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十九（2/2）

译论知人 考察制度，熟习威仪，辨明牢饩的等级，详知笾豆的数量，这是宗人的职责；考察清浊，分别正邪，协调律吕的音调，演习舞蹈的仪容，这是太师的职责；训练士卒，简选器械，作战必胜，进攻必取，这是将帅的职责；明确法令，审理狱讼，禁止强横，诛除奸邪，这是士师的职责；使衣食丰足，使财货增殖，疏通有无，流通积滞，这是司防的职责；使舟车便利，使器械适用，遵守法度，禁止过度奇巧，这是工师的职责；考察龟卜筮占，预测灾祥，选择吉日观察休咎，这是太卜的职责；谨慎保管财物，严格掌管出纳，办理文书，精通财计，这是府史的职责。至于选拔贤能并加以进用，衡量才干并授予职任，成功者奖赏，败坏职事者诛罚，这才是人君的职责。天下极其广大，百姓极其众多，政务极其繁杂，而天子如果全都凭一人的耳目和智力去办理，那么能顾及的就少，废弃的就多。因此明主选择辅佐来统领各类官师，由官师来整饬群吏，由群吏来使万民和睦，这样政务简约而事情没有荒废。《益稷》说：“元首明智啊，股肱贤良啊，各项事务安定啊。” 这句话是说，君主英明，臣下就贤良；臣下贤良，政事就安定。《立政》说：“任用你的事务官，任用你的牧守，任用你的准官，这才是君主的职责。”又说：“文王能够体察臣下之心，于是能够建立这些常职；任用掌管牧民之官，是因为他们才智贤德；文王对于众多言论、众多案件和众多慎重事务，都不敢不以有司和牧夫的意见为训而采用或舍弃，不敢自以为对这些案件和慎重事务全都知晓。”这就是说，人君应当急于知人，而不必急于亲自知晓每一件事务。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文侯说：“钟声不协调吗？左边的钟声高。”田子方笑了。文侯问：“你笑什么？”子方说：“臣听说，君主应当明察乐官，而不必精通乐音。如今君主精审于音律，臣担心您在用官方面反而耳聋，所以笑了。”荀子说：“治理国家有一定的道，人主也有自己的职责。至于逐日治理，把每天的事情都详细、曲折地排列出来——【贯日，就是逐日积累；逐日积累而使条理治理得详细完备，把一天的事务曲折地排列出来而没有差错】——这是让百官各自去做的事，不应因此妨害游玩安宴的乐趣。至于论定一位宰相，让他总领一切，使臣下和百官无不早晚遵循正道、归向正确方向并致力于此，这才是人主的职责。【以上均见《荀子·王霸篇》】人主所守的是极其简约的原则，却能使事务详备；自身极其安逸，却能建立功业。垂衣拱手，不走下席蓐一步，而天下百姓无不愿意拥戴他为帝王，这就叫作极简约，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人主是任用官吏来发挥能者的才能，普通人则依靠自己亲自去做。人主能够让别人替自己办事，普通人却没有可以转移给别人的事情。守着百亩田地，事业就会穷尽，也没有什么可以转移给别人。如今由一个人兼听天下事务，每天时间有余而治理仍感不足，是因为让别人替自己办理。即使拥有整个天下，少至拥有一个国家，如果都必须亲自去做，然后才可以治理，那么劳苦憔悴就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这样一来，即使奴仆也不肯和天子交换地位和事业。用这种方式统治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做呢？亲自包办，是役夫的道路，是墨子的学说；论定德行、任用才能并授予官职，是圣王的道路，是儒者谨慎遵守的原则。古书传说：农民分田耕作，商人分货贩卖，百工分掌事务而努力，士大夫分任职守而听理政事，建立国家的诸侯之君分土守国，三公总理各方而共同谋议，这样天子只须恭敬自守罢了。由此说来，人君所应掌握的事务，没有比知人更重要的。从前舜疏导百川不如禹，种植百谷不如稷，推行五教不如契，审理五刑不如皋陶，掌管百工不如垂，掌管山泽不如益，掌管礼制不如伯夷，掌管音乐不如夔；然而能够明白这八个人各自的本领，知晓其人而任用他们的，是舜。这就好比车有车毂，宫室有栋梁，人有心脏；让群圣为之效力并归功于他们的，正是这个道理。唉！帝王所做的事情，美好而宏大，本来就不是可以轻易说尽的。齐桓公的兄弟争夺国位，凶暴如豺狼；闺门之内不能治理，比狗猪还不如。然而他唯独能够知道管仲贤能，把全国政事都托付给他：一会儿称仲父，两次称仲父。因此，凭借兵车会盟，三次乘车会盟，六次指挥左右，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后世谈到齐桓公，只知道他的贤能，却不再知道他的恶行。孔子说卫灵公无道，季康子问：“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没有丧失国位？”孔子说：“仲叔圉治理宾客，祝鮀治理宗庙，王孙贾治理军旅，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会丧失国位呢？”齐文宣帝荒淫狂悖，比桀纣更厉害，然而他知道杨愔贤能，把国事全都托付给他。当时人认为君主昏聩于上，而政治在下却清明。这些都是荒淫昏乱、凶暴祸乱的君主，只因为能够知晓贤人并任用他们，大的可以成就霸业，其次可以使国家安定，最小也可以保全国祚。何况圣明的君主任用贤臣，这就如同王良驾驭六匹骏马，逄蒙拉开繁弱弓，孟贲挥动干将剑一样，走到哪里会不能到达，射什么会射不中，击打什么会砍不断呢？【繁弱，弓名；“关”通“弯”，意为拉弓。】有人说：人主的职责在于知人，那么既然已经知道人了；可是即使圣明如尧，也错过了四凶，圣明如孔子，也错用了宰我、子羽、夫人等人，难道知人是容易的事吗？回答说：确实如此。射箭的人一定把目标对准靶心，弓箭调适之后，专心凝神，审慎坚定地发射；即使偶尔射不中，也很少有这种情况。和那些在昏暗中胡乱射箭的人相比，不是已经好得多了吗？从前皋陶陈述九种德行说：“宽厚而严谨，柔和而自立，质朴而恭敬，能治理而严肃，和顺而坚毅，正直而温和，简约而廉洁，刚强而充实，强健而合乎义。”彰明这些常德，就是吉祥；每日发扬三种德行，早晚深明其理，有封邑的就会日益严肃恭敬。六种德行都能发扬光大，就会辅佐有邦国的人，使其广泛接受施行。九种德行都能具备，俊杰贤能就会在官位上。百官互相效法，百工各得其时。孔子说：“观察他所凭借的，考察他所经过的道路，察看他所安处的地方，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住呢？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住呢？”李克说：“居处时看他亲近什么人，富有时看他把财物给予谁，显达时看他举荐谁，困穷时看他不做什么，贫困时看他不取什么。”这也是知人的方法，只是人主不能深入考察罢了。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仁宗朝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面对重大节义和重大议论，笃守道义，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毫不屈服。曾劝仁宗建立太子储位，上奏章共十九次。等待诏命一百多天，须发全都白了，得到批准后才停止。神宗朝竭力进谏青苗法的危害，于是被罢免贬黜。】请求裁减冗余官员和冗余军队的奏疏

译臣近来曾经建议，如今官员冗余、军队过多，民力无法承受，请求诏令中书、枢密院大臣斟酌裁减抑制。到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仍没有答复，臣退下后私下思量，当今事务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而朝廷却安然处之，不以为怪，因此臣个人实在不能沉默不言。凡事预先思虑，有所准备，事情到来时再应对，就会安定从容而详实；预先没有思虑，没有准备，事情到来时才应对，就会仓促而违背事理。大体上近来的事情多因仓促而失误、不能安静办理，都是因为没有预先思虑、没有事先准备。前些日子契丹使者到来，空言纷纷，朝廷自己考虑国用不足、民力凋敝，无法接待应付。大臣不知道计策从哪里来，于是请求募兵来搪塞责任，这和想救火却反而添柴、河水已经浑浊却又去搅动水源，有什么不同？景德年间，契丹入侵，灵夏不臣；那时军队不满五十万，西面防备、北面抵御，兵力充沛而有余。如今军队已增加一倍，却还像是不足，臣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敌人不过派来一个使者，朝廷却又增兵数万；等使者离去，内外相互庆贺，认为已经无事，却完全不知道新兵的费用每年已经损失百万缗了。这些费用不是出自天，也不是出自地，更不是出自提出增兵建议者之家，而是全部出自百姓。正在忧愁困苦的时候，又加重赋税来作为预备，臣认为谋划者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就是所谓仓促而违背事理。军队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训练和将领如何。侬智高侵犯岭南时，前后派出的将领不知有多少，派出的军队不知有多少，结果纷纷逃跑败退，无法一一记载。陛下亲自派遣狄青，最终能够取胜，不过依靠蕃落数百名骑兵罢了。这就是军队不在数量多，是近来事实的证明。陛下为什么不拿这个道理去责问那些主张增兵的大臣呢？臣愚意认为，防备契丹不如宽减河北、河东百姓的负担；防备灵夏不如宽减关陕百姓的负担；防备云南不如宽减两川、湖岭百姓的负担；防备天下不如宽减天下百姓的负担。百姓力量宽裕，就知道爱惜自己；即使有外患，人人都可以充当兵员，人人都会爱惜自己的军队来抵御外患，这样到哪里不能取胜，出征到哪里不能使人服从呢？古人所说的像手臂保护头目、子弟保卫父兄，所用的就是这样的军队。臣所说的预先思虑、事先准备，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官员本来是用来养护百姓的，军队本来是用来保卫百姓的；现在本应养护、保卫百姓的官员和军队，反而残害百姓，而大臣却不知道救济百姓，臣恐怕朝廷的忧患不在四夷，而在冗余军队和穷困百姓。近年以来，大地多次震动，黄河不按河道流行，日月星辰出现天谴异象，这些都是百姓感应所致。伏请陛下明白地告诫大臣，寻求使百姓安息的办法，以回应天地的变化，并为宗庙社稷谋划。臣不胜殷切愿望。【大臣以募兵搪塞责任，当时应是王德用掌事，见《皇祐元年十二户》。】再次陈述官员冗余、军队过多的奏疏 臣恭敬地看到，今年没有麦苗，朝廷实行免税免役，又用常平仓粮和军粮施行赈济借贷、救存灾民的恩惠，不能说没有做到极点。然而人民流离失所，父母妻子不能相互保全，即使在平常无事的时候也不少见。即使减轻他们的劳役、减轻他们的租税，一年即便大丰收，也会使百姓不能终年吃饱；等到稍有歉收，即使加重施舍救济，本来已经来不及了。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重敛的政策早已存在。如今只是一种谷物没有成熟罢了，流民就已经如此；假如九种谷物都没有成熟，朝廷将怎么办呢？臣私下认为，水旱灾害发生，是因为百姓生活不足而产生怨恨；百姓生活不足而怨恨，是因为有关官府横征重敛；有关官府横征重敛，是因为官员冗余、军队过多，以及土木工程费用广泛，而整顿财政的制度没有建立。又听说许、汝、郑等地蝗虫幼虫再次滋生，也是贪暴政治所感应的结果。上天的意思是认为，贪暴政治向百姓搜取财物，就像蝗虫幼虫啃食禾苗一样，所以连年生出蝗蝻，以使陛下觉悟。《春秋》记载“秋初税亩，冬蝝生”，解释者认为蝗蝻是由于丈量田亩、征收田税而生，这就是所谓贪暴政治的感应。国家自从在陕西用兵、增加军队以来，赋税劳役繁重。近年以来又不惜给予高爵厚禄，任用不该任用的人，转运使还在常赋之外进献羡余钱来帮助南郊祭祀，其他没有名目的征敛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全都是贪暴政治。贪暴政治表现为搜刮民财、残酷暴虐，这就是百姓怨恨的原因，也是违背天地和气的原因，是水旱灾害发生的原因。臣此前多次说过官员冗余、军队过多、百姓困苦，却没有蒙受答复下达。伏乞陛下命令大臣检阅臣以前所上的奏章，考察如今官员数、军队数和赋税收入的数目，建立经常性的财政制度；又停止土木工程的费用，使百姓能够吃饱并稍得休息，那么天地的和气就会到来。古今所说的太平，不过在于使百姓能够吃饱。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建立经制，减少官员和军队，节省土木工程费用，使百姓吃饱，陛下高拱深居，太平便可坐而实现，关键只在于陛下如何责成大臣罢了。【按：三代以后宰相的德业，首先是诸葛亮，只有司马光足以与他匹敌。陈寿评论诸葛亮的文章说：“咎繇的谋略简约而雅正，周公的诰文繁多而详尽。”如今考察司马光的文章，也可以说是繁多详尽。他的心力集中在《资治通鉴》一书上，而他的奏疏都切实正直、精确恰当，是用经学来治理世务的文字。朱熹说：“温公可以说是兼具知、仁、勇。”拯救国家、救世济民，是何等的层次；他的规模略大，又有学问，文集多得无法全部载录，选取其中最优秀的，大概正如他自己所说，人参、甘草确实能够治病。范镇一生与司马光相互投合，关系十分融洽，议论仿佛出自同一张口。熙宁、元丰年间，天下贤士大夫所希望担任宰相的，只有司马光和范镇二人。司马光思考救济百姓，最终承担起天下的重任；范镇凝重坚定如山，确实不可动摇。读他们的文章，可以想见他们的为人。】范百禄【字子功，范镇的侄子，神宗朝进士，历任官职至翰林学士，授中书侍郎。】应制科策问【当时正治理水灾，大臣正在议论濮礼。】

译《五行传》说：“简慢宗庙、废弃祭祀，水就不会滋润下行。鲁庄公给桓公庙的楹柱涂上红色，又在椽子上雕刻花纹，以此自我夸耀扩大。上天因此降下大水。装饰违背典制，尚且没有贬低他的先君，灾变就已经如此，何况如今朝廷公开上奏明言，想要实行让两统并立、以二人为父的举动？简慢宗庙，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从前汉孝哀帝尊奉共皇，河南、颍川发生大水；孝安帝尊奉德皇，京师及二十九个郡国发生大水；孝威帝尊奉崇皇，六郡地裂、水涌、井水泛溢；第二年，平原王为奉祀崇皇而尊马氏为崇园贵人，京师又发生水灾；孝灵帝尊奉仁皇，京师发生大水。历来考察这些灾异，仿佛都有预定期限而到来，不同朝代却得到相同验证，严密得如同符节相合。那些衰败时代的君主，难道值得本朝取法并再次仿效吗？但这些事足以说明上天的心意从来不会改变。如今灾异在事情发生之前显现，从中可以看出上天开启并保佑有道之君的意旨，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吗？陛下对于濮安懿王，感情上可以减损，但礼制上不能加崇；恩情上可以截断，但义理上不能隆重。礼制规定，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把那个人作为父亲；陛下以父亲之礼侍奉先帝，继承帝位、承受宗庙祭祀，古代特别重视大宗，所以要降低对私人亲属的礼敬。大宗的地位应当尊崇，小宗的地位应当减损；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很重要，宫门以内的服丧关系较轻。应当减损的却加以尊崇，应当轻视的却加以厚重，就不符合先王的礼制；不符合先王的礼制，就不能得到人心；不能得到人心，就不能符合天意。这正是灾变发生的原因。陛下明白下诏责备自己，以招来正直言论，希望借此补救天变。如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却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改正。是有关官员从来没有进言吗？还是进言了而朝廷没有实行呢？有关官员如果不进言，就是有关官员不贤，辜负了陛下；进言了而朝廷不实行，就是朝廷不畏惧天变。有关官员辜负陛下，就应当追究责任；朝廷不畏惧天变，又将用什么来回应上天的责罚呢？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朝廷不过是难在改正它罢了。古代圣明的帝王从来不是没有过错，然而可贵在于能够改正，这正是他们成为圣明帝王的原因。商汤的过错因旱灾而改正，中宗的过错因屋上生拱木而改正，高宗的过错因雉鸣于鼎耳而改正，成王的过错因雷风而改正，宣王的过错因《云汉》诗所写的旱灾而改正。这五位帝王都不能没有过错，然而有的实现了太平，有的成就了中兴，荣盛流传至今，歌颂不止，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改过。如今的过错，只是有关官员的过错，虽然有人进言，陛下尚未有实行错误行为；这并不是世俗所谓的过错，而是仁者的感情。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过错，就可以知道他的仁心。”如今如果改正此事，就应当郑重诏令有关官员不要再议论追尊之事。按照礼来说，既不失尊奉天地、社稷、宗庙一统的大义；按照仁来说，也不失思念宫闱亲情、顾念父母养育之恩的厚意。臣愚意请求，趁濮安懿王建立国封之时，为他立长子作为嗣王，世世代代奉祀安懿王，使他永远成为一国的太祖。这样，神灵享有合乎礼义的祭祀，人心喜悦，天意也就解除了。大雨造成的灾害，又何必举行禳解呢？《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五目录 宋 欧阳修 《劝学诏》《弛茶禁诏》《论删去九经正义中纬书》札子 《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乞补馆职》札子 《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上范司谏书》《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本论》《为君难论上》《为君难论下》《纵囚论》《唐书·兵志论》《唐书·礼乐志论》《唐书·艺文志论》《唐书·食货志论》《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论》《五代史·冯道传论》《五代史·周臣传论》《五代史·唐六臣传论》《五代史·宦者传论》《五代史·伶官传论》《朋党论》《送徐无党南归序》《吉州新学记》《王彦章画像记》《丰乐亭记》《胡先生墓表》《泷冈阡表》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五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编注 宋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仁宗朝考中进士，殿试南宫第一。历任官职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以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天资聪敏刚劲，见到合乎正义的事就勇于去做，虽曾多次被放逐流离，志气始终如常。宋朝建立百年，而文章体制仍承袭五代遗风。欧阳修一出，彻底洗涤了卑弱的文风，天下人一致尊奉他为师。】《劝学诏》【庆历四年四月，诏令天下州县建立学校，重新制定科举法，是采纳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儒者通晓天地人之间的道理，明白古今治乱的根源，可以说学问广博。然而求学的人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有关官员却专门从声韵毛病和章句方面加以限制束缚，那么我们豪迈俊伟、才智奇特的人凭什么奋发起来呢？士人具有纯正明达、质朴茂盛的美德，却没有通过教学习学而养成的办法；那些修养自身、磨炼节操的人，反而和不肖之人混杂在一起并列进用，那么拥有美好德行、敏捷行动的贤才又凭什么显现出来呢？这是选取士人的最大弊病，求学者自己也以此为忧患，议论者屡次把它作为意见提出。近来命令有关部门详细斟酌，仍诏令政事府参与审定。大家都认为，应当以本朝学校来教育士人，然后才可以考察他们的实际品行。首先取消旧日的空泛议论，就能使善于辨析义理的人充分发挥见解；简化程式，就能使宏博之士显露才华。至于专治经学的人，略微增加新的制度，同时兼行旧有方式，以勉励中等资质的人。烦琐的法令和细碎的文字，一律废除；明确赏罚，使各人受到劝勉。这样，待遇人才的意旨就周全了，取用人才的道路也广了。用刻薄态度对待人，就不能责求他厚道。如今朕建立学校、兴起善行，以尊重士大夫的品行；又更改制度、革除弊端，以充分发挥求学者的才华。教育的方法，勤勉也达到极点了。有司务必严格训导，精心考察举荐，以符合朕的心意。求学者要进德修业，不要错过时机。凡是这些科举条目，都可以作为永久的制度。《弛茶禁诏》【嘉祐四年二月。此前茶叶由官府专卖，禁止私自贩卖非常严厉，每年因刑罚治罪而不可胜数；茶园户困于征取，往往破产逃亡。叶清臣、何鬲、王嘉麟等先后上奏议论，请求停止发给茶本钱，放开茶园户贸易，而由官府收取租钱。诏令三司议论，三司说，茶税发给本钱并收取利息，所得很少，而烦扰却成为祸患；茶园户缴纳赋税受到侵害日益严重，小民为谋利而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应当约定每年收入利息钱的数额，把赋税平均分摊给茶民，任凭他们买卖，由各地收取税钱，而不再发给本钱。于是下诏。】古代山林川泽的利益与百姓共享，所以百姓在下得到富足，君主在上得到充裕；国家没有事变，刑法也因此清简。自从唐代建中年间开始有茶禁，上下都竞相谋利，将近二百年。听说近来茶禁造成的祸患更加严重，百姓受到强行征取的困苦，每天只在叹息；官府接受滥恶所得，每年因积存而陈腐，并且私藏、盗贩、犯法的人实在繁多。严刑重罚，是人情所不忍，所以江湖之间方圆数千里，竟成了设置陷阱来危害百姓的地方。朕想到这些，内心悲痛，已经很久了；间或派遣使者前去询问，而百姓都欢喜地希望放宽禁令。每年的茶税按时上交给官府，近臣一两人分条说明情况，朕仍然感到心中不安。又减少每年应缴的茶税，使茶民得以富裕丰足，彼此赖以生存；铲除禁令条文，使商贸利益得以流通。历代积累的弊病，一旦就此除去，规定为常行的制度，不再更改。减少上面的所得而使下面受益，以使我的百姓得到休息。还担心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借机结党作奸，妄自陈述奏议来迷惑官府，一定要处以明正典刑，不得有任何宽免。

译《论删去九经正义中纬书》札子 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近年以来重新制定贡举科目，把它作为选取士人的法则；建立学校，用以勤勉培养士人。然而士子的文章尚不纯正，节操品行尚不笃实，不符合朝廷勉励贤能、兴起善行的意旨，也不符合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要求。臣愚意认为，士人的根本在于六经；自从暴虐的秦朝焚烧书籍以来，圣人的道统并没有断绝。汉朝兴起后收集散失的经书，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有的残编断简从屋壁中发现；但伏生年老昏聩，已经不能正确说话，他所说的话难以听懂，只能让他的女儿传话教给鼂错【伏生九十多岁，年老不能清楚说话，言语无法理解，于是让他的女儿传达教给鼂错；齐地人的方言与颍川不同，鼂错有十分之二三听不懂】。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无法考证，于是偏僻的学说和异端的说法各自自称一家。然而师徒传授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师法。到了晋、宋以后，师道逐渐衰落，章句著作各家私自收藏。后来各家分别撰写笺传，附着在经文之上，其中的学说随着时代的好恶而有存有亡，求学者茫然昏惑，不知道应当归依什么。到了唐太宗时，才下诏命名儒撰定九经义疏，号称《正义》，共数百篇。从此以后，被著录为定论；凡是不依据《正义》的，都称为异端，于是它成为求学者的宗师，也是百代之后仍可取信的著作。然而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既广博，所选择的却不精审，大量引用纬书来相互杂糅，内容怪异诡僻；这些所谓非圣之书，与《正义》的名称并不相称。臣想请求特地下诏，命名儒和学官把九经的义疏全部取来，删去其中的纬书文字，使求学者不再被怪异的言论迷惑扰乱；这样以后，经书义理就会纯正统一，不再混杂。所用功夫极少，所产生的益处却很多。臣愚意认为，想让士子学习古道、砥砺品行，却不以六经为根本；想学习六经，却不删去其中诡异驳杂的内容；还希望教化功效能够成就，是不可能的。伏望圣慈采纳臣的意见，交付有关部门详细议论，请陛下决定施行与否。《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嘉祐六年四月，有人说枢密副使陈旭暗中结交宦官史志聪、王世宁，想要得到重用。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唐介，右司谏赵抃，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殿中侍御史吕诲，交相上章说陈旭作为谏官却阿附贵戚，并且任知开封府时肆意接受请托。陈旭上奏申辩，皇帝说：“任命两府大臣，朕难道容许内臣参与议论吗？”唐介等人不停进言，皇帝于是将双方都罢免。于是调陈旭出任定州知州，唐介出任洪州知州，赵抃出任虔州知州，范师道出任福州知州。】【据《宋史》记载，《介传》和《师道传》都作“陈升之”，大概是因为升之原名陈旭，为避宋神宗的嫌名而改名。】臣近来看到谏官唐介、御史范师道等人，因为谈论陈旭的事情获罪，有的被授予小郡，有的被流放到远方。陛下即位以来，提拔任用敢于直谏的大臣，拓宽言路；虽然进言者有时说得对，有时说得不对，但圣上的慈仁总是给予宽容。一旦台谏官接连被斥逐，四处调遣的命令下达之日，朝廷内外都感到惊疑。臣虽不知道台谏官所说的是非，但看到唐介、范师道都长期担任言职，他们立朝为官各有始末，前后补益朝政很多，难道会在此时突然改变节操，故意欺骗蒙蔽圣听吗？按人情是不应有这种情况的。臣私下认为，自古臣子向君主进谏，有难有易，只是各随时势而已。若君主刚愎暴虐而多疑，不愿听到自己的过错，却喜欢听臣下的过错；君主在上面好察而多疑，大臣在下面战战兢兢、害怕获罪，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困难，而议论大臣容易。若君主宽仁恭谨俭朴，举动都遵循礼法，听到自己的过失就从谏如流，听到臣下的过错就务求宽容，以保全他们；而大臣在外掌握国权，在内又有左右亲信相助，进言者还没有被听取，怨仇却已经结在自己身上，所以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容易，而议论大臣困难。这一点不可不察。自古君主听取进言，也有难有易，只在于懂得其中的方法。忠臣和奸臣一起站在面前，公正的议论和私人的言辞交错进入耳中，这就是听取困难的原因。若能了解人的忠邪，辨别言论的公私，听取就容易了。凡是言辞笨拙而直率，刺耳违逆心意，初听似乎令人厌恶的，这是忠臣的言论。言辞委婉顺从，迎合意旨，初听似乎令人喜悦的，这是奸臣的言论。至于掌管言事的官员，各自履行职务，有的在朝廷上神色严正、公开陈说，有的接连上章、联署共同议论此事；言论一经发表，便有众多口舌争相传播，众目共同注视，即使想要徇私，情势也不允许。因此，凡是在外公开说明、不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公正的言论。若不是他的言职，又不敢公开陈说，有的秘密上奏请求留在宫中，有的当面进言请求由圣上自行裁决，不愿让人知道，并且言论有明确的主名，这大概是因为所说的涉及偏邪，害怕遭到弹劾。因此，凡是暗中上奏而害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夹带私心的说法。自古君主若能用这种方法了解臣下的实情，听取言论就容易了。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仁厚圣明、宽和慈爱，亲自实行勤劳俭朴，乐于听取劝谏，容纳直言；对于大臣尤其优礼相待，曾经想保全他们始终，也想到与臣下共同爱惜名节，对于官员的进退尤其慎重。因此臣认为，如今言事者规劝切责君主是容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若要议论大臣却很困难。臣自从立朝以来，凭耳闻目见所记得的事情是：景祐年间，范仲淹议论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皇祐年间，唐介议论宰相文彦博，被贬为春州别驾；至和初年，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议论宰相梁适，都被罢职外放；后来赵抃、范师道议论宰相刘沆，也被罢职外放；前年，韩绛议论富弼，被贬为蔡州知州；如今又有唐介等五人因为议论陈旭获罪。自范仲淹被贬到饶州以后，直到现在二十年间，担任台谏官的人很多，却没有听说有谁因为规劝君主而获罪。所以臣说，如今劝谏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困难。陛下如果由此推察唐介等人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用心了。昨天被罢黜的五名台谏官中，只有吕诲入台不久，其他四人的出处始末和事迹都很清楚，可以逐一列举。唐介以前因为议论文彦博，被远远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幸赖陛下仁慈宽恕、怜悯爱护，才移到湖南，得以保全性命；范师道、赵抃都因为进言触犯刘沆，被罢去台职，出守外郡，过了好几年才又回来复职；如今这三个人又因为议论枢密大臣而被罢黜。这样看来，唐介不因以前曾陷入必死之地而畏惧，范师道和赵抃不因中途多年不能进用而引以为戒，遇到事情必定进言，获罪也不后悔，这正是所谓进退守持同一节操、始终不变的人。

译至于王陶，本来出身孤寒之家，因为韩绛推荐才开始成为台官；等到韩绛担任御史中丞，王陶不敢顾念私人恩情而不与他争论，结果韩绛终于获罪。顾念私人恩情，是人的常情；断绝私恩而以义为断，不是懂得义理的人做不到。由此说来，王陶可以称为奉行公义、灭除私情的臣子。这四个人的出处始末和事迹就是如此，可以由此知道他们的为人。即使他们所说的不完全正确，他们的实情也一定没有别的可议之处。有人说，言事之臣喜欢互相结党，动摇大臣以制造威势，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至于去年韩绛议论富弼的时候，唐介和范师道并没有和韩绛结党，反而与各位台谏官共同议论韩绛的不是；既然如此，他们不是互相结党，也不是想要动摇大臣，这是很明显的。臣本来就认为，不可以因此怀疑言事之臣。况且唐介等人近来虽然被贬为外官，幸亏得到陛下宽厚的恩典，各自还能出守一郡，没有至于失去安身之处。值得惋惜的是，斥逐谏臣不是朝廷的美事，阻塞言路也不是国家的利益；而唐介等人尽忠守节，还没有得到怜悯体察。希望圣上慈悲，特赐召回唐介等人，把他们安置在朝廷，用来鼓励那些守节而敢于进言的士人，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请求补授馆职札子》【治平三年上奏】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任用人才不止一种途径，所以选取士人也不能只有一条道路。至于了解钱粮，熟悉刑狱，通晓民政，精于吏治，早晚勤劳，以办理事务、收集整理为功劳的，称为有才干能力的人；明白仁义礼乐，通晓古今治乱，文章议论能够同人谋划天下事务，可以决断疑难、安定边防、讲明治道、治理国家的，称为儒学之臣。善于用人的君主，必定使有才干的人竭尽力量，使有职守的人竭尽谋略。因此，把有才干的人分布在朝廷内外，分别治理各项职务，使他们各自办好事务；把儒学之臣置于左右，和他们日夜谋议，探求事务的要领并付诸实行；又在儒学之臣中选出最优秀的，安置在朝廷，交给他们国家大政，使他们总领治理众多人才和职务，并对其进退予以赏罚。这就是用人的大致原则。由此说来，儒学之士可以说是尊贵的，难道应排在有才干的臣子之后吗？所以前代英主明君，没有不把崇尚儒学、向往学习放在首位的，而名臣贤辅出自儒学之士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臣私下看到如今取士的弊病，在于先重才干能力、后重儒学，重视吏治事务而轻视文章学问。近年以来，朝廷担心各项职务不能修治，致力于奖励有才干的臣子，因此主管钱粮、刑狱的官吏，只要有一点长处或些许善行受到人称赞的，都已经被提拔任用了。有才干能力的人本来应当提拔任用，然而如果只把才干能力当作当务之急，于是忽视儒学，认为儒学不足以任用，就会使下面有遗漏贤才的叹息，上面有缺乏人才的忧患，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臣认为，如今有才干的人并不担心遗漏，实在不值得烦劳圣上忧虑；只有儒学之臣难以进用而且多被弃置停滞，这一点不可不思考。臣凭着平庸谬误、过分蒙受恩遇而被任用，使得我得以位列宰辅之后；但平日议论不能没有异同，虽然每天侍奉天威，却又不能从容曲尽其意，实在笨拙迟钝。如今臣关于馆阁取士有些愚见，已像另外一篇札子那样逐项列出。希望圣上慈悲，趁宴饮闲暇之余，偶尔过目一看，其中或许有可取之处，请求圣上曾经留意。《论杜衍、范仲淹等罢免政事状》【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杜衍被罢职，是因为御史中丞王拱辰、右正言钱逸等人先后上疏论劾。杜衍罢职后任兖州知州，范仲淹任邠州知州，富弼任郓州知州】臣听说：士人不能忘掉自身安危，就不能称为忠；言语不能使人逆耳，就不能称为谏。因此臣不躲避群邪切齿痛恨的灾祸，敢于冒犯君主难以触犯的威严，只希望依靠圣明，希望陛下加以省察。臣看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陛下一向信任任用的臣子，却突然相继被罢黜。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用的贤才，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应当罢免的罪过。臣虽然在外任职，事情不能全部知道，但臣私下看到，自古小人陷害忠贤，其说法并不难推知。想要大肆陷害善良的人，不过是指责他们结党；想要动摇大臣，就必须诬陷他们专权。为什么呢？除掉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就还不能使小人得利；想把他们全部除掉，但善人过错很少，难以只从一两人身上寻找瑕疵。只有指称他们结党，才可以在一时之间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得到知遇而受到信任，就难以用别的事情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种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各自没有大的过错，却在一时之间全部被驱逐。富弼和范仲淹受到的委任尤其深厚，却突然遭到离间，一定有人用结党、专权的说法在上面迷惑圣听。臣请试着辨明这一点。从前范仲淹起初因为忠诚的直言和正直的议论闻名于朝廷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赞仰慕他。当时奸臣诬陷他们结党，尚且难以辨明。自从近来陛下提拔这几个人，让他们同在两府任职，观察他们处理事务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结党。杜衍为人清廉谨慎，严格遵守规矩；范仲淹则胸襟开阔、自信而不疑惧；韩琦纯厚诚信而质朴正直；富弼明敏而果断锐利。四个人的性情既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尽忠，但他们的见解各不一样，因此议论事务时常常不能相互赞同。比如杜衍想重重治罪滕宗谅，范仲淹却极力争辩，要求宽待他。范仲淹认为契丹一定会进攻河东，请求赶快修整边防；富弼则根据九件事加以推断，极力说契丹一定不会来。至于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一党，等到争论水洛城一事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刘沪错误，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尹洙错误【庆历三年十一月，陕西生户献出水洛城，内殿崇班刘沪请求修筑此城，以打通秦州、泾原的道路。安抚使韩琦认为这样劳民费财而没有益处，请求派使者到泾原、秦凤路询问文彦博、尹洙、狄青等人，尹洙等都认为不便，于是诏令停止工程。刘沪说蕃部愿意自行准备财力修城，不肯停止工程，尹洙便把刘沪戴上刑具押往京城；范仲淹上奏释放刘沪，命令他完成工程。】这些事情尤其明显，陛下一向已经知道。

译这四个人，可以称为天下最公正的贤臣。平日闲居时，他们彼此称赞还来不及；为国家议论事务时，就以公正的言论在朝廷上争辩，而不徇私情。由此说来，臣看杜衍等人正是汉史所说的忠臣，具有不相和同的节操；小人把他们指为朋党，可以说是诬陷了。臣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可以专擅的；但臣私下思量，范仲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到他们专权的迹象，只看到他们善于避让权力。掌握权力的人能够得到名位，才可以施行权力，所以喜欢权力的臣子必然贪恋名位。自从陛下从陕西召来韩琦和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辞了五六次，陛下也召请了五六次。富弼三次被任命为学士，两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每次任命都再三恳切推辞；他推辞得越坚决，陛下任用他就越坚定。臣只看到他们过多地退让，没有看到他们喜欢权力、贪恋职位。等到陛下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他们才敢接受任命，但仍不敢另外有所作为。陛下见他们都还没有办事，于是特意在天章阁召见他们，赐给座位，授给纸笔，让他们逐条陈述事务。然而众人退让，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独自有所陈述；因此又烦劳圣上慈恩，特意发出手诏，指定姓名，专门责成富弼等人列举大事并加以施行。富弼等人迟疑了将近一个月，才敢略略列举几件事情。范仲淹深知世事，必定知道一切事情都难以猛烈变更，所以他所陈述的主旨在于长远宏大，往往显得迂缓，只想逐步推行，使长久以后都能取得成效。富弼性情虽然锐利，却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多次援引祖宗旧事，请陛下选择其中可行的加以施行。自古君臣相互契合，只要言语意旨相合，遇到事情便立即施行。臣正奇怪富弼等人受到陛下如此坚定的委任、督促和丁宁，却仍然迟缓自疑，做事不能果断，而小人却巧妙进谗说他们专权，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圣朝曾经派遣大臣担任，何况近年以来中原的威势不振，因此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波及天下，契丹乘机违背盟约而发动行动，来书言辞侮慢，甚至有“贵国祖宗”这样的说法。陛下的愤怒和耻辱虽然深重，但因为边防没有准备，不能与之争战，只好委屈心意以金帛换取和平，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见中原连年遭受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出行，竭力谋求雪耻，沿山靠海，不怕辛劳，希望使武备重新修整、国威重新振作。臣看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重陛下的威权，以抵御四方夷狄，没有看到他们侵犯权力、制造过错。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睿智聪明，有识人的圣明，臣下能否都洞察无遗，所以在千官百辟之中特意选拔、骤然提拔了这几个人。加以提拔任用。正直之士在朝廷，群邪就会忌恨；有谋略的臣子不被任用，是敌国的福分。如今这几个人一旦被罢免，就会使群邪在国内相互庆贺，使四方夷狄在国外相互庆贺，这正是臣替陛下感到惋惜的地方。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良善臣，在他们退职离朝之际，恩典礼遇都很优厚。如今范仲淹担任四路的职任，也并不轻微。只是希望陛下拒绝群臣的诽谤，坚定任用而不加疑虑，使他们尽力施展所长，仍然能够有所补益。现在西北两个国家交战不止，正是上天给陛下经营筹划的时机。像富弼和韩琦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处？希望陛下早早辨明奸巧之人的诬陷，特别加以谋划任用，那就实在是幸运之至了。【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指责修撰朋党的人更加憎恶他。】《上范司谏书》【范仲淹的祖先原先从邠州迁到吴县，他考中进士，屡次任官，做到秘阁校理。天圣七年，因为请求太后还政，任河中府通判，后调任陈州。太后去世后，召入任右司谏。】上个月中旬，我得到进奏吏的报告，说您从陈州被召回京城，授任司谏；我当时就想写一封信来祝贺，但事情繁多、匆忙，没能做到。司谏只是七品官罢了，您得到这个职位本不值得特别高兴，而我却偏偏要郑重地祝贺您，实在是因为谏官一职，天下的得失、一时的公论，都系于此。如今世上的官职，除九卿和百官之外，直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尊贵的官位、重要的职务可以施行自己的道术。然而县官越出本县疆界，郡守越过本郡境界，即使是贤能的守令，也不能越界施行，因为各自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处理兵部的事务，兵部、鸿胪的卿不能处理吏部事务，光禄卿也只能管理本司的事务。若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社稷的大计，只要是自己见到听到而不属于某一职司范围的，只有宰相可以施行，谏官可以进言罢了。所以士人学习古道、胸怀道义，出来做官时，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虽然地位卑下，作用却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廷之上与天子争论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殿阶之前与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地位尊贵，施行自己的道术；谏官地位卑下，施行自己的言论。言论得到施行，道术也就得到施行。九卿、百司以及郡县的官吏，各自守着一个职位，承担一个职位的责任；宰相和谏官系结天下的事务，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以及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会受到主管官署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刺。主管官署的法律只在一时施行，君子的讥刺却会记录在史册上，昭明地流传百世而不磨灭，这实在很可畏惧。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又害怕受到百世的讥刺，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不是有才而且贤能的人，不能担任这个职位。近来您刚从陈州被召回，洛阳的士大夫互相谈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干。他这次来不是做御史，就一定是做谏官。”等任命下达后，果然如此，他们又互相谈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能。以后如果听说有人站在天子陛下之前，直言正色，当面争辩、在朝廷上论说，那一定不是别人，必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我们翘首踮足，等待听到您的进言，却最终还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够预料到前面的事情，却不能预料后面的事情吗？还是您有所等待，准备以后再进言呢？从前韩退之作《诤臣论》，用来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最终却因进谏而显名，人人都说阳城当时不进谏，是因为有所等待才这样。

译退之不明白他的用意，却妄加评论欧阳修，偏偏认为事情不是这样。退之写这篇文章时，城任谏议已经五年；又过了两年，他才在朝廷上议论陆贽，并反对任用裴延龄为宰相，想撕毁任命裴延龄的制书，也不过做了这两件事罢了。处在徳宗时期，事情可以说很多了：授官任职不当，叛将和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疑猜忌，任用小人。在这样的时局中，难道没有一件事可以进言，却非要等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拜相、议论陆贽更紧急的吗？按理说，他应当早晨接受任命，晚上就上奏疏。幸好城任谏官七年，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进谏一次便罢官，以此来应付自己的职责。假如只任职五年、六年就升任司业，那么他最终将一言不发地离开，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如今任官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的只过一两年，甚至有人半年就升迁。这种情况，也不可能等到七年。今天子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教化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天下无事，但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执事来授予这个官职，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并乐于听取忠直的言论吗？然而至今还没有听到执事有所进言，使天下知道朝廷中有正直之士，也彰显我们君主善于采纳谏言的明智。那些身穿布衣、束着韦带的士人，困穷地居住在草野之间，坐在那里诵读书史，曾经常常遗憾自己不被任用。等到真的得到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分，不敢进言。”有的人说：“我的职位还低，不能进言。”等到可以进言了，又说：“我还在等待时机。”这样看来，终究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谨请执事思量天子任用您的用意，畏惧君子在百世之后的讥评，进献一次正直的言论，以报答皇上的厚望，同时解除洛地士大夫的疑惑，那就十分幸运了！十分幸运了！《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我听说传记中说：“言语没有文采，即使流传也不能久远，这是君子所应学习的。”言语用来记载事情，文章用来修饰言语；事情真实、言语有文采，才能在后世显现。诗、书、易、春秋都善于记载事情，而又特别有文采，所以流传得尤其久远。荀卿、孟轲这些人，也善于作文章，然而他们的道术有达到极致的地方，也有没有达到的地方，所以他们的著作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仍然受制于当时人的好恶，因而有兴有废。其次，楚国有位大夫，善于写文章，他的歌辞得以流传【指屈原】；汉代盛世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够写文章，他们的文辞使他们流传下来。从此以后，距离圣人越来越远，世道越来越浅薄，或者日益衰落，下至周、隋之间，其中也时时有文章写得好、因言辞而流传的人；然而都杂乱破碎，不能完全信实，所以一百篇中不能流传一篇。幸而有一篇流传，也不显著，不能像前面几家那样光明显著、广泛流行。言语要流传，实在太难了；事情即使真实，也需要文章，文章即使精美，又取决于它所凭借的事物大小，才能看出它流传得远不远。书记录尧、舜，诗记录商、周，易记录九位圣人【庖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汤、文王、武王、箕子】，春秋记录文王、武王的法度；荀子、孟子两家的著作记录诗、书、易、春秋；楚国的辞赋记录《风》《雅》；汉代诸人各自记录当时帝王声威、文物制度的盛况，把它们写成文辞。后世的学者茫然无所记载，于是他们的言论不能完全真实可信，不能长久流传，这种结果是形势造成的。到了唐朝兴盛时，像唐太宗的政治、开元年间的治理、唐宪宗的功业，他的臣下又争相用文章记载它们；那些文辞有的配入乐歌传播，有的刻在金石上。因此其中的巨人硕士、宏大的言论、高明的议论，能够流传前后，依靠的就是有文章记载它们。所以所记载的事情重大而且文章优美，流传就显著；所记载的事情不重大、文章又不优美，流传就不显著。我没有什么才德，只是继承先人的余绪。我的先人在唐太宗时以文辞闻名，进士考试以对策被称为贤良方正；后来守道纯正，成为贤能的待制，恰逢太平时代，奋发自立而扬名，他的言论所记载的、文章所流传的事情，应当宏大，足以凭借而流传。然而他的文章没有在世上广泛流传，难道是他的后代不肖，不能继承守护，反而使它湮没了吗？还是另有原因呢？文章的流传虽然取决于所记载的事情，仍然还要有所凭借。诗、书、易、春秋，要等待孔子删削订正；荀子、孟子、屈原没有等待什么，却仍然要依靠他们的弟子传播。汉代诸人的著作也要等待史官的记载；它们最初出现时，有的要等当时有名望的人推重后才显扬；作者去世以后，有的要等后世编次的人整理才得以流传。为它们编次的，不是门人故吏，就是亲戚朋友，如梦得为刘禹锡作序、李汉为韩愈作《进学解》序那样。【梦得是刘禹锡的字。】恭敬地认为，阁下学问老成、文章宏大，是当世的杰出人物，出入三朝；能够仰望您的光辉、跟随您的脚步的人，只有先君曾是您的旧交，因此这也是先君所等待的事情。哪里是小子我敢有所请求呢？谨把家集若干卷抄写出来献给您的门下，只希望您怜悯我的诚意，幸而赐予作序。

译《本论》佛法成为中国的祸患已有一千多年，世上那些卓然明辨、不受迷惑而又有力量的人，没有不想除掉它的。曾经已经除掉过它，但它又重新聚集起来；攻击它，暂时使它破败，它反而更加坚固；扑灭它，它没有熄灭，反而更加炽盛，终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果真是不能除掉吗？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正确的方法。医生医治疾病，必定推究疾病从哪里产生，再治疗疾病所侵袭的地方。疾病侵入人的身体，是乘着元气虚弱而进入的；因此高明的医生不直接攻打疾病，而致力于调养元气。元气充实，疾病就会消除，这是自然的效果。所以挽救天下的祸患，也一定要推究祸患从哪里产生，再治理它所侵袭的地方。佛是夷狄之法，距离中国最远；但佛传入中国，已经很久了。尧、舜和三代之时，王政修明，礼义教化充满天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佛，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等到三代衰落，王政缺失，礼义废弛，过了二百多年，佛才传到中国。由此说来，佛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乘着政治缺失、礼义废弛的时候到来的，这就是祸患所受的根本。补足缺失，修复废弛，使王政清明、礼义充足，那么即使有佛，也没有地方施加于我们的百姓。这也是自然的形势。从前尧、舜和三代施政，设置井田制度，登记天下人口，按照人口多少给每个人授予田地。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不给他田地、让他耕种的。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按等级征发赋役，以督促那些不勤劳的人，使天下人的力量全都用在田地里，没有空闲顾及其他。然而又担心他们劳累而且懒怠，进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牲畜、酒醴等来养护身体，设置弦乐、匏笙、俎豆等来愉悦耳目；在他们不耕田、休息体力的时候，用礼来教导他们。因此，因他们打猎而制定搜狩之礼，因他们嫁娶而制定婚姻之礼，因他们死亡埋葬而制定丧祭之礼，因他们饮食聚会而制定乡射之礼。这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作乱，也借此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这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大伦理。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礼法，都顺着人的欲望制定相应的礼制和装饰，加以采择、修饰，使人感到喜悦，容易趋向正道；顺应人的性情而加以节制，用来防止他们越过限度。然而还担心这样仍然不够，于是又设立学校来讲明这些道理。所以上至天子的郊野，下至乡党，没有地方没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学习，使他们彼此讲说，诱导劝勉愚昧懒惰的人。唉，安排得多么完备啊！三代施政大致如此，他们考虑百姓的用意极其精密，治理百姓的工具极其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极其周密，诱导百姓的方式极其深厚；勤勉地实行这些措施，并使它们落实到各种事物上。这些措施逐渐浸润百姓，深入人心。因此百姓生活在世上，如果不用力耕种田地，就从事礼乐活动；不在家中，就在学校之间。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无非是仁义；他们乐于趋向仁义而不知疲倦，终身没有见到别的事物，又哪里有空闲向外面羡慕追求呢？所以说，即使有佛，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是因为有这些治理百姓的工具。到了周朝衰落，秦国兼并天下，把三代的制度全部废除，王道中途断绝。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努力使治理百姓的工具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周密。佛就在这时乘隙出现；一千多年间，佛教传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我们所实行的政教一天比一天败坏。井田制度最先废除，于是兼并土地和游手懒惰的奸弊兴起。后来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以及一切用来教导百姓的制度，也相继全部废除。这样以后，奸邪的百姓有了闲暇去做别的事情，善良的百姓则完全看不到礼义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奸邪的百姓有多余的力量，就想着做邪僻之事；善良的百姓看不到礼义，就不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佛就在这时乘着空隙，鼓吹它荒诞雄辩的说法来牵引百姓，百姓就不得不跟从它、归依它了。何况王公大人往往还倡导、驱使百姓归向它，说：“佛是真正可以归依的。”那么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可疑惑的，为什么不归依它呢？幸而有一个不受迷惑的人，正怒气冲冲地说：“佛是什么东西？我要拿起武器驱逐它。”又说：“我要提出一套说法来排斥它。”这种延续千年的祸患遍及天下，哪里是一人一天能够解决的？百姓沉溺其中，已经深入骨髓，不是靠口舌所能胜过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从前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扰乱天下，孟子忧虑此事，专门宣扬仁义，所以仁义的学说胜出，杨、墨的学说就废止了。汉代时，诸子百家一起兴起，董仲舒忧虑此事，退而修明孔子的学说，所以孔氏之道显明，百家学说就止息了。这就是所谓修治根本来战胜它的效果。如今身高八尺的男子，披甲负武器，勇力超过三军；然而见到佛却下拜，听到佛的说法便产生畏惧仰慕的诚心，为什么呢？他确实强壮狡悍，只是内心茫然，没有可以守持的道理，所以才这样。一个普通士人，身形瘦小而柔弱怯懦，进退行走都畏惧胆怯；然而听到有人谈论佛道，便义气显现在脸上，不但不向它屈服，反而想驱逐断绝它，为什么呢？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学问明白、礼义熟悉，内心有所守持，足以胜过它。既然如此，礼义就是战胜佛法的根本。如今一个普通士人，懂得礼义尚且能够不向它屈服；如果天下人都懂得礼义，就可以战胜它。这是自然的形势。《为君难论上》古语说：“做君主困难，什么最困难呢？大概没有比用人更困难的了。”用人的方法，是任用他就必须专一，信任他就必须深厚，这样以后才能使他充分发挥才干，并且共同成就事业。等到用错了人，如果任用想要专一，就不再同别人谋划，拒绝众人的议论，这是想要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却先失去了众人的人心；如果信任想要深厚，就一概不加怀疑，果断地一定实行，这是不审察事情可不可行，也不考虑功业能否成功。违背众人而办事，又不审慎谋划便轻率发动，百举百失，最终招来祸败，这是事理本来应当如此。然而也有侥幸成功的情况，人情往往肯定成功、否定失败，于是又随即称赞这种做法，把违背众人说成独具见识，把拒绝劝谏说成不受群议迷惑，把偏信一人、轻率行动说成果断善断，使后世的君主羡慕这三点而以此自我期许。等到他所信任的人一旦失误而招致祸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实在令人叹息。前代做君主的人，竭力拒绝众人的议论，专门信任一个人，却不能及早醒悟，以至遭到祸败的很多，不能全部列举，请试举一两个。从前秦国苻坚，土地广大、军队强盛，拥有九十六万兵力，号称百万；他轻视东晋，把它视为偏僻一隅，认为只凭气势就可以吞并它。

译然而全国的人都说晋国不可攻伐，进一步来反复劝说的人多得数不清。他们陈述天时、人事等情况，苻坚便用强词雄辩逐一驳倒，忠言正论都被压制而离去。像王猛、苻融这样的老成之言，他不听；太子苻宏、少子苻诜这样的至亲之言，他也不听；沙门道安是苻坚平生最信任敬重的人，多次为此进言，他仍然不听。他只听信一个将军慕容垂。慕容垂说：“陛下在内心独自决断神明的谋略就足够了，不必广泛询问朝臣，以免扰乱圣上的思虑。”苻坚大喜说：“和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于是他决意出兵，不再怀疑，便大举南伐。军队到了寿春，晋军用几千人攻击他们，秦军大败而回。向北退到洛阳时，九十六万军队损失了八十六万，苻坚从此兵威沮丧，不能再振作，最终导致祸乱灭亡。近至五代时期，后唐清泰帝担心晋祖镇守太原，那里接近契丹，仗恃兵力而跋扈，于是议论想把他迁到郓州。满朝士人都进谏，认为不可，皇帝却决意一定要迁徙他。夜里召来平常一同谋划的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询问他以决定可否。薛文遇回答说：“我听说在道路旁建房，三年也不能成功；这件事由陛下决定就够了，何必再询问群臣呢？” 皇帝大喜，说：“术士说我今年应当得到一位贤能的辅佐来帮助我中兴国家，您莫非就是那个人吗？”当即命学士起草诏书，把晋祖迁到郓州。第二天早晨宣布诏书，朝廷上的大臣都大惊失色。过了六天，晋祖反叛，文书送到。清泰帝极度忧惧，不知如何是好，对李崧说：“我刚才看见薛文遇替我办理这件事，气得肉都在发抖，想亲自拔刀刺死他。”李崧回答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君臣相对流泪罢了。”由此说来，能够拒绝众人的议论、专门信任一个人，没有比这两位君主更果断的；由此导致祸败、动乱和灭亡，也没有比这两位君主更惨烈的。当苻坚想和慕容垂共同平定天下时，清泰帝认为薛文遇贤能，能够帮助自己中兴，这可以说是将要面临祸乱的君主各自把自己的臣子当作贤人的例子。有人责问我说：“这样说来，用人的君主就不能专一地信任一个人吗？”我回答说：“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可以说是专一而信任了；却没有听说齐国、蜀国的臣民非难他们。大概是因为命令发布后，两国全体臣民都能依照办事，施行以后又使两国全体臣民都得到便利，所以齐桓公、蜀先主能够专一任用而不改变。假如命令发布后两国的人都不愿照办，施行以后又使两国的人都不便利，那么那两位君主难道肯专一任用、信任他们，以致失去众人的人心、聚集全国的怨恨吗？” 《为君难论下》唉！用人的困难，已经很困难了，却还不如听取言论困难。人的言论并不只有一种。有的人巧于辩说、纵横驰骋而令人喜爱，有的人忠言质朴而且多半讷于言辞。这不是听取言论本身困难，而在于听取者有明智或昏暗之别。奉承的话顺合心意，容易使人高兴；直率的话逆耳，容易触怒人。这也不是听取言论本身困难，而在于听取者有贤明或愚昧之别。这些都还不值得称为困难。若听他的言论似乎可以采用，采用以后却常常败坏事情；听他的言论似乎不能采用，然而不按照他的言论办事就不能成功，这才是听取言论的困难。请试举一两个例子：战国时，赵国有一位将领叫赵括，善于谈论军事，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挡他。他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长期从事军事。每次和赵括谈论兵法，赵奢也不能驳倒他；然而赵奢始终不认为赵括有才能，叹息说：“赵国如果让赵括做将领，一定会败坏赵国的事业。”后来赵奢去世，赵国便任用赵括为将。他的母亲亲自去见赵王，也说赵括不能任用，赵王不听，还是让赵括带兵攻打秦国。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投降秦国的四十万人在长平被活埋。大概当时没有像赵括这样善于谈论军事的人，也没有像赵括这样导致惨败的人。这就是听他的言论似乎可以任用，任用后却总是败坏事情的例子，赵括就是这样的人。秦始皇想要攻打荆国，问将领李信：“用兵大约需要多少？”李信正年轻而勇敢，回答说：“不过二十万人就足够了。”秦始皇大喜。又拿这件事询问老将王翦，王翦说：“没有六十万人不行。”秦始皇不高兴，说：“将军老了，为什么这样胆怯呢？”于是认为李信可以任用，给他二十万军队，让他攻打荆国。王翦便称病，退居频阳养老。不久李信被荆人打得大败，损失七名都尉后退回。秦始皇非常惭愧，亲自驾车到频阳向王翦道歉，便强行起用他。王翦说：“如果一定要任用我，没有六十万人不行。”于是秦始皇最终给他六十万人，让他出征，终于灭掉了荆国。最初听王翦的言论似乎不能采用，然而不按照他的说法就不能成功，王翦就是这样的例子。而且向人询问谋略，应当怎么办呢？听他的言论如果可以采用，采用他是适宜的；采用后却总是败坏事情，那么听他的言论如果不可采用，舍弃他也是适宜的。然而必须按照他的说法才能成功，这正是困难之处。我又认为，秦、赵两位君主不只是失误在听取言论，也因为喜欢任用新进之士，忽视抛弃老成之臣，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大体说来，新进之士喜欢勇猛锐进；老成之人多半持重谨慎。这就是君主喜欢建立功名时，听到勇猛锐进的说法就容易合意，听到持重谨慎的言论就难以接受的原因。至于赵括，那又有一番说法。我大略考察《史记》所记载的情况：当时赵国正派廉颇攻打秦国，廉颇是赵国的名将。秦人害怕廉颇，却知道赵括只是徒有虚言、容易对付的人，于是对赵国施行反间计，说：“秦国人所害怕的，是赵括。如果赵国让他做将军，秦国就会害怕了。”赵王没有识破反间计，便任用赵括为将军，取代廉颇。蔺相如竭力劝谏，认为不能这样做，赵王不听，终于导致失败。由此说来，赵括只是空谈而没有实际才能，不可任用。他的父亲知道这一点，他的母亲也知道。赵国的群臣，蔺相如等人也知道。甚至国外的敌人也知道，唯独赵王自己没有察觉罢了。任用人的错误，天下人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唯独君主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祸患。前代的祸乱和败亡，由此造成的数不胜数。【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王安石而作】

译《纵囚论》信义应当在君子之间实行，刑罚诛戮则施加于小人。罪行达到死刑程度的，是罪大恶极的人，这又是小人中最为恶劣的。宁可按照义理去死，也不苟且求生，把死亡看作回家一样，这又是君子最难做到的事。当唐太宗贞观六年时，登记判处死刑的囚犯三百多人，放他们回家，约定他们自行回来接受死刑。这是把君子难以做到的事情，要求罪恶极重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约定日期，最终都自行回来；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却是小人容易做到的吗？这难道符合人情吗？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等到对他们施加恩德、以恩德临抚他们时，可以使他们改变而成为君子。恩德深入人心、感化人的迅速程度，大概确实有这样的作用。我说：唐太宗这样做，是为了求得这样的名声。然而怎么知道那些被放走的人不是料定自己一定会回来，希望借此侥幸免死，所以才放他们走的呢？又怎么知道那些被放走的人不是料定自己回来一定能够免死，所以才再次回来呢？料定他们一定会回来而放走他们，是上面对下边的人心怀欺诈；料定一定能免死而回来，是下面的人对上面怀有欺诈。我只看见上下互相欺骗，来成就这个名声，哪里有所谓施加恩德、懂得信义呢？不然的话，唐太宗施恩德于天下，至今已经六年了，却不能使小人不犯极恶大罪；而一日之间施加的恩德，反而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不通的说法。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答道：把囚犯放走，他们回来后杀掉他们而不赦免；再把他们放走，他们又回来，这样才可以知道确实是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种事必定不会发生。至于放走囚犯，他们回来后赦免他们，偶尔做一次还可以。如果屡屡这样做，那么杀人者都不会死，这能够作为天下通行的常法吗？不能成为常法的，难道会是圣人的法则吗？所以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必定以人情为根本，不树立奇异的做法来显示高明，也不违逆人情来求取声誉。《唐书·兵志论》古代拥有天下、治理国家的人，他们的兴亡治乱，没有不是由于德政的；自战国、秦、汉以来，却很少不是由于兵力。兵难道不是重大事务吗？然而那些人因时制宜、随时改变制度，只求取利和便利，以至于没有什么不做的；考察他们的法制，虽然可以用于一时，但不能施行于后世的很多。只有唐代建立府兵制度，很有值得称道之处。古代的兵法起源于井田制，自周朝衰微、王制毁坏以后便不再恢复；到了府兵制度，才开始把兵役寄托在农民身上。他们的居处、训练、供养、储备资财、等待任用，以及行动和休息，都有一定的节制。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古法，大概得到了古法的基本精神，这正是唐高祖、唐太宗时代强盛的原因。到了后世子孙骄纵软弱，不能谨慎守成，屡次改变制度。设置军队本来是为了制止祸乱，等到它产生弊端，反而正好足以造成祸乱；弊端更加严重时，甚至使天下困苦来供养祸乱，最终导致灭亡。唐朝拥有天下二百多年，军事形势发生过三次重大变化。最初强盛时实行府兵制【贞观十年设置折冲府，天下十道共设置府六百三十四个，其中关内二百六十一个；上府有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由折冲都尉、果毅都尉统领，分批入京宿卫；四方有事时，任命将领出兵，事情平定后士兵散归各府，将领归朝】；府兵制废除后改为彍骑【唐高宗、武后时期，天下长期不用兵，府兵轮番服役又多不能按时进行；开元年间，宰相张说请求招募七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第二年又改名为彍骑】；彍骑制又废除后，方镇的军队兴盛起来【方镇，就是节度使统率的军队。唐朝初年，边境将领驻兵防守，大的称为军，小的称为守捉，也有称城、称镇的；总领这些军队的单位称为道，每道有一名大将，称为大总管，后来改称大都督。永徽以后，持有符节的都督称为节度使。安史之乱以后，有战功的将领都任节度使，于是方镇彼此相望；大的方镇连接几十座城，天子无法控制】。到了唐朝末年，强臣悍将的军队遍布天下，而天子也在京师自行设置军队，称为禁军。后来天子势弱，方镇势强，唐朝终于因此灭亡，这是由于军事部署的形势造成的。至于将领、士卒、营垒、阵法、车辆、骑兵、器械、征调、防守、守卫等一切军事事务，不可能全部记载；这里只记载军制废立的得失，以及治乱兴亡的始末和迹象，作为后世的警戒。

译《唐书·礼乐志论》三代以前，治理出于一端，礼乐通行于天下；三代以后，治理出于两端，礼乐成了空名。古代用宫室、车舆作为居处，用衣裳、冕弁作为服饰，用尊爵、俎豆作为礼器，用钟磬、琴瑟、箫笛作为音乐，用来祭祀郊庙、临朝听政、侍奉神灵、治理百姓。一年四时聚集诸侯，用来举行朝觐、聘问；以欢乐和谐、彼此交往，用来举行射礼、乡饮酒礼和宴飨；集合众人、兴办事务，用来举行军事训练、田猎和学校教育。下至乡里田野，凡百姓的吉凶哀乐，一切事情无不出于礼。通过礼来教导百姓孝顺慈爱、友爱敬悌、忠诚守信、仁慈正义，平常都不超出居处、行动、衣服、饮食这些日常生活。因为他们早晚所从事的，没有不是这些事情。这就是所谓治理出于一端，礼乐通行于天下，使天下人在安定的习惯中实行它，不知不觉便迁向善、远离罪恶而形成良好风俗。等到三代已经灭亡，秦朝改变古制，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从天子、百官的名号和等级次序，到国家制度、宫车、服饰、器物，一切都沿用秦朝旧制。其间虽然有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思考改革制度，却不能超然脱离当时风俗，远远恢复三代以上的制度，只能顺应时俗，稍加增减，大体上不过安于苟且简略罢了。他们早晚所处理的事务，把文书、诉讼、军队和粮食当作急务，说这就是治理政事、用来治理百姓的事情。至于三代，礼乐的各种名物都齐备，收藏在有关官署中，按时拿出来使用；在郊庙和朝廷举行的仪式，说这就是礼，用来教化百姓。这就是所谓治理出于两端，而礼乐只是空名。所以自汉代以来，史官所记载的事物名数、升降进退、揖让礼节，以及拜、俯、伏、起身的仪节，都只是有关官署的事务，也就是所谓礼的末节。然而把这些礼用于郊庙、朝廷时，即使是参与其中的搢绅大夫，也没有谁能够熟悉明白；天下百姓，直到老死也不曾看见，更何况想认识礼乐的盛大，明白晓畅地理解它的意义，并接受它的教化而形成风俗呢？唉！只学习礼器而不知道它的意义，忘掉根本而保存末节，又不能完备所谓朝觐、聘问、射礼、乡饮酒、宴飨、军礼、田猎、学校、冠礼、丧葬等礼仪；现存的礼制还有多少呢？自梁代以来，才开始把当时所实行的礼仪，附会到《周官》所说的五礼名目上，各自建立一家的学说。唐初立即采用隋朝礼制，到唐太宗时期，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以及礼官、学士等人，根据隋礼增加了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礼仪，编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这就是《贞观礼》。唐高宗又下诏命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人增补为一百三十卷，这就是《显庆礼》。其中的文字夹杂着格式和法令，而李义府、许敬宗当时正受到宠信，多半迎合并附会君主的意思。施行以后，议论者都认为不对。上元三年，下诏恢复使用《贞观礼》。因此直到唐高宗一朝结束，《贞观礼》和《显庆礼》两种礼制同时施行，有关官员遇到具体事务时，又远引古代义理，参照两礼加以增删，再也没有固定的制度。武氏、中宗相继遭遇动乱和败亡，没有什么可说的；掌管礼仪的博士，只是徒具官位罢了。唐玄宗开元十年，任命国子司业韦縚为礼仪使，掌管五礼。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求删去《礼记》的旧文，增加当今的礼事。诏令交给集贤院讨论。学士张说认为《礼记》是不可刊削的典籍，距离圣人时代已久，不能改动；而唐代《贞观礼》《显庆礼》的礼仪注释前后不同，应当加以折中，作为唐礼。于是下诏命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以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写，历年没有完成，李锐便去世了。萧嵩代替李锐任学士，上奏请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这就是《大唐开元礼》。从此唐代五礼的文献才算完备，后世采用它，虽然有时稍作增减，也不能超过它。贞元年间，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订编次历代郊庙沿革制度，以及乐工所唱的歌辞和祝文，并绘制坛场屋舍、登降次序，编成《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又记录开元以后礼文的增损，编成《礼阁新仪》三十卷。元和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编成《曲台新礼》三十卷，又采集元和以来三公、士人和百姓的冠礼、祭祀、丧葬等礼仪，编成《续曲台礼》三十卷。唉，考察这些礼文记载，可以说已经完备了；把它们施行在贞观、开元年间，也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不能达到三代的隆盛，是因为礼文虽然齐备，礼的精神却不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礼乐成了空名。

译《唐书·艺文志论》自从六经在秦朝被焚毁，到了汉代又重新出现，传授经学的师法中断了；竹简编册散脱、错乱、讹误、缺失，学者无法得到经书的本来面貌，于是各位儒生的章句之学兴起。后来传、注、笺、解、义疏等一类著作相继讲说，圣人的道理大致得以明白，然而这些说法本来就已经繁多得不可胜数。至于上古三王、五帝以来，世代次序、国家兴亡始终、僭越盗窃、伪诈混乱等，史官的记载已经完备；此外还有传记、小说，以及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等，也都出自史官这一类人。孔子在世时，才修订阐明圣人经典，排斥荒谬怪异的说法；老子著书论说道德，接续周朝衰微的时代。战国时期那些游说放荡之士，以及田骈、慎到、列子、庄子一类人，各自极力发挥辩才；孟轲、荀卿才专门阐发孔氏学说，以驳斥异端。然而诸子的学说各自形成一家，前代的著作都保存下来，没有断绝。王者的事业消歇，诗歌便衰亡；《离骚》创作出来，文辞之士便兴起。历代的盛衰，文章也随时代而有高下；但文章的变化形态多种多样，不可穷尽，为什么竟然这样多呢？自汉代以来，史官列出著作的名称、作者和篇目，编成六艺、九种、七略；到了唐代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藏书的盛况，没有比开元年间更盛的；当时著录的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代学者自己撰写的书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唉，真可以说是盛大了。六经所讲的道理简约严正、平易直截，而天道、人事都包括在内，所以时间越久，意义反而越加明白。其余作者很多，以圣人的标准来衡量，有的相近，有的相离；然而它们精深、宏大、广博，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其中奇异、壮伟、华丽之处，往往震撼显现。这正是使喜欢新奇、爱好博览的人不能忘怀的原因。然而那些著作凋零磨灭的，也多得数不清。难道是因为它们华美的文字少有实际内容，不足以流传久远吗？至于鄙俗的言语和民间说法反而有一些保存下来，难道也是有幸与不幸的不同吗？如今著录在篇目中的书，有名称却没有书本的，大约十部中就有五六部，能不令人惋惜吗？《唐书·食货志论》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爱护养育百姓的人，必定建立经常而简易的法令，使上面爱惜财物来养活下面，下面努力劳作来侍奉上面；上面供应充足，下面也不困乏。所以要按照人口的力量授给田地，按照土地的产出来征取赋税以供给公家，按照收入来安排支出，确定用度的数额。这三件事常常相互依赖来取得成功，不能有任何一项失误；失去其中一项，另外两项也无法维持。等到暴君、庸主放纵自己的安逸欲望，苟且偷安的官吏又顺从他们，便改变制度、迎合时势来向上级邀宠，于是上面使用财物没有节制，下面承担的征取没有限度，百姓耗尽力量也无法供给。这样一来，上面越来越不足，下面越来越困苦，于是聚财牟利的说法兴起，聚敛财物的臣子得到任用。《礼记》说：“宁可蓄养盗臣；盗臣固然可恶，但只危害一个人。若任用聚敛之臣，经常的法制就会毁坏，下面的人便承受不尽它的弊害。”唐朝初年，把口分田、世业田授给百姓【武德七年开始确定授田制度，中男授田一顷，笃疾、废疾授田四十亩，妻妾授田三十亩，作为户主的再加二十亩。所授田地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八成为口分田。世业田由子孙承受，口分田本人死后归还官府，再授给别人】；征收赋税则采用租庸调法【赋役制度：每丁征收粟二石，叫作租；根据各地土产不同，有的征收绫、绢、絁各二丈，绵三两；有的征收布二丈四尺、麻三斤，叫作调。每丁每年服役二旬；如果不服役，就征收相当于役期工资的钱，叫作庸】。使用这些财物也有节制。大概因为以府兵、卫士制度蓄养军队，所以军队虽然多，却没有造成损耗；设置官员有固定的员额，所以官职不滥设而且容易治理。俸禄虽然比不上三代盛世，却也可以作为经常实行的制度。等到它产生弊病，军队冗多、官员滥设，成了巨大的蛀虫。自天宝以来，大盗屡次兴起，方镇多次叛乱，战争兴起，连续几代没有停止，用度的数额也无法节制。再加上骄纵的君主、昏庸的统治者、奸邪的官吏和臣子，只图解决一时之急，屡次更改制度，于是经常之法荡然无存。这样一来，聚财牟利的说法兴起，聚敛之臣得到进用。口分田、世业田的制度毁坏，变成了土地兼并；租庸调法毁坏，变成了两税法【广德元年下诏：一户有二丁的免除一丁的赋役，地税仍按旧制，每亩征收二升。乾元年间，天下用兵，百官俸钱减少，于是向天下征收地青苗钱，以充作各官署的办公费用。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这是两税法的开始】；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等，没有什么不做的。于是事情越来越烦琐，弊害也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国家灭亡。

译《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论》唉！自秦、汉以来，学者大多谈论祥瑞；即使有善于辩论的人，也不能消除他们的迷惑。我读《蜀书》，读到龟、龙、麟、凤、驺虞之类，世人所谓帝王的吉祥征兆，没有一样不全都出现在蜀国，真奇怪啊！然而考察王氏兴起、灭亡、成功、失败的原因，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有人认为一个王氏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当时天下的治乱也就可以由此看出来了。龙这种东西，以不被看见为神异，以升入云中、运行天上为得意。如今却躺在那里暴露形体，这就是不神异；不上升到天上，反而下到水中出现，这是失职。然而龙为什么这样多呢？简直可以视为妖怪了。凤凰，是远离人的鸟类。过去舜治理天下，政事成功，百姓喜悦，命令夔制作音乐，乐声和谐，鸟兽听到后都鼓舞起舞。就在这个时候，凤凰恰好来到，舜的史官便把这件事一并记载下来，认为是美事。后世因此把凤凰来临看作有道之君的应验。后来凤凰多次出现，有时在平庸君主、政治混乱的时候，有时在危亡大乱的关头，这果真是祥瑞吗？麒麟，是远离人的兽类。过去鲁哀公出外打猎捕获了它，却不认识；大概是搜遍山林、捕尽水泽才得到它，并不是它自己出现的。所以孔子在《春秋》中写道“西狩获麟”，是为了讥刺这件事。向西出猎，并不是说西边离鲁国很远；捕获麒麟，是厌恶他把一切都捕尽了。出猎一定要记载地点，但鲁哀公纵马奔驰，所到之处很多，不可能逐一列举地名，所以只记作“西”，来概括许多地方，意思是他到了全国西部的各个地方。麒麟，是人们很少认识的野兽。由此可见鲁哀公搜遍山林、排干水泽，把一切都捕尽，甚至连不认识的野兽也全都搜寻捕获，所以说孔子是在讥刺他。圣人去世以后，异端的说法兴起，于是把麒麟说成帝王的祥瑞，又附会符命、图谶以及荒诞怪异的说法。凤凰曾在舜时出现，把它当作祥瑞，还多少有些道理；等到后来凤凰出现在乱世，就可以知道它不是祥瑞了。至于麒麟，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治理国家的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它一出现却正值乱世，那么谁知道它是祥瑞呢？龟，是黑色的动物。污泥、河流、湖泽中，龟多得数不清。它死后在卜官那里受到珍视，只是因为恰好适合占卜罢了。可是戴氏《礼》却认为，龟出现在宫中池沼，是帝王难以招致的祥瑞。《戴礼》杂出于诸家，其错误也已经很多了。驺虞，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诗经》说：“啊，驺虞啊！”贾谊认为：“驺，是文王的苑囿；虞，是掌管苑囿的官员。” 在贾谊那个时代，他的说法是这样的。那么把驺虞说成野兽的说法，难道是出自近世的学说吗？要破除人的迷惑，在他笃信不疑的时候很难同他争辩；要等到他有所怀疑，然后顺势加以驳斥，才可以。麒麟、凤凰、龟、龙，都是帝王的祥瑞，却在五代时期又全都集中出现在蜀地；这件事即使是喜欢宣扬祥瑞说法的人，也应当感到可疑。趁着它可疑而加以驳斥，希望迷惑的人能够因此思考。《五代史·冯道传论》《左传》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管仲能够这样说，真好啊！礼义，是治理人的大法；廉耻，是立身的大节。大概没有廉耻，就会无所不取；没有羞耻，就会无所不为。一个人如果这样，祸乱败亡也会无所不至。何况做大臣却无所不取、无所不为，那么天下哪里会有不乱的，国家哪里会有不亡的呢？我读冯道的《长乐老叙》，看见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自述出来，并以此为荣耀，可以说是没有廉耻的人了。由此，天下国家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了。我在五代得到能够保全节操的人有三位【后梁王彦章、后唐裴约、南唐刘仁赡】，因战事而死的大臣有十五位【张源德、夏鲁奇、姚洪、王思同、张敬达、翟进宗、沈斌、王清、史彦超、孙晟、马彦超、宋令询、李遐、张彦卿、郑昭业】；但我奇怪的是，那些身穿儒服、以学习古道自称、享受百姓俸禄、掌管国家政权的士人，实在太多了。可是如果忠义的节操只出现在武夫和战士之中，难道儒者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难道不是因为高尚节操的士人厌恶时局的混乱，鄙薄当时的社会，因而不肯出仕吗？还是因为他们认为统治天下的君主不值得顾念，而君主又没有能力招致他们呢？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诚守信的人。”难道这是虚话吗？我曾经得到一篇五代时期的小说，记载王凝的妻子李氏的事。一个妇人尚且能够这样，由此可知世间本来常常有这样的人，只是没有被人发现罢了。王凝家住在青州、徐州一带，担任虢州司户参军，因病死在任所。王凝家一向贫穷，只有一个儿子，尚且年幼。李氏带着儿子，背负丈夫的遗骸回家。向东经过开封时，住在一家旅舍。旅舍主人见她一个妇人独自带着一个孩子，心中怀疑，不肯让她住宿。李氏回头看见天已经黑了，却不肯离开。主人拉着她的手臂把她赶出去。李氏仰天放声痛哭说：“我是妇人，不能守节也就罢了，难道这只手还要被别人抓住吗？不能让一只手连累玷污我的身体。”说完便拿起斧头砍断自己的手臂。路人看见后，纷纷围拢过来叹息；有人为她弹指赞叹，有人感动得流下眼泪。开封府尹听说此事，把情况上报朝廷；官府替她赐药、封裹伤口，厚加抚恤李氏，并鞭打了旅舍主人。唉！士人不能爱惜自己的操守，忍受耻辱而苟且偷生，听到李氏这样的事迹，应该稍微知道惭愧了吧！《五代史·周臣传论》唉！制作器物没有好的材料，却有好的工匠；治理国家没有能干的臣子，却有能干的君主。材料要靠工匠加工才能成器，臣子要靠君主任用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说，治理国家譬如下棋，懂得棋子的作用，并把它放在适当位置的人就会获胜；不懂得它的作用，把它放在不适当位置的人就会失败。失败的一方对着棋局注视一整天，劳心费神；让善于下棋的人来看，替他把棋子换到适当位置，就会获胜。获胜者所使用的，是失败者的棋子；使国家兴盛所任用的，是亡国之臣。王朴的才能确实可以说是很强了，但如果没有遇到周世宗，又能施展在哪里呢？周世宗时期，对外进行征伐攻取，作战获胜；对内修订制度，讨论刑法，制定法律和历法，讲求礼乐遗留下来的文献。他所任用的都是五代的士人，难道这些人在后晋、后汉时都愚昧怯弱，在后周时才变得有才智吗？只是周世宗懂得如何任用他们罢了。那些使国家混乱的君主，常常把愚昧无能的人安置在上位，勉强让他们做不能胜任的事，以暴露他们的短处和恶行；把贤能有智的人放在下位，使他们的才能被埋没，能够使君子、小人都失去适当的位置，而自己走向危亡。善于治理的君主用人，能够把贤能有智的人安排在身边，把愚昧无能的人放到远处，使君子、小人各自适合自己的位置，而自己享受安定荣耀。治乱相距虽然非常遥远，但造成它们的原因并不多，只是把二者所处的位置倒过来了而已。唉！自古以来，善于治理的君主少，造成祸乱的君主多；何况五代士人是受到任用还是被埋没，怎能说尽其中的可叹之处呢！

译《五代史·唐六臣传论》唉！最初提出朋党说的人是谁呢？真是比制造木偶用来作祭祀还要坏的人！确实可以说是不仁之人啊！我曾经到繁城，读魏受禅碑，看见汉朝群臣称颂魏国的功德，并且大书深刻，把自己的姓名列在碑上，向世人夸耀；又读《梁实录》，看见张文蔚等人做了这样的事【天祐四年，唐哀帝把帝位禅让给梁，派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等六人捧着册书、宝物和传国玺，在金祥殿把帝位授给梁王并向他朝贺】，没有一次不为他们流泪。把国家交给别人，自己却夸耀其事，等到后来还做了新朝的宰相，这不是小人，谁能做得出来呢？汉朝、唐朝末年，整个朝廷都是小人，那么他们的君子在哪里呢？汉朝灭亡时，先用朋党之禁把天下贤人君子禁锢起来，建立朝廷的全是小人，然后汉朝才随之灭亡；唐朝灭亡时，又先借朋党之名把朝廷士人全部杀掉，剩下的都是庸懦无能、奸险邪恶的人，然后唐朝才随之灭亡。想要使一个国家空虚、除掉其中的君子，就一定要提出朋党说；想要孤立君主的权势、蒙蔽他的耳目，就一定要提出朋党说；想要夺取国家、把它交给别人，也一定要提出朋党说。君子本来常常少有过错，小人想给他们加罪，有的事情可以诬陷，有的事情不能诬陷，不可能把所有人都牵连进去；到了想把天下的善人全部找出来、按照类别全部除掉时，就只有指称他们为朋党了。因此，他们的亲戚故旧可以说是朋党，交往亲密的朋友可以说是朋党，同在官场或学界的人可以说是朋党，门生故吏也可以说是朋党。这几类人都是同类，也都是善人。所以说，想使一个国家空虚、除掉其中的君子，只要用朋党的罪名来指责他们，就没有人能够幸免。善人以善为善，彼此相互欣赏，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听到善行的人一定会互相称赞，称赞就被说成结党；发现善人的人一定会互相推荐，推荐就被说成结党。假使人们听到善行却不敢称赞，那么君主的耳朵就听不到下面有善人；看见善人却不敢推荐，那么君主的眼睛就看不到善人。善人一天比一天远离，小人一天比一天接近，那么做君主的便茫然无措，有谁和他谋划治理国家、使国家安定的办法呢？所以说，想孤立君主的权势、蒙蔽他的耳目，就一定要采用朋党说。只要有一个君子存在，众多小人虽然很多，也必定有所忌惮，有所不敢做；只有把全国弄得没有君子之后，小人才可以肆意妄为，这就是汉、魏、唐之间的情形。所以说，国家能够被夺走、交给别人，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君子；而国家之所以没有君子，是因为用朋党的罪名把他们除掉了。唉！朋党说，君主难道可以不加以察辨吗？《左传》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五代史·宦者传论》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其祸根比女色造成的祸患还深，女色不过是美色本身罢了。宦官的危害，不止一个方面。大概他们掌权时接近君主，心思又专一，能够用一点小小的善行迎合人的心意，用一点小小的信用巩固人的内心，使君主一定信任并亲近他们。等君主已经信任他们以后，他们便用祸福来恐吓君主、控制君主。即使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君主也认为他们已经离自己疏远，不如在起居饮食之间、处于前后左右的亲近之人可靠。因此前后左右的人越来越亲近，忠臣硕士越来越疏远，君主的权势也越来越孤立。权势孤立，对祸患的恐惧之心越来越迫切，而控制君主的人也越来越牢固。国家安危取决于他们的喜怒，祸患潜伏在帷帐宫门之内；先前所谓可以依靠的人，反而成为祸患的根源。祸患已经深重，君主才察觉，想同那些疏远的忠臣谋划除掉身边的亲近之人；缓慢处理，就会养大祸患、使祸患更加深重；急迫处理，宦官就会挟持君主作为人质。即使有圣明智慧，也不能同他们谋划；谋划了却无法实行，实行了又不能成功。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双方都会受伤，两败俱伤。所以大则导致国家灭亡，次则导致君主自身丧命，并使奸雄豪强得以借此作为资本而起兵。到最后往往要铲除他们的同类，把他们全部杀掉，来使天下人心快意才停止。这是前代史书所记载的宦官之祸，曾经这样发生过的，不止一个时代。做君主的人，并不是想在内部养成祸患、把忠臣硕士疏远在外；大概是这种趋势逐渐积累，形势使他不得不如此。女色的迷惑，如果不幸不能醒悟，祸患就会到来；假使一旦醒悟，把她抓住赶走就可以了。宦官造成的祸患，即使想悔悟，形势也使人无法把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情就是这样【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趁唐昭宗醉酒发动叛乱，突然闯入宣化门将皇帝挟持，皇帝前往东宫；他们迎立皇太子监国，假传昭宗的命令，称昭宗为太上皇】。所以说宦官之祸比女色之祸更深，说的就是这个。能不引以为戒吗？

译《五代史·伶官传论》唉！国家盛衰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人为吗？推究庄宗【李存勖】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世人说晋王【李克用】将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拥立的；契丹曾经同我约为兄弟【唐乾宁二年，李克用上表推荐刘仁恭为卢龙军节度使；第二年，李克用征调他的军队，刘仁恭傲慢辱骂李克用，扣押他的使者，把在燕地的太原士人全部囚禁起来，李克用因此怨恨他。天祐年间，李克用向契丹请求结盟，在云州会面；酒宴畅饮时，李克用借兵攻打刘仁恭，契丹答应了，双方交换袍服和马匹，结为兄弟。后来梁封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为燕王，实际上是由于刘仁恭先任卢龙军帅，所以李克用自称燕王是晋国所拥立的】；但这三者都背叛晋国而归附梁，这是我终身的遗恨。给你三支箭，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父亲的志向。”庄宗接受了箭，把它收藏在太庙中。此后每逢出兵，就派属官用少牢祭告太庙，请出那三支箭，用锦囊盛装，背负在前面开路；凯旋后再把它们送回太庙。当他用丝带捆绑燕王父子，把梁国君臣的首级装入匣中，进入太庙，把箭归还先王，并把成功的消息告诉先王时，他的意气多么旺盛，真可以说是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里呼喊，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庄宗仓皇向东逃出，还没有见到贼兵，士卒便已经离散，君臣互相对望，不知道归向何处，甚至对天发誓、割断头发，眼泪流下来沾湿衣襟【同光四年三月，李嗣源到达邺城。甲子日夜里，军士张破败发动叛乱，率领众人大声喧闹。庄宗听说变故，从洛阳向东出发；到石桥时，置酒悲泣，告诉李绍荣等人援救自己，诸将都割下头发放在地上，发誓以死报答】。衰败得多么厉害啊！难道是因为取得天下艰难，失去天下容易吗？还是推究他成败的迹象，发现一切都出于人为呢？《尚书》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够得到益处【《大禹谟》】；忧患劳苦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正当他强盛时，天下所有豪杰都不能同他抗争；等到他衰败时，几十个伶人便困住了他，使他身死国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祸患常常由细微而忽略的地方积累起来，智勇之士常常被自己溺爱沉迷的事物困住，难道只是伶人才如此吗？《朋党论》【当初，吕夷简被罢免，夏竦被授任枢密使，后来又夺去这一职务，改由杜衍担任；同时任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两府，欧阳修担任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斥责夏竦为大奸，夏竦因此怀恨，便同他的党羽制造朋党之论，把杜衍、范仲淹和欧阳修指为党人。庆历四年四月，皇帝对辅臣说：“自古以来小人大多结为朋党，难道也有君子的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邪党和正党，只有圣明的心才能辨察。如果结为朋党却是为了国家行善，又有什么妨害呢？”欧阳修于是写作《朋党论》进献给皇帝。】臣听说朋党之说，自古以来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别其中的君子和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因为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为什么呢？小人所喜欢的是俸禄利益，所贪求的是财货。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互相拉拢结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假的。等到他们为了利益争先，或者利益耗尽而关系疏远，便反过来互相伤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认为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的朋党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便志同道合、互相帮助；用这些来侍奉国家，便同心协力、共同成事；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只应当斥退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党。舜辅佐尧，斥退四个凶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凯组成的君子朋党，尧的天下因此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互相称赞美德，互相推让；二十二人结成一个朋党，舜却全部任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大治。《尚书》说：“纣有亿万臣民，却只有亿万颗不同的心；周有三千臣民，却只有一条心【《泰誓》的话】。”纣王时代，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并没有结成朋党；然而纣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子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却因任用他们而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的名士全部抓来囚禁，指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部解除禁锢、释放出来，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逐渐兴起朋党之论；到了唐昭宗时，把朝廷名士全部杀掉【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等三十多人同一天在白马驿被赐死】，有的投进黄河，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这是李振的话，实为朱全忠的意思】。”唐朝于是灭亡了。前代的君主中，能使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没有谁比纣王更厉害；能禁止善人结党，没有谁比汉献帝更厉害；能诛杀清流朋党，没有谁比唐昭宗时期更厉害；然而他们都使国家陷入祸乱而灭亡。互相称美、彼此推让而不产生疑心，没有谁比舜的二十二位臣子更突出，舜也不怀疑他们而把他们全部任用。然而后世没有责怪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欺骗，反而称舜为聪明的圣人，正是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君子和小人应当加以辨别。周武王时期，全国三千名臣子共同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的数量和规模，没有比周朝更大更多的了。然而周朝任用他们而兴盛，是因为善人虽多也不令人厌弃。国家兴亡、治乱的迹象，做君主的可以把它们作为鉴戒。

译《送徐无党南归序》草木鸟兽作为物类，众人作为人类，虽然生命各不相同，但死亡却同样归于腐朽，渐渐泯灭而已。然而众人之中有圣贤，他们固然也生存在、死亡于众人之间，却独独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虽然死了，却能够不朽，时间越久反而保存得越久。他们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在自身修养上有所成就，在所做事情上有所施行，在言论上有所表现；这三方面，正是能够不朽而长存的原因。在自身修养上有所成就，是没有不能获得的；施行于事情上，则有成功也有不成功；表现在言论上，又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已经施行于事情上，却没有表现在言论中，也是可以的。从《诗》《书》和史书所传载的人物来看，他们难道都一定是善于言谈的人吗？已经修养自身，却没有施行于事情，也没有表现在言论中，同样可以。孔子的弟子中，有擅长政事的，也有擅长言语的。像颜回这样的人，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弯着胳膊当枕头，挨饿而睡罢了；他同众人相处时，整天默默无言，像个愚人。当时的众位弟子都推重他，认为自己不敢希望赶上他；即使到了后世，经过几百上千年，也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他能够不朽而长存，本来就不必依靠施行于事情，何况还要依靠言论吗？我读班固《艺文志》和唐代《四库书目》，见其中所列从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的人，多的有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这样的人数不胜数，但著作散失、磨灭，保存下来的百篇中还不到一两篇。我私下为这些人感到悲哀：文章华美，言语工巧，却如同草木的荣华被风吹散，如同鸟兽的美妙声音掠过耳边。当他们耗费心思和精力辛苦创作时，同普通人奔忙经营又有什么不同？可是忽然之间便死去，虽然有早有晚，最终都同草木鸟兽一样归于泯灭。言论是不能凭恃的，大概就是这样。如今的求学者，没有不羡慕古代圣贤能够不朽，却又用一生勤劳，把心力完全耗费在文字之间的，这些人都可悲。东阳徐生年轻时跟从我学习，写文章渐渐受到人们称许。离开我以后，和众士子在礼部参加考试，取得高等名次，由此闻名。他的文章词句日益进步，像水涌出、山突起一样。我想挫一挫他的盛气，勉励他用心思考，所以在他归去时把这些话告诉他。不过我本来也是喜欢写文章的人，也借此来警戒自己。《吉州新学记》庆历三年秋天，天子打开天章阁，召见八位执掌政事的大臣，询问治理天下的要务中，有哪些可以防备并施行于当今，应该先做什么，并让他们坐下来写出答复。这八个人都震恐失措，俯伏叩头说：“这不是愚臣所能涉及的，只要是陛下想做的，天下就万分幸运了。”于是诏书屡次下达，劝勉农桑，督责官吏考核，举荐贤能人才。第二年，便诏令天下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此后，海边偏远之地和边塞，四方万里之外，没有地方不设学校。唉，真是盛大啊！学校是王政的根本。古代政治治理的盛衰，要看学校是兴盛还是废弛。《礼记》说：“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这是三代最为盛大时完备的制度。宋朝兴起以来，大约八十四年，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大规模建立。难道不是盛美的事情，必须经过长久时间才达到完备吗？因此诏令下达的那天，臣民欢喜庆幸，奔走着去办理此事，唯恐后来被人耻笑。这年十月，吉州的学校建成。州中原有夫子庙，在城西北。如今知州李侯宽到任，谋划同州人把它迁移并扩大，作为学校的校舍。事情刚上报请求，诏令已经下达，学校于是就建成了。李侯治理吉州，敏捷而有才略。他建造学校时，吉州士人各自拿出私钱一百五十万来帮助，所用人工累计二万二千工，而人们不觉得劳苦；所用良材和坚固的砖，共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人们不觉得太多。学校有讲堂、筵席之所、斋舍和讲习之处，有藏书阁，有宾客之位，有休息的亭子，严整宏伟，飞檐翼然，壮丽光耀，而人们不觉得奢侈。建成以后，前来求学的常有三百多人。我家世代居住在吉州，却滥居朝廷官职；进不能赞助天子的盛美，退不能同诸生在学校中行揖让之礼。然而我听说，教学的方法本出于人情，通过磨炼、揉治和迁移改变，使人趋向善良。勉励人的作用在于勤奋，进入人心则需要渐进。善于教化的人凭借不厌倦的心意，等待长久缓慢的功效，直到礼让兴起并施行、风俗变得淳厚美好，这以后才算学校建成。如今州县官吏不能长久任职，也不能亲自从事教化，所以李侯的功绩只达到学校建立，而不能等到它真正养成。只愿后来的人不要废弃、轻慢天子的诏令，不要懈怠而中途停止。希望我以后有机会荣归故乡，到学校门前拜谒，将会看见吉州士人都道德高尚、才智明达，可以担任公卿；询问当地风俗，看到他们在丧葬、饮食方面都合乎礼节；进入他们的乡里，看到长幼在家中彼此孝敬慈爱；走在郊野，看到年轻人扶助羸弱的老人，壮年人替年老者挑担负重。在道路上也是如此，这样以后，学校教化的道理才算完成。如果有机会，能够同先生和年长者坐在众宾之后，听乡乐歌唱，饮用献酬之酒，以诗歌颂扬天子太平的功业，同时遍览学校屋舍，思念歌咏李侯遗留下来的恩爱，不也是美好的事情吗？所以学校刚建成时，我把铭辞刻在石上，竖立在廊庑之间等待将来。

译《王彦章画像记》太师王公，名彦章，字子明，是郓州寿张人。他事奉梁，任宣义军节度使，后来以身殉国，葬在郑州管城。晋天福二年，才追赠太师。王公在梁时以智勇闻名。梁、晋交战数百次，勇将很多，而晋人唯独畏惧彦章。自干化以后【梁末帝年号】，他曾同晋军交战，多次使庄宗在河边陷入困境。梁朝末年，小人赵岩等掌权，梁的大臣和老将多因谗毁而不被信任，都愤怒而产生懈怠之心；梁朝也完全失去了河北，形势已经无可挽回。众将多怀有观望之意，唯独王公奋然自信，始终没有屈服懈怠【自梁失去魏博以来，同晋军隔河驻扎，彦章曾任先锋】。他的志愿虽然没有实现，最终却以忠节而死。王公死后，梁朝也衰微了。可悲啊！五代从开始到结束才五十年，却更换了十三位君主【梁太祖、末帝，唐庄宗、明宗、愍帝、废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恭帝】，更换了五个国家而有八个姓氏【梁为朱氏，唐为庄宗李氏、李嗣源为庄宗养子而失其本姓、李从珂为王氏，晋为石氏，汉为刘氏，周太祖为郭氏、世宗为柴氏】。士人不幸生在那个时代，能够不玷污自身、保全节操的，实在很少。王公本是武人，不识字。他平生曾对人说：“豹子死了留下皮，人死了留下名。”大概他的义勇忠信，都是出于天性。我读五代史，私下怀有褒奖善人、贬斥恶人的意愿；读到王公的传记时，没有一次不感慨愤懑、叹息惋惜。可惜旧史残缺简略，不能完备记载王公的事迹。康定元年【宋仁宗年号】，我以节度判官的身份来到这里，向滑州人访求资料，得到王公孙子王睿所记录的家传，比旧史详细得多。其中记载德胜之战尤其详尽；又说敬翔因末帝不肯任用王公而发怒，想在皇帝面前自杀，王公于是用笏板画出山川形势，遭御史弹劾而被废黜；又说王公有五个儿子，其中两个同王公一起为节义而死。这些都是旧史没有记载的。又说王公在滑州，带领五百名保銮军自行回到京师，而史书说是奉召前往。当时梁军全归段凝统领，京师的弱兵不满数千人，王公带领五百保銮军到郓州，因为兵力少，在中都战败【唐军进攻兖州，彦章率五百保銮军到递坊，战败后退守中都，又战败被擒】，史书却说率五千人前往，这些也都不对。王公进攻德胜时，起初在皇帝面前接受命令，约定三天攻破敌军；梁朝将相中听说此事的都暗自发笑，等到攻破南城，果然只用了三天【龙德三年，晋军攻取郓州，末帝】召彦章为招讨使，彦章约定三天攻破敌军，第二天便奔驰到滑州。当时晋军已经完全占有河北，用铁锁截断德胜的水口，在黄河两岸筑起两座城，号称“夹寨”。彦章命令六百名披甲士卒，都拿着大斧，载着冶炼工匠，乘水流顺下，举起铁锁烧断它，接着用大斧砍断浮桥，南城于是攻破，果然只用了三天】。当时庄宗在魏州，听说王公再次被任用，料定王公一定会迅速进攻，便从魏州骑马奔驰来救援，但已经来不及了。庄宗善于料敌，王公善于出奇制胜，是多么神妙啊！如今国家停战四十年，一旦元昊反叛，军队战败，将领被杀，连续四五年，而进攻和防守的策略至今没有确定。我曾经主张运用奇谋取得胜利，感叹边将屡次错失机会。当时听到我这番话的人，有的笑我以为狂妄，有的置若罔闻，连我自己也疑惑而不能自信。等到读了王公的家传，读到德胜之战的胜利，才知道古代名将一定要出奇制胜，然后才能获胜。然而，不精审谋划的人不能出奇；奇谋在于迅速，迅速在于果断。这是天下伟丈夫所能做到的，不是受拘束、只会依循旧有计策的人能够达到的。我每次读他的传记，没有一次不想见到他这个人。两年以后，我又来担任通判州事。这年正月，路过俗称铁枪寺的地方，又得到王公的画像，便向画像行礼。画像年代久远，已经磨损消灭，只能隐约看见。我赶快命工匠把它修补完整，却不敢有所增添，担心失去原来的真实面貌。王公善于使用长枪，当时号称“王铁枪”。王公死后已经一百年，到今天民间仍用他的名号称呼这座寺，儿童和牧童都知道王铁枪是良将。同一时代难道没有勇于使用一枪的人吗？唯独王公能够不朽，难道不是由于他的忠义节操使然吗？这幅画像已有一百多年了，修补以后还可以再保存一百年。然而王公不被泯灭，并不取决于画像是否存在；我还这样细心修补，不过是因为对他的仰慕到了极点。读到他的著作尚且会想见他本人，何况如今能够拜见他的画像、看清他的面貌，更不忍心看着它毁坏。画像修好以后，我便把自己所得到的这些情况写在后面，归还给寺中之人，让他们收藏。《丰乐亭记》我治理滁州的第二年，夏天才开始饮用滁州的水，觉得清甜；向滁州人询问，发现水源在州城南面百步近的地方。水源上方是丰山，高耸而独立；下面是幽谷，幽深地隐藏在其中；谷中有清泉，水势盛大地向上涌出。我俯仰左右，环顾四周，感到十分快乐。于是疏通泉水、凿开山石，开辟土地建造亭子，并同滁州人往来游览其中。滁州在五代干戈交战之时，是用兵的地方。从前太祖皇帝曾经率周军在清流山下击破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外生擒他的将领皇甫晖、姚凤，于是平定了滁州。我曾经考察这里的山川，查阅地图记载，登高眺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擒的地方，但当地的老人已经没有在世的了。大概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自从唐朝失去政治纲纪，天下分裂，豪杰一同兴起争夺，成为敌国的地方数也数不清。等到宋朝承受天命，圣人出现，四海归于统一，从前凭借险要阻隔的地方，经过削平消磨，百年之间，只能明白地看见山高水清。想要询问当年的事情，而遗老们全都去世了。如今滁州处在江淮之间，舟船、车辆、商人、四方宾客都不到这里；百姓看不到外界的事情，安于田地和衣食，以欢乐的心情度过生年、送别死者，又有谁知道这是皇上功德的庇护、休养生息百年的深厚结果呢？我来到这里，喜欢它地处偏僻而事务简少，又喜爱这里风俗安闲。后来在山谷之间发现这股泉水，便每天同滁州人仰头观望山景，低头倾听泉声，采摘幽香的花草，抚触高大的树木。无论风霜冰雪，山川都显露出清秀的姿态，四时景色没有不可爱的。我又庆幸百姓喜爱年成丰收，也喜欢同我游玩。因此我推究这里山川的来历，说明当地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能够安享丰年的快乐，是因为有幸生活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宣扬皇上的恩德，同百姓共享快乐，是刺史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文章，用来给亭子命名。

译《胡先生墓表》先生名瑗，字翼之，姓胡。他的祖先世代是陵州人，后来成为泰州如皋人。先生作为人师，以自己的言语行为教化人，使诚实明达的人通达，使昏昧愚钝的人受到激励，使顽固傲慢的人改变。因此，他制定的法度严明而可信，他所传的道理历久而受人尊崇。师道废弛已经很久了，自景祐、明道以来【景祐、明道以及下文庆历、皇祐、嘉祐，都是仁宗年号】，求学者有老师的，只有先生以及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的门徒最为众多。他在湖州办学时，弟子来去常有几百人，各自把自己的经学辗转传授给别人。他的教学方法最为完备，实行几年以后，东南士人没有不以仁义礼乐作为学问的。庆历四年，天子打开天章阁，同大臣讲论天下大事，开始慨然下诏，命令州县都建立学校。于是京师建立太学，有司请求下令湖州，取用先生的方法作为太学的制度，至今仍著为法令。十多年以后，先生才来居住在太学，求学者从远方赶来，太学容纳不下，便取旁边的官署作为学舍。礼部贡举每年录取的士人中，先生的弟子常常占十分之四五。其中名次高的在当时很有名，有的考中甲科而身居显贵，其余分散在四方，随着各人贤能或愚钝不同，却都文雅谨慎；只要听他们的言谈、看他们的举止，不用询问就知道是先生的弟子。他的学生彼此交谈时都称他为先生，不用询问也知道是胡公的学生。先生起初以平民身份进见天子，论说音乐，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被征召为丹州军事推官，改任密州观察推官。父亲去世，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任保宁军节度推官，于是居住在湖州学校。召入任诸王宫教授，因病免职。不久以太子中舍的身份退休，升任殿内丞，在家中居住。皇祐年间，驿站传召他到京师议论音乐，又任大理评事兼太常主簿，后来又以病辞职。一年多后，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居住在太学，升任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嘉祐元年，升任太子中允，充任天章阁侍讲，仍居太学。不久病重不能入朝，天子多次派使者慰问，又以太常博士的身份让他退休。他向东归去那天，太学诸生和朝廷贤能士大夫送到东门，行弟子礼；路人感叹，认为这是荣耀之事。他在杭州于嘉祐四年六月六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第二年十月五日，葬在乌程何山的山麓。他的世系、官职、籍贯和事迹，由莆阳蔡君谟详细写在墓志中。唉！先生的德行存在于人们心中，不需要墓表也会在后世显现；然而没有这篇文章，就无法安慰求学者对他的思念，所以在墓地上刻立此表。七年八月三日，庐陵欧阳修撰述【吕元明曾说：仁宗时，国子监先生一定要访求天下贤士，又选择其中尤其贤能的人，专门委任他掌管学校规矩。胡瑗任直讲时，有时专门掌管学政。他还鉴别人物，选出才能远远超过常人的；对于令人敬畏、信服的人，就加以奖励和激励。又各自根据学生的爱好，把他们分类安排、分别居住。因此喜好经学的人、喜欢谈论军事的人、喜爱文学技艺的人、崇尚节义的人，都按类别群居，彼此讲习。胡瑗又时常召见他们，让他们谈论自己所学，为他们确定义理；有时自己提出一个义理，所以人人乐于跟从并有所成就。如今朝廷近臣，往往都是胡瑗的学生】

译《泷冈阡表》唉！我的皇考崇公在泷冈选择吉地安葬已经六十年了，他的儿子修才得以在墓道上树立墓表，并不是我敢于拖延，实在是有所等待。修不幸，四岁便成了孤儿；太夫人守节自誓，处在贫困中亲自操持衣食，抚养我、教育我，使我长大成人。太夫人告诉我说：“你的父亲做官，廉洁而喜欢施舍，喜爱宾客。他的俸禄虽然微薄，却常常不让它有剩余，说：‘不要让母亲因为这些成为我的负担。’所以他死的时候，没有一片瓦遮盖房屋，没有一垄田地可以种植，来供你们生活，我靠什么能够守节自持呢？我对你的父亲了解一二分，是因为对你有所期待。自从我成为你家的媳妇，没有赶上侍奉你的祖母，然而我知道你父亲能够奉养母亲。你年幼而孤单，我不能知道你一定会有所成就，但知道你的父亲一定会有后代。起初我嫁来时，你的父亲服母丧期满刚超过一年。每逢年节祭祀，他一定流泪说：‘祭品即使丰盛，也不如生前奉养得微薄。’偶尔遇到御赐的酒食，他又流泪说：‘过去常常不够，如今却有余，这些又怎么来得及呢？’我开始只见过一两次，以为是刚服完丧的缘故，偶然如此罢了；后来他一直如此，直到终身没有一次不是这样。我虽然没有赶上侍奉婆母，却由此知道你的父亲能够奉养母亲。” “你的父亲做官时，曾经夜里点着蜡烛处理公文，屡屡停下叹息。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一件判处死刑的案件，我想为他求得生路，却没有办到。’我问：‘生路可以求吗？’他说：‘为他求生而没有求得，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憾；何况求了而能够得到呢？正因为有时能够求得生路，才知道那些没有求生便被处死的人是有遗憾的。世上本来就应当常常为人求生，却仍然会错判为死；而世人却常常只求他们死。’他回头看见乳母抱着你，像拿剑一样站在旁边【“劔”是抱着孩子，好像执剑】，于是指着你叹息说：‘术士说我命中逢戍年，将会死去；如果他的话应验，我就来不及看见孩子长大成人了。以后应当把我这些话告诉他。’他平时教导其他子弟，曾经使用过这些话，我听得很熟，所以能够详细记述。他在外面的事情上有什么作为，我不能知道；但他居家时毫不矜持修饰，却能做到这样，这难道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吗？唉！他的内心难道是深厚地存有仁爱吗？这就是我知道你的父亲一定会有后代的原因，你要努力啊。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关键在于孝；利益即使不能广泛施于万物，关键在于内心深厚地存有仁爱。我不能教导你，这正是你父亲的志愿。”欧阳修哭泣着记下这些话，不敢忘记。先公年少丧父，独立求学【石刻本谱图说：欧阳氏是夏的后裔，越王无疆的儿子蹄被封在乌程欧余山南面，任欧阳亭侯；欧阳修的先祖原是吉州永丰人。高祖名托，曾祖名郴，祖父名偃，父亲名观。】】咸平三年考中进士【咸平，真宗年号】，任道州判官、泗州和绵州推官，又任泰州判官，享年五十九岁，葬在沙溪的泷冈。太夫人姓郑，父亲名德仪，世代是江南名门。太夫人恭敬节俭、仁慈有爱而且合乎礼法，起初被封为福昌县太君。她从家中年少贫困时起，便用俭约治理家庭，后来常常不让家中开支超过这个限度，说：“我的儿子不能苟且迎合世俗，俭薄正是用来度过患难的。”后来修被贬到夷陵，太夫人谈笑自若，说：“你家本来就是贫贱之家，我早已习惯处在这种境况中；你能安于它，我也就安然了。”先公去世二十年后，修才得到俸禄奉养母亲；又过了十二年，列身朝廷官员，才得以追赠封号给父母。又过了十年，修任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因病死于官舍，享年七十二岁。又过了八年，修因才非所长而入任副枢密，便参与政务；又过七年罢职。自从登上二府之位，天子推恩褒奖他的三代亲属。大概自嘉祐以来，遇到国家重大庆典，必定加以恩宠赏赐。皇曾祖府君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屡次封为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屡次封为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屡次封为越国太夫人。今上第一次郊祀时，皇考被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晋号魏国太夫人。于是小子修哭泣着说：“唉！行善没有不获得报应的，只是迟早各有时日，这是常理。我的祖先积累善行、成就德行，本来应当享有这样的隆盛；虽然没能在自身活着时享有，但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际上得到三朝的恩赐诏命，这足以使他们在后世显扬，并庇佑恩赖他们的子孙了。”于是列出家族世谱，全部刻在碑上。后来又记载皇考崇公的遗训，以及太夫人用来教导我、对我有所期待的话，一并刻在墓道上，使人知道小子修德行浅薄、才能微少，逢遇时机而窃居官位，却幸而保全大节、不辱没祖先，是有来由的【按语：自韩愈在唐代提倡古文以来，三百多年间，欧阳修出世而尊奉韩愈，挽救五代时期议论卑下、气势衰弱的弊病，排斥天圣、景祐年间太学文体诡异的风气，士人才开始知道通晓经书、学习古文；他的功绩超过穆修、柳开。他的学问长于考察古今治乱兴衰，辨明是非利害，因此他的文章都同经学相互发明；排斥佛、老尤其懂得根本，虽然对于性命道德的精微之理，当然还存在疑问。然而在文章家的法度方面，可以说已经完备了。所以《言行录》称赞他说：“超然独立而傲然出众，众人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譬如天地的玄妙，创造化育万物，看不见痕迹，却自然达到了极其精巧的境地。”】《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六目录 宋 周惇颐 《太极图说》张载 《西铭》《与吕微仲书》程颢 《论君道》《论王霸》《论十事》《论新法》《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晋城县令题名记》程颐 《上仁宗皇帝书》《代彭思永论濮王典礼》《上太皇太后书》《论经筵第一札子》《论经筵第二札子》《易传序》《春秋传序》《答朱长文书》《颜子所好何学论》《明道先生墓表》杨时 《论王安石邪说疏》《答陈莹中书》范育 《正蒙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六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命编纂注释 宋 周惇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因舅父恩荫任官，历任知南康军，因而在庐山莲花峰下定居；门前有溪，取营道居处濂溪之名为溪命名，世人称为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通书》，得到了孔子、孟子学说的本源，二程子曾到他门下受业。淳祐初年，从祀孔子庙庭】《太极图说》【图见《性理》。朱震说此图出于陈抟，历代传给种放、穆修，直到周子。朱子加以订正，认为是周子自己创作的】无极而又是太极【上天所承载的道理，无声无臭，却确实是造化的枢纽、万物的根本】。太极运动而产生阳，运动达到极点便转为静；静止而产生阴，静止达到极点又转为运动。一动一静，互相以对方为根本；阴阳分别开来，两仪便建立了【太极是本然的妙理，动静是它所凭借的机运】。阳气变化、阴气凝合，于是产生水、火、金、木、土。五气顺序铺布，四时便运行【有太极，就有一动一静而分为两仪；有阴阳，就有一变一合而具备五行。若从形质方面说生成次序，就是水、火、木、金、土；若从气的运行方面说次序，就是水、火、土、金、水】。五行就是阴阳，阴阳就是太极，太极本来就是无极。五行生成时，各自具有一种本性【各自具有一种本性，就是说浑然完整的太极本体，无不各自具备于每一物之中】。无极的真实之理与阴阳五行的精微之气奇妙地结合并凝聚，乾道形成男，坤道形成女，一气交感而化生万物；万物不断生长，变化没有穷尽。只有人得到天地之秀气而最为灵异。形体既然生成，精神便产生知觉；五性受到感动，善恶于是分开，各种事情由此产生【这是说众人都具备动静之理，却常常失误在偏于动】。圣人用中正、仁义来确定人的准则，以主静作为根本，建立人的极则。因此，圣人与天地的德相合，与日月的明相合，与四时的秩序相合，与鬼神的吉凶相合【这是说圣人完备了动静之德，却常以静为根本】。君子修养它便吉祥，小人违背它便凶险。所以说：建立天道的是阴与阳，建立地道的是柔与刚，建立人道的是仁与义；又说，推究事物的开始而返回到终点，于是知道死生的道理【圣人作《易》，其大义大概不超出这些，所以引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学说】。伟大啊，《易》！这就是它的极致了【按语：六经和四子书并非有意写成文章，却成为天地间最为高妙的文章。自孟子去世，圣学失传，于是道德和文章分成两件事。唐代韩愈虽说可以由文章看见道，却还不能使二者合而为一。自濂溪先生兴起，向上承继圣学传统，《太极图》就是他学问的精华。横渠张子与他同时兴起，自称阐明道理，只有“命”字难以说明；《西铭》一篇尤其是他文章中精粹的作品，所以朱子说，自孟子以后才见到这两篇文章。它们虽然还没有达到无意为文的境界，却已经纯厚到了极点，接近于有德之人的言语。二程的文章简洁质朴而温厚，是大儒修辞立诚的作品，绝非文士所能企及。刘清之说，本朝只有四篇文章写得好，即《太极图》《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宋儒推尊周、张、程三人的文章，就是如此。此后，他们的门徒共同阐扬老师的学说，总是以造道之言为主，而二程的学问深远了】张载【字子厚，长安人。考中进士，吕公著推荐他任崇文院校书，不久因病辞去。吕大防推荐他任知太常礼院，因议论礼制与人不合而归。年轻时喜爱谈论军事，又曾访求佛、老之学，后来返回来求取六经之学。同二程谈论《大学》的要旨后，豁然自信，完全抛弃异端之学，学问纯正深厚。他是关中士人的宗师，世人称为横渠先生。淳祐初年，从祀孔子庙庭】《西铭》【张子常在学堂两扇窗户上，左边写《砭愚》，右边写《订顽》。伊川说：“这是开启争论的端绪。”于是改名为《东铭》《西铭》】乾称作父，坤称作母；我这样渺小，便混然处在天地之间。因此，天地充塞的气，是我的形体；天地统帅万物的理，是我的本性【乾属阳，坤属阴，这是天地之气，充塞在天地之间，万物都凭借它形成形体，所以说天地的充塞之气是我的形体；乾健而坤顺，这是天地的意志，是统帅此气的东西，万物凭借它得到本性，所以说天地的统帅是我的本性】。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伴【说同胞，就是看待他们都像自己的兄弟；说同伴，就是看待他们也像自己的同辈】。大君是我的父母的嫡长子，大臣是嫡长子家的管家【天下的人都是天地的子女，但继承天地、统理万物的只是大君，所以称他为父母的嫡长子；辅佐大君、纲纪众事的只是大臣，所以称他为嫡长子家的管家】。尊敬年长者，是为了使自己的长辈受到尊长；慈爱孤弱者，是为了使自己的幼辈受到爱护；圣人是与天地之德相合的人，贤人是其中最优秀的人。天下所有疲惫衰老、残废疾病、孤苦无依、鳏寡的人，都是我的兄弟中颠沛困苦而无处申诉的人，应当在这时保护他们，这是做子女的责任；能够以此为乐而不忧愁，是纯粹的孝【敬畏上天来保全自己，就像极其恭敬父母；】【顺应天命而快乐、不忧愁，就像纯粹地爱护父母】。违背天理，叫作悖德；损害仁爱，叫作贼；助长恶行，叫作不才；能够充分实现人的本性，才叫作肖似天地【不遵循天理而顺从人欲，就像不爱自己的父母却爱别人，所以叫作悖德；戕害、灭绝天理，自己断绝根本，就像杀害自己的父母，是大逆无道，所以叫作贼；助长恶行而不知悔改、不可教诲，世代承继凶恶、增加恶名，所以叫作不才；至于充分实现人的本性、充实人的形体，就同天地相似而不相违背，所以叫作肖】。懂得万物化育之道，就能善于述行天地的事业；穷尽神妙之理，就能善于继承天地的意志【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意志、善于述行父亲的事业；圣人懂得变化的道理，所以所做的没有不是天地的事业；通晓神明的德性，所以内心存有的没有不是天地的心意。这两方面都是顺应天命、实现人的本性的事情】。即使独处暗室也不惭愧，便是没有辱没天地；存养本心、涵养本性，便是毫不懈怠【《孝经》引用《诗经》说：“不要辱没你的先人。”所以事奉上天的人，仰视不惭愧，俯视不羞怍，这就没有辱没天地；又说：“早晚都不懈怠。”所以事奉上天的人存养本心、涵养本性，就不会懈怠于事奉上天。这两者是敬畏上天的事情，也是君子追求实现人的本性的途径】。厌恶嗜酒，是夏禹顾念父母养育之恩；

译培育英才，是颍封人延续恩泽、惠及同类【喜好饮酒而不顾父母的奉养，是不孝。因此抑制人的欲望，就像禹厌恶酗酒，从而充分顾念上天的养育。人的本性是万物共同的根源，并不是我一人可以私有的。因此培育英才，就像颍考叔推及庄公一样，这就是广泛长久地把恩泽赐给同类】。不懈怠劳作而使父母欢悦，是舜的功劳。不逃避而等待烹杀，是申生的恭敬【舜尽到侍奉亲人的道理，使瞽瞍终于欢悦，功劳很大。所以事奉上天的人尽到事奉上天的道理，使上天之心欢悦，也就是上天的舜。申生无处逃避而等待烹杀，恭敬到了极点。所以事奉上天的人不改变对天命的信守，修养自身以等待命运，也就是上天的申生】。承受身体而归还完整，像曾参；勇于服从而顺应命令，像伯奇【曾子临死时伸展手脚，是因为要把父母给予他的身体完整地归还；事奉上天的人能够体察从天得到的身体而完整归还，也就是上天的曾子。子女对父母，无论东西南北，只有服从命令，像伯奇踏霜行走荒野，勇于服从、顺应命令；事奉上天的人能勇于服从、顺应正当命运，也就是上天的伯奇】。富贵、福泽，将使我的生命得到丰厚；贫贱、忧患和悲戚，正是用来磨炼我、帮助我成就事业的【富贵福泽，是上天厚待我，使我行善；轻视贫贱忧患，是上天扰乱磨炼我，使我坚定志向。因此君子事奉上天，应当像周公富贵而不骄傲，像颜子贫穷而不改变快乐。侍奉父母时，父母喜爱自己，便欢喜而不忘；父母厌恶自己，便畏惧而无怨；他的心始终如一罢了】。活着时顺从地做事，死后便安宁【孝子活着时，侍奉父母只是不违背父母的意志；死后则安宁而对父母没有惭愧。仁人活着时，事奉上天只是不违背天理；死后则安宁而对上天没有惭愧。这就是所谓“早晨听到正道，晚上死去也甘心”，以及“我得到正道，即使死去也无妨”，所以张子用这些话作为铭文的结尾】《与吕微仲书》佛教说明鬼神，认为有知觉的生命死后又受生，循环往复；这也是出自庄子的学说一流，于是厌恶痛苦而求得解脱。这样可以说是懂得鬼吗？把人生看作虚妄的幻见，可以说是懂得人吗？把天和人看成一体，却动辄有所取舍，可以说是懂得天吗？孔子、孟子所说的天，就是他们所说的道；迷惑的人把游魂看作变化，把轮回当成道理，却没有认真思考。大学问应当先认识天德，认识天德便能认识圣人和鬼神。如今佛教竭力论说，归根结底一定说生死流转，不能得道便不能免除；把这称为悟道，可以吗？真正觉悟，就会知道天命和义理，使死生平等，使天人与一体，推究而知道昼夜，认识阴阳的道理，亲身实践而不二。自从佛教的学说盛行传播到中国以来，儒者没有能够抵御它，圣学的门墙已经被引诱而一同沉沦其中，却把它指称为大道。于是这种风俗通达天下，使善恶之人、聪明愚笨之人、男女奴仆人人都深信不疑。以至于英才和有特殊禀赋的人，生下来便沉溺于耳目所习惯的事情；长大后便把世俗儒者所崇尚的言论当作老师，于是茫然被驱使，竟认为不修养也可以成为圣人，不学习也可以知道大道。所以尚未认识圣人的内心，已经说不必实践圣人的行迹；尚未见到君子的志向，已经说不必学习他的文章。这就是人伦不能明察、万物不能明白、政治被忽视、德行被扰乱的原因。异端言论充满耳边，上面没有礼制来防止它们的虚妄，下面没有学问来考察它们的弊害。自古以来淫邪、谄诐、邪僻、逃避正道的言论，一齐兴盛起来；其中出自佛氏门下的，已经有一千五百年。如果不是有人独立不惧，专一自信，有远胜常人的才能，又怎么能在其中端正地站立呢？同佛教比较是非、计算得失，来信中所表现出的狂妄言论，实在令人长叹；遗憾的是，它还不如佛教的说法显著明白。还希望你进一步开导说明，我倾心等待。程颢【字伯淳，河南人。考中进士，因吕公著推荐，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因议论新法意见不合，请求离职，后来被贬为监汝州酒税。哲宗即位，召任宗正丞，尚未赴任便去世。程颢从遗留的经书中得到不传之学，以振兴斯文为己任，辨别异端，排斥邪说，使圣道重新彰明，是孟子以后第一人。学者称为明道先生，淳祐初年从祀孔子庙庭】《论君道》【熙宁初年，程颢任监察御史，神宗多次召见他说：“我想常常见到你。”程颢前后进言很多，曾劝皇帝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产生，不要轻视天下士人。皇帝优厚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他任职八九个月，多次议论时政】臣下恭敬地认为，君主之道的根本，在于考察古代、端正学术，明辨善恶的归向，辨别忠臣与奸邪的区别，清楚地趋向正道，所以首先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行确定。君志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心诚意，选择善道并坚定地实行它。义理如果没有预先穷尽，就会听得越多越容易迷惑；志向意念如果没有预先确定，守善之心就可能发生改变。只有把圣人的教训看作必当遵从，把先王的治理看作必当效法，不受后世驳杂政令的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迁惑；使自己的认识达到极其明白，对道的信念达到极其笃定，任用贤人而不二心，铲除邪恶而不犹疑，一定要期望使世道达到三代盛隆的境地才停止。可是天下的事情，祸患常常产生于细微之处，人的志向也要警戒渐渐染习。因此古代的君主，虽然出入起居安闲，却一定有诵读圣训、进谏规劝的大臣，左右前后无不是正直之人，以此成就自己的德业。臣下恭请陛下以礼征召老成贤儒，不必让他们承担具体职事，使他们每天亲近便殿，讲论道义，用来辅佐培养圣德。又延请天下贤能俊杰，使他们能够轮番陪侍在法从之列，早晚入朝觐见，陈述善道，讲习研磨治国之体，以扩大陛下的见闻。这样，圣人的智慧就会更加聪明，王道的谋略也会充分实现了。如今四海人心日渐委靡，天天陷入苟且浅薄之中，末世的风气喧嚣浮薄，再也没有廉耻，这大概也是因为朝廷尊崇道德、喜好正道的风气尚未普遍实行，而笃实诚信、忠厚仁爱的教化仍被郁塞。希望陛下考察圣人的教训，效法先王的治理，专心诚意，体行天道刚健的精神并努力实行，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译论王道与霸道 臣下恭敬地认为，得到天理的正当、达到人伦的极致，是尧舜之道。运用私心，依凭仁义的一偏，是霸主所做的事。王道平坦如砥石，以人情为根本，从礼义中产生，像走在大路上，没有曲折回绕。霸道却崎岖不平，在曲折小路中反复徘徊，最终不能与尧舜之道相通。因此以诚心行王道，就能成为王者；借王道之名而行霸道，就只能成为霸者。二者的道路不同，关键只在于考察最初的动机。《易经》所说“差之毫厘，错以千里”，就是说开始时不可不慎重辨察。因此治理天下，必须先树立志向。端正的志向先立定，邪说就不能动摇它，异端就不能迷惑它，于是力量不断进于正道，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假如抱着霸者的心思去求王道的成就，那就是拿石头炫示为美玉。所以孔子的门徒从不称道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曾西以把自己比作管仲为可耻，正是因为那不是义所应走的道路，何况低于霸道的做法呢？陛下具备尧舜般的资质，处在尧舜般的君位，必须以尧舜的心志自我期许，然后才能充实并实现尧舜之道。汉唐诸君中有些可以称道，但论其本人，并非先王之学；考察其时代，也都是驳杂的政事，不过凭一曲之见，侥幸达到小康。他们所创立的法制、所留下的统绪，不能作为后世继承的准则，所以都不足以效法。然而想要实行仁政，如果不预先讲求实行仁政的具体办法，不先使这条道路大为明白就贸然实行，那么就会时进时退，始终不能达到目标。事情有大小，有先后；明察小事而忽略大事，把后做的事放在前面，把先做的事放在后面，都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况且志向不可怠慢，时机不可错失。希望陛下考察先圣的话，明察人事的道理，知道尧舜之道本来就在自己身上，反求自身使它真实实现，再推广到天下四海，选择与自己同心同德的大臣，与他们共同完成治理天下的事业。《尚书》说：“伊尹亲自与商汤一起，都具有同一德行。”又说：“君王的心志要专一。”意思是心志专一之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古代三公不一定全部设置，只求得到合适的人。如果确实找不到合适的人却让人占据这个职位，还不如空缺着更好。小人的作为，君子不能与之相同，难道圣贤的事业可以让庸人参与吗？想做圣贤的事业却让庸人参与其中，那么政令就会混乱。既任用君子的谋略，又听取小人的意见，那么耳目就不能专一，志意就会受到迷惑。如今将要挽救千古以来深重的弊病，为百姓谋求长久的计划，如果没有极其明察的听闻辨析能力，穷尽辨别正邪的原则，专一而不二心，怎么能够胜任呢？有人说，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慎重，《易经》认为变更旧制会造成很大的祸害。臣下独自认为并非如此。所谓变更旧制，只要是顾念道理所应当做的事，每一行动都考察古制、依据义理而实行，那就是最大的谨慎。难道要像因循苟简，最终导致败乱那样吗？自古以来，何曾有过师法圣人的言论、效法先王的治理、想要大有作为，却反而成为祸患的呢？愿陛下奋发运用上天所赐的勇气和智慧，体行天道刚健的精神而独自决断，果断施行而不疑虑，这将是万世的大幸。

译论十件事 臣下私下认为，圣人创制法度，都是以人情为根本，穷究事物的道理。即使二帝三王，也不免随时势而有所因革，随着事情的发展而有所增减。然而说到治理的大根本、牧养百姓的要道，那么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难道不是同出一源、贯通一致吗？大概无论古今、治乱，只要关系到百姓生存的道理，到了穷困的地步，圣王的法制就可以改革。后世如果能充分实行这些道理，就会出现大治；有时只采用其中一偏，也能达到小康。这是历代清楚显著的成效。假如只知道拘泥古制，却不能施行于今天，姑且只想遵循名目，反而废弃实际，这种浅陋儒生的见解，哪里足以谈论治国之道呢？然而如果认为今人的人情都已经不同于古代，先王的制度不可能在今天恢复，只图眼前便利，不谋求高远，那也恐怕不是大有作为的言论，还不足以挽救当今极大的弊病。至于衣服、饮食、宫室、器用之类，如果适合今天而又有法度，难道也要立即改革吗？只有那些不可改变的天理、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圣人必然要实行的原则，才可以概括指出。不过实行有先后，运用有缓急。至于裁成万物、调节运行、周旋处理而各得其宜，就在于朝廷讲求并安排施行的方法了。古代从天子直到平民，都必须有老师和朋友来成就自己的德业，所以舜、禹、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也都有所从学。如今师傅的职任没有得到修明，朋友辅臣的道义没有彰显，所以尊崇道德、喜好善行的风气不能在天下形成；这并不是古今情势不同。王者必定奉行天意、设置官职，所以掌管天地四时的官职，历经二帝三王也没有改变过，这才使百官制度得到整治、万物的变化各得其理。到了唐代还仅仅保存其大略，在它治理得好的时候，尚且能够使纲纪稍有整饬。如今官职品秩混乱，职事废弛，太平的治理之所以没有到来，这也不是古今情势不同。上天生养众民，设立君主来统治他们，必须规定他们的固定产业，使他们生活富足，那么田界不可不端正，井田不可不均平，这是治理的大根本。唐代尚且能实行按人口授田的制度【唐武德七年开始确定均田和赋税制度，每个成年男子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作为永业田，其余作为口分田】；如今却完全荡然无法，富人跨州县兼并土地却没有人制止，贫民流离失所、饥饿而死却没有人救济。即使人口很多，衣食仍不足，大概没有止境；人口日益繁多却不替他们制定制度，衣食就会越来越困难，转徙死亡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这正是治乱的关键，难道可以不逐渐谋划制度吗？这也不是古今情势不同。古代政教从乡里开始，在比、闾、族、党、州、县、酂、遂等基层单位设立法令，使彼此相互联属，统治者和百姓因此相安亲睦，触犯刑法的人少，廉耻之心容易形成。这也是人情自然如此，实行就会见效，并不是古今情势不同。庠序学校的教化，是先王用来阐明人伦、教化天下的。如今师学废弛，道德标准不一，乡射礼消亡，礼义不能兴起；选贡士不以乡里为根本，人的实际品行不能修养；优秀人才不在学校中培养，人才大多被废弃。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也不是古今情势不同。古代府史胥徒都从公家领取俸禄，农民和士兵从未截然分开。如今骄横的军队消耗财赋，国力也已经到了极限。臣认为，禁卫军之外的兵士，如果不逐渐归于务农，将会留下深重的忧患。府史胥徒的差役，毒害遍及天下；如果不改变这种制度，就免不了大患。这也是极其明白的道理，并不是古今情势不同。古代百姓一定要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如果连三年的粮食也没有，就认为国家已经不是自己的国家了。臣观察天下，耕种的人少，食用的人多，土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利用，人的劳作也不勤勉；即使富室强宗，也很少有余粮积蓄，何况贫弱百姓呢？有时一个州一个县遭逢年成灾歉，盗贼便纵横，饥饿羸弱的人遍满道路。如果不幸发生方圆二三千里的灾害，或者连续多年歉收，就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办法来处置，那时的祸患将无法尽述。难道可以说“过去很久没有发生，因而可以把侥幸当作可靠”吗？本来就应逐渐遵循古制，均平土地，致力务农，使公家和私人相互制定储藏粮食的办法，以此预作准备。这也同样不是古今情势不同。古代四民各有固定职业，而农民十之八九，所以衣食容易供给，百姓没有困苦。如今京师的流动人口超过百万，游手好闲的人连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看他们贫困窘迫、辛苦劳苦、孤独贫穷、患病困顿，以变诈巧伪来求生，却常常不足以维持生活，人数日益增加，长久下去将怎么办？事情已经到了穷极的地步，若不是圣人改变旧法而使之通达，就无法免除祸患。难道可以说无可奈何就算了吗？这在于斟酌古制而变通于今，均分多余以救济不足，逐渐为他们安排职业来救助他们。这也不是古今情势不同。圣人奉行天理、治理万物的办法，在于掌管六府；六府的职务由五官治理【五官是掌管五行的官：春官木正称勾芒，夏官火正称祝融，秋官金正称蓐收，冬官水正称玄冥，中官土正称后土】；山林官和泽衡官各有固定禁令，所以万物丰盛，财用不会匮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里〕 如今五官的职务没有修治，六府没有得到治理，使用资源没有节制，采取得不到时宜，难道只是万物失去本性吗？供人取用的材木，天下都因为幼林和赤地而被斧斤砍伐、火焚荡尽。即使这样仍不断侵夺而不加禁止，河川湖泽中的捕鱼狩猎又过于繁多，暴殄天物，也已经耗尽了，那么将怎么办呢？这已经是弊病穷极的地步。只有修治虞衡官的职掌，使他们负责培育养护，才会有变通而长久的形势；这也不是古今情势不同。古代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车服器用，都有等级差别，没有人敢逾越僭用，所以财用容易供给，百姓有固定的心志。如今礼制没有修明，奢侈靡费相互崇尚，卿大夫之家没有一家能够合乎礼制，而商贩之类有时竟逾越王公的礼制；这些不足以约束整饬人情，名分等级也不足以彰明贵贱。既然没有确定的等级界限，奸诈掠夺之事就会发生，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肯停止，哪里会有止息呢？这就是争斗混乱的道路。因此先王的法度，怎么能不加以讲求并有所损益呢？这也不是古今情势不同。这十件事，只是其中的端绪而已。臣下只是论述它们的大要，用来说明三代的法制确有一定可以施行的效验。至于其中的纲目条文、尺度数量、施行安排的方法，则应审慎推行；一定要考察经书训诫，并结合人情而适宜。这是明白确定的道理，难道只是迂腐疏阔、没有用处的说法吗？恭请圣朝裁夺选择，讨论新法【程颢任台官时，王安石执政，商议变更法令，朝廷内外极力反对。程颢被召赴中堂议事，王安石神色严厉地接待他，程颢慢慢说道：“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私下议论的，请平心静气地听取意见。”王安石因此惭愧屈服，最后程颢于是写下这篇奏疏】

译臣听说天下的道理根本在于简易，按顺应道理的方式实行，那么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像禹治水一样，顺着水势使它自行流通，而不妄自增添作为。舍弃这种办法而走向险阻，就不能称为有智慧。”自古以来兴起治理，即使有专任一人、独自决断而成就功业的情况，也从未听说辅弼大臣各怀心思、彼此乖离而不能一致，国政从不同渠道发出，名分不正，朝廷内外的人情都认为不可行，却还能有所作为。何况安排措施不合适，阻挠废弃公议，让一两个小臣实际参与国家大计，以卑贱凌驾尊贵，以邪恶妨害正道呢？这些全都是天下的道理所不应导致成功的事情，也是有智慧的人所不会实行的。假使因为这样侥幸使事情略有成功，而兴利的大臣日益进用，崇尚道德的风气逐渐衰落，那尤其不是朝廷的福分。何况天时还不顺利，地震连年发生，四方人心日益动摇，这些都是陛下应当仰察天意、俯察人事的地方。臣下任职无能，所提议论对国事没有补益，希望陛下允许我先前的奏疏，早日降下责罚【奏疏上呈后，王安石仍敬重程颢的忠诚守信，只是派他出任提举京西刑狱，程颢坚决推辞，改任佥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疏请求退职，称赞程颢公正直率，认为自己比不上他】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张子询问：不能使心性安定，仍然被外物牵累，这该怎么办？】程颐答信 承蒙您教示，说心性未能安定，不能不随外物而动，仍然被外物牵累，这是贤者经过深思熟虑的忧虑，我还等待小子的什么话呢？然而我也曾对此思考过，冒昧把自己的意见奉告左右：所谓安定，就是动时也安定，静时也安定，没有迎拒之心，不分内外。假如把外物看作外在牵累，因而跟随它转移，这就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内外之分了。再说，如果认为本性随着外物处于外在，那么它处于外在时，什么才算处于内在呢？这是有意隔绝外界诱惑，却不知道本性本来没有内外之分。既然把内外看成两个根本，又怎么能立刻谈论安定呢？天地的常道，在于以它的心普遍对待万物，却没有私心；圣人的常道，在于以他的情顺应万事，却没有私情。所以君子学习，不如胸怀广大而大公无私，外物来到就顺应它。《易经》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意纷纷往来，朋友便会顺从你的心思。”【咸卦九四爻辞】假如拘谨地专意排除外物诱惑，就会发现东边刚消灭，西边又产生。这样不但一天的功夫不够，而且诱惑的源头无穷无尽，根本不可能全部排除。人的情感各有蒙蔽，所以不能合乎正道。大体说来，祸患在于自私而运用机巧。自私，就不能把有所作为看作对事物的自然回应；运用机巧，就不能把明觉看作自然本性。如今怀着厌恶外物的心，去寻求没有任何外物的境界，就像把镜子反过来，却还要寻找光明。《易经》说：“艮止于背后，不追逐自身；行走在庭院中，却看不见他人。”【艮卦卦辞】孟子也说：“人们所厌恶的智巧，是因为它会穿凿妄为。与其排斥外物而肯定内心，不如内外相互忘却。”内外两方面都忘却，就会澄澈安静而没有事情。没有事情便能安定，安定便能明察，明察之后还会有什么应对外物的事情成为牵累呢？圣人的喜悦，是因为外物本来值得喜悦；圣人的愤怒，是因为外物本来值得愤怒。因此圣人的喜怒不系于私心，而系于外物本身。这样看来，圣人难道不是应对外物吗？怎么能把顺从外物看作错误，反而把求之于内看作正确呢？如今把出于自私、运用机巧而产生的喜怒，与圣人正当的喜怒相比，应该怎样看待呢？人的情感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其中尤其以愤怒最为严重。只要能在愤怒的时候立即忘掉自己的愤怒，观察道理的是非，也就能看出外物诱惑并不值得厌恶，对于道也就可以领会过半了。心灵的精微之处，口头无法完全表达，加上我一向不擅长文辞，又因官务匆忙，未能精心思考，是否恰当还请等待回信。不过概括其中的大意，大概也接近于道了。舍近求远，是古人所非难的，只请您以聪明加以裁察【附朱熹《定性说》】所谓定性，就是存养的功夫达到极致，从而获得本性的本然状态。本性安定，动与静就如同一体，内与外也没有间隔。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在于它们能够安定。君子的学问，也只是求得安定而已。所以胸怀广大而大公无私，是仁成为根体的原因；外物来到而顺应它，是义发挥作用的方式。仁立而义行，本性就安定，天下一切变化也就归于一体，这就是所谓守正。难道要急于排除外物诱惑，反而使心意纷纷往来吗？然而普通人不能安定，并不是因为本性本来如此。他们因自私而损害仁，因运用机巧而伤害义，所以情感受到蒙蔽而心意纷乱。却不知道反过来省察自身以去除蒙蔽，反而把厌恶外物作为用心之处，寻求在没有外物的地方获得明照，于是越用力越劳苦，越不能明察道理，反而更加纷乱而自己不知道。止于背后，就是不自私；行于无事，就是不运用机巧。内外两忘，并不是真的忘掉内外，而是一切都遵循道理；既不认为内在正确而外在错误，也不认为外在正确而内在错误，于是大公而顺应，还有什么事物能够成为牵累呢？圣人的喜怒大公而顺应，是天理的极致；众人的喜怒出于自私而运用机巧，是人欲的盛行。忘掉愤怒就能公正，观察道理就能顺应，这两者就是反省自身、去除蒙蔽的方法。张子对于道，当然不是后学者敢于妄加议论的；但我猜想他强行探求、用力攫取的意味较多，涵泳完养的功夫较少，所以对此不能没有疑问。程子因此加以阐发，他的防范和见识真是深远啊。晋城县令题名记【程颢由上元主簿任晋城令，任职三年】古代诸侯的封国各自都有史官记载，所以他们的善恶都能流传给后世。自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县令以后，史官记载也随之废弃。此后除非是功德特别显著的人，才有人记载；至于奉行宽仁的良吏和凶恶残忍到了极点的人，则因其酷烈而得以流传。其余的人便默默无闻了。像汉、唐拥有天下，都有数百年之久，在这期间郡县政绩值得记载的，也应当很多。然而被记载下来的，大概总共才几十人。假如贤能之人的政绩不幸没有流传，而不肖之人反而侥幸得以留名，那么这与古代史书的用意就不同了。谋求治理和长久，即使圣人来做，也不能仓促苟简地取得成功。必须以人情为根本制定法度，然后才能使人弃恶从善。法纪条文和教令一定要审慎确定后才颁布，百姓服从遵循并逐渐受到浸润，也一定要经过很久才能淳厚牢固而不改变。如今做官的，三年便交代替换，已经算迟了。即使都是懂得礼义的人，从上任开始便急急忙忙谋划施政，教令还没有成熟，民情还没有信服，任期更换的文书已经到了。倘若后来的人志趣不同，甚至有人想要更新自己的政绩，便把前任的法令全部废弃。这样前任的政迹本来就不会留下什么，何况那些因循怠职的人呢？

译唉！政绩容易消失，却又没有办法寄托下来使它流传，那么善政和恶政都很快消失而无人知晓，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想听闻古代史书所记载的善政而不可得，于是便认为让县令题写前任官员的姓名以供后人记载，还算接近古制。然而这个县没有这样的做法，于是我查考案牍，访问官吏和百姓，才从李君以下得到二十一人的姓名，按照他们任职年月的先后次序记载下来。让百姓看见他们的姓名而不忘记他们的政绩，使后人能够据此考察其是非，把它作为学习和警戒的依据。后来的人请接续书写在这篇记之后。程颐【字正叔】，哲宗初年，因为司马光推荐，以处士身份屡次升任崇政殿说书，不久罢职。绍圣年间，贬谪到涪州，又迁往峡州。程颐的学问以诚为根本，行动、举止、言语、沉默，全都以圣人为老师，最终得到孔子、孟子失传的学问，成为诸儒的倡导者。他的言论如同布帛和粮食，懂得道德的人尤其尊崇他，称为伊川先生。淳祐初年，列入孔子庙庭从祀。上书仁宗皇帝【当时十八岁】臣下恭敬地观察古代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喜欢听取直言劝谏、广泛采纳平民意见的，因此目光更加明察，听闻更加聪敏，纲纪端正，天下太平；昏乱的君主，没有不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轻视抛弃正直言论的，因此目光越来越受蒙蔽，听闻越来越闭塞，纲纪废弛，天下混乱。治乱的原因，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臣恭敬地想，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配，明察与日月相同，宽厚慈爱、仁德圣明，自古以来无人可比。您何曾伤害过一个忠臣，杀戮过一个正直之士呢？群臣虽然有因进言论事获罪的，很快又得到提拔，甚至超过他们应有的位分，这是千载难逢的进言时机。假如有能够辅助圣明治理的意见，怎么忍心默默不说呢？臣如今竭尽愚忠，并没有担心遭受斧钺刑戮。臣所担心的是，进言的人很多，难道全都有羞耻之心吗？狂妄愚蠢的言论必定很多，而陛下因此认为卑微之士的意见都没有用，即使臣剖开心腹、倾尽肝胆，也不被您省察采纳，那么臣就只会白费此番苦心，这是臣所害怕的。倘若陛下稍稍留意圣心，那么不只是臣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幸运。臣请先陈述自己的学问，然后用臣的学问来议论天下的事情。臣所学的，是天下最为中正广大的道。圣人依本性实行它而成为圣人，贤者遵循它而成为贤者，尧舜运用它而成为尧舜，孔仲尼阐述它而成为孔仲尼。这种道的作用极其广大，实行起来却极其简易。三代以前，没有不依循它的；自秦朝以后，它逐渐衰落而不能振兴，魏晋之类离它更加遥远，汉唐虽达到小康，实行得却不纯正。自古以来求学的人很多，但考察他们真正得到此道的，大概很少。道必须先充实于自身，然后才能施行并推及他人，所以道没有大成就时不可轻易施用于世；然而也有不只顾自己，而能顺应时势有所作为的人。出仕或退处没有固定标准，只看义理所在，这就是所谓“道没有大成就时不可轻易施用”，颜回、曾参一类人便是如此。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在孔子身上，所以他们能够独善其身；如果不是达到圣人的境界，就不出仕。处在太平时代而无从施用的，也是这样。所谓不只顾自己、顺应时势有所作为，诸葛亮和臣下便是如此。诸葛亮感念先主三顾茅庐的恩义，怜悯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痛苦，想使天下恢复三代的治理，按义理不能安居不出而有所作为。像臣这样的人，生逢圣明君主，而天下又有危乱的忧患，按义理难道可以只求独善其身而不以一句话使陛下觉悟吗？所以说出仕或退处没有固定标准，只看义理所在。臣请议论天下的事情，不知道陛下认为如今的天下是安定还是危险，是治理还是混乱？难道明知危险混乱，却不思考救治的方法吗？如果说天下已经安定太平，那么臣请说明它并非如此。当前的形势，难道真的不同于把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只是火还没有燃烧，就因此说它安定吗？《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夏书·五子之歌》】巩固根本的方法，在于使百姓安定；使百姓安定的方法，在于使他们衣食充足。如今天下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衣食不足，春天耕种播种，只能拖延着气息等待一年收成；一旦失望，便不得不流亡。由此看来，根本还不能说已经牢固。臣料想陛下仁慈爱民如子，一定不忍心使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臣私下怀疑左右前后有人蒙蔽陛下的耳目，使陛下不能知道这些情况。如今国家财用常常不足，不足便责令三司筹办；三司又责令各路转运使，转运使从哪里筹办？不过是向百姓搜刮罢了。有时四方发生事情，便多次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摊派征收，毒害尤其深重；紧急下令搜求财物，榨尽百姓的膏血，往往使人破产失业、骨肉离散。百姓看到这种情形，尚且感到悲伤痛苦，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难道不怜悯吗？百姓没有储备，官府的粮仓又空虚。臣观察从京师、边境直到天下各地，大都没有两年的储备。一旦连续几年发生灾荒，如明道年间那样，不知道国家将用什么来应对【明道元年至二年，江淮之间发生大旱，种子和粮饷全都断绝，许多人流亡，因饥饿和瘟疫死亡的达到十分之二三，村落几乎空虚】。坐食粮饷的士卒，计算起来超过百万，既然没有办法供应费用，就将加重向百姓征敛，而百姓已经逃散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年〕 强大的敌人从外部乘虚而入，奸雄在内部萌生异心，就会形成土崩瓦解的形势，实在令人深深忧惧。即使太平盛世，圣人尚且不忘记预作防备，一定储备九年的粮食，以等待灾荒之年。何况如今百姓困苦、愁怨的气息上冲于天，灾异和凶灾正是由此招致的。陛下能保证它一定不会发生吗？普通人家有十金的财产，子孙不能守住，人们尚且都说这是不孝。陛下承继祖宗的基业，而面前已有土崩瓦解的形势，难道可以不害怕吗？邻近的敌国强盛，自古以来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幸而目前还遵守盟誓，难道真能用金帛满足他们的欲望吗？能确定他们永远都会按照今天的打算行事吗？既然如此，防守边境怎么可以没有准备？增加兵力则费用不足，减少戍卒则力量不能支撑，这些都不是长久的防备。此前昊贼在西部边疆叛逆，用兵数年之间，天下极其困顿，大概是内外的治理安排多有不合宜之处。陕西百姓所受的苦毒尤其严重，许多人逃散，又用军法严禁他们逃亡，以至人心大为怨恨，都有想投向敌寇的言论；这种悖逆之心深重，臣不敢把它全部奏闻，只是恐怕陛下也已经略有所知。所以说：“没有固定产业却能有固定心志，只有士人能够做到。至于平民，饥寒已经逼迫到内心，父子都不能相互保全，还能顾念忠义吗？”

译这并不是百姓本来没有善良之心，而是政治造成的。当时秦中盗寇屡次兴起，假如稍有迟延而不能扑灭，一定会有很多人响应。幸而不久便全部能够诛除剪灭【秦中从仪州、渭州、泾原、环庆、镇戎等州直到灵州、夏州，都有各羌族首领。太祖开宝八年，秦州大石族、小石族作乱，土门知州张炳将其击退。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安家族侵犯长山，巡检使韦韬将其击退。三年，秦州各族多次侵扰三阳、麻穰、弓门等寨，监军巡检使周承瑨等将其击败。同年又侵犯八狼寨，巡检刘崇义将其击败。三月，又有小股盗寇来犯，庆州知州慕容德丰将其击退】这还依赖社稷的福佑，西部敌虏也疲惫了，知道不能从长计议，于是暂且用诡诈言辞表示顺服。假如当时彼此继续牵制，不能停止战争，内部的祸衅将会发生，那情形说起来就可怕了。如今天下劳苦困弊，已经不同于景祐以前，如果再加上从前那样的战事，臣私下深深担心百姓将不能承受。况且造成祸患的难道只有西戎吗？臣每次想到这些，精神都为之飞越，不知道朝廷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怎样？也曾把它列入忧虑之中吗？还是认为没有办法制御呢？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还没有发生大乱，百姓的生命还没有陷入极端危险，陛下应当尽早在内心警惕思考，实行王道；否则臣恐怕岁月容易流逝，因循而不思考，从形势看来，事情必然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臣私下认为，王道的根本在于仁。臣观察陛下的仁心，是尧舜一般的仁心。然而天下还没有得到治理，确实是因为有仁心却没有实行仁政。所以孟子说：“如今有仁爱之心和仁爱的声誉，但百姓没有受到他的恩泽，不能成为后世的法则，是因为没有实行先王的道路。”陛下精心处理各种政务，常常担心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应有的位置，从来没有因为一时喜怒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官吏有陷害他人、使人获罪的，陛下就终身弃置不用，这正是陛下爱护人民深厚的表现。然而遇到灾年歉岁，老弱之人转死于沟壑，壮年人四散到各地成为盗贼，犯刑被杀的人接近千万。这难道是陛下爱护人民的本心吗？难道一定要说是年成使他们这样，而不是政治的罪过吗？那和刺杀一个人后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什么不同？三代的百姓没有这种祸患，难道三代的政治不能施行于今天吗？州县官吏陷害百姓使其触犯刑法，陛下必定深深厌恶这种行为。然而百姓不知道义理，又被穷困逼迫，放纵邪僻、奢侈越轨而陷入罪行，难道不是陛下把他们陷进去的吗？如果一定说这是他们自然如此，那么圣人的教化岂不是妄言吗？天下得到治理，是因为得到贤人；天下不能治理，是因为失去贤人。世上并不缺少贤人，只是求取贤人的方法怎么样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如今求取贤人，本来就是为了治理天下；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不是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理天下的方法。凡是能够明白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的人，就按照他们所得的大小来任用。有宰相才能和事业的人，让他做宰相；有卿大夫才能和事业的人，让他做卿大夫；有治理郡国办法的人，让他做刺史；有治理县政才能的人，让他做县令。各人都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位，那么没有一个职务不能办好；如果这样天下还不能治理，从来没有过。国家选取士人，虽然设置了多种科目，然而贤良方正科每年只有一两个人，而且所得到的不过是博闻强记之士。明经一类科目，只专门背诵经文，不懂义理，尤其没有用处。最为显贵的只有进士科，以词赋声律工巧为标准。词赋之中并没有治理天下的道理。人们学习它来取得科第，日积月累，等到做到卿相，帝王之道、教化的根本，哪里曾经知道呢？身居其位，却要求他们承担治理事业，他们却从未学习过这些。譬如胡人操船，越地人驾车，要想求得他们做得好，不也很难吗？如今天下没有得到治理，确实是因为有君主却没有贤臣。难道世上没有人吗？只是求取贤人的方法错了罢了。假如真想选取士人，难道就一定没有办法吗？王道不能实行，已经有两千年了。后世愚昧的人都说时代不同、事情变化，不能再实行，这正是无知到了极点。然而君主往往被这种言论迷惑。如今有人在路上得到一件东西，给玉工看，说是玉；给众人看，众人说是石头。那么应当认为玉工说得对，还是认为众人说得对？一定认为玉工说得对。为什么？因为他懂得辨识，而众人不懂。圣人留下教诲，是希望用它治理后世；愚昧的人却说不能实行于今天，那么应当守住圣人的道，还是听从众人的话？如果要让众人判断王道能否实行，就如同责问盲人五种颜色哪一种鲜艳，询问聋人八种声音哪一种优美；他们说不对，原本就是应该的。他们并不是厌恶五色、憎恨八音，只是听见和看见受到限制。臣观察陛下的心，并不是不忧虑天下。以陛下忧虑天下的心来实行王道，难道很困难吗？孟子说：“用齐国的力量实行王道，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又说：“以文王为老师，大国五年，小国七年，一定能在天下施行王政。”凭诸侯的地位、一个国家的土地，五年尚且可以称王天下，何况陛下处在天子的尊位，命令施行于四海，像风吹动一样迅速。如果实行王政，难道只是像翻转手掌那样容易吗？从前大禹治水，在外八年，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因为想着使天下获利，即使劳苦也不躲避。如今陛下实行王政，并没有劳累身体、耗费心思那样的困难，为什么畏惧而不去做呢？《孝经》说：“立身行道，使名声在后世显扬，以显耀父母”，这是孝的终极。普通人尚且应当实行正道来显耀父母，何况陛下贵为天子，难道不能发愤求治，想着赶上尧舜，使百姓获得仁爱和长寿，向上光耀祖先，留下无穷的福泽吗？凡是所谓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认为治理今天的天下，就像整理纷乱的丝线；如果不拿住线头提起它，就不能治理。所以臣先前所陈述的，没有逐一指明政治上的缺失，只是看见有危险混乱的忧患，认为救治应当采用王道。然而实行王道，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尽的，希望能够当面见到天颜，把自己所学的全部陈述出来。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愿陛下把臣留在左右，使臣竭尽诚意。如果确实可以采用，愿陛下重用臣。若实行之后没有效果，臣愿接受欺罔君上的诛罚，绝不徒然接受陛下的爵禄。从前汉武帝讥笑齐宣王不实行孟子的学说，因而不能称王，却没有采用董仲舒的谋略。隋文帝讥笑汉武帝不采用董仲舒的谋略，不能达到正道，却又不听王通的言论。这两位君主的昏昧，料想陛下也曾经讥笑过他们。臣虽然不敢希望自己有三位贤者那样的才德，然而臣所学的，正是三位贤者的道。愿陛下不要让后世看待今天，如同今天看待古代一样；那将是天下再也无法承受的巨大幸运。

译代彭思永论濮王典礼【英宗初年即位，朝廷议论追尊生父濮安懿王允让。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认为应当称为皇伯。参知政事欧阳修引用《丧服大记》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应当为自己的父母降服一年。”既然服制可以降低，父母的名分却不能抹去。台谏官群起反对。治平三年正月，皇太后亲自下诏给中书省：“濮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皇帝可以称为亲属，濮王称皇，夫人都称后。”御史吕诲等人极力进言说不可，全都被斥退。彭思永字季长，是庐陵人，由进士逐渐升任侍御史，因进言论事被贬。当时召回任御史中丞，上疏极力劝谏，伊川先生替他起草了这篇奏疏】臣近来看到，关于称濮王为亲属的事情，进言论事的大臣纷纷上奏，朝廷内外议论沸腾。这大概是执政大臣违背扰乱典礼，左右近臣又不能为陛下陈明义理，才导致陛下圣心疑惑，大义没有明白。臣身任宪府官员，不得不为陛下辨明这件事。臣私下认为，濮王生养了陛下，而仁宗皇帝把陛下作为嗣子，承继祖宗的大统，那么仁宗就是陛下的皇考，陛下是仁宗的嫡子；濮王是陛下生身的父亲，按亲属关系属于伯父，陛下是濮王过继出去的儿子，按亲属关系属于侄子。这是天地间的大义、世人共同的人伦，正如乾坤定位一样，不可改变。它本来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推动改变的；假如扰乱人伦大序，人道就会灭亡。陛下既是仁宗的儿子，那么所谓父、考、亲，都应当指仁宗。如果再称濮王为亲，就等于有两个父亲，是非之理已经昭然自明，不必等到辩论之后才看得出来。然而圣意一定想这样称呼，难道不是出于陛下极其深厚的孝心吗？礼义上虽然已经过继，感情上却深厚地系于本宗；濮王实际生育了圣上，若称伯父，就与其他伯父没有区别；若只称王，又与臣下没有不同。陛下只是想设法尊崇他，使他超越一般亲属和臣下的等级，仅此而已。这难道是陛下个人的私心吗？这是因为它关乎大义所应当如此、典礼的正道、天下的公论，而执政大臣不能顺承陛下孝敬生父的心意，不懂得尊崇的原则，竟以不合礼、不正当的方式，使濮王蒙受牵累，使陛下陷于有过错的境地，失去天下人的心，留下违背人伦的罪责。议论此事的大臣又不能详尽依据典礼，阐明大义，虽然知道称濮王为“亲”是不对的，却不知道替陛下推究对生父的至深恩情，说明尊荣生父的正当礼制，使濮王与其他叔父夷等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陛下内心难以安定、又屡屡违背本心的原因。臣认为，生父是最尊贵、最重大的亲属，即使应当专心维护正统，难道能够把私人恩情完全断绝吗？所以，继承的君主关系以大义为主，生父关系存乎至真至诚的感情；一心尽到父子之道，是大义；不忘本宗，尽其恩义，是至情。先王制定礼制，本来就是依据人情；既以大义端正统绪，又保存至情以满足人心。因此在丧服制度中，按照恩义区别生父，大概正是说明生父的关系极为重要，与伯父、叔父不同。这是顺乎人情、合乎义理的正道，即使在父母面前实行，也没有什么嫌疑。至于名称和统绪所关联的关系，如果没有区别，就会扰乱最大的伦理。如今濮王是陛下的生父，在伦理上尊贵至极，不能再有增加；称他为“亲”，有损无益。为什么呢？“亲”与“父”相同，而之所以不称父，是因为陛下以自身继承大统，仁庙才是父亲。在人伦关系上，父亲不能有两个。因此避开“父”而称“亲”，正说明陛下明白称父是绝对不可以的。既然避称父而称亲，就说明亲与父不同。这是下面的人用邪说迷惑陛下，说“亲”这个字意义不止指父亲。臣认为，如果取“父”的含义，就与称父完全相同，绝对不可；如果不取“父”的含义，那么这个称呼就十分轻微。如今疏远卑幼的宗室都称为皇亲，反而把这个称号加在生父之上，臣深恐不合适。孝以真诚为根本，却用一个似是而非、没有明确正当含义的称号，亵渎最尊贵的人，在亲属关系上也不恭敬，伦理上危害极大。对仁庙这样称呼，就有背向仁庙的嫌疑；对濮王去掉这个称号，并不会损害生父的尊贵，绝无丝毫好处，只会扰乱大伦。臣推测陛下的意思，未必一定要称“亲”，只是因为不加一个特殊称号，就无法使他区别于群臣。臣认为并非如此。推明生父的伦理关系，他自然不是臣下；完全做到恭敬的礼数，他的尊贵就可以显现。何况应当衡量事情的体制，另立特殊称号，关键在于充分尊崇而又不违背礼典。议论此事的人都想用高官和大国的封号加给濮王，这实在不是懂礼之人的说法。先朝所定的封爵，难道是陛下敢于更改的吗？爵位等级的命令，难道是陛下敢于擅自增加的吗？臣认为，应当由濮王的儿子承袭爵位、奉祀先祖，尊称濮王为“濮国太王”。这样便有显著不同的尊号，与其他等级完全不同，各种礼数也一定都合乎情理。请允许臣举一例作为准则：既然已经确定嗣子承袭爵位，就必须正式举行祭告，应当说：“侄嗣皇帝某，谨敢明白告知皇伯父濮国太王。”这样自然是对濮王极尽尊崇，对仁皇又没有称号上造成两个父亲的过失，于天理人心都确实相合。不仅可以端正当前之事，也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又恐怕议论者对“太”字有所疑虑，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系在“濮国”之下，自然不会与大统相冲突。如今“亲”的称号，在大义上尚未妥当。议论此事的人接连不断：前一个被罢去，后一个又来。即使台臣不说话，在位百官也必定相继进言；道理不可压制，形势不可阻挡。事情既然如此，终究难以固执维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养育天下亿兆百姓，使他们沐浴仁恩。陛下刚继承帝位，功德还没有惠及天下，而天下人倾心爱戴陛下，是因为陛下是仁庙的儿子。

译如今又听说要把濮王称为“亲”，有生命的万物都为之愤懑痛心。天下人并不是不知道陛下孝敬仁宗皇帝、感通天地，也不是不知道陛下尊敬爱护濮王的心意，并非肯把不义加在他身上；只是看见称号被错误地确定，所以深深忧虑。人们认为，濮王既然重新称为“亲”，仁庙不必说就被割裂开来，众人的感情惊疑恐惧，异议喧嚣。君王的孝道，在于得到四海人心的欢悦，为什么要用一个不正当而又无益的称号，使亿兆人的口舌指斥诽谤，以致濮王的神灵在上天不得安宁？臣料想陛下仁厚孝顺，难道忍心这样吗？这都是因为左右大臣不能替陛下阐明其中的道理。神道与人情并不相远，所以先圣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在者。”假如仁皇还在位，濮王仍居藩国，陛下既是嫡长子，又称濮王为亲，那么仁皇难道不会震怒？濮王难道不会惶恐不安？君臣、兄弟之间必定立即产生嫌隙。那时他们将怎样看待陛下呢？神灵如果仍在，也难道不会如此吗？由此看来，陛下即使给濮王增加这个称号，他哪里肯接受？伏愿陛下深思这一礼制，去掉“亲”字的称号，明白昭示天下，那么祖宗与濮王的神灵便会在上天共同欢悦，都应当降福保佑陛下，使陛下享有无穷的福祉。天下人的心都会一致地感到欣慰喜悦，天下受到德化，人伦自然端正，陛下大孝的名声将光耀万世。【奏疏送入后，英宗被其中深切的感情所感动，几乎准备施行，但中书省极力坚持，最终没有实现。神宗即位后，御史蒋之奇揭发欧阳修的隐秘罪状，挽救思永以自助。思永说，隐秘之事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只是说欧阳修首先提出濮王称议，违背典礼而触犯众怒，于是被调出京城，任黄州知州。】给太皇太后的奏书【程颐在治平、元丰年间，大臣多次推荐他，他都没有出仕。到这时，司马光、吕公著共同上疏称道他的品行说：“臣等伏见河南处士程颐，勤奋学习，喜好古道，安于贫困，守持节操，说话一定忠诚守信，举止必定遵循礼法。年过五十，不求做官进取，真是儒者中的高尚隐逸，是圣明时代的遗民。希望破格提拔他，使士人有所尊仰和效法。”诏令任命他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他坚决推辞。不久又召他任秘书监校书郎，他到宫阙之下，奉召应对。程颐上书。】○英宗皇后高氏，神宗即位后，上尊号为皇太后。哲宗即位后，加上尊号为太皇太后。臣奉命来到宫阙，原以为蒙恩授予馆职，正准备依据义理辞谢，随即又奉召应对，亲自听到陛下的教诲，被提升置于经筵之中，这件事出乎意料，使臣惶惑惊惧。臣私下深思，儒者能够以道学辅佐君主，是非同寻常的际遇；但还担心陛下喜爱贤能、乐于行善，果断地选用人才，对臣的了解或许还不够审慎，所以又进献狂妄之言，希望陛下详察。陛下不认为臣妄言，于是臣接受命令供职，早晚竭尽精力和思虑，只希望君主的德行如尧、舜，将来天下享有尧、舜那样的治理，宗庙社稷拥有牢固无穷的根基，这就是臣的心愿。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亲自实行大道，采纳忠信之言，任用有德的老臣，不仅能够维持大业，而且还想兴致太平，这是前代英明君主也比不上的。只要能够一天比一天谨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臣认为，今天最大、最紧迫的事情，作为宗庙社稷和百姓长久安宁的计划，只有辅导、培养皇上的德性而已。纵观前古辅导培养幼主的方法，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周公的做法足以成为万世法则。臣希望陛下扩大超越世俗的见识，把圣人的话看作必可信，把先王之道看作必可实行，不要拘泥停滞于近世的规矩，不要因众人的议论而改变迷惑。古人所说的“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正是这个意思。周公作《立政》一书，列举常伯、常任直到缀衣、虎贲等职，认为真正懂得忧虑并选得其人的很少。【常伯，是平常所主管的事务；常任，是平常所委任的官职；缀衣，掌管衣服；虎贲，掌管射御；这些都是君主左右的近臣，本应任用合适的人，但真正懂得忧虑并选得其人的很少。】全篇反复叮咛，所说的只是这一件事而已。书中又说：“仆臣端正，他的君主才能端正”；又说：“君主的德行在于臣下，君主没有德行也在于臣下”；又说：“侍从、御者、仆役，没有一个不是正直的人，以便早晚辅佐他的君主；无论出入起居，没有一件事不恭敬。”【这些都是《冏命》中的话。】这就是古人的意思：君主一刻也不能离开正直的人，大概是为了涵养他的气质、熏陶他的德性，所以能够随着学习增长智慧，随着教化形成内心的德性。后世不再懂得这一点，以为君主到经筵学习，只是为了阅读书史、考察古今。不知道阅读书史、考察古今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如此，那么能写文章的宫人也可以充当劝讲，懂书的宦官也可以担任辅导，何必设置官职、精心寻求贤德之人呢？大致说来，君主承受上天的命令，禀赋各有不同。考察前代史书，帝王的才质很少有超过常人的，然而德行完备、通晓大道的君主却极少，原因是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都是因为辅导培养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而地位和权势使情况变成这样。伏惟皇帝陛下天资纯美，德性坚厚，一定会成为有宋的贤明君主，只是遗憾辅导培养的方法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臣供职以来，六次侍奉经筵，只见诸臣拱手默坐，应该讲说的人站在案旁，解释几行文字便退下。这样即使年年累月，又能有什么益处呢？这与周公辅佐成王的方法完全不同。有人认为主上年纪还小，【神宗去世，太子继位，年十岁。】所以应当如此，这是不懂得根本的说法。古人生下孩子，孩子能吃东西、能说话便开始教育他；大学的教育方法，以预先教导为首要。人在幼小时，知识和思考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正应当每天把格言至论陈列在他面前；即使还不能明白，也应当让这些话熏陶、充满他的耳朵和腹中，时间久了自然熟悉，仿佛本来就有。即使有其他言语迷惑他，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如果不预先这样做，等到稍稍长大，私意偏好在内心产生，众人的辩说在外面侵蚀，想使他纯正完美，就不可能了。所以最急迫的是先入为主，哪里有太早的说法？又有人认为主上天资极其美好，自然不会违背道理，不必过分忧虑，这尤其不是正确的见解。圣人没有比舜更圣明的了，但禹、皋陶从未忘记规劝告诫，甚至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喜好游荡、傲慢暴虐。”况且舜不游荡、不傲慢暴虐，即使最愚钝的人也应当知道，难道禹反而不知道吗？

译这是因为处在崇高的位置上，警戒告诫的原则不能不如此。况且人心哪里会一成不变呢？凭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亲身经历艰难，竭力平定祸乱，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他起初厌恶隋炀帝的奢侈华丽，毁掉他的层楼广殿，不到六七年，却又想修建干阳殿。人的心志果真可以始终不变吗？所以圣贤即使在德业昌盛之时，也不废除规劝戒惧，难道不是考虑得深远吗？何况年幼的君主，防止邪念、纠正过失的方法，怎么可以稍有懈怠？臣自四月末以来，因为盛暑停止讲学，到中秋时已经超过三个月。古人希望早晚都能辅佐君主，使君主出入起居都有正人相伴；如今却三个月没有见到一次儒臣，这与古人的用意相差多么远啊！如今士大夫家的子弟，也不肯让他们经年累月不亲近儒士。初秋渐渐凉爽，臣想请在内殿或后苑清凉之处召见当天的讲官，让他们陈说道义；即使暂时没有深远益处，也可以使天下知道太皇太后有这样的用意。而且由一人单独应对，与众人同在时不同，自然容易沟通情意，不用三五次便会熟悉。如果不这样做，渐渐只等待自然形成，辅道官就会完全不起作用，将来还要他们做什么？假期结束后，又请依照原来的轮值次序值日，贵在常常有一人单独应对。启发引导的方法，自有其道理；同伴相互学习的益处，最为切要。所以周公辅佐成王时，让伯禽与成王共同居处；圣人所做的事，一定没有不恰当的。这是直接依据宗庙之礼。又让蔡伯希侍奉仁宗，这是效法古代的做法。【大中祥符八年，任命童子蔡伯希为秘书省正字，他的父亲蔡龟从为校书郎。蔡伯希家本来在福州，随父亲来到京师，才四岁便能诵读诗一百多篇。仁宗召见他，他应对周详，所诵读的内容非常熟习，因而命他为官。】臣想请选取臣僚家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端庄谨慎而聪颖明悟的子弟三人，侍奉在皇上左右；皇上所读的书，也让他们一同读。天亮入内，黄昏停止，令其中二人侍奉，一人轮换休息；每人再选年长的宫人、内臣各二人跟随照看，不得片刻离开。平常的谈笑不必禁止，只是说话必须正当，举止必须庄重；还要让他们每天到资善堂展示所学，讲官经常加以教导勉励，使他们知道敬畏。年满十三岁便令其离去。这样经过几个月，自然会觉察到好处。过去宰臣十天到经筵一次，也只是默默坐着而已；又隔日讲读，则由一名史官站立侍奉。史官的职责是对君主的言语行动一律记录，施用于临朝处理政务时还可以；经筵讲学的地方是休息之处，主上正处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应当心情舒畅、身体放松，才可能喜悦接受。如今面对大臣，稍有举动便担心失误；旁边又站着史官，说出一句便记录一句，这样皇上想舒展心志，能够做到吗？想发表言论，敢于开口吗？这严重妨碍学习，不能不改变。请下达指挥，令宰臣每月两次与文彦博一同赴经筵。【元祐初年，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每六日入朝一次，每月两次赴经筵。】遇到宰臣赴经筵的日子，就请在崇政殿讲说，并令史官入内侍奉。崇政殿设置说书官已经很久了，本来就是讲说的地方；汉、唐命儒士讲论，也多在殿上，这也是旧例。迩英殿狭窄，讲读官和内臣近三十人挤在其中，四月间天气还不算很热，讲官已经汗流不止，何况主上的身体还很幼弱，哪里方便？春夏之际，人的气息蒸闷逼迫，实在令人忧虑。祖宗时期偶然在那里讲读，却把它当作成例，实在没有道理。请今后只在延和殿讲读，在后柱悬帘，帘前设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逢政事稀少、圣体康健时，来到帘下观看讲官进说。不仅可以考察主上的学业，对陛下的圣聪也未必没有帮助；而且在讲官辅导之间，若有事情应当奏禀，便能让陛下听到，也不必烦劳圣体，只须限定日期，旬日或一月之间心情适宜时前往即可。如今讲读官共五人，四人都兼任要职，只有臣没有兼任其他官职，近来又被差遣…… 修订国子监太学的条制，这也算兼任其他职务。因此没有一个人专门负责辅导，执政大臣的用意就很明显了，大概是爱惜人才，不愿让他们闲置而已。又认为即使兼任其他职务，也不妨碍讲读，这更是极不加思考的看法。臣不敢谈告诫君主的方法，只拿向普通人进言来说。向人进言，如果不积聚自己的诚意，就不能感动对方而使其接受。圣人用蒲卢来比喻教化，是说教化要靠真诚感化。比如钟，带着愤怒去敲击它，声音就像愤怒；带着悲伤去敲击它，声音就像悲哀，这是诚意感动并传入其中。向人进言也是如此。古人为什么要斋戒后才向君主进言？臣前后两次得到进讲的机会，从来不敢不提前斋戒警惕，暗中思考并存养诚意，希望能够感动皇上的内心。如果让臣忙于职事、思绪纷乱，只等到了皇上面前才修饰言辞，不过凭口舌感动人，不也太浅薄了吗？这个道理，不是懂得圣学的人不能明白。道衰学废，世俗哪里听说过这些？即使听到，也一定认为迂腐荒诞。陛下见识高远，应当加以鉴察。以朝廷之大、君主地位之尊，设置二三名大臣专门负责辅导，极其适当，并不过分。如今各位大臣兼任的都是要职，若不能立即罢免，暂且请免除臣修订国子监条制的职务，使臣早晚专心竭诚，只从事辅导。这不仅是事情和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而且可以使天下知道朝廷把这件事看作重要事务，而不是看作闲职。陛下从民间提拔臣，大概是因为臣读过圣人的书，听闻过圣人的道。臣怎敢不把自己所学上报圣明？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学说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臣有幸从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它，不自量力，愿以自身承担传播大道的责任。天下惊骇嘲笑的人虽然很多，但近年以来相信跟从的人也不少。臣正要竭力阐述自己的学说，向学者展示，希望能够流传后世。没有料到得到上天极大的幸运，能够在君主身边备任讲说之职，使臣得以把圣人的学说灌注到陛下的圣聪之中；如果这样，圣人之道便有实行的希望，难道只是臣个人的幸运吗？如果陛下还不相信臣的话，为什么不赐臣一次询问的机会？臣将陈述圣学的端绪，揭示至道的深奥微妙。凭陛下圣明高远的鉴察，一定能够明白接受。如果臣所说是虚妄伪诈，愿意接受诛杀。臣愚昧，无法充分表达诚恳恐惧的心情，惶恐地等待治罪。

译论述经筵的第一篇奏札【程颐已经任崇政殿说书后，上书进言。】臣伏读古来君主守成而达到盛治的，没有比成王更好的。成王之所以成就德行，是由于周公的辅导培养。从前周公辅佐成王，成王年幼时便让他学习，所见一定是正道，所听一定是正言，前后左右全都是正直的人，所以随着学习增长智慧，随着教化形成德性。如今士大夫家庭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也一定请明德端方的人与子弟共同居处，使子弟受到熏陶感染而形成品性。所以说：“年少时养成的习惯如同天性，习惯之后便像自然一样。”伏惟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虽然睿智圣明的资质得自天赋，但辅导培养的方法也不可不做到极致。所谓辅导培养，并不是等到君主犯错后才下诏告诫、进谏，而是在于涵养熏陶罢了。大致一天之中，亲近贤德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改变，德器自然成就。请朝廷慎重选择贤德之士侍奉并劝讲，讲读结束后，常留两人轮值日夜，其中一人值宿以备皇帝询问。皇帝在温习诵读的空闲、游息的时候，时常在内殿召见他们，从容宴饮交谈；这样不只是逐渐磨砺道义，至于人情世态、农事的艰难，也会久而久之自然通达。与常年处在深宫之中相比，益处难道不是大得多吗？臣私下听说，隔日开一次经筵，讲读几行文字，群臣排列侍立，严肃地退下，彼此的情意一点也没有接触。这样却要求收到辅导培养的功效，不也很困难吗？如今主上年幼，太皇太后慈爱，臣也不敢立即请求频繁出宫，只希望时常见到讲官，时间久了自然会熟悉。大体说来，与身边近臣相处久而熟悉，就会产生轻慢；与贤士大夫相处久而熟悉，就会产生爱敬。这正是培养成就圣德、造福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办法。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请陛下裁决。论经筵第二篇奏札 臣听说，三代以前，君主一定设有师、傅、保等官职：师负责以道教训，傅负责辅导德义，保负责保护身体。后世做事失去根本，只知道求得国家治理，却不知道端正君主；只知道规劝过失，却不知道培养德性。辅导德义的方法已经疏远，保护身体的办法更是无人提及。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智，超越前古；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辅导培养的方法应当效法先王。臣认为，辅导德义在于防止错误的见闻，节制过度的嗜好欲望；保护身体在于调适起居，使内心存有敬畏谨慎。臣想请皇帝左右扶侍的宫人、内臣，都选用四十五岁以上、厚重谨慎的人；服用器玩都必须朴素，凡是机巧奢华的物品不得送到皇帝面前，务必使奢靡之物不进入眼中，浅薄庸俗的话不进入耳中。又请选内臣十人充任经筵官，凡是侍候皇帝起居，所有行动和休息都必须让经筵官知道。若有剪桐叶作戏的事，就随事加以规劝；若违背培养保养的原则，就及时进谏制止。调护圣躬，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请陛下裁决。【程颐每次进讲，神色都十分严肃，接着便加以讽谏。听说皇帝在宫中洗手时避开蚂蚁，便问是否有此事。皇帝说确有此事，是因为实在担心伤害它们。程颐说：“把这种心推及四海百姓，这是帝王的重要原则。”皇帝曾经倚靠栏杆，偶然折断柳树枝，程颐严肃地说：“正值春天，天气和暖，万物生长，不应轻易折取东西来伤害天地的和气。”皇帝点头表示赞许。】《易传》序【程颐曾说：如今农夫祈求下雨，深耕土地，及时锄草，播种五谷，我才能得到粮食吃；百工施展技艺，制作器物，我才能得到器物使用；披甲戴胄的士卒，穿着坚固的铠甲、手持锐利的武器，守卫疆土，我才能因此安宁。若没有功劳恩泽施及他人，却安然虚度岁月，便是天地之间的一条蛀虫；唯有编缀整理圣人遗留下来的书籍，或许可以有所补益。于是作《易传》《春秋传》。】《易》就是变易，随着时势变化而变化，以此遵循道。它作为一部书，广大而完备，打算用来顺应性命的道理，通晓幽明的缘故，穷尽事物的实情，并显示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的道路。圣人为后世忧患，可以说到了极点。距离古代虽然遥远，遗留下来的经书还存在。然而前代儒者失去了经书的本意，只传述文字；后来的学者只诵读文字，却忘记其中的意味。自秦以来，大概再也没有真正的传承了。我生在一千多年以后，哀伤这种文化被湮没晦暗，将使后人沿着流脉追寻源头，所以作了这部传。《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理：用言语说明道理的人，重视卦辞；有所行动的人，重视变化；制造器物的人，重视卦象；用于卜筮的人，重视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都完备地写在卦辞中。推究卦辞、考察卦象，就可以知道变化；卦象和占断也包含在其中。君子平时居处，就观察卦象而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而玩味占断。有人从卦辞中得到道理却不能通达它的含义，但从来没有不理解卦辞却能通晓其中意义的。最微妙的是理，最明显的是象；本体和作用同出一源，显著与隐微之间没有间隔。观察并通晓它，以实行常道和礼制，那么卦辞便没有什么不完备。所以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言语的意义一定从近处入手。《易》若只停留在近处，便还算不上真正懂得言语的人。我所传述的是卦辞，通过卦辞得到其中的意义，就在于学习者自身。【张载曾经坐在虎皮上，在京师讲解《易》，听从他的人很多。一天晚上，二程来到，与他讨论《易》。第二天张载对别人说：“近来见到二程，深刻明白《易》的道理，我比不上他们，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于是撤去坐席，停止讲学。】

译《春秋传》序 上天生养百姓，必定有超出常人的才德之人出现，使他兴起而成为君长；由他治理，争夺便停止；由他引导，生产养育便发展；由他教化，伦理便明白。这样，人道才能确立，天道才能完成，地道才能平顺。二帝以上，圣贤世代出现，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顺应风气的适宜之处，不超越天时来治理人，而是各因时势建立政事。到了三王相继兴起，三重礼制完备，子、丑、寅作为建正之月，忠、质、文三种制度更替崇尚，人道完备了，天运也周全了。圣明的王者不再出现以后，拥有天下的人即使想仿效古代的事迹，也不过是凭私意妄自作为罢了，事情因此错乱。秦朝甚至把建亥作为正月，这是背离正道；汉朝只凭智谋和武力维持天下，哪里还知道先王之道呢？孔子处在周朝末世，认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应天时的治理也不再存在，于是作《春秋》，成为百代君王都不可改变的大法。前代儒者传说：“子游、子夏也不能增补一个字。”因为文辞不需要他们增补，只是说他们不能参与其中的道理罢了。这种大道，只有颜子曾经听闻过。实行夏朝的时令，乘坐殷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舞，这就是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只说它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大法，却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它的义理虽然宏大，却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反而容易看见。只有那些含蓄的文辞、隐藏的义理，以及随着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才难以理解：有时抑制，有时放任；有时给予，有时夺取；有时进用，有时退处；有时隐微，有时显明，却能够取得义理的安定、文质的适中、宽严的适宜和是非的公正。这就是处理事务的权衡，也是推求大道的规范。观察各种事物之后，才能认识化育万物的神妙；聚集各种材料之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若只想从一件事、一个义理中窥见圣人的作用，不是最高明的智慧就做不到。因此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默体会而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达到其中微妙之处。后世君王若懂得《春秋》的义理，那么即使德行比不上禹、汤，也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秦以来，这种学问没有流传，我哀伤圣人的志向不能为后世所明白，所以作传来阐明它，使后人通晓它的文辞而探求其义理，理解圣人的志向而运用他的法则，那么三代之治就可以恢复。这部传虽然不能穷尽圣人深奥的内蕴，希望学习者可以由此找到门径而进入。答朱长文书【朱长文字伯源，苏州人，元祐年间起初在乡里任教授，后来被召任文学博士，升任秘书省正字。】我们相隔如此遥远，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次会面？人世间的事情本来就难以预先约定。前一段时间我接到你的书信，认为你心气虚弱，劝你不要多作诗文；而你回信却说：“做学问，能够探究古代先贤遗留下来的事迹，综合各家言论的是非，希望达到心通而默识，我本来还没有做到。”又说：“让后人看见这些文字，或许还可以说我没有忘记善道。如果不是这样，实在担心死后默默无闻。”这正是做学问的末端，难怪兄长要责备你。假如我每天听闻孔子的道却忘记了这件事，难道不是好事吗？你这个想法恐怕还不能算最恰当的说法。程颐在朋友之间，若问题不切实迫切，从来不敢开口；因为你身患疾病，很少与人交往，渴望听到有益的议论，所以借此机会谈论一番，替我的弟弟把道理说尽，希望多少有一点帮助。我先前说不要多作文章和诗，并不只是为了损伤心气，而是因为不应当轻率地创作。圣贤之言，是不得已而发的。因为有这样的言语，某一种道理才能明白；没有这样的言语，天下的道理就会有所欠缺。就像耒耜、陶器、冶炼器具等，如果有一种没有制造出来，百姓生活的道路就会有所不足。圣人的言语即使想停止，又能够停止吗？然而它包含天下全部道理，使用的言辞也非常简约。后世的人刚一打开书卷，就把文章看作首要之事；一生所作的文字，往往比圣人还多，然而有它并没有什么补益，没有它也没有什么缺漏，这就是无用的多余言语。不只是多余而已，既然没有掌握要旨，就一定会偏离真实、失去正道，反而损害大道。诗歌兴盛，没有比得上唐人；善于谈论文辞，也没有比得上韩愈。韩愈所推重的，只是把李白、杜甫二人的诗置于最高地位；现存的作品有一千篇，都是我的弟弟所见到的，可以考察而知道。假如你所作的文章都合于道，足以辅佐圣人、为后世树立教化，那就是圣贤的事业，怎么能说是做学问的末端呢？我哪里敢以此责备你？你又说想让后人看见自己没有忘记善道。一个人能够写出合乎大道的文章，是因为他懂得道；而懂道的人写文章的用心，并不是区区担心自己后世没有名声，想让后人看见自己没有忘记善道而已。那是世俗人的私心。孔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能称扬，担心的是终身没有善行可以称道，并不是担心没有名声。名声可以激励普通人，但君子所存守的，不是急切追求名声。你又说：“能够探究古代先贤的遗迹，综合各家言论的是非，希望达到心通而默识，本来还没有做到。”心若通达大道，然后才能辨别是非，就像拿着秤来比较轻重，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言。用大道来衡量，是非便清楚明白，不必等到精心思考以后才看见。求学的人应当以道为根本；内心不通达大道，却去比较古人的是非，就像手中没有秤却估量轻重，耗尽眼力，劳费心智，即使偶尔猜中，也只是古人所说的“猜测却屡屡猜中”，君子并不看重。临到纸面匆忙写下，来不及再思考推究，所以言语没有次序，文辞也过于繁琐，其中道理或许还有不妥，请你指示纠正，这也足以代替当面交谈。颜子所喜好的是怎样的学问【濂溪周敦颐任南安掾时，程珦任军事通判，观察到他的气貌非同常人，便让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前去拜他为师。周敦颐常让他们寻求孔子、颜子快乐的地方，探究他们所快乐的事情。程颐十八岁时游学太学，见到胡瑗，胡瑗问诸生颜子所喜好的是怎样的学问，程颐回答说，是学习以达到圣人之道。胡瑗问，圣人可以学习而达到吗？程颐回答说，可以。胡瑗又问，学习的方法怎样？程颐于是作了这篇文章。】

译圣人的门下，弟子有三千人，唯独称赞颜子好学。《诗》《书》和六艺，七十名弟子并不是没有学习并通晓它们。那么颜子独自喜好的究竟是什么学问？是学习达到圣人之道。圣人可以学习而达到吗？回答说，可以。学习的方法怎样？回答说：天地储积精华，得到五行精秀的人就是人。人的根本真实而宁静，在情感尚未发动时，五种德性都具备了，叫作仁、义、礼、智、信。形体既然生成，外物接触形体，就在内心发动起来。内心发动而七种情感产生，叫作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既然炽烈而更加放纵，人的本性就被凿损了。因此觉悟的人约束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于中正；他的心涵养本性，所以说是以性统摄情。愚昧的人则不知道控制它，放纵情感而达到邪僻，禁锢本性而使它丧失，所以说是以情改变本性。学习的全部道理，只在端正内心、涵养本性而已。内心中正而真诚，就成为圣人。君子的学习，必先明白自己的内心，知道应当涵养什么，然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这就是所谓由自明达到真诚。因此学习必须竭尽其心；竭尽其心，就能知晓本性；知晓本性，再返回来使自己真诚，这就是圣人。所以《洪范》说：“思考就会睿智，睿智便成为圣人。” 使自己真诚的方法，在于坚定地相信大道；相信大道坚定，实行它就果断；实行它果断，守持它就牢固。仁、义、忠、信不离开内心，仓促时如此，困顿颠沛时也如此，出仕、退处、说话、沉默都如此，长久不失去它，便能安然处于道中，举止周旋都合乎礼，邪僻的心思便没有机会产生。因此颜子所奉行的原则是：“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孔子称赞他说：“得到一种善，便牢牢地把它记在心中而不使它失去。”又说：“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有不善之处，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不再去做。”这就是他喜好得坚定、学习得深入的方法。看、听、说、做全都合乎礼了。颜子与圣人的不同，大概在于圣人不用思考便能得到，不必勉强便能合于道，从容自然而合乎中道；颜子则必须思考以后才能得到，必须勉力以后才能合于道，所以说颜子与圣人相差一息。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大到能够感化万物叫作圣，圣而达到不可测知叫作神。”颜子的德行可以说已经充实而有光辉了。他尚未达到的，只是守持不失，还没有达到变化自然的境界。凭借他喜好学习的心，再假以时日，不久便会达到变化自然的境界。所以孔子说：“不幸短命而死了”，是哀伤他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所谓变化自然，是进入神妙境界而自然如此，不用思考便能得到、不用勉强便能合乎中道。孔子说：“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却不超过规矩。”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说：圣人是生来就知道的，如今却说可以学习达到圣人，有什么根据吗？回答说：有。孟子说：“尧、舜是本性如此，汤、武是返回本性。”本性如此，是生来就知道；返回本性，是学习后才知道。又说：“孔子是生来就知道，孟子是学习后才知道。”后人不能理解，以为圣人本来生而知之，不是学习可以达到的，于是学习的方法就丧失了；不从自身求取，却向外求取，把博闻强记、巧妙文辞当作功夫，使言辞华美，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大道，这样，今天的学问就与颜子所喜好的不同了。【胡瑗得到这篇文章，大为惊异，立即延请程颐相见，安排他担任学职。】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颢，字伯淳，葬在伊川。潞国太师【文彦博】题写墓碑说“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叙述其中缘由，并刻在石碑上说：“周公去世，圣人的道不再实行；孟轲去世，圣人的学说不再流传。大道不能实行，百代都不会有善治；学说不能流传，千年都不会有真正的儒者。没有善治，士人还可以明白善治的道理，用来教化众人，传给后世；没有真儒，天下人便茫然无所适从，不知道要走向哪里。人的欲望放纵，天理就会消灭。”先生生在周公、孟轲之后一千四百年，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已经失传的学问，立志要用这条道唤醒天下百姓。上天不肯留下这位贤哲，哲人早早去世。同乡士大夫共同议论说：“大道不能明白已经很久了，先生出现，揭示圣学给人看，辨明异端，排斥邪说，开启历代以来的沉迷。圣人之道因为得到先生而重新显明，他的功劳太大了。”于是帝师采纳众人的意见，为他确定尊称，以表彰他的墓。学习者对于大道，知道所应趋向，然后知道此人的功劳；知道所应达到，然后知道这个称号与他的实际相称。山可以铲平，谷可以填塞，“明道”的名声却会万古长存。于是刻石立在墓旁，用来告示后人。元丰乙丑十月戊子书。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工部侍郎。他拜二程为师，著书讲学，世人称为龟山先生。朱熹、张栻所学得到了程氏学说的正统，其源流委曲、脉络分明，都出自杨时。】

译论王安石邪说疏【靖康元年五月，杨时任国子祭酒，上疏。】蔡京掌权二十多年，侵蚀国家、祸害百姓，危及宗庙社稷，人人都对他咬牙切齿。然而，论说他的罪过的人，却没有知道其根源的。蔡京表面上以继承和发扬神宗为名，实际上借助王安石来谋求自身利益，所以推崇王安石，加封他为王，让他配享孔子庙庭【王安石于元祐元年去世，追赠太傅，绍圣年间谥为“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位列颜回、孟子之后，追封为舒王】。今天的祸患，实际上是王安石开启的。我谨考察王安石凭借管仲、商鞅的权术，用六经来文饰奸邪之言，改变扰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经说过他的危害将在数十年后显现。今天的事情，正如符契相合。他创立邪说来蒙蔽学者的耳目、败坏他们的心术，无法一一列举。姑且举一两件事来说明。过去神宗曾称赞汉文帝，因爱惜百金而停止修建露台，王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够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耗尽天下财富来供自己享用，也不算过分。”这是守财之论，不是正理。他竟不知道尧舜住的是茅屋，台阶是土筑的；禹说在家里要能够节俭，那么耗尽天下财富供自己享用，必定不是尧舜之道。后来王黼借奉承进献花石之事，耗尽天下的力量【此事发生在徽宗时】，号称是供奉皇上，实际上也是王安石倡导此事所造成的。王安石解释《凫鹥》这首守成诗【《大雅·凫鹥》篇，《小序》说是守成】，到了末章却说：用道来守成的人，使役众人而安泰却不骄傲，掌控万物而耗费却不奢侈，谁能勤勤恳恳地把仁爱作为事业。诗中所说的，正是能够保持盈满，使神灵和祖先安乐，从而不留下后患罢了。自古以来解释这首诗的人，从来没有“安泰却不骄傲、耗费却不奢侈”这样的说法。只有王安石独自倡导这种说法，来开启君主的奢侈之心。后来蔡京等人轻率耗费、任意挥霍，把奢侈糜费当作事业，王安石邪说的危害竟到了如此地步。伏望追夺他的王爵，明白诏告内外，毁掉他配享的塑像，使邪说淫辞不再迷惑学者【奏疏上呈后，王安石于是被降为从祀之列。士人学习王氏之学而取得科第，已经有数十年，不再知道它的错误，忽然听说它被视为邪说，议论纷纷。谏官冯澥极力维护王氏，上疏诋毁时政。又担心学舍中发生争斗，便将学官一并罢免。当时也罢免了祭酒。后来又有人说，元祐党籍中只有司马光一人独受褒扬显荣，而没有涉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等人。建中初年，言官陈瓘已经得到褒赠，却还没有涉及邹浩。于是元祐诸臣都依次恢复了爵位】

译《答陈莹中书》承蒙您给我看《法界三门》，内容引证精深广博，极尽儒学、佛学的奥妙，使我这个见识浅陋的人也能够听闻，实在幸甚！幸甚！不过其中有些地方依照我的浅见还有疑问，怎敢不请教。系辞说：“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各种物相互杂合，所以称为文。”《贲》的彖辞说：“柔爻来到下方而文饰刚爻，分开刚爻上升而文饰柔爻，刚柔相杂，这就是贲卦所以形成文饰的原因。”白贲，是接受色彩的；贲无色，是使各种色彩显现的。只有有质地的东西才能接受色彩，只有没有固定色彩的东西才能施加文饰。爻辞说：“白贲【《贲》上九爻辞】”，最后又说：“贲无色【《杂卦传》】。”这样说来，把它称作普遍融通也可以。用文饰来防卫朋友，用朋友来辅助仁德，这只是学者的事情罢了；如果说这是使有色归于空，我恐怕在我们儒家的书中没有这种意思。孟子说：“固陋啊，高叟作诗的办法！如果说作诗，诗本来还有得失；这样作诗，只能说明高叟固陋，不能算懂得诗。”那么“作诗”这一句话，恐怕还不足以概括《二南》。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那么《二南》本来就在其中，恐怕不必另外寻找了。颜渊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实际上并不是从来不违背仁德，只是有时会违背罢了；然而他很快就能恢复，所以用《复》的初爻来比拟他：“恢复得并不远【见《系辞》】。”《坤》的初六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坤卦初爻阴气刚开始凝结，还没有到坚冰的程度，但最终会成为坚冰，是事理必然发展的结果。辨别它的人如果不在刚开始凝结时辨别，而等到结成坚冰以后才辨别，那么很少有来得及的。鲁昭公、高贵乡公就是这样【鲁昭公想讨伐季氏，子家子说：“季氏获得民心已经很久了，君主不要自取更多耻辱。”鲁昭公不听，于是讨伐季氏。孟氏反而讨伐昭公的部众，昭公逃到齐国，最终因此丧失了国家。魏国高贵乡公想讨伐司马昭，尚书王经说：“权力掌握在他手中已经很久了，您难道不是想除掉疾病，反而使病更重吗？”高贵乡公不听，最终被成济弑杀】。用这两个爻来比拟禹、稷、颜渊出仕、退处、来往的事情，恐怕也不相像。乾卦变一次成为姤，变五次成为剥；坤卦变一次成为复，变五次成为夬。复，是阳气到来；剥，是阴气达到极点。阳气达到极点便产生阴气，阴气达到极点便产生阳气，所以剥卦穷尽后又返回，复卦则是因为阴气达到极点。我私下以为，剥卦大概是乾卦的终点吧？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他们起初难道哪里会有作乱的意图吗？只是逐渐沿着那条道路发展，最终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易》在小人之事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总是特别加以警戒。姤卦的卦辞说：“女子强盛，不要娶这样的女子。”姤卦初爻是阴气刚开始产生，女子就是阴气开始产生的象征。阴气刚开始产生时还没有达到强盛，但已经有走向强盛的趋势，就像《坤》卦所说的“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所以说不要娶这样的女子。因为一旦娶了她，就会引导她与你平等；引导她与你平等，最后又能怎么办呢？从前阳城在唐朝任职，时间并不短。他任职初期，裴延龄还没有被任用，当时不在他还未强盛时制止他，等到天子将要任命他为宰相，才想取下任命宰相的白麻诏书撕碎，在朝廷上哭泣，难道不是太晚了吗？白麻是皇帝的诏命，不可以撕毁；天子的朝廷，也不是哭泣的地方。阳城这样处在昏庸的君主和祸乱的宰相之间，能够免祸，只能说是侥幸罢了。所以姤卦初六说“系于金柅”，大概是说在它还未强盛时就把它止住，使它不要继续发展，这与《坤》初六不同。《坤》的文言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说的是顺势发展；而它最终出现与阳气交战的情况，是因为顺势而行却没有办法加以阻止。由姤卦到剥卦，阴气的进展达到极点。坤为顺、艮为止，正是剥卦形成这种卦象的原因。观察剥卦的卦象，就知道治理剥落的方法了。所以说：“顺势而行又加以阻止，这是观察卦象所得出的道理。”君子重视消长盈虚，这是天道的运行【《剥卦·彖辞》】。消长盈虚，连上天也不能突然使它完成，何况是人呢？然而君子重视消长盈虚，本来没有什么时候不是如此，只是在剥卦中专门说它，是因为君子与小人的消长，到剥卦时已经达到极点。这是成败的关键，国家的兴亡也系于此。即使在行动、停止、说话、沉默这些细微处一旦失去时机，也无法再挽救，何况把它施行到具体政事上呢？东汉衰亡时，君子想凭力量战胜小人，反而引进奸邪凶恶之人，把权柄交给他们，最终造成双方都受伤、两败俱亡，国家也随之灭亡，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后世治理剥落之势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至于夬卦，则是阳气的进展达到极点。君子众多而小人只有一个，决去小人的事情本来容易。然而痛恨小人过度，也会导致祸乱。所以说“苋陆决去又决去”，即使采取中正之道，也只能没有灾祸罢了，还不能算光明；何况超过中正之道呢【《夬》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辞说：“中行未光也”】？在这种时候，像禹那样班师回朝就可以了。乱世不能没有君子，治世也不能没有小人，只是他们消长的情势不同罢了，这是天地的道义、阴阳的规律。所以在治世，能够使小人不作恶就够了，不能断绝小人，使世上完全没有小人；这就是处置夬卦局势的方法。承蒙您来信说明《坤》《复》的义理，所以我就顺带谈到这些，拿来向您这位高明的人请教，您认为怎么样？其中或许有不合事理的地方，幸望明白指教我。范育【神宗时任御史。当时王安石想任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范育与御史林旦、薛昌朝共同弹劾李定不孝，三人都被罢免】《正蒙序》【张载退居南山下，身边放着书籍，低头阅读，抬头思考，有所得就记下来。有时半夜起身坐着，拿蜡烛记录。书写成后，给门人看，说：“这部书，是我多年思考所得，其中的言论大概与前代圣人相合，大体只是阐发义理、指示给人罢了】

译子张子在崇文馆校书，志向没有得到施展，退居后住在大白山之阴、横渠山之阳，潜心研究天地，探究圣学的源流。七年以后，道理更加明白，德行更加尊崇，写成《正蒙》数万言，却还没有刊行。有时从问答的话语中，可以窥见其中的一二分。熙宁丁巳年，天子召他任礼官，来到京师，我才开始得到他的书并向他请教。这年秋天，夫子又向西归去，死在骊山之下，门人于是刊出他的书，流传渐渐广泛。至于其中疑难的义理，唯独没有人可以取正，至今已经十三年了。可痛啊，精微的言论将要断绝了！友人苏子季明把他的书分为十七篇，拿来给我看。从前夫子的书，大概从来没有分篇，所以有“枯株”“晬盘”的说法【横渠说：我写这部书，譬如一株枯树，根本枝叶无不完备，至于使它重新茂盛，就在于人的努力；又好比把盛满百物的晬盘拿给孩子看，各种东西都在其中，只看取用的人怎么样罢了】。然而这些话，难道还要等待喜爱它的人来充实、选择吗？那只是夫子当时所处的情况罢了。如今把它分成篇章，来推明夫子的道，作为万世流传的依据，我没有增加或删减它。只是夫子写这部书时，有些内容是六经没有记载的，有些是圣人没有说过的，有人或许怀疑这些内容不一定合乎道理，例如“清虚一大”之类的话【张子以“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是说本性的本体】，恰好会被后世浅学者讥议，我却有不同看法。自从孔子、孟子去世以后，学术断绝，道统丧失，已有一千多年。隐士放肆地发表议论，异端间或兴起，像浮屠、老子的书，天下共同传习，与六经并行；他们的门徒夸大自己的学说，认为其中包含大道精微的道理，是儒家不能谈论的，必定要以我们的书为正统。世上的儒者也自我标榜说：“我们的六经从来没有谈过这些，孔子、孟子从来没有涉及这些。”于是跟从并相信他们的书，尊奉他们的道，天下纷纷同流合俗，没有人敢在其中提出疑问，何况能够奋起作一番辩论，同他们较量是非曲直呢？唯独子张子凭借足以名传当世的宏大才智、超越古今的卓绝见识，以博闻强记的学问加以考察，以穷究天理地理的思考加以验证，与尧、舜、孔子、孟子在千载之间相合；他怜悯道理不能彰明，众人迷惑而困苦，天下的道理将要暗淡消灭，所以写下这些话同浮屠、老子辩论。难道是喜欢标新立异吗？实在是不得已。佛教把心看作法，把空看作真，所以《正蒙》用广大天理来驳斥它，又说：“懂得虚空就是气，那么有与无、隐与显、神妙变化、性与命便相通为一，并无二致。”老子把无为看作道，所以《正蒙》驳斥说：“如果不是有两种东西，就没有所谓一。”至于谈到生死，说人死后轮回转生，永不停息。能够摆脱这种轮回，就没有生灭。有人说可以长久生存而不死，所以《正蒙》加以驳斥，说：太虚不可能没有气，气不可能不聚集成为万物，万物不可能不消散而成为太虚。说出这些话，难道是我愿意这样做吗？假使佛、老二家真的掌握了至道的要领和不二的道理，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纷纷同他们争辩呢？之所以辩论，正是想排斥邪说，使人归于至理，让万世之人不受迷惑罢了。假如佛、老二家的学说得到天下信奉，并且出现在孔子以前，那么六经的言论难道会有不谈及它的吗？孟子还勤勉地辟斥杨朱、墨翟；如果浮屠、老子的言论被孟子听到，哪里会有不加以辟斥的呢？所以我说，《正蒙》的言论，是不得已才说的。唉！道只有一个，贯通万世；穷究天下的道理，难道容易吗？是这样的：向上说，最高达到高明之处；向下说，涉及形体和气；说大的，达到没有间隙之处；说小的，进入没有形迹之处。只要有一处穷尽而不能贯通，在道理上就是虚妄。所以《正蒙》的言论，对高深的加以抑制，对卑下的加以提升，对空虚的使之落实，对阻滞的使之通达，把众多归结为一，把合聚的分解开来。总之，它立足于广大、中正、至正的准则：天地凭什么运行承载，日月凭什么光明，鬼神凭什么幽隐，风云凭什么变化，江河凭什么流动，万物的道理由此辨明，人伦由此端正。开端的地方虽然细微，成就功用的地方才显著；懂得德性的人更加崇高，成就事业的人更加广博。本末上下，都贯通于同一道理。超过这个范围的，是放荡逃避的狂妄言论；达不到这个范围的，是邪曲偏颇的卑陋说法。把它推及一切有形之物，都有准则；推及一切无形之物，都有准则；推及最动荡之处，都有准则；推及最寂静之处，也都有准则，没有什么不包括，没有什么不穷尽，没有大的事物可以超出，也没有细小的事物可以遗漏。言论如果达到这样，真是完备了！即使圣人再次出现，还有什么能超出这篇文章呢？元祐丁卯年，我正在为太夫人服丧，苏子又把他的书托付给我，让我为它作序。我泣血接受这部书，三年不能写下一句话。如今服丧期满而我还没有死去，难道还能不为夫子作序吗？虽然如此，微弱的燧火，微小的土丘尘土，哪里能够帮助太阳增添光辉、帮助泰山增加高度呢？只是实在不能保持沉默，所以不能不说这些罢了。门人范育谨慎地作序。《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七目录 宋 王安石 《范镇加修撰制》《高旦可著作佐郎制》《德妃沈氏侄孙献卿可试太理评事制》《磨勘转官制》《王伯恭转官制》《甘昭吉入内副都知制》《崔峄刑部侍郎致仕制》《上时政疏》《论馆职札子》《礼论》《周公论》《三圣人论》《上田正言书》《虔州学记》《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慈溪县学记》《复仇解》《给事中孔公墓志铭》《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王深甫墓志铭》王安国 《后周书序》苏洵 《上仁宗皇帝书》《上富相公书》《修礼书状》《春秋论》《明论》《管仲论》《辨奸》《用间》《六国》《张益州画像记》《上韩昭文论山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