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一目録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一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命编纂注释 宋 苏辙【字子由，眉山人，和兄长苏轼一同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尚书右丞，升任门下侍郎。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洁严谨，极力斥责章惇、蔡京，多次被贬逐，退休后在许州筑室居住，号称颍滨遗老】侍御史林旦权任淮南运副【林旦，元祐元年任殿中侍御史，多次论说政事，极力指出吕忠卿不应仍治理小郡，应当贬到闲散地方来向天下谢罪；后来出任淮南转运副使，最终任河东转运使】淮甸百姓接连遭受饥荒，近来诏令打开仓廪，停止吴、楚地区的漕运来救济他们的急难，仍因缺少粮食而流离迁徙，传到了朕的耳中。朕认为救荒的办法大致都已经实行，只是需要得到贤能的使者，因地制宜地施行，大概才可以有所依靠。你由郎官凭才干任御史，熟悉扬、楚一带的事务【林旦在熙宁年间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升任签书淮南判官】；你替朕前去视察。要均衡徭役，减轻赋税，禁止暴行，收敛奸邪，不要使这些百姓再次遭受困苦。郭逵由退休起用，任潞州知州【郭逵曾以安南招讨使征讨交趾李干德，到富良江斩杀伪王子洪兴，李干德奉表归顺。当时兵夫三十万人，因暑热和瘴气而死的超过一半，班师后获罪，贬为左卫将军】【安置在西京，隐居十年。哲宗即位后，恢复左屯卫大将军之职，退休】秦伯重新任用孟明，所以能够称霸【孟明率军在殽地战败，后来在彭衙交战又败，秦伯仍然任用孟明。第二年攻打晋国，渡过黄河后焚烧船只，晋人不敢出战，于是称霸西戎】；蜀人急忙诛杀马谡，最终也没有取得功业【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兵祁山，马谡在街亭同魏将张郃交战，战败后伏法】。朕在任用人才方面周详，在寻求旧臣方面情意深厚；即使设置干羽舞来怀柔异族，听到鞞鼓之声时也不会忘记将领和臣下，难道能让旧日功勋长久废弃而不用吗？具官郭逵早年学习弓箭剑术，晚年通晓诗书；勇敢而有谋略，整肃而又能从容，威名震慑西部边境，权柄任用达到中枢。向南征伐没有成功，使人叹息伏波将军马援竟被弃置【马援任伏波将军，后来请求攻打武陵五溪蛮，困于壶头山，马援也病死】；退居之后还能进食，知道廉颇还没有衰老【赵王想重新得到廉颇，派使者去察看，廉颇为此一顿饭吃了十斗米，以表示自己还可任用】。在他解除官职之后重新起用，把治理百姓的重任再交给他；有过错而能够改正，难道一时的过失值得一提吗【秦伯说：“我不会因为一个小过失而掩盖大的德行。”指的就是孟明】？处境越困窘，志气越坚强【马援的话】。或许将来还可以期待你建立功业，勉励自己谋求报效，以称当今格外的恩典。范镇任侍读、太一宫使【范镇曾任通进银台司，因为触犯王安石，便以户部侍郎退休。哲宗即位后，任端明殿学士，起用为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治理国家没有比得到人才更重要的，用人没有比访求旧臣更优先的。朕历来选拔贤能俊杰，甚至不遗漏地位卑微的人，只是担心他们的德望尚未充分、典章刑法还不熟练；这就像舍弃千里马而不驾驭，面对漫长道路只能叹息。具官范镇，文章冠绝众士，有扬雄遗留下来的风范；历任三朝，守持刘向那样的忠贞节操。早年侍奉仁祖，首先提出关系社稷的建议【范镇在仁宗时曾上请建储的奏疏十九篇，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也没有人替他说起；到这时韩维向皇帝进言，因此有了这道任命】；晚年劝说裕陵【神宗葬于永裕陵】，又陈述尧舜之道，以义自处，归老不等到规定年限【范镇六十三岁时请求致仕，奏疏上了五次】。亲自与渔夫樵夫交游，对当世已经没有什么要求；姓名载入简册，恍惚间几乎让人怀疑他是古人。如今正值朕继承帝位之初，我日夜思考讲求义理的益处，认为白首穷究经书的乐趣，尚且可以推而与人共享；而寻访真祠、探求道理的游历，则一定要使你退居以养心志。请勉力顺从朕的心意，不要留恋自己所安处的职位【当时哲宗将要任命范镇为门下侍郎，范镇一向不愿出仕，孙祖禹也劝他不要接受，于是范镇坚决辞谢，改任提举崇福宫】。刘挚，尚书右丞【哲宗初年，刘挚任侍御史，执掌宪法数月，贬黜了许多人；当时人把他比作包拯、吕诲。元祐元年升任御史中丞，不久授任尚书右丞】。汉代御史大夫能够尽职，就任丞相；近世执掌法纪、议论不屈的官员，也能补任执政。仁宗优待培养正直之士，开门接受直言，当时有包拯、张升这一类人，都因敢于进言而得以参与听闻国家大政。旧日风俗已经远去，这种风气也寂寥无闻；互相逢迎取悦的风气相承不绝，正直之士也被弃置不用。朕追怀先代正臣，选拔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希望刚直的声音能够接近前代的盛况。具官刘挚，早年以御史身份侍奉裕陵，竭力陈述是非，不避权贵宠臣，流落在外十年【神宗时刘挚论述雇役的十种弊害以及各项新法的不便，被贬为监衡州盐仓】，但志气没有衰退。召回朝廷置于御史台首长之位，首先倡导正直的议论；进而担任中司要职，多次听到他直言弹劾的奏章，声望令人敬畏，国家大事因此得到确定。朕想考察你实际办理政事的能力，所以把右辖之权交给你；国家治乱所系，托付尤其重大。用言论责备别人很容易，用义理约束自己实在困难，你应当努力，不要使辅政的功劳不如你论事的成效。自齐州回来后论说时事【熙宁二年，苏辙上书论事。当时王安石执政，兼领三司条例司，想任命苏辙担任其职。苏辙直言青苗法不便，王安石想派八名使者访求遗利，苏辙又极力陈说不可，王安石大怒，让他任河南推官，监视张方平任陈州知州。张方平征召他为教授，三年后授任著作佐郎】。

译我恭敬地想，陛下天生具有圣人的德性，聪明睿智，不待学习便具备；至于谋划思考、安排措置，又哪里值得我说呢？但近年以来，每逢有所更改，百姓大多不服。大概是青苗法实行后农民没有余财，保甲法实行后农民没有余力，免役法实行后公私都困乏，市易法实行后商人全都受害【这些都是王安石的新法。青苗、免役的注释见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保甲法是把乡村百姓登记在册，每二丁抽取一人，十家编为一保，保丁都发给弓弩，教习战阵。市易法是允许人赊贷，由县官出资货物，以田宅或金帛作抵押，收取二成利息；到期不偿还，除利息外每月还加罚钱百分之二】。上面官吏辛劳困苦，忧虑难以推行；下面百姓愁苦叹息，希望赶快改掉。以上四件事，难道是陛下圣明有所不知吗？臣认为不是。陛下圣明，无所不知。为什么这样说？两年以来，陛下多次作出英明决断，罢免或任用长吏，列举他们的罪过，明白告示臣民；凡是天下人共同痛恨的事，陛下没有一件不知道。如今上天悔过而停止降祸，启发圣上的心意，更换辅佐大臣【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以观文殿大学士出任知河阳府，以吕惠卿、曾布等转任同平章事】。当时监门官郑侠进献《流民图》，皇帝内心受到感动而醒悟，王安石心中不安，请求离职】朝廷内外都欢欣鼓舞，盼望看到宽仁的政令；可是日子一天天、一月一月过去，仍寂静无闻，众人的心惶惶不安，就像长久饥饿却得不到食物。臣虽然愚昧浅陋，却私下独自替陛下感到遗憾。陛下自即位以来，求治之心总是唯恐来不及，本意将要把尧舜时代的盛平超过汉唐的浅陋；不幸左右近臣不明，使事情逐渐衰败到这种地步，天下人谁不知道呢？如今既然知道此人不可任用而把他罢去，却又沿袭他的旧法而不改，还将要用人来替代他、承担责任，这就是臣替陛下遗憾的原因。况且如今天下的安危，聪明人已经无需再加思考了：水旱灾害连年发生，死亡者将近一半；遗留下来的百姓饥饿困苦，盗贼遍布田野；边境尚未安宁，军队在外征战；府库空虚，边地军饷缺少。可忧虑的事情，哪里数得完？政策没有效果，已经清楚可见。然而陛下独自迟疑不决，难道是已经实行过、又废除了它，担心天下人由此窥见您的深浅吗？臣听说君主的德性如同天，天对于万物，有时炎热干旱，赤地千里，草木全都死亡，可以说是暴虐了；但雷雨按时发生，甘美的雨泽充满大地，百谷奋发而起，百姓重新得到粮食，便歌舞赞美天的盛德，而忘记旱灾的暴虐。为什么呢？因为气度广大，改过没有疑虑。假如乌云密布却不下雨，既下雨又中途停止，迟疑犹豫，长久不能决断，那么上天生养万物的恩德就断绝了。《传》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犯错时，人人都看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如今陛下如果确实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澄澈地看待彼此，使得失都不能扰乱自己；去除恶行如同去除尘垢，趋向善行如同救治饥渴，与百姓一同更新。请停止这四件事：已经发放的青苗钱，限三年只收回本金而不收利息；已经编成的保甲，保留在旧籍中而不任其承担事务【当时皇帝锐意裁汰冗兵，王安石想仿效古代寓兵于农的办法，等保甲法完成后逐渐裁撤厢军，百姓更加疑惧】；恢复差役，废除免役条例；使商人自由贸易，废除市易法令。实行一年后观察，如果百姓仍不能安居，水旱再次发生，盗贼再次兴起，财用再次枯竭，确实有一件这样的事使陛下忧虑，臣愿伏受上刑，以谢罪于左右。陛下如果实在不相信臣，几年以后，亲自承受它的祸害便会知道。古人有句话说：“一次惭愧都不能忍受，难道终身都要惭愧吗？”希望陛下替社稷筹划。臣谨慎地列举四件事的弊害，逐条写成献上；不胜愚忠愤懑之诚，冒犯天威，伏候斧钺之诛。《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张方平字安道，神宗初年曾参与知政事。当时朝廷议论任用王安石，张方平认为不可，不久任判尚书都省，竭力请求出任陈州知州；当时苏辙受到张方平征召，随他在陈州任职】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之初，谋划深远，凡有所建言，往往都符合天意。起初议论山陵时，深切忧虑费用太广，推明先帝薄葬的遗命，来诏告主管官司。四方听说后，无不感动流泪【神宗即位，召见张方平，请求节省山陵费用。皇帝说：“奉祀先祖可以削减吗？”张方平回答：“遗诏本来就说要薄葬，按照先帝的遗志实行，可以说是孝了。”又请求减少赏赐，以干兴年间为标准，费用节省了十分之七】。此后一年之间，广泛颁布号令，劝勉宗族，敦厚孝悌之行；勉励州郡，把农桑政务放在首位；恢复转对制度以扩大言路；议论徭役以宽减民力。盛大的德政，无法一一记述。当时天下虽经历大变乱之后，却无不翘首企盼听闻德音，以忘却忧患。两宫欢喜，九族亲睦，群臣百姓蒙受福祉而安定。纷杂的议论不到朝廷，诽谤怨尤之声也不在乡里听见。陛下安闲无为，而天下已经得到治理。陛下如今回头看，当日的政事，有哪些是值得后悔遗憾的？在臣看来，不仅陛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就是天下人也没有谁认为那样做失当。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人〕 因为政令简易，符合人情所安。《易》说：“政令平易就容易使人明白，简约就容易使人遵从；容易明白就会有人亲近，容易遵从就能建立功效。有亲近者就可以长久，有功效就可以扩大。”假使陛下推行这条道路，始终不变，那么臣认为可以长久、可以扩大的功业，就能够实现。后来求治过于急切，用心超过适当限度，奸臣乘隙进献邪说，开始议论开拓边境以迎合皇上的意图。于是延安有谋取横山的计划，保安有招诱西夏部落的计策【治平末年，青涧守将种谔招诱居住在原绥州地区的西夏部落首领嵬名山阴，约定其来降，于是把此事上报。神宗相信了他，种谔进兵果然取得绥州城并据守。夏主谅祚也诱杀知保安军杨定等人，边境事端由此开始。朝廷议论放弃绥州，韩琦认为不可，事情才停止。熙宁四年，种谔又提出夺取横山的建议。横山砦本是西夏土地，名为西攃。元符元年进筑，隶属庆阳府】。陛下给他们金帛，借给他们兵器；小人贪求功劳，考虑祸害不深远，轻率出兵深入敌境，与西戎结怨，夺取尺寸之地而没有实际用处，却耗尽内府历代积蓄。大则使秦、雍疲敝，小则使本人死于敌仇。

译西部边境骚动不安，陛下才第一次后悔。然而陛下天性英明果断，具有汉武帝宏大通达的气量；即使军队、官吏和弓箭法令已经造成祸患，立功的意愿却从未稍减。因此左右大臣揣知这种心意，又进献聚敛财利的说法。陛下乐于听取其中的利益，来不及深入追究其中的祸害，于是全盘接受了。设置条例司，讲求天下的遗利。丁酉年秋天，新政开始出台。从此以来，所有变革多得无法一一计数。其中最大的，第一次是常平青苗，第二次是拣兵并营，第三次是出钱雇役，第四次是保甲教阅。这四项同时推行于天下，官吏疑惑，军民愤怒。进谏争论的奏章交相上达朝廷，诽谤的声音传播到市井。陛下不堪其烦，为此在朝廷上长叹，直到太阳西斜还没有进食。然而还庆幸它能够成功，竭力排斥众人的议论而坚决守行。天下正共同厌恶困苦，却不知道它何时停止。至于拣兵并营的弊害【熙宁二年诏令合并废除各军营。此前军营有规定额数，马军满四百人为一营，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到这时额数仍在而士兵不足，编制不能成形，将领和士卒却很多，赏赐廪给增加十倍，于是开始议论合并裁省】，最先显现出来。武夫凶悍，怨恨最深，造成祸患也最急。陛下知道这样不可行，于是多发给月粮，又收用退伍士卒，以顺应他们的意愿。但陛下既然已经第二次后悔，军中的议论仍然汹汹不安。陛下虽然施加恩惠安抚他们，他们最终却不认为这是恩惠，反而说陛下是害怕他们。不幸边臣失算，又激起戎人的敌意【熙宁三年，夏人修筑闹讹堡，知庆州李复圭派将领抵御，大败而回。李复圭又出兵袭杀夏人的老幼来为自己解脱，夏人于是进入环庆】。帷幄中的大臣谋划不周，不致力于安抚他们，反而致力于扰乱他们。临行派遣执政大臣，把边疆事务交给他，多拨付金钱，预先写好诰敕，以成就他深入敌境的计划【夏人进攻大顺城，各边境聚集的军队达到二十万，平章韩绛主动请求出巡边境，获准后授给他空名告身，使他能够自行任命官吏，不久又命他兼任河东宣抚使】。在这个时候，天下人都知道必然失败了。然而陛下和一两个大臣正认为万事都能办成、万无一失。后来出兵进入无人之境，在无法守卫的地方筑城，使腹心地区疲困，只求取得无益的功劳【熙宁四年，韩绛派种谔出兵横山，袭击啰兀并留下军队筑城，又进筑永乐城、赏逋岭二砦；又修筑抚宁故城以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砦】，使秦地百姓父子流离，肝脑涂地。戎人受到挑衅、疲惫和屈辱，已经筑好的城随即倾覆【夏人来攻抚宁，种谔在绥德茫然失措，新筑的各城全部陷落】；救援的军队相继溃败叛变，四方震动，君臣日夜忧劳；这以后才下诏罪己，把元宰放逐，以向两个边境谢罪【诏令放弃啰兀城，治种谔之罪，责授汝州团练副使，安置于潭州；韩绛因兴兵失败，罢任邓州知州】。这样陛下已经第三次后悔了。这三件事在尚未后悔时，陛下也认为是对的吗，是错的吗？陛下违逆众人之心，竭力推行而不顾，必然认为是对的，不认为是错的。然而最终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如今陛下认为对而尚未后悔的事情，难道不也类似这样吗？臣听说，人数众多而不可欺骗的是百姓；勇猛而不可冒犯的是军队；地势险要而不可轻侮的是邻国。如今陛下已经欺骗百姓、冒犯军队并轻侮邻国了。冒犯军队、轻侮邻国，变化来得快而祸患较小；至于欺骗百姓，变化来得慢而祸患巨大。变化快而祸小，是瓦解的忧患；变化慢而祸大，是土崩的灾祸。如今瓦解的忧患，陛下已经知道后悔；土崩的灾祸，陛下还没有放在心上，这正是臣寒心的地方。《易》说：“不走远就回头，没有大的悔恨，大吉【《复卦》初九爻辞】。”事情尚未败坏时，陛下不醒悟它的错误，必定等到失败后才后悔；如果像前面三件事那样，陛下回头就已经太晚，悔恨也会很大。况且臣观察如今陛下所坚持而尚未后悔的事，也不过三件：青苗、助役、保甲。这三件事的弊害，臣就不再说了。为什么呢？论事者说它们不可行的，不是一个人；百姓毁坏肢体，熏灼耳目，嫁掉母亲、分居另过，贱价卖掉田地房屋来求得免除的，也不是一家。陛下大概也知道了。您却徘徊不改，使百姓无处申诉；再加上水旱灾害，接着发生饥荒，积聚已久的强悍百姓奋起成为群盗，逐渐扩散蔓延，剿灭后又重新兴起；英雄豪杰乘机而起，振臂一呼，就能聚集上千人的队伍。这样一来，胜广式的形势形成，这就是所谓土崩之势。臣担心陛下到了那时，即使想再次悔改也来不及了。所以臣希望陛下把即位之初的政事与今天的事情拿来比较看看：天下纷扰不安，哪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群臣交口争辩，哪有像今天这样众多？陛下听取阅览而感到疲倦，哪有像今天这样频繁？悔恨自责，哪有像今天这样急切？陛下如果确实拿这些来比较，那么不等臣说完，得失就可以自行判断了。况且即位初年的政事，是陛下的本心；今天的事情，是臣下错误的谋划。陛下抛弃即位初年的本心，顺从臣下错误的谋划，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不过，臣私下听说，现今陛下也已经后悔了。后悔却不改变，并非陛下的本意，而是迫于进言的大臣。臣下向君主进献谋略，如果事情没有成功，却改变主张来顺从众人，那么君主就能够测知他的深浅；君主能够测知他的深浅，那么任用或舍弃他的权力就掌握在君主手中，这正是臣下不便之处。臣私下痛惜陛下为了社稷，想改过以安定天下，却被那些贪恋权力、固守职位的大臣坚持不放。陛下聪明睿智，任免本来可以自己决定，却偏偏为此郁郁不乐。汉宣帝与赵充国商议攻打匈奴，魏相反对，认为应当同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以及有见识的人详细商议，才可以决定【元康年间，匈奴派兵攻击汉朝在车师的屯田军，皇帝与后将军赵充国商议，想出兵攻打匈奴右地。魏相上书认为出兵没有正当名义，希望同列侯详细商议】。

译平昌侯王无故、乐昌侯王武，都是皇帝的舅父；平恩侯许广汉，是皇太子的外祖父【这三个人并不比赵充国贤能，但他们与国家共同忧乐，没有侥幸求取功名的心，也没有希望获得爵位赏赐的意图，这些方面远远超过赵充国。赵充国尚且不能听从他们的意见，何况那些不如赵充国的人呢】。陛下将要安定百姓、保卫国家，却同喜欢功伐、贪好权利的人谋划，臣不知道这有什么可取。臣不胜区区忘身忧国的诚意，因此地位疏远而言语急切，惟愿陛下明察。《再论分别邪正劄子》【元祐初年，重新整顿各项政务；只是元丰旧党分布在朝廷内外，多次制造邪说来动摇在位者。吕大防、刘挚对此忧虑，想稍微引用他们以平息旧日怨恨，称为调停。宣仁太后疑虑不决，苏辙当面斥责这样做不对，又上疏进言】臣本月二十二日在延和殿进呈劄子，论述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处在朝廷，于是又口头详细陈说，以此冒犯圣听。臣私下观察圣意，似乎并不认为臣说得不对；但天威近在咫尺，言辞仓促，有些意思没有说尽。退下后伏地思考，假如让邪正之人一同进用，都能参与听闻国家政事，这正是治乱的关键，也是朝廷安危所系。臣幸蒙圣恩，主管国家法纪【苏辙当时任御史中丞】；臣如果不进言，谁应当挽救这个过失？臣谨慎地再次考察古今，考究圣贤的格言，没有不说亲近君子、斥退小人，君主就尊贵荣耀、国家就安定快乐；疏远君子、进用小人，君主就忧愁受辱、国家就危险败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并不是一个人的私言。所以孔子谈到治理国家时说：“放逐郑声，远离谄佞之人。”子夏论说舜的德行时说：“举用皋陶，不仁之人就会远去。” 论说商汤的德行时说：“举用伊尹，不仁之人就会远去。” 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时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凡是典籍册书所记载的这类话，多得不可胜数。至于《周易》的论述，尤其详尽严密：都认为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天地的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是阴阳的反常。一个阳爻在下，卦就是复；两个阳爻在下，卦就是临。阳气虽然还不旺盛，但处在中位而得其地，圣人知道它有可以进取的道路。一个阴爻在下，卦就是姤；两个阴爻在下，卦就是遯。阴气虽然还不强盛，圣人已经知道这是可怕的渐变。至于处在天地正位、得到阴阳和谐的，只有泰卦。泰卦的卦象，是三个阳爻在内、三个阴爻在外。君子既然取得了职位，就可以有所作为；小人安置在外，也能安宁而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把它命名为“泰”。泰就是安的意思，说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安定。正当泰卦之时，如果君子能够保住职位，在外安置小人，使他们不失去自己的位置，那么天下的安定就没有尽头。只怕君子取得职位后凭借势力凌辱小人，使小人处在外面却不得安宁，那么形势将必然反转。所以泰卦九三爻说：“没有平地不变成陡坡，没有前往而不返回。”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告诫深切而详尽，教诲人的道理已经极其完备了。只是从未听说因为担心小人在外面不高兴，便把他们引入内廷来给自己留下祸患。因此臣先前所进的劄子也认为，小人绝不可以任为心腹；至于治理、镇守四方，奔走办理各种事务，则可以各随其所长，不偏废任何人；宠幸、俸禄、恩赐彼此一律相同，使人找不到偏私的痕迹，也就如此而已。若竟然把他们引入内廷，犹如害怕盗贼想得到财物，反而引导他们进入寝室；知道虎豹想吃肉，反而为它们打开兽苑。治理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势同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旦争斗，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忍受羞耻，攻击他们很难使他们离去；君子洁身自好、看重义理，知道道义不能实行，就一定先行退避。所以古语说：“一枝香草和一株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还会有臭味。”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过去先皇帝凭借聪明圣智的资质，痛恨颓靡的风俗，将要用纲纪治理四方，追踪三代的盛治。如今看来，他的设想本来就不是汉唐君主所能比拟的。然而当时辅佐的大臣不能顺承圣德，制定各种法令，大多都使百姓不满意。等到二圣临朝执政，顺应百姓的愿望，取来那些法令加以更改，上下都欢欣喜悦。此时先朝掌权的大臣都排列在朝廷中，自己知道上违背天意、下失去民心，徘徊不安，局促惶恐，仿佛无所措手足。朝廷虽然没有斥逐他们，他们的形势也自然不可能再留下了。还依赖二圣仁慈，没有加以谴责，只把他们宽宥在外，这已经很厚待了。如今政令已经取信于民，事情的大势也完全安定；可是议论者被浮泛的说法迷惑，竟想招回并接纳他们，同他们共事，想借此调和他们所属的党派。臣认为这些人如果回来，难道肯就此罢休吗？他们必定会残害正直之人，逐渐恢复旧事，以满足私人的怨恨。臣下遭受祸害还不值得一提；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掌权柄已经二十年，建立党羽，遍布朝廷内外。一旦失势，窥伺机会的人很多，所以他们制造言论，动摇皇帝亲近的人，用祸患胁迫，用利益诱惑，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臣虽然没有听到他们具体说什么，也大概能够料到。听到的人如果又不加审察，仓促间便认为是真的，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臣听说管仲治理齐国，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使伯氏吃粗粮，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诸葛亮治理蜀国，废黜廖立、李严为平民，把他们迁徙到边远地方，长久不召回。诸葛亮死后，两人都流泪思念他。骈、廖立、李严三人，都是齐国、蜀国的显贵大臣。管仲、诸葛亮之所以能够诛罚显贵大臣而使他们没有怨恨，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赏罚必定公平，措施必定适当；国人都知道他们所给予的不是私恩，所夺取的也不是私怨，所以即使是仇敌，也没有不归心的。如今臣私下观察朝廷任用、舍弃、施行、设置之间，不合人心的地方还不少；他们心中怀有不满，那么不服从本来就是应当的。如今却想直接招回并接纳他们，以平息彼此的嫌隙，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的贤才，四方就会受到教化【《大雅·抑》篇】。”陛下如果确实担心异同反复，只应长久任用才性忠良、见识思虑明达审慎的人；只要有四五个人常处在要职，即使还比不上皋陶、伊尹，不仁之人也自然会知道远离。因此臣希望陛下从圣心作出决断，不要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用，后来产生后悔咬脐也来不及的遗憾，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臣既然任职执掌法令，如果看见用人不合道理，没有不进言的；进言不被听从，也不会就此停止。这样一来，异同的迹象反而更加显著，不如陛下早早作出英明决断，使彼此的痕迹都泯灭无从看见，这才是好事。臣所受恩德深重，所以冒昧在事情发生之前进献言论，罪当万死【奏疏送入后，宣仁太后命宰执在帘前诵读，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兼用邪正，他的话极其合乎道理。”诸臣也跟着赞同，调停的主张于是停止】。《元祐会计录序》【元祐初年，苏辙由中书舍人升任户部侍郎】。

译臣听说汉高祖进入关中，萧何收集秦朝的地图户籍，全面了解四方财富盈亏、强弱虚实的情况，汉高祖依靠这些得以兼并天下。丙吉任丞相时，匈奴曾侵入云中、代郡，丙吉让东曹考核查问边境琐事【张晏说：“琐，就是记录。”】，列出军队粮食有无、将领官吏才能高下、进退迟速等情况，于是指挥部署便确定了。由此看来，古人能够在帷幄中运筹而在千里之外制胜，靠的就是图籍的功劳。事情如果由官府办理，必定会见于文书；事情开始时没有不完备的，只是担心事务太多而容易遗忘，时间久了容易湮灭。几十年后，人已亡故而书籍散失，无法考察的事情就多了。唐代李吉甫开始登记记录元和年间的国家财政，大小事项一概包括，没有不完备的。宋朝三司使丁谓等沿袭这种做法，编成《景德书》《皇祐书》《治平书》《熙宁书》，网罗一时财政出入的情况，前后八十多年，始末本末相互承接，使主管官司能够处在今日而了解往昔，参酌异同，因时制宜；这就是前人作书的本意。臣因才德不称而任职地官，上承元丰年间留下的事业，亲眼看见二圣的新政；时事的变迁、财赋的增减，都可以据实陈说。臣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初，天下分裂，租赋收入还不到如今的一半；然而宗室人数尚少，诸王不过几人，任官者也少，从朝廷到郡县都不能配备充足，官员、士卒精练，常常以少胜多。凭借这三点，所以能够在不足中奋发而起，常常宽裕得好像还有余力。等到各个割据国家归附，珍宝贡品接连不断地在道路上运输，府库充满，创建景福内库【景福是宫殿名，艺祖在此另行储藏绢帛；元丰元年才改名为景福库】，收入并储藏金钱，作为消灭敌人的准备。太宗沿袭此法，攻克平定太原；真宗继承它，使契丹归服。两种祸患既已消除，天下安乐，日益富足，所以咸平、景德年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功德，不知道怎样节制，于是请求封禅泰山、祭祀汾阴、礼敬亳社；皇帝车驾所到之处，费用动辄数万；玉清宫、昭应宫、崇禧宫、景灵宫又相继兴建，历代积蓄消耗很多。后来昭应宫发生灾祸，臣下又以营造修缮进言，大臣极力争辩，章献太后有所醒悟【真宗刘后】，于是大力停止营建，使天下休养生息。仁宗仁厚圣明，清净内心、减少事务，以使天下获得安宁；然而百姓和物产繁盛，还没有恢复原来的水平，夏贼又暗中发动，边境长久没有防备，于是下令增加军队来抵御敌人，急征赋税来供养军队；虽然间或拿出内藏的积蓄来求得缓解民困，四方还是骚动不安，百姓不能安居。后来西戎已经平定，但增加的军队没有恢复原状，于是又加以裁汰。随着宗室子弟繁衍，宫邸充满；官吏冗余积聚，人员超过职位；财力不能供给，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英宗继承帝位，慨然有挽救弊病的意图，群臣肃然注视，几乎要看到焕然一新的政局，但大业没有完成。神宗继承天下，愤恨流弊积累，忧虑财力损耗；临朝处理政务之初，谋划富国强兵，主管官司奉承执行，却违背了本意。先实行青苗、助役，使农民困苦；接着实行市易、盐铁，使商人困顿。谋求利益的途径层出不穷，不专属于三司。于是上面国家收入枯竭，下面民力困乏。又加上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费用一天就达千金。虽然后宫内库另有储藏，时常拿出来资助，国家也疲惫了。如今二圣临朝，正恭敬沉静、无为而治，寻求百姓的疾苦并加以医治；凡是使百姓不便的政令，没有不废除的，百姓也稍得休息。然而西夏不肯归顺，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国家各种用度大多超过前代。在这个时候，却不思考救济的办法，难道不是危险吗？臣历观前代，守住盈满、保持成就，比创业的君主更加艰难；大概盈满必然溢出，成就必然毁坏，这是事物的极致规律，无法逃避。在盈满和成就之间，如果没有德行就不能安定，没有法度就不能长久。从前秦、隋强盛时，并非没有法度；内设百官，外列郡县，直到汉、唐仍因袭实行，最终却都只到第二代便灭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德行来使国家安定。汉文帝恭敬节俭、少有欲望，专心用德行教化百姓，百姓富足而国家安定，后世无人能及；然而他死后，七国发动叛乱，国家几乎陷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用贤能，接受直言，有明主的风范；然而亡国不久，子弟在内叛乱，刘渊、石勒等在外作乱，于是失掉国家。这两位皇帝，都是没有法度使国家长久。如今二圣的治理安定宁静、仁厚宽恕，德泽积累于世，秦、隋那样的忧患，臣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然而国家空虚困乏到了极点，法度又没有建立；即使没有汉、晋那样强臣、敌国的祸患，几年之后，国家用度耗尽，臣恐怕也不能安枕而卧。因此臣希望把话说完：所有会计的实际情况，取元丰八年作为基准，而把它分为五项：一是收入支出，二是百姓赋税，三是课税收入，四是储存运输，五是经常费用。五项完备后，再把现有的数目写出，列成总表，那么天下的财政大计就可以清楚说明了。至于内藏右曹的积蓄和天下分桩的实际数目【宋朝沿袭唐代上供的名目，确定为每年的定额；其余的利益则交给州县储存管理】，如果不是从前三司所掌管的，就不收入会计之中，准备另行写入其他书，以供查阅。臣谨慎地作此序。《君术二》【进献《君术》五篇，录取其中两篇】。臣听说，想要寻求驾驭天下的办法，必须先明白天下人的情性；如果不先明白天下人的情性，那么与没有办法有什么不同？关于驾驭天下的方法，臣本来已经略微说过了，现在又想私下谈谈人的情性。假如天子都能得到贤人并任用他们，难道就可以无忧了吗？其中仍然有奸邪之人的情性，不能不知道。臣听说，有人喜欢追求高尚名声，看到财物就推让给亲属，看到职位就让给下属；天子进用他并以礼相待，他就以此为喜；如果进用他却不以礼相待，那么即使强迫他，他也不肯享用俸禄，竭力保持抗拒羞耻的节操，以此在天下获得高名。像这样，天子却不了解他的情性，反而用厚利豢养他，那么他的内心就会郁郁不平。有人喜欢追逐丰厚利益，看到俸禄就接受来优待自身，看到利益就获取来充实家产；良田大屋，只要给他这些，便可以招致他的才能。像这样，天子却不了解他的情性，反而用高尚名声勉强他，那么他的内心就会缺憾不悦。在他们中间，人本来没有争强好胜的习性；如果有争强好胜的习性却不稍加柔和，就会愤怒争斗而不和睦。人本来没有互相憎恶；如果有互相憎恶却不稍稍回避，就会只顾发泄私怒而不求事情成功。本来刚强的人不要折辱他，本来畏惧的人不要强迫他；强迫他就将不能胜任，折辱他就将不能振作。

译以上这些，都是为了使用他们的才能而不伤害他们的内心。但这还不是驾驭天下奸雄的办法。臣听说，天下的奸雄，用心非常深沉，而外在踪迹非常隐微；将要经营东方，却在西方显露形迹；将要取得右方，却在左方发动攻击。古代有人想取得君主的权力，却不向君主直接求取，而是悠闲游荡，听从君主想做的事，使君主得到所想要的东西，洋洋自得地放纵自己，以此把天下的权力释放出来。天下的权力既然离开君主却无所归属，然后他才慢慢起来收取，所以能够夺取权力而君主却不知道。古代有这样做的人，李林甫就是一个【李林甫是唐玄宗时的宰相。史书称玄宗在位多年，厌倦处理万机，常让大臣接见应对，受到拘束而难以顺从私欲；自从得到李林甫，便把一切交给他办理。李林甫杜绝逆耳之言，放纵玄宗尽情宴乐】。一个人既然取得了这种权力，就想独自占有它；独自占有后，常常担心天下人联合起来倾覆他。人只有能够先保全自身，才能谋划对付别人；连保全自身都来不及，却想谋害别人，实在困难。所以古代的权臣常常制造天下人的争斗；天下人彼此争斗而不能解脱时，形势就使他们无暇顾及我，因此可以长久居于权位而不能被罢免。古代有这样做的人，也有李林甫【玄宗时，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想求实封，宰相张九龄坚持认为不可；李林甫把这件事告诉牛仙客，牛仙客第二天见皇帝，哭泣着推辞官爵。玄宗想实行封赏，张九龄仍像原来一样坚持上奏，玄宗发怒变色斥责张九龄，李林甫又从中挑拨诬陷，张九龄于是罢相】。世上的君主如果没有喜爱善行的心，即使幸而有喜爱善行的心，天下的小人也将利用这一点来作奸。为什么呢？因为君主有喜爱善行的名声，却不考察行善的实际；天下的善行固然有可以说成恶行的，天下的恶行也固然有可以装饰成善行的。他知道我想行善，有时便先以善事开始而终于造成恶果，有时便把天下的恶行指称为善行并加以粉饰。古代有这样做的人，石显就是一个【石显是汉元帝时的中黄门，能够探察君主隐微的意图，时常归附君主、取得信任作为凭证，专擅权力干预政事，又能设置欺诈变化为自己解脱】。一个人将要制造这种祸端、建立这种事情，必定先取得君主的同意。想要成事而君主有所不悦，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古代的奸雄，用君主必定不能做到的事情去胁迫他；既然那件事不可做，君主便会转而听从我的意愿。古代有这样做的人，骊姬劝说献公，使他年老退位以躲避祸患，就是这种情形【骊姬诬陷申生，对献公说：“君主何不年老而把政权交给他？他取得政权后实行自己的欲望，得到他所索求的东西，便会释放君主。”】以上这些，都是天下最真实的情态。所以圣人看见它的开端，便推求它的结局；听到它的声音，便推知它的形状。只有能够在事情尚无缘由时察知人的用心，天下才没有人能够欺骗他。为什么呢？表面无故，必定另有其故。古代贤明的君主在上，天下的小人潜伏而不敢显露。小人难道能够没有干预天下的意图吗？只是君主一旦揭示出他们的情态，攻击到他们的弊病，他们便惭愧羞耻、退缩不前而不敢进用。臣希望天子明白了解君子的情性，以此培养当世贤能、公正的卿大夫；又深入考察小人的弊病，以断绝他们逐渐进用的途径。这也是天下最明智的做法。《君术四》。臣听说，古代君臣之间彼此信任如同父子，彼此亲爱如同兄弟。在朝廷之中，他们从容和悦，欣然相处而没有隔阂，无话不说，所说无不尽意；心胸敞开，心意平和，内外都洞然通达，终身也看不出彼此的裂隙。在这种时候，天下人出仕来侍奉君主，把性命交给上位者，而没有忧惧，安定心神、平和气息来观察天下的政事，坦荡放开自己的志意，有所作为，而君主也不猜忌他们。他们所凭借的根基十分牢固而没有疑虑，所以士大夫都敢于进取，专力建立天下的大功。到了后世，君臣彼此猜疑，都有猜忌防备的忧虑；君主不敢把真心完全交给臣下，臣下也不敢直率地按自己的意愿办事。君臣双方彼此抵牾而不相信用，上下相顾，战战兢兢，不能自安，又哪里有闲暇顾及天下的利害呢？所以天下的事情常常扰乱失败而没有成就。我私下对此感到悲伤，认为弊病在于防禁太过严密，而督责太过急迫。古代圣人，极其严厉却又有极其宽厚之处，极其简易却又有极其险峻之处，使天下人有容易信赖他的地方，也有无法测度他的地方；在不同地方各自适当运用而不失分寸，所以天下人敬畏他的严厉，却又乐于他的宽厚。至于后世的君主，只知道治理天下不可以过于宽松，却把这种做法用在君臣关系上，使公卿大臣整日忧惧，不能安闲舒展心志来为君主竭尽力量，只能成为畏惧威势的人；又只知道治理天下不可以过于严酷，却把这种做法用在法律事务上，使天下官吏欺瞒上级，得以苟且保全、求得容身，不畏惧天子的法令，反而自以为是在施行恩惠。大概他们运用这些方法如此悖谬失当，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天下人从上面的百官到下面的庶民，人数哪里能穷尽？天子却以一己之身寄托在他们中间。若论人数的势力，天下人极多，而天子极少；若论智谋、诈术、机巧和虚伪，天下众人中本来必定有人超过天子。我想以天子的威势临制他们，他们便会有所畏惧而不敢说话；多设置防备来抵御他们的变诈，他们的智慧就会有超出这些防备所能控制的地方。因此古代圣人用最大的诚意推诚相待，用最大的威严来驾驭，用最大的宽容来容纳，用最平易的态度来对待，以君子长者的心胸对待天下士人，而不防备他们行诈；谈笑议论，无所不涉及，以此打开他们的欢心。所以天下士大夫都欣然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因而有所羞愧，不忍心再行欺诈。他们办事努力，行动果断，没有忧惧而不敢作为的意思。他所任用的人，即使是自己的兄弟朋友，也不顾虑徇私的名声；他所诛杀的人，即使是与自己有仇、曾有细小嫌隙的人，也不顾虑被嫌疑为报仇。为什么呢？因为君臣彼此信任深厚，这就是所谓极其严厉却又有极其宽厚之处。然而如果大吏纵横放肆，犯法而无所顾忌，成为天下人所指责、法律所应当惩处的人，那么即使是天子也不能有所偏袒，总要释放刑法的威力，使他一经定罪便不可解脱，然后天下人才知道有所畏惧。这就是所谓极其平易却又有极其险峻之处。这两种做法事情不同，却相互配合而发挥作用。因此，极其宽厚，天下没有颓惰萎靡的风气；极其险峻，君臣之间也没有猜忌防备、逼迫不安的忧虑。只有能够沟通君臣之间的欢悦，同时完全施行刑法所禁止的事项，才可以达到这种境界。

译臣事防一【《进防臣事十道录》四道】臣听说，天下有权臣，也有重臣。这两种人的外在行迹相近，难以分辨。天下人知道厌恶权臣的专横，于是世上的重臣也被一并排斥在外。权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有；而重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的外表，却不考察其中的区别；看见他们都侵夺天子的权力，却不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相同，因此一概嫉恨他们，没有什么喜欢的，这也太过分了。权臣所做的，正是重臣深恶痛绝的；重臣所取的，正是权臣不屑顾及的。想成为权臣，必定要在内取悦君主之心，曲意顺从而无所违逆；在外暗中窃取生杀予夺的权柄，黜退或升迁天下之人，以显示自己的权力，同时掩盖君主的威势和恩惠。对内能使君主欢喜爱悦，无不顺从自己而安于让自己居上；对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不归附听命，争相成为自己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在一起成为一体，然后权臣的势力才形成而不可动摇。至于重臣却不是这样：君主有所作为而不可以，他一定争辩；争辩不能改变，而事情又确实不可听从，他便独自实行而不顾虑。等到事情成败的结果显著之后，君主的心反而会释然，自行明白过来。重臣在朝廷之中，天子会因此肃然有所畏惧，士大夫也不敢在他身边安逸放纵、懈怠怠惰。爵禄、庆贺、赏赐，他可以参与议论是否适当，却不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恩；刀锯、斧钺等刑罚，他可以参与防止使用轻重失当，却不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势。总之只是要使天子遇到某些事情不能任意而为，使群臣有所震惧罢了，却不能从中取得私利。为什么呢？做重臣的，不等待天下人归附自己；做权臣的，也没有必要使天子畏惧自己。所以只要根据他们办事的行为来观察其用意所在，天下还有谁可以欺骗呢？因此臣说，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假如天下没有重臣，那么朝廷的事情就只听凭天子所为，没有人能够表示可否。即使天子有采纳谏言的明察，而百官畏惧战栗，失去了往日尊重正直的气势，又有谁肯触犯忌讳、冒着罪责替天下人进言呢？他们只会在小小的得失问题上才敢上奏喧哗而无所顾忌；至于关系国家大事、安危存亡的事情，就会闭口退去，谁敢说出来而承受灾祸呢？这是君主最大的忧患。可悲啊！后世君主只看见天下的权臣出入时唯唯诺诺，以为这就是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暗中败坏国家的原因；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毅果敢，喜欢违逆自己的意旨，便以为他们不恭顺，却不知道他们是出于社稷的忧虑。这两种人混淆在心中，不能辨别邪正，所以丧乱接连发生却不觉悟，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从前卫太子聚集军队诛杀江充，武帝震怒，发兵攻打太子，京师甚至使丞相与太子彼此交战；太子战败逃走，武帝又使天下军队穷追其去向，铲除他的踪迹。在这时候，假如有重臣挺身而出承担此事，拥护并保护太子，等待皇上的怒意稍稍平息，逐步揭示其中被蒙蔽的情况，消解皇上的愤怒，那么他们父子之间还可以保全。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其中情形，却不敢说话。臣愚见认为，凡是治理天下，应当设法培养重臣的威望，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和顾忌，在紧急关头能够坚忍持重，不被意志所夺。臣私下观察，如今四海没有变乱，非常之事理应停止而不发生；但等到今天才考虑这些，也还可以避免将来的忧患。不然的话，谁能知道果真不会发生，而不预先筹划呢？或者臣听说，当今的弊病在于法令禁条过于严密，举步稍有不合律令，执掌法律的官吏便加以指责，而不追问其用意究竟在哪里。因此即使是天子的大臣，又哪里敢在法律之外有所作为，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替天子筹划，不如稍稍放宽法律，使大臣能够有所坚持，而不被法律夺去行动的余地。从前申屠嘉担任丞相时，竟召来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堂下，责问他的过错。当时邓通几乎被处死而无人救助，天子知道此事也不认为奇怪，而申屠嘉最终也没有成为汉朝的权臣。由此看来，重臣对于天下有什么损害呢？臣事策四 臣听说，天下的祸患没有固定的所在。只有看见天下的祸患便除去它，随着它所处的安定之处而采取相应措施，才可以长久没有忧虑。有些浅薄之人，看见祸患发生在东方，就全力对付东方而忘了西方；看见祸患发生在外部，就专心对付外部而忘了内部。因此祸患从无常之处产生，变故从无法预料之处发生，没有人能够挽救。从前西汉的祸患，在文帝、景帝时，天下人无不认为必定会起于诸侯势力过强。然而到了武帝时，七国之乱留下的势力日渐衰微，天下平坦安定，人们环顾四方，以为没有忧患。可是渐渐衰落，到元帝、成帝之间，朝廷中的强臣实际控制了国家的命运，于是汉朝灭亡而不能继续祭祀。世祖、显宗平定天下之后，认为世间的祸患无不在朝廷强臣；而东汉的灭亡，其祸患却是从宦官那里兴起的。由此看来，天下的祸患，哪里是预先防备某一处就能防住的呢？人将要死时，有的因过度劳累而患病，有的因饮酒而患病。天下人看见有人因此而死，便说一定不能劳作和饮酒，这不也是拘泥而妨害事情吗？那些人死亡，必定有某些因素为之开启祸端。因此劳作能够造成灾祸，饮酒能够导致疾病，但天下人难道一定都死于这些原因吗？

译从前唐朝末年和五代的动乱，动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天下各地的军队分别隶属于各自的将领，大的有数十万人，小的也不少于数万人。将领们抚慰、安养士卒，给他们华美的衣服和丰足的食物，与他们同甘共苦，顺从他们的爱憎；更严重的，甚至把他们当作儿子抚养，并让他们承用自己的姓氏。所以当时军队中的士卒只知道自己的将领，而不知道天子的恩惠。君主有所命令，他们不听从而听将领的；将领所做的事情，即使是极大的奸恶不义，也没有人违抗。因此动乱发生时，奸臣擅自发号施令，拥兵自重而无法控制。然而在他们还没有作乱时，攻打什么地方就一定能使其投降，防守什么地方就一定能守得牢固。优秀的将领和强劲的军队遍布天下，他们摧毁、击败、灭亡敌人的战果，足以使天子郁积的心情得到痛快，并在外部抵御敌国突然发难的祸患。为什么呢？因为士兵安于自己的将领，乐意听命效力。可是当今世人于是把唐末五代的动乱作为戒惧，却不吸取其中的功效；天下军队有数百万人，却不预先培养固定的将领。带兵的将领没有亲信爱护、以之为腹心的士兵，士卒也没有依附将领、愿意为他效死的人。所以任命将领的那天，士卒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都不敢抬头看他的脸。不敢抬头仰视，正是祸患的根源。这种祸患，并不是有被胁迫者成群而起的灾祸，而是平时便畏惧并怨恨将领，到了紧急时刻便没有任何甘愿忍耐、效死的心意。这两点是用兵的大忌，当今的人大概也已经知道了。然而他们不敢改变，是害怕唐末五代的祸患。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有这种利益，就必然有这种危害。天下不可能有完全的利益，这是圣人也做不到的。既然如此又能怎么办呢？圣人所能做到的，关键在于不把利益推到尽头。利益尚未达到极点便改变方法，使危害还没有到来，事情已经转变，所以能够享有天下的利益而不承受它的危害。从前唐末五代的制度，难道不是对当时有很大的利益吗？只是利益已经耗尽却不知道改变，所以危害便随之产生。因此我太祖、太宗认为不能长久实行，便改易政事，以求一时的安定。做将领的，削去他的兵权；带兵的，使士卒不认识将领。这些都是为了堵塞天下人的私恩，破坏他们的私下谋划。他们的意思是认为这样足以改变五代豪强将领的风气，并不是认为这种制度可以让后世长久采用。因此臣认为，在当今时代，如果不改变现行法制，就无法求得成功。况且要取得天下最大的利益，就必然有所触犯。天下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既想享受最大的利益，又顾全全部安稳，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的弊病在于不愿有所震动，却只想取得天下的利益；不愿有所劳苦，却想终于使天下安定。如今想让人取得成功，必须先把兵力交给他，那么首先就要致力于选择将领。选择将领而得到合适的人，假如确实知道他忠诚，即使把天下的兵力都交给他也不用忧虑，何况只是数万军队呢？从前唐朝的动乱，造成变乱的并不是朝廷任命的将领，而都是盗贼之徒，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任命为将领的人。所以对于将帅，难道一定要全部怀疑他们会成为奸臣吗？关键是不要害怕选择将领的劳苦，从而反而破坏天下最大的利益。天下的祸患，难道一定就在这里吗？臣事策九 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不致力于违逆人心。人心所趋向的，就顺着它；人心所厌弃的，就废弃它。所以天下人乐意服从他的作为。只有某一个人的欲望，不能施行于天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加以纠正而不采用。这并不是认为天下人都不能顺遂其心意。远古民众刚开始生活时，一出生就有饥寒以及男女配偶方面的忧患；饮食和男女关系，是天下人共同的欲望。圣人不求断绝这种情感，又为它制定礼节制度，教人炮烧、火燔、烹煮的饮食方法，以及婚嫁、生育、养育的道理，使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天下人安于他的法度而不怨恨。后世有些浅薄之人不通晓其中本末，认为礼义的教化都是圣人所创造出来用以限制天下邪僻行为的；只看见天下邪僻放纵的人都不便利于礼义之法，便想一味违拗天下人的情性，放弃他们所喜好的而施行他们所厌恶的，这实在是多么不加思考啊！况且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另行设置某种东西来驱使天下人，大概只是因循天下人所安定的事情而成就其法度，如此而已。假如圣人不同天下人同心，违背众人、改变世俗而树立自己的学说，那么天下人有多少不会反叛离去呢？如今的议论者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人的私欲必定有害于国家的公事，而国家的公事也必定会违逆天下人的私欲，于是把二者分开，使天下公私之间如同胡地与越地一样不能相通，不顾人情所不安，只求显示自己所做的是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大概事情不能通达，没有不是由于这个缘故。人的情性，如果不是自己乐意的事却强迫他去做，就都会有郁郁不快的心情，因此所做的事情不能成功，所任用的人也不能称职。臣听说如今的制度，出生在南方的官吏一定安置在北方，出生在东方的必定派往西方；岭南、吴越的人必定要冒着严寒、踏着霜雪，去办理燕赵的事务；秦、陇、蜀、汉的士人必定要渡过江湖、冲冒雾露，去守卫扬越的地方。即使上级逼迫他们前往，他们也没有不服从的，但望着所要去的地方，便怨叹咨嗟，不能自安。官吏和士卒在道路上送往迎来，远的要跋涉数千里，财物耗尽，困顿疲惫在外地；到达之后，彼此的爱憎不能沟通，风俗也不相习惯，耳目所见、饮食所适，都不能合宜，好像寄居在他乡一样，心中总是烦乱不舒，多日想着离去而不得，只能考虑长久的打算。百姓不喜欢这样的官吏，官吏也不能适应当地风俗。

译这两方面彼此抵牾而不能相合，因而没有余暇有所施行；而官吏滞留在任地，没有不自以为那里是天下最差的地方。如今的法令规定，做官的不得回到自己的乡里，即使相隔数百里也往往不允许；又以京师所在之处来确定天下远近的次序。凡是京师人所谓的近处，都是四方人所谓的极远之地；京师人所谓的远处，有时却是四方人所谓的近处。如今想用近处来优待那些劳苦已久的官吏，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不乐意，正是这个缘故。况且人出生在乡里之中，亲戚和祖坟不过在百里之内；到了千里之内，便好像道路上的陌生人，又有什么地方可以施展私情呢？何况风俗彼此安适，上下彼此信任，知道当地的利害，也熟悉当地所喜所恶；住得近的安心居于近处，住得远的乐于处在远处，两方面都各自得到所求，便没有请求离去的心思，耳目开明而心志不乱，可以容纳并建立功业。这几件事大概也不会损害国家，却偏偏固守这种小小而无益的所谓公道，这难道是王者的本意吗？况且三代时期，九州之中建立的国家有一千八百个，大的不过百里，小的数十里；在数十里的范围内，百姓中有做士的，也有做大夫的，凡是用来治理本国百姓的人，也都是本国人，哪里需要异国之人然后才任用呢？臣愚见认为，像这类做法都可以一概革除，以顺应天下人的愿望。如今假使天下的官吏全都一样会作奸，那么即使不是本乡本土的人，也不能有所优容；如果认为某人可以任用，即使他身处父母之国，又何必一定设置条目来防备弊端？更何况只是把他安置在相隔数百里、上千里的地方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臣事策十 臣听说，大人的道理，实行它便可以命名，命名它便可以说明，公布于天下而没有疑问，施行到后世而没有惭愧。它堂堂正正地立于四海之间，即使是一个普通士人，也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安心，这大概就是大人的道理吧？如今天下人，凡是天子能够役使其劳力的，谁不是如此？天下人也都不敢认为这是错误，这确实是取得了可以役使他们的名义而役使他们。因此天子安坐在上面，士大夫在下面替他奔走。大的替他谋划策略，治理百官来完成大事；小的替他核查米盐，监督鞭笞，奉行小职。文官替他办理簿书、财计，详细记载出入取予的数目，使天下人不敢欺骗；武官替他披挂铠甲，穿上革甲，练习战阵攻斗的事情，使天下人不敢侵犯。他们劳苦筋骨，耗尽思虑，更严重的甚至舍弃首领，把尸骨暴露在原野上而不知躲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享用他的俸禄。至于田野中的百姓，耕田而获得食物，有的人一生都不到市井；然而到了应当缴税、可以服役的时候，便奔走在县吏面前，恭敬谨慎，合乎礼仪，不用教导便自然熟习；其中最艰难的，甚至让他们斩杀捕捉盗贼，挽弓巡逻，疲惫困顿也不敢请求免除，这难道不是因为食用他的土地吗？所以天下人凡是天子能够取得并役使的，都可以为之命名。臣尤其奇怪，府史胥徒古代都有俸禄来养活家人；俸禄不足的，还可以按人口领取田地，以补足供给。正因为这样，才能使他们竭尽力量办理公事，而不顾虑自己的私家筹划。大概周代所谓的官田，就是府史胥徒的田地。可是当今的法令，把市井之人收取来补充为吏，他们没有俸禄养活自己，也没有田地养活妻子儿女，又有鞭打、扑责、杀戮、侮辱的祸患，而天下人却都乐意做这种人。他们所承担的责任非常繁多艰难，役使他们的名义却无法说明；更严重的，还要让他们先交钱，然后才补为吏。即使因此免除其他差役，所得的免役利益也不足以补偿他们终身的劳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天子以没有名义的事情役使他们，天下人也愿意以没有名义的事情来服役，这难道可以不探求其中的实情吗？天子把四海的事务全都托付给臣下，郡县的官员又把事务全都托付给郡县的小吏；刑法轻重、财用多少，无不在他们掌握之中。因此掌管仓库的能够盗窃，审理狱讼的能够作奸。作奸所得的利益，上可以养活父母，下可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们之所以无缘无故而安然作奸，就是这个缘故。因此，即使没有爵禄的奖赏，也可以役使他们；即使有刑罚、杀戮和耻辱的祸患，他们也不肯舍弃这种差事而离去。上面的人驱使他们没有俸禄的身体，却用有俸禄的法令来对待他们，安然视之而不觉得奇怪。这就是公家驱使他们作奸，以抵充他们本来应得的俸禄，竟把这样的人看成可以役使的。这样一来，还能拿什么向天下示范呢？臣愚见认为，凡人在官府任职，不可以无缘无故役使他的力量；有的应当凭借其税来役使，有的应当凭借其俸禄来役使。因此府史胥吏不可以没有俸禄而役使。然而臣观察当今，天下都苦于财用不足，开支也有所欠缺，形势必定无法顾及这一点。古代周官的制度，百姓来打官司的，缴纳一束箭；打刑事官司的，缴纳钧金。考察他是否无理，对理亏者没收其所缴之物。大概自秦汉以来，这项法令才废弃不用。如今臣也想让天下凡是进入狱讼的人，都向官府缴纳一定财物，以表明自己有理；对无理者，也都没收其所缴之物，用来作为胥吏的俸禄。辨别等级差别，区分数目的多少，按时发给，以满足他们衣食的需要。这样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并不苛刻，而所得的好处却很广泛。大概上面对百姓，常常忧虑他们喜欢争讼却没有道理，亲身触犯法律而毫无畏惧。对他们施加刑罚，又让他们向官府缴纳财物，这既可以深深惩罚他们的心，又使所收之物只用来优厚官吏。这样就可以表明，这并不是贪图百姓的财物。做吏的也可以不用等待作奸，便有办法自行养活自己。名分正当，言语顺理；即使有人因此作奸，再加以诛戮，也不会使自己的内心惭愧。唉！古人所谓正名，大概就是这一类事情吧。民政策一【《进防民政十道录》五道】

译臣听说，王道施行到百姓身上，影响实在深远。贤人君子在上面自我清洁，而百姓却不能免于成为小人；朝廷之中互相揖让合乎礼仪，而百姓却不能免于成为盗贼；上面施行礼教，下面却兴起淫邪放纵的风气而不能制止，这还不能算王道已经成就。王道的根本，开始于百姓以自己的作为为乐，完成于百姓彼此亲爱。王者向百姓所求的，粗略说始于努力耕田，精微之处则达到孝悌和防止羞耻。努力耕田，是百姓最劳苦的事情；孝悌和防耻，是普通男女并不喜欢、却必须勉强从事的事情。让他们从事最劳苦的事情，却使他们产生自我喜悦之心；劝导他们做不喜欢的事情，却使他们产生彼此亲爱的意愿。因此王道成就并施行到百姓身上，影响实在深远。古代天下灾害不断，水灾旱灾相继发生，上下不能相互保全。这种祸患起于百姓不以努力耕田为乐。天下发生动乱，盗贼放纵，战争不停，百姓不以自己的职业为乐。这种祸患起于百姓彼此不相爱，抛弃孝悌、防耻的节操。自己以所做之事为乐，即使有很大的劳苦，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事业；彼此相爱，即使有强悍狠戾的心，也会顾念亲戚的欢乐，不忍心使自己抛弃正义而行不义。这两点，是王道最重要的权衡。如今天下人习惯于工商的利益，却不喜欢务农。只有最愚昧低下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其他才能，于是安于田地，不离开山林。饥饿的百姓，都有盗跖般徘徊欲求的心；闺门之内，父子互相愤怒，却不知道回转改过。朝廷之上虽有贤人，但他们的教化传不到下面。因此士大夫之间无不认为王道遥远而难以成就。然而臣私下考察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看到《诗》，便认为王道的成就有容易之处，并不困难。人们不喜欢这件事，是因为还没有尝到其中的滋味。所以圣人作《诗》，说到耕田、除草、播种的辛劳，又叙述年终仓廪充实、妇女孩子欢喜快乐的情景，以此感动他们的心意。因此说：“畟畟的良耜，开始在南亩耕作；播下那各种谷物，果实实在包含着生机。有的来探望你，带着方筐和圆筥；他们送来的食物是黍，戴的笠子绳带交错；他们的锄头发出铿然声，用来除去荼和蓼。”在这时，百姓已经劳累了，所以诗中替他们说起家人前来送饭慰劳，使他们完成这件事情。诗的末章说：“荼和蓼已经腐朽，黍和稷已经茂盛；收获物成行成列，堆积得密密层层；高得像城墙，排列得像梳齿，用来打开百座仓室。百座仓室都装满了，妇女孩子都安宁了；宰杀这头黄牛，它的角弯曲有力；用来继承，用来延续，延续古代先人的事业。”【以上都出自《周颂·良耜》篇】在这个时候，一年的农事已经完成，劳累的百姓能够和妇女孩子一起以休息为乐，闲暇时饮酒吃肉，使自己在一年之中得到快意。这样，勤劳的人便有办法忘掉自己的劳苦，尽力的人便觉得运用力量也轻松了；而那些狠戾无亲的人也会有所喜爱仰慕，从而自行改变操行。这不只是《诗》中这样说，教导他们使他们得到利益，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快乐，也同样如此。况且人的本性本来就安于自己所喜欢的事，乐于自己所得的利益，这就是臣认为王道并不难的原因。臣听说，引导百姓的形势，远处没有比近处更有效的，近处又没有比与他竞争的人更有效的。如今在朝廷中施行，而田野百姓没有迁善之心，这难道不是因为相距遥远而难以达到吗？明白选择郡县的官吏，谨慎执行法律禁令，在市集上公开刑罚，顽民却不改悔。乡里百姓看待郡县官吏，自认为不是与自己平等相处的人，只是害怕他施行法律，在他面前袒露背部接受鞭打，却不以此为羞愧。这种形势可以使百姓明白公开的罪过，却不能使他们改掉隐蔽的邪恶，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距离近，却没有人与之竞争吗？只有里巷亲戚之间，幼年时一起游戏，成年后一同做事，这才是他们所要竞争的人。臣愚见认为，古代郡县有三老、啬夫，如今可以推举选择百姓中孝悌、没有过失、努力耕田而不懈怠、平素为百姓所信服的人，让他们不负责办理政事，而负责讥刺、责备和教诲那些懒惰无良的百姓。每年伏日、腊日，郡县也可以适当设置礼仪，用来教化天下，使人们羡慕这种行为，使百姓都产生羞耻之心，勉力而不愿服输。如今不按照百姓所要竞争的对象来教导他们，却顺着他们一向畏惧的对象来教导；他们一向畏惧的那些人，百姓不把自己看作同类，又怎么敢希望自己有丝毫相似之处呢？所以教导天下，应当从百姓所要竞争的人开始，王道便可以逐渐施行到下面。民政策二 臣听说，三代兴盛的时候，天下人从普通百姓以上，没有不致力于修养自身、求做君子的。父子彼此亲爱，兄弟彼此和悦，孝悌忠信的美德，在士大夫之间显现出来，向下直到田野，早晚都从事于此，终身也不厌倦。到了战国，王道衰微停息，秦人驱使百姓投入耕作和战争之中，天下人一齐顺从。南亩中的百姓都争着从事武器、旗鼓之事，以人头争人头，以力量搏力量。前进有死于战场的危险，后退有死于将领之手的危险，各种祸患无所不至。周代与秦代之间，相隔不过数十或数百年；周代的小民都有喜好善行的心，而秦人却独自以战攻为乐，即使因此死亡，也不肯只求自我保全。这两种情况，臣私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天下人不能完全知晓礼义的美好，也不能奋不顾身地投入死伤之地；他们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实在是上面的人使他们如此。然而里巷百姓即使被胁迫而服从，也只能和他们在一时的功业上侥幸取得成功，却不能期望长久。周、秦的风俗都延续多代而不改变，这一点不可不考察其中的方法。大概周代的制度，使天下士人中孝悌忠信、在乡党闻名并为国人所知的，都可以登上官府任用；秦代的法令，使武勇强健、能斩获敌军甲士首级的人可以自行免除差役，上等的给予爵禄优待，下等的也可以役使自己的邻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译天下人知道利益在哪里，便都争着去做，哪里还知道其他事情呢？然而周代因此兴盛，秦代却因此灭亡，天下人于是都责怪秦不能善用这种方法，却不知道秦使天下人的方式，与周使天下人的方式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呢？最便利的形势足以驱使天下人，这是万世不变的；特别要讨论的，只是使用这种形势的方法究竟如何。如今天下的忧患，实在在于百姓昏昧而不知道教化；但臣认为，罪过不在百姓，而在上面役使百姓的方法或许还没有达到恰当之处。况且天子向天下所求的是什么呢？希望天下人在家能够孝，在国能够忠；兄弟之间彼此亲爱，朋友之间彼此诚信；面对财物能够想到防止贪取，遭遇患难能够想到义理。这确实是天子对天下的愿望，也是古代圣人的愿望。圣人依据形势来求取它，使它自行达到，所以天下人争着做天子所求的事情，以求符合他的心意。如今有人让别人替自己放牧牛羊，便要根据牛羊来责成他；牛羊肥壮，就根据肥瘦来决定他的利害，使放牧的人趋向有利之处而服从，这样就可以不劳心而坐享所希望的结果。如今如果根据牛羊的肥瘦来考核他，却让他竭尽力量去砍柴割草，又根据柴草的多少来决定赏罚的轻重，那么这个牧人究竟是要做牧人，还是要做樵夫呢？做樵夫就会使牛羊不肥，做牧人又无法获得赏赐，所以这个人都去做樵夫，而不再从事放牧。我们所希望的是放牧，反而使他以做樵夫为有利，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天下人究竟凭什么向上面求取利益呢？士大夫写声病剽略之文，钻研苟且记诵问答之学，拖着衣襟、束着衣带，俯仰周旋，全都把天子的爵禄作为意图。天子向天下所求的，难道在这些事情上吗？然而天子用来考求他们的，只有这些；人们由此获得利益的途径，也只有这些，所以这种做法想排除也不可能。唉！想求得天下忠信孝悌的人，却用一天之内的考试来求取，天下还有谁知道忠信孝悌值得喜爱，而知道只凭一天考试来取士是可耻并不愿这样做呢？《诗》说：“没有言语不酬答，没有德行不报偿。”【《大雅·抑》篇】臣认为，要得到所求的人才，就应当顺着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来求取，用利益打开他们的心，用利益振作他们的懈怠，那么天下一定会有响应的人。如今每隔一年选取一次天下人才，其中奇异之士、善良之人，本来应当有人奋起而进入其中。然而天下人不能深刻明白天子的意图，以为朝廷所求取的，只限于考试名目上所看见的内容，因此竭力应付科举，却不知道反省自己是否合乎仁义。臣想恢复古代孝悌的科目，使州县能够同今天的进士科一样荐举并一同进用，使天下人时时获得孝悌忠信所带来的利益，并清楚知道天子所希望的是这样，那么天下就应当可以逐渐教化，以符合上面的要求。然而臣并不是说孝悌科一定能得到天下很多贤才，关键是要使天下人知道上面的意旨所在，各自趋向于其中的利益，那么或许不必等待教化，忠信的风俗就可以逐渐恢复。这不也是周、秦用来役使人的方法吗？民政策三 臣听说，圣人将要从人那里夺取什么，必定先有所给予；将要纠正什么，必定先有所宽柔。把人引入正道，却不伤害他的心；除去他的邪僻，却不截断他不忍割舍的意愿。对天下有所矫正，使天下大大改变风俗，而天下人却不知道那是在改变。于是他们释然顺从，渐渐受到感化，没有抵牾，天下便最终达到大正。天下百姓邪淫违法，纷乱到不可说的地步，大概并不是只有今世如此。古代三代的百姓，耕田以后才吃自己的粮食，养蚕缫丝以后才穿自己的丝帛。想享受利益，就勤勉尽力；想得到回报，就扩大自己的施为。想求得父子亲爱，便尽心实行慈爱孝顺的道理；想求得兄弟和睦，便努力遵守敬长友悌的节操；想求得夫妻相安、朋友相互信任，也无不努力采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所以百姓各自致力于谋生，不寄希望于侥幸的福分，而努力实行可以信赖的事情。他们用来养生求福的道路，精细周密到了这种程度。等到不幸死亡，亲戚子弟又替他办理丧事、祭祀，依照每年伏日、腊日的制度，以报答先祖的恩德，使孝子的心意得到安慰，内容完备而且有法度。笾、豆、簠、簋所盛的饮食酒醴作为祭品，大的祭于宗庙，小的祭于寝室；荐献新物，按时祭祀，春秋两季都不缺。因此百姓终结三年的服丧之忧，又有终身不断的恩爱，悲痛地仿佛父祖仍住在眼前，享受着后人的报答。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百姓懒于自我修养，而他们养生求福的方法，全都归于鬼神幽暗之中。不知道先王丧纪、祭祀的礼制，他们追养先祖的心意，全都陷入佛、老虚妄荒诞的学说。因此西域的教法传入中国，纵横放肆，其尊贵富盛可以比拟王者，而其徒众遍布天下。他们的宫室栋宇、衣服饮食，常常比天下百姓更为奢侈。可是中国明哲知礼义的人，也未曾认为这有什么奇怪。即使其中有人心存疑惑、感到怪异而不信，又只是安然旁观而不能除去它。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掌握了天下人养生、报答死者的权力，而我们没有办法与之抗衡，所以才会这样。天下的君子曾经想除去它，也确实曾经除去过；但除去不久便又恢复原状。它的根扎入百姓之中很深，它的道理又以巧言取悦百姓。世上的君子没有办法解开它为何能深入民心，也没有办法改变它为何能使人喜悦，所以始终不能使天下人的心服从。天下百姓认为养生和报答死者的一切事情，都出自这里。

译我没有能够用来改变它的办法，于是竟然断绝了它的教化；想把人们纳入正道，却伤害了他们的心；想除去他们的邪僻，又断绝了他们不忍舍弃的意愿，所以百姓要跟从正道十分困难。我听说：“河流枯竭，山谷就会空虚；丘陵夷平，深渊就会充实。在这里造成这种变化的，一定会在那里产生影响。”天下百姓并不是喜欢佛、老之道本身，而是喜欢养生和死后获报的办法。如今如果能使他们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实际内容，而去掉他们所喜欢的名义，那么天下还有什么病患会使他们不肯归从呢？大概先王的教化，是使百姓养生有一定方法，死后安葬有一定礼制；国家的一切赏罚、黜陟，都各自符合实际；贫富贵贱，都由个人应当如此的行为所得。努力耕田便能多收获，畏惧法令便不会获罪，行为端正便能声名显扬，德行成就便会得到爵禄。天下人都知道自己获得福报的原因，所以不迷惑于鬼神。至于祭祀的礼仪，是为了仁爱祖先、慰藉子孙，并不是草率不详尽的意思。因此孝子慈孙都有归依之心，却不必求助于佛、老。臣愚以为，应当严格实行赏罚，告诫官吏，明确爱憎，谨慎取予，不赦免有罪之人，使佛、老所谓的福报不能苟且地迷惑活人；又应凭借天下的爵秩，修建宗庙，严肃祭祀，设置尸、祝，以充分满足为人子孙的心意，使佛、老所谓的死后报应不能乘隙控制死者。大概汉、唐之间，曾经有人实行过这些办法，但佛、老之说没有被除去；也曾经有人除去了它们，但赏罚不详明，祭祀不谨慎，因此它们的道术牢固而不能根除，已经除去之后又恢复旧状。如今国家幸而想削减佛、老徒众，日减月削，将要使他们灭亡；但臣愚昧，恐怕天下仍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势必不能长久除去它们。因此臣想夺去他们原有的东西，同时有所给予；纠正他们，同时有所宽柔，使天下人对于被夺去原有之物没有遗憾，并且逐日安于新的制度。这大概就是圣人改变天下的方法吧？论民政策四 臣听说管子治理齐国，开始改变周代的制度，使士兵和百姓分居，把国家编制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又把边鄙地区编制为五属，设置五位大夫，使他们各自治理一属的政务。国都中的士人充当士兵，边鄙乡野的百姓务农。农民不学习作战，士人不学习耕种，各自治理自己的事务，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食物。士兵用来保卫农民，农民用来供给士兵。发兵出征，暴露在野外进行战斗，农夫却不知道军人的辛劳，只管沾湿身体、踩着泥土努力深耕、迅速除草；士卒也不知道农夫的劳苦。那时桓公向南征伐楚国，渡过汝水、汉水，越过方城，远望汶山，策划攻伐山戎，击打零支，斩灭孤竹；向西排斥白狄，越过太行山，渡过辟耳溪，九次会合诸侯，修筑夷仪城，在楚丘徘徊，并巡行四方，国内没有疲惫困乏的百姓，而天下诸侯往来应接也忙不过来。【“刜”的《说文》解释为“击”。】○音读为“弗”。等到秦孝公想要兼并天下，商鞅替他倡导谋划，使秦人无不拿起武器从事征战，不得回头再去务农；暗中诱导六国百姓，使他们专心耕种关中的田地，而不用承担作战、进攻和防守的劳役。两方面交替利用，天下最终不能抵抗秦国。为什么呢？我能够接连不断地出兵而不停止，对方却不能应战；我能够在外作战而国内不缺粮食，对方却必须停止作战，之后粮食才能充足。这是管仲、商鞅的深谋远虑。自从管仲死后，他遗留下来的谋略和旧有政策，后世再也没有人能够运用，唯独把兵士和百姓分开的制度，竟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没有废除。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做法确实有利于天下。如今让农夫竭尽力量开辟天下的土地，把所得共同交出来供养天下的武士，使他们免受死亡和战斗的祸患，这是人之常情，谁会不愿意呢？然而今天天下的情形，与管仲、商鞅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古代霸王居于上位，仓廪充实，百姓富足，土地的利益已经充分开发，而百姓还没有困乏；这种时候，叫作“人有余”。如今天下的田地，急切耕作还不能全部耕遍，蓬蒿、藜、莠等杂草却占尽了土地的利益，人不能把土地用来获取食物，反而成了禽兽繁殖生息的地方；这种时候，叫作“地有余”。古代圣人在人力有余时，致力于使用人力，所以天下的人即使很多，也全都没有荒废功业；土地有余时，致力于开辟土地，所以天下的土地即使十分广大，也没有留下不用的力量。如今海内的田地困于土地有余，而上层治理者却致力于役使人力，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臣看京师的士兵，不下数十万；沿边大郡，不下数万人；天下郡县，每处有千人；成群成队的江淮漕运士卒更是数不胜数，这也已经是过度役使人力了。况且人力不足而役使人的制度却不稍微减少，这叫作违逆天意、违背人情。从前齐桓公时代，人力可以说是有余了，而十五乡的士人不过三万人，兵车不过八百乘，为什么呢？是担心不能长久。现在天下土地需要重兵驻守的地方，不过是京师以及西边、北边的郡罢了。从前太祖、太宗平定天下以后，四方远国有的相距数千里，认为远方之人险恶偏邪，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让关中的士兵前往驻屯，以镇压平定他们的叛乱。等到天下已经安定，四海如同一家，却因循沿袭日久，终于没有改变。天下的士兵，没有比各自居住在本乡、安习当地水土、熟悉地形险易更好的；只是他们特别担心不懂得作战。所以当今的祸患，在于不训练乡兵，却专门任用驻屯戍守的士兵作为抵抗盗贼的准备。况且天下太平，除非是边境郡县，否则即使是山林中的平民盗贼，趁他们还没有聚集起来便诛除，也可以不动用大军。假如出现大盗，他们造成的变乱，也不是几百、几千名戍兵所能制服的。若是险要关塞之地，是不能不防备的地方，就应当增加当地土兵来讨伐他们。我听说，古代良将用兵，不求兵多，只求士卒乐于作战。如今当兵的人，难道全都乐意当兵吗？有的人是因饥荒困顿、生活不下去；有的人是年轻无赖，入伍以后又不能脱身。其中大概常有想回乡的人。因此臣想裁撤那些想回乡的士兵，以减少屯戍之兵；即使让离去的人超过一半，臣认为留下的人仍然可以满足事务的需要。古代在人力有余时，便宽缓地役使他们；人力不足时，便约束着役使他们。如果一定要等到人力有余之后才能办理天下的事务，那么智慧也就没有什么可贵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论民政策六

译臣听说三代之时，没有兵役的忧患。到了近世，有供养军队的困扰，却没有兴发劳役的忧患。到了今天，养兵和兴役两件事都不得其当，实在值得深深忧虑。古代兵士出自农民，劳役出自百姓。有农民，就不担心没有士兵；有百姓，就不担心没有劳役。五口之家，通常有一人当兵；二十岁的男子，每年有三天服役。因此军队强大而费用不增加，劳役兴起而人力本来就具备。即使有大规模的战争和劳役，也不担心事情不能完成。等到战争停止、劳役结束，也没有日夜不停供养军队的费用。后来周朝衰败，井田制度破坏，逐渐衰落直到后世，天下不再有天子的土地，全都成为百姓自己所有。天下百姓不耕食天子的土地，因此只向他们征收赋税，却不让他们承担战斗中死亡受伤的祸患。天子有供养军队的忧虑，而天下没有承担攻守劳苦的百姓，这成为最大的忧患。因此调取百姓的财物作为养兵费用；天下的劳役，包括转运、漕运、营造、建筑、兴修等事情，也都出自百姓。当时百姓供给上级命令的有三项：租、调、庸。租是土地应当缴纳的，调是军队应当耗费的，庸是每年应当承担的劳役。所以让他们向官府缴纳粮食，作为田租；又缴纳布帛，作为军调；每年役使他们的劳力，不服役的就缴纳相当于其劳力价值的财物，作为庸。这三项，农夫都要兼办；游惰和从事末业的人，也不能免除庸调。运输沉重、漕运遥远，天子不知道其中的费用，却全都出自百姓。百姓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的人应当缴纳帛六十尺。百姓也不至于过分困苦。因此隋、唐之间，有供养军队的困扰，却没有兴发劳役的忧患。这种制度虽然不如三代的军队不需要天子供养，但天下的劳役仍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因为全都由百姓承担。到了后世，又不能守住这种制度，于是开始变法实行两税，直到今天，天下没有田地的人不能被征发，而有田地的人的劳役也不过是奔走服事，不再参与天子的大事。天下有大规模兴修建筑、大规模漕运时，常常苦于没有人可以役使。因此招募多余的士兵来应付劳役的急需，他们不知道击刺和战阵的方法，却坐享天子的俸禄。于是国家既有负责武备的士兵，又有负责劳役的士兵；供养他们的物资，全都出自农民。而四海的游民没有一寸一分的庸调负担，务农的人却常常暗中替游民承担古代游民本应缴纳的赋税，天子也常常同时承担养兵和兴役两大忧患。所以兵役的弊端，在当今时代可以说到了极点。臣愚以为，天子平时没有战事却不停供养军队，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只有干戈旗鼓交战时，才可以让士兵承担他们的职责。至于劳役之时，拉车拉船、修筑宫室、建造城郭，这些事情没有死亡、陷溃、失败的危险，天下百姓本来就应当承担而不推辞，不应当把这些负担加给从事战争的人，也不应当加重天子粮仓的费用。然而今天所谓可以服役的人，不过是农民，而农民已经十分困苦，大概一直在承担天下全部的费用。工商技艺之民以及游荡闲散、没有职务的人，却遍布天下，整日安闲游乐而没有任何役使归属。周官的制度规定，没有职事的人要承担夫家之征。如今可以让他们全部按照近世的制度缴纳庸调：用庸来供养服劳役的士兵，用调来帮助农夫供养负责武备的士兵。服劳役的士兵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不再补充，却让游民中的成年男子代替他们服役，期限一到便停止，以免除他们应当缴纳的庸；不服役的人也照样征收其庸，不使一天缺漏。圣人治理天下，不只是看重苟且廉洁而无所求；只要能够缓解天下所供给不足的地方，节制那些过分幸运的人，那么即使有所取用，也不妨碍实行义。如今即使能使游民没有劳苦叹息的声音，却总是让农民独自承担困苦，天下人都知道务农不便利，便相继去从事末业；末业人口增多而农业衰败，天子独自承担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少，不能满足使用。因此臣想征收游民的庸调，使天下没有侥幸苟免的人，同时也缓解农民的困苦。假如天下游民知道自己不能免除庸调劳作，那么势必不耕种便无法供给上级，这样又可以驱使他们回到南亩务农。总之，十年以后，一定会使农民增多，而工商一类逐渐衰落停息；这样以后，再使天下全都实行租庸调制度，废除所谓两税，兵役的忧患便可以稍稍缓解了。论民政策八 臣听说古代建立都城、设置城邑，要察看丘陵、平原、低湿地的形势，利用水泉的渠道；疏通原本缺少的，疏导原本拥有的，使百姓每天取用而不会耗尽，安居其中而不羡慕外地。土地各自有利，百姓安居本土、乐于本业，没有来去迁徙的心。肥沃的地方，百姓不会因此增加；贫瘠的地方，百姓也不会因此减少。天下的户口大体平均，都足以供给郡县的役使，而不会困乏。如今天下所谓交通便利的大都邑，十里之城、万户之郭，它们的阴阳向背，以及山林、平原、低湿地的形势，陂池泉水的利益，都是秦、汉以来创置规划的结果，足以使当地百姓获得衣食而不至于缺乏。我曾读《周诗·公刘》一篇，其中说到公刘从戎地迁到豳地时，登高远望，寻找可以居住的土地和可以利用的物产，没有不详尽周密的。诗中说：“深厚仁慈的公刘，前往那百泉之地，眺望那广阔的原野，于是登上南冈，于是看见京地。深厚仁慈的公刘，土地既广阔又绵长，既测量日影又登上山冈，察看山南山北，观察流泉。深厚仁慈的公刘，在豳地建馆居住，涉过渭水而渡河，取砺石，取锻铁之材。”古代君子居住在自己的邦国，对于百姓有利的东西以及器用从哪里出产，想要了解得大概就是这样详尽。

译等到看《史记·货殖列传》，其中说各郡国所拥有的物产：东方有桑、麻、鱼、盐，南方有竹、木、鱼、稻，西方有五谷、畜牧，北方有枣、栗、裘、马；那么一个地方所拥有的物产，都可以用来供养生者、送葬死者。只要引导得当，取用有法，百姓就会富足安乐，丰饶满足，直到老死也没有遗憾。等到巡行天下，察看山林、薮泽所生产的东西以及百姓拥有的物产，往往与古代不同。大江以北、汉水两岸，在三代时有几十个诸侯国，楚人建都于荆州；楚国在战国时最为强大，对外抵抗群蛮，对内防御秦、晋，常常凭借军队横行天下。推算它的都城所在，怎么肯使用贫瘠、盐碱、坚硬不平的土地？可是如今从楚地以北直到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坦田地绵延万里，农夫逃散，五谷不能生长，荆棘遍布原野；土地却十分肥沃，泉源、陂泽的遗迹曲折延伸，仍然存在。当地百姓不知道水田耕作的好处，长吏又不把它放在心上，一遇水旱灾害，百姓便缺少蔬菜，过去因死亡和流亡而废弃县、撤除镇的事情，大概到处都是。臣听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用甲兵，不扩张疆界，而是兴办有利之事、除去有害之事，教百姓耕种，收取成倍的利益，便能获得兼有土地的福祉。如今把方圆千里的土地全都荒废成墟，用来供养禽兽，却不很加以顾惜。这和私自割让土地送给别人有什么不同？我曾听乡野之人说：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赶百姓去当兵；唐、邓、汝、蔡之间，原有的陂塘和旧堤于是淤塞废弃，没有得到治理，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其中相隔的年代并不算太远。大概修复破败、补救缺失，也许不过十天一月的事情；唯独令人担忧的是做官的人不把它当作事情。至于许州，并没有处在洪河、大江的冲要，却每年盛夏众水决口泛滥，无法救治防御，因此百姓常常苦于饥饿，不能安享当地的风俗。许州是诸侯旧国，是魏武帝建都之地，也是唐代节度使的治所；如果每年都遭水灾而五谷不熟，那么当时军队的费用、宗庙和朝廷的用度，将靠什么供给？这难道不是近世的弊病因循不治而造成的吗？然而这只是臣所看见的情况，天下如此广大，又怎么能够全部知道呢？臣曾认为，当前的祸患产生于过分怯懦，形成于受习俗牵制。过分怯懦，就看见有利之事也不敢做；受习俗牵制，就只顾自己而爱惜自身。因此天下的事情全都不能成功，为什么唯独这里会例外呢？臣想破除受习俗牵制的风气，增强过分怯懦者的胆气。我的意思是，凡是天下贫困、穷窘、破败、离散的郡县，都应选择善于办事、能够干练任事的人前往担任长官；在他们离京时，天子亲自把这些意思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在任稍久；再考察那些使百姓增加、田野得到开辟的人，登记下来作为考核成绩。为什么呢？这不是难以办理的事情，因此不必等到有非凡才能的人才能成功。只是因为松弛放任、懒惰怠慢，才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如果确实稍微严格处理这件事，使做官的人知道上级对此很重视，十年以后，臣认为这里一定会成为富饶的地区；而今天天下赋税沉重的地方，也可以逐渐减轻赋税，转而从这里取得了。《商论》【栾城遗言说：作《夏商周论》时年十六岁】商朝拥有天下传了三十代，周朝传了三十七代。商朝衰败后重新兴盛的君王有五位【太甲、太戊、祖甲、盘庚、武丁】，周朝衰败后重新兴盛的只有宣王一人罢了。商朝贤明君主很多，似乎应当比周朝享有天下更久；周朝贤君不如商朝多，可是它享有天下的时间却比商朝长数百年，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周公治理天下，致力于用繁缛的文饰礼仪，使刚强的百姓和顺、柔服、驯顺，所以他的治道以尊敬尊长、亲爱亲属为根本，尊重老人、慈爱幼小，使百姓父子相爱、兄弟和悦，从而没有犯上而难以控制的刚烈之气；施行极其柔顺的道术，来揉合天下乖戾的心，除去刚毅果敢的意志。因此周朝享有天下极为长久，但诸侯从内部侵扰，京师不能振作，最终被废为极其弱小的国家。为什么呢？宽缓柔弱、平和易处可以长久，却不能强盛。至于商朝用来治理天下的情形，已经无法再看到了。试着从《诗》《书》中寻找，诗歌中宽缓和柔的内容，以及《书》中委曲繁重的内容，大体都是周代的；而商人的诗歌迅疾豪迈而严厉，他们的书简洁明白而严肃，这大概就是商人风俗所在。因此天下有刚强不屈的风俗，后世才有力量在衰微时振作自己；但到了败亡之时，势力一旦离散，便再也无法制止。大概事物刚强的容易折断，柔韧忍耐的可以长久存在；柔弱的虽然能够长存，却常常困于不能取胜；刚强的容易折断，但到最后反而可能有所建树。这就是商朝不能长久、周朝不能振兴的原因。唉！圣人考虑天下，也只能使它趋向某一方面，不能使它完全没有弊病。使国家能够长久却不能强盛，能够自我振作却不能推广到远方，这两点就取决于后世君主贤明还是不贤明了。太公受封于齐，尊重贤人、崇尚功劳，周公说：“后世一定会有篡夺和弑君的君主。”周公治理鲁国，亲爱亲属、尊敬尊长，太公说：“后世会逐渐衰弱。”尊重贤人、崇尚功劳，接近于强盛；亲爱亲属、尊敬尊长，接近于柔弱。最终齐国有田氏篡夺的祸患，鲁人困苦于盟主的命令。大概商朝的政治接近齐国，而周公治理周朝的方式，正是他治理鲁国的方式；所以齐国强而鲁国弱，鲁国尚未灭亡而齐国已经灭亡了。

译《周论》《传》中说：夏朝的政治崇尚忠，商朝的政治崇尚质朴，周朝的政治崇尚文饰。仲尼也说：“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礼乐制度多么完备盛美啊！我遵从周朝。”我读《诗》《书》，历观唐、虞直到夏、商，认为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天下没有一天不向着文饰发展。“文”这个词，大概就是万物各自获得其条理的意思。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妻相处之际，都是“文”产生的地方。从前人类刚开始繁衍时，父子没有义，君臣没有礼，兄弟不相亲爱，夫妻不能相互保护，天下纷乱混杂，彼此愤怒争斗、互相苦害。礼文的条理没有显现，人伦关系不明白；活着不能互相养育，死了不能互相安葬，天下人全都内心忧戚而不得安宁。于是反过来寻求安定的方法，使父子有亲属关系，使君臣有等级秩序，使兄弟相联，使夫妻关系端正。到了虞、夏时代，才进一步除去粗野的制度，但仍然以天子的尊贵身份，用土制的防作饭器，用土制的铏来盛羹，土台阶高三尺，茅草屋顶也不修剪。到了周代以后才完备起来。它粗略地开始于父子关系，精细地分布于万物之间，作用极其广泛而没有穷尽。大概当时的人都自认为比前代更有文饰，而后代的人反而把它看作质朴。因此祭祀的礼仪，要陈列笾豆，排列鼎俎，备办醪酒和牲体，俯伏行礼来进献，想着祖先饮食醉饱的快乐却又看不见他们。于是灌注郁鬯【用黑黍酿成的酒叫“鬯”，再用郁金调和，使它芳香洁净】，用白茅承接【用茅草滤酒，是清明之酒】，既然已经沃灌却看不见神灵，便认为是神灵用茅草滤取了酒。又认为体魄下降到土地，魂气升到天空，神情恍惚、荒诞难明，不知道它们处在什么地方；声音、气息、气味之类，恐怕也不能恰当地达到神灵那里。于是祭祀结束时祭于屋漏，第二天又在祊处举行绎祭【《仪礼·特牲馈食礼》说：佐食撤去尸所用的荐俎，熟食陈设在西北角；《少牢馈食礼》说：面向南方，像进献食物那样陈设，这就是所谓“终祭于屋漏”；《郊特牲》说：正祭时向尸祝祷，绎祭时向祊祝祷；《礼器》说：在堂上设祭，在外面设置祊，所以说“是在那里吗？还是在这里吗？”《春秋传》说：绎祭是在祭祀的第二天，重复举行祭祀，这就是所谓“绎祭于祊”】，认为为人子孙的心意没有不到的地方。用滋味来进献，又加上脍炙，担心鬼神不屑享用；用牲血和牲毛来进献，又加上整牲进献，担心父祖不安于此。于是先献黍稷，后进献稻粱；先献大羹，再使各种庶羞充足，认为既不敢忘记礼，也不敢忘记亲爱之情。反复叮咛，徘徊留恋而不忍离去，认为这样可以尽到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也可以稍稍安定了。因此世间凡是所谓“文”的东西，都是用来安定人心中原本不安的地方；而人所安定的，正是事情本来应当如此的状态。仲尼在衰败的周朝末年，苦心搜集先王遗留下来的礼文，并与曾子推究讨论礼制中难以处理的地方，直到细微末节都详尽无遗，大概认为王道兴盛时，它的文理应当达到这种极致。等到周朝灭亡，天下大坏，强者凌辱弱者，多数欺压少数，后世才把这些归咎于周文的弊病。自唐、虞直到商朝，逐渐进入文饰；到了周朝，文饰达到天下的极致。在唐、虞、夏、商时代，大概正想求取周代的文饰，只是形势还没有达到，并不是真有所谓质朴和忠诚。自周朝以后，天下习惯于文饰；没有文饰，就无法安定天下不足安定的地方，这是形势使然。如今如果冠礼、婚礼、丧礼、祭祀不制定礼仪，墓地祭祀而不设宗庙，家室祭祀却没有固定场所，仁人君子内心就会感到不安；却有人说这是“不文”，要去遵从唐、虞、夏、商的质朴。唐、虞、夏、商的质朴，大概正是想求取周代的文饰而尚未达到，并不是后世应当奉行的法则。《六国论》我曾读《六国世家》，私下奇怪天下诸侯拥有五倍于秦的土地、十倍于秦的人口，却发愤向西进攻崤山以西千里的秦国，最终仍免不了灭亡。我曾为此深思远虑，认为一定有可以使自己安定的计策。大概没有一次不责怪当时的士人，他们考虑祸患太疏忽，见到利益太短浅，并且不知道天下的形势。秦国与诸侯争夺天下的关键，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郊外；诸侯与秦国争夺天下的关键，也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土地。秦国拥有韩、魏，就像人有腹心之疾。韩、魏堵塞秦国的交通要冲，遮蔽崤山以东的诸侯，所以天下最重要的地方，没有比韩、魏更重要的了。从前范雎被秦国任用，便进攻韩国；商鞅被秦国任用，便收服魏国。昭王还没有取得韩、魏的支持，却出兵攻打齐国的刚寿，范雎因此忧虑。那么秦国所忌惮的对象，就可以看出来了。秦国用兵攻打燕、赵，是秦国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去进攻别人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抗，韩、魏在后面乘机攻击，这是危险的道路。但秦国攻打燕、赵时，却从来没有韩、魏的忧患，正是因为韩、魏已经依附秦国。韩、魏是诸侯的屏障，却让秦人能够在它们之间出入，这难道是懂得天下形势吗？把小小的韩、魏丢在那里，让它们抵挡强悍如虎狼的秦国，它们怎么能不折断而投降秦国呢？韩、魏折服投降秦国以后，秦人便能够把军队通向东方诸侯，使天下遍受其祸。韩、魏不能独自抵挡秦国，而天下诸侯借助它们遮蔽西方，所以不如厚待韩国、亲近魏国，以排斥秦国。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窥伺齐、楚、燕、赵诸国，齐、楚、燕、赵也因此能够在其间保全自己。用四个无事之国帮助抵御秦寇的韩、魏，使韩、魏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代表天下挺身而出抵挡秦兵；把秦国的压力交给韩、魏两个国家，而让四国在内部休养，以暗中帮助韩、魏应急。这样便可以应付无穷的局势，那秦国又能做什么呢？诸侯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却贪图疆界上一寸一尺的利益，背弃盟约，彼此残杀。秦兵还没有出动，天下诸侯已经自行困顿了。最终使秦人能够窥伺他们的空隙，夺取他们的国家，难道不可悲吗？

译《秦论一》秦人居处在诸侯的土地上，却怀有拥有万乘之国的志向，侵辱六国，杀伐天下，不到几十年，便在海内实现了志愿。到了后世，只传了两代便灭亡了。刘季从平民中兴起，斩杀豪杰，击败秦、诛灭楚，取得天下，而传给子孙数十代而不断绝。大概秦、汉的事情，兴起的原因不同，但取得天下的方法相距并不远。然而刘邦、项羽在闾巷民间奋起，率领天下蜂拥而起的军队，向西进攻秦国，没有一处固定的根据地，也没有一支正式的军队，驱使疲惫困顿、被谪戍的人，来求取原本不敢奢望的东西；得到就生，失去就死，以平民身份图谋天下，形势上不得不迅速作战、追求利益，因此冒着万死求得一生而不顾后果。如今秦国拥有千里土地，又承受历代积累的基业，即使闭关守国，蓄养威势、训练军队、抚慰士卒，诸侯谁敢谋划攻秦？观察天下的裂隙，然后出兵乘其弊端，天下又有谁敢抵抗？可是秦惠文王、武王、昭王，却凭万乘之国的资力，采用平民用来图谋天下的办法，急于作战而不顾后果；他们能够取得天下，也同样能够因此使天下灭亡，正是理所当然的。刘邦、项羽所处的形势是天下都不属于自己，他们从草野中起兵，乘乱争夺天下；所以即使驱使天下人争取一时的性命，百姓仍然等待平定局势，以便在这里歇息肩负的重担，因此他们以迅速作战来平定天下。天下安定以后，臣下没有背叛的心思。至于六国时期，各诸侯都有分封的土地，秦国却想凭武力征伐、强行使四海臣服，不爱惜先王遗留下来的百姓，不替子孙谋划，却竭尽国力争夺邻国的利益。六国虽然被灭，秦国百姓的心却已经离散。因此秦国用来谋取天下的，是平民突然兴起时的办法，而不是承继祖宗基业、谋求使基业不失的办法。从前我曾听说，周人兴起后，经过几百年才到了文王、武王时代；文王、武王时期，三分天下而拥有其中二分，但商朝的诸侯仍有未归服的，纣王的军队也不能不攻打便自行瓦解。所以凭文王、武王的贤德，还退下来修养德行，等待商朝自行溃败，实在是认为后稷、公刘、太王、王季辛勤劳作、毫不懈怠，后来才达到这种程度，因此势力的发动不可轻率，使用也要等待时机。唉！秦人举出历代积累的资本，一次使用便不再顾惜；先王积累的恩泽已经在夺取天下时耗尽了，却还想靠它建立国家，也已经糊涂了。《秦论二》三代圣人用道来驾驭天下，举止容貌端庄，言辞声气平和，在朝堂上从容行事，而诸侯承受德化，四方夷族向往风教，这是多么盛大啊！到了后世逐渐衰弱，齐桓公、晋文公相继兴起来维持局面，用盟约约束诸侯，用征伐整齐天下，这些办法已经全都用尽了。然而春秋以后，吴、越放纵恣肆，接着发生田常之乱和三晋之乱，天下于是成为战国。君臣之间，不用欺诈就不说话，不凭武力就不行动，彼此行盗跖那样的行为，还唯恐不能取胜；即使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尚且不能尝试，何况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旧制呢？秦国兴起于西部边陲，与戎狄杂居，本来把强兵富国看作上策，它的先君襄公最为贤明，诗人称赞他。然而它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还是如此。《诗》说：“芦苇苍苍，白露凝结成霜；所说的那个人，就在水的另一方【《秦风·蒹葭》篇】。”芦苇正茂盛时，颜色苍苍，虽然强劲却还不适合使用；等到白露凝结成为霜，才坚实成熟，可以施用于人。如今襄公凭耕作和作战使自己强盛，却不知道最后还要用礼义来成就它，难道不是苍苍茂盛吗？然而君子认为这还没有完成，所以他的后世习惯于逐利而不知道义，到了商君用严刑峻法来加强这种风气，风俗一天比一天恶劣，鄙陋、欺诈、凶猛、暴虐超过六国，最终凭借这些战胜了天下。秦国的君臣认为不是这样就没有什么足以使人臣服的办法。当时各诸侯中大的拥有连绵数千里的土地，带甲士兵数十万，即使让齐威王、晋文公借仁义之名，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势力也将无法实行。只有得到极其诚信的君子，自我修养而不争夺，像商、周的先君那样，或许可以使他们臣服。孟子游历齐、梁，以这种道理求见君主，他们都不能相信，认为这是欺诈谋略；那些奇谋妙计不能攻下的，长久防守和强弓劲弩不能攻克的，区区仁义怎么足以达到这种效果呢？然而魏文侯当时只是弱国之君，君王后也只是齐国的一位妇人【齐襄王立太史敫的女儿为王后，号君王后】。魏文侯施行仁义礼制，礼遇贤者，任用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秦人便不敢加兵。君王后执掌齐国四十多年，侍奉秦国谨慎，对诸侯守信，齐国也从未遭受战争；何况全力实行仁义，内心忧痛，终身不懈，即使有不能战胜的对象呢？衣冠佩玉可以感化强暴之人，深居简出可以退却猛兽，虚心少欲可以使鬼神归附。孟子说：“仁不能用来作为众人的武器。”如果真能凭借秦国的土地，使用秦国的百姓，按兵不动、坚守自身，修养德行来招致天下，那么天下人将背负孩子前来，又有谁愿意和秦国一起灭亡呢？可惜秦国君主的明智不足以知道这个道理。他们竭尽力量去战胜敌人，敌人战胜以后，传到二世便灭亡了。他们的命数，早已有导致灭亡的原因。

译《五伯论》五霸中齐威公、晋文公最为盛大；然而观察他们用兵，都出于不得已。齐威公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军队驻扎在陉地而不前进，以等待楚人的变化。楚国派屈完到军中，齐威公陈列诸侯的军队，与屈完同乘车观览。屈完看见齐军强盛，害怕了，便请求结盟。诸侯军队列阵而尚未交战，齐威公退军驻扎在召陵，与楚结盟后离去。难道他不能打一仗吗？他知道交战未必取胜，而战胜的利益不过是使楚国服从；保全军队的功劳大于击败敌人，因此不战而使楚国服从，也不吝惜。晋文公带领诸侯在城濮与楚军相遇，楚人请求交战，晋文公想到楚人曾有恩于自己，退军避让三舍。军吏都进谏，咎犯说：“我们退兵而楚军回去，我还能要求什么？如果楚军不退，君主退让而臣下进攻，理亏就在他们一方了。”晋军退却而楚军不停止追击，于是晋军击败楚军，杀死子玉。假如晋文公退兵而子玉停止追击，那么晋文公使楚国服从，也就和齐威公一样，没有战胜敌人的功劳了。所以齐威公、晋文公用兵，若不是迫不得已就不交战；这就是他们能够保全军队、保卫国家，在诸侯中无敌的原因。到了宋襄公，国家弱小、德行浅薄，却想求得诸侯拥护，欺凌邾、鄫的君主，又因争夺郑国而激怒楚国，军队失败、本人死亡都来不及避免；虽然窃取了霸主的名号，实际上并不是霸主。后来秦穆公向东平定晋国的内乱，向西讨伐各戎族；楚庄王攻克陈国、进入郑国，取得胜利却没有占有它们，都有霸主的风范。然而秦穆公听信杞子的计策，违背蹇叔的意见而任用孟明，千里奔袭郑国，在殽地覆灭军队；虽然悔过自誓，事迹列在《周书》中，却不能向东征伐中原诸夏，以最终成就霸业。楚庄王派申舟出使齐国，命令他不要向宋国借道；申舟知道自己必死，而楚王不听。宋人杀了申舟。楚王听说他死了，挥袖而起兵，出兵攻打宋国，围城九个月，与宋结盟后离去。虽然号称能够使宋国服从，但君子认为这是一场因不借道而发动的战争。齐灵公、楚灵王所做的事情，楚庄王也做了【齐灵公名环，背离晋国，天天向鲁国进兵，诸侯同心围攻他，军队抵达国都；楚灵王名围，攻打吴国，灭亡陈、蔡，屡次出兵，国内发生叛乱，最终死于干谿】，这样又凭什么称为霸主呢？唉！这两位君主都是贤君，只因一次用兵不合义，便几乎陷入狼狈境地，不能与齐威公、晋文公并列，何况比他们更差的人呢？《晋论》治理天下要有方法：使人民安定来休养他们，使人民行动劳作来锻炼他们，使他们安居而又能勤劳，安逸处居而又能忧患。君子之间周旋交往、作揖谦让不失礼节，同时又能耕田、射箭、驾车，亲自施展自己的力量。平日里习惯于勉力而行，去掉懒惰骄傲，振作精神而一天比一天坚强，经历劳苦而一天比一天强健。戴着冠冕、佩着玉佩的人，却不怕承担天下最大的劳苦。因此天下的事情都能办成，没有什么值得认为困难的；天下的平民也没有办法凭借什么胜过他们的上层。为什么呢？天下的祸乱，大概常常起因于上层有所畏惧而不敢去做。天下的小人知道上层有所畏惧而不敢行动，便能够乘隙而入，使上层陷于难以应付的境地。上层所感到困难的，难道不就是死伤和战争的祸患吗？这正是平民所轻视、士大夫所不忍，却有人亲身去试验的事情。他们拿死伤和战争的祸患来威胁我，而我不能应对，那么天下陷入混乱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君子治理天下，不显露自己有所畏惧，而是设法使别人看不出他有所畏惧；因此事情有不能推辞的，劳苦有不能畏惧的。从前晋室衰败，并不是天下没有君子，而是那些君子都有喜爱善行的心，喜欢高谈阔论、作揖谦让，淡泊清虚，却没有慷慨激昂、感奋用事的操守；言论宏大却不切实际，不能适用于事务，又畏惧兵革战争。天下的英雄知道他们所忌惮的事情，便暗中乘隙进攻他们，所以他们颠沛失据、坠落失败，不能保全自己。况且刘聪、石勒、王敦、祖约，这些人的奸诈雄武，也都是一时的豪杰。譬如山林中的人，生长在草木之间，经受大风烈日的摧残，又遭受霜雪和饥荒的劳苦，他们的筋力骨节所受的锻炼，也已经达到极点了。假使让王衍、王导之流用清谈去抵挡他们，这就好比千金之家居住在高堂之上，吃肉饮酒，从未经受寒暑劳苦，却想用他们来抵御山林中的勇士并求得成功，这本来就是奸雄乐于进攻而且毫不困难的对象。因此即使有贤人君子的才能，也对世事没有益处；即使有竭尽忠诚、献出生命的意愿，也不能挽救患难。这种弊病起因于自处得太高，而不熟悉天下那些屈辱艰苦的事务。所以富贵了却不能劳作，地位尊贵了却不能治理事务。古代君子治理天下，是让自己极其劳苦却不失身份尊严，享用最好的食物却不抛弃粗粝之食，使平民小人不知道怎样发挥自己的勇力，而上层仍不失为君子。到了后世，有的使自己极其劳苦，却不知道怎样恢复自身，因而成就了秦的强盛；有的享用最好的食物，却没有办法充实自身，因而造成晋的败亡。极度劳苦本来不是用来求得安定的办法，享用极美的物质也不是用来巩固自身的办法。这就是他们丧失天下的原因啊！

译《隋论》人对待外物，如果任凭人自己归附，也任凭外物自行离去，那么人的分量就重，外物的分量就轻。人的分量重而外物的分量轻，外物归附人的关系就牢固。外物之所以离开人，分裂四散而无法禁止，是因为外物的分量重而人的分量轻。古代圣人取得天下，并不是驱赶天下人使他们前来；守住天下，也不是强迫天下人使他们留下，而是使天下人自行归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他们。增长自己的事业，不役使天下人的利益，天下人自然会到来。因此，离去或归附的权力在君主而不在百姓，这就叫人的分量重而外物的分量轻。况且我对待别人，已经主动求取而得到他，不如让他来求我，然后再答应他；已经守住并巩固了他，不如使他舍不得离开我，然后再同他共事。所以有智慧的人也许可以同他一起取得天下，却不能同他一起守住天下。守天下一定要有胸襟宽广的人。为什么呢？没有胸襟宽广的人，常常害怕天下离开自己，于是用权术挽留天下；用权术挽留天下，天下便开始离开他了。从前三代的君主享有国祚长久，后世没有能够比得上他们的。然而国家迅速灭亡的情况，没有像秦、隋这样快的，都是传到二世便亡。秦、隋灭亡的弊病，究竟在哪里呢？自从周失去政权，诸侯掌握政事，而秦只得到崤山以西的土地，不过千里。韩、魏压迫着它的正面，楚国威胁着它的肩部，燕、赵窥伺着它的北面，齐国在东面牵制着它。秦人披甲持兵，七代都不能解下武装【献公、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一点一点地侵夺土地，直到始皇才把天下合并为一。秦看到自己取得天下是如此艰难，认为如果不赶紧控制它，后世还会再次割裂天下，形成敌国，所以销毁名城，杀戮豪杰，铸造兵器，以断绝天下人的希望。它为防备和巩固统治所作的考虑，竟严密到如此地步。然而海内百姓愁苦无聊，没有人不产生忍不住离开它的心情，于是陈胜、项籍趁着百姓不服，长声呼喊起兵，山林泽地中的人也都响应。由此看来，难道不是因为它把失去天下看得太严重，防备得太过分所造成的弊病吗？如今隋文帝时期，大概也看到了天下长久不能安定，便过分看重失去这种安定。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苻坚、姚兴、赫连等人【刘聪为汉，石勒为赵，慕容为燕，苻坚为秦，姚兴为后秦，赫连为夏】纷纷兴起，多得数不清。到了元氏【后魏】吞并灭取，几乎已经全部完成，而南方还没有臣服。元氏后来分裂为周、齐【魏后来分为东魏、西魏；东魏为高氏篡夺而成为齐，西魏为宇文氏篡夺而成为周】，周又兼并齐而传给隋，隋文帝攻取梁、灭掉陈，随后天下才统一。隋文帝也看到天下长久不能安定，所以得到天下众多土地和人民后便害怕失去它，享有天下的快乐却担心不能长久；处在万民之上，却常怀猜疑防备和不安之心，认为全天下的人都有从前英雄割据的想法，于是制定严酷的法律命令，来堵塞天下发生变乱的途径。谋臣旧将几乎被诛杀殆尽，只因杨素而幸免，最终又遭遇大祸；到了炀帝时期，天下大乱，尸横遍地，却没有人能够挽救。由此看来，隋朝灭亡的原因与秦没有不同。可悲啊！古代圣人修养德行来招徕天下，天下人离去或归附的决定，无不掌握在我手中，所以他们把失去天下看得很轻。正因为把失去天下看得很轻，所以内心舒缓，施政也宽厚。宽厚产生于没有忧虑，惨急则产生于无所依托。过去曾听说，周兴起时，太王为躲避狄人迁到岐山，豳地百姓扶老携幼归附他，在岐山脚下连绵不绝；他们丧失了原有的国家，最终却因此大大兴盛。等到观察秦、隋，都是因为不忍心失去天下而走向灭亡，这才知道圣人采取宽缓从容、不急迫的做法，正是他们能够深深取得天下的原因。

译《书论》我读《史记·商君列传》，看到商鞅改革法令、制定禁令，改变秦国的风俗，诛杀秦国百姓中议论法令的数千人，给太子的老师黥面，又割去太子傅的鼻子，然后法令才得以大行。我未尝不赞叹他的勇敢果断。于是说：唉！世俗之人不能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端，却可以同他们共享事情的成功。假如天下人各自陈述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固守自己所学的见解，来议论天子的事务，那么事情将会有被阻碍而不能完成的。可是等到考察三代的典籍，到了将要矫正、违逆世俗的时候，它们用来告诫、论说天下的语言，总是恳切激烈，反复不倦，务必要使天下人完全知道君主的心意，又进而化解他们不服从的想法，使天下人都相信事情确实如此，然后再开始行动。那些言辞曲折委婉、反复说明，仿佛平常人彼此议论、追问是非一样。我起初读这些文字而感到疑惑，认为它们近于迂缓拖沓、迂远而没有决断。然而它们使天下人乐于服从，不产生勉强和不得已的意思；事情发动以后，也没有纷乱各异的议论，这才是王者的用心。所以我常认为，在尧、舜时代，君臣相互契合的心情，欢乐而没有隔阂，彼此在朝廷中发出赞叹、感慨、应诺之声，不亚于朋友间的亲密。即使他们有时彼此辨析是非、讨论争辩，以求得恰当的曲直，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到了商汤、周武王征伐的时候，他们反复周旋，说明自己用兵的意图，以便使天下人明白，这又是形势所必然。只是天下已经安定以后，君民之间的形势相距遥远而且不同，天子想有所作为，而普通男女百姓私下对天下之事另有议论，因而同上面的谋划相抵触，发布命令而他们不肯听从。在这种时候，若用形势强迫、压力威胁天下，天下谁敢不听从？但上面的人却从容不迫地慢慢向他们解释，使他们信服以后再行动。这不是王者的心胸，谁能这样处置事务并长期等待而不厌倦呢？盘庚迁都时，天下人都叹息而不高兴，盘庚便称述先王的盛德和明圣，而且还说明先王五次迁都才到今天【汤迁都于亳，仲丁迁都于嚣，河亶甲居于相，祖乙居于耿，盘庚又居于亳，共迁移国都五次】；如今如果不继承古代的做法，恐怕上天会断绝、抛弃你们的命运，不来救助你们的死亡。后来又担心他们不服从，便说：你们不和我同心，我的先王和后王将降给你们罪罚，你们的祖先也将告诉我的高祖说：在我的后代身上制造大规模的杀戮。大概他用来开启他们尚未醒悟的心，并把事情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讲给他们听，详细到了这样的程度。商君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只要让你们得到利益，又何必顾虑我的做法呢？所以他不向众人寻求意见，也没有什么可向天下解释说明的。然而他的事情最终也取得成功，因此后世的评论便认为三代的治理柔弱怯懦而缺乏决断。可是这正是王道与霸道不同的地方。三代的君主只是不忍心轻视百姓、欺骗百姓，所以天下有了事情，便把议论涉及百姓，以观察他们的意向。等到百姓不能听从时，又反复向他们说明，把道理讲到极尽，使他们心中不服的想法得到折服，因此百姓亲近并爱戴他们。唉，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不同啊！

译《汉昭帝论》周成王因为管叔、蔡叔的话而怀疑周公，等到发生风雷灾变，打开金縢之书以后，才释然明白周公并不是那样。汉昭帝听到燕王的诬陷，霍光害怕而不敢入宫。昭帝召见霍光，对他说：“燕王说将军出城检阅郎官【孟康说：都试就是检阅；肄就是学习。颜师古说：指总括检阅、试习武备】，在路上称呼清道，又擅自调动、增加幕府校尉，这两件事属于……” ○想要谋反。燕王从哪里知道这些事呢？况且将军如果想做不法之事，根本不必等到校尉；左右近臣听到这话的人都佩服您的明察。”霍光因此获得安宁，而燕王和上官桀等人全都失败【上官桀与他的儿子安等人谋划埋伏军队杀死霍光，趁机废黜昭帝，迎立燕王；事情败露后，霍光把桀、安等人的宗族全部杀死，燕王自杀】。所以议论的人认为昭帝的贤能超过周成王。然而成王享有国祚四十多年，治理天下达到刑罚废置的境地。到他将要去世时，命令召公、毕公辅佐康王；面对生死变化，他的话语清楚明白而不混乱。昭帝享有国祚十三年，刚刚成年，还没有在天下显现功业，他比不上成王也差得很远。人的长寿或夭折虽然出于天性天命，但人事常常也参与其中。因此我认为，成王长寿，是周公的功劳；昭帝早逝，是霍光的过错。从前晋平公患蛊病，医和诊视后说：“这叫接近女色，疾病像蛊病一样，不是鬼祟，也不是饮食所致，而是迷惑心志而使志气丧失。贤良的大臣将要死亡，是上天的命运不保佑他。国家的大臣，享受他的恩宠俸禄，承担他的大节，有灾祸兴起却不改变，必定要承受那灾祸。”这是用来讥刺赵孟的。赵孟接受讥刺而不推辞，霍光又怎样逃脱责难呢？成王年幼时，周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左右前后都是贤能大臣。成王虽然资质只是中等，但起居饮食每天都同这些贤臣相处，等到壮年和老年时，志向气概已经安定了，他能够安处富贵、看轻生死，大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昭帝所亲近信任的只有霍光一人。霍光虽然忠诚诚信、笃厚实在，却不学习，也没有治国的学术；与他共同处理国事的只有张安世，与他共同裁决机要事务的只有田延年。那些通晓经术、懂得义理的士人，霍光并不认识。后来他虽然听到了久阴不雨的说法，也看重夏侯胜【霍光与张安世谋划废黜昌邑王，昌邑王入宫时，夏侯胜进谏说：“天长久阴而不下雨，臣下有人谋害君上，陛下想要到哪里去？”张安世召来询问，夏侯胜上奏《洪范五行传》说：“君主不能达到中正，天的惩罚就是长期阴天，这时便有下民讨伐上位者。”霍光、张安世大为惊讶，因此更加重视经术之士】，又感悟于蒯瞆的事情，认为隽不疑贤能【始元年间，有男子到宫阙自称卫太子，京兆尹隽不疑斥责属吏把他逮捕说：“从前蒯瞆违背君命出奔，卫国就拒绝接纳他，《春秋》认为这是正确的。卫太子得罪先帝，是罪人。”于是将他送入诏狱。霍光听说后称赞他说：“公卿大臣应当运用经术】但最终也没有任用他们。假使昭帝居住在深宫，亲近受宠幸的人，虽然天资聪明、能够决断，却没有办法培养他的德性，早晚加害他的人很多，又怎么能够顾及长远呢？君主不幸，未曾经历事务便登上大位，应当得到笃实好学、见识深厚的士人，每天同他们相处，向他显示邪正，晓谕他是非，让他观察治乱，使他长久习惯并安于此道，做到知类通达、意志坚定而不反复，然后再听任他独立行事，才不会有害处；这就是大臣的职责。否则小人先行接近他，用声色犬马使他高兴，用驰骋田猎放纵他，用宫室器物和服饰使他奢侈；他的志气已经混乱，然后再向他灌输谗言，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纷纷扰扰无所不至，小则足以伤害自身，大则足以扰乱天下，大臣即使想进言，也来不及了。俗话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被使唤。”所以人一定先懂得道理，才知道爱护自己；知道爱护自己，才知道爱护别人；知道爱护别人，才知道保全天下。因此我论说三宗享有国祚长久，都是学习道理的力量。至于汉昭帝，可惜他有超过常人的明察，却没有人引导他学习，所以我再次论说此事，认为这是霍光的过错。《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二目录 宋 曾巩 《劝学诏》《劝农诏》《正长各举属官诏》《赐高丽诏》《贾昌衡知邓州制》《王制》又一篇 《相制》又一篇 《尚书左右丞制》《吏部尚书制》《户部尚书制》《秘书监制》《将军制》《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救灾议》《寄欧阳舍人书》《福州上执政书》《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礼阁新仪目录序》《范贯之奏议集序》《先大夫集后序》《送丁琰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二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编纂注释 宋 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人。嘉祐二年进士，历任官职至中书舍人。曾巩生在末世风俗之中、学术断绝之后，对于剖析隐微的言辞、阐明疑难的义理，卓然有自己的见解；发掘六经的深意，纠正诸子百家的谬误。他写文章纵横驰骋，却始终归于雅正。与欧阳修齐名，是学者所尊奉的人】《劝学诏》朕认为，先王兴办学校来教化四方，是为了使学士大夫明白自己的心性。内心没有蒙蔽，所以施用于自身，便能修身齐家；推及他人，便能修治官府、使政事成功。影响流传到长远之处，便能教化百姓、形成风俗，这一切常常都要由此而来。古代能够增长人才、厚重人伦的根本，也只是这个道理。朕非常仰慕它，所以设置学校，重视学官的选任并优厚他们的俸禄，凡是想用来诱导教诲学者的办法，大概接近古代了。然而在位者没有任职尽责的心，承继学业者没有仰慕善行的志向，以至于师生互相冒犯，挟带贿赂作奸，喧嚣争讼，声势惊动众人，何况还想倡导率领、训诫教导，使礼义…… 在礼义方面磨炼陶冶，使闻名于世、品行修洁的士人充满朝廷，使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笃厚的风气流行乡邑，这能够做到吗？朕对此深感忧悯。因此改制博士，并讲求训诫勉励的方法，明确写入法令，作为学校制度。朕乐于培育天下人才，并希望接近先王的治理，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从今以后，有那些品行敦厚、重视名节、整肃政教、出入不违背正道、通晓经术的人，有关部门应当按次第提拔他们，使他们的名声传到朕这里，朕将考察选择并加以任用，用来勉励你们众人。士人中有苟且怯懦、懒惰怠慢、不遵循教学、不能通晓明白的人，博士是朕所属的官员，应当反复加以诱导，使他们能够改变志向，最终归于善行，这本来就是朕所接受的结果。朕已经明确建立学校教育的制度，详细制定了条文，其中对于学生有奖励、进用、退黜的标准，用来昭示劝勉和警戒。至于学官，若能明白教导率领之道并详细考察学生，获得善于选用人才的称誉，就给予确实的奖赏；若教导授业没有方法，取舍人才失实，也将论定他的处罚。朕把这些明白地告诉你们，朕的话不会欺骗你们，希望你们努力吧，不要给自己留下悔恨。《劝农诏》农业，是衣食所由产生的事业。百姓生存的事业，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一名农夫的力量，所耕种的一百亩土地，用来养活生者、安葬死者，以及缴纳赋税、供给官府的东西，全都从这里取得。不幸的是，水灾、旱灾、螟虫、蝗虫等灾害常常发生，可以说既劳苦又艰难。执政者知道情况如此，所以不违背农时，不夺取农民的劳力，来让他们从事农业。明确农时，依次划分土地给他们，根据土地肥沃或贫瘠的差别安置他们。春天巡视耕作，秋天巡视收获，以此帮助他们。《诗经》说：“送饭到那南亩，田畯来到便欢喜。”说的是上面的人用来慰劳农民的办法。又说：“赶快开发你们的私田，直到三十里之外。”说的是上面的人用来劝勉农民的办法。其奖励勉励、成全农事的措施就是这样。朕自从承受上天的秩序，内则重视司农的官职，外则设置劝农使，为农民减免劳役，均平土地赋税，修治水利。有时一场雨延误了时节，忧虑便显现在脸上；有时一种谷物没有收成，便更加感到悲痛忧切。有免除赋役的条款，有赈济抚恤的命令。朕早晚勤勉不懈，焦心劳思，都是为了农业。如今耕种的人多了，但还有人没有尽力；开垦的田地广了，但还有土地没有开垦。难道是抚慰、循导、劝勉、督率的措施还有不完备的地方吗？还是官吏懒怠疏忽，不能把这些事情贯彻到底呢？有关部门对于农桑事务，应当更加思考除害兴利的方法。诏令已经完备的，不得有人阻塞搁置；尚未尽善的，不要怕把情况上报。务必要使依靠南亩生活的百姓，全都欣喜地乐于从事本业、安于职业，达到富足的境地，以符合朕的心意。《正长各举属官诏》我听说，尧的治理称为“百姓昭明”，舜的治理称为“四门穆穆”；那么在那个时候，在位的全都是君子，他们对于是非不受迷惑，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尧想要整治百官，舜想要兴盛帝王的事业，寻找可以任用的人，都向四岳询问；又通过四岳任命禹，再通过禹任命稷、契、皋陶；又根据群臣共同的意见任命垂、益、伯夷，再通过伯夷任命防、龙。他们审慎任用官员和贤能，不把自己的聪明当作唯一依据，而是向众人考察，就是这样。然而记载在典籍中的，二帝所任命的有羲、和、九官、十二牧，都是各官的正长。至于属官，则没有二帝曾经任命过的记载。能够考察到这种遗留法制的，是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告诫他说：“慎重选择你的属官，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逢迎偏邪、侧媚取宠的人，只任用吉士。”那么自行选择本官属员，是各官正长的职责。这是先王留下的成法。汉、魏以来，公府、郡国也都自行征辟属官。唐代陆贽请求让尚书省各长官自行选择僚属，大概上下之间的体制相承就是如此。用它来治理天下事务，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如今朕总领整顿官制，从三省开始，直到百官，都给他们端正名分。让在位者全都是君子，使他们对于是非不受迷惑，这本来就是朕一向用来勉励士大夫的原则。因此凡是各官的长官和副长官，朕已经考察选择并任用了。尚书省是政事的根本，从郎官以下使用的官吏很多，现命令仆射、左右丞、尚书、侍郎各自在所属部门中，如有员额尚未齐备，都推荐两人上报。朕将选择任用其中的人，尚未任用的，也记下姓名等待任用。朕考察古制来端正百官，考察众人来寻求天下士人，勤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只是各官长官和副长官，都是朕所任用的人，共同成就天下的治理。希望你们体察朕的心意，所推荐的只讲公正，以回应朕的求才；所陈述的只讲事实，以严肃执行朕的诏令。至于得到人才或错失士人，有关部门应当各按等级差别，详细制定赏罚标准，朕将提举实行。赏赐朕不会吝惜，处罚也不会宽赦。不只是搜求并举荐被埋没的人才，希望能够使任官得到适当的人选；朕也将借此观察大臣是否有能力使朕同众多士大夫志向相合、同心协力，进用天下人才，树立法则、垂示制度，在今天实行而留给后世，追承先王的成法，不要让唐、虞、有周只在古代独享美名，难道不是美事吗？告诫你们各位官员，请把朕的心意晓谕众人【一作“怀”】。《赐高丽诏》

译我听说从前夏后把天下划分为五服，因为土地有远近之别，所以治理有详略不同；但声教的盛大，向东一直传播到海边，朕非常仰慕这种情形。只是朕的德行不够明达，怎么能够达到那种境界呢？而你们东国的君主诚心归附，多次派遣使者乘渡不可测量的海川，进献地方贡物，这全是你们的义心，朕实在应当加以宠爱，理应给予特殊恩典，以称许你的勤谨恭敬。然而你近来因为调养疾病，请求派遣医者【熙宁七年，高丽国主王徽上表请求医药以及绘画、塑像的工匠，诏令罗拯招募愿意前往的人；元丰元年，派左谏议大夫陈睦前往聘问，王徽已经患病，只能拜受诏命，又请求医药；二年，派王舜封带着医者前往诊治】，朕眷念地向东顾望，预先为你忧虑，因此选择派遣精通方技的官员，备办船只前往。愿你使那一方得到恩惠，神明保佑你，药剂有所补益，按时恢复安康，传到朕的耳中；朕正要欣喜庆贺，却突然收到你派遣属官前来送上谢恩表章，览读之后更加安慰，给予的奖勉十分优厚。你自从祖先以来，保卫治理那片土地，希望你保养精神，加强饮食，达到长寿，使福泽均分于众人，让你有世代继承并发扬美德的功劳，也使朕的声教传播远方的美名从今开始，永远保持友好。《贾昌衡知邓州制》【字子平，进士出身，历任各路转运使，神宗召任户部副使，加集贤殿修撰，任知河南府】记载旧俗的人说，南阳的百姓夸耀奢侈、崇尚勇力，难以制御。如今这种遗留下来的习气，大概还存在一些。因此，治理一方的重任，朕不会轻易交给别人。具官某内外历任，良好声誉由来已久。现在经过考察选择，前往分治那片土地。穰、淯之间，虽然风俗混杂而难以治理，但教导百姓厚重根本、兴起向善风气的条件也在这里。召信臣、杜诗的遗迹还存在。让农桑得到劝勉而风俗变得淳厚，希望你思考继承前人的事业；此去要努力啊，不要辜负朕的命令。《王制》从前周朝分封亲属，大概建立了五十三个国家，用来藩屏辅佐京师。汉朝分封骨肉亲属，有的连接数十座城，用来承接、护卫天子。这样做是为了加强形势、巩固根本，谋划考虑得很深远，朕非常仰慕。何况这是先帝的儿子、朕的二弟，理应接受显赫的册命【英宗的四个儿子，长子是神宗，次子是吴荣王颢，再次是润王颜，最小是端献王頵。这里的“仲弟”应当是吴荣王颢，神宗朝进封昌王，后改封雍王】，进而开拓治理大邦，这本来是典章常法，哪里敢废弃呢？某人性情深沉安静、谦退简约，孝顺友爱、忠诚笃厚，不倚仗身份尊贵而去做违背常规的事，不依恃朕的恩宠而产生不合道德的行为；奉行法令、恪守职守，早晚谨慎小心。你治理雍州，时间越久，政绩越好。营丘的原野、临淄的区域，是太师吕尚所建立的国家，包括岱山和大海，是天下的重要地区。因此任命你，保守这片东方土地，实行二公的仪范，承担上将的节制权。赏赐田地，作为实际食禄，备办各种礼物和宠荣，向朝廷大加宣告，全部交付给你。唉！

译《尚书》称赞帝尧的德行说：“亲爱九族。” 《诗经》赞美周文王的圣德说：“示范于兄弟。”大概教化从上面施行，仁爱从亲近的人开始，先王的道理，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如今朕任命你，不要违背这个道理，希望你充分用心。要努力辅佐朕，使黎民百姓都改变而达到和顺，由家庭推及国家，使诚信不被废弃，用来屏护朕一人，安抚四方夏地，实在都托付给你了。应当努力啊。又一篇 天子的旁支子弟，如同他的同母弟弟，周朝姬姓宗室没有不封侯的，汉朝刘氏宗室没有不封王的。大概亲近的人，希望提高他的地位；爱护的人，希望增加他的财富，这是先王的法则，也是人事的道理。某人是先帝的小儿子、朕的小弟弟【制文说：先帝的小儿子吴荣王颢，起初封大宁郡公，进封乐安郡王，嘉王改封曹王、荆王】，聪明敏捷，孝顺友爱，忠诚实在，富贵而能自我约束，不放纵自己以败坏礼法；地位尊贵而能自我警戒，不因逸乐而沉溺。积蓄学问，乐于善行，德行一天比一天更新。任曹王多年，恪守职务从不懈怠。斗、牛两宿所在的原野，是太伯开拓的地方；三江五湖在它的南面，大海中的盐和鱼，以及金银谷物，都是天地的储藏。现在因此任命你，治理这个南方国家，礼仪待遇与三公相等，职责兼任上将；封给实在的土地，作为繁衍食禄，备办各种宠荣礼章。唉！从前鲁公在周朝，大大开拓你的疆土，来辅佐王室；康叔在卫国，实为诸侯之长，用来保卫治理百姓。如今朕依照古制考察，把这些责任交给你，希望你想到这些而恭敬地尽守职分。常棣之花所象征的恩泽，与前代贤人相配；宗室藩屏的美好事业，继承我高祖的美德。你要努力，前去恭敬履职吧。《相制》上天把保佑的命运降临到我身上，是为了治理百姓，不是让我自己安逸；我广泛寻求贤良的辅弼，把他们作为依靠。要像圆规合于规矩，像正直者认准墨线。如今朕听取朝廷中某人的意见，认为他学识广博、性情宁静深沉，精通世务；推究他的谋划，已经显现出可以实行的地方；考察他的事功，也有已经试验成功的效果。你是你所守护的，应该建立辅佐朕的功业，现在因此诏令你担任东宫的职位。唉！自从周朝衰落以来，已经一千多年，先王之道被遮蔽而不明；振兴衰败、扶持微弱，朕私下有这样的志向，希望你努力辅佐朕，谋划施行各项政务，遵循经书训诫而不违背，参考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不谬误。不要崇尚小聪明而改变大治道，不要夸耀自己的才能而拒绝众人的善策。赏赐和刑罚掌握在上位者手中，不可以僭越；聪明才智存在于下位者，也不可以违逆。使你的后继者能够完成你的职责，那么你自身就会长久得到美誉。去吧，奋起任职，以承继我祖宗伟大的功业。又一篇 有作为的君主，举用贤能来辅佐自己；有志向的士人，遇到明主以后才能施展抱负。朕观察前代君臣相处的情形，仰慕圣贤彼此相得的盛况，慨然欣羡，希望能够追踪他们的足迹。如今朕得到这样的人，向你们宣布：“某人品行纯正无瑕，学问有根本源流，才智谋略，良好声誉由来已久。在朕左右献纳忠言，早晚从不懈怠。朕内心已经认定，任命你作为羽翼，位列朕的右相，晋升为辅佐西宫的副职。”唉！自从治道不明以来，世俗的蒙蔽日益长久；法度多有缺失，纲纪逐渐衰败。谋求治理的人认为古法迂阔，处理事务的人把苟且当成得计。军队安于坐食而不与农业结合，士人习惯空谈而不知道怎样做官。礼义廉耻有所缺失却不思考，朋党相互勾结逐渐成为风俗。把学政交给人办理却因贪墨而败坏官职的人，正被起用来赴事求功；只图文章便利、经营私利的人，也越来越多。朕想要贬斥汉、唐的浅陋，追赶尧、舜的高明，希望你努力辅佐朕，朕的诚心不会改变。使千年坠落的事业在一朝振兴，使上下之间与前代功业相称，以发扬先王先后的光明教训，也继承你过去职务中显著的功绩。《尚书左右丞制》天下政事的根本在尚书省，尚书省纲纪的根本在左右丞。各部门治理得好坏、各种事务兴办或废止，都由左右丞纠察、匡正，这正是他们的职责。如今朕整顿官制，使尚书省继承旧有职务，以仆射担任掌管政务的大臣，六卿各自恪守职责。至于总领纲纪的职位，负责警戒官吏的奸邪、纠正错误乖谬，御史有不举劾的，也可以一并治罪，那么它在整个官制中的关系尤其重要。因此提高你的官位次序，使你能够辅佐朕掌政务的大臣。朕如果不是希望你承担一时的重任，哪里会虚授此职？某人明察诚信、忠诚笃厚，通晓古今，位列朝廷，能够以正义辅佐朕。因此经过考察选择，任为首选。希望你体察朕所安排给你的重任，不要苟且，不要随从，使百官众尹知道你对法令不徇私，谁也不敢不端正。要符合朕树立榜样、垂示法宪，从今以后实行并传于后世的心意。你应当努力，朕对你寄予希望。《吏部尚书制》《尚书》是政务的根本，吏部是天官，负责考察、选择人才，以成就天下的事务。近世以来已经失去本职，只是接受既成事务罢了。如今朕已经端正官名，并且将把职权归还给它所属的部门。立法的开始，在于有人推行。对于考核才能、评议功劳、确定勋绩、颁授爵位等事务，你应当率领所属官员，谨慎遵循科条。若不是具备周全才德的人，怎能称任这个职位？某人忠厚仁爱、笃实，秉持义理、恪守正道，位列侍从，拥有美好而显著的声名。因此选择任用你。你的职责在于使朕树立榜样、垂示法宪的意图，不只在今天能够施行，将来也应当推行于后世。大概你有称职的美誉，朕便有知人善任的明察。希望你努力，不要废弃你的职守。《户部尚书制》户部对于中书省，是周官司徒的职务，掌管财赋的调度、金谷的出入，以供国家使用。经历唐、五代，征收聚敛的事情繁多兴起，使者名目纷杂出现，地官的职务大概只剩下空名而已。如今朕端正名分来确定群臣的职位，辨明职位来责成各项事务的实际。尚书省是政务的根本，掌管经费的部门，所属事务尤其重要；应当广泛寻求天下士人，使他们适合这一官职。某人诚实笃厚、刚强敏捷，智谋思虑精密，治理繁杂事务、处理棘手政务，才力绰绰有余。民曹上卿，没有谁能够替代你。治理财赋的方法，要等待你有所作为。如今每年的收入非常多，但每年的费用所剩却没有多少。使官府用度有节制，余蓄能够积累，国家仓库充足，百姓赋税可以减轻。能否做到这些，在于你是否知道其中的方法，希望你承接朕的志向，努力守职，以承继应有的秩序。《秘书监制》帝王治理天下，一定有图籍典册的收藏；又要选择当代聪明杰出的人士聚集在那里，使他们逐渐受到文学的磨炼，培养成才，以等待国家任用。因此设置书省，我不计较眼前的功效，而重在广泛蓄养德才，所以优厚其礼秩，却慎重任用人员，希望借此表明朕好古乐善的勤勉，也勉励学士大夫的品行。某人见闻广博，操守纯正笃厚，为诸儒所推重，美好的声誉由来已久；让你任居此位，是朕根据自己的了解作出的决定。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并且实行而不知疲倦，使它有助于世间教化，使其成效可以称说，并不只是悠闲地处在藏书府中而已。你要自我勉励，以承接朕的志向。《将军制》

译朕有连营列校的军队，用来守卫京师、镇抚诸夏；能够使士卒整齐奋发，关键在于统率督领的大臣。朕在朝廷中寻求这样的人，选择极其重要。某人忠诚勇敢、仁厚，能够谋划并使军队得到治理，我的军队一定能够符合朕的期望。如今考察士卒的技艺，朕都亲自临视，选拔有特殊才能的，淘汰疲弱软怯的；对于抚慰、循导、训练、勉励的方法，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你主管军务，只要赏罚公正，就可以使他们服从；只要恩信深厚，就可以使他们竭尽力量。使他们在驻守时能够彰显朕的威严，出征时能够彰显朕的武力。等待你任职以后，希望能够符合朕的心意。《熙宁转对疏》按照御史台的规定，臣僚在朝廷辞行之日应当详细陈述政事。臣愚昧浅陋，恐怕所说没有足以采纳的价值。然而臣私下观察，唐太宗即位初年，召集群臣共同谋划天下大事，能够排斥封伦而采用魏郑公的意见【魏征劝皇帝施行仁义，封德彝认为三代以后不可能再实行仁义，太宗独自采纳魏征的意见而毫不怀疑，天下于是大治。太宗对群臣说：这是魏征劝我施行仁义的功效】；因此成就了贞观之治。周世宗初即位时，也召集群臣，让他们陈述当时的政务，能够知道王朴是可以任用的人【世宗刚即位，锐意征伐，当时的文士都不愿意皇上急于用兵，只有陶谷、窦仪、杨昭俭和王朴都陈说用兵的策略。王朴认为应当先取江淮，世宗一向知道王朴的才能，便召他来商议天下大事，所说无不符合，于是决意任用他】。所以显德年间的政治，也只有他能够改变五代以来的因循积弊。当众人的议论纷纷驰骋时，能够以独到的见解陈述尚未显现的得失，这是听取意见的人所难以做到的。然而这两位君主能够在众人之中辨识并采用这样的意见，从而收到当时的功效；这就是后世士人常常感叹知晓真言的人太少，而称颂两位君主英明的原因。如今陛下刚刚承受天命，也下诏让群臣依次入对，可是将近一年了，还没有听说陛下采纳过一个人、得到过一句话，难道当今确实缺少人才，不能符合陛下的心意吗？还是说召见询问只不过沿用历代的故事，并不一定真正求取意见呢？臣愚昧私下推测，大概是进言的人还没有能够符合陛下的心意。陛下的明智和远略，本来将要与唐虞三代的盛世相比；即使达到太宗、世宗的程度，恐怕也不足以仰望陛下。因此臣所说的，也不敢仿效那两位臣下的浅近见解。伏望陛下超然独立地观察世俗之外的事，详细思考臣的话而择取其中正确的部分，那么两位君主的英明，哪里值得后世称道；而怀抱忠义的士人，难道还会感叹知晓真言的人太少吗？臣所说如下。臣以为，陛下恭敬节俭、慈爱仁厚，能够继承祖宗的德行；聪明睿智，能够任用天下的人才。即位以来，早朝晚退，广泛询问，兼听各方，具有更改制度、改变风俗、比肩唐虞的志向，这不是群臣所能赶上的。然而陛下所处的时代，在天象方面有日食、星变的灾异，在大地方面有震动、陷裂、水泉涌溢的灾害，在人民方面有饥荒、流亡、谣言互相惊扰的忧患。这三种都是非常的变故。再考察如今的天下，风俗日益浅薄败坏，纲纪日益松弛毁坏，各部门和各种事务都只不过是徒具形式；内外任用的人才不足，公私方面的财计和粮食物资也不足。近处不能不把盗贼视为忧患，远处不能不把外国视为忧虑。海内有智谋的士人，常常担心天下的形势不能长久安定。以陛下的明智，却遭逢这样的时代。陛下有改变制度、移易风俗、比肩唐虞的志向，那么也只在于端正根本而已。《易经》说：“端正了根本，一切事情就会得到治理。”臣认为，端正根本，就在于陛下从心中领会它而已。臣考察《洪范》协调天与人的关系，使二者没有间隔，而归根究底，它开始于“思”。《大学》所说的使意念真诚、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从而治理国家天下，归根究底，它开始于“致知”。所以臣认为，端正根本，就在于从心中领会它而已。从心中领会它，没有别的方法，只是学习罢了。这就是“致知”，也是《大学》的道理。古代的圣人，如舜、禹、成汤、文王、武王，没有不是通过学习而成就的；傅说、周公辅佐君主时，也没有不以学习来勉励君主的。因此孟子说：“学习，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商汤因此成就王业，齐桓公因此成就霸业，都是不必劳苦而能够做到的。学习对于成就君主的功德，作用就是这样。果真能够不断磨炼、长期培养，达到有所自得的境界，那么天下事物中合于理的部分，就没有不能穷尽的。能够穷尽天下的道理，那么天下以事物来接触我的事情，就不能扰乱我的内心；天下以言语来接触我的事情，就不能蒙蔽我的外在判断。这样一来，就只是遵循道理，邪曲的情感无法进入；就只是听从善言，邪说无法扰乱。像这样运用它而长期坚持，以它为凭借而不断努力，那么积累微小的必定达到广大，积累隐微的必定达到显著。古人从可欲的善行开始充实自己，达到不可测知的神妙境界；从十五岁立志学习开始积累，达到顺从内心愿望却不越过规矩的境界。这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不过由此而已。所以说：“始终念念不忘以学习为常道。”又说：“学习，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孔子也说：“我学习从不厌倦。”大概就是这样；这种学习，是孔子也不能停止的。能够使事物接触自己而不能扰乱内心，这是用来治理内在的；能够使言语接触自己而不能蒙蔽外在，这是用来应对外界的。有办法治理内在，这就是成就德化的原因；有办法应对外界，这就是建立法度的原因。德化和法度既已形成，就可以用来生长养育万物，协调天与人的关系。自从周朝衰落以来，道术不明，做人君的没有人懂得以先王之道来学习、端正自己的内心；做人臣的也没有人懂得引导君主，使他达到先王之道。人们一概苟且简略，沉溺于流俗之中，处在末世的卑下浅薄状态，把先王之道看作迂远而难以遵行。君主虽然具有聪明敏达的资质，却没有磨炼、长期培养的途径，以至于不能有所自得，那么天下事物中合于理的部分便有不能穷尽的。不能穷尽天下的道理，那么天下以事物接触我，就足以扰乱我的内心；天下以言语接触我，就足以蒙蔽我的外在判断。这样一来，想遵循道理，邪曲的情感却足以伤害它；想听从善言，邪说却足以扰乱它。像这样长期运用，反而越来越严重而毫无补益；不断施行，也不能见效。它的弊端，便发展到邪情胜过正理，邪说滋长而正论消亡。天下之所以不能得到治理，甚至发展到混乱，就是这个原因而已。这也是周朝衰落以来，君主能够流传后世的很少的原因。能够流传后世的，如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都可以说具有美好的资质。

译只是由于他们所学不能达到高远之处，所知仍然浅陋，所以足以比近世的庸主贤明罢了。若要议论唐虞三代的盛大德业，他们哪里配这样说呢？正因为如此，自周朝衰落以来一千多年，天下谈论道理的人也都卑近浅陋，只迎合当世君主的便利来发表意见；凡是谈论先王之道的人，都被排斥而不被理会。因此即使孔子圣明、孟子贤能，仍然没有得到任用。如今距离孔子、孟子的时代又更加遥远了，臣所说的，正是周朝衰落以来一千多年被认为迂远而难以遵行的道理。然而臣敢把它献给陛下，是因为臣考察先王已经实践过的道理，发现它的言论最为切近而不迂远，它的作用最为重要而不迂曲，所以不敢不把它告诉陛下；这就是臣侍奉陛下的一片微薄心意。伏望陛下具有自然形成的圣人资质，而且浸润于道义的时间也不能说不长。然而臣认为，陛下有改变制度、移易风俗、比肩唐虞的志向，就在于从心中领会它；从心中领会它，就在于学习而已。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考察《洪范》《大学》中所陈述的内容，知道治国之道的根本不在别处；考察傅说、周公所作的告诫，知道学习并不是明主所应当停止的事。陛下有改变制度、移易风俗、比肩唐虞的志向，就应当以恳切真诚、忧念民生的心情讲明旧日的学问并加以推广，务求符合道德的根本要义，不取法于只限于耳闻口说的浅薄知识，不急于追求朝夕之间的近期功效；反复学习、熟习它，使圣心所存能够从容达到自得的境地，那么天下万事中合于理的部分，就没有不能穷尽的。能够穷尽万事的道理，那么内在就不会被天下的事物所扰累，外在就不会被天下的言论所蒙蔽；然后明白并实行先王之道，邪曲的情感便不能进入。汇合天下正确的议论而加以采用，邪说便不能扰乱。像这样运用它，长期坚持，以它为凭借而不断努力，那么即使细小也必将变大，即使隐微也必将显著。凭陛下的聪明不断充实它，达到不可测知的神妙境界；凭陛下的睿智不断积累它，达到顺从心意而不越过规矩的境界。这难道还遥远吗？只看勉力实行得怎样罢了。这样一来，内在成就德化，外在成就法度，用以生长万物、协调天人关系，是很容易的。至于改变风俗的浅薄败坏，振兴纲纪的松弛毁坏，改变各部门各种事务徒具形式的状态，使天下士人努力而称职；治理天下的财物，使它足以供给使用；使近处的人亲近归附，使远处的人服从；使海内的形势常保安定，那么只要是陛下想做的，还有什么求取不到、什么事情办不成呢？从来没有这样做而福应不来到、灾异不消除的。假如圣心所存还没有达到这里，内心还不能没有秋毫般的牵累，外在还不能没有纤芥般的蒙蔽，那么臣恐怕陛下想效法先王的政治，而思虑判断还有不够周密之处；想任用天下有智谋、有才干的人，而议论却不能统一。这样对于国家天下越发没有补益，风俗纲纪也越发衰败。并不只是这样，自古以来安危治乱的关键，从来没有不是出于此处的。臣幸蒙陛下屡次降旨询问，若只谈天下的细小事务，而不能有益于得失大计，那就不是臣侍奉陛下的一片微薄心意。臣不自知固陋，竟敢谈论国家的大体，惟愿陛下审察而择取适宜的意见，天下幸甚。自福州召回，任判太常寺，入殿上奏的札子【改任明州，未能上任】臣愚昧孤陋，熙宁二年出任越州通判，因转对而有幸得以议论政事，敢依据经书的说法，把以诚意、正心、修身而治理国家天下的道理，必定以学习为根本，献给陛下。到如今十一年，才得以仰望陛下穆穆清明的容光，敢于辨明前面所说的话而把它说完。臣认为，陛下有世所罕见的资质，有统治人民的伟大德行，又有出自数千年历史的大志，并且还有能够实行它的成效，这在三代以后是特然兴起的。然而，既然臣把治理国家天下的道理必定以学习为根本献给陛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古代圣人虽然超出同类、出类拔萃，但到了成就德行的时候，没有不是依靠学习的。所以尧、舜是本性仁德，却见于传记中都曾有老师。史官记载他们的行事，也都说“考察古代的事迹”。至于汤、武王亲身实行仁德，汤曾向伊尹学习，武王曾向太公学习。这些都见于《诗》《礼》。孟子说，商高宗得到傅说并任命他为相时，命令傅说的言辞是：“我这个小子过去向甘盘学习，傅说来教导我，于是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收获。”又说：“只有学习才能使志意谦逊，务必及时勤敏，他的修养才能到来。”又说：“只有学习，功夫才完成一半；始终念念不忘以学习为常道。”大概商高宗已经向甘盘学习了，等到傅说辅佐他时，傅说仍然反复郑重地以学习勉励他。这些话归结起来，就是认为应当始终经常把学习放在心上，说明学习确实一天也不能废弃。至于孔子自述自己的经历，是从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到七十岁顺从心意而不越过规矩。以孔子的圣明，尚且必须立志学习；他的学习逐渐进步，每十年提高一个阶段，直到七十岁。他所说的顺从内心，是因为不越过规矩；那么傅说所说的应当始终经常念念不忘学习，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能改变。因而扬子说：“学习成为成就王业者的事业，已经很久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勤勉不懈，孔子庄严勤奋，这已经很久了。圣贤如此笃志于学习，大概是因为以学习为乐而不紊乱，反复学习而不厌倦，这就是道。越推测它越深，越穷究它越高远，这是圣人的言语。知道自己的不足、感到困惑，正是学习的表现。开始时，求取知识贵在广博，积蓄知识贵在多。等到真正得到它，在言语方面要知道其中的要旨，在德行方面要知道其中的深奥。能够达到这个程度，那么起初求取广博、积蓄众多的知识，就只是捕鱼的竹笱和过河的筌蹄而已；这就是所说的“听闻多了，就用简约来把持；见识多了，就用卓异来把持”。如果求取不广博、积蓄不丰富，就还不能在言语上知道它的要旨，也不能在德行上知道它的深奥。

译这就是所谓听闻少便没有可以简约把持的内容，见识少便没有可以卓立的见解。子贡称述孔子的学问，说孔子对于深远和宏大的方面，在言语上能够知道其中的要旨，在德行上能够知道其中的深奥；这样以后，才算符合孔子所说的学习。果真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存于内心的东西便足以有所作为，成为内在的主宰；天下的事情虽然变化无穷，而我用来应对它们的方法却没有固定的方式。古代在天下大有作为的人，没有不是由此而出的。尧、舜、商汤、周武王所以成为盛德的极致，孔子所以顺从心意而不越过规矩，有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行为，却没有得到他们所以这样行为的道理；得到了他们的话，却没有得到他们所以这样说话的道理。孟子所说的“圣人而不可知，这就叫神”，就在这里罢了。陛下处理万机之余，每天召见天下士人，推究道德而讲明它的意义，陈述六艺典籍的文字而反复阐释其中的学说，广泛考察，深入思考，从不懈怠。陛下判断是非、独到明见之处，是老师和老儒也达不到的。这是臣所听闻的。陛下有世所罕见的资质，有统治人民的伟大德行，又有出自数千年历史的大志，这在三代以后特然兴起。这是臣所知道的。这样看来，陛下的学习已经可以说达到极高境界了。然而臣区区不自量，仍敢诵说经书中的旧话来进献给陛下，实在是想顺应陛下的圣明志向，采纳傅说始终以学习为常道的话，观察孔子从少年到老年学习逐步增进的过程。凭陛下的明智，知道言语的要旨、知道德行的深奥，这些本来都是陛下素来积蓄的。如果陛下确实以乐于道义的心继续不断学习，以考察古代的功夫加上永不停息的努力，使天性中的睿智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厚，所考察的古代道理更加丰厚，做到日日更新、日益更新，那么陛下有所自得之后，就不只是足以应对万事无穷的变化而应对得没有固定方式；天下人也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能够看到陛下的行为，却不能知道陛下为什么这样行为；能够听到陛下的言语，却不能知道陛下为什么这样说。尧、舜、汤、武所以成为盛德的极致，孔子所以顺从心意而不越过规矩，孟子所说的“圣人而不可知，这就叫神”，除了陛下还能在谁身上呢？由此聚集五福的祥瑞，把盛大的恩赐施给百姓，享有万年的安乐，永远安抚四方，德行厚重如天地，声名光耀如日月，这只在于圣心所存罢了。臣愚昧迟钝，蒙受恩典得以入对，不敢逐一罗列繁琐的日常事务，而冒昧谈论国家的大体和长远大事；这就是臣爱戴君主的一点本分。伏望陛下留意省察。调任沧州，经过宫阙时入殿上奏的札子 臣听说，根基深厚的，形势就崇高；力量强大的，承担的责任就重大。因此功德卓异、光耀流传、福禄赐予绵延繁衍、历久而更加昌盛，是天道与人事的规律，也是必然到来的征兆。然而自有人民以来，能够达到这种境地的，没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禹的功绩很大，但他的孙子太康却丧失了祖业；商汤的功业很盛，但他的孙子太甲即位后却不明事理。周朝从后稷传十五世到文王时，大统还没有完成；武王、成王才开始收获太平的功业，但康王的儿子昭王却在南巡时遭遇困难；昭王的儿子穆王又几乎陷身于荒远地区。到了幽王、厉王时期，国势衰败殆尽。秦朝凭借累世的智慧兼并天下，然而传到二世便灭亡。汉朝平定秦末的乱局，但诸吕之祸、七国之乱接连发生。光武帝建武年间中兴，但冲帝、质帝以后，世事变故很多。魏国的祸患使天下分为三晋，宋朝的祸患使天下分为南北。隋文帝开始统一海内，但传给儿子便丧失了天下。唐朝的治世在贞观、开元时期，然而女后之祸屡次出现，天宝以后纲纪败坏。至于五代，大约五十六年间，更换了八个姓氏、十四位君主，兴废变乱十分严重。宋朝兴起，太祖皇帝为百姓除去极大的残害，使他们获得新生；兵戈不再使用，粤、蜀、吴、楚五国的君主被活着押送到宫阙之下，九州归于统一，恢复了禹的疆域。太祖在国内整顿军队，以节制使之齐整；对外使藩属谦卑服从，以法度约束他们。这些措施用来安定百姓、抵御四方夷狄、建立治理万事的手段，虽然只是开始创制经营，但已经把各方面都考虑周全了。天下没有比做天子更尊贵的，没有比拥有天下更富有，然而太祖却舍弃传子而传弟，为万世创立防范，建立国家、接受天命的功劳，作为帝太祖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太宗皇帝努力寻求安宁，已经平定晋地【攻取太原，平定刘继元】，钱俶自行归附；创立法则，垂示典范，能够继承先业并且相似，保全国家、安定人民，伟大的功业作为帝太宗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真宗皇帝继承帝位，遵循先业，以恩泽涵养人民，使百姓繁衍生息，并且兼容并包、普遍覆盖，使异域归顺。自天宝末年起，天下动荡，直到真人出现，天下才平定；但西北的敌人还常常侵犯窥伺边境。到了景德年间，二百五十多年后，契丹才开始讲和，李德明也接受约束，天下销毁兵器、灌注烽燧，再没有鸡鸣犬吠般的警报，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在这时封禅泰山、禅祭社首，进献并宣告功德，以明确昭示万世不迁的宗庙，这就是作为帝真宗的缘由。仁宗皇帝宽厚仁慈，虚心采纳谏言，谨慎地处理政务，严格遵守规矩，早朝晚退，没有一天懈怠；在位日久，明辨群臣的贤能与不肖、忠诚与奸邪，选用处理政事的臣子，委以责任并要求成效，同时公开听取、全面观察，以周全了解他们的真伪。对于办事的大臣，朝廷委以职任并责成其完成；然而又公正听取各方意见，全面观察，以周详了解其中的真伪。他们在任用或罢免大臣时，总要考察众人的意见，所以任事的人也都警惧戒慎，稍有不称职便立即罢免。世人因此说他掌握了驾驭臣下的要领。他年纪还不大，便援立有德之人，传付大统确实允当；所以传授天下政权的那一天，不陈列一兵，不留宿一名士卒，以防备非常之变，而上下安然，这大概是古来从未有过的事。他和乐平易的德行，足以使众人归附，并不是靠对每家每人施恩而使他们欢悦，而是以诚心日积月累，百姓都把他看作尊敬的父亲、亲爱的母亲。所以他离弃群臣的那一天，天下人听说后，便在道路上祭奠，在里巷中哭泣，人人感动得抽泣。他得到人心如此深厚，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由。因此，皇祖太庙所祭祀的宋仁宗、英宗皇帝，聪明睿智，言语行动合乎礼法，受到上帝眷顾护佑，是天命所归；但他称病推辞退让，长达数月。自从亲自居于东朝以来，他深沉缄默，恭敬谨慎，不曾有所议论施行，而天下却传颂称道，他的德号显著远播。等到正式登临南面之位，他勤劳处理各种政务，每次延请三公等大臣相见，审察裁决万机，必定询问旧有典章，考求古代义理；听到的人都警醒肃然，知道他的志向在于有所作为。虽然他很早就离开天下，成功盛业还来不及充分施展，但他的明智识见和宏大谋略，足以比配前人的美德。

译因此，皇考太庙所祭祀的宋英宗陛下，圣明神武、文治武功，可以说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仁慈、孝顺、恭敬、俭朴，可以说具有作为君主的伟大德行。他怜悯晚周、秦、汉以来，历代君主大都不能独自洞见众人视野之外的事物；他们施行政令，大抵因袭卑近的旧习，只是顺从世俗而已。于是他慨然向上追寻唐尧、虞舜和三代已经荒废断绝的遗迹，修明并排列先王法度之政，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具有出自数千年积累的宏大志向。他改变因循旧习，发布命令必定取信，使天下人的见闻无不振奋，群臣各守职分，把从前的作为视为可耻，可以说已经显示出能够实行的成效。如今斟酌增损，革除弊病、振兴废坏，制定法令制度的事业，一天天更加完备；这不是因陋就简、拘泥于世俗常见之见所能达到的。继承一祖四宗的事业并把它发扬光大，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前代有时不能使百姓归附，是因为刑罚和赋役的政策残暴。宋朝兴起以来，所使用的是鞭打扑责之刑，但仍然详慎审察，反复斟酌，以至于对于宽纵罪犯的惩罚、误入刑法的重罪，都未曾施用过一种残暴的刑罚。田地有时按二十取一征税，但每年都加以省察，多次讨论宽免减轻的办法，下达蠲除赋税的命令，大概未曾增加一种残暴的赋税。百姓中有人直到老死也不知道服劳役是什么，但朝廷仍然忧虑怜悯、悲伤恻隐，常常谨慎办理免除徭役赋税的条例，严格执行禁止擅自兴发劳役的禁令，大概未曾兴起一种残暴的劳役。因此能够使百姓归附，原因就是这样。前代有时失去掌握政权的权柄，是因为天下的权势有时落在外戚手中，有时落在近幸宦官手中，有时落在大臣手中。宋朝兴起以来，外戚和宦官，无论任将还是任相，都从未能够擅自专权。因此谨慎掌握政权的情形，就是这样。何况朝廷在内收束军队，使天下人不能私自使用一尺兵器或一名士卒；在外降低藩镇的势力，使天下人不能专擅一尺土地或一个百姓的力量。他处置自身权势的形势，就是这样。至于敬畏上天、奉事神明，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从未有片刻懈怠。他的忧劳操持，又是这样。不能使百姓归附，又至于失去掌权的柄，且懈怠轻忽，这是前代所以危乱的原因。百姓在下归附，权柄在上谨慎掌握，处世便十分安稳，再加上忧劳不懈，这就是当今所以安定的原因。因此，君主尊严一经意念、言论和神色表示，六服便震动；言语传出、号令发布，万里之内都奔走执行。山岩洞穴中的百姓，不必等候约期和防备，按时输送每年的贡赋，来供奉自己的职分，只怕落在后面；乘船漂航、以绳索牵引的国家，没有受到征召，也携着箱笼、背着袋囊来进献礼物，只怕赶不上。西北的戎人放下弓箭，放纵马匹，彼此恭敬服从而安逸嬉游；东南的夷人整理帽子、束紧衣襟，彼此夹着书册吟诵。至于六府调理有序，各种美善之物畅茂成就，凡是天地之内、含有气息的生类，全都安适自如。远古没有比三代更美盛的，近世没有比汉、唐更强盛的；然而有的不过四三年，有的不过一二代，天下的变故就多得说不尽了。哪里有像今天这样，历经五世六位圣君，共一百二十多年，从交通便利的大城市直到荒远的海滨聚落，忧虑变色动容的念头没有在他们心中萌发，拿起兵器击鼓、敲击梆子的戒备也没有接连出现在耳目之间。因此臣说：自有百姓以来，从未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我私下考察《诗经》，其中《国风》和《雅》诗，陈述太王、王季、文王造成王业的由来，以及武王所以继承先代、成王所以兴盛的事迹；赞美有《假乐》《凫鹥》，告诫有《公刘》《泂酌》。（《假乐》是赞美成王的；《凫鹥》是说守成的。太平时代的君子，保持盈满、守护成业，使神灵和祖先都得到安乐。《公刘》是召康公告诫成王的。成王将要亲理政事，召康公用百姓之事告诫他，赞美公刘厚待百姓。《泂酌》是召康公告诫成王，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这些诗所说的，大概是农夫、女工、筑造房屋、治理田地、军队、祭祀、饮尸、接受福佑等曲折繁多的日常事务，甚至包括《兔罝》中那样的武夫，在隐微之处修养品行；牧牛羊的人，对各种有益于防护的事物也加以爱护，没有一件不受到称述记载。所以评论功德，是由小事推及大事，详尽到了这样的程度。后代君主用来彰明先人功业，当代臣子用来归美于君上，并不只是进献给鬼神、使百姓觉悟而已。书中说“用九首歌来劝勉他，使他不要败坏”，歌颂他的善行，是为了激发人们向往仰慕之心；激发奋发之意，是为了防止懈怠废弛、难以长久的情形，把这种劝勉养成于听闻之中，并落实于内心。它对于劝勉君主的功德、向后世彰明法则和戒惧，正是圣人把它列入经书、流传为世代教化的原因。如今大宋祖宗创立功业，如同太王、王季、文王；陛下以德承继它，如同武王、成王，而群臣对于考订、编次、论述撰写，将它列入简册，镌刻在金石上，用来通达神明、彰明法则和戒惧的事业，却缺漏而没有办理，这是学士大夫的过错。周朝的德业在文王、武王时最为盛大，而《雅》《颂》的创作都在成王时代。如今按照时势考察，祖宗的神灵本来就对陛下有所期待。臣实在不自量力，冒昧陈述这件大体的事情。至于寻求同类、取其称誉，把隐微的事迹显扬出来，使没有一件不被考究明白，这就要依靠当今充任各职位的文学之臣，任凭陛下驱使。至于周朝积累仁德、累积善行，到成王、周公之时达到最盛，而《泂酌》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用来作为对成王的告诫，大概正是处在极盛的形势中，却用戒惧来警动他；这真是明察到了极点，智慧用到了极处。这样的情形，不是周朝独有，也是唐、虞达到至治极盛时的情形。他们的君臣彼此告诫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日二日之间要防备万种事情”，就是处于至治的极盛状态，却用恭敬谨慎来保持它，这是唐、虞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扩大太平的福祚，使世世代代都得到安治，这是三代也比不上的；那么宋朝兴起以来全盛的时代，确实就在今天。陛下仰观探究皇天所以亲近有德、享用有道的意旨，以敬畏之心奉行；俯念“一日二日要防备万种事情”不可不察，以战战兢兢的态度处置，使美好的光辉和丰实的功业日新月异、年年增长，宏大深远、崇高盛美，循行不止，直到千万世，永远成为法则。这些正是陛下一向所积蓄的。臣愚昧而区区爱君的一片心，实在不自量力，想借此稍微接近诗人的本意。只请陛下裁择。《救灾议》。（《神宗本纪》：熙宁元年壬午，因为恩州、冀州黄河决口，赐给被水淹死者的家属缗钱，并赐给下户粮食。甲申日，京师发生地震。乙酉日，又发生地震。辛卯日，因为河朔发生大地震，赐给被压死者缗钱。京师再次发生地震。壬午日，派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前往河北安抚。癸巳日，疏浚深州，使积水增加排泄。八月壬寅日，下诏命京东、京西路抚恤河北流民。）

译河北发生地震，水灾毁坏城郭，损坏房屋，百姓暴露在外，缺乏食物。皇上忧虑怜悯，下达减缓刑罚的诏令，派遣安抚慰问的使者，恩惠十分深厚。然而百姓的祸患在于暴露无屋，若没有钱就不能建起房屋；祸患在于缺乏食物，若没有粮食就不能饱腹。这两点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若得不到这两样东西，即使皇上在上面忧劳，使者在下面往来奔走，也无法救济他们的灾患、满足他们的请求。有司建议，请打开仓廪给他们粮食：壮年人每天每人二升，幼年人每天每人一升。皇上当天就答应了，赐予的粮食可以说很多了。然而有司所说的，只是平常施行的办法，并不是审察事情的始末，看到众人尚未看到的地方。如今河北遭受地震水灾，被毁坏的地方很多，可以说是非常的灾变；遭遇非常灾变，也一定要有非常的恩惠，然后才能救济他们。如今百姓无屋可住、无食可吃，已经丢掉了自己的产业。若使他们成群结队每天等待上面发给二升粮食，那么势必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情。这样一来，农民不能再修整田间沟渠，商人不能再经营货物财利，工匠不能再利用器具，闲散百姓也不能再迁移谋生。办事的人把一切事务都丢开，专心等待一升一合的粮食，苟且把它当作保命之计，这只不过是在用养活饿死者的办法养活他们罢了，并不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久打算。按中户计算，一户有十人，其中壮年六人，每月应领取粮食三石六斗；老弱四人，每月应领取粮食一石二斗。一户合计每月应领取粮食五石，这种办法难以长久实行。那么百姓以后靠什么来供养自己？若长久实行，遭受水灾的地方已经没有秋收的希望；不到来年麦子成熟时继续赈济，就不能停止。从现在到来年麦熟，共有十个月，一户应领取粮食五十石。如今受灾的有十多个州，按每州二万户计算，除去中户以上以及没有受到灾害、不依靠县官供给的人，去掉一半，那么依靠县官供给的就是十万户。若不能供给每户，施行就不均，百姓中仍会有无处申诉的人；若全部供给，就应当使用粮食五百万石才够，这要怎样筹办？这同样不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久打算。至于发放供给的时候，有的迟有的快，有的均匀有的不均，有真有假，还有聚集造成的骚扰和辨别查验的烦劳；安置安排稍有差错，都足以造成弊端。并且把人群聚集在一起，空气长久郁蒸污浊，必然会产生疾病瘟疫，这些都是必然到来的祸害。而且这样做不过能使他们得到早晚的食物罢了，至于修建房屋的费用，又将从哪里取得？修建房屋的费用无从取得，而到州县去领取粮食，他们必然相率离开故居。即使故居中还有可以修缮的残墙破屋，还有可以利用的旧木料旧瓦片，还有可以依靠的各种器物和物品，也必定因为无暇顾及而全部抛弃；甚至有杀掉马牛后离开的，有砍伐桑树枣树后离开的，这种危害又可以说十分严重。如今秋气已经过半，霜露刚刚开始，而百姓露宿在外，不知道用什么遮蔽身体，大概流亡的人也已经很多了。如果这种情形不能制止，就将使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就会失去作战的百姓。这是众位士大夫所担忧的，不能说没有祸患。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失去耕田养蚕的百姓，这是众位士大夫没有想到的，而祸患尤其严重。为什么呢？失去作战的百姓，将来边境有警、需要驻守时，就不能不增加兵力；失去耕田养蚕的百姓，将来边境无事时，边地买粮就不能不昂贵。这两方面难道都可以不深思吗？万一有人出于无可奈何的打算，窥伺仓库，盗取一囊粮食、一束帛的东西；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触犯有司的禁令，就必然像受惊的鸟一样四处逃窜，在草野中偷偷拿着锄头、棍棒，以抗拒巡逻的官吏。强壮的人既然喧嚣而起，弱小的人也必然跟随聚集。不幸若牵连一两座城的地域，出现击鼓报警的事，国家难道还能安然无事吗？何况外部有强敌值得忧虑，内部又将举行郊社之祭，怎能不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防备，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呢？既然如此，今天的办法就是下发一纸诏书，赐给他们钱五十万贯，借给他们粮食一百万石，这件事就够了。为什么呢？如今受灾各州共有十万户，若一户得到粮食十石、钱五千，下户平常的财产，即使在平日也没有达到这个数目的。他们得到钱来修完住宅，得到粮食来供给食用，那么农民可以修整田间沟渠，商人可以经营货物财利，工匠可以利用器具，闲散百姓可以迁移谋生；办事的人完全可以使他们恢复各自的产业，不失去正常生活的打算，这与专心等待上面发给二升粮食、因而无暇顾及其他事情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久打算。按照有司的说法，要用十个月的费用，需粮食五百万石；按照现在的办法，只用两个月的费用，需粮食一百万石。何况现在借给他们，日后再收回，足以救济他们的艰难匮乏，最终又不损害仓储的实际积存；真正花费的只是钱五十万贯而已。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久打算。并且没有发放供给方面的弊端和疾病瘟疫的忧患，百姓不必离开故居；如果残墙破屋还有可以修缮的，旧木料旧瓦片还有可以利用的，各种器物物品还有可以依靠的，都能保住而不至于失去，何况保全牛马、保护桑枣树木，这种好处又可以说很大了。虽然寒气刚刚开始，却没有暴露在外的忧患；百姓安居而有足够的食物，就会产生乐于生活、爱惜自身的心情；各自恢复产业，势必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即使驱赶他们也不会离开，诱惑他们也不会去做盗贼。若在饥荒之年聚集饿死的百姓，只给他们一升一合的粮食，这对于救灾补救败坏的局面没有益处，是平常施行的弊法。如今废除平常施行的弊法，以钱和粮食同时赈济他们，足以救济他们的灾患、恢复他们的产业。河北百姓听到诏令颁布，必定都欢喜皇上值得依靠，自安于田间，背着钱和粮食回去，使自己的父母妻子脱离流亡、辗转死亡的灾祸；他们将感戴皇上的施恩，怀有报答的愿望，难道会有止境吗？天下百姓听到国家这样安排，恩泽如此深厚，谁不会震动感激，对皇上的仁义永远欢悦呢？这样一来，如果不能使人心和顺、不能使上天满意，是从来没有过的。人心在下面和洽，上天在上面喜悦，然后天子的玉辂缓缓启动，前往南郊祭天；边远荒僻地区的各国，也捧着玉帛前来献享；境内安定和睦，乡里没有喧嚣之声。这样岂不是在可以采取行动的时候适时改变局面，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吗？这就是所谓审察事情的始末，看到众人尚未看到的地方。

译若不早些提出这个办法，或许等到一旦出现击鼓报警的事，即使想这样做，也来不及了。有人说如今恐怕钱粮不足以办理这件事。其实，王者的财富，是藏在百姓之中的；有余就取，不足就给予，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一道不能富足？百姓贫乏，君主同谁一道能够富足？”百姓富实而国家独自贫穷，或者百姓饿死而君主独自能够保有富足，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过。因此又说：“不忧虑贫穷，而忧虑不能安定。”这是古今最应当警戒的道理。所以古代耕作二十七年，便有九年的储备，足以防备水旱灾害，然后才说王政取得成功。唐尧时代有水灾，商汤时代有旱灾，而百姓没有因此被抛弃、瘦弱死亡，就是这个缘故。如今国家仓库的积蓄，本来不只是供国家使用的，凡是为了百姓也都在其中。即使仓库没有多余的粮食，府库没有多余的钱财，到了救济灾害、补救败坏的时候，也尚且不能拖延，何况如今仓库的积蓄还可以动用，难道能只忧虑将来不足，眼看着百姓死亡吗？古人说过：剪指甲应当剪到皮肤，剃头发应当剃到身体；先王对于救灾，连毛发和肌肤都不吝惜，何况身外之物呢？况且如今河北的州军共有三十七处，受到灾害的不过十多个州军，其余州的田地秋季庄稼尚有收成的希望。如今有司却把买粮的通常价格 每斗提高一二十钱，这不只是足以使农民获利，对于增加买入粮食一百万石，也就容易办到了。每斗提高一二十钱，是我权宜处理一时事务，只是有办法筹措罢了。用实际钱币支付通常价格，再用茶、荈茶、香药之类补助虚估的价格，不过是舍弃茶、荈茶、香药之类，折合钱数十万贯，而费用就足够了。茶、荈茶、香药之类与百姓的性命相比，哪一样更值得吝惜？这是不用等待讨论就可以知道的。花费钱五十万贯，又舍弃茶、荈茶、香药之类折合钱数十万贯，便足以救济一时的灾患，作为天下的长远打算；利害轻重，也并不难以看清。关键只在有司能否超越拘泥局促的见解，破除平常施行的办法。如今事情紧急，所以我写下这篇议论。《寄欧阳舍人书》。（巩的祖父名叫致尧，任尚书户部郎中，追赠右谏议大夫。） 巩叩头再拜，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有人回来，承蒙您赐信以及为先祖父撰写的墓碑铭文。我反复阅读吟诵，感动与惭愧交集。铭志流传于世，意义近似史书，但也有不同。史书对于善恶无不记载；铭文则是古人有功德、才行、志向和义理之美，担心后世不知道，才一定撰铭使之显现，有的纳入宗庙，有的留在墓中，都是为了这一点。如果这个人有恶行，铭文对他又有什么可写的呢？这就是它与史书不同的地方。铭文之所以撰作，是为了使死者没有遗憾，使生者得以表达尊敬；善人因自己的事迹得到传扬，便会更加奋勉自立；恶人没有什么可记载，就会因羞愧而畏惧。至于通达多才的人、义烈守节的人，以及嘉言善行，都见于篇章，便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劝善惩恶的作用，不接近史书又接近什么呢？到了世道衰败的时候，人的子孙一心只想褒扬亲人，却不以道理为依据，所以即使是恶人，也都力求刻铭来向后世夸耀。撰文的人既没有拒绝不写，又因为那是其子孙的请求而答应。若把他的恶行写出来，便是人情所不能接受的，于是铭文开始不真实。后世撰写铭文的人，通常要先考察其人；如果托付给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所写就不能公正，也不能合乎事实，便不足以流行于世、传给后代。所以千百年来，从公卿大夫到乡里平民，没有谁没有铭文，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大概很少。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托付的人不合适，所写不能公正、不能合乎事实。既然如此，谁才是能够完全做到公正而合乎事实的人呢？不是具有道德修养而又擅长文章的人，就无法胜任。因为有道德的人对于恶人，不会接受请托为他作铭；对于普通人，也能够加以辨别。人的行为，有内心其实善良而表面迹象却不像善，有内心奸邪而外表却很和善，有善恶相差悬殊却不能用事实明确指认，有实际功劳超过名声，也有名声大过实际；这就像任用人才一样，不具有道德修养的人，怎么能够辨别呢？不被议论迷惑，也不徇私偏袒，不迷惑、不徇私，便能公正而合乎事实了。但如果文辞写得不好，世上仍然不会流传，所以还必须在文章方面也足够高明。因此说：“不是具有道德修养而又擅长文章的人，就无法胜任。”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具有道德修养而又擅长文章的人，即使有时同一时代能够同时出现，也有时要相隔几十年，或一二百年才出现一个。他们的作品难以流传如此，他们得到合适请托的机会也同样难得。像先生您的道德和文章，本来就是所谓数百年才有的人才。先祖的言行卓异，幸而遇到您，为他写下公正而合乎事实的铭文，他的事迹传世流传后代，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求学者，每当看到传记中所记古人的事迹，读到感人之处，往往会怅然流泪而不自知。何况是他的子孙呢，何况是巩呢？追念先祖的德行，思考把它传下去的缘由，就知道先生把一次赐予推及巩，并延及我家三代；对此应当怎样感激和报答，您想必也能想见吧？或者还可以这样想：像巩这样浅薄、迟钝而笨拙的人，先生尚且提携他；先祖困顿、坎坷、仕途闭塞而死，先生却使他的声名显扬【巩的祖父任扬州知州时，上疏议论政事，对大臣的指责尤其严厉，当时众人都不高兴；后来又改任鄂州知州，又因任扬州知州时误将添支俸禄多算了一个月而获罪，被贬为监江宁府酒税。后来因封禅恩典屡次升迁至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死于任所】；那么世上的杰出豪迈之士、不是世代常有的人才，谁不愿意登门求教？隐遁而不得志的人，谁不对世道有所期待？善人谁不愿意行善，恶人谁不因羞愧而畏惧？做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父祖获得荣宠？这几种美好的结果，都归于先生。既然拜受您的厚赐，又斗胆说明其中的缘由。您所吩咐的世族次序，我怎敢不接受教诲而更加详细地办理呢？惭愧至极，不再多说。巩再拜。

译《福州上执政书》巩叩头再拜，奉书给某官：我私下认为，先王的事迹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了，尚且能够大致看见的，还保存在《诗经》中。《诗经》保存了先王养育士人的方法，以及抚慰、循循善诱、礼遇他们的方式，其中的恩意可以说十分周备。所以先王培育天下人才，使他们成长成就，就像萝蒿生长在大陵之上，没有不能顺利成长的。他们以宾客之礼接待士人，出于恳切真诚，就像鹿鸣相互呼应。召见他们、听取他们的声音，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外来之人。他们设宴款待，就备有饮食；使他们欢乐，就奏有琴瑟；表达深厚情意，就赠送币帛、筐篚。总的说来，最大的原则，从来不在于获得他们的欢心。他们人才众多，列于众官之中，就像柞木繁茂，可以取得木柴。他们被任命为使臣，便以礼乐为他们送行，使他们在远近之处都显得光彩赫赫。他们回来时加以慰劳，既了解他们的功劳，又体察其情由而叙述他们的辛劳。他们被任命为将帅，出发时既为他们送行，又看到薇蕨刚刚萌生，担心他们归来时已经太晚。等他们回来，既让他们休息，又追念他们在外的忧苦，甚至想到仆夫的劳瘁。在这时，后妃对于内政的辅助，也知道臣下的辛劳。她们忧思深切，甚至想到山脊和石砠、仆夫和马匹；心意专一到这种程度，即使采摘卷耳，心也不在采摘上。先王时代对待天下士人的勤恳而周详，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诗经》说周朝的士人受到尊贵待遇，又说周朝的士人能够纵情施展才华。《天保》也说，君主能够谦下地对待臣下，以成就自己的政事；臣下能够把美德归于君主，以报答上级。君臣上下相互对待，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说是完美了。所谓一定体察实情而叙述辛劳，《四牡》第三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来不及奉养父亲。”第四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来不及奉养母亲。”末章说：“难道不思念归去吗？因此作这首歌，回来告诉奉养母亲的心愿。”解释者认为，“谂”就是告知。君主慰劳使臣，叙述他的实情说：“难道你不是真心思念归去吗？”所以作这首歌，把奉养父母的心愿回来告诉君主。既让他休息，又这样追述他的实情。由此看来，在上位的人接待臣下，从来不担心失去他们奉养父母的心愿；在下位的人事奉上级，只要有奉养父母的心愿，也从来没有不把它告诉上级的。这种慰劳使臣的话是如此，推广到戍守服役的人，也用“王事没有止息，使我的父母忧虑”来慰劳他们。先王的政事能够体察人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到了后世，有时任用差役不公平，有时百姓苦于征役而不能奉养父母，于是有《北山》的感慨、《鸨羽》的叹息。有时长期服役不止，父母兄弟离散，于是有《陟岵》的思念。诗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寄托在《国风》中，这就是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我恭敬地想，吾君怀有超越数千年历史的大志，正在兴起先王的治理之道，向上承继三代。我与当时的宰相们，都同德同心、共同谋划，那么用来对待天下士人的办法，难道会不同于古代吗？在这个时代出仕的士人，难道会有不能完全施展志向的吗？巩是什么人，竟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巩年轻时尚且不敢粉饰自己固陋的资质，来求得当世任用。如今牙齿头发日益衰老，聪明日益衰减，即使是极其愚钝之人，也不敢怀有侥幸求进之心，何况我稍微有些见识呢？我辗转任职于五郡，大约十年了，从来不敢说半句话、写片言只语，请求解除地方官职而希望陪侍朝廷仪列。这就是巩自处的方式，我私下估计，您早已听闻察知很久了。如今我冒昧把内心的一点实情，斗胆向您陈述。实在是因为巩年六十岁，老母八十八岁；老母寄居京师，而巩镇守闽越，二弟镇守南越。二越，是天下最偏远的地方。按照现行法令，如果有人在这两个地方任职，与他同居的亲属中凡应当远行任职的，都可以不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巩本来不敢把自己这个不肖之人比附于这种情况。只是道路阻隔，实在无法抵御；老母如果南行，那么不但不能早晚省视、承奉母亲的颜色，连犬马般的微薄孝心也无法尽到。至于书信往来，相距大约万里，不经过几个月、超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相通。这正是白发母子在道义上不能苟且安处、在恩情上不能苟且停止的原因。去年春天，朝廷有任命巩到这里的诏令，巩曾把实情奏告朝廷，但诏书回复不准许。适逢闽地发生盗贼之事，因而不敢继续请求。到了去年秋天到任时，闽地残余盗贼有的几十人、上百人结成团伙，往往像蚂蚁一样聚集在山谷中。凶悍狡黠、能够煽动众人而成为首领的，又有十多人，彼此遥相分布在州县之间。闽地的民居没有能够安宁的，远近听说的人也无不疑惧惊骇。州属各县又有一些地方刚经历饥荒旱灾，巩在这时更加不敢把自己的私事陈述出来。对于盗寇，鉴于前些日子屡次失败，士气已经受挫，而官吏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对于筹划进剿，既不敢轻率行动，逼迫他们又不敢稍有放松；一方面以安抚招纳晓谕他们，另一方面又告诫他们将被剪除。后来悔悟的人彼此捉拿押送而来，不肯改变的人也被士卒和官吏拘捕。他们的首领，有的被拘系押送来，有的被消灭铲除。从冬天到春天，远近都安定下来，亭舍没有击鼓报警的惊扰，乡里有家庭团聚的欢乐，士气开始振作，人与人之间也开始和睦融洽。后来风雨按时而来，田里的收成增加了一倍，如今田野间可以通行，渡海也不必等待同伴；市场上的粟、面、米价降低了十分之七。这些都是吾君、吾相以极其仁厚的恩泽普遍覆盖所达到的结果，所以在盗寇和旱灾之后，还不到一年，地方已经安定富足到这种程度。巩与这里的百姓一同蒙受幸运，如今方圆数千里之内，既没有一件事牵系官务于此，又已经满一年了，那么把奉养母亲的心愿告诉吾君、吾相，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候了。我恭敬地希望您推想古代所以周详对待士人的道理，思考慰劳归来的诗篇，体察士大夫的情感并推及他们的亲属，进而使人心得到安定；或者把我调回京城，或者安排在清闲的官署，或者调到京畿附近，交给我一个郡，使我能够实现就近奉养母亲的心愿，慰藉她的高龄。这样仁政的施行，难道只是使我这个昏愚之人今天得到恩赐吗？它遗留下来的风尚和制度，还会流传长久，后世士人也将依赖它，不再有《北山》的怨恨、《鸨羽》的讥刺和《陟岵》的叹息。这样做非常容易，而施恩于士人阶层却极其广泛，只希望您留意谋划。不再详述，巩叩头。

译《新序目录序》刘向编次的《新序》共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时代还是完整的书，如今能见到的只有十篇罢了。臣已经考订校正其中的文字，于是为它撰写序论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使道德统一，使风俗一致。九州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年代如此久远，在教化已经明确、习俗已经形成以后，所遵守的只是一条道，所传述的也只是一种说法。因此《诗经》《尚书》的文章，经历几十代，作者并不只有一个，但它们的言论从来没有不彼此相承、前后呼应的。教化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当时，对行为不同的人有诛罚，对言论不同的人有禁令，防范也如此周密。所以在二帝三王时期，以及其间曾经经历衰乱而先王余泽尚未消失的时候，百家众说没有能够从中脱出的。到了周朝末世，先王的教化法度已经废弛，余泽也已经熄灭，世上研究方术的人各自得到其中一偏，于是人人炫耀自己的私智，各家崇尚自己的私学，像群蜂一样在中原蜂拥而起，都只彰显自己的长处而昧于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所得而忌讳自己的过失。天下士人各自形成一套方法，却不能彼此贯通。世人不再知道学问有统一的系统，道有归宿。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虽然还在，却都被排斥而无人讲习，何况秦朝把它视为世间最大的禁忌呢！汉朝兴起以后，六经都是从断绝残缺的余存中获得的，世上又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使之统一的人，各位儒生只要看到传记和百家的言论，就都喜欢并趋向它们。所以先王之道被众说遮蔽，昏暗而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那些奇异而令人喜爱的议论，各自以不同见解为师，凡是自称一家之学的人都在中原放纵流布，和周朝末世完全没有不同。这种弊病直到今天还存在。自此以后，天下学者知道以圣人为标准加以折中，而只勉强接近道德之美的，或许只有扬雄一人。像刘向这一类人，都不能免于被众说遮蔽，也不知道有所折中。孟子说：“等待文王才兴起的，是普通百姓；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仍然能够兴起。”汉代文士难道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使之统一的人吗？只是当时出现的豪杰之士太少，所以不能在流俗之中、绝学之后独自奋起。大概刘向为这部书作序，在今天看来最接近古代；虽然不能没有错误，但上溯到舜、禹，下至周、秦以来古人的嘉言善行，也往往有所保存。关键只在于谨慎取舍罢了。所以臣既为其中不可见的部分感到惋惜，又对现在可见的部分加以校订，特别详尽。这也足以让人知道臣是在攻正它的错误，难道是喜欢争辩吗？这是臣不得已而为之。《列女传目录序》刘向编叙的《列女传》共八篇，事迹详见《汉书·向列传》。但《隋书》和《崇文总目》都说刘向的《列女传》有十五篇。曹大家作注时以《颂义》考察，看来曹大家所注本把七篇分开成为十四篇，加上《颂义》共十五篇，又增入陈婴母以及东汉以来共十六件事，并不是刘向原书本来的面貌。大概刘向旧书失传已经很久了。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依据《颂义》的篇次重新确定此书为八篇，与十五篇本一同收藏在馆阁中。《隋书》却把《颂义》说成刘歆所作，与《向列传》不相合。如今检验《颂义》的文字，大概是刘向自己的叙述；而且《艺文志》中有刘向《列女传颂图》，明显不是刘歆所作。自唐朝战乱以来，保存下来的古书已经很少了；但唐代书志所著录的《列女传》共有十六家，连曹大家注的十五篇也没有著录。然而如今这部书仍然存在，那么古书中有的曾经著录而后来亡佚，有的没有著录却保存至今的，也一定很多，难道不可惜吗？如今八篇本和十五篇本都已经校勘订定，可以缮写。起初，汉朝承受秦朝造成的弊病，风俗已经大为败坏，成帝后宫中的赵氏、卫氏一类人尤其放纵。刘向认为，王政一定要从宫廷内部开始，所以列举古代妇女善恶以及由此导致兴亡的事例，用来警戒天子；这就是刘向撰述此书的大意。他说太任怀文王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荡的声音，口中不说邪恶的言语；又认为古代实行胎教的人都如此。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这是大人的事情，也是有道之人所敬畏的。假如能使天下女子都做到这些，那是多么盛大啊！依臣所听闻的情况，大概还要有师傅保姆的辅助、诗书图史的训诫、珩璜琚瑀所代表的礼节，以及威仪举止的规范；教导她们的措施具备了这些。可是古代君子从来没有不以自身来教化人的，所以《家人》的义理归结于反求自身，《二南》的事业根本在于文王，难道是从外面得来的吗？世人都知道文王兴起，是因为能够得到内助，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根本在于文王亲自实行教化。因此内有《内则》所说的后妃和《关雎》一样的德行，外有群臣具备《二南》的美德，二者互相成就。推而广之，商纣的昏乱风俗，江汉一带的小国，以及《兔罝》所写的乡野之人，没有不喜好善行却自己不知道的；这就是所说的自身修养好了，所以国家天下都得到治理。后世自称求学的士人，多半追逐外物而不能安守本分；他们的家室既看不见值得效法的榜样，于是竞相追逐邪僻奢侈，难道只是没有相互成就的办法吗？士人如果苟且自我宽恕，只顾贪图利益、冒犯羞耻，却不知道反省自己，往往是因为被家庭连累。所以说：“自身不实行道，便不能使妻子实行道。”确实如此！这样的人，本来就不是处在显达地位上的。然而距离《二南》的风气，也已经很远了，何况是面向天下的君主呢？刘向撰述此书的劝戒之意，可以说很深厚了。不过刘向号称博通群书，而这部传记所称引的《诗经》中的《芣苢》《柏舟》《大车》等篇，与今天解释《诗经》的说法尤其相违，大概已经无法考证。至于《式微》一篇，又认为是两个人的作品，难道是因为他取材广博，所以不能没有错误吗？其中说象谋划杀舜，以及舜如何自行脱身，颇与《孟子》相合。然而这部传记中有而《孟子》没有说的，大概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后世各位儒生解释经传，大多也是这样。阅读者采纳其中有补益的部分，辨别其中的是非即可。因此我为它撰写序论，来阐发其端绪。

译《南齐书目录序》《南齐书》有八纪、十六志、四十列传，共五十九篇，由梁朝萧子显撰写。起初江淹已经撰成十志，沈约又撰成《齐纪》，萧子显在武帝时自行上表，另作此书。臣等因而校正其中的错误，撰述其篇目说：要凭借它辨明是非得失、兴衰治乱的原因，作为后世的法则和警戒，就必须找到能够这样记述的人，之后才能长久流传。这就是史书所以撰作的原因。然而所记述的内容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来写，就会失去本意，或者扰乱事实，或者剖析道理不通，或者措辞不善。因此即使有特殊的功勋美德、非同寻常的事迹，也会变得昏暗而不显著，郁结而不能发扬；而那些残暴丑陋、奸邪凶恶的形状，却可能侥幸被掩盖。试着论述如下：古代所说的良史，他的明察必须足以周知万事的道理，他的学说必须足以适合天下的实际需要，他的智慧必须足以贯通难以了解的意旨，他的文章必须足以揭示难以显明的情状；这样之后，他所承担的职责才可以称得上相称。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唐尧、虞舜具有神明的禀性和深微的德行，使遵循他们的人未必能够理解，使理解他们的人未必能够明白。那些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作为发布号令和制定法度的依据，言语极其简约，而体制极其完备。把它们作为治理天下的工具，撰写《二典》的人加以推演阐明；他所记述的难道只是表面的事迹吗？连同其中深微精奥的意义也一并传下，小事大事、精微粗略无不穷尽，本末先后无不明白。使诵读其言说的人如同身处当时，探求其旨意的人如同亲近当事之人；这难道不能说是明察足以周知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合天下之用、智慧足以贯通难知之意、文章足以揭示难显之情吗？那么当时，难道只是掌管政事的人都是天下人才吗？大概那些手持简册、执笔随从的人，也都是圣人的门徒。两汉以来，撰写史书的人距离这种境界已经很远了。司马迁在五帝三王去世数千年之后，从秦朝焚书留下的余烬中，依据残缺断绝的经书以及传说、百家的言论，勉强搜集来汇聚古人的善恶事迹和兴废端由，又创立自己的体例，写成《本纪》《世家》《八书》《列传》，这也可以说是奇才了。然而遮蔽、损害天下圣人的法则，颠倒是非，采集编排错误混乱的地方，难道还少吗？这难道不能说是他的明察不足以周知万事之理、学说不足以适合天下之用、智慧不足以贯通难知之意、文章不足以揭示难显之情吗？自三代以后，像司马迁这样撰写史书的人，也不能不说是俊伟卓异的才士，是非凡的人才。然而为什么还要说他的明察不足以周知万事之理、学说不足以适合天下之用、智慧不足以贯通难知之意、文章不足以揭示难显之情呢？因为圣贤的高远境界，司马迁、班固无法通达其真实情状，也无法把它显现给后世，所以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司马迁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的史书，大概已经没有什么可评论的了。萧子显撰写这部文章，喜欢任意驰骋于改易、分解之中，刻意雕琢辞藻、铺陈文采的地方尤其多，而文章反而更加低下。难道才学本来就不能勉强求得吗？几代史书既然如此，所以它们的言辞和事迹都暧昧不明；即使有顺应时代以求功名的君主，以及与他们共同谋划的大臣，也没有显赫到能够震动天下人的耳目、传遍天下人口的程度；而一时那些偷窃权力、倾覆危乱、悖理反义的人，也侥幸没有在世上充分暴露，难道不是因为托付给了不合适的人吗？岂不可惜！史书是用来阐明治理天下之道的，所以撰写史书的人也必须是天下的才士，这样他的职责才称得上相称，哪里可以忽视呢！《梁书目录序》《梁书》有六篇本纪、五十篇列传，共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令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姚思廉是梁朝史官姚察的儿子，继承父亲的意旨，又大量采集诸儒谢吴等人的记述，编成此书。臣等既已校正其中的文字，又编次成目录一篇，并为它作序说：“自从先王之道不再彰明，百家并起，佛教最晚传入，却成为中原的祸患，而在梁朝尤其严重，所以不能不加以论述。佛教徒自以为他们所得的是内在之理，而世上评论佛教的人所说的都是外在之理，因此认为佛教不可贬斥。即使如此，他们哪里看见过圣人的内在之道呢？”

译《尚书》说：“思考就能达到明睿，明睿就能成为圣人。” 思考，是用来使自己的知识达到极致的。能够使知识达到极致，就能考察天、地、人三才的道理，辨析万物的规律，无论大小、精粗，无不穷尽，这叫作穷究事理，是知识的最高境界。知识达到最高境界后，自己所具有的足以珍贵之处、他人所具有的不足以玩味之处，没有不能明白的。有明察知识的能力，却不能喜爱知识，还不够，所以要加上诚恳的心来喜爱它。有喜爱的心，却不能以它为乐，也还不够，所以要加上最真切的意念来以它为乐。能够以它为乐，就能够安处其中。这样一来，万物从外界而来的事物，怎么能够累及我呢？万物都不能累及我，所以我能够尽其本性。能够尽其本性，就达到了诚；所谓诚，就是成就，也是没有疑惑。既然诚了，就必须充实它，使它能够广大；既然广大了，就必须推行它，使它能够感化万物。能够感化万物，那么具有智慧的人和飞禽走兽等万物，凡是有所依待于我的，没有不由此而保全自己的本性、成就自己的适宜；这样我的作用就能与天地并列了。德达到如此高的境界，而应对外界的表现，又从来不违背人情；这就是我的道成为天下共同之道的原因。因此，衣服、冠帽、饮食，以及冠婚、丧祭的用具，都与人共同采用；教导人们成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道理，也无不出于人情。与人共同面对吉凶，并共同承担忧患，也无不出于人理。因此，与人共同生活，安定和治理便由此聚集，危险和混乱便由此离去。圣人所与人共同处置的事情，其具体内容如此；使人受到感化的德行，又是那样；难道不能称为圣人吗？既然成为圣人，就不再需要思考，因为他的最高境界只是顺循事理；也不再需要有意作为，因为他的行动只是应合万物。因此他覆盖滋润万物，鼓舞激励群体，却没有人能够测度他；难道不能称为神吗？所谓神，就是达到极其精妙而又永不停息的境界。这就是圣人的内在。圣人，是道的极致。佛教的学说，难道有能够取代这一点的吗？正因为求取那种可以取代它的东西，所以才是它的错误。凡是从内在得到的道理，没有不能施行于外的；有不能施行于外的，就说明它没有真正从内在得到。《易经》说：“智慧周遍万物，道德救济天下，所以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圣人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百家之学，知识足以认识一偏之理，却不足以穷尽万事之理；道足以治理一方，却不足以适合天下之用。这就是百家在两方面都失误的原因。佛教的过失，难道不正在这里吗？那么佛教徒自以为在内在有所所得，也可以说是妄言了。学习史书，是要用来明白一个时代的得失。臣等因此借梁朝的事情，撰写《圣人之所以得》和《佛之所以失》，把它们传下去，使人知道君子之所以排斥佛教，并不是只在外部排斥，而是内心有自己的志向，希望不要因为佛教而改变圣人之道。《礼阁新仪目录序》【《新唐书·艺文志》说：韦公肃《礼阁新仪》二十卷。韦公肃是元和人。《礼乐志》说：元和十一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记录开元以后礼制的增损，撰成《礼阁新仪》三十卷】《礼阁新仪》三十篇，由韦公肃撰写。它记载开元以后直到元和年间礼制的变革。礼史馆、秘阁和臣家藏书都是三十篇，集贤院藏书是二十篇，用来相互参校。礼史馆、秘阁和臣家藏书多有重复，其中篇数较少的版本缺少八篇，只有集贤院藏书完整。然而臣家藏本有目录一篇，可以用来考察篇次。大概此书本来就是三十篇，所以集贤院本虽然完整，但篇次也已经错乱。校正脱漏和错误之后，便按照目录确定篇次，于是《礼阁新仪》三十篇重新完整。礼的根本在于涵养人的本性，它的作用在于人的言语、行动、视听之间。假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听都统一于礼，怎么会放纵邪心而困于外物呢？不放纵邪心，不困于外物，祸乱就可以止息，财用也可以充足；它立意深远，防范人心，成为法则的作用也很长远。所以设置器物，规定制度，确定数目，建立文辞，用来应对各种事务，这些都是人的起居出入、吉凶哀乐所需的器具。这就是所说礼的作用在于言语、行动、视听之间。然而古今的变化不同，风俗的便利习惯也各异，那么法令、数度、制度长期不变而不产生弊病，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制定礼制，开始时无不适合当时，后来却多半失去效用而难以遵行，也是事理如此。一旦失当，就一定要改制以求合宜，所以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从来没有相同过。后世距离三代已有一千多年，所遭遇的变化、所习惯的便利都不同，当然已经相距很远了。然而议论者不探究圣人制作礼制的方法，却说设置器物、规定制度、确定数目、建立文辞，用来应对事务、作为人的起居出入和吉凶哀乐之具，都应当一一追随先王的旧迹，然后礼才可以兴起。等到先王的具体说法已经无法求得、制度已经无法考察，或者不适合人情、不符合实际用途，他们宁愿漠然不为，也不敢有所创制，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听之间空荡荡的，没有任何节制。到了担心犯罪的人不能停止，便繁琐地制定法律来防御，于是法令繁多到无法胜数，犯法的人也多到无法胜数，难道不是迷惑吗？上古的圣人中，有人制造耒耜，却未必制造宫室；有人制造舟车，却未必制造棺椁。难道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制造吗？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尚未感到困苦的事情，不必改变。后来圣人中有人建造宫室，并不是认为穴居土处的方式不可改变；有人制作棺椁，也不是认为用葛藤缠束棺木的方式不可更换【《墨子》说：禹葬在会稽山，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以葛藤缠束】。难道是喜欢故意相反吗？

译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已经感到困苦的事情，就不能因循不变。再到后来的圣人，有人设置两座观楼，又改变采用椽木的简朴形式，雕饰文采的梓木，改变瓦棺的朴素形制【有虞氏使用瓦棺，见于《礼记》，郑玄注说，开始不再使用薪柴】；难道是不能遵循节俭吗？因为他们认为，人情所喜好的东西，可以为它制定节制，却不能强行改变。由此看来，古今变化不同，风俗习惯也不同，就应当多次改变法制来适应它，何必一一追随先王的旧迹呢？要点在于涵养民众的本性、防止民众的欲望，在本末先后方面能够合乎先王的本意罢了。这就是制作礼制的方法。所以崇尚玄酒，却使用淡酒；把大羹放在前面，却让众多菜肴满足口腹。一方面是为了尊重根本，另一方面是为了亲近实用。由此可知，圣人制定后世礼制，一定会尊重俎豆，但不会废弃今天的器用；先重视弁冕，却不会禁止今天的衣服。由此推演都可以明白。这样以后，礼制的改易变革，就不会违逆天下的形势、惊骇天下人的情感，而已经合乎先王的本意了。因此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从未相同，但制作礼制的原则却从未不同。后世不推究这一点，有时便不敢有所制作；有时即使制作，也只是因为形势迫不得已，所以往往苟且简略而不能完备，稀少疏阔而不能经常实行。而且礼制只用于上层，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因此，礼的根本在于涵养人的本性，它的作用在于言语、行动、视听之间；经过一千多年，百姓尚且从来没有机会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何况要让他们遵行熟习而安处其中呢？等到他们陷入罪过，便繁琐地制定法律来防御，这不也是不仁吗！这部书所记载的内容虽然已经浅近，但凡是后世记述礼制的，也都有所依据，其中完整地保存了一个时代的得失。从前孔子对于告朔之礼尚且珍惜它的保存，何况一代的典籍呢？所以这部书不能不受到重视，因而替它校定编撰，以等待讨论礼制的人考察取舍。《范贯之奏议集序》【范师道，苏州长洲人。吴育举荐他任御史，因为议论政事而抗言于刘沆。前后任谏官而有声名，例如论述诸阁女御过多一事，尤其切直。然而仁宗总是优容他】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的奏议共有若干篇，他的儿子世京辑成十卷，嘱托我为之作序。大概从至和以后十多年间，范公常常因议论政事而任职；从天子、大臣直到群臣，从宫中到四方偏远隐僻之处，只要有一件得失善恶关系到政事治理，范公无不极力反复地为皇上陈说。有时纠正、拂逆皇上的嗜好欲望，有时切实磨砺他的谋划思虑，有时辨别忠臣和奸佞并处理他们的进退；一篇奏章上呈一两次，有时甚至十多次；有些事情暗中争论、独自陈奏，有些则把谏官、御史全部召集起来共同议论、畅所欲言。仁宗常常虚心采纳，因此改变命令，或改换、废止原来的举措；有时立即听从，有时过了一个月、超过一段时间，有时直到后来最终都采纳施行。大概在那个时候，仁宗在位已久，熟悉人情真伪和群臣能力高下，正用仁厚清静的政治来休养百姓；至于是非取舍，则一概交给公议，而不凭自己专断。他所选拔、任用为谏官的人像范公这样，都是一时的人才；范公和同时代的士人也都乐于发表意见，不曲意顺从、苟且停止，所以天下的实情得以全部上达，而有害于道理的事情常常不能实行。至于那些奇邪放纵、任意妄为的人，也往往立即失败后悔。所以在那个时候，朝廷常常把政事交给七八位大臣，而朝政没有大的缺失，群臣奉行法令、恪守职守，天下安定。因任用他人而不凭自己专断，是上天的道理。仁宗之所以仁厚如天，能够在位四十多年、承继太平的基业，原因就在这里。后世得到范公遗留下来的文章而评论他的时代，看见君臣上下这样相互成就，一定会低回感慨、羡慕不已，叹息这是无法达到的境界。然后才知道那个时代的难得；这样，范公的言论没有湮没，难道只是为了显明他的志向、使先帝的盛德永远彰明吗？范公为人温和善良、慈爱宽恕；他从政时宽缓平易、爱护百姓，到了朝廷上却敢于直言、神色严正，这是别人难以赶上的。与范公同时担任谏官的人，后来大多做到了高官，唯独范公早早去世。范公名讳师道，他的世系、籍贯、历任官职和事迹，现有资政殿学士赵公抃撰写的墓志铭记载。《先大夫集后序》【巩的祖父名致尧，官至尚书户部郎中】先大夫所撰写的书，名为《仙凫羽翼》的三十卷，《西陲要纪》的十卷，《清边前要》的五十卷，《广中台志》的八十卷，《为臣要纪》的三卷，《四声韵》的五卷，总共一百七十八卷，都已经刊行于世。如今又分类编排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二篇，另自成十卷，收藏在家中。五代时期，儒学已经被排斥，后生小子在乡里学习治国的学业，文章大多浅近。当时先大夫虽然年轻，但所学已经都能明白治乱得失、兴衰成败的道理。他的文章宏大深邃、俊美隽永，尤其长于讽谏劝喻；如今所编乐府以下的作品就是这样。宋朝平定天下以后，先大夫才出仕。当时太祖、太宗已经建立了纲纪大法。先大夫于是勇于议论当世的得失；他在朝廷上痛恨当权者不忠，所以凡是论说天下要务，一定以天子忧虑怜悯百姓、为万事劳心的心意为根本，进而指出大臣、从官和办事人员观望推诿、怀藏奸心，不符合天子委任他们的本意。所以国家长期治理却始终没有真正治理好。遇到难以说的话，别人有所不敢说的，即使多次意见不合而被外放，他所说的反而更加恳切，不因利害祸福而动摇自己的意志。起初，先大夫尤其受到太宗的赏识；太宗从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任上召见他，任命他为直史馆，后来又任两浙转运使。

译不久，真宗即位，更加因他的才干而了解并赏识他。起初试任为知制诰，等到西部战事兴起，又任命他为自陕州以西的经略判官。可是曾公曾经激烈而恳切地议论大臣，当时的人都不高兴，所以最终没有任用他。然而真宗始终感念他的话，因此任命他为泉州知州；不到一年，又任命他为苏州知州，五天后又改任扬州知州，正准备再次召他入朝。这时曾公又上书斥责大臣，言辞更加切直，所以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终身失意。曾公言论中最重要的，是说自唐朝衰败以来，百姓贫困已经很久了。海内已经安定，天子正整顿法度，但执政者还多有琐碎烦苛的举措，掌管财利的大臣又越发急切。曾公独自认为应当遵循简约平易的原则，停止专卖之法，使百姓得到休养。祥符初年，天下各地争相声称出现符瑞应验，天子因此大举兴办泰山封禅、汾阴祭祀，道家的说法也更加盛行。从京师到四方都大规模修建宫观，曾公更加直言劝谏，认为天命不能一味依赖，应当贬黜奸臣，修治人事，反复陈说达到数百上千言。唉！曾公竭尽忠心，天子能够容受极尽直言，哪里一定只有古人才能做到呢？这不就是传记所说的“君主圣明，臣下正直”吗？多么盛美啊！曾公在两浙上奏请求废除苛税二百三十多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使百姓免除租税，释放百姓所负的拖欠。这就是曾公施展才干的情况，而他所施展的，都是大事。这些大概可以保存下来，曾公过去所说的话很多。他在皇帝面前所说的以及散失的书信，大概无法搜集完整。有些意见后来被采纳，有些没有；但后来仍常常值得思考的，还有他历任官职时的政绩。庐陵欧阳修公已经为曾公撰写碑铭，记载得特别详细，所以这里不再论述。至于没有全部记载的，是因为曾公最终因意见不合而失意。他的功业品行有些可能没有被史官记录下来；如今记载这些事情，当时喜爱曾公的人又很少，史书果真完全可信吗？后世如果有君子想要推究考察这件事，读曾公的碑文、书信以及我这篇小序，他的内心和外在表现，大概都可以看得清楚。关于虚实的议论，也可以得到考核了。曾公死后才追赠谏议大夫，姓曾，名某，是南丰人。为他的书作序的，是曾公的孙子曾巩。《送丁琰序》太守、县令对于百姓来说，距离近而责任重大，这是容易明白的。我曾经论述，如今的太守、县令中有道德而闻名于四方的不过几个人。这几个人并不只是单独任职于一郡一县。超过这些人所辖的范围，有的方圆千里彼此相连，却没有一个贤能的太守；有的方圆百里彼此环绕，却没有一个贤能的县令。天子和大臣常常忧虑这种情形，于是任用奉行法令的官吏，严格执行考察纠察的条文，以此约束治理他们。各郡太守、各县县令因罪而不能胜任职务，被贬黜或罢免的，在外地接连不断。于是下诏书，选择朝廷大臣，让他们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来担任太守、县令。这是天子和大臣爱护国家、爱护百姓，并且重视太守县令的心意，可以说没有不到的地方了。然而诏书虽然下达，被推荐的人最终却没有听说。只有县令有时按照旧制推荐，也并不都是依照年资授官。每次看到推荐者的姓名，考察他的才干品行，真正能够担当推荐职位的人最终也没有见到。被推荐的人既然如此，我又根据自己所见所闻，暗中盘算哪些人可以推荐，最终也没有见到。还担心自己愚笨而地位低下，所听所见太少，不足以了解天下人才，于是又去求访那些贤能而有声望地位、见闻广博的人，向他们询问哪些人可以推荐，最终仍然没有见到。难道天下的人本来就可以被诬陷，而上天确实不在今天生育人才吗？假如天子和大臣忧虑天下的弊病，就屡次更改法令来防治它。法令一天比一天严密，弊病却一天比一天增多。难道现在距离古代太远，治理天下终究没有办法了吗？古人有庠、有序，有师友交游，有主管官吏的评议，赏罚从乡里开始，推广到天下，作为教化的安排详尽到这种程度。士人如果掌握圣人的道，就都能够施行圣人的教化；如果具有可以教导的资质，就都可以成为有才而且善良的人。因此古代贤能的人很多；贤能的人多，那么从公卿大夫直到掌管牛羊、仓廪等卑贱官职的选任，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哪里只是千里、百里之地的长官呢？古人的治道难道不是简约而明白吗？他们获取天下人才的途径难道不是很多吗？难道会像如今这样，辛劳地寻求却得不到人才，法令严密却无法胜过弊病吗？如今庠序、师友和赏罚的制度都不同于古代。士人拥有圣人的道，想要把它推广到乡里和天下，却没有途径。人如果愚笨，也就愚笨了；那些可以教导而成为贤人的人，最终又有谁去教导他们呢？所以如今贤能的人很少；贤能的人少，那么从公卿大夫直到掌管牛羊、仓廪等卑贱官职的选任，常常都缺少合适的人，哪里只是太守、县令呢？因此，求取人才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法令一天比一天严密，却仍不足以治理天下，其根源大概就是由此产生的。唉！为什么这种制度如此重要，却不加以更改呢？姑苏人丁琰辅佐南城县令，南城县的政务治理得很公平，我因此知道那位县令。县令说：“有丁君来辅佐，我也因此了解了本县百姓。县里没有不乐于称道他的人。”我既忧虑当今的士人，又常常仰慕古代的人。每当看到一篇贤能官吏的传记，总要反复阅读并喜爱他。像丁君这样在本县取得信任的官吏，我在邻近县邑还没有见过，所以尤其喜爱他。如今丁君到淮阴任县令，是上级了解他的才干而推荐任用他。对于县令这一职位来说，这是得到人才了。假使丁君把这份心意推广开去，在这里取得信任，难道会在别处不能取得信任吗？请求我写文章的人很多，我都拒绝而没有给他们写。唯独丁君这次出行，他并没有请求我的文章，而我乐意称道我一向所谈论的道理来为他送行，用来表示对丁君的重视，同时勉励他，也勉励天下所有做官的人。《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三目录 宋 曾巩 《筠州学记》《宜黄县学记》《越州赵公救灾记》《抚州颜鲁公祠堂记》《徐孺子祠堂记》《书魏郑公传》《邪正辨》《说用》《读贾谊传》《上田正言书》《上欧蔡书》曾肇 《论选忠良博古之士置诸左右》《汉文帝论》《重修御史台记》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三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旨编注 宋 曾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