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二

译《筠州学记》周朝衰微，先王的遗迹消失了。到了汉代，六经从秦火余烬中重新出现，士人在诸子百家之后学习。谈论道德的人夸耀高远玄妙而遗弃现实功用，谈论政治治理的人专务卑近而非难师法古人。至于刑名家、兵家之术，则习惯于暴虐和欺诈。只有懂得经学的人还算是好的。可是他们又争相从事章句训诂之学，凭借个人见解任意穿凿附会来立说。因此先王之道不能彰明，求学的人纷纷沉溺于自己所习之学。当时能够阐明先王之道的，是扬雄。然而扬雄的著作，世人还不知道爱好。可是那个时代出身的士人，都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慢之心。他们在取舍、进退、离去和任职方面，必定以礼义为尺度。到了汉代衰微之后，缙绅之士在强暴势力之间坚持志节，以至于被废黜、禁锢、杀戮，而他们的操守反而更加严厉，这样的人前后相望。所以即使有不守法度的 大臣，仍然迟疑徘徊而终身不敢完成篡夺。从此直到魏晋以来，风俗的弊病、人才的匮乏，已经很久了。直到今天，士人中才有人特然兴起于千载之后，阐明先王之道，使后世求学的人觉悟。世人虽然不能全都明白他的意思，却往往喜爱它。因此学习他的学说的人，谈论道德的宗旨，知道应合实际事务并不等于浅近；议论政治治理的本体，知道效法古代并不等于迂腐。他们不被百家之说扰乱，也不被传注疏解蒙蔽，所知道的就是这样。这一点是汉代士人所不能达到的。然而能够尊崇并守持它的人，未必很多。因此快乐平易、敦厚朴实的风俗衰微了，诡诈欺骗、轻薄邪恶的习气却占了上风。处在贫富贵贱的处境中，能够培养廉耻、远离羞辱的意愿很少，而苟且迎合、侥幸求利的行为很多。这就是风俗教化的美善还没有赶上汉代的原因。那些听闻或许浅薄而道理却很高明，和所知有余而操守不足的人，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由于汉代士人由乡里察举，所以不得不在自我修养上笃实。经过长期的熏陶磨炼，果断实行义的人并不是勉强而为。如今的士人按照文章选用，所以不得不专心于学业。经过长久的循习，内心所得也会达到相当程度而自己不知道。由此看来，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有更加过分的，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假如汉代和今天都有教化开导的方法，有庠序培养造就人才的制度，那么士人在学业和品行上，哪里会有彼此的偏差、先后的差别呢？大学的道理，是想要使人诚意、正心、修身，以便治理国家天下，而一定以先使自己的知识达到为根本。知识本来是善的开端，也是人所难以达到的境界。如今在教导人这件难以达到的事情上，已经接近成功了，那么上面施行教化，没有比这时更容易的，只是要看怎样引导罢了。筠州作为一个州，在大江以西，地处偏僻。庆历初年，诏令天下兴办学校，唯独筠州不能响应诏令。州里的士人以此为忧。到了治平三年，已经二十三年了，才把这件事告诉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于是和通判事、国子博士郑君相，在旧州城东南找到一块高而开阔的地方，在上面修建学校。斋舍祭祀的房屋、诵读讲学的厅堂、休息的房舍，以及厨房、浴室、仓库、马厩，都按照次序建置。春天开始筹划兴建，到八月十五日落成。不久前来求学的人就有几十至一百人。二位君子于是写信派人送到京师，请我作记。我认为二位君子处理政务，可以说是知道应该致力于什么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假使筠州的士人能够一起在学校中上下进退，讲习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以求达到自己的知识境界，那么其中贤能的人便能超然自信，独立于世；有才干的人努力学习，等待上级的教化。这样建造学校，就不只是让来这里的人空谈玄理、寄托思想，以求在世上求取功名俸禄而已。所以我把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写下来，作为记文，让他们带回去刻在学校里。

译《宜黄县学记》古代的人，从自己的家直到天子的国都，都设有学校。从幼年到成年，没有片刻离开学校。学校里有《诗》《书》和六艺，有弦歌、洗爵，有俯仰的仪容、升降的礼节，用来训练心志、身体以及耳目手足的动作。又有祭祀、乡射、养老的礼仪，用来训练人的恭敬谦让；有选拔人才、审理讼狱、出兵作战、传授捷报的方法，用来训练人处理事务。老师和朋友帮助解除疑惑，奖励和惩罚勉励人进步，告诫人不要违背规范。它所设置的设施和制度就是如此完备，而最重要的目的，是务必使人人学习自己的本性，不只是防止邪僻放纵。即使人的刚柔缓急各有不同，也都可以使他进达到中正，不超过也不达不到。使他的见识明达，使志气充实于内心，那么运用在进退、言语和沉默之间，就没有不恰当的。面对祸福死生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足以动摇他的心意。这是为天下士人养成自身所准备的完备条件。还要使他们知道天地万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以及损益、废置、先后、终始的关键，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他们身在堂屋之中，却能够了解四海九州的事业和万世的谋略；等到出仕承担天下的职任，列身百官之中，随着所处事务而施行，没有什么不能胜任。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所学习和询问的就是这些。凡是人的起居、饮食、动作等小事，直到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天下的大道理，全都从学习中产生，没有片刻离开教化。他在视觉、听觉以及四肢动作上的表现，必定使它们与内心相合；在开始时谨慎的，必定使它贯穿到最后。用自然的方式逐渐训练他，以长久积累来等待成效。唉，达到的程度多么周全啊！所以风俗养成之后，刑罚可以搁置；人才养成之后，三公百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法度能够长久之后，中等资质的人也可以守持；教化深入人心之后，即使更换到衰败的时代也不会混乱。教化的极致达到这种程度，鼓舞天下而人民却不知道自己是在顺从它，哪里需要耗费很大力气呢？等到三代衰落，圣人的制度全部毁坏。一千多年之间，学校即使还有存在的，也已经不是古代的制度了。人的身体性情和行为动作，只凭自己任意放纵；至于处理政事、治理百姓的方法，本来就没有平日学习过。士人虽有聪明、朴实、茂盛的资质，却没有教育培养的渐进过程，于是才干不能成就。这样一来，竟然用未经学习、尚未成才的人去做天下的官吏，又在衰败弊病之后，去治理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唉，仁政之所以不能实行，盗贼和刑罚之所以不断增多，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吗？宋朝兴起将近几百年，庆历三年，天子谋划当世的事务，把兴办学校放在首位。于是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建立，而就在这个时候，抚州的宜黄仍然不能兴办学校。求学的士人都相率寄居在州城，聚集在一起讲习。第二年，天下的学校又被废止，士人也都散去了。春秋两季祭祀孔子的礼仪，已经写入法令，所以常常在孔庙祭祀孔氏。后来庙宇废弃，也不再修理。皇祐元年，知县李君祥到任，才开始商议兴办学校。县里的士人某某和他的同伴，都认为终于可以在这里发愤兴学，没有不互相勉励而赶着去做的。因此材料不用征调便有余，工匠不用征发便很多。学校建成时，连片房屋若干间，门、序、正位、讲艺之堂、士人居舍，都已经齐备。器物若干件，祭祀、饮酒、住宿、饮食所需，也都具备。孔子的塑像以及从祀的诸位士人，也都齐全。经史之书、百代翰林文章、诸子墨家的文章，不用向外求取。筹划地基、工程、建造始末，总共只用了若干天而已。多么周全而迅速啊！四方学校刚刚废止的时候，有关官吏议论说，求学是人情所不喜欢的。等到看到宜黄学校的兴建，在学校废止数年以后，只因县令一声倡导，四境之内便响应而谋划，仿佛唯恐来不及。那么，说人情不喜欢求学，果真是这样吗？宜黄的求学者本来就有许多贤士。李君担任县令时，威信施行而仁爱树立，诉讼清明，事务兴举，他的政绩又很好。正值贤能县令在任，又顺应他们仰慕学习、发愤求学的风气，建造宫室、设置教习所需的条件，以及图书器用的需要，没有一样不具备，用来培养这些良材贤士。虽然古代距离今天很远，但是圣人的典籍都还在，其中的言语可以考察，古代的制度可以求取。假使他们共同学习并阐明这些道理，那么礼乐节文的详细规范，本来就有许多不可不遵守之处。至于正心修身、治理国家天下的大事，则在于不断使自己进步罢了。一个人的品行修养好了，就会影响到一家；一家的品行修养好了，就会影响到乡邻族党；这样一来，一个县的风俗就会形成，人才也会出现。教化的实行、道德的归宿，并不是遥不可及的，难道不可以努力吗？县里的士人来请求说：“希望有一篇记文。”所以我为此作记。十二月某日。

译《越州赵公救灾记》熙宁八年夏天，吴越地区发生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在百姓还没有饥饿之前，写信询问所属各县：受灾的有多少乡？百姓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有多少？应当由官府赈济的有多少人？沟渠堤防中可以雇用百姓来修治的有多少处？仓库里的钱、粮仓里的米可以发放多少？富人中可以募捐粮食的有多少家？僧人、道士所食用的多余粮食，登记在册而现在还存在的有多少？让各县详细写明来答复，并谨慎做好准备。州县官吏登记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孤儿、老人、疾病者和弱者，共二万一千九百多人，报告上来。按照旧例，每年赈济穷人的粮食供给满三千石就应停止。赵公收集富人捐输的粮食以及僧人、道士食用后剩余的粮食，得到四万八千多石，用来补助赈济费用。命令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领取粮食一升，幼小者减半。担心众人相互践踏，又让男女领取粮食的日期错开，使每人一次领取两天的粮食。担心他们将要流亡，又在城市、郊野设置发粮处，共五十七处，使各人可以就近领取，并告知离开自己家的人不给粮食。考虑到官府人手不够用，就召集那些不任职而寄居在境内的官吏，供给他们食物并交给他们事务。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百姓，有这些安排；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也为他们申报。不许富户闭仓惜售，又替百姓发放官粮，共得五万二千多石，平抑粮价卖给百姓；设置卖粮处，共十八处，使买粮的人可以自行前往领取粮食。又雇用百姓修筑完整城墙四千一百丈，共用工三万八千人；计算他们应得的工钱，另外再加倍发给粮食。百姓若要借取利钱，就告知富户放宽借贷，等到庄稼成熟后由官府督促他们偿还。遗弃子女的，允许人们收养。第二年春天发生大疫，便设立病坊，收治无处可归的患病者；招募两名僧人，交给他们负责医药和饮食，使病人不至于无所安置。当时凡有死亡的人，都让各地随即收殓埋葬。按照法令，给贫困百姓发放仓粮本应到三月止，这一年却一直到五月才停止。凡有不便于按文书办理的事情，赵公一概亲自承担，不把责任牵累给属官。有人上奏请示时，其中许多合乎时宜的措施，他往往立即施行。赵公在这段时间里早晚竭尽心力，一点也不懈怠，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亲自处理。给病人供应药物，很多都是拿自己的钱购置的。百姓不幸遭遇旱灾和瘟疫，能够免于辗转死亡，即使死了也没有失去收殓埋葬的机会，这都是赵公的力量。当时旱灾和瘟疫遍及吴越，百姓饥饿困乏、疾病流行，死者几乎过半，灾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天子面向东方忧虑操劳，各州县推行布施皇恩，人人都尽了自己的力量。赵公所安抚照料的百姓，尤其把他看作自己的依靠和归宿。他筹划经营、安抚整顿，在先后始终之间，曲折细微、周详完备，没有一处不具备。他的施政虽然只在越州实行，但他的仁德足以昭示天下；事情虽然只在一时实行，但这些办法足以流传后世。灾害的发生，太平之世也不能使它完全不发生，却能够预先为它做好准备。等百姓受苦以后才设法救济，和事先筹划、预作安排相比，其中的差距是很大的；没有平时的操练而临事有所作为，和一向已有准备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从越州采集赵公推行的措施，很乐意把它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难道只是为了安慰越州百姓的思念吗？还要使那些有志于爱护百姓的官吏，万一遇到灾年，能够推行赵公已经试验过的办法，其中的条目措施不用片刻就可以完备，那么赵公的恩泽难道会小而且只及眼前吗？赵公在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退休，定居在衢州。他在朝廷上的正直行为，以及和乐平易的实际品德，这里不作记载。只记下他治理灾荒中值得后人取法的部分，题为《越州赵公救灾记》。

译《抚州颜鲁公祠堂记》。赠司徒、鲁郡颜公，名真卿，在唐朝任太子太师。他和堂兄颜杲卿都有高尚的气节，至死不改，直到今天，即使普通男子和妇女也都知道颜公是忠烈之士。起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料定安禄山必然反叛，便为此做好防备。安禄山起兵以后，颜公和常山太守颜杲卿从后方进攻他，使叛军不能直接窥伺潼关，正是因为颜公和颜杲卿牵制了他们的势力。肃宗时，颜公多次直言进谏，宰相不高兴，便把他斥退。后来又被御史唐旻诬陷，接连遭到斥退。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到西宫，颜公首先率领百官请求问候太上皇的起居，又一次被斥退。代宗时，他和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要堵塞言路、隐瞒事情，颜公极力抨击他，又一次被斥退。杨炎、卢杞做了宰相以后，德宗更加厌恶颜公的作为，接连贬斥他，仍然不满意。李希烈攻陷汝州，卢杞就派颜公出使李希烈；起初还为自己说过的话感到惭愧，后来终于使颜公缢死。当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天宝年间，长期没有战争；安禄山反叛后，天下无不震动，唯独颜公凭着小小的平原郡，竟挫折了叛军的锋芒。四方听说此事，争相奋起响应，唐朝最终能够振作起来，是颜公首先倡导的。在颜公开通土门的那一天，有十七个部落归附于他，共得到二十多万兵力。【安禄山反叛，河北全部陷落，唯独平原郡的守备完备。当时平原有静塞兵三千人，于是又增加招募士卒，得到一万人。饶阳太守卢全诚、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暐、邺郡太守王熹，各自率领部众归附。此时颜公的堂兄颜杲卿任常山太守，斩杀叛将李钦凑等人，清除了土门的叛军。十七郡在同一天自行归附，推举颜真卿为盟主，共有二十万兵力，截断了燕、赵之间的通道。】由此看来，只要顺应人心而且真诚，天下就会跟从他。从这时直到颜公去世，将近三十年，小人接连掌权，天下一天天陷入弊乱；大盗相继兴起，天子总是出外躲避。唐朝在朝的臣子，大多畏惧怯懦、观望不前，能够身处其中，只因一次触犯世俗便丢失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已经很少了。至于再三触犯世俗，丢失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大概从来没有。若是到了屡次起用又屡次倒台，达到七八次，最终死去仍不后悔的，天下只有一个人，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神仙、佛教的说法，并不全合于义理；但等到他奋然自立，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大概是他的天性如此。因此，颜公能够面对死亡，并不足以用来观察他的伟大。为什么呢？到了形势穷困、道义上不得不死的时候，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力做到，何况是自己深信其道的颜公呢？【此句原文“维歴忤大奸颠。跌撼顿”文字疑有讹误】屡次触犯大奸，颠沛跌宕，震荡困顿，竟至七八次，而始终不把生死祸福放在极小的顾虑上；不是笃信大道的人，不能这样。这正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世道的治乱各不相同，士人的出处也因此不同。像伯夷的清高、伊尹的担当、孔子的合时而行，他们各自都有合乎义理的道理。既然已经把自己比作古代担当天下的人，却又想顾虑自身、回避隐退，以此向世俗求取名声，难道可以吗？所以孔子厌恶鄙陋之人，认为这种人不可以侍奉君主；而那些多次舍生取义、以死成仁的人，像颜公这样，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仁人吗？如今是天子嘉祐元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某，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某，共同仰慕颜公的忠烈，因颜公曾经治理过这个州，于是修建祠堂祭祀他。祠堂建成后，二位君子到我家来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文。”颜公显赫无比、不可掩盖的声名，本来并不取决于有没有祠堂。只是人们对他的仰慕如果没有得到满足，除了祠堂就无法表达得尽。听到他的忠烈就足以感动人，何况亲自拜谒他的祠堂，像亲身接受教诲一样呢？如今州县的政事，凡不是法令所能管到的，世人便不再议论。唯独二位君子能够追慕颜公的节操，尊敬他、奉祀他，把法令管不到的事情树立为当世的榜样，这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了。《徐孺子祠堂记》。东汉自元兴以后，政权出自宦官；小人倚仗他们的威势和权力，互相煽动起来作恶，中等才智的人却左顾右盼，不知如何是好。汉朝既已失去了掌握政权的权柄，法纪纲常大为败坏；然而在位的公卿大夫中，有许多是豪杰中突然崛起的人物，他们共同发愤、同心协力，按正道行事，直言说明是非黑白，一点也不屈服于自己的意志，直到不能被容纳。等到罗织罪名、搜捕党人的案件兴起，他们的操守更加坚定，行为更加激烈；志向虽然没有实现，但忠诚却有余。因此到了他们死后，汉朝也随之灭亡。当时天下听到他们的风范、仰慕他们的义行的人，个个感慨激奋，以至于解下印绶、抛弃家族，亲属彼此勉励，奔向死亡而不躲避。在一百多年间，那些妄图凭借强大势力夺取非分之位的人接连不断，却都迟疑退缩而不敢发动；汉朝能够由灭亡转为保存，大概就是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徐孺子当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举荐他为有道之士、授任太原太守，又备办安车、带着礼节召请他，他都没有前往。他大概是忘掉自己而成全他人，和独自守持清白、隐居自处不同；他的操守虽然不同，但以仁为志却是一致的。在位的士大夫能够在乱世中坚持自己的节操，不因生死而动摇内心，与那些贪恋俸禄的臣子相差很远。然而他们不肯离去，是因为道义在于救助众人。徐孺子曾对郭林宗说：“大树将要倾倒，不是一根绳子能够维系的，为什么还要这样忙碌不安，不能安静地居处呢？” 这句话的意思也并不是满足于山林丘壑、遗弃世事而不加理会。孔子称赞颜回说：“任用我就出来做事，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够这样吧。”孟子也称赞孔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止就退止，这正是我所愿意学习的。”孔子能够随着君子与小人的消长、仕进与退处，选择适宜的处所，从来不违背时势；但看到事情不可为就停止下来，这就是徐孺子不能用这种做法改变另一种做法的原因。徐孺子姓徐，名穉，“孺子”是他的字，是豫章南昌人。按照地图和记载，章水向北流经南昌城西，经过白社；白社西边有徐孺子墓。水又向北流经南塘，南塘东边是东湖；东湖湖南面的小洲上有徐孺子的旧宅，号称孺子台。吴嘉禾年间，太守徐熙在徐孺子墓道旁种植松树；太守谢景在墓旁立碑；晋永安年间，太守夏侯嵩又在碑旁修建思贤亭，世代修缮治理。到了拓跋魏时，称它为聘君亭。如今亭子还在，但湖南面的小洲，世人已经不知道那里曾经是徐孺子的住宅，也不知道曾经有过孺子台。我任太守的第二年，才在这个地方搭建茅堂，画徐孺子的画像，用太牢以外的中牢礼祭祀他，并率领本州宾客属官前去拜祭。汉代到今天将近一千年，因富贵而显达、后来湮没无闻的人数也数不清；徐孺子没有走出乡里，却独独受到称颂，直到今天仍被思念，那么世上那些想凭才智和力量取胜的人，难道不是迷惑了吗？徐孺子的墓已经失去了具体所在，但孺子台幸而还可以考察得知。修建祠堂，是为了向本州百姓表明崇尚德行的意义，所以我一并采录他出仕或隐居的思想，写成这篇记文。

译《书魏郑公传》。我观察唐太宗曾经屈己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等人很庆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感念太宗知遇之恩，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进谏争辩的。他们的忠诚固然发自内心，也确实是因为得到贤明君主的信任才这样。由此看来，唐朝之所以能够得到治理，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明的君主，而前代君主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其根源都出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太宗有这样的作为，是因为他的诏令奏疏还保存着。等到看到魏郑公把进谏争辩的事情交给史官记录【贞观十三年，从冬至五月没有下雨，魏郑公上疏陈述十条渐渐形成的弊病。奏疏呈上后，太宗说：“我现在听到自己的过错了。”于是把所上奏疏排列在屏风上，希望早晚都能看见，同时抄录下来交给史官，使万世知道君臣之间的道义。后来有人征引奸邪小人的话，说魏征曾把前后进谏争辩的言语拿给史官褚遂良看】而太宗却因此恼怒他，减薄对他的恩遇礼数，失去了始终如一的道义，我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惜，遗憾太宗没有想通，同时更加认识到魏郑公的贤能。君主任用臣子，臣子侍奉君主，说到底不过是大公至正的道理罢了。大公至正的道理，不是抹杀臣下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一点小小的虚名来偏私君主；这就是不可取的地方。还有更加不可取的：如果认为进谏争辩应当掩盖，就是把进谏争辩看成不是美德，那么后世谁还会再进谏争辩呢？何况前代君主有采纳谏言的美德，而后世却看不到这些事，那么不仅会失去当时的公正，也会使后世君主以为前代根本没有进谏争辩之事，从而助长他们懈怠并猜忌臣下。太宗晚年，群臣已经知道他的这种心意，却不再进言，渐渐不知道天下的得失；直到辽东战败，才开始悔恨魏郑公不在世，却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由此产生的。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劝谏自己的君主，言辞极其深切，事情也极其紧迫；这些话保存在典籍中，从来没有加以掩盖。直到今天，人们仍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正是因为从那些记载中可以看见他们的事迹。假如当时把这些话删掉、抛弃，只成就一点小小的谦让名声，那么后世凭什么依据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是贤君、良相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他们臣子的进谏言辞没有流传下来，并不是史书遗漏了，而是天下人不敢说话造成的。这样看来，进谏争辩没有流传，正是这几位君主使自己的罪恶在后世更加暴露罢了。有人说：“《春秋》的原则，是对于尊敬的、亲近的、贤能的人加以避讳，这和你说的相违背。”《春秋》所避讳的，是恶行。采纳进谏，难道是恶行吗？既然如此，那么焚烧奏稿的做法难道不对吗？答道：焚烧奏稿的是谁呢？并不是伊尹、周公这样的人做的，而是近世那些只求一点小小虚名的人做的；即使这件事本身，也未必正确。为什么呢？如果说焚烧奏稿是为了掩盖君主的过错，却让后世流传这种说法，那么这就会使后世看不到奏稿中的是非，只认定过错总在君主，美名总在自己，这难道能叫爱护君主吗？孔光离职时，他奏稿中所说的话究竟是正是邪，还不能确定；把它焚毁而使后世受到迷惑，怎么知道不是为自己谋划的奸计呢？有人说：“面对君主才进言，使用委婉隐曲的言辞而出奏，这和焚稿的做法不同吧？”答道：“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话。”现在即使勉强承认有这种道理，也只能说君臣之间讨论事情时，不愿意让当时的人泄露他的言论罢了；难道是要堵绝它，使万世都不能知道吗？唉！以诚信对待自己，侍奉君主却不欺骗他，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能够留给万世的，正是魏郑公。由此更加知道他的贤能。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辨别正人与邪人》。正人只有一个，邪人却有十个，怎么知道正人是正人、邪人是邪人呢？答：只需考察他们的实际情况。有人说：“某人是正人。”一定要考察他，看他的言论和行为果然正直；即使如此，还要说：这恐怕只是他的外在表现吧？必须进一步推究他的真实心情，心情果然正直，这才是正人。有人说：“某人是邪人。”也一定要考察他，看他的言论和行为果然邪恶；即使如此，还要说：这恐怕只是他的外在表现吧？必须进一步推究他的真实心情，心情果然邪恶，这才是邪人。之所以一定要推究他的真实心情，是因为一个人的外在表现不能完全相信。外在表现不能完全相信，有的是根本没有这种表现，有的是似乎有这种表现，有的是别人捏造出来的。认定他是正人，就应当等待观察，不要怀疑他；有人离间他时，一定要辨明真相，不能暗中接受离间。认定他是邪人，就应当处置他而不要接近他；有人帮助他时，一定要辨明真相，不能暗中接受这种帮助。审察正邪的方法，遵循这一原则就不会有失误。难道这样还没有说尽吗？谁说没有说尽？就是说对他们加以任用和责罚。“正人说：天下还没有治理好。”就用天下的事情来考察，发现确实没有治理好，怎么能不任用他来挽救这种未治的状况呢？“邪人说：天下已经治理好了。”就应当想到：“我的天下还没有治理好。”正人说：“采用这个策略就可以治理好。”就用先王之道和人情来考察，发现确实可以治理好，怎么能不采用他的策略呢？“邪邪者说：他的策略不能采用。”【“邪邪者”疑为衍文或讹误】就应当想到：“我考察过，认为可以采用。”一定要等到事情结束后再验证它的效果，看是否与当初的判断相违背。如果结果与预期相违背，就应当有奖赏或责罚；没有等到事情结束便验证效果，奖赏和责罚就无从归属，不能草率地改变原来的判断。对人任用和责罚的方法就是这样。所以正人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道理，邪人不能从制度的漏洞中钻空子；制度的漏洞要靠谋划堵塞，平时就要确定信用，不能轻易被号令蒙蔽；赏罚必须统一，对治理要看得明白，这样才差不多了。考察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意思。若不知道正人为何是正人、邪人为何是邪人，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只是没有把这一点当作重要原则罢了。有人说：“某人是正人，某人是邪人。”于是也跟着说：“某人是正人，某人是邪人。”但对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却没有考察。如果考察，也只是考察外在表现罢了；有的根本没有这种表现，有的只是相似，有的是别人捏造出来的。至于他们的真实心情，却没有考察。认定正人而等待观察时，反而产生怀疑；有人离间他，就暗中接受而不辨明。认定邪人而处置他时，反而接近他；有人帮助他，就暗中接受而不辨明。“正人说：天下还没有治理好。”“邪人说：天下已经治理好了。”邪人战胜正人的情形，十次中常有八九次。难道是用天下的实际事情考察过的吗？

译其实从来没有。任用正人的策略，邪人说：“可以搁置。”就一定把它搁置起来。用先王之道和人情来考察，等到事情结束后再验证它的效果；正人应当得到奖赏还是责罚呢？却从来没有这样做。他们对是非的判断、对任用或舍弃的处理，只是草率行事罢了。正因为这样，正人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道理，邪人便能够从制度的漏洞中钻空子，从谋划上说没有确定的原则，在信用上轻易被蒙蔽，在号令上互相矛盾，在赏罚上分成两套，对治理也不能明察，实在是疏忽了。正邪两方面都受到尊重，一旦在一天之内发生败坏，哪里会有承担责任的人呢？有人说：“大贤和大奸，不能考察他们的实际情况。”答道：“您说不能考察实际情况，难道不是因为您不知道大贤为什么贤、大奸为什么奸，或者认为他们没有相应的外在表现吗？”我本来已经说过了：如果没有外在表现，那么又根据什么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一定要推究他们的真实心情，这就叫推本求情。推究真实心情，也就是考察实际情况，难道会做不到吗？既不沿着外在表现去考察，又不推究真实心情，却想知道一个人是贤能还是奸佞，难道不是根本不可能吗？那么，您的话只是嫌外在表现难以辨知。我所说的，是根据真实心情来认识他们。能把这层意思想明白的人，实在很少。《说用》。万物有根才会生长，有枝叶才会茂盛，有如芽穗般的花朵才会结实；有翅膀的在天空飞翔，有脚的在陆地行走，有嘴的鸣叫、呼吸、进食和啃咬，它们的形态种类实在很多。难道不是有一个主宰存在于虚空之中，使它们繁殖生息吗？我观察它的作用，也太精微了。它使万物遇水而湿，遇火而焚，遇雷而动，遇风霆而发声，遇霜雪而憔悴，遇雨露而滋润，这些大的现象，世人还能够知道。至于把万物裁成各种形状，使它们散发出声音，充满气息，使它们经历生死始终，那就不是水、火、雷、风霆、霜雪、雨露所能使它们如此的了。世人固然无法测知它究竟怎样做到这一切。然而万物相互依存而得以生存，这样看来，它的作用难道不是同样精微吗？如今人们群居而处，缝衣穿着，钻木取火来做饭，筑池堆石，构架竹木来建造房屋，他们的嗜欲很多。若不是有东西加以制约并使其统一，他们的争夺就会越来越多，永不止息。我观察它的作用，也太精微了。它为人们确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秩序，制作衣食饮用之物，用礼仪节制他们，用声音沟通他们，用言语教习他们，用刑罚约束他们，这些世人都能够知道。至于使他们彼此亲近，使他们和谐相悦，使他们厚道礼让，用不争来团结他们，使他们乐于为公义献身而不顾个人私利，使他们离开利益而趋向情义，那就不是秩序、器物、礼仪、声音、气息、言语、形体所能使他们做到的了。世人固然无法测知它究竟怎样做到这一切。然而万民相互协调而得以治理，这样看来，它的作用难道不是同样精微吗？我已经因此明白了。使万物生长又使万物死亡的，是阴与阳。它们在内部运行，却不显露于外，因而无法穷尽地探究其中的奥妙。世人凭水、火、雷、风、雪、霜、雨、露去寻求它，是错误的。使万民亲近和睦的，是仁与义。它们从上面兴起而暗中施加于下面，驯化人心而不能用强力迫成，贯通人的耳目，却无法辨识它们的微妙。世人凭借铺张的礼仪、繁多的声乐、执持器物、依据文字，用武力驱使、用法令束缚来寻求它，就更加错误。《易经》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又说：“把仁显现出来，把功用隐藏起来，善于播育万物、善于教化万民的，就是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读《贾谊传》。我读三代、两汉的书，读到其中奇特的文辞和深奥的旨意，只觉得光辉灿烂、深沉澄澈，直达心腑，仿佛登上高山眺望长江奔腾的流水，恍然惊叹其气势雄壮。所以，诡异的言辞诱惑不了我，淫靡的言辞逼迫不了我回头；考察是非，就像辨别黑白一样，不能被它迷惑。那浩浩荡荡的气势，波涛直到天涯，即使相隔千万年，也仿佛流入我的心中。这大概是因为我自喜于从中获得的资益深厚、领会到的东西很多。后来遇到事情便能随即发挥，足以壮大自己的气势；又觉得文辞源源而来而不混杂，剔除我的粗疏来迎接真实，培植我的根本来承载华美。它的高处足以凌驾青云、抗拒太虚，却不流于诡诞；它的低处足以穷尽山川草木的道理以及形状变化的情状，却不流于卑污。到了后来，事情增多，忧虑深重、思考长远，受到激发冲击，有的触动我的内心而侵扰我的气息，所以文辞多从无聊中发出，读来带有忧愁而不忍的情态；但它的气势终究不会因此受损。于是我又自喜于没有什么题材不能恰当地表现。假如让我处在朝廷中，看到天子安排谋划、号令天下的意图，把它写成训诫文辞，镌刻在金石上，以传扬太平盛世无穷的事业，大概未必没有值得观赏的作品。遇到有所感触的事情，就寄托自己的志向，于是我自认为这样都没有损伤文气。我为贾生怀才不遇而悲伤；看他写文章，筹划治理天下的便利之策，足以看出他安定天下的心愿；看他经过湘水时作赋凭吊屈原，足以看出他怜悯时局、忧虑国家，并且有所触动而发抒其气。后人责怪他没有受到重用，反而写下这些忧愤怨恨的言辞，却不知道古诗的创作，都是古代困顿之人的言辞。总之，只要不违背道义，就都可以取法。贾生年轻而多才，在汉文帝面前极力陈述天下大事，刚毅果断，毫不阿谀回避；而绛侯、灌婴那样的武夫又与他在朝廷相遇，这好比把圆规投入方矩之中，即使强行合拢也不相合，所以他被斥退，不能参与朝廷政事，以致无法尽情说出胸中的话。他当时没有发泄出来，还可以借文章抒发胸中蕴积，那么贾生的志向难道也可以加以责罪吗？所以我因为自身的困穷饥饿，足以了解困穷之人的心情，也一定会这样。又曾经学习文章而知道困穷之人的言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此我对贾生稍稍有了更多的理解。唉！假使贾生最终能够施展抱负，建立功业，理应有值得记述的成就，又哪里会只是用空话来称道他呢？我为自己感到悲哀的原因，也正是这样。真正了解我的人，又有谁呢？即使没有人了解我，又有什么值得忧患的呢？

译给田正言的信。我恭敬地听说诏书任命您为谏院官，实在不胜欢喜庆贺。以您的才华，通晓古今，勤奋学习，善于议论得失法度，朝廷本来就把您当作公卿来期待，不只是把您看作谏官。然而我区区致以欢喜庆贺，也还有一番意思。如今内外任职的士人多达千数，贵者贱者的举措趋向全都以苟且为本，天下昏昧不明，一天天走向衰败，恐怕最终再也不能振兴。四方每当看到任用一个伟大人物，便都说：“这个人若是君子所特别识拔而任用的，他能够使古道差不多重新出现吗？”群臣都殷切希望看到他为国家兴起太平。天子既然这样期待他，那么他又担任公卿大夫、侍从以及掌管谋议和纲纪的大臣，就应当早晨接受职务，晚上便提出建议，使四方听到后都说：“天子明于知人，众位君子也没有辜负天子对他们的知遇，这就是天下的希望。”如果长久沉默而自我欺骗，难道会是国家任用贤人的本意吗？四方有关部门已经对此议论、疑惑并叹息了。当初您成为天下所推举的贤能谏诤之士时，在外朝的士大夫中，每当翰林、御史台等机构有空缺职位，人人都认为应当由您担任。如今您却成为谏官，这虽然不是高位，但主管一切议论，因此不是高位，却是重大责任。谏官刚强果断而有气节，不随时俯仰，那么朝廷上没有听不到的得失利弊，下面也没有传达不上来的意见。谏官若随时势俯仰，那么天下的事情，朝廷想听也听不全面，下面想说也无法上达。不仅如此，他还会诱导上面厌恶听取下面的言论，害怕谈论上面的事情。考察历代的得失，再看当时谏官是否有所进言，就可以为谏官的贤能与不肖确立标准。凡被选为谏官的人，本来就是以一人之身系天下得失，承当万世是非。对于内外利弊，君主即使强力推行，事情确实不可行，也应当争辩并放弃；君主即使极力制止，事情确实应该做，也应当论说并实行；君主不听，就继续进言；再不听，到了再三进言仍不听的地步，辞去职位离开，也是可以的。这绝不是说要随时势而进退、趋向迎合或背离。如今世上有些做谏官的人会说：“我在某日进言了某事，我已经尽到塞责的责任了。”等奏章下发后考察他的言辞，不过是簿书事务中浅陋琐碎的事情；一纸奏章中还有十之七八是在回避或迎合当时人的喜怒，否则就是迂腐偏僻、荒诞虚幻而不适合世用的言论。又有些人身居其位，既不听从意见，又不辞职离去，天下人便认为是非本来就不值得讨论，显而易见了。如今像您这样的人，起初由众人推举为贤能而能够谏诤的人，天子也认为确实如此，于是任用了您，现在已经任用了。您即使想因循畏避，和众人一样，本来也不可能。然而世上倘若有人不顾这种不可能而这样做，那么您难道会说：“这个人只是凭一时的文章声名倾动四海而求取进身罢了”吗？那是世上以浮薄之道互相讨好依附、追逐利益之人的做法，不是有志之士所能忍心肆行的。过去汉代有公孙弘、杜钦、邺、谷永，都是以贤良身份被选用的人，计算他们当时的声名事迹，并不比今天的人差。他们的才能难道全都不如今人吗？可是当时取得名位以后，最终没有提出任何有益的建议，以至于默默无闻；他们起初由人推举，后来便以此为安。如今看来，他们阿谀的痕迹本来就无法掩盖。后人已经看见他们是这样，难道还忍心沿着他们的邪路走吗？我私下认为，您必须自己选择道路。天下自唐天宝以来，上下都急急忙忙地谋求互相倾轧，彼此增长才力，凭雄兵相互制伏；百姓疲惫不堪，一天天陷入困穷，生于困穷之中，想不犯罪过也做不到。如今刑罚日益繁琐而百姓更加刻薄，财利越来越枯竭而费用不足，人们更加困苦而征敛仍不停息，真令人长叹。您既然担任了可以进言的职务，如果最终只为自身谋划，那么我的话即使尖锐，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您想兴起太平、报效国家，就希望不要随随便便地容忍迁就而随从世俗。何况您对于当世的得失已经考虑得很详细，对世俗的污浊玩弄也一向愤恨，士君子关于任用与舍弃、离去与留任、轻重取舍的分别，难道不也都充分了解并熟悉了吗？我正因为这样，听到您接受任命，不知不觉不只是欢喜，而且认为值得庆贺。想来您早晚一定会进言，所以陈述这点区区意见，略微帮助您的思考。如今世上的平民大多不谈论治国之道，我从未登门拜访您，却忽然吐露真情，确实是有所激愤。恭敬地希望您不要过分怪罪恼怒，而能加以省察。

译给欧阳修、蔡襄的信。我年轻时读《唐书》和《贞观政要》，看到魏征、王珪之类的人在唐太宗身边，事情无论大小都加以议论谏诤；当时邪人庸人参与其中的很少，即使有封伦、李义府之辈，唐太宗也能识别并疏远他们，所以他们的言论没有不被听取，最终能够成就贞观太平。刑罚的设置也不因此而居于成康之上。我没有一次不反复欣羡，继而叹息，认为三代君臣之间是否曾有过这样周详的往来议论呢？即使皋陶、禹、稷与尧、舜上下谋划，记载在书中的内容，也没有像这样曲折详尽、完备具体的。我颇以为三代、唐、虞离今很远，当时即使有像贞观年间这样的谋议，或者还超过它，只是史书没有全部保存，所以今天没有听见看见；这是无法知道的，也是我不敢凭空断定的。自汉代以后直到陈、隋，又从唐高宗以后直到五代，史书都十分完备，但那些君臣之间没有像贞观年间这样谋议决策的，因此他们的治理都低于贞观，这是情势使然。我私下遗憾自己不幸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那些事情，用歌颂推说来满足自己的心愿；又遗憾不能在其中升降进退，和他们往复议论。自长庆以来，我喜好询问当世之事，所见所闻的士大夫不少，但人人都只是一味苟且畏慎，把暗中拱手、默默处置当作常态，从未有一个人看到当世之事，即使小如毛发，也肯以身承担，不为回避和顾惜自身打算；何况那些关系国家安危、政治治乱的事情，往往不能立即看见结果，谋略也不能立即见效，又有谁肯奋然迎上去替它筹虑，并亲自承担呢？于是我又认为，过去所欣羡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千百年间大概不可能再有。前些时候，天子赫然独自作出万世少有的决断，既改任两府大臣，又召用二位公为谏官；看到他们所条陈的意见以及四方人所传述的事情，知道二位公在天子身边为天子议论治乱得失，群臣无论忠邪大小都不加隐瞒，不计较细小得失，不顾躲避怨恨、忌妒、毁谤、辱骂和谗构的祸患，我私下又振奋起来，认为自古以来担负进言责任的人亲自承担其事，不知道有没有像这样周详恳切的议论，不知道有没有像这样多的议论；即使魏征、王珪，难道还能超过它吗？如今事情即使不能实现，也足以把它昭示万世，使邪恶之人畏惧，使懦弱之人有所树立；何况能否实现还不能确定呢？过去以为几百上千年已经过去、不可能再有的事情，如今有幸遇到并亲眼看见了，我心中的欢喜震动无法相比。只愿即使有封伦、李义府那样的邪人庸人，天子也一定斥退疏远他们，只听从二位公的意见，使今天的治理超过贞观。这就使我小的愿望能够通过歌颂推说来满足，大的愿望能够置身其中，吐露片言只语，把名声寄托到千万世以后，这正是我所期待于古人的愿望没有落空。并且让后世听到今天的盛况，怀疑唐、虞、三代远远不如今天，正如今天的人怀疑唐太宗时代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虽然如此，我也未尝不担忧，有一天有人在隐约之间、议论之际制造谤言，使二位公的政治主张不能完全施行。因此我先前写信献给二位公，首先就以这件事相告。后来果然如此，二位公相继离开两府，改任之后，怨恨、嫉妒、毁谤、辱骂和谗构的祸患一日之内同时爆发，种种情状纷纷而来，甚至乘妇女的空隙，制造非同寻常的谤言，想把它加在天下大贤身上；他们不顾四方人的议论，也不怕天地鬼神监临自己，公然欺骗诬陷，震惊天下耳目，使人感愤痛切，废寝忘食，不知该如何是好。唉！二位公的不幸，实在也是那些疾首蹙额、忧愁叹息的百姓的不幸。虽然如此，君子对于道，既然在内心获得它，就急切地务求把它施行于外；是否能够在外施行，有可以有不可以，那是对方的事情。属于自己的事情，姑且竭力去做，直到做到极点才停止；属于对方的事情，则不能强求一定实现，只能把它作为自己的志向。然而君子不会因为实现它很难，就放弃竭尽力量去做。因此孔子所说的周游列国，曾受聘于七十国；孟子也在梁、齐、滕、邾之间奔走，为孔子之道游说六十九国而没有停止。即使游说梁、齐两个大国不可行，仍然俯身同邾、滕两国国君谋划，想离开齐国，迟迟不肯离去。孟子曾说：“齐王或许会改变，如果改变了就一定会召见我；如果任用我，哪里只是齐国百姓安定，天下百姓都会安定。看他的心意似乎如此，难道会因为一次不合就停止吗？如果真不是这样，我也就不能成为孔子、孟子了。”如今二位公本来就是一次不合的人，他们心里难道不会说：“天子或许会召见我并任用我，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吗？”就在自己能够做的地方竭力而为，对于对方能否接受则听其自然，不因为难以必然实现就停止，如今正是最重要的时刻。何况今天的天子仁慈圣明、聪敏睿智，求治之心从未懈怠，天下归一，四方诸侯接受号令、奔走效命都来不及。二位公的言论早晨被天子采纳，晚上就可以传遍四海；晚上被采纳，过不了一夜也能传遍四海。这岂能和孔子受聘七十国、在梁、齐、邾、滕之间艰难奔走相比呢？姑且等待罢了。这不只是我的希望，也是天下人的希望，更是二位公应当自己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感愤之情不能停止，谨作《忆昨诗》一篇、《杂说》三篇，大略说明我的心意。后两篇还涉及其他事情，因而也一并写下寄去。这些都是人们厌烦听闻的事情，本来不应当对二位公说；然而我想启发告知天下可以告知的人，使他们明白二位公的志向。其次，也让邪恶之人和庸碌之人看到，知道世上有坚决自守、不因他们而陷入邪道的人；又或许能使天子的视听有所开启增益，使二位公的政治主张得以施行，那么天下嗷嗷待哺的百姓都将受到恩赐。这也是替天下谋划，不只是针对二位公而发。二位公的政治主张究竟怎样呢？我曾私下考虑，应该更改贡举法，让学使连续多日考察士人；学者不必等到查考天下户籍，也不必大量等待本地人来参加考试，行为悖逆的人不能凭户籍进入仕途，这是历代的思虑都没有达到的。能够与人共同为善，是多么好啊。所以诗中关于善于学习的内容尤其详尽，恭敬地希望您赐予省察。【按：曾巩的文章本源于六经，斟酌取法于司马迁、韩愈；他论学习，从持守心志、涵养性情，直到服饰器物、举止行动，没有不详细论述的；论治理，则从道德风俗的大端直到钱谷、兵刑，没有不完备的，确实周详合理，所以道理本来没有二致。孟子之学失传以后，程氏之学尚未显明以前，他的功劳十分伟大。因此朱熹称赞他的文章文辞严正、义理端正，又说他的拟制文章中有几篇杂在三代诰命之中也不惭愧；他作《大学》《中庸》或问等文字，也都采用南丰的文体。】曾肇，字子开，是曾巩的弟弟，考中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历任十一州，多有善政。

译论选拔忠良博古之士，安排在君主身边。臣听说，玉虽然美丽，经过雕琢才成为珪璋；金虽然坚硬，经过磨砺才成为锋利的器具。君主虽然具有天生的圣明资质，也一定要依靠左右前后的磨砺熏染，听到正直的言论，看到正直的行为，然后德性在内心充实，道德教化在外部施行。凭借这些来识别人，便没有不明察的；凭借这些来处理事务，便没有不恰当的。因此周公告诫成王，从常伯、常任到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都必须任用得人，把这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周穆王命令伯冏，也说：“命令你统率众仆侍御之臣，努力增进君王的德行，互相修正不足；谨慎选择你的属官，不要任用巧言令色、善于逢迎偏邪、侧身献媚的人，只有吉善之士才可以。”下至两汉，仍然诏令郡国每年贡举官吏百姓中的贤能者，来充任宿卫，这就是虎贲的职责。出入起居、执持器物、备作顾问，都任用士人。比如孔安国掌管唾壶【孔安国，汉武帝时任谏议大夫。孔臧在给儿子孔琳的信中说：“侍中孔安国，群臣近来都看见他受到崇礼，不供奉污秽器物，却仍然掌管皇帝的唾壶，朝廷士人没有不以此为荣的。”】严助、朱买臣专门负责应对，这就是左右携仆的职责。即使任用人才比不上古代，也算是一时的盛况了。后来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于治理国家，便召集虞世南等人聚集在宫禁之中，号称“十八学士”【武德四年，天下逐渐平定，于是开设文学馆，延请文学之士，设置府属，任用杜如晦、房乔、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通、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朂、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号称“十八学士”】。退朝之后的闲暇，他们从容入见，有时谈论古今成败，有时询问民间情形。每当谈到农事的艰难，便努力遵行勤俭；谈到里巷百姓的疾苦，便商议减免赋税徭役。甚至诵读诗书，讲求典章礼制，询问不知疲倦，有时直到半夜。至于军国机密和政务得失，则交给辅佐宰相处理，全不相干涉。他们君臣上下相互交往，就是这样。因此后世谈论治理，只称道贞观。可惜当时的士人没有用尧、舜、三代的道来启发君主，所以成就只能到此为止。以贞观之治，尚且需要召集贤能之士，早晚亲近他们，然后才能成功，何况有志于更大事业的人呢？恭敬地惟愿皇帝陛下聪明慈惠，具有统治人民的德行；沉静深邃而少言，具有统御天下的气度。如今正亲自听取政务、励精图治，志向十分宏大。臣认为应当在这个时候，谨慎选拔忠信端正善良、博通古今而见闻广博的人，安排在左右前后，参与讽谏议论，备作顾问。陛下处理政务之余，可召他们到便殿，讲论经术，询问至道，不必限制日期时间，也不必拘泥烦琐礼节；用真诚的心意接待他们，给予温和的面色，使他们能够尽情陈述义理，从而没有什么不能洞察的，并且增益圣学，补助聪明；经过长期熏染磨砺，日积月累，习惯既久，道德教化便与内心融为一体，自然对于道不必勉强就能合宜，对于事情不必思考就能处理得当，邪僻的习惯、异端的言论也就无从进入了。这样用来任用人才，邪佞之人就会被疏远，忠直之人就能伸展；用来建立事业，所说的话可以成为天下的准则，所采取的行动可以成为天下的准则，效法这种盛德，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况且深居法宫之中，亲近防卫之徒，其得失相差竟是如此。希望陛下留意，不要忽视。汉文帝论。我曾经说，治理天下以亲身教化为根本。观察汉文帝亲自实行节俭，用德行教化百姓，本应能够振兴衰败的风俗。可是贾谊认为，残害百姓的行为公然盛行，没有人加以禁止；他认为背弃根本而趋向末业，是天下最大的残害，淫靡奢侈的风俗，是天下最大的盗贼。这样看来，当时的风俗可以说已经败坏了。难道所谓亲身教化果真对治理没有益处吗？大概是因为汉文帝虽然有仁慈之心和仁爱声誉，却没有修明先王的政令。先王有不忍心伤害人的仁心，便有不忍伤人的政令，而他的政令一定以理财为根本。理财的方法，在安定百姓方面有四项大原则，在安排百姓职业方面有九项。以士、农、工、商来辨明他们的名分；以九谷、草木、山泽、鸟兽、财货、丝麻以及聚敛、转移来辨明他们的职责。又为他们规定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防备他们不勤劳。因此天下没有迁徙不定的产业，没有游荡懒惰的百姓，在生产财富方面可以说门类众多。至于爱护养育万物，必须遵循正确的方法，所以捕鸟的罻罗网罟、砍伐的斧斤、射猎的弓矢，都要按时使用；毁坏鸟巢、捕取幼兽和鸟卵、杀害胎兽、砍伐幼树，也都加以禁止。取用万物也有适当的时节。于是制定礼制来节制消费：天子拥有方圆千里的王畿，诸侯各自专有方圆百里的国土；卿士大夫直到庶人，没有谁没有田地，并根据地位贵贱、收入厚薄，为他们制定相应的法度。制定数量等级，用来满足冠礼、婚礼、宾客往来、丧葬、祭祀的需要，礼制的隆重简约、数量多少，各自适合相应的情形。居上位的人谨慎确定名分，以此昭示天下；人人安于自己能力和名分以内，不对外在的东西存有觊觎之心，因此淫邪放纵奢侈的欲望不会产生，贫富均衡，天下充实，没有物资不足的忧患。然后向百姓显示廉耻，以德义振兴他们，所以百姓会顺从。与这个时候相比，游荡懒惰的人无处容身；即使有僭越奢侈的心，也哪里有机会在外面施展呢？教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残害之事之所以能够熄灭，大概都是由此而来。自从秦朝毁灭先王的典籍，汉朝又因袭秦制，专门实行一概而论的制度，从天子到庶人，再没有尺度和界限的限制，于是人人舍弃根本而趋向末业，竞相僭越奢侈。汉高祖曾经禁止商人穿丝绸衣服、乘坐车马，但他的命令最终没有实行。到汉文帝时，商人富厚，势力超过官吏；从事末技、游荡谋食而危害农业的人日益增多。庶人住宅墙屋的装饰、仆妾的衣服，都超过了宗庙供奉和天子的服饰，由此可知风俗已经很不好了。然而汉文帝不知道修明先王的政令来挽救这种弊病；当他开设籍田来劝勉耕作，穿粗糙的弋绨而斥退精美刺绣，以此向天下表示敦厚朴素、率先垂范时，他的用意是很美的。然而完备的法度不能实行，却想只凭自己一人的力量率领天下众人，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孟子说：“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这不是空话。即使如此，若以他的德行，再施行先王的政令，或许就可以成为三代的贤明君主了。

译重修御史台记。元祐三年，新建的御史台完工，诏令臣曾肇为它作记。臣曾肇私下思量，幸而得以充任侍从官，以文章为职；这是一篇大手笔，虽然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但道义上不能推辞，于是恭敬地拜手稽首写道：御史之官始见于周代，只掌管起草诏书、接受法令而已。战国时期扩展到执掌法令，也仍是记载政事的职务。到秦汉才设置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副职称中丞，督察各部刺史，接受公卿奏事，举劾、按验奏章，其属官侍御史出外讨伐奸猾、审理重大案件，于是专门承担纠察弹劾的职责。后来政事归于尚书，御史与尚书、谒者并列为三台；御史大夫改为三公之一，中丞成为御史台长官，与尚书令、司隶校尉、朝会时都专席而坐，称为三独坐。隋唐重新设置御史大夫，天下有冤屈而无处申诉的人，可以与中书、门下省官员共同审理，称为三司。从此御史更加雄峻，其属官有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和侍御史，合称三院；侍御史一人掌管杂事，横放床榻而坐，称为南床，都专门负责弹劾而不负责论事。本朝沿袭这一制度，到真宗皇帝时增置言事御史，此后御史都可以论事。御史相继在朝廷上辩论，小事可以使人自行申诉，所以他们的职责比前代更加重要，不只是谨守朝会、审理诉讼而已。历代圣主相继，都以宽仁待他们，使他们能够尽情发挥，因此御史的风采所及，百官震动肃敬，朝廷依靠他们而更加尊重，奸邪之人望见他们便知道畏惧。起初，本朝虽然沿袭唐代制度，但把御史大夫作为兼任官，不处理御史台事务；以郎中、员外郎兼任侍御史，掌管杂事，辅佐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充任三院御史，未达到这一资格的便作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旧例，在内监察尚书六曹，在外巡按郡县，后来也废止了。到神宗皇帝大力整顿官名，才恢复御史大夫的职掌，以侍御史处理杂事，罢去御史里行，又恢复六察官分别掌管监察。制度确定后，才开始相互筹划官府事务。御史台建在宣化坊，自开宝五年才有东西两座狱所；开宝七年雷德骧分判三院事务，请求皇帝扩大御史台，房屋不到一百楹。天禧二年又诏令增建扩充，于是达到三百六十楹；到元丰年间，已经将近七十年，逐渐毁坏。神宗皇帝派人绘制图样、估量工程，交给有关部门。旧台缺少御史大夫听事的厅堂，又沿袭邺都制度，开门向北，以取阴杀之义；而且地势低下，不能加强威严。到这时，诏令设置御史大夫听事厅，开门向东，增高低处，培筑低地使之高起来，规划规模宏大深远。继承先志、述成先业，要由后人完成；当今皇帝即位之初，首先致力于慈爱节俭，对于土木工程，都诏令不要兴办。唯独御史台的修建，确实遵循了先帝的训示。仍然因为御史大夫只是虚设的官员，姑且节省营建工程；开门向北，仍照旧不改。工程规模的增减，都由圣心裁定。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开始动工，元祐三年八月庚辰完工。使用人工十万五千，建成房屋三百五十一楹。比旧台规模略小，但高敞明爽胜过旧台。门庭深邃威严，堂室高大宽敞；长官、副长官、佐贰属官，办公、宴息，各自严整有序，适合需要。吏舍和囚牢，深邃幽静而严密牢固；案牍簿书，收藏排列有序。这样可以向都城百姓展示，表明并端正法度。按照典章制度衡量，在这里算是相称了。从前周人建造宫室，见于《诗经》；鲁国修筑城门，记载于《春秋》。后世传诵，成为典籍之首。恭敬地思念神宗皇帝，承受天命、继承世统十九年，建立常道常法，都符合古义；好恶没有私心，赏罚没有僭越，因此纲纪得以张立。宫室不事营造，园囿只求完备，而府寺得以崇建。所以能够在执掌风纪法度的机构中凝聚精力，启发后嗣的心志。二位圣主恭敬自持，开辟进言的道路，任何声音没有听不到，任何事情没有看不明。士人因为进言获得福分，没有人因为忠言而遭祸。御史是皇帝耳目所在之地，宠遇没有人能够相抗。因此能够更新这座建筑，以完成前人的志愿。这件事应当写在文字中，刻在金石上，超越邹鲁，流传无穷的美好声誉。只是臣愚昧，言语浅陋，哪里足以发扬圣德，称颂明诏的万分之一呢？即使如此，臣曾听说：责备别人并不难，责备自己才难。御史所责备的，是将相大臣任非其人、百官各司失职，以及天下凡有败坏法度、扰乱纲纪、听信谗言、搜求隐恶的事情，御史都可以加以责备。那么御史难道唯独没有应受责备的地方吗？身居其位却有不知道的事情，知道了却有不进言的事情，进言了却有不实行的事情；实行之后使君子忧虑，使小人庆幸，这就是御史应受的责备。御史即使不责备自己，天下人也可以责备他。只有不以责备自己为难，施行责备别人时才能称职。能够称职，然后戴着高冠，穿着盛服，处在高墙大厦之间，游息其中，才可以无愧。如果不是这样，内心难道不会感到空虚惭愧吗？臣所以不自量力，便借承受诏命的机会，诵述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告诫在位者，使他们能够仰体并称扬历代圣主褒奖、重视、显扬御史的本意。《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四目录。宋。韩维。求直言诏。国子博士种谔可任左藏库副使，殿中丞种诊可任洛苑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发运使、右谏议大夫马仲甫，仍任右谏议大夫，充任天章阁待制、高阳关路都总管兼安抚使，兼任瀛州军州事和管内劝农使。西京左藏库副使、带御器械李元方，可任庄宅副使。请求询问讲读臣僚的奏状。刘挚。请求修订敕令。苏颂。论省、曹、寺、监法令繁密。吕公著。请求命令文武致仕官员按照外任官的标准发给俸钱。吕大防。论祖宗的法度。吕大钧。选拔小臣担任宿卫的议论。范纯仁。论发运、均输的奏状。陈奏青苗等法的疏文。李清臣。策论题旨。论形势的根源。论官制。论明确责职。巩固根本。秦论。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