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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序 所谓不朽有三种，著立言论是其中之一。言论如果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久远，难道不是这样吗？言论有了文采，才能立于后世。文章的体裁并不只有一种，谈论文章的人说法也很多。众说纷纭，必须以圣人的意见作为准则，最终归于周公、孔子的言论。周公说：“言语要有条理。”孔子说：“文辞只要通达就够了。”没有条理固然不能通达，想使文辞通达却失去条理，那么这样的言论怎么能称为言论呢？【“粼波折”一语疑有脱误，文意不明。】水波曲折，似乎与天地间的文理相似。然而，如果义理浅薄琐碎，言辞却枝蔓繁多，像妃嫔争妍斗艳那样刻意雕琢华丽辞藻，那么这就是所谓八代文风的衰败了；其弊病都归结于没有条理而不能通达。还可以再进一步说：文章是用来充实言语的，而言语本来又是用来充实心志的。如果心志已经荒芜，文章又将依附于什么呢？所以孔子又说：“言语要有实质内容。”有条理而通达，通达而有实质内容，这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昌黎韩愈出生在周、汉以后，距离周汉将近五百年，却远承古人立言的规范；他的文章可以说是有条理而且通达的。然而还必须使他的言论确实有内容，像布帛可以使人温暖、豆粟可以使人饱腹一样，那么李瀚所编的七百篇文章中，尚且不到十分之三四，何况昌黎以下的文章呢？唉，最高妙的文章实在不容易得到。明代茅坤选取唐、宋两朝的文章，列昌黎、柳州、庐陵、三苏、曾王八家，汇集他们的文章各若干篇刊行于世。直到今天，写文章的人还把它们当作美味佳肴来欣赏。本朝储欣认为茅坤的选本便于科举应试，而弊病也正在这里，于是重新增删，并附入李习之、孙可之，合为十大家，希望使读者受到古人的激励，而不只是把它作为猎取功名、考中科举的工具，这个用意确实很好。只是他的见识不够中正，判断也不够恰当，因此取舍之处与茅坤并没有根本不同。我读他的书，赞赏他的用意，却也不能不以他的失误为戒。所谓十大家，是说他们不是八代的骈体文罢了。骈句固然属于文章体裁中的弊病，但像唐代魏郑公、陆宣公，他们的文章也多用骈句，而文辞通达、义理深切，足以供世间实用，那么骈句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日月附丽于天空，是天空的文采；百谷草木附丽于土地，是土地的文采。天地化育万物，难道有固定的形态吗？造化使万物各具形态，却不拘泥于某一种形态；难道能说文章有固定的形态吗？只看它所确立的言论究竟怎么样罢了。朕在处理政务的闲暇，偶然取来储欣所选的十家文章，记录其中格调最为雅正的若干篇，合编在一起，以便阅览。唐、宋以来，名儒硕士中有条理、有内容的佳言，本来当然不只十个人。即便如此，尝一尝鼎中的一片肉，也足以知道鼎中肉味的美好，何况已经斟取了其中的精华呢？【“况已斟。其雉膏哉”疑有脱误，文意不明。】乾隆戊午年秋九月御笔 凡例 一、各家的文章有经【原文疑不完整】圣祖仁皇帝亲自评定的，用黄色书写，恭敬地载于篇首，以彰显历代儒臣千 古以来最为荣耀的地位。一、朱子《韩文考异》大多采录古人的话，但没有注明姓氏，既难以查考根源，而且其中许多文字已经经过朱子的删削订正，所以一并作为朱子的评语录入。一、文章的长短、抑扬、高下，以及起伏照应，本来没有固定的方法。所谓文思和天机达到极致，音律自然协调罢了。古今评论这些文章的人，一概不予收录，恐怕会固定后人的眼光。一、本书所采录的古今人的评论以及诗文论说，唐代有柳宗元、李商隐、孙樵；宋代有穆修、欧阳修、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苏辙、石介、黄庭坚、王安石、王定国、邵伯温、伊川程子、朱子、吕祖谦、真德秀、洪迈、周必大、叶梦得、叶适、黄震、陈善、朱弁、王应麟、王明清、刘克庄、徐度、谢枋得；元代有虞集；明代有邱濬、胡居仁、杨慎。唐顺之、林希元、茅坤、姜宝、王慎中、王世贞、李廷机、王志坚、黄道周、陈子龙、徐孚远、凌安国、凌安世；本朝有张英、励杜讷、李光地、储欣、蔡世远，都是选取他们在文章方面有所阐发的内容。但书卷积累浩繁，哪里能够全部阅览？这里只就所看到的加以录取罢了。文章中所记载的人名、字号，有需要考订的，间或采录本史，以备参照详考。一、各家的文章，凡书、序、论、记等，分别按类别编排。唯独苏轼的上书、奏状、对策等篇章，按年月先后编次。因为苏轼进谏自有先后次第，所以不与各家采用同一体例。一、本书起初虽然取材于储欣的选本，但储欣选本中遗漏而又不可不采的文章，也一并录入，总计占十分之二。乾隆三年九月初九日奉【原文疑不完整】奏开列校刻诸臣的职名【“防”疑为“奏”之误】监造 议政大臣、办理藩院尚书事务、兼理总管内务府的和硕庄亲王【臣】允禄。校对 经筵讲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张照 校刊 翰林院编修【臣】朱良裘 【臣】董邦达 翰林院检讨【臣】吴泰 【臣】唐进贤 【臣】万松龄 翰林院庶吉士【臣】帅家相 【臣】冯祁 【臣】吴绂 监造 内务府南苑郎中兼佐领、加六级、记录八次【臣】雅尔岱；内务府武备院郎中兼佐领、加六级、记录四次【臣】永保；内务府织染局员外郎、加三级【臣】李之纲。内务府广储司司库、加二级【臣】三格；武英殿监造【臣】西宁 【臣】恩克 武英殿委署主事【臣】永忠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八 《御选唐宋文醇》目录　总集类 昌黎韩愈 卷之一【杂著】《原毁》《对禹问》《杂说一》《杂说二》《杂说三》《杂说四》《读荀》《读鹖冠子》《读仪礼》《读墨子》《获麟解》《进学解》《师说》《守戒》卷之二【杂著】《五箴》【五首并序】《释言》《伯夷颂》《后汉三贤赞》【三首】《郓州谿堂诗》《争臣论》《张中丞传后叙》《爱直赠李君房别》《圬者王承福传》《太学生何蕃传》卷之三【书】《答窦秀才书》《答尉迟生书》《上宰相书》《答崔立之书》《答李翊书》《答李翱书》《上张仆射书》《与崔群书》《与卫中行书》卷之四【书、启、序】《与冯宿论文书》《答刘正夫书》《答陈生书》《答吕毉山人书》《与鄂州柳中丞书》【第二首】《上留守郑相公启》《送窦从事序》《送孟东野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送陈密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赠崔复州序》《赠张童子序》卷之五【序】《送区册序》《送王秀才序》《送浮屠文畅师序》

译《送高闲上人序》《送殷员外序》《送杨少尹序》《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郑尚书序》《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石鼎联句诗序》卷之六【记、议、状、表】《汴州东西水门记》《燕喜亭记》《蓝田县丞厅壁记》【原文“防”疑有误】《新修滕王阁记》《禘祫议》《论淮西事宜状》《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论佛骨表》《为裴相公让官表》卷之七【《顺宗实录》、祭文、哀辞】《顺宗实录》记载张万福、陆贽、阳城 《祭田横墓文》《祭郴州李使君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祭侯主簿文》《祭马仆射文》祭郑夫人的文章 祭十二郎的文章 独孤申叔的哀辞 第八卷【碑】平定淮西的碑文 南海神庙碑 柳州罗池庙碑 衢州徐偃王庙碑 袁氏先庙碑 曹成王碑 第九卷【碑、铭、墓志铭】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 江南西道观察使、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唐朝故相权公墓碑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考功员外卢君墓铭 李元宾墓铭 施先生墓铭 唐朝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 第十卷【墓志铭、杂文】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 贞曜先生墓志铭 柳子厚墓志铭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祭鳄鱼的文章 送穷鬼的文章 毛颖传 河东柳宗元 第十一卷【赋、杂著】解祟赋 平淮夷雅【两篇】晋文公问守原议 桐叶封弟辩 捕蛇者说 说车赠杨诲之 宋清传 种树郭橐驼传 梓人传 童区寄传 第十二卷【杂著】诫惧箴 忧箴 师友箴 答问 敌戒 谤誉 咸宜 鞭贾 棋序 伊尹五次投奔桀赞 梁丘据赞 武冈铭 剑门铭 寿州安丰县孝门铭 第十三卷【书】与刘禹锡讨论《周易》九六说的书信 答元饶州论《春秋》的书信 答元饶州论政治理政的书信 与友人论文章的书信 与吕恭的书信 答韦中立论师道的书信 答严厚舆论师道的书信 答复袁君陈秀才避讳称师的书信 第十四卷【书、启】答韦珩示意韩愈以文章相推许一事的书信 答崔黯秀才的书信 与韩愈论史官的书信 与史官韩愈书，告知段秀实太尉遗闻轶事 与太学诸生一同庆贺前往朝廷、挽留阳城司业的书信 答周君巢的书信 与杨京兆凭的书信 祝贺赵江陵宗儒征召符载的启 第十五卷【序、论】愚溪诗序 与吴武陵同作赠李睦州诗的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送徐从事北游序 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要入道的序 送崔子符落第诗序 送堂弟谋回江陵序 送澥序 封建论 第十六卷【论、记】守道论 四维论 辨析侵伐的论说 永州新堂记 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 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 四门助教防壁记 永州万石亭记 始得西山宴游记 钴鉧潭记 钴鉧潭西小丘记 到小丘西面的小石潭记 袁家渴记 石渠记 石涧记 小石城山记 第十七卷【记、议、碑】游黄溪记 兴州江运记 零陵三亭记 零陵郡复乳穴记 邕州马退山茅亭记 柳州城附近可供游览的山水记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驳复仇议 箕子碑 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 第十八卷【祭文、墓表、墓志铭、状、碣、杂文】吊苌叔文 吊屈原文 祭井文 又祭崔简神柩归上都文 这是一篇为唐代已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撰写的墓表，以及一篇为已故秘书郎姜君撰写的墓志。故襄阳丞赵君墓志 覃季子墓铭 段太尉秀实逸事状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 唐故御史周君墓碑 乞巧文 陇西李翺 第十九卷【赋、杂著】幽怀赋 《复性书》上篇 《复性书》中篇 《复性书》下篇 陆歙州撰述 高愍女碑 杨烈妇传 第二十卷【书、奏状、行状】答独孤舍人书 答王载言书 向徐州张仆射推荐所知之人的书信 关于百官行状的奏章 记述已故韩公生平事迹：他曾任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获授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死后追赠礼部尚书。关东孙樵 第二十一卷【赋、杂著、书、祭文、杂文】《大明宫赋》读《开元杂报》《孙氏西斋录》记述何易于 记田将军边防事务 题写在褒城驿墙壁上的文字 给高锡望的信 给王霖秀才的信 祭祀梓童帝君的文章 乞巧对 庐陵欧阳修 第二十二卷【赋、杂著、书】红鹦鹉赋 把珍珠藏在深渊中的赋 明用 题写《梅圣俞稿》后 桑怿传 上书给范司谏 上书给杜中丞 答吴充秀才书 第二十三卷【书】给高司谏的信 给尹师鲁的第一封信 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谢征辟任命的书信。给石推官的第一封信 给石推官的第二封信 答宋咸书 答刁景纯学士书 给乐秀才的第一封信 给张秀才的第二封信 第二十四卷【序】《帝王世次图》序 后序 《外制集》序 《诗谱补亡》后序 《集古录目》序 《韵总》序 《苏氏文集》序 《梅圣俞诗集》序 送徐无党南归序 第二十五卷【序、策问、论】送王圣纪赴扶风任主簿序 送田画秀才回万州省亲序 送杨寘序 送王陶序 进士策问第一 进士策问【四首之四】《泰誓》论 本论 第二十六卷【论、记】《为君难论》上篇 《为君难论》下篇 吉州学记 岘山亭记 丰乐亭记 醉翁亭记 偃虹亭记 王彦章画像记 仁宗御笔飞白书法记 伐树记 第二十七卷【状、策】议论学校事务的奏状 论杜衍、范仲淹等罢免政事职务的奏状 论史馆日历的奏状 论茶法的奏状 论选立皇子的策问 第二十八卷【上书】通过通进司上给皇帝的书 按照诏令陈述政事的上书 论任命包拯为三司使的上书 第二十九卷【札子】论请求让百官议事的札子 论美人张氏所受恩宠应当适当裁减的札子。论澧州祥瑞之木，请求不要向外朝宣示的札子。请皇帝（原文作“不幸”，疑有误）临幸温成庙的札子 论台谏官唐介等应当早日恢复原职的札子，论各路取士的札子 论删去九经正义中的谶纬内容的札子 论议濮安懿王典礼的札子 第三十卷【祭文、碑铭】祭尹师鲁文 祭苏子美文 祭石曼卿文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第三十一卷【碑铭、墓表】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追赠太师、中书令程公神道碑铭》观政殿学士、代理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追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石曼卿墓表 连处士墓表 胡先生墓表

译泷冈阡表 第三十二卷【墓志铭】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薛公墓志铭》翰林院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第三十三卷【墓志铭】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黄梦升墓志铭 尹师鲁墓志铭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眉山苏洵 第三十四卷【杂著】《权书·心术篇》《权书·法制篇》《权书·孙武篇》《权书·六国篇》《衡论·重远篇》《衡论·广士篇》第三十五卷【杂著、书、序、论】《名二子说》《送石昌言使北引》《上富丞相书》《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上韩舍人书》《苏氏族谱》《春秋论》第三十六卷【论、记】《洪范论序》《洪范上》《洪范中》《洪范下》《洪范后序》《喾妃论》《明论》《辨奸》《苏氏族谱亭记》《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第三十七卷【状、上书】《议修礼书状》《上皇帝书》眉山苏轼 第三十八卷【赋、杂著】《赤壁赋》《后赤壁赋》《屈原庙赋》《滟滪堆赋》《黠鼠赋》《日喻》《问养生》《叔孙通不能致二生》《狄山论匈奴和亲》《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和归去来兮辞》《书韩魏公黄州诗后》《三槐堂铭》第三十九卷【书】《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上韩枢密书》《与谢民师推官书》《与李方叔书》《与王庠书》《谢张太仆撰先人墓碣书》《答张文潜县丞书》第四十卷【书、尺牍、序】《答李廌书》《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答防倅俞括奉议书》《与滕达道第二十二首》《与李公择第十一首》《与王庠第五首》《凫绎先生诗集序》《范文正公文集序》《江子静字序》第四十一卷【论】《礼以养人为本论》《既醉备五福论》《诗论》《礼论》《论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宋襄公论》《伊尹论》《周公论》第四十二卷【论】《荀卿论》《韩非论》《留侯论》《贾谊论》《鼂错论》《续欧阳子朋党论》《屈到嗜芰论》第四十三卷【论】《论养士》《论鲁隐公》《论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论管仲》《论周东迁》《论商鞅》《论始皇、汉宣、李斯》《论项羽、范增》第四十四卷【记】《超然台记》《宝绘堂记》《眉山远景楼记》《石钟山记》《众妙堂记》《喜雨亭记》《中和胜相院记》《李氏山房藏书记》第四十五卷【上书、状】《上皇帝书》《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上神宗皇帝书》第四十六卷【上书】《再上皇帝书》《拟进士对御试防》《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代滕甫论西夏书》第四十七卷【状】《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论浙西灾伤第一状》《论积欠状》《论纲梢欠折利害状》《朝辞赴定州论事状》第四十八卷【札子】《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乞郡札子》《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请求校订陆贽奏议并进呈的札子 卷之四十九【祭文　碑】祭奠欧阳文忠公文 《表忠观碑》《宸奎阁碑》《潮州韩文公庙碑》《司马温公神道碑》卷之五十【碑】《富郑公神道碑》眉山苏辙 卷之五十一【书　序　防　论　记】给洪州孔大夫论述徐常侍坟墓的信 《元祐防计录》序 《古今家诫》序 《臣事策》第一道 三宗 《六国论》汉文帝 汉景帝 《东轩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卷之五十二【记　论事　状】《遗老斋记》《齐州闵子庙记》《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乞罢左右仆射蔡确韩缜状》《乞诛窜吕惠卿状》《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弭盗贼状》卷之五十三【状　上书　祭文】《论西事状》在陈州代张安道论述时事的信 从齐州回来后论述时事的信 代兄长苏轼下狱而上的书信 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 南丰曾巩 卷之五十四【杂著　书　序】《书魏郑公传》《与孙司封书》《谢杜相公书》《寄欧阳舍人书》《福州上执政书》《新序目录》序 《列女传目录》序 《礼阁新仪目录》序 卷之五十五【序】《战国防目录》序 《徐干中论目录》序 《先大夫集》后序 《范贯之奏议》序 馆阁为送钱纯老任知▯州所作诗的序 送李材叔任知柳州的序 《送江任序》《送赵宏序》《序越州鉴湖图》《叙盗》卷之五十六【论　记】《唐论》《墨池记》《南轩记》《思政堂记》《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抚州颜鲁公祠堂记》《徐孺子祠堂记》《越州赵公救灾记》卷之五十七【疏　议　墓志铭】《熙宁转对疏》《为人后议》《讲官议》《救灾议》《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临川王安石 卷之五十八【杂著书序记祭文墓志铭】《原过》。《进说》《伤仲永》《读孟尝君传》《读孔子世家》《与赵卨书》《答段缝书》《上田正言书》《答韶州张殿丞书》《周礼义序》《诗义序》《书义序》《灵谷诗序》《芝阁记》

译《游褒禅山记》《祭范颍州文》《祭曾博士易占文》《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臣等谨慎考订：《唐宋文醇》共五十八卷，始于乾隆三年。奉皇上御选并制序颁行。自明代茅坤选取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作为八大家，从此初学的士人捧着这一部书，把它作为仿效的准则。到了 本朝储欣于是颇有增删，又增入李翱、孙樵的文章，成为十大家，学者的见闻稍稍扩大了。然而他所持的选择取舍未能完全恰当，因此储欣讥讽茅坤只为科举业而选，使流弊由此产生；储欣所编的书，其流弊也同样如此。文章自韩昌黎兴起，是为了挽救八代以来的衰颓，去除排偶文辞柔弱的习气，使文章返回先秦两汉遗留下来的法则。唐宋文人如林而立，却独取这十家，意图也确实是正确的。皇上在政务之余研习典籍，文章参照《训诰》；又因为执笔作文的人很少有明确的方向，于是采用储欣所选的本子，删去其中琐屑杂乱的内容，补充遗漏之处。这样一来，十大家的精华全部显现出来，作文的规范也全都端正了。书中那些经皇上 圣祖仁皇帝御批的文章，便用黄色纸书写，置于篇首。皇上的御批则用朱笔书写，置于篇末；至于古今人的评论、题跋以及对文章有所阐发的诗文论说，也用不同颜色附录在后面；对于其中姓名、事迹有助于考察核实的，间或也加以记载，用来 昭示文艺界，确实足以成为万世学者的正直准则。乾隆四十 五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一目录 昌黎韩愈文第一 杂著 《原毁》《对禹问》《杂说一》《杂说二》《杂说三》《杂说四》《读荀》《读鹖冠子》《读仪礼》《读墨子》《获麟解》《进学解》《师说》《守戒》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一。昌黎韩愈文第一。《原毁》。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周全，要求别人宽松而简约。要求自己严格周全，所以不懈怠；要求别人宽松简约，所以人们乐于行善。我听说古代有个叫舜的人，他的为人仁慈而正义。探求他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便这样责备自己说：“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些，而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早晚都这样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追求自己像舜的地方。我听说古代有个叫周公的人，他的为人多才多艺。探求他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便这样责备自己说：“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些，而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早晚都这样思考，去掉自己不如周公的地方，追求自己像周公的地方。舜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周公也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得上他。这样的人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毛病。”这不正是要求自己严格而周全吗？对于别人，他说：“他是个人，能做到这些，这就足以成为善人了；能擅长这些，这就足以成为有才艺的人了。”只取其一点，不责求其他方面；只看他现在的表现，不追究过去的过失。只是惶恐地担心那个人不能获得行善的好处。一件善行容易修成，一种技艺容易学会。对于别人，他却说：“能做到这些，这也就够了；能擅长这些，这也就够了。”这不正是对待别人宽松而简约吗？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责求别人详细苛刻，对待自己却过于宽纵。责求别人详细苛刻，所以别人难以行善；对待自己过于宽纵，所以自己取得的成就很少。自己还没有善行，却说：“我擅长这个，这也就够了。”自己还没有能力，却说：“我能做到这个，这也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内心，还没有多少收获就停止了。这不正是对待自己太宽纵吗？对于别人，他说：“他虽然能做到这些，但这个人的品德不值得称道；他虽然擅长这些，但他的作用不值得称道。”只举出一点，不计较其他十点；追究他的过去，不考虑他的现在。只是惶恐地害怕那个人获得声誉。这不正是责求别人过于苛细吗？这叫作不以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以圣人的标准期待别人。我没有看到他是在尊重自己。即使如此，造成这种情况也是有根源的，说的是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我曾试验过这种情形。我曾经对众人说：“某人是善士，某人是善士。”回应我的，必定是那个人的同党；否则，就是同他疏远、不能分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对于不像这样而比他强的人，强硬的人一定会在言语上发怒，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发怒。我又曾对众人说：“某人不是善士，某人不是善士。”不回应我的，必定是那个人的同党；否则，就是同他疏远、不能分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对于不像这样而比他强的人，强硬的人一定会在言语上高兴，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高兴。因此，事情办得好，诽谤就兴起；德行越高，毁谤越到来。唉！士人处在这样的世道，却希望名誉显扬、道德施行，真是太难了。将来如果有在上位者，能听取我的话并保存它，那么他的国家大概可以治理好吧？古语说：“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礼记》说：“君子不因别人所能做到的事而使人困窘，也不因别人所不能做到的事而使人羞愧。”所以圣人制定行为规范，并不是拿自己的标准来要求百姓，而是使他们有所勉励、羞耻，从而实行圣人的教诲。昌黎写《原毁》，说到古代君子，大概就是以这些话为根据的。宋代范忠宣说：“要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张横渠又说：“用爱自己的心去爱别人，就是仁做到极致；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是道做到极致。”这又出自昌黎，而根源在《礼记》。孔子的话与此相反，这正是昌黎所说的“今之君子”。昌黎既详细揭示了他们的情状，又挖出了根本原因，就像大禹铸造九鼎，使百姓知道神怪和奸邪一样，他对天下后世所作的告诫和警戒真是深切啊。只是对于古代君子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他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其实形成这种情况，也另有根本。圣人没有私我，因此没有什么不能舍弃自我的。所以制定行为规范，不拿自己作为标准。古代君子以舜、周公责备自己，难道是希望自己的名声与舜、周公相等吗？他们对于别人说“能做到这些，这也就够了”，难道是把别人同舜、周公相比，并希望自己的品德高出一世之人吗？这只是说，治理天下国家，如果达不到舜、周公的境界，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治理。天下国家不可能靠一个人独自治理，必须期待有舜、周公那样的人。但如果一定要等到这种人出现，才能共同治理，那么一世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便无法有所期待了。况且，一寸深的小水洼、一尺深的水泽，与渤澥的大海之水并没有本质差别；小土丘、蚂蚁堆，与泰山、华山的土又有什么不同？水积多了成为大海，土积多了成为高山。一个人的小仁小义、小才小艺，足以治理一件事、管理一个邑；等到这样的人多了，万事得到治理，天下得到安定，那么舜、周公的仁义才艺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这正是舜、周公之所以成为舜、周公的原因。唉！由无私我出发，天下万世便没有什么不能成为自己的助力，又哪里会遭受毁谤呢？由偏私自我出发，天下万世都同自己为敌为对，什么都可以毁谤自己，而天下万世的毁谤也会一齐集中到自己身上。想要尊重自己的人，究竟应当从哪里做起呢？

译《对禹问》。有人问：“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禹却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的。”既然如此，难道禹的贤能比不上尧和舜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尧、舜传给贤人，是希望天下得到适当的治理；禹传给儿子，是担忧后世因争夺天下而发生混乱。尧、舜为百姓谋利的作用很大，禹为百姓谋利的考虑很深。”问：“既然如此，尧、舜为什么不忧虑后世呢？”回答说：“舜像尧，尧就把天下传给他；禹像舜，舜就把天下传给他。得到合适的人便传给他，这是尧、舜；没有合适的人，考虑到祸患而不传给贤人，这是禹。舜不能把天下传给禹，就说明尧不善于识人；禹不能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就说明舜不善于识人。尧把天下传给舜，是在为后世忧虑；禹把天下传给儿子，是在为后世筹虑。”问：“禹的筹虑，确实深远。” 把天下传给儿子，如果儿子不贤良，那又怎么办呢？” 回答说：“时代越往后越难治理，传给外人就会发生争夺，事先无法确定；传给儿子就不会争夺，事先已经确定。事先确定下来，即使不是贤人，仍然可以守住法度；事先不确定而又没有遇到贤人，就会争夺并且混乱。上天降生大圣人，并不多见；降生大恶人，也不多见。传给外人，遇到大圣人，后来的人就没有谁敢争夺；传给儿子，遇到大恶人，后来的人就要承受他的祸乱。” 禹的后代过了四百年，才出现桀；又过了四百年，才出现汤和伊尹。汤和伊尹是不能等待他们出现后再传位给他们的。与其传给一个未必能得到圣人的人，因而发生争夺和混乱，哪里比得上传给自己的儿子呢？即使得不到贤人，仍然可以守住法度。问：“孟子所说的‘上天要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上天要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孟子的本意，是认为圣人不会仅仅偏爱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天下；但他寻求具体解释而没有找到，于是替这件事作了这样的说辞。” 尧、舜是创始者，禹是因循者，《尚书》从唐、虞开始删定。像《帝王世纪》一类书虽然不足以完全相信，但假如尧以前都传给贤人，那么尧传舜、舜传禹，就是最大的常经和通义，又何必把尧说成创始而夸赞他的美德呢？由此足以知道，尧以前仍然传给儿子，禹也仍然实行古代的道理。禹仍然实行古代的道理，那么万章为什么还要问呢？有人说：“周朝衰落后，处士们任意发表议论，像伊尹割烹、孔子主持痈疽、寺人瘠环之类，齐东的传言也很多，这大概也是同一类说法。”况且《尧典》中有放齐请求立子朱启明，《益稷》中记载大禹有丹朱会使天下灭亡的警戒，如果尧以前不是也传给儿子，怎么会有这些说法呢？然而，假如孟子列举这些来反驳，那么人们一定会说，传天下只有尧、舜才是最正确的，禹改变这种道路、恢复古法就是错误的；这样岂不是仍然不能解答德行衰落的疑惑吗？况且顺应天意、服从民心的道理，也没有得到阐明。看昌黎的说法，确实补充了孟子没有说出的地方。即使如此，百姓就是上天的心。深切考虑百姓并得到民心，就是得到上天的心。推究根本并推演到极致，那么仍然没有超出孟子“上天要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上天要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的意义吧？《杂说一》。龙呼出气便形成云，云本来没有龙那样神奇。然而龙乘着这股气，浩浩荡荡地进入无边的天空，迫近日月，遮蔽光芒，感应雷电，显示神奇的变化，使水降到土地上，冲刷山陵沟谷。云也真是神奇怪异啊！是云使龙能够显示神灵。如果说龙本身的神灵，就不是云所能使它神灵的了。然而龙没有云，便无法显示它的神灵。失去所凭借的东西，确实不行啊！奇怪的是，它所凭借的东西，竟然是它自己造成的。《易经》说：“云跟随龙。”既然说是龙，云就跟随它了。” 李光地说：“这段文字寄托极深，取譬极广。精细地说，如道义产生气势，德行发为事业文章，都是这种情形。广泛地说，如君臣相遇相合，朋友彼此感应相求，圣人的风范在百世之后兴起，也都是这种情形。” 《杂说二》。高明的医生，不看人的肥瘦，只察看他的脉是否有病罢了。善于谋划天下的人，不看天下是否安定危险，只察看它的纲纪是否治理有序罢了。天下就像人的身体，安危就像肥瘦，纲纪就像脉搏。脉没有病，即使身体瘦也没有妨害；脉有病，即使身体肥胖也会死亡。通晓这个道理的人，大概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了吧？夏、殷、周衰落时，诸侯兴起，战争一天天发生。传了几十代君王而天下没有倾覆，只是因为纲纪还存在。秦统一天下时，不再把权势分给诸侯，聚集兵器并将其销毁。传到二世天下便倾覆，只是因为纲纪已经消亡。因此，四肢即使没有毛病，也不足以依靠；关键在脉罢了。四海即使没有事故，也不足以自满；关键在纲纪罢了。忧虑自己所能依靠的东西，戒惧自己所能自夸的东西，这就是善于治病、善于谋划的人所说的“上天扶助、上天亲近他”。《易经》说：“观察脚下所走的道路，考察吉凶的征兆。”善于治病、善于谋划的人，就是这样做的。” “忧虑自己所能依靠的东西，戒惧自己所能自夸的东西。善于治病、善于谋划的人，上天扶助、上天亲近他。”这四句，有人把前两句读断，把“善医善计者谓之天扶与之”两句连读；也有人把“善医善计者谓之”读成一句，把“天扶与之”另作一句，承接上文并开启下文，但两种读法似乎都不十分妥当。应当把“善医善计者”作为上面两句的完整主语，因为善于治病、善于谋划的人，必然忧虑所能依靠的东西，戒惧所能自夸的东西，只是文句倒装罢了。那么说“称作上天扶助、上天亲近他”，是什么意思呢？《礼记》说：“人是天地的心。操守它就存在，心存在人就存在；舍弃它就灭亡，心灭亡人也灭亡。”天人之间，呼气一同呼气，吸气一同吸气，说成彼此呼吸相通还远远不够。假如依仗自己所能依仗的东西，自夸自己所能自夸的东西，那么心中就会积聚骄傲放纵的气息，清明肃穆之气便不会停留在那里。这就是所谓以恶念充实内心而丢弃精气，也就是《左传》所说上天夺去他的明鉴，反而加重他的疾病。只有能够忧虑、能够戒惧的人，上天的明命才不会离开他顾念和察视的时刻，自然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因此说“称作上天扶助、上天亲近他”，意思是像这样懂得忧虑、懂得戒惧的人，就是上天在扶助、亲近他。” 恐怕读者还没有明白，所以又进一步说明：“观察脚下所走的道路，考察吉凶的征兆，善于治病、善于谋划的人就是这样做的。”忧虑自己所能依靠的东西，戒惧自己所能自夸的东西，本来就是观察行为、考察吉祥征兆的实际表现。韩愈可以说是通晓《易经》、明白治理天下要领的人吗？

译《杂说三》。谈生为崔山君作传，称鹤能说话，难道不奇怪吗？可是我观察人类，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而不同于禽兽异类的，实在很少。那大概是愤世嫉邪、长期离去而不回来的人所做的吧？古代的圣人，有的头部像牛，有的形体像蛇，有的嘴像鸟，有的面貌像防风氏、禺强一类的怪物。他们只是外貌相似而内心不同，难道能说他们不是人吗？即使有人肋骨平直、皮肤舒展，脸色像涂了红色，外表美丽而内心凶狠，外貌像人，内心却像禽兽，又怎么能称作人呢？既然如此，观察外貌的是非，不如考察他的内心以及行为是否合宜，这样才不会失误。关于鬼神怪异的事情，孔子的门徒不谈；我将特意取其中愤世嫉邪的意义来写，所以题作这个名称。” 阐述《孟子》“几希”的防微之旨，开启濂、洛、关、闽诸学派的先声。《杂说四》。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马，也只能辱没在奴仆的手中，和普通马一起死在马槽之间，不能以千里马著称。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有时能吃尽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却按普通马的食量喂它。这匹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但吃不饱，力气不足，才能和美质不能显露出来，想同普通马一样尚且做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鞭打它却不按正确的方法，喂养它却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听它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鞭子面对它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啊。皋陶提出治理天下的两个大原则说：“在于识别人，在于安定百姓。”识别人放在前面。《论语》以识别人作结，先圣先师的明训就是这样。果真能够识别人，治理天下就会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即使如此，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识别人尤其不容易。真是困难啊！反复读这篇文章三遍，仍使人战栗，如临冰面、如临深渊，忧思得像饥饿难耐一样。《读荀》。起初我读孟轲的书，这才知道孔子的道尊贵，圣人的道容易实行，称王容易，称霸也容易。我以为孔子的门徒凋零以后，尊崇圣人的只有孟氏罢了。后来得到扬雄的书，更加尊崇、相信孟氏；由于扬雄的书，孟氏更加尊贵，那么扬雄也是圣人的门徒吗？圣人的道在世上失传以后，周朝衰落，喜好事功的人各自拿自己的学说去求取当时君主的任用，纷纷杂陈，彼此混乱，六经与诸子百家的学说交错混杂。然而老师大儒仍然存在，秦代焚书、汉代黄老之后，保存下来而纯正的，不过孟轲氏罢了，扬雄氏罢了。等到得到荀氏的书，于是又知道还有荀氏这样的人。考察他的言辞，有时似乎不纯粹，但究其归宿，同孔子不同的地方很少。莫非仍然处在孟轲、扬雄之间吗？孔子删定《诗》《书》，笔削《春秋》，符合道的就记载，不符合道的就斥退，所以《诗》《书》《春秋》没有瑕疵。我想删去荀氏不合于道的地方，把它附在圣人的典籍之中，这也是孔子的志向吗？孟氏是纯粹中的纯粹，荀氏和扬雄则是大体纯粹而有小的瑕疵。” 伊川程子说：“荀卿才华很高，但言论多有过失；子云才华不足，但言论多有错误；然而他们都不能免于驳杂。”韩愈把荀卿归入大体纯粹之列，大概是韩愈以宽厚之心待人的缘故。樊汝霖说：“《荀子》二十三篇，其中《非十二子》篇把子弓同仲尼相提并论，说子思、孟轲大略效法先王却不知道其统绪；《性恶》篇说人的本性是恶的，礼义产生于圣人的人为造作。这些正是同道不合、而您想删去的地方吗？”又说：“韩愈说荀氏、扬雄大体纯粹，是泛泛而说。若同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流比较，那么荀氏、扬雄才算大体纯粹。” 《读鹖冠子》。《鹖冠子》共有十九篇，言辞杂有黄老、刑名之学。其中《博选》篇所说的“四稽五至”，是正确的。假如作者遇到合适的时代，援用他的道理施行于国家，功德难道会少吗？《学问》篇说：“贫贱产生于没有用处；船在水流中央沉没时，一只葫芦也价值千金。”我把这段话读了三遍，因它而悲伤。文字有脱漏、错误，我替它校正了三十五个字，改动了三个字，删去了二十二个字，并作注十二字。” 樊汝霖说：“《西汉艺文志》有《鹖冠子》一篇，注说：‘楚国人居住在深山，以鹖鸟的羽毛做帽子。’但《唐书·艺文志》说《鹖冠子》有三卷，难道是汉代已有残缺，到唐代才恢复完整吗？汉、唐都把它看作道家一流，您却说如果把它的道理施行于国家，功德难道会少吗？而柳子厚作《辨鹖冠子》，却说：‘得到这部书读它，都是鄙陋浅薄的言论。’两位先生所见竟如此不同。” 《读仪礼》。我曾经苦于《仪礼》难读，而且它如今施行的礼仪大概很少，因沿袭而来的做法不同，再想恢复也没有办法；考察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然而，文王、周公的法制，大体保存在这部书中。孔子说：“我遵从周礼。”说的是周代礼制文章的盛大。古书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百家杂说尚且有可取之处，何况圣人的制度呢？于是我摘取其中的大要，把奇异的文辞、深奥的意义写在篇中，学者可以从中观览。可惜我没有赶上那个时代，不能在其中进退揖让。唉，那盛况多么伟大啊！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质，周代崇尚文。解释的人说，忠弊坏了就用质来挽救，质弊坏了就用文来挽救；这是没有通晓道理而勉强作出的解释。忠，就是内心真实。内心确实有它，必然会表现于外；忠不能不表现为质。质，就是根本。根本已经茂盛，必然会显出光彩；质不能不表现为文。这就好比人幼小后长大，长大后强壮，难道能说幼小败坏了所以用长大来挽救，长大败坏了所以用强壮来挽救吗？文王说：“洗手而不进献祭品，心中诚信而仰首敬畏”，这确实说明文必然以忠为尊。周公说：“质朴无饰便没有过失。”孔子说：“极尽文饰之后才通达，就到尽头了。”所以《易经》接着说“剥”。这确实说明文必然以质为根本。周朝衰落，欺诈虚伪开始滋生，忠和质全都衰微，只剩下外在的文饰。只剩外在文饰，那么这种文饰也就不是真正的文饰了。何况时代久远，言辞湮没，时移世变，传授经书的人又多有讹误；在焚毁残余的书籍中传承下来的内容，又因循当时老师的错误。起初是皮不存在，毛便无所依附；后来连虎豹的毛也变成了犬羊的毛，所谓文饰不是真正文饰的情况，也就混乱得无法考察了！这就是韩愈读《仪礼》而说它今天没有实际用处，却仍然珍爱圣人制度的原因。想要以三代遗留下来的本意作为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就必须以忠作为内在根基，探求天理和民彝的自然状态，希望忠心得到确立后逐渐具备质，或许还差不多可以做到。不致力于此，却只从事于文饰，就不知道这种文饰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文饰。新室利用《周礼》，所以使汉朝灭亡；荆舒利用《周礼》，所以使宋朝混乱。”

译《读墨子》。儒者讥讽墨家，说墨家主张“上同”“兼爱”“上贤”“明鬼”；可是孔子敬畏大人，居住在一个国家却不非议它的大夫，难道不是“上同”吗？孔子广泛地爱人、亲近仁者，以广泛施予、救济众人为圣，难道不是“兼爱”吗？孔子尊重贤者，依据四科来提拔、褒奖弟子，痛惜自己到死也没有获得声名，难道不是“上贤”吗？孔子祭祀时如同神灵真的在场，讥讽那些祭祀如同没有祭祀的人说“我祭祀就能得到福报”，难道不是“明鬼”吗？儒家和墨家都尊崇尧舜，都反对桀纣，都修养自身、端正内心来治理天下国家，为什么不能像这样彼此喜爱呢？我认为，争辩产生于末流学者，他们各自只顾推销自己老师的学说，并不是二位老师原本的道理。孔子必然会采用墨子的长处，墨子也必然会采用孔子的长处；彼此不相采用，不足以成为孔子、墨子。朱子说，学者必须懂得孟子“归斯受之”的意思，然后才能认识韩愈读墨的深意。伊川程子却说孔、墨相互采用的说法非常不可取。大概韩愈的意思，是怜悯后世读经的儒生各自只顾推销老师的学说，不从内心求证，也不以义理为标准，把杨、墨拒之门外，却在门墙之内做杨、墨；外在虽有儒家的形式，内心却没有儒家的实质，这种危害反而更大。因此写下这篇议论来纠正它，难道真是认为墨家贤于儒家而同孟子相冲突吗？况且，如果墨子被孔子采用，那么这个墨子就是孔子；如果孔子被墨子采用，那么这就是孔子而不是墨子。孔子做鲁国司寇时，鲁国的各位大臣，从三家以下，难道必须全都改变职位以后才能治理吗？鲁国的大臣尚且可以任用，难道偏偏不用墨子吗？“上同、兼爱、上贤、明鬼”，都出自《汉书·艺文志》所记墨家一流的长处。” 《获麟解》。麒麟作为祥瑞之物，显著明白。它被《诗经》吟咏，被记载在《春秋》中，又杂见于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里。即使妇女和小孩，也都知道它是祥瑞。然而麒麟这种动物，家中不饲养，天下也不常有。它的形状与众不同，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既然如此，即使有麒麟，也不能辨认它是麒麟。长角的，我知道是牛；有鬣毛的，我知道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分别是狗、猪、豺、狼、麋、鹿；只有麒麟无法辨认。无法辨认，那么称它为不祥，也就很适宜。即使如此，麒麟出现，一定是有圣人在位。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圣人一定能辨认麒麟，那么麒麟果然就不是不祥了。又有人说：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在于它的德性而不在于外形。如果麒麟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把它称为不祥，也很适宜。李翱在《书》中把这篇文章赠给陆傪，说：“韩愈不是作当世之文，而是作古代之文。他的文辞精微，意旨恰当；孟轲去世以后，也没有见到超过这篇文章的。”

译《进学解》。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招呼学生们站在馆舍下面，教导他们说：“学业由于勤奋而精通，由于嬉游而荒废；品行由于思考而成就，由于随意而败坏。如今圣君贤臣相遇，治理的器具全部设置，排除凶恶邪佞，提拔尊崇俊杰贤良。只要有一点小善，通常也会登记姓名；有一技之长的人，没有不被任用的。搜罗、挑选人才，刮去污垢，磨出光彩。大概有幸而被选拔的人，谁说人才多而没有得到发扬呢？”学生们只应担心自己的学业不能精通，不应担心主管官员不明察；只应担心自己的品行不能成就，不应担心主管官员不公正。话还没有说完，队列中有人笑着说：“先生是在欺骗我们吗！”弟子们侍奉先生到现在已经多年了，先生口中不断吟诵六经的文章，手里不停翻阅诸子百家的书籍。记载事实的，一定提炼其要旨；编纂言论的，一定探究其深奥。贪求广博而务求获得，细小和重大都不舍弃。点燃灯油来接续白昼，总是勤勉不懈直到终年。先生的学业可以说是勤奋了。抵制排斥异端，排斥佛教和老子，弥补学术的缺漏，阐明幽深微妙的道理。寻访失传已久、茫无头绪的学术传统，独自从旁广泛搜求并远远继承。像堵住百川使它们向东流，挽回已经倾倒的狂澜。先生对于儒学，可以说是有功劳了。沉浸在醇厚浓郁的学问中，含英咀华，写成文章，书籍堆满家中。上承法则于姚、姒，浑厚广大而没有边际；周代诰命、殷代盘庚之诰，文辞艰涩拗口。《春秋》谨严，《左传》浮夸。《易经》奇特而有法则，《诗经》正大而华美。下至《庄子》《离骚》，太史公所记录的文章，扬雄、司马相如的作品，都是功力相同而风格有别。先生对于文章，可以说是内容宏大而外在文辞纵横奔放了。年少时开始懂得求学，敢作敢为；长大后通晓事理，处理事情左右逢源。先生在为人方面，可以说是成就了。然而您在公事上不被人信任，私交上不被朋友帮助；前后都遭挫折，动不动就获罪。暂任御史，便被贬谪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做了三年博士，职位闲散而不见治理成效。命运似乎同仇人合谋，什么时候才会失败呢？冬天温暖，孩子却哭喊寒冷；年成丰收，妻子却哭着说饥饿。头发稀少，牙齿脱落，直到死去究竟有什么益处？不考虑这些，反而教别人尊称您为先生吗？唉！您到前面来。大木做栋梁，小木做椽子，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自适合其用途，把它们安置起来建成房屋，是工匠的本领。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破鼓皮，全都收集储藏，等待使用而没有遗漏，是良医的本领。选拔贤明、公正任用，使巧拙各种人才都得到进用；使有余成为美，使卓异成为杰出；比较短处、衡量长处，只看器用是否相宜，是宰相的办法。从前孟轲喜好辩论，使孔子的道理得以彰明，车辙遍行天下，最终老死于奔走途中。荀卿守持正道，弘扬宏大的学说；因逃避谗言到了楚国，最后被废弃，死在兰陵。这两位儒者，吐出的言辞成为经典，举足的行为成为法则，超越同类、脱离世俗，完全进入圣人的境界；然而他们在世上的遭遇又怎么样呢？”如今先生虽然勤奋学习，却没有遵循学术的统绪；言论虽然很多，却没有抓住其中的要旨；文章虽然奇特，却不能用于实际；品行虽然修养，却不显露于众人面前。即便如此，您每月还要耗费俸钱，每年还要消耗廪粟；儿子不知道耕作，妻子不知道织布；骑着马，带着随从，安坐享食；沿着寻常道路匆匆行走，窥看陈旧书籍来窃取辞句。然而圣明的君主没有加罪于您，宰相也没有斥退您，这不就是您的幸运吗？一行动就得到诽谤，名声也随之而来；被投置在闲散职位上，正是命运所应当如此。至于计算财货的有无，比较班位资历的高低，忘记估量自己的才力是否相称，专门指责前人的瑕疵，这就像责问工匠为什么不用小木桩做栋梁，又像讥笑医生用昌阳延年，却想进献猪苓一样。” 孙樵说：“玉川子的《月蚀诗》和韩吏部的《进学解》，没有一篇不是凌厉冲天，句句都像要活起来；就像徒手捕捉长蛇，不加笼套，骑着未经驯服的马，急迫得没有闲暇，令人无法捉摸控制。” 李光地说：“这种文体，这篇文章和扬子《解嘲》，千百年来可以称为绝作。《解嘲》中说：‘炽烈的火终会熄灭，隆隆的雷终会停止；观看雷，观看火，使它充盈，使它充实。上天收起它的声响，大地藏起它的热力。高明显赫的人家，鬼也窥伺着它的屋室。’这一段完全解释了《丰》卦的意义。‘炽烈的’是火，‘隆隆的’是雷。当雷声隆隆、火势炽烈，以为已经充盈充实时，然而《丰》卦雷在上方，就是上天收起它的声响；火在下方，就是大地藏起它的热力。这正是盛大不能长久，终将消灭、断绝的征兆。《丰》的意义如此，所以卦辞、爻辞都发出‘日中’的警戒。到了穷极之处就说：‘房屋高大，遮蔽他的家；窥视他的门户，寂静得像没有人。’这就是扬子所说‘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扬子是改变《易经》的辞句和卦象来作文，但自王弼以来还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所以这个卦的意义直到今天仍未明白。这篇文章谨严，‘浮夸’‘奇法’‘正葩’等词都极其精要地概括了群经的要旨，所以没有不精通经术而能写好文章的人。”

译《师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么他的疑惑最终也不能解决。出生在我以前的人，他听闻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出生在我以后的人，他听闻道理也可能早于我，我也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要管他的年龄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所以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年龄长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失传已经很久了，想使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跟从老师请教；如今的一般人，远远低于圣人，却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个原因吧？爱护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对于自己，却以从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惑的老师。不懂得句读，有疑惑不能解决，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方面却丢弃了，我没有看到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可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老师”“弟子”这些称呼，就成群聚集起来讥笑他们。问他们为什么，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龄相近，道术也相似；向地位低的人学习就足以感到羞耻，向官位高的人学习又近于谄媚。”唉！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可知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不屑与他们同列；如今他们的智慧反而比不上这些人，难道不是奇怪吗？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为师，苌弘以师襄为师，也以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所以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门研究，不过如此而已。李氏的儿子蟠，十七岁，喜爱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注都普遍学习；不受时俗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实行古代从师学习的道理，写作《师说》送给他。” 洪迈说：“柳子厚《答韦中立书》说：‘如今世上听不到有老师，只有韩愈不顾流俗，冒着被嘲笑侮辱的风险，招收后辈，作《师说》，于是昂然以老师自居。韩愈因此得到狂妄的名声。’他又在《报严厚舆书》中说：‘我的才能和勇气不如韩退之，所以不做人家的老师。’人的见解有相同也有不同，不要拿韩愈来责怪我。我看韩愈《师说》说：‘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弟子贤能。’这说明他并不是喜欢以老师自居的人。” 《守戒》。《诗经》说：“大国是栋梁。”《尚书》说：“用来屏卫王室。”诸侯对于天子，不只是守护土地、奉行职贡而已，本来还应当有所作为来支撑、屏卫王室。如今有人居住在山中，知道猛兽会造成祸害，就一定会加高篱笆，并在外面设置陷阱来等待它们；居住在都市的人，知道钻墙入户的小偷会作盗，就一定会加高墙垣，在里面牢固地闭好门闩锁钥来防备。这是乡野之人、鄙陋之人都能做到的事，并不需要超过常人的智慧。如今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处在强悍势力之间，却不知道为此防备，唉，也太糊涂了！乡野鄙夫能做到，王公大人反而做不到，难道是才力有所不足吗？大概是认为不值得做，所以不去做罢了。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认为不值得做更大的；才力不足还在其次。认为不值得做的人，敌人来到也不知道；才力不足的人，如果在事情发生前思考，那么在祸患方面还相差很远。那些强悍的势力，身披铠甲、手持兵器，不知道有多少；他们连绵占据的土地有千里之广，并且同我们的土地交错相接，中间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门这样的关隘阻隔。他们又知道自己不能同天下诸国并列，早晚踮起脚、伸长脖子，希望天下发生事变来乘我们的空隙；这比猛兽和小偷更加暴虐危险。” 唉，为什么知道这些却不作防备呢！孟贲、夏育如果不戒备，连儿童都能抗拒他们；鲁国的鸡如果不预先防备，连蜀地的鸡也能胜过它们。现在鹿对于豹，并不是体形不高大，然而最终被豹捕食，是因为爪牙的才力不同，勇猛和怯弱的资质有别。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应该怎样防备呢？”回答说：“在于得到人才。”朱子说：唐朝自从安史之乱以后，河南、河北的土地分裂成七八块；蔡州在当时是最接近的地方，成德、淄青又联合起来作为援助。所谓如今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处在强悍势力之间，却不知道防备，说的正是韩愈写《守戒》的原因。篇末说：“应该怎样防备呢？”回答说：“在于得到人才。”等到裴度平定蔡州，韩愈的话果然得到验证。”},{ 御选《唐宋文醇》第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二卷目录 昌黎韩愈文第二卷 杂著 《五箴》（五首，合有序文） 《释言》《伯夷颂》《后汉三贤赞》（三首） 《郓州谿堂诗》《争臣论》《张中丞传后叙》《爱直赠李君房别》《圬者王承福传》《太学生何蕃传》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二卷 昌黎韩愈文第二卷 《五箴》人最怕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已经知道了却不能改正，这就是没有勇气。我活到三十八岁，头发中短的部分日益变白，牙齿中松动的部分日益脱落，聪明才智比不上从前，道德也日益背离最初的心愿；我最终不能成为君子，反而成为小人，这是明明白白的了。因此作《五箴》，来责罚自己的过恶。《游箴》我年轻时，将要追求多种才能，早晚都勤奋不懈。如今我已经饱食而嬉游，早晚都无所作为。唉，我啊，难道是没有知觉了吗？难道要被君子抛弃，而归入小人的行列吗？《言箴》不懂得言辞的人，哪里可以同他谈论？懂得言辞的人，即使沉默不语，他的心意也已经传达了。在幕府中的辩论，别人反而把你当作叛逆；在御史台中的评论，别人反而把你当作倾覆他人的人。你还不吸取教训吗，难道还要喋喋不休地使自己丧失性命吗？《行箴》行为同义理相违，言语同法度相背，即使后来没有造成祸害，你也可以悔恨。行为没有邪僻，言语没有偏颇，即使死了也等于没有死；你还悔恨什么？应当悔恨的就停止吧。你的恶行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应当停止恶行而悔改。你的善行又在哪里？后悔不能追回过去，后悔也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思考就能有所收获，可是你却不思考。《好恶箴》没有善行却有所喜好，不考察它的道理；没有悖逆却有所厌恶，不弄清它的缘故。过去所喜好的事，如今发现它的过错；若顺从它，就会成为朋党，若舍弃它，就会成为仇敌。过去所厌恶的事，如今发现它的美善；若顺从它，就会感到惭愧，若舍弃它，就会成为狂妄。仇敌、朋党、狂妄、惭愧，这些对自身都不吉祥，对道德都不合宜。不合义又不吉祥，是恶行中最大的恶，难道差不多就是这样吗？从前这样做还没有颠沛失意时，年纪尚轻，或许还可以说没有想到；如今已经老了，为什么还不谨慎呢？《知名箴》内在不足的人急于让别人知道自己；内里充实而有余的人，声名广大发扬，名声传遍四方。今天告诉你求取名声的方法：不要忧虑没有声名，要忧虑自己的名声有缺陷。过去子路只怕自己有所听闻，因而声名显赫，流传千载，道德声誉更加尊贵。你夸耀自己的文章，倚仗自己的言辞，凭借别人不能做到的地方来掩饰自己、谋取名声。你不是那人的父亲，也不是那人的老师，却不待别人请求就去教导他，谁说这不是欺骗？用欺骗来招致憎恶，用掩饰来招来怨恨。你竟然没有醒悟，以至于遭遇灾难。小人在受辱时，也能够知道悔改；等到境况已经安定，最终却没有谁能戒除旧习。把这些话从心里发出，又铭刻在你面前。你如果仍不顾念，遭受这样的祸患也是理所当然。自我责备得深，悔过得深，那种精神充溢在纸墨之间，仿佛还能看见他因饭食不进而不吃饭、因忧惧而不能入睡。诗中说：“温和恭敬的人，好像聚集在树上；战战兢兢地小心谨慎，好像站在深谷边。”《小宛》的诗人能够如此，那么当时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读韩愈的《五箴》，也可以知道德宗在位时的情形。虽然如此，《悔箴》所说的是行动；没有邪僻的话，也没有偏颇，死而不失其正，那么你悔恨什么呢？这样看来，他又是坦荡开阔的，并不是因为恐惧疑惑而动摇心志。君子的心，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译释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韩愈从江陵法曹奉诏授任国子博士，第一次拜见当时的宰相郑公。郑公赐他坐下，并且说：“我看过你写的某些诗文。我当时在翰林院，职务亲近而处所禁严，不敢与你通消息。现在请你把自己的诗文抄写一份送来。”韩愈拜谢，退下后抄录了若干篇诗文，选定日期准备献上。过了几个月，有人来对韩愈说：“你把诗文献给相国了吗？”韩愈说：“是的。”那人说：“有人在相国座前进谗言说：‘韩愈说，相国征求我的文章，我不敢藏匿；相国哪里是真的了解我呢？’你可要谨慎。”韩愈回答说：“我任御史时得罪了德宗，同被迁往南方的共有三人，只有我先被重新任用，相国给我的恩赐已经很大了。百官拜见相国，有的人站着说几句话就退下，而我却蒙受赐坐的待遇，这在相国待人的礼数中已经过分了。四海九州的人，从百官以下，想凭自己的才业通达到相国身边的很多，但都畏惧而不敢如此，只有我冒昧地先求相国了解我，这也已经太过分了。蒙受这样重大的礼遇和过分的恩德，又得到这样的知遇，我对敌以下的身份尚且应该怎样报答，何况面对天子的宰相呢？人没有不知道自己的，凡是适合任用的叫作才，能够担当事务的叫作力。我在这两方面，即使每天努力也赶不上别人；能够束好衣带、手执笏板，站在士大夫的行列中，没有被斥为不才，已经是幸运了，哪里敢在言语上自大呢？” 自大虽然是凶恶的品德，却一定有所凭借才敢这样做。我的族亲很少，没有攀附联结的势力；如今又不善于结交人物，朝廷中没有相互援引、甘愿为彼此赴死的朋友；也没有长期积蓄的资财可以用来钓取声势；才力薄弱，能力衰退，不能奔走乘机、钻营缝隙来求取权利，我凭什么自大呢？至于那些狂妄迷乱、心志失常的人，跳河投火，胡乱说话，任意骂人，这种人确实有；但人人都知道我没有这种毛病。即使有一百个进谗言的人，相国也不会相信他们，我有什么可害怕而需要谨慎的呢？”又过了几个月，有人来对韩愈说：“有人在翰林舍人李公和裴公那里诋毁你，你可要谨慎。”韩愈说：“这两位公卿，是我的君主早晚都要咨询、用来治理天下并开辟太平之治的人；他们在朝廷时是天子的心腹，在外任职时是天子的股肱。四海九州的人，从百官以下，谁不希望忠于他们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恩赐？我既不狂妄，也不愚蠢，不会跳河投火，也不会疯癫妄骂，当然不会有谗言所说的那些事。即使有一百个进谗言的人，两位公卿也不会相信他们，我有什么可害怕而需要谨慎的呢？”说完这些话应付来客，夜里回家后又私下责备自己说：“唉！市场上有人说有老虎，曾参杀了人，这就是谗言产生作用的结果。” 诗中说：“把那些进谗言的人捉来，扔给豺狼和老虎；豺狼老虎不吃，就把他们扔到北方；北方不接受，就把他们扔给上天。”这是因为痛恨谗言之害而把话说得更加激烈。又说：“祸乱开始产生，僭越之心已经渐渐滋长；祸乱再次产生，是说君子相信谗言，起初只是怀疑，最终却信以为真。”孔子说：“要远离奸佞的人。”奸佞的人不能远离，就会有时相信他们的话。如今我依仗自己正直而不加戒备，祸患恐怕要到了！”徐徐又自我解说道：“市场上说有老虎，是听者平庸；曾参杀人，是因为爱护之情迷惑了听觉；《巷伯》所受的伤害，是因为遇上了乱世。如今三位贤者正和天子谋划治理天下、开创太平之治的办法，他们听得聪敏、看得明察，公正而且宽厚。大夫聪明，就听见和看见的不会受到迷惑；公正，就不会亲近谗邪；宽厚宏大，就能够容纳并思考。那些进谗言的人，谁敢上前进谗呢？即使上前进谗，也没有人会听信。我害怕什么而需要谨慎呢？”又过了几个月，皇上命李公任宰相，有人对韩愈说：“你先前被一个宰相听信谗言，如今李公又做宰相，而谗言也到了他那里，你危险了！”韩愈说：“先前在宰相面前诋毁我的人，翰林学士不知道；后来在翰林学士面前诋毁我的人，宰相不知道。” 如今两位公卿一同处事，又防备谗言；如果谗言涉及我，他们一定会说：‘韩愈也不过是个人罢了。他既敢傲慢于宰相，又敢傲慢于翰林学士，他究竟想求取什么？这种说法一定不对。’我到现在才知道可以免于祸患。”后来谗言果然没有起作用。朱子说：“这是元和二年春天所作，当时的宰相是郑絪，翰林学士是李吉甫，中书舍人是裴垍。《国语》说‘骊姬使奄楚以环释’，注文说：‘是用言语来自我解释。’韩愈作《释言》，就是取用这个意思。又说：‘同迁于南者凡三人’，指韩愈以及张署、李方叔。” 储欣说：“仕途险恶艰难，进谗言的人没有止境，读了这篇文章令人感慨。”

译伯夷颂 士人能够特立独行，只合乎义而已，不顾别人的是非，这都是豪杰之士，是信仰道义深厚而且自知明白的人。一个家族都非难他，而他仍努力实行、不受迷惑，这样的人很少。至于一个国家、一个州都非难他，而他仍努力实行、不受迷惑，大概天下只有一个人。至于全世界都非难他，而他仍努力实行、不受迷惑，那么千百年才会有一个人。像伯夷这样的人，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顾一切。光明如日月，仍不足以比拟他的明；高峻如泰山，仍不足以比拟他的高；巍峨如天地，仍不足以容纳他的气度。殷朝将要灭亡、周朝将要兴起时，微子是贤人，抱着祭器离开了殷；武王、周公是圣人，率领天下贤士和诸侯前往讨伐殷纣，却从未听说有人非难他们。唯独伯夷、叔齐认为不可以。殷朝灭亡以后，天下归附周朝，唯独这两个人以吃周朝的粮食为可耻，宁愿饿死也不顾惜生命。由此说来，他们哪里是有所求取才这样做呢？是因为信仰道义深厚而且自知明白。如今世上所谓的士人，普通人称赞他一句，他就认为自己才力有余；普通人阻挠他一下，他就认为自己才力不足。难道伯夷只是非难圣人而自以为是吗？圣人本来就是万世的标准。因此我说：像伯夷这样的人，特立独行，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顾一切。虽然如此，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后世的乱臣贼子就会接连出现了。王安石认为伯夷、叔齐拦住武王的马进谏，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等事都不存在，他依据《孟子》来驳斥《史记》，也确实有他的见解。朱子说：“荆公的论断与这篇颂完全相反，学者应当审慎考察。”朱子的话，或许是有意引而不发，或许是对疑难之事不加论定，都还不能确定。不过我曾这样评论：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境界。武王、周公与伯夷、叔齐竟然如此相反，这才知道天下的道理没有穷尽，各自都实行了自己的最高原则，因而都没有错误。都达到最高原则而没有错误，是君子在相同中有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根源在天性，止于忠孝，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改变。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时势和地位。比如百越人到京师，就向北走；三韩人到京师，就向南走，始终方向相反，但他们到达京师这一点却相同。正因为相同之处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改变，所以他们的不同也可以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顾一切。王安石说：“有些事情发生在千世以前，圣贤辨析得非常详尽明白；可是后世的人不深入考察，只凭偏见和独到的见识，便形成一种说法，既失去了事情的根本，学士大夫还共同固守而不肯改变，这种情况大概是有的。” 伯夷就是这样的人。古代评论伯夷的，有孔子、孟子；正因为孔孟的话可信，而他们对伯夷的论说又反复不一，反而更加可信。孔子说：“不记恨过去的恶行，求仁而得到仁，在首阳山下饿死，是隐逸之士。”孟子说：“伯夷，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在恶人的朝廷任职；他躲避纣王，住在北海之滨，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不侍奉没有才德的人，是百世的老师。”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伯夷遭遇纣王的暴恶，不把怨恨记在心里，不忍心侍奉纣王而求得自己的仁德，宁愿挨饿躲避，也不降低身份受辱，等待天下清明，因此称他为圣人。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武王讨伐纣王时，伯夷拦马进谏；天下归附周朝后，他以之为可耻，不肯吃周朝的粮食，于是作了《采薇》之歌。韩愈沿用这个说法，也为伯夷作颂，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会使后世乱臣贼子接连出现。这实在大错特错。商朝衰败而纣王凭不仁残害天下，天下人谁不痛恨纣王，而伯夷尤其痛恨他呢？他曾听说西伯善于养老，于是前往归附。当时，想要除掉纣王，伯夷和姜太公的心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等到武王奋起，太公辅佐他，于是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伯夷却不参与，这是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大概这两位老人所说的天下大老，年纪已经八十多岁，年寿本来就很高了。从海滨赶往文王的都城，路程估计也有数千里之远。文王兴起直到武王时代，年数也不下十几年，难道是伯夷想归附西伯而愿望没有实现，于是死在北海吗？还是到了半路死去？还是到达文王都城后，来不及等到武王时代便死了？如果这样说，伯夷的事迹也有不合情理之处。况且武王向天下倡导大义，太公辅佐并成就了他，伯夷却独自认为不对，难道这会是伯夷的本意吗？天下的道只有两种：仁与不仁。纣王做君主，是不仁；武王做君主，是仁。伯夷本来不侍奉不仁的纣王，是等待仁君出现后才出仕；武王的仁德已经如此，他又不肯侍奉，那么伯夷究竟要归附谁呢？所以我说：圣贤辨析得非常明白，而后世抱持偏见、以独到见解自是的人，却失去了事情的根本。唉！假使伯夷没有死，活到武王时代，那么他的功烈难道会只与太公相同吗？

译后汉三贤赞【三首】王充是谁？他是会稽上虞人，祖先本来出自元城，后来迁居到这里。他拜班彪为师，家里贫穷没有书，就到书铺里读书。他常在书铺游览，书一看过就能诵记，于是通晓各家学说。闭门潜心思考，修成了《论衡》。他任州治中，后来自行辞职归去。是吗？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他。他奉诏在公车署待命，却因病没有赴任。到七十多岁时，才作《养性》十六篇。肃宗在位时，终于永元年间。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喜好学习而有志向，却被乡里人轻视，于是愤懑于世事而著书立论，以“潜夫”为名，撰写《赦之篇》，认为赦免是残害良民最厉害的手段，他的观点十分明确。皇甫度辽听说后，便大为惊异，来不及系好衣带，穿着木屐出门迎接。哪里像雁门那样，问雁而呼为卿，却终身不仕呢？唉，先生！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他认为高干有雄心却没有雄才，后来高干果然失败，因此由此声名显著。他豪放不羁，敢于直言，言语和沉默没有常态，人们把他看作狂生。州郡多次征召，他都称病不去。著述议论，抒发真情；起初被举为尚书郎，后来征召为丞相军事，最终也没有得到显贵。评论古今，发愤著书，名为《昌言》。友人缪袭称赞他的文章足以继承西京，四十一篇，最终为什么如此短少呢？唉！先生是后汉三位贤者，都不被当时任用，却著书流传后世，所以本书把三人合在一传中。这与韩愈所说想要创作唐代的一部经典，使它流传无穷，在死后诛除奸谀，发扬潜藏德行的幽光，志向相同；而韩愈仕途未达，行事也渐渐与他们相似，所以作赞来表明自己的心意。至于篇幅不到百言，却叙事几乎没有遗漏，这又是他的文章余事，并且另有言外之意，所以把他们一生概括在几十个字之内，再使之押韵。如果真是为三位贤者作史赞，就应当另行标明为他们立传的本意，而不应只是把文字压缩，把传文全部重述一遍罢了；这也是文体上应当考察的问题。郓州谿堂诗 宪宗十四年，才平定东平，把它的土地分成三部分，任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扶风人马公为郓、曹、濮节度观察等使，镇守此地。过了一年，朝廷褒奖他的军队，号称天平军。皇上即位的第二年，召马公入朝，准备任用他；因为当地人安恋马公，又让他回镇。皇上即位第三年，马公治理郓、曹、濮已经整整四年。政事治理成功，制度确立，众人的意志大为稳固，心中断绝了邪恶，脸上显现仁爱，同心协力，来供职于国家。当时沂州、密州刚刚分裂并杀害了节度使，后来幽州、镇州、魏州对政事不满，彼此煽动，接连发生变乱，又恢复旧态；徐州也乘势驱逐节度使，自行设置官属，和这三方相同。只有郓州处在中央，形势截然不同，四邻都仰望它，像有屏障的制约，因而水灾和兵乱都不感到恐惧。然而人们都说郓州是叛军的巢穴，已有近六十年；兵强卒勇，曹州、濮州对于郓州来说地大而且接近，军队的根基都骄横，容易产生怨恨。马公接手的是死亡之后的残局，只能从残余中收拾；民间和公家的财物都被搜刮殆尽，新旧人员赤贫而立，彼此不能相保。众目睽睽之下，马公在这种时候能够安定并治理它，功劳实在很大。如果幽州、镇州、魏州、徐州的叛乱没有互相煽动而发生，这项功劳反而会小，为什么呢？马公刚到任时，众人还没有受到教化；用武力对待他们，他们就忿怒；用怨恨和恩惠对待他们，他们就横暴放肆。把他们一会儿看作赤子，一会儿看作龙蛇，耗尽心力，经过岁月磨炼，然后才能使他们归顺，这实在困难。等到教化推行，众人都把马公当作亲生父母一样拥戴。背叛父母、跟随仇敌，不是人的常情，所以说事情容易了。于是天子任马公为尚书右仆射，封扶风县开国伯，以此褒奖嘉许他。马公也乐于看到众人和睦，知道百姓的喜悦，并且感到皇上的赏赐隆厚。于是他在住所的西北角修建厅堂，取名“谿堂”，用来宴请士大夫，沟通上下的心志。宴会后，他的属官陈曾对众人说：“公治理这个州，辛勤劳苦不是已经极其深厚了吗？本州百姓受到公的教化，只听从命令，不是已经十分顺从了吗？上级勤勉，下级顺从，于是事情成功并达到今天的地步，不是很美好吗？从前人们怎样说这里？如今人们又怎样说这里？不过，这座厅堂的建造，想来是有意义却沉默无言；如果没有诗歌，就不能考察并引申公的德行，也不能把本州百姓接引到正道上。”于是派人来请韩愈作诗，说：“天帝安定九州，五谷丰登，年成有收；即使荒年也不使田地荒芜。在黄河、泰山之间，直到我宪宗皇帝，把这一带重新收归正道。观察各州，选择贤侯，让公来镇守。公来镇守这里，百姓始终信任公，宁可不吃不喝，也要接受教训并遵循教化。” 谁挨饿却没有粮食？谁呻吟、谁叹息？谁受了冤屈却没有人过问？不能实现各自的愿望。谁是危害本州的害虫，侵蚀根本的螟虫？像羊一样凶狠、像狼一样贪婪，用贪欲覆灭城池。对百姓吹拂安抚，抚摩安慰；用箴言劝诫，用法度约束；把他们剥开查究，彻底惩治。公所管辖的四境，已经富裕而且强盛。百姓对公说：‘您是我们的父亲，谁会违背公的命令？可以率领我们出征，也可以安宁地守护本州。’公修建谿堂，流水潺潺传播开来，水浅处有蒲草莲花，水深处有芦苇。公在这里宴请宾客，鼓声喧腾。公在谿堂宴饮，宾客们纵情醉饱，水中有跳跃的鱼，岸上有聚集的鸟。既歌唱又起舞，鼓声铿锵。公在谿堂，公弹奏琴瑟。公和宾客赞诵，考核经典、询问音律，施行起来没有差错，人们也不感到屈抑。溪中有薲草，水边有菰，有龟，有鱼。公身在水流中央，右边是诗，左边是书，没有什么使我厌倦遗弃。这个州因此得到安宁。朱子考证时记载，长安薛氏家中收藏有皇甫湜写给韩愈的手帖，对这篇文章推重得尤其深。又考察郓州石刻本，其中说：“公所管辖的四境，已经富裕而且强盛；百姓称公为父亲，谁会违背公的命令？可以率领我们出征，也可以安宁地守护本州。”朱子说：“《平淮西碑》说‘屡兴师征’，写作‘师’才是正确的。石刻本或许有误，也不能确定。现在考察，‘帅’与‘率’意义相同，如《大学》所说‘帅天下’之类，所以将帅的‘帅’也可以写作‘率’。‘可以帅征’，是说可以率领他们去征讨不守朝命的人，与《平淮西碑》的‘屡兴师征’不同，应当依从石刻本。”

译争臣论 有人问韩愈关于谏议大夫阳城的事：“可以认为他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广博、见闻很多，却不求在别人那里获得名声；实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地的偏远处。晋地的百姓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大臣听说后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把他当作华阳先生，他脸上却不显喜色。任职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德行仍像在野外时一样。他难道会因为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吗？韩愈回答说：“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恒其德贞’，而孔子认为会有凶祸的那种人，怎么能称为有道之士呢？”《易经》“蛊卦上九”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事业高尚。”但“蹇卦六二”却说：“王臣艰难竭力，不是为了自身。”这两句所处的时势不同，所实行的德行也不同。像“蛊卦上九”，处在无所作为的地位，却表现出不顾自身的节操；如果处在“蹇卦六二”的王臣地位，却抱着高傲而不愿侍奉君主的心态，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旷废职守的讥刺就会兴起。志向如果不能实行，罪过最终也不会没有。如今阳子任职已经不能说不久；听闻天下得失，也不能说不熟；天子对待他，也不能说不优厚；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涉及政事的话，看待政事的得失，就像越人看秦人的肥瘦一样，漠然不动心，不因之喜，也不因之忧。问他的官职，他说：“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说：“是下大夫的等级。”问他的政事，他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吗？况且我听说：有官职守责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职守就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进言就应离去。如今阳子认为自己尽到了进言的责任吗？尽到了责任却不进言，或者没有尽到责任却不离去，这两点没有一项是可以的。阳子难道要做只为俸禄而仕进的人吗？古人说过：“做官不只是因为贫穷，但有时也会因为贫穷而做官。”说的就是为俸禄而仕的人。既然如此，就应当辞去尊贵职位而居卑下职位，辞去丰厚俸禄而守贫穷，像守关门、击梆子那样做事也可以。孔子曾经做过委吏，也曾经做过乘田，同样不敢旷废职守，一定说“账目管理得当而已”，一定说“牛羊繁殖得好而已”。像阳子的官秩俸禄，并不卑下贫困，这是明明白白的；却还这样做，难道可以吗？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子厌恶讥刺君上，厌恶做臣子的揭发君主的过失来博取名声，所以即使有所谏诤和议论，也不让别人知道。《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在内廷进去告诉你的君主；你于是对外顺从君主，说：‘这个谋略和主张，都是我君主的德行。’” 阳子的用心，也似乎就是这样。韩愈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真是这样，那就更加是我所说的迷惑了。在朝廷入内规劝君主，出朝却不让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应当做的事。阳子本来是平民，隐居在蓬蒿之下；皇上嘉许他的品行义行，提拔他处在这个职位上。既然官职以谏诤为名义，就确实应该有所作为来履行职责，使四方和后代都知道朝廷有正直刚强、敢于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滥加赏赐、听谏如流的美德，也使隐居山林的士人听说后仰慕，束好衣带、束起头发，愿意到宫阙之下陈述自己的言论，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让盛大的声名流传无穷。像《尚书》所说的那样，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应当做的。况且阳子的心意，难道是要使做君主的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吗？这反而是在启发君主如此。有人说：阳子不求声名而声名却为人所知，不求任用而君主却任用了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守住自己的道而不改变，您为什么责备得这样深呢？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为了求取声名和任用。他们忧虑时世不平、百姓不得治理，既然获得了正道，就不敢只求独善其身，而一定要兼善天下，勤勉劳苦，到死才停止。所以禹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孔子的坐席还没有暖热就离开，墨子的烟囱也来不及熏黑。他们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安逸享乐是快乐吗？实在是因为敬畏天命，怜悯百姓的困穷。上天把贤圣的才能授予人，难道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裕罢了？实在是希望他们用来补救百姓的不足。耳朵和眼睛对于身体来说，耳朵主管听，眼睛主管看；听清是非，看清险易，然后身体才能获得安宁。圣贤，是当时人的耳目；当时的人，是圣贤的身体。况且如果阳子不贤，他就会役使贤者来侍奉君上；如果他果然贤明，那么本来就应当敬畏天命、怜悯百姓的困穷，怎么能够自求闲暇安逸呢？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愿把事情强加给别人，厌恶揭发别人来显示自己的正直。像您的议论，固然正直，但恐怕伤害了德行，也浪费了言辞吧？喜欢把话说尽而招致别人的过错，是齐国国武子被杀的原因。您难道没有听说吗？韩愈说：君子处在自己的职位上，就想着为职守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想着修饰自己的言辞来阐明道。我是要阐明道理，并不是要以正直压制别人。况且国武子不能得到善人，却喜欢在乱国中把话说尽，所以被杀。传记说：只有善人才能接受尽言，意思是他听见后能够改正。您曾告诉我说：阳子可以称为有道之士。如今他虽然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境界，难道阳子将来就不能成为善人吗？据欧阳修说：韩愈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而阳城最终却因进谏而显名，人们都说阳城不进谏，大概是有所等待才这样做。韩愈不了解实情而妄加讥刺，只有我认为不是这样。韩愈作这篇文章时，阳城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两年以后才在朝廷上评论陆贽，并反对任延龄为宰相，想撕破任命的诏书，不过两件事罢了。德宗在位时，可以说事务繁多、任用处置失当，叛将和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忌而信任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进言，却要等待七年吗？当时难道没有比任延龄、陆贽两件事更紧急的事情吗？他做谏官七年，恰好遇到这两件事，进谏一次就结束，以此塞住自己的责任。假如只做五年、六年就升任司业，那么他终究会一言不发地离去，有什么可取呢？欧阳修说这些话，是为了警醒当时那些圆滑逢迎、以阳城等待时机之后才进谏为借口的人。然而他这样责备阳城，难道没有察知阳城的内心吗？君子侍奉君主，难道忍心希望君主犯下大过失，好成就自己敢于进谏的名声吗？假使阳城任职五年便升官，最终没有说一句话就离去，难道是因为敢谏的名声没有成就，心里便有所不平吗？爱好名声的人，即使能谦让千乘之国，若不是这种人，只给他箪食豆羹，也会在脸色上显露出来。

译假使阳城以进谏为名，那么五年之中可以用来成名的事情也很多；而五年以后也一定不能再成名。这两件事光明灿烂，照耀千古，事情的真实不可掩盖，就是这样。德宗在位时，确实多有变故；叛臣强将，确实遍布天下；对他们的安置和委托，确实不合适。然而当时的形势就像痼疾一样，攻治它不行，疏通它也来不及；去掉这种病，生命也会随之完结，所以只好把疾病当作生命的一部分，严重的病一直不死。除非有大圣大贤来做君主和宰相，另行创造唐朝的命运，否则只是小心翼翼地在温凉燥湿之间修补漏洞，这一处病好，另一处又病，没有什么益处。阳城确实估量自己没有伊尹、周公那样的才能，也估量德宗不是武丁、祖甲那样的君主；他七年不进言，大概是自知自己的话不能减轻这种病，使国家很快出现好转；但又不忍心冷漠地离开君主以抬高自己，起初并不考虑天下后世会说他没有敢于进谏的名声，只是姑且喋喋进言来塞住自己的责任。等到德宗听信延龄的谗言，驱逐陆贽，还要任延龄为宰相，这确实是所谓乐意做导致自己灭亡的事情；阳城怎么能不披头散发、戴帽系冠去挽救他，流着眼泪向他说明呢？德宗使国家濒临覆亡，陆贽的谋划周密谨慎，言论合乎经典，行动合乎时宜，激发了天下忠臣义士的心志，遏制了天下乱臣贼子的气焰，使将要倾覆的宗庙重新安定，像用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可是伤痕仍在疼痛，诏书的墨迹还没有干，德宗先毁坏了自己的心腹股肱，使乱臣贼子讥笑得咬牙，义士忠臣痛苦伤心，大事已经不可挽回。德宗时，土地和军队有一半掌握在叛臣强将手中，延龄又将要实行敲骨吸髓的谋划，使已经叛乱的人不再回来，使尚未叛乱的人全都叛乱。以谋利为务的大臣危害国家，即使只要有一个贞观时期的宰相，也不难使延龄造成贞元时期的局面，何况在贞元时代，要造成昭宗、僖宗时期的局面更是易如反掌。阳城做谏议大夫七年，德宗失政虽然很多，难道有比这两件事更紧急的吗？欧阳修却说：难道没有吗？实在是因为他没有评论那个时代。德宗虽然最终驱逐了陆贽，但国家日益衰弱；然而延龄最终也没有做成宰相，叛臣强将知道朝廷还存在有志之士，百姓也知道天理不可能灭亡。唐朝没有在德宗手中灭亡，谁能说这不是阳城的功劳呢？到了顺宗初年，阳城已经去世，韩愈为他作实录，其中特别立传的有三人：陆贽、阳城、张万福；详细记载他们劝谏德宗的事情。这说明韩愈当时已经明白而且知道阳城的心意，后人又何必替韩愈伸张而贬抑阳城呢？林少颖又说：韩愈讥刺阳城固然有道理；等到韩愈做史官，却不敢褒贬，而柳子厚写信责备他。子厚责备韩愈，也正如韩愈责备阳城一样，只看见泰山而看不见眉毛，这不正是这种情况吗？因此贬抑阳城，连韩愈也一并贬抑，就更加是好议论的过错了。《礼记》说：“人把自己的内心藏起来，不可测度。”所以拘泥于表面行迹来探求内心，没有不大错的。即使明明看见了他的行迹，尚且有时不能知道他的内心，因而在是非判断上大错，何况所听到的说法不同，传闻又不同，而且不能亲眼看见他的行迹，却想断定他的内心，用来作为天下万世褒贬的依据；这只有孔子那样的圣人，才能知道隐微和显著而不差丝毫。韩愈不敢把孔子自任，所以不做史官；也正如阳城不敢把伊尹、周公自任，所以不妄自进谏。这有什么可轻率议论的呢？柳子厚的学问不能与韩愈相比，这是明白的。而且韩愈作《争臣论》时，见识通达还不如后来做史官时。虽然如此，韩愈责备谏臣，柳子厚责备史官，都是砥砺臣子的节操、使尸位素餐的人感到羞惭，难道不正是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古代益友吗？以古人为朋友的人，都应当把他们的话反复诵读三遍，不必专门寻找瑕疵，喜欢发表苛刻古人的言论。张中丞传后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里，我韩愈和吴郡人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得到李翰所作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自负，为张巡作传很详细严密；然而我还遗憾有缺漏：没有为许远立传，也没有记载雷万春的事情。从头到尾看，许远的才能虽然似乎不如张巡，但他打开城门接纳张巡，名位本来在张巡之上，却把权柄交给张巡，自己处在其下，没有丝毫疑忌，最终与张巡一同守城至死，成就了功名。只是城陷以后被俘，和张巡死亡的先后不同罢了。两家的子弟才能智慧低下，不能完全了解两位父亲的志向，便认为张巡死了而许远却投降被俘，怀疑他是害怕死亡而向贼人低头服从。许远如果真的怕死，何苦守住这小小的土地，吃自己所爱之人的肉，和贼人抗争而不投降呢？他们被围守城时，外面没有蝼蚁般微小的援助，所想忠于的只是国家和君主。贼人告诉他们国家已经灭亡、君主已经覆灭，许远看见救援不到，而贼兵越来越多，必然会认为贼人的话是事实；外面没有可等待的援军，却仍然坚守至死，城中人相互吞食也将吃尽，即使愚人也能在几天内知道自己的死处了。许远不怕死，也很清楚。哪里有城池毁坏、部下都死了，唯独许远反而顾惜羞耻而求活，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心这样做。唉！难道能说贤明的许远会做这种事吗？议论的人又说，许远和张巡分城防守，城池陷落是从许远所分守的地方开始的，因此责骂许远；这又和儿童的见解没有区别。人将要死亡时，五脏六腑必定有某一处先受到病害；拉断绳子，也必定有一个断裂的地方。旁观者看见这种情形，便归罪于那个地方，也是不了解道理。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全别人的美名，难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像张巡、许远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如此卓越尚且不能免于诋毁，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两位公起初守城时，难道能够知道最终一定没有援救，便放弃城池向后逃跑吗？如果这里不能守住，即使逃到别处，又有什么益处？等到没有援救而且陷入穷困时，带着伤残、饥饿、瘦弱的余部，即使想离开，也一定走不出去。两位公的贤能，在这方面考虑得极其周密。守住一座城，捍卫天下，凭借将要全部死尽的千百名士卒，抵抗日益增多的百万敌军，遮蔽江淮，阻遏敌军的势头，天下没有灭亡，难道是谁的功劳呢？当时放弃城池而谋求生存的人，不可一一计数；擅自拥兵自重、坐看成败的人，四周都是。不去追究这些人，反而责备两位公以死守城，也可见责备者把自己比作叛逆作乱之人，编造放纵的言辞来帮助他们攻击忠臣。我曾在汴、徐两府任职，多次往来于两府之间，亲自在他们所谓的双庙前祭祀；当地老人常常谈说张巡、许远时期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万日〕

译南霁云向贺兰进明请求救援时，贺兰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威功绩超过自己，不肯出兵救援。他爱惜霁云的勇敢壮健，不听他的请求，强行把他留下，准备食物和音乐，请霁云入座。霁云慷慨激昂地说：“我来时，睢阳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我即使想独自吃饭，道义上也不忍心；即使吃了，也将无法下咽。”于是拔出所佩的刀，砍断一根手指，鲜血淋漓地给贺兰看。在座的人都大为震惊，全被感动，替霁云流泪。霁云知道贺兰终究没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立即驱马离去。将要出城时，他抽箭射向佛寺的佛塔，箭射入塔砖半箭深，说：“我回去击破贼军，一定消灭贺兰。这支箭就是用来作记号的。”韩愈在贞元年间经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着那座佛塔相互谈说。城池陷落后，贼人用刀威胁张巡投降，张巡不屈；贼人把他牵走将要斩杀，又劝南霁云投降。霁云没有答应，张巡呼喊霁云说：“南八，男子汉不过一死罢了，不可以被不义屈服。”霁云笑着说：“本来想要将来有所作为，既然公有话，我难道敢不死吗？”于是也不屈服。张籍说：“有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曾依附张巡；张巡起兵后，于嵩常在围城之中。我在大历年间于和州乌江县见到于嵩，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因为张巡起初曾任临涣县尉，喜好学习，没有什么书不读。张籍当时还小，只是粗略询问张巡、许远的事情，不能详细说出。张巡身高七尺有余，胡须长而威武，像神人一样。我曾看见于嵩读《汉书》，张巡对他说：“为什么长久地读这部书？”于嵩说：“还没有读熟。”张巡说：“我读书不过三遍，终身不会忘记。”于是把于嵩所读的那一卷书全部背诵出来，一个字也没有错。于嵩惊异，以为张巡只是偶然熟悉这一卷，便随意抽取其他书卷来试他，张巡无不全部背出。于嵩又拿书架上的其他书来提问，张巡随口背诵，没有疑滞。于嵩跟随张巡很久，也没有见张巡经常读书。写文章时，他拿起纸笔站着就写，从来不先打草稿。起初守睢阳时，士卒将近万人，城中的居民也有几万户。张巡只凭一次见面询问姓名，后来没有不认识的。他发怒时，胡须就会张开。城池陷落、被贼人俘获后，张巡等几十人被捆绑起来，坐在那里将要被杀。张巡站起来环视众人；看到张巡起身，有的人站起来，有的人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命中注定的死。”众人哭泣，不敢抬头看他。张巡临刑时，脸色不变，神态安闲如同平常；许远宽厚而有长者相貌，也正如他的内心。有人与张巡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后来在张巡之后出生，称张巡为兄长。张巡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于亳州、宋州之间。有人传说于嵩在亳州、宋州之间有田地，武人夺取后据为己有；于嵩将要到州府申诉争理，被武人杀害。于嵩没有儿子。这些是张籍说的。储欣说：雷万春、茅鹿门认为这里应当写作南霁云，而黄梨洲非难这种说法，黄氏的意见比较接近事实。所谓“没有记载始末”，如《唐书》说：“雷万春，不详知他从哪里来。”前人没有记载，后人自然也不能详细知道。睢阳的战功中，南霁云和雷万春大致相同；张公任用雷万春和南霁云没有区别，而且二人又和张公同日死节。如果始末不载、事迹不详，这正是韩子遗憾缺漏的地方。《春秋》的体例，是对有传闻可考者记载，对疑问者存疑，对缺失者承认缺失罢了。韩愈只是往来汴州、徐州之间，凭耳闻目见，得到南霁云将军的事迹而详细记下，并为之立传，这完全合乎史法，何必一定要求前后呼应呢？考察《唐书》说：“南霁云，是魏州顿丘人，年轻时贫贱，替人驾船。”末尾又说：“他的儿子南承嗣，历任涪州刺史。”这样看来，南将军的始末本来就记载得很清楚，却还说遗憾缺漏，没有这样的道理。爱直赠李君房别 南阳公身边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想要他的自身不正，怎么可能呢？我看李生在南阳公身旁，遇到有所不知的事，知道以后没有不替南阳公思考的；遇到有所疑惑的事，疑惑之后没有不替南阳公进言的。他的勇气不被意气所动，他的义行也不表露在脸色上。南阳公所作所为都不失其宜，天下人所窥见、观察、称赞、传述的那些盛美之处，难道也都是因为左右前后有这样的人吗？凡是到南阳公庭中趋走、议论南阳公事情的人，我已经跟随交游过了。进言而南阳公信任的，谋划而南阳公采纳的，四方之人已经听说并知道了。李生是南阳公的外甥。不知情的人将会说：“李生把婚姻托付给富贵之家，不过是想满足自己的要求罢了。”所以我乐意替天下人说明他的为人。如今他到那里任职，我替南阳公爱惜他；但还不知道那里举荐李生的人将用什么理由，也不知道那里将用什么方式对待李生。举荐他若不失其言辞，待他若不失其道义，即使在这里有所失误，也值得爱惜；而若在那里得到妥善对待，我为李生欢欣，心情也会像原来一样。倘若举荐他不用我所称许的理由，待他也不按我所期望的方式，那么李生的话就说不出口了。我又要替天下人深深惋惜他。子路离开鲁国，和颜子告别。颜子说：“你将怎样安置我？”子路说：“你有什么话赠给我？”临别赠言，古来就有。题辞说：“爱惜正直，是为了说明立言的大禁忌。”用曲折舒缓、委婉周折的言辞，来扶助朋友保持正直，真是善于措辞啊！

译圬者王承福传 泥瓦匠这一技艺，是低贱而且劳苦的职业。有人以此为业，他的神色却像是很自得。听他说话，简约而周全。问他的情况，他姓王，名承福。世代是京兆长安的农夫。天宝年间发生战乱，征发百姓当兵，他拿着弓箭服役了十三年，曾经获得官职和功勋，后来丢弃这些回来。守护自己的田地，亲手拿抹子劳动谋食，又过了三十年。他住在城中房主那里，就把应当交纳的房租和饭钱归还给房主。他看当时房租饭钱的贵贱，随之调整自己泥瓦活的工钱来偿还。有余钱，就拿去给道路上被遗弃的残疾人和饥民。他又说：“粮食是耕种庄稼才生长出来的，像布和帛，必须养蚕纺织以后才能制成。其他用来养活人的物品，也都要依靠人的劳力才能完成。我都依赖这些。可是人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遍，各人适宜发挥自己的才能来相互供养，正是应该如此。因此，君主就是治理我们赖以生存之事的人；百官就是承受并推行君主教化的人。职位有大小，只取决于各自的才能，就像各种器皿一样。享受俸禄却怠慢自己的职事，一定会遭受上天的祸殃。所以我不敢有一天放下抹子去游乐。”泥瓦活容易学会，又可以凭力气去做，而且确实有功效。取得应得的报酬，即使劳苦，也不愧对自己的良心，心里安定。力气容易增强，也容易取得功效；心力难以勉强，却能产生智慧。使用力气的人受别人役使，使用心智的人役使别人，这也是合宜的。我只是选择那些容易做、又不愧对良心的活来取得报酬。唉！我拿着抹子进入富贵人家干活，已经很多年了。有一家我曾去过一次，后来再经过那里，已经成为废墟了。有些人家我去过两次、三次，后来再经过那里，也已经成为废墟了。我向他们的邻居询问，有人说：“唉，是遭受刑戮了。”有人说：“主人已经死了，子孙又不能守有家业。”有人说：“主人死后，家产归了官府。”我由此看来，这不就是所谓享受俸禄却怠慢职事而遭受天灾吗？不就是心力不强、智慧不足，却不衡量自己的才能是否相称而冒然担任吗？不就是做了许多可耻之事，明知不可为却勉强去做吗？将贵富看得难以守住，却轻视功劳、厚受享用吗？还是说人的盛衰有时，一去一来，不能长久不变呢？我对此心中怜悯，所以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喜爱富贵、悲伤贫贱，难道我和别人不同吗？他又说：“功劳大的人，他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就丰厚，妻子和儿女也都靠我养活。我能力微薄、功劳很小，不拥有这些也可以。再说，我所说的劳力，就像要建立自己的家庭而力量不足，那么心也会劳苦。一身承担两种责任，即使圣人也做不到。”韩愈开始听到这话时感到疑惑，后来又跟着思考，原来他是贤者，原来这就是所谓独善其身的人。然而我也要讥评他，说他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为别人考虑得太少。他是学习杨朱之道的人吗？杨朱的主张是连自己一根毫毛都不肯拔下来使天下获利；而这个人以有家为心力负担，连稍微动一动心思来养活妻子儿女都不肯，他难道肯劳心去为别人吗？即便如此，他比世上那些患得患失、只顾满足自己生存欲望，因贪婪而丧失道义，借此保全自身的人贤明得多，也远胜于他们。他的话又有可以警醒我的地方，所以我替他作传，也借此自我鉴戒。史书有两种：记事和记言。《左传》是记事的，《国语》是记言的。韩愈文集中的私人传记有两篇：《何蕃传》记事，《王承福传》记言。这些话足以警醒人：鄙陋之人侍奉君主，应当明白上天并不会轻易改变，百姓的生计也不能苟且偷安，因此不能不为他们立传。然而国史不能载录的事情，按道义也可以私下立传。

译太学生何蕃传 太学生何蕃进入太学已经二十多年了。每年参加进士考试，学问成就、品行尊高。太学诸生都推重赞颂他，不敢和他同列并论。他们一起向助教、博士陈说，助教、博士又把他的情况上报司业、祭酒。司业、祭酒编列何蕃各项显著品行，写成几十多件事，把它送交礼部，并报告天子。京城诸生因为荐举何蕃而写名文、作谈说的，多得无法数计。了解何蕃的公卿大夫比肩而立，却没有人为他充任礼部的考官。担任礼部考官的，大多是何蕃所不能相合的人，因此始终没有成功。何蕃是淮南人，父母都健在。刚进入太学时，每年大都回家一次，父母阻止他。后来间隔一两年才回去一次，父母又阻止他。他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何蕃是个纯厚孝顺的人，怜悯父母年老，自己又不能克制思亲之情。一天，他向诸生作揖，准备回和州奉养父母，诸生无法阻止他，于是把何蕃关在空屋里。此时太学六馆的士人一百多人，又把何蕃的义行上告司业阳先生城，请求劝说并留住何蕃。当时太学缺少祭酒，阳先生从道州出发，事情终于没能把何蕃留下。欧阳詹先生说：“何蕃是仁慈而勇敢的人。”有人说：“何蕃住在太学时，诸生不做坏事；对于没有归宿的死者，他主持义葬；对于他们留下的孤儿，他怜悯并抚养；施惠无论大小，都一定尽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这就是所谓的仁吗？”何蕃的力量不能胜任他的身体，他的相貌也不能承载他的内心，我不知道他的勇气在哪里。欧阳詹先生说：“朱泚作乱时，太学诸生都准备举兵跟随他，来请何蕃一起起事，何蕃严肃地斥责他们。六馆士人没有跟从叛乱，这难道不是他的勇气吗？”可惜何蕃身居下位，他能够施加于人的德行无法流传。譬如水，它难道只能成为泽，而不能成为河流吗？河流地势高，泽地势低；地势高的水流动，地势低的水停积。所以何蕃的仁义充满内心，施行于太学，积累得很多，但施行的范围还不远。上天将要降雨时，水气上升，并不选择河流、湖泽、山涧、溪流的高低。既然如此，那么湖泽之水的作用，难道也会有所施加吗？还是说它有所等待、依赖的对象呢？所以凡是贫贱之士，必定有所等待，然后才能有所成就。难道只有何蕃如此吗？我因此说这些话，也许不会使他的事迹无所传述。从开头第一句直到“这难道不是他的勇气吗”，是正文传记；“传”字以后直到末尾，是赞语。赞语最能领会先圣先师修道立教的深意。礼乐刑政四方通行而不悖乱，是因为圣贤在上位，地位高高在上，像建瓴之水顺着风势呼喊，所以能够把道理赐予百姓，充分说明其义理，显明而容易看见。至于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守持先人的道德而等待后世的人，圣贤处在下位，像天地气息交融，万物化育醇厚，能够感动人心而使天下和平；其中的义理隐微而难以知道。积累得多，施行得不远。处于下位的人虽然如此，但显露的情况如此，隐微的情况却不全是这样。积累如果确实深厚，那么忠孝的耿耿光辉就会明亮得像揭示日月而运行；它感动人的深度，深入肌肤、浸透骨髓，正如上天将要降雨时，水气上升，自然而然，不待安排而来。它施加影响的远近，哪里是耳目和心思所能计算的，难道取决于地位的高低吗？君子的道广大而隐微，说的就是这个吧？即便如此，言辞没有文采，传播也不能长远，这就是所谓必有所等待然后才能有所成就。因此我在文章末章告知万世立言的意义。有人如果认为希望这篇文章流传，何蕃也能因此得到一次在世上施展的机会，那就太浅薄地读这篇传了。御选唐宋文醇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三目录 昌黎韩愈文三 书 答窦秀才书 答尉迟生书 上宰相书 答崔立之书 答李翊书 与李翺书 上张仆射书 与崔羣书 与卫中行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三 昌黎韩愈文三 答窦秀才书 韩愈敬白：我从小在其他技艺方面就笨拙怯弱，能够自己估量没有什么可以努力的地方，又不通晓时事，和世俗多有抵触，想到终身都将无法立身，于是发愤专心致力于文学。学习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凡是辛苦学习而仅有的一点所得，都只是符合空泛言论而不适合实际应用，后来又加上自暴自弃。因此学问成就了，道路却更加穷困；年纪老了，智慧反而更加困顿。如今又因获罪被朝廷贬黜，远远地到蛮荒县任职，忧愁无聊，瘴疠侵袭加重，气息奄奄，连早晚能否保全都没有希望。足下年轻而才俊，文辞高雅、意气锐利，正值朝廷求贤若渴，当权者又都是贤良的主管官员。只要拿几寸长的笔，在一尺长的纸上写满文章，写得高明些可以求取爵位，按次序逐步进取，即使在甲科中也不至于连万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如今你却乘着不可测的船，进入无人之地，来和我相从，以询问文章为事；自身劳苦而事情却相反，言辞恳重而请教简约，这不是好的打算。即使古代君子积累道义、蕴藏德行，隐藏光芒而不显耀，紧闭嘴巴而不传授，遇到足下诚恳的请求，也还将打开仓廪、倾倒粮囷，把所知罗列出来进献。像我这样愚笨而不肖的人，又怎么敢对您有所吝惜呢？只是足下的才能足以自己奋发，而我的所有东西正如前面所说，所以临到此事感到惭愧羞耻，不敢回答。钱财不足以填补您眼下的困乏，文章也不足以成就您的事业；您满载而来，空着袋子回去，只希望足下明白这一点罢了。朱子说：“韩公因进谏论事被贬，任阳山县令，所以说‘远远地到蛮荒县任职’。这是贞元二十年所作。”

译答尉迟生书 韩愈敬白尉迟生足下：所谓文章，必定在作者内心有真实内容，因此君子谨慎对待自己的实际德行。内在实质的美好或丑恶，表现出来时是掩盖不住的。根基深厚，枝梢就茂盛；形体广大，声音就洪亮；行为高峻，言辞就严厉；内心醇厚，气质就平和；明白清晰的地方没有疑惑，从容宽裕的地方绰绰有余。这些方面不完备，就不能称为完整的人；文辞不足，也不能称为成就了的文章。这就是我所听闻的道理。有人向我请教，我也这样回答。如今您的作品都很好，却谦逊得像有所不足，来向我求教，我又怎么敢吝惜言辞呢？不过，我能够说的都是古代的道理。古代的道理不足以取悦当今，您为何偏偏对它有这样不同寻常的珍爱呢？贤能的公卿大夫在上位，和您一样刚开始进取的贤士在下位，他们如果得到机会，必定有人能够收取任用他们。您想做官吗？那就去询问他们吧，他们的一切都可以学习。如果您只是珍爱这些古道，并不是为了做官，那么我也曾学习过它，请允许我从今以后继续谈论。从文章的体制来说，在《易》中属于“离”卦：太阳月亮附丽于天空，百谷草木附丽于土地，这是天地的文采。重重光明附丽于正道，于是教化成就天下，这是人的文采。“正”就是善；“善”就是包含在人心的光明之中，又附丽于万物文采的东西。从文章的作用来说，在《易》中属于“贲”卦：它宣发人心的光明，彰显万物的文采；没有文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文章纵横展开，不知有几千万里；上下贯通，不知有几千万年。语言彼此不通，嗜好欲望彼此不同，但有相同的文章，五方就可以合为一家，万年也可以凝聚于一念之中，这就是“贲”的功效。然而，“贲”并不是外在装饰；贲卦六爻中说“贲趾”“贲须”，都说明装饰应当出于自然，不可强求。“皤如”“濡如”“戋戋”“白贲”，都说明可贵的是质朴本质，而不是可贵外在文饰。过分追求装饰然后才亨通，文章的道理就穷尽了，这是孔子所告诫的。昌黎没有专门谈《易》，却深深领会了《易》的意义；他说“内在实质的美恶，表现出来时不能掩盖”，可以说已经探究到了根本源头。果真谨慎对待内在实质，达到最高境界时，就是仲尼从文王、武王、周公那里承继而来，并说‘文不在这里’的那个‘文’的意义。尚未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即使说他有清冽的氿泉，也不能拿来和大海相比；但他毕竟和断绝的港汊、干涸的水沟不同。

译上宰相书 正月二十七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在光范门下俯伏，再拜献书给宰相阁下：诗的序说：“《菁菁者莪》，是以君子乐于培育人才为内容的诗。君子能够长久培养人才，天下就会欢喜快乐。”诗中说：“茂盛的莪草生长在那大丘的曲岸。既然见到君子，既快乐又有礼仪。”解释诗的人说：“‘菁菁’是茂盛的样子；‘莪’是莪草；‘阿’是大丘。意思是君子长久培养人才，就像大丘长久养育莪草，使它茂盛青葱。‘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是天下赞美君子的言辞。”第三章说：“既然见到君子，赐给我百朋。”解释诗的人说：“‘百朋’是说多的言辞。意思是君子既然长久培养人才，又应当授予他们爵位，赐给他们优厚俸禄，使他们受到宠爱而显贵。”末章说：“杨木船漂浮荡漾，沉下去的、浮上来的都装载。既然见到君子，我的心就得到安息。”解释诗的人说：“‘载’就是装载；沉浮的是各种物品。意思是君子对人才无所不取，就像船对物品一样，无论浮着还是沉着都装载。‘既见君子，我心则休’，意思是这样一来天下人心都会赞美他。”君子对于人才，既要长久培养，又应当授予爵位、给予宠爱使其显贵，并且对人才没有遗漏。孟子说：“君子有三种快乐，统治天下并不在其中。第一种是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们。”这些都是圣人贤士所极力阐明的至理名言，是古今都应当效法的道理。那么谁能长久培养天下的人才？难道不是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吗？谁能教育天下的英才？难道不是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吗？幸好如今天下太平，各级官员都各守其职，钱粮、甲兵等事务没有到朝廷来烦扰，在讲论治道、治理国家的闲暇时间里，除了这件事，恐怕没有更大的事情了。如今有一个人，已经二十八岁，姓名还没有著录在农工商贾的名册上；他的事业就是读书作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就起床，勤勤勉勉，也不以谋利为目的。他所读的全是圣人的书，杨朱、墨子、佛教、老子的学说没有进入他的内心；他所写的文章都大致依据六经的旨意写成，抑制邪说、扶持正道，辨明时俗所迷惑的地方；即使处于困穷、恪守俭约，有时也写些感慨激愤、怨恨不平、奇特怪异的言辞，以求天下人知晓，也不违背教化；妖异淫靡、阿谀谄媚、巧诈夸张的说法，绝不出自其中。他四次参加礼部考试，才考中一次；三次参加吏部选试，最终没有成功。九品官位还可以期待，一亩大的房屋也可以想望。他惶惶不安地漂泊于四海，没有归宿；忧惧不安，饥饿时得不到食物，寒冷时得不到衣服，濒临死亡却更加坚守志节。得到安居之处的人争相嘲笑他，他将要放弃旧日的志向，转而谋求新的道路，想找老农、老圃来拜他们为师；想到本来志向的改变，半夜里眼泪和鼻涕交错流到面颊。即使还不足以符合诗人和孟子所说的标准，但如果能够长久培养他，使他成为人才，也就可以了；教育他使他成才，也就可以了。我又听说古代君子辅佐君主时，一个人没有得到合宜的处所，就好像是君主亲自把他推入沟中一样。如今有一个人，七岁就学习圣人之道，用来修养自身，积累了二十年，却不得已在一天之内毁掉这一切，这也就是没有得到合宜的处所。想到如今仁人居于上位，如果不去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就离开，这难道不是果断地自暴自弃，也是不按古代君子对待宰相的道理来对待我们的宰相吗？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宁可前去告诉他。如果不能实现志向，那就是命运如此；我也就离开。《洪范》说：“凡是那些百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要记挂他们。他们虽然不完全合乎最高准则，却没有陷于罪过，君主就应当接纳他们。于是安定他们，和颜悦色地说：‘我所喜好的是美德，你就赐给他福禄。’”这些都是赞助善人的言辞。我又听说古人中有主动求进的人，而君子并不拒绝他们。说的就是“我所喜好的是美德，你就赐给他福禄”这句话。我又听说，君主设置官职、制定俸禄，必定要寻求合适的人来授予，并不是随便羡慕他的才华、使他本人富贵；大概是要任用他的才能来治理，而不是任用那些不能明白治理道理的人。臣下修养自己、树立诚信，必定要寻求相应的职位来居处，也不是随便沉溺于利益、以名声为荣耀；大概是要把自己多余的力量推及他人，用来救济他们的不足。既然如此，君主求取人才，臣下求取职位，双方相互寻求，而目的完全相同罢了。如果以此存心，那么上位者不必使下位者为难，下位者也不必使上位者为难；可以举荐的人就举荐，不必等他自己来举荐自己；可以进用的人就进用，不必以主动求进为廉耻。我又听说，上位者教化下位者，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能使人受到鼓励；赏赐不必遍及天下，而天下自然会顺从，这就是顺应人们想做的事情，进而推行它。如今天下不经过吏部而求取仕进的人，几乎没有。皇上感伤山林中有隐逸遗贤，多次诏令内外臣僚在四海旁求人才，但这样的人大概仍然没有来到。难道是天下没有人才吗？只是因为他们看见国家不用非常的方式礼遇他们，所以不肯来罢了。那些处在隐居闲散状态的人，也是人；他们耳目鼻口所欲求的东西，内心所喜爱的东西，身体所安适的东西，难道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吗？如今他们之所以甘愿穿着粗劣的衣服、食用粗恶的食物，使身体困苦，和麋鹿相处、与猿猴同居，原本是因为自认为不能随时代俯仰、与时俗相从，所以甘心与世隔绝而不后悔。可是他们一旦听说国家求取仕进的人，必须先由州县举荐，然后升到礼部、吏部接受考选；考官用华丽雕琢的文辞来考核他们，用声势格调的顺逆、章句篇幅的长短来评判，符合格式的才能列入下等士人之列。即使有改变风俗的方法、安定边疆的谋略，不通过这条道路稍稍进身，万个人中也没有一个能得到任用。他们只怕进山不够深、进林不够密，踪迹和声名昏暗不明，唯恐被别人听见。如今如果有人听说有一个人凭文章进见宰相求取仕进，而宰相不以屈尊为辱，反而把他推荐给天子，授予爵位官职，并把他的文章传布四方，那么那些枯槁沉沦的人和那些魁伟宏大、宽厚通达的人，一定会心情激荡，重新整理高高的冠帽，纷纷前来。这就是所谓赏赐和鼓励不必遍及天下，而天下都会跟从；所谓顺应人们想做的事，进而推行它。伏望您察看《诗》《书》《孟子》所指明的道理，想到培养人才、赐予福禄的意义，考察古代君子辅佐君主的方法，忘掉主动求进、自己举荐自己的罪名，思考设置官职、制定俸禄的缘故，用来招致山林中的隐逸遗贤，使天下奉行圣道的人知道归宿所在。

译小子不敢以自己曾经写过的文章为幸，只选取其中较好的若干篇，抄录在另外一卷，希望有幸承蒙您屈尊赐阅。冒犯尊严，伏地等待治罪。韩愈再拜。唐代士人不以自我推荐为可耻，这篇文章本来是昌黎年轻时的作品；然而它解释《诗经》的义理极其深湛，对于光大王道、兴贤育才的意义说得十分明白切实。宰相若能这样做，便可以说尽到了职分。传文所写的，是为自己谋划，这一点过分了；但它是为别人谋划，实在忠诚，所以不和其他书信一并删去。答崔立之书 斯立足下：我看见艰险却不能停止，行动又不能合乎时宜，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失去了自己所操持的东西，困顿之中又不知变通，以至于一再受辱，成为君子和小人怜悯、嘲笑，天下人背弃而远离的对象。足下还认为我可以教导，降低身份、损抑道德，甚至亲笔写信来询问我。你援引古事，言辞义理高远，一边进言一边劝勉，你对待故旧的道义算是做到了。即使是我，也本来只对您抱有这种期望，不敢对别人抱有。可是其中似乎还有不相互了解的地方，难道不是您故意来激发我吗？不然，您为什么不以大丈夫的标准期待我呢？我不能默默无言，姑且再作自我说明。我十六七岁时，尚不了解人情世故，读圣人的书，认为做官的人都是为了别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利。到了二十岁时，因为家中贫困、衣食不足，向亲近的人谋求出路，才知道做官不只是为了别人。来到京城以后，看见参加进士考试的人，许多人都尊重他们，我确实羡慕，于是寻求取得进士的办法。有人拿出礼部考试的赋、诗、策等文章给我看，我以为不必学习也能做到，于是到州县请求举荐。主管官员的取舍出于个人好恶，我四次考试以后才有一次成功，也没有立即得到官职。听说吏部有以博学宏辞科选人的，大家更称许其才华，而且可以得到美好的仕途，于是又寻求这种考试的办法。有人拿出考试文章给我看，也和礼部考试相类似；我私下对其中缘故感到奇怪，但仍然喜欢这种名声，于是又到州府请求举荐。我总共两次参加吏部考试，一次已经考中，却又被中书省黜退。虽然没有得到官职，有人还说我有才干。我退下来后自己拿所考的文章阅读，才发现竟像俳优的言辞，脸上惭愧扭捏，心中不安了好几个月。既然已经这样做了，就想有所成就，这正是《尚书》所说的以羞耻的过错继续制造错误。我于是又求取举荐，也没有什么幸运可言，便再次怀疑自己，以为考试文章和实际取中的文章不同；至于它们的程度以及考试之后所得以阅览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值得惭愧的。所谓博学，难道是如今所说的博学吗？所谓宏辞，难道是如今所说的宏辞吗？假使古代豪杰之士，如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这些人参加这种选试，一定会知道惭愧，只是不肯自己进取罢了。假使让他们和如今善于求取功名的人在幽暗不明的考场中争胜负，我敢肯定他们会以此为耻。然而那五个人假如生在今天，他们的道术即使不能显明于天下，他们又会怎样自负呢？难道肯和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一个人的眼光判断下争论得失，并为此忧乐吗？所以我凡是急切求取仕进，小的所得，大概是想用来置办冬夏衣服、养活贫困孤儿；大的所得，大概是想把我所乐于做的事情推广给别人。至于其他方面能否成功，我自己已经算计过了。真正有才的人难道不必等待别人以后才会被知晓吗？如今足下竟又把我比作献玉的人，认为一定要等玉工剖开璞玉以后，天下人才会知道它。即使两次被砍断双足，也不把它当作灾难，并且不要让刚强的人再次受刑。这确实是足下深厚的勉励之意！然而求取仕进，难道除了这条路就没有别的门径了吗？足下认为我必须等待这件事以后才能进身，尤其不是了解我的话。我的玉本来从未献出，我的脚也本来从未被砍断。足下不必替我忧愁！如今天下的风俗，仍有不及古代的地方；边境上仍有披甲执兵的人。皇上不能安逸，宰相以此为忧。我虽然不贤，也将暗中研究其中的得失，把它送给我的宰相，推荐给我的君主。上面希望得到卿大夫的职位，下面即使只取得一处边障而乘守它，也可以。如果两者都不可得，我还将耕种在宽阔闲静的田野，垂钓在寂寞的水滨，寻求国家遗留下来的史事，考察贤人哲士一生的始末，写成唐代的一部经书，流传到无穷后世，诛责已经死去的奸邪谄媚之徒，发扬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两条道路中必定有一条可以实现。足下认为我的玉献过几次，我的脚被砍过几次呢？又所谓刚强的人，究竟是谁？再次受刑，确实是什么刑罚呢？士人本来就应当取信于知己，只希望足下不要阻止我发表这些狂言。韩愈再拜。樊汝霖说：“立之，字斯立，是贞元四年的进士。唐代进士在礼部考中以后，吏部还要考察其才学是否符合标准，然后授予官职。韩公在贞元八年考中进士，到这时三次参加吏部考试都没有成功。斯立写信勉励他，韩公便写信答复。”

译答李翊书 六月二十六日，韩愈敬白李生足下：您的来信文辞十分高明，可是您的提问为什么又这样谦下恭敬呢？能够如此，谁不愿意把自己的道理告诉您？您归依道德已经指日可待，何况只是道德之外的文章吗？不过，像我这样只望见孔子的门墙却没有进入内室的人，哪里足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即便如此，也不能不为您说一说。您所说的立言，是对的。您所写的东西，和您所期望的目标很相似，已经接近了。不过不知道您的志向，是希望胜过别人、取得别人的认可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呢？如果希望胜过别人、取得别人的认可，那么您本来已经胜过别人，也可以取得别人的认可了。如果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那就不要希望迅速成功，不要被权势利益诱惑；要培养根本，等待果实；增加灯油，期望光明。根基茂盛，果实就会成熟；灯油丰足，光就会明亮。仁义之人的言语，会和煦可亲。也许还有困难的地方？我并不知道自己的作为究竟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不过，学习这件事已经二十多年了。开始时，不是三代、两汉的书就不敢读，不是圣人的志向就不敢存于心中。静处时仿佛忘却一切，行动时仿佛遗忘一切，庄重时像在思考，茫然时像在迷失。当从内心取出思想、倾注到手上写作时，只求除去陈旧的言辞，真是艰难啊！别人观看我的文章时，即使不知道他们讥笑我，我也不把这种讥笑当作讥笑。这样坚持了多年，仍然不改变，后来才清楚地辨识古书的真伪，以及那些虽然正确却没有达到高深境界的文章，黑白分明，于是努力去掉它们，才渐渐有所收获。当从内心取出思想、倾注到手上写作时，文思就源源不断地来了。别人观看我的文章时，讥笑我，我反而把它当作喜事；称誉我，我反而感到忧虑，因为其中还存有别人的言说。这样又过了多年，文章才浩大充沛、奔涌而出。我又担心其中夹杂不纯，于是迎上去拒绝它，平心静气地观察，直到确认它全都醇厚，然后才任意挥洒。即便如此，仍然不能不加以涵养。要行走在仁义的道路上，游历于《诗经》《尚书》的源流之中，不迷失道路，不断绝源流，直到终身而已。气，好比水；言语，好比漂浮在水面的东西。水势大，漂浮物无论大小都能浮起来。气和言语，也是这样。气势充盛，言语的长短、声音的高低就都恰当。即使如此，我哪里敢自称已经接近成功呢？即使接近成功，把文章用于世人，又能取得什么呢？即便如此，等待别人使用的东西，难道像器具一样吗？用不用它，属于别人。君子却不是这样；他存心有道，立身有方，被任用就把道施行于人，不被任用就传授给门徒，把它留在文章中，作为后世的法则。这样做，难道也足以快乐吗？还是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呢？有志于古道的人，已经很少了。有志于古道，就一定要遗弃现今吗？我实在为此感到快乐，又为此感到悲哀。我急切称扬这样的人，是为了勉励他们，并不是敢于褒扬该褒扬的、贬斥该贬斥的。向我请教的人很多，只是想到您的话没有志在求利，所以姑且为您谈这些。韩愈敬白。樊汝霖说：自三代以后，文道逐渐衰落，到江左时期，斯文已经扫地。唐朝兴起，贞观、开元的盛况，最终也没能使文道复兴。到了贞元末年，韩公出现在世上，以六经的文章作为诸儒的倡导。他说别人观看自己的文章，别人讥笑，他反而心中以为喜；大声的道理不进入乡里人的耳朵，他们也就不会讥笑，不足以称为道。韩公因此把人人都看见并喜欢、称誉他的情形当作喜事，那样理解就浅薄了。这正是他感到忧虑的地方。李汉所说的“世人开始感到惊讶，后来嘲笑并排斥，先生更加坚定，最终众人一起跟随而确定下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王荆公却说：“努力除去陈旧言辞，只是向末俗夸耀，可怜没有补益，白费精神。”这是过分诋毁了。所谓文思源源而来、浩大而充沛，皇甫持正《谕业》所说：“韩吏部的文章像秋天长江水倾注而下，千里一线。”老苏《上欧阳书》也说：“韩子的文章像长江大河，浑厚浩大，流转奔涌。”

译与李翺书 使者到来，承蒙收到足下的来信，欢喜和惭愧一齐涌来，心中几乎容纳不下。唉，您的话和心意都是对的。我即使善于辩说，又怎么能逃避您的责备呢？然而这都是因为您爱护我太深、看重我太厚，没有酌量世人对待我的情形，而拿您对待我的心意来要求我，使我对世人抱有过高的期望。我家本来就贫穷空乏，又遭遇严重的劫掠，衣服没有所得，养生的物品一无所有，家中牵累将近三十口，带着这些人将归托到哪里呢？丢下他们进京不行，带着他们一起走也不行，足下将怎样替我谋划呢？这还只是一件事。足下认为我进京确实会有所收益吗？连我有儿子这件事，还有人不知道，世人能够了解我吗？坚持我所守持的志节，却驱使我奔走在公卿之间，侍候他们，开口议论，这怎么能够与他们相合呢？我在京城八九年，没有得到什么资助，每天向别人求取来度过时日，当时实行这些事还没有察觉，如今想来，就像疼痛停止的人回想当初疼痛的时候，不知该怎样自处。今年年纪更大了，又驱使我回到原来的地方，这也很困难。京师所可贵的地方，难道不是因为明君在上、贤能公卿在下、穿布衣束韦带而谈论道义的人很多吗？像我这样惶惶不安地混在其中，能够使上面听见、下面通达吗？真正了解我的人本来就少，了解我而爱护我、不嫉忌我的人更少；内在没有凭借，外在又没有可以跟从的人，最终还能做什么呢？唉，您责备我确实是对的，爱护我也确实太深了。如今天下的人中，有像您这样的吗？自尧舜以来，士人还有没有怀才不遇的吗？没有。可是您难道能让我保持清白、不受污浊，安居于自己所能快乐的地方吗？并不是我不愿意照您所说的去做，只是力量不足、形势不便罢了。我在这里，难道是把自己看作宰相的知己吗？只是拖拖沓沓地跟着队伍，辛辛苦苦地随从群体，饿了吃饭，饱了嬉游罢了。我之所以停留下来没有离开，是因为他们确实对我有些爱护。然而爱护我的人少，不了解我的人仍然很多，我难道乐意处在这里吗？也不过是有所困苦，想在这里求得喘息罢了。唉，您确实爱护我，您对我的责备也确实是对的。但我恐怕有一天您来不及责备我，反而悲悯我；又来不及悲悯我，就责备自己、悲伤自己。亲身遭遇以后才知道，亲自履行以后才知道困难。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饭、一瓢水，别人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那个人有圣人作为归依，又有一箪饭一瓢水足以不死，他不忧愁而快乐，难道不是容易做到吗？如果我没有归依之处，没有一箪饭，没有一瓢水，没有可以取得资助的地方，那么饿死，这难道不困难吗？您听了我的话，也会感到悲哀了吧！唉！您也要谨慎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我们离别很久，刚刚回来，正侍奉在您身边；当天很是欢喜，所以专门派人快马送去这封信，问候足下，也借此为自己解说。韩愈再拜。当时昌黎在张仆射建封的幕府中，李翺写信劝他离开那里，赶赴京城。昌黎又写信答复，说明自己的愁苦无聊，以及不得已前去任职的原因。把这封信和后面的《上张仆射书》一同记录下来阅读，就知道昌黎即使自身困乏、行事不顺、所作所为受到扰乱到了这种地步，也曾经没有因丝毫不合义的事情而屈服，更能看出他平日所说的‘内在实质的美好或丑恶，表现出来时不能掩盖’，确实是笃实的议论。至于他说颜子有一箪饭、一瓢水，能够因此不死而保持快乐；又说如今没有一箪饭、一瓢水，将要饿死，保持快乐就困难，这是出于一时困苦的心情，他的话不能作为不变的准则。不仅颜子的快乐本来超越生死，而且颜子屡屡陷于空乏，连一箪饭一瓢水也没有的时候，又怎么能说他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呢？况且昌黎自己说离开这里就没有一箪饭一瓢水而饿死，而张建封命他早晨入幕、夜晚回去，含有楚王不设醴酒招待贤者的意思；如果他只要写信直接送到张建封面前，离开这里去饿死，何尝有一丝顾惜留恋之心呢？读者应当学习他的心意，不要学习他的言辞；不但不能用昌黎的话怀疑颜子，也不能用昌黎的话怀疑昌黎自己。

译上张仆射书 九月一日，韩愈再拜。接受任命文书的第二天，我在使院中，有个小吏拿着院中的旧例条文十多项来给我看。其中有一项我不能接受：从九月到第二年二月底，每天都必须早晨入院、晚上回去；除非生病或发生事故，否则一概不许外出。当时因为刚刚接受任命，不敢开口。古人有句话说：“人各有能，也各有不能。像这种事情，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如果压抑自己去实行，必定会发狂生病。对上不能侍奉好公，忘掉自己将要用来报答恩德的方式；对下不能自立，恐怕会失去自己立身的根本。既然这样，怎么能不说呢？凡是执事选择我，并不是因为我能早晨入院、晚上回去，必定是因为我还有可取之处。既然有可取之处，那么即使不早晨入院、晚上回去，那些可取之处仍然存在。下属侍奉上级，不应只有一种方式；上级役使下属，也不应只有一种方式。应当衡量力量来任用，估量才能来安排。对于他不能做的事，不强迫他去做。这样，做下属的不会获罪于上级，做上级的也不会招致下属怨恨。孟子说过：“如今的诸侯没有谁大大超过别人，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让自己所教导的人做臣下，却不喜欢让教导过自己的人做臣下。”如今的时代距离孟子的时代更加遥远了，人人都喜欢那些听到命令便奔走办事的人，不喜欢那些能够纠正自己、奉行正道的人。听到命令便奔走效劳的人，是贪图利益的人；只求端正自己而践行道义的人，是好义的人。从来没有既好利又爱戴自己君主的人，也从来没有既好义又忘记自己君主的人。如今的王公大人中，只有您可以听到这些话，只有我韩愈能把这些话进献给您。我韩愈希望得到您的宠幸，已经不是一天了。如果您宽容地假借给我一些便利，使我不失去本性；再加以礼遇，使我足以成就名声，那么我寅时入署，辰时尽时退出；申时入署，酉时结束时退出，平常照此办理，也不会耽误政事。天下人听说您这样对待我韩愈，一定都会说：“您爱惜士人竟到了这种程度，您以礼待士竟到了这种程度，您使人不违背本性而又能有所容纳竟到了这种程度，您想成就别人的名声竟到了这种程度，您厚待旧交竟到了这种程度。”又会说：“韩愈懂得自己的归宿竟到了这种程度，韩愈不向富贵之人谄媚屈服竟到了这种程度，韩愈贤能，竟能使他的主人以礼待他，到了这种程度。”这样，即使死在您的门下，也没有遗憾。如果让我跟随队伍入署，随着队列奔走，说话不敢尽吐真情，行事也有所屈从于自己，那么天下人听说您这样对待我韩愈，都会说：“您任用韩愈，只是怜悯他的穷困，把他收留下来罢了。韩愈侍奉您，也只是不以道义来帮助您罢了。”如果真是这样，即使我每天接受千金的赏赐，一年之内九次升迁官职，也不过是有感恩之情罢了。若要让天下人称说您是知己，那还不能算知己。伏望您怜悯我的不足，体恤我的愚钝，不追究我的过错，察看我的言辞而施加仁慈，予以采纳。韩愈恐惧叩拜。姚令威集注说：建封，字本立，是兖州人。贞元四年任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十二年，加检校右仆射。韩公在贞元十五年二月逃脱汴州之乱，依附于建封，在徐州居住。这年秋天，建封征召他为节度推官。到这时已经供职。此信的意思，是说早晨入署、晚上回家是不可取的；他不向富贵之人谄媚屈服，也由此可以看出。

译给崔群的信 自从您离开东都以来，先后两次屈尊来信，不久听说您已经到了宣州。主人仁慈贤明，同僚也都是君子。虽然怀有羁旅之愁，也还可以暂且度日。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乐天知命，本来就是前代贤者用来应对外物的道理。何况您的才德远远超过这许多百千人，难道会因为出仕或退处的远近而使自己的心灵受到牵累吗？宣州虽号称清凉高爽，然而它毕竟在大江以南，风土不能与北方相比。调养身体的方法，应当先调理自己的心。心中闲适而无事，外来的忧患才不会侵入。对于风气所适宜的方面，可以仔细防备，些微的病患自然也不会发生。凭您的贤能，即使处在困穷贫约之中，尚且能够不改变自己的快乐，何况所在地离京师很近，官职荣耀、俸禄优厚，亲爱之人又都在身边呢？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认为您这样的贤者，应当处在高位；寄身于幕府，并不是得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之所以说到这些，不过是表达亲近和敬重的意思，并不是用来这样对待您的。仆从年轻至今，在来往交游于朋友之间的事情上，已经十七年了。时间不能说不长，所交往结识的人有成百上千，不能说不多。其中彼此相交如骨肉兄弟的，也不在少数。有的是因为共同经历事情，有的是因为凭才艺相交，有的是仰慕对方的一种善行，有的是因为相识已久，有的是起初并不十分了解却已经亲密交往，后来也没有大的恶行，于是便不再割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有的人虽然并不完全归于善良，但对我已经很厚道，即使想后悔也做不到了。凡是这些浅交，本来不值得说；深交也不过如此。至于我心中所敬仰佩服的人，考察他的言语行为而没有瑕疵过失，窥察他的深奥处而看不见界限，明白、淳厚、纯粹，光辉一天比一天更新的，只有我的崔君一人。仆人愚昧浅陋，没有什么知识；然而圣人的书没有不读的，其中精粗、大小、出入、明暗，虽不能全都辨识，却也不能说没有涉猎过其中的源流。以此推求，以此衡量，我确实知道您出类拔萃，您不要说我究竟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认识的。与您的情义，难道还必须说出来以后才会明白吗？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怕您以为我所深交的人很多，心中反而不置辨别黑白的标准。既说我大略知道您，又害怕您不了解我自己，也是一种过错。近来还有人说，您确实尽善尽美，但似乎仍有可疑之处。我问他说：“疑在哪里？”那人说：“君子应当有所好恶，好恶不可不分明。像清河这样的人，不论贤愚，没有不称说他的善行、佩服他的为人的，因此我才对此产生疑问。”我回答说：“凤凰、灵芝，贤人愚人都认为是美好的祥瑞；青天白日，奴仆也知道它是清明的。” 譬如食物，若是远方的奇异滋味，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至于稻米、粱米、脍肉、羹汤，难道听说过有不喜欢的吗？那位有疑问的人于是解除了疑惑；他是否解除了对我崔君的疑惑，对我都没有什么损益。自古以来贤者少，不肖者多。从我懂事以来，又看见贤者总是不得志，不贤之人却接连得到青紫官服。贤者常常不能靠自己生存，不贤者却志得意满、意气自得。贤者即使得到低微的职位，也很快便死去；不贤者有的竟能长寿。不知道造物者的意旨究竟怎样？莫非他的好恶与人不同吗？又不知道莫非他完全不察看、不记着，任凭人的死生长短吗？这还不能知道。人本来就有轻视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愿住在简陋小巷、吃蔬菜羹汤的人。同样是人，好恶尚且有这样大的差别，何况天与人之间，必定无疑会在好恶上不同。合于天意而违背人意，又有什么妨害？何况有时还可以两者兼得呢？崔君，崔君，不要懈怠，不要懈怠！仆人没有办法保全自己、维持生活，只凭一个官职留在这里，处境越来越困窘。想到要在伊水、颍水之上放任身心，最终也一定能够实现。近来尤其衰弱疲惫，左边第二颗臼齿无故松动脱落，眼睛昏花，平常相见时甚至分不清人的面色。两鬓已经一半花白，头发大约五分之一也白了，胡须中也有一两根变白。仆人家门不幸，叔伯兄长都身体康健却早早去世。像我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指望长寿呢？因此心中惶惶不安，想与您相见，向您倾诉心怀。小儿小女满在眼前，难道能不顾念吗？您有什么办法回到北方来呢？仆人不喜欢江南，任期满后就将在嵩山之下终老。您可以来找我，我却不能离去了。请您珍重自爱，慎重饮食，少些思虑，这就是我的全部愿望。韩愈再拜。这篇文章和《与卫中行书》，都是昌黎韩愈阐明道理的话，读者应当深入玩味。他说造物者的好恶与人不同，又说造物者完全不察看记忆，极其像柳州的《天说》，而二者相差千里。因为柳州是直截了当地说天本来如此；这里却抑扬其辞，用来申明合于天意的道理，并不是直截正说。《易经》说：“先于天理而行动，天也不会违背；后于天理而行动，便奉行天的时宜。”凡如今的困穷、通达、得失、寿夭，都是“后天”的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困通、得失、寿夭，是因为在此前已有先决的因素，不是现在能够预先决定的。至于将来得到福泽、后世留下光辉，则都取决于现今说话、做事之前所立的根基。既然已经有了先在的根基，天就不能违背它。所谓天时，就是天理。说天理，未必每一件事都合于时宜；说时宜，却没有不达到天理极致的。正如说正，未必每一件事都达到中正；说中，却没有不达到中正极致的。奉行天时，就是合于天意。合于天意却困穷、失意、短寿，这是因为先前的根基如何不可知，并不是如今合于天意所招致的。合于天意而通达、得志、长寿，也同样是因为先前的根基如何不可知，并不妨碍如今合于天意而兼得这些结果。从后来回头看今天，那么今天本来就成了先前的因素。社稷之子有的身处田野，田野之人有的后来身在社稷之中。然而身处田野的人，有的又在积累德行；身在社稷之中的人，有的又在积累祸乱。后来的人只看见结果而不知道先前的原因，便说：“天的好恶与人不同。”又说：“莫非天完全不察看记忆？”却不知道天没有私心，也没有所谓察看和记忆，只是不违背先前已经形成的因素罢了。如果一定要用“心”来谈天，那么道理就是天的心；奉行天时，就是合于天心。真正奉行天时，那么困通、得失、寿夭都不是天好恶所决定的。人的心尚且不是天所存留的对象，难道还说天有一颗存留好恶的心吗？《无妄》卦说：“不在耕作时就图谋收获，不在开垦荒地时就图谋成熟。”耕作必然会有收获，但正在耕作时还没有可收获的东西；开垦荒地必然会变成熟田，但正在开垦时还没有成熟田可用。在耕作、开垦之时便责求收获和成熟田，还说土地的好恶与人不同，或者完全不察看记忆，难道不是迷惑吗？善于耕作的农夫只管耕作、开垦，难道会因为怀疑土地不能收获、不能成为熟田，就放下农具吗？昌黎的话，截然分开先后，只责问现在是否合于天意，确实通达天道，是笃行道义的君子。

译给卫中行的信 承蒙您屈尊来信，给我的恩赐实在太大了。然而您所称赞的超过了实际，难道是所谓诱导我，希望我达到这种境界吗？不敢当，不敢当。其中若选择一两点近似的地方而私自接受，那么在交友方面忠诚、不背叛朋友这一点，似乎还稍稍近似；这也只是我内心所喜欢的罢了。至于坚持实行而不疲倦，我还不敢自称能够做到。不敢当，不敢当。至于急切追求富贵，把拯救世人作为事业，那都是圣贤的事业，是知道自己的智慧能够谋划、力量能够担当的人所做的。像我韩愈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刚开始相识时，我十分贫穷，靠别人供给衣食。后来在汴州、徐州两地相见，我都在他手下任职，随着日月推移有所收入，比起以前，生活的丰俭相差百倍。您看我的饮食衣服，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既然如此，我的心或许并不急切追求这些。对于仕进仍不能忘怀，也不过是想稍微施展一下自己的志向罢了。这不是容易马上说清楚的。凡是祸福吉凶的到来，似乎不在于我自己。只是君子遭祸是偶然的不幸，小人遭祸则是常态；君子得福是常态，小人得福则是偶然的幸运，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似乎各自有招致相应结果的原因。若一定说君子就吉、小人就凶，那是不可以的。贤与不肖在于自己，贵与贱、祸与福在于天，名声的好坏在于别人。在于自己的事情，我将努力去做；在于天、在于人的事情，我将任凭它们如此而不再耗费自己的力量。这样，自己所守持的原则，难道不是简约而容易实行吗？您说：“人的命运是困穷还是通达，由自己造成。”我恐怕这还不合于道。您考察前世而谈论这件事，就会明白了。如果说把道德作为自己的责任，困通的到来不能动摇我的内心，那就可以。居住在荒凉困僻之处，草木茂密，出门没有驴马，于是同人断绝往来。一间屋子之内，也有足以自我娱乐的东西。您庆幸我又脱离了祸乱，却不应安安稳稳地居住在那里，迟迟不肯来见我。石大任说：“韩愈说贵贱、祸福在于天，据我看，贵贱在于天可以说得通，祸福在于天则不可以。因为祸福只在于自己。”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这话不只是没有通达昌黎的本意，也大概没有通达孟子的本意。孔子说：“那话哪里只有一种解释呢？每一种说法都有它适用的地方。善行积累得不多，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积累得不多，也不足以毁灭自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此没有什么言语不得到酬报，没有什么德行不受到报偿。积累德行，经过十五世，周朝因此兴起；积累祸乱，经过十五世，周朝因此衰废。归根到底说，不是天，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孟子的话确实说得好。不过，只有见识高远、眼光长久的人，才有办法知道它确实说得好；否则，与事实抵触而不相合的地方难道还少吗？孔子的德行没有比他更盛的，却在匡地受到围困，在陈、蔡之间受困，在宋国遭到伐木之辱，难道不能说是祸吗？是谁求来的呢？盗跖的恶没有超过他的，却每天杀害无辜，吃人的肉，最终在东陵之上享尽长寿而死，难道不能说是福吗？是谁求来的呢？至于自古以来，国家的蛀虫、百姓的祸害，倚仗宠幸、依恃奢侈，夺取精华很多、享用财物丰厚，却能安死于窗下；或者有人奔赴刀刃、冒犯危难，为了彰明君臣之义、父子之伦而备受苦毒，令人见闻流泪，史册所记更是多得屈指难尽。假如所谓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这些情况究竟是对还是不对？昌黎说：“贤与不肖在于自己，贵与贱、祸与福在于天。”还不止如此；不只是祸福与自己无关。他又说：“名声的好坏在于别人，也同自己无关。”他把贤与不肖归于自己，难道不是纯净而精微吗？如果这样说，它与孟子的说法相同吗？还是不同呢？这正是合乎中庸而崇尚精微的心意，也是《论语》中“为己”的道理。假如一定要说它与孟子相同，那么贤者自是贤者，不因遭祸而损害其贤；不肖者自是不肖，不因得福而改变其不肖。何况最大的福，是天下后世都说他贤；最大的祸，是天下后世都说他不肖。世俗所谓的祸福，又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呢？不过，善行积累而有余庆，恶行积累而有余殃，世俗所说的祸福，必定要把这些都包括在内，只是有时世代不同、时间变迁，事情模糊而无法考察；有时表面在秦而内心在粤，潜藏隐伏而无法辨明罢了。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这句话果然可信；但若说眼前的祸福在于自己，就不对了。由此谈论，昌黎说困通的到来不能触动我的内心，难道不是简约而容易实行吗？又怎么能说它与孟子相矛盾呢？再进一步说，孟子的话，是说拥有国家的人，应当在平日修治政令刑法；昌黎的话，是说人的行为只应当自己反省究竟是贤还是不肖，不必追问祸福。政令刑法修治，国家就有福；政令刑法败坏，国家就有祸，这些都是自己求来的。贤者并不都得福，不肖者也不都遭祸，这不在于自己。两篇文章各自已经说明白了，不必勉强牵合。实在是昌黎的心意在实行孟子的话，如同左手持盾、右手持矛，各自都发挥了作用。却一定要用孟子的矛去刺昌黎的盾。那矛的设置，难道就是为了刺自己的盾才这样做的吗？用文章来损害言辞，用言辞来损害本意，正是孟子所厌恶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四目录 昌黎韩愈文四 书信、序文 给冯宿论文章的信 答刘正夫书 答陈生书 答吕医山人书 给鄂州柳中丞的信【第二首】上留守郑相公启 送窦从事序 送孟东野序 上巳日在太学设宴听弹琴诗序 送陈密序 送李愿归盘谷序 送董邵南序 赠崔复州序 赠张童子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四 昌黎韩愈文四 给冯宿论文章的信 承蒙您给我看《初筮赋》，实在很有意味；但只要用力去做，古人并不难达到，只是不知道仅仅直追古人，对今人又有什么所得呢？我写文章已经很久了，每当自己揣测心意，认为写得好，别人一定认为不好；稍微称心，别人也会稍稍感到奇怪；十分称心，别人就一定大为惊怪。平时应付事务，写些世俗文章，下笔时自己都感到惭愧；等到拿给别人看，别人却认为写得很好。稍有惭愧的，别人还常常说是小小的佳作；大为惭愧的，就一定认为是大大的佳作。我不知道古文在当今世上究竟有什么用处？然而姑且等待有见识的人来了解它罢了。从前扬子云著《太玄》，人人都嘲笑他。子云说：“世人不了解我，没有关系。后世再出现一个扬子云，一定会喜欢它。”子云死了将近一千年，竟然没有再出现一个扬子云，可叹啊！当时桓谭也认为《雄书》胜过《老子》，认为《老子》不值得称道。子云难道只是同老子争强而已吗？这还不是了解扬雄的人。他的弟子侯芭颇为了解他，认为他老师的书胜过《周易》；然而侯芭的其他文章没有流传于世，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怎样。由此说来，作者并不祈求别人了解自己，是很明显的。只求经过百世等待圣人出现而不感到疑惑，拿去询问鬼神而不产生怀疑罢了。您难道不认为这样吗？近来李翱跟随我学习文章，颇有所得；然而他家贫而事务繁多，不能完成学业。有个张籍，年龄比李翱大，也向我学习，他的文章与李翱不相上下，再学习一两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较高境界了。然而因为怜悯他抛弃世俗的崇尚而走向寂寞的道路，却要凭此在当世争取名声，所以很久没有谈论这些。只是感动于您能够自行走上这条道路，因此又发奋把这些话告诉您。韩愈再拜。凡是有血气的生物，都有争胜之心。人的心性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所以即使是末流技艺和鄙陋小事，只要想达到最高境界，都不祈求别人了解，只求自己认为正确。因为自己独自知道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别人能够知道的道理。即使如此，等到它真正正确了，就一定会符合那种脱离血气而保存下来的本性。脱离血气而保存下来的本性，貊人与越人是同一个样子；黄帝、神农、虞舜、夏禹与今天的人也处在同一时刻。这样一来，人们就必然会知道它，也不可能永远只是自己独自知道。昌黎韩愈对于文章，实际上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深深明白它，那么技艺就进入道了。至于他认为扬雄胜过老子，又称述侯芭认为扬雄之书胜过《周易》的话，这是被偏爱蒙蔽而不能明察。等到他写《送王埙序》，称述孟子、荀子而不提扬雄，那便是晚年又前进了一层。答刘正夫书 韩愈敬告进士刘君足下：承蒙您屈尊来信，以您所不及的道理教诲我，既承受深厚的恩赐，又惭愧于您的诚意，但实在幸甚，幸甚。凡是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对于前辈的门下，哪里有不去拜访的？前辈对于后辈，如果看见他诚心来访，难道可以不回应他的心意吗？来访者我都接待，全城士大夫也没有不这样的。然而我韩愈不幸，偏偏有了接待后辈的名声；名声所在，也正是诽谤聚集之处。有来询问的人，我不敢不诚实回答。有人问：“写文章应当师法什么？”我必定谨慎回答：“应当师法古代圣贤。”又问：“古代圣贤所写的书都完整存在，文辞各不相同，应当师法什么？”我必定谨慎回答：“师法它们的精神，不师法它们的文辞。”又问：“文章应当平易，还是应当艰深？”我必定谨慎回答：“没有所谓艰深或平易，只求正确如此而已，并不是一定要开导人写成这一种，禁止写成那一种。世间早晚所见的百般事物，人们都不加注意；等看见奇异的事物，便共同观看并谈论它。文章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汉朝人没有不能写文章的，只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写得最为出色；因此用功深的人，获得的名声也流传得更远。如果都随波逐流，不自我树立，即使不被当时人责怪，也一定不能流传到后世。您家中的百般物品都可以依靠它们来使用，然而真正珍爱它们的，必定是不同寻常的物品。君子对于文章，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后辈写文章，若能深入探究、竭力取得真髓，以古代圣贤为法，即使不一定人人都达到要领，像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这样的人才出现，也必定从这里产生，而不会从平庸之辈中产生。若圣人的道理不需要文章来表达，那也就罢了；既然要用文章表达，就一定崇尚有能力的文章。所谓有能力，并不是别的，就是能够自我树立、不因循守旧。自从有文字以来，谁不写文章？然而流传到今天的，必定是有能力的文章。我只是常常把这个道理拿来说明罢了。我与您同道，实在有愧；而且我作为前辈，又常常跟随贤尊给事中游学。既然承蒙您厚赐，又怎么能不拿出自己所有的见解来作为答复呢？您认为怎样？韩愈敬告。李光地说：宋人说程伊川：“三代以下，凡事必定寻求正确的，只有伊川一人罢了。”程伊川门下的上蔡谢氏，则把“求是”二字作为穷究事理的要领。韩公这篇文章以“求是”来谈论文章，啊，这难道就是他独自超出诸家之处吗？

译答陈生书 韩愈敬告：陈生足下，如今凭声誉负有盛名、享受显赫荣耀而处在高位的，有几个人呢？您寻求迅速成名得志的方法，不去请教那些人，却来询问我韩愈，这就叫向聋子借听力，向瞎子求道路。虽然您的请求十分殷切，所问教诲如此之多，但我没有看见您得到什么。我的志向在于古道，又很喜欢古人的文辞。看您的书信和十四首诗，也可以说您有志于此。然而您所询问的是名声，所仰慕的是科举，所以我对您的回答有所疑惑。不过，您的厚意不应徒然受到辜负，姑且把我所听闻的道理诵告给您：君子以自身的不足为忧，而顺从天命；以诚信对待自己，以真诚侍奉双亲。所谓以自身的不足为忧，是说仁义存在于内心，圣贤能够推行并扩充它，而我却愚蠢，只能成为普通人。所谓顺从天命，是说贵贱困通到来时，使自己的心平静而顺应它，不让它牵累最初的志向。所谓以诚信对待自己，是自己确实能做到，别人说不能做到，不要相信；自己确实不能做到，别人说能做到，也不要相信。应当相信谁呢？相信自己罢了。所谓真诚侍奉双亲，是尽自己的心而不向外夸耀，先重实质，后重文饰。尽自己的心而不向外夸耀，是不把自己在外面获得的东西当作父母的荣耀，也就是不把名声和官位当作父母的荣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篇〕 先重实质，就是实行；后重文饰，就是用饮食、衣服、甘美之物，以外在物品供养父母的方法。所谓真诚，就是不欺骗的名称。在外物上获得以后才作为奉养，实质薄弱而文饰丰厚，这难道不是近于欺骗吗？如果确实如此，您急切追求科举功名，因为不能进取便认为是父母的羞耻，那就是迷惑。迅速成名得志的方法，不过如此而已。古代求学的人，只询问义理。如果您真要到太学求学，我仍然守持这个说法，等待看您的表现。韩愈敬告。朱子说：陈生写信向韩公求取迅速成名的方法，韩公用“以诚信对待自己、以真诚侍奉双亲”告诫他，与“说话少过失，行为少后悔”的说法没有不同，都是君子之言。从普通人看来，虽然似乎迂阔，但其中的道理确实如此。答吕医山人书 韩愈敬告：您来信责备我不能像信陵君那样亲自为士人执缰驾车。信陵君是战国时的公子，想借此招揽士人，声势足以倾动天下，所以才这样做。像我这样的人，自己估量，如果世上没有孔子，恐怕还不应当列入他的弟子行列。您刚从山野出来，具有质朴丰厚的美质，我担心您还没有经过世事的磨炼。又因为自周朝以后，文章衰弊，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各成一家，扰乱了圣人的正统。后辈学习流传下来的学说，杂乱而不能贯通，所以我故意设问来考察您：您已经成熟了吗？如果成熟，我将把您作为朋友；如果还未成熟，我就同您讲论，去掉错误而趋向正确。这不是像六国公子那样以道为市、借此谋利。如今天下人入仕，只有靠进士、明经以及卿大夫的世袭门第。他们大都熟悉时俗，擅长辞令，懂得形势，善于窥测君主的心意，所以天下日渐随波逐流，日益走向衰败，我恐怕它再也不能振兴。我的愿望，是把您这种不顾利害、进退、勇于赴死的人推举到朝廷，来争取挽救时局。并不是说当今公卿之间没有像您这样有文学、有见识的人，只是不能拿我同信陵君相比。然而您穿着破衣，系着麻鞋，直率地敲我的门。我接待您，虽然还没有完全尽到宾主之道，却不能说没有诚意。您走遍天下，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待遇，大概很少，于是竟能责备我招待不周。这正是仆人急切寻求的人才。您的议论虽然还没有完全合乎法度，但您不肯阿谀曲从来侍奉别人，这一点显然明白。现在我将像让您三次沐浴、三次熏香那样郑重对待您，请听从我的安排，稍稍安定，不要急躁。韩愈叩首。唐朝承接晋、魏以来的局面，六经晦暗阻塞，昌黎韩愈想扫除其中的荆棘杂草，努力使它发扬光明；旁搜远绍，孤独而没有同道，因此常常以颜子能够得到圣人为归依。这样一来，颜回箪食瓢饮也能自得其乐，就很容易理解了；昌黎深深悲叹自己没有得到归依。对于殷侑一类的经学之士，他殷勤地请教、言辞语气更加恭敬；遇到山野之士，必定设问来观察他是否成熟，这大概可以看出他在寻求朋友，以便彼此切磋琢磨，一生大概没有一处不是如此吧？假如他与程朱同时代，那么他的造诣一定还会更进一步；而且他写给张籍的信中所说“请等到五六十岁以后再写文章”，最终也没有来得及实现。他胸中所蕴藏的东西，流落在人间的，不过像泰山上的一根毫毛，实在茫然可叹。如果说他裁抑山人的狂简，渴望益友的正直诚信，那么他的声调如金石，胸中包罗羲皇、娥皇，真是磊落而英气充沛啊。

译给鄂州柳中丞的信【第二首】我愚钝，不能估量形势是否可行。近来常想到淮西一带因衰败困顿而受苦的三州土地，不过聚集着蚊虫蚂蚁一样的人群，感激凶恶小人的吹嘘抚慰和饮食之惠，牵着儿童的手，让他坐在堂上，奉他为统帅，便拼死抗拒明白的诏令，同天下军队作战，乘机逐利，四处侵扰暴虐，屠杀焚烧县邑，杀害无辜，使其周围数千里土地没有不受其毒害的，洛、汝、襄、荆、许、颍、淮、江都因此骚动不安。丞相、公卿、士大夫为谋划此事而劳苦，掌兵的将领和勇猛如熊虎的士卒却畏惧怯懦，没有人肯拿起武器走在士卒前面；唯独阁下奋勇当先，在边界上扬兵示威，统领二州的守军，亲自出入行伍之间，与士卒共同承担辛苦，振作了他们的气势，使人看见将军的锋芒，凛然产生向敌的意志。您凭儒雅的文字章句之业，压倒天下武夫，使他们闭口而气势受挫。我刚听到这件事时正在吃饭，不觉丢下匙箸站起身来，难道是认为阁下真能率领孤军单独前进，和拼死的敌人争逐，以求一时侥幸的胜利吗？即使真是这样，也不值得贵重。真正使人心服的，是您的行事适合时机和形势，风采令人敬畏而又爱慕。因此我冒昧陈述从前的情况，承蒙您眷顾赐信，特此回信，更加增添欣喜和敬畏。只要把一支军队的众人之心力、耳目都统一起来，使军队所到之处如同及时雨，夏、商、周三代用兵也不超出这个道理。阁下如果果真能够充实自己的言论，继之以不懈努力，取得形势便利的地方，甲兵足以使用，那么即使是国家过去失去的土地，也可以坐待十年而收复。何况这些小小的盗寇，哪里值得放在齿牙之间谈论？请努力把这件事完成，等待敌人到来，幸甚。远方征调来的士兵，出发的人有羁旅离别的忧思，留下的人有怨旷骚动的忧虑，本军有供给粮饷、耗费财力的困难，地方官又多有姑息迁就、顾忌形迹的弊病；逼迫他们，就会产生怨恨，放松他们，就不会听命。军队漂泊寄居、孤立悬置，形势日益削弱，又与敌人互不熟悉，临敌时必然惊恐，很难建功。如果招募本地人，必定能得到豪勇之士；他们熟悉敌人，知道敌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不会有听见风声便惊慌的情况。他们爱护乡里，勇于自我作战；即使征调士兵满一万人，也不如招募几千人。阁下认为怎样？如果可行，能否上报朝廷施行？我已经同裴中丞相见，行营中的事务还请不吝时时赐教，幸甚。不再详述，韩愈再拜。《唐书·柳公绰传》说：柳公绰任鄂岳观察使时，正值讨伐吴元济，诏令征发鄂岳士卒五千人，隶属于安州刺史李听。柳公绰说：“朝廷难道认为我们儒生不懂军事吗？”于是请求亲自出征，得到许可。他带兵渡江，每次作战都获胜。上留守郑相公启 韩愈启奏：我做相公的属官已经五年，承蒙您的知遇和爱护。伏念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丝毫事情来报答您，于是日夜思考谋划，认为侍奉大君子应当依循道义，不应苟且求得容纳和欢悦，所以遇到事情从来不敢疑惑，该做就做，该停止就停止；接受您的容纳，接受您的察看，不再进言道谢，自以为这样才真正得到侍奉大君子的道理。如今即使我因淘汰而改任县令，本来仍在相公治理之下，并没有完全离开您的门墙；如果因为已经成为旧吏便顾忌形迹，改变从前的做法来防备自己处在大君子之外，这些道理本来不必等我向您左右之人烦琐说明，您也应当明察。有人告发某人辱骂他的妹妹和妻子，作为他的长者，难道能不追问吗？追问而不来，作为他的长者，难道能不生气而杖责他吗？坐在军营中，手持兵器，负责守卫；作为留守，出入时在前后为他驱从，这才是真正的军人。坐在坊市卖饼，也称作军人，那么谁不是军人呢？我认为这一定是奸人用钱财贿赂将领和官吏，偷取相公的文书，把自己的姓名暗中注入军籍之中，用来凌驾府县。这本来就是相公想要清除的，也是奉行法令的官吏所应憎恨的；即使逮捕拘禁、杖责他们，也并不过分。昨天听说相公追捕被告发辱骂他人的人，我认为大君子处理政事应当有权宜变通，开始看似稍有不同，归根到底仍是合乎正道。军吏纷纷进来拜见，诉说自己的委屈；作为他们的长官，怎么能不稍稍表达为他们主持公道的意思呢？我不敢因此暗中怀疑大君子。等见到各位从事的说法，却同小人所希望相信的事情很有些乖戾；即便如此，岂敢产生哪怕万分之一的疑心？一定是各位从事和各位将吏还不能除去朋党之心，遮蔽昏暗，不把真实情状向您明白陈述。小人承受了私人的恩惠，长久以来怎敢把它闭藏在心中作为私恨，而不向您一二说明呢？伏望相公怜悯察看，幸甚，幸甚。韩愈没有适合时势的才干，渐渐也不喜欢做官；如果能得到一个借口成就名声，便可以自行辞去官职，对此不只像丢弃鼻涕唾液一样毫不顾惜；只是如果失去大君子哪怕极细微的心意，那就比丘山还要沉重。是守住官职还是离开官职，只听凭您今天的指示。韩愈惶恐再拜。朱子说：“元和五年冬，韩愈改任河南令，因为军人的事情向留守郑公申辩。他的言辞恳切，退下时的姿态也轻快而伟岸。这就是史书所说的笃守道义的君子。” 送窦从事序 越过瓯地、闽地向南，都是百越的地区。按照天文分野，属于星纪，其对应的星宿是牵牛。连绵的山岭隔在它的北面，高大的海洋对着它的南面。这里是住在岛上、穿着草衣的百姓，风俗气候的不同，自古以来就很明显。唐朝拥有天下以后，号令所及，无论远近都没有差别。民俗既已迁变，风气也随之改变。雪霜按时降临，瘟疫不再兴起。临海地区的富饶，本来就比起初更加丰厚。因此到南海去的人，就像到东西两州一样。皇帝君临天下二十二年时，下诏任命工部侍郎赵植为广州刺史，全面治理南海百姓；任命扶风人窦平为从事。窦平凭文章辞采而进用。在他出行的时候，他的族人殿中侍御史窦牟，以及东都交游中善于写文章的二十八人，都作赋写诗赠送给他。于是昌黎韩愈赞美赵南海能够得到人才，赞美从事能够报答知遇，虽然路途遥远，我也不以为劳苦。又高兴周贻能够爱护自己的族叔父，能够会合文辞，以此来荣耀他，于是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唐王室重视内地而轻视外地，不只是轻视外地；那些遥远的边疆地区，往往成为朝廷士人获罪后赴任的地方。天下土地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百姓没有不是君王的赤子。那里远离京师，君主和宰相的耳目难以达到，那么治理百姓、安抚土地的人，就更应当比近地官员用心。一定要让忠诚守信、仁慈惠爱、才干品行卓异、世人共同仰望的人居住在那里才合适。却把它作为罪臣被贬逐的地方，这是多么颠倒啊！窦平任广州从事，大概是人情上难以释然的事情，所以昌黎写文章来为此开解。

译送孟东野序 大凡事物不能得到平衡就会发出声响。草木本来没有声音，风吹动它便发出声响；水本来没有声音，风吹荡它便发出声响。水势跳跃，有时是受到激击；水流前进，有时是受到阻塞；水沸腾，有时是受到火烤。金石本来没有声音，有时敲击它便发出声响。人用语言表达，也是这样。有不得不说的话，然后才说出来。他歌唱时有思绪，哭泣时有怀抱。凡是从口中发出而成为声音的，难道都有不平之处吗？音乐，是郁积在内心而向外宣泄的东西。选择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们来发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八类，都是善于发声的事物。上天对于四时，也是这样。选择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们来发声。因此春天借鸟鸣发声，夏天借雷鸣发声，秋天借虫鸣发声，冬天借风声发声。四时相互推移，其中一定有不能得到平衡的地方吧？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人的声音中精粹的成为语言，文章辞藻对于语言来说，又是其中更精粹的。尤其要选择善于发声的人，借他们来发声。唐尧、虞舜时代，皋陶、禹是善于发声的人，便借他们来发声。舜不能用文辞发声，又借《韶》乐来发声。夏朝的时候，五子用歌来发声；伊尹替殷发声，周公替周发声。凡是载于《诗》《书》六艺之中的，都是善于发声的作品。周朝衰微时，孔子的门徒替它发声，声音宏大而传得久远。传记说：“上天将要任用孔夫子作为木铎。”这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到了末世，庄周用荒诞的言辞发声。楚是大国，它灭亡时由屈原发声。臧孙辰、孟轲、荀卿，是用道理发声的人。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一类人，都是用自己的学术发声。秦兴起时，李斯替它发声。汉朝时，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其中最善于发声的人。再往下，魏晋时期善于发声的人比不上古人，然而也不曾完全断绝。就其中较好的人而言，他们的声音清越而浮薄，节奏频繁而急促，文辞放纵而哀伤，志趣松弛而恣肆，所说的话杂乱而没有章法。难道是上天厌恶他们的德行，不肯顾念他们吗？为什么不让善于发声的人发扬他们的长处呢？唐朝拥有天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凭借各自的才能发声。现存而处在下位的人中，孟郊、东野开始凭诗歌发声。他们远远超过魏晋，毫不懈怠而达到古人的境界，其他方面也逐渐浸润于汉代。跟随我游学的人，李翱、张籍尤其突出。这三个人的鸣叫确实很好，只是不知道上天将要调和他们的声音，使他们歌咏国家的盛盛呢，还是将使他们身体困穷饥饿、内心忧愁，而让他们自己鸣诉不幸呢？这三个人的命运就悬系于上天了。他们处在显达的地位时，有什么可喜的呢？他们处在困厄的地位时，又有什么可悲的呢？东野在江南任职时，似乎心中有不能释然的地方，所以我把他们的命运归之于天，用来替他解除疑惑。朱子说：“据本集《贞元十九年与陈给事书》说：‘有《送孟郊序》一篇，用生纸书写，没有加以装饰。’这篇序，吕汲公认为是这一年写的。” 序中说：‘东野在江南任职时，似乎心中有不能释然的地方。’ 当时东野任溧阳尉。” 上巳日宴请太学学生听弹琴诗序 所谓乐，就是和众人一起享乐；享乐而不失其正，这是更高的乐。四方没有争斗和兵革的声响，京师百姓既多又富。天子想到治理天下的艰难，乐于享受安定闲暇的生活，于是设置了三个令节。诏令公卿和各有关官署，到这些日子，率领所属官员饮酒作乐，用来共同享受休息，宣扬和气，感发人心，成就礼乐文章。三月上旬，正是这个时节。司业武公于是总领太学儒官三十六人，在祭酒的厅堂设宴。酒器和俎案已经陈列，菜肴也适时备好。酒爵依次传行，敬酒酬答都合乎礼仪。歌唱《风》《雅》的古辞，摒弃夷狄的新声。宽袍高冠，仪态雍容。有一位儒生，身材魁梧，抱着琴前来。他登上台阶，坐在酒器俎案的南面，弹奏有虞氏的《南风》，又接着弹奏周文王和宣父的琴曲。琴声从容和乐，境界广大厚重而高明，使人追想三代流传下来的古乐，仿佛想见舞雩台边的咏叹。到了傍晚退席，众人都心满意足，仿佛各有所得。武公于是作歌诗来赞美此事，并命属官都作诗，命四门博士昌黎韩愈为此作序。子贡观看蜡祭，孔子说：“赐，你快乐吗？”子贡说：“全国的人都像发狂一样，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快乐的。” 孔子说：“赐，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只张弓而不放松，文王、武王也不能这样做；只放松而不张弓，文王、武王也不会这样做。一张一弛，这才是文王、武王的治道。唐代贞元年间，诏令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为三个节日，准许文武百官选择胜地游赏作乐，这也有古人普遍举行蜡祭的遗意。虽然如此，只有在顺时成事的情况下，蜡祭才可以普遍举行。像德宗时期，叛将和强臣遍布天下，连在闲暇时用来申明政令刑法，都还怕不能做到；本应张弛相济，却反而如此，这件事实在不足记述。至于弹琴来歌咏先王的遗风，仿佛见到舞雩、沂水之间的意趣，却又可以记述。文章的意义本来就兼有这两方面。” 送陈密序 太学生陈密请求我说：“我承蒙先生教诲，现在将要回去拜见父母，不能早晚侍见先生，希望先生赐给我一些话，我将把它作为自己的戒律。”陈密来到太学，参加明经科考试，多年没有被选中，这是在这门科目上没有得到好处。现在将改学其他专业，专门学习三礼，希望先生替我张扬它。陈密将凭此为乡里增光。我惭愧于他的话，赠给他说：“你的学业确实已经熟习了，你的仪容举止也确实合乎礼法。不过我所看见的只是外在方面，外在还不足以证明内在。你诵读经文时要思考其中的意义，学习礼仪时要实行其中的道理，这样才可以称你为君子。爵禄到来时，你就不可推辞了。科举难道真有利与不利之分吗？” 在太学学习，是为了通晓先王的经典，却只把资历用来取得参加科举、发榜取士的资格，这种浅陋还在老子、佛教之下。科举不顺利，就改学其他功课，学习别的经书，用这个理由向博士请教，又请求文章来为自己张扬。太学生对待经书竟然如此，这是贤能博士听了也会惭愧的。所以昌黎说：“我惭愧于他的话。”

译送李愿归盘谷序 太行山的南面有盘谷。盘谷之中，泉水甘美，土地肥沃，草木茂盛，居民很少。有人说：“因为它环绕在两座山之间，所以叫作‘盘’。”有人说：“这个山谷幽深而地势险阻，是隐士盘旋居处的地方。”我的朋友李愿住在那里。李愿说：“人们所称的大丈夫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了。他们把利益和恩泽施给百姓，名声在当时显赫，坐在朝廷上，进退百官，辅佐天子发布命令；他们在外面就树立旗帜，排列弓箭，武夫在前面呵喝开道，随从堵塞道路，供给物资的人各自拿着器物，夹道飞奔。他们高兴时就赏赐，发怒时就施刑，才俊之士满前，谈论古今而称誉盛德，听起来毫不厌烦。那些弯眉丰颊、声音清亮、体态轻捷，外表秀美、内心聪慧的女子，轻飘着衣襟，遮掩着长袖，涂着白粉、画着青黛，分列在房舍中闲居，因争宠而嫉妒，因负情而失意，争相展示美貌以求取怜爱。这就是大丈夫受到天子知遇、在当世施展才力的人所做的事。我并不是厌恶这些而逃避它，而是命运如此，不可能侥幸得到这种地位。我困居乡野，登上高处远望，整日坐在茂树之下，用清泉洗濯自身，采摘山中的美味来吃，在水中钓取鲜鱼来食；起居没有固定时间，只以安适为满足。” 与其生前获得声誉，哪如死后没有毁谤？与其身体享有快乐，哪如内心没有忧愁？车马服饰不受牵制，刀锯刑罚不来加身，政治治乱不必知晓，官职升降也听不到。这是不得志于时的大丈夫所做的事，我就这样实行。那些在公卿门下等候，在权势道路上奔走，脚将迈步却踌躇不前，口将说话却欲言又止，处在污秽环境中而不感到羞耻，触犯刑法而被诛杀，只求万分之一的侥幸，直到老死才停止的人，他们作为人的贤能或不肖究竟怎么样呢？昌黎韩愈听了他的话，认为很壮烈，给他酒，并为他作歌说：盘谷之中，就是您的居室。盘谷的土地，可以耕种。盘谷的泉水，可以洗濯，也可以沿着泉水漫游。盘谷的险阻，谁来争夺？您的居处幽深，里面却宽阔而有容纳之处，曲折环绕，像走去又返回。啊，盘谷的快乐啊，快乐而且没有祸患。虎豹远离踪迹，蛟龙逃藏不出。鬼神守卫防护，呵斥禁止不祥之物。饮水就有食物，长寿而健康。没有什么不足，还要期望什么？给我的车涂油，给我的马喂料。让我跟随您到盘谷，终我一生自在徜徉。东坡说：“欧阳公说：‘晋代没有文章，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而已。’我说：‘唐代没有文章，只有韩退之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我一生都想仿效这篇文章，每次拿起笔就停下，于是自己笑道：‘不如暂且让退之独自称雄吧。’后世终于把东坡的话当成确实如此了。”东坡喜欢诙谐，从“不如暂且让退之独自称雄”一句就可以看出。这大概是感叹自己不能赶上韩愈，于是顺势替自己找了个说辞罢了。难道唐代的文章真的只有这一篇序吗？六一居士所说“晋代没有文章，只有《归去来辞》一篇”，也很难令人相信。或者六一居士认为，晋宋之间正值“龙战于野”，那些真正贤能的人都应当避世；像陶渊明这样，说到并且做到了，才可以称为真正的文章，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吗？” 送董邵南序 燕赵之地，古来就以多有慷慨悲歌之士著称。董生考中进士，却接连不能在有关官署那里得到志满意得，怀抱着杰出的才器，郁郁不得志地来到这个地方。我知道他一定会遇到合适的机会。董生，努力吧！凭着你不得志于时的处境，如果仰慕道义、勉力行仁的人，都会爱护珍惜你，何况燕赵之士本来就出于这种性情呢？然而我曾听说，风俗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我怎么知道现在的燕赵之地不会与古人所说的不同呢？姑且用你的此行来占卜它吧。董生，努力吧！我因你而有所感慨。替我到望诸君的墓前吊祭，到他们的集市上看看，那里还有从前以屠狗为业的人吗？替我向他们致意说：‘英明的天子正在上位，可以出来做官了。’ 朱子说：“邵南是寿州安丰人，考中进士而不得志，离开故乡游历河北。韩公作这篇文章送他。韩公有《嗟哉董生行》一诗，也是为邵南而作的。”这篇文章说燕赵之士仁义出于本性，却故意反说，以深刻讥刺他们不臣服而习于作乱的心意。篇末又称道天子的威德，用来警醒感动并招徕他们，其防微杜渐的用意很深。读者应详细体会。” 赠崔复州序 有方圆数百里的土地，奔走办事的官吏，从长史、司马以下有几十人，他们的俸禄足以使自己的三族以及亲朋故旧得到恩惠。刺史心中高兴，整个州境的人就欢喜；刺史心中不高兴，整个州境的人就恐惧。大丈夫官做到刺史，也算荣耀了。虽然如此，偏远地区的小民，有的脚步从未到过城邑，假如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能够在乡里官吏那里为自己申辩的很少，何况能在县吏那里为自己申辩呢？能够在县吏那里申辩的很少，何况能在刺史的庭堂上申辩呢？因此刺史有听不到的事情，小民有无法申诉的冤情。赋税有固定数额，而百姓的产业没有定数；水旱灾害和瘟疫又不可预期，百姓的丰歉全系于州县。县令不据实上报，节度使不相信实情，百姓越陷于穷困，征敛反而越急。我看刺史实在难以任职。崔君任复州刺史，他的节度使是于公。崔君的仁爱足以使复州百姓苏醒，于公的贤能足以使崔君得到任用。既有刺史的荣耀而没有刺史的艰难，难道将在这里实现吗？我曾经有幸得到于公的知遇，又旧日游从于崔君。庆幸复州百姓将要受到他们恩泽的庇护，所以写下这些话。” 以父为天、以母为地、以万民为子的人，叫作天子。若从血气上分别，那么各自只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若从理和气上分别，天下没有不把万民当作孩子的。理和气是血气的主宰，因此把万民当作孩子，比只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更加切实，并不是口头空谈这个道理而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孩子有不能向父母呼吁的，行路的人还会为之伤心；百姓有不能向大君呼吁的，却没有人替他们省察忧患，这是因为道理不明、正道不能实行。只是由于形体隔绝、地位相悬，所以设置官府、分掌职务，大官逐级统领，小官逐级承接，使远至万里的地方、众多的百姓，都能把实情传达给天子，天子也能够尽到父母般的责任。然而龙蛇混杂，局势纷乱，大吏想要上达而被小吏蒙蔽，小吏想要上达而被大吏阻塞，而且大小官吏互相勾结，专门欺骗上级，只求保住自身的名位，根本不顾百姓的性命。这样一来，九重宫阙之上，哪里只是水旱灾害和瘟疫无法听闻？盗贼百姓兴起，善良百姓肝脑涂地，而上面还认为没有丝毫大事；史册记载的还没有穷尽，难道会有虚假吗？成汤战战兢兢，忧惧得仿佛将要坠入深渊，实在是有原因的。想要为君主尽到君道，想要为臣子尽到臣道，就应当对这一类文章反复研读，推究同类事理以穷尽其他问题，希望百姓这些赤子能够得到父母般的养育吗？”

译赠张童子序 天下凭借通晓二经而在礼部参加考试的，每年达到三千人。先从县里考试，确定可以应举的人，然后升送到州或府。那些不能考中科举的人，不在这个数目之内。州或府汇总所属县升送的人，再加以考试，比县里考察得更加详细，确定可以应举的人，然后贡送给天子，再由有关官署升选。那些不能考中科举的人，也不在这个数目之内。这叫作乡贡。有关官署汇总州府升送的人，再加以考试，考察得更加详细，评定可以进用的人，把姓名上报天子，并将名册收藏在所属的吏部，每年不到二百人。这叫作出身。能够进入这一选拔的人，实在艰难。有的人学习二经的章句，仅文字就有数十万，外加传注，全都要背诵，还要大致了解其中的主旨。因此参加乡贡的人，有的远至十多年以后，才进入三千人的数目而升到礼部；又有的远至十多年以后，才进入二百人的数目而进到吏部。头发斑白的老人有一半，其中昏聩闭塞、不能达到要求的，都不在这个限额之内。有的人终身也不能参与其中。张童子九岁时，从州县一直到礼部，一次考试就进取，位列二百人之中。又过了两年，他更加通晓二经，有关官署再次上报他的事迹，于是授予他卫兵曹的任命。” 人人都说童子耳聪目明，精神气质灵秀，我也认为童子远远超出同辈。童子向本官长官请求，跟随父亲回去慰问母亲。八月，他从京师出发，经过陕南、虢东以及洛师，向北渡过黄河以北，九月才到达郑地。从朝廷中的知名人士，到五都的长官和众吏，都厚重地赠送给他食物和财物，有的还作歌诗来赞美童子。童子也很荣耀了。虽然如此，我还要把童子引向正道，让人对童子说：‘求取增益的人，不是想要速成的人。年少和年长是不同的，观察年少时，人们只看到童子的异禀；等到他长大，就要用成年人的礼法来要求他。成年人的礼法，并不只是童子目前所能做到的这些。因此，童子应当暂且放下已经学到的东西，而勤勉学习尚未学到的东西。’我和童子都是陆公的门人，仰慕颜回、子路二人互相请求赠言并相处的情谊，所以写这些话赠给童子。” 勇力、才艺、技能和智慧都得自上天，不能勉强求得；然而如果本性不能保存，即使有这些，也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用来衡量人的轻重。骨骼腾跃、肌肉飞动，能拖牛、劈石，面对生死却狐疑不决、恐惧衰惫，那还不如迎着风就僵直、顺着风就伏倒的人。眼睛阅览讼案，手中答复书信，耳朵同时听取接受，口中并行应答，彼此不相妨碍，全都处理得充足周全，却凭此来实行私欲、助成不仁之事，那还不如木头般僵直、笨拙讷言、没有能力做事的人。人的智慧，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下笔就能写成，过目便能背诵，也只不过是智慧中的一个方面罢了。佛教说：“神通本来是前世的因缘。”也就是说，它与人的本性没有关系。人有勇力、才艺、技能和智慧，应当想到上天产生人才是多么艰难，成千上万的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致力于成就自己的美德，把自己作为国家的有用之材。自己有勇力、才艺、技能和智慧，应当知道这与能饮能食、身体强健没有两样，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应当努力学习，以成就自己的人格，不要让当世人把自己看作奇异的尤物。像张童子这样，后来如果默默无闻，只凭十一岁通晓二经而在后世留名，这固然是荣耀，也正是可惭愧之处啊。《御选唐宋文醇》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目录 昌黎韩愈文五 序 送区册序 送王秀才序 送浮屠文畅师序 送高闲上人序 送殷员外序 送杨少尹序 送石处士序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送郑尚书序 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石鼎联句诗序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 昌黎韩愈文五 送区册序 阳山，是天下最穷困偏僻的地方。陆路有丘陵险阻和虎豹之患；江流凶猛湍急，横在水中的石头锋利得像剑，船只上下失去控制，撞碎沉没的事常常发生。县城中没有居民，官署中没有县丞、县尉，江边荒草、茅草和竹林之间，只有十多户小吏人家，他们都说鸟一样的语言，有夷人的面貌，刚来时语言不通，只能在地上画字，然后才可以把租赋和期限约定告诉他们，因此宾客和游学交游之士没有什么缘故会来到这里。我在这里任职获罪受罚，已经将近半年了。有一位区生，发誓说要与我交好，从南海划船而来，从宾客的台阶登上来，仪表相貌十分伟岸。坐下来同他交谈，文章义理非常卓越。庄周说：‘逃避空旷寂静处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铿然响起也会高兴。’何况像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他进入我的房间，听到《诗》《书》以及仁义的学说，欣然喜悦，仿佛有志于此道。我们一起到幽美的树林中，坐在石矶上，投竿钓鱼，陶然自得。看他的样子，似乎能够抛开声名利禄而不以贫贱为苦。新年正月，他回去拜见父母，酒壶喝尽之后，我写下这篇序来记述惜别。” 朱子说：“洪兴祖认为区册就是区弘，考察事情的始末，并不是这样。贞元十九年冬，韩公从御史出任阳山县令，这篇序是在阳山写的；其中说‘新年正月’，应当是在第二年正月。”按：洪是洪兴祖，字庆善。

译送王秀才序 我常常认为，孔子的道博大而广泛，他的门人弟子不能全面观察并完全认识，所以学习他的人都各自得到与自己天性相近的方面。后来弟子们离散，分别居住在诸侯各国，又各自把自己所能掌握的传授给弟子，源头逐渐远去，末流便更加分裂了。大概子夏的学问，后来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传演变为庄周，所以庄周的书喜欢称道子方的为人。荀卿的书谈到圣人，必定说孔子、子弓。子弓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太史公《弟子传》中记有姓名，写作馯臂、子弓。子弓向商瞿学习《易》，孟轲以子思为老师，子思的学问大概出自曾子。孔子去世以后，众弟子没有不著书的，只有孟轲氏的传承得到孔子学说的正宗，所以我年少时就喜欢读他的书。太原王埙把他所作的文章给我看，他喜欢举出孟子所说的话同我谈论，确实喜爱孟子，并多次称赞他的文辞。顺着黄河往下走，假如不停步，不论快慢，最终一定能到达海边；如果没有走对道路，即使走得很快而不停下，也终究不可能侥幸到达。所以求学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学习杨、墨、老、庄、佛的学说，却想达到圣人的道路，就像驾船走断流的港汊、干涸的支流，却希望到达大海一样。因此想要观察圣人的道，必须从孟子开始。如今王埙所走的道路，已经接近懂得圣人之道；如果又能得到船和船桨，懂得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停步，唉，那成就又哪里能够估量呢！李光地说：“这是韩愈文章中最纯粹的作品。前面没有承接旧说，却把分辨和安置说得十分明白；这样的写法，也颇为采纳了扬雄的意思。但扬雄不能像这样条理畅达。所以韩愈在《原道》中讥讽扬雄说话不详细。柳宗元也说，退之的决断和创作更加宏奇，可惜他自许要著书五六十篇，却没有达到目标。” 送浮屠文畅师序 世上本来有名义上是儒家而行为却像墨家的人，问他的名号，是儒家；考察他的行为，却不是儒家。可以同他交游吗？如果有名义上是墨家而行为却像儒家的人，问他的名号，不是儒家；考察他的行为，却是儒家。可以同他交游吗？扬子云说：‘在儒家的门墙之内，就把他赶走；在夷狄之中，就把他引进来。’我取这句话作为准则。浮屠师文畅喜欢文章，他周游天下，凡是所到之处，必定请求缙绅先生作序，以求歌咏他的志向。贞元十九年春，他将要往东南去，柳君宗元替他请求，打开他的行装，得到他所获得的序文和诗作一百多篇。若不是极其笃爱文章，怎么能够得到这么多呢？可惜没有人把圣人的道告诉他，却只是拿浮屠的学说赠送给他。文畅是浮屠。如果想听浮屠的学说，应当亲自到他的老师那里去询问，为什么要拜访我们这些儒生而来？这是因为他有所请求。他看见我国君臣父子关系的美好，以及礼乐制度和各种事业的兴盛，心中有所仰慕。他被佛教的教法拘束而不能进入儒道，所以乐于听闻儒家学说而来请求。像我们这些儒生，应当把二帝三王的治道、日月星辰的运行、天地显现的原因、鬼神幽隐的原因、人物繁衍的原因、江河流动的原因告诉他；如果说得不恰当，反而拿浮屠的学说来轻慢地告诉他，那就错了。” 百姓刚开始产生时，本来像禽兽和夷狄一样。圣人出现之后，人们才知道居住在宫室中而以粮食为食，亲爱亲人而尊敬尊长，活着的人得到养育，死去的人得到安葬。因此，道没有比仁义更大的，教化没有比礼乐刑政更正的；把它施行于天下，万物都得到适宜；把它落实到自身，身体安定而气息平和。尧把这些传给舜，舜把这些传给禹，禹把这些传给汤，汤把这些传给文王、武王，文王、武王把这些传给周公、孔子；把它写在典册上，中原人世代守护它。如今浮屠之道，究竟是谁创立、谁传承的呢？鸟低头啄食，抬头四处张望；野兽深居简出，害怕外物伤害自己，却仍然不能脱离这种危险。弱者的肉，成为强者的食物。如今我和文畅安然居住、闲暇无事，享受优裕生活以度过生死，既然与禽兽不同，难道可以不知道这种生活的由来吗？不知道，并不是人的罪过；知道却不去实行，是迷惑。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能立即实行新的道理，是软弱；知道却不把它告诉别人，是不仁；告诉别人却不据实说明，是不诚信。我既看重柳宗元的请求，又嘉许浮屠能喜爱文辞，于是写下这些话。”

译送高闲上人序 如果能够寄托自己的巧思和智慧，使机巧响应内心，不被气势挫败，那么精神完整而操守坚定，即使外物到来，也不会黏着于心。尧、舜、禹、汤治理天下，养叔研究射箭，庖丁研究宰牛，师旷研究音律，扁鹊研究医术，僚善于弹丸，秋善于下棋，伯伦沉湎于酒，他们终身乐此不厌，哪里有闲暇去羡慕外物呢？那些羡慕外物而改换专业的人，都没有进入堂奥，也没有尝到精肉。过去张旭善于草书，不学习其他技艺；喜怒、困窘、忧悲、欢乐、怨恨、思慕、酣醉、无聊，凡是心中受到触动的事，一定在草书中发泄出来。他观察万物，见到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以及天地万物的变化，凡是可喜可惊的，全都寄托在书法中。所以张旭的书法变化如同鬼神，无法推测，他凭此终身成名并名传后世。如今高闲在草书方面，具有张旭那样的内心吗？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内心而只追逐他的笔迹，就不能成为张旭。学习张旭的方法是：对于利害必须明白，不遗漏丝毫；感情在内心炽烈，利欲相互争进，有所得也有所失，勃然激动而不能释怀，然后全部在书法中决发出来，这样才可以接近张旭。” 如今高闲法师信奉浮屠氏，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外物的黏着；按照这种心境，他一定淡泊宁静，内心不起波澜，在世间必定淡然无所嗜好。淡泊与宁静相互遭遇，便会颓唐委靡，溃败到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书法上岂不是也会呈现这种状态吗？然而我听说浮屠之人善于幻术，具有多种技能；如果高闲通晓这种技艺，那么我就无法知道了。昌黎认为，浮屠氏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外物对心的黏着，内心淡泊而不在世间生起欲念，因此一定不能写书法。这大概是把沉空窈冥当作看破生死、解除外物黏着的意思。可是沉溺空寂幽冥，并不是浮屠氏所认可的；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外物黏着，也不是沉空窈冥的意思。他说内心淡泊而不生起欲念，难道不是说屏蔽听闻、离开所见吗？屏蔽听闻、离开所见，并不能使听闻和所见的根本减少一丝一毫。他说在世间淡然无所嗜好，难道不是说屏蔽声音、舍弃色相吗？屏蔽声音、舍弃色相，只会使声色的阴影仍然纵横于天地之间。明与暗，就像白昼与黑夜；白昼与黑夜，就像生与死。如今要取暗而舍明，就是取黑夜而舍白昼，取死亡而舍生命，只能看见自己的迷惑越来越深，哪里曾经把生死看作一回事呢？这就是外物黏着，又哪里曾经解除呢？所以说：没有内也没有外，然后才能解除黏着；没有死也没有生，然后才能万物如一。所谓没有内外、没有生死，大到是天地，小到是万物，显明的是日月，幽隐的是鬼神；显现出来叫作象，具有形体叫作器，加以制度并使用叫作法，使功用得以出入流行，百姓都能使用它叫作神。” 日常使用却不知道其中道理的，是普通百姓；实行得显著而且能够熟习考察的，是圣贤。这难道是浮屠氏所能独占的吗？学习的人多如牛毛，认识道的人少如麒麟之角；认识道的人多如牛毛，能够达到道的人少如麒麟之角。那位高闲，本来不足以同他谈论这些。虽然如此，没有什么不是无边而不包容的，没有什么不是微小而不广大；即使是末技，也没有不通过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外物黏着而能达到极致的。尧、舜、禹、汤治理天下，暂且不论。像后羿射箭、纪昌射箭、甘蝇弹丸、秋下棋、师旷奏乐、扁鹊行医，这些技艺为什么能够达到精妙呢？当他的志向不分散而凝聚于精神时，就已经是有射术而没有后羿，有弹丸而没有僚，有棋艺而没有秋，有音乐而没有师旷，有医术而没有扁鹊了。等到感官知识停止活动而精神欲望开始运行时，又成为有后羿而没有射术，有僚而没有弹丸，有秋而没有棋艺，有师旷而没有音乐，有扁鹊而没有医术。只有处在这里时不执着于自身、处在那里时不执着于外物，技艺才能施展，通达神明。假如施展技艺时，不是滞留于自身，就是滞留于外物，那么一定会支离破碎、昏乱转移，怎么会有夺取天然巧妙、被称为国家能手的境界呢？昌黎说外物到来而不黏着于心，仍然没有通达心本身也无所谓心，非外物也不会到来的道理。天心也是无心的，非外物也不会到来。” 达到这个境界，难道不是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外物黏着吗？至于张旭作书，内心有所触动，外物有所感发，都在书法中具备，并且发泄出来。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喜怒等感情已经发泄在书法中，那么他的感情就成为无所谓感情；书法作为书法，却描摹了喜怒等感情，那么他的书法就成为无所谓书法。两者都无，却奇妙地成为一个有。于是感情显现，而书法进入神妙境界。对待外物也是如此。否则，点画波磔，难道只是绘画技巧吗？它却能够描摹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等造物的种种变化。即使是昌黎这篇文章，也可以说和张旭的书法同样达到了造化的境界。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在他下笔的时候，难道不是处在这里时看不见有自身，处在那里时看不见有文章吗？不是有意求取却自然如此。语言的长短和声音的高低，在这时都恰到好处。难道不就是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外物黏着吗？孟子已经说过了：‘达到那种境界，是你的力量；其中的神妙，却不是你的力量。’技艺本来如此，道难道偏偏不是这样吗？”},{ 《送殷员外序》唐朝承受上天的使命做了天子，凡是四方万国，不论海内海外，也不论大小，都臣服归顺于朝廷，按时进贡当地的水土物产，大国特意前来，小国则随同大国聚集而来。元和睿圣文武皇帝即位以后，把天下都治理得符合制度法度。元和十二年，皇帝下诏说：“四方万国之中，只有回鹘同唐朝最为亲近，奉行职贡尤其恭谨。丞相，你应当选派一名宗室四品官员，持符节前往，赏赐回鹘君长，告知我的意思；再选一名通晓经学、熟悉时事的人，作为他的副使。”于是，殷侯侑由太常博士升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穿着朱衣，手持象笏，奉命出行。朝廷的大夫们没有不出城为他饯行的。酒喝到一半，右庶子韩愈手持酒杯说：“殷大夫今天不过是出门前往几百里外的地方，却已经显出惆怅、依依惜别的可怜神色。平时带着被褥进入三省值班，还要殷切地回头嘱咐婢女，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如今您出使万里之外的异国，脸上却一点也没有流露出畏惧，难道不是确实懂得事情的轻重吗？真是大丈夫啊！”丞相因为殷侑应诏出使，确实是个真正了解人才的人；不通晓经学的人，果然不足以任用。因此大家相继作诗，来表达他此行的情形。《唐书·殷侑传》说：殷侑是陈州人，通晓经学，以讲论道理为乐。贞元末年，他考中五经科，在所学经术中尤其长于礼学。元和八年，回鹘请求和亲，朝廷认为费用太大，想把期限推迟，于是下诏命殷侑担任宗正少卿李孝诚的副使，出使回鹘。回鹘可汗极其骄横，大规模陈列甲兵，想使唐朝使者向他称臣，殷侑却不肯屈服。使命传达以后，回鹘责怪他傲慢，公开宣称要把使者扣留，不让他们回去。众人都面露恐惧，殷侑从容地说：“可汗是唐朝的女婿，难道想要强迫我坐下，使我屈服下拜才行吗？是可汗无礼，并不是使臣傲慢。”回鹘人畏惧他的话，不敢逼迫他。

译《送杨少尹序》从前疏广带着两个儿子，因为年老，一天之内辞去官位离开了。当时公卿们设宴饯行，在都城门外举行祖道仪式，送行的车有几百辆，路上观看的人大多感叹落泪，共同称说他的贤德。汉代史书已经记载了这件事，后来擅长绘画的人又把当时的情景画了下来，直到今天仍然照耀着人们的耳目，显赫得仿佛是前些日子的事情。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正凭借善于作诗来教导后辈，忽然因为年满七十岁，也向丞相说明情况，请求离职回归故乡。世人常说古今人物不能相提并论，如今杨君和疏广、疏受二人，他们的心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我惭愧地位列公卿之后，又因生病不能出城，不知道杨侯离去时，城门外送行的人有多少，车有几辆，马有几匹；道路两旁观看的人是否也有人感叹，是否知道他是贤者；而太史氏又能不能把这件事大加铺陈，写成传记，接续疏广、疏受二人的事迹呢？会不会使这件事不至于冷落无闻呢？如今世上已经没有擅长绘画的人了，至于画与不画，本来就不必计较。然而我听说杨侯离去时，丞相中有爱惜他的人，奏请任命他为本都的少尹，不断绝他的俸禄，又作歌诗来勉励他，京城中擅长作诗的人也相继作诗唱和。又不知道当年疏广、疏受离去时，是否也有这样的事情？古今人物究竟相同还是不同，实在无法知道。中世以来，士大夫把官职当作家，罢官以后便无处可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杨侯当初在故乡行冠礼并考中科举，唱着《鹿鸣》之歌来到京城。如今他回归故乡，指着树木说：“这棵树，是我祖先种下的。”又指着某条水、某座山丘说：“那里是我小时候钓鱼游玩的地方。”乡里人没有不更加敬重他的，并告诫子孙要把杨侯不忘本乡作为榜样。古人所说的乡先生，死后可以在乡社中祭祀的贤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姚令威《集注》说：杨巨源，新旧《唐书》都没有为他立传。《艺文志》说：他字景山，贞元五年考中进士，因为善于作诗而闻名。他曾有“三刀梦，益州一箭取辽城”的诗句，白乐天赠诗说：“早闻一箭取辽城。”杨巨源因此诗而知名。他到了规定的退休年龄离职后，被任命为本都少尹。大概杨公是河中人，河中就是他的故乡。张籍有诗送他赴任，说这是本府本人的荣耀，因此得以回乡任职；诗中“野情意”等语，大概就是指这件事。这篇序是长庆年间杨公任吏部侍郎时所作，所以序中说“我惭愧地位列公卿之后”。《送石处士序》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担任节度使三个月时，向属官中贤能的人访求人才。有人推荐石先生，乌公问：“先生是怎样的人？”那人说：“先生居住在嵩山、邙山、瀍水、谷水之间，冬天只有一件皮衣，夏天只有一件葛衣，每天早晚吃饭，每餐只有一碗饭、一盘蔬菜。别人给他钱，他就推辞；请他一同出游，他从来不以有事为由推辞。劝他出来做官，他不答应。他独自坐在一间屋子里，左右都是图书。同他谈论道理，辨析古今事情的是非，评论人物的高下，推断事情后来成败的情形，就像河水决堤向下游东流，又像四匹马驾着轻车走在熟路上，由王良、造父在前后驾驭，又像用烛火照着计算数目、用龟甲进行占卜一样清楚。”大夫说：“先生有足以使自己老去的操守，并不向别人求取什么，他肯愿意为我来吗？”属官说：“大夫您文武兼备，忠孝双全，访求人才是为了国家，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如今盗寇聚集在恒州，军队包围着它的疆界，农民不能耕种和收获，财物粮食都已耗尽。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各地输送物资必经的道路，在治理方法和征战谋略方面，应当会有可供施展的地方。先生仁厚而且勇敢，如果用大义去请他，并强行把重任托付给他，他还能找出什么推辞的理由呢？”于是乌公撰写书信，准备好马匹和财物，选定日期，把它们交给使者，让使者找到先生的居所前去邀请。先生没有告诉妻子儿女，也没有同朋友商量，戴好帽子、穿好衣带出来会见使者，在门内拜受了书信和礼物。夜里，先生沐浴，整理行李，装载书册，询问沿途道路，向平常来往的人告知自己将要出行。早晨，送行的人都到齐了，在上东门外设宴张筵。酒过三巡，将要起身时，有人手持酒杯说道：“大夫确实能依据大义取用人才，先生确实能以道义担当自己；现在决定去留，特意为先生饯别。”又斟酒祝愿道：“凡是离去还是留下、出仕还是退处，都没有固定的常规，只归向大义；就凭这一点，祝先生长寿。”又斟酒祝愿道：“愿大夫始终不改变最初的志向，不要只图使自己的家族富裕而使老师饥寒，不要甘心接受佞人的奉承而在表面上敬重正直之士，不要以谄媚的话为乐，只听从先生的意见，从而能够取得成功，保全天子的宠信和任命。”又祝愿道：“愿先生不要从大夫那里图谋利益，不要为自己的私身谋求便利。”先生起身拜谢祝词，说：“我怎敢不从早到晚恭敬努力，求得遵从诸位祝愿中的规戒。”于是东都人士都知道大夫和先生果然能够彼此合作而取得成功，便各自作了六韵歌诗；我韩愈退下来为此作序。本传说：洪字濬川，他的祖先起初姓乌石兰，后来单独以“石”为姓。他有极高的品行，考中明经科，担任黄州录事参军；离职后回到东都，隐居十多年不肯出仕。公卿之间多次推荐他，他都没有答复。乌重胤镇守河阳，想通过访求贤才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于是准备书信和财物，邀请征召石洪。石洪也认为乌重胤是了解自己的知己，欣然准备出行。后来诏书征召他担任昭应尉、集贤校理。欧阳修说：“石洪从始至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只因曾经受到韩愈的称誉推扬，便在当时名重一时。”现在考察《新唐书》，这部书本来就是欧阳修奉诏撰写的，称说石洪有高尚品行；可是他平日的议论又说“石洪从始至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这实在说明古今信实史书是多么难以写成啊。

译《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就空了。冀北的马本来是天下最多的，伯乐即使很善于相马，怎么能使它的马群空掉呢？解释这件事的人说：我所谓的“空”，不是说没有马，而是说没有良马。伯乐懂得马，遇到良马就一定选取它，马群中便没有良马留下了。假如没有良马，即使说没有马，也不是空话。东都本来就是士大夫的冀北，那些倚仗才能而深藏不出、不肯求仕的人，洛水北岸有石生，南岸有温生。大夫乌公手执斧钺镇守河阳三个月时，认为石生有才能，便用礼节作网罗，把他招致幕府。不到几个月，又认为温生有才能，于是把石生当作媒介，用礼节作网罗，又把温生招致幕府。东都虽然确实有很多才士，但早晨选取一个，已经拔取了其中最优秀的；晚上再选取一个，又拔取了其中最优秀的。自居守、河南尹，直到各部门的执事官，以及我们两县的大夫，政事有不能通达的，事情有疑惑的，向谁咨询并处理呢？士大夫中那些离开官位、居住在街巷里的人，同谁游乐呢？年轻后生又从哪里考察品德、请教学业呢？东西往来经过此都的士绅，也没有人到他们的住宅去行礼拜访。像这样却说：“大夫乌公一镇守河阳，东都处士的住宅便无人问津了”，难道不可以吗？面南而治理天下的人，他所托付重任、依靠力量的，只有宰相和将帅罢了。宰相替天子在朝廷上选得人才，将帅替天子在幕府中选得文武之士；想求得内外没有不能治理的事，也是不可能的。我被牵系在这里，不能自行引退，只想依靠二位来等待老年，如今二人都被有权势的人夺走了，我怎么能不耿耿于怀呢？二位到达后，在军门拜见乌公，温生替我把前面所说的话用来向天下道贺，把后面所说的话用来替我表达对全部被招致一事的私怨。留守相公首先作四韵诗歌咏这件事，我于是推衍他的意思写了这篇序。温造，字简舆，是温大雅的五世孙，喜爱读书，意气很盛，很少向人屈服。李希烈反叛时，温造任张建封的参谋，接受秘密诏令去劝说刘济，效命有功，号称防御将，任用为谏官，事情没有成功，又离职，隐居在东都。乌重胤上奏请求设置幕府。长庆初年，他以京兆司录的身份担任太原、幽镇宣谕使，为刘总说明祸福，刘总便把所属九州的户籍交上，入朝归附。回来后，授任侍御史，掌管弹劾奏事。大金吾李祐违背诏令进献马匹，李祐说：“我夜里进入蔡州，擒获吴元济时，心都没有动过；今天却在温御史面前吓破了胆。”兴元军发生叛乱，杀死李绛，授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准许他便宜行事。他到任后大宴将士，酒席间埋伏的士兵突然起事，叛乱者八百多人全被处死，加授检校礼部尚书。考察《唐书》的记载，温造大概是英明能干的人。昌黎为两位处士作序，措辞似乎重视石生而简略温生；细细玩味，《石序》还反复加以规劝，而《温序》只是自叹失去良友罢了，可见他尤其重视温生。昌黎当时任河南令，所以说“依靠二位等待老年”。如今二人都被有权势的人夺走，大概确实是说平日政事有不能通达、事情有疑惑时可以向他们咨询并处理，并不是虚言。

译送郑尚书序 岭南以南有七十个州，其中二十二州隶属于岭南节度府，四十多个州分属四府，每府各自设置主帅。然而只有岭南节度府是大府。大府主帅初到时，四府一定派属官来问候起居，感谢他守护土地，却不能立即道贺，以为礼节。每逢岁时节日，必定派人致贺问候，送上当地水土所产之物。大府主帅有时经过某府，府帅一定穿戎服，左手握刀，右边系着弓箭，包头、穿裤、着靴，到郊外迎接。到了以后，大府主帅先进入馆舍，占据主位；府帅收敛屏息，仿佛要快步入内拜庭。大府主帅同他谦让一两次，他才敢换下戎服，以宾主之礼相见；到相应的位置举爵，双方都起身拜礼，不获准许便不停止。这种情形，仿佛小侯侍奉大国，遇有大事要先请示然后行动。隶属各府的州，离府遥远的有达到三千里的，隔着山海悬远，使者要几个月以后才能到达。蛮夷强悍轻率，容易产生怨恨；而南方各州都濒临大海，多有洲岛，顺着风一天可以飞驶数千里，茫茫无际，踪迹全不可见。控制管理失去凭借，险要之处便结党为仇，准备机弩毒箭等待将吏，撞击喧呼，彼此呼应，像蜂群聚集、蚂蚁杂处一样，无法梳理。对他们友好时像人，发怒时像兽，所以常常减轻赋税、简化法令、疏略条目，时常有所遗漏而不严加追究；放纵养成，像养孩子一样，终于纷乱到不可治理，才用割草、猎禽的办法一举剪除，直到连根拔尽、彻底痛断才停止。海外杂居的国家，如躭浮罗、流求、毛人、夷亶等州，以及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类，东南连接天地之间的有数以万计；有时顺着风潮，早晨进贡的蛮胡商船便交错在海上。假如岭南主帅能够得到适当的人选，那么整个边境都能治理，彼此不发生侵扰、盗窃、杀戮，也没有风灾鱼患和水旱、瘟疫、毒害之灾。外国的货物接连到来，珍珠、香料、大象、犀牛、玳瑁以及奇珍异物充满中国，使用也用不尽。因此选任主帅常常比其他藩镇更重要；如果没有文武威势、通晓大体、能使人畏惧并信服的人，前往任职往往就会出事。长庆三年四月，任命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前往履行这一职务。郑公曾经镇守襄阳，又统领沧、景、德、棣，历任河南尹、华州刺史，都有功德可以称道。入朝后任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尚书，家属有一百人，却没有数亩住宅，只能租屋居住，可以说身居显贵而能安于贫困，是仁者不以财富自肥的表现。到了这次任命，朝廷上下没有不高兴的。将要出发时，公卿大夫和士人中凡是能作诗的，全都相继作诗赞美朝政，慰藉郑公南行的思念；诗韵一定用“来”字，是为了祝愿郑公政绩成功，早日归来。昌黎描写蛮夷的情状，可以说像绘画一样逼真。但他说“终于纷乱到不可治理，才用割草、猎禽的办法，直到连根拔尽、彻底痛断才停止”，读者应当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样才算真正理解。大概唐朝的德政已经衰败，朝廷势力削弱，所以立论不得不张扬国威罢了。例如《元和圣德诗》中说，柔弱的孩子赤身而立，弯腰曲背，牵着头拖着脚，先折断腰脊，大概是想让藩镇听到后畏惧罪责和祸患，不敢反叛。然而苏子由认为这像李斯颂扬秦国，是人所不忍说的话；朱子也有“德行不足便夸张它”的议论，这也是同一类情形。我曾考察蛮夷的风俗，从周代以前就是如此，并不是古代淳厚而今天浇薄。他们用兵见于经书的，只有虞舜征伐和殷高宗征伐罢了。舜用三十天，殷武用了三年。《诗经》歌颂殷武，而《易经》却说他疲惫不堪，其中不能没有戒惧之辞。但那也只是在楚地，并不是这篇序所说岭南五管那样遥远的地方。自汉代以来，多次对蛮夷用兵，却始终没有谁真正得志，哪里曾有过彻底连根拔尽的事呢？即使能够割草猎禽般地消灭他们，不让帝王治理天下之道留下后代，又怎么可以呢？孟子说：“不喜好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即使海可以变成尘土，高山可以磨平，这句话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是不可改变的。假如把杀人像割草、猎禽一样当作平定天下的办法，孔子、孟子就不配成为万世的老师了。何况那里蛇虎遍地、毒气腥臭，马匹难以驰骋，人也难以通行，实在不是用武力的地方。甲士和运粮夫役，因劳苦、疾病、瘟疫而伤亡；四境之外，征发、期限、守备等事务连续骚扰。兵刃还没有接触那些恶民，良民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关部门倚仗距离遥远，没有人能够查证他们。把失败说成成功，把没有说成有，千头万绪，无法追究诘问。这不正是汉唐以来的旧事吗？况且唐代邕管黄峒之战，昌黎说根据所杀伤的贼人计算，必定已经全部消灭；如今那里仍旧如故，足以说明奏状中已经出现欺骗蒙蔽。所以昌黎原本未曾认为真的可以割草猎禽般地消灭蛮夷。有人说：圣王治理天下，道德归一、风俗相同，怎么能对蛮夷采取不同的治理办法？既然治理却治理不好，又怎么能不用兵呢？我说：夏、商、周兴盛的时候，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王化隆盛，可以说已经道德归一、风俗相同。然而他们所称的骊戎、陆浑之戎，所在之地就是汉唐时的中原；东南荒服之地的蛮族，他们所称的吴、于越，所在之地就是汉唐时文化制度发达的区域。在周代，仍把他们看作蛮、夷、戎、狄之国，并没有把杞、宋、鲁、卫的政治制度施加给他们。修明自己的教化，却不改变他们的风俗，然而这并不妨碍成为三代的治理，也不妨碍道德归一、风俗相同，何况更加遥远的地方呢？有人说：“这样看来，圣王的威势也有止境，那么怎么能说‘仁者无敌’呢？”我说：“仁者无敌，难道是说把敌人杀得干干净净吗？老虎和人属于不同种类，但老虎亲近养育它的人，这是顺服。天下没有不归附的人，才是仁；归附了，就没有敌人。《易经》说：‘神妙的武力不杀戮。’正因为仁才有神妙的武力，正因为不杀戮才无敌。况且所谓蛮夷，是说他们友好时像人，发怒时像兽。友好时就是人民，是我们的同胞；同胞难道可以全部用刀杀掉吗？发怒时像野兽，对禽兽又有什么难处呢？兴起六军的众人，把山中的蛇虎全都杀尽，难道能说这没有威势吗？读者不要误解昌黎的意思，以为控制蛮夷的办法真的有连根拔尽、彻底痛断这一说。”

译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元和六年冬，振武军的官吏骑驿马到朝廷报告饥荒，公卿在朝廷商议，认为转运使没有选对人，应当选派有才干的人前往替换。我的族侄重华恰好担任这个职务，到任后释放获罪贪赃的官吏九百多人，解除他们的枷锁，发给耒耜和牛，让他们在附近方便耕种的土地上耕作，以偿还所欠的粮食；又免除官吏手中存放的四十万斛粮食，不再征收。官吏得以免除罪责和死刑，借到种子粮食，恢复平民身份，各自有机会效力，没有不流泪感奋、相互勉励而尽力执行他的命令的。他又替他们奔走经营，察看高地低地的适宜情况，指示耕作方法，所以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官吏得以全部偿还所亏欠的四十万斛粮食，剩余部分归自己所有而得到休养，军队不再饥饿。韩君说：“这还不足以向天子报告，请再招募人员设置十五屯，每屯安置一百三十人，耕种一百顷土地，命令各屯依高地修筑堡垒。从东边的振武军出发，转向西边经过云州界，直到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间六百多里；屯田堡垒彼此相望，敌寇来时不能施暴，人们能够尽情耕种其中，这样多少可以免除漕运转输的费用。”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秋收果然增加一倍，每年节省度支钱一千三百万。元和八年，下诏授任殿中侍御史，赐朱衣银鱼袋。那年冬天，他入朝，奏说道：“再开垦四千顷田地，就完全可以供给塞下五座城的需要了。五千顷田地，按制度应当使用七千人；我命令官吏在无事时督促他们练习弓箭，做好战斗和防守的准备，这样又可以制服敌人，或许可以说是兵农兼顾、一举两得了。”大臣们正在支持他的建议，我认为边军都不知道耕作，只会张口等待供养，有关部门常常雇人用车船从其他郡运粮，逆着沙漠和河流远输；路远的有数千里，人畜死亡，蹄脚相接于道路，费用多得不可计算，中原坐受损耗，而边地官吏常常苦于粮食接济不上。如今韩君所请求开垦的田地，都是秦汉时期原有的郡县土地，他的成绩又已经得到验证。如果听从他的话，其中的利益不能仓促地用一两项来计算。今天皇帝正要兴举各项防务，以取得太平的功业，难道反而使士人有才能不能尽用的叹息，怀有奇异见解却不能施行吗？韩君又有什么可忧虑的，而中台的士大夫也都说同样的话呢？侍御韩君先前统领三个县、整饬两个州，考核政绩常常名列天下第一；如今把他的谋划施行于边地，功业又如此显赫，假如完全采用他的谋略，西北边地原来沦陷的土地便可以指日收复了。听说他归来，大家都相互勉励作诗来推重赞美他，并嘱托我写这篇序。考察《唐食货志》：元和年间，振武军发生饥荒，宰相李绛请求开设营田，可以节省度支的漕运，并且杜绝和籴中的欺骗隐瞒。宪宗称好，于是任命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陆运使。每年收粟二十万。等到韩重华入朝，奏请再开垦五千顷田地，就可以完全供给五城的守军。李绛已经罢相，后来宰相支持他的建议而停止。这篇文章不说建议出自李绛，昌黎或许另有深意，大概是惋惜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用、不能考察施行的结果，同时仍希望宰相改变主意，或许最终还能上奏他的功绩。又考察元和六年冬，韩重华开始屯田，连续两年大丰收，又请求设置十五屯，依高地修筑堡垒。从振武军直到中受降城，屯田堡垒彼此相望。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秋收果然增加一倍。这样已经过了三年，而文中说“八年冬入朝”，那么不是篇首“六年”二字有误，就是这里“八年”二字有误。《食货志》只说元和年间，没有说是哪一年。欧阳永叔大概也无法考定吧。

译石鼎联句诗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轩辕弥明从衡山下来。他过去同进士刘师服在衡湘一带相识，将要经过太白山，知道刘师服在京城，夜里到他的住处投宿。当时有校书郎侯喜，最近刚有能诗的声誉，夜里正在同刘师服谈论诗歌，弥明在旁边。他相貌极丑，白胡须、黑脸、长脖子，头发高高挽起，喉咙里还说着楚地口音。侯喜看他就像没有看见人一样。弥明忽然提起衣服、扬起眉毛，指着炉中的石鼎，对侯喜说：“你说自己能作诗，能不能同我为这石鼎作赋？”刘师服曾听衡湘一带的人说，弥明已经九十多岁，能够捕捉驱逐鬼怪，拘禁蛟龙螭虎豹，却不知道这些话究竟是否真实。见他年老，刘师服颇为恭敬他，却不知道他还会文章。听了这话非常高兴，立即提笔写下开头两句，然后传给侯喜。侯喜兴奋地接续在下面，写了等等。道士哑然失笑说：“你的诗就这样而已吗？”随即拢袖耸肩，靠着北墙坐下，对刘师服说：“我不懂世俗的书，你替我写。”于是高声吟道：“龙头缩得像蠢笨的菌子，猪腹胀得像彭亨。”起初似乎并未用心，诗中却仿佛有讥刺侯喜之意。两人相互看着，既惭愧又惊骇，想用更多诗句难住他，道士又作诗，把它传给侯喜。侯喜思考得更加艰苦，一心想压倒道士；每次构思，想要从口中吟出声来，声音都更加悲苦。他拿起笔想写，落笔之前又停下，最终也不能写出奇句。写完后便传给道士。道士高高蹲坐，大声唱道：“刘师服拿笔，我的诗如下。”他不用心思索，成就却更加奇特；不能接续说明的话，也更加侵逼刘师服。侯喜越发嫉妒。刘师服和侯喜都已经作了十多韵，弥明应答如回声一般，每句都颖脱而出，含有讥讽。到了三更，二人的思绪都枯竭，不能继续，于是起身致谢说：“尊师不是世俗之人，我们服输了，愿意拜您为弟子，不敢再谈论诗了。”道士奋然说：“不行，篇章不能不完成。”又对刘师服说：“拿笔来，我和你把它完成。”随即又高声吟出四十个字、八句诗，写完让他们诵读。读完后对两人说：“篇章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两人一齐回答：“完成了。”道士说：“这些都不值得拿来谈论，这难道算文章吗？我只是按照你们所能达到的水平来作，并不是凭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本领来作的。我真正擅长的，你们都不够资格听到。难道只有文章如此吗？我的话你们也不配听。我闭口了。”两人非常害怕，都起身在床下拜倒说：“不敢再有别的问题，只愿听先生说一句话。”先生说：“我不懂人间的书，敢问你们所说的‘解’，究竟是懂得什么书？” “请只让我们听到这一点。”道士寂静无声，像根本没有听见。两人多次询问，他都不回答；两人无所适从，只好退回座位。道士靠墙睡去，鼻息像雷鸣一样。两人惊惧得变了脸色，不敢喘气。不一会儿，拂晓的鼓声咚咚响起。两人也困倦了，便坐着睡去。醒来时，太阳已经升高，惊讶地环顾寻找道士，却看不见他，便询问童仆。童仆说：“天将亮时，道士起身出门，好像要去解手。但我奇怪他这么久没有回来，便出门到门外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两人惊惋不已，自责像丢失了什么宝物。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我这里，说我不能辨认他究竟是哪一位道士。曾听说有位隐居君子叫弥明，难道就是他吗？韩愈序 《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的乡里、姓氏、子孙，直到他的经历和仕宦籍贯，都极其详尽。大概汉室重视黄老之言，到汉武帝时又整理秦亡后遗留下来的学说，认为神仙可以招致，不死之药可以得到；太史公因此记载老子一生的行迹和子孙仕籍，用来表明蓬莱、方丈、瀛洲之间并没有老子，老子只不过是世间的一位隐居君子，希望世俗能够因此醒悟，使荒诞悠远的说法得以止息。昌黎作《轩辕弥明联句诗序》，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当时一定有人说侯喜、刘师服遇到了神仙，所以他的序一开头就说弥明过去同刘师服交往往来，详细写出他的相貌和语言，篇末又采用太史公的文字，也称他为隐居君子，大概是深知世人应当明白弥明不是神仙，而神仙之说确实荒唐。自宋代以来，有人认为轩辕就是韩愈，弥明就是侯喜，退之借此自我寄托来嘲弄侯喜，这种说法也差得太远了。《御选唐宋文醇》第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第六卷目录 昌黎韩愈文六 记、议、状、表 《汴州东西水门记》《燕喜亭记》《蓝田县丞厅壁记》《新修滕王阁记》《禘祫议》《论淮西事宜状》《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论佛骨表》《为裴相公让官表》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第六卷 昌黎韩愈文六 《汴州东西水门记》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陇西公下令修建东西水门。过了三个月，到辛巳朔日，水门工程告成。三日癸未，大规模举行盘宴和水上游乐。监军、军司马、宾佐、属将校以及勇士们，恭敬地迎接四方宾客来庆祝落成。士女拥挤，充满州城内外。事情办完后，他的属官昌黎韩愈请求记载工程的成绩。文章说：汴州的河水从中间流过。起初依着河水筑城，城墙没有合拢的地方，就仓促地在河中设置联锁，夜里浮在水面，白天沉入水中，船只不能自由通行；然而城池的襟带防护空疏，风气泄散，城中居民不得安宁，讹言屡屡传播。历年以来，有谁研究过、思考过呢？皇帝治理天下已经十八年，这个地方的百姓遭受疾病和威势的侵害，顽劣儿童喧叫，劫掠众人、阻挡官军，人人战战兢兢，如同要坠落、要倾覆一般。当时陇西公奉命出任藩镇，便从洛京乘单车前来赴任，于是拯救了这里的危难，除去了这里的弊病；不靠严肃威厉，却使这里受到熏陶而达到大和，神明回应，祥瑞降临，五谷丰熟，人口既多又富，民力也有余。监军参与谋划，司马出谋，于是修建水门作为州城的外郭，用来稳固风气、抵御盗寇。黄色的河水浑浑流动，高大的楼阁曲折壮丽；因势加以修饰，并不是为了观赏游乐。天子的武功，由陇西公来布施；天子的文治，由陇西公来宣扬。河水滚滚流淌，源头来自昆仑；愿天子万年享祀，陇西公多受福祉。于是砍伐山石把这些刻下来，使日月长存，也让后世知道这项工程从何处开始。樊汝霖说：韩公当时在汴州辅佐董晋。陈后山说：“韩愈作记，只是记载事情罢了。”如今所谓作记，其实是在议论。用陈后山的话来观察韩公的各篇记文，确实如此。

译《燕喜亭记》太原人王弘中在连州同信奉佛教的景常、元慧交游。一天，他跟随二人走到住处后面的丘陵荒地之间，登高远望，发现一处奇异的地方。砍去茅草，嘉美的树木排列出来；掘开石头，清泉冲激而出。运走粪土，烧掉枯木和蔓草。退后站着看，凸出的地方突然成为山丘，凹陷的地方张开成为山谷，低洼处成为池塘，缺口处成为洞穴，仿佛有鬼神异物暗中前来帮助。此后王弘中和二人每天早晨前往，直到晚上也忘了回来，于是建屋来避风雨寒暑。屋子建成后，韩愈请他命名。那座山丘叫白竢德之丘，意思是它被埋没于古代而显现于今天，有等待时机的道理。那条石谷叫谦受之谷，瀑布叫振鹭之瀑；谷名说的是德，瀑名说的是容。那片土谷叫黄金之谷，瀑布叫秩秩之瀑；谷名说的是容，瀑名说的是德。洞叫寒居之洞，记载的是进入时的情形。池叫君子之池，空虚时用来聚集美好，充盈时用来排出邪恶。泉源叫天泽之泉，泉水从高处流出而施布到低处。合起来把这座屋子命名为燕喜之亭，取《诗经》中“鲁侯燕喜”的话来颂美。于是州中老人听说后相约来观看，说：“我们州的山水名闻天下，但没有可以同燕喜亭相比的。” 在它旁边经营建造的人接连不断，却没有人能比得上这块地方。大概是上天造就、大地藏匿，特意留给有德之人的吗？”王弘中从吏部郎贬官降职来到这里，列举他一路所经过的地方：从蓝田进入商洛，渡过淅水急流，临近汉水，登上岘首山远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经过洞庭，沿湘水而上，行走在衡山脚下，从郴州翻越山岭，那是猿猴居住、鱼龙藏身的地方，极尽幽深遥远、瑰奇诡异的景观；他对于山水应该已经看得饱多而厌倦了。如今他的兴致却仿佛还没有满足。《论语》说：“有智慧的人喜爱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 王弘中的德行同他的爱好，可以说相合了。他用智慧谋划，用仁德居处。我知道他离开这里、到朝廷成为羽仪之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于是刻石记载此事。樊汝霖说：王弘中字仲舒，从吏部员外郎贬为连州司户参军。亭在连州，是韩公任阳山令时所作。阳山，是连州所属的县。《蓝田县丞厅壁记》县丞的职务，是在一县之中辅佐县令，没有什么事情不应当过问。他下面有主簿、县尉，主簿和县尉各自有分管的职务。县丞地位高却受到牵制，按惯例因为避嫌而不能对事情表示可否。文书由办事官吏抱着成案送到县丞面前，卷起文书的前端，用左手夹住，右手捏住纸尾，像雁鸭排队一样走来。那人平平站着斜眼看县丞说：“应当署名。”县丞动笔占据签署的位置，只能谨慎签署。他抬眼问吏员可不可以，吏员说：“签了就退下，不敢稍加省察。”县丞茫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官位虽尊，实际权力反而在主簿、县尉之下。谚语形容县丞一再受轻慢，总说：“县丞来了，正好用来相互讥笑。”设置县丞的制度，难道本来就是要这样吗？博陵人崔斯立，积累学问，修习文章，以蓄积自己的才华；他的学问像水深广流动，日日增长而更加纵逸。贞元初年，他带着才能到京师应试，两次进取，两次被别人压倒。元和初年，他以前大理评事的身份上言政事得失，被贬官，两次转任后成为这个县的县丞。刚到任时，感叹说：“官职没有卑贱，只是恐怕我的才能不足以胜任。”后来又闭口不能施展，感叹说：“县丞啊，县丞啊！”我不辜负县丞这个职位，而县丞却辜负了我；那么就完全砍去棱角和锋芒，沿着旧路行走，毁掉自己的岸然气概来任职吧。县丞厅原来有一篇记文，屋坏漏水，墙壁污秽，已经无法阅读。崔斯立更换椽木和瓦片，粉刷修整墙壁，把前任者的姓名全都写上去。庭院中有四行老槐树，南墙边有上千竿巨竹，庄严挺立，仿佛彼此对峙。水流沿着台阶潺潺作响，崔斯立认真清扫灌溉；他又在两株松树之间，每天在那里吟哦。有人来询问，他总是回答：“我正有公事要办，你暂且离开。” 官府一定设置副职，这是古代的制度。副职如同人的左右手，左右手都听从人的心意。人如果都把国事放在心上，那么正职一定不会嫌弃副职，副职也一定不会轻视正职。即使十人百人共同办理一件事，也如同耳目口鼻和手足共同处在一身，没有一样可以省略。只有各人把自己的心当作自己的心，那么即使两个人也不能共同办理一件事。担任副职的人，不是侵夺正职的权力，就是荒废自己的职守；担任正职的人，不是推诿事情，就是擅自处理事情。然而责任最终一定要由正职承担，于是副职便成了多余的赘疣。副职尚且成了赘疣，那么所谓参、伍、考、殷、辅等职，又怎么能够履行职责呢？把一个人的身体再增加一层政事负担，就会繁琐杂乱；副职以下都成了赘疣，就会懒散；繁琐杂乱而且懒散，万事就会毁坏。考察昌黎这篇记文，唐代州县的治理情形便可以知道了。

译《新修滕王阁记》我年轻时就听说江南有很多登临游览的美景，而滕王阁独居第一，有瑰伟绝特的称誉。后来得到三位王氏所作的序、赋、记等文章，惊叹它们的文辞，更加想亲自去看一看并读那些文章，以忘却我的忧愁。但我被官职系留在朝廷，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元和十四年，我因为进谏政事被贬为揭阳令，取道前往时染病到达海边，又不能经过南昌观看所谓滕王阁。那年冬天，天子进上尊号，给境内普施恩泽，我调任袁州刺史。袁州是南昌的属邑，我暗自欣喜，心想这次应当能够亲自到大府，在属官那里接受约束。等到事情办完将要回来，如果有机会到那里一游，也可以暗中寄托目力，偿还自己的愿望。到袁州的七月，诏令任命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八州都归他的治所管辖。八州百姓以前认为不便的事情，以及希望做却不能做的事情，王公到任当天全都停止或实行；大事通过驿站上报，小事立即改变。该春天生长的便使其生长，该秋天肃杀的便使其肃杀；阳气应当开放就开放，阴气应当闭藏就闭藏，政令在官署和民户之间得到整顿。几天之间，人们自然在千里湖山之外获得安宁。我虽然想提出意见，评论利弊，听命于幕府之下，但我们州竟没有一件事可以借此施行，又哪里能够放下自己的职事去劳烦馆舍之人呢？这样一来，也就没有机会到滕王阁去了。那年九月，百姓和官吏融洽和睦，王公同监军使在这座楼阁宴饮，文官武将、宾客士人全都在座。酒喝到一半，大家一起致辞说：“这座楼屋如果不修就要毁坏了。前一位公任职为本州属官时，恰好把它修整一新，您的文章还确实写在墙上。如今三十年过去，您又来担任本州长官，恰好任职满一个月，您又来这里宴饮，您难道会没有感情吗？”王公回答：“好。”于是把栋、柱、梁、椽、板、栏杆中腐黑、弯曲、折断的修好，把屋瓦、台阶、砖块中破损残缺的修好，把红白颜色漫漶、不鲜明的地方修整好；只求治理完毕，不奢侈超过前人，也不废弃后人观赏。工程完工后，王公设宴与众人饮酒，又写信命令韩愈说：“你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我本来因没有能够登临游览而叹息，暗自又高兴能够把自己的名字题在楼上，文章列在三位王氏作品之后，也算有荣耀，于是不推辞，接受了王公的命令。这里江山的美好、登高远望的快乐，即使我已经老了，如果能够跟随王公同游，仍然能够替王公作赋。樊汝霖说：滕王阁在洪州，韩公从袁州写这篇记，共五百零五字。篇首到篇末都叙说自己始终没有到过而引以为叹，最后却说：“这里江山的美好、登高远望的快乐，即使我已经老了，如果能够跟随王公同游，仍然能够替王公作赋。”这就是在叙事之外寄托没有说尽的意思。欧阳永叔任襄州长官时，史中辉为岘山亭作记；尹师鲁任襄州长官时，燕公作记。岘山亭由苏子美任处州长官时，李然明作记；照水堂由苏子瞻任眉州长官时，黎希声作记；远景楼也是如此。这四篇文章措辞虽然不同，大意却大略相同。难道写文章的方法本来就应当如此吗？还是因为承袭韩公的意思而这样作呢？

译《禘祫议》右，今月十六日诏令说，应该命令百官在五日以内议论上奏。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慎地献上议论：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追念孝敬祖宗，严肃恭敬地办理祭祀事务，凡是需要议定的事情，都不敢擅自专断，努力求取适中之道，广泛征询群臣的意见。然而礼文繁多弥漫，各人所执持的意见不同，自建中初年以来，直到今年，多次举行禘祫，始终没有确定适当的办法。臣生逢圣明，沉浸在恩泽之中，虽然身份卑微不够参与议论，但心志迫切想要效忠，如今姑且先指出众议的错误，然后申明自己的主张：第一种意见说，献祖、懿祖的庙主应当永远藏在夹室中，臣认为不可。禘祫就是合祭，毁庙的神主都应当同太祖一起受祭，献祖、懿祖二祖正是毁庙的神主。如今即使藏在夹室，到举行禘祫时，难道能不在太庙受祭吗？名义上说是合祭，而二祖却不得受祭，不能称为合祭。第二种意见说，献祖、懿祖的庙主应当毁掉并埋葬，臣又认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建立七庙、一坛、一墠；那些毁庙的神主都藏在祧庙中，即使经过百代也不毁坏；举行禘祫时，就陈列在太庙中享祭。自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掉埋葬的议论；这种做法没有经典依据，终究不能施行。如今国家德泽深厚而流传久远，建立九庙；按照周代制度推论，献祖、懿祖二祖尚且应处在坛墠的位置，何况竟要毁掉埋葬而不举行禘祫吗？第三种意见说，献祖、懿祖的庙主应分别迁到各自的陵墓所在地，臣又认为不可。二祖在京师太庙受祭，已经有二百年了，如今突然迁走，岂只是人们听闻后感到疑惑，恐怕二祖的神灵眷顾留恋，也不会立即在下国享受祭祀吧？第四种意见说，献祖、懿祖的庙主应附于兴圣庙而不参加禘祫，臣又认为不可。古书说：祭祀时要像祖先在场一样，景皇帝虽是太祖，按亲属关系却是献祖、懿祖的子孙。如今想让其子处于面向东方的正位，却废止其父亲的大祭，当然不能作为典制。第五种意见说，献祖、懿祖二祖应当在京师另外建立庙宇，臣又认为不可。礼制有逐渐降低的等级，亲情也有逐渐减杀的次序，所以由庙降为祧，由祧降为坛，由坛降为墠，由墠降为鬼神之位，渐渐疏远，祭祀也越来越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宫，《春秋》非难此事，认为不应当取已经毁掉的庙中神主，既已收藏，又重新修建宫室来祭祀。如今所议论的事情正同于此。又即使违背礼制建立庙宇，到了禘祫时，要合祭便没有相应的处所；废止祭祀，在义理上又说不通。这五种说法都不可行，所以臣广泛采集前人的意见，寻求折中办法，认为殷代的祖先玄王、周代的祖先后稷，在太祖之上都各自成为帝，而且相隔的世代已经很远。不再祭祀他们，所以太祖能够居于面向东方的正位，子孙依照昭穆排列。礼书所称的这种做法，大概只是记载当时的适宜情况，并不是要传给后代永远遵行的法则。古书说：“儿子即使齐整圣明，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 这大概是说，儿子要对父亲屈尊。景皇帝虽是太祖，但对于献祖、懿祖来说却是子孙。举行禘祫时，献祖应当居于面向东方的正位，景皇帝应当依昭穆排列。祖先因孙辈而尊贵，孙辈因祖先而屈居；从神道推求，难道会远离人情吗？况且平常祭祀很多，合祭很少，那么太祖屈居的祭祀最少，而太祖居正位、受到尊崇的祭祀最多。与其伸张孙辈的尊位而废止祖先的祭祀，不也顺合情理吗？事情不同于殷、周，礼制也随之改变，这并不是失礼。臣恭敬地认为，制定礼制、制作音乐，是天子的职责。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议论有可采纳之处，大体合乎圣心，便请裁断施行；如果认为其中还有可疑之处，请召臣当面陈说得失，希望能够有所阐明。谨此上议。朱子说：“这类公家的文章，有的用于进呈君上，有的公布给官吏百姓，只采用当时的体式，直截了当地叙述事情和意思，从来不故意追求新奇巧妙，以免失去庄重恭敬、平实易懂的体制。但其中反复曲折，把事情的道理说尽了，这才是真正的文章，其他人自然不能赶上。” 朱子又说：“考察韩公本来的意思，献祖是始祖，他的神主应当居于最初的庙室，百世不迁；懿祖的神主则应当迁到太庙西面的夹室。太祖以下，依次排列在各庙室。四时祭祀时，只有懿祖不参加，献祖、太祖以下各自在自己的庙室受祭，各庙室自成等级，彼此不相降等、厌弃。这就是所谓伸张尊位的平常祭祀很多。禘祫时，只有献祖居于面向东方的正位，献祖、太祖以下都按昭穆排列，在前面南北相向。这就是所谓祖先因孙辈而尊贵、孙辈因祖先而屈居，而祖先屈居的祭祀始终很少。韩公的礼学精深，大概超过诸儒所能达到的程度，所以他的议论独自深深理解了孝子慈孙报答根本、追溯源头、不忘记生身之本的意义，真可以说是万世通行的法则。”程子认为不可草率看待的，就是这一类。

译《论淮西事宜状》右，臣恭敬地认为，淮西三州的土地，自从吴少阳患病以来，从去年春夏到现在，一直图谋造成今天的局面。有职务的人为谋划思虑而劳苦，安抚慰问被驱使的人，修理器械，防守金帛、粮食和牲畜；这些都消耗在赏赐供给上。持兵的士卒向四面侵掠，农夫和织妇携带幼小体弱者，在后面运送粮饷。虽然有时侵掠略有所得，但力量耗尽、筋疲力竭，所得也抵偿不了费用。又听说他们蓄养的马很多，从半年前以来，都已经上槽饲养。譬如有人即使有十个人的力气，从早到晚总是自己大声呼喊、跳跃不停，开始虽然可怕，但这种势头不会长久，必然自己疲惫衰竭。乘他力量衰弱之时，三尺高的儿童也可以使他受制而死。何况凭淮西三个小州残破困顿到了极点的力量，来抵挡天下的全部力量，它的败亡可以立即等待了。然而目前还不能确定的，只在于陛下决断还是不决断。军队不多，不足以保证必胜；能够必胜的军队，一定在于迅速作战。军队多而作战不迅速，费用就必然广大。两方边界之间、战场之上，每天互相攻打劫掠，必然有杀伤。靠近贼军州县的地方，征役有百般名目，农夫织妇不能安于本业。有时再遇到小规模的水旱灾害，百姓便会忧愁困苦。到了这个时候，人人提出不同意见，来迷惑陛下的听闻。陛下如果坚持得不坚定，中途停止，既损伤威势又耗费财力，造成的弊害一定很深。因此必须在心中果断决定，详细估量事情的始末；事情来到时不受迷惑，这样才可以谋求成功。担任统帅的人在前面尽力实行，参与谋划议论的人在后面尽心奉行，内外相互呼应，功业才能完成。从前殷高宗，是大圣之主，凭天子的威势讨伐背叛的国家，三年才取得胜利，却不认为迟缓。他的志向在于建立功业，并不计较费用。古书说：“决断之后再行动，鬼神都会避让；迟疑不决，从来没有能够成就事情的。”臣错误地承受恩宠，有幸掌管诏令，身处亲近之地而职任重大，不同于普通群臣，因此竭尽愚诚，以求有所补益。谨将平定贼军的事宜逐条列在下面。一、各道征发的士兵，有时只有两三千人，势力单薄，又羁旅异乡，与贼军彼此不熟，往往只听见风声便畏惧，不容易立即前进。当地将帅认为客兵难以处置，起初又没有优厚地抚恤接待他们；既轻慢使用他们，又使他们困苦，有时还把队伍拆散，分隶于各个将领。士卒与原来的将领一旦分离，心中孤单，意志怯弱，很难建立功劳。而且他们原属军队各自都需要供给遣送，路途遥远，劳费加倍；士卒有长途征行的艰难，乡里也有思念亲人离别的忧苦。如今听说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境接壤之处的村落百姓，全都拥有兵器，即使遇到小规模的俘掠，也都能自行防御；他们习惯战斗，熟悉贼军的强弱，又都是当地人，防守爱护乡里。近来朝廷尚未作出安排，他们仍愿意自行准备衣粮，共同聚集自保，以防备寇贼。若下令招募，很快就能组成军队；若要增加兵力，也可以自行招足。贼军平定以后，容易让他们回乡务农。谨请各道先前追调到行营的士兵，全部发文遣返回本道；按照行营所追调的人数，凡有一件以上的器械、弓箭等物，也全部送到行营充作供给。所招募的兵士人数既已足够，再加以训练，三五个月以后，各道的客军便可以全部裁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这与征发远方之人的做法相比，利弊相差悬殊。其一，围绕叛贼所占的州县、堡栅等地，各处设置的兵马总数虽然很多，但分布到每一处便很少，而且彼此相距遥远，难以互相接应，所以屡屡遭到攻击劫掠，以致有所损伤。如今如果分为四道，每道各设置三万人，选择险要之地屯聚一处，使其形成隐然可见的威势，再审察估量形势，乘时取利；如果可以进攻，四道便同时出兵，使敌人狼狈惊惶，首尾不能相互救援。如果还不能进攻，就深挖营垒、高筑壁垒，以逸待劳，自然会使敌人无计可施。各处多设置防备，在靠近贼境的小县，可以把百姓收聚到便利的地方，设立行县加以统领，使他们免于流散。一、蔡州士卒是被吴元济强迫胁制，形势所迫而不得已，才同王师交战。推究他们的根本，都是国家的百姓，进退都只有死路，实在值得怜悯。应当明白下诏告谕各军，使他们深知这个道理。交战之时，固然应当以彻底消灭敌人为念；如果敌人的形势已经穷困，不能再作恶，就不必过分杀戮，应当把圣德晓谕给他们，放他们回去，使他们消除凶悖之心，获得被宽赦而保全性命的幸运，他们自然会相继放弃叛逆、归顺朝廷。一、《论语》说：“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只看重小利就成就不了大事。”近来征讨没有功效，都是因为希望迅速取胜；有关部门计算费用，只求苟且迁就，稍不如意，便请求停止罢兵。河北、淮西等地看到以往的形势，知道国家必定不能同他们长期坚持，便合力苦战，侥幸取得一次胜利，就希望得到恩赦。朝廷没有极其忠诚、忧虑国事的人，不惜损伤朝廷的威望，因他们有所请求，便商议罢兵。过去的事情，祸患全都如此。臣愚昧地认为，淮西三小州的土地，吴元济又非常庸愚，而陛下凭借圣明英武的资质，动用四海九州的力量，来除掉这个小贼，难易是可以想见的；这就像泰山压卵，尚且不足以比喻其容易。军队的胜负，实在取决于赏罚。赏赐丰厚，可以使廉洁之士动心；刑罚严厉，可以使凶恶之人戒惧。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可以吝惜所费，也不可以害怕施行刑罚。一、淄青、恒冀两道与蔡州的情势大致相同。如今听说讨伐吴元济，人心中一定有援救他的意思；但他们都暗弱，只求自保，没有余力虚张声势，这种援救之意必定会有。至于分兵出境，公开作乱，也一定不敢。应当特地下诏说：“蔡州自吴少诚以来，历代相承担任节度使，也曾经防守有功。吴少阳死时，朕本来打算授予吴元济，恐怕他年纪太小，不能治理事务，所以没有立即处置，想等他稍能整治安抚之后，再允许他承袭。如今他忽然自行狂悖，侵掠而不接受朝廷命令，事情实在不得已，所以才有这次讨伐。至于淄青、恒州、范阳等道，祖父各有功业相承，受命任节度使的年月已经很久，朕一定不会图谋他们的土地，轻易加以改易。你们各自都应安定自己；如果无端疑惧，胆敢互相煽动，朕就赦免吴元济而不再追问，回军讨伐你们，你们自然会吓破胆，不敢妄发异议。”以上事项谨抄录奏报，恭请圣恩，特赐裁夺选择。谨此奏闻。

译元和九年，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自行立为节度使。宪宗想讨伐他。元和十年，派御史中丞裴度视察军队；裴度回来后上奏说军队可以使用，这同宰相的意见不合。不久盗贼杀死宰相武元衡，打伤裴度但没有杀死他。宪宗于是任命裴度为宰相，主持东部军务。韩愈当时任中书舍人，便上奏陈说淮西事务。但因此失去宰相的意旨，被贬为右庶子。宪宗能够独断而任用裴度，可以预见唐朝将要中兴；任凭宰相的意旨而贬斥韩愈，也可以知道大业最终不能完成了。第一条是招募当地士兵、裁撤客军，应当同韩愈给柳公绰的书信参照阅读，其中把形势、人情以及兵家所喜所忌都说尽了。第三条，就是宋太祖告诫曹彬攻下江南时的意思。用“辟”来止“辟”，如果反而以这种做法毒害天下，百姓还会跟从它，那就是用兵的根本了。第六条，后来李德裕曾用它来控制泽潞，古今都称道此事。不过，帝王之道并不是这样。看史书所记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朝，虽然军将跋扈，百姓仍然思念贞观年间的恩泽，上天还没有厌弃唐朝的德政。假使宪宗能够显赫地修明纲纪法度，从各处访求硕学之士和正直之人，彻底革除宦官专权、监军造成的弊病，完全破除朝臣结党互相倾轧攻讦的习气，放宽对民众的苛利之网，一心让百姓休养生息。心腹之患既已平定，爪牙之臣既已布置，然后应当明白诏告各镇，说明世代相承、受命任节度使的做法是不对的，并为他们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那些尤其不善、一定不肯服从命令的人，就出动六军讨伐他们，天下没有不能由此安定的。如今却想允许淄青、恒州、范阳等镇的叛将，说一定不会图谋他们的土地、不轻易加以改易，拿这种办法来瓦解他们结党叛乱的谋划，恐怕也是末流之策。土地是朝廷的土地。贼臣盗取了它，却说我不图谋你的土地，那么土地已经属于贼臣了。作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将要归附、听命于谁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君子一旦正名，就一定说得通；既然说得通，就一定能够实行。”如今把盗取土地的贼臣所窃据的土地，指作他本来就拥有的，那么吴元济又为什么偏偏不能拥有蔡州呢？吴元济被诛杀以后，淄青等镇又将如何处置？夺去他们的节度使职位，就是失信；不夺去他们的职位，那么只是一个吴元济死了，许多个吴元济仍然存在。朝廷尚且不认为世代相承、受命任节度使是错误的，愚民悍卒就更加习惯并安于这种做法了。却只讨伐吴元济一个人，又凭什么振作三军的士气呢？论今年权且停止科举选士状 臣某恭敬地看到本月十日的诏令，说今年各类科举和选官应当暂时停止。道路上传言，都说是因为年成旱灾，陛下怜悯京城百姓，担心他们缺少粮食，所以暂时停止科举选士，断绝前来应试的人，这样可以节省费用而使粮食充足。臣私下思考，认为十口之家增加一两个人，在粮食上并不会增加多少耗费。如今京城百姓不下百万人，参加科举选士的总共不过五七千人，连同他们的僮仆和所养的马，也不到京城百姓总数的万分之一；按十口之家计算，实在没有什么损益。而且今年虽然旱灾，去年却是大丰收，商人之家必定有储蓄；参加选举的人都带着资财，以有余交换不足，还没有看出有什么弊害。如今如果暂停科举选士，恐怕所造成的危害反而很深：一是远近震惊惶恐，二是士人失去职业。臣听说古代求雨的祝词说：“是不是有人失去了职守？”既然如此，人民失去职守足以造成旱灾，如今因为旱灾而停止科举选士，就是使人失去职守而招来灾祸。臣又听说，君主属阳，臣下属阴；只有阳偏盛就会旱，只有阴偏盛就会涝。现在陛下圣明在上，即使尧、舜也没有超过您；但群臣的贤能不如古人，又不能尽心为国，不能同陛下一条心来辅佐陛下治理国家，这是只有君主而没有贤臣，所以旱灾长久不止。以臣的愚见，认为应当访求纯正诚信之士、刚正敢谏之臣，那些忧国如家、忘却自身而奉事君上的人，应当越级提升他们的爵位，安排在陛下左右；如殷高宗任用傅说，周文王举用太公，齐桓公拔擢甯戚，汉武帝选取公孙弘一样。陛下在清闲之余，时时召见询问，他们一定能够辅助宣扬王化，消除旱灾。臣虽然不是朝廷官员，每月领取俸钱，每年领取禄米，只要有自己知道的事情，就不敢不说。谨到光顺门奉上此状，恭候圣上裁决。樊汝霖说：德宗贞元十九年，从正月到五月没有下雨，分别命令有关官员向山川祈祷。秋七月戊午，因为关辅地区饥荒，停止吏部选官和礼部贡举。韩愈当时任四门博士，便上疏直言论说此事。其中说“虽然不是朝廷官员”，大概是指他还没有担任御史的时候。考查《登科记》，贞元二十年最终停止了科举，可见韩愈虽然有这篇奏疏，皇上却没有听从。方岳贡说：这篇文章似乎是李寻、翼奉关于灾异的奏疏。

译论佛骨表 臣某说：臣以为，佛教不过是夷狄的一种教法罢了。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从来没有佛教。过去黄帝在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享年都在一百岁。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还没有佛教。后来殷汤也享年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没有说他们寿命究竟到多少；推算他们在位和生存的年数，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武王享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当时佛法也没有传入中国，他们长寿并不是因为奉事佛教而造成的。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罢了。此后祸乱和灭亡相继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以及元魏以下，奉事佛教越来越虔谨，国祚却更加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给佛寺，宗庙祭祀不用牲畜，白天只吃一餐，只吃蔬菜和果实。后来他终于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也很快灭亡。奉事佛教求取福报，反而因此得到灾祸。由此看来，佛不值得奉事，也就可以知道了。隋高祖刚接受北周禅让时，曾商议废除佛教。当时群臣的才识不够深远，不能深入了解先王之道和古今之宜，推阐圣明来挽救这一弊病，于是事情便停止了。臣常常为此感到遗憾。臣恭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无人可以相比。陛下即位之初，便不允许度人做僧尼道士，也不允许创立寺院道观。臣常认为隋高祖的志愿，一定会在陛下手中实现。如今即使还不能立即实行，难道可以任其发展，使它更加兴盛吗？如今听说陛下命令群僧到凤翔迎取佛骨，登御楼观看，抬入大内，又命令各寺轮流迎接供养。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一定知道陛下并不是被佛教迷惑，才这样尊崇供奉以祈求福祥；只是因为年成丰收、人民安乐，顺从众人的心意，为京城士庶设置奇异的观赏和游玩的器具罢了。圣明如陛下，怎么会肯相信这类事情呢？然而百姓愚昧而容易受迷惑，难以晓谕；如果看见陛下这样做，就会认为陛下是真心奉事佛教，都会说天子极其圣明，尚且一心敬信佛教，百姓是什么人，难道还应当吝惜自己的性命吗？于是焚烧头顶、烧灼手指，十人百人成群结队，脱下衣服散尽钱财，从早到晚互相仿效，只怕落在后面；老人和孩子奔走劳苦，抛弃自己的职业和生计。如果不立即 加以禁止遏制，等到再经过各个寺院，必定会有人割断手臂、剖割身体来作为供养；伤害风俗、败坏教化，传到四方成为笑柄，并不是小事。佛本来是夷狄之人，同中国语言不通，衣服制度不同；口中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上不穿先王的法服，不懂得君臣之义和父子之情。假如佛身至今还在，奉本国命令来朝见京师，陛下接待他，不过是在宣政殿见一次，设一次礼宾之礼，赐给一套衣服，派卫士护送他出境，不让他迷惑众人罢了。何况他的身体已经死去很久，只是一堆枯朽的骨头、凶秽的遗留物，怎么适宜让它进入宫禁？孔子说：“敬重鬼神，却要远离它们。”古代诸侯到别国吊丧，尚且要让巫祝先用桃枝和扫帚清除不祥，然后才进去吊丧。如今无缘无故取来腐朽污秽之物，亲自到场观看，巫祝不先行除秽，桃枝扫帚也不用，群臣不说它的错误，御史不举发它的过失，臣实在以此为耻。乞请把这块骨头交给有关官署，投入水中或火中，永远断绝根本，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断绝后代人的迷惑，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作为远远超出寻常，这难道不是盛大的举动吗？难道不是痛快的事情吗？佛如果有灵，能够作祟降祸，凡有灾殃罪咎，都应当加在臣身上。上天正在鉴察，臣绝不怨恨后悔，感激恳切到了极点，谨奉上奏表让陛下知道。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陈善说：韩文公的《论佛骨表》，其说法起源于傅奕。傅奕说，五帝三王时还没有佛法，君主英明、臣下忠诚，国运长久。到了汉明帝时才建立胡人祠庙，但只有西域的僧人自行传播他们的教法。西晋以前，不允许中国人剃发奉事胡教。直到石氏、苻氏扰乱中原，才放松了这项禁令。君主庸弱、臣下奸佞，政治暴虐、国祚短促，都是奉事佛教造成的，韩愈只是特意铺陈发挥了这些话罢了。韩愈认为人主没有不想长寿的，便用这一点来劫持劝说，希望宪宗听从他的谏言。没有想到宪宗受佛教迷惑如此深。韩愈到了潮州，上表谢罪。宪宗说：“韩愈这是爱护朕，说奉事佛教会使国祚不长，这确实是不可以的。”然而宪宗从此便不善于听取谏言。贾谊对文帝说：“活着是英明的帝王，死后是英明的神灵。”顾成庙名为太宗；正当天子年富力强、春秋鼎盛之时，却用生死来谈论，文帝也没有忌讳。假使韩愈处在这个时代，他的说法或许能够实行吧？然而韩愈所议论的，同周公《无逸》的劝戒大不相同。

译为裴相公辞让官职表 臣某说：臣恭敬地接受今日的制书，任命臣为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接受命令后惊惶失措，神魂仿佛飞越，俯仰天地之间，似乎无处容身。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年轻时涉猎经史，粗略知道古今之事。上天赋予我质朴忠诚的性情，本性只是愚直。我知道侍奉君主应当遵循正道，不怕牺牲生命；仰慕担任官职便要有所作为，不应谋求自身利益。别人认为我笨拙，臣却行事不疑。元和初年，臣开始担任御史。不久因为议论政事过于切直，被宰臣非难。后来调任府廷官职，因而辅佐军幕。陛下宽恕臣的罪过，怜悯臣的心意，把臣从普通官员中提拔到侍从之列，于是掌管诏令这样重要的职务。所受恩宠越大，反观自己便越觉得轻微。只要耳目所听见的、心力所能及的事情，稍微有关政治治理，便立即陈述上奏。对国家的补益没有丝毫之微，谗毁诽谤却堆积如山。陛下知道臣孤立，嘉奖臣微薄的忠诚，独自决断而不与人谋议，奖赏和待遇超过常情。臣实在看见陛下具备文武之德、神圣之姿，开启中兴的宏大图谋，正当太平盛世的昌盛历运。陛下勤劳自身而崇尚节俭，对万物没有私心；威怒如雷霆，包容覆盖如天地。实在是群臣尽忠竭节的时日，也是才能智慧施展效用的时机。圣明的君主难得遇到，厚重的恩德理应报答。臣苦心焦思，夜以继日；只要有利于国家，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只是想竭尽愚见，难免有胡乱作为。陛下不加罪责，反而更加给予荣宠。臣既领台阁纲纪，又辅佐国家法令。圣明君主所厚待的人，正是凶逆之徒所仇恨的人。臣防备不足，几乎遭到杀害倾覆；幸赖陛下恩私曲加庇护，性命才得以保全。臣有辱祖先，玷污朝班，实在不知所措，只能内心惭愧。哪里想到陛下会把臣从伤残困顿之余提拔出来，委任臣以调和天下的重任？这虽可比作成汤从庖厨中举用伊尹、高宗从筑墙的工地上登用傅说、周文王从屠宰垂钓之中任用吕望、齐桓公从饭牛之人中起用甯戚，但洗雪耻辱、恢复光荣，离开卑辱而居于显贵；拿今天同古代相比，实在无法相提并论。陛下具有四位君主的明察，实行四位君主的事业；微臣没有四位贤人的美德，却获得四位贤人的荣耀，怎么可以贪居此位，以显示自己不配呢？如今战争还没有完全平息，夷狄还没有完全归服，麟、凤、龟、龙还没有完全游息于郊野泽薮，草木鱼鳖还没有完全沐浴在雍熙太平之中。正当大有作为的时候，得到非同寻常的贤人辅佐，然后才能向上宣扬圣德，代替上天完成治理。像臣这一类人，实在不能胜任。恭请广泛选拔朝廷内外的贤能之士，也访求山林隐逸。上天既然生下圣明的君主，必定有贤臣可供任用，这样才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恭请收回所授官职，以符合群臣众人的心愿。臣恳切至极，实在无以表达。唐宪宗《纪》载：元和十年六月乙丑，任命御史中丞裴度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考查这一年，盗贼杀死宰相武元衡，击打裴度，伤及他的头部，裴度坠入沟中而得以逃生。朝廷议论想罢免裴度，以安王承宗、李师道反复不定为由，宪宗没有听从。裴度病愈后，诏令不必到宣政衙，立即在延英殿任命他为宰相。宪宗这一举措，确实是铲除三个贼镇根本的关键；唐朝几乎中兴，实在系于此事。韩愈当时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代替裴度撰写这篇表。史书说裴度因为朝廷纲纪尚未树立、王室日渐衰微，常常惭愧愤恨，觉得没有死所。文章确实写出了裴度内心深处的情感，仿佛碧血闪耀，光芒从纸墨间透出；而且文辞气势浑厚浩荡、流转自如，足以成为千古表章的典范。由此可知，文章体制的正与伪，本来不在于单行散辞还是骈偶之语。《御选唐宋文醇》第六卷。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七卷目录。昌黎韩愈文第七。《顺宗实录》；祭文；哀辞。《顺宗实录》记载张万福、陆贽、阳城。祭奠田横墓的文章。祭奠郴州李使君的文章。祭奠河南张员外的文章。祭奠柳子厚的文章。祭奠侯主簿的文章。祭奠马仆射的文章。祭奠郑夫人的文章。祭奠十二郎的文章。独狐申叔的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