军队。陛下想凭一方的强盛，实施万全的谋略，臣担心陛下的忧患不在秦、雍，而在肘腋之下。幸寅逊，夔州云安监人，是唐上柱国幸希玄的后代，擅长写文章。后主孟昶时，任茂州录事参军，后来加任史馆修撰，参与编修前蜀史书。幸寅逊曾梦见从掌中抽出草来，占卜者说：“您一定会成为学士。”不久果然升为翰林学士。后来随同后主投降宋朝，年过九十，仍有求取仕进的想法，整理行装准备赴朝，尚未成行便去世。《谏击球疏》。后主刚继位，非常喜欢击球，即使盛暑仍驰马不止，身边的人大多不敢劝谏，幸寅逊于是上疏说：

译臣听召公说：“玩弄人会丧失德行，玩弄物品会丧失志向。不做无益的事而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看重奇异之物而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他又说：“不把远方的物品当作珍宝，远方的人就会归附；所珍视的只是贤才，近处的人就会安定。”人的心就像火一样，放纵它就会自行焚烧。因此周文王命周公、召公、太公、毕公辅佐太子发。太子喜欢鲍鱼，太公不让它进献，说：“鲍鱼不能登上俎豆，怎么可以用不合礼的东西来养育太子呢？”由此看来，饮食尚且必须遵守礼制，何况日常起居和玩赏爱好呢？高祖皇帝孟知祥节省衣服、节俭饮食，惠养百姓，使一个家族发展成为国家，并把国家传给陛下。陛下应当亲近贤能俊杰，远离奸邪谄佞，阅读前代书籍传记，探究历代兴亡，选用端正善良之士置于身边，询问时政的得失和天下的利弊。为什么反而以博戏击球妨碍、懈怠政事，驱车驰马，轻视宗庙社稷呢？从前陶侃身为藩臣，尚且把赌博器具投进长江，何况万乘之主呢？前蜀王氏覆亡的教训还不远，王衍正是因荒淫而灭亡。臣又听说，吃着君主的俸禄，就应当怀有君主的忧患。臣虽然任职在外，每次听到陛下奖赏一件功劳、诛罚一个罪人，没有一次不振衣跃起，认为又看到了唐朝贞观年间的风气。如今又听说陛下采办戏具、打球，即使宫禁之中没有别的事情，只是为了排遣烦闷，也可以偶尔做一两次。臣担心积习成常，不仅劳累圣体，而且还会妨碍各项政务，各司上报复核的事务也会因此拖延。其次，马匹奔跑失去控制，突然发生惊吓跌倒。陛下即使轻视自身，又把宗庙社稷怎么办呢？田淳，成都人，仕于蜀，任龙游县令。他多次在后主孟昶面前说王昭远、伊审征、韩保贞不能担当重任，因此被朝中权贵痛恨，最终官位也不显达。《论朝政得失疏》。田淳喜欢谈论治乱的大略。广政年间，后主与周世宗交恶，屡次兴兵，田淳于是上疏。臣私下看到，三年以来百姓颇多怨恨叹息，说陛下求贤不得其道，施政不公平；重视织锦刺绣，夺取女工，崇尚雕刻镂饰，损害农业；法令没有信用，赏罚没有诚意；采纳劝谏的心意渐渐自满矫饰；驾驭腐朽车马的时期，渐渐背离了最初到最终的原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可不引以为惧。何况北方有强敌，正要借助各方力量防御；如果失去人心，凭什么取得成功？臣又看到，朝廷频繁征发士卒远戍边境，人心摇动，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家家构成异议，好像面临汤火；百姓既然忧虑惊恐，将用什么安抚安定他们？至于举兵兴师，必须明察利害，何况关系重大国事，哪里可以轻率？如果一旦金鼓响起，前锋稍稍退却，胜败转变快如翻掌。希望陛下在事情发生之前先作谋划，不要留下后患。如今的动静，很有些因循；臣不知道所发的军队，是为了防守边境，还是为了迎击敌人。如果说是防守边境，就不应突然征发；因此必须先决定适宜的办法。军队出动却没有正当名义，三军一定怨恨；三军既然怨恨，凭什么成功？应当把我朝的兵甲同柴氏的兵马相比，把我朝的将领同柴氏的将帅相比，把我朝的府库同柴氏的粮仓相比。至于法律刑名、声教文治，对方强而我方弱，差别很大，必须采用权宜奇策来谋求抵御。如果两国交战，恐怕还不能十全十美；何况我国是天府之国，也是适合用武的地方，一人守住险隘，万名军队也无法前进。假使柴氏军队进行野战、攻城夺垒，在平坦地区有利；一旦进入险隘道路，就像失去了手脚。希望陛下用短兵器自我固守，扼守险要关口，分布亲信，把守狭窄小路，精心整顿号令，使敌军疲老。即使柴氏亲自前来，也不敢贸然谋求深入。让一天接着一个月，一个月接着一年，敌方势力自然衰弱，我军更加锐利，不损失一处关隘，不损失一个士卒，而柴氏军队自然疲惫，这正是所谓敌人疲竭、我方充盈，以逸待劳，这是上策，符合天时。吴越王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起初跟随董昌任偏将，后来讨伐刘汉宏，被封为彭城郡开国侯。董昌僭越作乱，钱镠讨伐平定，于是拥有吴越之地，成为吴越王，谥号武肃。《杭州罗城记》。唐景福元年，钱镠率十三都军队以及徒役二十余万人修筑罗城，从秦望山直到钱塘湖，经过霍山、范浦，长达七十里，并亲自撰写这篇记文。大抵设置藩篱，是为了规划和保护内部；挖掘沟渠作为界限，是为了防备外部。华夏的制度，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鲁国的祝丘、齐国的小谷，尚且因为事务繁多、不能按时修成，何况是在州郡之内呢？自从大盗攻入宫阙，天下发生兵革，江左尤其需要防备。我起初只用郡城的子城，年深日久，地基衰败，既狭窄又低矮，每到防守阅兵时，士兵和马匹都不足以回旋。于是我和各郡共同商议，加高修建城墙垛口，南北夹峙，突兀而立。府库因此可以牢固，军士因此可以安置帐幕。这就是所谓巩固我们的边陲。当年我把此事上奏天子，天子嘉许我拙劣的政绩，下优诏加以褒奖，认为治理百姓的方法，难道还有比这更完备的吗？不久孙儒在蔡州叛乱，渡过长江侵犯我西部边境。我军追击驱逐他，他在宛陵强弩的攻击下受挫；水军船只的援助，对我军发挥了很大作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三十二年、三丈、一丈、二年〕

译杨行密派使者请求救援，钱镠拿出干粮、粮食和铠甲兵器帮助他，在宣城击败孙儒，斩下孙儒的首级，传送到京师。水军运送秦地的粮食和晋地的粟米，从雍地直到绛地，人们称为“泛舟之役”。后来我才想到，子城的谋划不足以替百姓作长远打算。向东看是巨大的水面，汇集通往闽粤的船只；向北依靠外城，连接商旅携带的珍贵货物。假如有人出其不意地侮辱劫掠，肆意抢夺，那么先前皇帝给我的优诏，恰好只能使我自己惭愧。因此我又和十三都共同筹划营建罗城内外，上下协作，如同回声相应。从秋七月丁巳开始，到冬十一月某日结束；从北郭分开城势，左右像鸟翼一样在冷水源会合，连绵达若干里，高若干丈，厚度为高度的一半。百姓负贩货物，老人儿童无论缓急，燕地、越地的车辆车盖来到我国境内，都使他们不再有其他忧虑。千百年以后，了解我的人会凭这座城，责备我的人也会凭这座城。假如我从别人那里得到这座城，却损害了自己，我便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丁思觐，楚国牙将。《谏楚王马希范书》。马希范是马殷的第四个儿子，性情奢侈，修建防春园、嘉宴堂，耗费数万，加重国内赋税。丁思觐在朝廷上劝谏马希范，马希范向他道谢。丁思觐怒目看着马希范说：“你这个小子终究是教不好了。”于是扼住自己的喉咙而死。先王从士卒队伍中起兵征战，取得了这个州；依靠朝廷来制服邻敌，传国三代，拥有数千里土地，养有十万军队。今天子蒙尘，朝廷没有主人，正是真正的霸主建立功业的时机。如果能够倾尽全国军队，从荆襄出兵直趋京师，在天下倡导义举，就能成就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业。为什么反而耗费国用，穷尽财力修建土木工程，来供儿女享乐呢？《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二目录。宋。太祖。《谕辅臣诏》。《平刑诏》。《下孟昶诏》。《禁止进献羡余诏》。《禁止铸造铜器诏》。《治理黄河诏》。《江南平定后下诏》。太宗。《不是考核成绩最优者不记载劳绩诏》。《限定日期审决案件诏》。《禁止丧葬时奏乐诏》。《告诫许王元僖等诏》。《停止上尊号诏》。《答樊知古诏》。《选任寺监官诏》。《统一校正度量衡诏》。《议定赎罪法诏》。《赐上官正手札》。《申理冤屈积滞谕》。《答李至诏》。真宗。《顺应时令实行火政诏》。《严厉责备陈尧咨诏》。仁宗。《告诫贡士进学诏》。《体恤刑狱诏》。《禁止追究赦免以前事情诏》。《制定制科考试诏》。《发给退休官员俸禄诏》。《改定乐制诏》。《告诫百官诏》。《颁定乐名“大安”诏》。《告诫整饬转运使诏》。《告诫百官诏》。《赈济遭受灾害地区诏》。告诫百工敦促实行务实政令的诏书 颁布官员久任制度的诏书 英宗 告诫百官的诏书 告诫举人的制书 神宗 赐给韩琦的诏书 告谕边地大臣的诏书 征求直言的诏书 征求意见的诏书 亲自告谕文彦博的诏书 《资治通鉴序》高宗 停止臣下上寿的诏书 考察官吏的诏书 亲临学校的手诏 禁止加收耗费的诏书 孝宗 审断狱讼的诏书 奖谕魏王恺的诏书 兴修水利的诏书 赐给魏王恺的诏书 禁止两税折钱缴纳的诏书 停止官府卖盐的诏书 光宗 告谕守令的诏书 宁宗 赈济灾荒的诏书 理宗 允许五位大臣配享的诏书 自责罪过的诏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二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命编纂并作注 宋，是伯益的后代。五代失去德政，九州分裂。太祖以归德军节度使的身份接受周的禅让，乘着火德兴起而称帝，起兵于商丘。商丘是火德的废墟，因此建立天下的国号，称为宋。从太祖到南渡，直至度宗，共三百一十七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七年〕 太祖，讳匡胤，姓赵，是涿郡人，为宣祖弘殷的次子，母亲是昭宪太后杜氏。他在周朝任殿前都检点。恭帝初年，率军抵御契丹，到了陈桥驿便返回，接受恭帝的禅让。告谕辅政大臣的诏书（建隆三年）。五代时诸侯强横跋扈，即使有枉杀人的，也被朝廷搁置而不追问。人命极其重要，难道可以这样姑息藩镇吗？从今以后，各州审决死刑案件，都要记录案情上报，交给刑部复核。平定刑罚的诏书（建隆三年）。禁止百姓作奸违法，所以制定法令；治理百姓应当简明，务必要心怀怜悯。盗窃发生，本来不是大害；近来朝廷制定的制度，却比法律条文还严重，这不是爱护百姓的防范之道。从今以后，盗窃所得赃物达到五贯足陌的，处死。下诏给孟昶（干德二年十一月，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等率领步骑六万人讨伐蜀国；十二月，王全斌进入利州，击败蜀将王昭远。三年正月，蜀主孟昶投降。王全斌进入成都，孟昶派弟弟雅王仁贽奉表请求哀怜，皇帝赐给他诏书）。朕承受上天的命令，统治中原，只求保全百姓、崇尚德政，哪里是想崇尚武力、喜好战争呢？至于亲临战事，实在是不得已。何况益部偏处一隅，不思考僭越偷窃的罪过，竟放纵窥伺的野心，暗中结交并州的敌寇，自己挑起祸端。于是朕命偏师前往，申明吊民伐罪之义；王师旗帜所指，叛逆的营垒自然平定。朕曾在深夜忧惧：百姓有什么罪过？多次派驿骑传令，严禁军队逞锋，务必要表达拯救溺难的心意，尽到招抚携离者的礼数。如今你果然能够率领官属请求归命，奉上表章祈求恩典，又以慈母为托辞，保全本族宗庙，封闭全部府库，等待王师到来。追悔过失而改变谋划，也算是自己求取多福；隐藏瑕疵、包容污垢，过去的错误应当全部洗除。朕不会食言，你不必再有其他忧虑。禁止进献羡余的诏书（干德四年）。掌管收支却吝啬，被称为有司；如果还图谋获取羡余，就一定会极力搜刮百姓。光化军知军张全操上言：“三司命令各处场院的主吏，若有剩余粮食达到一万硕、草料达到五万束以上的，报上姓名，请求按赏格给予奖赏。”这如果不是加倍征收民租、私自削减军粮，又怎么能得到这些羡余？应当追究并停止此事，不要再颁行。除了官府规定的耗费以外，严令加收一律禁止。禁止铸造铜器的诏书（开宝三年）。古人不看重难以得到的货物，后世征收山泽之税，上面加以侵削，下面更加困弊。每当想到这些事，朕心中深感惭愧；尚且不能把金子从山中丢弃，难道忍心夺取百姓的利益吗？从今以后，桂阳监每年输纳的课银，应当减少三分之一。百姓铸铜制作佛像、浮图以及人物等无用之物，予以禁止。铜铁不得私自运出藩界及化外之地。治理黄河的诏书（开宝五年五月，黄河在澶州濮阳县大决，又在大名府朝城县决口，黄河以南以北都发生大水。朝廷征发各州军士及民夫共五万人，堵塞决口，命颍州团练使曹翰监督这项工程，皇帝下诏）。近来澶州、濮州等数州连续降下大雨，黄河泛滥成灾。朕因为黄河屡次决口泛滥，使百姓深受困苦，每当查阅前代典籍，便详细考察治水的经义。至于夏后氏所记载的治水，只说疏导黄河直到入海，顺着山势疏浚河川，从未听说要用力量控制急流、广泛修筑高岸。自战国以来，专门据有水利以牟利，淤塞河道，使小河道妨害大河道，以私利损害公利，九河的制度于是败坏，历代的水患也没有平息。凡是缙绅士大夫和民间人士，如果一向熟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水流的方法，认为有可以长久实行、避免反复劳民的办法，都允许到宫阙上书，附在驿站文书中分条奏报。朕将亲自阅览，采用其中长处，努力满足求治之意，并立即予以甄别奖赏。（这个月决口全部堵塞。） 江南平定后下达的诏书（开宝九年二月，平江南都部署曹彬把李煜押送到京师，授任右千牛卫上将军，封为违命侯。皇帝下诏）。上天的德性，以爱护生命为根本；做君主的心胸，贵在能够包容污垢。自从天下遭逢乱离的忧患，便造成割据相继出现。朕先发布文告而你不肯宾服，继而申明吊民伐罪之义，于是大军到来。如今庆贺天下统一，又加以恩宠安抚。江南伪主李煜，承继历代留下的基业，占据偏远地方而窃取帝号。你的先父早已承受朝廷恩典。到你继承王位之初，却没有禀告朝廷。朕当时正向你表示宽大，常常加以容忍。你虽然陈说愿意归附，却没有实行迅速来朝的礼节；聚集军队、加固城垒，包藏祸心日益明显。朕想保全你始终不失体面，消除你疑惧离间之心。即使颁下召令，也希望你前来朝见，或许可以成就奉献玉帛的礼仪，哪里愿意发动战争呢？你却固执不顾，暗中蓄谋异志。朕只好劳烦精锐军队出征，进逼孤城而问罪。等听闻你处境危急，朕多次表示招抚携纳之意；你为什么如此迷失，不能悔悟改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三十四人、二年、七年、九月〕 结果终于覆亡，实在是自己招致的。从前唐尧德泽光被天下，并非没有在丹浦出兵；夏禹为罪人哭泣，也没有赦免防风氏的罪过。考察古代典籍，确实有明确的刑法。朕以包容荒远为道，把恩惠推及不轻易杀戮。过去刘禅乘骡车出蜀，孙皓乘青盖车辞别吴国，他们都是僭位者投降的君主，不属于中原王朝的正朔；到颁授爵命时，才列入公侯之中。你本来是外臣，却违背朕的恩德。与刘禅、孙皓相比，你又不能相提并论。特意提升你进入拱卫京师的班列，赐给列侯的称号，按照优厚待遇对待你，把你以前的过失全部舍弃。太宗，起初名叫匡义，后来改赐名光义，是宣祖的第三子。太祖接受禅让后，封他为晋王。起初，昭宪太后与太祖约定把帝位传给晋王；太祖去世，晋王即位，又改名为炅。

译不是考核最优者，不得记载劳绩的诏书（太平兴国六年）。古人重视设置各类官职，分别治理各种事务，考察他们政绩的优劣，以施行升降官员的制度。如今却没有听说这样做。因此，京朝官在外地任职的，都发给御前印纸，命令记载治理政绩；但主管官员不能明确表彰善恶，只把琐碎事务混杂其中，这不是符合朕详尽考察的本意。从今以后，日常循例办理的事务，如果不是考核最优者，不得记作劳绩；应当降黜的过失，不得有任何隐瞒。限定日期审决狱讼的诏书（太平兴国六年）。各州的大案，长官不亲自审决，胥吏便借机作奸，逮捕证人和佐证人员，案件牵连扩展，过了一年还没有审理完毕。从今以后，长官每五日审察一次囚犯，查明案情的立即审决。重新规定审理案件的期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需要另行逮捕而可以迅速审决的，不得超过三日。禁止丧葬时奏乐的诏书（太平兴国七年）。听说有丧事和葬礼的人家奏乐，甚至让人唱章。大概古礼说，邻里有丧事，不能互相舂米；穿着丧服的人家，连饭也未曾吃饱。这是圣王教化之道，是治理天下不可磨灭的训言。为什么竟有人亲身遭逢祸患惨变，却在举行祭奠时以歌吹为娱乐，在灵柩前以唱章为游戏？这严重伤害风俗教化，实在扰乱人伦。从今以后，有触犯此禁的，一律按不孝论处；参与其中的人，分别定罪惩罚。各地官吏还要经常加以察访，如果不用心，也应当连带治罪。告诫许王元僖等人的诏书（端拱元年正月，陈王元僖进封许王；韩王元侃任荆南、湖南节度使，进封襄王；冀王元份任威武、建宁节度使，进封越王；益王元杰任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皇帝下诏：四王都是太宗的儿子）。朕在周显德年间十六岁时，江淮还没有归服，跟随武昭皇帝南征，驻扎在扬州、泰州等地。朕年轻时学习弓马，多次与敌人交锋，敌人中有很多应弦而倒。太祖驻军六合，听说这件事后，拍着大腿十分高兴。十八岁时，跟随周世宗、太祖攻下瓦桥关、瀛州、莫州等地，也曾身在行伍。等到太祖即位，亲自讨伐李筠、李重进，朕留守京城，镇抚都城内外，上下齐心。当年朕承蒙委任兵权，一年多后授任开封尹，历经十六七年，对民间的农事、君子小人以及真伪曲直，没有不更加熟悉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五月、九月〕 朕即位以来，已经十三年了。朕保持俭朴，外在断绝打猎游乐的享受，内心鄙弃声色之娱，所以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话，没有虚饰。你们生长在富贵之家，长大于深宫之中，百姓的艰难以及人的善恶，恐怕还没有完全了解。略略说明其中根本，难道能尽述朕的心意吗？帝王的儿子和亲王，首先必须克制自己、磨炼心志，听取卑微者的意见、接受劝谏；每穿一件衣服，就要怜悯养蚕妇女；每吃一顿饭，就要想到耕田的农夫。至于听取裁断政事时，不要先任意放纵自己的喜怒。朕每次亲自处理各项政务，难道敢怕辛劳焦虑吗？以礼接待群臣，无非是让他们启发辅佐自己。你们不要鄙视别人的短处，不要倚仗自己的长处，这样才可以长久保有富贵，始终获得吉祥。先贤有句话说：“违逆我的人，是我的老师；顺从我的人，是我的盗贼。”这句话不可不认真体察。停止上尊号的诏书（端拱二年十二月。此前太平兴国六年，群臣上皇帝尊号为“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到这时皇帝下诏）。古代贤明的君王身居臣民之上，大概只是致力于求得最高的治理，哪里有崇尚虚名的道理？何况“帝”“皇”的称号已经极其尊崇宏大，自唐朝开始才增加美称，以顺从臣子爱戴之意；还制定了相应的典章，常常沿袭旧事而增饰华美，积久成习却不加改变。朕也广泛考察典籍，追法古代之道，既然不同于三皇五帝的旧制，便深怕名实有所超过，忧伤地自我反省，不能安处。从今以后，四方进上的表章，只应称“皇帝”。答复樊知古的诏书（端拱二年，樊知古任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请求修筑城墙用木材五百多万，牛皮三百万，皇帝下诏）。知古原名若水，从南唐归附而来，皇帝赐名知古。万里长城，难道就在这些事情上吗？自古以来，匈奴和黄河交替成为中原的祸患。朕即位以来，有时边疆无事，便有修筑河堤的劳役；近来边境烽火稍有警报，黄河反而安然流淌、没有灾害。这大概是天意交替变化，时时垂示警戒，使人常常警惕奋勉。然而预防意外，是古代良好的教诲；挖深沟、筑高垒，也是王公设置险阻的道理。你所请求的超过实际需要，岂不是会使我们的百姓更加困苦吗？（皇帝下诏后，仍命有关部门酌量以官府物资供给。） 选任九寺三监官员的诏书（端拱三年）。九寺三监，是国家的仪表。国家的制度和声誉，往往由此体现；各自都有副职，统率本部门，品秩一向很高，职任尤其重要。郎官、属吏的升迁授职，这是旧有的章程。近来听说士大夫一流的人，往往自以为应当任职台阁，把这些职位看作闲散之地，实在没有道理。朕将振兴这些职位，就从自己开始。统一权衡的诏书（淳化三年）。《尚书》说：“协调四时月份，端正日期，使音律、长度、容量、重量相同。”这是建立国家常法、树立百姓准则的办法。如今国家各地都得到治理，九种赋税也均平。至于官府收支，全系于权衡标准的确定。听说依据秬黍制定的标准，有时相差毫厘，秤锤和秤钩因而作弊，祸害波及百姓。应当命令详细制定称量法，作为通行的规章。商议制定赎罪法的诏书（淳化四年）。

译先王使用法律简明扼要，使人知道禁令而容易遵守。后世设置茶、酒、盐税的禁令，夺取百姓的厚利，刑罚的条文越来越繁多。如今编定的敕令，都出于法律之外，而且屡次更改，官吏尚且不能明白，百姓又怎能听闻？一旦陷入司法审理，即使情由值得怜悯，法律也不允许赎罪。难道是礼乐教化还没有施行，却专门使用刑罚的弊病吗？汉文帝让天下人向边地输送粮食，以此接受爵位、免除罪刑，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界。应当议定各项条款：不是写入法律的，有的属于贪图利益、触犯禁令，有的属于奢侈而违背法令，有的属于过失而值得怜悯，分别制定赎罪法。乡民用谷麦，城市居民用钱帛，使人重视谷麦；这样可以免除刑罚，农桑自然受到鼓励，富足长寿也就可以期待了。赐给上官正的手札（上官正当时任西川招安使，依仗平定蜀地的功劳，多次当面指责两川官吏的短处；有人上章控告他违法，皇帝想保全他，亲自写手札告诫）。言语，是君子的关键枢纽。关键枢纽一经发动，就可能决定荣辱，不可不谨慎。遇到事情便随意发言，后悔就来不及了。假如自恃没有瑕疵，却喜欢当面攻击别人的短处，难道能说自己的喜怒没有表露在脸上吗？应当把和睦安抚远方百姓放在心上，这样才算尽善尽美。申明处理冤屈积滞案件的谕令。朝廷内外的臣僚都能留心政务，天下哪有治理不好的呢？古人治理一个县、镇守一个郡，能使飞蝗避开辖境，使猛虎渡过河去。何况能够施惠养护百姓，申理冤屈积滞的案件，难道不能感召和气吗？朕总是亲自勤勉而不懈怠，这个志向一定不会改变。有人说这是有关部门的细小事务，帝王不应亲自裁决，朕的看法却不同。如果以尊贵至极的身份自居，那么下情就不能上达了。答复李至的诏书（真宗初年确定太子地位，让李至与李沆兼任宾客，诏令他们以师傅之礼侍奉太子。真宗每次见到他们都先行拜礼，李至等上表称不敢当，皇帝下诏答复）。朕广泛考察古代训诫，开始建立承华之位，选择正直贤良的人来资助辅导太子。借重卿的长期声望，委托你担任调教辅导之职。朕是想以此勉励太子谦逊冲和，所以特意采用不同寻常的礼数。不要以虚饰的谦让推辞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以此来符合朕了解并教育太子的心意。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起初名叫德昌，封为韩王；改名元休，封为襄王；又改名元侃，进封寿王；后来立为皇太子，改名恒，即位。顺应时令举行火禁的诏书（大中祥符四年）。关于火烧田地的禁令，已经载在《礼经》中。山林之间应当顺应时令；如果昆虫还没有蛰伏，草木仍然茂盛，却任意放火焚烧原野，就会伤害各种生物。各州县开垦畬田，都依照当地旧有惯例办理。除此之外，焚烧野草必须等到十月以后，才可以放火。对于行路和野宿的人，各地要加以检查，不要使火势蔓延焚烧。严厉责备陈尧咨的诏书（大中祥符八年七月。此前，陈尧咨以尚书工部郎中身份任永兴军知军，行为豪奢违法，曾凭借气势凌辱转运使乐黄目，乐黄目不能忍受，请求解除职务离去，于是调陈尧咨任河南府知府。又有人揭发他以前任长安知府时的违法事情，他被降职任邓州知州。到这时，他的兄长枢密使陈尧叟替他说情，请求恢复他的官职，皇帝没有答应，只让他任知制诰。又听说陈尧咨自认为遭人谗毁，时常闷闷不乐，于是下诏严厉责备他）。你任永兴知军时所做的事情很不恰当，不只是用刑残酷这一点。擅自设置武库，修建视草堂，开辟三座城门，修筑甬道，出入时排列禁军自卫，这难道是人臣应当做的吗？众人的议论十分喧腾，并不只是乐黄目的奏章。朕念及你的母亲年老，陈尧叟又早晚在朕身边侍奉，不想把事情追究到底，所以姑且表示轻微责罚，随后还准备加以甄别叙用。成命已经发出，群臣的议论反而更加喧哗。你却一点也不自我反省，只说是被别人倾陷。从今以后，你应当体察国家对你的恩典，改正错误、迁向善行；否则，就把你前后所做的事情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仁宗，讳祯，起初名受益，是真宗第六子。起初封庆国公，进封寿春郡王，又封升王，后来立为皇太子，即位。告诫贡士努力求学的诏书（天圣初年，贡士在礼部考试中多次落第的，可以特许取得奏名资格；有些人因此因循懈怠，不再学习，皇帝于是下诏）。学习就像种植，停止学习就会凋落。谦逊地专心学习，勤勉地修养自己，才会取得成就。朕担心天下士人中或许有人被遗漏；既然已经亲临殿前考察优劣，又担心他们屡次不能中科，年老衰退而一事无成，退不能返回乡里，进又不能参与俸禄仕进。因此，朕常常在正常名额之外，特意加以甄别选取；但他们习惯于宽恩，便荒废原有学业，苟且简慢成为风气，实在可耻。从今以后，应当专心努力学习，不要养成侥幸求取的习惯。体恤刑罚的诏书（天圣四年）。朕想到人口繁多，触犯法律的人也多；法律有轻重等级，案情有轻重差别，而有关部门巧妙地回避法律条文，一概把案件处以重刑，难道符合朕爱护生命的心意吗？应当命令天下各地，对于死罪中情由可以怜悯以及刑名有所疑虑的案件，都详细记录案情上报，有关部门不得驳回。（后来即使法律规定不应上奏、官吏本应连坐获罪的案件，审刑院也往往以皇恩奏请释放，成为惯例，名叫“贴放”；官吏从此不再受到牵制，请求审理的案件也多能减免死刑。） 禁止追查赦免以前案件的诏书（天圣七年）。听说古代太平之世，君臣同心，上下和谐，没有互相攻击揭发的风气，那种德行是多么盛大啊！朕私下十分仰慕。朕想与公卿大夫共同达到这种境界，但教化还没有达到，社会风气却日益浇薄。近来朝廷内外群臣，多次上章陈说别人的过失，公开宣扬难以查验的罪行；有的表面上假托公义，内心却出于私怨，诋毁欺骗、捕风捉影，苟且陷害善良之人。赦令，是让天下重新开始的制度，但有关部门却常常追查赦免以前的事情，这几乎不是相信诏命、重视刑罚、使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本意。今后有人上言告发他人罪行，并且说到赦免以前的事情，应当追问其动机。至于言官，应当致力于国家大体；不是关系朝政的事情，其余小过细故，不必察举。恢复制举科的诏书（天圣七年。此前，大中祥符元年，有人说两汉选举贤良，多因兵乱、饥荒、灾变而举行，用来询问政治上的缺失。如今国家受祥瑞、举行封禅，没有政治缺失，还需要这些做什么？于是停止了这门科目。只有吏部设置宏词、拔萃、平判等科，依旧实行旧制。到这时，才下诏）。朕开设了多种途径，详细延揽天下士人，唯独制举长久没有设置；难道我们的豪杰之士会因此被遗漏吗？应当重新设置这门科目。给退休官员发放俸禄的诏书。

译退休官员过去都只领取一半俸禄，其中从未担任显要官职的人，有的贫困到不能养活自己，这难道是对待高年长者、培养廉耻之心的办法吗？从今以后，曾任两省官员、太卿、监正、刺史、阁门使以上职务而退休的，俸禄一律按照分司官的标准发给；仍然在四时节日赏赐羊、酒、米、面，并令所在地长官时常加以慰问。改定乐制的诏书（皇祐二年闰十一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与阮逸等共同制定钟磬制度，皇帝下诏）。朕听说古代制作音乐，本来是用来祭祀上帝、配享祖先的。三皇五帝盛世的音乐，并不彼此沿袭，但一定要天下平定以后，才能明备。周武王受命，到成王时才大规模合奏音乐。汉朝初年也沿用旧乐，到汉武帝时才制定泰一、后土之乐。光武帝中兴，到了明帝时才改“大予乐”的名称。唐高祖建立国家，到了太宗时才确定钟律；唐明皇时才完成唐代音乐。由此可知，礼乐是重大事务，需要经过三四代，声律和文辞才能确定。宋朝初年也沿用王朴、窦俨所制定的周乐。太祖担心音调太高，于是命令和岘降低一律。真宗开始讨论随月份转变音律的办法，多次加以考核审定。然而想到音乐经典长期失传，学者很少有专门研究、历经古今深入探讨的，也还没有完成。近来虽然广泛寻访，终究没有找到真正懂音声、通经典而可信的人。过去曾经改更乐制，却始终不合朕的心意。中书门下、集贤院以及太常寺掌管礼乐的官员，应当审定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稷祭祀所用登歌、宫县的声律是非，考察古制而合于今用，调和使其达到中正平和，令其可以长久使用，以发扬祖宗的功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朕有什么害怕改作的？只是应当审察声律、验证典籍；可是通晓声律和经典的两类学者很少能够兼通，彼此凭主观臆见互相诋毁，却没有依据可援引。朕慨然向往古制，这种心情从未忘怀。（于是中书门下召集两制官和太常官，在秘阁设置机构，详细审定大乐。） 告诫百官的诏书（皇祐三年二月。当时茶法大坏，输入的刍草粮食，大多用虚估的凭券运到京师，却受到南方商人的压价，常常卖不出去；北方商人没有利润，愿意运粮入中的很少，公私双方都受到损害。定州知州韩琦等把这件事作为意见上奏，交三司商议。三司请求入中粮草仍采用现钱法，皇帝同意了；担心又有人议论，特地下诏申明告诫）。朕认为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使制度不断变通而不懈怠，使公家和私人都得到满足。近来食货法败坏，刍草粮食的价格增加一倍，官府的费用日益增长，商人不再流通货物，豪富之家乘机牟利，农业和商业彼此失调，官吏也借机作奸。因此朕诏令近臣考察决定这项重大事务。如今利弊已经明白，还担心轻率放纵的人陈说空话，幸而动摇其端绪。利弊如果有一百种，法令才会改变；命令已经下达而议论不再兴起，然后百姓才会听从而不迷乱，法度才得以施行。从今以后，凡依据前事提出议论的，都必须彻底了解其中道理，审慎判断确实可以施行。若事情已经上报，后来查验询问却没有根据，便置于重罚。颁定乐名为“大安”的诏书（皇祐三年七月，两制官、礼官王尧臣等上言：“考察太常寺天地、宗庙、四时祭祀所用的乐章，共八十九曲。自景安以下七十五章，大都以‘安’命名。乐曲难道只是为了体现道德、政教、嘉祥之美，也有使神灵祖先安乐的意思。臣等谨慎议定：本朝音乐应命名为‘大安’。”皇帝下诏）。朕认为古代贤明的君王，随着时代建立音乐；既然制作了音乐，一定会给它命名，从名称考察意义，由意义来了解德行。名称是德行的承载，能够使德行流传久远。因此，韶乐是为了继承尧，夏乐是为了承接舜，濩乐是为了拯救百姓，武乐是为了象征征伐；它们能够流传不朽，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国家兴起废坠、纠正失误，典章制度已经相继完备，唯独音乐这件大事，有关部门不敢轻易议论。朕忧伤地想到这里，深怕历代圣人的美德还不能昭示于天下人的听闻，因此下诏远近广泛寻求，广泛讲论并考察确定其中的根本。如今礼官、学士以及三班有职事的大臣，同心协力、异口同声，拿“大安”的建议来复命。并且说：艺祖平定暴乱，使尚未安定的天下安定，功劳伟大；二宗使已经安定的天下达到太平，德行盛大；至于朕继承圣明功业，使祖宗已经安定的天下更加安定，仁德深厚。朕恭敬地阅览这些议论，在心中反复思考。恭敬地想，神宗以神明之德奠定基业，神宗以神明之功收束武备；章圣皇帝扩大清静的治理；朕这个年轻人勉力完成已经确定的事业。虽然各代承接时代的事迹各不相同，但安定百姓的道路最终相同。把这个名称用于钟磬、文舞、羽籥，用于郊庙祭祀，向神明报告，称为“大而安”，确实得到了名称的正当意义。告诫转运使的诏书（嘉祐三年）。朕认为，各州县分别治理的事务，交给守令；考察督促守令，交给转运使；提防刑狱事务，也交给他们。然而近年以来，有的官吏贪婪放纵、残害百姓，有的年老昏昧而不理政事，把松弛懈怠当作宽厚，把苛刻严急当作明察。赋税有固定数额，有人却增加数额来作为自己的功劳；刑罚有一定法则，有人却任意出入轻重，把这当作自己的能干。转运使却没有举发，难道是朕委托任用你们的本意吗？你们各自应当思考并履行职务，不要扰乱权贵，不要放纵有罪之人。施惠安抚我们的百姓，以符合朕的心意。告诫百官的诏书（嘉祐五年）。朕乐意与士大夫敦厚道德、明辨义理，以此先导天下；但在位者却各怀异趣而不遵行。朕担心有人故意制造危言诡行，务求惊动众人以博取声誉，欺瞒上位以邀宠。负责议论政事的官员，搜求揭发隐微之事，却没有忠恕长厚的风气。他们托名于公事，推究其本心，实际上是为了结党营私，实在令人厌恶。若使我们的风俗就这样纷纷陷入刻薄之中，却还希望教化成功、政治清明，难道能办得到吗？《尚书》不是说过：“憎恶谗言，灭绝邪行，使我的众人受到震动”吗？【这是《舜典》中舜命令龙的话。】中书门下，应选拔忠诚朴实之士，明确地推荐到朝廷；考察那些矫激、巧伪的人，加以贬退黜逐。明确宣扬朕的这番话，以此激励众多士人。赈济遭受灾害的地区诏【嘉祐五年】天灾流行，蝗灾和水涝接连发生。虽然已经开仓赈济、减免赋税，但百姓中被抛弃而瘦弱困顿的仍然很多，有的卖掉妻子儿女，有的辗转死于沟壑之中。正值春天，万物欣欣向荣，却让我的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朕内心悲痛忧伤，忧惧得不得安宁。命令受灾地区的转运使兼提举刑狱，督促州县办理赈济；考察不称职的人。警戒百官，敦实行实诏【嘉祐五年】

译台谏官是朕的耳目，然而事情也有不能周遍了解的地方，本来应当广泛询问朝廷士大夫，以扩大听察范围。却有一些奸险偏邪的人，借着憎恨嫉妒，依仗权势，制造流言，用来中伤善良之人，这实在不是忠厚的行为。过去夏后时期，官员和长官彼此规劝【见《夏书·胤征篇》】；汉代的公卿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如今我的士大夫竟违背古人的操守，陷入浅薄风俗的弊病，实在毫无意义。中书门下，应替朕再次警戒百官，务必敦厚实行、讲求实绩；若仍循旧不改，应当严加贬黜。颁布官员久任条例诏【嘉祐六年】朕观察古代治理天下、管理百姓的官吏，大多都能称职，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今求取人才的道路并非不广，责求善政的法令也并非不严密，可是官吏大多失职，不能符合为民办事的本意。难道只是人才特别少了，还是世道变化不同了？恐怕是因为不能长久任职的缘故。那些有才智、能力和力量的人，虽然有兴利除害、禁止奸邪、劝勉善行的意愿，但如果不给他们以岁月和时间，那么这些才能也会被闲置而不能发挥；想要完成其功业，也就没有办法了。从今以后，各州县的长官和县令，有清廉自守、不扰民，政绩尤其突出、实际恩惠施及百姓的，本路或州应将其政绩和实际情况上报；中书门下查访属实后，准许其再次任职。英宗【讳曙，濮安懿王允让的第十三子，起初赐名宗实，仁宗无子，立为皇子，封钜鹿郡公，继承帝位】告诫百官诏【治平二年】朕观察汉宣帝时期的治理，综合考核名分与实际，因此政事、文学、法理方面的人才都能精通其职能，继承统绪的事业十分兴盛。朕担心不能继承先帝留下的功业，害怕自己的德行不够彰明，未能洞察其中的道理，所以早起晚睡地思考。朕愿意与公卿大夫振作精神共同治理天下，但天下承平日久，内外因循守旧，懈怠职守的人很多，却没有听说有谁推行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尽心忧虑国家。只是徒然积累岁月，侥幸求得升迁；又沽名钓誉，求取声名。即使有可以称道的，也不过只是在文书簿册和期限考核之间用心，朕还能指望什么呢？那些奸邪、沉默苟且、只图简便的人如果不惩罚，端正善良、敏捷能干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受到鼓励。朕掌握赏罚的大公，必定要实行它。《诗经》不是说过：“早晚都不懈怠，用来侍奉一个人”吗？【《大雅·烝民篇》。】各位百官都应改变心意，勤勉地各自修治职务，以符合朕的心意。告诫举人的诏书【治平二年】朕承继国统的日子还短，长久思考着责任重大、守成艰难，想听到正直的言论，用来鉴察自己的不足，却始终没有得到。天与人的关系中，灾异和祥瑞各自随着相应的类别而来。朕即位以来，并没有歌钟狗马之类的享乐，也没有外戚女宠、爵位赏罚失当等过失，可是二月甲辰日白天刮起大风而天色昏暗，四月丁未日西方升起白气，七月丁丑日太白星经过中天，八月庚寅日京师大雨倾注。半年之内，巨大的异常接连出现四次，难道是由于朕不恭敬、不诚信、不果断、不能通达所造成的吗？因此回头反省自己的过失，早晚都不得安宁。何况如今吏治还不淳厚，民风还不敦厚，官员过多以及滥用私人关系入仕的源头还没有堵塞，士兵众多而选拔任用的办法还不精密，田野虽然开辟了，农民却不能免除饥寒；关市虽然放宽禁令，商人却不能使货物流通；希望人们践履名节，但廉耻之心常常不能树立；希望人们远离刑罚，但触犯法律的行为常常不能停止。宋景公说了一句话便胜过了妖异灾变，朕下达罪责自己的诏书，也十分恭敬畏惧，却还没有感到灾祸转变。汉宣帝终其一世考核名实，朕发布责求官吏的文书，也十分恳切，却还没有出现修饰职务、尽职办事的回应。远处鉴察历代帝王兴盛衰败的原因，近处仰慕四位圣君成就功业的事情【四圣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究竟实行什么才能适应世道的变化，修养什么才能符合上天的意旨？诸位卿大夫，请你们尽心尽意地陈述意见。神宗【讳顼，英宗长子，起初名仲鍼，英宗即位后封安国公，进封淮阳郡王、颍王，立为皇太子，即位】赐韩琦诏【熙宁二年】河北年年歉收，水灾泛滥、地震发生，正值春天从事农作，百姓携带老人孩子，抛弃旧日房屋，每天流离在道路上，半夜起身，悲惨忧苦而不得安宁。关于治理安排的办法，准许你便宜行事；凡是有可以使我的百姓得到救助的事情，都应替朕安抚聚集并救济保全他们，不要使事情耽误到后来，以加重百姓的困苦。晓谕边臣诏【元丰三年】近来契丹出没无常，不能完全依靠信约，把它当作万世的安全保障。况且河朔地势平坦开阔，几乎没有险要阻碍，大概不是前代那样的形势。只有塘水确实可以成为阻隔，卿等应当体察朕的心意，协力增加修筑。除非地势高亢、人力无法施工的地方，其余都应加以扩广，用来谨慎加强边防。功利近在眼前却不去做，实在可惜。求取直言诏 朕凭着浅薄的德行承受至尊之位，居于公卿和百姓之上，只想到国家治乱都在朕自身，早晚战战兢兢，思考怎样奉行上天的命令。向下考虑修明政事纲领的办法，又惭愧自己不够聪明，未能洞察其中的道理。开辟进言的道路、沟通上下的意志，是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共同趋向的事情。应当向内外文武群臣布告：如果朕的知识、见解和思虑有所未及，以至于朝廷政治的缺失、国家的重要事务、边防军事的得失、郡县民情的利害，都命令你们直言上疏报告，不得有所隐瞒。言论如果切实可用，也因此可以发现人才；观察他的器量和才能，应当予以甄别提拔。你们文武群臣，都要各自体察并执行朕的这道命令，不要只是徒具形式。求取言论诏 传记说：近臣应当竭尽规谏，因为他们把君上的荣辱、祸福都看作与自己相同。如今身居此位的人，看见朕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却默默不说；有时还私下议论叹息，仿佛这些责任不在自己身上。难道都是习惯于所见所闻、把这种情况当成理所当然吗？也可能有人含藏才华、怀抱学问，等待召唤才发表出来。如今百事废弛，风俗苟且懒惰，浅薄邪恶和灾异接连不断，谴责告诫也不止一种；这正是忠臣贤士帮助朕忧虑警惕、创制改革法令、挽救弊病、消除祸患的时候。应命令侍从官，从今以后看见朕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无论大小，都分别写成奏章，极力进言，不得隐瞒。唉！言论正确却不采用，是朕的过错；朕已经指出问题你们却不进言，就是你们的不恭敬。朕将以此考察在位者侍奉君主的实际情况，明确加以黜陟。晓谕文彦博的手诏

译如今马政没有修治，官吏没有显著成效，难道是任职不久而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吗？为什么监牧机构这么多、官吏这么多，却反而极其缺乏人才呢？过去唐朝任用张万岁，三代都主管群牧，恩德和信用施行于下，所以马政得以修举，后世称他为能吏【《唐兵志》：唐初任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管群牧，从贞观到麟德四十年间，恩信施行于陇右。】如今上至总领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不是经过选拔任用，又调迁迅速，名义上说是权摄代理，想让官员长期从事本业并竭尽才能，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办法，应当选拔那些劳绩和才能突出的人，按次序提升；从坊监一直到群牧都监，都考核他们的功绩，按等级进用，用来勉励任事的人。《资治通鉴序》【英宗时，司马光概括战国至秦二世的历史，仿照《左氏》体例写成《通志》八卷进呈。皇上喜欢它，命令他续写。自治平年间开始设局，到元丰年间成书，共十九年。神宗作序，赐名《资治通鉴》，诏令迩英、经筵经常让人进讲。】朕认为君子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此蓄养自己的德性，所以能够刚健笃实，光辉一天比一天更新【《易·大畜》彖传】。《尚书》也说：“王者之臣求取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事业的根本”【《尚书·说命篇》】。《诗经》《尚书》《春秋》，都是用来彰明得失的迹象、保存王道的正理、给后世留下鉴戒的。汉代司马迁考察石室金匮中的记载，根据《左氏》《国语》，推究《世本》、战国史以及楚汉《春秋》，采集经书、摘取传记，搜罗天下散失的旧闻，考核实际事迹，在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中纵横驰骋，起首记载轩辕，直到获麟为止【汉武帝元狩元年获得白麟，司马迁的《史记》写到这里而止，所以说“麟止”，犹如《春秋》终于获麟。】撰作本纪、表、世家、书、列传，后世撰述史书的人不能改变这种体例。只是其中是非不违背圣人的判断，褒贬都极其恰当，才是优秀史官的才能。考察英宗皇帝，留心典籍，处理万机的闲暇从未放下书卷，常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述编次历代君臣的事迹，让他到秘阁翻阅，供给属吏、史笔和纸札，起于周威烈王，止于五代。司马光的意图认为，周道衰落，王室衰微，礼乐和征伐都由诸侯发出；周平王东迁以后，齐、秦、楚、晋开始强大，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但还托言尊奉周王来使天下臣服。自周威烈王时陪臣执掌政令，韩、赵、魏成为诸侯，周朝虽然还没有灭亡，王制却已经全部丧失了。这也是古人撰述史书时开端立意的由来。书中所记载的明君良臣、切实研求治国之道的内容，精要的议论，德政与刑罚的善法，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吉凶各种征兆的根源，威权、恩福、盛衰的根本，制度规模和利害得失的效果，良将的谋略，循吏的教化条目，判断邪正、归结治乱，辞令渊源的体制，箴谏深切的意义，可以说十分完备。全书十六代，编成二百四十九卷，陈列在门户窗牖之间，却穷尽古今历史的纲要；内容广博而能掌握要领，文字简约而能周详地说明事实。这也可以说是典章法式的总汇、册籍文书的渊海了。荀卿说过：“想要观察圣人的遗迹，就应当看其最为灿然的地方，后世贤王就是如此。”至于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是孔子所说“我对他们无可挑剔”的人物；其余治理盛世的君王，有悲悯深厚的爱民之心，有忠诚有益的教导，有的知人善任，有的恭敬节俭、勤勉戒惧，也各自具备圣贤的一种品格。孟轲所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中二三处”，至于国家荒废、颠覆、危亡的情况，可以看见前车之失；乱臣贼子和奸邪恶人，也可以看到其祸乱如履霜而渐至的征兆。《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所以赐给这部书名为《资治通鉴》，用来表明朕的志意罢了【又有奖谕司马光的诏书说：史学废弃已经很久了，编年记事没有法则，议论也不明白，哪里足以向后世显示惩戒和劝勉、彰明长久的道理呢？卿博学多闻，贯通古今，上自晚周，下至五代，阐发义理、联缀编纂，写成一家之书；褒贬取舍，都有所依据。朕阅读以后，实在深为赞叹。如今赐给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具体物品见另录，可以领取。特此加以奖谕，想来卿应当知悉。冬日寒冷，卿近来平安吗？有机会请来信，其他不多说了。】高宗【讳构，徽宗第九子，起初封蜀国公，进封广平郡王、康王。金兵第一次围攻京师时，诏令康王到金军中议和。等到金兵到来，又奉诏前往金军，留在相州。不久授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去，元祐皇后亲自写信告知内外，命高宗继承帝位，于是高宗在应天府即位】停止百官上寿诏【建炎元年五月，宰臣等上言，请求把五月二十一日定为天申节，于是下诏】朕承受祖宗留下的恩泽，得以托身于士民之上，却正在寻求扶危持颠的办法，不知从哪里才能取得成功。想到徽宗、钦宗二圣的车驾远在异域，万民失去产业，将士暴露在外，朕早晚悲痛哀悼，几乎废寝忘食。何况因为朕一人的缘故，难道还能听音乐、饮酒来使自己快乐吗？这不仅深深违背朕的心志，实际上也更加增添内心的感伤。今后凡遇天申节，百官按常礼上寿，都可以停止。考察官吏诏【建炎五年】朕想到养兵的费用都取自百姓，我们的百姓十分困苦，官吏却不加体恤，借军需之名乘机搜刮，聚敛没有限度，朕对此深感痛惜。监司、郡守，是朕委托他们来惠养百姓的人，如今却怠慢职守，不加省察，还能指望什么呢？你们都应勤勉履行职责，考察官吏侵吞财物、收受贿赂的行为，查办弹劾后上报。如果包庇遮掩而不治理，朕绝不宽赦你们。临幸学校手诏【绍兴二十七年，皇帝临幸学校，随即到秘书省右文殿，颁发手诏】朕听说周代设置外史，掌管五帝三皇的典籍；汉代选取各家儒者，整理九流七略的典籍。文德的盛况，后世都推重它。仰想祖宗，创立并修建国家藏书府库，历朝闻名于世的士人，都是由此兴起；而一代政治达到治理的根本，大概也出于此处。朕愿与学士大夫共同弘扬这一道统，于是重新整修史馆，更新御书榜题，欣然顺从你们盼望皇帝临幸的诚意，以表示崇尚文治的心意。唉！士人的学习流于空谈而不从事有用的学问，已经很久了。你们应当努力修习学业，进一步勉励谋划作为，同心同德，共同奔赴亨通嘉美的境遇，用来大大继承我祖宗的伟大训诫，这难道不好吗？禁止加耗诏【绍兴三十二年】州县收纳秋粮时，官吏多征收额外的损耗费用，肆意进行奸诈欺骗。如今正处于艰难忧患之时，国家用度尚且不足，想要减免通常赋税却还不能做到，难道忍心让贪赃的徒众再次成为百姓的祸害吗？从今以后，违犯此令的官吏，一律置于重典，并且没收其家产。

译孝宗【讳眘，太祖七世孙，秀王偁之子。起初名伯琮，高宗太子去世而没有后嗣，诏令选取太祖后裔，在宫中抚养皇帝，赐名瑗，封建国公，进封普安郡王。不久立为皇子，改名玮，封建王，立为皇太子，改名眘。接受高宗禅让，即位】审断狱讼诏【乾道三年】狱讼是重大事务。有疑难案件应当查考律令，有应当比照的应当援引判例，有疑惑的应当上请复审。近年来却常常把狱情报告给执政，窥探他们的意旨，故意把轻罪说成重罪，实在毫无道理。从今以后，你们应当专心尽职，恭敬地对待刑罚，以罪情是否相当为贵，不要重蹈过去的错误；如果不符合朕的诏令，朕将严加惩罚，原文【防攸赦】含义不明，不能赦免。奖谕魏王恺诏【乾道七年二月进封庆王恺为魏王，判宁国府；恺是孝宗第二子】大江岸边的土地，面积广大，使水能够蓄积和泄放而不受害，并且都成为肥沃田地，是因为修筑圩田的利益。然而水土冲刷侵蚀，自古以来就容易毁坏。卿大力整治农业政务，巨大的堤防屹然稳固，想到你的勤劳作为，朕深为赞叹。兴修水利诏【乾道九年，臣僚进言：江西连年荒旱，不能预先兴修水利来作准备，于是下诏】朕想到旱灾和水灾，即使在尧、汤盛世也有不能避免的；百姓没有受到灾害，是因为预先准备已经完备。豫章各郡县中，田间道路靠近水源的地方，禾苗秀美而果实丰硕；地势高亢的地方，雨水不能按时到来，禾苗就往往枯槁。难道是水利没有修治，失去了用来防备旱灾的办法吗？唐代韦丹任江西观察使时，治理陂塘五百九十八处，灌溉田地二万顷。这还只是施行于一道，利益已经如此，何况天下广大呢？农业是生民的根本，泉流灌溉，是用来养育五谷的。如今各道著名的山川原野很多，百姓却还不知道利用它们的好处。既然如此，疏通沟渠、蓄积陂泽，难道不是监司、郡守、县令的职责吗？应当为朕相度丘陵、原野、低湿地等地形的宜适，勉励农桑，尽力开发土地的利益，平治徭役、实行水利，不要使农时失误。这样即使有丰年和灾年，努力耕田的人也不至于束手承受祸害，这也是天人相互感应的道理。朕将根据勤惰来实行赏罚。赐魏王恺诏【淳熙三年，恺当时任判明州】陂湖川泽的利益，有的得到疏通，有的受到堵塞，取决于治理它的人。四明作为州，实际管辖鄞县。鄞县所属乡村，东西共十四乡；钱湖的水，实际灌溉其中东部七乡。官吏懒惰，不加防护，水草、芦苇和杂草蔓延遮蔽，水利失去旧日的作用，农民因此困苦。卿治理这个地方，能够考察寻求有利方便的办法，疏浚治理水道，于是使靠近钱湖的七乡田地【“并”与“傍”同】不再有往年旱灾的忧患。它所施加的恩泽，难道浅薄吗？剡地上奏的情况传到朕这里，朕不会忘记嘉奖赞叹。禁止两税折钱诏【淳熙五年】近年以来，五谷屡屡丰收，蚕丝装满箱子，朕愿意与天下百姓共同享受富足安康的快乐。但还想到耕田的农夫和养蚕的妇女，终年辛勤劳作，价格低廉，收入不足以补偿他们的劳苦。各郡县的两税，除了折纳绢帛、折变等自有常规制度之外，凡应当缴纳本色实物的，不得用高价强迫他们折纳钱币。折钱如果有故意违犯的，依法从重处置。在临安府刻石公布，并遍赐各路。停止官府卖盐诏【淳熙十五年】广南远在数千里之外，百姓的疾苦很难上达朝廷，朕尤其深切怜悯他们。盐是百姓赖以生活的物资。过去官府贪图盐的利润，转而自行贩卖，长久以来成为百姓的祸害。朕因此更改法令，使盐可以自由贸易而禁止官府贩卖。百姓本来已经以为这是有利的事情，然而对百姓有利，官府却不方便，于是必定有人共同以浮言煽动。况且朕只知道体恤百姓罢了，浮言有什么值得顾虑的？何况设置监司、守令本来就是为了百姓，朕有好的意图，他们不推广实行，反而加以阻挠破坏，怎么可以呢？从今以后如果有这样的行为，一定依法处置。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起初封恭王；乾道七年，孝宗认为恭王英武像自己，立为皇太子；在位十六年后传位，在位五年】晓谕守令诏【绍熙二年】朕想到治理政事的道理，没有什么比养育百姓更优先。因此自即位以来，减免很重的赋税，颁布宽缓的条例，愿意与四方百姓共同达到安定富足。郡守、县令，是距离百姓最近的官员。如果确实能够安抚爱护百姓，以此承受美好的德意，也许可以取得政治平和、诉讼公正的成效。如今从民间言论中听说，有人提前征敛，竞相务求办成聚集财物的事情，却不问百姓实际贫富，接连派人追呼催逼，胆敢任意催促剥取；对于百姓的安危却不加体恤，除筹措财物之外，治理政事毫无可闻之处。这实在不符合朕委托你们的本意。国家用度有一定的常规，本来在于经营管理，而不是靠搜刮督促来显示能力。懂得事情的本末先后，这是朕所看重于守令的地方。从今以后，要把忧恤百姓作为心意，把牧养百姓作为政务条目，使百姓安居乐业，朕将时时称许你们。宁宗【讳扩，光宗第二子，起初封英国公、平阳郡王。光宗接受禅让后，进封嘉王。孝宗去世，光宗因病不能出宫。太皇太后吴氏下诏让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赈济灾荒诏【庆元元年】朕的德行浅薄，饥荒接连到来，使百姓濒临死亡，朕早晚悲痛忧伤，哪里敢把过错推给下面的人？只是使者、守令正是与朕分担责任、共同忧虑的人。可是入春以来，听说一两个郡中老人和孩子缺少食物，离开田地，丢弃在沟壑之中，过错究竟在哪里呢？难道赈济供给还没有完全到达百姓吗？得到粮食的人未必正饥饿，饥饿的人未必得到粮食吗？难道是救济偏聚在近处，不能均匀救济吗？难道是官吏只看着事情成文上报，却自己不加省察吗？你们都应尽心筹划安排，务必使实际恩惠不被堵塞，不要用虚浮文书欺瞒上级，这样朕就要嘉奖你们。理宗【讳昀，太祖十世孙。父亲希垆，追封荣王。宁宗的弟弟沂王去世，没有后嗣，便以宗室希瞿的儿子均为沂王后嗣。后来景献太子去世，宁宗即位，立均为皇子，赐名竑，作为帝位继承人；沂王赐名贵诚。宁宗病重，丞相史弥远与竑发生言语冲突，于是声称奉诏立贵诚为皇子，赐名昀。宁宗去世，昀即位，封竑为济王。湖州潘壬等谋划拥立竑，没有成功。竑遭鸩毒而死】从祀五臣诏【淳祐元年】

译朕想到孔子的道统，自孟轲以后没有得到传承；到了本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正有所见解并付诸实践，深入探究圣人境域，使中断千年的学问才开始有了归宿。南宋中兴以来，又得到朱熹精心思考、明辨义理，使《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些书的本末都洞彻明白，孔子的道统更加大为彰明于世。朕每次阅读五位臣子的著述，都得到很多启发和帮助。如今临视学校已有日期，命令学官把他们列入孔庙从祀，以表示尊崇奖勉之意【本月丙午日，封周惇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戊申日，临视太学，拜谒孔子，随后驾临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讲解《礼记·大学》篇。监学者各晋升一秩，诸生按等级推恩赐帛。制定《道统十三赞》，交给国子监，向诸生公布。又亲自书写朱熹《白鹿洞学规》赐给他们。】罪己诏【端平三年四月】几年的时间里，灾难已经太多；适逢仇敌金国逐渐灭亡，而蒙古与邻国【原文“防古”疑有讹字】联合谋划，取得攻破蔡州的功劳【绍定六年，派遣江海、孟珙与蒙古军共同围攻金主于蔡州，攻破蔡州。】恐怕会出现借道而造成虞患的形势，内心的忧虑，难道还能等到事情发生后再后悔吗？又有军民死于战斗，户口困于流离，房屋没有保存，尸骨和腐肉到处可见。这些都是因为朕的明察不能洞见，德行还没有取信于人；对上不能感通天心，对下不能安定民心。如今正在施行政令，作为安抚聚集百姓的谋划；补充士卒、搜集车辆，加强守御的准备；想到创伤残破满眼可见，就像疾病存在于自身一样。《御选古文渊鉴》第四十二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四十三卷目录 宋 张齐贤 《论安边疏》田锡 《论边事疏》《上太宗疏》王禹偁 《请诸邑严守备疏》《长洲县治记》陈靖 《劝农疏》鲁宗道 《请重亲民之官疏》孙奭 《谏祀汾阴疏》《再谏祀汾阴疏》《论天书》尹洙 《谏时政疏》苏舜钦 《玉清宫灾上疏》宋祁 《言灾异疏》张方平 《条制资荫敕》《论屯田》王珪 《赐吴奎免恩命不允诏》《戒谕夏国主诏》赐皇长子淮阳郡王免除恩命的诏书，不久下达批答。赐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国公、免除恩命而不准许的批答；赐韩琦免除明堂恩命而不准许的批答。授予富弼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任武宁军节度使，兼任判河南府，兼管西京留守司事务，仍赐给功臣称号的制书。蔡襄 《论增加设置谏官》《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包拯 《请停止天下科率》《论委任大臣》石介 《明禁》《上颍川蔡侍郎书》吴育 《驳唐询请停贤良茂才二科疏》钱公辅 《仁宗配明堂议》郑獬 应诏上疏 备乱 范仲淹 上《时务书》论推诿给臣下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三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编纂注释 宋 张齐贤【字师亮，曹州寃句人。太宗朝特赐进士及第，历任官职至左仆射、司空，谥号文定。议论慷慨，有远大的谋略。历事两朝，四次任两府长官，九次居八座之位，最后以三公身份退休】《论安边疏》【当时太宗北征，议论的人都说应当迅速夺取幽、蓟，张齐贤上疏】如今海内已经统一，朝廷内外没有什么事情，使圣上忧虑的，难道不是因为河东刚刚平定，驻军还很多，幽燕尚未攻下，运输军需十分劳苦吗？臣以愚见认为，这些都不值得忧虑。河东刚平定时，臣任忻州知州，捕获了契丹运送粮米的官吏，他们都说，粮米是从山后转运来供给河东的。臣推测，契丹如果能够自行准备军粮，那么对于太原不会不尽力攻取；但最终河东成为我国所有，是因为契丹力量不足。河东刚刚平定，人心还没有稳固，岚州、宪州、忻州、代州【岚州、宪州都是楼烦郡，忻州属定襄郡，代州属雁门郡】还没有修筑军寨，一旦敌军入侵，田地和牧场就会顿时丧失；如果边境受到骚扰，守备也令人担忧。等到国家守住要害，增加营垒，左右控制扼守，边疆事务十分严密，恩德和信义已经施行，民心已经安定，才在雁门、阳武。谷一带来争夺小利，那么他们的智力和力量也就可以估量了。圣人举事，总是行动在万全之后；百战百胜，也不如不战而胜。如果要采取行动，就必须谨慎；这样一来，契丹不足以吞并，燕、蓟也不足以攻取。自古以来边疆的祸患，并不全是由敌国造成的，也有很多是边境官吏骚扰而导致的。如果沿边各寨能够任用善于安抚和防御的人，只须修筑高大的营垒、挖深壕沟，蓄养力量、磨炼锐气，以逸待劳，宁可让我们去招致敌人。这就是李牧治理赵国时所采用的方法。所谓选择士卒不如选择将领，任用武力不如任用人才。这样，边境就会安宁；边境安宁，运输军需就会减少；运输军需减少，河北百姓就能得到休息。百姓得到休息，田业就会增加，养蚕纺织也会扩大；努力务农、积聚粮食，以充实边防所需。况且敌人的心情，也必然是选择有利的、躲避有害的，怎么肯自投死地来作乱呢？臣听说，统治天下的人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心，难道只在于争夺尺寸之地、较量强弱形势而已吗？所以圣人先治理根本，后处理枝末，先安定内部，以此养护外部。人民是根本，疆土是枝末。五帝、三王没有不把根本放在首位的。尧、舜的道理没有别的，就在于使百姓安定并得到利益罢了。百姓既已安定并得到利益，远方的人自然会收敛衣襟前来归附。陛下爱护百姓、使天下人获利的心，是尧、舜的心。臣担心群臣中有许多人把获取细小利益、防范百姓的手段当作功劳，侵扰困苦的百姓，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至于百姓的疾苦，他们看见就像没有看见，听见就像没有听见，招来怨恨、加速祸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望陛下慎重选择博通经学的大臣，分路访察民情；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等地，凡是从前赋税征敛苛刻沉重的，都加以改正，并因势利导使百姓获利，使赋税、课利能够通融周济，可以长久施行，成为圣朝的定法，除去旧有弊端。天下各州有不能使百姓获利的地方，都交给长吏上报。敢于沿袭旧习的，严加法办，使天下人的耳目都知道陛下的心意，拥戴陛下的恩惠。用德行安抚远方，用恩惠和刑法治理百姓，那么远方的人归附，就可以很快等到了。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太宗朝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田锡喜欢谈论时政，任谏官时，上奏章五十二篇。真宗曾对宰相说：“田锡是正直的臣子，朝廷稍有过失，正在思考之中，他的奏章就已经到了。”像这样的谏官，也是不可多得的】

译《论边事疏》【田锡当时任河北南路转运副使，通过驿站文书报告边疆事务】臣听说，行动和静守的关键，不可轻率采取；安危的道理，也不可轻易谈论。利与害相互产生，变化没有定准；取舍没有疑惑，思考就必须精密。所谓行动和静守不可轻率采取，行动是指用兵，静守是指持重。应当行动却静守，就会养大敌寇、滋生奸邪；应当静守却行动，就会错失时机、败坏事情。行动与静守合乎节度，才是适宜的。如今北方边境纷扰不安，大概也是因为有些镇守边境的人，把谋求羊马这类小利当作防边，把擒获、斩杀的小胜夸耀为功劳，招致怨恨、结下仇敌，兴起战争、招来寇患，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前年边疆突然发生骚扰，陛下亲自乘坐革辂出行；敌军退去后，皇帝才返回。这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时机，落入了敌人的谋略之中，劳民伤财、消耗损失，哪里说得尽呢！伏望陛下告诫将帅，谨慎牢固地守护边境，不要崇尚小功，允许互通贸易；俘获的蕃族人口，要加以安抚后送还。这样做，不出五年，河朔百姓就能从事农业，亭障之地也可以积存军粮，然后等待敌人发生内乱再夺取它，就能取胜；趁它衰弱而进攻它，就会使它投降。既然敌人心服而不再想归去，我们便可以省力而获得加倍的功效。诚愿陛下考察古代正道，致力于长远谋略，显示安抚怀柔万国的心意，采用驾驭四夷的策略；行事要戒除轻率发动，处理道理贵在深思熟虑。所谓安危的道理不可轻易谈论，是说国家致力于大体，追求最高的治理，就会安定；舍弃眼前而谋求遥远，徒劳而没有功效，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恒常的道理，做臣子有恒常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大体。君主不拒绝进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高的治理。汉武帝亲自执持武节，登上单于台；唐太宗亲手系上雨衣，征伐辽东之国，这就是舍近谋远。沙漠穷荒之地，得到它也没有用处，这就是徒劳而没有功效。在位的臣子，敢于进言的很少；进言而被听取，未必能获得福分；进言而不被采纳，反而还要担心祸患。想让臣下不隐瞒实情，能够做到吗？哪里谈得上致力于大体、追求最高的治理呢？臣又说，利与害相互产生、变化没有定准，兵书说：“不能完全知道用兵的害处，就不能完全知道用兵的好处。”大概事情本来可以前进却退却，就会造成祸害；本来到了可以退却的时候却前进，就会获得利益；事情已经离去却可以迅速行动而故意迟缓，利益就一定会因此丧失；本来可以迟缓却急速行动，祸害就一定由此而来；本来可以诛杀却予以赦免，奸邪的念头有时就会产生；本来可以赦免却加以诛杀，忠勇之人有时就会不再有求取功利之心；国家本来可以赏赐却反而惩罚，就会伤害勤劳之人；本来应该惩罚的功劳却反而赏赐，就会助长僭越者侥幸获赏。能够审察利害，才算聪明。用天下人的耳朵来听，就会聪明；用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就会明察。所以《尚书》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又说，取舍不可以有疑惑，孟贲的犹豫不决还不如童子一定要到达；思考不可以不精密，差之毫厘，就会错到千里之外。自从国家谋取燕地以来，战争接连不断，财物不得不消耗，人心不得不忧虑。愿陛下精心思考，决定取舍，不要让战争旷日持久、穷兵极武【奏章上呈后，太宗赞许了它】《上太宗疏》【田锡当时以右补阙身份任睦州知州，因防备文明殿发生火灾，上奏章极力议论时政】陛下渴望听到至理名言，恳切地等待正直的劝谏，引咎自责、警戒自己，修养德行也更加更新。臣认为责任在近臣，而不在圣上自身；罪过在我们这些臣子，而不在陛下。近来陛下有早晨下令、晚上更改的事情，是因为制书诏令有时不恰当，却没有人加以封还驳正，这是给事中的过错。给事中如果任用了合适的人，制书诏令又允许他们封还驳正，那么下达的诏令就没有不恰当的，施行的事情就没有不精密的。事情没有不精密的，就可以流传下去成为典章；诏令没有不恰当的，就可以编成固定格式。哪里还会有早晨下令晚上更改的弊病？哪里还会有不精密、不恰当的忧虑呢？臣之所以说责任在近臣而不在圣躬，就是这个缘故。臣又见陛下有舍近谋远的事情，是因为言语和行动不合乎最高的道理，却没有人敢于进谏，这是左右拾遗、补阙的过错。现在拾遗、补阙本是侍从之臣，却不能在陛下身边；职责是进献可行之事、纠正错误，却没有向上呈递封章。从此国家有举措不合时宜，拾遗、补阙不敢进谏；朝廷法令有不合道理之处，拾遗、补阙不敢进言。加上太平日久、天下统一，导致陛下以为太平是自己努力所得，使陛下凭功业自满；日久月深，渐渐形成了圣上的性情。左右只知取悦奉承，没有不是说这是圣明的谋略。因此陛下说出一句话，就一定有人说可以与商汤、周武王相比；做一件事，就一定有人说可以继承尧、舜。自从陛下继承大位到现在已经九年，四方虽然安宁，万国虽然平静，但是刑罚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水旱灾害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调理。陛下正想为百姓求福，报答上天的功德，在泰山举行祭祀，在上帝面前举行礼仪。人的谋划虽然成功，天意却没有顺从。宫禁中发生火灾，是上天将要使英明的君主警醒。诏令下达海内，于是把这件事公布给百姓。近臣听到陛下有所感悟的话，难道不感到恐惧警惕吗？谏官读到陛下忧劳勤政的诏令，谁不惶恐不安？臣之所以说过错在近臣、不在圣躬，罪过在谏官、不在陛下，就是这个缘故。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然而臣两次上疏，陛下却一条两条也没有采用。如今幸而上天启发圣心，神灵辅助皇运，使陛下感念并虚心等待犯颜直谏，专心寻求逆耳之言。因此臣再次倾尽愚诚，重申浅陋的见解。臣所说陛下有早晨下令、晚上更改的事情，试举一两件来说明：设置后不久便废止的，是农师；禁止却不严格执行的，是车服。臣所说陛下有舍近谋远的事情，也试举一两件来说明：宰相不能任用人才，却把任命之事交给郎官；近臣不专门承担责任，却要求县令、录事参军封奏章【县令、录事参军】。这样一来，奏章必然增多，听取采用也必然广泛。听取采用既然广泛，条文制度就必然繁多；条文制度既然繁多，依从执行的人就少；依从执行的人既然少了，也就是法令不能实行。法令不能实行，是因为谋划设计不恰当。请求今后凡是有人上奏陈述，希望陛下加以察看、审慎考虑，命大臣议论后再施行。臣下所说的称为封章，陛下施行了就成为法令。法令可以简明，不可使它繁杂；制度可以长久，不可屡屡改变。变化不定，是显露出思虑不精密；繁多难以遵循，是使人手足无措【奏章上呈后，皇帝赞许并采纳了】王禹偁【字元之，济州人。太宗朝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翰林学士兼通进银台封驳司，没多久被罢免。历任滁州、扬州、蕲州知州】《请各县严加守备疏》【当时濮州盗贼夜间进入城中，掠夺了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王禹偁听闻后上疏】

译按说，体察国事、治理四方，是君王保卫国家的制度。《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自从五代末年战乱离散以来，各自据守城垒，土地像豆子一样分裂、像瓜一样剖开，已经七十多年。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天下归于一家。当时议论的人却命令江淮各郡毁坏城墙，收缴兵器铠甲，撤除武备，这种情况持续了二十多年。读书人掌管州郡大地，只给二十名士卒；小郡再减五人，用来充当日常随从，名义上称为长吏，实际上和行旅之人没有区别。名义上是使郡城荡然如平地，虽然有尊崇京师、压抑郡县、强干弱枝的策略，但也并非得到了适中的办法。臣此前在滁州，遇到调发士兵、转运漕粮的事情，关城没有人守卫，只能用白直代替主事者负责开关城门。城池已经崩坏，铠甲兵器也不完整。等到调任维扬，那里号称重镇，却竟然与滁州没有区别。曾经拿出三十副铠甲给巡儆使臣，试着张弓、拉弩，十副中有四五副损坏；大概是因为不敢擅自修理，上下因循拖延，才到了这种地步。如今黄州城的城墙、器械、铠甲又不如滁阳，万一发生水旱灾害、盗贼突然作乱，即使想要防御，拿什么来抵挡呢？大概太祖削弱诸侯跋扈的势力，太宗杜绝僭伪者觊觎的心思，本来不得不这样做。但用一种办法来补救另一种办法，时间久了弊病就会产生；补救弊病的办法在于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应该迅速改变就要迅速改变，实在不能拘泥成法而不知变通。如今江淮各州有三大祸患：城池坍塌破坏，这是第一；兵器铠甲不完整，这是第二；军队没有接受训练，这是第三。濮州盗贼兴起，已经可以看出防守松懈。希望陛下特别下定决断，允许江淮各郡根据百姓户数的多少、城池大小，设置守捉军士，最多不超过五百人，并检阅训练弓箭刀剑；然后逐渐修葺城墙，修缮补足铠甲，这样郡国就有了抵御外侮的装备，长吏也可以免除遭受劫掠的忧虑【真宗赞许并采纳了】《长洲县治记》天下称赞善于治理县邑的人，往往把宓不齐列为首位；他用弹琴教化百姓，百姓不忍心欺骗他，人们说他得到了治理的关键。却不知道实行这种道理，不只取决于人的才能，也取决于时代。当时王室虽然衰微，但治理天下的根本还没有断绝；鲁国有《周礼》，单父怎么能说是乱国？有圣人作为老师，子贱当然应该施行正道。处在方圆百里的职位上，拥有诸侯的权力，社稷百姓，都由自己掌管。井田、车赋，可以公平调节轻重；刑罚、教令，可以协调宽严；遇到灾荒水旱，可以专门负责赈济抚恤；农时和民力，可以听任百姓休息。这样，就应当心中没有私念，自己生活节俭；辨别田地的肥沃和贫瘠，确定赋税的等级；对强暴者依法惩罚，对孝悌者按照礼制表彰；教化宽和以诱导百姓，法令严明以约束官吏。年成丰收就收取赋税，年岁饥荒就赈济百姓；农民有力量时也不强行征役，不合时令就不发动劳役。开设学校来启发他们，用礼乐来教导他们，使父子亲爱、兄弟友善、夫妻和睦；然后修整祭祀来奉事鬼神，实行赏赐来亲睦乡里，百姓自然安土重迁而不离散，和乐融融如同春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自然达到了这种境地。处在上位的人不弹琴，又何必等待呢？等到王道消亡，霸业极盛，大国吞并小国，强国攻打弱国，小小的子爵、男爵之国连宗庙也无法保全。所以《左传》说：“汉水以南的诸姬姓小国，楚国实际上把它们全部消灭了【城濮之战中栾贞子的话】。”又说：“楚国把陈国变成县【事情见《鲁宣公十一年》】。”这大概就是设置县的开始。秦国兼并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于是小国都成为县而隶属于郡。国家拥有郡，就像身体拥有手臂；郡对于县，就像手臂拥有手指。国家从郡取财物，郡从县取财物，县从百姓取财物，因此等于是手臂和手指抚养百姓，却拿来供奉自身。由此田地有苛暴的赋税，成年男子有固定的劳役；春天服役，到了夏天还不能休息；早晨下令，晚上就必须备办。小的过失就用考核降等惩罚，最大的过失就用刑法威慑。哪里只是正道不能实行，也将使自身遭受屈辱，最终使治理县邑的人只求得到俸禄、免受鞭打责骂罢了。古人感叹白费劳苦，赋诗让人归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假如子贱重新活过来，也将放下琴、弯下腰

译，奔走都来不及，何况施行正道呢？即使想不顾时代、不估量自己的力量，也仍然像竖起一根手指去支撑天柱一样，难道不是很难吗？这是时代使他如此。长洲这个名称，见于《吴都赋》。贞观年间，从吴县分出土地来设置长洲县，至今将近二百年，历任县令的姓名，县志中却缺失了。钱氏享国将近一百年，专门任用属吏，因此也没有办法知道。皇上继位第二年，汉南王归附我国，才开始设置官员来治理这里。袁仁首先任职，王禹偁接任。这里土地低洼积水，风俗轻浮；地里没有柔嫩的桑树，田野没有留存到来年的麦子；煮鱼吃稻米，穿葛布和草织的衣服；人没有廉耻节操，家家没有储蓄；喜好祭祀却不祭祀正神，沉溺于淫祀和佛教经典。学校的风气长期废弛，诗书的教化没有施行。兼并土地的人僭越而骄横，贫穷困顿的人受欺负而懒惰。田赋又重，民力非常空虚；租税徭役不能按期缴纳，流亡的人接连不断。有时一年没有丰收，堂上鞭打责罚的人满庭都是，连政务也无法整治了。甚至有买卖男女来敷衍塞责的，实在可悲。大概是由于隔绝了中原的政治教化，逐渐形成了小国的风气。如今圣人在上求治理，百官在下尽力，百姓的安泰，或许会逐渐实现吧？王禹偁并不是循良守成的人才，却来治理这样凋敝困苦的县邑，仍然沿用旧有制度，百姓怎么能仰赖他呢？到任第二年，正逢大丰收。在此以前，主管漕运的人把百姓每年的租税转运到别的郡，百姓长期苦于船运劳役，耗费修筑堰埭的费用。到这一年，才开始允许百姓在本属郡缴纳，按照方便百姓的原则办理，这也是稍有安定的萌芽。这一年，诉讼没有繁多，赋税征调也符合考核标准，于是汇集并考察百姓的疾苦，平心议论治理政体，把它们总合刊刻下来，保存于官府事务之中，等待贤能者加以施行，这就是所谓只能进言而不能实行的事情。陈靖【字道卿，莆田人，历任官职至左谏议大夫，平生多有建言谋划，尤其熟悉农事，曾把自己进谏的奏章汇集起来，题名为《劝农奏议录》】《劝农疏》先王想使百姓生活富足、粮食充足，没有比积累粮食、致力务农更重要的了。臣早年任计司判官时，每次有机会进见皇帝，都恭敬地听到圣上的训示，认为耕种农作是政治的根本。如果能够劝勉督促百姓耕种田地，使百姓安康、天下得到救济，那么盐铁、榷酤等事务就属于末节了。臣谨慎考察天下的土地，除江淮、浙右、陇、蜀、河东等地路途遥远，即使加以劝勉督促，也不能很快获得成效之外，其他地方都应当加以治理。况且古代强干弱枝的办法，必定先使内部富足充实。如今京畿周围二三州，方圆数千里，已经开垦的土地只有十分之二三，所收的税又十成中只有五六成。还有人隐藏在乡里而自称逃亡，放弃耕作而从事游荡懒惰。逃亡的人多了，赋税数额日益减少，国家用度不能充足，各种征敛摊派就无所不至了。游惰的人多了，土地的收益年年削减，百姓粮食不足，盗贼杀伤之事就无所不至了。这样又怎么能使百姓安康、风俗富足，达到土地平治、上天成就的境地呢？希望选择一位有深远见识和长远谋略的大臣，兼任大司农，掌管中央事务；又从郎官、属吏中选拔才智通达、能够安抚百姓、役使众人的人，作为副手在外执掌事务。从京城东西选择肥沃而尚未耕种的地方，申明劝农督耕的法令。臣又曾奉命出使四方，深切了解农田和百姓的利害。荒芜的土地一望无际，肥沃的土地白白废弃；臣又加以询问，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诏书屡次下达，允许百姓恢复旧业，免除他们的常规租税，放宽期限。然而乡县之间的骚扰尤其严重，每有一户百姓回来复业，就要刺探并报告其来由；早晨刚耕种一小块田地，晚上就被登记进差役名册。追捕、催问接踵而来。虽然表面上免除了常规租税，实际上对他们的损耗和困瘠没有补益。况且百姓流徙，起初是由于贫困，有的为了躲避私人债务，有的为了逃避公家税赋。既然逃亡了，乡里就查验他们的财产，甚至房屋、器物、桑树、枣树、木材，都要估计价值。乡官用这些财物来缴纳税赋，或者债主拿去偿还欠债，使百姓的生计荡然无存；他们回来也没有可以投奔的地方。由于这样漂泊动

译荡，他们断绝了回乡的念头；奸邪之心一旦萌发，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如果授予臣这个职务，希望能够把闲旷的土地交给臣，广泛招募游荡懒惰之人，诱导他们耕田挖井，不计算赋税，允许另外设置户籍图册，方便处理事务。根据百姓力量的强弱，察看田亩的贫瘠肥沃，平均分配土地并推行，不必烦扰督课，使他们不感到疲倦。逃亡百姓回来复业后，按照丁口授予田地；其中琐碎复杂的事情，一并交由大司农裁决。除耕田养蚕之外，还要督促他们多种杂木、蔬菜、果树，繁殖饲养羊、狗、鸡、猪。分给他们桑田，暗中仿照井田制度；营造住宅，使他们就近编入保伍。

译至于养活生者、安葬死者所需的物品，以及庆贺、吊丧、问候、馈赠所需的资财，也都让他们经营置办，并制定相应条文制度。等到三五年之间，生计建立起来，有家可以留恋，有土地可以怀念，就按照户数确定征收数额，依据田地缴纳税赋；把大司农新近附录的户籍与府中旧有的收税簿册合并计算。这样才是敦厚根本、教化百姓的宏大谋略【太宗看后很高兴，对宰相说：“朕思考着想要恢复古代正道，革除旧有弊俗，把百姓驱赶到田地里，使他们达到富足。前后上书谈论农田利害的很多，有的只知道末节而缺少根本，陈靖这篇奏章非常合乎道理，可以举而施行。”于是召他进见，予以奖赏和勉励，命他分条上奏。不久，三司认为这样会多方面耗费官钱，又担心水旱灾害使事情最终散失，于是搁置了此事】鲁宗道【字贯之，亳州谯人。真宗朝考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性情峻直，敢于进言。皇帝曾经亲自写在屋壁上说：“鲁宗道正直，嫉恶如仇而少有宽容，贵戚都畏惧他。”人们称他为“鱼头参政”，既因为他的姓，也说他像鱼头一样骨鲠】《请重视亲民官员疏》臣曾读近代的书，看到从唐末接连到五代，有时三四年，有时五六年，战乱离散、百姓涂炭，冤屈的呼号震动天地，杀戮血腥的气息几乎耗尽，平和之气与忧愁苦痛的声音相互冲击，百姓连求得片刻安息都没有。上天降下的灾祸既已悔改，至圣之君奋然兴起，所以太祖皇帝凭借神武和宏大的谋略平定天下，容易得如同翻手。太宗皇帝以极高的仁德善于继承，扩大疆域，成就光大伟业。陛下奉行并守护这些事业，勤勉地实行它们，伦理纲常因此有序。所以举行云亭泥检脽壤之礼，恭敬祭祀、拜谒太清真境，设馆进献玉皇大帝的尊号。至于陛下必定亲自听理政事，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把日夜勤劳当作安适，把生活简朴、长久安定当作快乐。自古以来君王的这些作为，只能记载在简策上；唯独亲民官员的政事最为切近百姓，却没有见到区别对待，那百姓怎么办呢？如今审官司按惯例任命一名知州，即使年老昏聩、见识浅陋，也没有办法由铨选机构推辞降等；平均任命一个县令，即使连豆麦都分辨不清，也没有办法拒绝斥退。如今把天下亲民官员按十分来计算，贪污财货、妨害政事却还没有依法处置的有三成；品行清浊混杂，善于玩弄真情假意，使上级明知却不能纠察举发的又占一成；昏暗懦弱，不能制服狡猾的属吏，不能审察法令，拘泥于外物而迟滞不决的又占一成；权贵游宦和亲属看风向加以庇护、不肯说话的又占一成。这样看来，能够清白自守、约束自己而宽待别人，不谄媚上级、不轻慢下属，勤勤恳恳为陛下办理民政的人，十人中还不到一二人。想让百姓安定，怎么可能呢？汉宣帝每次任命刺史、郡守和国相，一定亲自接见他们，考察他们所说的话，观察他们的才能高下。如今有时还不能这样。凡是任命知州、通判，以及京朝官任知县，等候三五人任命时，应当让大臣准备宴见的礼仪送他们上任；向他们询问政事，观察他们的应答；看他们的言辞气度，考核他们的善恶。对有才能的人加以奖励，对不才的人予以罢退。县令则选择台阁中有识人之才、声望素著的臣僚来主持选派；根据能力高下分别任用，恐怕对圣上的政事稍能得到合宜的安排。并且，审官司的任职，本来是宰相的职责，应当精心选择英明贤能的人来委任它，希望借此激浊扬清，逐渐得到良好的州牧和贤能的县宰，那么这就是百姓的大幸。臣不胜狂直，冒犯皇帝威严，惶恐待罪【奏疏上呈，真宗采纳了】孙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九经科及第，历任官职至礼部尚书，凭太子少傅致仕】《谏祭祀汾阴疏》【大中祥符初年，在左承天门得到天书，皇帝将要迎奉它，召宰相到崇政殿西廊相对。王旦等人说：“天降符命，实在是皇帝威德的应验。”都拜了两拜，称颂万岁。又召来询问孙奭，孙奭回答说：“臣愚昧，所听说的天有什么话呢？难道真有天书吗？”皇帝迎奉天书以后，大赦天下，改年号，把这件事公布天下，修筑玉清昭应宫。这一年，天书又降临泰山，皇帝认为自己亲自接受了符命，于是商议封禅，制作礼乐。王钦若、陈尧叟、丁谓、杜镐、陈彭年都依据经义在旁附和，因此天下争相谈论符瑞。大中祥符四年，又将要祭祀汾阴。当时发生大旱，京师附近各郡粮价飞涨，孙奭上疏】先王占卜出征之事，要经过五年；每年都要检验吉祥的征兆，征兆屡次应验才出行，不应验就增加修养德行，并重新占卜。陛下刚刚完成东封，又商议西行，这大概不是先王占卜五年、慎重出征的意思，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汾阴的后土祭祀，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过去汉武帝将要封禅，所以先封祭中岳、祭祀汾阴，开始巡幸郡县，随后才在泰山举行大礼。如今陛下已经登封泰山，又想巡幸汾阴，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古代的圆丘、方泽，是用来郊外祭祀天地的，如今的南郊、北郊就是。汉朝初年承袭秦制，只设置五畤来祭祀上天，却没有祭祀后土，所以汉武帝在汾阴设置祭祀。自汉元帝、成帝以来，听从公卿的建议，把汾阴的后土祭祀迁到北郊。后来的君王，大多不再祭祀汾阴。如今陛下已经建立北郊，却舍弃北郊而远道祭祀汾阴，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西汉建都雍地，距离汾阴很近；如今陛下要经过重重关隘，越过险阻，轻率地舍弃京师这个根本，却羡慕西汉的虚名，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河东是唐朝王业兴起的地方，唐朝又建都雍地，所以唐明皇有时巡幸河东，趁机祭祀后土。圣朝兴起的情形与唐朝不同，陛下却无缘无故想祭祀汾阴，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从前周宣王遇到灾害便心怀恐惧，所以诗人赞美他中兴，认为他是贤明的君主。近年以来，水灾旱灾接连发生，陛下应当谨慎自持、修养德行，以答复上天的谴责，怎么适宜顺从奸邪之人，远行劳苦百姓，整日游乐不止，忘记国家社稷的大计呢？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雷在二月惊蛰时开始发生，在八月停止鸣响，用来生养万物；如果失去时令，就会成为灾异。如今冬天发生震雷，灾异尤其严重，这是上天反复告诫陛下，陛下却反而还没有醒悟，大概是违背了天意，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百姓是神明的主人，所以圣王先使百姓成就，然后才致力于神明。如今国家的土木工程多年没有停止，水旱灾害接连到来，饥荒大多发生，却想劳苦百姓去侍奉神明，神明会享用这些祭祀吗？这是不可行的第八点。陛下坚持要这样做，不过是想仿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到之处刻石颂扬功德，以尊崇虚名、向后世夸示罢了。陛下天资圣明，应当仰慕二帝三王，为什么反而要沿袭汉、唐的虚名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九点。唐明皇习惯于承平日久，放纵地行不义之事，积累到最后导致祸败；如今议论的人却引用开元年间的旧事，认为那是盛大功业，竟想诱导陛下这样做，臣实在认为陛下不应采取这种做法，这是不可行的第十点。臣的话没有完全表达心意，如果陛下认为臣说得有可取之处，希望稍微赐予清问，使臣把自己的意见说完。《再次劝谏祭祀汾阴疏》【皇帝看了前一篇奏疏，派内侍皇甫继明前去询问，孙奭又上疏】

译陛下将要巡幸汾阴，但京师百姓人心不安，江淮百姓又困于征发，急需加以镇抚安定并怜悯保存他们。况且土木工程还没有停止，而抢劫的盗贼公然横行；外国正在整治军备，边境使者虽然到来，难道还能保证他们是真心的吗？从前陈胜从戍卒中起兵，黄巢从严重饥荒中出现；隋炀帝勤于经营远方，唐高祖便在晋阳起兵；晋少主被小人迷惑【出帝石重贵】，耶律德光便长驱进入中原【辽太宗】。陛下俯首听从奸佞，远远抛弃京师，经过连年饥荒的废墟，修治长期荒废、违背经典的祠庙；不考虑百姓疲惫，不体恤边境祸患，怎么知道今天的戍卒中不会有陈胜，饥民中不会有黄巢，英雄豪杰不会在身边窥伺，外敌不会在边境寻找可乘之机呢？先帝曾经常常议论封禅，敬畏天灾，不久便下诏停止【太宗雍熙元年，群臣三次上表请求封禅，皇帝下诏说当年十一月将在泰山举行大礼，不久因乾元、文明二殿发生火灾，下诏停止此事】。如今奸臣却赞成陛下大力举行东封，认为这是继承并完成先帝的遗志。先帝曾经想向北平定幽朔，向西攻取李继迁；大功尚未完成，便交付给陛下。群臣却从来没有献出一个谋略、提出一条策略来辅佐陛下继承先帝遗志，反而只知用卑下的言辞、厚重的财物向契丹求和，压缩国土、以爵位笼络，姑息李继迁；竟不思考君主受辱臣子应当以死相报是应当警戒的事情，欺骗下属、蒙蔽君上是应当羞耻的事情。他们编造祥瑞，假托鬼神；刚完成东封，便商议西行，轻率地使车驾劳顿，徒然伤害饥民，希望平安往返、没有发生事情，便说成建立了大功。这是陛下把祖宗艰难创立的基业，当作奸邪之徒侥幸取利的资本，所以臣长叹痛哭。天地神祇聪明正直，行善就降下各种祥瑞，行恶就降下各种灾祸；没有听说只办理笾豆、簠簋等祭祀器物就能求得福祥。《春秋》传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听取百姓的意见；国家将要灭亡，就听信神明【鲁庄公三十二年虢国史嚚的话】。”愚臣不敢妄加议论，只希望陛下最终裁决选择【孙奭又说，古代五年一次巡狩，是国家的大事，并不是一定要有紫气黄云之后才登封泰山，有嘉禾异草之后才巡行四方。如今野外出现雕、山中出现鹿，各郡国争相上奏；秋天干旱、冬天打雷，群臣却一概道贺，退朝后腹中非议、暗自讥笑的人比比皆是。谁说上天可以欺骗，百姓可以愚弄，后世可以蒙蔽呢？人情已经如此，所造成的损害不可谓不大，唯愿陛下深切鉴察其中的虚妄】

译《论天书》【天禧年间，朱能未能献上所谓干祐天书，孙奭上疏。不久，朱能果然败露】臣私下看见朱能，是奸邪险诈的小人，妄言祥瑞，陛下却尊崇信任他，屈尊亲自迎拜，把天书带回秘殿供奉安置。上至朝廷，下到民间，没有不痛心疾首、反唇相讥、暗中非议的，只是没有人敢说出来。从前汉朝的文成将军少翁用帛书喂牛，假称牛腹中有奇书，杀牛查看后取出帛书；天子认出是他的手迹，后来又有五利将军妄说方术很多但没有应验，两人都因罪被诛杀。先帝时有侯莫陈利用，凭方术突然得到宠信任用【侯莫陈是姓，利用是名，擅长幻术，太宗召见试验后，授予殿直之职】，一天之内就揭发了他的奸诈，在郑州将他诛杀。汉武帝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先帝可以说是英明果断。唐明皇得到灵宝符、上清护国经、宝券等物，都是王鉷、田同秀等人制造的；唐明皇不能公开诛杀他们，又被邪说所恐惧，自以为德行确实感动上天，神明一定会赐福给自己。老君是圣人，假如确实降下言语，固然应当不虚妄；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皇帝车驾流离，两京倾覆，四海沸腾，难道天下太平吗？唐明皇虽然仅仅得以回到宫阙，又被李辅国劫持迁徙，最终因饥饿而死，难道真是圣寿无疆、能够长生久视吗？以唐明皇的英明睿智，祸患却纷纷降临，他竟然没有察觉，实在是因为在位时间已经很久，骄傲自高形成了习惯，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认为劝谏不值得听取；内心习惯于平常安逸的生活，耳朵听惯了引导奉承的话；在内被宠妃近幸迷惑，在外任用奸邪之人；曲意侍奉鬼神，过分尊崇妖妄之说。大臣尸位素餐，只知迎合；正直之士畏惧威势而缄默不言。既然被旁门左道迷惑，就扰乱了正当的经常之道；民心因此离散，变乱仓促间发生。到了这个时候，老君难道肯亲自统率军队吗？那些宝符又怎么能够排除祸难呢？如今朱能所做的事情，或许就与此相似。愿陛下思考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效法先帝的英明果断，以唐明皇招致祸患为鉴，希望灾害不发生，祸乱不兴起。尹洙【字师鲁，河南人，考中进士，历任右司谏、渭州知州，兼任泾原路经略公事，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调任均州监酒税。尹洙博学而有见识气度，尤其精通《春秋》。自从元昊不向朝廷臣服，尹洙曾经身在军中，所以对西部边事尤其熟悉】《谏时政疏》汉文帝是德行盛大的君主，贾谊议论当时的形势，尚且说局势值得痛哭。汉武帝用武力控制四夷，以加强君主威势，徐乐、严安还拿陈胜使秦朝灭亡、六卿篡夺晋国来加以警戒。汉文帝、汉武帝不忌讳谈论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够保有天下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盗贼兴起，有人把反叛的情况报告上去，秦二世发怒，把报告者交给司法官；有人说应当追捕，秦二世反而说如今盗贼已经全部不足忧虑，于是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兴起，左右近臣都隐瞒贼寇的数量，不如实上报；有人说盗贼多，就常常受到责问。秦二世、隋炀帝都忌讳谈论危乱灭亡，所以秦、隋的宗庙社稷几年之间就成了废墟。陛下看今天天下的治理，比得上汉文帝吗？以威势控制四夷，比得上汉武帝吗？国家以仁德为根本，陛下孝顺慈爱、爱护百姓，确实远远超过秦、隋了。至于西边有不臣服的敌人，北边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乡里的盗贼那样的势力。在这个时候，陛下应当早晚忧惧，思考如何应对事变、堵塞祸患的源头。陛下延请询问边疆事务，容纳正直言论；前代君主勤劳宽大，没有谁能远远超过陛下。然而臣没有听说陛下以宗庙为忧、以危亡为惧，这正是微臣内心感愤而不能停止的原因。为什么呢？如今命令屡屡更改，恩宠过分泛滥，赏赐没有节制，这三件事应当警戒、谨慎，都取决于陛下的施行，并不存在难以改变的形势；但因循不改，弊病日益严重。臣认为陛下不以宗庙为忧、不以危亡为惧，就是因为这些。命令，是君主用来取信于臣下的。从前民间听到朝廷下达一项命令，都肃然注视。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家私下议论，认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是命令在臣下心中日益轻薄。命令轻薄，朝廷就不受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献上忠诚谋略的，陛下一开始非常听取，后来又有一个人阻止它，您的心意就改变了。进忠言的人因为得到采纳而相信自己的意见，却不能始终坚持，便很自我贬抑地认为自己的谋略没有用处；这就是命令屡屡更改的弊病。爵位和赏赐，是陛下掌握的权柄。近来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有的通过关系求取恩泽，从宫中降下的诏令称为内降。臣听说唐朝政事衰败时，有时太后专权，有时妃嫔、公主擅自干预朝政，树立恩私党羽，名为斜封。如今陛下的威权都出自自身，外戚、内臣中贤能有才的，应当与大臣共同议论后提拔，何必要沿袭斜封的弊病呢？况且如果使大臣也听从内降，就会破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听从，就会损害陛下施行德政的美意。败坏纲纪，是忠臣所不忍做的；损害德政，就会使君上的威势和权柄减轻，而且公正无私、不阿附权贵，正是朝廷用来要求大臣的标准。如今却因为自己的私下亲昵关系而加以阻挠，还想责备大臣不够无私，那就困难了。这就是恩宠过度泛滥的弊病。赏赐，是国家用来劝勉功劳的。近年来，嫔妃、伶官、太医一类人得到的赏赐过于丰厚，民间传说，内府的金帛都是祖宗历朝积聚下来的，陛下使用它们并不十分爱惜，如今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这些疏远的人确实无法知道内府财富究竟充足还是匮乏，但只看见向百姓征取的东西一天比一天繁多，就知道公帑中积蓄并不丰厚。我也知道国家自从在西部长期驻兵以来，用度逐渐增多，府库的积蓄未必全都耗费在赏赐上；然而百姓不可能挨家挨户都弄清楚，只看见陛下的作为所造成的影响罢了。往年听说边将王珪因为奋力作战而获得黄金赏赐，人们无不心悦诚服；有时看见优伶所得赏赐过于丰厚，往往就愤怒叹息。人情不可不察，这是赏赐没有节制的弊病。我所谈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同知道的，只因近臣阿谀奉承而不肯进言，才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如今朝政日益败坏，而陛下还没有醒悟；人心日益危险，而陛下还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整顿内政，以此端正外部事务，然后忠诚的谋议逐渐进用，纲纪逐渐振作，国家的财用逐渐充足，士人的志气逐渐奋发，边境的祸患或许就可以平息了。请陛下深察秦、隋两朝厌恶听取忠言而灭亡的原因，远法汉主不忌讳谈论危乱而得以保存的做法，使盛德日日更新，与百姓重新开始，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苏舜钦，字子美，因为父亲的恩荫任荥阳县尉，因而到登闻鼓院，上疏极力陈说时政的得失；考中进士后，范仲淹推荐他的才干，任集贤校理，监督进奏院，后来因事获罪而被除名。《玉清宫灾上疏》。仁宗天圣七年六月，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此宫是眞宗所建，用来供奉安置历代圣帝的御容。舜钦当时任荥阳县尉，便上疏进言。

译臣观察今年从春天到夏天，连绵阴雨、阴暗昏晦从未稍有停止，遭受灾害的农田几乎达到十分之九。臣认为，这是任用官员失当、政令过错太多、赏罚不合适所招致的。上天降下灾害，是想使陛下醒悟，大臣们却把罪过归到刑狱过滥上。陛下听信了他们的话，所以大赦天下，以为这样就可以禳除灾害。这样一来，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却想借此符合天意。古代通过审断积滞的诉讼来调和平息水旱灾害，从没有听说用赦免来处理的。因此大赦颁下以后，阴云阴霾直到现在仍未消散。前代史书说：阴气积聚便产生阳气，阳气产生，火灾就会显现。火灾乘着夏季的气候，在玉清宫爆发，雷雨交杂而下，烈焰四面燃起，高楼重阁顷刻之间便全部烧尽。这不是因为轻视防火，而是上天在垂示警戒。陛下应当降服、减少膳食，避居正寝之外，责备自身、归罪自己，下诏表示哀痛，停止不必要的营造，救济失职而受害的百姓，考察辅弼大臣以及左右近臣中那些无益于国家体制的人，将他们罢免；把暗中玩弄权威的人赶走；反省政令刑法的过失，采纳平民的意见，这样或许可以把灾害变成福祉。十天之内，却没有听说这样做，反而将要计算工役，谋划修复宫殿。京城百姓听到这件事后惊骇疑惑，聚集在一起喧哗议论，都说不合适，全都说：章圣皇帝勤俭了十多年，天下富足，府库财物充盈，于是才建造了这座宫殿。等到工程完成，天下财力已经空虚。陛下即位还不到十年，却多次遭遇水旱灾害，虽然征收的赋税有所减少，百姓仍然困苦贫乏。如果大规模兴建工程、采伐木材，那么费用将无法知道究竟会达到何种限度；财力在内部耗竭，百姓在下面劳苦，内里耗费、下民劳苦，凭什么治理国家？何况已经违背天灾所显示的警告，这是想同上天争胜而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违逆上天是不祥之事，连自身安处都难以承受，还想祈求厚重的福赐，难道能够得到吗？如今替陛下谋划，不如招纳贤能之士，斥退奸佞之人，修养德行，勤勉地达到大治，使百姓衣食充足而赋税宽减，这样才可以答谢天意、安定民情。贤明的君主看见灾变就修明治道，除去凶恶，治理乱世而不使乱象显现，上天就不会谴责告诫。如今幸而上天显现了这样的灾变，正是陛下修养自身的时机，怎么可以忽视呢？过去汉宣帝在即位三年时，茂陵的白鹤馆发生火灾，诏书说：‘从前水灾降临到孝武皇帝的园林宫馆，我战栗恐惧，不只是灾变的罪过在我自身，群臣有关部门又不肯极力陈说我的过失，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我将凭什么醒悟呢？’茂陵比不上上都，白鹤馆远不如这座宫殿；汉宣帝尚且下诏四方寻求自己的过失，由此可知帝王忧虑危局、思考治道，是如此急切。臣又考察《五行志》：贤人与奸佞分别清楚，任用官员有次序，一切遵循旧有章法，礼遇重视功勋，火就能保持正常的属性。有的信奉正道不坚定，有的炫耀虚伪，进谗言的人兴盛，邪恶压倒正直，火就失去正常的属性。从上天降下灾异，直到火势泛滥、无端燃起，焚烧宗庙，烧毁宫室，即使出动军队，也不能挽救。鲁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成公听信三桓子孙的谗言、驱逐宣公旧臣的应验【成公听从季文子的意见，驱逐了宣公的臣子公孙归父】。襄公九年春天，宋国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宋公听信谗言、驱逐大夫华弱，导致华弱逃奔鲁国的应验。如今宫殿发生火灾，难道也有这样的原因吗【当时旧臣晏殊、曹利用等先后被罢免，所以舜钦借此加以讽谏】？希望陛下静默自省，并追究改正这些问题，停止重建宫殿的劳役，遵循前代的办法，这是天下的幸运【七月，诏令天下玉清昭应宫不再修缮，把灾后剩下的长生、崇福两座小殿改作万寿观】。宋祁，字子京，安陆人。天圣初年，与兄长宋庠一同考中进士，号称“二宋”。历任官职至工部尚书，授任翰林学士。去世后，谥号景文。《论灾异疏》。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灾祸屡次出现，依照相应类别寄托显现，灾异的占验彼此相同。天本来应当按照法则运行而尊贵，却出现星辰离散、流动、迫近等变化；大地本应安定坚固而宁静，却出现都城和国土震动的征兆。陛下奉行郊祀，年岁丰收、月份清吉，本应防备并承受福祐，反而招致很大的灾异，这是为什么呢？莫非是事情有招致奸邪的地方，法令有可乘的漏洞吗？上天对于宋室，反复殷切地存有顾念，预先察觉征兆、提前思虑，以此启发圣心，是希望陛下依据《易》理处理困难，顺着细微的警戒显明大事，奋发振扬刚健的德性，牢牢掌握君主的威权，在祸患尚未萌发时便消除，以光大伟业。臣恭敬地阅读前代史书《五行志》，用来验证今日的情形；灾威屡次加重，谴责屡次降临，不可不察。至于群星流散，是百姓流离失所的象征；月亮运行到黄道，州邑发生地震，边境守军窥伺空隙，臣下专擅放纵，后妃将要强盛，年成将要歉收的征兆。去年火灾焚毁兴国寺的佛塔，并蔓延烧到艺祖神御殿，后来盗贼毁坏宗庙，两次叩击礼器，这表示神明不再显灵感应。自古以来灾异发生，远则相隔数十年，近则相隔三四年，随其方位便有相应，大体没有一次落空。陛下为什么不暂且澄清思虑，推究它们发生的根由？如今典章刑法已经完备，上下和睦，而臣偏偏谈论危急之事，一定很难取得信任。陛下姑且这样想一想：假如发生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应当用什么策略来巩固安定？假如发生饥荒和空乏，应当用什么办法赈济救助？如果边境出现可乘之隙，可以任用的将领将会是谁？假如让那些可以防范的专擅奸邪之人出现，究竟有多少？灾异没有应验，是国家的福气；如果果真应验，那么陛下应对它们的谋虑，难道不应当预先具备、掌握在手中吗？臣听说，君主把掌握权柄看得最重要，臣下把奉行君命看作恭敬；权柄一旦舍弃，尊贵者反而会变得轻弱；君命一旦被臣下窃取，所谓恭敬者反而会更加僭越。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牢记爵禄赏赐的典制和刑罚权力，即使阅读群臣的意见，也应由圣心作最后决断，不要把权柄委托、放任或借给别人，以免给贵近之臣打开相互牵制、谋求私利的门路。至于后宫亲戚请求恩宠、乞求赏赐的人，日日月月都不会缺少，陛下应当坚决拒绝，不予听从，以显示最公正的态度。内宫的黄门、给事以及侍奉左右的人，也应当多次加以训诫，使他们明白思虑和行动不可超出自己的职分。这些都是扶助阳刚、抑制阴邪的方法。臣听说，大禹是三王中最杰出的人，遇到罪过便归咎自身、引罪自责；周宣王是成周的贤主，遇到祸患便侧身忧惧，所以能够感动彻达神明，使神明收回威怒，把凶恶的气息转化为和谐太平，把已经衰败的局面转化为中兴。陛下对古今事理看得极其明白熟悉，如今灾变日益明显，内外都已突然听闻，而诏书中看不到自责的询问，也没有留下思考祸患的谋议；把上天遥远的警戒置之不理，空虚而没有答复，时日月月过去，群臣都沉默不言。近来只是一味召请僧道，早晨斋戒、晚上诵经，修习不合常经的小祭祀，想堵塞令人恐惧的大灾变；人尚且不会相信，上天怎么可能欺骗得了呢？臣实在愚昧，私下恐怕这样只是在消灾压祸的表面功夫之间，并不是正确的谋划。希望陛下不要因为灾异尚未应验，就于是安然自得；不要因为年年屡次丰收，便忘记荒年饥馑。普遍诏令百官，各自贡献心中所想。这样或许能使天下的条理清楚明白，提前有所察见。唯愿陛下留心审阅。

译张方平，字安道，南京人。仁宗朝，宋绶、蔡齐举荐他为茂才异等。历任官职至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后来以太子少师之职退休。他慷慨而有气节，告老以后，议论政事更加切直，至于用兵、兴起狱讼等事，尤其反复进言。《条制资荫敕》。《周礼》中的大司乐掌管学校政务，用六艺教育国子。汉代制度由光禄勋掌管任子名籍，用四种品行考察三署郎官。如今选拔官员，本来可以出自世代显贵的家族，但进行考察评议时，必须归于才俊贤良。如今的恩荫法，是以古代典制为法则；只是因循日久，逐渐滋长蔓延，幸进者增多，弊病也随之产生。立法宽松泛滥的弊端兴起，推恩过度，而且恩赏延及后世子孙，实在不应当连疏远的宗族也一并照顾。任用官员只看是否合适，哪里还取用童稚？至于仕进的阶梯，又没有教育培养的科条。他们居家时，不能修葺墙屋；耕田时，不能划定田界；处世时，没有充裕的立身之道；出仕时，也不熟悉从政的方略。观察显贵仕途，真正优秀的人很少，旧族子弟如此，是因为上面朝廷的法制没有建立，下面父兄的训诫教义也没有得到实行。因此让宰司详细制定法令，使嫡长子先行登记，以此笃定继承人的体制；旁支子弟限定年龄，以此表明入仕的重要性。设置考核才艺的标准，激励他们向学；制定考察品行的条款，勉励他们遵循践行。前代史书不是说过吗：爵禄是天下的磨刀石，是君主用来砥砺世俗、磨炼庸钝之人的工具。这些制度正可以实际运用。这样或许职位上会有称职的人才，朝廷中会有许多有益于救世的美才。不只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为臣下建立家业。你们这些群臣，都应当体会我的这个意思。《论屯田》。臣听说古代军队服役不超过时限，没有远征和长期戍守的劳苦，也没有长期驻军转运粮饷的费用，所以三代之时没有屯田的事情。到了秦、汉，致力于扩大疆域，使中原疲惫困弊，对外又要应付胡貊。魏氏以后，吴、蜀鼎立；永嘉年间晋室东迁，于是形成南北对峙，天下分裂解体，彼此互相鄙视，各自划分疆界、占据地域，分别设置戍守。努力耕作的农夫少有披甲作战的士兵，战争长期持续，兵势没有解除，屯田的好处便兴起了。汉昭帝开始调集善于战斗和射箭的士卒，在张掖设置屯田；赵充国后来攻打先零羌，在浩亹留下军队屯田【金城郡的地名】。浩读作“告”，亹读作“门”。魏武帝经营谋划四方，取用济、许、颍一带的积蓄。晋朝南征吴国，依靠江淮地区的储粮供给。唐太宗平定天下以后，想分散兵权、节省国家费用，于是沿用隋朝制度，在交通要冲设置府，在空闲土地上设置屯田。三时从事农业，一时讲习武艺；平时有守卫城池的功劳，粮食也能自行满足；一旦行动，则有征调名册可供使用，军事事务不会废弛。到了唐明皇时，他仗恃海防安定，宁愿承受国力全盛时期的状态，府兵逐渐耗散，田地荒芜不耕，后来又停止折冲府，设立武士名册，于是废除了丁兵制度而有了正式的常备兵。受宠的将领和骄横的士卒坐享其成、侵耗财物，府库空竭，财用不足；而那些凭借商业牟利、残酷搜刮的大臣千方百计征取财物，使百姓困苦疲惫，逐渐走向危乱。范阳发动祸乱，战争日益相接。代宗、德宗专门采用姑息办法，各地节度使徒然兼有营田的名义，承担防守的士兵却蹲坐着等待粮食。到了宪宗时，有司上报《元和国计簿》【李吉甫所撰】，核算天下兵农的数量，大体上是两户供养一名士卒，民力凋敝，由此就可以知道。天下兵农所从事的事业，于是分离而不再恢复。如今国家的事务，没有比养兵更大的了；议论者有人提出屯田的策略，虽然还不能完全掌握其中的纲要、明确辨析它的利益和实际效果，但有人却妄自提出异说，破坏它的开端和头绪，臣因此特意替它申明防护，以阐明这一主张。有人说：聚集军队在边境，战守相持，留下军队就会粮草不足，解散军队则敌寇祸患尚未平息，所以才一边耕作一边防守，后来才有屯田的事情；没有听说太平时期在内地兴办屯田的。臣回答说：从前枣祗在建安年间提出的办法，屯田地点就靠近都城地区【建安元年，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提出的建议，招募百姓在许下屯田】；邓艾在正始年间提出的谋划，地点靠近陈、项【魏正始年间，邓艾任尚书郎，巡视陈、项以东直到寿春一带，建议开渠引水灌溉田地】；晋代荀羡兴办石鳖的利益，把屯田区域

译分布在东阳【穆帝升平初年，荀羡任北部都尉，镇守下邳】。在东阳的石鳖屯田，石鳖是地名，位于临淮郡；齐代嵇晔设置怀义屯，就在河内【孝昭帝皇建年间，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在河内设置怀义等屯田，以供给河南的费用，节省转运劳苦】；唐代府兵就地耕田，天下各处都能看到。后来上元年间，又凭借洪泽、芍陂的富饶【肃宗时，在楚州古射阳湖设置洪泽屯，在寿州设置芍陂屯】，大大充实了国家财用。我朝承袭唐代，汝、河朔各郡都有农田事务，这本来就不是非要等到边境才设置屯田。如今淮阳、许昌、汝南一带，人口稀少、土地空旷，地力没有充分利用，又紧密连接京畿，便于漕运和征发。即使京城内部的禁军轮流出来就食，往返只需十天，也不会废弃防卫。此外，从东平、钜野直到彭城，大多有闲置田地，民力又不足；黄河决口处沉积的泥沙，都可以变成肥沃田野。每年的收入，向东从济水、汶水漕运，再向北回转，可以到达河北东部；向西进入广利渠，可以到达太仓；曹南、陶丘可以用来储积粮食。设置屯田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便利的。江淮地区人口稠密而土地狭窄，田地没有休耕轮作的余地【古代有一易、再易之田】，怎么能够布置屯田？况且国家每年漕运东南的粮食，估算运输费用已经是粮食价值的两倍，这样谋划实在迂远。有人说：唐代以前，士兵和百姓从事相同的产业，本来就是从农民中调取，所以能够承担农事；如今的军士都是市井中的强横狡猾之徒，是离开本业、懒惰游荡、直到无处容身才进入军籍的人，而且他们骄纵已久，官府只是低声下气地抚养安抚，没有人敢违背他们的心意，这样的人可以让他们冒着寒冷耕作、顶着暑热除草吗？臣回答说：从前从事屯田的人，大多就在军队之中，卸下铠甲兵器便拿起农具，放下农具又拿起武器；出征时服役，入营时劳作，没有人对此感到怨恨，只看统帅如何使用他们罢了。何况四方没有战事，边疆没有劳役，衣食充足、起居有时，安置家室、守护妻子儿女，让他们奔赴田亩，各自依靠劳动取得食物，又有什么不足呢？汉代的屯田，征用的是获罪后减免刑罚的人；曹氏的屯田，招募的是百姓；晋代的屯田，设置的是营中士卒；后魏的屯田，借用的是民力；唐代的屯田，使用的是府兵。或用士兵，或用百姓，只看需要使用什么人。如今天下流动无业、依附豪强之家作为佃客的人，只能取得很少的收益，缴纳大半的收成，是因为没有办法自营产业。假如用优厚的制度招徕他们，以利益诱导，放宽赋税收入，免除其他徭役，那么愿意参加屯田的人，一定会背负儿女前来。为他们设置典农官，专门掌管耕作之事；功劳和劳绩的报酬赏赐，制定法令后必须确实兑现；并趁冬季农闲挑选其中强健精锐的人，教他们角力射箭，奖赏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古代借农事寄托军令，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办法。这样招募屯田的农夫，就能得到屯田的士兵；平时是耕种的人，使用时是作战骑兵，不穿用府库的绢帛，不吃官府的粮食。这样，骄横的士卒可以遣散，屯仓的节省和增益也可以期待。即使发生荒年、水灾、旱灾等变化，军队也不会缺少储备，百姓也不会增加额外横征。建立屯田的好处，实在是很广大的。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参知政事，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岐国公。《赐吴奎免恩命，不允诏》。天子统治天下万国，设置各级百官，使他们敬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何况是左右近臣，早晚承受并辅佐君主治理天下，我岂敢不郑重对待？你能够勤勉地施展自己的谋略，因此命令你谋划治理政事。你却三次陈说不能接受我的任命的理由。我想起有虞氏时代，群臣都互相谦让，也没有人安心居于自己的职位，最终有虞氏还是告诫他们说：‘好，就这样，你去吧！’你没有远远听闻前代贤人的事迹，就应当遵循这些训诫而取其中正。啊！谨慎你的行为，不要倚仗自身，不这样就不能获得美善的信誉。《戒谕夏国主诏》。

译你的祖先能够拥有西土，世代做汉朝的藩屏辅臣；如今你却没有继承前人的功业，竟擅自署写尊贵的爵号，带着礼物来朝贡，边境官吏拒绝接受并遣返回去，你又在境上停留，以至于赶不上入朝觐见的日期。等到朕亲自拆阅你的贡表，才知道你竟僭越朕所授予的王命，果然如传闻所说。朕怀疑这是因为你们风俗僭越久远，不通晓朝廷的礼仪；即便如此，背弃信用、轻慢常法，在道义上也不能长久。你务必要思念先世的约定，用它来保全安抚这里的百姓，不要忽视这件事，以免触犯我国家的刑罚。今后所派遣的使人，不得再僭越仿拟王爵。赐皇长子淮阳郡王免除恩命，不准许的批答。从前我的祖宗承受上天的命运，实在经历了艰难！他们能够端正皇家的谋略，大大成就功业，把无边的福泽留给我的子孙。如今朕继承了祖宗的事业，只想考察古制，在国家中册立你这个元子。到了季秋辛亥日，群公百官没有谁不在朝廷上恭敬听从朕的话。你却陈说自己德行才干不够，想把这个职位让给一两个弟弟中的贤者。我听说：‘树立仁爱，首先要亲爱亲属；树立敬意，首先要尊敬长者。’难道能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偏私吗？你只管前去吧！还要遵行这一命令，不得违背。赐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国公，免除恩命，不准许。批答。建立亲王藩国，是为了辅助王室。古代亲王都世袭封爵，近代有时另行赐给封邑。这样既没有承袭烈祖的封爵，也失去了宗庙祭祀的传承。因此朕推举近亲中年长的人，使贤能者修行先王旧有的礼法，以扩大子孙不断绝的次序，使宗庙社稷获得无穷的福祉。恰好朕看到了你的奏章，文辞过分表现出谦退之意，应当体会亲爱亲属的心意，用来光大世世相继的谋划。《赐韩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朕登临路寝之上，曾经俯视八方，遥遥产生了沟通神明的志愿。到了季秋举行宗祈，既祭祀上帝，也祭祀文考。起初朕斋戒精心，亲自临坛献祭，还担心自己不能胜任。等到看见簠、樽陈设在堂上，钟、石排列在庭中，至于神灵上下升降的礼数，以及九州四海所进献的美物，无不齐备整饬。啊！礼仪是多么盛大啊！如果不是你这位元宰大臣，谁能总领裁定这些事务？所以已经颁下的制度，应当在百官之中首先施行；这也是皇天降下美好命令给我皇家，并非朕个人所敢专有。如今你上表坚决辞免，难道是要顾念此举而废弃朕施恩的办法吗？任命富弼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任武寜军节度使，兼判河南府，兼管西京留守司事务，仍赐功臣称号。制书【熙宁二年】。三台居于中央，裁定万物化育的规律；四岳总领四方，治理繁多的黎民。正如山河经纬九州，又如股肱护卫同一个身体。在出仕与退处之间，朕对你没有任何疑虑。具备相应官职的富弼，重新贯通本源，践行中道而不懈怠，学问接近圣人而独自达到高深境界。他能认识到造物尚未显形的规律，尊贵的名望在三朝中兴起；盛大的德行成为百官的仪表，乡里征召之后又从屏藩之地被召回，使他进入宰司辅佐国政。任职的时间还很短，为什么忧患却没有终止？还没有来得及办理治理国家的事务，便急忙陈说退避职位的辞章。诏书虽然屡次下达，却不能改变你的意志；你退还奏章，奏章却又再次送来。朕忧伤地自我思量，感叹竟不能胜过你的请求。既然怜惜你治理政事的劳苦，几乎就要听任你实现归隐闲适的私愿，于是建立徐州节度使的职位来镇守东郊，让你守护洛阳的符节以保卫西都。仍保留你位居宰辅的尊贵，又优待你年高退休的身份。唉！不居成功之地，是专门畏惧老氏所说的荣名。愿你返回后获得大吉，这正合乎《羲经》履卦上九爻所说的履道终点【《易·履·上九》：“看着所走的道路，考察吉祥征兆，最终获得大吉”】。即使不能同朕一起共事，也会自行保全并享有你的福气。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仁宗朝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端明殿学士，任杭州知州。《论增加设置谏官》。臣恭敬地看到，朝廷选用王素、余靖、欧阳修等人，增加谏官的编制。这三个人都是卓然独立的士人，过去因为直言触犯权臣，被排斥已有很久；如今一天之内一同任命，世人无论贤愚，众口一词地庆贺，都说这是陛下特别作出的英明决断，提拔任用而毫不疑虑。大概陛下深切忧虑政教没有振兴，赏罚没有明确，群臣的邪正没有分辨，四方的利害没有查究，所以增加负责耳目的官员来拓宽言路，这是陛下为社稷和百姓所作的长远大计。臣私下思考，任用谏官并不难，难的是采用谏言。像王素、余靖、欧阳修这样忠诚而刚正、声望和信誉为人所信服的人，又知道陛下奖拔他们的知遇之恩，一定能够规谏过失、献上明智谋略、揭发邪曲、打击权幸，思考报答效劳的办法。然而邪恶之人憎恨他们，一定会找出抵制他们的说法，无非是说某人喜好名声、喜好进取、揭扬君主过失。有人提出这种说法，正是邪恶之人想蒙蔽天听，不能不察觉。臣请替陛下陈说：忠臣总是努力竭尽自己的心力，事情有必须切直进言的地方，就极力论说，哪里会顾及名声呢？如果因为躲避“好名”的毁谤而什么都不陈说、不施行，那么木头石头般的人都可以充数，何必劳烦陛下如此慎重地选拔人才？何况名声，是圣人用来激励世俗、区分善恶的东西，怎么可以废弃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即使行善接近于求取名声，陛下也可以试着想一想：如今远离权势利益、以敦厚清白的品行来接近名声的人，又有几位呢？前代谏臣之所以艰难，是因为遇到昏暗的时代，向上触犯君主威严，旁边又触犯权势要害，鼎镬就在身旁，斧钺就在眼前，连死亡也不推辞，怎么会是好进取的人呢？大概近来谏官升迁任用太快，所以世人能够说他们好进取。如今谏官既然有尽忠补救过失的功效，陛下只要长期不让他们升迁，使这些人果真忠诚而且有义，即使死在这个官职上，也没有遗憾。凡是进谏争辩的大臣，大概就是掌管指出过失的人；事情缓慢时便秘密上疏，事情紧急时便公开直言，期望一定把事情纠正。如果君主听从并实行，这恰好彰显了听从谏言的美德，怎么能说这是揭扬君主的过失呢？然而谏官中也有喜好名声、喜好进取、揭扬君主过失的人。他们不同于善于进谏的谏臣：遇到难以开口的事情，就沉默不言；专挑自己没有把握、没有切实关系的事情来说；即使意见没有实行，也不再继续进谏，退下来却说‘那件事我曾经说过了’，这可以说是好名。对一切都含糊沉默，毫无羞耻惭愧，只是按照资历次序一步步升到显贵职位，这可以说是好进取。凡是君主有过失，谏官最接近而且最能秘密进言；如果不把话全部说出，君主又从哪里知道并加以改变呢？把这种事情传给当代，流传到后世，最终使人把它当作君主的过失，这才可以说是揭扬君主的过失。臣前面所论说的，正是忠臣与投机取巧者的区别，希望陛下赐予省察阅览。如今陛下出于圣明的思虑亲自提拔谏官，必定应当亲自主持此事。如果有人陈述的意见合乎事理、恰当合理，就请赐予施行，不要让天下人说朝廷只有喜好听谏的名声，却没有喜好听谏的实际。即使他们的言论有揭发和切直之处，也希望陛下宽容优待，不要因为奸邪之人的谗言离间而斥退他们，使天下人指责朝廷有拒绝谏言的过失。臣身处偏远而所言关系重大，不能不戒惧惶恐，实在是因为情意激切到了极点。

译《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天子的尊贵，向下俯视百姓，与百姓相隔遥远，不能直接相比。然而政令教化得以施行，德泽得以推行，能够迅速到达并公平地遍及天下，大概是因为在其中有负责贯彻执行、使它有始有终的人。它从哪里开始？由宰相开始。它到哪里终结？由县令终结。宰相辅佐天子，把教化和德泽从朝廷施行到四方；到了县一级，县令承接上级的施行，然后周遍地传达到百姓。离天子最近的莫过于宰相，宰相必须任用贤能的人，才能辅佐天子施行政教和德泽。离百姓最近的莫过于县令，县令如果没有良才，即使政教美善、德泽深厚，百姓也没有途径得到它。宰相接近天子，县令接近百姓，两者所处的形势固然不同，但彼此贯通联系，成为首尾相接的一体，必须行动起来互相济助。百姓知道依靠什么，宰相能够休养百姓、使他们经营自己的生活，全都依靠县令。县令对于百姓，要考察当地风俗和乡里情况，分别辨明他们的善恶、强弱、贫富、勤惰、冤仇、疾病和困苦，分条辨析而公平治理，使各人都能得到公正。县令的职位如此重要，哪里是轻微的呢？如今选任县令，大多只按照任职年限，而不考察其才能如何，所以天下的县令有贤能的，也有不贤能的；天下的百姓有幸运的，也有不幸的。如果能使天下所有县令都贤能，那么天下所有百姓也就没有不幸的了。黄子思先生以儒学为业，凭才名闻名当时；在此以前任司法官，审理囚犯时一定使案情得到公正处理，从来不曾用脸色和言语威吓他们。如今他担任县令，他的品行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所以我为他的品行作序，一方面嘱托子思明白县令职责的重大，另一方面也庆贺咸阳百姓的幸运。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枢密副使。他严峻正直而刚毅，贵戚宦官一时都收敛行迹；儿童妇女听到他的名字也都害怕他。《请罢天下科率》。臣恭敬地看到，自从西部敌寇以来，急于办理粮饷运输，除正常赋税之外，征调接连不断，天下百姓的力量几乎已经耗尽。况且先朝在契丹尚未请求结盟的时候，两路长期驻兵，战争天天相接，哪里听说有如今这样的骚扰呢？大概是郡县长官很少得到合适的人选，遇到额外的摊派征调，竞相效法苛刻；贪官奸吏便借此作奸，乘着机会无限度地征取。转运使、提刑官又不能查察其中是否有贪赃，只是一味徇顺人情脸面。况且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是财物用度的来源，也是国家安危所系，应当把安定百姓作为最急迫的事务。安定百姓，在于精心选择郡守、县令，并逐渐断绝没有名目的征调。如果横征暴敛不停，人人心怀危惧，或者因年岁饥馑而与官吏的残酷相互激发起来，导致天下百姓陷于水深火热，这才是心腹大患。何况祸患已经萌发的征兆，怎么能不深思呢？臣请求今后凡是军需所用的物品，都命三司预先计算，设法在产地州郡设置场所收买；如果有额外急切、必须征调的，也请求加以审核查验，在各个产地和运输区域，专门委托长官，根据财势和物力，在各等户中平均摊派；仍委托知州、通判亲自监督交纳，并命转运使、提刑官专门负责提举、核实、估量。稍有违反，统统请求按照朝廷法典从重处理。这样最重要的是使困顿重压下的百姓逐渐获得休息。《论委任大臣》。臣曾读《汉书·谷永传》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能够识别人更大的。’这话确实正确！君主端坐在朝廷之上，垂衣拱手而仰赖臣下成就功业，是因为能够识别人、任用官员才做到这样。若不是这样，即使尧、舜焦虑劳苦到身体瘦弱，也不能成就无为而治的教化。臣恭敬地想，陛下凭着明察睿智的资质，以振作精神、求取治道的迫切心情，对于内外群臣有才和无才的人，本来没有谁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况且丞相、辅弼的职位最为重要，是当今最高的选任，国家的治乱就系于此。如果有人挺身而出，尽心竭力，敢于承担天下的责任，就应当把政事委托给他；如果有人拱手沉默、只求讨好容身，来谋求一己的利益，也应当罢免驱逐。只在于陛下以神明的洞察力加以辨别并信任他们罢了。如果任用却不选择，选择却不精审，不但不能实现治理，反而会成为祸害。近臣中一向有公共声望和实际才能、众人都称为贤能的人，陛下既然已经认识他们，也应当赶快提拔任用。如果认识他们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又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凭什么实现治理呢？不能因为边疆没有震动，就安然认为天下无事。何况各路饥馑接连发生，财用不足，府库空竭，士卒骄纵懒惰；正是振兴纪律、杜绝祸患萌芽的时候。本来应当任用贤能之人共同参与，帮助成就治国的体制，这尤其不能迟缓。大体说来，如今占据职位的人，倚仗奸佞便蒙蔽贤善、背弃公义；沉溺于个人的爱憎，便出卖正直、把祸患嫁给别人；一个个只知道用权势利益相互倾轧，只要能够得到利益便毫无羞耻，哪里有援引贤能、提拔人才的心意呢？如果让这类人肩并肩地一同升进，却希望风俗一天比一天美好、教化一天比一天成功，能做到吗？

译议论这件事的人都说：‘如今如果选择清廉正直、谦退而有才干的士人来任用，把他们安置在君主左右，那么过去的过失立即就可以纠正；而邪曲谄媚、苟且偷安、嫉妒刻薄、奸诈险恶之徒，应当不用命令就自行离去。’ 陛下还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臣是孤单卑微之人，承受了谏诤职责，只想用来报答陛下的办法，就是竭尽愚拙的思虑，希望能够对圣明的政务有所补益，哪怕万分之一。希望陛下稍微留意，天下就大为幸运。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进士及第，历任官职至太子中允，出任濮州通判。石介专心求学而有志向，喜爱善良、憎恶邪恶，喜欢声名，遇到事情便奋发而有所作为。他作《庆历圣德诗》，触犯了夏竦，几乎酿成大祸。有《徂徕集》流传于世，人们称他为徂徕先生。《明禁》。国家设置禁令，有的疏有的密，却没有达到适中的程度。如今山泽、江海都有禁令，盐、铁、酒、茶都有禁令，布、绵、丝、麻都有禁令，关市、河梁都有禁令。儿子离开父亲，却没有禁令；百姓背离君主，却没有禁令；男子放弃耕作，却没有禁令；女子放弃纺织，却没有禁令；工匠制作奇巧之物，却没有禁令；商人流通珠贝，却没有禁令；士人丧失仁义，却没有禁令；邪曲的法令扰乱风俗，却没有禁令；淫靡文章损害正道，却没有禁令；市场上有游手好闲的人，却没有禁令；官府中有游荡享食禄的人，却没有禁令；衣服超过制度，却没有禁令；宫室超过规定，却没有禁令；豪强兼并土地，却没有禁令；权贵要人横行暴虐，却没有禁令；贿赂在上层流行，却没有禁令；官吏在下层贪污，却没有禁令。儿子离开父亲，就是动乱；百姓离开君主，就是叛乱；男子放弃耕作、女子放弃纺织，就是离开本业；工匠制作奇巧之物、商人流通珠贝、士人丧失仁义，就是抛弃根本；邪曲的法令扰乱风俗，就是大道隐没；淫靡文章损害正道，就是经籍衰息；市场上有游手好闲的人、官府中有游食之人，就是公家和私人都懒惰；衣服逾越制度、宫室超过规定，就是上下僭越；豪强兼并、权贵横暴，就是贫苦百姓困顿；贿赂在上层流行、官吏在下层贪污，就是公道缺失。像这样的问题却不加禁止，反而去禁止山泽江海——那是人们取得财物的地方；禁止盐铁酒茶——那是人们取得资用品的地方；禁止布绵丝麻——那是人们取得日常用品的地方；禁止关市河梁——那是人们取得便利、彼此通行的地方。这难道是先王的法令吗？是三代的制度吗？有人说：‘怎样才是先王的法令、三代的制度呢？’回答说：‘只禁止那些本来不该禁止的事情，放宽那些不应当禁止的禁令，这就是先王的法令，这就是三代的制度。’

译《上颍川蔡侍郎书》。侍郎阁下，万物生成时本性并不整齐划一，裁制、匡正万物本性的，是上天的官吏。人一出生才性并不完备，培养成人才的，是君主和宰辅。经过裁制匡正，万物的本性才得以成就，所以弯曲的、笔直的、酸的、辛的、伏卧的、站立的，都各自取得和谐。《易》说：‘乾道变化，各自端正其性命’，说的就是这个。经过培养，人才才会变得美善，所以刚强的、柔弱的、暴烈的、舒缓的、急切的，都各自得到适中。《洪范》说：‘使它们各有标准，归于各有标准’，说的就是这个。和，称为最高的道；中，称为伟大的德。达到中和，天下的道理就都得以实现了。介是正直的意思，指的是没有合乎中道、因而不能取得和谐。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喜怒哀乐将要产生时，一定会有细微的征兆发动。几，是发动的微小迹象，是事情尚未显露的征兆。当这个细微迹象发动时，是喜、是怒、是哀、是乐，都可以观察出来。这些喜怒哀乐合于中道，就顺着它发展；喜怒哀乐不合于中道，就除去它。有不善，在尚未显露征兆以前便察知并断绝它，所以一旦表现出来就都合乎节度。《易》说：‘吉祥预先显现’【《系辞传》】。不说凶而说吉，是因为能够在细微征兆出现时知道善与不善，善的便实行，不善的便改正，凶祸又怎么会到来呢？介看见天下有尚未得到治理的地方，便在内心愤懑，流露在外的言语也表现出来；既然已经明显地暴露在外，难道还不知道这是不合于中道、违背事理吗？想要使吉祥预先显现，使事情一发生便都合乎节度，又能够做到吗？所以凶、悔、吝就会随之而来。冬天我到京城，曾有人暗中把阁下对介所说的话告诉我，其中劝诫、训导、告诫，恳切周到而深刻，就像听到了箕子讲述皇极的道理，又像听到了孔伋谈论中庸的篇章，使我豁然大悟，明白了前一天的错误。唉！上天把刚强方正、正直猛烈的性情赋予介，如果不把介纳入中道之中，那么刚强方正、正直猛烈而又没有中道来辅助，暴虐残害、互相伤折的局面，指日可待。如今阁下把介纠正归入中道，这就是上天把刚强方正、正直猛烈的性情交付给介，而阁下把它纳入美德之中。上天本来想使暴虐残害、互相伤折发生在介身上，阁下却赐给他重新生存的机会。介承受阁下仁慈的培育和陶冶，实在是恩德深厚。如今我向西奔赴蜀地四千里，不敢把跋涉当作劳苦，只遗憾平生未能登上阁下的门庭一次；回首向南遥望，拳拳思念之心实在难以承受。其余不再详述，介再拜。吴育，字春卿，建安人。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任河中府知府。《驳唐询请停贤良茂才二科疏》。当时御史唐询请求废除制科，皇帝把他的姓名写在册上交给中书，吴育上疏驳斥这一意见。皇帝因而告谕辅臣说：‘那个进言的人请求按照宫中批示下达施行，如今才知道他是在欺骗蒙蔽我。’ 自三代以来，选拔士人的盛况没有超过汉、唐的。汉文帝十五年，下诏荐举贤良文学之士，皇帝亲自策问，于是有鼂错这样的人出仕。当时并不是因为发生灾异才荐举人才。汉武帝建元元年，下诏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下诏让贤良之士对策，于是有董仲舒、公孙▯这样的人出仕。所荐举的人也不是因灾异而选拔的，只是对策中的言论有时涉及灾异，那也不过是陈述政事的一个方面罢了。唐开元二年六月甲子日，诏令有才能卓异的人，都可以自行荐举。这一年设置直言极谏科，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制科尤其兴盛，像元稹、白居易，都是其中特别杰出的人才。考察当时策问的题目，所询问的都是帝王治国的要道、国家的大事，可以反复考察，实在不专门限于灾异。这些汉、唐的旧例，是有足够依据的。其中有时因天变而荐举，也有不是皇帝亲自策问的，这些情况也存在。后来有些当时的君主平日安居自逸，说没有什么政事缺失；等到天灾已经显现、时弊已经暴露，才下诏荐举人才，想在事情临头时补救，这就是荐举士人的弊端，是风气败坏以后君王末世的做法，哪里值得效法呢！陛下从重新设置制科以来，已经多年随着贡举开科，疏密适中。如果一定要等到灾异谴告之后才下诏荐举，不仅违背设置此科的本意，而且尤其有三点不可取：第一，使天下贤能杰出而被埋没的士人只能等待灾异发生才得以进身，这不是培养廉耻之心的办法；第二，平日不询问造化运行的道理，却等到灾害发生才询问，这不是敬畏天灾的办法；第三，轻易改变已经确定的诏令，向天下显示朝廷没有渴求人才之心，这不是广开贤才进用之路的办法。况且汉、唐所设置的孝廉、进士等科，都是每年正常选拔，所以制举不必随之开设。如今礼科、进士数年举行一次，因而制举也随之举行，这与实际情形相合，为什么还要在当前急于这样纷纷更改呢？何况灾异发生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时多年不发生，那么设置制举干什么？有时接连几年发生，那么事务又太繁杂。既不因天灾而举行，又不随贡部常规举行，却说要不定时下诏荐举，茫然没有头绪，这实际上就是逐渐废弃此科。稍微询问一下樵夫百姓，言路便有所寄托；一旦撤去供祭的饩羊，礼制的意义也全被忘掉了。如今无缘无故改变制度，使遗留下来的人才绝望，这对国家体统的伤害难道还不大吗！请求把臣的奏章一并交给两制官详加审定。钱公辅【字君倚，常州武进人。宋仁宗时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天章阁待制、知制诰。因触犯王安石，被罢职，出任知江宁府】仁宗配享明堂议【治平元年正月，诏令让仁宗配享明堂，礼院上奏，请求与两制官共同议定仁宗应配享哪一祭祀的旧例。冬至、夏至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享；正月上辛日祈谷，孟夏举行雩祀，孟秋祭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享；正月上辛日祭祀感生帝，以宣祖配享；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配享。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论说：唐代宗即位时，采用礼仪使杜鸿渐等人的意见，让其父肃宗配享明堂；唐德宗即位时，也让其父代宗配享。请让仁宗配享明堂。当时钱公辅任知制诰，认为王珪等人的意见不正确，便上奏议论】

译臣谨按三代的制度，郊祭是祭祀上天，明堂祭是祭祀五帝。郊祭以最初受封、具有圣人之德的祖先配享；明堂祭以开创基业或继承帝位、具有圣人之德的君主配享。所以《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让后稷配享上天；在太庙祭祀文王，让文王在明堂配享上帝。”又说：“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这样做的人就是周公。”从周公的角度说，是尊敬父亲；从成王的角度说，是尊敬祖先。当时政事由周公主持，祭祀由成王主持，怎么能说一定要尊敬他的父亲呢？《我将》这首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后世失去礼制，已经不足以作为考据，请只根据周代的事例来说明。臣私下认为，圣宋兴起，并没有最初受封的祖先，所以开创基业的君主就成为太祖。太祖就是周代的后稷，是在郊祭中配享的；太宗就是周代的文王，是在明堂祭中配享的。这两项配享，最为重大，是万世不改变的制度。真宗就是周代的武王，应在宗庙中受祭而不迁毁。虽然有配享上天的功业，却没有配享上天的祭祀。没有听说成王因为尊敬父亲，就废除文王配享上天的祭祀而改让武王配享。仁宗就是周代的成王，虽然有配享上天的功业，却也没有配享上天的祭祀。也没有听说康王因为尊敬父亲，就废除文王配享上天的祭祀而改让成王配享。从孔子的心意推求周公的志向，这是尊敬父亲；以周公的心意代行成王的祭祀，这是尊敬祖先。尊祖与尊父，道理是一样的。到了两汉，距离圣人时代还不太远，明堂配享的制度，东汉较为合适。西汉时，孝武帝开始营建明堂，让高帝配享，后来又让景帝配享。孝武帝以后便没有听说了。东汉时，孝明帝开始建造明堂，让光武帝配享，后来孝章帝、孝安帝又都让光武帝配享。孝安帝以后便没有听说了。在开始实行配享的时代，恰好符合尊敬父亲的说法；后来时代不同、事情变迁，章帝、安帝也没有改变这种制度。这是最接近古制、最符合礼法的做法。唐代开始时，孝和帝时让高宗配享；明皇时让睿宗配享；永贞、元和年间让肃宗配享。礼官杜鸿渐、王泾之类不能推明经义，只求与古代形式相合，反而雷同地提出意见，以此迷惑当时的君主。延续到今天，已经牢不可破。假如仁宗即位之初有人提出这个意见，那么配享上天的祭祀就会始终由太祖、太宗配享。当时没有一个人说出这番话，所以使周代宗庙的礼制在圣明的朝代不得彰明，也使唐代曲解经义的流弊流传给后人。希望陛下郑重诏告有关部门，广泛征询群贤的意见，使配享上天的祭祀不拘泥于尊敬父亲，也使尊敬父亲的道理不专门限于配享上天，遵循周代宗庙的旧典，废除唐代曲解经义的学说。郑獬【字毅夫，安陆人。宋英宗时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官职至翰林学士。被王安石厌恶，出任知杭州，后调任青州】应诏上疏【治平年间发生大水，朝廷求取直言】臣私下思量，陛下发布诏书来求取忠言，是想要采用这些意见吗？还是想借灾异荐举人才的旧例来作些文饰呢？如果只是想作些文饰，那么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如果确实想采用，臣愿意陈述实行的方法。臣观察前代君主，因灾变而求取谏言的人很多，史册把这当作美事来记载。等到考察实际情况，能够采纳他们的意见并落实到政事中的，大概也很少，只是使后世沿袭这种做法，把它当作帝王遇到灾异时应有的举动，做到说几句空话就够了。这哪里能称为责备自己、修养德行呢？如今诏书一发布，天下忠勇之士一定会尽力陈述自己积蓄的意见，来推荐给朝廷，这本来应当有益于治国之道，并不是胡乱作为。然而奏章一层层、疏文一篇篇，繁多而集中送来，那么陛下果真能够反复阅读、彻底研究吗？考虑到陛下一天处理万机，一定不能做到。若按照平时处理奏疏的办法，事情关系深密的，就留在宫中不发出；关系政体的，就交给中书省；关系军事要务的，就交给枢密院，两府复奏后，再交给各有关部门和州郡，直到没有可以施行的办法才停止。这样就只有求谏的名声，而没有求谏的实际，和前代把求谏当作空话没有区别。臣私下认为，陛下政务繁多，既然不能全部阅览，就应当选任官员、设置属吏，让他们专门掌管这件事。如今群臣所上的章疏，可以允许两府和近臣轮流休息、轮流在便殿值班，赐座让他们从容陈述，详细研究其中可行的意见，就认真研究后实行；不可行的就停止；有疑问的，就广泛询问之后再作决定。这样群臣的意见能够得到采纳，各项事务也能兴办起来，这才是以实际行动回应天意。臣下进言本来很难，而君上听取意见却常常疏忽。若不是忠诚愤激之情发自内心，谁肯剖露肝胆、冒犯忌讳呢？古代能够建立功业的君主，没有不好谏言的；他们之所以喜爱谏言，是因为能够褒奖、提拔并招揽进言的人。祖宗朝进言论事的人多受到甄别奖赏，近年以来，这件事却很少实行。仁宗宽厚仁慈，最能容纳直言，却也没有能够甄别奖赏进言者。希望陛下采纳群臣的章疏，对于其中宏大的谋略、伟大的论议而能够施行于当世的，就召见他们共同商议，不只是核实他们的言论，也借此考察他们的才干；才能大的授予职任，次一等的赏赐金帛，没有可取之处的就退回罢免，并让史册记载：某年发生大水，诏令求取直言，采用某人的意见，实行某项政事，并因此黜退某人。这样，前代把求谏当作空话的做法，就不会使陛下的诏书藏在有关部门，重新成为几张空纸罢了。备乱 古今防备天下动乱的形势已经可以看见了，但还没有能够很好防备的。起初，周代的诸侯互相攻伐、杀戮、瓜分，后来形成六国，最终被秦兼并。周王室考虑到诸侯会导致周朝灭亡，于是设置制度防备他们。诸侯被一举铲除根基，改设郡县，结果天下没有了任何绳索般的维系。诸侯不再兴起，但末期却发生了平民起兵的祸乱。所以汉高祖没有一尺土地，便从风尘之中突然起兵，五年就成就了帝业。汉朝认为郡县制导致秦朝灭亡，于是又设置制度防备郡县。把郡县的土地再次分割，封给诸侯王；诸侯王盘踞一方，势力过强，最终还是不能长久。平民起兵不再发生，但末期却出现了外戚之祸。王莽窥伺其中的空隙，终于盗取了汉朝的玉玺。到光武帝重新开创基业时，考虑到外戚导致西京覆亡，于是又设置制度防备外戚。外戚不再被委以重任，朝廷转而尊重任用台阁之臣，三公拱手而守着空虚的名器。外戚不再兴起，但末期又出现宦官之祸。宦官积累残暴酷烈的行为，最终导致董卓出现，天下于是分裂成三国。魏氏认为宦官导致汉朝灭亡，于是又设置制度防备宦官。把宦官彻底清除，一概归还他们在宫闱中的职掌。宦官不再兴起，但末期又出现强臣之祸。因此司马氏父子接连掌握大权，经过四代便篡夺了国家。

译晋氏认为强臣导致魏国灭亡，于是又设置制度防备强臣，却扶植、壮大自己的宗族，即使是愚笨的儿童、懦弱的后代，也都交给他们大国。强臣不再兴起，但末期又出现宗室之祸。早晨还是皇帝，晚上便成为囚徒，刘渊、石勒乘机而起，于是中原荒乱，祸乱弥漫横流，一直延续到唐代。唐太宗于是认真考察历代的得失，给它设置了全面的防备。到了唐代末期，又出现藩镇之祸。梁、唐、晋、汉、周都因藩镇而相继改朝称帝。历代的动乱，考察它们用来防备祸乱的办法，不能说不周全：堵住一个洞，又挖开一个洞，祸乱怎么会停止呢？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采用天下共同的制度，而只是用自己的私意来防备罢了。成汤、周武王凭借诸侯的力量取得天下，但商、周从未随意废除诸侯，难道不是采用天下共同的制度吗？正因为公正，所以后世能够长久；秦朝以来，偏偏急切地防备自己的私利，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唉！不能得到圣人的法则却想用来防备祸乱，怎么会不很快败坏呢？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宋仁宗时考中进士，累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不久出任河东、陕西宣抚使，历任邠州、杭州、青州知州。范仲淹开始经营治理西夏，与韩琦齐名。任参知政事时，上奏十件事，朝野都期待他的功业，但诽谤毁谤纷纷而来，于是请求出任外官，未获准许，终于离任】上时务书【真宗去世，仁宗年仅十三岁，章献皇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三年，范仲淹以大理寺丞的身份上书】臣听说，花言巧语的人没有触犯忌讳，容易得到进用；直言的人常常有所冒犯，难以立足。然而直言之士，千秋万代都称他们为忠臣；花言巧语之人，千秋万代都称他们为佞臣。如今臣勉强思考治病救弊的良策，直切地冒犯天威，不走容易进身的道路，却处在难以立足的地位，是想要竭尽臣子的气节来报答国家的恩德，以佞人的名声为耻辱，仰慕忠臣的节操，感激奋发而发言，即使死一万次也没有遗憾。臣听说，国家的文章会反映风俗教化，风俗教化的厚薄，也表现在文章上。因此，考察虞、夏的典籍，足以明白帝王治国之道；阅读南朝的文章，足以知道衰败萎靡的教化。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文弊了就用质朴来挽救，质朴之弊出现了就用文饰来挽救。质朴之弊而不挽救，就会昏暗而不能彰明；文饰之弊而不挽救，就会浮华而即将衰落。因此文章衰薄，是君子的忧虑；风俗教化败坏，则会成为后人的凭借。臣恭敬地希望圣明的恩德，和大臣商议文章之道，以虞、夏的风气为师，告诫勉励词臣，振兴恢复古道，再延揽博学雅正之士，布列于台阁，用以挽救文章的衰薄，使风俗教化敦厚，这将是天下的大幸。臣又听说，圣人拥有天下，文臣从中经纬，武臣从外辅佐。从前诸侯崇尚武力时，孔子说：“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曾经听说过。” 这就是圣人用文事来挽救时弊。在夹谷会盟时，孔子又说：“既然有文事，就一定要有武备，请设置左、右司马。”这就是圣人用武备来补救不足。我国以文臣治理内政、以武臣辅佐外部，天下大体安定。自真宗皇帝初年起，仍有旧将、旧兵，多经受过战争。如今天下休兵二十多年，从前参战的人现在已经老了，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战争的事情。人们不知道战国时的危险，不考虑危难，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况且国家的守备在四方夷狄，不能不加以考虑。自古以来的和好，很少能够始终保持。如今从京城到边境，没有关隘险阻；如果恩信不能守持，衅端突然发生，兵马一旦放纵，两夜之间就能行军千里。如果边境缺少名将，就会畏惧而不敢守；即使守住了也不敢交战，或者交战却没有功绩，再次被迫叩求澶渊之盟，难道一定能够重新寻求和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将领可以替代长城。臣恭敬地希望圣明的恩德，与大臣在朝廷商议武备，以保全天下。首先命令大臣秘密荐举忠义而有谋略的人，授予他们方略，委任他们担任边疆官职；其次命令武臣秘密荐举强壮勇猛、出类拔萃的人，让他们接受武事考验，按等级升迁。自古以来军队没有统帅，就和鱼肉没有什么区别，往往在仓促交战之间，把士卒提拔为将领，豺狼般的人争相进用，真假混杂，这是五代以前的前车之鉴。至于尘土之间，难道没有壮士吗？应当恢复唐代的武举，那么英雄一类的人才就愿意进入选拔之中。这是圣人在安定时考虑危难的防备；有了防备而不必使用，是国家的福气。臣又听说，先王设置官职来共同治理天下，一定把贤能杰出的人授予职任，并不把爵禄当作恩惠。我国历代圣主求治理而达到太平，大体仿效唐朝的纲纪、法度和制度。臣看来，应当效法唐朝兴盛之时，不应当效法唐朝衰败以后。唐朝兴盛时，特意开设馆殿来接待贤能俊杰，得到学士十八人，声名传遍天下。这是唐文皇培养将相人才，让他们讨论治国之道、经略国家，从而推行大教化【十八人中房玄龄、杜如晦以及于志宁都做了宰相】。到了唐朝中兴，也往往能够得到人才。唐朝衰败以后，这种选拔就不兴盛了。我朝崇尚馆殿，把它看作清贵显要、辅佐宰相的人才，多由这种选拔产生。三馆清密【史馆、昭文馆、集贤馆】，古人称为登瀛洲。近年迁出内廷，逼仄地居于坊巷，不是唐代所谓集仙馆的样子【开元年间召集学士张说等人在集仙殿宴饮，因而改名为集贤殿】。此外，其中校勘典籍的职务，有的不是由科举出身，而是因恩典授予；又以年限限制，逐渐才能升到清贵显要的职位。这轻视了十八学士的选拔，恐怕不是唐文皇培养将相人才的本意。臣恭敬地希望圣明的恩德与大臣商议这件事是否可行，重新制定制度，以效法唐朝兴盛之时，从而延揽廊庙之才，这是国家的大美。又如谏官、御史，是朝廷的耳目，朝廷既然是不避讳直言的地方，就应当有奖赏和劝勉。自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没有听说表彰过一名谏官、奖赏过一名御史。如果进言没有补益，是选任不精；如果进言有补益，怎么可以不奖赏？只使冒犯君颜的人危险，闭口不言的人安全，把进献药石般的忠言当成空话，把陈述极细微的意见当作尽职。三年以后，官员升降进退全都相同，臣恐怕天下私下议论，朝廷的言路没有广开，忠臣没有受到鼓励。然而让谏官、御史之流尸位素餐于朝廷，也不是国家的福气。臣又听说，先王看重君臣之间的义，奖赏还延及后世【见《虞书·皋陶谟》】。在建立大功之后，立贤能者为继承人，其余子孙则凭才干自行调任，不使贤愚混杂。后来大防一旦毁坏，衰败的风气便流传千年。凡是居于近要职位的人，每年都推荐子孙，簪绂官服延伸到家门，车马冠盖堵塞道路，贤能和不肖之人一律升入京朝官，称为赏延，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一定是前代君主危弱、臣下僭越之际，彼此务求姑息，因而形成典故，才发展到这种地步。又各部门的人员，本来是为了逃避乡里的差役，不过几年，便按例得到出任外官的机会，几乎都是贪婪残忍之徒，完全不同于选举孝廉的制度，让他们主管亲民政务，其弊病将会怎样呢？

译一旦开启这两条途径，每年录取上百人，什么人都有，实际上会拖累王道，恐怕不符合任用官员只取贤能的原则。人们为了躲避众人的怨恨，不敢上书进言，于是使仕途纷乱，俸禄职位堆积，文武官吏等待补缺超过一年，贪婪的人反而更加努力钻营。那些稍有廉耻的人，全都困苦于寒冷和饥饿，只能在礼部试场之内增加自己的艰难。壮士怜惜年华，几年才有一次选举，于是争相奔走竞争，甚至发展到诉讼争斗。何况修习辞章的人不求大才，明习经义的人不问国家大局，师道既已废弃，文风更加浮薄。诏令虽然繁多，靠什么来戒勉劝励呢？士人没有廉让之心，原因就在这里。根源没有澄清，却想使水流清澈，臣不相信能够做到。希望与大臣特别重新讨论此事，澄清这个根源，不把诽谤议论当作顾虑，而应以治理国家、平定动乱为意，这就是国家的福气。臣听说，用德行使人心服，天下人都会欣喜拥戴；用武力使人屈服，天下人都会怨恨失望。因此治理天下，德行可以凭借，武力却不可依赖。臣恭敬地希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每天崇尚圣德，以永远使天下人心服。如果能够弘扬爱惜生命的志向，推行不忍伤害他人的仁心，减轻刑法，厚待恻隐之情，对万物像祝网那样宽仁，对百姓像为无罪者流泪那样怜悯，常常告诫百官不要苛刻残酷，向天下显示仁慈，那就好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以玩赏珠玉为可耻，停止各地进献织组刺绣，焚烧晋武帝的雉裘，放出唐文皇的宫人，减少度人出家为僧尼，不兴建土木工程，向天下显示节俭。只有圣人才能做到。鸡鸣时起床，勤勉不懈地听理政事，每有余暇，就召见大臣讲论文事武备，询问艰难，这是帝王的勤劳。只有圣人应当努力做到。无论贵贱亲疏，赏罚都一律平等。有功劳的人即使君主憎恶也一定奖赏，有罪的人即使君主喜爱也一定惩罚，舍弃个人一己之私，顺从万民的愿望，向天下显示公正。只有圣人能够实行。自古帝王若与佞臣共同治理天下，天下必然混乱；若与忠臣共同治理天下，天下必然安定。然而忠臣刚直鲠切，容易被疏远；佞臣柔顺圆滑，容易被亲近。柔顺的人像忠臣，常常说动听的话；刚直的人像强硬，多有直言劝谏。说动听话的人得到进用，佞臣就会充满朝廷；直言劝谏的人被疏远，忠臣就会避世。两者的进退，怎样辨别呢？只要每天听到的都是动听的话，就知道佞人还没有被驱除，这是国家值得忧虑的；每天听到直言劝谏，就知道忠臣在君主身边，这是国家值得庆幸的。恭敬地希望圣明的陛下不能不明察。臣又听说，圣人居处在九重深宫，镇守万国的希望，以静制动，以庄重树立威严，像天那样高，像地那样深，使人不能轻易议论君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昨天看到銮驾出巡稍微频繁，恐怕不符合深居九重、安静镇守万国的本意。先朝因为统治日久、功业成就于天下，连巡幸的费用尚且有人进谏劝止。如今继承大统之初，圣明的政事刚刚开始，更应当增加忧勤，深深防止安逸享乐，这样人心就会大为喜悦，天道也会降下安康。恭敬地希望圣明的恩德再三详察。每次出巡，都一定有相应的典礼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臣又听说，君主接纳远大的谋略，日久便能成就王道；接纳浅近琐末的意见，日久便会造成混乱的政事。如今圣人在上，贤人在旁，在取舍之间，难道还会有不到位的地方吗？然而刑法部门的人，只要谈论丝毫轻重；钱谷部门的人，只要陈述锱铢利弊，往往就被认为是急务，朝廷随即响应施行。有人谈论政教的源流，议论风俗的厚薄，陈述圣贤的事业，评论文武的得失，往往却被认为是迂阔的说法，弃置不用。难道朝廷轻视远大的谋略而喜好浅近琐末的意见吗？臣恭敬地希望圣明的恩德采纳治国之谋，采用任人的建议，不把远大的谋略当作迂阔之说，不把浅近琐末之事当作急务，那么王道就能大成，天下幸甚【这篇上书后三年，范仲淹又上书执政，请求选择郡守、荐举县令、斥退游惰之人、去除冗员和僭越、慎重选举、敦厚教育、培养将才、充实边防、保护直臣、斥退佞人，共计一万多字】。宰相王曾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它非同寻常。当时晏殊在枢密院，推荐一名士人担任馆职。王曾对他说：“您知道范仲淹被舍弃而另行推荐别人吗？”晏殊于是改为推荐范仲淹，范仲淹被提拔为秘阁校理。○按：《宋史》只说范仲淹上书，《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他上书执政。如今查考文集，知道有两篇上书；《长编》作大理评事，今依《宋史》及年谱、志铭。

译推委臣下论 上天生养亿万人民，得到君王才能安定。天下万事万机，不能由君主一人独自承担。因此在内设置公卿大夫士，在外设置公侯伯子男。先选择有才干的人安排职位，其次把政事公正地推托给他们办理。然而，委任给臣下的是人臣的职务，不是人君的权力。臣请求加以辨析。掌持典礼，修明政教，协调法令，调理风俗，对内养育万民，对外安抚四夷，作为百官的表率，经营治理各种事务，这是宰辅的职责。训练军队，谨慎修筑城堡，制定方略，威服夷狄，这是将帅的职责。整肃朝廷仪制，纠察士大夫中的邪曲，这是御史府的职责。治理繁重复杂的事务，制服豪强狡猾之徒，这是京尹的职责。至于钱谷、刑法，各有主管部门的职责。安抚百姓，宣扬风化，均平徭役，公平赋税，这是刺史、县令的职责。这些都是臣下的职责，不能不委任给他们。至于区别邪正，决定左右近臣的进退，掌握荣辱的权柄，决定英雄的命运，这是君主的权力，不可以全部交给臣下。怎样可以说明这一点呢？《论语》中孔子说：“天下有道，政权就不在大夫手中。”晋国把政权交给三卿，延陵季子说：“晋国的政权已经归于这三家了。” 后来果然把晋国分成了三个国家。汉高祖招纳群英，掌握统率将领的权力而取得天下。到了他的子孙不知道祖宗的谋略，只把权力委托给霍光，又只委托给王凤，直到王莽，结果都造成大祸，西汉于是覆亡。后汉光武帝亲自任用二十八将而取得天下；后来的子孙不知道祖宗的谋略，只把权力委托给外戚，后来又委托给宦官，所以奸雄纷纷兴起，以除恶为名，东汉于是覆亡。魏国把权力委托给司马氏，晋国把权力委托给刘裕，祸患也一样。唐太宗驾驭英雄，取得天下并使天下太平。到了高宗朝，李义府因拥立皇后的功劳，独自受到委任，陷害忠良，天下愤怒怨恨。唐明皇初年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天下大治，推心置腹地委任他们，于是成为成例。等到李林甫接替他们的职位，仍然把权力交给他；李林甫奸邪，能够中伤善人，朝廷无人敢说政事的得失。于是唐明皇听不到谏诤，自以为宰相得人，安然无为。进言的道路已经断绝，所以到了安禄山进犯关隘、直向宫阙时，唐明皇还不知道；一旦发生丧乱，天下土崩瓦解，唐朝的德业也就衰败了。起初因为把权力推委给臣下而天下大治，最终也因为把权力推委给臣下而天下大乱，这种弊病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推委权力的时候，提拔十个人，皇帝同意其中九个，这样一来，十分之九的恩惠便是从臣下手中发出的。如此几年之内，君主前后左右的人就全是权臣的党羽了。如果贬黜羞辱十个人，皇帝又同意其中九个，这样一来，十分之九的威权便是从臣下手中发出的。如此几年之内，朝廷内外、远近之人都不敢违逆权臣，所以臣下的实情不能上达，君主的势力也就孤立了。这是唐明皇的过失，是后代的鉴戒。君王将要收回权力，必须先考察人才。考察人才很难，难道没有要领吗？孔子辨别门人，以四科为标准：第一是德行，第二是政事，第三是言语，第四是文学。用这四科来考察，事情就已经完成一大半了。既然如此，朝廷清贵显要的职位，觊觎的人很多，就必须审慎地考察贤能后再授予；贤杰之才，进谗嫉妒的人很多，就必须及早辨别。因此先王勤勉不懈地求取贤才，以备选拔任用。况且千官百辟，难道能够由君主一人独自选定吗？必然要委托给辅弼大臣。只是清贵显要的职位、雄伟繁重的任职，不可轻易授予他人；在众人共同推举之外，还要亲自选拔。圣明的帝王常常专心致志于求取贤才，不必劳心于临事处理。专心求取贤才，日益聪明而见识广博；劳心于临事处理，日益陷于琐碎而困顿。应当屏除烦琐细务，广泛询问访求。对于那些深通正道、怀有忧虑天下之心、可以充任辅相的人，要记下；对于那些精通经术、通晓圣人之意、可以充任顾问的人，要记下；对于那些敢于进言、神色严正、具有正直士人操守、可以充任谏诤之臣的人，要记下；对于那些能够谈论方略、具有烈士风范、可以充任将帅的人，要记下。像这样的人，要精心求取，仔细观察，然后把他们安置在清贵显要的职位上，授予他们繁重重要的职任，使人人竭尽全力争着成为君主的心腹。这样才能掌握荣辱的权柄，决定英雄的命运。各种事务委托给臣下，而权柄归于君上，这才可以说达到了无为而治。还应设置御史大夫、中丞，使士大夫不敢怠慢；设置七名诤臣，使进言的道路不敢被堵塞；设置门下封驳司，使诏令不至于有错误。这是在无为而治之中仍然设置防范，既不失去权力的做法。如果留意安逸享乐，不勤勉不懈地求取贤才，亲自选拔时却没有贤才可以任用，那么对天下人的进退赏罚，即使有爵禄，也不足以成为君上的恩惠；即使有诛罚，也不足以成为君上的威严。《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四目录 宋 韩琦 《谏垣存稿序》富弼 《辞定策迁官奏》司马光 《上殿论御臣札子》《请定储贰疏》《上皇太后疏》《上英宗疏》《论治身先孝治国先公疏》《上英宗言时政阙失疏》《仁宗配明堂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议》《应诏论体要》《辞职疏》《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五规【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乞改求谏诏书札子》《知人论》范镇 《请裁冗官冗兵疏》《再陈官冗兵多疏》范百禄 《对制科策》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四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校订编注 宋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宋仁宗时，年方二十便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授右仆射，封魏国公，加授司空兼侍中。他有盛大的声名，见识器量英明伟大。嘉祐、治平年间，两次决断重大国策，安定国家。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们称为“富韩”】

译《谏垣存稿序》善于进谏的人，不以讽刺为主，也不以显露激烈为主，只以道理胜过对方为主罢了。因此，以讽刺为主的人，一定优柔含蓄、委婉隐微，广泛引用譬喻，希望自己的说法能够实行，却不知道事情如果不明白辨析，君主就会忽视而不听。以显露激烈为主的人，一定公开张扬、激烈攻击，以危亡来恐吓君主，认为自己的言论能够打动君主，却不知道议论如果超过适当限度，君主就会发怒而不相信。想要说服君主并一定使他听从，进言并一定使他相信，如果不以道理胜过对方为根本，那就很难了！韩琦景祐年间任三司度支判官，因为家族贫困请求出任外官，得到舒州知州的职位。将要出发时，朝廷上奏说谏官有空缺，于是提拔授予右司谏之职，留在朝中。臣私下认为，言官职责重大，并不是当面 面对朝廷当面折冲争辩的困难，而是知道进言的体制、掌握适宜的分寸最难。若得到通达明敏、端正朴实、见识高远、学问博大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必然合乎道理，日益有益于君主听闻；而让愚昧不肖的人冒充而处在这个职位上，本来就不能胜任。因此我两次上章辞职，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长叹着对自己说：“君主了解你，任用你的心意很厚重。你所说的话，应当顾及体制、斟酌是否适宜，以道理胜过对方为主，并以至诚之心来陈述，这才是报答陛下了解并任用你的心意。如果明知时机不允许实行，却只是发表高论来沽名卖直，那么你的罪过就不可诛赦了。”任职超过三年，凡是阐明政事得失、端正纲纪、辨别忠良、抨击权贵宠臣而当时人不敢说的，他都冒死进言。皇上宽厚，认为他的奏议可行的有十分之八九，最终免于重罚，后来升入谏垣，实在是先前用这番话告诫自己的功劳。他本想把保存下来的稿件收集起来焚毁，以效法古人谨慎严密的道理。然而想到《诗经》《尚书》所记载的事，听从谏言是圣明君主的德行，君主有过失而臣下加以补救是忠臣的责任。前代进谏的大臣，嘉美的言论、正直的议论，都记载在典籍中，使阅读它们的人知道君主听从善言的美德和达到治世的根本。如果全都删削焚烧，那么后世凭什么取法呢？于是把它们保存并记录下来，分为上、中、下三卷，命名为《谏垣存稿》，收藏在家中。臣私下记述，君主的聪明、仁慈和宽大，自三代、汉、唐以来，虚心接纳谏言，没有哪个盛德之主能够超过他。又让子孙传阅这部稿子，使他们知道走正直道路没有灾祸，忠诚的教诲是有实际痕迹可考的。时在庆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斋作序。富弼【字彦国，河南人。宋仁宗重新实行制科考试，富弼以茂才异等中选，历任官职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郑国公。富弼天性喜爱善人、憎恶恶人，常说君子和小人并处，形势必然对君子不利。宋神宗时，王安石掌权，富弼因生病请求退休。虽然居家，凡是关系利害的事情，他一定恳切直言】《辞定策迁官奏》【治平元年四月上奏。当初仁宗没有儿子，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的身份被养在宫中。仁宗去世，英宗继位，服丧期间因感病而神志不清。慈圣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的病情更加严重，出现许多过失。太后曾有废立皇帝的意图，皇帝病情好转后才停止。英宗因此心中不平。太后不久把政权还给英宗，但侍奉供养仍有许多缺失。到这时议定拥立英宗的功劳，给富弼加授户部尚书。富弼上奏具陈辞谢】陛下记录臣在先帝时微小的劳绩，哪里比得上报答皇太后今天的大恩呢？臣想到皇族中对于仁宗以及皇太后来说，亲疏关系和陛下相同的人很多。在这么多人中单独选取陛下作为继承人，使您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这种恩德可以同天地相比而论其高大。陛下应当怎样报答，才可以称得上相称呢？可是对于仁宗不能谨慎办理祭祀，对于皇太后不能完备孝养，这些都是人子的常分，尚且有很多缺失，何况还敢希望得到其他报答吗？陛下从前服药，天下人自然不会惊怪。如今陛下神志清明、身体刚健，专断处理万事，而祭祀、孝养方面的缺失却丝毫没有增加改善。朝廷臣僚这才知道陛下的孝心果然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并不是疾病造成的。臣实在不明白圣意，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是因为仁宗平日对陛下有些微小的疑虑，那么陛下终究不能继位；如果是因为认为皇太后不应垂帘听政，那么当初又因陛下服药，接受了大臣们的请求。何况如今太后已经把政权全部还给陛下，垂帘听政终究不能分割陛下的权力。这两件事已经过去，都可以释然，怎么可以积蓄在心中成为怨恨，始终不能解除呢？这正是《谷风》所说的“忘记我大的恩德，只记着我小的怨恨”。陛下难道可以忽视虞舜的大孝，却羡慕周幽王所造成的乱风吗【《诗经·小弁》是讽刺周幽王的诗】？臣为陛下深感痛惜。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曾对臣和胡宿、吴奎说：“我作为没有丈夫的孤寡妇人，无处申诉。”臣等共同听到这句话，实在为之伤心。又从前臣私下听说，先帝的各位公主，陛下改变她们的居所来安置自己的女儿，却从来没有听说陛下稍微施加恩惠加以抚慰。恭敬地想，先帝统治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泽深入人的骨髓，甚至普遍施及虫鱼草木。臣侍奉先帝也有三十多年，从平民被提拔到宰相，先帝的恩德可以说极其深厚。如今臣不忍心看见先帝的寡后和年幼女儿如此失去安身之处，而臣反倒坐享陛下迁升宠幸，怎么能够心安呢？仁宗和皇太后对于陛下有天地般的大恩，尚且没有听说陛下用什么来报答。臣对于陛下不过有先前议论时极其微小的劳绩，哪里有什么可以加赏的呢？陛下忘记天地般的大恩，却记录微小的劳绩，可以说是颠倒是非、毫不思考到了极点。希望陛下对外用仁恩道德教导天下，凝聚人心；对内以纯正孝敬、恭谨诚敬侍奉仁宗，服事太后。这样，即使臣吃粗粮、饮清水，奔走在陛下左右，直到死去也没有悔恨。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陛下即使每天加给我爵位、金帛的恩宠，我也万万没有接受的道理。我又想到天下的事情：只要大体保存祖宗的法制，百官便会实行，天下各方都会奉行。何况陛下现在正处于谅阴之中，或许还没有劳烦圣虑；当前急切而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只有仁宗的一位皇后和五位女儿，她们所谓孤单遗留、百官和天下各方都无力顾及，生死忧乐全系于陛下一人之手，最需要陛下加以照料防护。陛下怜悯她们，上天的道理就会帮助人，恩情归于子子孙孙，自然能够享受无穷的福祉。幽冥之中有天道，显明之处有人情。陛下不要认为上天昏暗幽远、什么都听不见，百姓愚昧、什么都不知道，便不顾恩义，丝毫没有畏惧顾忌。我天性狂妄愚钝，不懂避忌，因此辞谢恩宠，妄自进献盲目的言论，只希望圣明慈悲，怜悯宽容，采纳其中一二。【奏章送入后没有答复；又接连上奏，到第六七次，才以优厚的诏书答复说：“伟大的仁宗皇帝想要报答的恩德，正如昊天广大无极；皇太后像养育亲子一样养育我，我正要以天下的奉养早晚侍奉她，何况敢说已经奉养到极致了吗？”皇帝仍不答应他辞谢赏赐，前后达到再三，司马光才接受了。】

译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进士，历任官职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师、温国公。司马光孝顺友爱、忠诚守信、恭谨节俭、正直无私，历经四朝任宰相，始终忠诚正直如一。】上殿论述驾驭群臣的奏札 我听说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三件事而已：一是任用官员，二是赏赐必信，三是惩罚必行。《康诰》称颂文王的德行说：“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惩罚应当惩罚的人，使百姓显明。”意思是任用有才能的人，敬重值得敬重的人，刑罚应当受刑罚的人。我私下看到，国家驾驭群臣的方法，是按日月积累来晋升官秩，按照资历次序授予职任。如果日月积累已久，便不选择那个人是贤能还是愚昧而把他置于高位；资历次序相合，便不询问那个人能干还是无能而让他担任重要职务。人的才性，各有所宜；官府的职务，也各有其所掌守的范围。自古任用贤能最盛的时代，没有超过唐虞之际的。然而稷负责播种，益主管山林，垂担任共工，龙任纳言，契施行五教，皋陶明察刑法，伯夷主管礼仪，后夔掌管音乐，他们各自守着一项官职，终身没有更换。假使让他们轮番更换职位，到不同地方任职，未必能够把事情做到尽善。如今群臣的才干，本来就不能同这八个人相比，却让他们轮流担任这八个人的职务，任职时间长的不过三年，短的只有几个月，随即就调离，却希望职事得到修治、功业能够成就，这是必定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假如有勤勉谨慎的臣子，尽心尽力治理自己的职务，众人的意见还没有一致，功绩成效还没有显著，在上位的人怀疑他，同列的人嫉妒他，下面的人又怨恨他。在这个时候，朝廷如果因为众人的议论而惩罚他，那么勤勉谨慎的人没有不灰心丧气的。奸邪的臣子炫耀奇异以惑乱众人，培植交情以求取声誉，任官不久，声名便传遍四方，积蓄祸患、累积弊害而遗留给后人。在这个时候，朝廷如果又因为众人的议论而赏赐他，那么奸邪之人没有不获得升进的。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国家只采纳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只惩罚表面文章而不追究真实用心。用名声来行赏，天下人就会粉饰名声以求功劳；按照表面文章来行罚，天下人就会巧饰文辞以逃避罪责。这样一来，行善的人未必得到赏赐，作恶的人未必受到惩罚。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广泛选拔在位的士人，使有德行的人掌管教化，有文学才华的人担任顾问，有政治才能的人担任地方长官，有勇略的人担任将帅，明于礼的人掌管礼仪，明于法律的人主管刑法，下至医者、卜者和各种工匠，也都根据才干授予职任，衡量能力安排职务。有功劳就增加官秩、加以赏赐，却不要调换他的官职；没有功劳就降职罢黜、弃置不用，另行寻求有才能的人；有罪就流放、逃亡或处刑诛杀，不要加以宽贷。这样做了以后，如果朝廷还不能尊严，万事还不能治理，百姓还不能安定，四方夷族还不能归服，我愿伏面接受欺君之罪。我所说的这些，都是陛下耳朵所厌听、心中所一向知道的。然而，达到天下大治的关键，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一点。懂得它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实行它，只看陛下努力实行得怎么样罢了。请求确定太子人选的奏疏【嘉祐元年八月。当初，知谏院范镇首先建议册立太子，皇帝没有采纳。司马光听说后接着提出，又写信给范镇说：“这是国家的大事，不说也就罢了，既然说了，怎么可以再反悔？希望您以死力争。”于是范镇进言更加坚决，司马光也多次上奏。这是第三封奏疏，当时司马光任集贤校理、通判。】我听说《书》说：“远谋才是谋略【《周书·康诰》】。”《诗》说：“如果还认为眼前没有危险，就会因此受到严厉的劝谏【《大雅·板》篇】。”何况国家的弊病，在于喜欢因循旧习而又有许多忌讳，不在安定太平时预先作长远谋划，这正是祸患产生的原因。自古帝王即位，就立太子，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有时君主谦让或尚未顾及此事，主管官员便会请求，因为这是尊重社稷、重视宗庙的做法，从未听说君主把它当作忌讳。到了唐朝中叶以后，君主才开始厌恶听到立嗣之事，群臣没有人敢发言，发言就随即遭到刑戮，因此祸患接连而来，国家再也无法振兴。不懂得根本强固，枝叶才会茂盛；基础壮实，国家才会安定。如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只要有忠于国家的人，心里都知道当今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这件事更大的了，然而大家都想到违逆君主会遭诛杀，没有人敢进言。只有我不顾惜犬马般的生命，为陛下说这件事。纵观春秋以来直到国初，累计一千六百年，其中停止使用兵力的时间，不过四百多年。至于本朝扫除僭越叛乱，统一天下，朝廷内外的人从祖父到孙辈，耳闻目睹、相互传说，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大概自上古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的时代。况且国家对于州县仓库中的兵器、粮食、尺帛，从来没有不严密关闭、选择人员看守的，何况国家光明宏大、兴盛茂盛的事业，难道可以不谨慎选择可信任的亲属，让他们帮助陛下守护吗？陛下难道不想想太祖、太宗跋涉山川、经营天下，真宗早起晚睡、辛勤劳苦才达到太平的艰难吗？这就是我早晚惶恐不安，起来便思考，躺下便筹划，感叹流泪而不能停止的原因。有人或许说我身份低微、居处在外，却谈论朝廷之事，是侵犯职权。我愚昧地认为，古代治理国家，进谏并没有固定的官职限制，从公卿大夫到庶人、百工、商旅、盲人和樵夫，没有不可以进言的，这是为了通达下面的实情、考察国家政事。如果设置官职加以限制，不属于该官职的人都不能发言，那么下情就会阻塞而不能通达；这样一来，国家即使有紧迫的忧患，行路的人都知道，而在上位的人却没有办法听到。这种危害，难道不深重吗？先前因为水灾，陛下亲自下诏，广泛访求朝廷内外的意见，勤勉寻求政治得失，我怎么敢舍弃这一大原则，隐瞒而不说？其余琐碎的事情，哪里值得谈论呢？希望陛下察知我区区的忠心，果断实行，使远近之人全都消除忧虑疑惑，自然上天神灵会喜悦，灾异会潜伏消失；百姓会在下欢喜，奸邪盗贼会消除，甚至草木昆虫没有不共同得到福泽的。这样的功业，难道不盛大吗？只希望陛下早日留意，审察裁断。上给皇太后的奏疏【嘉祐八年二月，仁宗去世，英宗有病，皇太后临朝称制，司马光上疏。】

译众生没有福气，大行皇帝突然抛弃天下。皇帝继承帝位，因悲哀过度而毁伤身体，忧成疾病，不能亲自处理政务。恭请殿下共同决断各项政务。凡是举措行动，都不可不谨慎戒惧、留心审察。如今天下的形势，比累卵还危险，大小事情都令人战栗，忧虑有很多方面。如果君臣不能同心，内外不能协力，早晚勤劳，来应对国家的急务，那么祸难的发生，哪里能说得尽呢？安危的根本，在于任用什么人；治乱的关键，在于赏罚。二者不可不明察。如果朝廷内外的百官都各得其人，贤能者得到进用，不肖者退处，忠直者亲近，谗佞者疏远，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安定？任职的臣子多数不是合适的人，贤者退处，不肖者进用，忠直者疏远，谗佞者亲近，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危险？赏赐不因喜悦而滥施，惩罚不因愤怒而妄加；赏赐必有所劝勉，惩罚必有所惩戒，那么天下怎么会不治理？高兴就滥加赏赐，愤怒就妄加惩罚，赏赐加在没有功劳的人身上，惩罚加在无罪的人身上，那么天下怎么会不混乱？这样说来，天下的安危、治乱，不在别的地方，只在君主内心方寸之间罢了。凡是驾驭下属的方法，恩惠过度就会使人骄纵，骄纵了就不能不以威严加以收敛；威严过度就会使人怨恨，怨恨了就不能不施以恩惠。恩威并用的道理，是圣人用来治理世间、驾驭风俗的，就像天地有阴阳，减损或增益都不失中和，从而使万物生长。恩惠，是希望万物亲近自己，但有时会产生怨恨；威严，是希望万物畏惧自己，但有时会产生轻慢。小人的性情，受到的恩惠过多就会骄纵，骄纵后加以裁制，他就会怨恨。爵位、俸禄和赏赐，胡乱加给某些人，那么与他同类的人都会说：“我和他的才干相当，功劳也相等，他得到这些而我偏偏没有，为什么呢？”这就是施加一次恩惠，却招来众人的怨恨。所以说：“恩惠有时会产生怨恨。”威严太盛，人就无处容身；刑罚烦琐苛刻，就会滥及无辜。滥及无辜，那么与他同类的人都会说：“这是过错，谁能没有过错呢？他既然不能免除，将来也会轮到我。”于是被逼迫困窘的人就会思谋作乱，统治他们的人反而更加害怕，只求暂时姑息；这就从严厉开始，最后却变成轻慢。所以说：“威严有时会产生轻慢。”这样看来，做众人之上的人，岂不是极其困难吗？然而善于做统治者的人并不是这样，恩惠一定施给有功的人，惩罚一定加在有罪的人身上。恩惠即使非常厚重，人们却不敢嫉妒，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共同赞许的。惩罚即使非常严厉，人们却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共同厌恶的。从前大行皇帝刚继承帝位时，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皇帝，整顿四方纲纪，进用贤者、斥退奸邪，镇抚朝廷内外，对赵氏确实有大功；只是她自我奉养的礼制，有时尊崇隆重得过分；外戚中鄙陋猥琐的人，有时玷污了官职；身边谗谄的臣子，有时暗中窃取、玩弄权柄。这就是她在天下背负毁谤的原因。如今殿下刚开始代理大政，四方的人都在观察、听闻，借此判断您的盛德。我认为凡是名分、体制和礼数上用来自我奉养的事项，都应当深自抑制、减损，不可完全依照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仁宗即位时，刘太后穿着衮冕，与仁宗同御承明殿；出入乘御用的大安辇，鸣鞭侍卫如同皇帝乘舆。】，以成就谦恭顺从的美德，符合四海的期望。对于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朴正直如薛奎的大臣【王曾、张知白，都是仁宗初年的宰相；鲁宗道、薛奎，是真宗朝的执政大臣】，殿下应当信任并任用，与他们共同谋划天下之事。对于鄙陋猥琐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的人【罗崇勋任入内都知】，殿下应当疏远他们，不可用禄位宠幸他们，也不可听取他们的话。我听说妇人在夫家以内、在父母家以外，何况后妃与国家同为一体，休戚完全相同。如果赵氏安定，百姓就都会安定，何况曹氏，必定世世代代长久享有富贵，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赵氏不安，百姓就会遭受涂炭，曹氏即使想独自安定，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所以说，政就是正，施政的道理没有比至公更重要的。我希望殿下仔细察看群臣之中，有贤才就举荐，有功劳就赏赐，即使卑贱如奴仆、憎恶如仇敌、远在千里之外，也都不可弃置遗忘。这样，谁还不受到劝勉呢？群臣之中，职事不能修治就罢免，有罪就惩罚，即使贵为公卿、亲如兄弟、近在耳目前，也都不可宽容姑息。这样，谁还不感到畏惧呢？行善的人受到劝勉，作恶的人感到畏惧，百官各称职，万民安乐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天下的安定，就像倚靠泰山而坐在平原上一样，还忧虑什么呢？然后等皇帝圣体平安，把安定天下的事业交还给他，自己居住在长乐宫，安享天下的奉养，那么殿下圣明慈善的德行，就会超过前古、光照后世，即使周文王的母亲、汉明帝的明德皇后，也不能与您相比。上给英宗的奏疏【嘉祐八年四月】我愚昧地私下认为，大行皇帝年纪并不很大，却因为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见识深远而明确，意志坚定而独断，知道陛下仁慈孝顺、可以担当大业，便从宗族之中选拔您，立为嗣子，把天下授给您。这恩德深厚高隆，超过天地，本来不是微臣所能称述的。如今不幸突然抛弃万国，陛下悲哀追慕，泣血不止，昼夜相继，超过礼制，以至于忧成疾病，中外听说的人没有不感动流泪的。由此知道大行皇帝能够为天下寻得贤君，天下得到太平的日期，踮脚盼望就可以等待。群臣百姓真是有说不尽的幸运。如今圣体痊愈平安，开始亲临大政，四海之人都擦亮眼睛观看，侧耳倾听，所有举措言行都不可不慎重。《易》说：“君子应当在做事时谋划开端【《讼卦·象辞》】。”《召诰》说：“王于是开始穿上政服，正式临政。”唉！就像生育孩子一样，教养的根本在于他最初出生时，不能自己遗弃明哲的命运。施政的关键，在于任用人才、奖善罚恶罢了。这三方面做得正确，远近之人都会一齐仰慕风化、服从教化，可以不劳而成、无为而治。这三方面做错，消息传遍四方，没有人不离心离德，纲纪无法建立，万事毁坏衰败，治乱的根源、安危的关键，全都在这里。

译我希望陛下把这些事看得困难而慎重，精心审察思虑，就像射箭必须有靶子，一定要有万全把握、射中目标，然后才可以发箭。陛下思念先朝，想要报答先帝的恩德，奉养侍奉皇太后孝顺谨慎，慈爱抚养各位公主，这确实是仁孝到了极点，远远超过常人。我希望陛下即使天性如此，也再加以圣心自我勉励，早晚不懈怠，谨慎地坚持到底，像开始时一样，以此凝聚亿万人的心，向四方显示教化，那么福禄就会流传给子孙，美好的声名也会垂留无穷。古代君主继承帝位，一定要过了次年才改元。我希望陛下完全遵循典礼，不要在年中更改年号。三年的丧服制度，从天子到庶人都是一样的。自汉代以来，才开始因权宜之制，以日数代替月数。我希望陛下虽然向上遵循遗诏、向下顺从群情，在二十七日后脱去丧服；至于宫禁之内，音乐、游宴和吉庆等事，都等到三年后再恢复常态，以尽送终追远的道义。礼制规定，给人家继后的人要作为继父的儿子，所以为所继承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而为自己的父母服齐衰一年。对于所继承者的亲属，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对于自己的亲属，都降一等服丧。这是因为特别看重大宗，就应当降低对小宗的服制，从而专心侍奉所继承的宗族，不敢顾念私亲。汉宣帝自认为是昭帝的后嗣，始终不敢给卫太子【宣帝的祖父】、史皇孙【宣帝的父亲】加尊号。光武帝起于平民，亲自冒着箭石取得天下，自认为是元帝的后嗣，也不敢给钜鹿都尉【光武帝的祖父】、南顿君【光武帝的父亲】加尊号。这些都是遵循大义、彰明至公，当时的人归美于他们，后世称颂他们的圣德。至于哀帝、安帝、桓帝、灵帝，有的从旁支入继大统，却都追尊自己的祖父、父亲【哀帝尊父定陶恭王为恭皇；安帝尊父河间孝王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尊父蠡吾侯翼为孝崇皇；灵帝的祖父淑、父亲苌，世代封为解渎亭侯，灵帝即位后追尊祖父为孝元皇，父亲为孝仁皇。】这些做法不能算是孝，反而正好违犯大义、侵犯礼制，受到当时人的讥刺，也被后世非议。我希望陛下深深以此为鉴，杜绝这种议论，不要再听从。以上几件事，我估计陛下聪明明察，平时都已经知道；然而我又诚恳地进言，是实在担心不幸有谄媚的臣子不识大体，妄自提出说法，以求取容悦。陛下一旦错误地听从了他们，我即使想舍弃生命来争辩，也来不及了，因此不敢不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进言，希望保全圣德的纯粹完美，不出现丝毫缺失；即使有一个人在民间暗中议论，这也是我的心愿。

译论治身先孝、治国先公的奏疏 我听说修治自身没有比孝更优先的，治理国家没有比公正更优先的。孔子说：“孝，是德行的根本。”又说：“不爱自己的亲人却爱别人，叫作违背德；不恭敬自己的亲人却恭敬别人，叫作违背礼【都是《孝经》的话】。”从来没有根断了而叶子还能茂盛、源头干涸了而水流还能长久的。仁宗皇帝把四海的大业授给陛下，他的恩德之大，即使天地也不足以相比。如今仁宗升遐以后，骨肉至亲只剩皇太后和几位公主，是陛下应当尽心竭力供养侍奉、抚养照料的人，以符合仁宗皇帝先前的心意。皇太后听政时，身边侍卫之人不敢不恭谨，需要的物品无不齐备。皇太后既然交还政柄，我私下担心没有见识的人会随势转变，侍奉懈怠，供给有所缺失，那么天下的责备都会归到陛下身上，这一点不可不从早到晚留心省察。又如果有不得志的人在两宫之间刺探动静、搜集言语，表面上像是效忠，内心其实是求取媚悦，借此相互构陷离间，我希望陛下拒绝他们的话，把他们交给有关官署，公开处死。诛杀一个人，群邪自然退却；接纳一句话，百般谗言都会进来，这是祸乱的关键，不可不深加察觉。我听说国事听命于君，家事听命于亲。我愚昧地认为，陛下在外朝时，刑赏、黜陟等政事，应当由圣心亲自决断；至于禁宫之内，取舍、赐予，无论事情大小，不如都先禀告皇太后然后实行。陛下与中宫不要有所专擅。这样，内外的体制就端正，尊卑的次序就明白，慈母在上欢欣，臣民在下歌颂。否则，皇太后归政以后，如果侍卫之人稍有懈怠，需要的物品稍有供应不足，再加上谗邪之人妄自制造离间，一旦有丝毫缺失传到外面，或者皇太后忧思不乐，内心因此生病，那么陛下将怎样承受天下对您的名声呢？即使有百般善行也不能遮掩了。所以我说，修治自身没有比孝更优先的。《洪范》在讲好恶偏党时反复说了六次【《周书·洪范》说：“不要偏斜不正，要遵循君王的义；不要有私自偏好的，要遵循君王的道；不要有私自厌恶的，要遵循君王的路；不要偏私结党，王道广大；不要结党偏私，王道平坦；不要反常偏侧，王道正直。”所以说是六次反复申说。】这是极其重大的道理。周任说：“治理政事的人，不因私人的功劳而赏赐，不因私人的怨恨而惩罚。” 《大学》说：“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性，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心中有所愤怒，就不能保持端正；心中有所偏爱享乐，也不能保持端正。”陛下从宫邸奋发而起，入宫继承大统。皇极从隐居未显到飞腾登天，过去的恩情和旧日的怨恨，怎么能完全没有呢？然而今天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都不可置于圣虑之中，以妨害最大的公正。凡是君主的要道，在于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奖善罚恶罢了。爵位俸禄，是天下的爵位俸禄，不是用来厚待君主所喜欢的人的；刑罚，是天下的刑罚，不是用来满足君主愤怒的。所以古代在朝廷授予爵位，与士大夫共同决定；在市朝处决罪人，与众人共同弃绝他，明白自己不敢凭私心行事，因为依靠的是天下的公议。如今四海广大，百官众多，有贤有愚，有善有恶，肩并肩、足接足，杂乱地一同进用。我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圣明，详细选择其中的人：如果有才德高尚、符合众望的人，就进用他，即使是过去的怨仇也不要弃置；有才器见识平庸低下、对时局没有补益的人，就斥退他，即使是亲近的姻亲也不要任用；有操守高励、建立功劳、为世人所推重的人，就赏赐他，即使是心中所憎恶的也不要废弃；有包藏奸心、触犯禁令、为众人所憎恶的人，就惩罚他，即使是心中所喜爱的人也不要赦免。这样，民间就不会遗漏贤能，朝廷就不会有空缺的官职；行善的人受到劝勉，作恶的人感到畏惧，上下都欢喜服从，朝廷大治，百姓普遍得到福祉，社稷永远安定。否则，如果陛下专居深宫，自我闲暇、自我安逸，把威权和福柄全都交给大臣，只顾眼前得失，不作长远考虑，贤愚不能分辨，善恶失去真实标准；或者所进用的都是平生亲爱的人，所斥退的都是平生不喜欢的人，所赏赐的都是谄媚而没有功劳的人，所惩罚的都是忠诚正直而没有罪过的人。这样，朝廷内外就会离心离德，纲纪毁坏紊乱，众生失去安身之处，天下就可忧虑了。所以我说，治理国家没有比公正更优先的。这两点，是荣辱的根本、安危的关键。我希望陛下仔细思考并努力实行。上给英宗论述时政缺失的奏疏【治平二年八月】陛下即位以来，灾异非常多。太阳上出现黑斑，江淮的水有时泛滥，有时干涸。去年夏天久雨，到了秋天还没有停止。京畿东南十多个州，房屋沉入深水，漂浮的水草停栖在树梢。老弱之人流离失所，饿死瘦死者倒在道路上。妻子儿女的身价，比犬豕还低。许州、颍州之间，亲戚相互吞食，堆积的尸体成了丘陵。随后整个冬天没有下雪，暖气如同春天，草木过早开花。接着刮起黑风，今年夏天瘟疫大规模暴发，蔓延数千里。病人一家接一家，载运丧葬的车辆交错在道路上。到秋天幸而收成丰熟，百姓欣喜，以为大概可以获得喘息。还没有来得及收获，暴雨突然到来，一天之内，河川湖泽全都泛滥，沟渠的水倒流，原野、低湿地和丘陵全都变成洪波。一株幼苗、半穗庄稼，也被冲荡得没有一点剩余。都城之内，道路上要乘木筏通行，城门宫阙崩塌毁坏，官府仓廪、军营堡垒和民居几乎全部被洪水淹没。死于房屋倒塌和溺水的人，数也数不清。这是古来少见的极大灾异、非同寻常的大灾难。陛下怎么能不侧身恐惧，思考造成这种灾祸的原因呢？我替陛下深思其中缘故，大概有三条。我私下认为，皇太后的仁慈明察之德从先朝以来便广为四方所知，又加上她抚养保护圣躬，使陛下入继大统。当陛下刚开始生病时，外间传说皇太后在先帝灵柩前为陛下叩头祈祷，额头因此受伤。

译这样，怎么能说她对陛下没有慈爱之心呢？不幸被谗毁之人互相离间，终于使两宫之间产生明显的隔阂。即使皇太后对陛下确实不慈，作为人子的，又怎么可以计较是非曲直，因而产生愤恨，以致对爱敬之心有所不足呢？《传》说：大德可以消除小怨。先帝从众人之中选拔陛下，从防御使升为天子【英宗起初以秦州防御使知宗正寺，被立为皇子，后来升为齐州防御使，不久继承帝位。】只把一位皇后和几位公主托付给陛下，而先帝灵柩还停放在殡宫，陛下已经失去了皇太后的欢心。几位长公主都被屏居在偏僻宫殿，很少能够进见。我请用小事来比喻大事：假设乡里的百姓有一位妻子、几个女儿，还有十亩田地和一笔黄金财产，年老没有儿子，便收养同宗的孩子作为后嗣。这个人死后，养子得到田产财物并占有它们，于是疏远养母，抛弃养妹，使她们愁苦愤恨、哀怨叹息。那么邻里乡党的人会认为这个养子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普通人这样做，尚且会受到乡里的贬斥，何况以天子的尊贵，受到四海仰望呢？这就是陛下开始失去人心的地方。先帝天性宽厚仁慈，重视不违背众人的意愿，晚年遭受疾病，厌倦繁重的政务，于是把天下的事情全都交给两府办理；有时处理显得偏颇，有时意图有所偏私，取舍、黜陟未必都恰当；又有人巧设侥幸求进的门路，进用提拔自己所喜爱的人，超越资历、越级升迁，欺凌众人，压抑孤寒之士，使他们没有地方申诉。到陛下即位时，人人都认为您一定能够奋发刚健，彰明贤君的德行，收回威权和福柄，使其重新归于王室，进用贤能，斥退愚劣，奖善罚恶，使国内外豁然清明，很快看到太平。然而陛下反而更加谦逊退让，深深隐藏自己，凡是百官奏请的事情，都不肯明确取舍，动不动沿袭旧例，不顾实际情况；对于细小事务谨慎小心，却忽略大体；知道某人贤能却不能举荐，知道某人不肖却不能罢免，知道某事错误却不能改正，知道某事正确却不能听从。大臣专权比先朝更加严重，任意任免官员，不再有所顾忌；有的不是人才却突然升进，有的犯了罪却得到宽免。这就是天下人更加失望的原因。陛下的圣明资质虽然美好，也应当取法尧、舜、禹、汤；可是即位以来，有时心中一旦形成某种看法，便固执不改，像坚守严城、抵御外敌一样，使群臣的言论都没有办法进入。这恐怕不是容纳百川、汇成大海的做法。贤明的君主对于听取和采纳意见，不分彼此，不分我他，不分亲疏，不分先后，只看意见是否正确罢了。如果看重自己的意见而轻视别人陈述的意见，信任亲近的人而怀疑地位卑贱的人，以先入之言为主而拒绝后来的建议，那么即使有正确的意见，也无法被发现。《书》说：“有言语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在道理中求取它的正确；有言语顺合你的心意，也一定要在正道中求取它的根据【《说命》的话】。”如果一定要等意见符合圣意才高兴、才听从，不符合就愤怒、就抛弃，我恐怕谗谄之言会日益进用，方正之士会日益疏远，这恐怕不是增加社稷福祉的方法。又者，国家设置台谏官，是作为天子的耳目，防止大臣蒙蔽上听。朝廷政事都是大臣共同裁定，然后施行；台谏有时以不同意见加以干预，陛下应当亲自依据圣意察辨是非，可以实行的就实行，可以停止的就停止。如今却又把这些意见交给大臣处理，他们哪里肯认为自己所实行的是错误，而认为别人所说的是正确呢？这就是陛下独自取得拒绝谏言的名声，而大臣却坐享专权利益的原因，也是天下人再次失望的原因。以上三件事，在朝廷任职的臣子都知道不可如此，但在上面畏惧严厉的诛罚，在下面躲避怨恨和愤怒，没有人敢把这些彻底说给陛下听，使天下积聚的愤懑之气无法发泄，天地阴阳的和气受到感动而发生灾异，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陛下向上考察天意，向下顺应人心，对这三件事都留意圣虑：奉事皇太后更加孝顺谨慎，务必取得她的欢心；经常存问、抚慰各位长公主，不要让她们失去安身之处；总揽大权，不要把它交给别人；选用英俊人才，按照名声考核实际；奖赏功劳，惩罚罪过，舍弃小事而把握大体，铲除堵塞因侥幸而进的弊端，使大政焕然一新；广泛接纳正直的言论，虚心听从善意的意见，全都以至诚实行，不只是停留在空话上。至诚可以感动金石，何况是人呢？没有诚意连普通人也感动不了，何况上天呢？《诗》说：“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升降察看众人，每天都在这里监视【《周颂·敬之》篇】。”上天虽然极其高远，视察和听闻却非常近。人的作为发自内心，上天已经知道了，本来不必等看到他的容貌、听到他的声音才知道。陛下如果确实能在这些事情上竭尽诚意，那么圣德会日益更新，美名会传遍四方，人心既然喜悦，天道自然调和，百谷繁茂丰收，嘉祥瑞应一同到来，蛮夷全都归服，福泽流传子孙。我自知没有才能，对朝廷没有补益；但不敢就此闭口不言，再次有所陈述，只希望陛下裁察。关于仁宗配享明堂的议论【治平元年正月。当时翰林学士王珪请求让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诰钱公辅认为不可，御史中丞王畴又重申王珪的意见，司马光任知谏院，与吕诲一同上议。】我私下认为，孝子的心，谁不想尊崇自己的父亲呢？但圣人制定礼制，为此规定了最高准则，不敢逾越。所以祖先已经训诫高宗说：“祭祀没有比亲近的祖先更丰厚的。”孔子与孟懿子谈论孝，也说：“按照礼制祭祀。”这样看来，侍奉亲人，不是祭祀次数多就是孝，贵在合乎礼制罢了【《祭法》说：有虞氏在禘祭中祭祀黄帝，在郊祭中祭祀喾，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夏后氏在禘祭中祭祀黄帝，在郊祭中祭祀鲧，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商人以喾为禘祭对象，以冥为郊祭对象，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周人以喾为禘祭对象，以稷为郊祭对象，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先儒认为，禘、郊、祖、宗都是奉祀并让先祖配享。禘，是在圆丘祭祀昊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作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作祖、宗。所以《诗》说：“思念有文德的后稷，他能够配享上天。”又说：“我要在明堂祭祀文王【“思文”“我将”都是《周颂》的篇名】。”这就是证据。除此以外的做法，在经书中都看不到。前汉让高祖配享上天，后汉让光武帝配享明堂。由此看来，古代帝王除非是建立国家、开辟土地以及完全拥有华夏天下的人，都没有配享上天的文献记载。所以即使周代的成王、康王，汉代的文帝、景帝、明帝、章帝，他们的德行功业并非不美好，但子孙仍不敢让他们配享上天，是为了避让祖宗。

译《孝经》说：“尊敬父亲，没有比让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了。”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孔子认为周公具有圣人的德行，成就了太平的功业，制定礼制、创作礼乐，而文王正是周公的父亲，所以引用这句话来证明圣人的德行以孝为最大，只是回答曾子的提问罢了，并不是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应当让自己的父亲配享上天，才算孝。近世祭祀明堂的人，都让自己的父亲配享五帝，这就是错误理解《孝经》的意思，违背先王的礼制，不可以作为法则。景祐二年，仁宗诏令礼官考察案牍典籍，辨明尊崇配享的次序，确定二祧的位次，于是把太祖作为帝王的始祖，比拟周代的后稷；把太宗、真宗作为帝王的宗，比拟周代的文王、武王。这样，在明堂祭祀真宗并使他配享五帝，也没有失去古礼。如今仁宗虽然功劳丰厚、德行美好，恩泽遍及四海，但不在二祧的位置上，议论者却想舍弃真宗而让仁宗配享明堂，恐怕不合于《祭法》；再从人情来说，这是贬低祖父而抬高父亲。夏父弗忌让僖公升居闵公之上，先兄而后弟，孔子尚且认为这是颠倒祭祀次序，把它记载在《春秋》【鲁僖公是闵公的兄长。文公二年八月，在太庙举行大祭，把僖公升居闵公之上，这是颠倒祭祀次序。】当时夏父弗忌担任宗伯，君子认为他失礼】何况贬低祖父而抬高父亲呢？如果一定要这样实行，不仅违背礼典，恐怕也不是仁宗的本意。我们私下认为，应当遵循旧礼，让真宗在明堂配享五帝为宜【议论上奏后，翰林侍读学士孙抃请求依照先前的议论，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司马光的意见没有实行。】关于崇奉濮安懿王典礼的议论【治平二年六月。当时朝廷议论尊崇奉祀濮安懿王的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人彼此顾望，不敢首先提出意见，只有司马光奋笔写成议论，王珪随即命令吏员把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定案。】我们谨慎考察《仪礼·丧服》关于“为人后者”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三年丧？因为承受了重大的宗法责任，必须用尊贵的丧服来服丧。对于所继承者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要像亲生子女一样对待，凡如同亲生子女的，都按照亲生子女对待。”又说“为人后者”为自己的父母服丧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一年？因为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特别看重大宗，所以降低对小宗的服制。”又说“为人后者”为自己的兄弟服丧的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为人后者要降低对自己兄弟的服制。”由此看来，为人后者既然作为所后者的儿子，就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圣人制定礼制，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如果恭敬慈爱的心分散施于彼此，就不能专一用于所继承的宗族。因此，自秦汉以来，帝王中有从旁支入继大统的，有的推尊父母为帝、后，都受到当时人的非议，遭到后世的讥刺。我们不敢把这些作为本朝的法则。何况前代入继的人，多是在皇帝驾崩以后，拥立的谋划有的出自母后，有的出自臣下，不像仁宗皇帝当时年纪尚未衰老，深思宗庙的重大，敬承天地的意旨，在众多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把大业授给陛下。陛下亲自成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帝位、承奉宗庙，光明正大地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性亲情和养育抚顾之恩，但陛下之所以能够背靠屏风、端正戴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全都是先帝的德泽。我们愚昧浅陋，不能通晓古今，私下认为今天为濮安懿王制定崇奉典礼，应该按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尊荣达到极致。谯国襄国太夫人【王氏、韩氏】、仙游县君【任氏】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实在是恰当的做法【议论上奏后，又下交中书省集体议论。】奉诏论述政事要领【治平二年八月】臣听说，治理政事有一定的体制，处理事务有一定的要领。自古圣帝明王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大治，都是采用了这个道理。什么叫作治理政事有体制？君主是元首，臣下是股肱，上下相互维系，内外彼此制约，就像网有纲、丝有纪一样。所以《诗经》说：“勤勉不懈的我王，纲纪四方。”【《大雅·棫朴》篇】又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四方以他为纲。”【《大雅·卷阿》篇】古代的君王，设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用来纲纪朝廷内部；设置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用来纲纪朝廷外部。尊卑有序，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没有不顺从的。这就是治理政事的体制。什么叫作处理事务有要领？人的智慧有分别，力量有尽头，凭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兼理天下所有事务，想要件件都亲自了解，连一天也不够用。因此，地位尊贵的治理众人，地位卑下的治理少数人；治理众人的，事务不得不简约；治理少数人的，事务不得不详尽。简约就是举其大要，详尽就是穷尽细节，这是自然的形势。《益稷》说：“元首英明啊，股肱贤良啊，众事安康啊。”【皋陶赓歌之辞】意思是君主英明，就能选择贤臣；臣下贤良，就能治理事务。又说：“元首琐碎烦杂啊，股肱懈怠啊，万事败坏啊。”意思是君主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臣下就不能尽力，政事也会废坏。《立政》说：“文王不把庶务都兼理，只把众狱讼、众慎事交给有司和牧夫，训诫他们遵行或违背的原则；文王不敢自以为能知晓这些事。”意思是文王选择有司而任用他们，其余事务都不必亲自知晓。《康诰》说：“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惩罚应当惩罚的人，以此彰明于民。”意思是文王任用可任用的人，敬重可敬重的人，惩罚可惩罚的人，专门彰明这条道理来示范百姓。因此，君王的职责，重在衡量才干、任用人才，奖赏有功、惩罚有罪而已。如果能谨慎选择公卿、牧伯并把事务交给他们，那么其余官员不用再选也会精良；谨慎考察公卿、牧伯的贤愚善恶，予以升降诛赏，那么其余官员不用再升降诛赏也会得到治理。这样看来，君王所选择的人不必很多，所考察的事不必繁杂，这就是处理事务的要领。臣私下看见陛下每天出来视朝，接着登经席讲学，直到将近中午才回宫禁。入宫以后，听说也不让自己闲暇，批阅天下奏事和群臣章疏，直到黄昏夜深；又点燃烛火，研读经史，博览群书。即使是中宗、高宗不敢荒废安逸，文王太阳偏西还无暇吃饭，臣认为也比不上陛下。

译然而陛下自登基以来，勤勉求治，至今已经三年，功业却还没有显著，大概是还没有得到治理政事的体制和要领。祖宗开创基业、传下统绪，作为后世的法则：朝廷内部设置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审刑等在京诸司；朝廷外部设置运使、知州、知县等众官，以相互统属管理，上下有序，这就是所谓的纲纪。如今陛下喜欢让大臣夺取小臣的事务，让小臣侵夺大臣的职权，因此大臣离心，不肯竭尽忠诚；小臣推诿上级，不肯尽力。这正是百官所以逐渐废弛、万事所以毁坏衰败的原因，而陛下却正把这种做法当作达到大治的根本，这是臣最为疑惑的地方。臣地位卑微，不能完全了解朝廷之事，姑且把耳目所接触到的近来几件事、臣所知道的说出来，其余的陛下可以类推。过去汉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年审决的狱案以及钱谷的出入有多少？”陈平说：“陛下如果问审决狱案，应责问廷尉；问钱谷，应责问治粟内史。一定要使卿大夫各自尽到自己的职守，这才是宰相的事情。”像陈平这样，可以说是懂得治理政事的体制了。如今的两府，都承担古代宰相的职任。中书掌管文事，枢密掌管武事。至于百官的长官，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刑罚赏赐等大政失当，这属于两府的责任。至于钱谷不充足、条例不恰当，这属于三司的事务。陛下如果能精选通晓钱谷、忧公忘私的人，任命为三司使、副判官和各路转运使，并使他们长期任职，以充分发挥才能；有功就升迁，无功就退职，名声不能扰乱考核，虚伪不能掩盖实情；真正安抚百姓而不扰害他们，使百姓自行富足，处理事务有方法，使用财物有节制，何必担心财利不丰足呢？如今却让两府大臣把三司的条例全部取来，另设一个机构，召集几个文士同他们谋议，改更制度，而三司都不得参与。臣恐怕改过的未必胜过旧制，却徒然扰乱祖宗的成法；考察古制则不合适用于今日，施行于今日又不恰当，官吏借机作奸，农民商人失业。几年之后，上面府库耗竭，下面百姓愁苦困顿，众心离散惊恐，将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况且两府总管天下事务，没有什么不涉及的；如果百官的职务都让两府办理，那么在上者承受不了劳苦，在下者便无所任用了。又如监牧使主管养马，四园苑主管课取财利，却让监牧使不隶属于群牧司，四园苑不隶属于三司提举司，那么在下者各自专权放纵，在上者又无所用处了。陛下正想使天下进入大治，却让百官在上者不委任下属，在下者不听命于上级，这样能够实现治理吗？像这一类事情，臣私下恐怕还没有得到治理政事的体制。天下的事务，属于一县的，应当委任知县；属于一州的，应当委任知州；属于一路的，应当委任转运使；属于边远地区的，应当委任将帅，这样事情才能办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长期处在这个职位上，了解当地人情，知道物产是否适宜，赏罚的权力足以使所属之人感到祸福，从而使他们信服。如今朝廷每有一件事，不委任将帅、监司、守宰，让他们自行制定方略，责令他们取得成效并施行刑赏，却常常另派使者，带着诏命奔走，往来于道路，所到之处徒然造成烦扰，对事情未必有益，还不如不派。事情的利害、官吏的能否胜任，都不是使者平素能够了解的；临时向人询问，有时遇到公正明达、忠诚信实的人，还只能得到其中一两分；有时遇到自私昏暗、奸诈险恶的人，是非就会因此颠倒。这两种人交杂在眼前，而使者又不能立即辨别，所以往往反而贻误事情，很少能够带来益处。这并不是说将帅、监司、守宰都贤能，而使者都愚蠢。多年累月的讲求，和一朝一夕的议论；长期积累的考察，和眼前一时的毁誉，在精粗详略方面，情势本来不同。有人任官多年却不知道事情的利害，长期临民却不知道属吏的能否；或者虽知道利害却不能改正，虽知道能否却不能升降他们，这就是愚昧偏私的人，朝廷应当考察后罢免他们，另选贤者代替其职位，不应当频繁派遣使者从中扰乱，使他们不能履行职务。况且庸人的情性是：如果计策不是自己提出的，就嫉妒阻挠，唯恐它成功。官吏中这样的人，十个常有五六个。即使使者所规划的事情完全合宜，在使者任职期间，掌管该职务的人已经怏怏不乐，不肯同心协助他的谋划、合力促成其事，说：“朝廷自己派了专使来办理，我哪里敢参与过问？”等使者回报之后，他们一定会在后面败坏此事，说：“使者已经谋划好并交给我，我现在竭力办成，功劳全归于最初谋划的人，我又有什么功劳呢？”这就是不如不派使者，而把事务委任给当职之人的原因。使者的作用，是沟通远近的情况，本来不可没有；然而如今的转运使，就是古代使者的职任，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而委任给他，远胜于临时派遣使者。如果监司自己作奸犯科、贪婪放纵，或者有所隐瞒欺骗，或者被部内之人控告，或者所谋划的事情不合宜，朝廷想要察明他的罪恶、审查事实虚实、判明曲直、裁决是非，然后另派使者去查办。如果查得确实，监司有罪就应当罢免，哪里能只作罢了事呢？如今每有一件事，朝廷就从京师派使者前去办理，这样外任官员全都没有用处了。使者既代替他们办理事务，而当职之人也无所兴举、无所废黜，只能拱手旁观，偷取安逸、窃取俸禄了。像这一类事情，臣私下恐怕未必合乎治理政事的体制。如今朝廷的士大夫和左右近臣都说：“陛下聪明果断，威权福柄都在自己手中，太平的功业指日可待。”臣愚昧，独自认为还不是这样。臣听说古代圣帝明王，听到人的言论就能辨识是非，所以称为聪；观察人的行为就能察知邪正，所以称为明。是非既已辨明，邪正既已分清，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动摇，所以称为刚；取用正确的、舍弃错误的，诛除邪恶的、任用正直的，坚定不疑，所以称为断。诛罚一个不善之人而天下不善者都感到畏惧，所以称为威；

译奖赏一个有功之人而天下有功者都感到欢喜，所以称为福。如今陛下聪明刚断，确实具备这些品德；想要收掌威福的权柄，确实有这样的志向。然而施行这些事情的方法，尚有未尽之处，所以臣认为太平的功业还不可期待。帝王的道理，应当致力于长远重大之事，而略去眼前细小之事。国家的大事，应当同公卿商议，不应让小臣参与；四方的事务，应当委托牧伯考察，不应让左右近臣窥探。假如公卿、牧伯尚且不能选择贤者任用，小臣、左右难道独能得到贤者而任用吗？如果任用的果真不是贤者，那么险诈偏邪、私下请托之事就没有不做的了。如今陛下喜欢在禁中发出亲笔诏书指挥外部事务，不经过公卿荐举、牧伯纠劾，或者越级升官，或者无故罢免，使小人疑惑惊骇，不知如何遵从。这难道不正是朝廷士大夫和左右近臣所说的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吗？陛下听到这些话而相信它们，臣实在认为错了。公卿所荐举的人，牧伯所纠劾的人，有时被说成贤者而其实不贤，有时被说成有罪而其实无罪，但都有迹象可查，责任有所归属，所以不敢大肆欺骗隐瞒。如果奸臣秘密禀告，陛下便命令以自己的圣意来施行，那么威福就集中到私人门下，而怨恨诽谤却归于陛下，怎么能说威福在陛下手中呢？况且陛下先前在中诏中所指挥的，大多不是大事；至于两禁中的美官、边藩将帅、省府职任、各路监司，这些都是众人所希求、治乱所系的职位，在授予任命之时，臣很担心未必一件件都出自圣意。至于奸邪贪鄙之人，陛下明知而罢黜出外的，有的却改换官职、提升资序，有的没过多久又被重新任用。这样看来，威福的权柄果然不在陛下手中，只是陛下偶然没有想到罢了。由此看来，当面称誉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可以立即实现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谄媚，不可不加以察辨。陛下如果一定要使威福在自己手中，为什么不谨慎选择公卿大臣，留下明正忠信的人，去掉愚昧阿私的人？在位者既都得到合适的人，然后凡是要举办一件事，就同他们在朝廷公开商议，让各人陈述自己的意见；陛下清心静虑，选择正确的施行，错误的就不能再改变它。凡是任命一名官员，也同他们在朝廷公开商议，让各人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陛下清心静虑，选择贤者任用，不肖者就不能再争夺职位。这样，谋划和荐举虽然出自公卿大臣，但施行和任用都决定于陛下，怎么能说威福不在自己手中呢？陛下不这样做，却反而让那种做法长期实行，臣私下恐怕还没有得到其中的要领。三个人共同居住而没有统一的人领导，不是离散就是混乱，所以设立君主来管理他们。群臣和百姓，势力相当、彼此对抗，不能互相治理，所以由君主裁决。君主如果不作裁决，要由谁来裁决呢？人的心意各不相同，就像面貌各不相同一样。国家凡是要举办公共事务，朝廷内外的人必定有人认为对，也有人认为错；凡是任用一个人，也必定有人认为贤能，也有人认为不肖。这本来是人情的常态，自古如此，不值得奇怪。关键在于君主审察是非，取正确而舍错误，就能安定荣耀；取错误而舍正确，就会危亡受辱。这就是安危荣辱之所以分开的原因。因此圣王重视它，广泛谋议群臣，甚至下及庶人；然而最后作出决断，关键仍在君主。古人说：“谋划要广泛，决断要独立。谋划广泛，所以可以考察利害的极致；决断独立，所以可以确定天下的是非。如果只知道谋划而不知道决断，那么下面众人各自都想实现自己的私意，这就是衰乱的政治。” 《诗经》说：“谋划的人太多，因此事情不能成功；言论充满朝廷，谁敢承担过错？如果不是实际行走而只在道路上谋划，因此不能走上正道。可悲啊，这样谋划，不以先民为准则，不以大谋略为法，只听信近处浅近的话，只争论浅近的话。就像在道路旁筑屋却听众人谋议，因此不能完成。”【《小雅·小旻》篇】这说的是周王室的臣子不懂先王之道，专门争论近小之事，君主又不能决定可否，因此事情始终不能成功。汉代国家遇有大典礼、大政令、大刑狱、大规模征伐，一定让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讨论。他们的意见本来不能完全一致，其中会有参差不齐的地方。于是天子依照皇帝的权制作出裁决，说“丞相的意见正确”，或者说“廷尉的意见恰当”，而群臣就安然服从，没有不服的。如今陛下听任群臣各自充分陈述心意来议论政事，这确实很好。然而最终却不肯用圣意裁决，竟使群臣中有专门争胜的人，以巧言文辞相互攻击，以能言善辩相互排挤，争论一次又一次，反复不止，没有尽头。臣愚昧，深恐这样会损害朝廷的政体，损伤陛下的明德，传闻四方，招致外国轻视，这不是美好的事情。天下的事情有难以裁决的，就用先王之道衡量它，如同用秤来权衡轻重、用规矩来判定方圆，连锱铢毫忽也不能欺骗。因此君主应致力于明白先王之道，而不应拘泥于熟习律令；知道根本已经树立，枝叶就一定会茂盛。近来登州妇人阿云谋杀丈夫，已经造成伤害，伤势垂危，情状没有什么可怜悯的地方，按道理也十分明白。伤人之后没有自首，依法定罪没有疑问，中等才干的官吏都能立即裁断。案件已经由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判为死罪，但原知登州许遵却文饰过错、掩盖是非，妄作巧辩。朝廷两次命两制官定夺，又两次命两府定夺；诏令发出后重新收回一次，收回后又再次发出一次，争论纵横交错，直到现在仍未定案。以田舍中一个妇人的案件，在四海之广、万机之多的国家里来说，它的事情细小，哪里只是秋毫之末。朝廷要裁断这件狱案，委任一个司法官就足够了，如今却纷乱到这种地步。假如还有比这更大的疑难案件，将凭什么裁决呢？执持条文、依据惯例，是有司的职责；推究情实、制定合宜的义理，是君主和宰相的事情。纷争辨讼，如果不合礼就不能裁决；礼所排除的，才是刑所取用的。阿云的事情，陛下试着从礼来看，难道是难以裁决的狱案吗？她究竟是谋杀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谋杀是否构成，是否属于谋杀的原因，这些都是苛细察辨、缠绕不清的议论，是拘泥文法的庸吏所专门做的，难道是明君贤相应当留意的吗？

译如今争论了一年多，最后才形成法律，终于抛弃百代相传的常典，违背三纲的大义，使善良之人无处申诉，奸邪之人得以得志，难道不是因为拘泥枝叶而忘记根本造成的吗？像这一类事情，臣私下恐怕还没有得到其中的要领。这些都是众人私下议论、暗自叹息却不敢明说的事。臣因为独自蒙受恩遇深重，不顾斧钺之诛，为陛下说出来，惟愿圣明裁察。辞职疏【王安石请求退职，皇帝于是任命他为光禄寺、枢密副使，王安石推辞】陛下任用臣，大概是看中了臣狂直的性情，希望臣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只是用俸禄官位来荣耀臣，却不采纳臣的言论，那就是凭借天官的名位，私自任用了不合适的人。臣只是凭借俸禄官位来荣耀自身，却不能救助百姓的疾苦，就是盗窃名位器物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罢除制置条例司，追回提举官，不施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臣，臣所受到的恩赐也已经很多了。如今说青苗法危害的人，不过认为使者骚扰州县，是当前的祸患；而臣所忧虑的，却在十年以后，并不只在今天。百姓的贫富，由于勤惰不同；懒惰的人常常贫乏，所以必然要向别人借贷。如今拿钱贷给百姓而收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借取，使者却把多发放作为功劳，一概强行摊派；又担心借款不能偿还，必然命令贫富相互担保。贫者无力偿还，就会流散到四方；富者不能逃离，就必然被责令代替几家贫户偿债。春天计算，秋天催收，辗转日益加重；贫者已经耗尽，富者也变贫。十年以后，百姓将没有一个能够存活。又把常平仓的钱粮全部发放出去，专门施行青苗法；以后想恢复常平仓，又到哪里去取钱粮呢？富裕之家已经耗尽，常平仓已经废坏，再加上战争，继而发生饥荒，百姓中羸弱的必然弃尸沟壑，强壮的必然聚集成为盗贼，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请求审阅农民封事札子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农民诉说疾苦的密封奏状，王啬等一百五十道，除去内容重复的以外，都已经登记送入。臣私下认为，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为困苦。农夫冒着寒冷耕田，顶着暑热除草，沾湿身体、泥涂双脚，披星而作，披星而息。养蚕的妇女培育蚕、治理蚕茧、绩麻纺线，一缕一缕地积累，一寸一寸地织成，勤劳到了极点。然而又有水灾、旱灾、霜灾、雹灾、蝗灾间或造成祸害，幸而获得收成，公家的债和私人的债又交相争夺、相互掠取；谷子还没有离开田场，丝帛还没有下织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农夫和蚕妇所吃的不过是糠籺却还不够，所穿的是粗绨和粗布却不能完整，只因世代从事田亩，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可以谋生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子弟游走市井，吃到甘美食物、穿上华美衣服，看到繁盛华丽的景象，就再也不肯回到田地了。以至于世俗中的俳谐之人共同把农民当作可嘲笑鄙视的对象，实在可悲。何况聚敛之臣，在租税以外用各种巧法搜刮，来求取功劳赏赐。青苗法强行发放并加重收息，发放陈钱、收回新钱；免役法刻剥贫困百姓，收取钱财来供养浮食之人；保甲法使百姓劳作于本业以外；保马法使百姓困于无益的费用，难道可以不加以顾念吗？农夫和蚕妇，是天下衣食的根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所以圣王重视他们。臣不敢远引上古，只想说太宗皇帝曾经游幸金明池，召来几十名田妇到殿上，赐给席位让她们坐下，询问民间的疾苦。田妇愚昧直率，没有什么隐瞒回避，太宗赐给她们丝帛后遣送回去。太宗出身微贱，民间的事情本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这样，是怕自己富贵以后忘记民间，所以每次临朝，没有一天不谈到农事。真宗皇帝的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是农家出身，喜欢谈说农家的事情；真宗皇帝从小听到这些，所以任开封尹时以善政著称，等到登上帝位，咸平、景德年间的治理成为有宋盛平的极致，景德年间关于农田的诏令至今还被称为精当。过去周公辅佐成王，作《无逸》说：“先了解稼穑的艰难，然后享受安逸，就会知道小民依靠什么生活。”这是因为一盂饭、一尺丝帛，没有一样不是出自艰难；君主既然知道这些，就不会把它们用于无益之事，也不会把它们耗散在无功之处，骄奢放纵的心就无从产生。恭敬地惟愿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年富力强；若不是如今发扬德音，大开言路，使田野百姓都能上呈密封奏章，那么这些人的疾苦，凭什么能有万分之一传达到天听呢？这些奏状的文辞鄙俗，语言杂乱，都是他们亲身遭受实际祸患后，直接贡献自己的诚意，不可以忽视。恭敬地希望太皇太后陛下与皇帝陛下一同赐予审阅，希望借此开阔听闻、增长圣德，对民间的真实情况和虚伪情状没有不周遍了解的。将来太平的事业，就从这里开始了。请裁夺施行。

译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 臣等恭敬地听说，皇城司亲事官奏报有百姓杀人、私自使用财物、休和之事，交给开封府审讯，结果都没有事实根据，便想拘捕当初的巡察人员来查问。皇城司却加以庇护，不肯交出他们。臣等私下认为，祖宗开创基业之初，人心还未安定，恐怕有大奸臣暗中谋划而无从察觉，所以亲自选择身边亲信之人，使他们在民间周游，秘密进行侦察。当时如果有人挟私诬陷冤枉别人，斧钺随即就会降临，因此这些人都知道畏惧，没有谁敢作奸犯科。如今海内承平已经超过一百年，上下安定牢固，人们没有别的企图，时代变化、风气转移，本应有所革新，却因循旧例，反而造成更大的弊病。甚至皇室姻亲、各司仓库，全都交给这些人掌管；他们察访过失，广泛制造威福，公然接受货赂。所爱的人即使有大恶，也加以掩盖而不追究；所憎的人，举止言语都被挑剔搜求。臣等常常以为，国家选取天下贤才作为公卿百官，却仍然不予信任，反而任用这些厮役小人作为耳目，难道值得依靠吗？如今他们竟妄自拘捕平民，加以死罪，使人幽禁在牢狱之中，横遭苦刑毒害；幸而没有被迫自诬服罪，仅仅能够辨明事实。如果再不听任有司审问，对当初巡察的人稍加惩戒，臣恐怕这些人就再也没有畏惧忌惮，会更加放纵横行，使京师的官吏百姓手足无措。这难道符合祖宗的本意吗？恭敬地希望朝廷指示皇城司，命令它把当初巡察的人送到开封府审问实情；如果另有仇怨嫌隙，或者侦察访查粗疏鲁莽，就各随实际情状，依法处置。并且从今以后永远作为定制，这样或许可以堵塞欺骗隐瞒的源头，断绝侵害冤枉的途径，以保全国家至公的原则。请裁夺施行。五防【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上】臣司马光有幸充任谏官，深切认为，谈论国家大事，如果说长远重大的事情，就会空泛疏阔，对眼前朝夕没有益处，容易陷入迂远；如果说细小眼前的事情，就会琐碎委顿，足以烦扰圣听，失之于苛细。臣早晚惶恐疑惑，同自己的内心反复商量，经过几十天，才敢自行决定：与其承受苛细的责备，不如提出迂远的议论。臣恭敬地认为，祖宗开创事业的艰难、国家达到治平的光美，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不可不谨慎，因此作《保业》，以巩固隆盛太平的根基。顺势安定它容易建立功业，等到颓坏的趋势形成后再挽救就难以奏效，因此作《惜时》。道路预先确定就不会困穷，事情预先安排就不会困顿；人没有长远的忧虑，必然有眼前的忧患，因此作《远谋》。燎原的大火，起于微小的火星；怀山的大水，源于涓涓细流，因此作《重微》。画成的龙不足以招来雨水，画成的饼不足以解除饥饿；华美而没有实际，对治理无益，因此作《务实》。合起来说，叫作《五防》。这些都是守护国家的重要原则，是当今迫切的事务。臣愚昧狂妄、如盲人般无知，冒犯禁忌，只知道献纳忠言，不敢顾惜性命。保业 天下是最为贵重的器物，取得它极其艰难，守住它也极其艰难。从前刚开始承受天命的时候，天下人都同我们并肩而立，共同较量智力、争夺天下；等到智慧用尽而不能抵抗，力量屈竭而不能支撑，然后才肯叩头称臣。在那时，有一个智力相当的就是两方，有两个相当的就是三方，越多就越分裂；如果不是智力和力量超出天下，天下就没有谁能够统一它，这不也是取得天下极其艰难吗？等到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群雄已经服从，众心已经安定，上下名分明确，强弱形势悬殊，中等资质的人都认为子孙万世会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于是骄傲懈怠之心产生了。骄傲的人玩弄兵力、滥用武力，穷尽享受、极度奢侈，上天震怒也不顾念，百姓怨恨也不知道；一旦形势崩解，四方就溃败糜烂，秦、隋末年就是这样。懈怠的人沉溺于宴饮安逸，考虑不到长远，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终于不能振作，汉、唐末年就是这样。这两种情形，有的败在过强，有的败在过弱，但导致灭亡是一样的，这不也是守住天下极其艰难吗？臣私下观察，自从周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能施行，诸侯纷纷僭越，分崩离析，数不胜数；总共经过五百五十年，才由秦统一。秦朝残酷役使百姓，十一年后天下大乱，又经过八年才由汉统一。汉朝统治天下二百零六年后失去权柄，王莽篡夺了它，十七年后又归于汉；更始帝不能保全天下，光武帝诛除僭伪势力，总共十四年后才重新统一。又过了一百五十三年，董卓专擅朝政，州郡瓦解，彼此吞并，到魏氏时，天下分为三国；总共九十一年，才又合于晋。晋得到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庸，宗室构难，刘渊、石勒乘机相继起兵，天下分散为六七个政权，又聚合为二三个政权；总共二百八十八年，才归于隋。隋得到天下才二十八年，炀帝无道，九州分裂，八年后天下归于唐。唐得到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倚仗承平，沉溺酒色，养成了祸根，以为子孙不会因此受害；于是渔阳兵变突然发生，天下横遭战乱。肃宗、代宗以来，藩镇跋扈，朝廷号令不能实行，朝贡也不来，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如同仇敌；国势逐渐衰微，到了五代，三纲颓败断绝，五常灭亡。帝王怀抱玉玺还没有暖热，居处宫室还没有安定，早晨建立，晚上败亡，如同住在旅舍；祸乱接连发生，战争没有停息，流血成为川泽，尸骸聚成丘陵，百姓没有死尽的已经很少了。

译于是太祖皇帝承受上帝之命，起兵拯救天下。他亲自披甲戴胄，栉风沐雨，东征西伐，扫除海内。当时吃饭来不及吃饱，睡觉也没有空闲安睡，以此为子孙建立太平的根基。大功尚未完成，太宗皇帝继承而成就了它。总共二百二十五年以后，大禹的疆域重新混合为一体，百姓遗留下来的后代才有了喘息之地。由此看来，上下共一千七百多年，天下统一的时间只有五百多年罢了。其间时时发生小规模祸乱，数也数不清。国家自平定河东以来，八十多年内外无事。这样看来，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治理太平的时代，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的。如今百姓拥有十金的家产，尚且认为是先人经营、劳身费心才得来的，谨慎守护，不敢失坠；何况承受祖宗艰难创下的事业，全部拥有四海，传给万世子孙，怎么能不重视？怎么能不谨慎？《夏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绳子驾驭六匹马。”【《五子之歌》】《周书》说：“内心忧虑危险，就像踩着老虎尾巴、涉过春天的薄冰。”【《君牙》篇】臣希望陛下早起晚睡，谨慎勤勉，思念祖宗的辛劳，知道王业来之不易，以古代为鉴来观察今日，知道太平时代难得而容易失去，那么天下百姓乃至鸟兽草木，没有不感到万分幸运的了。惜时 夏至是阳气达到极点的时候，但阴气开始产生；冬至是阴气达到极点的时候，但阳气开始产生。盛衰相承接，治乱相互发生，是天地永恒的规律，是自然最极致的法则。《周易》中说，泰卦达到极点就转为否卦，否卦达到极点就转为泰卦；丰盛亨通应当像太阳正当中天。孔子传述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西斜，月亮盈满就会亏蚀，天地有盈有虚，随着时令消长，何况是人呢？何况是鬼神呢？”因此圣人在国家兴盛的时候，反而更加戒惧，所以能够保全美好的声誉，长久无穷。凡是守护太平的基业，没有别的办法，就像守护大房屋一样。现在有一座大房屋，准备传给子孙，作为无穷的保障，就一定要夯实堂基，壮固柱石，增强栋梁，厚筑茨盖，高筑墙垣，严密门闩锁钥。建成之后，又选择子孙中贤良的人，使他谨慎守护；每天察看、每月巡视，倾斜的扶正，破损的修补。这样，经过千万年也不会毁坏。百姓是国家的堂基，礼法是柱石，公卿是栋梁，百官是茨盖，将帅是墙垣，甲兵是关钥。这六项，不可以不早晚思虑。继承帝位的君主，谨慎守护祖宗的成法，只要不因安逸欲望毁坏它，不因谗言谄媚败坏它，那么世世代代相承，就没有穷尽的时候。等到因为安逸欲望而毁坏它，因为谗言谄媚而败坏它，上天在上面震怒，百姓在下面怨恨，一旦离散而抛弃它，那么即使有仁慈聪明、恭敬节俭的君主，焦心劳力，也仍然不能挽救衰败的命运，终于颠沛而不能振作。唉，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如今国家正处于承平之时，树立纲纪，确定万世的根基，使它像南山一样不朽，像江河一样不竭，这些事情本来可以举手顾盼之间完成。正当现在不做，等到以后跺脚扼腕、悔恨不已，又有什么益处呢？《诗经》说：“我每日前进，月月不停，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先人。”【《小雅·小宛》篇】时机啊，实在是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远谋 《周易》说：“君子因此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既济·象辞》】《尚书》说：“远大的谋划。”【《康诰》】《诗经》说：“谋虑还不够长远，所以用这首诗极力劝谏。”【《大雅·板》篇】从前圣人教导百姓，使他们正当暑热时准备寒冷之需，正当寒冷时准备暑热之需。《七月》诗说的就是这个。如今市井中的小商贩，还知道旱时准备船，水灾时准备车。【这两句话见《史记·货殖列传》】夏天储藏皮衣粗布，冬天储藏细葛和粗葛。那些苟且偷生的人，早晨还醉饱，晚上就饥寒交迫，即使同他们一起编入户籍，贫富也一定不会相等。何况治理天下国家，难道可以不在未乱时制定治理之策，不在未危时保卫国家吗？臣私下看见，国家边境有紧急情况、羽檄相接，或者一方发生饥荒、饿死者遍野，朝廷之上就焦心劳神，忘记睡眠、废弃饮食，为此忧虑。当那时，未尝不归罪于将帅没有选好、士卒没有训练、牧守没有选贤、仓廪没有充实，追究前人的责任，认为他们平时没有做好防备。幸而烽火停止、年谷丰登，明王在上举起万寿之觞，群公百官歌咏太平，在下面纵情娱乐，安然自以为从此长久不会再有可忧虑的事情了。唉！假如从今以后四夷不再侵犯边境，水旱灾害不再发生，那当然可以。如果仍然不能如此，那么天下的安宁难道可以屡屡依靠侥幸吗？陛下为什么不在闲暇时试着想一想：如果不幸边境有警，饥荒接连到来，那么可以任用的将帅是谁？可以依靠的牧守是谁？即使他们在千里之外，也要使他们常常如同在眼前。至于甲兵的精利或钝弱、金谷的盈余或亏空，也都不能不预先知道、提前谋划。如果等事情发生以后才去寻求办法，就已经晚了。四夷、水旱，是小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陛下也曾留下片刻的思虑吗？《诗经》说：“那位圣人，能远望百里；这些愚人，却又狂妄而欢喜。”【《大雅·桑柔》篇】这说的是远谋难以被人知晓，近在眼前的话却容易施行。谋划长远就显得迂远，显得迂远，人们就都忽视它。它造成的祸害极其惨重，却没有迫在自身的紧急危险；它带来的利益极其广大，却没有早晚可见的成效。因此愚人拍手说它迂远，也是很自然的。国家的制度，是让百官长期任职，以求迅速建立功劳，完备地追究过失。因此有人培植交情、粉饰声誉，等待升迁；有人苟且保身、避免过错，等待离任。上至公卿，下至斗食小吏，若不是忧公忘私的人，大多怀有苟且的打算，没有谁肯为十年后的防备谋划，更何况为万世的忧虑呢？如果不是陛下警醒地作长远观察，勤勉思考，日复一日，长久不停止，难道对国家有利吗？这就是臣痛心流血、日夜忧虑的原因。过去贾谊处在汉文帝时代，认为天下的形势，正患有大肿，又苦于痈疽，又像患偏枯，并且还患有痱子。陛下看看如今国家安定牢固，公私财富充实，百姓安居乐业，和汉文帝时相比怎么样？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病情，岂不是更加严重了吗？现在不及时医治，必将成为顽疾。陛下即使想治理它，也恐怕来不及了。治理它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奇特巧妙之处，只在于察明病情的缓急，选择药性优良而适合的药物，随病施治；不要只求眼前短期的功效，而应以万世的治安为目标。重微

译《虞书》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到晚要防备各种祸患。”这里所说的“防”，是指事情还很微小的时候就加以戒备。水势微小时，捧一把土就能堵住；等水势盛大了，便会冲走木石，淹没丘陵。火势微小时，一勺水就能扑灭；等火势盛大了，便会烧焦城邑，焚毁山林。所以，在祸患尚微时治理它，用力少而功效大；等祸患已经壮大再治理，用力多而功效小。因此，圣明的帝王都在恶念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灾祸尚未形成时平息它，使天下暗中受到他们的恩泽，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周易·坤卦》初六爻说：“踩到秋霜，坚冰就要来了。”霜是寒冷的开始，冰是寒冷的极点。《坤卦》初六，在音律上属于林钟，在历法上是建未之月；这时阳气正盛，而阴气已经开始萌发，万物还没有察觉。因此圣人谨慎地说：“踩到秋霜，坚冰就要来了。”意思是说，人君应当在恶事尚未显露时断绝它，在祸乱尚未形成时堵塞它。《系辞》说：“知道防患于微妙之处，大概就在于此吧！”君子能知微、知彰，知柔、知刚，成为天下人的希望，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孔子对鲁哀公说：“天刚蒙蒙亮就早早起身，端正衣冠；天亮时临朝视事，思虑国家的危难。一件事失去常理，就是祸乱的开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君主如果能够这样思考忧患，那么忧患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征讨蜀地，平定了蜀地。宰相请求授予王继恩宣徽使之职，太宗不答应，说：“宣徽使的地位仅次于两府，如果让王继恩担任此职，就是宦官参与执政的开端。”于是特意设置宣政使一职授给他。真宗皇帝想和章穆皇后及后宫嫔妃游览内库，皇后推辞说：“妇人天性，见到珍宝财货，不能不有所求取。府库是国家用来供养六军、准备非常之需的地方。如今把它耗费在妇人身上，不是尊重社稷的做法。”真宗深以为然，于是停止了这件事。由此看来，先帝凭借睿智明察和卓越才能，像这样深入地防微杜渐，难道可以不加以思念吗？从前扁鹊拜见齐桓侯，说：“您的病在皮肤腠理之间，不医治就会深入。”桓侯不高兴地说：“医生都喜欢谋利，想把没有病说成有功。”病到了血脉、肠胃时，桓侯都不相信。等病到了骨髓，扁鹊远远望见，便逃走了。徐福说：“霍氏势力太盛，应当适时加以抑制。”汉宣帝没有听从，等到霍氏被诛灭，人们才称颂徐福的功劳，认为他像劝人把烟囱改成弯曲、把柴薪移走的人没有得到恩泽，反而是等到火烧焦头发、灼烂额头的人成了上客。所以，事情尚未发生时的劝告，常常被抛弃忽视；等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挽救了。贪图安逸、懒散怠惰，是荒淫生活的基础；追求奇巧珍玩，是奢侈放纵的开端；甜言蜜语和悲切言辞，会开启侥幸求进之徒的门路；贴耳低声私语，会打开谗毁奸贼的门户；不吝惜名位器物，会引导僭越逼迫的源头；假借威势和恩福，会把凌辱、侵夺的权柄交给别人。这六件事，起初都非常微小，早晚亲近玩弄时看不出危害，日积月累，便会变得深重牢固；等到知道了再改正，所费的力气就要多百倍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思考万种防患的极端重要性，阅读《周易》中明确的警戒，诵读孔子的格言，继承先帝的圣明志向，使扁鹊能够及早施治，不要让徐福发出烟囱柴薪未被采纳的叹息。这样，就可以在朝廷上使国家兴盛，德泽覆盖四海；在今天治理好国家，使福泽流传万世。悠闲自在地享受太平，而光辉功业显赫宏大，难道不是很美好的事吗？务实 《周书》说：“如果制作梓木器物，已经辛勤地砍削成形，只需给它涂上红色颜料。”【《梓材篇》】这句话是说，治理国家，必定要先讲求实际，后讲求文饰。安定国家、使百姓得利，是仁德的实际内容；保守基业、传给子孙，是孝道的实际内容；辨别贵贱、建立纲纪，是礼的实际内容；协调上下、亲近远方，是乐的实际内容；判定是非、明确好恶，是政的实际内容；查究奸邪、禁止暴乱，是刑的实际内容；考察言行、试验政事，是求贤的实际内容；衡量才能、考核功绩，是审官的实际内容；询问安危、访察治乱、采纳劝谏，是纳谏的实际内容；选拔勇敢之士、训练战斗，是治兵的实际内容。实际内容不存在，即使文饰极其华美，也没有益处。臣私下看到，如今远方的贫困百姓相继死于沟壑，而朝廷屡次赦免有罪之人，沿街散发钱财，这对于仁德来说，不是相差很远吗？根本不稳固，有见识的人都寒心，而道宫佛寺却广泛修建御容，这对于孝道来说，不是相差很远吗？统纪不明，祭器紊乱，而一味雕饰文物、修整仪容，这对于礼来说，不是相差很远吗？众人的心意乖戾，百姓怨恨困苦，而截竹计数、敲击古器，这作为乐，不是相差很远吗？是非错乱，贤能与不肖混杂，却只钩校簿书、查寻成例，这对于政事来说，不是相差很远吗？奸邪暴徒不诛，冤屈积结不理，却拘泥于细小过失，纠察琐碎罪过，这对于刑罚来说，不是相差很远吗？有品行有才能的人沉沦于草野之间，却考校文章辞藻，专门判定声韵毛病，这对于求贤来说，不是相差很远吗？任用与才能不相称，职务荒废松弛，却只检查出身，比较资历次序，这对于审察官吏来说，不是相差很远吗？长远重大的谋略被抛弃而不加省察，浅近的言论却随时施行，这对于纳谏来说，不是相差很远吗？将帅不良，士卒不精，却大量聚集虚报的数字，只求取得表面上的好看，这对于治军来说，不是相差很远吗？这十件事，都是徒具文饰而没有实际，根本丧失了，枝末却还存在。譬如用胶粘的木板作船，用泥土捏成船桨，用破布作船帆，用腐朽的绳索作缆绳，再用丹青绘饰、用锦绣包裹，让木偶驾着它、站在上面；把它放在平地上，光彩鲜明，确实很值得观看。若用它渡江河、冒风浪，难道不危险吗？伏望陛下除去浮华文饰，完全重视根本实际；选拔任用良吏，以慈爱之心抚育百姓；深谋远虑，以保全安定宗庙；张设纲纪，使臣下没有觊觎之心；改变风俗，使人们没有离心和怨恨；分明是非，使万事归于正道；诛除奸恶，使威令必能施行；取用有益之事，停止无用之举，使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提拔有功者，罢退不称职者，使朝廷没有尸位旷职的官员；察纳正直的言论，考核政事得失，使谋略没有不能尽言的；选拔有智慧的将领，训练勇敢的士卒，使征讨没有不服从的。这样，国家就会安稳得像泰山一样，并且有四方之维来巩固它；又何必用华丽文彩的装饰、歌功颂德的声音，去迷惑愚昧民众的耳目呢？请求修改《求谏诏书》的札子【元丰八年上】

译臣先在三月三十日上奏，请求下诏书，广泛开通进言的道路。如今来到京城，恰逢中使奉诏于五月五日赐臣诏书，让臣阅读。臣以狂妄鄙陋之见妄加进言，承蒙陛下曲加采纳，岂只是微臣一人的幸运，也同样是天下的幸运。然而臣恭敬地读诏书，其中有些地方愚臣心中不安，不敢不冒死竭尽所知来禀告。臣私下看到诏书从头到尾的言辞，本来都很完善；但中间有这样的话：“如果暗中有所怀藏，越过本分，或者煽动摇撼机密大事，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政令；对上便窥测朝廷意旨来侥幸求进，对下便炫耀迷惑流俗之情来谋取虚名；如果确实出于这些情况，假如不加惩治，必定会扰乱风俗、危害治理。这样看来，实行贬黜处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臣听说，明主推诚置腹地对待臣下，不存疑忌；忠臣竭尽诚心侍奉君上，没有什么畏惧回避，因此上下情意无不相通，言论无不尽情表达。如今诏书征求谏言，却预先用六件事来防范进言，臣认为臣下只要不开口进言便罢，一旦进言，就都可以用这六件事来治罪了。所说的话如果对群臣有所褒贬，就可以说是“暗中有所怀藏”；在本职以外稍有涉及，就可以说是“越过本分”；陈说国家安危的大计，就可以说是“煽动摇撼机密大事”；偶然与朝廷的主张暗中相合，就可以说是“迎合已经施行的政令”；说新法不便、应当修改，就可以说是“窥测朝廷的意旨”；说民间忧愁困苦值得怜悯，就可以说是“炫耀迷惑流俗之情”。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可以说的了。这道诏书开始是求谏，最后却成了拒谏。臣恐怕天下士人更加箝口结舌，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又只命御史台张榜，朝堂上除非上朝的人，其他人都无法看见，所征询的范围太狭窄了。伏望圣明在诏书中删去中间那一节，按照臣三月三十日的奏章颁布天下，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务在求谏，并无拒谏之心，都能尽情陈述心中所想，不必担忧遭受贬黜处罚。这样，朝廷内外的事情、远近百姓的情形，就会如同指掌般清楚了。请陛下裁决施行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