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七目録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七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编纂并作注 宋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英宗朝考中进士，历任各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封荆国公，加司空】《范镇加修撰制》【范镇以起居舍人身份主管谏院，嘉祐初年请求确定继承人，言辞十分激切。朝廷授予他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他因为意见没有被采纳，坚决辞谢。后来又竭力上书请求，共上奏十九次，朝廷知道不能改变他的意志，于是罢去他知谏院的职务，改任集贤殿修撰】从前周人收藏上古的书，把它作为重大训诫；孔子的《春秋》，记载的是天子的事情。讨论一个时代的善恶，并按照法度和文章的规范编次成书，如果不是通晓儒学的博达之才，有足够的见识来了解先王，又有足够的诚信使后世信服，那么谁能够寄托《尚书》《春秋》的义理，刻成大典，并符合我们所承担的职责呢？你具备官职范镇，有广博通达的才干，有纯正清白的操守，辨析议论深刻广博，充分表现在文章辞采中；在禁林参与论思，所议论的时政都合乎公允。因此，考察善恶、辨见闻事实，裁断是非，这不是取舍是非的疑难、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事情，应当用这个任务来任命你。你要精心思考，反复考察，以古代优秀史官自勉，不要沿袭近世罗列事实、缀辑文辞的弊病，使后人没有办法考察查证。《高旦可著作佐郎制》唐尧、虞舜以三次考核来决定罢黜和升迁，然而他们所任命的人有的终身担任一个职务。这样看来，他们所说的升迁，大概只是增加爵位和服饰罢了；如今增加官位，也如同古代增加爵位和服饰。你长期任职，功绩和效用符合有关部门的法令，所以让你升任官位，以此作为奖赏。虽然任职年限与考核升降的制度古今不同，但我用来褒奖和激励百官的用意，并不与唐尧、虞舜不同。不要懈怠，要想着称职。《德妃沈氏侄孙献卿可试大理评事制》。我对于后妃的亲属，不愿意用恩宠扰乱法令；依法应当得到的，也不会吝惜。你现在年纪尚小，还没有多少才识，只因外戚的恩宠而得以试任大理评事一类的官职；这只是国家制度，并不是为你个人徇私。努力吧，用成就来等待正式任用。《磨勘转官制》有关部门考察你们的门第资历，在朝廷上举荐你们，我亲自阅览，都符合升迁的法令。任命官员、发放俸禄的事情，我并不是轻率对待；只是为了表彰有德之人，依次奖励有功之人。名籍既然列在审官院，那么三年升迁一次，也只是体恤任职的劳苦，勉励你们尽力罢了。你们不要以为名位和器用可以按日计算而自行取得，却没有报答君上的心意。《王伯恭转官制》如今在朝廷做官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议论者担心这样不足以劝勉功绩。然而任职日久，能够谨慎勤勉、不懈怠，免于罪过和悔恨，也应当有所褒奖。这就是我让你得到升迁的用意。士人奉行义理，大概自有恒常之心，何必要等到有利可图才知道受到劝勉呢？《甘昭吉入内副都知制》古代君王整治内廷，一定有任职的大臣。我考察古制，想得到贤能之士来充任这个职位。你在我左右勤勉供职，经历多年，有专一贤良的声誉，没有邪曲献媚的毁谤。让你在内廷任职，以符合朝廷公正的议论。你要审慎守卫宫门，谨慎管理内室，入内宣达宫中的命令，出外辅助朝廷政务，早晚尽心，一概以忠诚守信行事。这样我才会嘉奖你，你也可以长久安享恩宠俸禄。《崔峄刑部侍郎致仕制》【崔峄是京兆长安人，由进士历任给事中。他进言说宰相陈执中不应被罢免，被外放为庆州知州；后来又以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身份任河中府知府，请求告老，以刑部侍郎身份退休】做官而告老退休的人，从一命之官以上，都必定要有一些恩典来慰劳他归去，何况是我身边的近臣，所受恩典和待遇一向优厚，更应该提升他的官位，以表示褒奖优待。你具备官职崔峄，近来因贤能而被举荐，长期担任繁重的职务，入朝参与侍从，出外镇守藩方，任职经历越来越多，所托付的事情都办得恰当。你以年老为由辞去官位，符合礼制，进升为副职秋官卿，让你荣誉地安居休息。古代做官的人，并不是苟且只想使自身安逸，而是谨慎行事、敬守法度，以帮助成就君王的德业。这些你是知道的。去吧，努力吧！《上时政疏》【仁宗末年，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改任同修起居注、知制诰，这篇文章说的是准备任用为从官，大概是当时上呈的】臣某冒死拜了两拜，上疏给尊号皇帝陛下。臣私下观察，自古君主享有国家日久，如果没有至诚恳切、忧虑天下的心，即使没有暴政酷刑施加于百姓，天下也未曾不发生动乱。自秦以来，享国日久的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聪明而有智谋、建立过功业的君主。他们享国日久，内外没有祸患，于是因循苟且，没有至诚恻怛、忧虑天下的心，只顾应付眼前而不为长远筹划，自以为灾祸可以不殃及自身，往往等到亲身遭遇灾祸时才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即使有时侥幸保全自身，宗庙也已经遭到毁辱，妻子儿女也已经陷于困穷，天下百姓更已经把膏血涂洒在荒野，活着的人也不能自行摆脱困饿劫束的祸患。作为别人的子孙，却使祖宗宗庙遭到毁辱；作为天下人的父母，却使家家户户都有人死亡。这难道是仁孝的君主所应当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安然自处而导致这种结局，是因为他们自以为灾祸不会达到这种地步，却不知道灾祸已经突然到来了。天下是极其重大的器物，不用大力彰明法度就不足以维持，不广泛任用贤才就不足以守护。

译如果没有至诚恻怛、忧虑天下的心，就不能询问考察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被任用，法度不加修治，只是苟且拖延岁月，或许侥幸可以暂时没有别的祸患；但日子拖得长久，从来没有不最终导致大乱的。伏望皇帝陛下具有恭敬节俭的德行，具有聪明睿智的才质，具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然而享国已经很久了。现在正应当以恻怛之心忧虑天下，并以晋、梁、唐三位皇帝为戒。依臣所见，如今朝廷中的官位，还不能说已经得到贤才；施行的政事，也不能说符合治国法度。上层官府混乱，下层百姓贫困，风俗日渐浇薄，财力日益困窘，而陛下高居深宫、拱手安坐，从未表现出询问考察、讲求治理的意愿。这就是臣私下替陛下筹划而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因循苟且、安逸享乐而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于一时，却不能拖延长久。晋、梁、唐三帝不知道忧虑这些，所以灾害积聚、祸乱变化在一时之间发生；即使想重新询问考察、讲求治理来自救，也已经来不及了。以古代衡量今天，那么天下的安危、治乱还可以有所作为；能够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紧迫的了。错过今天，臣恐怕也会有来不及后悔的时候。既然如此，那么以至诚之心询问考察，广泛任用贤才；以至诚之心讲求治理，大力彰明法度，陛下今天难道可以不急切行动吗？《尚书》说：“如果药不能使人头晕目眩，那么他的疾病就不会痊愈。”臣希望陛下把终身难治的大病作为忧患，而不要把一天的头晕目眩当作痛苦。臣既然受到陛下的选拔，准备担任从官，朝廷的治乱安危，臣实在参与其中，也将共同承担荣辱。这就是臣不敢回避冒犯越职之罪，而忘却竭尽规劝之义的原因。伏望陛下深思臣的话，用来警戒自己，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论馆职札子》臣恭敬地看到，如今一次任命馆职，竟达到十人；这本来是用来储备公卿人才的。然而陛下如果试着寻找他们担任讲官，一定不知道谁可以任用；试着寻找他们担任谏官，也一定不知道谁可以任用；试着寻找他们担任监司，还是一定不知道谁可以任用。这个问题在于没有亲自考察来核实。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见到他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如今所任命的馆职，不过是一两个大臣认为贤能罢了，并不是全国人都说贤能。即使全国人都说贤能，尚且不能立即信任任用，必须亲自考察，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何况只是一两个大臣认为贤能，怎么可以仓促相信并任用呢？臣希望陛下考察、举荐众人所说的才干优良、品行美好、可以担任公卿的人，召来让他们在三馆担任祗候；即使已经兼有馆职，也可以让他们兼任祗候。有事情应当讨论时，就召到中书省，或者召到宫中，让他们详细条奏事情的是非利害以及应当施行的办法。等到考察出他们的才干可以准备任用，遇到四方事务时，就让他们前往察看、询问、考察；又有时让他们复核自己所说的是非利害。他们所说的是非利害，即使不完全合乎义理、可以施行，但如果他们在察看、询问、考察时能够详尽周全，不受蒙蔽欺骗，那么都可以算作可供任用的人才。其中有经术学问的人，又让他们讲说经义。这样反复进行几次，才大致看出才能高下，然后罢免其中才能不足的人，召用其中有才干的人，再亲自就具体事情询问他们。就具体事情询问，不能只问一件事，之后才能了解这个人的实际才干。一定要到满一年，所询问的事情达到一二十件，那么这个人的贤能或不肖就清楚了，然后根据他的才干所适宜的职务来任用。尤其才干优良、品行美好、可以参与谋议的人，即使曾经让他准备接受询问，也可以任用。这与只凭一两个大臣推荐、未经实际考察便授予官职的做法，当然相差万万。然而这个办法在其他时候或许难以实行；如今陛下有尧舜那样的明察，洞悉天下的道理，臣料想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蒙蔽陛下，那么推行此事就很容易了。既可以通过考试发现人才的实际才干，又可以通过询问了解具体事务，这就是所谓“广泛采纳意见，以言论进用；明确考察，以功绩试验”【《尚书·益稷篇》】、“任用人才只在自己”【《仲虺之诰》】、“打开四方门户，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舜典》】，大概就是这样罢了。以如今在位者上下隔绝的情况看，恐怕实行此事不应排在众多事务之后。然而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极其奸邪的人，能够窥伺君主的意图而做出倾邪之事，这是尧舜所畏惧、孔子所想远离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应当认识清楚并疏远他，使他不能接近。这样的人也有一定的数量。陛下应当广泛向忠臣良士询问，知道某人是这样的人，就应当疏远而不召见；即使错误地召见了，凭陛下的仁圣，以道理衡量他，以其他人的意见参验他，也一定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既然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就应当有所惩处。这样一来，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极其奸邪的人的气焰就会消退，正直的议论也不会在上面受到蒙蔽。如今想要扩大见闻，却让这些人得志，正是自我蒙蔽；害怕这些人造成祸害，于是把群臣一概疏远，也是自我蒙蔽。君主的祸患，在于不能穷究事理。不能穷究事理，就不足以辨知言论；不能辨知言论，就不足以辨知人；不能辨知人，就不能任用官员；不能任用官员，治国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您的明察，秦汉以来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没有一个能够稍稍比拟，本来不是群臣所能窥测仰望的。然而从尧、舜、文王、武王以来，都喜好通过询问来穷究事理，选择人才授予官职来辅助自己。他们认为，君王的职责在于论究治国之道，而不在于亲自处理具体事务；在于选择人才授予官职，而不在于亲自任用一切事务。希望陛下以尧舜文武为法，那么圣人的功业必定会在天下显现。至于有关部门琐碎繁杂的事务，恐怕不值得耗费时间、劳烦圣心。臣认为当前最急迫的事情在于此，怎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

译《礼论》唉！荀卿不懂得礼。他说：“圣人改变人的本性而兴起人为的规范【见《性恶》篇，是说圣人能够改变人的本性而兴起矫饰的规范】。”我因此知道他不懂礼。懂礼的人看重的是礼的本意，而荀卿极力称赞礼的法度、节奏之美；至于说到“改变本性”，却把它看作人为的矫饰，他又哪里知道礼的本意呢？所以礼开始于天性，而在人那里完成；只知天性而不知人事，就流于粗野；只知人事而不知天性，就流于虚伪。圣人厌恶粗野，也痛恨虚伪，因此礼兴起了。如今荀卿认为圣人改变本性是兴起人为的矫饰，这就是不明白天性的过错。然而他也有自己的见解才这样说。凡是实行礼，必然要使放纵傲慢的心受到约束，违逆贪欲的本性。人人都想安逸，却让尊贵的人劳作；人人都想得到，却让年长的人谦让；人人都要举手跪拜、弯腰曲身来表示恭敬。百姓这样做，难道全都有喜欢这样做的心吗？只是害怕上位者厌恶自己，随后施加刑罚罢了。所以荀卿认为，这不过是被外在的法度和威势强迫，才在外表上这样做；这也是没有思考的过错。木材砍削加工成器物，马驯服后用来驾车，这些都不是天生就会的。因此必须用斧斤削砍，用绳墨取直，用圆规制圆，用矩尺制方，再用绳索、胶和漆束联固定，之后器物才适合使用。前面用缰绳嚼子加以控制，后面用鞭子策励，奔驰快慢都不能任意，而完全听从人的指挥，之后马才适合驾车。由此看来，没有什么不是在外部加以强制、凭借力量使它服从的。然而圣人不把木材制成器物、不把马驯服来驾车，当然也是依据它们天生的资质。如今人一出生就有敬重父亲、爱护母亲的心，圣人顺着这种本性的愿望为他们制定礼制。所以礼制虽然有强迫人的地方，实际上却是顺应人的本性愿望。圣人如果不为人制定礼制，天下大概就会有轻慢父亲、憎恨母亲的人了。这也可以说是丧失了人的本性。把合乎本性称作人为的矫饰，那么丧失本性的反而可以算真实吗？这就是荀卿不加思考的地方。猕猴、猿的形体，并不是不像人。若想用尊卑的次序约束它们，用揖让的礼节规范它们，它们只会逃到深山大谷中去。即使用威势使它害怕、用教化使它驯服，难道能够使它服从礼吗？如果认为天性本来没有这种东西，却可以教化它使它形成矫饰，那么猕猴、猿也可以使它们行礼了。所以说，礼开始于天性而在人那里完成；如果天性本来没有这种东西而人却想强行制定出来，那么天下万物之中，我大概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周公论》荀卿喜好妄说，竟到了这种程度！他记载周公的话说：“我拿着礼物前来会见的人有十个，归还礼物、同他们互相会见的人有三十个，表面上以礼貌接待的人有一百多人，想要进言而请求让我听完他的话的人有一千多人【“貌执”，是说以礼貌接待；“请毕事”，是说地位卑贱的人担心自己的话没有说尽，先请求周公听完自己的话】。”如果这确实是周公所做的，那么周公的格局不是太小了吗？圣人在天下施政，起初好像没有对天下做什么，天下最终却没有什么不能治理，是因为他的法制确实完备。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在党中设立庠，在遂中设立序，在国都设立学，竭尽其道来制定培养贤才、教育士人的办法。这样，士人即使贤能还没有达到可以任用的程度，也没有不被看重和供养的。这就是周公对待士人的方法。如果果真像荀卿所说，那么春申君、孟尝君的行为就是乱世的事情，哪里足以作为周公的行为呢？况且圣世的士人各有自己的事业，讲习道理、学习技艺，唯恐每天的时间不够，哪里有闲暇到公卿的门下游走呢？那些游走于公卿门下、求取公卿礼遇的人，都是战国时代的奸民，就是毛遂、侯嬴一类的人。荀卿生在乱世，不能考察论述先王的法度并传给天下，却被乱世的风俗迷惑，于是以为圣世的事情也不过如此，这已经是错误了。况且周公所礼遇的如果是大贤，那么周公难道只是拿着礼物去见他就够了吗？本来应当把他推荐给天子，让他共同参与治理天下。如果他不贤能，不足以和天子共同治理天下，那么周公又为什么要同他行礼呢？子产执掌郑国政事时，曾经用自己的车马帮助人渡过溱水、洧水。孟子说：“他有恩惠，却不知道治理政事。”君子治理政事，是在天下建立良善的法度，天下就能治理；在一国建立良善的法度，一国就能治理。如果不能建立法度，却想让每个人都高兴，那么每天的时间也不够用。假使周公懂得治理政事，就应当在天下建立学校的制度；不懂得建立学校，却只知道劳累自身来接待天下的士人，不仅力量有所不足，形势也有所不能允许。有人说：“依仗俸禄生活的士人，还可以骄傲地对待；端正自身的士人，不可以骄傲地对待【也是荀子的话】。”君子不骄傲，即使在暗室中也不敢自我怠慢，难道因为对方依仗俸禄生活，就可以骄傲地对待他吗？唉！所谓君子，贵在能够不因世俗而改变。荀卿生在乱世，于是用乱世的事情来衡量圣人；后世的士人尊奉荀卿，认为他是继孟子之后的大儒，我不相信了。

译《三圣人论》孟子说：“值得喜爱而成为善，叫作善；善存在于自身，叫作信；充实而美好，叫作美；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伟大而能感化万物，叫作圣。圣这个名称，是道的极致，是德的最高境界。”不合乎礼的事不要做，不合乎礼的话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事不要看，不合乎礼的声音不要听，这是大贤人的作为。贤人的作为能够这样，就可以说是完备了；然而仍不足以钻研圣人的坚固，仰望圣人的高大。在圣人看来，这还如同泰山与冈陵相比、河海与池泽相比一样。这样看来，圣人的作为，其伟大就可以知道了。《易》说：“德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相合，吉凶与鬼神相合。”【《乾卦·文言》】这大概就是圣人的作为。德如果不足以与天地相合，光明如果不足以与日月相合，吉凶如果不足以与鬼神相合，就不是所谓圣人了。孟子评论伯夷、伊尹、柳下惠，都说他们是“圣人”，但又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狭隘和不恭敬，君子不走这样的道路。”人的行动、言语、视听如果有不合礼的地方，就不足以成为大贤人；而圣人的称号，不是大贤人所能比拟的。难道狭隘和不恭敬的人竟能僭越圣人之名吗？大概圣人的言语和行为只是不苟且而已，因为将要把它们作为天下人的法则。从前伊尹为天下制定行为准则，说：“侍奉谁不是君主，役使谁不是百姓？天下安定也要出来做事，天下混乱也要出来做事。”后世的士人多不能探求伊尹的本心，因此多进取而少退处，只求苟得而损害义理，这就是流传下来的风气和末世习俗的弊病。圣人忧虑这种弊病，于是伯夷出来加以纠正，为天下制定行为准则，说：“天下太平就出来做事，天下混乱就退处；不是自己的君主不侍奉，不是自己的百姓不役使。”后世的士人多不能探求伯夷的本心，因此多退处而少进取，过分廉洁而又流于苛刻，这就是流传下来的末世风气的弊病。圣人又忧虑这种弊病，于是柳下惠出来加以纠正，为天下制定行为准则，说：“不以污秽的君主为羞，不推辞小官；被遗弃不用也不怨恨，困厄穷困也不忧愁。”后世的士人多不能探求柳下惠的本心，因此多污浊而少清洁，厌恶异己而崇尚苟同，这就是流传下来的末世风气的弊病。这三个人，是根据当时风气的偏失来加以挽救的，并不是天下的中道。因此久而久之必然产生弊病，到孔子的时候，三位圣人的弊病各自都发展到了天下的极端。所以孔子汇集他们的行为，为天下制定完备的准则，说：“可以迅速行动时就迅速行动，可以长久等待时就长久等待，可以出仕时就出仕，可以退处时就退处。” 这样以后，圣人的道才大体完备，而没有偏执一端的弊病。他之所以能使圣道大体完备而没有弊病，难道只是孔子一个人的力量吗？四个人是相互承接、共同完成的。所以，伯夷如果不清高，就不足以挽救伊尹的弊病；柳下惠如果不随和，就不足以挽救伯夷的弊病。圣人之所以能够大大超过常人，大概是因为能够用自身来挽救天下的弊病罢了。如果都只想实行孔子的行为，以防止天下的弊病，那么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又在哪里呢？因此，假使这三个人处在孔子的时代，也都可以成为孔子。然而他们之所以表现为清高、担当和随和，只是由于时代需要罢了，难道会拘泥于这一方面而已吗？如果只拘泥于一个方面，就不足以成为贤人，难道是孟子所说的圣人吗？孟子所说的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走这样的道路，也只是说他们所处的时代罢了。况且夏代的制度，难道不好吗？可是殷人认为它粗野；殷代的制度，难道不好吗？可是周人认为它近于鬼道。所谓狭隘和不恭，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在孟子那个时代，有人劝孟子委屈一尺而求得八尺，有人劝孟子权宜行事来援救天下，大概当时的风俗有些像伊尹弊病流行的时代。因此孟子评论这三个人时，必定先说伯夷，也正是为了纠正天下的弊病。所以说：圣人的言语和行为，难道只是苟且而已吗？他们是要把它们作为天下人的法则。给田正言的信【田况，字元均，冀州信都人，以甲科中举贤良方正，擢升为右正言，主管国子监】正言执事：我五月回到家中，八月抵达任所，每次想借西北来的驿使寄上一封信，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却总因事情耽搁。东南的交通喉咙一带，来自汴京的船车每天有成百上十，我因此能够很详细地打听到汴京的事情以及执事的消息。其间，士大夫谈到执事，说您坚定地立于朝廷，不偏不倚，十分盛美，十分盛美。不过仍有人对执事有所疑虑，连我也有这种疑虑。我的学问，是执事教导我的；我的进步，是执事奖掖我的。执事了解我并不浅薄。有了疑虑却不告诉您，我凭什么报答您对我的知遇呢？当初，执事坐在殿廊下回答方正策问，指斥天下的利害，奋发直言而不顾忌，并且说：“希望陛下实行这些主张，不要让天下人说制科只是求取仕进的一条途径罢了。”在这个时候，观察执事的心意，难道像如今所谓举荐方正的人那样，只是猎取名位而已吗？大概是想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如今您兼任谏官，早晚都在天子的耳目之侧，天子所做的一切，是非都没有不能说的。想要实行自己的志向，应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国家的弊病、百姓的困苦，也已经很多了。执事任职也已经很久了。从前所谓的弊病，如今有的已经严重得仿佛无法医治；从前所谓的困苦，如今有的已经积久成疾，仿佛不能恢复了。可是我从未听说执事提出过一句话来使主上醒悟，为什么从前指斥得如此急切，而如今上疏却如此少呢？难道从前说话有利，而如今说话反而不利吗？难道您不免成为如今所谓举荐方正的人，只是猎取名位而已吗？有人替执事解释说，执事或许已经到君主面前进言，只是用隐晦的话说出，故意不把实情告诉人【“辟”是君主；“诡辞”是不把实情告诉别人。这两句话出自《谷梁传》】，我们这些疏远卑贱的人，哪里突然就知道这种情况呢？这说法是不对的。传文所说“到君主面前进言”，是说他的言辞未必能被人听见，但他的言论所产生的效果，天下人却都能看见。如今国家的弊病、百姓的困苦，只是增加而没有减少，哪里谈得上言论的效果呢？又有人替执事解释说：“大概已经到君主面前进言了，只是君主不用，怎么办呢？”这说法也不对。臣子侍奉君主，三次进谏而君主不听，就应当离去，这是礼。执事回答策问时，常把这个道理写在文章中。如今进言而君主不听，也应当不止三次了。即使您有恋恋不舍的情义，也不能因此不自行离去。孟子不是说过吗：“负有进言责任的人，自己的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应当离去。”为什么不也辞去您的进言之责呢？执事不能自行解除人们的疑虑，这是必然的。即使有坚强有力的辩说，也不能替执事解脱。

译至于我的愚见，则希望执事不要顾惜宠荣利益，不要害怕获罪受责，替天下痛痛快快地直言一次，以使主上醒悟，解除百姓的困苦，治理国家的弊病，始终专心一意，如同回答策问时那样，那么人们的疑虑自然就完全消除了。只希望执事考虑这件事。如果不是这样，希望赐信教诲答复。不再多说。防州学记 防州在江南，是土地最为广阔的地方【防州治所在赣县】；大山长谷，荒僻阴暗而险阻，是交、广、闽、越之间铜盐贩运道路出入之处，椎理盗夺、私自鼓铸的奸弊，比天下其他地方更多。庆历年间曾下诏设立学校，州县防州也奉诏兴办，但学校低小简陋、狭窄逼仄，不足以作为美观。州人想要集合私人财力迁建并扩大它，已经很久了。然而官吏常常被审理诉讼耗尽力量，没有空暇顾及这件事，直到二十一年以后才在州治东南改建，以顺从州人的愿望。大约在治平元年二月，提点刑狱宋城蔡侯主持州事时开始兴建，由知州事钱塘元侯考核工程的日期【“考”是考核完成；服虔说，宫庙初成时举行祭祀的名称】。两位侯都是天下所谓有才能的官吏，所以学校建成后，不劳费力，斋舍、祠堂、讲堂、候望、住宿休息之处，直到厨房浴室，没有一样不具备。又拿出余财购买田地和书籍，以供学者使用，内外都完备了。于是州人共同为两位侯使自己得到适宜的处所而高兴，前来请我写文章记述建成之事。我听说，先王所说的道德，不过是性命的道理罢了；它的礼制名数，存在于俎豆、钟鼓、管弦之间，但常常担心人们难以理解，所以设置官师，兴办学校，聚集天下士人，希望通过讲说、诵读、歌唱、弦奏和舞蹈，使他们深入明白其中的意义。士人是治理百姓的人，所以知道土地所在的位置，只不过是驱使那些还不知道的人罢了。然而士人学习却不能明白，明白却不能实行，实行却不能达到目标，那该怎么办呢？先王于是便有了政治措施。政治并不只是为了劝勉和惩戒，但也正是用来劝勉和惩戒的，所以选取学业有成的人任卿大夫；其次，虽未完全学成但不妨碍其最终达到目标的人，任为士，这就是舜所说的任用他们。至于道德隆盛、品德高尚的人，又不止于此，即使天子也面向他请教，并和他轮流作为宾主，这就是舜所说的承接他们。那些蒙昧、陷溺、叛离、逃亡而不可与之讲道理的人，就用鞭打教训他的过错，用文字记下他的罪恶；经过长久岁月仍不改变，放逐、抛弃乃至杀戮的刑罚就会随后施加，这就是舜所说的威慑他们【《尚书·益稷》说：合格的就承接、任用，不合格的就威慑；意思是对众多顽劣而不服教化的人，如果改过就提升任用，如果不改，然后用刑罚威慑】。大体说来，教育法在德行方面，用智、仁、圣、义、忠、和来区别培养；在行为方面，都以孝、友、睦、姻、任、恤为共同准则；在技艺方面，则完备学习礼、乐、射、御、书、数。那些淫邪的言论、偏颇的行为和诡异怪诞的方术，不足以辅佐社会，就不容许在当时存在；诸侯所实行的教育，都听命于天子，由天子下令。然后才兴办学校。规定学习历数，是为了调节进度的快慢；规定权衡容量，是为了节制丰厚和减省。命令不在这些方面，上面的人就不会施教，求学的人也无所遵循。士人在这里奔走、揖让、酬酢、谈笑、升降、出入，没有一样不是教育。上等的可以达到接受天命的境界，下等的也不会失去做人的资格。运用这种教育流传到它衰微的时候，尚且可以鼓舞众人，使他们有别于后世的人。所以在那个时代，妇人能够说出的话、儿童能够明白的道理，有后世老师宿儒所迷惑而不能觉悟的；武夫所讲的道理、鄙人所坚持的操守，有后世豪杰名士所畏惧而感到惭愧的。尧、舜和三代的君主从容无为，使四海如同同处一堂；而流传下来的风气余韵，吟咏感叹不止，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周道衰微，不幸而有了秦。君臣都不知道屈己求学，却乐于自以为是；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违背正道，又厌恶非议他们的人，于是焚烧《诗》《书》，杀害学者，扫除天下的学校。这样以后非议他们的人反而更多，最终不能取胜。为什么呢？先王的道德，出自性命的道理；性命的道理，出自人的内心。《诗》《书》能够顺着并通达这种道理，并不能夺走人本来所有的东西，再把人原本没有的东西给予他。经典虽然亡佚，出自人心的东西仍然存在，那么又怎么能让人舍弃自己原有的明白，跟随我陷于耳聋目昏呢？然而这种心态并不只是秦代才有。孔子的时候，已经有人想毁掉乡校了【郑国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然明把这件事告诉子产，请求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孔子听说后称赞子产】。大概是上面失去了政治，人们各自把自己的主张当作正义，不努力提出最好的办法来胜过他们，却忧虑有所作为的困难。因此，这种心态并不只是秦代才有。墨子拘泥于自己的小道，不知道问题正在这里，却提出“尚同”的主张；他的愚昧，和秦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唉，道统不统一，已经很久了！扬子说：“如果将要重新推行自己的学说，不如让诸儒闭口不言。”大概是有意说到辟雍学校的事情。这个说法好啊，即使孔子再生，也一定会听从它。如今皇上以盛大的德行刚刚即位，希望大概能够做到这一点吧？如今的守令，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诸侯；他们与古代不同，不在于施政设置不能专断，而在于朝廷所授予他们的，没有先王的法度；不在于没有施教的地方，而在于施教的方法，没有用来造就仁义之才的办法。防州虽然土地广阔而偏远，只要得到正确的教育方法，那么即使是强悍、昏昧、愚顽、凶恶，触犯禁令法律而不知悔改的人，也将能够使耳目聪明，使内心向善。更何况那些有学问的百姓呢？所以我写了两篇文章，借着谈论两位侯的功绩，说明古今的变化以及对朝廷的期望，让他们回去刻在石碑上。度支副使防州题名记【宋代沿袭五代设置三司使，总管度支、盐铁、户部，称为总领三部；又设置三部副使，各一人】三司副使没有记载前人的姓名。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吕景初，字冲之，酸枣人，嘉祐年间以户部员外郎判都水监，改任度支副使】开始查考各类史书，从李纮【李纮，字仲纲，宋州人，仁宗时任三司度支副使】以上查得他们的姓名；从杨偕【杨偕，字次公，坊州人，仁宗时由判吏部调任三司度支副使】以上，查得他们的官职；从郭劝【郭劝，字仲褒，须城人，仁宗时任工部郎中、度支副使】以下，又查得他们任职的年月。于是把这些刻写在石上，镌刻于东壁。合聚天下众人的，是财物；治理天下财物的，是法令；守护天下法令的，是官吏。官吏不好，有了法令也没有人遵守；法令不好，有了财物也没有人治理。有财物却无人治理，那么田间道路、里巷中的卑贱之人，都能够私自掌握取予的权势，擅自占有万物的利益，以此同君主争夺百姓，放纵自己无穷的欲望；并不一定要等到显贵强悍、桀骜不驯的大人物才会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译而天子还要说自己没有失去百姓，大概也只是特别发布号令罢了。即使想要吃粗食、穿破衣，使自己的身体憔悴、内心忧愁，以求天下供给充足、自己的政治安定，我知道仍然做不到。既然如此，完善法令并选择官吏来守护它，以治理天下的财物，即使上古的尧、舜也不能不把这件事放在首要而紧迫的位置，更何况后世纷乱的时代呢？三司副使，是当今的大官，朝廷对他们的尊崇优待十分完备。如今理财法令中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他们都有权向皇上提出意见并改订，并不只是守着成法、吝惜财物出入，顺从有关部门的事务而已。既然他们的职责如此，那么他们贤能还是不贤能、所施行的措施对天下利害如何呢？观察这些人的品行，依据他们任职的年月，来考察他们如今所显现的政绩，再考查他们辅佐皇上理财的方法，那么这些人贤能还是不贤能，以及世道治理得好还是不好，我坐在这里就可以知道了。这大概就是吕君的志向。慈溪县学记 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政治和教化，所以学校一天也不能在天下消亡。古代把天下的田地划分为井田，党庠、遂序和国学的制度就建立在其中。乡射、乡饮酒，春秋时聚集学生、养老，慰劳农民、尊重贤能，考核技艺、选取言论的政事，直到接受战果、献俘、审讯囚犯等事情，没有不从学校里产生的。在这里培养天下具有智、仁、圣、义、忠、和品德的人，直到一偏、一技、一曲的学问，没有不加以培养的；又选取士大夫中才能和品行完美清正、曾经任职而离开的人，来担任教师。通过释奠、释菜进行教育，不阻止他们从自己的学校迁徙、被逼迫驱逐，以勉励懈怠者、革除恶行【《礼记·王制》说：命乡里考察不遵从教化的人；不改，就迁到郊外；仍不改，就迁到遂地；仍不改，就屏弃到远方。“逼迫”就是逼逐。迁徙是为了勉励懈怠，逼逐是为了革除恶行】。这样，士人早晚所见所闻，无非是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他们习惯遵循仁义，所学也必定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干。有一天选取他们来充任公卿、大夫和百官的职位，那么他们的才干品行早已确定；士人作为候选者所要施行的，也都是平素见过听过的事情，不必等到临时阅习以后才会做。古代居于上位的人，事情不必忧虑就能办完，功业不必亲自作为就能成就，其关键不过如此罢了。这就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国家、建立学校的根本用意。后世没有了井田制度，学校也有时存在、有时废弃；大体说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的事情，不再都出自学校，而求学的人群居族处，所处的师生位置，也只是讲解章句、学习文字罢了。等到这种衰败长久以后，四方的学校被废弃而改作庙宇，在天下祭祀孔子；又按照浮屠、道士的办法砍木塑土，塑成王者的像；州县官吏春秋率领属员到堂上释奠，而求学的士人有时反而不参加。大概庙宇的兴建，是由于学校废弃，近世的制度又如此。今天子即位若干年，较多修订法度，革除近世不合理的做法。正在这时，学校渐渐在天下建立起来。可是仍然规定州里的士人达到二百人，才可以有力量兴办学校，于是慈溪县的士人不能拥有学校，只好像过去一样修建孔子庙。庙宇又坏了而无人修治。如今刘君在中向州里进言，让百姓出钱准备修建，还没有建成就离任了。当时是庆历某年。后来林君肇到任，便说：“古代用来办学校的制度，我无法亲眼见到；但现行法令，我不能不遵循。虽然如此，我们的百姓不能在这里没有教化，就依照如今所说的办法，用百姓的钱修建孔子庙，并治理它四周的地方，修建学舍、讲堂，在其中率领县里的子弟。起用先生杜君醇担任教师，于是学校兴盛起来。唉，林君大概是有道之人吧！官吏能够不改变现行法令，却不失去古代制度的实际精神，这是有道之人才能做到的。林君所做的，几乎达到了这一点。林君本来就是贤能的县令，而慈溪县是个小县，没有珍贵物产和过多货物来招引四方游贩。田地和桑蚕的收成优良，足以自给，没有水旱灾害的忧患。没有游贩之民，所以风俗单纯而不混杂；能够自给，所以百姓谨慎守法，容易治理。我所见到的县中士人，也多是才质茂美、容易成就的人才。杜君是越地的隐逸君子，他的学问和品行很适合做人的老师。一个小县既得到贤能的县令，又得到适合为师的人来担任教师，再用来整治醇厚而容易治理的风俗，造就才质美好而容易成就的人才，即使受到法令拘束、形势限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办学，我本来就相信这里的教化将会推行，风俗也会形成。教化可以使风俗美好；然而一定要经过长久时间才能达到善治，而如今官吏所处的形势不能长久任职。我虽然为它将要推行而高兴并感到庆幸，却又担忧后来的人不能继承下去。因此我探究这件事的本意，把这些话告诉后来的人。复仇解 有人问关于复仇的事，我回答说：这不是太平盛世的治世之道。英明的天子在上，从方伯、诸侯直到各级官吏，都各自修治自己的职务，能够杀害无辜的人就少了。不幸如果有这样的事，那么死者的子弟就向有关官吏申诉；官吏不能听理，就向他的君主申诉；君主不能听理，就向方伯申诉；方伯不能听理，就向天子申诉。这样，天子就诛罚那些不能听理的人，并替他们对仇人施刑。乱世时，天子、诸侯、方伯都不能申诉，所以《尚书》评论纣王说：“凡是有罪的人，竟然不能常常捕获小民，反而兴起互相为敌为仇的事情。”【《商书·微子》】大概仇恨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上级无法申诉，罪恶不能经常得到惩处。在这种时候，有父兄之仇而立即杀死仇人的人，君子权衡当时的形势，体谅他的情实，可以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所以关于复仇的义理，见于《春秋传》，也见于《礼记》【《曲礼》说：“父亲的仇人，不能与他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兄弟的仇人，随时携带兵器；父母、兄弟的仇人……”见《檀弓》。这是为乱世的子弟说的。《春秋传》认为，父亲受到诛罚，儿子不能复仇【《公羊传》定公四年】；这是说不能因为自身的私情而损害天下的公义。又认为父亲没有受到诛罚，儿子可以复仇；这是说不能因为有可以断绝的公义，就废弃不可断绝的亲恩。《周官》的说法是：“凡是复仇的人，要把事情记载在士那里，杀人的人无罪。”【见《秋官·朝士》】我怀疑这不是周公的法。凡是会有复仇，是因为天下混乱，而士人不能听理。有士人，却不能审理杀人之罪并施行刑罚，反而让为人子弟的去复仇。这样说来，还要士人做什么、给他俸禄做什么？古代对于杀人之事，审理可以说已经十分周全了，还担心有未尽之处，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失误而不按常法处理。”【《大禹谟》】如今把事情记在士那里，杀人便无罪，那么所谓复仇的对象，果真是可以复仇的人吗？怎么知道其中没有单独可以申诉的情由呢？即使应当审听他的罪过，为什么不由士师杀他，却让仇人杀他呢？所以我怀疑这不是周公的法。有人问：世道混乱而又有禁止复仇的法令，那么宁可牺牲自身来复仇吗？还是不复仇以保存宗族祭祀呢？我说：可以复仇却不复仇，不是孝；复仇而使宗族祭祀断绝，也不是孝。带着仇未报的耻辱终身生活，大概可以。仇不能报，是天意；不能防止复仇，是自己造成的。克制自己而敬畏天意，不使亲人蒙受遗憾，不也是可以的吗？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译宋代已故朝请大夫、给事中、知郓州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同群牧使、上护军、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的孔公，是尚书工部侍郎、追赠尚书吏部侍郎、名朂之子；兖州曲阜县现袭封文宣公、追赠兵部尚书、名仁玉之孙；兖州泗水县主簿、名光嗣之曾孙，是孔子的第四十五世孙。他在今天子的天圣、宝元年间做官，以刚毅、诚信、正直闻名天下。曾经主管谏院，上书请求明肃太后归政于天子；又在朝廷上奏请追究枢密使曹利用、尚御药罗崇勋的罪状【道辅从知仙源县再迁为太常丞，章献太后临朝，召为右正言。他受命当天就上奏说曹利用、罗崇勋窃取操弄威权，应该早日斥退；太后认可了他的意见，于是退罢利用。利用凭借旧功骄横倔强，崇勋是内官】。当时，崇勋掌握权势利益，与士大夫进行交易；曹利用强悍而不谦逊，朝廷内外都害怕他们。又曾任御史中丞，皇后郭氏被废时，他带领谏官、御史伏在殿阁下争辩，又请求面见皇上，都没有得到允许，仍然坚持争辩，获罪后才停止【明道二年，道辅从应天府召为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适逢郭皇后被废，道辅带领谏官孙祖德、范仲淹等十人到垂拱殿伏地上奏，说皇后是天下之母，不应轻易议论废黜，请求赐见以便把意见全部说出。皇帝让内使告诉道辅等到中书省，命宰相吕夷简把皇后应当废黜的情况告诉道辅。道辅以大义责备吕夷简，吕夷简上奏说伏阁请求面见不是太平盛世的美事，于是调道辅出任泰州知州】。孔公侍奉君主的大节就是如此，这正是他闻名天下的原因，也是士大夫多为他没有最终位居高位而替天下惋惜的原因。孔公名道辅，字原济。最初以进士身份脱去布衣，补任宁州军事推官，年纪还很轻，但审断案件、议论事务，已经能够使老吏畏惧惊服，于是升任大理寺丞，主管兖州仙源县事务，又以才能闻名。后来曾任直史馆、龙图阁待制，判三司理欠凭由司、登闻检院、吏部流内铨，纠察在京刑狱；又任许、徐、兖、郓、泰五州知州，留守南京；兖州、郓州和御史中丞都曾两次任职。他所到之处，官府都治理得好，多次因为争辩坚持、不肯阿附而受到贬黜或升迁，但孔公终身坚持一个原则，从未自我贬损。他任兖州知州时，有近臣献诗一百篇，执政请求授他为龙图阁直学士，皇上说：“这些诗虽多，也不如孔某的一句话。”于是任命孔公为龙图阁直学士。人们因此猜想皇上正在思念孔公，他不会久居外任。不久，果然再次召回任御史中丞。宰相派人劝说孔公稍微屈节，以等待升迁，孔公便告诉来人自己做不到。于是人们又猜想孔公将不能长久留在中枢，孔公果然被调出。起初，开封府吏冯士元因案件获罪，供词牵连数位大臣，所以移交了这个案件。御史弹劾冯士元，判罪只到杖刑，后来又多次遇到赦免。孔公面见皇上，皇上本来就奇怪冯士元不过是小吏，却与大臣私下交往、玷污朝廷，而所获罪责竟如此轻。执政又认为孔公替大臣开脱，于是出任郓州知州【据《宋史·程琳传》：“程琳知开封府时，曾派吏员购买木材和妇女，后来这个吏员因贪赃败露，御史按察得实，程琳降为光禄卿，知颍州。”这就是冯士元的事情。又据《道辅传》说：“道辅奉诏审讯冯士元的案件，事情牵连程琳。宰相张士逊厌恶程琳，又嫉恨道辅不依附自己，想把他们赶走。张士逊知道皇帝对程琳不满，便欺骗道辅说：‘皇上很厚待程公，如今被小人所牵连。’道辅入宫应对，为程琳辨解，说程琳罪行轻微。皇帝发怒，认为他们结党，把道辅调出任郓州知州。道辅知道自己被张士逊出卖，愤懑叹息而死。”】孔公于宝元二年赴郓州，途中得病，于十二月壬申在滑州城驿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后来朝廷下诏恢复郭皇后的位号，近臣有人向皇上谈起孔公在明肃太后时期的事情，皇上也记得孔公一生的作为，因此特意追赠他为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夫人是金城郡君尚氏，尚书都官员外郎、名宾之女，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淘，现在任尚书屯田员外郎；一个叫宗翰，现在任太常博士，二人都有品行和治理世务的才能。他的家族后来累次追赠孔公为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并于嘉祐七年十月壬寅，将孔公安葬在孔子墓西南一百步处。孔公不贪财，乐于救济施舍；遇到故人的子弟，恩意厚重而尤其深切；尤其不喜欢鬼神和禨祥之说。事情发生在宁州时，道士正在治理真武像，有蛇从像前穿过，几次出来接近人，人们传说它是神，州将准备亲自察看并上报，所以率领属员前去拜谒，蛇果然出来。孔公立即举笏击打，将蛇杀死，州将以下的人都大为惊骇。不久却又都十分佩服。孔公由此开始闻名。然而我看孔公几次处理朝廷重大议论，面对祸福从不选择退避，他的智勇超过常人；战胜一条蛇的妖异，又有什么值得称道呢？世人多以这件事称颂孔公，所以我也不能略去不写。铭文说：显赫啊，孔公以志向求取功业；道路有险有平，车辕始终不改。权势强大者所忌恨，奸佞谄媚者所仇视；能够考终其位，所受宠荣俸禄优厚。君王喜爱正直，所以赐给孔公美好的福命。叙述他的品行，写入铭文，用来记载在幽冥之中。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 庆历五年，河北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信都人欧阳修，因为论事切直，触怒了权贵。权贵借他的孤甥女子涉讼之事，诬陷他犯有奸利之罪，天子派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人苏君和内臣共同审理。当时，权贵联合内外一切怨恨欧阳修的人，用恶毒言辞想要扳倒欧阳修，气势非常猛烈，天下骚动，都认为欧阳修一定不能脱身。苏君最终向皇上说明：“欧阳修没有罪，进言的人只是诬陷他罢了。”于是权贵大怒，反过来诬陷苏君不正直，将他贬为殿中丞、泰州监税。然而天子终于醒悟，进言的人没有达到目的，欧阳修等人都得以平安【《吹剑续录》说：欧阳公的妹妹嫁给张氏，丈夫死后，带着孤女回到娘家，后来把女儿嫁给欧阳氏族子晟。晟任宿州官时，船只失踪，捕到京师才找到。开封府审问晟的妻妾，都说她们与梢人私通。府尹永言者暗中指使张氏牵连欧阳修，以便自我解脱，这就是所谓孤甥女子的案件。】○李熹《长编》说：欧阳修上疏说韩琦等人不应罢免以后，主张党争的人更加诋毁他。

译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张龟正，张龟正死后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是前妻所生，刚四岁，她的母亲把她带到外祖家抚养，欧阳修把她嫁给族子晟。后来张氏在晟家与奴仆通奸的事情被发觉，案件交给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曾任益州知州，欧阳修过去曾弹劾他贪婪放纵，于是他让狱吏附会编造供词。谏官钱明逸便弹劾欧阳修，说他偏袒张氏并侵吞她的财产。诏令安世和入内供奉官王昭明共同审理，最终查无实据，只因欧阳修使用张氏嫁妆账目买田、订立欧阳氏田契而获罪，被调任滁州知州。安世等人取来直牒，命三司取录审问吏人，却没有先把情况告知有关方面，也都获罪。安世出任秦州监盐税，昭明出任寿春县监酒税】。苏君因此闻名天下。唉，把忠诚当作不忠而加以诛罚，在无罪者身上妄施刑罚，是君主最大的戒惧。然而古代陷入这种情形的人接连不断，因为有左右近臣的蒙蔽，却没有像苏君这样的人救助，所以最终到了败亡也不醒悟的地步。这样看来，苏君的一次行动，对天下的功劳难道小吗？苏君被贬逐以后，权贵更加掌权，五年之间两次遇到赦免，而苏君在东西南北六次迁徙，水陆奔走总计动辄万里；他的内心安然，没有怨恨悔 regret，遇到事情刚强果断，从未稍有屈服，大概孔子所说的刚强之人，差不多就是苏君了。苏君的仁爱和智慧，还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曾任陕府通判，葛怀敏战败时【庆历三年，元昊侵犯镇戎军，泾原路招讨经略安抚副使葛怀敏战败，被困在定州寨，逃到长城壕时遇害】，边境告急，枢密使派人调取道路上的戍卒回来，后来又把他们重新派往仪、渭二州戍守。于是从延州回来的千名士卒到了陕州一带，竟又被派去戍守，十分怨恨，聚集喧闹，谋划变乱。官吏报告要关闭城门，城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苏君慢慢骑一匹马出去，在士卒中间劝说安慰，制止了他们，又以权宜办法送回了使者。戍卒高兴地说：“幸亏有苏君，我们就不能活着回到陕州了。”陕州人也说：“幸亏有苏君，我们恐怕就要被掠夺而死了。”朝廷曾下令征发陕西百姓充当士兵，逃亡败散者处死。不久逃亡者被捕，有关部门依法判处死刑，苏君总是把他们释放，并说：“皇上说的是命令百姓以死效命；如今事情已经办成了，逃亡者仍不赦免，恐怕他们的同伴会聚集起来做盗贼。只希望朝廷幸而怜悯愚昧百姓，让他们能够改过自新。”天子认为苏君的话有道理，于是三十州逃亡的士卒都没有被处死。后来苏君任坊州知州，州中无处缴纳的税赋，原来由里正代为交纳，每年因此破产的大户有几十家，苏君全部查究，让税赋归还应由其负责的人。坊州人从此不再担忧充任里正，是从苏君开始的。苏君名安世，字梦得，祖先是武功人，后来迁居蜀地；蜀亡后回到京师安家，如今成为开封人。曾祖父名进之，任率府副率；祖父名继，任殿直；父亲名咸熙，追赠都官郎中。苏君以进士起家，任官三十二年，去世时五十九岁，任广西转运使，但官职止于屯田员外郎，是因为他十五年不求磨勘。苏君娶南阳郭氏，又娶清河张氏，封清河县君；有四个儿子：台文，任永州推官；祥文，任太庙斋郎；炳文，试任将作监主簿；彦文，尚未出仕。五个女儿，分别嫁给进士会稽江崧、单州鱼台县尉江山、赵扬三人，其余尚年幼。苏君去世三年后，嘉祐二年十月庚午，他的儿子把苏君安葬在扬州江都东兴宁乡马坊村。太常博士、知常州军州事、临川人王某为他作铭说：皇天拥有四方极远之地，周遍安抚它们，使它们得到福佑。派遣苏君，安定我国南方。苏君啊，你不改变方正的操守，也不遮蔽自己的光明。君子的刚强，是因为世间有使他受屈的人；我得到了我的正直，又怨恨谁、恼怒谁呢？只是执行上天的职事。日月有时也会沉没于山丘之下，那里幽暗无光；但您的声名没有穷尽，永远留存于安石的铭文之中。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许君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为他编列世系，他就是如今任泰州海陵县主簿的人。许君与兄长元相友爱，名声传遍天下；他从小就卓异不拘，善于辩论，和兄长一起凭借智谋被当时的大人物器重珍爱。那时朝廷开设方略科选拔，招揽天下有特殊才能的人，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郑戬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谥文肃】争相拿许君所写的文章荐举，于是他被召来考试，任太庙斋郎。不久选任泰州海陵县主簿。权贵中有许多人推荐许君，说他有大才，可以让他试办政事，不应把他弃置在州县。许君也曾慨然自许，想要有所作为，然而最终没有得到一次施展才智的机会便死去。唉，这实在令人悲哀。士人固然有超脱世俗、独自实行自己志向的人，任凭众人责骂、讥笑、侮辱，困窘受辱也不后悔；他们本来就不求取众人的认可，而是有所期待于后世，所以处处与时俗抵牾也是应该的。至于那些有智谋勇力、功名之志的人，察看时势、俯仰应对，以迎合权势和外物的阻碍，却屡屡不得志的人，也多得数不清。辩才足以改变万物，却困于没有机会施用；言辞正值得势之时，谋略足以夺取三军，却在崇尚武力的国家受到羞辱。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唉，那些有所期待却没有遇合的人，大概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先生享年五十九岁，于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葬在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处的高地。夫人姓李。儿子五人：瓌，没有做官；璋，任真州司户防军；琦，任太庙斋郎；琳，是进士。女儿五人，已经出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题铭说：有人拔擢他使之奋起，却没有人排挤他使之止步。唉，许君而已，在这件事上，究竟是谁使他如此呢？《王深甫墓志铭》

译我的朋友深父，文章足以表达他的思想，思想足以实现他的志向；他的志向，是想把圣人的道作为自己的事业，而且认为还远远不够，大概不到生命终结是不会停止的。因此，他不做那些小廉曲谨、迎合众人耳目的事情；他的取舍、进退、去留，一定以仁义为准则。世人都称赞他的学问、文章、品行和政绩，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多，反而常说他迂腐疏阔，不足以应合时势、通权达变。唉，这正是深父之所以成为深父的地方。假使深父能够迎合他们，那就一定不能同于此道了。我曾独自认为，上天生下这个人，大概将要让他长寿，以成就他的才华，使他有所等待而后显达，以便把恩泽施于天下；或者借助他的言论来阐明先王之道，启发后世百姓。唉，谁能想到大道不能托付给上天，德行不能得到世人的回报，而他如今竟死了！圣人君子实在太难被了解了。以孟轲那样的圣人，弟子们所希望的也不过是管仲、晏婴，何况其他人呢？至于扬雄，更是当时人所鄙薄的，称得上他的门人也只有侯芭一人。侯芭称赞扬雄的书，认为它胜过《周易》；《周易》是不可胜过的。侯芭尚且不能算真正了解扬雄的人，而世人都说：‘古代的人一生没有遇合，直到死后很久，后世才没有不知道他们的。像孟轲、扬雄这样的人，死后都超过千年，读他们的书、了解他们思想的人却很少，那么后世所谓的了解，未必是真的。’这两个人都是年老后寿终，幸而能够著书，书还完整地保存着，尚且如此。唉，深父啊！你的智慧虽然能够了解孟轲，对于成为扬雄那样的人，虽然几乎可以无所遗憾，然而你的志向没有实现，著作没有完成，又已经早早去世，难道不只是当世没有遇合，将来还会没有流传到后世吗？上天生下这个人，却让他的命运如此，大概不是我所能了解的。深父名回，本是河南王氏的后裔，后来从光州固始迁到福州侯官，成为侯官人已有三代。曾祖名某某，任某官；祖父名某某，任某官；父亲名某，任尚书兵部员外郎【《宋史》记作：父平，曾任试御史】。兵部葬在颍州汝阴，所以现在成为汝阴人。深父曾因进士身份补任亳州卫真县主簿，一年多后自行辞职离去。有人劝他出仕，他总是以奉养母亲为理由推辞。他在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年四十三岁。当时朝廷采纳荐举者的意见，任命他为某军节度推官【《宋史》说任为忠武军节度推官】，并任知陈州南顿县事；诏书下达时，深父已经去世了。夫人曾氏早于他若干日去世。儿子一人，名某；女儿二人，都还年幼。他的弟弟们于某年某月某日，把深父葬在某县某乡某里，并将曾氏附葬于旁【《宋史·本传》记载：王回在颍州，与处士常秩友善。熙宁年间，常秩把他的文集上呈朝廷，朝廷补授王回之子汾为郊社斋郎。弟弟向，字子直；同，字容季；二人都擅长写文章，长于叙事】，铭文说：‘唉！深父承担起德行的重任，以继承祖先的事业。他所面对的艰难、荒远之地，都必定竭力践行取得成果。没有人了解我，也没有人能够侮辱我。魂灵尚且还会回来，就让形体归于这片土地。’ 王安国【字平甫，王安石的弟弟。熙宁初年，因荐举被召入试，赐进士及第，任秘阁校理】

译《后周书序》《周书》有本纪八篇、列传四十二篇，共五十篇。唐代令狐德棻请求编撰整理，诏令令狐德棻与陈叔达、唐俭共同完成。仁宗时，取出大清楼本，合并史馆本、秘阁本，又征集天下献书，采用夏竦、李巽家中的版本，交给馆阁校正文字。如今已经刻板流传给学校，而我们这些臣下也开始参与校正，并为它编写了一篇目录序。序中说：周朝的六位皇帝【文帝宇文泰、孝闵帝觉、明帝毓、武帝邕、宣帝赟、静帝衍】，处在天下分裂之时，受到形势的压迫束缚，却毅然立志要把天下统一起来；其中才干足以有所作为的，只有文帝罢了。文帝从众人之中召见苏绰，起初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才能；与他卧谈之后，发现他很合自己的心意，于是起居相随，昼夜咨询问答，知道他果然可以谋划决断安危治乱的大事，便屈己听从他。考察史书，只有府兵制度的创设，把已经分散千年的百姓重新编入军籍，希望能够得到三代遗留下来的意义；同时又能够不惊骇众人的视听而完成这件事，并把成效显现给后世。文帝曾忧虑文章浮华浅薄，让苏绰撰写《大诰》加以劝导，最终竟能改变当时士大夫的文章创作。这样看来，处在众人之上而想鼓舞下面的人，哪里还担心事情不能成功呢？虽然如此，如果不是文帝内在具有能够领会这一道理的智慧，而苏绰在外又能坚持操守、不被别人挫败，那么也不能确定事情会这样成功。像他们那样君臣相遇，并不是凭借先王之道，却还能够恳切地用言辞诱导对方；何况那些没有凭借、没有依托的豪杰，难道可以轻易蓄养并使他们归附吗？凭借德行和力量推行仁政，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但说到屈己任人，两者却未曾不同。然而君主能够蓄养和驾驭臣下，是天下最难的事。《传》说：以自身的行为来选取人才，以修养自身来遵循道，以仁来修养道。大概道的极致在于不可知的神妙，而人具有具体的资质，推行它以供天下国家使用的，只是它粗略的一面罢了。但如果不能在自己身上穷究它的精微，那么它粗略的一面也不能用来治理他人。只有能够自爱其身，内心才不敢欺骗自己的良知，对外才不会被事物蒙蔽；这样一来，喜好和厌恶都无从产生，又哪里还会有自我呢？能够做到无我，才可以真正获得自我，并足以衡量天下的道理；能够辨知人的言论，使邪正无法隐藏其真实面目，又何必担心众人的议论不一致呢？这样，贤能之人就会竭尽力量接受任用；我所需要省察的，只凭借天下人的耳目；小人不能假托忠心来诬陷君子，又可以进一步对他们加以劝导和禁止，那么小人忿恨贪欲的心，就已经在防范之初被压制了；君子乐于与同类一同进取，磨砺社会风俗，人人凛然知耻。君臣共同在朝廷上谋划，因循时弊而制定新的法度，使下面的人奔走执行；若上面有忠信的操守，而没有附会防备、迁就迎合的弊病，那么法度即使有违背民情之处，下面难道还会有人不把实情上报吗？大概内心虚静，才能容纳天下的实际情况；简约，才能掌握天下繁杂的事务。君主垂下冠缨、整理衣襟，俯仰于朝廷之中，以无为来应对万般政务，只是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思考罢了。思考，是王者的职责；君臣在这一点上相同，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世人只知道赞颂尧、舜的无为，哪里知道君主固然应当无为，而思考却一天也不能停止呢？《尚书》说：‘思考就能通达明智。’【《周书·洪范》】扬雄说：‘对于道来说是劳苦，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概法令虽然完善，如果不以道来塑造制定法令的人，就不能使他们守法；而百姓的多寡、物产的丰歉，法度都有需要因时变革的地方，必须等待人才来谋划，难道可以不充分思考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却只想变更法度，难道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次序吗？那小小的周朝，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呢？不过，能够因一时君臣情意相投而取得成效，也足以让人看到其中的作用。何况慨然推行先王之道，又处在大有作为的形势下，本来就不应当不加以论述【安国最初授任武昌节度推官，神宗召见并问道：‘你每当主持政务时，外界议论说些什么？’】回答说：‘遗憾的是，识别人才不够明察，聚敛财物又过于急迫罢了。’王安石听了不高兴，便改任崇文院校书。苏洵【字明允，眉山人。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参加进士科考试，茂才异等也都没有考中。于是更加勤奋读书，终于通晓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到了京城，欧阳修把他的著作上奏朝廷。宰相韩琦见到后很赞赏他，授任秘书省校书郎，并任霸州文安县主簿】《上仁宗皇帝书》臣听说，利益所在之处，天下人都会奔趋。因此，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想要做一件事，百家店铺的市场也没有安静的时候。古代圣人掌握着重大利益的权柄，用它驱使天下人奔走；意向所指，天下人便争先恐后地去做。如今陛下拥有驱使天下人的权柄，却不能运用，这是因为陛下轻易授予爵禄，使天下士人积日累久地等待取得它。譬如出卖劳力的人，按工时计数领取报酬，即使给他千万钱，他哪里会知道感激主人呢？因此，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没有施展的机会，只能谨慎地遵守成规，便足以取得高位；官吏又繁多，甚至超出编制之外，使陛下匆忙焦急地设法安置他们，来不及辨别贤能与不肖，因而使陛下的百姓困苦，又耗尽大司农的钱粮。这正是议论政事的人想要革除却未能做到的事情。况且天下无事时，即使庸人也足以不犯错误；一旦改任官职，便无所不为。他的荐举者说：‘这是廉吏，这是能吏。’朝廷并不知道他为什么廉洁、为什么能干。幸而没有败坏事情，他就永远被称为廉吏和能吏了。上下互相包庇，请托公然进行；任官六七考，寻求五六位荐举人，这些事谁不能做到呢？臣愚昧地认为，荐举人才，应当让荐举者明确写出他的事迹，说：‘某人是廉吏，曾经做过某事，由此可知他的廉洁；’ ‘某人是能吏，曾经做过某事，由此可知他的才能。’不一定非要有非凡功劳，但都必须有可以记载的事迹。如果只特别写着‘廉能’二字，便不予听取。这样，庸人即使没有罪过，但不足以称道，也不能混入其中。即使有人终老于州县，也不值得过分惋惜；天下的官吏却一定都会努力建立值得称道的功劳，为百姓兴利除害，只怕功劳不能出自自己。这就是古代圣人驱使天下人争相行善的方法。圣人一定观察天下的形势来制定治理方法。天下刚刚安定、百姓厌倦劳役时，圣人就致力于推行因循休养的政策，使百姓休息；等到长久安定而没有变化，就必然出现衰弱不振的祸患，所以圣人打破人们苟且的心理，振作他们怠惰的精神。汉代元帝、成帝时，正因为没有这样做，才导致祸乱。如今天下人已经很少怠惰，应当有办法激发他们的心志，使他们踊跃追求功名，以改变风俗。臣听说古代的制度，爵禄都必须由孝悌忠信、修身洁行、博学多闻，并且在乡党中有声望、能通达到朝廷的人取得。到了后世便不是这样，旁门技艺和小道数术也都可以进身；但他们取得官位时，仍然有一定的取用标准，其弊病还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如今任用人才最没有道理的，大概就是所谓任子制度吧？

译凭借父兄的资荫取得大官，又让自己的子弟承袭任子；任用自己的孙子，孙子又任用自己的儿子，这样不学习而取得官位的人就没有穷尽。官位取得容易，失去它时自然也不会十分珍惜。让不学无术的人处在并不珍惜的官位上，他们把百姓看得如同草芥，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臣听说，自从设置官职以来，一直都有考核政绩的法令。周室灭亡以后，这种制度废绝了。自京房提出考核官吏的建议，后来始终不能实行。凡是有官职就必然要有考核，有考核就必然要有奖赏和惩罚。有官职却没有考核，就等于没有官职；有考核却没有赏罚，就等于没有考核。既没有官职，也没有考核，却想求得天下大治，臣实在不能理解。然而历经千年，始终没有实行；一实行反而更加纷乱，最终也无法考核清楚。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的官吏，不能够全部逐一考核。如今想要人人都考核，必然要把他们列入九等之中，这样势必颠倒错乱，还不如不设置为好。大概天下的官员，都各有所属的长官；有功有罪，他们的长官都可以荐举或弹劾。如果一定要人人都由朝廷考核，那么设置这些长官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们地位尊贵，所以考核一个人，就可以整顿约束下面所有人；因为人数较少，所以可以全面了解他们的才能与否，不至于错误。如今天下不能大治的原因，是郡守、县令、县丞、县尉的贤能与不肖混杂在一起，却没有人加以辨别。郡守、县令、县丞、县尉的贤能与不肖不能辨别，过错在于职司划分不明；职司划分不明，过错在于没有所属长官，也没有人为他们负责。如今不如让各职司知道有奖惩，使下面的郡守、县令、县丞、县尉不敢再有所依违，这就是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天下没有比这更便利的法令了。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有所不可窥测之处；因此天下有紧急事情时，不会临时寻找平日不用的人，使天下人不能侥幸地在仓促之间取得俸禄和职位，只有圣人能够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所任用的人，缓急之时足以供驱使；临事才选取的人，也不足以任用。《传》说：‘宽缓时便宠用有名誉的人，紧急时便任用披甲戴盔的武士。’如今所任用的不是平时所培养的，所培养的又不是将来所任用的【见《韩非子·说难》】。国家用兵时，悬赏征求方略，设置武举，使天下屠户、酒贩和强健勇武的人都能徒手攫取陛下的官职；休兵之日，即使有超世的才干，却吝惜斗升之禄，臣因此怨恨天下人有机会窥探朝廷的虚实。如今任命为将帅的人，到了突然有急难时，谁是可以驱使的呢？陛下的老将，那些过去所谓能战胜敌人、善于防守的人，如今已经没有了。臣愚昧地认为，可以恢复武举，并为它制定新的制度，以革除旧有的弊病。况且过去所谓的武艺，实在很粗疏。凭弓马技艺取得资格的人，不过是能够拉强弓、举重物的市井粗材；凭策论考试中选的人，也只是记诵章句的区区无用之学。再加上取录人数太多，天下懂得军事的人不应当有这么多，而朝廷对他们的待遇又太轻，所以所得的全是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以不能忍受为耻，不肯前往应试。应当趁贡士的年份，让两制官员各自荐举所听闻的人，由有关部门考试其中合格者，再由陛下亲自策问。除了权谋策略，还要精通弓马，能够出入险阻，勇敢而有谋略的人，不过选取一二人，给予破格的职位，试用他们担任守边的职务。文臣有制科，武臣有武举，陛下想从这里得到将相吗？即使从十个人中选取，难道还会没有一二人吗？这样也足以有所补益了。臣听说，法令不足以完全制驭天下；若只凭法令治理天下，法令所达不到的地方，天下人就会欺骗它。况且法令必然有所不能达到之处，先王知道它有所不及，所以保存大略，再用至诚来补救；使天下人之所以不欺骗我们，未必都是法令能够禁止的，也只是他们内心有所不忍罢了。君主驾驭大臣，不能像对待身边侍从那样只使用法令；如果一定要等到法令制定之后才能驾驭大臣，那么那些疏远的小官吏又将凭什么来治理呢？天下这样广大，如果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国家就不能称为国家了。臣看如今两制以上的官员，并不是没有贤能俊秀之士，然而他们都只是奉行法令、供职尽责、不犯错误罢了，没有人肯在规矩之外为陛下深谋远虑，提出建议。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把他们限制在规矩之内。君臣相处之道不同：臣下只求自我防范，君主却只求不加防范于臣下；这样彼此才能欢欣相接而没有隔阂。假如认为两府、两制值得信任，就不应有所请托；假如认为他们不值得信任，那么他们哪里会担心没有机会施展私意，彼此往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如今两制官员主持科举考试，不能不采用封弥、誊录【真宗景德三年下令礼部糊名考校，大中祥符八年开始设置誊录院】；奏报之后，御史还亲自前往监督，严肃得像审理大案，使人不知道文章是谁写的，这也太过分了！臣愚昧地认为，像这一类做法，应当一概撤除。他们稍有知觉，便应当不忍心辜负陛下；如果仍然有所欺骗，那也只是天下没有才能而又不知羞耻的人了。陛下赫然发威，诛杀一两个人，就可以使天下的奸吏两脚并立、战战兢兢，想必听闻朝廷的风气之后，也一定会有卓异非凡的人才愿意为陛下所用。臣听说，名器可以授予别人，却不能预先以名器许诺别人。人的才能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了解清楚，这是由来已久的道理。国家用科举选取人才，四方来应试的人多得像市场；一旦让有关部门给他们评定等级，这本来并不是真正了解他们才能的高下大小，只不过姑且收取他们罢了。等到考察他们治理政事的情况，看其是否能够长久坚持，就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别。否则，如今进士三人中，到了脱去布衣、授官的那一天，天下人便希望他们将来做到卿相；他们凭着一天之长就占有终身的富贵，举荐、任用一概归于他们，仿佛有所亏负他们一样。这样一来，即使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也可能因而懈怠，不再修养自己；那些任意妄为、肆意放纵的人，众人又会望风畏惧，不敢查究。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还有更加不便的地方。先王治理天下，使尊贵者层层尊崇，使贵者代代承继，让天下人仰望朝廷的尊严，如同泰山高岳，不是攀援所能达到的。如果不是有大功劳或超群的才干，就不可以轻易取得高位。因此天下人知道有所忌惮，不敢觊觎。如今五尺高的童子，个个都显露出想做公卿的心思；得到了便不知羞愧，得不到便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早已习知，官位一旦就可以侥幸取得，并不困难。这样一来，平民就轻视朝廷。臣愚昧地认为，进士三人之中，如果优等者授予一个官职，便足以报答他一天考试中的优长；馆阁、台省等要职，未经荐举不得进入。

译如果他果真没有才能，怎么能够进入呢？如果他果真有才能，又何必担心没有人荐举呢？这不只是为了爱惜名器，也是为了提高朝廷的尊严。臣听说，古代敌国彼此观察，并不观察山川的险要、士卒战马的众多，只观察对方的人才罢了。高山大江之间必然有猛兽怪物，时时显露威势，所以人们不敢轻视它们。并不一定非要战胜之后对方才服从，而是使对方常有所忌惮，不敢发动；使我们常有所凭恃，不感到胆怯。敌国有事时，彼此看重对方的将领；无事时，彼此考察对方的使者。如今所谓使者，也太轻率了。说‘这是某人，任某官’，便认为他可以担任使者。今年派某人，明年派某人，后年又应当派某人，就像县令安排差役，只求平均而已。人的才能本来各有所长短，不能强求每个人都擅长专门应对、反应敏捷；勇敢也不是靠学习就能获得的。如今一定要强行要求他们做到这些，他们仓促之间失去常态，只会成为外国人的笑柄。臣听说，刑罚有赦免，来源已经很久了。周代制度有八议【《周礼》的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规定有可以赦免的人，却没有可以随时赦免的时机。自三代衰微以后，才开始听说有普遍赦免的命令；然而那都是因为天下发生非常事件，在凶荒流离之后、盗贼污秽之后，于是用赦免把天下彻底洗涤一番，仍然不像如今借郊祀而赦免，使天下的凶徒…… 百姓可以预先知道并侥幸逃罪。平时小民畏惧法律，不敢徘徊观望；到了举行郊祀的年份，盗贼公然横行，罪犯充满监狱。治理天下的人，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又要耗散国库和粮仓，来赏赐那些无用而冗杂的士兵。一经过一次大礼，费用就达到万亿；赋税征收不轻，百姓不能安生，都是这个缘故。凭陛下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心，并不是不想除去这种做法，只是认为它流传的时间太久，恐怕一旦废除，天下人会认为陛下缺少恩德，而凶横豪强、无赖士兵又可能借此为借口而制造叛乱。这就是迟迟不敢改动它的原因。大概有些事情不能改，于是就始终不改；这种忧患一定会越来越深；改动它，祸患又会很快发生。而且这种制度产生于五代以后、兵荒交迫之中，本来只是姑息天下、安抚反复不定之人的权宜办法。后人相承沿用而不能废除，直到今天，法令已经明确完备，四方没有忧患，还有什么害怕而不改呢？如今如果不为此筹划，任由奸人猾吏把百姓养成盗贼，然后征收租赋来供养骄横的士兵，再加上饥荒，少有不导致祸乱的。到了那时，想要筹划对策，难道还来得及吗？臣听说，古代之所以采纳平民的议论，是因为他们地位疏远卑贱，没有嫌疑；他们不知道爵禄值得爱惜，所以言论公正；他们不知道君主威势值得畏惧，所以言论直率。臣请求冒昧地说一说。陛下提拔任用俊杰贤能，思考实现太平，到如今已经几年了？事情将要成功却总是废止，功业尚未完成却旋即罢手。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陛下如果知道原因，那么如今在位的人都足以有所建树；如果还不知道，即使得到千千万万的贤臣，天下最终也无法治理。为什么呢？小人的根本还没有铲除。陛下以礼待士大夫，凡是在位者都不敢使用轻薄戏谑的态度来求得陛下亲近宠爱，也不敢在朝廷上进献邪说妄谋。然而天下人都认为，朝廷的祸根在于陛下没有疏远宦官；陛下只是把他们当作供耳目玩弄的臣子，却不知道他们暗中阴险狠毒、诡诈为害最大。天下的小人没有途径到达陛下面前，所以全都通过宦官来通达。珠玉锦绣作为贿赂，络绎不绝地运往宫中，用来离间、阻碍贤人的谋议。陛下即使不听从采用，大臣们也常有所顾忌，因而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臣所以说，小人的根本还没有除去。古代的小人有时受到君子的压制，反而激发成为天下的祸患，臣常常为此痛心。东汉衰微时，宦官掌权，阳球任司隶校尉，激愤之下诛杀王甫等数人，把他们的尸体肢解后陈列在道路中。中常侍曹节经过看见此事，便上奏诛杀阳球；宦官掌权比王甫未被诛杀以前更加严重。后来窦武、何进又想除掉宦官，反而因此遭到杀害【窦武想谋诛曹节、王甫等人，消息泄露，曹节等人假传诏令逮捕窦武，窦武自杀；何进告诉太后，请求下诏诛杀中常侍张让等人，张让等暗中得知，便埋伏军队杀死何进于嘉德殿前】。所以东汉衰亡，终于一败涂地而不可挽救。君子要除掉小人，只有全部除尽，才没有后患。希望陛下思考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以及天下可畏的力量；已经疏远的，还要继续疏远。刀锯诛戮之后，必定没有忠良之人；即使有些小小的操守，也不过是宫闱之内洒扫服役的勤劳，对政事没有益处。只有务必断绝他们的权力，使朝廷清明，忠言和嘉谋容易传入，那么天下就没有祸乱了。希望陛下不要使臣的预料成为事实，从而让后世认为臣的话有见识，这是臣最大的愿望，也愿天下太平无事。臣常常说些狂妄的话，被世人讥笑为迂阔；但臣认为，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时候，这些话不再迂阔。贾谊的策略没有在孝文帝时采用，却让主父偃之流取得其中的余论，在孝武帝时施行【贾谊曾请求分立更多诸侯、削弱他们的力量；后来主父偃上书，想让诸侯把土地分给子弟，武帝采纳了，这就是贾谊的策略】。把它施行于孝武帝时代，本来就不如在孝文帝时代采用那样容易。臣虽然比不上古人，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这是一介布衣的言论就忽略它，不要深深超越身份而忧虑国事；臣只是献出自己的见解。臣如今老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进言，所以说了这么多，以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希望陛下宽容我。

译《上富相公书》往年天子震怒，出朝放逐宰相【至和元年，宰相陈执中因用棰杖打死女奴，被侍御史赵抃等弹劾罢免】；选用能够托付天下的旧臣，让他们处在宰相府中，与天下重新开始，而阁下的位次确实排在第三位【至和二年五月，以忠武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吏部尚书、平章事，以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当时兵部侍郎、平章事刘沆的位次在富弼之上】。正在这个时候，天下人都高兴庆贺，认为阁下过去之所以没有做宰相，只是因为默默地处在这个位置。如今困顿之后重新起用，起用后又再次成为宰相，而且又正逢这样的时机，难道还不作为吗？况且我们的君主对您的期待如此深厚，不作为又凭什么来回应我的期望呢？所以众人都说：‘以后如果有不同于往日的诏令，一定是我们富公发出的。’大家从早到晚等待，踮起脚抬头盼望，然而始终没有看到。众人忧惧不安，渐渐产生疑惑。唉，之所以没有看到，必定是因为您还在远方。等您进京，也仍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不敢因此怀疑，仍然说：‘天下人这样多，几十年间变化这样大，大家都说他是贤人。’ 也许您内心另有主张，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到；然而我不能不忧虑。古代君子爱护一个人，就担忧他不能成就事业。我还曾听说，古代君子辅佐这样的君主、与这样的人共事，大家都立于朝廷，那么就应当使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为人，知道他们都是善人，然后才没有忧虑。况且一个人想要独揽天下的事务，即使受到当代君主的信任，同列之人只要说一句怀疑的话，事情也不能成功。如今政令出自别人而自己不害怕，事情不出自自己而自己不嫉妒，做到这两点，只有善人才能做到；然而还要设法取得他们的内心信任。至于普通人，政令出自别人便害怕对自己不利，事情不出自自己便嫉妒它取得成功，因此会产生不平之心。有的人处在我前面，有的人站在我后面，而他们都有不平之心，我自身就危险了。因此君子处在这种关系中，不能让他们对我心怀不平。周公坐在明堂听取天下政事，召公却感到疑惑，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大得令人疑惑，召公仍然没有完全相信周公的心意。周公平定天下、诛杀管叔和蔡叔后，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召公，使他安心，也使成王安心。所以凡是要使自身安定，首先要使周朝安定。召公对于周公，管叔、蔡叔对于周公，二者也都有不平之心，认为周朝的天下周公最终会取而代之。周公诛杀了那些不平之心不可告知的人，把可以告知的事情告诉给可以告知的人，并调和他们的不平之心。既然如此，凡不是绝对不能告知的事情，君子从来没有不想调和他们内心的。天下人从事政务而做到卿大夫、宰相，聚集在他们上面。宰相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忧虑而不能成功呢？只是不能容忍他们区区的小忠，因而造成他们不平的裂隙，就会损害大事。因此君子容忍他们的小忠，包容他们的小过，杜绝他们的不平之心，然后在承担大事时，他们才会听从命令。而且我的小忠不足以改变我的大事，所以宁可在小事上有所包容，使彼此之间没有隔阂。古代君子与贤能的人共同居处、共同欢乐，所以责求他们也十分周详。不幸而与不肖之人相处，如果不谋划大事却只治理细小末节，就会远离实际情况，对当世没有益处。因此天下无事之后才可以与人争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以。过去诸吕掌权时，陈平忧惧不安，想不出计策。陆贾入宫拜见陈平，劝说他与周勃结交欢好；陈平采用了他的策略，最终得到绛侯周勃北军的帮助，消灭了诸吕。绛侯是个质朴刚强的人，不是陈平设法招致他，又是谁能够招致他呢？所以贤能的人，是设法招致不贤能的人；并不是不贤能的人能够招致贤能的人。过去陛下即位之初，寇莱公任宰相，只因他身边有小人，既不能诛除，又不能做到与他们没有怨忿，所以最终被排斥罢去【寇准在真宗天禧初年任同平章事，后来真宗得病，寇准想请求太子监国，并且说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可以辅佐少主。后来谋划泄露，被丁谓倾陷，贬为道州司马，再贬为雷州司户】。范文正公在宰相府时，又想在数年之内治理好天下政事，失误在于操之过急，也不能容忍小小的怨忿，所以群小人也急忙把他排挤出去。他一旦离去，便不再被任用，直到终身【范仲淹上奏十事：一是明确升降，二是抑制侥幸，三是精整贡举，四是选择官长，五是均分公田，六是厚待农桑，七是修治武备，八是推行恩信，九是重视命令，十是减省徭役。他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然而改革变更没有渐次，诽谤诋毁肆意而起，朋党之论兴盛，范仲淹于是被罢去政事，出任外州知州，直到去世】。伏望阁下凭借世所罕有的才华，立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必定对这些事情已有深远谋划和考虑；然而天下人仍然没有看到。我是西蜀人，私下里对当今世事怀有志向，希望能在堂上拜见您一次。伏望阁下深思此事，不要忽略。《修礼书状》【当时宰相韩琦见到苏洵的书信，认为写得好，便上奏朝廷，授任苏洵为秘书省校书郎。适逢太常编修建隆以来的礼书，于是任命他为霸州文安主簿，参与修订礼书。他修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尚未上报便去世了。诏令追赠光禄】【寺丞】苏洵先前奉诏编修礼书，后来听说臣僚上言，认为祖宗所实行的制度不可能没有过失和不合礼法之处，想要全部删去，不让它们留存记录。臣私下认为，议论者的说法与诏令的本意大不相同。为什么呢？先前所授诏令的意思是：编纂、汇集旧有故事，使后世有所防备罢了；并不是说制定成典礼，使后世遵守施行。既然如此，苏洵等人所编的，是史书一类的东西；遇到事情便记录，不选择善恶，详细写出曲折经过，使后世能够知道，而善恶自然显明，这就是史书的体例。至于保存善事、删去不善之事，那是制作典章的工作，不是我们的职责所能涉及的。议论者因此责备苏洵等人，不是太过分了吗？而且还有不能这样做的地方。如今朝廷的礼制虽然详细周全，但大体上往往也有不安妥的地方，并不只是一两件而已。既然想要删去一些，不知究竟要删去哪些？既然想删去，势必不能不全部删去；全部删去，礼制就会残缺不完备。如果只删去这一项而不删去另一项，正好会造成抵牾冲突，不能整齐统一。而且议论者的意思，不过是想掩盖丑恶、避讳过错，以保存臣子的义气罢了，如此而已。

译从前孔子作《春秋》，只有对于内心悲痛而不忍明说的事情，才采用隐讳。大概威公去世【威公就是桓公，宋人避宋钦宗的讳，把“桓”改作“威”】，儿子杀死父亲，最终死亡，却不照实记载，因为认为这种事不可以明写。至于造成宋国的祸乱，以及齐国打猎、把僖公的神位升到闵公之上、作丘甲、用田赋、给桓宫的柱子涂朱、在桓宫椽上刻字等事情，像这一类，都照实记载而不隐讳；孔子的意思是，事情虽然不善，却还可以记载。如今先朝所做的事情，即使有小小的不善，也与《春秋》所记的事情相差很远，却要全部让苏洵等人隐讳而不记载，这样将使后世不知道事情的轻重深浅，只看到当时的臣子竟然隐讳而不说，以为其中有极大的不可言说之处，岂不是想要增加益处，反而造成损害吗？《公羊传》的说法，关于灭纪、灭项，都是为了贤者而隐讳；但它所谓的隐讳，并不是不记载，而是记载时把文辞写得曲折罢了。既然如此，事实仍然没有被抹去。事实没有被抹去，不是为了彰显过错，而是为了显示过错仅止于此。如今无缘无故把前代的事情抹掉，后世将不知道实情而产生很大疑惑，这是非常不便的地方。班固作《汉书·志》，凡是汉代的事情都全部记载，没有选择。如今如果仿照这种做法，那么前代略有过失，不足以损害其大体的光明，反而可以使后世不再疑惑；同时也能使苏洵等人恰当地履行职责，不至于侵犯其他官职。谨此具状陈述。《春秋论》赏罚，是天下共同的权柄；是非，则是一个人的权柄。地位所在之处，圣人凭借自己的权力行天下的公义，天下人因此受到惩罚或劝勉；道所在之处，圣人凭借自己的权力行一己的是非，天下人因此获得荣耀或受到羞辱。周朝衰微时，地位不在孔子身上，但道在孔子那里。孔子凭借自己的权力，可以裁定天下的是非。而《春秋》赞赏人的功劳，赦免人的罪过，削除人的氏族，灭绝人的国家，贬低人的爵位；诸侯有时记载其姓名，大夫有时记载其字，并不拘泥于成法，只取决于孔子的意旨；不只是说这是对、那是错，然后便施加赏罚。这样看来，孔子本来是在说：‘我可以赏罚别人了。赏罚别人，是天子诸侯的事情。’孔子痛恨天下诸侯、大夫僭越天子诸侯的事情，于是作《春秋》；但他自己也这样做，那么凭什么责备天下人呢？地位是公权，道是私权。私权不能胜过公权，道也不能胜过地位。地位的权力可以用来赏罚，而道的权力不过只能判断是非。道在我这里，却不能做有地位者所做的事情，这样天下人都会说：‘地位是不可以僭越的。’如果不是这样，天下人中谁不会说：‘道在我这里，那么所谓道就是地位的贼害者。’ 有人说：“先生难道真的在行使赏罚吗？不过是口头上说赏罚罢了，又有什么妨害呢？”回答说：“我既不是君主，也不是官吏，只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告诉别人：‘某人行善，某人作恶’，这还可以；接着又说：‘某人行善，我要赏他；某人作恶，我要诛杀他’，那么世上难道还有不笑话我的人吗？”先生所行的赏罚，和这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又凭什么称为先生？又凭什么称为《春秋》呢？回答说：“先生作《春秋》，并不是说这是‘孔氏的书’；他又说‘不是我创作的’。行使赏罚的权力，不能说是先生自己赋予自己的。”又有人说：“这是鲁国的书，是鲁国创作的。有人行善，就说‘鲁国赏赐他’；有人作恶，就说‘鲁国惩罚他’。”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回答说：“先生为《易》作传，称作《系辞》；讲孝道，称作《孝经》，这些都是先生自己命名的，所以属于先生个人的作品。至于《春秋》，是鲁国给史书所取的名称，先生把自己的著作寄托在这个名称之下，因此先生是把它公之于世的。他借用鲁国史书的名义使之公之于世，而赏罚的权力本来就在鲁国。可是《春秋》的赏罚由鲁国推及天下，这是天子的权力。鲁国的赏罚不能超出国境，却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鲁国，这是什么缘故呢？” 回答说：“天子的权力本来在周王室，先生不得已才把它交给鲁国。周武王去世时，天子之位应当属于成王，但成王年幼，周公认为天下不能没有赏罚，所以不得已摄行天子之位，以赏罚天下，来保存周王室。周朝东迁以后，天子的权力应当在周平王手中。平王昏庸混乱，所以先生也说：‘天下不能没有赏罚，而鲁国是周公的国家。处在鲁国的土地上，应当像周公那样行事；不得已，只好借用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以尊崇周王室，所以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鲁国。’那么，借用天子的权力，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就可以。’先生希望鲁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行事，却没有成功，为什么还要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齐、晋呢？齐桓公、晋文公表面上尊奉周王室，实际上想使自己的国家富强，所以先生赞同他们所做的事情，却不赞同他们的内心。周公一心保存王室，虽然他的子孙不能继承他的事业，但先生思念周公，认可他借用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他的意思是说：‘有周公那样的心志，然后才可以实行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业。’这就是不把权力交给齐、晋而交给鲁国的原因。先生也知道鲁君的才能不足以实行周公的事业，只是想到当今天下已经没有周公，所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因此把天子的权力交给周公的子孙，用来表明思念周公的心意。” 我考察《春秋》的法则，都是周公的法则，而且对内详尽、对外简略；它的用意是要鲁国效法周公的作为，并且先治理自己，然后再治理别人，这是很明显的。先生感叹“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而田恒弑杀自己的君主时，先生却斋戒沐浴，请求出兵讨伐。这样看来，天子的权力，先生确实明确地交给了鲁国。子贡一类人没有通晓先生的用意，续写经文时写下“孔丘卒”。先生已经告老了，大夫告老后去世，通常不予记载，唯独先生却被记载下来。先生作《春秋》是为了公正地面对天下，难道会偏私于一个孔丘吗？唉！先生把它看作鲁国的史书，而子贡一类人却把它看作孔氏的书吗？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有是非判断却没有赏罚，这也是史官体例本来应当如此。后世那些仿效孔子作《春秋》的人，我对此感到疑惑。《春秋》具有天子的权力，天下若有君主，《春秋》就不应当再作；天下若没有君主，那么天子的权力，我不知道应当交给谁。天下之人哪里会有像周公后代那样值得把权力交给的人呢？把权力交给别人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就会造成祸乱；不交给别人而擅自归于自己，就是僭越；既不交给别人，也不归于自己，因而无所归属，天下就会离散。唉！后世的《春秋》，究竟是造成祸乱吗？是僭越吗？是离散吗？

译明论 天下有大智慧，也有小智慧。人的智慧和思虑有能够达到的地方，也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圣人凭借自己的大智慧，同时取得小智慧所能取得的功效；贤人凭借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来补救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愚蠢的人不知道大智慧，却用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来妨碍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所以圣人治理天下，依据恒常不变的原则；贤人治理天下，则根据时势。既不能遵循恒常原则，又不能顺应时势，真可悲啊，真危险啊！只有具备大智慧，然后才可以遵循恒常原则；用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来补救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然后才可以做到既顺应时势又合乎常道。遵循常道，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顺应时势，就没有混乱而不能治理好的。太阳和月亮运行在中天，大可以照耀四海，小则有时连一间屋子下面也照不到。它们本来不必使用这种微小的光明。所以天下人看待日月的光辉，庄严地把它视作君主和父亲的威严；因此，自从有天地以来就有日月，直到今天，也从未有哪一天可以没有它们。天下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背叛父母、违逆神明，雷霆就会从天而降击打他。’雷霆当然不可能把天下所有这类人全都击杀，但天下人之所以战战兢兢，不敢触犯这些禁忌，是因为雷霆有时会降临而且无法预料。假如雷霆每天都轰轰烈烈地环绕天下，寻找那些背叛父母、违逆神明的人加以击打，那么雷霆未必能够全部击中，而雷霆的威势恐怕反而会被削弱吧。” 所以，懂得日月和雷霆各自光明、威势的区别，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明察了。圣人的明察，我无法知道。我唯独喜爱贤人用心简约而成效广大；我唯独奇怪愚人用心劳苦却不能成事。这没有别的原因：专注于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并把它做到极致，那么所达到的地方必然精确；把心力兼用于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却又要去达到它，那么所达到的地方必然粗疏。若把事情做到精确，人们会说：‘这只是因为没有涉及其他方面，一涉及就会精确。’若不是这样，我恐怕奸雄会暗中嘲笑了。齐威王即位后，国家大乱了三年；齐威王一振作起来，诸侯便震惊畏惧，这种局面持续了二十年。这是怎样修治、怎样经营的呢？齐国的贤人显然不只是一个即墨大夫；扰乱齐国的人，也显然不只是一个阿大夫，左右那些称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人有好几个。一位即墨大夫容易了解，一个阿大夫容易了解，左右称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几个人也容易了解。从这些容易了解的事情入手，把它们研究透彻，所以用心非常简约而成效十分广大。天下的士人，譬如有十类，我举出其中一类，而别人却不知道我并不了解其余九类。若逐一列举到第九类，却仍不知道第一类，反而不如只举出一类而使人无法测度；何况连第九类也没有考察到呢。

译管仲论 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成为诸侯的霸主，抵御夷狄；直到他一生终了，齐国都富强，诸侯不敢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得到任用，齐桓公在内乱中去世【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趁机作乱，堵塞宫门，筑起高墙，不让人进出，齐桓公没有饮食可得，死在寿宫】。五位公子争夺君位，祸乱蔓延，到齐简公时，齐国没有一年安宁【僖公十七年，齐侯有许多内宠，地位如同夫人的有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惠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齐桓公和管仲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立为太子。管仲死后，五位公子都求立为君。武孟即位三个月后死去，没有谥号；其次是孝公，再其次是昭公，再其次是懿公，再其次是惠公，历经六位君主直到齐简公】。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在成功的那一天才形成的，大概一定有它开始的原因；祸乱的发生，也不是在爆发的那一天才产生的，大概一定早有预兆。所以齐国得到治理时，我不说是由于管仲，而说是由于鲍叔；等到齐国发生祸乱时，我不说是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本来就是扰乱国家的人，但任用他们的，却是齐桓公。有了舜，后来才知道放逐四凶；有了仲尼，后来才知道除去少正卯。齐桓公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是因为使齐桓公能够任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管仲病重时，齐桓公询问他的意见；作为宰相，在这个时候，我本以为管仲会举荐天下贤人来接替自己，然而他的话竟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只是不能接近他们罢了。”唉！管仲以为齐桓公果真能够不再任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多年，难道还不了解齐桓公的为人吗？齐桓公耳边不断有声色享乐，眼前不断有美色；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起初之所以不任用他们，只是因为有管仲在罢了。一天没有管仲，这三个人就可以弹去帽上的尘土，互相庆贺了。管仲以为临死前说的话就能束缚齐桓公的手脚吗？齐国真正不应担心有这三个人，而应担心没有管仲。有管仲在，这三个人不过是三个普通人；否则，天下难道还少有这类三个人吗？即使齐桓公有幸听从管仲，诛杀这三个人，其他同类的人，管仲能够一一除去吗？唉！管仲可以说是不懂得根本的人了。如果趁齐桓公询问之时，举荐天下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至于等于没有管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匹〕 那么，管仲何必担忧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呢？不提他们也可以。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强盛的了，晋文公的才能不过如此，晋文公的臣子又都不如管仲。晋灵公的暴虐【晋灵公是晋文公的孙子】不如齐孝公的宽厚。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晋文公留下的威势，仍然能够做诸侯盟主一百多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君主虽然不贤，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在。齐桓公去世时，齐国却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只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已经死了。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贤人，大概只是有有贤臣而没有贤君的情况。齐桓公还在世时，却说天下不再有管仲这样的人，我不相信。管仲的著作记载他将死时，评论鲍叔、宾胥无等人的品行，并且分别列出他们的短处；这说明他心里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足以托付国家【管仲卧病，齐桓公问政事将交给谁，他回答说：鲍叔牙为人喜欢直言，却不能为了国家屈己；宾胥无为人喜好善事，却不能为了国家屈己；宁戚为人能够办事，但有不能使人充分安息的地方；孙在为人善于言谈，却不能使人充分安息】；他又预先知道自己将死【管仲又说：隰朋为人行动必定估量，举事必定衡量才能，说完后长叹道：上天生下隰朋，是为了做我的舌头；我的身体死了，舌头哪里还能独自活着】。既然这样，他的著作就荒诞不实，不足为信。我看史鳅因为生前不能提拔蘧伯玉、贬退弥子瑕，所以有死后进谏之事【史鳅病重将死时对儿子说：我活着不能匡正国君，死后不应当按礼安葬，把我的尸体放在北堂，这对我就足够了。卫灵公前往吊唁，感到奇怪而询问，史鳅的儿子把父亲的话告诉他，卫灵公于是下令把史鳅殡葬在客位，召蘧伯玉任卿，罢退弥子瑕。孔子称许这件事，认为史鳅死后还以尸体进谏】。萧何将死时，举荐曹参来代替自己，大臣用心本来就应当如此。国家有时因一个人兴盛，也有时因一个人灭亡。贤人不为自身的死亡悲伤，却忧虑国家衰败，所以一定要再有贤人，然后才可以死去。那个管仲，凭什么死呢？辨奸【张文定公安道作《苏洵墓表》说：嘉祐初年，王安石开始显赫，党羽朋友倾动一时，任命他为宰相的制书说：自有生民以来也不过几个人罢了；他造作言论，甚至被认为近于圣人。欧阳修也称许他，劝先生同他交往，王安石也希望同先生结交。先生说：我了解这个人了。不合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为天下祸患的。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士大夫都去吊唁，只有先生没有去，写成《辨奸论》一篇】事情有必然到来的结果，道理有本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能看见祸患的征兆，知道事物的发展。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要刮风，柱脚湿润就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人事的推移、道理和形势彼此相因，其中疏远难知、变化无常而不可预测的地方，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贤人难道还会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吗？为什么呢？因为好恶扰乱了内心，利害又从外部夺取了判断。过去山巨源见到王衍，说：“误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没有一个能留下了。”从今天看来，其中的道理固然有可以看出的地方。在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固然有用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的地方，但他不嫉妒、不贪求，随世俗沉浮。假使晋朝没有晋惠帝，而只有一位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够扰乱天下呢？卢杞的奸邪固然足以败坏国家，然而他没有学问，也没有文采，容貌不足以感动人，言语不足以欺骗世人；若不是唐德宗鄙陋昏暗，又怎么会任用他呢？由此说来，山巨源和郭汾阳对王衍、卢杞的推断，也可能未必完全正确。如今有一个人，口头诵读孔子、老子的言论，亲身实行伯夷、叔齐的行为，招揽喜好名声的士人和不得志的人，彼此编造言论，私自树立名目，认为颜渊、孟轲重新出现；实际上却阴险狠毒，心术险恶，与常人不同，这就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了一个人。

译他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脸脏了不怕洗，衣服脏了不怕洗，这是人的真实情性。如今却不是这样，穿着巨卢的衣服【巨卢指粗麻制成的衣服】，吃狗猪的食物，像囚犯一样束着头发、蓬头垢面，却谈论《诗经》《尚书》，这难道是他的真实情性吗？凡是不合人情的事情，很少有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凭借压倒一世的名声，来掩盖尚未显露的祸患，即使有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喜好贤人的宰相，也仍会举荐并任用他，那么他给天下造成的祸患，必然不是没有疑问的，更不是竖刁、易牙、开方之流所能相比的。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假使这个人没有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是错误的，而这个人也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谁知道祸患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否则，天下将要遭受他的祸害，而我却获得能预言的名声，那就可悲了【《避暑录》说，苏洵写成此论，秘密拿给张安道看；王安石暗中听说后，两家从此产生了嫌隙】。用间【《避暑录》说，苏明允喜欢谈论兵法，见元昊在西方叛乱，掌权者很久没有取得成功，认为天下的事情应当有所改革，于是带着自己所著的书，嘉祐初年来到京师。当时人们推重他的文章，王荆公任知制诰，正在谈论经术，唯独不喜欢他。考察苏洵有《权书》若干篇，都是论述兵法的，如今只录入《用间》一篇】孙武既然说有五种间谍【《孙子》所说的五种间谍：有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乡间，是利用敌国的乡人；内间，是利用敌国的官员；反间，是利用敌国的间谍；死间，是在外面制造假情报，使间谍到敌方后必定被杀；生间，是返回报告情报的人】，又说：商朝兴起时，伊挚在夏；周朝兴起时，吕牙在商。因此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将领，能够用最高明的人作间谍，就一定能成就大功。这是用兵的关键，是三军所依靠而行动的。考察典籍，伊尹前往夏朝，夏桀厌恶他，便归返亳地【《逸周书·汝鸠汝方篇》序】；太公吕尚曾经侍奉纣王，后来离开商朝归附周，这样说他在夏、在商，确实如此。然而如果说他们是作为间谍被任用，难道商汤、周文王真是派人到夏、商去作间谍吗？伊尹、吕尚真是替别人作间谍吗？夏桀、商纣真要等到有间谍以后才可以讨伐吗？即使非常庸愚的人，也知道不是这样。那么我的意思是，天下的存亡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伊尹在夏朝时，商汤一定说：‘夏桀虽然暴虐，但一旦任用伊尹，百姓的心就会重新安定，我还有什么忧患呢？’等到伊尹回到亳地，商汤一定说：‘夏桀得到伊尹却不能任用他，必然要灭亡；我不能安坐着看百姓受苦，于是要和天下共同灭亡夏朝。’吕牙在商朝时，周文王一定说：‘纣王虽然暴虐，但一旦任用吕牙，天赐的福禄必定重新到来，我还有什么忧虑呢？’ 等到吕牙归附周朝，周文王一定说：‘纣王得到吕牙却不能任用他，必然要灭亡；我不能长久阻遏天命，于是命令武王和天下共同灭亡商朝。’这样看来，夏、商的存亡，是等到伊尹、吕牙是否被任用后才决定的。如今询问将领是否贤能，必定说：能够预先知道敌国的胜败。再问他凭什么知道，必定说：不吝惜千金，所以能使人冒着万死去刺探敌国。有人说：能够利用敌国的使者来探听它的秘密计谋。唉，那也太劳苦了。伊尹、吕牙一归附，夏、商两国就注定灭亡；这使商汤、周武王没有使用间谍的名声和劳苦，却取得了使用间谍的实际效果。这不是最高的智慧，还有谁能做到呢？用兵虽然是诡诈之道，但根本建立在正道上，最终也一定会胜利。如今五种间谍，都归结于欺诈；成功了就是利益，失败了就是祸患。而且我用欺诈对待别人，别人也将用欺诈对待我。所以能够凭间谍取胜的，也有可能因间谍失败。我的间谍不忠，反而被敌人利用，这是第一种失败；没有得到敌人的真实情况，却把敌人故意展示给我的东西当作真实，这是第二种失败；敌人收受我的财物，却不能取得敌人的秘密计谋，因恐惧而把假情报告诉我，这是第三种失败。用心于正道，一振作便能纲举目张；用心于欺诈，即使百般补救，也会有千百个漏洞导致失败。” 在这方面，智慧也不足以依靠。所以五种间谍，不是明君贤将所崇尚的；明君贤将所崇尚的，是上智之士充当的间谍。因此淮阴侯韩信、曲逆侯陈平不肯按道义侍奉楚国，高祖刘邦擒获项籍的计谋便确定了；李左车、周叔不被赵国、魏国任用，淮阴侯进兵的谋略便得以决定。唉，这也是用间啊。六国 六国灭亡，不是兵器不锋利、作战不善，而是弊病在于拿土地财物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而使自己的力量亏损，这是灭亡的道路。有人说：六国彼此抵御，大概都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贿赂秦国的国家而受到牵累，大概是失去了强大的援助，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秦国除用攻战争夺以外，小则得到城邑，大则得到城池。把秦国因贿赂所得的土地同战胜所得的土地相比，实际多百倍；诸侯丧失的土地同战败丧失的土地相比，实际也多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本来就不在战争上。想想他们的祖辈父辈，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拥有这一点土地。子孙却看得不很珍惜，全部拿来送给别人，仿佛丢弃草芥一样。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这才换来一夜安睡。早晨起来看看四境，秦国的军队又来了。这样看来，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没有满足，送给它的越多，它侵夺得越急，所以不用交战，强弱胜负就已经明显了。发展到覆亡，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古人说：“拿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不烧完，火就不会熄灭。”这话说得对。齐国不曾贿赂秦国，最后却仍然跟随五国迁徙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它亲附秦国而不帮助五国。

译五国既然灭亡，齐国也不能幸免了。燕国、赵国的君主，起初有长远的谋略，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按道义不贿赂秦国，所以燕国虽然是小国，却最后才灭亡，这就是用兵的成效。后来燕太子丹把荆轲刺秦作为计策，才招致祸患。赵国曾同秦国交战五次，两次失败、三次胜利。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李牧接连击退秦军。等到李牧因受诬陷被杀，邯郸便成了秦国的郡，可惜赵国使用武力却不能坚持到底。况且燕国、赵国处在秦国几乎将诸侯灭尽的时候，可以说智谋和力量都孤单危弱，战败灭亡实在是不得已。假使韩、魏、楚三国都爱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人不依附秦国，刺客荆轲没有出发，良将李牧还在，那么胜负的命运、存亡的道理，应当同秦国较量，也许还不能轻易判断。唉！如果用贿赂秦国的土地来封赏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意来礼遇天下的贤才，合力向西进攻，那么我恐怕秦国人连食物也难以下咽。可悲啊！有这样的形势，却被秦国长期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土地一天天削减、一月月割让，以至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让自己被积累的威势胁迫啊！六国和秦国同是诸侯，形势比秦国弱，却还有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条件。假如凭借偌大的天下，反而降低身份去重蹈六国灭亡的旧路，那就又在六国之下了。《张益州画像记》。当时张方平以侍讲学士的身份从滑州调任益州，还未到任，有人散布谣言说侬智高在南诏，准备入侵。代理知州急忙调兵、修筑城墙，日夜不得休息，百姓大为惊扰。朝廷派陕西的步骑兵和军械，络绎不绝地前往戍守蜀地；又下诏催促张方平赴任，允许他临机处置。张方平说：“这一定是谣言。”途中遇到戍卒，都遣送回去，其他徭役也全部停止。恰逢上元节，张方平…… 上元节张方平在城门点灯三日，城门不关闭。他找到卭部的翻译，查出最初制造这番谣言的人，在边境上斩首，并把其余党徒流放，蜀地于是安定下来。后来朝廷又以三司使召张方平，他离开蜀地那天，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留下他的画像，苏洵便为此写了记。至和元年秋天，蜀人传说有敌寇将到边境，边军夜间呼喊，田野上没有居民，妖言四处流传，京师震惊，皇帝于是命令选择将帅。天子说：“不要养成祸乱，不要助长变乱。”众人的议论纷纷而起，但我的意志已经确定：外部的祸乱没有发生，变乱却将从内部兴起。既不能用文告命令，又不能用武力争竞，只有我朝廷的一两个大臣，谁能处理文武之间的这种局面？于是命令他前去抚慰我的军队。又说：“张方平就是这个人。”天子说：“是。”张方平以亲属为由推辞，不准，于是出发。冬十一月到达蜀地，到任当天就让屯驻军队回去，撤除守备，对郡县官员说：“敌寇来了由我承担，不要劳苦你们。”第二年正月初一早晨，蜀人像往常一样互相庆贺，事情于是平安无事。又过了一年正月，蜀人互相告知，要把张公的画像留在净众寺，张公无法禁止。眉阳人苏洵对众人说：“没有发生动乱时容易治理，已经发生动乱时也容易治理；有动乱的萌芽，却没有动乱的形势，这叫将要发生动乱。将要发生动乱时最难治理，不能因为已有动乱的迹象就急迫，也不能因为尚未发生动乱就松懈。正如元年秋天，事情像器物倾斜一样，还没有坠落到地上，只因张公安坐在旁边，脸色不变，慢慢起身把它扶正；扶正以后，神态自然而然地退下，没有一点自夸的神色。替天子治理百姓而不知疲倦的，只有您张公啊。蜀人因为您才得以生存，您就是他们的父母。而且张公曾对我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只看上位者怎样对待他们。’人们都说：‘蜀人多变。’于是用对待盗贼的心意对待他们，用惩治盗贼的法律约束他们；百姓双腿并立、屏住呼吸，而官府又用刑具和斧钺来发号施令，于是百姓开始忍心把自己这副父母妻子所仰赖的身体交给盗贼，所以常常发生大乱。用礼约束他们，用法驱使他们，唯独对蜀人最容易做到；至于逼迫他们而引起变乱，即使齐、鲁之人也会这样。我用对待齐、鲁人的方式对待蜀人，蜀人也就把自己当作齐、鲁人来对待。至于放纵意志于法律之外，凭威势胁迫普通百姓，我是不忍这样做的。唉！像您这样深切爱护蜀人、厚待蜀人，自张公以前，我从未见过。”众人都拜了两拜，叩头说：“是这样。”苏洵又说：“张公的防护在你们心中，你们死后还会留在子孙心中；他的功业在史官笔下，本来不需要画像。而且张公本意不愿这样，怎么办呢？”众人都说：“张公难道是为了这件事吗？”即使如此，我心里还是不能释然。平日听到一件善行，一定要询问那人的姓名、邻里所在，乃至他的长处短处、高矮美丑，有时还询问他一生的嗜好，用来想象他的为人；史官也把这些写进他的传记，意思是让天下人把他记在心里，再把他的形象留在眼前；形象留在眼前，所以才会记在心里。由此看来，画像也不是没有意义。苏洵无从反驳，于是为此写了记。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操，以器量称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于是作诗说：天子登上朝堂，时在甲午年，西方人传说有敌寇。在宫墙之内，有武臣，谋士如云。天子说：“啊，任命我的张公！”张公从东方而来，旗帜仪仗舒展从容。西方百姓聚集在街巷道路观看，说张公威仪显赫。张公从容而来，对西方人说：“安顿好你们的家庭，不要有人散布谣言。”谣言是不祥之事，回去恢复你们的常业；春天修整桑树，秋天清扫场地。西方人叩头说：“您是我们的父兄！”张公在西园，草木茂盛。他宴请僚属，鼓声深沉有力。西方百姓前来观看，祝愿张公长寿。有美丽的女子，闺门安闲；有呀呀学语的孩子，也已经会说话。过去张公没有来时，曾以为要把你们抛弃。禾苗麻类茂盛，粮仓高大充盈。可叹我们的妇女孩子，都因这一年的丰收而欢乐。张公在朝廷，是天子的股肱。天子说：“回来！”张公岂敢不奉诏？建造高大的厅堂，有廊庑，有庭院。张公的画像在厅堂中央，穿着朝服，戴着冠帽，系着冠缨。西方人互相告诫，不敢放纵荒怠。张公回到京师，张公的画像仍在厅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上韩昭文论山陵书》。据《石林燕语》说：仁宗修建陵墓时，韩魏公担任使者，国库困乏，却一概采用干兴年间的旧例，有人认为这样做过分。苏明允任编礼官，便写信责备韩公。

译我苏洵本是平民书生，才华没有长处，相公没有察觉，却屈尊收录我，使我同众位官员一起任职。我平日思考如何仰报您的盛德，却没有找到机会。如今先帝刚刚离开万国，天子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正是天下侧耳注目之时，而相公实在是国家的柱石、没有谁能超过您的大臣，有着百世不可磨灭的功业。我私下想，相公将怎样处理这件事？古代天子即位，天下政事必有来不及处理的；安坐而首先实行某事，大概是汉昭帝即位后停止各种徭役、同天下重新开始，所以他做天子还不到一个月，恩泽便遍布海内。我私下认为当今的事情中，天下认为最急迫、天子应当首先实行的，应当把它告诉您。我看到先帝以节俭的德行治理天下，在位四十多年，宫室游观没有增加，帷帐、被褥、器皿破旧简陋也不更换，天下人称颂他，认为即使汉文帝、汉景帝也比不上。如今先帝突然舍弃臣下，有司却想用末世厚葬送葬的无益费用，侵削先帝休养生息、长期滋养的百姓，取得厚葬的名声，却给先帝的神明留下负累。因此我认为当今的议论，没有比薄葬更好的。近来我听说癸酉日颁布赦书后，郡县没有钱赏赐士兵，便都向百姓借钱；有钱的百姓都不肯主动缴纳，于是官府用刀剑威胁，用鞭打棍击驱迫他们，为国家结下怨恨，勉强取得的钱财很少。小民没有知识，不知道国家正与他们同受忧患，反而惶恐不安。而今修建山陵的一切摊派，又将再次下达；算来不过秋冬之间，天下必将骚动，百姓将有人无法自存。我私下想，先帝平日爱惜百姓是如此深切，约束自己、实行节俭又如此极致。推究他一生的心愿，揣度他死后的想法，那么他不愿因山陵再次使天下困苦，已经很明显了。然而臣下却独自筹办这种过分逾礼的费用，违背他的平生心愿，我私下认为不可取。即使现在府库中财物有余，不向百姓取一件东西，完全用国家的力量办理，以满足臣子不忍薄待先帝的心愿，尚且会受到圣人的讥议；何况府库空虚，连一文钱也没有，不从百姓那里取得就无法办成，却冒然举行而不顾后果，来迎合近世失去适中的礼制，也已经很糊涂了。不过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认为，古代君子不会因为天下贫困而俭薄自己的亲人；以天下之大却不足以办先帝的葬礼，在人情上不顺。我认为并非如此。假如如今实行俭葬而采用墨子的主张，那才是过分；不废除先王的礼制，只去除近世无益的费用，就不过分。子思说：“三日便入殡，凡是附着于身体的东西，都一定要诚实可信，不要留下后悔罢了。”古人用来竭尽诚信的事情，不敢有所简略；除此以外的事情，就简略办理。过去华元厚葬他的国君，君子认为他没有尽臣子的职责。汉文帝葬在霸陵，棺木不更换，墓藏中没有金玉，天下人认为他圣明。后世却安葬在泰山一样的厚重，所以说：“不如提出薄葬的建议，对上完成先帝恭敬节俭的诚意，对下缓解百姓眼前的祸患，对内消除华元未尽臣节的讥议，也使万世以后山陵保持稳固不毁的安全。”我私下考察古代厚葬的原因，没有不是当时的君主不明达，想用金玉使亲人在地下得到厚葬，而臣下不能禁止，只能勉强顺从；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令人痛惜的事情。太后极其明智，天子极其圣明，有司却相信近臣所说的礼制而终于这样办理，这实在令人深为惋惜。况且相公已经建立了不世之功，又何必担心一时的劳苦而不提出明确意见？我恐怕后世的清议会有承担这项责任的人。若说：“诏令已经颁行，制度已经确定，虽然知道不便，却不能再改”，那又是过错。唐太宗安葬太祖时，原想修筑九丈高的坟墓，采用汉代长陵的制度，凡事都务求丰厚。等到群臣建议认为不可，这才改为采用广武陵的制度；光武帝葬于原陵，陵高不过六丈，每件事都从俭约。君子处理政事，与其坐看百姓艰难而不改正错误的命令，哪里比得上改令来救济百姓的急难？我实在抑制不住一点诚恳的心意，冒昧把这些告诉您，只希望您宽恕我狂妄轻率的罪过，那就十分幸运了。不再详述。魏公收到信后，收敛神色起身致谢说：“我没有什么才德，怎敢不接受您的教诲！”但华元的事情最终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听到的人都佩服他的宽宏气度。按：苏洵的文章长于纵横驰骋、开合变化，很像子家，所以不多收录。苏轼的言辞十分奔放，苏辙较为含蓄收敛；总的来说，他们痛切地针对时事，陈述安危利害的缘由，没有不恳切的地方，达到了贾谊以后少有人能达到的程度。不过他们的言论接近功利，又都喜好佛学，因此见道不够精纯，朱熹深深斥责他们。但朱熹也曾说：“苏氏的文章辞采雄伟华丽，近世无人可比；如果想写文章，自然不妨以他们为范本。”大概在诸位贤者之中，他们的政事和文学本来就是仅次于一流的。《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八目录 宋 余靖 《正瑞论》《姚璹论》刘敞 前秀州崇德县尉左惟温，升任涟水军录事参军；太常少卿张铸，升任光禄卿，退休。无为军录事参军马易简，升任太子中舍，退休；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泾原路经略使王素，升任谏议大夫。前邠州观察推官李育，升任著作佐郎；前赵州军事推官许林宗，升任大理寺丞。西京左藏库使、忠州刺史、高阳关路驻泊兵马钤辖时明，升任文思使。宰相富弼奏请试用国子四门助教王渊，宰相韩琦奏请乡贡进士李常，两人都可试任将作监主簿。定武军节度推官卫观，升任大理寺丞；常州团练推官沈披，升任卫尉寺丞。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欧阳修，升任礼部侍郎；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宋祁，升任尚书左丞；礼部郎中、知制诰范镇，升任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诰王畴，升任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宋敏求，升任祠部员外郎；均仍按原职任职。礼部侍郎、防知政事曾公亮，升为正奉大夫，进封开国公，食邑五百户，赐号推忠佐理功臣。将作监林洙，升任司农卿。权任郴州军事判官杨永，升任右赞善大夫，退休；前岳州平江县张正已，升任大理寺丞，退休。都官员外郎邢梦臣，升任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升任监察御史里行。屯田员外郎胡揆，授任都官员外郎。度支郎中李硕，升任三司户部判官。陕西路都转运使、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傅求，升任右谏议大夫；河北都转运使、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周沆，升任兵部郎中，仍按原职任职。司门员外郎张巩，升任开封府推官。《论邪正》《为兄后议》《奔丧议》《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致仕义》《君临臣丧辨》《与吴九论武学书》刘攽 《七门庙记》《与王介甫书》吕诲 《论选部》《奏乞致仕表》宇文之邵 《应诏上疏》沈括 《上欧阳防政书》孙觉 《谏行青苗法疏》郑侠 论述新法，进呈《流民图》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八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敕命编纂注释 宋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工部尚书】

译《正瑞论》上古的圣明君王，说出的话可以作为天下的法则，行动可以成为后世的准则，还担心自己怠惰，所以设置左右史官来规劝自己。由此可见，设置史官，是为了谨慎记录君主一人的言语行动，在千古之后端正褒贬，并不只是记载年月、辨别各地的告报而已。三皇的《坟》、五帝的《典》，是记载言语的史书；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记载事情的史书。训诰、誓命之类的言辞，以及得失存亡的事迹，打开简册便可看见，却没有听说其中有祥瑞的记载。到了两汉，才有赤芝、白雁、醴泉、甘露、卿云、宝鼎之类的应验。难道古代史书记载简略，而后代史书才完备吗？大概是有关官署丧失了史官的本意。我私下认为，国家兴盛在于德政，不在于祥瑞；国家灭亡在于动乱，不在于妖异。所以尧因为敦睦九族、和协万邦而兴盛，舜因为举用十六位贤臣、斥退四凶而又兴盛，禹因为治理水土而兴盛，汤因为施行仁政而兴盛，周人因为积累善行、累积德泽而兴盛。像这样，即使没有祥瑞，难道不能称为圣明而且善治吗？癸因为奢侈而灭亡，辛因为暴虐而灭亡，厉王因为聚敛而灭亡，幽王因为沉溺女色而灭亡。像这样，即使没有妖怪，难道不能称为昏庸而且混乱吗？桑树、谷树在朝廷中生长，高宗仍然复兴商朝；荧惑星停留在心宿，景公仍然使宋国安定。这说明只要明君在上，妖异就不能造成祸害。鲁国捕获麒麟，哀公却出奔【哀公十四年，西狩时捕获麒麟；二十七年，三桓攻打鲁公，鲁公逃奔卫国】；汉朝有凤凰鸣叫，平帝却丧失国统【平帝时，羌族豪强良愿投降，安汉公王莽宣扬自己的功德，说凤凰来仪、神爵降集，王莽不久便篡夺了国政】。这说明昏暗的君主在下，祥瑞也不能成为美事。仲尼删定《春秋》，记载日食、地震、山崩、星陨、蝗虫出生、鹢鸟飞行等变异，并不是为了广泛搜集奇异见闻，而是想让人君责备自己、修养德行，见到灾异便想到恐惧，从而达到治世的境界。只是到了篇末，借麒麟没有应验之事，来说明著述《春秋》的意旨罢了。其他祥瑞，便没有记载。鹤在晋国朝廷起舞【师旷为晋平公演奏清商之乐，有两队各八只黑鹤在庭中起舞】；龙出现在洧水【昭公十九年，郑国发生大水，龙在时门之外的洧渊相斗】；这些都不是由于德行而来到，所以斥退而不予记述。像这一类事情，若一味追求祥瑞之名而导致国家灭亡，那么圣人加以防范的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司马迁、班固把神怪奇异之事写入史书【昭明太子《文选序》说：“椎轮是大辂的开始。”这里大概是说神怪之事起始于《史记》《汉书》】；刘邦开创国家时，把大泽斩蛇作为受命的符瑞，于是英雄治国的谋略反而被抛弃了。他制定制度时，又把龙出现在成纪作为改易服色的感应【汉文帝十五年，龙出现在成纪，文帝召见公孙臣，任命为博士；公孙臣与诸生申明土德，起草改历法、服色的方案】；于是古人的象征也毁坏了。到了范蔚宗忧虑史书失实，便说“某郡上报某种祥瑞”，以此表示防备夸饰的意思。与其心存疑虑却把它列入史书，哪里比得上端正地删去它更好呢？如今各郡县按时报告祥瑞，把它作为记事的开端，我认为这不是良善正直的法则。假如德政施行于百姓，政令改变了风俗，赏赐不逾越，刑罚不滥用，那么四灵就会成为畜养之物，每天在君主的宫苑池沼、郊野林薮中游行。又何必搜求异闻、传说怪事，来迷惑天下人的耳目呢？如果士大夫缄默不言，那么把这些做法留给后代，难道能不令人恐惧吗？姚璹论【姚璹是姚思廉的孙子。永昌年间，以明经科考中。武则天长寿二年，累次升迁至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后，左右史官虽然能够在朝廷仪仗中接受诏命，但退朝后皇帝的谋议都不能参与。其间，姚璹上表请求：退朝后所谈军国政务要事，应当交给一名宰相专门负责记录编写，称为《时政纪》，每月封送史馆。由宰相编写《时政纪》，从姚璹开始】古代天子设置史官，并不只是记录年月远近、辨别朝会同异而已。大概是因为天子处在亿兆百姓之上，喜悦如同阳春，愤怒如同雷霆，给予、剥夺、生杀，没有一件不由他决定。所以设置史官来谨慎记录他的言语行动，行动由左史记录，言语由右史记录，用来示范给后代，希望他们畏惧后世的名声，不敢妄为。私下看到，两汉以后，唐朝的制度最为详细完备，但史官的设置和职掌还没有达到大中之道，所以冒昧试着论述它。唐朝修史，有两种办法：武德年间的旧制，是让两省官员【起居郎隶属门下省，起居舍人隶属中书省，称为两省官】轮流值班，靠近皇帝，执笔在朝廷仪仗中随侍，随时记录，写在册子上，称为《起居注》。姚璹提出建议：执掌国政的宰相在便殿议论政事，提出嘉言善策，退朝后一定编次整理，送交史馆，称为《时政纪》。这样一来，《周官》所说六史的职掌就不再分别叙述了，历朝著作局的编修工作也不再实行了。姚璹的建议实行后，起居官被安排在外朝，退朝之后便与皇帝疏远，即使延英殿短暂召见，圣人所说怜悯罪人的言语、解网施仁的举措，以及随机应变、成就政务的谋略，也无法听见。如果不是宰相撰写记录，那么军国政务要事从哪里得知呢？由此说来，有三点不可行。古代帝王不能看当代的史书，为什么呢？史书不隐瞒过错，也不虚夸美德，称为实录。史书如果可以被君主看到，臣下就不敢如实记载；记载不真实，便已经是诬罔了；如果如实记录而不加隐讳，便会遭到杀戮。不能让帝王看史书，就是这个原因。宰相监督修史，等于让犯错的人自己掌管记录自己的过错，这是第一点不可行。过去周成王年幼，曾与唐叔嬉戏，剪下一片桐叶给他说：“凭此封你为诸侯。”第二天太史拿着地图请求封唐叔，从此成王终身不再说戏言。正因为史官常在左右。如今史官只在片刻之间随仪仗出入，这样一来，戏言和过错的行为，哪里还会畏惧史官呢？这是第二点不可行。古代大臣不掌管史书的记录，所以董狐能够在晋国秉笔直书，南史氏能够在齐国执简据实记录。假如史官退朝以后便在外朝，看不见帝王的容貌，听不到帝王的言语，近臣奏对时谁正谁邪、谁阿谀谁直谏，都无法辨别。使用别人的记录作为自己的删定依据，那么史官失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第三点不可行。俗话说：“让廉洁的人看守仓库，不如把门锁得牢固；

译让有义气的人分配财物，不如用秤来分得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有情感的人与无情的器物不同。凭借广博深远的谋略，处在辅佐君主的职位，整治各种政务，裁决万机，竟然还要代替史臣撰写史书，当然也很劳苦。假使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亲自驾车并列，自己叙述治国策略，人们尚且会怀疑。假如不幸由元载、卢杞担任此职，又到哪里取得信任呢？唐太宗文皇帝贞观年间所论述的政体，都足以冠绝古今，润饰王朝法度，清楚地写在册籍上；之所以如此明白，是因为史臣能够在内朝侍奉。姚璹虽然知道记录的详细重要，却不知道先王设置史官的本意；一旦失去了根本，便没有人敢议论，实在可惜！刘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人，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学问渊博，尤其长于《春秋》。他的弟弟刘邠、儿子刘奉世，都很有名，世人称为“三刘”】前任秀州崇德县尉左惟温，可以任涟水军录事参军。天下没有战事，百姓能够养老抚幼，修养孝悌的品行，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奸猾凶恶的百姓兴起，成为盗贼，抢夺侵扰，这正是郡县所忧患的。你以县尉的身份依法捕捉、打击盗贼，尚书把你的功劳和门第上报朝廷，升任你为纠曹；只管服从明确的任命，更加努力振作自己。太常少卿张铸可以任光禄卿，退休。古代有关官员到了规定年岁便退休，是为了恭敬谦让，不把自己的力量耗尽。具备张铸这样的官员，品行崇高而淳厚，足以端正风俗；精力强健而敏捷，足以救济世事，而且能够顾念礼法、敬畏义理。如今他请求交还官印，朕怜悯他长期劳苦，因官务烦重，现准许他的请求。那些安享晚年的士人，虽然不再为朝廷出力，但他们砥砺风节，难道不胜过那些只顾保全俸禄、保持宠幸而不知道适可而止的人吗？让他列入九卿之位，以荣耀他的归乡。只管接受这项休退命令，努力求得最终的声誉。无为军录事参军马易简可以任太子中舍，退休。那些贪恋俸禄利益的人，甚至做到改动户籍、减少年龄、修饰容貌、隐瞒衰老，以拖延退休的期限。你的年纪还没有老迈，做官也没有缺失品行，却能果断决定离职归退，这难道不是廉洁吗？你从下等郡掾升任东宫属官，归乡安居，已经足以成为荣耀的景象了。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泾原路经略使王素，可以任谏议大夫。朕君临天下，依靠宗庙神灵的庇佑，四方安定，百姓都享受福泽。然而过去西北地区窥伺时机，趁着间隙不时入侵，造成暴乱祸患，都是因为守边大臣文才不足以团结众人，武力不足以威慑敌人，使贪暴的部族惊扰了朕的军队。具备王素这样的官员，持有符节和部符，驻守边疆三年，对内镇抚百姓，对外训练士卒，令行禁止，恩惠施及鳏寡，甚至延及边境之外；那些受羁縻的俘虏都心悦诚服，聚集归附，不失朝贡之礼，中国因此安定，朝廷的威望也更加尊崇。这是保卫边疆的功勋【考据《宋史》，王素起初任天章阁待制、淮南郡转运按察使，改任知渭州，降为华州知州，不久恢复原职，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原州蒋偕建议修筑大虫巉堡，敌人伺机准备袭击，狄青说不可，派王素去，并说：“蒋偕失败，总管就会败；总管一败，王素就应立即出兵。”蒋偕最终筑城返回。《宋史》没有说王素任泾原经略使，似乎有所遗漏】《诗经》说：“大国是屏障”【《大雅·板》篇】。应当议定升迁官阶，使他升入谏官行列，以慰劳官吏士卒对出征和归来的思念【《小雅·出车》是慰劳归来的将帅；《豳风·东山》写周公东征三年后慰劳归士】。前任邠州观察推官李育，可以任著作佐郎；前任赵州军事推官许林宗，可以任大理寺丞。古代的礼制中，珪璋可以单独作为聘礼通达，璧和琮则有其他礼物作为辅助。宝物并不是不同，只是使用它们的场合不同。难道只有宝物如此吗？士人也应当如此。李育凭借文学才华任职，进用之后能够显露自己的才能；许林宗是廉洁的官吏，才干得到知己者的称许。蓬丘是收藏图书的府署，廷尉是掌管法理的根本；你们前往担任属官，各自履行职守，要思考用什么报效朝廷。不要堕落而失守。西京左藏库使、忠州刺史、高阳关路驻泊兵马钤辖时明可，任文思使。掌执干戈、统领兵马的臣子，应当凭借战斗次数多、勇猛有功而在朝廷受赏；如果只是累积年资、计算考绩，凭这些取得高位，正是壮士的耻辱。然而如今天下安定，士人没有机会施展才能，所以偏将、裨将和将帅通常都因恩典而升迁。你列入使职，是让我观察你今后的功效；也不要认为职位容易取得，便因此轻易地守住它。应当竭尽节操、顾念义理，思考怎样报效国家。宰相富弼奏请试用国子四门助教王渊，宰相韩琦奏请试用乡贡进士李常，两人都可以试任将作监主簿。从前朕亲自祭祀清庙，推恩延赏，大臣可以推荐门下之士，把他们列入仕籍。如今丞相把李常等人上报，他们与我一起陶冶万物、培育人才，难道不正是丞相吗？何必吝惜一个官职，来慰藉士大夫的期望呢？你们应当谨慎履行职务，不要辜负知己者的举荐。定武军节度推官卫观可以任大理寺丞，常州团练推官沈披可以任卫尉寺丞。从前唐朝拥有天下时，诸侯自行选拔幕府中的士人，只看才能，不问出身来历；朝廷又常常选取其中杰出的人才，补充朝廷官员的空缺，因此号称能够得到人才。如今州郡的从事都由吏部按照资历授官，但考察他们处理政务是否认真，观察他们的行为是否有所建树，也都是当时的人才。因此我也暂且任命卫观、沈披为九卿属官，使他们逐渐升入朝廷。两人既已在外任中经受考验，又得到知己者屡次称许，得到人才的声誉，大概一定能够更加自勉。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欧阳修，可以任礼部侍郎；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宋祁，可以任尚书左丞；礼部郎中、知制诰范镇，可以任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诰王畴，可以任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宋敏求，可以任祠部员外郎；都仍然担任原来的职务【嘉祐五年六月，欧阳修等人上呈新修《唐书》。此前，仁宗认为刘昫所撰《唐史》低劣浅陋，命欧阳修、宋祁等人刊正，曾公亮主持此事，历经十七年完成，共二百二十五卷，内容比旧史增加，文字比旧史简省。欧阳修撰写本纪、志、表，宋祁撰写列传，按照旧例，史书开头只署一人的姓名。欧阳修认为宋祁任职在先，而且撰述功劳很多，于是把两人的姓名分别列出。七月推行赏赐，颁下诏书】

译古代治理国家的人效法后世君王，是因为后世距离自己较近，制度文物可以考察。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三百年，明君贤臣共同经营扶持，盛德显功、美政善谋本来已经很多了；但史官不是合适的人，记载编述又失去条理，使国家兴衰成败的事迹变得隐晦而不显明，朕对此非常遗憾。因此选拔朝廷大臣，删定旧史，编成一家之言。具备欧阳修、宋祁这样的官员，创立统摄全书的纲纪，裁定成就大体；具备范镇、王畴、宋敏求这样的官员，搜罗散失的材料，协调不同的意见。共历时十七年，大部典籍才得以成立，内容宏大丰富而精审，超过诸子百家的史书。你们都在校勘订正方面有功，朕将依据古代史事鉴察今日，以建立当世的治理，为朕取得法则，你们的劳绩不可忘记。都升一级官阶，把这部书颁布天下，使求学的人都能观看。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曾公亮，可以加授正奉大夫，进封开国公，食邑五百户，赐号推忠佐理功臣【嘉祐四年冬十月，在太庙举行大祫祭，推恩赏赐。此前，嘉祐元年十二月，任命曾公亮为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朕承受七庙祖先的光辉，继承三位圣人的功业，只是谨慎举行时祭，仍不足以副合先祖的盛德；把祭祀事务交给有关官署办理，也不足以尽到诚敬孝心。因此考察久已废置的礼典，选择吉日，亲自率领公卿，亲手执持祭器，昭告祖宗，并共同承受祖先降下的福祉。至于聚集当时的答报【《周颂·般》篇，裒是聚集，对是答报】、延续赐予无疆福泽【见《商颂·烈祖》篇】，天下之内没有不受庆赐的，更何况一两位年高德劭、恭敬和美而能显著辅佐君王的人呢【肃、雍、显相见《周颂·清庙》篇】！具备曾公亮这样的官员，德性器度浑厚，智慧谋略宏大深远。我想从《雅》《颂》中看到这些功业，参照《玄鸟》《清庙》的诗歌【《商颂·玄鸟》是祭祀高宗的乐歌，《周颂·清庙》是祭祀文王的乐歌】，来追孝前代先人。你要明白我的心意：我想谨慎办理王室事务，穷尽四海九州的美好物产，在大祀中完备祭品，你要替我谋划；我想时令调和、年岁丰收，进献美好的谷物，登上黍稷的馨香，你要辅佐我；我想制定礼制、协调音乐，来报答太室中的祖先，使神灵和人都和谐相处，你要帮助我。国家赏赐的典章不可废弃，因此给你晋升中朝的官阶，颁授上公的爵位，增加食邑和田地，把忠诚铭刻在甲令上，使百官都清楚知道辅德致治所得到的报偿，这不是很伟大吗？将作监林洙，可以任司农卿。自周朝以来，后稷一直是重要的官员。如今并不是我废弃了后稷所掌管的农事而不办理，只是这个官职越来越轻，难道是担任它的人还不能尽力吗？具备林洙这样的官员，资质禀赋通达充裕，任职处事修整清廉；现在提拔为九卿正职，还应当好好担负这个职务。从前先正曾经实际掌管大司农的职责，以迫近文王的功业；如今粮食还不充足，边地百姓正等待救济。你应当勤勉自身、迅速办事，不要有愧于名实，用这些来劝导农耕、勉励百姓，大概就有可依赖之处了。成就你家世代的美名，难道不是很大的功业吗？权任郴州军事判官杨永，可以任右赞善大夫，退休；前任岳州平江县令张正己，可以任大理寺丞，退休。年满规定岁数便归还政权，是礼制。可是贪恋俸禄的人有时不能停止，能够停止的都是爱好礼法的人。至于以廉洁自我嘉许的人，有的还不到规定年岁便离职。如今杨永就是守礼而端正自己的人。若对他的廉洁视而不见而不加记录，拿什么来慰藉他的子弟之心？有的升入朝廷的官籍，有的任卿寺丞属，归乡时享有荣耀，使他们能够快乐地度过晚年。都官员外郎邢梦臣，可以任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以任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在京城执掌法纪，维系国家纲常，不是雅正明亮、刚劲正直的人不足以参与议论、扩充君主的见闻。吕拯和吕景初，是我所信任的人【《宋史·沈起传》说：“沈起任海门县知县，御史中丞包拯举荐他为监察御史；当时吕景初任殿中侍御史。”】应当让他们谨慎选择自己的僚属，一定要选用合适的人。包拯因为沈起而举荐，吕景初因为邢梦臣而考察他的门第资历和社会声望，人人都说合宜，我对此非常赞许。镜子因为明亮才能照正，容器因为绳墨端直才能显出弯曲。不要勤于小的补救而遗漏大体，不要忽视眼前事务而毁坏应当坚守的职责。侍奉君主竭尽礼节，这难道可以用来报答知己吗？屯田员外郎胡揆，改任都官员外郎。朝廷镇抚四方夷族，是为了安抚中原，贵在使百姓休息安宁，而不以穷兵黩武为务，所以常常告诫边地官吏，不要贪求奇功。五岭以南，蛮夷杂居，风俗剽悍，尤其容易被煽动。桂州是一个完整的防区，前任通判军州事、尚书屯田员外郎胡揆，承接并执行诏令，尽心处理边疆事务，直到任期结束，地方始终安定无虞，也可以称为善于治理、能够宣扬朝廷明威信义的官吏。守边的祸患，常常在于只看见小利而不能通达大体，把侵逼、驱逐、掠夺当作常事，最终造成大乱，给百姓留下忧患。像胡揆这样的人，不能不加以赏赐。稍微增加他的官阶，以表示褒奖宠遇。度支郎中李硕，可以任三司户部判官。国家财政赋税的大计，全部出自百姓。征取少，费用就不足；但百姓能够安逸。征取多，费用就有余；但百姓会困苦。这就是三司事务的难处。如果没有办法调节轻重，没有智慧调剂盈亏，我就不会认为他适合担任我的僚属。具备李硕这样的官员，曾经凭借声望出任重要郡守，奉命出使时风采出众，处理政务敏捷，精于考察属下，所到之处都有治理成效，足以记载。让他参与核算费用，升任并协助筹划财政策略，大概可以做到既不伤害财赋，也不损害百姓吧？立即前往三司府，不要耽误你的职事。陕西路都转运使、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傅求，可以任右谏议大夫；河北都转运使、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周沆，可以任兵部郎中，仍任原职。岐、毕是我国西部的土地，山岭环绕、河流相带，有百二之险，却有昆夷侵犯的忧患；燕、亳是我国北部的土地，平原广阔、牧地宽广，是四面受敌的地方，却有玁狁侵扰的警报。供给充足的兵员和粮食，统摄郡县，奉行诏命、宣达旨意，十分困难。具备傅求这样的官员，明智敏察，外表文雅；具备周沆这样的官员，内心深厚忠实，处事有声望和操守。把符节和驿传都交给他们，分别巡按州郡【《宋史》：傅求以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周沆以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改任河北】；他们都有勤勉履行职务、改善风俗的功劳。考核官员、明辨升降，由来已久。有的列入正谏官行列，有的升任夏官卿属，都是为了褒奖善行、勉励才能。你们要恭敬对待这件事！司门员外郎张巩，可以任开封府推官。

译京师，是汇聚众多事物、规模宏大的地方，所以用这个名称命名。这里风俗复杂，诉讼和市场事务繁多，治理起来号称浩大纷繁。我任命蔡襄为开封府尹【蔡襄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他严于吏员而宽待百姓，治理很有条理。府中属官有空缺，应当寻求敏捷有才的人来辅佐他。具备张巩这样的官员，曾经奉命治理河流决口、疏通河川、清理水源，使众多工匠共同劳作，疏通漕运；他的才能和功效已经经过实践检验。让他来辅佐京城的政务，希望能够有所建树。京城庄严整齐，是四方效法的榜样；不要习惯苟且，违背正道以求名誉，这样我将嘉奖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论邪正》【至和二年，宰相陈执中因家门不肃，虐杀三名女奴，被台谏官纠劾。二月，翰林学士吕溱再次列举他的十多项罪过，改任侍读，出任徐州知州。当时学士蔡襄也因母亲年老请求出任地方官，出任泉州知州。六月，翰林学士欧阳修又说陈执中不学无术、谄媚骄傲而刚愎乖戾，陈执中出任蔡州知州。知制诰贾黯、翰林学士韩绛也相继出任荆南知府和河阳府知府。刘敞认为这关系到邪正之人的进退，于是上疏】臣私下认为，驾驭臣下的道理，在于分别邪正。正直的臣子应当亲近，奸邪的臣子应当疏远。至于天下人，也都通过这一点来窥察朝廷。如果正直的臣子聚集在朝廷，奸邪豪强就会收敛，天下太平便有希望；如果奸邪的臣子聚集在朝廷，侥幸钻营、争相进取的人就会竞相出现，倾覆败亡便可等待。二者不可不深入考察。臣私下看到，朝廷太平已经很久，贤能之士很多，但其中也夹杂着奸邪之臣。有的人爱戴君主、忧虑国家，不是出于公正就不肯发愤；有的人结党营私、背弃公义而树立私党；也有的人因循沉默、只求自守，不能行善，也不敢作恶。陛下君临天下三十多年了，凭借圣明的资质，监察群臣的所作所为，本来没有什么能够逃脱，也没有什么隐情可以隐藏。不过有关官署所应当警戒谨慎的，就是辨别这些人罢了。大凡正直的臣子常常难以进用，却容易退职；奸邪的臣子常常容易进用，却难以退职。为什么这样说呢？正直的臣子只以义理为依据，说话往往违逆君主的耳朵，所以难以进用；他的意见如果不被采用，便不愿自我显露，借着事情离去，所以容易退职。奸邪的臣子只以利益为依据，说话迎合君主的欲望，所以容易进用；行为即使邪恶，也不顾礼义，名声即使丑陋，也不知惭愧，因为担心失去职位，所以难以退职。对于这两类臣子，希望陛下从多方面加以考察，不要使应当亲近的人被疏远，应当疏远的人反而被亲近；这样朝廷就会尊荣，国家也会安定。近来翰林侍读学士吕溱、枢密直学士蔡襄相继出任地方官。如今又听说御史中丞孙抃、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诰贾黯、翰林学士韩绛，都请求出任外官。这些人都有正直的本质，没有流俗的心思，议论不阿谀，参与执政，对当世有益。实在不应当答应他们的请求，使四方有机会窥伺朝廷，也使奸邪谄佞、侥幸求进的豪强因此竞相兴起。这就是分别邪正的一端。臣以孤陋笨拙的资质，忝居侍从之官，日夜思考，不能对陛下的聪明稍有补益，只是担心陛下忽视正直臣子容易退职这一点，而忘记左右前后那些能够行正道的人。我不胜愚昧，谨献上所听闻的意见，只希望陛下加以采纳选择。《为兄后议》按照礼制，天子的宗庙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共五庙。所谓昭，是父辈之道；所谓穆，是子辈之道。天子、诸侯未必都亲自有儿子，所以有时从兄弟的儿子中选取继承人。同等亲近，就选贤能的；贤能相同，就选年长的；年长相同，就通过占卜选吉利的。不是兄弟的儿子便不选，所以不把兄长作为继承人，因为兄长也尊贵；不把弟弟作为继承人，因为弟弟与自己同属一辈。这就是古代七庙、五庙的次序，使昭穆不相逾越，依次毁去祖庙也不相妨害。到了后世，国家多事，有时传给兄长，有时传给弟弟，大概都是不得已，于是礼制已经长期散乱了。然而既然已经承受了国家天下，那么所传位的人虽然不是自己的儿子，也仍然应按儿子的身份对待；传位给他的人虽然不是他的父亲，也仍然应按父亲的身份对待，因为应当以天下国家为重。春秋时期，僖公实际上是闵公的兄长。闵公遭到弑杀，僖公即位时《春秋》不书“即位”，以此表明臣与子是一体的。公孙婴齐去世，《春秋》称他为仲婴齐【婴齐是襄仲的次子、公孙归父的弟弟。宣公十八年，东门氏被驱逐；后来让婴齐继承东门氏的后代，称为仲氏。东门氏是因为襄仲居住在东门，所以这样称呼】这是说，给别人做后嗣的人，就应当按照儿子的条例处理，不能再顾念兄弟的亲情，所以称为仲婴齐，而不称公孙婴齐。《春秋》的义理，有常道，也有变通。选取后嗣不得选兄弟，这是常道；既然已经不得不选取兄弟，那么就端正礼制，使他按照儿子的条例处理，这是变通。所以僖公以兄长继承弟弟，《春秋》称他为儿子；婴齐以弟弟继承兄长，《春秋》也称他为儿子。这就是常道用于常情，变通用于变局。既然正定了他们的儿子名分，僖公就不得不把闵公列为昭，公孙归父就不得不把婴齐列为穆；既然正定了昭穆次序，那么依次毁去宗庙的次序也不得不一代一代地排列。可是儒者有人怀疑礼书没有兄弟相继为后嗣的条文，于是认为《春秋》记载仲婴齐，是不承认儿子可以把兄长作为父亲，这不对。儿子把父亲列为孙辈，确实不是正礼，但这是不得已；《春秋》只是正定他们作为臣子父子一体的关系。所以实际是公孙婴齐，却称为仲婴齐。如果《春秋》本来不允许他继承为后嗣，就应当记作“公孙婴齐卒”。学者若问：“为什么这个人称作仲婴齐，却又叫公孙婴齐？”这样回答“不承认他为兄长的后嗣”才可以。连《春秋》家尚且重视这种关系，何况国家呢？连国家都要重视，何况天下呢？因此凡是继承君位的人，即使是兄弟，也一定要把他当作儿子；继承大宗的人，即使是兄弟，也一定要把他当作儿子。

译如果继承君位、继承大宗而不把继承者当作儿子，这就是教人不把继承者当作儿子，轻视自己所托付的人，这正是鲁文公受到逆祀贬责的原因【指把僖公的神位升在闵公之上】。然而《春秋》本来是为衰乱时代制定的准则，不是太平时代的正礼；太平时代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汉代制定依次毁庙的礼制时，丞相韦玄成【韦少翁】和丞相匡衡都把昭帝、宣帝并列为昭，只把孙辈作为昭，却不知道礼制中不能有两个昭；这样就使昭帝的天下无所传承，宣帝的天下也无所承受，失去了礼制的本意。再说惠帝、文帝都是高祖的儿子，惠帝亲自从高祖那里承受天下，文帝则从惠帝那里承受天下；二人虽然是兄弟，这同闵公、僖公有什么不同呢？在生前应当按臣子关系排列，死后应当按昭穆关系正定。但汉代议论者推尊文帝，使他向上继承高祖，却反而不把亲自从高祖那里承受天下的惠帝列入正确的昭穆次序。至于光武帝本应继承平帝，却又按照世代次序自称元帝之子，向上继承元帝而成为元帝之后，这些都是违背经义、违反礼制、无法传承的做法。自汉代以来，相关议论尤其多，都说兄弟不能互相作为后嗣，不应当用昭穆来限制，这种说法是妄谬的。如果不以昭穆加以限制，那么天下的传承能够顺理成章吗？凡是君主把兄弟作为后嗣，必定是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既然引来作为继承人，臣子和父子就成为一体了。然而应当继承的人反而因为是兄弟，便不继承自己所承受的国家，而去继承先君，那么这就是自己所承受的国家竟然没有人继承，这是第一点不可行。活着时按照臣子礼节侍奉他，死后却按照兄弟关系处理，忘记生前关系而违背死后名分，这是第二点不可行。已经实际承受国家的后君，后来君主不承受他的统绪，先君却要自己继承先君；这不仅抛弃后君的命令和自己的命令，也还要废弃先君、兄长的命令，这是第三点不可行。天下国家归于自己，父子之礼却以不实行而感到羞耻，这是第四点不可行。徐邈说：“如果兄弟各按昭穆排列，假设兄弟六人依次为君，到后世祭祀时就不能祭祀到祖先和父亲，这也是极其荒谬的说法。礼有极限，义有继承。给别人做后嗣的人就作为他的儿子，这是为了正定授受关系，尊重祖先的统绪。兄弟六人相继为君，也已经祭祀了六代祖先和父亲。假如不是兄弟相继为君，他们的祖先也应当迁入祧庙，不能因为旧例而永远留存。假如照这种说法，让兄弟六人都各自称为昭，就会有十三座宗庙。并且最后一位君主应当先继承先君，而前面五位君主最终都没有后嗣，这难道是传承宗统、授予国家的本意吗？” 礼制规定，给别人做后嗣的人，要降低对自己亲生亲族的私亲关系。假设兄弟六人做君主，本来就应当各自作为后嗣，这是义理所不可曲解的；难道顾念亲属关系，就可以说祭祀不到祖先和父亲吗？凡是谈论礼制的人，往往是厌恶那些迎合当时君主的用意。如果只说扩大宗庙是大孝的根本，却不详细说明国家授受的道理和《春秋》的本意，就会使应当传国的人不忍把国家传给宗族，说：“他不是我的儿子。”使应当接受国家的人又不肯用臣子的礼节侍奉君主，说：“他不是我的父亲。”最终使宗庙数量杂乱繁多，昭穆层层累积，鬼神反而没有人继承祭祀，这种推重生者、贬抑死者的做法，难道只有一处违背礼义吗？难道只有一处违背礼义吗？《奔丧议》臣私下看到旧制：官员中自三司副使以上，以及班行使臣，遇到父母丧事，按例都有百日公除。孝子虽然有思念亲人的心情，仍然被王命所逼，不得以服丧离职。这实在损伤教化、妨害礼制，对当今没有可取之处。臣认为，服丧三年这一制度通行于天下，以礼义节制恩情，古人早已有这种做法。有人自称身在军旅、亲自披甲执兵，不能以私事推辞王事；这本来不是承平时代，游谈侍从之臣应当实行的事情，也不是班行中低微闲散的官职所应参与的事情。然而这种习俗延续已久，渐渐形成风气。贤能的人因此不能立即顺从人情而感到悲伤，不肖的人竟把在服丧期间穿黑色丧服看作荣耀。用它来推广同类风气，便是伤害亲恩；用它来教化百姓，便是忘却孝道。如今天下常常有人听到丧讯却不奔丧，废弃服丧而谋求仕进，这种风气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可不加以考虑。

译《传》说：“君子不剥夺别人亲人的亲情。” 人也不可以被剥夺服丧亲人的权利【见《礼记·曾子问》】。臣私下认为，只有身在军中的人，才可以权宜地遵从变通的礼制。旧制规定三司副使以上和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乎礼制本意，应当允许他们实行三年服丧，以崇尚孝悌的风气。臣听说古代大夫离开国家，三年以后才收回他的田地和宅邑，说明国家仍有恩义。如今官员遭父母丧，立即断绝俸禄，也未免太过严酷。哪里有实行礼制的人，反而不如被放逐的臣子呢？臣过去见到服丧官员家境贫困、没有粮食，只能乞讨度日；那种惶惶不安的样子损伤孝子的心，不是用来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的办法。臣认为，文官两制，武官自诸司使以上，都应发给全俸；其余京朝官、班行使臣，发给一半俸禄，以表明朝廷重视礼制、厚待教化。请求下交近臣商议是否可行。《士相见义》【吴澄说：《仪礼》中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中则有《冠义》《昏义》。《仪礼》中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戴礼》《戴记》中则有《乡饮酒义》《射义》，至于燕礼、聘礼也都是这样。大概《仪礼》中有《士相见礼》《公食大夫礼》，却没有解释其义理的篇章，所以刘敞采集古代经典写成这两篇。《仪礼经传集解》收载了它的文章，称为《补亡》】从天子到平民都有礼物。礼物，就是表达；是用来表达自己的志意的。天子的礼物是鬯，诸侯的是玉【《礼经》说：凡是礼物，天子用鬯，诸侯用圭。注说：鬯是用黑黍酿成的酒，天子没有接待宾客的礼，用它来祭祀天神】卿用羔羊，大夫用雁，士用雉。鬯，是说德行远播、声名远闻；玉，是说操守始终如一、不改变；羔羊，是说柔顺而有礼；雁，是说进退合乎时宜；雉，是说为守节义而死【疏说：雉一定用死雉，是取其耿介的意义，表示愿意为君主献身】。所以天子以德行远播为志，诸侯以操守不改为志，卿以有礼为志，大夫以进退合时为志，士以死守节义为志。明白志意的意义，天下就能治理。所以手持这种礼物，就是手持这种志意。君主的礼物用来侍奉神明，臣子的礼物用来供养人。只有君主接受供养，若不是自己的君主，便辞谢礼物，不敢承受供养。古代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出仕，不是自己的老师就不学习，不是志同道合的人就不交友，不是合适的大夫就不求见。士人与人相见的礼节，一定要依靠介绍人，以说明他们不是苟且求合；【《仪礼·士相见礼》规定：礼物冬天用雉，夏天用干雉肉，左手托着雉头，说：“我某某希望求见您，没有办法直接通达，某人奉您的命令，让我来求见。”】一定要依靠礼物，以说明他们是因为道义而亲近。如果苟且求合，只有小人而且不知羞耻的人才能做到。君子可以求见，却不能屈辱他；可以亲近，却不能轻慢他；可以远离，却不能疏忽他。宾客到了门前，主人三次辞谢，然后才接见宾客并接受礼物。主人三次辞谢，是因为礼物用来表示尊严。大夫以礼相接，士人以礼相告，平民以礼相交。然而从末端开始发生争夺的情况，从来没有过。若只是为了讨人喜欢而彼此迎合，最后必然争斗；若只是为了简便而相互亲近，最后必然怨恨。因此，士人与人相见的礼节，是人道的大事；它使人看重自身，不接近耻辱；使人审慎选择交往，不接近祸患。只有已经出仕、在君主那里任职的人，君主召见便可以前往；尚未出仕而求见君主的人，要戴好冠帽并献上礼物。在国内称为市井之臣，在野外称为草莽之臣。君主即使召见，也不一定前往。所以即使君主有面南而王的尊贵、拥有千乘之国的富强，士人用来结交的也只有礼义罢了，利益不值得称道。刑罚施行于国家，所要惩罚的就是贪利之人。没有喜好利益而风俗不混乱的国家。没有介绍人便相见，君子认为这是谄媚。因此诸侯的大国用九名介绍人，次等国家用七名，小国用五名。《公食大夫义》【郑氏说：这是主人国的君主按照礼制宴请小聘大夫的礼仪】饮食之礼，是国君供养宾客，国家供养贤人的礼制，二者道理相同。因为亲近他，所以爱护他；因为爱护他，所以供养他；因为供养他，所以以饮食款待他。只供食物而不爱护，和豢养牲畜没有区别；爱护而不尊敬，和畜养禽兽没有区别。飨礼，是尊敬达到极点；食礼，是爱护达到极点。飨礼是爱护之情不能胜过尊敬，食礼是尊敬之情不能胜过爱护，这是文与质的区别。国君派大夫去告知宾客，必定按照宾客的爵位相称，这是表示恭敬【“戒”就是告知；必须派与宾客同等、相当的人去告知，才容易彼此尊敬】。如果自谦过度，就会使对方处于卑下地位；如果尊崇过度，就会以自己的尊贵凌驾于对方。宾客推辞三次，听从国君的命令，是说这种礼遇太尊贵，自己不敢承当。正因为不敢承当，所以进门也显得困难。国君在大门里面迎接宾客【这里说的是宗庙的大门，不走出大门，是降低国君身份以礼待宾】；并不是不能到大门外去，而是为了遵守接待国君的礼节。臣下的心意是尊崇君主，儿子的心意是尊崇父亲，所以在大门里面迎接宾客，是顺应宾客尊崇君主的心意。三次作揖，走到台阶；三次谦让后登堂，是充分表达这种心意，说明自己的诚意。在宗庙里使用祭祀的器物【甸人陈列鼎，宰夫铺设筵席，加上席子和几】是把诚意表现到极点。君子对于所尊敬的人不敢亲狎，所以把他当作神明来对待；因此忠臣和嘉宾都乐于竭尽自己的心意。大夫站在东夹室的南面，面向西，以北为上【这是主国卿大夫站立的次序；东面有夹室，站在夹室的南面】；士站在门的东面，面向北，以西为上【因为宾客在门西，这样可以避开宾客】；小臣站在东堂下面，面向南，以西为上【小臣是捧盘和匜的人】；宰站在东夹室的北面，面向西，以南为上【宰，是宰夫一类的官】；内官中的士站在宰的东面，面向北，以南为上【内官是夫人的属官，属于内宰一类】。百官和各部门的属官都齐备，是用音乐和礼仪来供养贤人。

译铺设筵席，加上席子和几，是表示使宾客安适、优厚的礼仪。国君亲自设置酱【因为酱是食物的根本，所以亲自设置】；然后宰夫进献豆器中的菹和醢【宰夫进献六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士设置俎【士设置的俎中有牛、羊、猪、鱼、腊、肠胃】；国君亲自设置大羹【大羹是没有调味的肉汁，盛在镫中，国君把它设置在酱的西边】；然后宰夫设置铏，打开簋【铏盛调和的羹，簋盛黍和稷】，这是说国君亲自参与侍奉。把食物全部陈列好以便祭祀【先把韭菹放在豆器之间，依次放置其他各品】。国君设置粱，宰夫进献稻，士进献各种杂味食品，是为了表示殷勤【稻和杂味食品都是后来加设的，不与正豆并列；杂味食品有十六豆：臐、膮、牛炙等】。宾客吃三饭，每次都吃粱，配以肉汁和酱【每次饮食都啜饮肉汁，把肉蘸酱后食用，这是吃正式的饭食】，这是国君对宾客优厚至极。宾客一定亲自撤去食器，是表示报答的道理。庭中陈列四张兽皮，又用十端束帛劝进【四张兽皮为一乘皮，束帛是十端帛；“侑”就是劝进】；即使物品已经齐备，仍然希望再加厚礼。国君拜送宾客【国君送到大门里面，宾客不回头】，以恭敬结束礼仪。有司收卷三牲的俎，送回宾客的馆舍【“卷”就是收取】，是不敢减少、克扣剩余的食物。上大夫享用八豆、八簋、六铏、九俎，另有二十豆杂味食品【豆中增加葵菹、蜗醢；俎中增加鲜鱼、鲜腊；杂味食品增加雉、兔、鹑、鴽】。其余各项依等级递减，这是显示恩德也有等级差别。君子说：“爱护别人的人，会使别人爱护自己；尊敬别人的人，会使别人尊敬自己；亲近别人的人，会使别人亲近自己；能够自我约束、谦让的人，会使别人尊重自己。”所以国君供养宾客，国家供养贤人，道理是相同的。从来没有既爱护、尊敬、亲近、尊重别人，而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安定的；也从来没有不爱护、不尊敬、不亲近、不尊重别人，却能够长久拥有国家的。将要经过有德之君那里，就会安然自得，只怕自己在礼数上做得还不够；将要经过骄傲怠慢的君主那里，就会说：“不过是给我吃了一顿饭罢了。”所以，礼是君子认为还不够完备的事，却是小人认为已经过分的事。孔子在少施氏家吃饭，准备祭食时，主人推辞说：“食物不足以祭祀。”准备吃饭时，主人又推辞说：“食物不足以进餐【“飱”，是用手沿着口边擦拭，担心有食物沾在嘴边。少施氏的事见于《杂记》。孔子说：“少施氏按照礼节请我吃饭，我进餐时起身推辞说这是粗食，也不敢因此伤害您的心意。”】孔子离开后说：“我吃得饱饱的，少施氏真是知礼啊！” 所以君子很难亲近。要亲近君子，舍弃礼制还能凭什么呢？致仕的道理 近来有司多次说，士大夫超过七十岁还不退休，请求调取名册核对年龄，命令他们退职。天子不忍心这样做，只下诏告诫他们罢了。我认为，致仕的道理是：不是君主强令臣下退休，而是臣下自行退休。天子不忍心催逼他们，而只用诏书告诫，正是应该如此。然而天下的老臣仍旧如故，实在太不合乎天子的心意了。因此写下《致仕义》。《致仕义》：古代大夫七十岁退休，不是君主强令，而是臣下自行提出。臣下虽然提出退休，君主却说：“这个人仍然足以辅佐国家社稷，留下他不能失去。”于是赐给他几和杖，赏赐安车，用来挽留他。君主挽留他，臣下说：“我不能贪恋别人给予的荣宠，不能困处在别人的朝廷中，不能堵塞别人的仕进道路。”于是再拜叩头，回到自己的家里。君主不强行挽留他，这是合乎道义的。不能夺去他的爵位，不能夺去他的俸禄，不能夺去他的采邑，只到他终身为止。这就是古代致仕的道理。这叫作上下之间都有礼。所以古代大臣谦让，小臣廉洁，平民守法，百姓不相争，是因为遵循了这个道理。因此古代做臣子的，不到四十岁不给俸禄，不到五十岁不给爵位，不到七十岁不退休。四十岁给俸禄，是因为这时已经不惑；五十岁授爵，是因为这时已经知命；七十岁退休，是为了奉养衰老。不惑，所以可以和他谋划国家大计；知命，所以可以接受重大的恩宠；奉养衰老，所以可以保全节俭的操守并教导百姓。因此古代做官，是为了道，不是为了食禄；是为了君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家庭。所以时机应当进取就进取，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因而进身时不贪恋职位，退处时不羡慕权力。凡是致仕的道理，君主说：“畜养的狗马尚且不能让它们耗尽力气，何况士大夫呢？”这就是说，即使他确实贤能，即使他确实聪明，我也不能耗尽他的才力，这是恩德达到极点。臣下说：“做臣子的人不应顾惜自己的力量。可是如今我的力量已经不足，不能担当国家的劳役和抵御干戈的责任，不能劳费早晚的思虑而只苟求眼前的利益。能够保全自身而归去，也就可以了，这是道义达到极点。”所以君主用恩德驾驭臣下，臣下用道义侍奉君主，贪恋由此止息，谦让由此兴起。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做官不是为了道，而是为了食禄；不是为了君主，而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家庭。因此进身时不知道停止，陷入困境时也不知道羞耻。因此那些到了退休年龄的人，君主虽然多次督促教诲，他们仍然没有谁听从；有司虽然严厉斥责并揭发他们，他们仍然没有谁顾忌。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廉洁谦让的节操平素没有得到砥砺，而赏罚的政令又混乱。那么应该怎么办？回答说：必须调取名册核对年龄，命令他们退休。让他们退职，就显得恩德浅薄而道义苛刻；如果一定要调取名册核对年龄，等待他们退休，就会厌恶贪恋职位而损害百姓、蛀蚀国家。把这两种办法相比较，不如考察有功的人而一定赏赐，不必问他的年龄；考察无功的人而一定罢免，也不必问他的年龄。他们知道赏赐不会给无功之人，罢免也不会遗漏无功之人，就会震动起来，自己谋求出路。震动而自行谋划，那么贤者和不肖者该去该留就会自行决定。这样一来，又何必调取名册核对年龄，命令他们退职，以损害我们的道义呢？如今无功和有功的人混杂在一起，没有谁能辨别清楚；那些人正是从这种混乱中苟且容身。因此，苟且容身的人，却想让他畏惧道义，依照礼制使自己清白而不越出法度之外，这是很难做到的。圣王治理天下，如果不能用礼义诱导人，就用法令驱使他；用法令驱使，也并不废弃礼义的宗旨。所以现在用法令驱使，正是这个道理。唉，为了致仕最终竟用法令驱逐，难道不已经太薄情了吗？这大概也是出于不得已才这样做吧？既然如此，又何必顾虑而不去实行呢！君主亲临臣下丧礼辨析 君主亲临臣下的丧礼，却让人手持桃枝和茢草走在前面，这不合礼【《檀弓》说：君主亲临臣下丧礼，让巫祝手持桃枝和茢草、执戈走在前面，是因为厌恶丧事。桃木是鬼所厌恶的，茢草即雀苕，可以用来扫除不祥。○“茢”音同“列】。这是周代末年的做法。

译臣下侍奉君主，于是成为臣；君主任用臣下，于是成为君。君臣之间的道义，并不是凭空加给他们的，而是把国家社稷托付给他，把宗庙托付给他，把人民托付给他。既然如此，谁会轻视这种关系呢？所以君主有喜庆，臣下也有喜庆；君主有忧患，臣下也有忧患。《尚书》说：“君主英明啊，臣下辅佐得力啊【《益稷篇》】。”只是尊卑有所不同罢了。即使对待臣下也是这样。因此臣下生病，君主亲自询问；臣下死亡，君主亲自哭吊，这是为了使臣下尽忠并表达君主的爱护。如果臣下活着时任用他，死后却抛弃他；活着时优厚，死后却薄待；活着时爱护，死后却厌恶，这就是教人防备活着的人、背弃死去的人。祸患没有比背弃死者、忘记生者更大的了。如果背弃死者而忘记生者，就不足以把六尺之孤托付给他，也不足以把百里之地的政令托付给他。施加给人的态度，在生死存亡之间都不改变，那么后人看待他的死亡，就会如同他仍然活着一样。这样说来，桃枝和茢草为什么要到诸臣的宗庙里去呢？有人说：《礼记》中有这种记载，似乎应当就是礼。回答说：不是，这也是周代末年的记载。过去仲尼所养的狗死了，让子贡把它埋葬，说：“我听说，破旧的帷帐不能丢弃，可以用来埋马；破旧的车盖不能丢弃，可以用来埋狗。可是我孔丘贫穷，没有车盖，也给它一张席子吧【《礼记·檀弓篇》】。不因为它低贱就抛弃它，是因为它曾经有劳；不因为它死了就欺弃它，是因为它曾经活过。它有劳，即使低贱也不抛弃；它死了，即使只是狗也不欺弃，何况君臣之间呢？所以我说：君主亲临臣下丧礼，却让人手持桃枝和茢草走在前面，不合礼，这是周代末年的做法。虽然如此，这种做法一定有它的缘故。古代君主如果不是吊丧、问疾，不到诸臣家里去；若不是吊丧、问疾而到诸臣家里，就说君臣是在戏谑。所以君主去臣下家吊丧，要让巫祝走在前面，在宗庙门口举行释采礼，然后才进去【《仪礼》说：君主举行释采礼后入门，主人退避。注说：释采，是祝替君主向门神行礼。一定要向门神行礼，是为了说明君主无故不会来】。释采，是告知门神将有事情。后世有时失去它的含义，竟说巫祝是在为君主驱邪吗？等到鲁襄公曾经朝见荆国时，荆君去世，荆国人说：“鲁公一定要亲自为荆君袭尸。”鲁国人推辞，得不到荆国允许，就派巫祝拿桃枝和茢草在前面驱邪，大概是为了压制不祥。由此看来，这是鲁襄公所实行的做法。有人说：君主亲临臣下丧礼，不让桃枝和茢草走在前面，这一点我就相信了。又说：两个人执戈走在前面【《仪礼》说：小臣二人执戈在前，二人在后。注说：小臣掌管纠正君主礼仪法度；君主出行时，他们在前后，君主登堂时，他们夹在阼阶两侧】，难道不是因为厌恶丧事吗？回答说：哪里是说这个呢？君主出行，本来就一定有卫士护卫，何况到诸臣家中呢？从前楚国公子围在宋国会合诸侯，将要登坛时，让两个人执戈，设置君主的服饰，分列在卫士之外【事情见《左传·昭公元年》：说楚公子围设置君主服饰，让两个人执戈陈列在前面护卫自己，另行排列】。诸侯的大夫都知道他是君主。假如只是厌恶丧事而已，那么在宋国会盟时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也是因为厌恶吗？《与吴九论武学书》此前有人从京师来，说朝廷正在制作武舞，并在学校中教习。小人暗自高兴，以为太祖、太宗的功业胜过三王，恩德深厚可与天地相比，可是宗庙的乐舞还没有建立，雅颂之乐还没有完备，公卿大夫本来应该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穿葛衣，日夜谋划如何使名声广泛流传到万世无穷，使百姓有可以歌咏的内容，使四夷有可以观看听闻的盛典。可是这种阔大的局面渐渐延续了很久，功业反而被掩盖堵塞了，因此天子有所感悟，制作音乐来尊崇功德，把它献于宗庙，并陈列给上帝。周王室衰微以后，管弦乐的典籍于是失传，到今天已经一千年了，而我们这些人竟然又能看到它的勇猛舞姿，亲自接触到它的礼乐文物，这是千年难遇的机会【说的是千年只有一次的时机】。因为您正担任学官，所以欣然写信给您，请求大略询问其中的制度，也想借此使下国惊动，奋发宣扬光辉。如今承蒙您来信，才知道传闻错了；原来国家自认为边境还没有安定，所以设立武学，用来选拔勇猛强悍之士，即孙武、吴起、孟贲、夏育一类的人。小人因此失望，又深深感叹。从前三代的君王建立辟雍、成均来敦厚教化，戴着高冠、穿着宽袖衣服的人，平日居处都有秩序；他们所学习的是诗书礼乐，所立的志向是文德、品行、忠诚、诚信。因此他们没有鄙陋背理的神色，也没有争斗的声音，却还害怕自己做得不够。所以轻视欺诈谋略，按照德行授爵，按照义理褒奖，使人的行为遵循法度，以一贯的态度对待众人。因此说，勇力若用来伤害君上，就不能登上明堂；百姓知道应当归向何处，也没有二心。所以这种教化不用严厉督促就能成功，政令不用严苛就能治理。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武学制度。那种系着宽大的胡缨、穿着后襟短衣、瞪眼说话、难以按住佩剑而疾视别人的人，就是所谓勇力之人。将要教给他们武术，又用利益来驱动他们，他们怎么会不去做？他们的仪态怎么会不随之改变？他们的风俗难道还能不改变吗？我恐怕即使有智者，也不容易妥善处理后果，何况还要设置博士的职位，扩大弟子的人数；根本上不懂得教化，国家的根本已经渐渐衰弱了。战国时期，天下争相驰骋，于是出现纵横家的学说和技击的学习，用来彼此残杀。即使有些只是私下议论、街巷传说，有司来不及禁止，风俗仍然因此变得浅薄，祸乱仍然因此加长；这是学者非常痛恨、仁人忧虑并加以辨析的事。怎么能去效法它呢？况且从前先王致力于用道义教育太子，不把武力教育放在前面，并不是没有四夷的忧患，实在是担心向百姓显示轻佻。如今既然已经向他们显示轻佻了，道义教育难道还会有用吗？四方之人将会看到什么呢？况且您参与了这项议论，却不能挽救它吗？这是我最疑惑的地方。您的信中说：“时事每天都有更新，只恨我没有亲眼见到。”这难道不是一件新事吗？我已经亲眼见到了，所以姑且写信回答【按：苏轼兄弟当时被称为极其博学多闻，所以他们的文章都典据丰富、内容广博，不可轻易改动。《春秋》时代列国的大夫，没有不是有学识才干的人，能够辨识大事小事，文献记载丰富而文采斐然。后来这样的人寥落了，只有这两位大夫还爱好礼制、尊重古道。柳宗元所说的“森然如同进入群玉之府，典据相连，像圭、璋、琮、璜等玉器排列有序而不失次序”，正可以指他们。刘攽【字贡父，与兄长刘敞一同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中书舍人，博学而擅长文章，论说政事切实正直】

译《七门庙记》嘉祐二年，我任庐州从事，第一次因公事到舒城，看到所谓的七门、三堰【七门堰在今舒城县西南七门山下，三堰的水源都从这里发出。三堰，一是鸟羊堰，在县南十五里；一是十功堰，在县南二十里；一是漕赜堰，在县南二十五里，与七门堰共同灌溉田地二万顷】。我询问当地居民，这些水渠灌溉了多少田地，他们回答说：“总共二万顷。”我查考图书，知道实在是魏扬州刺史刘馥修造的。从魏到现在，已有七百多年了。我于是感叹并赞美他的功劳。两年以后，校书郎包君廓任县主簿，曾经和我谈到这件事。包君对我说：“刘馥确实有功，但是我询问当地老人，又了解到羮颉侯刘信的功劳。起初，汉朝把龙舒的土地封给刘信为列侯【汉高帝五年，因为舒地屠杀达六七年，封兄长的儿子刘信为羮颉侯，食邑在舒】。刘信于是为百姓开凿沟渠，舒地因此能够广泛灌溉，刘信是这项事业的开端。到刘馥时，水利工程废弃了，又重新修治罢了。古代先王的典章说，功劳惠及百姓，就应当祭祀他。像刘信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说是有功吗？可是我遗憾史书有所遗漏，又怜惜舒地百姓没有忘记对他的思念。” 如今我将要为刘信建立庙宇祭祀他，并让刘馥配享，希望您替我记下这件事。我于是答应说：“好。”不久，包君写信告诉我：“庙宇已经谨慎地完工了。”我说：从前汉高帝兴起时，同族兄弟中有才能的，刘贾凭借征伐显名【垓下之战时，刘贾率九江军来会合，后来封为荆王】；刘交出入传达命令，谨慎诚信而立功【即楚元王】。这两个人都分封土地而称王，拥有数十座相连的城池；代王刘喜因为放弃国家而被省免，而他的儿子刘濞也因奋力作战而被封为吴王【刘濞起初封为沛侯，因为跟随军队击破黥布军队，后来立为吴王】。唯独刘信区区只得到侯爵，却能尽心为百姓，兴办万世长久的利益；他的爱护和恩惠，难道能与刘贾、刘濞相比吗？攻城野战、灭国屠邑，是刘贾、刘濞等人所谓的能杀人；而开辟土地、垦殖荒土，使几十万百姓世世代代没有饥饿困乏的忧患，是所谓善于养活人民。把二者相比，简直如天地一般悬殊。然而刘贾、刘濞凭借功劳自我扬名，刘信却没有被记载，难道是杀人容易使人感到痛快，而养活人民却没有明显形迹吗？周公的书说：“使人民有功，叫作庸。”假使刘信生在周公的时代，他所得到的赏赐，刘贾、刘濞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即便如此，刘贾、刘濞死后，早已湮没无闻；而刘信直到今天百姓还在思念并记着他。这就是所谓得到民众拥戴的人；世间的宠禄，当时得到便荣耀，死后就结束了。难道不正是这样吗？事情有可以继承的，君子就继承它，不必一定由自己创始以后才算功劳。像刘刺史这样的人，起于三国乱亡之后，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却独独把农业放在首位；事业一旦建立，直到今天仍长久存在。即使说他只是修复旧有工程，也完全可以称为功劳。我既赞美包君能够顺从百姓的愿望，使侯爵刘信的美德不被遗忘，又因为他的建庙祭祀合乎先王的法度，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与王介甫书》看到了您写给曾公立、议论青苗钱大意的信，不觉感到惆怅叹惋。仲尼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到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吗？”能够审理诉讼、判明曲直，难道不是好事吗？然而圣人的意思把无讼放在首位，是看重在争端尚未形成时就使它平息。如今百姓之所以向官府借取青苗钱，难道是因为他们富足饱满，乐于把多余的钱缴给国家以求名声吗？是公私债务逼迫他们，自己没有所有，只好借贷取息来救急。王介甫主持政事，不能使百姓家家富足、人人充裕，不能消除借贷的忧患，却特意设立借贷的法令，认为这样对百姓有益，难道不可羞愧吗？这实在违背圣人的意思。自三代以来，经过秦、汉，治理国家的方法错杂，风俗也日渐浅薄，向百姓征取的名目成百上千。周公的书中有记载而如今没有的，并不是真的没有，只是按照同类事推论，名称不同罢了。如果有人取周公所说的制度，认为过去没有实行而如今实行，我恐怕不但会重复，还会增加到四五倍。整部《周礼》中，治理财赋的内容超过一半；至于不是治理财赋的部分，还没有听说有一句建立并实行这项政策的话。唯独这一端，却守得像金石一样坚固，难道不是只看见眼前小利吗？如今郡县的官吏正把青苗钱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青苗钱尚未缴足、尚未收到，又催促百姓缴纳两税。郡县官吏害怕被罢免，想办法自我解脱；其中有才能的还能够略微想出办法强迫百姓，才能差的就直接用威力刑罚逼迫他们。这样一来，百姓怎么能不请求借钱？怎么能不缴纳？却说这是他们自愿、无法制止，我是在欺骗谁？欺骗上天吗？凡是臣下向当时的君主进言，劝他恭敬节俭、谨慎小心，这些所谓正道，没有不逆耳难以听从的。等到劝他向百姓谋利取财、放纵心意时，话还没有说完，君主就已经高兴了。所以奸臣争相用谈论财利来求得任用，不再需要引用远古的事例。唐代时，皇甫镈、裴延龄就是用这种办法做到公卿宰相的地位【皇甫镈多次升迁至司农卿，主持度支，改任户部侍郎，唐宪宗时任同平章事，仍兼领度支；裴延龄在唐德宗时升任司农少卿，暂代度支，不久任户部侍郎】。即便如此，这两个人还不敢回避聚敛财物的名声；王介甫却直接以周公、圣人为证，上面对君主使人不能怀疑，下面使朝廷大臣不敢非议，难道竟是这样吗？周公的做法对于桀、跖来说，就像刀斧、枷锁、桁械和接椐一样；商鞅替秦国变法，后来被夷灭；张汤替汉朝变法，后来也被杀死。所制定的法令如果违背人心，从来没有能够保全而获得最终吉祥的。况且朝廷收取青苗钱的利息，声称专门用来补助百姓的不足；等到钱财有了盈余，难道还能用来借给贫民、减免赋役吗？府库一旦充满，我将会看到它不再为百姓服务。对外就崇尚武力，开拓扩张疆土；对内就扩大游观，增建宫室。俗话说：“富足的人不学习奢侈，奢侈也会自然到来，这是自然的趋势。”王介甫一举推行这件事，弊害竟达到这种地步，能不考虑吗？能不考虑吗！吕诲【字献可，开封人，考中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弹劾宋庠，升任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因濮议之争，任御史中丞，弹劾王安石；三次担任谏官，都因弹劾大臣而离职，一时之间以刚直著称】

译《论选部》臣听说汉代诸侯自己可以设置属吏，俸禄四百石以下的官吏由诸侯任用；至于傅、相这样的高官，则由汉朝设置。郡中督邮、从事等官吏，也都由州牧、郡守任用。到了魏、晋以后，才归于吏部。这大概是为了尊崇王朝而削弱郡国的权力。甄别、陶冶官员品流的制度，沿袭至今。天下如此广大，民政是国家的根本，把它交给州牧、郡守，让他们自行选择贤良来辅佐，尚且担心不能得到合适的人，何况专门交给一个部门呢？何况用刀笔文书来衡量人才，按照簿册文书责求实际，限定年限进行考核，把贤能和愚劣的人用同一条道路对待，想使官员没有空缺废弛，百姓归于治理，这能做到吗？而且官员有固定名额，等待入流的人却没有限度，官职随着年数积累，铨选衡量一天比一天混乱，不能救治弊病、澄清根源。郡中的督邮、从事，以及县里的司籍、县丞、主簿、县尉，应当让州牧、郡守举荐征辟，然后由吏部任命；吏部只谨慎管理他们的簿籍，等到考核任职年限应当升迁时，再依据考核优劣来查验，用廉洁操守来推重，用时务来访察，用书判来比较；审察这四项实际表现，分为五等。三等以上的，报给朝廷，应当升任；四等以下的，允许按次序进升；低于四等的，则复核后降退。到三年期满，允许依照次序恢复前职。这样州郡能够得到人才，百姓受到恩惠；即使州牧、郡守的权力加重，而任命仍然出自朝廷，也不会减损吏部铨选考核的重要性。《奏乞致仕表》臣冒昧竭尽愚诚，上奏以触犯圣上的慈恩。何况臣本来没有长期疾病，只是偶然遇到医者用药失当，完全不知道脉象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医生妄自投用汤药，大都任凭主观，稍有差错，祸患便延及四肢，渐渐形成风痹，终于难以行走。不仅害怕肢体痹痛的苦楚，又将忧虑心腹发生变故。病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办呢？即便如此，一个人的身体，本来还不足以令人忧惧；但九族所托付的责任，却实在使我忧虑。因此想到逃避俸禄以苟全性命，不等到规定年岁便归还政权。只是想到自己平素的志向，几乎辜负了圣明的时代；力量既然不足，实在也是不得已。何况我仰仗圣上的明察，早年谋求以孤忠报国，进身并非为了求取左右近臣的容纳，退处也知道荣辱的分别。希望圣上让我保全节操，以成全我的志愿。臣不怕再次烦扰圣听，想请求退休，仍然不愿改任其他官职，请早日赐下允许的诏令【此疏借自身疾病来讽谏朝政，属于讽谏体】宇文之邵【字公南，任文州曲水令】《应诏上疏》【神宗即位，征求意见，于是上疏】天下本来是一家。祖宗创业守成的法度，都在陛下手中。如今正处在谅阴期间，谄谀奸佞的人隐藏不动，正应当时时思念五圣的功德【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仿佛他们常在身边前后。京师是天下诸夏所注视的地方，风俗应当敦厚，却把奸邪浅薄、浮华奢侈奉为时尚。公卿大夫是百姓的表率，应当以名节自我激励，却把趋附权势、追逐利益混杂在一起作为先务。希望用节义、廉耻来教化引导他们，使人知道自我尊重。千里范围的郡，有利的事不一定兴办，有害的事不一定革除，是因为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官加以制约。百里范围的县，有利的事不一定兴办，有害的事不一定革除，是因为受郡守制约。前日赦令规定，属于官府的拖欠负债一律免除，可是有司掌握得更加严紧，催促得更加厉害，使皇上的恩泽不能下达，平民更加困苦。如果选择贤能的人担任三司官员，逐渐把权力放给郡县，那么百姓的疾苦就可以消除了。然后考察《十月》篇中番、棸、蹶、楀等官职兴盛的制度【《大雅·十月》篇中，皇父任卿士，番任司徒，家伯任冢宰，仲允任膳夫，棸子任内史，蹶任趣马，楀任师氏】，用它来保全、安定外戚；考察《棠棣》《角弓》的意义【《小雅·棠棣》是宴请兄弟的诗，《角弓》是父兄讥刺幽王不亲近九族而作】，用它来亲爱和睦九族；兴复衰坠的典章，提拔长期困滞的人，远离夸耀谄媚【《大雅·板》篇说“不要做夸毗”；夸毗是体态柔媚、阿谀逢迎的人】，招来忠诚正直的人。凡是要建立、设置的事情，都一定和大臣共同商议，以扩大它的好处；至于号令、威权和恩福，则应当专门归于君主。这样，天下人都希望看到太平，安坐等待即可实现【奏疏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宇文之邵叹息说：“我不能再做官了。”于是退休】。沈括【字存中，钱塘人。考中进士，后来任延州知州，加授龙图阁学士。因永乐之败获罪，被贬谪】

译《上欧阳参政书》参政侍郎阁下：自周公去世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了。在这期间，能够对天下有所作为的人，大概不过二三人。这二三个人不可等待，而又都没有可以施展的职位。假如时代正好使有这样的人出现，又幸运地遇到合适的时代和职位，天下人都知道他，就像周公对于成王那样，那么人们将怎样期待他呢？他所要推行的天下政事，也一定先从大的方面做起，然后达到无所不举的境地。凡是世间有益于使用的器物，只要有一件不完备，人人都会知道它的缺失。礼乐对于天下的功用最大，然而寂然无声已经一千多年，天下人却从未说它有所缺失，这是因为人们对于圣人的期望已经断绝，不再在心中萌发，于是就像当初从来没有礼乐一样。既然心中已经断绝，又从未在耳目所见所闻中讲求，那么他们把礼乐说成没有缺失而弃置它，必然会使礼乐教化几乎最终废弃。伏惟阁下独立于一世，做天下人的老师，已经三十多年了。您培养贤才、教化天下，没有不如您心意的。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天下的时机和朝廷的职位；如今这两者又已经得到。古代难以等待的人，您在今天遇到了，而且又拥有合适的时机和职位。天下对阁下的期待，以及阁下将如何自处，我愚昧浅陋，不敢在心中预先确定。或者您要推行天下的政事，必定先从大的方面入手，那么礼乐应当早已是阁下优先考虑的事情了。然而考察古代达到大治的时候，法度、文章都非常完备，后世极其兴盛，没有不取法于它的。至于各种技巧器械，以及大小尺寸、黑黄苍赤等形制，难道都能出自圣人吗？百工和各部门官吏，以及市井田野的百姓，没有不参与其中的。他们最终使天下的才力没有遗漏，达到极其完备、极其兴盛的程度，后世无不取法，关键只在于使用得怎样罢了。我曾经得到古代关于乐的学说，学习并通晓了它；对于声音产生的原理、法度施行的方式，以及先圣制作音乐的意图，大体都已领会，写成了一卷书。这也只是百工、众有司所掌握的一种技艺，我不敢默然不献。并非敢认为自己的说法就是正确的，只是认为如果一定要汇集天下人的意见，那么荒诞悠谬的言论也会有人拿来进献。孙觉【字莘老，高邮人，英宗朝进士，历任官职至吏部侍郎，升任御史中丞。孙觉有德行器量，能辨别邪正，素来与王安石友善，最终却不依附他，因此被王安石排挤】《谏行青苗法疏》成周时期的赊贷制度，只是用来救济百姓的急难，不能白白给予。所以按照国家赋税的标准收取利息。可是所谓国家赋税的利息，解释经书的人并不明白。郑康成解释经文，竟引用王莽按赢余收息、年息不超过十分之一作为依据【《周礼·地官·泉府》说：凡是赊贷，祭祀不得超过十日，丧事不得超过三个月；凡百姓借贷的，要和有关官司辨明后接受，以国家赋税的标准收取利息。注说：是说以借贷者为国家服役所缴纳的税作为利息】，这就不应当说周公收取的利息比王莽时期还重。何况《载师》所规定的园圃、漆林之税尤其重【《周礼·地官·载师》掌管按土地征税的方法：园圃二十税一，近郊十一税一，远郊二十税三，甸、稍、县、鄙不超过十二税一，只有漆林之税为二十税五】，这是为了抑制末业。如今因为农民贫乏断绝，将要补助耕作、帮助收敛，却反而按照末业的标准征税，可以吗？所谓国家财用取具，大概是说泉府所掌管的事务：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滞留在百姓手中的物品，都由官府买入或给予，再连同赊贷的办法一起施行。假如专门从泉府取得财用，那么冢宰掌管的九赋【《周礼》说冢宰以九赋征收财货：一是邦中，二是四郊，三是邦甸，四是家削，五是邦县，六是邦都，七是关市，八是山泽，九是币余】将用来做什么呢？圣明的时代应当讲求先王的法度，不应当拿可疑的文字和空泛的说法来谋求治理。如今老臣被疏远而不被听取，辅臣拖延而不就任，门下省执掌政务却不实行，谏官引罪请求离去。臣实在担心奸邪之人结党连群，乘着众情汹涌之时动摇朝廷，沽名钓誉，这不是国家的福气【青苗法施行后，最先提出此议的人说《周官·泉府》记载：百姓借贷要缴纳利息，二十取五，国家财用由此取得。孙觉分条上奏指出这是妄说，王安石看到后大怒。孙觉恰好因事到中书，王安石用话试探他说：“没想到学士也这样。”从此产生排斥孙觉的念头】。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神宗朝考中进士，任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论新法进流民图》【熙宁六年七月不下雨，一直到熙宁七年三月，东北地区的流民扶老携幼堵塞道路；城中百姓买来麻籽、麦麸，混合米煮成稀粥，有的甚至吃树木果实和草根。当时新法又严苛急迫，有人身戴刑具，还背着瓦片、木柴出卖来偿还官府。郑侠知道王安石不可劝谏，等光州任期届满，来到京城任安上门监，把所见情形全部画成图，前往阁门上奏而没有被接纳。于是他假称事情紧急，通过驿马递送上去，交给银台司】臣看到去年发生严重蝗灾，秋冬长期干旱，一直到现在，整个春天仍不下雨；麦苗焦枯，黍、粟、麻豆连一粒也没有长成。近十天来，街市米价暴涨，众人忧虑恐慌，十个人中有九个害怕死亡。正值春天却砍伐树木，抽干水泽捕鱼；大规模营造官府钱财所需的工程，小事也要搜求一升米；草木、鱼鳖也都无法生长繁衍。蛮夷轻慢放纵，竟敢侮辱中原，都是由于内外臣下辅佐陛下不遵循正道，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臣深切思考，灾患有可以招致的道理，却没有可以立即验证的形状；它的形成是逐渐积累而来的，如同狂风暴雨，到了那时便无法再抵御。流血、借尸，等到丧败之后才知道灾祸，这只是愚夫庸人的见识，而古今屡屡如此。圣明神武之人的可贵，就在于能够在祸患尚未发生时谋划，并把灾祸转变为福祉。如今的形势仍然可以挽救。臣希望陛下打开仓廪，赈济贫困；各有司搜刮掠夺、不合道义的政令，一律废止。这样或许可以早日招来和气，上合天心，调和阴阳，降下雨露，以延续天下万姓濒临死亡的生命，并使宗社万万年享有无边的福祉。君臣相遇，贵在彼此知心。凭臣的愚见，我深知陛下养育爱护百姓，胜过爱护初生的婴儿，所以自从即位以来，只要有利于百姓、便利于万物的政令，没有一件不是毅然主持推行的。陛下的心愿，也是希望百姓长寿富足，使他们达到尧、舜和三代盛世的境界罢了，难道会只是区区满足于府库充盈、仓廪富足强大，凭借这些胜过天下吗？可是内外臣下略微也不推明陛下的这番心意，反而肆意贪婪忿恨【《尚书·多方》篇“叨懫”，日钦注说：叨是贪婪，懫是忿恨。○“懫”，反切为▯二】割伤百姓，侵害深入肌肤直到骨髓，使他们困苦不堪、无法生活，却坐视上天的百姓死亡而不加怜恤。

译陛下所存的心思既是那样，群臣所做的又是这样，不知君臣相遇究竟想要做什么？难道只是每天越级升迁，任意发号施令而已吗？臣又想，什么时代没有忠义之士，什么朝代没有贤德之臣，也只在于君主驾驭任用他们的方法如何罢了。古人身在山林田野，从不忘记君主；那些砍柴者、挑担贩卖者，以及普通男女，全都想竭尽自己的力量来辅助君上。陛下的朝廷中，台谏官员默默无言，只是占着职位而不敢进谏；事情发生后甚至还设法规避责任，竟有不敢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至于左右辅弼之臣，又都贪婪卑劣、贪图眼前利益，使那些怀抱道术、具有见识的士人都不愿同他们交谈。不知这是时势使然，还是陛下驾驭群臣的办法使然？如果认为是时势使然，那么尧、舜在位时，便有防、契；商汤、周文王在上，便有伊尹、吕尚；乃至汉、唐的明君以及我朝祖宗的圣明朝廷，也都有大忠义、大贤德的臣子，分布在朝廷内外。君臣之间，就像腹心和手足一样：君主在上面倡导，臣子在下面应和；君主在内廷发出号令，臣子在外面响应。这样美善的德泽向下浸润到昆虫草木，千百世以后，人们无不欣慕并仿效。唯独陛下以仁德圣明当政，以抚养百姓为心，而群臣用来应和陛下的却是这个样子。既然不是时势使然，难道是陛下驾驭臣下的方法不够明察吗？陛下用爵禄驾驭天下的忠臣贤士，却使他们变成这样，这实在不是宗庙社稷之福。一个人在路旁得到一顿饭，便惶惶不安地谋求报答；而终身在父亲那里吃得饱饱的，却不知道感恩，这是庸人的常情。如今那些领取俸禄的人，往往就是这样。但据臣所知，事情不应如此。君臣之间的义理，就像父子之间的道理。因此，既然享受君主的俸禄，就应当忧虑君主的政事，这不过是把侍奉父亲的孝心转移过来，用于侍奉君主罢了。至于说考虑问题不得越出自己的职位，尸祝不能越过祭祀者去代替主祭，管理厨师的事务，就只须使牛羊茁壮；防守、计度之事，都应各守自己的职分而不相互侵犯。然而对于国家安危，只要知道的就没有不说的，难道能在君主忧虑、国家危急之时，群臣却饱食旁观，把国事看成路人的事情而不去救助，还说‘我们各有职守，天下的事情难道不是我们所忧虑的吗’？所以应当知道，朝廷设置官职，职位虽有高下，臣子侍奉君上，忠心却不能有两样。与其得罪主管官署，哪比得上不忠于君父？与其苟且容身于当世，哪比得上得罪皇天？臣之所以不怕死上万次，冒险叩击重重天门，把这些情况告诉陛下，都是因为上面敬畏天命，中间忧虑君主和国家，下面忧虑百姓罢了。至于臣自身，即使使臣粉身碎骨，像一只蝼蚁那样，也没有什么值得顾虑忧伤的。臣私下听说，南征西伐的人，都把自己取胜的形势和山川的形势画成图来献上；但料想没有一个人把天下百姓抵押妻子、卖掉儿女，流离逃散，砍桑伐枣，拆毁房屋，拿到城市去卖，向官府输纳粮食，惶惶然无以自给的状况画成图来献上。先前臣不敢把所听闻的情况直接上奏，只谨慎地把每天在安上门所看到的情形续画成一幅图，虽百不及一，但只要经过圣明的眼睛观看，已经足以令人叹息流泪，何况数千里以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呢？这幅图谨附在奏状之后一并进呈。如果陛下看了图而施行臣所说的话，十日之内仍不下雨，臣就请求在宣德门外斩首，以纠正欺骗君主、怠慢上天的罪行。如果稍有 成效，也请求依法惩处臣越过职分进言的罪刑，臣甘愿等候诛戮。【奏疏上奏后，神宗反复观看那幅图，长叹了好几次，才把它收下。这天晚上，神宗睡不着觉。第二天，命令开封府查核并放免行钱，三司考察市易法，司农寺打开常平仓，三卫备办熙河地区所需的军需，并命各路上奏百姓流散、物资流失的原因。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等法一并停止，共计十八项。民间欢呼，相互庆贺。又下诏责备自己，征求谏言。过了三天，大雨降下，远近都得到充分滋润。辅臣入朝祝贺，神宗把侠所进的图和奏状给他们看，并且责备他们，众辅臣都拜谢。王安石上章请求离职，外界这才知道这些措施施行的原因。群奸咬牙切齿，于是把侠交给御史，追究他擅自发马递文书的罪名。此后新法全部恢复原样，侠因此获罪，谪徙英州。】《御选古文渊鉴》第四十八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四十九卷目录 宋 苏轼 赐给尚书刑部侍郎范百禄准许他请求出任外地官职，不准。诏书：赐给阿里骨的诏书。太常少卿赵瞻可以任户部侍郎。杨绘可以任徐州知州。杨王的儿子孝骞等二人、荆王的儿子孝治等七人，一并任诸州团练使。李承之任青州知州。韩维的父亲韩亿追赠冀国公。赐给韩绛关于他第二次上表请求退休而不准的诏书。赐给新近任命、取消退休资格、仍任光禄大夫的范镇诏书，命他赴朝。赐给太师文彦博请求退休而不准的诏书。批答。赐给文武百官、太师文彦博以下官员上第一表请求举行音乐而不准的批答。又。赐给宰相吕公著请求罢去宰相职位、改任一个外地职务而不准的批答。又。赐给太师文彦博请求退休而不准的诏书。赐给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新任成都府知府王安礼请求改任陈州、颍州等一郡知州而不准的诏书。赐给宰相吕公著上第一表请求退休而不准的批答。赐给宰相吕公著上第二表请求退休而不准、驳回此后奏章的批答。太皇太后赐给门下省的亲笔诏书。上给神宗皇帝的书。拟作进士面对御试时应答的一篇策论。代张方平劝谏用兵的书信。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第四十九卷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干学】等奉 诏编纂注释。宋 苏轼【字子瞻，眉山人。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官做到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广博通晓经史，每天能写数千字文章。他的文章体势浑厚深广、光辉灿烂，雄视百代。神宗常常感叹他是奇才。曾出任杭州、扬州知州，每到一地往往都有卓异的政绩。】赐给尚书刑部侍郎范百禄请求出任外地官职而不准的诏书。【苏轼在元祐元年任知制诰，二年任翰林学士，四年三月出任杭州知州，这些诏书草稿都是元祐初年所作。】周成王命令君陈说：商朝遗民犯罪在刑狱之中，我说：‘该判刑的，你只管不要轻率判刑；我说：该宽宥的，你只管不要不加宽宥，总要合乎中正。’【以上都是《君陈》篇的文辞。】古代主管官吏同天子商议可否，大概就是这样；何况公卿之间议论有不同意见，难道能不把自己的说法全部讲出来吗？按惯例，事情有的归中书省，有的归主管官署，本来就应该审慎处理，使它归于最恰当的结果，卿却因此想要辞去职位【当时诏令天下，凡审判不当而擅自复审的都要治罪。主管官署再三请求复审，往往歪曲事实以求合于法律。范百禄说：‘熙宁年间的法律规定，案件如果没有可疑、可冤而需要勘验的，就免于驳回重勘；近来却有下诏弹劾之事，所以官吏畏惧躲避，甚至不惜论人死罪，于是把五年中判死刑而获得宽免的数字分条上报。门下省仍然驳正那些本应宽免的案件；按惯例属于主管官署的案件又退还中书省，范百禄再次争辩，后来全都听从了他的请求。】这不是古人的道理。你应更加修治自己的职务，以符合我的心意。赐给阿里骨的诏书【阿里骨是吐蕃别部董毡的养子。元丰年间兰州之战有功，从肃州团练使升任防御使。董毡死后，阿里骨继位；元祐元年任河西节度使，封宁塞郡公；二年据有洮州；三年上表谢罪，诏令熙河地区不得出兵，照旧允许进贡。】你的祖先世代笃行忠孝，本来天天同西夏贼人交战，也只是依仗我朝廷所授爵位官秩的尊荣，才能保全你子孙和众多百姓。因此朕命令你继承首领之位，然而自从你承袭以来，强悍的酋长在外擅自行事，你不能加以禁止，任由他们肆意妄为，终于占据洮城，侵犯王朝的疆界【阿里骨逼迫鬼章让部众占据洮州，鬼章又派他的儿子结咓龊入侵。】暗中联结西夏贼人，约定日期盗掠边境。朕怜悯所属羌人的无辜，出动偏师前去问罪，首恶被俘，其余党羽逃散【岷州将领种宣收复洮州，擒获鬼章，用囚车押送京师。】山后地区已经平定，黄河以南也已安抚归服。朕想，你率领豪酋守卫疆场，是你世代的功劳；背叛君父而跟随仇敌，难道是你的本意吗？希望你能够改过，朕还不忍出兵。如今果然带着贡物前来，确实愿意洗心革面、表示归顺。你既然已经知道悔改，朕还要求什么呢？已经命令河东、河西诸路不再出兵，并且除去已经招纳到的部族之外，停止招纳；照旧允许他们分批往来贸易，并到京城进贡。你应当约束同族，共同保卫边疆，期望恩宠俸禄能够长久，知道大恩难以再得，不要让这次来发的誓言又成为空话。太常少卿赵瞻可以任户部侍郎。【赵瞻在神宗时任开封府判官，曾多次进言，因正直而有声望。王安石执政时，赵瞻陈述免役法的十项弊害，王安石想让他帮助自己，便让党羽以知杂御史职位诱引他；赵瞻不接受，出任陕西转运副使，历任沧州知州。哲宗即位后，又被召回。】治理财政必须端正名义，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这叫作义。【《易·系辞》。】先王谈论治理财政，必定接着讲端正名义。名分端正，言语就顺当，财物才能得到治理，百姓才能得到纠正。近来那些只讲功利的臣子，谈政事却不涉及教化，谈利益却不涉及义理，朝廷内外纷乱不已。朕更加注意到这一点。具官赵瞻，明了吏治事务，又以经学修养辅助自己；他的忠义节操，虽年老也没有衰退。因此从太常寺卿的位置上擢升为掌管国家财政的副职，是要使四方之人知道：我让一位年高而有旧德的人担任此官，实在是有意彻底改变旧弊。杨绘可以任徐州知州。【杨绘在神宗初年任知谏院，多次进言，有直声。王安石执政时，杨绘陈述免役法的十项危害，出任亳州知州。元祐初年，又任天章阁侍制、杭州知州。这里说任徐州知州，史书没有记载。】有些士人拙于为自己谋划，却善于治理百姓；疏于防范自身祸患，却周密地谋划国家大事。他为自己打算虽然错了，朕又何必厌恶他呢？先帝兴起之初，首先擢用你，把你置于台谏之列，以正直宽厚著称。你的言论虽未能在当时取得成效，因为轻信而简易地处理事情，误用了不合适的人，因而获罪废置了十年。你却陶然自得，诗人所说的‘岂弟君子’，大概就是你这样的人。彭城是大州，是我的股肱之郡；如果政事成功、百姓喜悦，朕不会忘记你。扬王的儿子孝骞等二人、荆王的儿子孝治等七人，一并任诸州团练使。【英宗第二子吴王颢，哲宗初年改封扬王；第四子益王頵，哲宗初年改封荆王。颢在神宗时多次请求出居外地，奏章一上便被拒绝。元祐初年，才赐给他咸宜坊第一宅第，题榜为‘亲贤’。他的弟弟頵的宅第与他相对，皇帝和三宫一同临幸，留宴终日。授颢为太尉，并命他的诸子都赐予官职，于是下达制书。】先皇帝深厚地珍爱兄弟之情，以恩情胜过常义，不准两位叔父出居外地，大概是周武王对待周公、召公的心意。太皇太后严守朝廷的礼制，以义理节制恩情，开始同意他们的请求，让他们出居外宅，取得了孔子疏远自己儿子的意思。两位圣人所做不同，但都归于正道，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朕侍奉两宫，巡行新宅，回头看望，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不觉流下眼泪。从前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做什么事情最快乐，东平王说：‘行善最快乐。’明帝认为这话说得好，于是送给他十九枚列侯印。诸子年满五岁以上的，都让他们佩带，把这件事写入简册，天下人并不认为这是偏私。如今王的诸子天性忠孝，渐渐受到礼义熏陶，从能够穿衣以上，个个都高大端正，具有成人的气度，朕非常嘉许。现在各自晋升一级官阶，来帮助他们享受行善的快乐，希望你们努力啊！不要辱没你们的祖父、父亲，为国家增光。李承之任青州知州。朕向东眺望齐鲁之国，黄河、泰山之间沃野千里，人口众多，商贸农业兴盛，儒士侠客杂居其间，可以用宽宏厚重、长者式的治理来对待，不宜拘泥于细节而让严苛的法吏治理。具官李承之出身甲族，世代都是名臣，多次任职都有功劳，见识宏大。因此朕命令你治理这片东方土地。从前曹参治理齐地，向他的老师盖公询问治国之道，盖公说：‘治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会安定。’你应当以他的话为老师，这样朕就嘉许你。韩维的父亲韩亿追赠冀国公。

译朕听说仁宗在位长久，和周成王、周康王相同；当时人才兴盛，不比汉武帝、汉宣帝时差【汉武帝、汉宣帝】。这就像储备药石等待疾病，像种植梓树、漆树以备制作器具。如今朝廷内外文武官员的选拔，大多是庆历、嘉祐年间的人。何况其中有些当时的老成之臣，曾参与当年的重大政务，德行功业传于父老，仪范法式显现在子孙身上，姓名载入国史，形象供奉在原庙。朕不禁慨然想见这些人。具官韩维的已故父亲韩亿，年轻时便禀有奇异才干，入仕凭借正直之道，出任地方官时是循良之吏，入朝则为有名的卿士。一生享有福禄而无人指责，富贵延续数世而上天也不厌弃他。他实在生了三个儿子，辅佐了两朝【韩亿有八个儿子：韩综，任户部侍郎、宝文阁待制；韩绛，任陕西宣抚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维，任门下侍郎。】旌旗往来交错，仪仗设施彼此相连。朕想使他的家庙更加荣耀，而他的爵位在人臣中已经达到极限，于是改封为大国，进一步彰显尊贵的名声。希望使昭陵的老臣永远成为北方的屏藩辅弼。赐给韩绛第二次上表请求退休而不准的诏书。朕以微薄之身向诸位老臣求助，你们都在艰难时局中，不推辞朝廷内外的劳苦，为什么却接连上表，坚决守着归隐的意愿呢？难道是朕不能像周文王那样供养老臣，而身边没有子思那样的贤者吗？朕反复叹息，仍不能明白你的意旨；朕的心意不会改变，你姑且安心吧。赐给新近任命、取消退休资格、仍任光禄大夫的范镇赴朝诏书。有德的君子，凭借精神和声望就能折服强敌；譬如麒麟、凤凰能够制服凶猛的鹰隼。朕虚心在近前安排座席，招致诸位老臣，并不是一定要把具体事务委托给你们。只要有白发老者安然在位，朝廷就会尊严，奸邪盗贼就会消灭伏诛。卿虽然年老，却一心向着王室，不要害怕往返几舍的劳苦，以满足朝廷内外的期望。赐给太师文彦博请求退休而不准的批答。卿历仕四代【文彦博历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做万民的师表，对功名没有羡慕，对富贵却已有厌弃。你之所以忘记自身、为国尽力，舍弃安逸而趋赴劳苦，难道是有所求才这样做的吗？完全是为了先帝的恩德和百姓的缘故。卿在朝廷，就像玉在山中、珍珠在深渊，光彩不必显露，草木自然各遂其生。你进退取舍的时机，关系到的得失并不轻。过去周文王善于养老，姜太公自然前来；鲁穆公不能礼贤，子思身边的长者便离去了。卿替自己谋划当然很好，难道唯独不替朝廷珍惜自己吗？药物调养稍有间隙时，便到朝廷走动；住在家中的快乐，和这又有什么不同呢？赐给文武百官、太师文彦博以下官员第一次上表请求举行音乐而不准的批答。礼达到极致时，反而不需要文饰；哀痛深重时，也不拘泥于礼节。因此禫祭时不奏乐【《檀弓》说：孟献子禫祭时悬挂乐器却不奏乐，孔子说：‘献子已经比常人高出一等了。’】。古人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琴声不能成调，君子却认为这是知礼【《檀弓》说：孔子服丧期满后五日弹琴，琴声不能成调；子夏除丧后前来，孔子给他琴，他调和琴弦却不能调和，弹奏也不能成声，于是起身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超过它。’】。朕因为宗庙社稷的重任，勉强承继先帝的遗业，登上他的职位，内心惊惧；使用他的器物，悲伤地流下眼泪。尚未报答昊天无边的恩德，常常怀着终身不能忘却的忧伤【《檀弓》说：丧服三年是丧期的极限，但亲人亡故以后仍不能忘记。因此君子终身都有忧伤。】朕想听从众人的意见，赶快举行完备的音乐，可是钟磬琴瑟都是使人悲凄的声音，干戚羽旄都是刺痛眼目的器物。哀痛既然还没有消失，欢乐从哪里产生呢？再次读到你们的奏章，只是更加增添感伤和仰慕罢了。又。停止音乐的制度【《舜典》说：三年之中，天下停止各种音乐】，虽然到三年时已经结束，但追念先人的私情，难道要等到另一个月才谈吗【《檀弓》说：大祥祭后穿缟服，当月举行禫祭，另一个月才奏乐】？钟磬等乐器摆在面前，内心悲恻，仍不能安宁。朕不会因为一己的忧伤而废止天下的欢乐。如今它们用于郊祀、宗庙和军旅，州里之间也弦歌相闻。唯独把剩余的哀痛保留在宫禁之中，朕认为在义理上没有妨害。因此这样实行而不疑虑。赐给宰相吕公著请求罢去宰相职位、改任一个外地职务而不准的批答。如今一切祸患，所缺的并不是人才。凭卿深厚的爱君之心，一定能制定长久的谋略。你淡泊无私，可以把裁决曲直的权力托付给你。到现在已经两年，各项政务都走上正轨，事情已经安排就绪，百姓也稍稍安定。至于风疾多次发作，也是高年人的常见情况。卿要好好进食来调养自己，为国家稍稍安心。譬如盘中的止水，哪里还须劳心去照见万物？内心尚且不劳累，更何况身体的力量呢？又。朕以天下如此广大，知道做君主很难，常有如同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那样的忧惧【《书·五子之歌》说：‘我面对亿万百姓，凛然如同用朽绳驾驭六匹马。’】，又有如同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那样的恐惧【贾谊语】。正要依靠众多士大夫同心协力，早晚思虑，弥补政事的缺失。如今朝廷内外任职的官员，都在竭尽力量；他们把我们一两个老臣的进退作为进退的标准。卿如果无故引退，人们将相互观望而自行疑虑。何况边境还没有安宁，军队和百姓多有变故，而朕身边的老臣反而先为自己求取安逸，那么那些疏远的臣子凭什么责令他们竭尽劳苦、勉力辅佐？这样就不能期待事情取得成功。赐给太师文彦博请求退休而不准的诏书。【文彦博以太尉身份任河南府判官，请求告老，朝廷加授太师后准其退休，居住洛阳。】谈论道义时，就不应计较年龄，卿不能因为年纪已高而提出请求；论说德行时，就不应以力量为重，卿不能因为力量不足而推辞。从内心作出决定，义理有不可改变之处，难道因为你多次请求，就废弃将要完成的功业吗？体察君主最深的心意，以安慰公众的议论。赐给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新任成都府知府王安礼请求改任陈州、颍州等一郡知州而不准的诏书。【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因吕公弼推荐，神宗召见应对，想迅速任用他；由于王安石当权，他推辞而任崇文院校书。元祐年间，加授资政殿学士。考察《宋史》，王安礼历任扬州、青州、蔡州三州知州，没有记载他任成都府知府。】朕想到西蜀土地狭窄而赋税沉重，百姓柔弱而官吏放纵，徭役刚刚确定，农民又受到官府不得其法的驱使，将会不胜其弊。只有朕身边值得信任的臣子，明察而不苛刻，宽厚而有决断，才能严肃遏制傲慢的官吏，扶助养育弱小的百姓。卿虽然有风疾，也要勉强替朕前去，常常接近药石，努力办理道路上的事务，以符合朕的心意【王安礼患风痹，任知州时常卧在帐中处理政事。】赐给宰相吕公著第一次上表请求退休而不准的批答。

译朕看了奏表，知道卿三代都做过宰相【吕公著历事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当时的贤臣如蓍草灵龟，不求齐备；用来取士，卿可与房乔相比；谋划长远而不争强，有谢安的风度。因此能够安定整治我们的国家，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政事有元老主持，人们没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却厌倦政事而请求归隐，不再替国家作长远谋划？如今官员冗滥、财用匮乏，年成艰难、百姓贫困，国运难以安定，国家大政尚未确定。正当勤力进行修治时，却突然更换工师，人们会怎么说？势必不能答应你告老的请求，朕不愿再听到这件事。赐给宰相吕公著第二次上表请求退休而不准、驳回此后奏章的批答。朕看了奏表，知道宰相不能自行任意行事，君主也不能只凭自己作决定。朕想辨识人物的忠诚与奸邪，所以把卿当作能照见一切的水镜；朕想知道利害的轻重，所以把卿当作权衡。只要明白这番心意，即使年老也仍然强健。与其轻易抛弃轩冕、独善其身，哪比得上优游于朝廷，同时享有治理国家的快乐？更加坚定地奉行这个道理，不要再说退休的事了。太皇太后赐给门下省的亲笔诏书。【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哲宗即位后尊为太皇太后。群臣请求她临朝处理政事，她不答应。她的侄子公绘、公纪应当升任观察使，她竭力阻止。哲宗前后请求两次，她只让他们升一级官阶。又因为官员冗滥应当裁减，削减外戚恩泽的四分之一，用作宫中费用。先下诏书。】诫谕门下省：官员冗滥的祸患，形成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流弊发展到极点，确实集中在今天。按缺额计算官员数量，竟多到相差一倍有余。上面有长期闲置、失职的官吏，下面就有受害而无处申诉的百姓。因此命令大臣考察探求它的根源。如果不裁减通过入流途径任官的人数，就无法澄清选拔士人的源头。现在我亲自以微薄之身率先天下。还记得我临朝之初，曾命主管官署防止补授私人亲旧，然而没有规定限额。自念德行浅薄，哪里敢同前人相比？已经下诏，宫廷家庭的恩泽只按母后的标准办理。如今还要再次削减，以表示一定实行。先帝托付之深，天下责望之重，只要有利于社稷，我连自己的身体都不吝惜，何况这种私人的恩泽，实在微不足道。忠义之士应当明白我的诚意，各自忘掉顾念内亲的心思，共同形成节俭的制度。今后每逢圣节大礼、生日应当给予亲属的恩泽，一律减去四分之一。皇太后、皇太妃也照此办理。上给神宗皇帝的书【熙宁二年二月，任命王安石参知政事，商议施行新法。苏轼认为不便，而且许多新进之士都凭借进言而得到官职。台谏官中议论新法不合适的人，先后被罢免斥退。熙宁三年，苏轼上书论说此事。】臣想要说的有三件事：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纲纪，仅此而已。人没有不有所凭恃的：臣下凭恃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小民；凭恃陛下的法令，所以能够制服强暴之人。至于君主所凭恃的又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凛然如同用朽绳驾驭六匹马。’【《书经·五子之歌》】这说明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处境了。百姓聚集起来就成为君臣，离散开来就成为仇敌；聚散之间，不能有丝毫差错。因此天下归附拥戴他，称作王；人人各怀异心，就称作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凭恃的不过是人心罢了。人心对于君主，就像树木有根、灯火有油、鱼儿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一样。树木没有根就会枯槁，灯没有油就会熄灭，鱼没有水就会死亡，农夫没有田就会饥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困。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不可逃避的灾祸；它之所以可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喜欢灾祸、喜爱灭亡、神志狂乱、丧失志向，怎么敢放纵自己的胸臆，轻易触犯人心呢？从前子产烧掉盟书来平息众人的言论【襄公十年，子孔执政，制定盟书，规定大夫、各司和门子不得违背，准备诛杀违者。子产说：‘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愿望难以实现，不如烧掉它来安定众人。’】，又用土地贿赂伯石来安定大族【子产执政时，有事求于伯石，便把一个邑送给他，说：‘没有欲望实在很难做到，何必吝惜一个邑呢？’】，就是因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愿望难以实现。孔子也说：‘取得信任以后再役使百姓，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你在虐害自己。’只有商鞅变法时不顾人们的议论，虽然能够很快使国家富强，却也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使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恩德；即使取得天下，很快也会灭亡。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免不了背负罪名逃走，诸侯不肯接纳他，后来被车裂处死，秦国人也没有为他悲哀。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失去众人而灭亡；田恒虽然不仁不义，却得到众人而强大。因此君子还没有评论事情做得对不对，首先要观察众人心中的拥护或反对。谢安任用诸位桓氏成员，未必完全正确【谢安击败苻坚后，建立了大功，担心桓氏失去职任，于是等桓冲死后，荆州、江州没有刺史，便任桓石民为荆州刺史，调桓伊到中流，任桓石虔为豫州刺史；彼此没有怨恨，各得其所】，但众人乐于接受，于是国家安定。庾亮征召苏峻，未必完全错误【晋朝历阳内史苏峻有反叛意图，征军使庾亮以大司农的职位征召他；苏峻请求给他一个荒远郡守的职位，庾亮不许，于是苏峻反叛】，但形势不允许，反而造成危险和耻辱。自古至今，从没有顺和易简、同众人心意而不安定的，也没有刚强果断、独断自用而不危险的。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不悦了。朝廷内外，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说祖宗以来治理财用，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宋初设置三使：盐铁使掌管山泽之利，度支使掌管财赋数目，户部使掌管户籍。后来又设置一使总领三司，称三司使，有副使、判官，也称计省，地位仅次于执政】等官员，至今已有百年，从来没有耽误过事情。现在却无缘无故又创设一个机构，名为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内廷讲求，四十多个使者分赴外地经营办理。开端宏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法令新奇，官吏都惶惑不安。贤者想寻求其中的道理却不可得，免不了忧虑；小人则凭自己的猜测揣度朝廷，于是把它说成诽谤。人们说陛下身为万乘之主却谈论财利，说执政大臣身为天子的宰辅却治理财用。商人不再经营，物价飞涨。近处从淮甸，远处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纭。有的说京师正店要商议设置监官，有的说边远深山将实行酒禁，有的说要拘收僧尼的常住财产，有的说要削减军吏俸禄，类似的话多得数不完。更严重的，甚至认为这是想恢复肉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这些话一传出，百姓就要惊疑顾望。陛下和二三位大臣也听到了这些议论。然而你们都不加理会，只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这样的意图，何必顾虑人们的议论？’人们的话虽然未必都是真的，但只要有类似的迹象，就会招致诽谤。一个人必须贪财，别人之后才会怀疑他偷盗；一个人必须好色，别人之后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如果不设置这个使职，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士人都忠厚，而今年的士人都浮薄吗？孔子说：‘工匠想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如今陛下拿着求利的工具，却讳言求利的事情；有求利的名义，却推辞求利的意图，即使每家都安排一个人来为自己辩解，即使在市场上陈列千金收买人心，人们也一定不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制置三司条例使，是求利的名义；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使者，就是求利的工具。驱赶鹰犬进入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打猎。’还不如放开鹰犬，让野兽自然驯服；拿着网罟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捕鱼。’还不如丢掉网罟，让人们自然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谗言邪说、招来和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根本，没有比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办法。聪明人的谋划，贵在不留下痕迹。汉文帝、汉景帝的政绩，史书几乎没有什么可记载的事情；唐代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传记也没有什么可载述的事。然而天下谈论治理的人都称道文帝、景帝，谈论贤臣的人都称道房玄龄、杜如晦。这是因为事情已经建立、痕迹却看不见，功劳已经完成、人民却不知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哪里只是用兵如此，任何事情都一样。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之一还没有得到，却已经把痕迹遍布天下，像泥中的野兽争斗一样，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尚书》说：‘谋划同卿士商议，直到普通百姓，大家融洽一致，才会达到大吉。’ 如果反对的人多、赞同的人少，那么静止不动还会吉利，贸然行动反而凶险。如今上至宰相大臣，已经辞职或请求免职而不愿参与【当时富弼、司马光都因争论新法而被罢免】，那么外界的议论，当然也可以知道了。宰相是臣下，尚且不愿以此事玷污自己，而陛下却独自安然承受这个名声而不辞，实在不是臣愚昧所能理解的。君臣早晚辛劳，已经将近一年了，可富国的成效却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当时在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设立均输法条例司，由发运使薛向主持其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作为囤积收买之用】，祠部只度僧五千多人罢了。用这样的办法，谁不会做呢？况且派遣使者四处横行，本来就不是好的法令【以下谈各类提举使扰害州郡】。汉武帝派遣绣衣直指【汉武帝担心东方盗贼，于是派光禄大夫范昆等人穿锦衣、持节和虎符发兵攻打；使者所到之处，可以擅自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桓帝派遣八使【汉安元年派杜乔、周举、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巡州县；刺史二千石中有贪污的，便由驿马上报，墨绶以下官员则可当即逮捕举劾。这其实是顺帝时的事情，这里说成桓帝，错误】，都是因为郡守县令治理混乱，盗贼公开横行，出于没有办法，才采取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比得上汉文帝、汉景帝，当时要求郡县办成政事，从来没有派遣使者；到了孝武帝，认为郡县办理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促，一直到萧齐，这种弊病仍未革除，所以竟陵王萧子良上疏极力谈论此事，认为这些使者早晨辞别宫门，态度马上就不同；晚上住在州县，威福便随意施行，驱赶逼迫驿传，折辱郡守县令，使公私都受到烦扰，百姓无法生活。唐代开元年间，宇文融上奏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赴天下，招抚迁徙的户口，检查追责隐漏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景、杨相如都认为不便，先后被罢免贬斥。虽然查得八十多万户，但都是州县迎合上意，把主人说成客人，把少数说成多数；后

译来让百官在都省集体议论，公卿以下又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不妨取来有关记载读一读，看看他们所做的究竟对不对。近来均税、宽恤等事，官员车盖往来相望，朝廷也很快觉察到它的错误，可天下至今仍把它当作诽谤的材料。还没有几年，是非就已经非常清楚；臣担心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况且现在派遣的使者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官位低而权力重。人位低而权力重，就会使人们多不服从，有时甚至导致轻慢而发生争执；事情少而人员多，就没有办法建立功劳，必须制造事情来搪塞责任。陛下虽然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常情，是不遵从诏令的字面而遵从其中的意图。如今朝廷的意图，是喜欢变动而厌恶安静，喜欢相同而厌恶不同；意旨所指之处，谁敢不顺从？臣担心陛下的赤子百姓从此没有安宁的岁月。至于所要实行的事情，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它困难【以下谈水利难以成功。当时新颁布农田水利约束，古代废弃的陂塘堤堰都应兴修恢复】。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河流，自从有百姓以来，从未用来种稻。秦地人的歌谣说：‘泾水一石，其中有泥数斗，可以灌溉又可以施肥，使我的禾黍长大。’什么时候说过‘使我的粳稻长大’呢？如今想筑陂塘使水清澈，要种一万顷稻，就必须有一千顷陂塘；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满了。陛下仓促相信这种说法，就会派人察看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以为陛下有意兴修工程，上面耗费国库，下边耽误农时。一旦堤防开裂，河水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把提出建议的人肉食，又对百姓有什么补益？天下长久太平，百姓和物产繁衍，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略尽了。如今想凭空访求水利，正所谓‘追逐鹿却没有虞人引导’【《易·屯卦》六三爻辞，说追逐鹿而没有虞人引导，就不能得到鹿】，哪里只是白费力气，必定还会造成极大扰乱。凡是所谋划的工程，不问利弊，对参与的人怎么办呢？小的按事情给予酬劳，大的衡量才能加以录用。如果主管官署阻挠，就加重处罚，罢免降职，不因赦免而宽宥。如果才力不能胜任兴修，就准许上奏请求更换；这样赏可以说重，罚可以说轻。然而始终不说，各色人等如果妄自申报，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兴起工程劳役，应当获什么罪。这样一来，妄庸轻浮、奸猾浪荡之人就会从此争相谈论水利。成功了有赏，失败了却没有惩罚，主管官署即使知道事情疏漏，哪里能立即压制退却？各处追集老少百姓来察看是否可行，官吏士卒所到之处，鸡犬都被扰得一空。如果不是确实难以实行，就必须姑且兴起劳役。为什么呢？阻挠工程的罪重，错误兴工的过失轻；人们大多爱惜自身，形势必然如此。况且古代的陂塘废堰，多被附近的人侵占耕种，岁月既久，已经同永久产业一样。如果想兴修恢复，就必须彻底收回民心；有的地方还会因此动摇，这不是好的政治。又有喜欢诉讼的党徒和多有怨恨的人，妄称某处可以修筑陂渠，企图毁坏仇怨之人的田产；或者指称他人的旧业是官府的陂田，冒称租佃的诉讼必定比今天增加一倍。臣不知道朝廷本来没有事情，为什么偏要实行这个办法呢？自古役使百姓必定要用乡户【以下谈雇役法不妥。】宋初规定各州民户分为九等，上四等按贫富轻重服役，其余五等免役。到这时，命令乡户按照财产多少分别出钱雇人充役，称为免役钱。坊郭等第户以外，单丁户、女户、寺观、品官之家过去没有杂色徭役而出钱的，称为助役钱。】这就像吃饭必须用五谷，穿衣必须用桑麻，渡河必须用舟楫，在地上行走必须用牛马。即使其中有时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最终也不是天下可以长期实行的办法。如今只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县实行雇役，就想把它推广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岷蜀的蹲鸱，便想因此废弃五谷，难道不困难吗？又想把各地的坊场官卖，用来充作衙前雇工的钱【宋代役法中，衙前负责官物，里正负责赋税，耆长负责捕盗；衙前掌管仓库、坊场、纲

译运等差役，最为困苦。过去用坊场钱酬劳他们，到这时命令酒税坊场由官府自行出售，把所得钱同免役钱一起按等级发给他们。考察起来，坊场钱就是所谓市租】，即使有长期服役的人，也再没有酬劳。长期服役所得已经很少，从此必定逐渐衰散，那么州郡事务的困顿憔悴也就可以知道了。士大夫舍弃亲属、抛下祖坟而到四方任官，尽力办事之余，也想获得一些乐趣，这是人的至情。

译如果凋敝得太厉害，供应膳食和传递公文的机构都冷落萧条，那就像衰败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盛大景象。陛下如果确实考虑到这一点，一定不会这样做。况且如今法令没有比治理军队更严的，军法没有比惩罚逃亡更严的。禁军逃亡三次、厢军逃亡五次，大概都处以死刑。然而逃亡的军人常常遍及天下的一半，难道不知道雇人服役和厢军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人逃亡，又凭什么治罪？那样一来，他们所受的罪势必比逃军轻，他们的逃亡一定会比今天更严重，做他们的长官岂不就更困难了吗？近来虽然允许乡户多少可以雇人服役，但如果所雇的人逃亡，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却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种税目，称为“庸钱”，用来供官府雇人；这样，雇人之责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从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法〔指夏、秋两税，夏税不过五月，秋税不过十一月〕，按照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赋税数额来确定两税的定额，那么租、调和庸已经一并包含在两税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又要征收庸钱？圣人制定法令，必定会为后世考虑，怎么可以在常税之外再生出新的税名呢？万一不幸，后世遇到贪欲很重的君主，又有聚敛之臣辅佐，庸钱没有废除，差役仍然存在，使天下人怨恨愤怒，追究祸患的由来，一定会有人承担这个罪责。又想让城市中按等级划分的百姓和乡户一同服役，让有品级官员和有权势人家的子弟与普通百姓一起服事〔宋初八品以下官员死亡后，其子孙服役同于编户；景祐年间才特予免除，宋代把官户称为形势户〕。他们的说法是：《周礼》说田地不耕种的人要交纳屋粟，住宅不种桑麻的人要缴纳里布；汉代时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些就是他们借以自圆其说的根据。古代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是百姓养活官府；给官员田地却不耕种，劝他们务农却不尽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离开去经商，这种情势本来就会如此，怎么还要称作服役呢？况且一年戍守不过三天，雇人代替三天，费用不过三百钱。如今所谓三大户之役〔据《文献通考》，吕惠卿议定，嘉祐年间下诏造簿，委派县令、县尉和贵户长，登记三大户的人口、丁口、税产和财力，分为五等〕，从公卿以下没有谁能免除，它的费用难道只三百钱而已吗？大致说来，事情如果确实可行，不必处处都有古代成例；如果百姓不喜欢、社会习俗不安定，即使经典中有明文，也不能消除怨恨。如果实行这两件事，必定会引起怨恨。女户、单丁，大概是百姓中最困穷的人。古代君王首先要致力于救济他们，如今陛下却首先想让他们服役。这些人如果不是户口将要断绝却还没有灭亡，就是家中有男丁但年纪尚幼；假如宽限他们几年，他们必然长成成年而服役，直至老死而终。官府富有四海，难道忍心不加以怜恤吗？孟子说：“最初制作俑来陪葬的人，恐怕会断子绝孙吧！”《春秋》记载“作丘甲”，采用田赋，都是因为最初创制这些办法就给百姓造成祸患。青苗钱从古以来就有禁止〔以下说明青苗法的弊端：宋代原有常平仓，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粮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以赈济百姓；到这时却命令转移常平仓的本钱贷给民户，收取二分利息，春季发放，秋季收回，称为青苗钱〕。如今陛下刚开始制定成法，每年常常实行，虽然说不许强迫摊派〔指强行勒令、配给百姓贷款〕，但几代以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会这样做吗？将来天下人怨恨它，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痛惜吗？况且东南买绢本来使用现钱，陕西购买粮草也不许折兑，朝廷既有明文规定，主管部门又经常执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抵盐，买粮草未尝不折抵钞，于是可知所谓不许强迫摊派青苗钱，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像治平初年挑选刺取义勇〔治平元年十一月，规定陕西百姓三丁取一，在背上刺字，编为义勇军，发给钱二千〕，当时诏书安抚晓谕，明明说永远不让他们戍守边疆，写在文书上，有如盟约。到如今才过了几天，议论已经动摇，有人说要用他们替换返还的东军，有人想用他们抵换弓手；这样的约束难以凭信，难道还不明显吗？即使这道命令坚决实行，果真不强迫摊派，计算其中自愿应募的民户，也一定都是孤贫而无力维持生计的人家；如果自己有余财，哪里会愿意同官府交易？这些人遭到鞭打催逼既已十分急迫，接下来就会逃亡；逃亡之后，就会把差役均摊给邻里和保甲，这种局势是必然会出现的，按道理也必然如此。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完备到极点：守约而实行的范围广大。假使一万户的县邑已经储存了干斛粮食，到粮价上涨时，市场上有千斛粮食出售，物价自然会平稳。一地的粮价平稳，一个州的粮食就自然充足，既没有拿着瓢乞讨的弊病，也没有里正催逼驱赶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常平法改成青苗法，每户只贷一斛，那么一千户以外，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的官钱常常嫌少：如果把钱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可以放贷；如果留下钱用来放贷，那么能够收购的粮食又有多少？由此可知，常平法和青苗法在情势上不能并存；破坏常平而成就青苗，丧失的东西更多，既亏损官府又损害百姓，到后悔时还来得及挽回吗？臣私下推想，陛下若想考察实际情况，必定也会询问别人；人们知道陛下正要大力推行，必然会说这种办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怕不能把这种说法当作依据。怎么证明这一点呢？臣不久前在陕西见到刺取义勇的事，提举各县事务，曾亲自走访那些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命出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服役；这是迎合上意、求取宽容，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不然，山东的盗贼，秦二世为什么没有及时察觉〔秦二世时，谒者派往东方回来，把反叛的消息报告给他，二世大怒，将谒者交给法官；后来使者到来，二世询问，回答说：“各郡郡守、郡尉正在追捕群盗，如今已经全部捕获，不值得忧虑。”二世听后很高兴〕？南诏战败，唐明皇为什么没有知道〔唐明皇时，鲜于仲通率精兵八万讨伐南蛮阁罗凤，全军覆没，杨国忠掩盖败状，命人把捷报上报〕？如今虽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也只希望陛下审慎听取意见罢了。从前汉武帝时，财力耗尽，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人无法正常经营，盗贼日益猖獗，几乎酿成祸乱。汉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批驳他的主张，霍光顺从民众的意愿，废止了它，于是天下人心归附，终于平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重新兴起〔以下说明均输法的弊端：当时把发运使的职务改为均输，凭借官府钱货，把所有上供物资都可以从贵处转到便宜处购买，以近处物品替代远处物品；预先知道京城仓库应办的物资，就可以趁便储蓄收买〕。立法之初，这种说法还很浅显，只说把贵处的物资转到便宜处，以近易远；然而大批设置官属，支出大量钱币，豪商大贾都疑虑而不敢行动，认为官府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转手买卖，一旦转手买卖实行，就没有听说不与商人争夺利益的。

译商人的经营，曲折复杂而难以办理：他们买货时往往提前付款，卖货时才过期收取货款，各方面彼此接济、委曲周转，成倍的利润就是由此获得的。如今官府购买这些物品，必先设置官署、任用吏员，账簿、仓廪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厚；没有优质货物就不出售，没有贿赂就不能办成，所以官府购买的价格必定比民间更贵。等到官府出售时，弊端又和先前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得到呢？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竟拿出五百万缗钱给他〔即薛向所掌管的钱〕。这些钱一旦发出，恐怕就不能再收回；即使其中略有所得，征收商税的数额所受的损失也一定更多。如今有人替主人放牧牛羊，不告诉主人，拿一头牛换来五只羊；丢失一头牛的事就隐瞒不说，得到五只羊却指为自己的功劳。陛下以为破坏常平法而称赞青苗法的功效，损失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同这件事有什么不同？陛下洞察天机，圣明谋略如神，这件事如此明白，难道会不懂吗？陛下必定认为已经实行的事情不愿中途改变，害怕天下人认为您执守的原则前后不一、任用人不能始终如一，所以拖延时日，希望事情万一能够成功。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古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动摇楚国的势力，想恢复六国，高祖说好，立即催促刻印。等到听到留侯张良的意见，高祖吐出口中的食物，骂道：“赶快销毁印信！”称赞之后没过多久就改为责骂，刻印、销印如同儿戏，难道曾经损害汉高祖知人善任的名声吗？这反而足以说明圣人没有私心。陛下认为可行就实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这是最圣明、最明智的做法，没有比这更高明的了。如今那些议论的人一定说，百姓可以和君主共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和君主共同谋划事情的开端，所以陛下坚持己见而不顾一切，非要实行不可；这其实是战国时代贪求功名的人冒险侥幸的说法。陛下如果听信并采用它，就是顺从高谈阔论而违背最真实的民情，依仗空洞的名声而招来实际的祸患，还没有享受成功的快乐，怨恨就已经产生了。臣所说的希望结聚人心，指的就是这个。进言的士人已经不少了，难道也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国运长短的道理告诉过陛下吗？国家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而不在于强弱；国运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而不在于富贫。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弱小，也不妨碍长久存在；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鄙薄，即使强大富裕，也不能挽救短促灭亡。君主知道这一点，就知道事情的轻重了。因此古代贤君不因为国家弱小就抛弃道德，不因为国家贫穷就损害风俗。有智慧的人观察别国，也一定用这个道理来考察。齐国强盛到极点，周公却知道它后来必定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姜太公封在齐国，尊重贤者而崇尚功劳，周公说：“他的后代必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卫国弱小到极点，季札却知道它后来灭亡〔季札出使卫国，说：“卫国有很多君子，没有祸患；卫国在战国时是最后灭亡的”〕；吴国攻破楚国、进入郢都，陈国大夫逢滑却知道楚国必定复兴〔吴军攻入楚国时，使者召陈怀公，逢滑说：“楚国不可抛弃，吴国不可顺从，国家有这种情形的多了，为什么一定不能复兴呢”〕；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何曾却知道晋国将要动乱〔何曾侍奉晋武帝晚宴后，告诉儿子何遵等说：“国家承受天命接受禅让，开创基业、传下统绪；我每次参加宴见，都没有听到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只听到平生琐事和自身安排，后代恐怕危险了。”又指着几个孙子说：“这些人一定会遇到动乱。”永嘉末年，何氏果然灭亡殆尽〕；隋文帝平定陈国后，房乔知道隋朝国运不会长久〔房乔字玄龄，隋代天下太平，人们都认为国运正长久；房乔避开左右，告诉父亲说：“隋文帝本来没有功德，也不能为后代建立长久基业，不足以保全国家和家族”〕；汉元帝斩杀郅支单于、招致呼韩邪单于，功劳超过汉武帝和汉宣帝，却因贪图安逸而使王氏的祸患滋生。唐宣宗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力量强盛超过唐宪宗、唐武宗，却因销毁兵器而引发庞勋之乱〔庞勋是徐州戍卒，因不愿远戍而作乱，祸乱波及江淮〕。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业而贪求富强。假使陛下富有如隋朝，强盛如秦国，向西夺取灵武，向北夺取燕蓟，说这是有功劳可以；但国家国运的长短却不在这些方面。国家国运的长短，就像人的寿命长短；人的寿命取决于元气，国家国运取决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身体强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元气还存在，身体瘦弱也没有妨害；等到元气已经耗尽，身体越强壮反而越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起居、节制饮食、活动关节、吐出旧气吸入新气，万不得已才用药；用药就选择品类上等、药性良好、可以长期服用而没有害处的，于是五脏调和，寿命长久。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不能等待吐纳的效果，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品药，损伤真气、助长强阳，根本已经危险，很快就会僵倒。天下的形势与此没有不同，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防护元气一样。古代圣人并非不知道严酷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也并非不知道勇悍的人可以迅速办成事情；他们知道忠厚近于迂阔，老成起初好像迟钝，却始终不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为知道所得很小而丧失的很大。曹参是贤相，说：“务必谨慎，不要扰乱狱讼和市场。”黄霸是奉行德政的官吏，说：“治理的原则在于去除过分严苛。”有人讥讽谢安只会清谈而耽误政事，谢安笑着说：“秦朝任用严刑之吏，两代就灭亡了。”刘晏任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利的年轻人，追求迅速办事，逐利之徒互相仿效，渐渐形成风气。唐德宗刚即位时，提拔崔祐甫为宰相；祐甫以道德和宽大辅政，推广皇帝的意旨，所以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盛大，天下人都期望接近贞观之治。等到卢杞任宰相，劝皇帝用刑名法术整顿天下，逐渐造成风气浇薄，终于导致播迁。我仁祖治理天下时，执法极其宽缓，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饰和遮蔽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有制度；然而考察他的政绩，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说到用兵，十次出兵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剩余。只是因为他的恩德仍在百姓心中，风俗还知道义理，所以他升遐那天，天下人如同丧失父母，国家社稷的长远发展最终一定要依赖这些德泽。这说明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如今议论的人没有考察这些，只看见他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政事不能振作兴举，就想用苛细考察来矫正，用所谓才能来整齐他们，招来新进而勇锐的人，企图一举取得速成的效果。

译还没有享受到这样做的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能完全相同，谁能没有过错？国君应当包容污垢，过分苛察就没有可以共事的人。陛下如果能够多方包容，人才还可以逐步任用；如果一定要广泛安插耳目，专门搜求过失，那么人人都不得安心，各自只求勉强免祸，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也难道是陛下所希望的吗？汉文帝想任用虎圈的啬夫，张释之却认为他只是能说会道，会损害风俗。如今如果因为口才敏捷而选取士人，因为应答迟钝而排斥人才，把虚浮不实当作善于写文章，把偏激而不肯做官当作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要逐渐消散了。自古任用人才，必须让他们经历考验〔以下又专指新进中那些主张开拓边疆、挑起事端的人，说的是王韶等。熙宁元年，王韶以建昌司理参军身份进献平戎三策，说西夏可以攻取，应先收复河湟、熙河、兰州、鄯州，以截断西夏的右臂；王安石认为他是奇才，提拔他主管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因此苏轼引用黄忠、贾谊的两件事，说明人才不能骤然提拔〕。即使有卓越非凡的才能，也必须已经建立了实际功劳：一方面使他在经历变故后懂得困难，办事不会轻率；另一方面等到他的功劳高、声望重，人们自然没有异议。从前先主任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却担心这样不妥；黄忠的声望向来不能同关羽、张飞相比，如果班次爵位突然相同，关羽必然不高兴。后来关侯果然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以黄忠豪迈勇猛的资质，以先主与群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尚且还要考虑这种问题，更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重用贾谊，认为这是极大的遗憾；臣曾推究其中的原委，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的奇才，他所说的也确实是一时的良策；然而他请求让自己担任属国官，想要拘系单于，这就是处士的大话、少年的锐气。从前高祖带领三十万军队被困在平城，当时的将相群臣，难道没有同贾谊相当的人吗？至于“三表五饵”〔见《贾谊新书》〕，人们都知道它疏略，却还想用它困住中行说，更是不可信。兵器是凶器，却把用兵说得轻易，正如赵括轻视秦国、李信轻视楚国一样。如果汉文帝急忙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就会不得安宁。假使贾谊曾经经历艰难，也一定会自己悔恨那些主张。等到晚年再任用他，他的谋略一定会更加精密；不幸他早死，并不是汉文帝料想得到的。否则，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吗？绛侯周勃和灌婴难道是遮蔽贤才的人吗？至于晁错，更被称为刻薄；汉文帝时，他只做到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才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是贤相，因愤懑而死；晁错频繁更改政令，天下骚动。等到七国发难时，晁错的办法也已经穷尽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优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大体说来，名位、爵禄是人人奔走追求的东西，必须让人积累功劳以后再升迁，使人明白升迁需要长久努力且十分难得，这样人人才能安守本分，不敢急躁地求取。如今如果多开突然升迁的门路，使人有意外取得功名的机会，那么公卿和侍从的职位，似乎只需走几步就可以谋求。那些得到这种机会的人既不肯承认自己是靠侥幸取得的，不得志的人就都会把沉沦视为怨恨，于是天下那些按常规选拔任用的人产生妄想，以不如别人为耻，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想要风俗淳厚，难道还能办到吗？选人改任京官，通常要经过十多年，还要一再经历艰难险阻，考核细密到分毫；其中只要有一件事不合要求〔《埤苍》说，“聱牙”指彼此不能相合〕，〔“聱”的读音为“敖”〕常常就会终身沉沦、被弃置。如今竟然只凭一个人的推荐就授予官职〔当时薛向凭制置解盐使的身份被提拔为江淮荆湖转运使，李定凭秀州推官的身份被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都是王安石特别推荐的〕，还恐怕不能相称，章服随即就发下来了。这样一来，那些经过长期劳绩、按资历逐步取得官职的人，怎么能心悦诚服呢？按常规调任的人，不是担任州县长官，就是担任县令；职位多而空缺少，早已成为忧患，不能再开许多门路来让投机钻营的人进用。如果投机取巧的人侵夺得太厉害，那么质朴笨拙的人就会受到逼迫而无所适从，所以近些年朴实笃厚的人越来越少，而投机进用的士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应当重视他们、爱惜他们、怜悯他们、救助他们。比如近来三司献言，让天下各州选一人催办三司文书，允许他们优先占据职位以酬劳，那么几年以后，审官院、吏部又会有三百多人得以优先占据空缺，按常规候补的人岂不是更加困难吗？北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等职，已经凭借监司的体制，人人都怀有求取进用的心思。转对的人希望凭称职的考核而骤然升迁，奏课的人希望取得优等而迅速进用，彼此用力竞争，彼此以言辞夸耀，于是名声和实际混乱了。只希望陛下以简易作为法则，以清静作为心意，使奸邪无从凭借，而百姓的德性归于淳厚。臣所说的希望使风俗淳厚，就是这个意思。古代建立国家，要使内外相互制约，使轻重彼此权衡。像周朝、唐朝，是外部势力较重而内部较轻；像秦朝、魏国，是外部势力较轻而内部较重。内部势力太重的弊病，必定会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部势力太重的弊病，必定会有大国问鼎的忧虑。圣人正当国势强盛时就考虑衰败，常常先制定法令来挽救弊病。国家的租赋归于计省，重兵聚集在京师，以古代衡量今天，似乎是内部势力较重。恭敬地想，祖宗深谋远虑、预先筹划的用心，本来不是小臣所能推测和完全知晓的。然而只看他们委任台谏这一点〔以下说明台谏所关涉的事情十分重要。当时御史中丞吕诲以及台谏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张戬、程颢、刘琦、钱顗、孙昌龄等，都因争论新法而先后被斥退，台谏因此几乎空缺。王安石担心外界议论纷纷，奏请任用姻亲谢景温为御史，以杜绝进言者，所以苏轼又极力陈说其弊〕，就可见圣人防患过度的深谋远虑。纵观秦、汉直到五代，因进谏而死的人大约有几百个；自建隆以来却从未因一句话而治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重新升迁；允许根据传闻进言，而且不受长官限制。无论尊卑，人的风采所系都不在身份；言及皇帝，天子就会改变神色；事情关系朝廷，宰相就等待治罪。

译所以仁宗时期，议论的人讥讽宰相只不过奉行台谏的风采和意见。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知道？提拔任用台谏的人，固然未必都是贤者，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正确；但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借给他们重要权力，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为了折断奸臣刚刚萌发的势头，挽救内部权力过重的弊病。奸臣刚开始形成时，用台谏来遏制还绰绰有余；等到奸臣已经坐大，使用兵戈来取缔也还嫌不够。陛下难道不能向上体察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向下为子孙建立万世的防范吗？朝廷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臣从幼年所记得的，以及听长者谈论的，都说台谏所言常常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赞成的，台谏也赞成；公议抨击的，台谏也抨击。到了英宗初年开始议论尊称生母，本来并不是君主的大过错，也没有礼典的明文，只是众人的心情没有安定，公议不赞成；当时台谏甚至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纷纷而来，公议在哪里，也可以知道了；可是台谏彼此观望而不发言，朝廷内外都失望了。弹劾的威势积累之后，即使庸人也可以奋发振作；风采衰败之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起的。臣恐怕从今以后，习惯形成风气，台谏全都变成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一旦纲纪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孔子说：“鄙陋小人可以同他共事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忧虑得不到；已经得到职位后，又忧虑失去它。如果忧虑失去它，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臣刚读到这段话时，怀疑它说得太过分，认为鄙陋小人的担忧失位，不过是保住职位、苟且容身罢了；后来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自己的权力，于是拥立秦二世而导致秦朝灭亡〔赵高对李斯说：“长子扶苏即位，一定会任用蒙恬为丞相，您最终不能带着通侯的印绶回到乡里。”李斯认为有理，于是定计拥立二世〕；卢杞担心李怀光数说自己的罪恶，于是误导唐德宗而导致再次动乱〔唐德宗在奉天时，李怀光率兵前来救援，途中多次说卢杞等人奸邪谄佞；卢杞听说后害怕，劝皇帝让李怀光乘胜收复京师，不要让他到奉天。李怀光因此产生疑心，最终反叛〕，才知道他们的心本来由忧虑失位而生，祸患却发展到亡国。孔子的话确实并不过分。因此可知，治理国家的人平居时一定要常有敢于忘掉自身、冒犯君颜的士人，那么遇到危难时，才有希望出现为义而死、守节不屈的臣子。如果平居时连一句话都不敢说，临难时凭什么要求他们为节义而死？臣子如果都这样，天下也会说危险了！君子能够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只求苟同而不能和谐相处。所谓和谐，就像调和羹汤；所谓苟同，就像用水去调和水〔晏子回答景公说：“和谐就像煮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肉，厨师调和它，补足不足，减少过分。若只是用水调和水，谁能吃呢？所以不能苟同。”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孙宝说过：周公是最圣明的人，召公是最贤能的人，尚且不能彼此完全满意，且在经典中留下记载，但两人都没有因此受损。晋代王导可以说是元勋重臣，每次同宾客谈话，满座都称善，只有王述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歉。如果说话的人没有一句不同意见，彼此没有一处不合，轮流唱和，那么谁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混在其中，君主又凭什么察觉呢？臣所说的保存纲纪，就是这个意思。臣所进献的三句话，并不是臣个人的私见，而是朝廷内外都认为有问题的事情，谁不知道呢？从前大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轻慢游荡。”舜难道有这些过失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饮酒。”成王难道有这些过失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当时的君主都没有因此治罪，反而把这些话记在史册中作为美谈。假使臣所献的三句话都同朝廷毫无关系，那就是天下的幸运，臣也参与了这份幸运。如果万一有些类似的情形，陛下怎么可以不察看呢？臣先前参与讨论学校贡举之事，首先违背了大臣的本意，已经料想会被流放，哪里敢想保全自己；而陛下却独自认为我的话是对的，特意召见我应对，从容谈了很久，甚至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当即回答：“陛下天生具有明察之性，文武才能都是上天赋予的，不必担心不明察，不必担心不勤勉，不必担心不能决断，只担心求治太急，进用人才太锐，听取意见太广。”陛下又让我详细说明其中的道理，陛下点头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朕应当仔细思考。”臣的狂妄愚昧，不只是今天陛下才长久容忍，难道会在开始征询意见时容许我，到了最后却不赦免我吗？臣依仗这一点来进言，所以不感到害怕；只希望陛下怜悯我的愚昧忠心，最终赦免我。臣恭敬地俯伏待罪，忧惧到了极点〔据薛应旂《宋元通鉴》，此文载于熙宁四年；但篇中有“君臣宵旰年余”的话，应当是在熙宁三年。当时王安石赞许皇帝独任专断，苏轼因赐进士发策，以“晋武帝平吴独断而成功，苻坚伐晋独断而失败，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为题，问为何事情相同而功效不同。王安石更加不高兴，派侍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穷究也没有所得，苏轼请求出任杭州通判〕 拟作进士应对御试策的一篇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发布恩德之音，下达明确诏书，把天下安危的重大计策拿出来，向平民士人征求意见。陛下求取意见不能说不迫切，喜爱人才也不能说不深厚。然而臣私下有忧虑，不知陛下是否有能够接受意见的胸怀。《礼记》说：“甘味能够接受调和，白色能够接受染色〔见《礼器》〕。”所以臣希望陛下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然后忠直的言论和治国的良策才可以进入。如今臣私下担心，陛下先前听到的意见已经充满内心，邪正两党的成见已经分割了您的听闻，功利的说法已经动摇了您的欲望；那么即使有皋陶、益稷为您谋划，也没有办法进入您的心中，更何况疏远愚陋的人呢？这就是臣最害怕的地方。至于把话全部说尽而招来过错，触犯忌讳而丧失性命，这些并不是臣所忧虑的。圣策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得其秩序。”臣认为陛下还没有懂得这一点，所以所作所为才会如此颠倒失序。如果确实懂得，为什么不尊重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呢？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职，难道是圣王要逐一监督责备他们吗？万事之所以各得其序，难道是圣王要逐件整顿安排吗？不过是根据才能任用他们来任职，再根据职务让他们办理事务罢了。官员有固定的职守，称为“职”；

译施行政令有先后次序，称为“序”。如今陛下让两府大臣侵夺三司掌管财利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职司、守令的治理；刑狱的旧有法令不交给主管部门处理，却按照执政者的意旨决定；边疆的大事不责成将帅大臣办理，却听信小吏的意见。百官可以说是失去了自己的职守。君王所应当先做的是德，所应当后做的是刑；所应当先做的是义，所应当后做的是利。陛下却把它们颠倒了，万事可以说都失去了次序。然而这还只是较小的方面，更大的问题是中书失去了它的政权。宰相的职务，古代是用来讨论治国之道、经营国家的；如今陛下只让宰相奉行条例、处理司文书罢了。从前邴吉任宰相，萧望之任御史大夫，望之说阴阳不调和，罪过在我们这些臣下；宣帝却认为他轻视宰相，终身薄待他。如今政事堂中愤怒争执、互相辱骂，流传于都城，成为人们谈笑的材料，这让天下人看到了什么呢？所以臣希望陛下首先归还中书的政权，那么百官的职守、万事的次序就会依次恢复。圣策说：“有些事情不去做；一旦去做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些事情不去改革；一旦改革就没有不服从的。”陛下说到这些，正是天下的福分。今天的祸患，正在于事情还没有成功就去做，百姓还没有心服就去改革。事情能否成功在于是否合乎道理，不在于势力；使人服从在于是否真诚，不在于言辞。道理所在，作为法令就能成功；用禁令就能禁止，用赏赐就能鼓励，用言语就能取得信任。古人之所以能鼓舞天下，使人受到安抚就归附，受到发动就和顺，大概只是遵循道理罢了。如今治理政事不致力于遵循道理，却想依靠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力强迫事情成功。用斧头劈柴，可以说必定能劈开；然而如果不顺着木理，斧头可能砍缺，柴却不能劈开。因此不论尊卑，不计强弱，道理所在就能成功，道理不在就不能成功，这是可以确定的。如今陛下让农民收取利息，和商人争利，难道合乎道理吗？却反而责怪它不能成功吗？《礼记》说：“防范显露出来，真实情况是无法掩盖的。”同样，陛下如果真心是为了百姓，即使有人诽谤，百姓也不会相信；如果真心是为了谋利，即使亲自解释，百姓也不会心服。况且有些事情绝对欺骗不了人：官吏收受贿赂、枉曲法律，人们必定称为贪赃；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来，人们必定称为盗窃。既然确有其实，就不敢推辞那个名称。如今青苗钱收取二分利息，却不称为放债取利，可以吗？凡是人做了善事，不必自己夸耀，自然会有人称赞；做了坏事，也不必自己诋毁，自然会有人谴责。如果做善事的人必须自己说明，别人然后才相信，那么尧、舜、周公、孔子也要劳累了。如今天下人认为这是谋利，陛下却认为是行义；天下人认为这是贪婪，陛下却认为是廉洁，彼此纷纷争论不已。于是让几个臣子把辩才发挥到极点，来应对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编造文书，向四方百姓晓谕。四方的人难道像婴儿鸟兽一样，可以用美丽的言辞和小巧的技巧来迷惑吗？况且事情还没有成功就去做，弊端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做；百姓还没有心服就去改革，弊端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改革。世上大概有喜欢骑快马的人，一旦坠马受伤，就终身徒步行走。为什么呢？谨慎稳重就一定能成功，轻率发动就容易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出于慎重，屡次施行就屡次成功，不仅别人相信，陛下自己也会相信自己，并且一天比一天勇敢；如果出于轻率，次次举动次次失败，不仅别人不相信，陛下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并且一天比一天怯懦。唐文宗起初任用李训、郑注，他的志向难道浅薄吗？然而一经甘露之变，就忧愁沮丧、丧失斗志，不能再振作〔李训、郑注每天同皇帝谋划诛杀宦官，于是发生甘露之变；宦官势力更加炽盛，皇帝始终不能制服他们，因此忧愤成疾，最终去世〕。文宗也不是丧失德行，只是喜欢轻率做事而缺少谋略。慎重的人，开始时好像怯懦，最终一定勇敢；轻率发动的人，开始时好像勇敢，最终一定怯懦。近来，横山地区的人没有一天忘记汉朝，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那里可以攻取；然而自庆历以来，没有人敢发动进攻，确实是因为还没有想好成功后的善后办法。近来边臣不考虑后果，仓促发动进攻；一旦出兵失利，内府的费用就要以数百万计，关辅地区的百姓因运输军需而困苦，两年还没有停止〔熙宁四年正月，鄜延钤辖种谔任知青涧城，谋划出兵夺取横山。陕西宣抚使韩绛认为他的计划壮大可行，种谔于是率军袭击夏军，在啰兀击败夏军，占据当地，留下二万人筑城，又修筑抚宁等堡寨。三月，夏军来攻，所有堡寨都失陷。诏令放弃啰兀城，责授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韩绛罢知邓州〕。即使天下最勇敢的人，难道还敢再做这种事吗？事情本来就不能做，谁还敢再提起它呢？由此看来，横山之功，是边臣急于求成而把它毁坏了。近来的青苗政令、助役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的命令，仓促轻率地发动起来，比前一天的事情更加严重。即使陛下不顾人们的议论，越发坚持它们，但到了势穷事阻的时候，最终也一定会改变。将来即使有良好的法令和美善的政绩，陛下还能再次相信自己吗？君主的忧患，在于喜欢因循而又看重改作。如今陛下年富力强，上天赐予勇气和智慧，这是万世难遇的时机；群臣却不能用慎重来辅成您，用敦厚朴实来培养您，就好像乘坐轻便的车、驾驭骏马，冒险在夜里赶路，车夫又从后面鞭打，难道不危险吗？臣希望陛下解开缰绳，安抚马匹，等待东方天亮，然后在九轨宽阔的道路上缓慢前行，现在这样做还远远不晚。圣策说：“田地开垦，沟渠修治，草木茂盛，鸟兽鱼鳖无不各得其性，这是百工和有关官吏的事情，曾经哪里值得劳累陛下呢？”陛下掌握关键，治理根本，恭敬自持而无为，那么万物没有不依循各自的规律生长和消亡的。至于百工和有关官吏的事务，连宰相都不肯亲自办理，更何况陛下呢？圣策说：“财富足以完备礼仪，和谐足以扩大音乐，治理足以施行刑罚，要采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孔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还会有谁与谁不富足呢？”兔头、瓠叶也可以用来行礼〔“有兔斯首”，见《诗经·小雅·瓠叶》篇，意思是古人不因祭品菲薄而废弃礼仪〕；扫地而祭祀也可以用来侍奉上天〔见《礼记·礼器》篇〕。礼仪不完备，不是贫穷的过错。

译管子说：“仓廪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富，是使百姓富裕，还是使国家富裕？陆贾说：“将相和睦，士人就会乐意归附。”刘向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睦，万物就会在田野间和谐。”如今朝廷可以说并不和睦，过错在哪里？陛下不回过头来追究根本，却想用力量压服众人；力量不能压服众人，这是长久以来的道理。古代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士人尚且敢于触犯。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尧舜之道，从未诛杀一个无罪的人；想要消除众人的议论，不过是斥逐发表异议的臣子，再换一批人任用罢了。未必会忍心实行秦朝禁止私下议论的法令、制造东汉党锢之狱。众多士人有什么可害怕而不进言的呢？臣恐怕被驱逐的人不会停止，而争论的人会越来越多，各种烦琐的言论交相攻击，比今天更加严重。想要达到和谐、扩大音乐，难道不是很疏远吗？古代求得治理，是为了把刑罚放置不用；如今陛下求治，却想达到刑罚完备的境地，这又是群臣误导陛下。臣知道这种说法的来源了，它出自荀卿。荀卿喜欢提出奇异的论调，甚至认为人性本恶，那么他说治理社会必须严刑重罚，也就不奇怪了。有人又认为，典籍称赞唐尧、虞舜的盛治，说刑罚即使很小也不能废除〔见《大禹谟》〕；周朝盛世时，聚众饮酒的人也要处死〔《酒诰》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全部拘捕押送到周，我将把他们杀掉。”〕。臣请允许我对此加以诘问：夏禹时代，被判大辟之刑的有二百人；周公在位时，死刑有五百种。难道可以说周朝治理得好而禹时治理得坏吗？秦朝的法律牵连诛灭三族，汉朝废除了肉刑。难道可以说秦朝治理得好而汉朝治理得坏吗？把刑罚施加到这种程度，言论已经极端了。天下幸而还没有真正安定，假如有一天天下太平，陛下将要改变现在的刑法而采用这种极端刑罚吗？天下还有多少人不会反叛呢？仅仅听到这种说法而感到恐惧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没有想到异端邪说竟能迷惑误导陛下到这种地步。“赦免过错，即使很大也可以；惩罚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不能宽宥”，这是使用刑罚的常理。直到今天仍应遵守这个道理，难道只是唐虞盛世以及周朝盛时才如此吗？之所以要诛杀聚众饮酒的人，是因为料想他们不只是聚众饮酒而已。如今法律所说的“夜里聚集、早晨散去”，如果使后世不知道其中详情，只听到这句话，便把凡是夜间互相往来的人都抓来杀掉，可以吗？人们相互饮酒就动辄杀掉他们，即使桀、纣的暴虐也不至于这样，却说这是周公实行的吗？圣策说：“当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挽救它们的方法必有根本和枝末，施行措施也必有先后。臣请求论述其中的根本以及应当首先采取的措施，请陛下选择。如今挽救弊病的方法，必须先建立事业。建立事业的根本，在于知人善任。因此，施行措施的适当次序，应当先观察大臣是否有知人之明。” 古代想建立非同寻常功业的人，必定有知人之明。如果没有知人之明，就只能遵循规矩、依照法度，以求少犯过错。这两种人都能审慎地认识自己，并安于自己的才能限度。道理可以通过讲习而知晓，德行可以通过努力而养成；唯独知人的明察不能学习，必须出于天赋。比如萧何识拔韩信，这难道是有某种方法可以传授的吗？诸葛孔明很贤能，但在知人方面有所不足，所以失误在马谡身上；孔明也很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因此终身不敢任用魏延。仁祖皇帝在位时，事情无论大小，都交给法令办理；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交给公议裁决。事情经过议论而确有成效后才实行，人经过考验后才任用，始终不寻求非同寻常的功业，实在是因为当时的大臣不足以具有知人之明。古代行医的人，听声音、察气色，洞察五脏，因此他们治疗疾病，有剖开胸膛、剖决脾脏、洗涤胃肾这样的奇异方法。如果没有这种医术，就不敢做这种事。如今没有知人之明，却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放松法度而仰慕古人，这就像还没有能够诊察脉象，却想试用华佗的药方，与拿刀杀人相差无几。房琯称许刘秩【平章房琯抗疏请求肃宗收复京师，自行选用给事中丞刘秩等人谋划防守。刘秩是儒生子弟，不熟悉军旅事务，房琯统军时曾对人说：“叛党的曳落河虽然很多，难道能抵挡我刘秩等人吗？”不久，刘秩等人在陈涛斜战败】关播任用李元平就是这样【关播在建中年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荐湖南判官李元平，说他才干可以担当将相，便任命他为汝州刺史。当时李希烈在淮西叛乱，汝州与之接壤，李希烈用百名骑兵把李元平捆走，骂道：“瞎眼宰相让你来抵挡我……”】至今仍被人当作笑谈。陛下看看如今的大臣，他们是有知人之明，还是没有知人之明？近来推举任用众多人才，都是那些曾到他们家中、与他们握手交往的人，等到关系结交得十分牢固后才敢任用，大概以为这些人可以同心协力，共同实现太平。可是还没有坐稳席位，便众口一词地攻击他们的人，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出现。陛下据此考察，就会很清楚他们没有知人之明了。幸而现在天下无事，意见异同不过是扰乱圣听罢了。若边疆发生警报、盗贼突然兴起，成败在俯仰之间，变故在呼吸之间，而所任用的人都像今天这样，忽然聚合、忽然离散，临事便离心离德，无法再辨识任用，岂不是会误害国家吗？华佗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的，天下却不曾因此废弃医学；萧何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的，天下也不曾因此废弃治理。陛下如果一定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请等待有知人之明的辅佐之臣。假如还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也只能下诏让左右大臣安守本分、遵守法令罢了。圣策说：“自从有了人民以来，称得上治理最好的时代，必定要说唐虞和成周时代；《诗》《书》所称述的事迹，是可以看见的。至于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而有智慧的大臣，共同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事业，虽然没有尽善尽美，但概括他们的成就，也必定有可以称道之处。”臣把这些详细写出来以作说明。这样的事情多得不能尽述，施设的方法各随时代不同，难以一概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必定敬畏上天，必定听从众人，必定效法祖宗。因此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上天如此明察，天命并不容易承受【“戒之”出自《周颂·敬之》篇，因避翼祖名讳，所以改字】。”又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想法而听从别人【《大禹谟》】。”又说：“多么显明啊，文王的谋略；多么伟大啊，武王的功业【《周书·君陈》】。”《诗》《书》所称述的，大致如此，从未说过天命不值得敬畏、众人的意见不值得听从、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采用。苻坚任用王猛，樊世、仇腾、席宝却不高兴；魏郑公劝唐太宗实行仁义，封伦却不相信。

译如今凡是想让陛下违背众人意见而自行决定的人，必定会拿这些话作借口；而陛下所谓贤明、忠诚、有智慧的人，难道不正是想成为这一类人吗？臣希望考察王猛、魏郑公二人的行为，并在今天寻找这样的人：王猛难道曾经设置官职来谋取私利吗？魏郑公难道曾经借钱收取利息吗？况且不高兴的人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本来并不会损害天下人的信任和服从。如今天下有思想的人怨恨，有言论的人诽谤，古代君臣共同忧劳勤勉、经营一代事业的情形，似乎并不是这样。古语说：“百人的群体，尚且没有不公正而能使人悦服的，何况天下呢？”如今天下人都非难这件事，而陛下却不回头，臣不知道还能在哪里停步了。《诗》说：“好比那漂流的船，不知道将漂到哪里；我的心充满忧愁，连暂时合眼休息也没有时间【《小雅·小弁》篇】。”臣这点微薄的忠心，只求陛下明察。臣恭谨冒死上奏。代张方平劝谏停止用兵的奏书 臣听说，喜好用兵就像喜好女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女色的人必定会死；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用兵的人必定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了，能够享受安定的福祉；失败了，也必定没有意料之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在本来可以不动兵的情况下仍不停止，所以胜利了，变化来得迟而祸患很大；失败了，变化来得快而祸患较小。因此圣人不计算胜负的功劳，却深深戒惧用兵的祸患。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困顿死在道路上的有七十万家。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贫困匮乏，饥寒逼迫，接着必定有盗贼的忧患；死伤者愁苦怨恨，最终必定招来水旱灾害。上面将帅拥兵自重，产生跋扈之心；下面士卒长期服役，产生溃散叛乱的意图。变故层出不穷，都是由用兵造成的。至于首先提出兴兵之事的人，所受责罚尤其严重，因为平民无缘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必定要有人承担这个罪责。因此圣人对用兵畏惧而慎重，若非不得已，不敢使用。自古君主喜好动用武力，由于失败而灭亡的不可胜数。臣今天不敢再说失败的情形，请为陛下说说那些取胜的例子。秦始皇平定六国后，又继续对胡、越用兵，戍守服役的祸患遍及四海；虽然拓展土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但坟土尚未干，天下就已经怨恨反叛，秦二世遭到杀害，子婴被擒，灭亡的惨烈，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汉武帝承受文帝、景帝留下的富足，首先挑起对匈奴的战争，战事接连不断，于是使侵夺扩展到各个国家，年年征调发兵，而且所到之处都取得成功。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发生；当时蚩尤旗出现，长得与天相齐，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军队出动三十多年，死亡的人不可计数。等到巫蛊之事兴起，京师血流成河，横尸数万，太子父子都遭失败。因此班固认为，太子在战争中成长，也以战争作为始终。汉武帝虽然悔悟并自我克制，但临终时的悔恨已经来不及挽回了。隋文帝攻下江南后，接着对外用兵；炀帝继位后，这个志向没有改变。他们都能诛灭强国，威名震动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兴起，很快就灭亡了。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其喜欢用兵；已经攻破灭亡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后，仍然没有满足，亲自驾临辽东【征伐高丽，没有取得战果而回】。这些都志在建立功业，并非出于不得已才用兵。后来发生武氏之难，唐朝皇室衰败不绝，危如一线，大概是用兵的祸患，万物运行的规律难以逃避。不这样的话，唐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克制自己而使人得到宽裕，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可是传了一代之后，子孙却遭受涂炭。这难道是行善所得到的回报吗？由此看来，汉、唐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胜却仅仅得以保存；秦、隋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胜却随即灭亡。臣每次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合上书卷流泪，痛惜他们谋划的错误。假使这四位君主在刚开始用兵时就接连失败，立即警惕恐惧，知道用兵的艰难，那么祸败的兴起应当不会到这种地步。不幸的是，他们每次出兵都取得胜利，所以习惯于追逐功利，考虑祸患不够深远。臣因此说：胜利，变化来得迟而祸患大；不胜，变化来得快而祸患小，不可不察。过去仁宗皇帝覆盖养育天下，无意于用兵，将士懒惰偷安，兵器铠甲破旧迟钝。元昊乘机突然起兵，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之间，战败了三四次，损失动辄以万计【康定元年，元昊攻破金明诸寨，乘胜抵达延州。知州范雍召鄜延副总管刘平、石元孙前来援助，二人与敌相遇，战死。庆历元年，元昊进犯渭州，逼近怀远城，韩琦命环庆副总管任福率一万八千人出兵。任福屯驻好水川，因而陷入敌军包围；元昊亲自率精兵十万人来到，任福战死，各军都溃败，关右大为震动】然而全国仍然安宁，战争停止、事情结束，百姓没有怨言，国家没有留下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仁宗没有喜好战争的心意，天地鬼神也谅解他确有不得已的实际情况。因此陛下天赐勇敢和智慧，心意在于使国家富强，即位以来修整铠甲、整治军队，窥伺等待邻国。群臣看出这个意图，大多谈论用兵。开始时，执掌国命的辅弼大臣没有深谋远虑之心；主持国政议论的枢密大臣没有考虑祸患、持重艰难的见识；担任台谏官职的人没有进献可否、纳忠规谏的意见。事情从防范发展到明显，终于成为祸患的根源。后来薛向提出横山的谋略，韩绛献上深入敌境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与他们协同【横山之事见《拟试策》注。王志坚说：“当时薛向任三司使，不知为何成为首先谋划的人；吕公弼当时任知太原，主管粮饷，见《王安礼传》。陈升之在中书，也没有见到他参与议论。现在都说他们暗中协力，一定是确有其事，只是史书记载简略罢了”】军队损失惨败，财用耗尽，与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宝元应作康定】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军都叛乱，京师骚动不安，陛下因此数月不能安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发动的，所以官吏将士没有怨恨敌人的心意，反而不归罪于陛下。

译幸亏祖宗积累的深厚福泽以及上天保佑的深切，所以使军队出动而没有取得功绩。圣意因此有所感悟，但见识浅薄的人却正把失败当作耻辱，竭力想求取胜利，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制造祸端【熙宁五年，秦凤安抚王韶攻打吐蕃，击败他们，筑城武胜，设置熙河路】；章惇在梅山挑起事端【熙宁五年，中书检正官章惇招降梅山苏姓蛮一万四千八百户】；熊本在渝、泸发动战争【熙宁七年，梓夔察访使熊本平定泸夷、淯并诸郡】。然而这些人都杀戮已经投降的人，俘虏、牵连老弱，使腹心之地困顿疲弊，却夺取空虚无用的土地，把它当作武功，使陛下获得这种虚名而忽视实际祸患，勉强磨砺自己，奋力追求功名。因此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事端【熙宁六年，度支判官沈起说交阯可以攻取，任命他为知桂州。不久交人谋划入侵，诏令罢免沈起，以刘彝代替。刘彝守广日时，常常阻绝交人的表疏，交人更加疑惧，于是侵犯边境，攻陷四州，二人都因而获罪罢职】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气毒雾之中，死者达到十分之五六；道路上的人死于运输粮食、器械，没有见到敌人，却全都被耗费在用兵之事上。正当人们以为用兵的意图必定稍稍衰减时，李宪的军队又出兵洮州了【李宪，皇祐年间补任内黄门，神宗初年巡视河湟，在河州击败木征，因功加任昭宣使】。如今军队取胜，锐气正盛，陛下因一次胜利而高兴，必定会产生轻视四夷、欺凌侮辱敌国的意图。天意难以揣测，臣实在对此感到恐惧。况且战争胜利之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和报捷、上表称贺以及显赫地满足耳目观感罢了。至于远方百姓，有的肝脑涂在刀刃之下，有的筋骨断绝于运输粮饷之中，流离失所、家产破败，出卖儿女，眼睛被烟熏伤、手臂被折断、上吊自杀的情状，陛下一定看不到；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悲苦哭声，陛下也一定听不到。这就好比宰杀牛羊、剖割鱼鳖来制作膳食，食用的人觉得很美味，死去的动物却非常痛苦。假使陛下看见它们在棍棒刀刃下号叫，在刀案之间翻滚，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扔下筷子而不忍食用，何况拿人的性命来供自己耳目观赏呢？即使陛下的将领士卒精锐强健、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的君主那样，那么胜利以后祸乱才刚刚兴起，尚且还来不及挽救；何况如今所任用的将吏疲弱庸常，与古人相比远远不及，而这些年来公私都困窘匮乏，内府历代积蓄一扫而空，州郡征税的储备几乎全部上供，百官的俸禄也仅仅能够维持。接着南郊赏赐还拖延未办，在这种情况下举动，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没有办法妥善收拾后果。况且饥荒和疫病之后，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京东、河北尤其不堪言说。如果一旦兴起军事行动，横征暴敛就会随之发生，百姓贫困而无处申诉，势必不成为大盗就无法保全自己。边境战事正激烈，内部祸患又兴起，那么陈胜、吴广那样的形势，就会在这里出现。这就是老臣整夜不能入睡、临餐叹息，甚至痛哭而不能自止的原因。况且臣听说，凡是要举大事，必须顺应天心。上天所向，依此举事就一定成功；上天所背，依此举事就一定失败。天心向背的迹象，表现在灾祥、丰歉之间。如今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瘟疫，接连多年没有停止，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心是向着我们还是背弃我们，由此可以看见。可是陛下仍然断然不顾，不停地兴事。这就像子女得罪了父母，只有恭敬顺从、安静沉默、归罪自责，才或许可以获得解脱；如今却纷纷责问，放纵奴婢任意鞭打，用这种方式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还能被父母赦免的。因此臣希望陛下远观前代兴亡的踪迹，深察天心向背的道理，彻底断绝用兵的念头，保卫疆土、和睦邻国，安静无为，为国家长久打算；上可以使两宫安享朝夕奉养，下可以救济四方亿万百姓的性命。这样，臣即使老死在沟壑之中，也能瞑目于地下了。从前汉高祖消灭群雄，于是取得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使汉朝祭祀配享上天。然而到了白登被围时，便议论讲和亲善；西域请求设置官吏时，便发出辞谢拒绝的言辞。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懂军事，只是经历的变故多了，考虑祸患便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却轻率地议论讨伐，老臣愚钝懦弱，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然而 臣下向君主进言，如果趁君主已经厌倦时劝他停止，事情比较容易办；如果迎着君主气势正盛时加以折止，就很难成功。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意愿。正当气势旺盛时，即使是平民和卑微之士，也有不可夺取的意志。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高明、度量超过常人，就没有人能在勇猛锐进、奋发向前之中，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只以合乎正义为准则。如今陛下正以盛气想要使用武力，形势已经难以挽回。臣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却仍不断进言，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德宽大，听取采纳意见而不疑惑，所以不敢把常人争强好胜的心态用来衡量陛下。况且臣料想陛下日后亲眼看见用兵的祸害，一定会悲痛悔恨，追究左右大臣当初没有说过一句劝阻的话。臣也将老去并且死去，见到先帝于地下时，也就有话可以作为辩解了。只希望陛下怜悯臣而明察此事。《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目录 宋 苏轼 策略一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策别七 策别八 策别九 策别十一 策别十二 策别十三 策别十七 策别十八 策别十九 策别二十二 论治道 正统论 孔子论述“从先进” 秦始皇帝论 荀卿论 韩非论 伊尹论 留侯论 张释之论 《六一居士集》序 潮州韩文公庙碑 《志林》【录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