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唐宋文醇卷十

译《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张君名彻，字某，凭进士身份逐渐升官，做到范阳府监察御史。长庆元年，现任牛宰相任御史中丞，上奏把君的名望事迹列入御史选任名单，诏令立即任他为御史。范阳府舍不得放人却不敢留，遣送他离开，同时秘密上奏说，幽州将领父子相继不接受朝廷任命，已经很久了；如今新近收服的臣属又刚到任，孤单怯弱，必须有强有力的辅佐才能成功。君走到半路，诏令把他召回，仍升为殿中侍御史，并加赐朱衣、银鱼袋。过了几天，军队发生叛乱，怨恨府中属官，全部杀死，又囚禁节帅，并且相约说：“张御史是长者，不要侮辱、欺凌、逼迫他；事情无须杀人，把他安置在节帅处。”过了一个多月，听说有中贵人从京师到来，君对节帅说：“您不要辜负这里的百姓；皇帝的使者到了，可以趁机请求见面自行申辩，幸许能够脱免。”回去后立即推门要求出去，看守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的首领，首领和同党都惊骇说：“一定是张御史！张御史忠义，必定会替他的节帅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不知道的人。”于是把他迁到别馆，立即和众人一起放他出来。君一出门便骂众人说：“你们怎么敢反叛！前天吴元济在东市被斩，昨天李师道在军中被斩，同恶之人的父母妻子都被屠杀，尸肉喂给狗、鼠、鸱、鸦，你们怎么敢反叛！你们怎么敢反叛！”他边走边骂，众人害怕并厌恶他的话，不忍听下去，又担心发生变故，便把他打死。君临死时，口中仍不停地骂。众人都说：“义士！义士！”有人收殓埋葬他，等待事情上报。天子认为他壮烈，追赠给事中。他的朋友侯云长辅佐郓州军府，请求节帅马仆射，在军中为他选择人选，找到旧日与君相知的张恭、李元实，让他们带着财物去请求。范阳人认为他有义，便把遗体送还，并上报朝廷。诏令当地供给船只、车轿和驿传，把遗体送回其家，又赐钱物办理葬事。长庆四年四月某日，他的妻子儿女把他的灵柩葬在某州某处。君的弟弟复也是进士，辅佐汴宋，得病后性情改变，丧失心智，惊恐迷乱而不正常。君只要有空就亲自查看他的衣被厚薄，按时节制他的饮食，亲自拿匙箸喂养他，并禁止家人不许高声说话、发出声响。医治他的药物，多是空青、雄黄等奇怪药剂，花费达到十几万钱；操办治疗，费心劳苦，全都亲自经手，不假手于人，以致家境贫寒，妻子儿女常有饥饿之色。祖父任某官，父亲任某官；妻子韩氏，是礼部郎中某人的孙女、汴州开封尉某人的女儿，是我的叔父的孙女。君曾跟从我，在诸生中学习科举选官之业；后来我把她嫁给他。她孝顺恭敬、谨慎修身，众女子都仿效她的行为。有儿子若干人，名叫某；有女儿，名叫某。铭说：唉，张彻啊！世人所仰慕、顾念的行为，你都光明显著；世人把沉默喑哑当作生存之道，你却独自割舍；因为他们的不清白，你独自保持如玉如雪；以仁义作为武器，使用它而不缺损折断；明知一死也不失去名节，获得了勇猛刚烈；从幽暗到光明都自我申明，没有人能够夺走你的志节。我作铭来坚守它，使不肖之人的诋毁无从施加。朱子说：“张彻任范阳府监察御史时，他的节帅是张弘靖；墓志不写出张弘靖的姓名，好像有所避讳。张彻死于叛乱，史书对此记载详尽，墓志中的话多出自这篇志文。” 《贞曜先生墓志铭》唐元和九年，岁次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去世，没有儿子。他的妻子郑氏把消息告诉韩愈；韩愈辞去职事前往哭吊，并召张籍来助哭。第二天，派人带钱到东都，供应丧葬事务。曾经与先生交往的人，都来哭吊。韩愈于是写信告诉兴元尹、故相郑余庆。闰月，樊宗师派使者来吊祭，告知葬期并索求墓铭。韩愈哭着说：“唉！我还忍心为我的朋友作铭吗！”兴元人带着财物到孟氏家中助丧，并且来商议家事。樊宗师的使者来催促墓铭说：“否则就没有办法覆盖幽冥中的棺柩。”于是韩愈作序并铭记他。先生名郊，字东野，父亲庭玢，娶裴氏之女，选任昆山县尉。生下先生和他的两个弟弟酆、郢，后来去世。先生六七岁时，端正有条理，已经显露出长处；我则使他才思高举而深厚，反复揉炼，内外都完美，神色平和，气质清澄，令人敬畏又使人亲近。等到他作诗，像刺伤眼睛、雕刻心灵，刀刃迎着丝缕逐一剖解；章法如钩，句子如棘，仿佛挖取胃肾，精神施展如神鬼设置，间或显现，层层迭出。只是他过分玩味文辞，与世俗相抵触；众人都匆忙追逐，我却觉得绰绰有余。有一个后来想为先生开脱的人说：“我既然已经排挤他、和他争逐，他还能够保存下来吗？”年近五十岁时，他才奉尊夫人之命来到京师，参加进士考试；考中以后立即离去。隔了四年，又奉命来参加选官，授为溧阳县尉，迎接母亲到溧阳奉养。离任县尉两年后，故相郑公任河南尹，上奏任他为水陆运从事，试授协律郎，并亲自到门内拜见他的母亲。母亲去世五年后，郑公以节度使统领兴元军，上奏任他为军参谋，试授大理评事；他带着妻子前往兴元，途中停留在阌乡，突然得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买棺入殓，由两人抬着送回酆、郢二弟处，他们都在江南。十月庚申日，樊宗师合计所有赠赙之财，把他葬在洛阳东面、先人墓的左侧，并把剩余钱财交给他的家属供奉祭祀。将要下葬时，张籍说：“先生在古人中彰明德行、振发文采，有光于贤者著名的旧事；还有比改变他的谥号更好的说法吗？若称为‘贞曜先生’，那么姓名、字、行第都已记载，不必解释便明白，大家都说是这样。”于是最初采用了这个称号。先生曾与我一同求学；同姓的简略记载世系，说他的叔父繇任给事中、浙东观察使，并说：“活着时我不能举荐他，死后我知道抚恤他的家属。”铭说：“唉！贞曜啊，只有操守；不谄媚而出；不诋毁而终；没有施展而使他的诗昌盛。”韩愈曾向郑余庆推荐孟郊，并作《荐士诗》赠给他，其中说：“有个困穷的人叫孟郊，所受的才质实在雄奇；放眼一看洞察古今，在形象之外追寻幽深；横空而出的诗语盘曲坚硬，妥帖安排而力能排斥豪纵；铺陈柔婉而纵情舒展，奋发猛烈如卷起海中洪流；荣华如同天上的秀色，迅疾胜过回声的报答。” 苏轼读孟郊的诗说：“夜里读孟郊的诗，字细得像牛毛；寒灯照着昏花的眼睛，佳妙之处偶尔才能遇到。孤芳从荒秽中挺立，苦涩的言语胜过《诗经》《离骚》。水清石头凿凿可见，水流湍急，连篙也无法插下。起初像吃小鱼，所得抵偿不了劳苦；又像煮蟛▯，整天咀嚼，吃的只是空螯。若拿来与僧人清苦的诗斗胜，还不足以比得上韩愈的豪健。人生如同早晨的雾气，日夜都在消耗油膏。何苦偏要用两耳听这种寒虫的哀号？不如暂且搁下它，喝我的玉色美酒。”读了这篇文字，再参看这两首诗，孟郊诗歌的得失便全都显现出来了。

译柳子厚墓志铭 子厚名宗元，七世祖庆是拓跋魏的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曾任唐朝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获罪于武后，死在高宗朝。父亲名镇，因为侍奉母亲而辞去太常博士之职，请求到江南任县令；后来因不能逢迎权贵，失去了御史之职。权贵死后，才重新授任侍御史，人们称他刚正不阿。他交游的都是当时的名人。子厚年轻时聪敏精通，无所不晓。到父亲在世时，他虽年少却已经自立成人，能够考取进士，显露出卓异才华，众人都说柳家有了继承人。后来凭博学宏辞科授集贤殿正字。他俊杰清廉而刚强，议论能以古今事实为依据，出入经史百家，奋发激越，常常使同席之人屈服，声名大振，一时人人都仰慕并想同他交往。诸位公卿和权要争着想让他成为自己的门生，众口一词地推荐赞誉他。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升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授礼部员外郎。恰逢掌权者获罪，按惯例出任刺史；还未到任，又按惯例贬为永州司马。闲居之后更加刻苦自励，专心记诵阅览、写作文章，学识广博而深厚，积蓄无边，于是纵情寄托于山水之间。元和年间，曾按例被召回京师，又一同出任刺史，子厚得到柳州。到任后，他感叹说：“这里难道就不足以施行政事吗？”于是依据当地风俗制定教化和禁令，州人顺从并受到恩惠。当地习俗是用子女作抵押借钱，约定不能按时赎回；本金和利息相等时，子女便没入为奴婢。子厚替他们设法，全部让他们赎回；对于特别贫困、无力赎人的，就让他们写下劳役，劳役价值足以抵偿债务后，便放回抵押的子女。观察使把这项办法下达给其他州，过了一年，获免而归的将近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参加进士考试的人，都把子厚当作老师；凡是经受子厚口头讲授、亲自指点而写成文章的人，文章都有法度，值得观赏。他被召回京师而又出任刺史时，中山人刘禹锡也在遣返之列，将要前往播州。子厚哭着说：“播州不是人能居住的地方，而梦得的母亲还健在，我不忍心让梦得困厄得无法向他的母亲说明，而且也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播州的道理。”他向朝廷请求，准备上疏，愿意以柳州交换播州，即使因此再次获罪而死也不遗憾。恰好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向皇帝说明，梦得于是改任连州刺史。唉！士人处境困穷时，才看得出节操义气。如今平日里乡里邻居彼此仰慕亲近，以酒食游乐互相邀逐，表面上强作笑谈来讨好对方，握手时仿佛掏出肺腑相示，指着天地日月流泪发誓，声称生死不相背弃，真像是可以相信。一旦遇到一点利害，哪怕细如毫发，转眼便像不认识对方；别人掉进陷阱，不但不伸手救援，反而再推上一把、再压下一块石头的人，都是这样。这种事连禽兽异类都不忍做，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听到子厚的风范，也可以稍稍感到惭愧了。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替人办事，不知道珍重自己，只以为功业可以很快建立，所以获罪而被废黜退处。退处以后，又没有相知而有权力、居高位的人为他援引，因此最终死在穷僻的边远之地。他的才干不能为世所用，理想不能在当时施行。假使子厚在台省任职时能自我约束，已经像任司马、刺史时那样，也不会被斥退；被斥退时若有人有力量举荐他，也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于困穷。然而子厚被斥退得不久，困穷也没有到极点，假如有人把他提拔出来，他的文学辞章必定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达到如今这样必然流传后世的程度，这一点毫无疑问。即使让子厚实现愿望，在一时之间做了将相，拿那种境遇换取现在这种结果，究竟哪一种得、哪一种失，必定有人能够辨明。子厚于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元和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在万年县先人墓旁。子厚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周六，刚四岁；次子叫周七。子厚死后又生了两个女儿，都还年幼。他能够归葬，费用全由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出资。行立有气节，重信用，曾与子厚结交；子厚也曾为他竭尽心力。最终依靠他的力量把子厚葬在万年墓地的，是子厚的舅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学习不知满足；自从子厚被贬，卢遵便跟随他在当地安家，直到子厚去世也没有离开。安葬子厚以后，他又准备料理子厚的家事，希望能够有始有终。铭文说：这就是子厚的住宅，既牢固又安稳，用来使他的后代获益。朱子说：“这篇墓志铭写于袁州，韩愈为子厚所写的墓志已经很详尽了；他的祭文推许尤其深厚。”刘梦得在《子厚集序》中说：“子厚去世后，昌黎韩退之为他写墓志，又写信来吊唁，说：‘可悲啊，这个人竟没有得到善终！我曾评论他的文章雄健深厚典雅刚劲，像司马子长，崔、蔡的文章都不值得多加称道。’安定人皇甫湜向来很少推许文章，也认为韩退之的话是对的。又考查咸通四年，右常侍萧仿主持科举，试题为《谦光赋》和《澄心如水》诗，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列第三，韩绾列第八。柳告就是子厚的儿子，字用益；韩绾就是退之的孙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八人〕

译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樊绍述去世并安葬后，我将要为他写墓志，向他的家人索取文章，得到题为《魁纪公》的文章三十卷，题为《樊子》的又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以及表、笺、状、牒、书、序、传、记、志、说、论、今文、赞、铭，共二百九十一篇；道路上遇到的事物以及器物、里门等杂铭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首。他说：‘多么丰富啊，古人从未有过。然而一定要出自自己，连前人一句一字也不因袭，又是多么困难啊！一定要贯通仁义，它的丰富像孕育万物，必须兼备海涵地负的气势，放纵横行而没有固定章法，却不烦劳删削，自然合乎法度。’唉！绍述在这种写作方法上，可以说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他出生时家族富贵，长大后却不把藏金留下一文；妻子儿女告诉他家中不足，他反而笑着说：‘我的道大概就是这样。’家人都回答‘是’，没有不感到满足的。他曾以金部郎中的身份上奏，说南方回来，某位节帅治理无能，应当罢免；因此出任绵州刺史。一年后征召授左司郎中，又出任绛州刺史。绵州、绛州百姓至今都说：‘他对我们有恩德。’将要授任谏议大夫，诏令已经下达，他却因病去世，享年若干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绍述名宗师，父亲名泽，曾任襄阳、江陵节度使，官至右仆射，追赠某官；祖父官职某，名泳。自祖父到绍述三代，都凭军事谋略足以担任将帅，依靠军功进入上等仕途。绍述没有不学习的，在文辞和声音方面，是天生的才能；处在众人之中却像没有才能的人。他曾与人一起观看音乐，别人问：“怎么样？”他说：“后来当然会结束，不久果然结束。”铭文说：“古代写文章，文辞一定出自自己；后世降而不能如此，便剽窃盗取。后来的人都指着前人相互沿袭，从汉代直到今天，使用同一种法则，冷落寂寥已经很久，却没有人觉察。神明离去，圣道隐伏，道路断绝；到了极点才重新通达。”绍述的文章文从字顺，每个字都各尽其职；想求得这种境界，这就是他的足迹。唐代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写文章学韩愈的奇诡，学樊宗师的艰涩，都称为元和体。’既然如此，樊、韩二人当时同样受人推重，可如今樊宗师的文章却很少能见到了。昌黎说：‘文章没有难易，关键只在是否合乎正确。’又说：‘只务必去掉陈旧的言辞。’若充分贯彻去除陈言的意思，就没有不偏向艰难的；樊绍述文章的艰涩，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如今流传的《绛守居园池记》，王晟、刘忱各自为它作注释、断句，但都未必真正得到了绍述当时断句的方法。连句意都不能理解，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看来，这距离孔子所说的“言辞只要能表达意思”不是太远了吗？远了啊！从未听说圣人的言论是这样的。欧阳修诗说：“樊子真奇异，怪诞得令人惊叹！心中想独自出新，不遵循古代旧法；穷尽荒远，探寻幽深，进入无人之境。一句话曲折难解，百转千回。谁说他是自出机杼而不剽窃？断句竟想学习《盘庚》之书。”我曾说，商代《盘庚》、周代《诰》文之所以诘屈聱牙，大概是因为向众人发布训诫的话，必定要顺从质朴的语言。古今语言不同，即使宋代距今还不到千年，诸儒语录中也已有不能明白的地方，可以由此得到验证。所以孔子说：“语言没有文采，传播也不会长久。”书中难以理解的地方，反而往往属于当时质朴的语言；人人容易明白的地方，则是文饰过的语言。至于文言，如《典谟》和《论语》的文章，并不像这样诘屈聱牙。既然如此，断句却想学习《盘庚》之书，正是没有得到它正确的地方。像王莽所作诏令，载在《汉书》中，只能供后人当作笑料，有什么益处呢？六一先生又说：“韩退之写樊宗师墓志，便像樊宗师的文章。”如今把《绛守居园池记》与这篇文章相比较，完全不像。然而铭文说：“文从字顺，每个字各尽其职。”若要追求这种境界，这就是他的足迹。韩退之不应反过来这样说而误导后世，难道樊宗师另有不像《绛守居园池记》的文章，只是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吗？

译鳄鱼文 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韩愈派军事衙推秦济，把一只羊、一头猪投入恶溪潭水中，给鳄鱼吃，并告诫它说：“从前先王已经拥有天下，分列山林湖泽，设置网、绳、叉、刀，把危害百姓的虫蛇和恶物除掉，驱逐到四海之外。后来君王德行浅薄，不能远方拥有天下，于是江汉之间尚且都弃置给蛮夷、楚、越，何况潮州处在山岭海边，距离京城万里呢？鳄鱼在这里潜藏、繁殖，本来也是它的居所。如今皇帝继承唐朝帝位，神圣慈爱而又威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全都抚有，何况这里是大禹足迹所到、接近扬州、由刺史县令治理、出产贡赋以供天地、宗庙和百神祭祀的土地呢？鳄鱼不可以同刺史杂处在这里。刺史接受天子的命令，守护此地，治理此地百姓；鳄鱼却睁眼安处，不肯离开溪潭，捕食百姓饲养的熊、猪、鹿、麞来肥养自身、繁殖子孙，和刺史抗拒争夺强雄之势。刺史即使驽弱，又岂肯向鳄鱼低头屈心，畏畏缩缩，成为百姓和官吏的羞耻，苟且偷生在这里呢？况且我承受天子命令来这里做官，本来势必不得不和鳄鱼辨明是非。” 鳄鱼如果有知觉，就听听刺史的话：潮州以南是大海，无论大如鲸鹏、小如虾蟹，都有容身和食物。鳄鱼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现在和鳄鱼约定：到第三天，你们率领同类向南迁到大海，以躲避天子所任命的官吏。三天不能到，就限期五天；五天不能到，就限期七天；七天还不能到，便是终究不肯迁徙。这就是不把刺史的话放在心上。否则，就是鳄鱼昏昧顽劣、没有灵性，刺史虽有话说也听不见、不知道。傲慢对抗天子所任命的官吏，不听命、不迁徙来躲避他，以及昏顽不灵、危害百姓和万物的，都可以杀掉。刺史将挑选勇健有技能的官吏和百姓，拿强弓毒箭来对付鳄鱼，一定全部杀尽才停止，你们不要后悔。” 《秀水闲居录》说：鳄鱼的形状，嘴像龙，爪像虎，眼睛像蟹，鳞片像鼍；尾巴长数尺，末端大如簸箕，芒刺形成钩状，而且有胶一样的黏性。它们多在水边潜伏，人和牲畜接近时便用尾巴击打捕取，大概就像大象用鼻子一样。朱子考订异文说：《新唐书》《旧唐书》都记载了韩公这篇文章。当初韩公到潮州，询问百姓疾苦，大家都说：“恶溪有鳄鱼，吞食百姓的牲畜，过不了几天就要吃光了。”韩公命属官秦济把一只羊、一头小猪投入溪水并为此祷告。当天晚上，水潭中刮起暴风、响起雷声，过了几天水潭干涸，鳄鱼向西迁徙了六十里。从此潮州没有鳄鱼之患。潮州庙记所说的“能够驯服鳄鱼的暴虐”，就是指这件事。欧阳文忠撰《陈文惠公神道碑》记载：“陈公任潮州通判时，恶溪鳄鱼不可接近，陈公命人捕获，在市场击鼓示众，宣读文章告诫后将鳄鱼杀死，鳄鱼的祸患也一并平息。”潮州人感叹说：“从前韩公劝告鳄鱼，它便听从；如今陈公杀鳄鱼，它便害怕。两人的做法虽然不同，但都使异类恶物改变而有利于人，这一点是相同的。我们潮州三百年间得到两位这样的公，真是幸运。”

译送穷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日的月底，主人让奴仆把柳条编成车，把草捆成船，装载干粮和粮食，给牛套上轭，让人登上桅杆，三次向穷鬼作揖并告别说：“听说你离开的日子到了。我不敢问你要走哪条路，暗中准备了船和车，装足了干粮。日子吉利，时辰良好，出行四方最为有利。你吃一碗饭，喝一杯酒，带着朋友、携着同伴，离开旧处奔向新地，驾着尘土、乘着疾风，和闪电争先。你不要留下滞碍的过失，我有资助送行的恩情。你们有意启程吗？”主人屏住呼吸暗中听，仿佛听到声音，像啸叫又像哭泣，突然发声，低声呜咽；毛发全都竖起，耸肩缩颈，似乎有声又似乎没有，过了很久才听清。仿佛有人说：“我和你相居四十多年。你还是孩子时，我没有使你愚笨；你求学、耕作、求取官位和名声，我都跟随你，从未改变初衷。门神户灵，我替你呵斥；即使忍受羞辱，也曲意随从，心志从不在别处。你迁居南方荒远之地，那里炎热湿蒸，我本来不习惯，百鬼都来欺凌。你在太学四年，早晨吃腌菜，晚上吃盐，只有我保护你，众人都嫌弃你。从开始到最后，我从没有背弃你，心中没有别的谋划，口中也绝不说离去的话，你从哪里听说这些？说我应当离去，一定是先生相信谗言，和我产生了隔阂。” 我属于鬼而不是人，哪里用得着车船？我的鼻子能辨别臭味香味，干粮和粮食都可以丢掉。我孤身一人，谁做我的朋友同伴？你如果全都知道，能数清我的名字吗？你若能全说出来，就可以算圣明智慧了。既然我的情形已经暴露，我哪敢不回避。”主人回答说：“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你的同伴不是六个，也不是四个，是十个减去五个，七个减去二个；他们各自有主张，私自给自己取名，扭手打翻羹汤，转过头来便触犯忌讳，凡是使我的面目令人憎恶、语言索然无味的事，都是你们的意志。第一个叫智穷，孤高正直，厌恶圆滑而喜欢方正，以奸诈欺骗为羞，不忍心伤害别人。其次叫学穷，傲视名数，探究幽深，广泛吸收众说，掌握神妙的关键。再次叫文穷，不专精于一种才能，写得怪异奇特，不能适应时用，只能自我取乐。再次叫命穷，命运和形貌相反，外貌丑陋而内心美好，获利时总在众人之后，受责备时却在众人之前。再次叫交穷，磨折肌肤、刺伤筋骨，吐出心肝，踮足等待，却把我置于仇怨之中。这五个鬼，是我五种祸患；使我挨饿受冻，制造谣言诽谤，使我迷乱而无人能够从中调解。早晨后悔自己的行为，晚上已经重新如此，像苍蝇逐臭、狗一般苟且，赶走后又回来。” 话还没有说完，五个鬼一起睁眼吐舌，跳跃跌倒，拍掌跺脚，失笑着互相看，然后慢慢对主人说：“你知道我们的名字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还要赶我们走，真是小聪明而大愚蠢。人生一世，能有多长？我们替你树立名声，可以百世不磨。小人和君子的心意不同，只要……违背时俗，便能与天相通。带着美玉，可以换得一张羊皮；吃惯肥美甘甜，却羡慕粗粝糠菜。天下了解你，谁能超过我们？即使遭到驱逐，也不忍心疏远你。你若不相信我们，请拿《诗》《书》来验证。”主人于是低头垂气，拱手致谢，把车船烧掉，请五鬼上座。朱子说：“唐代《四时宝鉴》说：‘高阳氏的儿子喜欢穿破衣、吃稀粥，正月月底死在巷中，世人便做稀粥、丢弃破衣。这一天在巷中祝告说：“除去贫穷。”’小宋说：‘韩退之的《送穷文》《进学解》《毛颖传》等篇，都是古人尚未想到的意思，因此可以成为名家。’不过《送穷文》和扬子云的《逐贫赋》大体相似。张文潜说：‘韩公《送穷文》大概出自子云《逐贫赋》，但文采超过《逐贫赋》。’晁无咎把韩公这篇文章收入《续楚词》，并写道：‘韩愈屡遭困穷而不遇时，好像有某种东西在使他如此，所以托言于鬼怪。那些使他困穷的鬼，他用车船饮食来送走；既然穷困无法驱除，便烧掉车船，请它们上座，最终也归于守正的意义。’”

译毛颖传 毛颖是中山人。他的祖先明眎辅佐大禹治理东方土地，因养育万物有功，于是被封在卯地，死后成为十二神之一。他曾说：“我的子孙是神明的后代，不可以和普通事物相同。”到了该吐出时便出生，后来果然如此。明眎的第八代孙叫防，世代相传说，他在殷代居住中山，得到神仙之术，能够隐藏光芒，使物体偷窃。姮娥骑着蟾蜍进入月中，他的后代于是隐居不做官。据说住在东郭的那一支名叫防，狡猾而善跑，和韩卢争胜，韩卢不如他；韩卢发怒，便和宋鹊谋划杀死他，把他的家族剁成肉酱。秦始皇时，防的后代将军蒙恬南征楚国，驻扎在中山，将要举行大规模狩猎来威慑楚国，便召集左右庶长和军尉，用连山卦占卜，得到“天与人文”的征兆。占卜者祝贺说：“今天捕获的东西，没有角也没有牙，是穿粗布衣服的东西，嘴有缺口而胡须很长，有八个孔窍并盘腿而坐，只取它的长毛，用来供简牍书写。天下大概将使用同一种文字，秦国也将终于兼并诸侯吧？”于是开始狩猎，包围毛氏族群，拔取它们的毛，带着毛颖回来，在章台宫献上俘虏，聚集它们的族类加以束缚。泰皇帝让蒙恬给它洗浴，并把它封在管城，称为管城子，从此日益受到亲近宠信而任职办事。毛颖记忆力强而且机敏，从结绳记事的时代直到秦朝的事情，没有不编纂记录的。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氏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关于天人的书，以及佛教、老子和外国的学说，他全都详细熟悉；又通晓当代事务，官府文书、市井货物钱财的登记记载，只听君上使唤。自秦始皇以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直到国人，没有不爱重他的。他又善于顺应人的心意，无论正直、邪曲、聪明、笨拙，都随着对方而变化；即使被废弃，始终默默不泄露。只是他不喜欢武士，但武士来请，也有时前往。多次升任中书令，和君上更加亲近。君上曾称他为中书君。君上亲自裁决政事，以衡石作为限度计算工作，即使宫人也不能站在左右，只有毛颖和掌烛者经常侍奉。君上休息，事情才停止；毛颖和绛州人陈玄弘、农陶泓以及会稽人褚先生交好，彼此推重，出仕或退处必定同行。君上召见毛颖三人，他们不等诏令，便一同前往，君上从未责怪他们。后来因进见，君上将要任用他，便替他拂拭；毛颖于是脱帽谢罪。君上看见他的头发秃了，又因他摹画的东西不能符合君上的心意，便嬉笑说：“中书君老了又秃，不能任我使用。我曾称你为中书君，如今竟不能再任中书了吗？”毛颖回答说：“这就是臣所谓竭尽心力。”于是君上不再召见他，他回到封邑，最终死在管城。他的子孙非常多，散居在中原和夷狄之地，都冒称管城子；只有居住在中山的，能够继承父祖的事业。太史公说：毛氏有两个族支，其中一支为姬姓，周文王的儿子被封在毛地，就是鲁、卫的毛伯等人；战国时有毛公、毛遂。只有中山这一支，不知道本来出自哪里，子孙最为繁盛。《春秋》成书后，中山毛氏被孔子断绝不载，并不是它的罪过。等到防的后代蒙将军拔取中山的毛颖，始皇把它封在管城，世代便有了名声，而姬姓的毛氏反而无人知晓。毛颖起初以俘虏身份被献上，最终受到任用。秦国灭亡诸侯，毛颖也有功劳，但赏赐没有抵偿功劳，年老后又被疏远。秦国真是薄恩啊！” 柳宗元说：自从我居住在夷地，便不和中原人通信。有南方来的人，只说韩愈写了《毛颖传》，却不能举出其中的文辞，只是一味大笑，认为它怪异；而我很久没有看到。杨子诲来时，才带着这篇文章，我索取来读。读它就像捕捉龙蛇、搏击虎豹，急切地同它交锋，力量不敢稍有闲暇。我这才相信韩子在文章上确实奇怪。世上那些摹仿抄袭、取青配白、皮厚肉肥、筋软骨脆，却把这种东西当作文辞的人读它时，他们大笑本来是应该的。况且世人嘲笑它，不也是因为它诙谐吗？诙谐也并非圣人所抛弃的。诗说：“善于戏谑啊，并不因此伤人啊。”太史公的《史记》有《滑稽列传》，取录的都是对世人有益的滑稽之士。所以学者整天讲求学说、回答问题，呻吟背诵、练习重复，处理应对进退，挤眉弄眼、挥洒动作，便疲惫不堪而心神错乱。因此有时需要休息、游乐和放纵的说法。不学习操缦，便不能安弦；有所拘束，也要有所放纵。太羹、玄酒是祭祀中调节身体节度的供品，味道最为纯正；但还要设置奇异之物，小虫水草、樝梨橘柚，以及苦咸酸辛之味，虽然会刺痛嘴唇、冲裂鼻腔，使舌头收缩、牙齿发涩，却都有特别喜爱它们的人。文王喜食菖蒲腌菜，屈到喜食菱角，曾晳喜食羊枣，然后才能尝尽天下奇异的滋味，使口腹得到满足。难道文章可以例外吗？韩子这样写，难道也是要使文辞松弛舒展而不至于伤人吗？也是要休息游乐而有所放纵吗？也是要尝尽六艺中的奇异滋味来满足口腹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韩子的文辞就像大河被堵塞一样，必定要冲破堤岸、漫流陆地，不能不陈说出来。况且古今的是非，六艺百家，无论大小都加以探究，取用而不遗漏，这是毛颖的功劳。韩子穷究古书，喜爱这种文章，赞赏毛颖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奋发写成这篇传，为的是发泄胸中的郁积；而学习者得到它，或许也能勉励自己做有益于世的事情吧？这篇文章的言辞，本来就是在同异世之人交谈；而那些贪恋寻常、嗜好琐屑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动嘴，这也太劳苦了吧。《御选唐宋文醇》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一目录 河东柳宗元文一 赋、杂著 《解祟赋》《平淮夷雅》二篇 《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捕蛇者说》《说车赠杨诲之》《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童区寄传》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一 河东柳宗元文一 《解祟赋》柳子被贬之后，还担心承受不住口舌之祸，于是用玄蓍草占筮，得到乾卦的八爻。卦辞说：“赤红的舌头烧毁城池，从瓶中吐出水来。”卦象推断说：“君子能够解除祟患。”他高兴地写下这篇赋：“为什么那样炽烈炎热、薰蒸炙烤的烈火，会从人的牙齿之间生出呢？向上飞腾，几乎无处可逃；向旁边奔走，反而越发逼迫。九泉被烧得干枯，四海也渗漏干涸；烈火纷纷挥霍，四面拦截。风雷轰鸣，仿佛成为风箱；回禄煽动怒火，发出呼喊和炖赫之声。大地成为祭品，火焰烧到银河，使云霞都被烧成红色。邓林、大椿也不足以充作燃料；扶桑倒下，落棠枝蔓交错而相互缠结。油脂在嘴唇上摇动，火势更加炽烈；火焰从舌头上摇曳，越发繁盛。没有水瓶可以浇灭，没有扫帚可以扑打。金子熔化，美玉销毁，竟然还不值得与尘沙相比。只有我凄凉而又燥热，万物越发翻腾沸动而遭受残伤。我害怕灼烂灰灭成为祸患，于是前往探寻《太玄》的深奥。向众多正直之神申诉，控告群邪说：‘去掉你内心的躁动和外在的扰扰，姑且努力使清明成为房室，使安静成为家园。如果能够这样，起初你近在眼前，如今便远在天边；使你凉爽的事物就让它进来，使你炽烈的事物就让它远去。这就好比劈开天渊而走过平原火场。为什么还要让长嘴纷纷争斗？如今你不知道清静自身的思虑，却憎恶别人喧哗；不知道安静是胜过一切的，却赞美躁动。只是慌慌张张地向西狂奔，盛气凌人而长声叹息，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于是他豁然开朗，心中自得，用清凉的风洗濯暑热，用清澈的源泉洗去污秽；践行仁德的实际，除去盗窃般的夸张；戴上太清的玄色冠冕，佩带至道的美玉；铺开虚静作为席子，驾着恬淡寂泊作为车乘。于是才开始清畅地遨游于万物之间。那些像猕猴和雌兽一样忽然施展、把祟患当作利益的人，又有什么作为呢？” 柳宗元把清静当作抵御谗言的要诀，把自身比作瓯臾，等待流丸自行停止；又像藏在九地之下，任凭烈火燎原。可以说他明白事物的情状，善于为自己谋划了。不过，他和那种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的君子，仍有差别。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是进入任何境地都能自得，并不是先设法逃到境地之外才自得。是非属于道理，得失属于命运，毁誉属于他人。对于得失听从命运，对于毁誉听从他人，只依从道理所指向的正确。依从道理时，只说“道理在这里，所以如此”，不把自己的意见掺杂其中，不沾沾自喜地说“我能够依从道理，我没有错误而且拥有正确”。这样一来，即使万种感受纷然交集，这一道理也会随着万种事物自行来到，遍入巨大的万物之中，各自得到其中的一点，而万事万物自然都已完成。既然如此，还问什么毁谤？还问什么赞誉？即使有金玉，也难以装饰太虚；尧舜的功业也不过如浮云。即使有污泥，也难以涂抹日月；牙齿之间有人作奸，又能伤害自己什么呢？如今害怕赤舌烧城而逃避，在清静的屋舍中游于万物的本源，想要坚壁清野，使它无从寻得，难道不是在设法逃到事情之外吗？心中仍有一个所谓“自我”存在，这还没有达到老子所说的清静，距离那种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的君子，更远了。《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是赞美皇帝命令丞相度统率军队、完成大功的诗。皇帝在溵水、淮水一带显示威武。军队整装上车，环绕蔡地而来。那些奸狡、昏乱、顽愚的敌众，毒害深重如醉酒；他们狂奔喧叫，招致重大刑罚。皇帝对度说：“只有你具备纯一的德行，使诛伐旷日持久达四十年。等候你取得成功，我将赐给你斧钺。你前去统领军队，军队就是蔡人，要宽赦他们，安抚他们。”度拜谢叩头，在宗庙中占卜于大龟；举行祓祭，又在社坛举行类祭，事情都合宜。金色符节煌煌发光，赐给的盾牌和雕饰长戈，犀甲和熊旗，承受着皇帝的威命。度拜谢叩头，出营驻扎在东面，天子为他饯行。提高酒樽爵杯，陈列鼎中的熟肉和俎上的肉块，献酒五次，摆设百笾祭品。众位卿士依次往来陪从。渡过浐水后，军队翼护前进。谁来谋划这件事？他的辅佐者多是贤能之人。周道曲折延伸，经过山川；远处声势高扬，近处光明显著，军队上下连续行进。我军的旌旗，遍布道路阡陌；向各位将帅训示，勇士们奋勇来会。公说：“慢慢前进，不要自恃勇力；和颜悦色，收敛怒容，只有正义才是安身之处。”进军驻扎到郾地，那些昏乱的敌人最终发狂，聚敛凶恶、极其顽固，锋刃如刺猬毛，斧钺如螳螂臂；百姓却匍匐求生。” 他们的首领因此更加愤怒，萌芽般的叛乱违逆太阳般的王威。王师浩浩荡荡，有所依凭而安逸。既已俘获敌军，便像饥饿时得到食物。蔡国的凶徒困窘不堪，全都起来聚集。军队从左边攻破它的空虚之处，谋划没有一点差错。于是开辟道路、清除秽恶，丞相亲自临视；放宽武力刑罚，晓谕我们的仁德之心。他们的危难已经平定，长者和幼者多如树林。曾经喧嚣争吵的地方，化作歌唱吟咏之声。皇帝说：“回来吧，你再做我的宰相；封给你成国的爵位，把夏代旧地作为祭肉赐给你。”度拜谢叩头，称颂天子圣明神武；度拜谢叩头，称颂皇恩降临百姓。淮夷既已平定，威震朔方和南方。应当在宗庙和郊外举行祭祀，来宣告圣德。归还牛只，休息马匹，田野里庄稼丰收。我们的武功属于皇帝，永远保有无疆的福祚。《方城》，写方城命令李愬守卫、最终攻入蔡州、擒获蔡州大将，从而平定淮河以东之地。方城高大，王师驻扎在那里；不是为了邀功，也不是为了争竞，而是皇帝有正当命令。皇帝命令李愬：“去施展我的仁德，使那些艰险顽固的人倒下，使他们驯服于柔和仁惠。”李愬拜受命令，遵奉皇帝的教诲；既磨砺又训练，以等待出兵。王师威武严整，像熊罴一样勇猛；收敛勇气、隐藏力量，每天都想着将敌人诛灭。敌寇昏乱而疯狂，竟敢踏入李愬的疆界；士卒取得敌人的心意，大张衣襟高举衣袖，长持防护用的酋矛，鲜明地展示旌旗纹章；右边剪除、左边屠杀，终于擒获敌军良将。良将被宽赦后，告诉他父母的恩德，使他从内心柔顺，最终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那些有所依仗的敌人，便侦察、诱骗；他们所据守的地方，便发动攻击、加以防守。他们的凭仗终于被擒获，我们的功劳多而又多；暗中侦察，洞悉他们的谋划，彻底查清你们的虚诈。大雪纷纷而下，大风随之袭来；使温暖之处变冷，使近处变远。汝水一带茫茫无际，悬瓠山高耸；这里既是震慑之地，也是防守之处，彻底毁灭了他们的家族。奸狡的敌虏既被捆缚，便押送到国都，示众于市场，随即在社坛实行诛杀。于是晓谕并停止杀戮，蔡地百姓大为欢喜；保全他们的家庭，使他们仰望父亲、俯视子女。汝水缓缓流淌，既清澈又广大；蔡人一路歌唱，我军步伐舒缓。蔡人歌唱了，蔡地风俗和顺了；是谁使蔡地最初遭受困苦？为何使你们居处如此不安？” 应当仰慕仁德，以安定为愿望；对于有余力的事，便继续考察、询问，皇帝的德政已经舒展开来。皇帝说：“来，李愬！你光大了你父亲的功业。从前我的文祖，只以西平王李晟的功劳为最可称道；在内教导家族，在外整治国家。哪一个蔡人不愿顺从？蔡人全都顺服，只因为西平王有这样的儿子；西平王有这样的儿子，也因为我有这样的臣子。还有谁能比他更伟大？” 国家把恩惠施予我的百姓，在宗庙中报告功绩，并将此告知天下四方。穆修说：“《平淮夷雅》不只是文辞像古人，根本道理也不比古人差。例如诗中所说‘慢慢前往，施展我的仁德’等语句，其中关于胜过殷、遏止杀戮、停止兵戈才是武功的意义，和古人相比难道有丝毫差别吗？我知道即使圣人再生，也一定会采录它，用来续入《正雅》，这是确定无疑的。”

译《晋文公问守原议》晋文公从周王那里接受原地后，为选择守臣而感到为难，便询问寺人勃鞮，要把此事交给赵衰。我认为，守卫原地是政务中的大事，是用来承奉天子、建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谋划时涉及亲近而轻佻的宦官，以致辱没王命。晋君选择重大任职，不在朝廷公开议论，反而私下在宫中商议；不广泛谋求卿相意见，却只和寺人谋划。即使赵衰贤能，足以主持守国之政，也不至于失败；但轻视贤者、败坏政事的端绪，却由此滋长。何况当时并不缺少能发表意见的臣子呢？狐偃是谋臣，先轸统领中军，晋君却对内防备、不去咨询，对外也不求问，最后竟由宦官决定，难道可以作为法则吗？而且晋君将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辅佐天子，这是大志。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如今晋文公获得原地、扩大疆土，正是开始施政、观察诸侯的时候，却反而背弃使自己兴盛的做法，蹈袭使自己失败的做法。即使能够称霸诸侯，也是土地大、力量强，又有天子的册命作为名义，诸侯确实畏惧他，哪里能够得到诸侯的真心臣服呢？后来景监得以辅佐卫鞅，弘石得以杀害萧望之，使事情误入歧途的，正是晋文公。唉！得到贤臣来守卫大城，表面上是问人没有选错，其实是问人的方法错了。然而这件事尚且足以使当时蒙羞，使后代陷入这样的错误，何况询问和举荐两方面都错了，又拿什么来挽救呢？所以我特意写出晋君的罪过，用来附会《春秋》称许世子止、赵盾的义例。宦官之祸，历代覆亡的旧辙接连重演。唐朝自天宝以后，宦官势力渐渐昌盛炽烈，积累到甘露之变时，天子几乎只能守住宫府。柳宗元是王叔文的朋友，王叔文失败，宗元也被贬。唐史责罚王叔文党人，对宗元毫不宽恕；即使昌黎韩愈也讥刺宗元不知顾惜、自我尊重。虽然如此，考察当时情形，宦官已经掌握禁军，又监领天下军队，王叔文等人想在一旦之间彻底解除他们的兵权，把兵权归还朝廷，他们的意图并非不正确。事情失败而身死，是因为当时震慑于宦官的威势，不敢讨论曲直罢了。直到今天还不停地责怪他们，难道不是糊涂吗？《易经》不是说：“渡涉过深而水淹没头顶，凶险，却没有过错。”孔子的《系辞》说：“渡涉过深而遭凶，不可以归咎于他。”像王叔文这些人，在栋梁弯折的大过之时，不估量德行、不衡量力量，渡过大河而不顾头顶被淹没，最终死去，应当是君子所哀怜的。即使身败名裂，难道不能说他们一心向着王室吗？善于辨明失误的陈子龙说：“王伾、王叔文一党想彻底夺取北衙宦官的势力，扩张南衙朝臣的权力；在国家谋略上，不能说不是正当的。”子厚借晋文公立论，认为守原一事问人失当、得不偿失，用来申明履霜坚冰的戒惧，意义深远。这些话可以作为后世的法戒。不过，子厚本来没有经过深入考察，没有通达《左传》记载此事的用意。赵衰，是文公出亡五年间与他共同经历患难的人。文公组建三军、谋求元帅时，赵衰说：“郤縠可以，就让他担任吧。”赵衰哪里还需要借助别人来提携？况且赵衰已经是卿，他不以守卫原地为轻重，正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寺人勃鞮，就是寺人披，是文公斩断他衣袖的仇人，哪里是文公的宠幸之人呢？《左传》记载这件事，大概是为了说明晋文公对于一饭之恩必定报答，对于杀身之仇也归还给仇人承受，心中没有丝毫怨恨；因此，即使是像赵衰这样的功臣亲戚，也可以任用。考察其中逸闻，这种胸襟确实超过古今。宗元却说：“狐偃是谋臣，先轸统领中军，文公疏远他们而不咨询，对外也不寻求意见，最终却由内宦决定。若说文公亲近宠爱寺人披，岂不是和实际情事相差太远吗？”这样看来，宗元用来垂戒后世的话虽然正确，但他评论晋文公却错了。《桐叶封弟辩》古代有这样的传闻：“周成王曾拿一片桐叶同年幼的弟弟嬉戏，说：‘我把唐封给你。’周公进宫祝贺。成王说：‘这是玩笑罢了。’周公说：‘天子是不可以开玩笑的。’于是便把唐封给了年幼的弟弟。”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成王的弟弟应当封吗？周公就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向成王进言，不该等他开玩笑后再去祝贺，使这件事成为定局；不应当封吗？周公却成全了这场不恰当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一个年幼的人，让他做君主。这样的人能算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君王说出的话不能随便罢了，难道一定要顺势把它办成吗？假如不幸成王拿桐叶同后宫妇人、宦官开玩笑，难道也要一概照办吗？凡是君王的德行，关键在于实行得怎样。假如事情还没有办得恰当，即使反复改动十次，也不能算坏事；重要的是合乎恰当，不能轻易改变，何况只是因为一句玩笑话呢？如果开了玩笑却一定要实行，那就是周公在教成王把过错做到底。我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当用大道从容地引导，使他最终归于中正而已；决不能迎合他的过失替他找说辞，也不应当把他束缚起来、驱赶得太急，使他像牛马一样，逼得太紧就会失败。况且即使普通人家的父子，也不能完全靠这种办法自我约束，何况号称君臣的人呢？这只不过是小丈夫▯▯之流的做法，不是周公应该采用的办法，所以不值得相信。有人说：“封唐叔这件事，是史佚促成的。” 桐叶封弟的故事，虽然记载在《史记》和刘向的《说苑》中，但年代久远，传闻多有讹误，像这样不可信的事情很多。柳宗元辨析这件事，确实有可靠的见解。至于他说君王的德行在于实行得怎样，假如没有办得恰当，即使改动十次也不算坏事；关键在于合乎恰当，不能轻易改变，这些话尤其恳切深刻。不过，关键在于合乎恰当，难道不是很难吗？如果没有太公那样无我无私的气度，确实有端正内心、真诚意念的修养，考察《诗》《书》，博览史籍，了解古人已经达到的极致，知道民风土俗各不相同、事物情势屡屡变化，因而明白当今时势的适宜之处；分析权衡精细到锱铢而毫不差错，提挈全局如同掌握六合而无所遗漏，智慧遍及万物却能体恤匹夫匹妇；能够克服自以为是的心，以道德救济天下，把尧舜的事业看得如同浮云太虚中过往之物一样，谁能对每件事都做到恰当呢？没有做到恰当却不知道改变，必然又会有人自以为得当而妄加改动。人人都说：‘我是圣人，谁能分辨乌鸦的雌雄？’这就是君子一生忧虑、却从来没有一天以身居高位为乐的原因吗？成王的诗说：‘只有我这个小孩子不聪明，不知道恭敬；每天进步，每月增长学问，使学习不断接续，在光明中日益兴盛。’ 唉，这样大概才差不多吧！

译《捕蛇者说》永州郊野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底子上有白色的花纹；它碰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如果咬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抵御。但捉到它，把它晒成腊制品用作药饵，可以治愈大风、挛踠、瘘疠，除去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三种寄生虫。起初，太医奉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条，招募能够捕蛇的人，用捕蛇抵充他们应缴的租税。永州百姓都争相奔走去捕蛇。有个姓蒋的人，三代都专享这种好处。我问他，他却说：‘我的祖父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我的父亲也死在这件事上，如今我继承这件事已经十二年了，几次险些送命。’他说这话时，脸上好像非常忧伤。我怜悯他，又说：‘你厌恶这种苦难吗？我将向主管此事的官员报告，给你更换差事，恢复你的赋税，那怎么样？’蒋氏更加悲痛，眼泪汪汪地说：‘您是要怜悯我，使我活下去吗？那么，恢复我的赋税所带来的不幸，还不如从事捕蛇这件差事的不幸严重。从前如果我不干这件差事，早就困苦不堪了。自从我家三代居住在这个乡里，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乡邻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竭尽土地上的出产，耗尽家中的收入，哭喊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地不起，冒着风雨，顶着严寒酷暑，呼吸着有毒的瘴气，常常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过去和我祖父一起居住的人家，如今十家中连一家也没有了；过去和我父亲一起居住的人家，如今十家中只剩下两三家；和我一起居住了十二年的人家，如今十家中只剩下四五家。这些人并不只是死了，或是迁走了；而是我因为捕蛇才独自存活下来。凶悍的官吏来到我们乡里，在东西南北到处叫嚣冲撞，喧闹得使人惊恐，即使鸡狗也不得安宁。我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我的瓦罐，若我的蛇还在，就放心地躺下。到了谨慎喂养它、献给官府的时候，回来便心满意足地享用土地上的出产，来过完我的一生。一年中冒死两次，其他时间却安安乐乐。哪里像我的乡邻那样天天都有这种灾难呢？如今即使我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比起乡邻们的死，也已经算晚了，我又怎么敢怨恨呢？’我听了这些话更加悲伤。孔子说：‘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我曾经怀疑这句话，现在从蒋氏的遭遇来看，仍然相信它。唉！谁知道赋税征敛的毒害竟有比这种蛇更厉害的吗？所以我写下这篇说，以等待考察民情的人得到它。原文《檀弓》说“苛政猛于虎”。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赋税和徭役的繁重。至于“凶悍的官吏来到我们乡里”这一段，描写尤其精妙。大概百姓所受征敛的苦难，十分之三困于郡守县令，十分之七困于胥吏。朝廷即使宽减租税，把百姓看作子女，但郡守县令无能，朝廷的恩德不能下达，整个境内难道能保证没有戴着官帽的老虎，在东西南北叫嚣冲撞吗？做大官的应当赶快把这篇文章反复诵读三遍。《说车赠杨诲之》杨诲之将要出行，柳子起身为他送行。门外有车辆经过，我指着它告诉他说：‘你知道它为什么能够承载重物、行走于世吗？因为材料优良，器具坚固，外部圆而内部方，就是这个道理。材料不好，就会很快败坏工匠所做的功效；器具不坚固，就会很快毁坏；内部不方正，就不能承载；外部不圆，就会阻塞滞涩。所谓方的，是车箱；所谓圆的，是车轮。没有车箱，东西无处安放；没有车轮，车就不能行走。您大概应当努力效法这个道理吧？’他说：‘是的。’我说：‘这只是讲一辆车，不是讲各种车辆。我将告诉您各种车辆的道理。’泽地所用的车有杼，山地所用的车相称；前高后低叫轾，前低后高叫轩；有的拖曳祥车而宽敞，有的左边装革、车轴很长，用来防备巢车；有的用来远望，有的用来安稳，有的用来爱护老人；辎车用来遮蔽车内，垂下绥带用来装载田猎器具；悬挂十二旒，用于宗庙、郊祀和陈列在庭院中。它们的种类很多，但根本都在于材料优良、器具坚固，外部圆而内部方。因此，承载并使之安稳的是车箱，使之通行的是车轮，始终居中的叫车轴，束缚并固定车轮的是蚤；车辕长而能引导前进，不责怪马匹，后退时也不责怪人的是辕；遮挡暑气和雨水的是车盖；表示敬意且可以俯伏的是轼；驾驭并受控制的是马或牛。’ 这样，各种车辆的用途就全都具备了。如今杨氏具有仁义的资质，天生材料优良；他学习古道，写作古文，神气冲和而有光彩。他做工精良，如果确实能够扩大自己的器量，就应当像车箱那样周密而通达，像车轮那样守持大中之道而使外在活动、内心却不改变，像车轴那样以刚健统摄，像蚤那样牵引并驾驭万物，像高大的车辕那样远离污秽，像低下的车盖那样成就礼法，像车轼那样处险而安，平易而有益，行动合乎法则，这样大概就能使车的作用完整了。《诗经》说：‘四匹公马奔驰，六根缰绳如琴瑟般协调。’孔氏解释说：‘左边象征六官，右边象征执法之臣。’这就是把道理贯彻到国家大政上。凡人的资质不好，就不能方正而持守；资质虽好，运用却不周全，也不能做到圆通。孔子在乡党中恭敬谨慎，遇见阳虎总要说‘诺’；但在夹谷会上，却看着齐侯厉声斥责，仿佛蓄养的狗一样，内心毫不震动。后世学习孔子的人如果不立志达到这种境界，我就不再抱希望了。诲之是我的亲戚，他年长而更加优良，内心已经方正；我本来希望他能够承受重任、行道于世，只是担心他外表的圆通还没有达到，所以写这篇说车来赠给他。君子所看重的道有三方面，其中在言辞声气上远离鄙俗和背理，是一方面。汇集六经的言语，左边是仁，右边是义，声音周旋于咳唾之间，与圣人没有不同；即使片言只语，也会不知不觉自然流露出来，由此可知真诚是无法掩饰的，文章也不可能用来作伪。柳宗元写《说车》，用来比喻君子，以成就德行作为行动准则，确实很好。可是他说孔子在夹谷会上看着齐侯斥责他，像蓄养的狗一样，于是把孔子平日里多有轻慢礼法之处，说得很像阳处父在晋国纵横行走、最终不得善终的样子，他的气象全都显露出来了。考察《史记》所记夹谷之会，孔子两次快步上前，走过台阶而升，尚未登完一级，就举起衣袖说，请求命令主管官员。《左传》则说，齐国派莱人带兵劫持鲁侯，孔子扶着鲁公退后，说：‘士兵们！两国君主会盟修好，夷狄后裔却拿兵器扰乱会盟，这不是齐君用来命令诸侯的做法。’合起来看，哪里有柳宗元所谓斥责齐侯、像对待蓄养的狗那样的事呢？这篇文章确实美如玉璧，但这句话难道不是大圭上的瑕疵吗？

译《宋清传》宋清是长安西部药材市场上的商人。他储存优质药材，凡是从山林水泽来的药材，一定归到宋清那里。宋清优厚地接待他们，长安的医生得到宋清的药材来配合药方，往往很容易出售，大家都称赞宋清。患有疮疥等疾病的人，也都乐意到宋清那里求药，希望迅速痊愈。宋清都乐意答应，即使没有带钱的人，也给他们优质药材；赊欠的凭券积累如山，却从不去索取药钱。有些人不认识他，从远处寄来欠券，宋清也不推辞。到了年终估计不能偿还，他就把欠券全部烧掉，始终不再提起。市场上的人觉得他奇怪，都笑他说：‘宋清真是个愚蠢妄为的人。’也有人说：‘宋清大概是个有道之人吧？’宋清听见后说：‘我追逐利益，只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罢了，并不是有道；但说我是愚蠢妄为，也错了。’宋清经营药材四十年，烧掉欠券的人有一百几十个；其中有的做到大官，有的治理数州，俸禄丰厚，赠送给宋清的礼物接连不断。虽然不能立即报答，但因赊欠而死去的人有成百上千，并不妨碍宋清成为富人。宋清取得利益看得长远，所以利益很大，哪里像那些小商人呢？一旦得不到钱就勃然大怒，接着便辱骂对方，把对方当作仇人。他们谋取利益，不是太短浅了吗？我看愚蠢的人正在他们身上。宋清确实因此取得了大利，又不算妄为，坚持自己的道术不废，最终因此富裕起来。向他求药的人越来越多，他应对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有的人被斥退、抛弃、沉沦、废弃，亲友都轻视他，显得十分失意，宋清却不因此怠慢他们，仍然像从前一样给他们优质药材。一旦这些人重新掌权任用，就更加丰厚地报答宋清。他取得长远利益，都是这样。我看如今与人交往的人，得势时趋炎附势，失势时便抛弃对方，很少有人能像宋清这样。世人只说这是‘市场式的交往’。唉！宋清是商人，如今的交往中，有谁能像宋清一样把期待回报放得那么长远呢？如果侥幸有近似宋清的人，那么天下贫穷、困顿、失意、受辱而不至于死亡的人就会很多。市场式的交往，难道可以缺少吗？有人说：‘宋清不是市场式交往的人。’柳先生说：‘宋清身处市场，却不遵循市场的交往之道；然而那些身处朝廷、官府、学校、乡党，自居为士大夫的人，反而争着不停地这样做，可悲啊！这样看来，宋清并不只是不同于普通商人。’ 韩愈所写的私人传记，都是那些按史书体例不能正式立传，而事迹又关系到人心世道、不能不为之立传的人。柳宗元则借此抒发自己的议论，类似庄子的寓言；如《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等，都与此相同，并不是用来真实传述真实人物的文章。不过其中的议论有可取之处，所以也一并收录在文集中。这篇文章大概感慨交往之道如同市场交易，并且认为善于经商的人一定有长远打算；有些人的交往还不如商人。它是对那些得势时趋附、失势时抛弃别人的人的警钟。虽然如此，它仍然没有说到君子所谓朋友之道。我曾经对此论述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伦理关系，都是上天所规定的；朋友关系，则只是人与人交往中的偶然关系。然而圣人把朋友列入五伦，同前四种关系一样看重，为什么呢？唉！人必须明白朋友的伦理，之后前四种关系的道理才可能接近于明白并实行。从家庭来说，父子之间有慈爱和孝顺，兄弟之间有友爱和恭敬，夫妻之间有义和正；本来如此，但人情世事千头万绪，道心微弱而人心危险，靠什么排除情欲和气质的偏差，使人趋向慈孝、友恭、义正的境界呢？谁来为此讲明道理、深入探究，并扶助和防护他们呢？难道不是朋友吗？从国家来说，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传达到百姓那里的人。君主发布命令而臣下不违背，难道只是说‘只要是君主的话，就没有人敢违抗’吗？也就是说，只要是君主的话，就不能违背天下人的心愿。因此，君臣要共同真诚地探求天下人的心意，以弄清命令是否妥当；这就一定需要师臣、宾臣和友臣。并不是要把九州的才俊全部召来，供一个人的役使。因此说：‘臣就是邻，邻就是臣！’贵为天子，也从未断绝朋友这一伦理关系。至于臣子之间早晚互相警戒、共同辅佐君主，更是朋友情谊的重要方面。无论是担任长官、统领、副职、属官、考核官、殷辅之官，还是内在台省、外任牧守，近处同属一曹，远处分隔异域，爵位有高低，职分有大小，但他们所谋划、所从事的，无非是执行天子的命令，传达到百姓那里，使百姓得到生养、安全、教化，最终成长成就。这样看来，他们彼此亲密，就像手足和耳目共同处在一个身体中；即使父子、兄弟、夫妻，也有不能超过这种关系的地方，因为他们所系关重大，不是一身一家之事可以相比。这是自然而然如此，并不是勉强要它如此。这样，朋友之道就可以认识了。对国家没有益处，对君主和百姓没有益处；对家庭没有益处，对孝悌没有益处，却还称为朋友，那么这样的朋是什么朋、友是什么友呢？《常棣》诗说：‘兄弟在墙内争斗，到了外面共同抵御侮辱。’又说：‘每当有贤良的朋友来，就没有灾难。’这首诗并不是说朋友不如兄弟那样肯抵御外侮。朋友的意义不在于抵御外侮、消除灾难，也不是要像聂政、荆轲那样把生命托付给别人。诗的下一章说：‘内乱已经平定，既安定又宁静。’即使有兄弟，也不如有朋友。这首诗不是说对待兄弟不如对待朋友，而是讥讽只愿共同患难，却不愿共同享安乐。‘内乱已经平定，既安定又宁静’，在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安定时不忘危险，生存时不忘灭亡，未雨绸缪，及时修养德行呢？一定要到有道之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不是一家兄弟的智慧和力量所能承担的。‘即使有兄弟，也不如有朋友’，是说应当赶快寻求朋友。《伐木》诗说：‘看看那鸟儿，尚且还在寻求朋友的鸣声；何况是人，怎能不寻求朋友？’神明若听见并鉴察这件事，最终便会和谐安宁。它说的是鸟儿离开幽谷迁上高树，除去昏暗、祛除蒙蔽，每天进步到高明境界；没有不寻求朋友而能独自达到这一境界的人。

译下一章说：‘已经备有肥美的小羊，来邀请各位父辈；已经备有肥美的公羊，来邀请各位舅父。’第三章说：‘祭器排列整齐，兄弟没有远近之分。’可见诗的开头从未提到朋友，这正说明亲亲的恩情只应施于父辈、舅父和兄弟，所谓朋友不能随便混在其中。亲亲之恩有亲疏等差，尊贤也有等级，各自都有恰当的界限。把亲亲之恩施加于朋友，正是所谓朋友之道衰败。《易》说：‘西南方得到朋友，东北方失去朋友。’西南是坤方，是万物都得到养育的地方，也是臣子应当辛劳尽心、竭尽耳目之力的地方。因此有利于得到朋友；天下广大，万事变化，只凭一人一己的力量，哪里能有所作为？要依靠众人的忧患意识和群体力量，朋友越多越好。人如果在这里生出不愿得到朋友的心，就是所谓看到别人有才能，便嫉妒厌恶；看到别人贤明圣智，便违逆阻挠，使他不能通达，实际上是自己不能容人。东北是寅方，是万物开始、也终结万物的地方；事情开始时，应当接受君主的命令，事情完成时，应当把成就归还给君主，这不是臣子可以私自占有的。既然连自身都不能据为己有，又怎么能拥有朋党？人如果在这里生出不能失去朋友的心，那么作为臣子就会擅自作福作威、享用玉食；臣子如果擅自作福作威、享用玉食，就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害，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凶祸，使人因此偏邪不正，使百姓因此僭越邪恶。所以推论得到朋友的意义，《易》中说‘朋友聚集’‘朋友来到’‘朋友到来’，又说‘由于同类’‘由于邻近’，无不是勉励人同心协力、勤劳于王事的话。推论防止朋党的意义，《易》中说‘使其群体涣散’，说‘朋党消亡’，说‘断绝同类’，无不是告诫人警惕履霜知冰、尾大不掉之类的话。唉！读《易》和《诗》，朋友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不十分重大吗？交往之道已经败坏，学校之中所谓以文章会友、以朋友辅助仁德、以成就美好风俗的事情，听不到了；朝廷之上所谓像拔茅草一样牵连同类、同类一并被征召任用，以形成得到人才之庆的事情，也听不到了。平日里嬉游玩乐，互相追逐，握手交谈，彼此剖露肺肝，却不是互相勉励忠孝。身居官位，便结交拉拢、提拔引荐同党，攻击异己，专门迷惑君主，博取世间的富贵，就更不用说得势时趋附、失势时抛弃了；即使能长久交往而不忘旧情，这种交往也仍然像粪土一样，哪里称得上坚如金石呢？柳宗元感慨士大夫交往轻薄、互相辜负，没有岁寒不改的高雅情谊，于是写宋清经营药材而从长远处获利的传记，以此使人欣喜、感动、惭愧并受到勉励。不知道如果不能通晓《伐木》所说寻求朋友的道理以及《大易》所说得到朋友、防止朋党的话，那么即使彼此白头相交还像初识，初次见面却像旧交，对于圣贤所说的朋友之道来说，也仍然是向秦国走去却把车辕转向越国一样，完全背道而驰。《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不知道原来叫什么名字。他患有脊背弯曲的病，弓着背高高隆起，伏身行走，很像骆驼，所以乡人给他取外号叫“橐驼”。橐驼听说后说：“很好，这样称呼我确实恰当。”于是便舍弃原名，也自称橐驼。郭橐驼的乡在长安西边的丰乐乡。他以种树为业，凡是长安的豪门富户，为了观赏游玩或出售果实，都争着迎接他，请他来种树。看橐驼所种的树，即使移栽，也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高大茂盛，早早结果，果实繁多。其他种树人即使暗中观察、羡慕效仿，也没有能赶上他的。有人问他，他回答说：“我郭橐驼并不是能使树木长寿而且繁殖，只是能顺应树木的天性，使它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罢了。大凡种树的本性，树根希望舒展，培土希望平整，土壤希望是原来的，捣土希望坚实。这样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动它、不要再担心它，离开后不再回头照看。栽种时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安置后却要像弃置它一样，这样树木的自然本性就能保全，树木的本性就能得到发挥。所以我只是没有妨害它的生长，并不是有能力使它长得高大茂盛；只是没有压制、损耗它的果实，并不是有能力使它早结果、果实繁多。”其他种树人却不是这样：树根蜷曲，换了土；培土时，如果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假如有能与此相反的人，却又爱护得过分，担心得过勤，早晨去看，晚上又去抚摸，已经离开了还要再回头查看。更严重的，还要抓破树皮来检验它是活是枯，摇动树根来观察土的松紧，于是树木的本性一天比一天远离了。虽然口头上说是爱护它，实际上却害了它；虽然口头上说是担心它，实际上却仇视它。所以他们比不上我，我又能做什么呢？问的人说：“把您的种树之道移用到治理官事上，可以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治理政事不是我的职业。不过我住在乡里，看见那些管理百姓的人喜欢繁琐地发布命令，好像非常怜爱百姓，结果却终于给百姓带来灾祸。早晚都有差役来呼喊：‘官府命令你们赶快耕作，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些缫丝抽绪，早些织丝成缕；养育好你们的幼儿，喂养好你们的鸡和猪。’他们击鼓聚集百姓，敲梆召集百姓。我们这些小民停止早饭晚饭来应付差役，还常常没有空闲，又凭什么使我们的生活繁衍、性命安定呢？所以我们困苦疲惫到这种地步，和我种树的道理大概也有相似之处吧？”问的人高兴地说：“这不是很好吗！我问的是养树，却得到了养人的方法。”于是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作为官吏的戒鉴。《康诰》说：“要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大学》进一步阐明说：“内心真诚地去寻求，即使不能完全符合，也不会相差太远。”父母对待孩子，本来没有什么既定名目可以作为准则；只是因为不以名目去求，而以真诚的内心去求，所以即使神明听不到声音，孩子饮食、寒暖的适宜，也一定能恰好合乎那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的心意，并且始终不曾厌烦这些琐事。治理百姓的人，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就是婴儿。然而有些人身负父母般的责任，却从未稍存父母之心，不是把百姓事务当作谋利的场所，就是把它当作树立名声的地方。这样婴儿还靠什么吃奶呢？柳宗元所说的，管理百姓的人喜欢繁琐地发布命令，百姓停止饮食来应付差役，尚且不得闲暇，又凭什么使生活繁衍、性情安定，确实足以作为官吏的戒鉴。不过，他们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因为把百姓看作婴儿才导致的吗？是因为把民事当作树立名声的地方才导致的。假如真是怜爱百姓，勤劳辛苦地催促耕作、督促收获，既然如此，又怎么会使百姓停下饮食来应付差役呢？唯独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名声。名声一旦取得，婴儿与自己就会像秦国和越国一样疏远，于是表面上好像十分怜爱百姓，结果却给百姓带来灾祸。如果真诚地寻求百姓的需要，那么命令有时繁琐、有时简略，都各有对百姓有利之处。命令简略，固然像种树人把树安置好后任其自生；命令繁琐，难道不正像种树人栽种时把树当作孩子一样照料吗？

译《梓人传》裴封叔的宅第在光德里，有个木匠敲开他的门，希望租住空闲的屋舍。这个木匠掌管测量、规矩、绳墨等工具，家里却不放置磨削砍斫的器具。我问他有什么本领，他说：“我善于测量材料，观察房屋建筑的规格，判断高深、圆方、短长等是否适宜，再用手指挥使各种工匠劳作。没有我，众人就不能建成一座房屋。所以在官府做工，我所得俸禄是普通人的三倍；在私人家里做工，我收取的工钱占大半。”有一天我进入他的住处，看见他的床缺了一只脚，他却不能修理，说：“将要另找工匠。”我很是嘲笑他，认为他没有本领，却贪图俸禄、爱好财货。后来京兆尹将要修整官署，我经过那里，看见堆放着各种材料，指挥着众多工匠；有的拿斧头，有的拿凿子、刀和锯，都环绕站在这个木匠面前。木匠左手拿着测量工具，右手拿着杖，站在中央。他估量房屋所要承受的力量，观察木材能够承担的程度，挥杖说：“斧头！”拿斧头的人便跑到右边；回头指着说：“锯子！”拿锯子的人便赶到左边。不一会儿，拿斧斤的砍削，拿刀的削刮，全都观察他的脸色，等待他的命令，没有谁敢自行决定。不能胜任的，他便愤怒地斥退，众人也没有谁敢怨恨。木匠在墙上画出宫室图，尺余大小却把规制曲尽其详；按照图纸精确到毫厘建造大厦，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差错。工程完成后，木匠在上梁处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建造。”这就是他的姓名。凡是实际动手的工匠都不列在名册中。我环视四周，大为惊骇，这才知道他的技艺极其高超。接着我感叹说：“他是舍弃手上的技艺，专门运用心智，能够懂得整体和关键的人吗？我听说劳心的人役使别人，劳力的人被别人役使，他就是劳心的人吗？有能力的人被任用，有智慧的人进行谋划，他就是有智慧的人吗？这种做法足以成为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法则了。世间没有什么比这更相近的了。治理天下的人以人为根本；承担具体差役的人，有徒隶、乡师、里胥；其上有下士，再上有中士，再上有大夫、卿、公。分开来是六种职务，细分开是百种差役；向外直到四海，有方伯、连率；郡有太守，县邑有县令，都有辅佐政事的人。其下有胥吏，再下有啬夫、版尹来办理差役，就像众多工匠各自掌握技艺、靠劳力谋生一样。那些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人，把各方面的事务总括起来安排，指挥调度，条理纲纪，使之有增有减；统一法制并加以整顿，就像木匠用规矩绳墨来确定建筑制度一样。选拔天下的士人，使他们称职；安置天下的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观察都城就能知道乡野，观察乡野就能知道国家，观察国家就能知道天下；远近、细大，都可以依据地图亲手掌握并加以研究，就像梓人在墙上画出宫室而最终建成一样。有才能的人就任用并让他遵循自己的职责，使他没有机会自夸功德；没有才能的人就罢退使他休息，也没有谁敢因未能发挥才能而怨恨。不夸耀名声，不亲自操劳细小事务，不侵犯众官的职权，每天同天下英才讨论根本大政，就像梓人善于调度众工，却不夸耀自己的技艺。这样以后，辅相之道就能得到，万国也就得到治理。辅相之道既已得到，万国既已治理，天下人都抬头仰望说：‘这是我们宰相的功劳。’后世的人循着他的事迹而仰慕说：‘那位宰相的才干真高。’士人有时谈到殷、周的治理说：‘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以及百官的辛劳，却没有被记载。’这就像梓人自己署名其功劳，而实际动手的工匠不列名一样。宰相的作用真伟大啊！通晓这个道理的人，才是所谓宰相。那些不懂得整体和关键的人却反过来，把拘谨勤劳当作公事，把处理文书当作尊贵；炫耀才能、夸示名声，亲自操劳细小事务，侵犯众官职权，窃取六职百役的工作，喧嚣于官府之中，却遗漏了重大而长远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不通晓此道的人。就像木匠不知道绳墨的曲直、规矩的方圆、测量工具的长短，姑且夺走众工的斧头、刀锯来帮助自己的技艺，却又不能把工艺准备周全，以至工程失败、虽有使用之名却一事无成，不也是荒谬吗？有人说：“那个主持建造房屋的人，假如擅自发挥自己的才智，牵制梓人的谋划，夺去他世代相传的职守，而采用自己的谋划，即使不能成功，难道就该归罪于他吗？也不过在于任用什么人罢了。”我说：“不是这样。绳墨确实已经陈设，规矩确实已经设置，高的不能压低，窄的不能扩宽。听从我，事情就稳固；不听从我，事情就会毁坏。如果他乐于舍弃稳固而趋向毁坏，那么就收起他的技艺，闭口不谈他的智慧，从容离去，不屈服于自己的道术，这才确实是优秀的木匠。如果他贪恋财利，忍心不肯舍弃；破坏规制和尺度，委屈自己而不能守持原则，等到栋梁弯曲、房屋毁坏，却说‘不是我的罪过’，可以吗？可以吗？”我认为木匠之道类似于宰相之道，所以写下此文并收藏它。梓人，大概就是古代审察曲直、面向形势的人，今天称作都料匠。我所遇到的杨氏潜，他的名是储欣，说：‘这分明是一篇论大臣的文章，只是假借梓人来开头，从宾位进入主旨，不是触类旁通、越说越长的意思。’王弇洲却说：‘描写梓人自处的地方很精妙，只用一句话收束就可以了；这样絮絮不止，反复铺陈，容易使人厌烦。’像王弇洲这样说，是把这篇文章认作专门为梓人立传，因类比而牵涉宰相，反而失去了文章的主旨。

译《童区寄传》柳先生说：越地的人缺少恩义，生下男孩女孩一定把他们当作货物看待。从孩子换牙以后，父兄就把他们卖掉以图获利；利益不够，就偷取别家的孩子，把他们捆绑、钳制、铐住，直到长出胡须鬓发。力气不够的都屈服做了童仆，当地把互相劫掠残杀当作风俗。孩子如果侥幸长得壮大，就又绑走幼小软弱的人。汉朝的官吏也因这件事可以获利，只要得到童仆，便任意施为，毫不追问。因此越地的户口越来越减少，很少有人能够自行逃脱。只有童区寄在十一岁时战胜了这种恶俗，也真是奇异了。这件事是桂部从事杜周士告诉我的。童区寄，是郴州一个砍柴放牧的孩子。他一边放牧一边砍柴，两个强盗劫持他，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用布袋塞住他的嘴。走了四十多里，到集市上卖他。区寄假装像孩子一样啼哭恐惧，作出孩子一贯的样子，强盗便轻视了他。两人面对面喝酒喝醉了，一个离开去寻找买主，一个躺在路上，刀插在身旁。童区寄暗中观察他们睡觉，借着绳子绑在刀背上的机会，用力上下摩擦把绳子割断，于是拿起刀杀死了一个强盗。他逃得还不远，去找买主的强盗回来，得到童仆后大为惊骇，准备杀死区寄。区寄急忙说：‘做两个郎君的童仆，哪里比得上做一个郎君的童仆呢？那个人并不善待我。郎君如果真的能保全我、厚待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买主考虑了很久，说：‘与其杀掉这个童仆，哪里比得上把他卖掉呢？与其卖掉后分利，哪里比得上由我独自得到呢？’ ‘幸好他把那个人杀了，实在太好了。’于是他藏起同伙的尸体，带着童仆来到主人那里，把区寄捆得更加牢固。到了半夜，区寄自己转动身体解开绳子，靠近炉火把绳子烧断；即使手被烧伤也不怕，又拿起刀杀死了买主，于是大声呼喊。整个集市都被惊动了。区寄说：‘我是区氏家的孩子，不应当做童仆。两个强盗抓住了我，幸亏我已经把他们都杀掉了。希望把这件事报告给官府。’集市的官吏报告给州官，州官报告给大府，大府召来区寄察看。区寄只愿意如此。刺史颜证认为他奇异，留下他做小吏，却不肯给他衣服。小吏又把他送回乡里，乡里那些从事劫掠捆人的人都侧目而视，不敢经过他的门前，都说：‘这个孩子只比秦武阳小两岁，却讨伐杀死了两个强盗，哪里可以接近他呢？’ 子厚从未担任史官，这篇文章却极像《后汉书》，本来就是子厚所写的史传。《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二目录 河东柳宗元文二 杂著 《诫惧箴》《忧箴》《师友箴》《答问》《敌戒》《谤誉》《咸宜》《鞭贾》《序棋》《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武冈铭》《剑门铭》《寿州安丰县孝门铭》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二 河东柳宗元文二 《诫惧箴》人如果不知道畏惧，怎么能有所作为？知道畏惧是美德，但没有什么比除去祸患更好。并不是说蒙昧无知的人没有想到祸患将至而感到害怕，这才叫作不知道君子的畏惧。君子的畏惧发生在事情尚未开始之时，在细微的征兆刚刚发动时，在事情偏离正理之前。将要说话时先思考，将要行动时先止步。内心作出决断而与正道相合，才顺应正道而行动。行动后遭到祸患，君子也不以为耻；因为不是正道的过失，也不是内心偏离中正。因畏惧而行事合乎畏惧，即使有所畏惧又有什么呢？君子并不是畏惧祸患，而是在畏惧刚刚发生时便有所警觉。忧虑可以没有吗？没有忧虑，谁能安宁？您如果不忧虑，忧患就会一天天产生。忧虑不能成为常态，若总是忧虑，又有谁能快乐？您若总是忧虑，就会成为小人的忧愁。冒昧问您忧虑的方法，我将告诉您：听到了道理却不实行，有了过错却不改正，应当说话时不说，不应当说时却烦琐多言；应当退让时却逞强，应当勇进时却恐惧，这都是内心不诚恳。超过了应当有的程度和达不到应有的程度，都是忧虑的根本。只有在这些事情上急切自省，内心不安，过分放纵，才是最大的忧患。能够反省而无愧，即使面临死亡也能安闲自得。所忧虑的是道，而不是祸福吉凶的预兆，这样才可以不犯过错。告诉您，像这样守持，不要失坠。《易》说：‘始终怀有畏惧，关键在于没有大的过失。’俗语说：‘勇敢的人无所畏惧。’《礼记》说：‘君子有终身的忧虑。’《易》又说：‘乐于顺应天道，知晓天命，所以没有忧虑。’俗语又说：‘内心反省而没有惭愧，那还有什么忧虑和恐惧呢？’同样是孔子的话，却相反到这种程度。既然一颗心用来忧虑恐惧，又一颗心用来不忧虑不恐惧，这两种心怎么能同时发生并存呢？处置各种事情、应对各种细微变化，难道都是这颗心君在发出命令，却分成两条路吗？不知道从下学立心的开始直到上达天德的终点，都是以此作为关键。丹书说：‘恭敬胜过怠惰就吉祥，怠惰胜过恭敬就灭亡；正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正义就凶险。’怠惰和欲望会使人日益走上值得忧虑、值得恐惧的道路，却不知道忧虑，也不知道恐惧。否则，便会有长久忧愁的忧虑和患得患失的恐惧，一个像身处热火，一个像身处寒冰；虽然循环往复，但归根到底不是忧虑恐惧，就是不忧虑不恐惧，绝不可能同时发生并存。若能保持恭敬和正义，以始终不敢不敬的心，各自遵循正义所宜，那么耳目口体、血气心知的欲望所贪图的甘美而足以败坏人的东西，必然会使人如同踩着虎尾、涉过春冰一样，无时无处不稍稍放松警惕，而凭此经历仓促颠沛的境地，面对遗留的大事、投身的艰难和盘根错节的事务，也一定不会有丝毫征兆在内心发动、显现在脸上。如果能够这样，忧虑与不忧虑、畏惧与不畏惧，就确实能同时发生、并存于一心，而彼此丝毫不相冲突。孔子的话并不是自相矛盾的。柳宗元所作《惧箴》《忧箴》，言语似乎已经见到大道；大概是因为他经历忧患很深，钻研古代训诫和谋略也很久了。《师友箴》

译当今世上，做别人老师的人很多，我却讥笑他们。整个社会都不尊师，所以道越来越偏离。做别人朋友的人，不凭道义而凭利益，整个社会都没有真正的朋友，所以道越来越被抛弃。唉！我生在这样的时代，已经深受其害。因此作歌作为箴言，既用来警戒自己，也用来告诫别人。不拜师学习，怎么能行？我凭什么成就自己？不交朋友，怎么能行？我凭什么增长自己？我想跟从老师，可跟从谁呢？即使有可以跟从的老师，整个世人也会嘲笑他。我想选择朋友，有谁值得选择呢？即使有值得选择的人，也可能中途舍弃我。仲尼已经不再降生，伯牙也早已死去。假如这两个人能够再出现，只怕我不像他们那样，不能成为可以拜师的人，也不能成为值得交友的人。谨慎守持这两件事，用来警醒你的后世；道如果确实存在，就应当如此。雇工和乞丐结成同伴，是道的反面；公侯也应当奔走求师访友。对内考察古人，对外考察万物。哪一个是老师？哪一个是朋友？请尊敬他们，不要忽视。韩愈写了《师说》，柳宗元却不肯做别人的老师。他在《答韦中立书》中，还引用韩愈来警戒自己。评论者因此认为韩愈和柳宗元不同。如今柳宗元说：‘不拜师学习怎么能行？我凭什么成就自己？’这正是韩愈所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的意思。他又说：‘当今世上，做老师的人被众人嘲笑；整个社会都不拜师，所以道越来越偏离。’这正是韩愈所说‘士大夫一类人，一听到老师、弟子的称呼，就聚集起来嘲笑’的意思。这样看来，柳宗元不做老师，是害怕世俗的祸患，并不是说师道可以不建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答问》答复提问 有人问柳先生说：“先生的相貌像是好古之学的人，然而遭逢有道之世却不能奋发自己的志向，反而独自获罪受过，被废黜斥退，隐伏逃匿，交游离散，羞于同他们亲近。平生所向往的，也毁弃书籍、抹去踪迹。别人有恶行，便指点诱导，添油加醋地传播。身居下流，成为诽谤的渊薮。骂先生的人毫不顾忌，凌辱先生的人也无人责罚。遇见人作揖便眼神惊动，听到言语便心中戒惧。时常行走在荒野，不知该往哪里去，为什么唯独这样卑劣呢？”看看如今的贤人智士，没有不舒展羽翼、显露才华，推类援引、结交朋党，接踵登上朝廷，气势雄伟、规模宏大，成群并进、联袂而行，奇谋高论，左右应声，出入迅速，挤满门庭的吗？一句话说出口，便流布光彩、获得荣誉，难道不是伟大吗？先生虽然读过古人的书，自称懂得道理、熟悉事机，但他的作为却这样背离道理。如此狼狈，被摈斥辱骂，凭什么在当今世上表明自己呢？先生回答说：“恭敬地听取您的教诲。但客人说我懂得道理、熟悉事机，是过誉了。我这个人昧于屈伸进退，触犯罪过、遭受耻辱，幸好还能保全四肢，肌肤还能够吃人的食物、穿人的衣服、使用人的财货；没有耕作、纺织、居住、贩卖，却还能活着供给自己，已经顾不上羞愧、恐惧和战栗了。如今客人又推举当世的贤人智士，深深地加以责难；我是个被捆缚的囚徒，逃往山林、进入江海都没有道路，又凭什么容纳我的身体呢？希望客人稍微收敛声势，让我能够详细说明自己的内心，依次陈述自己的议论。”客人说：“那你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先生说：“我年轻时曾经求学，却不以师说为根本，只相信古书，以为凡事都容易；不拿当世的急务来折中考察，只知道张口说话、闭眼休息，挺身前行，跌倒伏地；不探究喜怒，不考察曲直，冲撞罗网、陷入陷阱而不知道颠仆，愚昧、蠢笨、狂妄、悖谬到了这种地步，又凭什么恭敬接受您的教诲、承受您的厚德呢？”如今这个时代，人的工拙不会被混淆，贤与不肖分明。那些显达进用的人，说到他们的德行，都是深广宏闳、端正坚贞、鲠直明亮，包容并蓄、涵养深厚，与道一同前行；而我却浅陋狭窄、偏僻局促，轻浮喧嚣、急躁多言，专门触犯瑕隙、陷入困厄，本来就不足以屈身踉跄、曲折追随他们的足迹。说到他们的道理，都是谋略明达、深沉渊博，剖析幽微、穷究深奥，辨明是非、考校古今；而我却闭口钳言、塞耳沉默，心神耗损、昏昧疑惑，专门探求异端怪事，翻出幽隐、制造隐秘，忧惧不安，终于自己招来祸害，本来就不足以睁目激昂、仿效他们的法则。说到他们的学问，都是总揽包罗、纵横杂博，仿佛天旋地缩、鬼神交错；而我却孤陋平庸、零碎浅薄，离群疏远、空虚无实，只在道路上偷听，专横愚顽、固执自守，不知道归向哪里，本来就不足以厚颜鼓舌，同他们一起称说。说到他们的文章，都是浩瀚灿烂，能够呼吸阴阳之气，交织日月星辰，陶铸熔炼帝王；而我的文章却质朴鄙陋、艰涩难通，像小土丘间水流杂乱。字句相联，丝缕缀辑，尘埃从地面升起又落入其中，本来就不足以铺陈挥洒、踊跃而进，登上他们的层级。这四方面相差悬殊，即使是庸童小女也都知道我赶不上他们；而我又被罪恶包裹、被羁绊缠缚，客人还从旁排挤我，难道不是太残忍了吗？况且白羲、绿耳这样的良马奔驰在康庄大道上，追逐飞奔的流星，跑在飘风前面；跛驴却不能走出泥滓。黄钟、元间之声登用于清庙，声震天地、感动神祇；呜呜咬哇的杂音却不能进入雅正之人的耳朵。西施、毛嫱步入后宫，光如朝日，灿若浮云；无盐却被赶到乡里。蛟龙腾跃于天地深渊之间，遍及六合，滋润万物；虾和蚂蟥却不能离开一尺深的水。卓异豪迈的人遭逢清明之世，凭智能显扬功业；而微小困顿、颠沛衰败，本来就是他们各自的处境。客人又何必惊怪呢？况且一个人一旦经历险难，受到惩戒便不再重犯，这是烈士的志向；知道事情不可为便迅速停止，这是君子的作为。我将暗中取法这些道理来终了我的一生，难道不可以吗？于是唱道：“尧舜的修治啊，禹、益的忧劳啊，能干的人任职，愚昧的人退休。” 摇摇摆摆的蓬蒿啊，做我的囚徒也快乐；文章墨迹文采斐然，足以舒解我的忧愁啊。算了吧，算了吧，还要追求什么呢？”客人于是笑着离去。柳宗元被贬逐以后，越发竭力钻研古学，也觉察到自己平生冒失轻率、急于求进的错误；如果一意前行而不回头，所承担的牵累就会越来越大，甚至将终身不自知。因此他曾写信给交情深厚的翰林萧俛、京兆尹许孟容等人，诉说自己的愁苦无聊。众人畏惧他的才华，因担心他再次进用而加以戒备，没有人再为他出力。他长期沉沦而不能振作，于是写下这篇《答问》，表明自己已经无意于仕途，大概是为了阻止嫉妒者继续搜寻污垢、吹扬疮疤罢了。敌戒 人人都知道敌人是仇患，却不知道敌人也是最大的益处；人人都知道敌人会造成祸害，却不知道敌人也是最大的利益。秦国面对六国时，战战兢兢，因此日益强大；六国被消灭以后，〔疑似OCR字〕却很快灭亡。晋国在鄢地打败楚国，范文子认为这是祸患；厉公不加谋划，终于使全国招来怨恨。孟孙厌恶臧孙，孟孙死后臧孙却忧惧；药石一旦撤去，我的死亡就没有几天了。即使有智慧的人知道这个道理，最终仍然因此陷入危险；何况今天的人，竟然不思考这些吗？敌人存在时便恐惧，敌人离去时便欢舞；废弃防备而自满，只会更加加重祸患。敌人存在，可以消灭祸患；敌人离去，反而招来过错。有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他的盛名便会传播，足以成为警戒；病患克服了便自以为长寿，强壮之时死亡便显得突然暴烈；欲望若不加戒除，不是愚蠢就是昏老。我作这首戒诗，希望思考它的人没有灾祸。

译柳宗元被放逐以后，更加用力于古学，才觉察到自己平生冒进轻率的错误；若任其一往直前而不回头，所负的牵累就会越来越大，甚至将终身不自知。这样说来，柳宗元的学问文章能够光照千古，难道不是排挤他的人给他的恩惠吗？他阐述《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义，写成《敌戒》，明白而深切地使人警醒。俗话说：“如果不是那样的人，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都不可得。”这句话可以说已经接近道了吧。谤誉 凡是一个人从别人那里得到诽谤或赞誉，也各有其规律。君子处在下位时多受诽谤，处在上位时多获赞誉；小人处在下位时多获赞誉，处在上位时多受诽谤。为什么呢？君子适合处在上位，不适合处在下位；小人适合处在下位，不适合处在上位。处在适合的位置，赞誉就会到来；处在不适合的位置，诽谤也会到来。这是一般情形。然而君子遭逢乱世，不得已处在上位，他的道理必然违背君主，而利益必然惠及百姓。因此诽谤在上层流行，却不能传到下层，所以即使可以杀戮、可以侮辱，百姓仍然赞誉他。小人遭逢乱世而后得到上位，他的道理必然迎合君主，而祸害必然加于百姓。因此赞誉在上层流行，却不能传到下层，所以即使可以受宠、可以富贵，百姓仍然诽谤他。君子的赞誉，并不是通常所谓的赞誉，而是他的善行显明罢了；小人的诽谤，也不是通常所谓的诽谤，而是他的恶行彰显罢了。既然如此，处在下位而多受诽谤的人，难道全都愚蠢奸狡吗？处在上位而多获赞誉的人，难道全都仁厚聪明吗？那些既受诽谤又受赞誉的人，难道全都明智、善于褒贬吗？然而世上的人一听到这些话，若出自一个庸人的口中，便成群地传布它，还把它传到远近各处，没有人不把它当成可信之言。难道他们只是不能正确褒贬而已吗？他们又被好恶蒙蔽，被利害所夺，我又到哪里去求得真实的判断呢？孔子说：“不如乡里人中的善人喜欢他，乡里人中的不善者厌恶他。”善人难以见到，那么诽谤君子的人就不会少，诽谤孔子的人也不会少。记载这件事的人，是当时显贵的叔孙武叔；没有记载下来的诽谤也不会少。因此君子处在下位必然困顿。等到遭逢时机、得到君主任用而处在人们之上，功业利益惠及天下，天下人都欢喜拥戴他，过去诽谤他的人，如今也跟着赞誉他了。因此处在上位必然显扬。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听到上层人物的诽谤和赞誉后，反过来追究它，可以吗？”回答说：“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不如只考察它的来源罢了。”它的来源是善人，就相信；是不善之人，就不要相信。如果我不能分辨善人与不善人，那就算了。假如有人诽谤或赞誉别人，我一定考察话从哪里来，不敢因为言辞多便赞誉并相信他。那些涉及我的话，我也不敢因为言辞多便感到荣耀或恐惧。假如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是盗跖，我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呢？假如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是仲尼，我又有什么可荣耀的呢？知道我的人是善是恶，并不是我果真能够判明，关键只在于自己成为善人罢了。描绘世俗之人任凭耳朵听闻、口舌传播的情状，勉励求学者反躬自省、自我求取，可以同韩愈的《原毁》并读。咸宜 兴起王业的君主之臣，多从污浊卑贱中崛起，人们说这是幸运；亡国之君的臣子，多死于寇盗之手，人们说这是祸患。我认为二者都各得其宜。当两汉建立之初，屠夫、商贩、徒隶出身的人被任用为公侯卿相，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本来就是做公侯卿相的材料，遭逢时势不对，所以才屈居卑下；只是他们开始时的不幸，并不是因为遇上高祖、光武才变成幸运。汉、晋末年，公侯卿相遭到劫掠杀戮、困苦饥饿，躲在墙壁之间等死，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本来就是遭劫戮、受困饿的材料，遭逢时势不对，所以才显露出来；只是他们开始时的幸运，并不是因为遇上董卓、〔“曜”疑为OCR误字〕之后才变成祸患。他们困于昏乱之世，压抑志气，屈辱身体而甘居奴虏，平定祸难、施恩于人的德行不能施加于百姓；一旦得到适合自己的环境，只是进用得晚些，人们却仍然说这是幸运。他们在昏乱之世舒展志气，挺立身体而傲视豪杰，残害百姓、制造乱世的伎俩施行于天下；一旦得到适合自己的环境，只是死亡得晚些，人们却仍然说这是祸患。可悲啊，所以我认为二者都各得其宜。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时期，宦官掌握国家政令，藩镇侵夺土地，皇权纲纪日渐衰败，天下已经有逐渐瓦解的趋势。然而朝廷之上，文臣安逸、武将嬉游，完全像太平无事一样。柳宗元因此深感悲痛，举出汉、晋末年的公卿将相作为警戒。文章虽然把高祖、光武、佐命之臣两两并列叙述，但其中的用意本来另有所在。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王、公、君承接其责，又设置大夫、师长，难道是希望他们安然放纵地骑在百姓头上，纵欲而抛弃天地赋予人的本性吗？即使是一县的县令，本来也是万人的性命所托。可是有人徒具外表、粉饰言辞，只知享受俸禄而不办理本职事务，难道不会日渐消损、日渐败坏，最终达到汉、晋末年的地步吗？《易》说：“事物形成的趋势是逐渐来的，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它。”士大夫们，为什么不把这篇文章反复读上三遍呢？鞭贾 市场上有个卖鞭子的人，别人问这条鞭子应当值五十钱，他一定说五万钱。若出价五十，他便伏身大笑；出价五百，他就稍稍生气；出价五千，他便大怒，非要五万才肯卖。有个富家子弟到市场买鞭子，拿出五万钱买下，提着它夸耀。我看它的鞭头，拳曲皱缩而不舒展；看它的鞭柄，歪斜不正而不能直立。它击水时，一去一回不能相接；鞭节朽黑，没有纹理。用手掐它，不能超过指甲；举起它挥动，轻飘得像挥舞虚空。我说：“你为什么买这种东西，却不吝惜五万钱？”他说：“我喜欢它颜色黄而有光泽，而且卖鞭的人也是这样说的。”我于是叫童仆烧水洗涤它，鞭子立刻枯槁，颜色苍白。先前的黄色是栀子染的，光泽是蜡涂的。富家子弟很不高兴，却仍然拿着它。三年后，他到东郊去，在长乐坂下与人争道，马互相踢撞，于是用力猛击鞭子，鞭子折成五六段；马仍不停地踢，他跌到地上受了伤。看它里面，空空如也，纹理像粪土，毫无可以凭借之处。如今那些粉饰外貌、涂蜡言辞，想在朝廷求取技艺声价的人，别人说到合乎自己身份的话，便认为好；一旦稍有超过身份，反而高兴；如果说到合乎身份的话，反而发怒，说：‘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公卿？可是做到公卿的人也实在很多啊。’ 平时没有事情，即使超过三年也没有害处；一旦有事情发生，把它赶到承担实际任务的行列中，让它抵御外物，却凭借它空空的内部、粪土般的纹理，要求它发挥猛烈击打的功效，哪有不折断它、使人跌落受伤的道理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会招来盗贼。”孔子说：“这是招致盗贼的原因。”外表涂着栀子和蜡，内部却是粪土，拿它驾驭奔马，驾车的人本来就会跌落受伤；但难道还会有完整的鞭子吗？柳宗元借此作比喻，不仅告诫选取士人者不要只看外表，也告诫侥幸求进的人，在争道互踢的场合，鞭子折成五六段，这实在值得恐惧并加以思考。

译序棋 房直温与我的两个弟弟交游，大家都喜欢学习。我担心他们过于执着，想找些办法让他们休息。于是得到一块中央隆起、四周圆形的木棋盘。棋盘下方平直，放置棋子二十四枚，贵棋一半，贱棋一半。贵棋称为上，贱棋称为下，都从第一排到第十二排。两枚下棋才能抵一枚上棋。用朱、墨二色加以区别。房直温于是取两管笔，依照棋子的等级为它们书写标记。不久有两个人下棋嬉戏，便看见标为贱的就轻视，标为贵的就尊重。让棋子去撞击时，必先派贱棋；不得已派贵棋时，便都战栗昏乱，也很少能够准确击中目标。得到朱色棋子便觉得有余力，得到墨色棋子便觉得力量不足。我仔细观察并思考，发现它们起初本来完全相同。房直温只给它们写上一次标记，它们的轻重待遇就到了这种程度，只是因为靠近手边的先拿，并不是能够辨别哪枚好而涂朱、哪枚坏而涂墨。然而标为上便居于上位，标为下便居于下位；下棋反而尊贵，贵棋反而被当作贵；轻视那些棋子而敬重这些棋子，于是差别就这样产生了。那么世人用来区别贵贱的方式，难道和房直温区别这些棋子有什么不同吗？也不过是因为靠近手边便先取它罢了。难道真能辨别善恶吗？他们尊敬这一方、轻视那一方，也会跟着心意改变。难道有人敢于议论它们的是非吗？” 得到贵棋的人，难道有谁不会趾高气扬、心志放纵吗？得到贱棋的人，难道有谁不会神情怠慢、内心放肆吗？那些所谓贵棋，谁敢轻视它、让它去撞击呢？那些所谓贱棋，谁敢避开派它去撞击呢？那些被标成朱色和墨色的棋子，差别不止千万倍，难道有谁敢以两枚墨棋抵一枚朱棋吗？我是使用墨棋的一类人，观察事情的始末，觉得它很像棋子，所以写下这篇序。大小、贵贱、荣枯，都是人所命名的。人给它们命名，事物便被人赋予相应的实际意义。于是喜怒哀乐、思虑叹息、变化惊惧、轻佻放纵和显露姿态，日夜交替出现在眼前，却没有人知道它们从哪里萌发。就像树木生火而自行焚烧，如果确实观察它的始末，必定知道它是空虚而虚假的。这就是柳宗元《序棋》的说法。不过，还可以进一步观察五行之气，实际构成星辰；五行之质，实际生出万物。它们昭明显著、盛大广博，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们，当然可以这样说。至于甲、乙、丙、丁之类，只是文字，是大挠勉强给它们取的名称。在尚未命名以前，甲、乙难道就是木，丙、丁难道就是火吗？一经命名，实际意义便随之而来。孤虚、旺相、刚日、柔日之类，圣人用它们，卜筮用它们，军阵借它们判断天下吉凶、成就天下不断奋进的事业，也同样昭明显著、盛大广博。这样说来，天下有什么名称会没有实际意义呢？知道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不应当妄加命名，才可以进入事物的机变；知道没有名称的东西也不因此没有实际，才可以走出事物的机变。进入机变之中，尧舜的事业也不过像浮云经过太虚；走出机变，所说的一句话不可违背人心，所迈出的一步不可违背天理。伊尹五就桀赞〔有序〕 伊尹五次投奔桀，有人疑惑说：“商汤的仁德，已经听说也见到了；夏桀的不仁，也已经听说也见到了。为什么还要如此频繁地离去和投奔呢？”柳宗元说：“坏就坏在这正是我看见伊尹伟大的地方。那个伊尹，是圣人。圣人出现在天下，不把夏、商当作自己的成见，只把天下百姓放在心上。他说：‘谁能够按照我的话去做？’能够按照我的话做，就能成为尧舜，而我所使百姓成为尧舜之民。退下来又想：‘汤确实仁德，但他的功业来得慢；桀确实不仁，如果早晨我跟随他，晚上就能使恩泽遍及天下，也可以。’于是投奔桀，桀果然不可救药，才返回来跟随汤。不久又想：‘难道还不能使天下百姓早一天受到恩泽吗？’又前往投奔桀，桀不可救药，便再次跟随汤；如此达到百、千、万次，最终仍然不可行，于是辅佐汤讨伐桀，使汤成为尧舜，使百姓成为尧舜的百姓。这就是我看见伊尹伟大的地方。汤的仁德达到了极点，他还四次离开；桀的不仁达到了极点，他仍五次投奔。大人的愿望就是这样急切地要成就功业；否则，汤与桀的区别，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说尽，又何必反复称道圣人值得观法呢？我观察圣人急于救济百姓，没有谁能超过伊尹；伊尹的伟大，也没有什么超过五次投奔桀的行为。《作伊尹五就桀赞》圣人之中有伊尹，思念把德泽施于百姓，前往归附仁德的商汤。他说：仁德固然是仁德，但若来得不快，百姓就不能早日亲受其泽。退下来思考使它迅速实现的办法，认为应当利用夏朝，于是投奔桀；桀不可救药，便又返回亳殷。仍然不忍心让仁政来得迟，又急忙前往观察，希望把狂暴之君变成圣人。假如一天之内就能胜过残暴，使恩泽达到千万百姓，哪怕最终只成功一次，也值得希望。五次前往而心志毫不疲倦，终于安定下来。于是登上陑山，贬黜桀而尊奉汤，使遗民得以保全。大人没有固定形迹，与道相合。道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作为人的父母，它已经足够伟大。伊尹是圣人之首，已经得到仁德，仍然忧虑它来得太久。普通人所疑惑的，正是我认为伟大的地方。唉，这志向多么深远啊，足以作为后人的教诲。柳宗元与刘禹锡等人辅佐王叔文，想收回天下宦官掌握的兵权，把它归还朝廷。他们勇于建立事业，不顾忌贵势，不知道自己所据非其正当位置却仍据有它，身体必然危险。等到王叔文等人失败，天下人把他们视为朋党，但推究他们的根本志向，是为了帝室，并不是为了自身和家族。这正是韩愈等人始终同他们交为朋友的原因。这篇《赞伊尹五就桀》，其意思大概是说：只要能够把恩泽施于百姓，即使是桀也可以投奔，何况尚未达到桀那样地步的人，对百姓有什么可选择的呢？这是柳宗元为自己辩解。然而，他也没有明白圣贤去留进退的正道。伊尹投奔桀，是因为汤把人才推荐给天子，四次弃置他而又四次推荐他；汤的作为没有惭德，伊尹的作为也没有枉屈正道。桀是天下共同的君主，伊尹投奔他，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哪里像王叔文等人在唐顺宗卧病时，没有接受君命，私自窃取国家权力，互相安排职位？即使他们能够一旦完全收复唐朝旧日失去的土地，使藩镇全部空虚，仍然是没有得到正道，君子不会取法。何况他们最终迟疑滞留而一事无成呢？

译梁丘据赞 齐景公有一个宠臣叫梁丘子，他同君主言行相同、不加争辩，自古被称为谄媚之士。君主悲伤他也悲伤，君主欢喜他也欢喜；既然不值得称贤，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赞美他呢？我所仇恨的是谄媚之人，故意激发赞美，自有原因。梁丘据的谄媚，只是顺从君心、亲近君主而已，始终没有扰乱他的政事，也没有嫉妒反对别人。晏子亲自担任相国时，梁丘据并不诋毁他，任凭他施行政事，而政事确实合乎道理。有一次看见晏子吃的肉很少、滋味不足，梁丘据怜惜他不能吃饱，便告诉君主让君主赏赐他，内心很是快乐。国家的政务因此没有败坏。后世的宠臣侍奉君主，很少有人能以梁丘据为榜样。后来的人引导君主说谄媚的话，听到正直之言就嫉恨，进谗毁谤贤人、助长邪恶，使百姓受害、国家倾覆。唉，岂只是贤能不及而已，古代的宠臣也没有几个像梁丘据这样，值得思考啊。何况晏氏还故意激昂地赞美梁丘据，内心实在极为困苦。这也是激昂慷慨、警戒世人的议论。然而，像晏子辅佐景公，而景公沉溺于刑罚，以至于国都各市场上鞋子便宜、刑具贵重，那么晏子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以及梁丘据一类人长久迎合君主、逢迎君意，造成许多阻塞和牵制，也就可以知道了。受宠幸的人和贤良之臣，难道真能同时并立于朝廷吗？武冈铭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两地东部边境的蛮獠杂乱骚扰，盗取并玩弄府库兵器，贼人胁迫守帅。南面钩、牂牁等地在外引诱，西原设置首领、建立帅府，杀牲畜盟誓，洞穴、山林间成群呼啸。皇帝下发铜兽符，调发庸、蜀、荆、汉、南越、东瓯的军队，从四面征讨问罪。他们畏惧罪责，凭借险阻逃遁，因而没有立即被诛。当时只有潭部的戎帅、御史中丞柳公绰整顿并选立将校，率领五百士卒驻扎武冈，军容不震不动，像山像林。他把天子的威严命令明白地告知众人，乱民大为恐惧，把柳公的军队看作百万大军，把柳公的命令看作风雷。怨恨号哭、呻吟的人，庆幸终于有地方可以申诉；他们丢下兵刃，叩头伏地，希望保全父子关系，最终都成为忠信守职的人，缴纳赋税、进献贡物，逐渐接近华夏之人，没有谁敢不恭敬。母亲、弟弟、儿子、女婿相继来到潭地，全都被送达朝廷。皇帝嘉奖休美，重新施行新的命令。凶恶的首领和同党改变态度、归向教化，像醉者醒来，像狂者安定。柳公犹如药石，使他们恢复本性。诏书特别表彰他，晋升为临江汉地区的长官，军队增加三倍。他成为当时的重臣，镇守大邦。一个文儒之臣，竟建立了这样的武功。于是夷人刚刚又听说柳公将要离去，便彼此跳跃，流泪呼喊，仿佛寒冷时失去了皮衣。从前柳公不以斩获首级夸耀自己的才能，专心致力于教诲，使这个地方得到安定。我们从老到幼，都承受柳公的仁德；小者不再成为毒蛇蝎虫，大者不再成为鲸鱼猛兽。恩德深重，事迹特殊；您不亲近我们而远去之后，便再也无法追随。希望把武冈的事迹刻写下来，首先用来安慰我们的思念，彰明我们的同类，传示给我们的子孙千千万万年，使我们像今天这样以诚心奉行国家之事，邻近之地也像柳公一样勤勉地怀念您。铭辞如下：黔山高峻，巫水曲折。鱼儿惊散，野兽侵扰残害。家家恐惧，逃入山谷，披发奔窜，仍然处于混乱。王师前来诛讨，他们只求一死以求缓刑。柳公明察而不疑，柳公诚信而不欺。援军到来，安定命令，使邦国得以端正。皇帝的仁德如上天施降，我们恢复了本性。我们原来道路四面闭塞，柳公为我们指出道路；我们愚昧得近于死罪，柳公使我们知道恩德。原来将死的得以保全，原来灭亡的得以生存。奉行柳公的教诲，留传给我们的子孙。我们起初是盗贼，因为柳公而成为仁民；我们起初是仇敌，因为柳公而成为亲人。山中的猎物、水泽的贡物，都运到都城纳赋。掘穴砍木，建造房屋，使我们的姻亲族人有了住所。宰杀牲畜来祭祀，愿柳公接受大福；用蓍草占卜，愿柳公应享百般禄福。皇帝嘉美柳公的功劳，使他升任大邦之臣。您远远离开我们，谁来继承您的善政？有洞穴中的丹砂，有犀牛的头角；不是说我们固执，而是柳公不可用财物收买。愿我们邻近之地赞美柳公的德行，永远遵循柳公的法则。勉励我们的后代，永远谨慎奉行国家制度。南方夷人作诗，刻石传示给后世子孙。不以斩获首级夸耀自己的才能，专心致力于教诲，使这个地方得到安定。这几句话能够简要概括治理蛮夷的要旨。剑门铭 蜀都地势险重而物产丰富，戎人和蛮人杂居；民风强悍剽掠，喜欢成为盗寇、制造祸乱。皇帝即位元年八月，主帅丧失士众而暴乱，群情疑惑、无人控制，妖孽煽动流行；他们倚仗富强，气焰滔天，凭借兵力阻拒王命，攻陷别的部落。北面包围剑门，凭靠丘陵地势张狂自恃；兵器锋镝猛烈坚利，以抗拒皇帝的大顺之命，认为雷霆般的诛罚也不能加于自身。只有梁州守臣礼部尚书严公，把国家的祸害当作自己的仇敌，把上天的讨伐当作自己的责任；推行仁德、依仗诚信，不等到掌管死刑便能使人献出生命；树立正义、抗击愤怒，不等到血流遍地便能使士卒同心。他把全部军队出发驻扎，恭敬等待明诏。各诸侯的军队，都必须从这里出发。储备粮草，设宴赏赐，使物资丰足。于是派遣前军严秦，奉行并宣扬王者的诛罚，广泛告知南方土地。十一月，右军越过利州，踏入贼寇之地，依山进攻、斩杀俘虏，以阻遏敌人的奔突。左军从剑门出击，大力扫除顽愚之徒，晓谕并招引被劫持胁迫的人；敌军像蚂蚁溃散、受惊逃窜，险要之地也无法坚守，朝廷军队收取并夺得有利之地，以等待王师。剖杀敌人，摧毁其防御根基，使他们无法肆意施毒，从而成就我们的功勋。战鼓大振，元帅开始进军，擒获首领，作为大规模诛戮的对象。由于严公忠勇、愤慨奋发，接受任命坚定明察，谋略宏大深远，所以能够开通险阻，把险道夷为大道，衰减并消除有害之气，以符合上天的意旨。皇帝因此嘉奖赞美，把论功列为第一，增加官阶和军队统帅的品秩，晋升为大藩镇，镇守南方。将校和群吏都愿意刻石立碑，彰明严公的功劳，使他的名号流传无穷。铭辞说：井络连接着大地边界，这里正是边远地区。以群山为界形成门户，环绕着蜀都。险要丛集、物产丰厚，羌人与髳人混杂相并。狂妄奸猾之徒窥伺空隙，犬吠般叫嚣，凭借地势险胜，壮大凶恶党徒。皇帝以仁德宽宥而不诛。暴乱不以德行驯服，祸害波及巴渝。于是出动王师，分掌列岳之事。梁州牧臣镇守梁地，正当要害。束集器械，储备物资，积蓄干粮。百姓不增加赋税，军队因而粮饷充足。与士卒歃血盟誓，深谋妙计掌握在手。分别命令勇猛之士，布成掎角之势。右军越过岷山，左军直抵剑门。进攻从深处展开，向上穿过重重云层。攀登高天、踏临虚空，平视险阻艰难，攻破层层壁垒，消灭群体顽敌。内则获得坚固防守，外则逼近平原。天兵缓缓推进，士卒车辆都气势盛壮。最大的恶徒被囚禁诛戮，戎人和华夏之人都欢喜。皇帝考定他的功劳，唯独梁公列在最先。开国进位，使南方藩国得到清平安定。百姓因此完整安宁，刻写功劳以鉴戒祸乱，万代永远观览。张英说：文辞既然光彩焕发，笔力也刚健古雅。

译寿州安丰县孝门铭 寿州刺史臣承思说：九月丁亥日，安丰县令臣某上报所属编户百姓李兴的父亲身患恶疾，病情日益危急。李兴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假托它是馈赠的食物。他的父亲年老多病，已经不能进食饮水，过了一夜便去世。李兴号哭捶抚胸口，口鼻流血，捧土走到坟前，泪涕沾湿满面。在坟墓左侧建起小庐，用苫草覆盖，自己伏藏其中，爬行叩踊，昼夜哭诉。他的孝诚感通幽明，神灵因此显现奇异。庐上生出紫芝、白芝各一株，各长一寸。庐中涌出醴泉，形状奇特，符合图记中的征验。这些全都是陛下以孝治理天下、感化神明，在暗中契合他的内心，才得以造成的事情。谨按李兴是平民百姓，出身卑贱鄙陋，所受习染浅薄低下，本性并非由文字教导而成，生来以耕作锄田为业，却能积聚如此醇厚的孝行，超出古代列传中的孝子。上天的意旨和神明的道理，尚且赐下祥瑞之物来表彰他的特殊。伏惟陛下具有唐尧那样如天如神的德行，应当加以旌表褒扬，合乎天地上下之意。请在他的里闾树立表记，刻石明示，宣扬延续美好风俗，供后世祭祀观览，永远没有穷尽。臣冒死上奏请求。诏令说：可以。铭辞如下。美好的孝心啊，这是善美的灵性；禀受纯粹和顺之气，笃实守持上天的常道。哭泣侍奉衰弱的父亲，默默祈祷神灵；拿刀刃刺向自己，残伤肌肤、损坏形体；进献膳食，忧劳而尽孝。那高高在上的上天，竟然没有听见；于是造成巨大的疼痛，仍然向苍天号哭。捧土沾满眼泪，叩头筑成坟墓；胸口陷损，背部腐烂，寒暑都住在庐中；草木因此憔悴枯死，鸟兽徘徊不前，异类异族也都共同体察他的哀痛。开始有两位孝道典范，由此兴起并完成孝道事业，载入典籍。帝尧有虞氏以深厚孝行治理天下，孔仲尼撰述经典以教导曾子。从前鲁国国君奉命表彰孝行，夷宫也有叔考感悟庄公之事，称为纯正显赫；李氏确实同他们属于一类。道路上的人哀叹，乡邻流泪仰慕；地方长官上奏表章，恭敬叩首，情意深厚；上达而感动皇帝之心，旁通而感应神明。神灵赐下秘藏的祥瑞，三株灵芝和醴泉；皇帝命令再次加以表彰，也为他表彰门户；上下统合，天人交相赞美。建立这座碑，题名流传亿万年，扬播芳香。君子对于防止毁伤身体之事，不损害人的本性，所以割大腿肉、刺肝救亲，国家不应因此旌表。即便如此，人的至性一旦发作，会在自己并未意识到时受到触动；作为人子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有可以救助亲人的办法，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确实来不及再作比较衡量。即使这种行为还没有完全合乎道义，难道不仍然胜过喜爱财货、偏私妻子儿女的人吗？鄙陋的儒者对于室女未嫁而守节，以及人子割股救亲之事，往往争辩不休，难道符合褒奖善行、顺势推广善德的本意吗？陈善说：柳子厚的《寿州安丰县孝门铭》，从“寿州刺史臣承思”以下的文字，大概是表章。把表章作为序文，也是文章的一种体裁。然而徐铉编纂的《文粹》，却把铭文录在前面，并在题下注说“连同寿州刺史的表附在铭文之后以便一并见到”，这是徐铉的浅陋。《高唐神女赋》从“玉曰唯唯”以前全都是赋，萧统却称为序。苏东坡曾经嘲笑他的浅陋，像徐铉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值得嘲笑他的呢？《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三目录 河东柳宗元文三 书信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答元饶州论春秋书》《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与友人论文书》《与吕恭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三 河东柳宗元文三

译《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看见您写的《与董生论〈周易〉九六义》，说取老而变，认为已经被中和承一行僧得到这一说法感到奇异。孔颖达为它作疏，认为这是新奇的说法。那个毕子、董子，在学问上多么浅薄末陋，竟然就这样说呢？他们全然不知道一行僧承袭的是韩氏、孔氏的说法，却果真把它当成新奇，难道不可笑吗？韩氏注释“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说“乾一爻三十有六策”，这就是取揲蓍过数后四分取九。又说“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说“坤一爻二十四策”，这就是取揲蓍过数后四分取六。孔颖达等作《正义》论说道：“九、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说阳可以兼阴，阴不能兼阳；第二种说老阳之数为九，老阴之数为六。”二者都是变爻，《周易》以变爻来占断。郑玄注《易》，也称以变爻占断，所以说九、六。之所以老阳为九、老阴为六，是因为揲蓍时过数九次得到老阳，过数六次得到老阴，这些内容都在《正义》的“乾”篇中。周简子的说法也如此，而且更加详细完备。为什么毕子、董子不看他的书，却妄自口头承袭这些说法呢？君子做学问，如果将要有所不同，必须先穷究前人的书；穷究之后仍不得其解，才可以树立自己的说法并加以订正。如今二位先生尚且不能读韩氏的注、孔氏的《正义》，只是听到了道旁传说，又怎么能够知道所谓《易》呢？您取两家的言论来看看，就会发现毕子、董子在学问上浅薄末陋，却贸然如此说。您所作的书，如果不是元凯兼通三种《易》的成果，那么像这样说：“谁能同颖达所著的相比？”这套说法本来就是颖达的说法，并不是一行僧、毕子、董子能够另有创新的。莫非您只是承袭了他们的错误吗？看您出入筮数，考校《左氏》，当今世上很少有人像您这样详尽地求索《易》。然而务必要先穷究古人的书，有不可取之处，然后再加以革新，这才是最好的。请谨慎对待，不要急于遵从宗元我的意见。有人问孔颖达等所说九、六的两种意义，哪一种说法正确？回答说：应当以第二种说法为正。第一种说：“乾卦卦体有三画，坤卦卦体有六画；阳可以兼阴，所以它的数是九；阴不能兼阳，所以它的数是六。”如果这样，就是以阳的三画兼有阴的六画而成为九。这种说法，是用来彰显阳大阴小、尊崇阳而抑制阴的意义；就像说“臣是君的臣，妇是夫的妇”，在意义上可以兼摄，所以乾画为三而其中包含六罢了。然而反过来观察阴爻，这个意义就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说阴不能兼阳，所以数为六，那就是只以本体的六画作为六。阴必定要跟随阳；既然跟随阳，阴也就具有阳性了。如果说这个六在阳之外，那就是同阳相敌。跟随阳，是阴的吉德；同阳相敌，是阴的凶德。圣人创作《易》，不应只举出凶德来垂示训诫。况且假使果真如此，那么凡是爻遇到六，都应当有凶咎，怎么还会有许多吉爻呢？坤的一画，是夹着一画乾画，不能说中间空虚之处没有意义。它的空虚处，正是用来说明阳运行在其中。如今大地，都是上天贯通并旁布的，没有一丝一毫不是天的地方。假如有一丝一毫是上天到达不了的地方，那就会荡然成为微尘，邻近虚空而进入茫苍幽暗之中，失去大地的本体。大地的本体一旦失去，就转而成为太虚，也就是天了。这样说来，怎么会有一丝一毫没有天的大地呢？人的身体就是地，是阴；人的心就是天，是阳。人只是不能谦卑地效法大地来治理身体，反而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各自放纵欲望，侵夺天君的本性，所以心中的神明不能崇高地效法上天。心固然主宰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但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又有哪一样不是心呢？说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能兼有心，当然不对。推而论之，臣下的身体属于国家，都是君主的国家；妇人承继家庭，都是丈夫的家庭。阳固然由于兼有阴而成就阳的广大，阴则正因为没有一处不是阳，所以也不能称为兼有阳，反而更显出阴的细小。正因为这种细小进入无形，所以足以与广大相配；这就是阴阳广大意义的所在。这样说来，坤卦六画，其中空虚的地方就是乾卦三画；乾卦有形之处是三，无形之处是六；坤卦有形之处是六，无形之处是三。数从一到九，乾坤本来都具备，不能像孔氏第一种说法那样，用它来说明九、六的意义。第二种说法说：老阳之数是九，老阴之数是六。老阳、老阴都属于变爻。《周易》以变爻作为占断。又说老阳之数为九、老阴之数为六，是因为揲蓍时，过数九次便得到老阳，过数六次便得到老阴。少阳称为七，少阴称为八，道理也依此类推。郑康成也同意这种说法。后世再也看不到郑康成的注，孔颖达所作《正义》也不够详备，所以欧阳修申述说：乾爻有七、九，坤爻有八、六。九六爻只占七八爻的少数变化，易道所占的是这种变化，所以用所占的数字来命名爻，并不是说六爻全都是九或六。到了极端情形，七、八常常多，九、六常常少，也有一个九、六都没有的情况，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说明。朱子说：“用九应当采用欧阳公的说法。”那么，朱子也还没有明白欧阳公的说法就是郑玄、孔颖达的说法。只是还不知道柳宗元所说的周简子的说法，是否也像这样而且更加详备，可惜已经无法考证了。欧阳公只说乾卦的爻数是七、九，坤卦的爻数是八、六，却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那么仍然像是把“用九”“用六”只看作乾、坤两卦所特有的说法。于是，他只把“群龙无首”看作乾卦变为坤卦，把“利永贞”看作坤卦变为乾卦，而朱子所说的通例也没有显现出来。飞翔、潜藏、活动、生长，具有知觉或没有知觉，万物各不相同；它们虚的一面都是天，实的一面都是地。若从性情来说，虚而成为天的都是乾，实而成为地的都是坤。举出其中最大、足以统摄万物差异的，就是雷、风、水、火、山、泽六子。六子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乾、坤。震、坎、艮是一个乾而两个坤，巽、离、兑是两个乾而一个坤罢了。所以说：“乾坤大概就是《易》的门户吧？”乾是阳性之物，坤是阴性之物。

译因此，三百八十四爻，不是乾爻就是坤爻，不能称作震爻、巽爻、坎爻、离爻、艮爻、兑爻。称为乾爻，就不是七爻便是九爻；称为坤爻，就不是八爻便是六爻。七、八是不变的，发生变化才占筮，所以称作“用九”“用六”，而且只在乾、坤两卦中特别说明它们的意义。为什么不变就不占呢？回答说：天地之心在于运动之处。用人的身体作比喻，心因颜色而动，就在眼睛；心因声音而动，就在耳朵。心在眼睛时，整个心神都呈现为颜色；心在耳朵时，整个心神都呈现为声音。其他不动的地方，都会受到动处的改变，所以要占察变化的部分。如果六爻全都不变，那么本卦的整体意义就全部显现出来了。这样的卦应当怎样运用呢？回答说：乾的德性以不居首位为义，坤的德性以成就大终局为义。乾不居首位，就是阳而趋向阴；坤成就大终局，就是阴而趋向阳。阳不能趋向阴就会亢盛，阴不能趋向阳就会凝滞。亢盛、凝滞，就不能变化；不能变化，就不能生生不息；不能生生不息，就不是天地之心了。因此，凡属阳而为九，就趋向阴，它的德性怎样呢？回答说：“显现群龙无首。”属阴而为六，就趋向阳，它的德性怎样呢？回答说：“利于长久守正。”六十四卦的阳爻、阴爻全都是这样，只是特意附在乾、坤两卦中说明，以显示三百八十四爻全都是乾爻、坤爻。这就是九、六的意义。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承蒙您再次来信，教我阅读给张生的信以及答衢州的信。您说关于《春秋》的这些见解，确实是世人少有听闻的，您的学问可以说没有辜负孔氏了。往年我曾在裴封叔家中记得，听到您同裴太常谈论晋人和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军这一义理，曾经诵读学习过。又听韩宣英以及亡友吕和叔等人谈说其他义理，知道《春秋》的道理久已隐没，近来才重新显现。在京城韩安平那里，我才开始得到您的大略指示；在和叔那里，才开始看到您的集注；我一直希望到陆先生门下求教。等到先生担任给事中，恰逢宗元与他同日进入尚书省任职，又和先生住在同一条巷子里，这才得以行弟子礼。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讲习讨论，就[疑为“方”]逢先生生病。当时听到先生的重要论说，曾因得到您以《易》教诲而受到宠遇。不幸先生病势加重，宗元又出任邵州，于是大为错失，不能完成学业。后来又从亡友凌生那里全部得到先生的宗旨、辨疑、集注等一套著作，恭敬地伏案阅读。在《纪侯大去其国》一条中，我看到了圣人的道与尧、舜相合，不只是取法文王、周公的志意而已。在“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一条中，我看到了圣人建立《孝经》的大原则，用来明确尊卑名分。在“楚人杀陈夏徴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一条中，我看到了圣人的褒贬、取舍全都恰当地落实在应当之处，这就是所谓瑕瑜不能掩盖。我反复阅读，感到非常欣喜。假如我生在您之前几十年，就不能得到这种学问了；如今恰好生在您之后，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您信中所陈述的，全都是孔氏学说的大旨，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它。您在信中说《尚书》记载荀息被贬，是因为他拥立卓子这件事。我近来曾经奇怪，荀息怀着奉事国君的邪曲之心，拥立宠妾之子，不致力于正义，把重耳抛弃在国外，专门承受君宠，孔子却把他同仇牧、孔父一起列入褒扬的辞例。如今您说贬低荀息是很恰当的，荀息本来就应当受贬。那么，《春秋》对荀息的说法与对仇牧、孔父的说法没有不同，难道仇牧、孔父也有被贬的含义吗？宗元曾经写《非国语》六十多篇，其中一篇就是为荀息而发。现在抄录寄给您，可以符合我的说法吗？在大略指示中，您说明郑人来讲和，估量力量不足便退去，通告之后才断绝关系，这本来就是先同后异的关系。但我查检此前没有同郑国相同的文字，后来也没有与郑国相异的依据，只是怀疑这一义理非常精妙，而事实却有不合之处，请您也指出来教导我。往年又听和叔说，您论述楚商臣的一条义理，即使啖助、赵匡、陆淳三家也没有涉及，请把它详细记录在大略指示之下，用来传给后来的学者。萧、张先前的信，也请一并让我看到；等它们送到时，编成一卷，流传给后世。宗元刚到这个州，写了《陆先生墓表》，现在奉送给您和宣英阅读。《春秋》的道理如同日月，不需要我来赞助说明。如果一定要加以说明，就会陷入评说孔子与盗跖优劣的做法，所以我只直截了当地举出一两点，不再宣说。宗元再拜。宗元给杨凭写信说：“自从被贬官以来，没有什么事务，便阅读诸子百家，在上下古今之间纵横驰骋，于是稍稍懂得文章的优点和弊病，大概算是实际记录。如今读到这篇文章，它勤学好问、情意恳切的心意洋溢在笔墨之间，实在值得称许啊。”

译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承蒙您来信赐示，关于政治理路的论说，以及与刘梦得书信往复的内容，都非常好。这大概不是当今那些做长官的人的志向：不只是满足于充实赋税、供养官吏俸禄而已，而是把使百姓众多、富足并受到教化作为重大责任，实在很好，实在很好。孔子说：“我整天同颜回谈话，他从不违背我，像个愚钝的人。”既然如此，蒙昧的人本来就难以明白，必须劳烦反复开导，才能使他心悦诚服。因此我还有一个疑问：您说免除贫困患病者的负担，却不增加富裕者的税额，这确实恰当。但在承接合理政务之后，固然非这样不可；不幸是在承接弊政之后，也可以这样做吗？弊政的严重，没有比贿赂流行、征赋混乱更大的了。这样一来，贫者没有钱财向官吏求情，实际上是贫困却得不到贫困的名目；富者拿出剩余财产买通官吏，实际上并无富裕的名目，却有富裕的实情。贫者更加困苦，饥饿死亡而无人过问；富者更加横行，奢侈骄纵而无所顾忌。如果您所遇到的情况正是这样，难道还要相信原来的办法吗？不能因为害怕惊扰人而始终不查问，必须查问实际情况。查问实际情况，就应当确实免除贫者的赋税，确实增加富者的赋税，哪里能执守一个固定的论断呢？如果说只免除贫者而不追究富者，那么侥幸钻营的人就会很多，他们都挟持重利去冒充贫者，仍然像没有被免除一样；如果说要查验富者，担心查不出实情而不能增加赋税，那么贫者也查不出实情，不能免税。如果大家都查得出实情，却故意放纵，造成不均，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能安定。”现在富者的税反而更加少，贫者却不能免除搜括以缴纳县官，这种不均太严重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必将被服役而被奴役驱使，有的给他们更多田地却收取一半，有的甚至给出一份而收取两三份。君主想到人民的劳苦，有时减免他们的税赋，富者却因户籍关系独自免除，贫者则因服役，最终缴纳两三份或一半，这样恩泽不能下达，人民也没有地方申诉；这种不安定也太严重了。像这样，不先确定田界、核实名实，却姑且大肆改作，难道能够治理好吗？富裕的家庭是贫困者的母亲，确实不能破坏；但如果使富家极其幸运而让贫者承担下层的劳役，那也不行。您说担心富人流转为工商、浮薄苟且之人，大概正是赋税过重而分配不均才会如此。如果富者即使增加赋税，而实际缴纳的数额不过占其财产的十分之一，仍足以安居乐业，即使驱使他们也不肯改变。查验得越精细，下面的人就越会巧于应付，确实如您所说。管子也不主张以百姓的财产作为征税依据，所以有杀牲畜、砍伐树木的说法。如今如果不是征收市井之税，而是舍弃财产，只查问丁口和田地，推究时以诚实为原则，向百姓显示恩惠，并严格依法责罚官吏，像您所陈述的那样，以一社一村的制度逐级凭诚信互相考核，哪里会得不到实际情况？如果得不到实际情况，那么一社一村的制度也不能实行。因此，承接弊政时，必须先确定制度，然后您的主张才能实行。我所看到的也只有这些。永州处在偏僻角落，少有人了解人事，您所代替的那个人是谁呢？是合理的政务，还是弊政？如果是合理的政务，您的主张就能实行；如果是弊政，我的主张大概有几分可以采用吗？请借南方来人，再次向您说明。其他方面都很好，我愚钝，不足以评论，只愿意赞同梦得所说的。您通晓《春秋》，取圣人大中的法则来治理政事；饶州的政务范围较小，也不值得耗费您的心力，我没有什么可评论指责的，所以只举出均衡赋税这件事，希望与您往复讨论，消除您的疑惑。不熟悉吏职却勉强发言，理应被长者耻笑。然而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得到您最恰当的言论。明白地加以教导，是君子启发后学的方式。又听说您到任处理政务三天，就举荐韩宣英来代替自己。宣英见识通达、见闻广博，又熟悉事务，正是应当由贤者举荐的人。他如今负罪被摒弃，普通人不敢称说他的优点，更何况要让大君听闻，举荐他担任二千石的官职呢？这真是世间少见、超出流俗，果断实行正直之道，是古人也难做到的事，而您却做到了。宗元与宣英同样获罪，都是世俗所背弃的人。您这一举动，使恩德都施及我们。祁大夫没有见到叔向，如今却能预先知道这一举动，真是我犯下的大错了。信中虽然说了很多，仍不足以表达心意，所以到此为止，不再详说。宗元再拜。《旧唐书》说，南方人妄自把柳宗元当作罗池神，而韩愈撰写碑文来坐实此事。宋元祐七年六月，下诏赐唐柳州刺史罗池神庙为灵文之庙，因为郡人说那里风雨应时。田表圣把文字写在碑阴，极力说明宗元应当成为神，并指出《旧唐书》辨析此事是错误的。如今看这篇文章所论，它对于人情物理，洞察通达而周密圆融，没有一丝隔阂。这样看来，宗元确实是能干的臣子，他对柳州百姓确实恩德深厚。他内心和乐仁厚，才干又足以将这些施行出来。死后成为神灵，享用当地的祭祀，也并非虚妄。

译与友人论文书 古今都说文章最难写，您知道它为什么难吗？并不是说比兴手法不足，拓展得不够远，锤炼得不够精，或瑕疵没有除去。得到它很难，认识它更难。假如有人能够得到它的高明清朗，探究它的深奥精微，即使其中有荒芜败坏之处，也不过像日月被蚀、宝玉有瑕，哪里足以损伤它的光明、贬低它的珍贵呢？况且自孔氏以来，这一道理大为显扬，各家修习、人人勉励，耗尽精力、竭尽心思的已经将近千年。其中消耗竹简、耗用心神的人，难道能够数清吗？能够列入文章名录、流传到后代的，不过几十个人罢了。其余的人谁不想争相裁取绮丽文采，彼此攀比日月，在万物之中高视阔步，在百代之下雄立一方呢？但大多只是放纵鼓动而不能成功，徘徊不前，力量用尽、形势困窘，只好吞下志向而死去。所以说得到它很难。唉，道理的显明与隐晦，取决于幸与不幸；言论的善辩与迟钝，关系到升降；鉴识的偏颇与端正，取决于好恶；交游的广泛与狭窄，关系到屈伸。那么，那些卓然自得、奋发于其中的人，究竟合于道还是不合于道呢？这还不能确定。而且尊崇古人、虐待今人的人，肩挨肩、脚接脚。大抵活着时不被赏识，死后才声名流传的人很多。扬雄死后《法言》才大为流行，司马迁活着时《史记》还没有振兴；那两人的才华尚且如此，何况那些还没有很大名声的人呢？本来就有文章不能流传后世、声名最终断绝于天下的。因此说认识文章更难，而写文章的人也多半只是搜取前人的作品，残害文史，挖取其中的意旨，抽取其中的华彩，放在口头牙间，遇到事情便蜂拥而出，发出金玉般的声响。那些耳聋眼瞎的人，求取一时的声名，即使最终沉沦废弃，但他们颠倒朱紫、扰乱雅正，造成的危害已经很大，这就是文章难写的原因。我间或听说您想看看我的文章，回去打开箱笥，编集其中的杂乱文字，心惊气动，种种情绪交集于胸中，不知道哪一种结果更好，所以久久没有寄去。现在寄上我所写的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共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来是让您治理书籍的苍头小吏吟诵它们。敲击车辕、拍击瓦缶，必定也有可取之处，只是要看您的鉴别如何罢了。请您回信用一个字表示褒贬。孔子说：“不了解言论，就无法了解人。”皋陶说：“能够了解人就是明智，只是帝尧也把它看作难事。”了解人既然如此困难，有时又只能从语言文字之间去寻求，那么了解人就更加困难了。了解人必须借助了解言论；而且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众说混杂，没有可以折中的标准，那么了解言论就尤其困难。再加上群儒相承，讲解贯通、议论阐说，文章写成数万篇，任人搜取，也不难发出金声玉色般的华辞，那么辨识言论就更加困难了。虽然如此，学习过操缦调弦，熟悉宫商音调的人，弦音有差错也逃不过他的听觉。只要以学习来积累，以询问来辨析，以宽容来居守，以仁德来实行，在内心有所自得，那么来到面前的言论，它的真实与虚假、邪曲与正直，必定会自己显露出来，言论也就一定可以辨知了。能够辨知言论，差不多就能够了解人了。只是其中所说的自得之处，不能靠袭取模仿而假装出来。

译与吕恭书 宗元启白：元生到来，得到弟弟的信，内容很好。弟弟所称述的各项事情，元生又拿来部中为父守墓的人所得的石刻文字，摹写其文给我看，说：“将要使它被上级听闻。”因此我感到害怕而产生怀疑。我早年就喜欢阅读古书，家中收藏的晋、魏时期尺牍很完备；又在二十年间遍看长安贵人和好事之人所收藏的书，几乎没有遗漏。因此很懂得辨识书法，即使没有见过姓名，也能一望便辨认出它的时代。况且文章的体制形态，古今尤其不同。弟弟精明敏锐、通达事理，难道会不明白这一点吗？如今看这篇石刻文字，题署年代说是“永嘉”，但它的文字却是今天乡野人所作的。虽然文辞支离，它的字形更不接近古体。它所写的“永”等字，颇为仿效王氏变法，这些写法在“永嘉”时期根本没有。文辞尤其鄙俗浅近，像今天所谓律诗；晋代大概从未有过这种声调，实在荒谬妄诞。又说栽松、乌鸟拔取之类的怪事，并说挖掘其土得到石头，更加不合常理，难以相信。莫非是奸人伪造的吗？况且古人说葬，就是藏。把树种在墓旁，君子尚且认为值得议论，何况搭庐居住，难道值得崇尚吗？圣人有制度，有法令，逾越制度就属于违法。因此确立大中的原则，不崇尚异端教说；对人的要求在于真诚，所以厌恶矫饰和虚伪。逾越礼制而不除丧服，应该在庭院搭庐却在墓上矫饰的人，是背离大中的罪人。何况还制造怪物、假托诡异神道，以奸邪之事破坏大法，进而从中牟利吗？用虚假的孝行来谋取私利，真正仁厚的人不忍揭发其过失，是怕损伤教化。然而如果允许伪装就能施行、允许冒充就能获利，那么教化会更加败坏。像这样的人，不与他相知即可；把事情压下而不宣扬，也可以。由于大夫的政绩美好，而您又加以辅助，本来已经没有什么缺失了。修筑东郭，改造市肆，除去编竹、盖茅草的房屋，改用夯土和大木，陶工、冶工、木工等工匠都齐备；使邪火不能燃起，改变懒惰苟且的风俗，断绝偷盗浮薄的根源；并且实行修整桑树、沐浴播种、深耕易耨等农事，放宽徭役，珍惜财货，均衡赋税，这些政事的兴起和道路都很美好。只是对于这些事情，我担心过分褒奖善行却没有人察觉，诚实笃厚的原则会稍有损害，所以冒昧私下向您进言。淮水、济水那样清澈，即使有一点污点，像秋毫一样细微，本来不算疾病；然而万一让离娄子稍稍斜眼看见它，还不如完全没有污点来得痛快。希望您暗中把这件事了结，不要把我所置办的书信拿出来，幸甚。庙是用来安妥神灵的，墓是用来安定魂魄的。古人祭祀先祖在庙中，而不在墓地。《檀弓》说：“孔子终于得以在防地与父母合葬，封土高四尺。孔子先回去了，门人后来才离开。”这样看来，孔子本来没有在墓旁搭庐守墓。只有子贡在孔子墓旁守庐三年，汉代于是把守庐墓旁当作孝行。孔子是圣人，也是孝道的极致。孔子不在墓旁守庐，后人的孝行却反而超过孔子；超过孔子的孝行，必定不是真正的孝。天就是理，地就是形质。理处在虚无之中而最终凝聚为实质，实质停滞于有形之中而根本仍属于虚无。人在魂升魄降的那一天，虽然已经分别归于天、地，但仍可认为时间不久，也许担心魂气还留恋着形体魂魄。因此从超过一个月直到七个月，把它规定为下葬期限的不同等级。等到已经下葬，形体和魄完全归于地，神魂完全归于天。于是便在庙中奉祀他，终其一生直到子孙后代，好像他就在庙中、就在左右。这就是所谓死去而并未消亡。至于肌肤形体埋在土中，衣裳冠履收藏在庙寝之内，虽然亲疏有所不同，但同属一类。只主持神魂而不主持形体，就像一家之中只奉祀父亲而不奉祀母亲，只奉祀丈夫而不奉祀妻子一样。这是人道的大纲，难道是小事吗？如果舍弃庙而到墓去，那么将奉着神主一起去吗？还是另外设置一个神主？奉主一起去，就会使死者不能在庙中跟随祖先，反而向下迁就子孙；这不合礼制的请求，会使他不能安居宫室，只能在草露之间徘徊。另立一个神主，那么在这里和在那里，必定有一个神主不能归属。一个不能归属，就会使所谓一体的实质变成虚假，使真诚变成妄诞，不是孝敬的极致。那么，子贡守墓又该怎样解释呢？回答说：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他不能在孔子的庙中祭祀孔子，这是明白的；他也不能在端木氏的庙中祭祀孔子，这同样明白。假如当时天下尊奉孔子，像今天天下人尊奉孔子一样，那么子贡一定会在学校守庐，而绝不会在墓旁守庐，这是可以断定的。子贡不能忘记孔子的教化恩泽，于是有在墓地筑室、独居三年的事情，这是礼制之外出于特殊情谊的一种礼。只有子贡对于孔子可以这样做，本来就是千百世不能拿来作为先例的事。当时本来没有听说子思也来到孔子墓旁居住。况且所谓三年以后回去，也只是举出成数罢了。这三年中，子贡必定回到庙里祭祀端木氏的先祖，这是不必说的。后世于是沿袭这件事形成守墓庐居的礼制，是汉代儒者不明白其中道理。柳宗元说应该在庭院搭庐，却在墓上矫饰的人，是背离大中的罪人，他的见识也确实卓越。

译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二十一日，宗元启白：承蒙来信说想拜我为师。我修养的道不深厚，学业也很浅近，环顾自己所学，没有看到可以作为老师的地方。虽然曾经喜欢谈论、写文章，却很不以自己为是。没想到您从京城来到蛮夷之地，竟然有幸被您选中。我自己判断，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使有可取之处，也不敢做人家的老师。做众人的老师尚且不敢，何况敢做您的老师吗？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魏、晋以来，人们越来越不尊奉老师。如今这个时代，听不到有人做老师；有人一做老师，大家就哗然嘲笑，认为他是狂人。唯独韩愈奋不顾流俗，冒着讥笑侮辱，招收后辈学者，写作《师说》，于是厚着脸皮做老师。世人果然纷纷惊怪、聚集辱骂，指指点点，牵连旁引，增添言辞攻击他；韩愈因此得到狂人的名声。他住在长安，连饭都来不及煮熟，就又匆忙向东奔走，像这样已经好几次了。屈原的赋说：“城邑里的狗成群吠叫，是因为吠叫它们所感到奇怪的东西。”我过去听说，庸、蜀以南总是下雨而很少有晴日，太阳一出来狗就吠叫，认为这是夸大的话。六七年前，我来到南方，贞元二年冬天，幸逢大雪越过山岭，覆盖南越中几个州；几个州的狗都惊慌地吠叫撕咬，狂奔了好几天，直到雪停才停止，这才相信以前听到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比作蜀地的太阳，而您又想使我成为越地的雪，不是要使我遭受困厄吗？不只是使我遭受困厄，也会使您遭受困厄。然而雪和太阳有什么过错呢？只不过是狗在吠叫罢了。估量今天天下不吠叫的人有几个？又有谁敢在众目睽睽下炫耀怪异，以招致喧闹和愤怒呢？我自从被贬以来，志向思虑更加减少。居住在南方九年，又增加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怎么能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早晚扰乱我的耳朵、骚扰我的心神呢？那样我本来就会僵卧、烦乱昏闷，更加无法忍受了。我平日里向外遭受非难和讥议已经不少，只是还缺少做人的老师这一项。又听说，古人重视冠礼，是要用它来要求人成为成人，这是圣人特别用心的事情。几百年来，人们不再举行冠礼。近来有个孙昌胤，独自发愤实行冠礼。礼成的第二天，他到朝廷去，来到外廷，举着笏板对卿士们说：“某某已经行完冠礼。”回答他的人都茫然失意。京兆尹郑叔则愤怒地把笏板一拖，退后站着说：“这关我什么事？”朝廷中人都大笑。天下人并不因为郑尹的非难而责怪他，反而替孙先生感到痛快，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做了别人不做的事。如今拜人为师，大多就像这种情况。您的品行敦厚，文辞深厚，所作文章都气势开阔，具有古人的风貌；即使我敢做您的老师，又能给您增加什么呢？假如只是因为我的年纪比您大，听闻道理、著书立说的时间也不比您晚，您确实想来往交游，谈论我所听到的道理，那么我本来愿意把内心所得全部陈述出来；您只管自己选择，取用某件事，舍弃某件事，这样就可以了。若要判断是非来教导您，我的才能不足，又害怕承担前面的责任，所以所陈述的内容必定是不敢这样做，已经决定了。您先前想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部陈列给您，并不是要在您面前炫耀才华，只是想观察您的神色，看看您真正的好恶如何。如今来信所说的话，都过分赞誉了。您确实不是谄媚称誉、诬妄奉承的人，只是对我爱护太深，所以才这样说。起初我年幼，写文章把辞藻当作工巧；长大以后，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理的，因此本来不应当只是追求光彩灿烂、辞采华美、声音夸张，就把这些当作才能。凡是我所陈述的，都自认为接近道理，却不知道究竟真的接近还是远离道理。您喜爱道理，又认可我的文章，也许您距离道理并不远。所以我每次写文章，从不敢用轻率的心态随意挥洒，怕它轻薄而不能留存；从不敢用懈怠的心态改易，怕它松弛而不严密；从不敢带着昏昧的气息写出，怕它晦暗混杂；从不敢带着骄矜之气创作，怕它傲慢自大。压低它，是想使它深奥；发扬它，是想使它明白；疏通它，是想使它通达；裁节它，是想使它有节制；激发它，是想使它清朗；坚固保存它，是想使它厚重。这就是我用来辅助和护卫道理的办法。我以《尚书》为根本来寻求质实，以《诗经》为根本来寻求恒久，以《礼》为根本来寻求合宜，以《春秋》为根本来寻求决断，以《易》为根本来寻求变动。这就是我探取道理源头的方法。参照《谷梁氏传》来磨炼气势，参照孟子、荀子来畅达枝叶，参照庄子、老子来放开端绪，参照《国语》来扩展趣味，参照《离骚》来达到幽深，参照太史公的文章来显明洁净。这就是我从旁推演、贯通交融而写成文章的方法。像这一切，究竟对不对？有没有可取之处，还是没有可取之处？请您有幸加以观察、选择，有余力时告诉我。假如您赶快前来，使这一道理得到扩展，即使您没有所得，我也有所得了。又何必说什么拜师呢？取得实际内容而舍弃师生的名义，不招致越地、蜀地的狗吠，也不被外廷的人嘲笑，那就幸运了。宗元再白。茅坤说：“子厚在信中所论述的文章方法，我还不敢肯定他完全能够做到自己所说的。总之，这些方法也是以刺入内心、研磨精神为根本的。可是后来的写作者，只是从道路上劫取富人的钱财，拿来向天下夸耀，说‘我也要成为猗顿那样的富人了’，这是多么严重的不自量力啊！”

译答严厚舆论师道书 二十五日，某启白冯翊严生足下：收到您的信，谈论做老师的道理，您奇怪我所作《师友箴》和《答韦中立书》，想改变我不做老师的志向，屈尊自己来做弟子。我所作的这两篇文章，最后的结果果然并不是我所避开的“名”，我所忧虑的是它的实际内容。实际内容一天也不能忘记，我姑且作歌来作为箴言，行走之间寻求适中，用来增益自己小心谨慎、丝毫不敢闲暇的心情，也不敢自称有可以做别人老师的地方。至于名声，正受到浅薄世人的讥笑辱骂，我性情脆弱胆怯，更不足以承受。内在没有足够的实际修养，外在又不足以抵挡众人的议论，即使您诚恳地逼迫我，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实际内容的重要性，两篇文章中都已经说尽了。您请详细阅读它们，我的见解不超出这些。您所说的仲尼之道，难道容易吗？仲尼可以学习，却不能自称成为仲尼。学习达到极致，这才就是仲尼。尚未达到而想要实行仲尼的事业，就像宋襄公喜好称霸却使国家败亡，最后中箭而死。仲尼的境界难道可以轻易谈论吗？马融、郑玄这两个人，不过是专门讲解章句的老师罢了。当今世上本来不缺章句老师，我幸而不是那种人。您想要拜这样的老师，自然有乐意接受您、盼望您来的人。谈论道理、讲解古事、穷究文辞而作为老师，本来就是我们这一类人的事情。我的才能和勇气不如韩退之，所以也不做别人的老师。人的见解有相同和不同，您不要拿韩愈来责备我。如果说我拒绝了成百上千的人，那也不对。我所拒绝的，是老师、弟子的名义，却不接受与之相称的礼仪。若是谈论道理、讲解古事、穷究文辞，有人来向我请教，我难道曾经瞪着眼睛闭口不答吗？敬叔是我所信任、爱护的人，如今我没有机会见到他，却也不敢废弃他的言论。您的文章非常畅达深远，气势恢宏，像开辟出大路，正要迅速奔驰。修治您的车，肥壮您的马，加长您的车辕，调好六根缰绳，走在中道上；大体舍弃这些做法，又何必拜什么老师呢？赶快向懂得道理的人谋求意见，并从古人那里考察，老师就不会缺少了。幸好您赶快来，我愿意整天和您谈论，不敢厌倦，不敢吝惜，也不敢放纵。假如舍弃师生的名义，保存实际内容，用自己的长处补足我的不足，也可以彼此交往而互为老师。这样既没有世俗的牵累，又能有益于自己，古今以来喜好道理的人没有谁会避开这种做法。宗元启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答韦中立书》是人们所熟读传诵的文章，于是有人说宗元与韩愈的意见不相同，又有人说求学者归附韩退之而不归附子厚；读了这篇文章，就可以解除他们的疑惑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秀才足下：我避开“老师”的名义已经很久了。从前在京城，后辈学者到我门下来的，一天有时多达几十人；我不敢辜负他们前来的心意，有长处就指出来，有不足就勉励纠正他们。我教导他们虽然如此，当时却没有老师、弟子的说法。我不愿意做的有两个原因，并不是认为老师不对、弟子有罪：一是世间长久没有老师、弟子的名分，一旦正式这样做，就会受到非难和责罪，所以害怕而不做。具体说法都在《答韦中立书》中，现在一并寄去，您可以阅读。秀才的容貌非常坚毅，文辞非常强劲。我刚开始见到您，就本来很惊奇；等看了您的两篇文章，更加惊奇。即使在京城，每天有几十人登门，谁能超过秀才呢？先前我已经肯定秀才可以成为成人，我的内心本来已经很谦虚了，又何必在书信中谈什么鲲鹏和互乡呢？秋风更加高爽，暑气渐渐衰退，可以偶然同居一处，终日谈论。秀才有时来向我询问内心所想的事情，我不敢吝惜。大体说来，文章以品行为根本，首先要使内心真诚；在外在学习方面，应先读六经，其次读《论语》和《孟轲书》，这些都是经书中的言论。《左氏》《国语》《庄周》《屈原》的文辞，可以稍加采择。《谷梁子》《太史公》的文章非常峻拔洁净，可以参照运用。其余书籍，等文章写成以后，改日再讨论。它最终的归宿在于不超出孔子，这正是古代贤人、士人所戒惧的地方。求取孔子的道理，不要到异书中去寻找。秀才立志于道，千万不要好奇，不要杂乱，不要急于求取显达。道理如果形成，就会蓬勃显现；长久坚持，就会茂盛充盈。像有源头而流出的水，即使遇到旱年也不会干涸；储藏粮食的人，不怕遭遇荒年；储藏珠玉的人，不忧虑饿死。这样看来，成就之后能够长久保持，其方法是可以看见的。即使孔子在世，为秀才筹划，也未必超过这个办法。不详尽陈述。宗元启白。宗元论文章的诸篇中，只有《答韦中立书》最为人们熟读传诵，认为可以同韩愈的《答李翱书》并驾齐驱。人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所说的“文章以品行为根本，首先要使内心真诚”两句话，以及《报崔黯书》所说的“道理的施及，施及于万物罢了，这才是取道理的内在”两句话，才是宗元自己体会所得的言论，是论文章法的最高境界。至于《韦中立书》中“以《尚书》为根本来求取质实，以《诗经》为根本来求取恒久”等句，却还有疏漏；所谓“质实”和“恒久”，难道能穷尽《诗经》《尚书》的深意吗？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四目录 河东柳宗元文四 书、启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报崔黯秀才书 与韩愈论史官书 与史官韩愈论段秀实太尉逸事书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事 答周君巢书 与杨京兆凭书 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

译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四 河东柳宗元文四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您封来给我看的退之的信，说想把文章方面的事情推让给我，也借此来激励您。假如退之的才华超过我几个人，他尚且不应把文章推让给我，那么其中并非实情是可以知道的，本来只是互相借重而这样说罢了。退之所敬重的是司马迁、扬雄。司马迁同退之本来可以相互比较高下；至于扬雄，像《太玄》《法言》和《四愁赋》这些作品，退之只是还没有写过罢了，他决定写出来，一定会更加瑰奇。至于其他文章，他远远超过扬雄；扬雄的文章遣词立意颇为短促、局促、滞涩，不如退之那样狂放任性，纵意创作。既然如此，即使扬雄来到这里，尚且不应推让，更何况是我呢？他喜欢称许别人的长处，认为这样是不屈抑自己；善于称许别人本来没有什么可非难的，所以只是谦恭地这样说罢了。您千万不要相信他。况且您志气高远，喜爱阅读《南北史》，通晓全国和本朝的事情，贯通探究古今，后来的人没有谁能与您相和；而我幼稚愚钝，最终没有什么成就，只是在文章笔砚这些浅近事情上迟疑徘徊。如今退之不是用我来激励您，反而用我来激励您，这更加不合适。然而信的末篇希望您自己抑制锋芒，结合当世事务，这本来是恰当的，即使是我也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您年纪很轻，了解您的人多得像麻一样，不必担心不能显达，只需担心道术不能建立。这是我用来自我勉励，也用来帮助退之勉励您的。不再详说。宗元顿首再拜。吏部是文章的宗师，但他的造诣深浅，应当以柳州所论为准，所以把这篇文章录下来。而且也可以由此看出柳宗元不敢望及韩愈；他详细说明自己的话，大概都是实录，并不是谦辞。报崔黯秀才书 崔生足下：承蒙来信谈及文章，文辞和心意都很高尚，志向爱慕也不平凡。近来确实有意于圣人的言论吗？然而圣人的言论，是期望用来阐明道理的；求学的人应当致力于寻求道理，而忘却文辞。能够流传于世的文辞，必定凭借书籍；道理借助文辞而明白，文辞借助书籍而流传，归根到底只是道理罢了。道理的施及，不过施及万物罢了，这才是取道理的内在。如今世人因为看重文辞便自矜于书籍，以粉饰润色为工巧，以精密遒劲为才能，不是把外在当成根本了吗？您所说的，道理不在文辞和书籍中；您对我的期望，也不是文辞和书籍。这难道不是越来越远离施及万物的道理吗？我曾经学习圣人的道理，身体虽然困穷，志向却不断追求，希望差不多可以同古人谈论。遗憾的是同您不在一个州部，闭口无从发明道理。看您的文章，凭秀才的才华就可以通达圣人的学说。如今您寻求道理，却向外来期望我；越是向外寻求，就越远离道理，这不是很可惜吗？我如果不说，就是辜负您从数千里之外而来、不嫌弃我这个衰朽废弃之人的心意，所以再次这样说。凡是喜爱辞藻工巧、书法精美的人，都是一种病癖。我不幸早早染上这两种病，自从学习道理以来，每天都想用砭针、攻熨等方法医治它们，最终却不能除去；它们缠结在心腹之中，牢固得很，想暂时忘掉也做不到，我私下里常常因此痛恨自己。如今您才开始急切地想改变我的病状，不也很迷惑吗？这本来就是潜藏、郁结、积聚在您内心深处的病根，您安然处之而不自知，真可怜啊！它最终同我的病有什么不同呢？归根到底是同样的两种病。您写的字越来越差，心意也越来越消沉，那么您的病就更加严重了。您沉溺于技艺，我曾见过患心腹病的人，想吃土、炭，嗜好酸味和咸味，得不到就非常忧愁；爱护他的人不忍心看他忧愁，便探取这些东西给他。看您的心意，也已经忧愁了。我虽然还没有得到亲近爱护您的资格，但也看重您殷勤来意，实在不忍心。您若真想分一些我的土炭酸咸给我，我不敢吝惜，只是远远地谈论病情是不行的，等见面后再把我的病状全部告诉您。在没有见面以前，姑且诚心请您寻求良医，先开方治好它；如果能够治好，那就太好了，因为这样一来，施益于世人的道路便会专一而容易通达。若是积结已经固定，医生也无法治好，幸而等到相见时，我一定把您所贪嗜的东西分给您。书信不一一详述。宗元白。礼、乐、射、御、书、数，都是技艺。德行成就便居于上，技艺成就则居于下。处在下位的技艺，是君子所游习的；所谓游习，是说所掌握的越卑下，所达到的反而越高。没有哪一样不是用来培养德行的。如果沉溺其中，进而只追求技艺，那么原本用来培养德行的东西反倒损害了德行。唐代重视文章，尤其重视书法。考试士人，必须身、言、书、判俱佳，才能任近臣之职。因此黯以文章和书法为问，而宗元想把这些全部排除，使施益于世人的道路专一而容易通达，并且把施益于世人作为取士之道的一部分，这真是卓越的名儒之论。宗元可以说是已经身没，而他的言论却树立起来了。宗元擅长书法，如今龙城的柳氏石刻还保存着。

译与韩愈论史官书 正月二十一日，某叩头。呈给十八丈退之的侍者：承蒙来信谈论史事，说已经把这些话全部写在给刘秀才的信中。直到现在我才看到信稿，私下心里很不高兴。往年我同退之谈史事，实在大错。若像信中所说，退之不应在史馆任职一天，那么哪里有探问宰相的心意，认为宰相难道只是想用修史的荣誉来成全一个韩退之吗？如果果真如此，退之难道应该白白接受宰相的恩荣，后来又冒然居于史馆吗？史馆是近密之地，享受俸禄供养，役使人员，掌管故实，还利用纸笔为私人写信，拿这些来供给子弟的费用。古代有志于道的人，不是这样的。况且退之认为修史的人会遭受刑祸，因而躲避而不肯就任，这尤其不对。史书凭借名声来褒贬人物，人们尚且因此恐惧，不敢任意书写。假使退之做了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他褒贬人物成败的影响会更加显著，所应有的恐惧也应更加严重。难道又要洋洋得意地进入御史台府，吃着美食安然坐着，只在朝廷上呼喊唱诺而已吗？做御史尚且如此。假使退之做了宰相，生杀予夺、升降天下士人，仇敌就会更多。难道又要洋洋得意地进入政事堂，吃着美食安然坐着，只在内廷外街呼喊唱诺而已吗？这同不做史官而只贪图名号、利禄有什么不同？您又说，如果没有人为的祸患，就会有上天的刑罚。如果因此责怪古代那些修史的人，那也太糊涂了。凡是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应想着使自己的道义正直；道义如果正直，即使死了也不能改变。如果要改变它，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在鲁、卫、陈、宋、蔡、齐、楚受困，是因为当时诸侯昏暗，不能任用他。他不得志而死，并不是因为写作《春秋》的缘故；在那个时候，即使不写《春秋》，孔子仍然会不得志而死。至于周公、史佚，即使记载言论、书写史事，仍然得到重用并且显达。又不能拿《春秋》来成为孔子的累赘。范▯悖乱，即使不做史官，他的宗族也会被诛灭。司马迁触犯天子的喜怒，班固不能约束部下，崔浩以卖弄正直来对抗强暴的胡虏，这些都不是合乎中道的行为。左丘明因疾病而失明，是出于不幸；子夏不做史官也失明，不能拿这些作为戒例。其余的人，也都不出这些情况。这样看来，退之应当守住中道，不忘正直，不要因为其他事情而自我恐惧。退之所应恐惧的，只是不正直、不能守中道；刑祸并不是所应恐惧的。凡是谈到二百年文武之事的著作，其中有许多这样的劝诫。如今退之说：“我只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把事情说明白？”那么同职的人又都这样说，后来接替现在职位的人又都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是一个人”，那么最终还有谁能为他们作纪传呢？如果退之只根据自己听到、知道的事情，勤勉不敢懈怠；同职者以及后来接替今职的人，也各自根据所听所知，勤勉不敢懈怠，那么或许史事不会失传，最终能够得到彰明。否则，只听信人们的口头传说，往往各有不同说法，日子越久，所说的那些光明磊落、声势可以上凌天地的事情，必定不会沉没，却会变得纷乱杂糅，无法考察；这不是有志之士所忍心任其如此的。果真有志，难道应当等别人督促责备、逼迫催逼以后，才去尽官职的责任吗？又况且凡是鬼神之事，渺茫荒诞、迷惑不明，无法得到确切说明的，都是不应记载的。凭退之的智慧，尚且还为这些担忧。如今学问像退之，文辞像退之，喜欢议论像退之，慷慨自任、正直刚劲又像退之，尚且还这样说，那么唐代的史书，最终难道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了吗？明君、贤相，得到像这样的史才，却又不能成事，实在令人痛惜！退之应当重新思考可做之事，赶快去做。如果最终因为恐惧而不敢做，那么一天之内就可以引退，又何必说将要边走边谋划呢？现在该做而不做，又去诱导史馆中的其他人和后来的年轻人也这样做，这已经是极大的迷惑了。自己不勉力，却想勉励别人，实在太难了！叶适说：“令狐德棻在武德初年便已经提出修史的主张，所以贞观年间晋代以及南北朝的各种史书都得以完整具备。李延寿又亲自编纂史书，虽然这些文字都不足以同古人相比，但成败有据可考，统纪没有失序，对世人的补益很多。自北齐到隋，词章学问汇聚兴盛，太宗又设置文学馆，收罗当时的才俊，名篇佳作和杰出文笔相继出现。后世却说东汉以来道术衰微、文章败坏，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也不能挽救，而古文从韩愈才开始重新振兴；这种说法固然不能改变。本朝接续这一传统，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然而虽然文辞兴盛，往往不过是记叙、铭文、议论、浮泛之说和闲话，反而远远不如唐人在切实处的文章。” 与史官韩愈谈段秀实太尉逸事书。退之在史馆，先前来信谈到退之的进退和史事，确实切中了我的病处。若怀疑事情不实，未能立即登记，其他各点也都是这样。退之一生不曾因为不被信任而受到知遇。我私下自幼喜好到边地游历，向当地老人和退伍的士卒询问往事，得知段太尉的事迹最为详细。如今我所奔走任职的州刺史崔公那里，又蒙他赐教，得到了关于太尉的实际事迹，参照校订，已经完备。太尉的大节，古来固然没有可比的；但人们以为他只是偶然奋起一次，便获得无穷声名，现在看来大不相同。太尉自己在军中遇到艰难时，内心从未有过亏损偏邪；他处理事务，没有一件不值得记载。只是他的名声在下位时未能显达，因此没有传闻，并不只是因为一时拿笏击打朱泚才被认为可信。司马迁死后，退之又以史道为职，应当不苟且地虚度时日。我从前同退之约定要修史，志向十分壮大；如今却被孤零零囚禁废弃，接连遭受瘴疠，身体衰弱疲惫，早晚将死，已经没有能力做什么了。只是不能完成事业，像太尉这样的人，应当让他的事迹不至于失传。太史迁记荆轲，征引夏无且的话来记大将军，征引苏建的话来记留侯，又征求画工来传写容貌。如今我孤独囚禁、卑贱受辱，虽然比不上夏无且、苏建等人，但比起画工只传容貌，尚且稍胜一筹。《春秋传》所谓传达真实、传下著明之事，即使孔子也是这样做的。我私下认为这样可以使事实得到保存，并且已经把这件逸事的情状写下来了。这是记述段太尉平日的心志和品行，并不是说他只因一时激烈地用笏击打朱泚才成名；他的义举非常美好。与上面所说的呈给史馆的奏状一起阅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体现了宗元宣扬善行、表彰正直、勤恳不止的心意。这封信应当写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之后、韩愈回信之后。可惜韩愈的信已经不存，然而从“怀疑不得实，未即籍”七个字，也大致可以看出他回信的意思。可是后世仍然真的认为韩愈不肯修史，这是为什么呢？

译与太学诸生喜诣阙挽留阳城司业书。二十六日，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恭敬地写此信致太学诸位学生：起初朝廷任用谏议大夫阳公为司业，诸位学生受到陶冶，温厚美善，和乐融洽，已经四年了。诏书下达，要把他调任道州；我当时以通籍身份在光范门，就职于秘书府，听说后忧闷而不高兴。这不只是替诸位学生忧愁，也是因为我失去了自己的师表，再没有可以敬仰取法的人了。不久，署中官吏有人传送诏书草稿给我，我得以看到。原来主上十分了解阳公，对他嘉许宠信，恩意勤厚周备。于是我才知道，皇帝是想劳烦阳公到边远地区宣扬风教，把美好的教化广泛施行于百姓。这样我才稍稍宽慰喜悦，仿佛得到天子美好诏命的安慰。然而退下来又感伤自己，幸而生在圣明而不禁忌言论的时代，却不能把自己所积蓄的关于大体政事的议论公开陈述，使执事者听到，希望略能被采纳。阳公南行的第二天，我从秘书府退出来，在司马门外送他上车；从守门和掌管事务的人那里听说，诸位学生爱慕阳公的德行教化，不忍他离去，纷纷在西阙下叩头，诚恳至极地请求像原来一样挽留他的有一百几十人。我不禁拍手大喜，激动得坐立不安。没想到古道如今又重新显现。我曾读《李元礼传》《嵇叔夜传》，看到其中说太学生们仰望宫阙、前往申诉，我以为千百年后再也不会见到这种事了。如今却亲耳听到、亲眼看见了，实在是诸位学生给我的盛大恩赐。唉！我年轻时曾经有意到太学游学，接受老师的学说，用来树立志向、修持自身。当时的议论者都说：太学生聚集成朋党，欺侮老人，轻慢贤者；有的懒惰荒废学业，只图用巧言求取衣食；有的粉饰恶言，放肆地争斗诉讼；有的凌辱傲慢地对待长官，辱骂主管官员。至于退缩自守、能约束自己而不同于众人的，没有几个。我听了又惊惶又恐惧，实在痛心他们游学于圣人之门，却大多成了这样卑劣的人。于是退回乡里，寄托于家塾，考究磨砺自己的学业，经过太学门口也不敢侧目停留，又哪里敢抬头看那些学生呢？如今他们竟然奋发志向、磨砺义气，超出了千百年来的常态，这是听闻和见识为什么如此相反呢？难道从前的议论者说错了吗？还是时代不同、人物不同，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桀骜邪恶之人了呢？莫非这是阳公长期浸润、引导训诫所取得的明显成效吧？如果真是这样，奉行圣人的遗教，居处在天子的太学中，也可以无愧了。唉！阳公有宽博厚重、恢宏弘大的德行，能够容纳善人和不善之人，对来者从不拒绝。从前听说有狂妄迷惑的小生依托门下，有时甚至飞扬文辞，陈述愚蠢丑陋而无赖的行为，议论者便以此责难阳公，说他过分容纳污秽，没有为人师表的道理，这是大错特错的。仲尼说我这一党中有狂者和狷者，南郭惠子曾讥笑曾参的门徒；七十二弟子也曾招致祸患，负刍曾欺辱孟轲，住在齐国馆舍的从者还偷过鞋子。那一位圣人和两位贤人，后来都成为大儒，然而尚且不能免于这些事，怎么能拒绝别人呢？俞跗、扁鹊的门下不拒绝患病的人，绳墨旁边不拒绝弯曲的木材，师儒的席位不拒绝有偏差的士人，这是道理本来如此。况且阳公在朝廷，四方听到他的风声便仰慕尊敬他，贪婪冒进、邪僻浅薄的人或许因此稍稍受挫，不敢遂行恶行。即使他处在师尹的职位，实际上人们都在仰望他。与其到一个方面宣扬风教、在一州广布教化，他的功劳影响远近，又哪里能够估量呢？诸位学生的请求，不只是为了自己，对国家的体制实在很合宜。希望诸位学生不要把这件事只看作私情，想必还会再次上奏，所以我姑且略微助您们一臂之力。勉励保持这种美好的志向，使修史的人能够有所记述。努力吧，恭贺诸位。柳宗元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二人〕 听到有人有善行，便像善行出自自己一样乐于称道，诱导扶助、奖励劝勉，使他的美德得以成就。忠孝的本性，郁积在内心，便从外在行为中表现出来。

译答周君巢书 承蒙二月九日来信，抚慰教诲之意十分周备，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您凭借文雅的品德受到知己的知遇，每天使大府的政事敦厚广大，实在惬意。东西方来的人都说：“海上有许多君子，周公是其中的倡导者。”谨再拜称贺。宗元因为罪过重大，被摈弃废黜，居住在小州，同囚徒为伍；行走时像被绳索缠着，居处时像被关在枷锁中，缓慢蹒跚而无处可去，拳曲拘束而不能舒展，枯槁得像断木，颓败得像未经雕琢的玉石。外形既然如此，内心也就可以想见了。然而我始终不肯谈论鬼神之类的事情。如今您却盛赞山林水泽间那些清瘦之人，把他们说成可以长寿，还把他们的道术说得神奇，这似乎同尧、舜、孔子的道理不相类似，为什么呢？您又说：“服食药物可以长寿，今后将分给我一些。”这本来就是小人不想得到的东西。曾按照君子的道来修养自身，那么外表虽然愚拙，内心却更加聪明；外表虽然木讷，内心却更加善辩；外表虽然柔弱，内心却更加刚强。表现在外时，内外能够合一，行动又时时合乎时宜，使人的本性得到安定，使圣人的道得以光明地实现。这样即使最终不能活到老年，道也会长存。如今所谓山林水泽中的清瘦之人，我这里根本没有；他们把世间的混乱看成治理，把人的祸害看成利益，把违背道义看成义行。他们以为自己长寿而活着，别人短命而死去，本来就不能触动他们的肺腑。他们昏昧地奔走，困顿地居处，却自以为浩然有余；挖草、煮石，只顾滋养自己的筋骨，而一天比一天更加愚昧。别人得不到好处，唯独他们自己以此为乐。像这样过上千百年而愚昧日益增加，所谓的夭折也不过如此，又凭什么制定高明的谋划呢？宗元当初讲求道理并不坚定，被世间显赫的利益所动，遭受大辱，因此逃亡、奔窜、禁锢，受到世人的诟病。凡是我所施行的事情，都被认为乖戾，跟着狂吠的人成群结队；我自己尚且不能明白，何况别人呢？然而只要守住先圣之道，从大中正道出发，即使万次受到排斥弃绝，也不会改变内心。大体上都像从前在京城西面同您谈论的那些话：我愚钝而不能改变，也希望您把从前所坚持推行的道理坚定地扩大，不要被方士迷惑。做官即使还没有显达，也不要忘记百姓的忧患，那么圣人的道就幸运得多了。您一定还有要陈述的话，这里不再详说。宗元再拜。神仙之说确实渺茫，但嵇叔夜写《养生论》，说一滴水的益处也不可抹杀。以苏轼的明达，尚且不能完全没有疑惑。朱子排斥异端、止息邪说，却仿效陈子昂《感遇诗》的体例，也说：“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为什么呢？谷永所说的：“人们说世上有仙人，服食长生不死的药物，远远地升起而轻快飞行，登上高天倒映日影，观览悬圃，周游蓬莱，耕种五德，早晨播种晚上收获，同山石一样无穷无尽，黄治还能发生变化。”那些关于坚冰、淖溺，以及把颜色化为五谷的法术，都是奸人迷惑众人、挟持旁门左道、怀有欺诈虚伪之心来欺骗世间君主的话。这些说法，难道还不是事实吗？天地称为两大，寿命延续万古；然而天地也未曾没有生死。深谷变成丘陵，那么一座山谷的天地就死了；高岸变成深谷，那么一片岸地就死了。难道人却有不死的道理吗？如果说茫茫的天地上下无边，永远不会毁灭，便认为天地不死，那么人的本性也本来不死，又何必谈论那些众多纷纭的万物，古往今来一直如此呢？人的身体，正如山谷中的天地，以山谷作为身体；高岸上的土地，以高岸作为身体罢了。却想要执守这一身的百骸九窍，希望它长久存在而不毁坏，这同一定不让深谷变成丘陵、高岸变成深谷有什么不同呢？任何一门技艺的传授，必定有师承。如今宣扬长生学说的人，难道不是以庄子、老子为老师吗？庄子说：“天下没有比夭折的孩子更长寿的，而彭祖反而是夭折的。” 他又说：“蛰虫养护内在，老虎却从外部吞食它；豹子养护外在，疾病却从内部侵袭它。”那么最善于驳斥长生说法的，没有超过他的老师庄子了。然而人们还是不能没有疑惑，为什么呢？人的眼睛想看美色，耳朵想听声音，鼻子想闻香气，嘴巴想尝滋味，四肢想要安逸，尤其想要长久存在；既然想永远不断地满足这些欲望，于是慨然产生了求长生的愿望。然而宣扬长生学说的人说：“必须先断绝种种欲望，然后才能长生。”那么即使果真得到长生，也等于买下空盒而退还里面的珠子，已经不是原来想要的东西了。何况实际上还一定不能得到长生呢？至于他们所谓元精、元气、元神的理论，归结到天地同根、万物一体，那么起初就没有所谓生，又何必谈论寿命长短呢？况且他们的身体如果也成为大身体，同这茫茫天地一样无边无际，永远不灭，又要在其中安排、安置什么呢？至于服食药物的说法，更加荒谬妄诞。人出生以后，阴阳均衡，身体各部分便没有疾病；阴阳偏斜，便产生灾病。如今他们的理论说：“一丝阴气没有耗尽，仍然不能成仙。”于是烹炼天地间纯阳的东西拿来服食，这不是求长生，简直是在求速死。温带以下，没有属于血气的生物，因为那里逼近太阳，如同洪炉旁边，不能有生物存活。那么哪里会有阴气断绝却仍能生存的东西呢？他们也就是没有明白阴阳的道理。又有守中、服气、还精、补脑等方术，说不死之药不离自身，却不知道人的一身，什么东西才算是自身？眼泪、唾液都是水，皮肤、肌肉都是土，温暖、热气都是火，运动、摇动都是风，精神和智慧都是天。凡是土、水、火、风这一类进入我们的耳、目、鼻、口的东西，都是用来养护生命的；但归根到底，同我们身体内部原有的东西并没有区别。然而这些都不是不死之药，为什么偏偏认为自身所有的土、水、火、风足以使人长生呢？读宗元这篇文章，可以说他的见识是：道长存，人便长存；道夭亡，人也夭亡，见识非常伟大。因此推演这类道理，把其余的问题也说尽，用来解除世人的迷惑。

译与杨京兆凭书 某月某日，宗元再拜奉书给丈人。差役胡要回来复命，带来您的教诲，激越严正，使我感动振作，铺陈宏大。信中先谈到推举延揽贤才俊士的道理，在如今的世道很难；其次谈到文章；最后说到我愚钝衰败，剥落困顿憔悴，无法守护宗族、恢复田地，忧虑怜悯之情十分深切。您不只是对亲密故旧加以照顾，又公开称许、显著奖赏，肯定我一向的操守而激发我的忠诚。因此我既踊跃又敬畏，和往日承受您的书信相比，感受更深万万倍。所以冒昧把我的愚见全部奉献给您。大凡推荐人才的道理，古人所谓困难，并不只是一个困难而已：了解人才难，说出人才难，使人听信也难。有的人确实有才德，却以谈论它为耻；有的人有才德，却乐于谈论；有的人没有才德，却善于自我吹嘘；有的人没有才德，却不说话，装得好像有才德一样。有才德而以谈论为耻的，是上等人才。即使舜也难以了解这样的人，孔子也说曾错失了子羽。比这更低一等却说自己了解而不会错失人才的，都是妄言。有才德而愿意谈论的，是次一等。德行如汉光武时的冯衍，却没有被任用；才干如王景略，却被任命尹纬为令史；这些人终日号哭、大声叹息，最终也没有人理会。没有才德却善于吹嘘的，是奸贼。赵括因此能够代替廉颇，马谡因此能够迷惑诸葛亮；如今像这一类人，世上并不少。将相大臣听到他们的话而一定能够辨别出来，也是妄想。没有才德却不说话的，像土木一样。周仁凭借重臣的身份做了二千石，许靖凭借人的赞誉取得三公之位；近世尤其喜欢把这一类人当作长者，最容易得到荐举和宠遇。那些言语朴实愚拙、没有害处的人，在田野乡里作为普通人，即使称作长者也可以。从守门击柝的职位开始，就必须敬重自己的职事；地位越高，能够惠及世人的范围越大。怎么能任用毫无作用的朴木呢？如今人们说：“某人是长者，可以做大官。”这类人往往并不是古人所谓的长者，那就一定只是土木而已。把土捧起来、把木头举起来，送到朝廷廊庙之上，给他系上绂带戴上冠冕，又让徒属仆役在他身边奔走，这对天下百姓的劳苦哪里有补益呢？圣人的道理不能增益于世间实用，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了解人才难。孔子说：“仁人的言语是迟钝的。”孟子担心还没有相互了解便开口，那么对方还没有信任我，我却告诉他士人必须有三层隔阂：他会说“他真的了解士人吗？了解文章吗？”怀疑而没有重视，这是第一层。又会说“他莫非只是私下偏爱吗？难道是通过交结来谋取利益吗？”这是第二层。还会说“他是不是觉得我不如他而嫉恨我？这样会妨碍我的事情。” 这是第三层。因为害怕这些，所以不敢说，因此说表达人才难。说出来又有这些忧患，所以说使人听信更难。只有明智的人，才能懂得为什么有人值得推荐、能够得到推荐。如果在听取其中任何一方面时有所欠缺，就不可以希望成功。然而君子不会因为说人才难、听信人才难，就不努力寻求人才；人才是治理的根本。即使主管官吏不信任我，只要我认识人才而不放弃，就一定会有信任我的人。即使没有主管官吏，只要我了解人才，也能使人才显达；那么一旦我掌握任用人的权柄，就一定会有所施行。所以公卿大臣的重要责任，没有比寻求人才更大的。若不预先准备并反复讲习人才之事，突然君主有所询问、宰相有所咨询、主管官吏有所求取，而没有办法应答，那么大臣的职责就可能有所缺失，因此不能害怕烦琐。如今世上谈论士人，先说文章；文章只是士人的末端。然而立言的根本就在文章之中，虽然是末端，却能掌握根本，大约十之七八，不容易忽视。自古以来文士之多，没有比当今更多的。如今后生写文章，能够赶得上屈原、司马相如的，可以数出几人；能够赶得上王褒、刘向一类的，又可以数出十人；至于陆机、潘岳之流，更是接连不断。如果人人都不断努力，那么文章的盛大，古代从未有过；后代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今世俗的耳目平庸，不能据此取信，只有杰出而特别的人才会显现出来。丈人凭借文章法度通行于当世，叔仲鼎立于天下，号称文章大家。如今又有敬之，敬之是能够赶上屈原、司马相如的人之一。天下正趋于安定，如今的文士都能够先讲治理，治理之道并不只断定于古人。《书》使老生直趋尧舜的大道，孔子的志向被明白地表达出来，这也是古人难以达到的。这样看来，文章未必是士人的末端，只看取舍采用得如何。宗元从小就学习写文章，中间幸而考中甲乙科，后来做到尚书郎，专门掌管百官的奏章，但还不能彻底懂得作文之道。自从被贬官以来，没有政务可做，便阅读百家之书，上下驰骋于其中，才稍稍懂得文章的利弊。去年吴武陵来，我赞赏他年纪轻、才气壮健，可以振兴西汉时代的文章。我每天同他交谈，于是替他写出几十篇文章，希望能够铿锵有声、陶冶性情，时时显现古人的情状。然而古人也不过是人罢了，又有什么遥远呢？普通人可以谈论古人，却不可以谈论当今的人。桓谭也说：亲眼见到扬子云的容貌，并不能使人动心，哪里肯替他传播文章呢？即使有人博大如庄周、悲壮如屈原、深奥如孟轲、雄壮如李斯、峻拔如司马迁、富丽如司马相如、明达如贾谊、专精如扬雄，只要仍是当今之人，那么世上高明的人就已经少得可怜了。由此看来，古人未必不如当世之人，只是他们可能在后世才得到荣誉。像吴子的文章，如果不是丈人，便没有人能够了解；只是担心世上才高的人不肯长期学习，不能穷尽训诂风雅之道，却把一时的文章当作非常盛大。至于宗元，我才力衰败，不能远游高驰，同诸位学生摩挲九霄、抚临四海，向后世夸耀了。为什么呢？凡是写文章，以精神意志为主；自从遭受责罚驱逐，又接连遭遇大变故，荒乱耗竭，再加上常年积累的忧惧，精神意志已经很少了。所读的书随即又遗忘，一两年来痞气尤其严重，再加上各种疾病，行动起居没有常态，昏昏然受到骚扰，内心产生阴霾雾气，堵塞充塞；虽然悲惨沮丧，却仍有意穷究文章，只是疾病夺去了我的志气。每当听到别人说大话，就气息受挫、震惊恐惧，抚胸按胆也不能自己停止。永州又多火灾，五年之间四次被大火逼迫，只能赤脚逃出；墙壁毁坏，窗户穿空，仅仅免于烧灼，书籍散乱破裂，不知道流落到哪里。每遇火灾的恐惧，接连几天茫然不能说话，又怎么能够在笔砚间尽情表达呢？辛苦自持，反而伤害这危险衰败的魂魄吗？内心的真挚忧愤郁结，都详细写在献给许京兆丈人的信中，不能再烦劳陈述。

译凡是被贬斥废弃的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任用，而宗元唯独没有这种念头；我自认为罪过重大而无法解脱，才质又没有可取之处，只求苟且活着，叙说忧惧便算幸运，哪里敢有别的志向？我想到先君禀有孝德，秉持正道，高出天下之人，两次入朝做到六品官；宗元不肖，也曾两次入朝做到六品官，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遭遇？况且柳氏号称大族，从五六代以来没有做朝官的人，难道只有我愚钝而超过数百人吗？这样自我衡量，官位已经过分，宠遇已经深厚了。知足同知止不同，宗元已经知足了。若要立即停止而不接受俸禄官位，我又还做不到；如今再得到好官也不推辞让出，为什么呢？拿别人来衡量自己，还足以自我进取；如果最终达不到，也本来没有什么遗憾。进取的志向已经停止了，身世孤单，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家族的，即使受到极高的宠爱，谁又能同我共享荣耀呢？只是遗憾不幸曾经结亲，而妻子早早凋落，寡居十多年；曾经有过一个儿子，却没有一天能够承受他的寿命，到如今也没有可以托付后嗣延续的孩子，遗憾和痛苦一直存在于心目之中。孟子说不孝有三种，以没有后代为最大；如今世上奔忙求进的人，所害怕的也只是这一点。上天如果不抛弃先君的德行，使我有后代，也许还可以希望延长寿命，等到大赦，回到乡里，建立家室，那么为人之子的责任就完成了。超过这个限度却还争逐宠爱和利益，上天会厌弃他，上天会厌弃他！丈人早晚将回到朝廷，再度成为大臣，我恭敬地希望您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我流泪叩首，把它写在座右，感激到了极点。宗元再拜。这篇文章的后半篇也是哀怨之声，同《与萧俛书》一类。前半篇所说的了解人才难、表达人才难、使人听信所言难，把末世人物的情理写尽了，确实是至理确论。贺赵江陵宗儒征召符载启 某启：恭敬地听说您任用武都人符载为记室，天下有志之士纷纷相互顾盼，接着发出叹息；他们知道行善的人找到了归依，散布流言的人也有了可以指责的借口。正直之道正在实行，义理之风正在发扬，堂堂然确实已经存在于荆山之南了。幸甚，幸甚！以符君的才艺和志气，是当时闻名的人才；只是职位未免长期迁延，处在中间，因缘际会陷身危邦，随同世俗沉浮，却没有废弃自己的道义，反而被嫉妒他的人横加诬蔑。房给事以高尚节操特立独行，在朝廷上为他辨明；王吏部以清正舆论自任，在外为他辨白。然而小人的浮泛议论仍使他困于交相诽谤之中。凡是想得到符君的诸侯，城池相连、土地相接，却被沸腾的流言迷惑，彼此环顾推让，没有人敢首先举荐。等到您接受任命的那天，他们都张口垂臂，怅望叹息，感到悔恨。就好像到海中寻珠，直径一寸的珍珠已经先被人得到，于是众人都怏怏离去，知道奇宝已经有了归属。唉！巧言很难辨明，下流之人又多讥讽；如果不是大君子出世的气魄，又能有什么希望呢？遥望清正的风范，仿佛远在天外，我感激欣喜、踊跃不已，冒昧写信致贺，惶恐不安，不能尽述。符载未必一定是天下人寄托希望的关键，但可以由他的出处进退来推测士人的进退。然而伤害胎儿、杀死鸟卵，凤凰就不会出现。不要说一个人可以受冤，何况才俊之士呢？鸣犊被晋国杀害，仲尼便回去了；郭隗受到燕国重视，乐毅便来到；无知在汉，曲逆得以进用；咸博得到印绶，萧何的儿子便显达；杜季防备困难，袁闳便显得狂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堂之中有两张琴，宫调和商调必然相应；草木有相同的气味，怎么敢有所差错呢？从人事上说，这正是君主对臣下的大义。宗元祝贺赵宗儒，难道确实是出于不忘君主的诚心吗？《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五目录 河东柳宗元文五 序、论 《愚溪诗序》《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送徐从事北游序》《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送崔子符罢举诗序》《送从弟谋归江陵序》《送澥序》《封建论》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五 河东柳宗元文五 《愚溪诗序》灌水北岸有一条溪，向东流入潇水。有人说，过去冉氏曾居住在这里，所以把这条溪称为冉溪。有人说这里的水可以用来染色，于是根据它的功能命名为染溪。我因以愚笨触犯刑罪，被贬到潇水一带；上任后喜爱这条溪，走进去二三里，找到其中最奇绝的地方，在这里安家。古代有愚公谷，如今我在这条溪旁安家并以愚命名，究竟应当怎样命名，不能确定；当地居民还在争论不休，不能不改名，所以把它改称为愚溪。在愚溪上游，买下一座小丘，命名为愚丘。从愚丘向东北走六十步，得到一处泉水，又买下这块地方居住，命名为愚泉。愚泉共有六个泉眼，都从山下平地涌出，大概是从地下向上冒出的。泉水汇合后曲折向南流，成为愚沟；于是背土运石，堵住狭窄处，筑成愚池。愚池东面是愚堂，南面是愚亭，池中是愚岛。嘉美的树木和奇异的石头错落布置，都是山水中的奇景，因为我的缘故，全都蒙受了“愚”的羞辱。水，是有智慧的人所喜爱的；如今这条溪却偏偏被愚这个名称羞辱，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它的水流很低，不能灌溉，又高峻湍急、礁石很多，大船不能进入；幽深、浅狭，蛟龙都不屑于居留，不能兴云降雨，不能给世人带来利益，恰好同我相似。既然这样，即使把它称作愚而使它受辱，也是可以的。甯武子在国家无道时便装作愚钝，是有智慧却表现得愚钝的人。颜子整天不违背孔子，像是愚钝，其实是聪明睿智而表现得愚钝。二人都不能算真正的愚人。如今我遭逢有道的时代，却违背常理，悖逆事理，所以凡是称作愚人的，没有谁比得上我。既然这样，天下就没有人能同我争夺这条溪，我可以专门占有它并用“愚”来命名。溪水虽然对世间没有什么用处，却善于映照万物，清澈明净、秀美透彻，水声铿锵如金石，能使愚人欢笑、眷恋、喜爱，快乐得不愿离开。我虽然不合于世俗，也颇能用文章来自我排遣，洗涤万物，包容百态，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用愚笨的言辞歌咏愚溪，便茫然相合而不相违，昏昧地同归一处，超越鸿蒙，混同希夷，寂静空旷而没有谁了解我。于是作《八愚诗》，刻记在溪边的石头上。水色黑叫作卢水，不流动叫作奴水。水不能润泽万物，古人便给它加上恶名。宗元因为这条溪水不能灌溉田地，又承载不了船只，便给它命名为愚，也是有根据的；这大概也因为他感慨自己济世的愿望没有实现。把没有智慧叫作愚，而没有智慧却是万有之智的根源；说它超越鸿蒙、混同希夷，未免又太过自我赞誉了。至于所谓洗涤万物、包容百态，其实正是乐于自我描绘文章，可以作为实录。即使如此，难道同布帛、粮食这些实际物资之间仍然没有差别吗？《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李锜蓄谋反叛，偷窃财货，聚集党徒，谋反已经十年。如今皇帝即位三年，大力建立制度；于是盗贼既恐惧又振作，准备实现他的恶谋。他看见部内忠良的守臣不能为自己所用，便诬陷他们，使睦州刺史获罪离职。因而惊动天子，使御史前来审问，李睦州被拘留在睦州。从大门到厅堂，都由他的私人部卒守卫，天子的卫士连手都不能动一下来申辩。案情最终被完整具结，盗贼于是发动叛乱，而朝廷大臣仍然采用他的文书，把睦州贬到南海边。上路以后，盗贼带着一百名徒众在楚越郊外拦截，李睦州一边作战一边退走，才得以保全；随同的左官吏所剩无几，盗贼最终被擒，在社坛墙外斩首。议论者认为应该把睦州召回，以说明他受到的诬陷。后来又遇到大赦，他才被调往永州。永州距长安还有四千里，睦州从未替自己申辩。吴武陵是刚强健勇之士，心里不能忍受，于是激发真诚，声音铿锵有力，写诗为他申辩，这才内心稍稍满足。我本来就了解睦州的道义，早已深深含在心中而没有发出；又很久以来听说吴武陵先于我发声，内心受到激发，仿佛钟鼓被敲响，不知不觉声音便发出来了，于是把这首诗系在一起，并且加写这篇序。李锜蓄谋反叛十年，唐朝君臣不能洞察先兆，反而替盗贼驱逐那些不肯依附他的人，即睦州刺史李清臣。李锜既然起兵反叛，朝廷还采用叛乱者所写的狱辞来治李清臣的罪。现在看来，实在足以成为笑料，也不禁怀疑史书的记载不是真实的。却不知道事情是逐渐浸染形成的；在当时，有些变化忽然发生，来不及察觉。李锜在德宗时专门刻剥百姓，以此作为进奉。宪宗平定蜀地，李锜感到不安，于是发动叛乱。他平日用来蛊惑、欺骗朝廷的事情，难道只有李清臣这一件吗？审问李清臣的御史身在李锜的地盘，不能动手申辩；况且顺从李锜，朝廷便认为正确；替李清臣申辩，灾祸转眼就会降临。于是拖沓敷衍，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反贼利用。叛贼既然反叛，宪宗哪里肯亲自考察平日诏书的施行是否正确？公卿大臣哪里肯感奋，只是阿谀敷衍，凡是对自身和家族没有好处的事情，哪里肯替已经写成的狱辞翻案？主管官吏奉行旧例，又在不知不觉中使朝廷仍然成为反贼的工具。李锜反而贬斥了不依附叛贼的李清臣。当时，向上问，上面的人不知道；向下问，下面的人也不知道；可是四方百姓没有不知道而为之哀叹的，盗贼奸邪之徒也没有不知道而为之庆幸的。能不令人畏惧吗！唉，君主不过一人之身，可是四海九州中所有想取得利益和名声的人，无不来蛊惑、欺骗、蒙蔽他。这就是古代先哲明王为什么内心忧虑危险，像踩着老虎尾巴、走在春日薄冰上一样。

译《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越国有以纳官之法来战胜强敌，汉朝有设置羽林军来威服四方。国家褒宠先中丞，功烈超过古人，所以您还未成年，品秩常列第四，仍说比古人所得还薄。汉朝北地都尉卬，因为不能胜任职守而被匈奴所食，他的儿子单被封侯于缾；济北相韩千秋凭匹夫的信义，奋勇攻打南越，他的儿子延年被封侯于成安。您所得的封地，尚且还被有关官员扣减。您起初由施州调任涪州，抵御蜀道上的强敌，白天不离兵刃，夜晚不脱铠甲，说：“我的忠烈确实如此，宁死以待敌人。”敌人也说：“他确实忠勇刚烈，竭尽力量以死相拼，不可侵犯。”然而掌管文书考核的官吏，却依据簿书计算得失来责罚您。您治理这个郡已经两年，朝廷建立根本、端正纲纪，使万国都沾受恩泽，像被洗涤一般，万物得以生长。何况涪州家声显赫，您又有振兴家业的志向，理应尤其受到显著的恩宠。从汉代以来，南方各州美好的地方十有七八，没有比得上澧州的；治理澧州的佐理官员，没有超过长吏的。因这些功绩晋升品秩，人们还说：“恐怕后面还有任命。”永州多是被贬的官员，而您宽厚和善、温柔仁慈，所以那里的欢悦不同于其他地区。优厚的诏书已经到了，您恰好在文章方面雪耻争胜；您此去，大家格外惋惜，凡是羡慕赞叹的话，无不更加深厚。唉！凭您所承受的重任和恭敬严肃的美德，天下各地凡是寻求忠诚壮烈、义气刚烈之人的，都将以您为榜样。凡是君子的志向，都希望它宽厚从容而更加坚定，郁结愤懑却始终不忘，从而增益太史世家的名籍；若把这些作为赠礼，那么双手捧着的美玉和大鼎，又哪里能说得上贵重呢？南，是南霁云的儿子。南霁云的忠烈贯通日月，儿子又继承了这种精神。他冒着箭石，踏着锋利的刀刃，始终不悔。然而那些鄙陋的享禄官员和奸猾的文吏，却抓住他的短处，搜求他的瑕疵。朝廷便据此施行惩罚，直到大赦之后才得以酌情改调远近适中的地方，并且与罪人一同受到新的恩典。这正是柳宗元为之痛心的地方。虽然写文章向他道贺，实际上却哽咽得发不出声音。文章末尾勉励他至死不改、忠于君主，也就是孝敬父母。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益友吗？《送徐从事北游序》读《诗经》《礼记》《春秋》，却不能说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容貌堂堂，声名却没有流传于世，难道是因为天下广大、儒生众多而造成的吗？还是他把自己的学说隐藏起来，忌讳谈论自己的阅读所得，不让世人听见并传播他的名声呢？或者是因为他居住在偏远地方，任职也在偏远地方，没有同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和豪杰们较量才艺，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呢？又或者，是没有显达的人替他倡导，从而振扬他的声名呢？如今世上不能说儒生很多，从先生身上就可以看出；先生又不是有意隐藏学说、忌讳谈论所读之书，那么前面两种情况便可以排除了。先生向北游历，一定会到通都大邑；通都大邑一定有显达之人，由此先生的学问果真会被听闻并流传于世吗？如果声名流传，一定能够取得官位；取得官位后，把《诗》《礼》《春秋》的道理施用于政事、推及万物，想着不能辜负孔子的笔墨和言说，能够做到这样，才可以称为儒者。难道儒者只可以谈论和讲解所读之书吗？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了；七十弟子相继去世后，大道的意义也发生了偏差。老子、庄子、杨朱、墨子、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田骈、慎到等诸子百家的学说纵横交错、混淆纷乱，六经之道日益晦暗。邪说泛滥，人心一天天走向禽兽的道路。于是李斯把书籍全部搜集起来焚毁，使百姓变得愚昧。汉朝兴起后，六经才开始重新萌芽；众儒生大力搜集补缀，从千百篇中保存下十分之一。汉章帝等诸帝使经义彰明，于是搜求遗书，设置学官和博士，天下才开始知道尊崇圣人经典。汉末衰败，晋魏时期昏暗不明。唐朝又重新修订汉代典籍，汇辑笺注，撰作正义，牢牢遵守汉儒的训诂，不敢越出其范围。韩愈、柳宗元知道这种解释在义理上还不完备，却像涉过大水而没有桥梁可通。因此韩愈有《师说》，柳宗元有《师箴》，无不因不能以圣人为依归而发出叹息。宋代濂、洛、关、闽诸学者出现，才开始解开汉唐学术的束缚，窥见周公、孔子的深奥道理。他们撰成的文章有数万篇，所防范、辨析的问题有数千条，阐明经义旨趣，昭示后来的学者，我们至今仍依赖它们。虽然如此，义理是万古不变的；至于天时、地利、人官、物理等若考察典籍，往往有残缺错乱；考察训诂，又有传闻不同的说法。今人不能见到古人向他请问，不能凭主观臆断、自以为是地作决定。如果不除去杂草污秽和荆棘堵塞，就无法通往四通八达的大道，也实在令人感慨。帝王治理天下，如果不以六经来选取士人，那么从事功名之途的士人，怎么会不买下空匣而退还其中的珍珠呢？况且若把六经看作帽带和发髻之类的装饰，因而轻视并损毁它，沿袭久了，将使朝廷之上没有一个通晓经书的官员。官员既不明白经义，却想让通晓经书的士人得到进用，就困难了。通晓经义的人反而被黜退，下面的人一定会忌讳显明经义；再沿袭下去，将使学校之间没有一个通晓经书的士人，而官员只凭句法、字法、文气、文势各随自己的喜好，把它们作为进退士子的标准。凭这种标准在礼部考取名次，升入朝廷，使天子同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确定万世太平的宏伟基业，唉，也就困难了。六经之道果真这样容易吗？柳宗元说：儒者难道只是会谈论、讲解经书就够了吗？我为此再三叹息，更何况那些从来没有讲解过经书，却自称儒者的人呢！

译《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我未成年时参加进士考试，听说娄君的名声很熟悉；他所作的歌诗在京城传诵，通晓多种经书和群书，当时写文章，崔比部、于卫尉都称赞他的文章，众人都说：“他是纳言的曾孙，又有这样的才学。”都推让他为首先登第的人。十多年后，我以尚书郎的身份被贬到零陵，见到娄君仍是白衣平民，居住没有房屋，出行没有童仆和车马，我深感惊异，询问他原因，他说：“如今取得科名的人，要结交权贵，倚仗亲戚；一旦关系相合，就像插上羽翼，兴风作浪，声势浩大而且游刃有余，这些我都没有。否则就满足于饮食享受，驾驭坚固优良的车马，在朋友同伴中寻欢，把相互交易当作资本，把相互交换当作名声；有人不答应，就凭气势排斥他，这些我也没有。再否则就要筋力强健，善于登门请托，早晚向平常人卑躬屈节，奔走于高门，邀取显贵车驾，强作笑容、说假话，卑微局促而谄媚偷巧，只偷取片刻的容色来卖弄自己的才艺，这些我也没有。自己估量终究不能忍受这种劳苦，所以舍弃科举而出游。”他渡过湖江，出了豫章，到达南海，又从桂州南下。他年轻时喜欢道士的说法，服食药物以求长寿，尚未完全得到其中的方法，所以一边游行一边寻求。我听了更加疑惑：过去我所见到的那些考中进士的人，有些并不具备娄君所说的这些手段，却也没有一个像娄君这样有文学才华；他们又没有纳言那样的高尚祖德作为凭借，也没有比部、卫尉那样的知己替他们扬名提拔，但这样的人竟有一百几十个。如今娄君并不是有所不足，只是他不喜欢这些而逃避罢了。因此我请他为我留住三年，后来他又说：“我内心所追求的还没有实现，如今我就要出行了。”我既惊异于他逃避名声，又感念他长久留在我身边，所以替他写下这些话。君子的出仕，是为了推行道；他的退处，是为了独善其身。如今天下太平，皇帝屡次下诏求取贤士，娄君的智慧足以担任职务、处理政事，文章足以向世人宣扬风俗、歌颂德行，一定会有与他志道相合的人荐举他；他却匆忙做隐士，我认为不是时候。他难道要说：“年老了所以退职休息吗？”可是他还很年轻而且锐气十足；难道要说：“身体羸弱所以自我保养吗？”可是他身体很强壮而且勇武。问他为什么退处，却都不能给出名正言顺的理由。如果姑且把求得长寿当作人生之道，那又不是我所说的道。人的形体寄寓在土地之间，并不是我能够私自保有的；有幸能喜好求取尧、舜、孔子的志向，只怕求不到；有幸能遇到推行尧、舜、孔子之道的机会，只怕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能够这样，即使长寿也可以；追求它而获得，实行它而称心，即使上天要哀悯，又哀悯谁呢？如今若把呼吸吐纳当作食物，把咀嚼药物当作精神，把无所作为当作闲适，把不死当作生命，那么深山中的木石、大泽里的龟蛇也都长久不死，它们对于道又怎么样呢？我曾经学习儒道，却没有坚持住，陷入今天这种境地；出仕便困顿，退处又违背本心，看来我确实不适合谈论大道。因为您对我有私交，我又格外看重您的离去，所以私下把这些话写下来，秘密地交给您。我要把科举中不肖秀才的种种情态画出来，如同夏禹铸九鼎那样使它们显现；揭开那些想求长生者的愚昧，如同扁鹊使蒙昧者开悟。《送崔子符罢举诗序》世上有人以进士科为弊病，想改用孝悌、经术、兵法、农事来取士，说：“这样或许能使风俗更加淳厚，国家也可以凭此得到治理吧？”柳子说：“不对。正因为当今世上崇尚进士科，所以天下各家都把优秀子弟、公卿大夫的名门子弟以及国家的优秀人才，全都送来应试。况且如果更改科目，难道就能得到异乎常人的人才吗？不能。社会所崇尚什么，人才就会转而追随什么。以孝悌为所尚，孝悌仍然是这些人的行为；以经术为所尚，经术仍然是这些人的学问；即使以兵法和农事为所尚，也是一样。有人问：‘那么应该怎么办？’回答说：‘根据他的言辞，观察他的行为，考察他的才智；能够教化人、造福万物的，就提高他的等级；文辞胜过本质、行为没有可观之处、才智无从考察的，就降低他的等级。这样风俗自然会淳厚，国家自然会得到治理，不必更改科目。’如今有博陵人崔防，字子符，年轻时读经书，写文章，以孝悌和治理之道为根本，待人宽容而且善于辨别是非。当时凭才智刚强而能知人柔弱之处，向有关官员进用，六次选拔都没有成功。他家中有冤屈相连的事情，在宫阙下伏地申诉，数月不能解决。他的仕途将会很晚，又怜悯年幼的孤儿，往返奔走不怕万里之远，两年都没有参加选拔。世人都说：“这是仁慈友爱的人。”像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应该受到尊崇吗？即使一百次更改科目，难道就能使风俗淳厚、国家得到治理吗？” 如今天下已经得到治理，民风已经淳厚，想让这种局面延续无穷，关键只在于慎重对待这件事。朝廷尚未命令有关官员；一旦命令下来，果真得到有道之士，那么这种取士方法就应当实行。崔子应该因此得到任用，又何必说太晚呢？我的智慧不足，却偏偏只会写文章，所以起初被发现而进用，最终又因它而废弃；在乡野居住了八年，朋友切磋的益处、磨砺学业的功夫，都只是听在耳中而荒废在心里。崔子幸而来亲近我，我读他的书，听他的话，重新激发我当初的志向，仿佛从梦中醒来，又像醉醒后询问事情；还未能把这些道理完全告诉我，他就要告诉我自己要走了。我害怕他悲叹时光流逝而内心志愿不能实现，于是向他敬酒，作诗赠送给他，并为他歌唱。在座的人也跟着唱和，唱和之后又写下这篇序。科举制度不必改易，苏轼的《贡举议》对此已经极力陈说，这是千古不易的确论，应当取来一同阅读。

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我和谋从高祖、王父那一代起就分属不同支系，谋比我小两岁。过去我们住在长安，住处相近。我和谋都很年轻，唯独看见他处在人群中少说话，喜好经书，心里很惊异。后来我做京兆从事，谋来参加进士考试，我们再次相遇，对他了解更多。谋大力写作文章，通晓外家之书，两次都没有考中，担心靠俸禄养家来得太慢，便放弃科举做了广州从事，又辅佐邕州，接连得到荐举，升至御史，后来凭借机智免职回到江陵家中。他有一所住宅，四周种桑；有僮仆三百人；有田五百亩，种植谷物和麻；家中养有牲畜，出行有车，不向别人有所求。每天率领各位弟弟准备滑美甘甜、丰盛柔美的食物，察看寒暖是否适宜；空闲时便读书，讲论古人的作为，探求大道的极致，互相勉励。经过永州时，给我留下书信，详细说明他所做的事情：士人居家应当孝悌恭俭，做官应当敬慎严肃，出外诚信，入内厚重；使家庭富足，却不凭非正当的道路求取自身进身，不苟且求得。时机到了便进，时机不合便退；尊敬老人，使他们不受汲水舂米之劳；安宁和乐而且更加长寿；兄弟和悦相亲。不谋求食禄而食禄自然充足，不专门谋求声名而道德自然显著。这样看来，谋放弃进士科而到远方做从事，起初我还怀疑，如今我认为他是对的。我们分别九年，才在这里相逢；看他的相貌更加伟岸，问他的学业更加熟练，探问他的志向更加坚定，唉！我们宗族衰落已经很久了，有见识的人说：“如今世道稍稍有了人才，像谋这样进退取舍，难道不正是所谓人才吗？”有人问到管仲，孔子说：“他是个人才。”谋虽然没有像管仲那样得到施展，但他的为道之术没有违背正理，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称誉。又听说圣人的道，学习它就一定能达到；谋的学业已经很好，却还在不断增进，志向已经专一，却又好像总觉得不足。孔子门下并不称道管仲、晏婴，那么谋的为人，难道能够轻易估量吗？我因为没有智慧而触犯罪过，被斥逐到越、楚之间六年，筑屋覆草，在湘江以西种园，挖池塘可以捕鱼，种黍可以酿酒，甘愿终身做永州百姓。我又悔恨白白耗费俸禄粮食而没有什么报答，下愧对农夫，上愧对朝廷官员；追想往日的过错，日日夜夜反复思量，没有一顿饭能吃得安心，没有一刻心里平静。像这样，难道不是因为年轻时喜好名誉、贪图滋味而中了毒，才落到这种地步吗？因此我更加认为谋放弃进士科而做远方的从事是贤明的，这样可以使他的家庭富足，始终奉行孝悌。如今即使羡慕他，又哪里还能做到呢？谋在南方有美好的声名，他的所作所为每天都被人听闻。我担心谋如果不幸，又成为我日后悔恨的事情；那时想阻止他却已经做不到，又能怎么办呢？然而谋诚信厚重而少言，把志向积蓄在心中，以便周全地处理事务；即使走在我的旧路上，也不会遭到我的祸患，那么谋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如果能这样，即使达到大富大贵，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振兴我们宗族的人，恐怕只有寄望于你了！君子的道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言说，只看是否合乎义理罢了。既然已经出仕做官，那么东西南北都听凭君主差遣，哪里还需要选择呢？宗元认为从弟谋出仕而后悔的那些话，都没有道理。唯独喜爱他所说的：“悔恨白白耗费俸禄粮食而没有报答，下愧对农夫，上惭愧于朝廷官员。”追想往日的过错，日日夜夜反复思量，没有一顿饭能使口中安适、心里平静。这几句话有古代君子的风范。宗元被斥逐到偏远地区十四年，却能够不鄙视当地百姓，保护他们、施惠于他们并教导他们，恩泽十分深厚，而内心仍然像这样感到惭愧，这是很难做到的。他这篇文章，是推广马援叙述弟弟少游时的意思写成的，气韵情味也很相似。《送澥序》人们都说我们宗族应当兴盛繁大、积有德行。高宗时期，宗族中同时居于尚书省的有二十二人，遭逢武氏之乱，因此衰败耗损。武氏败亡后，宗族仍不能复兴。担任尚书属吏的人，间隔十几年才有一个。永贞年间，我和族兄登同时任礼部属官；我被贬之后，季父公绰改任刑部郎，宗族人才才稍微密集一些。又看宗族中擅长文雅的人，光彩显著的有十多人；仁义本来就是我们的传统，想来宗族又要复兴了吧？自从我成为受辱之人居住在南方，后来那些才华出众的人，我都没有见到。行走在路上，幸运地经过我这里的人，只有澥。澥质朴厚重而不谄媚，敦厚朴实而又宽裕；像一件器物，必定隆起高大之后才可以容纳东西，只需选择要装入的内容罢了。他的文章积蓄极为丰富，爱好和仰慕也非常正当；像一堵墙，必定根基宽广之后才可以遮蔽，只需选择要从中发出的内容罢了。他勤勉学习圣人之道，又以孝悌辅助它，使往日的美德重新恢复，我对澥寄予这样的期望。你要前往那里了啊！见到宗族中的人，替我致谢并勉励他们。不要像大山的山麓一样停下而不能上升，难道要像河流那样永不停止吗？我将离开你，终老在夷地了。像器物一样，必须隆起高大，难道崇尚的不是德行吗？像墙一样，必须根基宽广，这就是修饰文辞而树立诚信。不要像山那样停滞，而要像河流那样前行；逝去的事物不要放在心上。舍弃旧有的，谋求新的，用来完善将来的人，这样进入圣人境域就不难了。山停在那里不能上升，是因为自以为高。自以为高的人，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和美德，假如骄傲而且吝啬，其余也就不值得看了。”

译《封建论》天地果真没有开始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开始吗？我也无法知道。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回答说：有开始更接近。怎样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封建制度可以说明。那封建制度，经历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都没有人能够废除它。大概不是他们不想废除，而是形势不允许。形势的出现，难道就是人类开始产生的时候吗？如果没有起始，就不会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人类最初同万物一起产生时，草木丛生，鹿猪奔走；人不能捕捉吞食野兽，又没有毛羽，不能自我供养和防卫。荀卿说过：“一定要借助外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凡是借助外物，就必然发生争夺；争夺不止，必然要到能够判断是非的人那里听命。那些聪明明察的人，所使服从的人必然很多；有人把正理告诉他们而不改，就必须用惩罚使他们痛惧，然后才会畏服。由此产生了君长、刑罚和政令。所以邻近的人聚集成群，群体之间一有分化，争夺必然扩大；争夺扩大后才有战争。有德行而且势力强大的人，各群体的首领又来听从他的命令，以便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有了诸侯的等级，彼此的争夺又更加扩大。有德行和势力更加高强的人，各诸侯又来听命，以便安定自己的封地。于是有了方伯、连帅一类的职位，各方之间的争夺又更加扩大；德行和势力更强的人，方伯、连帅一类的人又来听从命令，以安定自己的百姓。这样以后，天下才逐渐归于统一。所以先有里胥，之后才有县大夫；有县大夫，之后才有诸侯；有诸侯，之后才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之后才有天子。从天子直到里胥，凡是德行在人们心中的人，死后人们一定寻找他的后代来奉祀他。因此，封建制度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尧、舜、禹、汤的事太遥远了，到了周代才有详细记载。周朝取得天下后，分割土地，像剖瓜一样把它分封出去，设置五等诸侯国；群臣诸侯像星星一样分布，环绕天下，聚合时轮转而辐辏，参加朝见和盟会；分散时便作为守臣，守卫城池。然而到了夷王以后，礼制受到破坏，尊卑受到伤害，周王竟走下堂来迎接朝见的诸侯，这种事一直延续到宣王。宣王挟有中兴复古的德行，拥有南征北伐的威势，最终仍不能确定鲁侯继承人的人选。周室逐渐衰败，直到幽王、厉王时期，王室东迁，自己也列入诸侯之中。后来有询问九鼎轻重的，有射中周王肩膀的，有攻打凡伯、诛杀苌弘的。天下背离乖乱，没有了尊敬君主的心。我认为周朝的衰败已经很久了，只是在公侯之上徒然保留一个空名罢了。难道不是诸侯势力过于强盛，造成尾大不掉的祸患吗？后来天下分裂为十二国，又合并为七国；威权分散到诸侯的臣属之国，周朝最终亡于后来封建起来的秦国。周朝败亡的根源，大概就在这里。秦朝取得天下后，把天下划分为郡县，废除诸侯和封卫，设置郡守县令；凭借天下的险要形势，居于六合的上游，控制四海，把天下运转掌握在手中，这就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没有几年天下便彻底崩坏，也有它的原因。秦朝频繁征发万人，肆意施加威刑，榨尽百姓的财物；背负锄头木棒、被谪戍的人环视四周而联合起来，大声呼喊而聚成群体。于是有反叛的百姓，却没有反叛的官吏；百姓在下层怨恨，官吏在上层畏惧，天下人彼此联合，杀郡守、劫县令而一同起兵。祸患在于民众怨恨，不在于郡县制度失误。汉朝取得天下后，纠正秦朝的偏失，依循周朝的制度，把天下分割出来，分封宗室子弟和有功之臣。几年之间，汉军奔波救援、扶伤救死尚且没有空闲；高祖被困于平城，身中流矢；国势衰败而无力挽救，延续了三代，后来才由谋臣献策，逐步削弱诸侯，使他们各自守住封国。然而封建制度开始时，郡国各占一半；当时有叛乱的诸侯国，却没有叛乱的郡，这也说明秦制的优点。继汉而称帝的朝代，即使有一百代，也可以预知其制度。唐朝兴起后，设置州县，任命刺史、县令，这正是它适宜的地方。然而仍然不时有凶悍狡猾之人兴起，残害一方；这种过失不在州县制度，而在军队。当时有叛乱的将领，却没有叛乱的州，州县的设置本来就不可改变。有人说：封建制度能够使诸侯私有土地、把百姓当作子民，顺应当地风俗，修明当地政理，施行教化和改革容易；郡守县令只要稍微动动心思，不过是迁调他的品秩罢了，哪里能够治理呢？我又反驳说，周朝的事迹已经足以看清了。列侯骄傲自满，贪财好战，大体上使国家混乱的多，使国家得到治理的少；诸侯不能改变自己的政令，天子也不能改变诸侯的君位。所谓私有土地、把百姓当作子民的诸侯，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个做得好；过失在制度，不在政务，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秦朝的事迹也已经足以看清。有治理百姓的制度，却不能把权力真正交给郡县，这是对的；有治理百姓的臣子，却不让他们担任郡守县令，也是对的。郡县不能端正制度，郡守县令不能施行政理，酷刑苦役使万人侧目；过失在政务，不在制度，秦朝的情况就是如此。汉朝兴起后，天子的政令能够在郡中推行，却不能在诸侯国推行；能够约束郡守县令，却不能约束诸侯王。诸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随便改变；国中百姓即使困苦，也不能及时解除。只有等到他们大逆不道之后，才加以捕捉、迁徙，调动军队将其平定。在大逆不道尚未暴露之前，对于那些以奸邪获利、搜刮财富、倚仗权势逞威风、极力残害百姓的人，国家没有办法。至于郡县，可以说既得到治理又安定了。为什么这样说？汉朝能够从田叔那里知道孟舒，从冯唐那里发现魏尚，听说黄霸明察，亲眼看见汲黯简朴安静；任用他们可以，恢复他们的职位可以，放手把一方事务交给他们也可以。他们有罪便可以贬黜，有才干便可以奖赏；早晨任用而不守道，晚上就斥退；晚上接受任命而不依法办事，早晨就斥退。假如汉朝把所有城邑都分封给诸侯王，即使让他们残害百姓，也只能忧虑他们罢了。孟舒、魏尚治理百姓的方法就无法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也无法推行。明白地责备并引导他们，接受任命而退下，就已经违背制度了；下令削弱他们的封地，他们结交同盟、联合诸侯的谋划就会在同列之间周密展开，于是彼此怒目而视，勃然起兵。幸而没有起兵，封地也会被削去一半；削去一半，百姓仍然困苦。哪里比得上把他们调离而保全百姓呢？汉朝的事情就是这样。如今国家完全控制郡县，连续设置郡守县令，这种制度不可改变，是十分明显的。善于整顿军队，谨慎选择守令，天下就能治理太平。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实行封建所以国祚长久，秦实行郡县所以国祚短促，这尤其不是懂得治理之道的人所能解释的。”

译魏继承汉朝，仍然实行分封；晋继承魏朝，因循旧制而不改变，但这两个姓氏的王朝都相继衰亡，并没有听说因此延长国祚。如今纠正这种做法而改变制度，已经延续近二百年，大业更加稳固，这同诸侯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又认为：“殷、周是圣王，却没有改变封建制度，本来就不应再议论。”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殷、周没有改变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归附殷朝的诸侯有三千，汤凭借他们推翻夏朝，不能废除封建；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武王凭借他们战胜殷朝，也不能更改封建。顺应它以求安定，沿用它以形成习俗，是汤王、武王不得已的做法。所谓不得已，不是天下公理的最高表现，而是把力量私用于自身，把防卫私用于子孙。秦朝之所以改变封建制度，是因为它建立了更大范围的公天下制度。秦的动机虽是私心，是要把个人威势据为己有，要使天下人都像臣民和牲畜一样归属于自己；然而使天下归于公有的开端，却从秦朝开始。天下的治理之道，难道不是使贤能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然后才能安定吗？如今封建制度是世代相承地治理。世代相承治理，居上者果真都贤能吗？居下者果真都不肖吗？那么百姓的治乱便无法预知。若想有利于国家，使百姓的见闻都统一，又会出现世袭大夫、世代享有禄邑的人，把封建疆域完全据为己有。圣贤生在那种时代，也无法在天下建立功业，正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难道这是圣人制定制度而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吗？所以我本来就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苏轼说：“秦朝刚刚兼并天下时，丞相王绾等人说：‘燕、齐、荆地处偏远，不设置诸王，就无法镇守，请求分封皇子。’秦始皇把这件事交给群臣讨论，大家都认为可行。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所分封的子弟和同姓诸侯很多，后来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彼此像仇敌一样互相攻击；诸侯互相诛伐，天子不能禁止。如今四海之内依赖陛下的神威归于一统，全都设置为郡县；皇子和功臣只需供给赋税、接受厚重赏赐，就很容易控制。天下没有异心，这才是安宁的办法。设置诸侯不便利。’秦始皇说：‘天下共同苦于战争不止，正是因为有侯王。依靠祖宗的福泽，天下刚刚平定，又重新建立诸侯国，这是在培植战争，却想求得安宁，难道不困难吗？’廷尉的意见正确，于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置守、尉、监。”苏轼又说：“圣人不能制造时代，却也不会错过时代。时代不是圣人能够创造的，能够不失去时机罢了。夏、商、周三代兴起时，诸侯没有罪过，不能夺削他们的封地，于是因势让他们称君；即使想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能够做到吗？这就是所谓不能创造时代。周朝衰微时，诸侯相互吞并，齐、晋、秦、楚各有千余里土地，形势足以分封诸侯、建立屏藩。” 到了七国时期，各国都称王，实行天子的事情；但最终没有再分封诸侯，也没有建立强大的世袭卿大夫家族，是因为以鲁国三桓、晋国六卿、齐国田氏为鉴戒。世人害怕诸侯造成祸乱，已经很久了，并不只是李斯、秦始皇知道这一点。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划分郡县、设置守宰，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正如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是时代所适宜，并不是某个人凭私智独自看出的。所谓不失时机，却有许多士大夫非难它。汉高祖又想立六国的后代，张良认为不可以，世上却没有人非难张良。李斯的议论同张良有什么不同？世人不过是把成败当作是非罢了。”汉高祖听到张良的话，吐出正在吃的食物，斥骂郦食其，知道诸侯不能重新建立了。然而最终仍封韩信、彭越、英布、卢绾为王，难道只是汉高祖一人的主意吗？张良也参与其中。因此柳宗元说：“认为封建制度不是圣人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古代谈论封建制度的人有曹元首、陆机、刘颂，以及唐太宗时期的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后来还有刘秩、杜佑、柳宗元。柳宗元的论述一出，其他人的论述便被废弃了。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这一点。”所以我采用他的说法并加以补充说：“凡是有血气的生物，必然争夺；争夺必然为了利益。” 利益没有比封建更大的。封建是争夺的开端，也是祸乱的开始。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父子兄弟相互残杀，有哪一件不是由于承袭封爵、争夺君位引起的呢？自从三代圣人用礼乐教化天下，直到刑罚被搁置而不用，这种祸乱最终也不能完全停止。自汉朝以来，篡夺、弑杀的灾祸，以及君臣父子相互残害虐待的事情，都是诸侯王的子孙造成的；其余那些不世袭的卿大夫，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近代不再实行封建，这种祸患几乎断绝了。仁人君子难道忍心再次开启它吗？所以我认为李斯、秦始皇的话和柳宗元的论述，应当成为万世的法则。《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六目录 河东柳宗元文六 论、记 《守道论》《四维论》《辩侵伐论》《永州新堂记》《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四门助教防壁记》《永州万石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渇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六 河东柳宗元文六 《守道论》有人问：“守道不如守官，这话怎么样？”回答说：“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的人弄错了。官职，是道的器具；把官与道分开是错误的。没有守住官职却失去道、守住道却失去官职的事情。这本来不是圣人的话，而是传述者弄错了。皮帽，是虞人的器物；器物，是道的准则。守住它，遵循它的准则，然后道才能保存。假如舍弃它，就是失去道。凡圣人用来建立纲纪、确定名物的东西，没有不是道的；把它们命名为官职。官职就是用来推行我的道罢了。因此设置君臣、官府、衣裳、车马、章绶的等级，规定朝会、表识、行列往来的次序，这些是道所存留的地方。又用典章、命令、书契、制度、符节、印玺、奏报回复的文书来显示它，用参伍、殷辅、陪台等职役来实行它，这些是道所由以运行的途径。又用爵禄、庆赏的美好来劝勉，用贬黜、流放、鞭打、枷锁、斩杀的惨酷来惩罚，这些是道所施行的方式。所以从天子到庶民，全都守住自己的纲常名分，没有人失去道，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失去器物，抛弃准则，道也就随之消亡了；小的方面一改变，大的方面也会跟着消亡。” 古人身居其位，想着为自己的职官而死，难道可以轻易改变职位而失去它吗？《礼记》说：“道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孟子说：“有职守的人，不能尽到职务就离去。”那么，失去道而仍居官位的人，古人是不赞同的。因此，居上位的人不做抗拒上命之事，居下位的人不做损害职守之事；制箭的人不因此成为不仁之人，制铠甲的人也不因此成为仁人。各自尽其职，管理自己的事务，彼此共同完成整体的工作。即使交换位置，各自安守本分，道也就通达于天下。况且官职本来是用来推行道的，却说“守道不如守官”，大概也是颠倒了根本。没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的事情。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者弄错了，确实如此。韩愈说：“道和德只是空泛的名位。世间有万般事物，而每一件事各自承载一种道理，能够把它们都完全掌握吗？道理达到最完善，就是同事情的时宜相协调，成为行为的中正，符合人性的自然，这才称为道。所以说：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舍弃这些而另外寻找所谓的道，那只是把自己所说的东西称为道。把官职和道分为二者，就会使官职不是它本来的官职，道也不是它本来的道；即使有所收获，也必然只见到官而看不见道，或者只见到道而看不见官。”柳宗元的论述是正确的。《四维论》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四维，我怀疑这不是管仲说的。他所说的廉，是不掩盖恶行；世人所说的廉，是不苟且求取。他所说的耻，是不随从邪曲；世人所说的耻，是以做坏事为羞耻。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合于义，还是不合于义呢？我只看见其中有两维，还没有看见它们为什么能成为四维。不掩盖恶行，难道不是因为认为掩盖恶行不合乎义，所以才去除它吗？不苟且求取，难道不是因为认为苟且求取不合乎义，所以才不做吗？即使不随从邪曲和以做坏事为羞也同样如此。这样说来，廉和耻只是义的小节，不能同义相抗而成为四维。圣人用来建立天下的，是仁义；仁以恩爱为主，义以裁断为主。恩爱就是亲近，裁断就是合宜，于是治理之道就完备了。实行它就是道，得到它就是德，履行它就是礼，诚实地做到它就是信，都从所行之事相同而名称不同。如今管仲用来作为四维的东西，大概不是圣人所建立的吧？他又说：一维断绝国家就倾斜，二维断绝国家就危险，三维断绝国家就倾覆，四维断绝国家就灭亡。如果义断绝了，廉和耻难道还能存在吗？廉和耻存在，义果真会断绝吗？人既然掩盖恶行、苟且求取、随从邪曲、做坏事而不知羞耻，那么义果真还存在吗？假如管仲只是平庸之人，那就会说出这种话；如果管仲稍微懂得义理之道，那么“四维”就不是管仲说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记的事形成《春秋》，所记的言形成《尚书》。《尚书》和《国语》属于一类，《春秋》和《左传》属于一类。各诸侯国都有这样的史书，只是鲁国史书因为孔子而得以流传到今天罢了。孔子以前，没有私人各自撰写书籍的；名卿大夫的嘉言，都由右史记载。《左传》所说“古代的记载中有这样的说法”“古代的言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又说“把它写在谈话中”，以及《楚语》所说“用言语教导他，使他明白自己的德行，知道先王的事务，用美德施于百姓”，都是这种情况。即使《论语》，也不是孔子亲自写作的，而是曾子、有子的门人记录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话，汇编而成。它称为“语”，仍然沿用古代史书的体例。《春秋》以后降为战国时代，处士开始掌握各国政权，个人各自著书立说，流行于天下。庄周、荀卿的评论都完整保存，可以考察，其中都没有涉及管仲。孟子说：“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处士横行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这是周室衰微，到孟子时代才出现的情况。管仲生于孔子之前，管仲没有著书，这是很明显的。假如他真有著作，七十弟子中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对它说一句评论和评定的话。所谓《管仲书》，是战国时代鼓吹富国强兵一类的言论，只是那些人自称所学出于管仲，假托管仲之名而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中不合乎义理的地方，多得举不胜举。像柳宗元的《四维论》，也可以看出其中一个方面。

译《辩侵伐论》《春秋》的说法是：凡是出兵而有钟鼓声的叫“伐”，没有钟鼓声的叫“侵”。《周礼·大司马》所说的九伐之法是：贼害贤人、残害百姓，就讨伐他；凭借险固之地抗拒王命，就侵伐他。这样说来，所谓“伐”，就是把他的罪恶声讨于天下。要把他的罪恶声讨于天下，必定先使天下人心都厌弃他，然后才能实行。古代那些守臣侵夺百姓财产、危害百姓生命，又残害贤人的，内则必被本国百姓抛弃，外则必被诸侯抛弃，然后才加以讨伐，一出兵就必定取胜。然而还要考察德行之后才兴兵，估量力量之后才防备，并且准备好三项有余，然后才任用本国之人：一是义理有余，二是人力有余，三是财货粮食有余。这三项都充分具备了，还要树立礼制，端正名分，修饰文辞。他所造成的祸害较小，就发布诰令、誓文和征召命令，不过涉及他的邻国；即使祸害较大，也不超出他所暴虐的范围。除非有违逆天地、横行四海的罪行，否则不调动天下的军队。所以用兵不会超过时限而功成，这才是为人的举动。因此，对他公开讨伐，钟鼓便会奏响。所谓“侵”，只是因为他凭借险固抗拒王命。内则保全他的百姓，外则不侵犯诸侯；他的过恶不足以暴露于天下，于是送去文告，修明文德，他仍不改变，然后才出兵问罪。这是为了制止并申明王命的举动，不是为了讨伐一个天下共同仇敌的举动。所以，对他有所偏私、加以保护，钟鼓便不奏响。这正是圣人的用意。周朝的制度败坏以后，兵车的车辙遍布天下，却很少有人知道侵伐的区别和原则。因此，有人以无道去匡正无道，有人以无道去匡正有道，又有人不增加德义，只凭借武力来扩张威势。所以世道一天比一天混乱，一变而成为战国，百姓因而日益耗损。因此，只有力量而没有财力，君子不以此发动众人；有力量、有财力而没有义理，君子也不凭此统率军队。把这三项合起来，并且明白公义与私情的区别，然后才可以用兵。唉！后世用兵的人，若能考察我所说的侵伐之理，那就很好了。用兵固然不能拘泥于古法，但圣人的本意却不可违背。《易经·师卦》的《彖传》说：“用这种方式使天下人承受艰苦，而百姓仍跟从他，这是吉祥，又有什么过错呢？”如果不是按照使人得以生存的道理去杀人，即使人死了也不会没有怨恨。杀人者，怎么可以谈论用兵？不能按照使人得以生存的道理去杀人的人，却来谈论用兵，都是违背天道、残害百姓。违背天道而残害百姓，失败固然是祸，胜利也同样是祸。古代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柳宗元这篇文章，可以作为解释《左传》义理的辅佐。《永州新堂记》如果要在郊外城邑之中造出高峻的山谷、陡峭的岩石、深潭池水，就必须搬运山石，疏通沟涧深壑，越过险峻阻隔，使尽民力，才能有所成就。然而这样寻求天然生成、天地造化的景象，终究什么也得不到。不劳累百姓，顺应原有地势，保全天然本貌；从前难以做到的事情，如今就在这里实现了。永州正处在九疑山的山麓。起初勘察土地的人，环绕山势修筑城墙；那里有石头，遮蔽在深草之中；有泉水，潜伏在泥土下面，是蛇虺盘踞、狸獾出没的地方。茂树恶木、佳花毒草杂乱丛生，彼此争着生长，被称为污秽的废墟。韦公到任一个多月后，政事很是清闲。他望见这块地方，觉得它很不寻常，便开始命人割除杂草，开通道路；杂物堆积起来像小山，清理之后洁净明朗。水道疏通，泉流分泄，各种奇异的形势接连显现，清浊辨明本质，美丑各得其所。看那些树木，清秀舒展；看那些积水，水波荡漾，曲折绵延。怪石森然，环绕四角，有的排列，有的跪伏，有的挺立，有的倒卧。石孔深邃曲折，土堆高突峥嵘。于是建造屋宇，用来游观。各种景物无不顺合形势、相互映衬，在堂屋廊庑之下各自施展姿态。外面的连绵山岭和高原，林木山麓之间的崖岸，时隐时现、或近或远；延伸到野外的青绿和远处的碧空，全都收摄在谯门以内。后来又请宾客进来观赏，接着设宴娱乐。有人赞叹并祝贺说：“看见您建造这座堂，就知道您的志向。您因顺应土地而得到胜景，难道不想顺应民俗来成就教化吗？您除去丑恶而取用美好，难道不想铲除残暴而扶助仁德吗？您清除污浊而使清流通行，难道不想废除贪婪而建立廉政吗？您居于高处而远望，难道不想使百姓各家得到抚慰，使人民都能明白事理吗？如果这样，那么这座堂难道只是草木、土石、泉水所带来的适意，山原、林麓所构成的景观吗？它还将使继承您治理事务的人，从细微之处看到重大的道理。”柳宗元请求把这些话刻在石上、写在墙上，编成二千石官员的楷模法式。有些人本来具有优良的才质，是上天赋予的，却不学习、不求问；内心的好恶没有节制，外物的诱惑又引导他的认识，以至于泯灭天理而放纵人欲。于是产生悖逆、欺诈、虚伪的念头，发生淫逸、邪恶、混乱的事情，并且终身如此而不改变。有人说：“上天生下这种人，使他成为这样，怎么知道他本来才质美好、才能优良，只要能够反省就可以成为圣人呢？”这同那些美好的景物、奇丽的景观和清泉美石，埋没在荒僻地区和蛮夷境域的恶木毒草中，与它们永远埋没在那里，有什么不同呢？柳宗元替上官写这篇记，所以借此谈治理百姓的道理。善于阅读它的人，应当懂得修养自身。

译《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唐朝的制度，把岭南划为五府，府所辖的州有十多个。各地大小军队以及号令的施行，都听命于节度使。岭南以外是大海，多有蛮夷之国，从流求、诃陵向西直到大夏、康居，环海建国的有一百多个，都由押蕃舶使统辖。岭南以内幅员万里，官员持符执笏，恭敬朝见，按时听从教令；岭南以外的羁縻属国相距数万里，通过译员进献珍宝，每年率领使者来贡。把两位使者的重任合起来，都在广州治理。因此，接待军队的事没有比它更重大的；接待宾客要备有牲畜、粮食、美乐和周到的礼仪，用来团结远方来客；慰劳军队要有犒赏、宴饮、慰问军旅和劳送归来，以团结众人的力量、统一众人的心志，这样才能治理好。门墙、台阶和堂序，不能同其他地方相提并论；必须有粗厚的栋木和大梁，平坦的庭院和高大的门，才可以上面满足揖让的礼仪，下面适合步行往来。现在御史大夫扶风公镇守广州，同时专任两使，以增加德惠来招致远方之人，以申明威势来整顿军政。举行大宴，合奏音乐，按照丰盛的规格办理。此前曾在城治西北角建堂，公面向北，宾客面向南，乐工在西边演奏，在东角可以看泉水池塘。堂屋深处低矮，侧庭和廊庑也很简陋；太阳还未到未时，炎热的阳光就直射眼睛，汗流不止，但礼仪却不能完成。所以凡遇大宴大享和大批宾客来往时，只好借用外城营垒，仪式和场面都不相称。公于是开始扩大原有规制，建堂面向南方，横向八楹，纵向十楹。原来的宴饮之处改为东序，西边又建一处相同的地方。外面另有更衣处、膳食屋，排列观景之所供人远眺，设置对亭以舒展声息。视野所及、回头所望，无不广大得看不到尽头。原有泉池加以疏浚，增加栽植，闲时可以休息，仿佛身在山林沟壑之中。问工程取法于什么，回答说以师舆为供役；问劳役从哪里征取，回答说征发蛮夷奴隶；问材料从哪里取得，回答说拆迁空闲屋宇。有的补足缺漏，砍伐山木、浮运海上木材，农民和商人都停下手，睁眼看着各种材料齐备。到了十月甲子日，工程完成。公命令在新堂设宴，仪仗幢牙和茸纛，金节和析羽，旌旗旟旞，都在堂下陈列装饰。击鼓用鼖鼓，鸣金用铎和铙。公与监军使恭敬地迎接上宾，邀请群僚、将校、士人和官吏，都按次序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穿着卉裳、▯衣的胡人、夷人、蜑人、蛮人，睁大眼睛前来列队的有一千多人。鼎中盛着羹食，盘中陈列牲体和切肉，烧烤的肉类以及羽族、鳞族、狸类等食物，沉酒、泛酒、醍醐、盎齐等酒食，平均供给士卒。兴王之舞、服夷之伎，以及敲击、吹奏、击鼓的声音，飞腾变幻、奇异怪诞的表演，使远近之人都来观看。礼仪完成，音乐演遍，大家依次致贺，并且说：“这个地方镇守边防的责任重大，把五项事务合起来，如果没有这座堂的规制，就不可能备办齐全；如果没有公的德行，也不可能容纳这么多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它比往昔宽广，是从今天开始的。”大和年间有人来这里观览远方，古代的军政制度，哪里还能比这更完备呢？这使华元以杀羊犒军、亲自驾车的名声显得伟大，而他还不如霍去病这样的良将。即使剩下的肉不多，士卒仍显出饥色，他尚且能够凭此被称为能干而流传到今天，何况如今各种美善都具备，这种治道岂会废弃？愿意仿照金石铭刻下来，使后代祭祀者永远看到它。于是大家一起来告知我，并请求撰写碑辞；我推辞而未能推掉，于是刻在这块石头上。陈子龙说：“文章如同彩绘的栋梁、雕饰的屋脊，如高高的牙旗和大纛，庄严整肃、气势雄伟，使观看的人肃然仰视。” 《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古代把代表朝廷到四方办理政务的人叫作使，如今奉命统率军队、任职而不隶属于其他部门的人也叫作使。凡称为使，大概都是专任其职而推行其职掌的人。开元以来，这种制度更加重要，所以取御史之名加在使职之上。到现在若干年，兼任中丞的人也有若干位。他们出使遥远地区，统率军队，巡按州部，专管财货粮食，安抚远方之人，巩固王朝谋略，整齐风俗，调和关市赋税；其中大的功绩，在内能够平定恢复，在外能够开拓安定，都可以借此壮大威势、扩大声望，他们的作用影响深远。借用这个名号来任职，而尊贵严肃到这种程度，何况在朝廷之中总领法宪，在天下树立声教，那么他们辅佐君主、匡正百姓的作用，就更可以知道了。武公凭借厚重的德行居于此位，非常适合这个官职。我看他的官署有记文，但历任诸使兼中丞的姓名多有缺漏，于是从诏令制度中寻求依据，又向史官查证，增补完备之后，就命属官把它写下来，并且说：“从这个官号考察它的实际职责，后来居于此位的人，就会因此敬慎地办理自己的事务。”只领取俸禄而不办理本职事务，那么即使身居三槐九棘之位，佩带四十九个使职印绶，也会自以为宽裕有余。如果想一想自己承受上天和君主的命令，究竟是承担怎样的事情，那么即使只是卑微官职、微薄俸禄，属于主簿、县尉、曹佐之类的人，也一定会前看古人，后望来者，看着自己独处时的身影和被万民耳目注视的处境，惭愧地意识到事情难以办好，自己的才能也难以胜任。宗元说：“从官号考察实际职责，后来居于此位的人，就会因此敬慎地办理自己的事务。”这句话应当反复诵读，所以把它记录下来。

译《四门助教壁记》周人在西郊设置虞庠，用来奉养老年国士，教育贵族子弟。《祭统》说：“天子设置四学。”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制度。《易传·太初篇》说：“天子早晨进入东学，白天进入南学，傍晚进入西学，夜晚进入北学。”蔡邕引用这段话，用来确定明堂的位置。《大戴礼·保传篇》说：“帝进入东学来尊崇仁，进入南学来尊崇德，进入西学来尊崇义，进入北学来尊崇爵位。”贾谊叙述这段话，用来说明太子的教育。所以说：“作为大教育的宫室，四学都具备于其中。”参照明堂施政的意义，探究大教育的极致，可以看出它的建置原则是宏大的。后魏太和年间，在四门设立学校，设置助教二十人。隋代才把它归并到国子监，并减少为五人。本朝开始把它合并到太学，又减少到三人。名额和职位越简少，担任此官就越困难；不是通晓儒学的人，不能列入其中。四门学的制度，掌管国家的上士、中士、下士，共三等；侯、伯、子、男，共四等。他们的子孙中成为胄子的，以及庶士、庶人的子弟中成为俊士的，使他们执持学业，居于相应的次序，接受师儒官员的考核和纠正。助教的职责，是协助博士掌管击鼓取书、施行榎楚刑罚等政令，分别他们的才质而加以教育。其中有通晓经书、努力学习的人，到了年末一定升入礼部，听候选拔考试。考察学生的升降进退，必须斟酌而取中道；不是博学高雅、庄重恭敬之人，本来就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因此有人离开学校而升任朝官，贺秘书由此成为博士，归散骑由此成为左拾遗。旧制度把拾遗列为八品清官，所以一定要让名实相副的人居于这个职位。贞元年间，王道教化已经成就，经籍一度少有间断，有关部门任命太学官员，颇把这个职务看得容易；那些专门追求名誉、喜爱文章的人，都以担任学官为耻。到这时，河东柳立开始以进士身份请求署任这一职位，天水武儒衡、闽中欧阳詹又接着担任。那一年四门助教共三人，都是文士，京师人以为奇异。我和柳立同祖，和武公一同升入礼部，和欧阳生在文章方面志趣相同。四门助教官署从来没有记录前任姓名，我因此写下这篇记，从这三人开始。宋人反对四学的说法，说学校有四种，难道道也有四种吗？然而道本来只有一个，实行起来却有百般方式；换一个地方施行，适宜的方法就不同。让它们并列设置而相互观察，使所尊崇的东西得到彰明，对立志兴起教化也并非没有意义。相传古代有四学，并不是虚妄。唐代的四学，只是徒然遵循它的形式罢了，但还像保留了告朔时供奉的饩羊。士人如果只是凭文章得到声名，就是学校的羞耻。如今四学的助教相继得到三位文士担任，竟夸耀赞美、认为是奇事，那么比这更低下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学校衰败了，文化教化也不振作了，道德风俗相继沉沦扩散；纵观千古，令人感慨不已。《永州万石亭记》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来治理永州，在闲暇日登上城北的城墙，面对荒野中草木丛杂的缝隙，看见有怪石特别突出，估计它下面一定有奇异的胜景，便从西门步行去寻找那片遗址。他砍去竹子，拨开幽深之处，侧身倾斜着进入；绵延的山谷跨越溪流，到处都是大石耸立，散乱得像奔涌的云，交错得像摆放的棋子；愤怒突兀的像老虎相斗，高高挺立的像鸟儿飞举；扒开石穴，仿佛鼻口相对张开；探寻石根，仿佛蹄腿交错峙立；绕着行走，最终惊愕不已，疑心它们将要扑击吞噬人。于是剖开清除腐土，剪除荆棘污秽，疏通沟渠，引导潜流，使之散布成疏朗的树林，回旋成清澈的池塘。空旷深广，水面深静，仿佛造物者刚刚把清浊分开，在这里展示奇异景观，实在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于是建造游亭，使它居于其中；正对着亭子的西面，石头像张开的腋部向两旁分开，可以用来远眺。石头上方青色石壁陡峭如斗，沉入深渊源流，无法探究尽头；从下面仰望，则同聚集的山峦相合，与群山一样没有尽头。第二天，州县的老人纷纷来到，说：“我们这些人生在这个州，耕种过这片野地，眉毛长白、牙齿残缺，却从来不知道这里，难道是上天坠下、地上生出，特意设置这些神奇之物来彰显我公的德行吗？”祝贺之后请求命名，崔公说：“这些石头的数目无法知道，因为它们很多，便命名为‘万石亭’。” 老人们又说：“公为亭取这样的名字，难道只是描写景物而已吗？公曾六次担任二千石官，已经足够这个数目；然而有道德的士人都遗憾公的美好政绩还没有普遍惠及百姓，冒昧歌颂美名，向明神祝愿公的福祉。汉代三公的俸秩称号为万石，我公的德行应当接受这样的赐予。汉代有礼法之臣，只有万石君石奋；我公的教化从闺门开始，与古道相合，天自会保佑他。”乡野之人献上颂辞，祝愿公享寿万年。宗元曾经把笺奏隶写给尚书，冒昧专门撰写此文，以附在零陵的故事之后。时为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记。描写事物的精妙之处，在于仿佛把宇宙掌握在手中；万物的变化，都从心中产生。《始得西山宴游记》自从我成为获罪受辱的人，居住在这个州，常常忧惧不安。有空闲时，就缓步而行，漫无目的地游览。每天和同伴登上高山，进入深林，走尽曲折的溪流，幽深的泉水、奇怪的山石，无论多远都去到。到了那里就拨开草坐下，倒尽壶中酒喝醉。醉了就互相枕靠着躺下，心中想到哪里，梦也同样追随。醒来便起身，起身便回去。我以为凡是本州山水中有奇异形态的，都已被我占有，却始终不知道西山的奇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为坐在法华寺西亭上远望西山，才开始指点它说奇异。于是命仆人渡过湘江，沿着染溪前行，砍去丛生的荆棘，烧掉茅草，直到山的高处才停下。攀援登山，张开两腿坐着远眺，只见几个州的土地都在坐席之下。它们高低起伏的形势，有的深陷如谷，有的低洼如坑，有的像小土堆，有的像洞穴；方圆尺寸之间却容纳千里景物，重重聚集、层层积叠，没有什么能够隐藏。青山环绕，白云缭绕，外面与天相接，四面望去浑然一体。然后才知道这座山卓然独立，不同于小土丘；它悠远广大，和浩瀚元气同在而没有边际；它浩荡无边，仿佛同造物者一起遨游，而不知道哪里是尽头。于是举起酒杯斟满，颓然醉倒，不知道太阳已经落山。苍茫的暮色从远处逼近，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还不想回去。心神凝聚，形体仿佛得到解脱，同万物的变化融为一体。然后才知道我先前根本没有真正游览过，真正的游览从这次开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来记载这件事。这一年是元和四年。

译《钴鉧潭记》钴鉧潭在西山的西面。起初大概是冉水从南面奔流而来，冲到山石处，曲折向东流。水流上游和下游的地势陡峻，冲击越来越猛烈，侵蚀河岸，所以旁边宽而中间深，直到完全流到石头处才停下。水沫旋转成轮，然后才缓缓流动。水流清澈平缓的地方将近十畝，周围有树，悬挂着泉水。潭上有居住的人，因为我屡次来游览，一天早晨敲门来告诉我说：‘官租和私人债券堆积得承受不住了，我已经砍伐山林另行迁居，希望把潭上田地卖掉换钱，以稍稍缓解灾祸。’我很高兴，按他的话做了，于是增高台基，延长栏杆，把泉水引到高处，使它坠入潭中，水声轰然。这里尤其适合在中秋观月，因此可以看见天空的高远、空气的辽阔。是什么使我乐于居住在夷地而忘却故乡的呢？难道不是这个潭吗？” 《钴鉧潭西小丘记》发现西山后的第八天，沿山口向西北走二百步，又发现了钴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在水流湍急而深的地方筑成了鱼梁。鱼梁上有一座小丘，生长着竹子和树木。那些突兀暴起、俯仰欹斜、背负泥土而伸出的石头，争相呈现奇异形状，几乎数也数不清。它们重叠着向下聚集的，像牛马在溪边饮水；冲出地面、像角一样排列着向上突出的，像熊罴登山。小丘很小，不满一畝，却可以像用笼子圈住一样占有它。问它的主人，说：“这是唐氏丢弃的地，卖过却没有卖出去。”问它的价钱，说：“只要四百多。”我怜惜它，便买下了。李深源、元克已当时一同游览，都高兴得出乎意料，立即各自取来器具，铲除割掉污草，砍去恶木，放火焚烧。好树挺立出来，美竹显露出来，奇石显现出来；从中间向外望去，山的高耸、云的浮动、溪水的流淌，以及鸟兽鱼类的游动，全都欣欣然回旋变化，展示巧妙姿态，在这座小丘下献技。枕着席子躺下，清冷的景色同眼睛相谋，潺潺的水声同耳朵相谋，悠远空旷的境界同精神相谋，深沉宁静的气氛同心灵相谋。不到十天就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即使古代喜好游览的士人，有的也未必到过这里。唉！凭着这座小丘的胜景，如果把它放到沣、镐、鄠、杜一带，那么贵游之士争着购买，每天会增加千金的价格，却反而更难得到。如今这座小丘被本州抛弃，农夫、渔夫经过还认为它鄙陋；标价四百多钱，连年也卖不出去，而我和深源、克已却独独庆幸得到它，难道它果真有幸遇到我们吗？把这些写在石上，是为了庆贺这座小丘的际遇。《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从小丘向西走一百二十步，隔着竹林，听到水声，像玉佩玉环相互碰击，心里很是高兴。砍倒竹子开出道路，向下看见一个小潭，潭水格外清澈寒冽。泉水和石头构成潭底，靠近岸边，卷曲的石底露出水面，形成水中小洲、小岛、石台和岩石。青翠的树木和藤蔓，覆盖缠绕，摇动连结，参差不齐地披拂着。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多条，都像在空中游动而没有依靠。阳光直照水底，鱼的影子散布在石头上，静止不动；忽然间又向远处游去，来来往往轻快迅疾，仿佛同游人互相取乐。向潭的西南望去，溪流曲折得像北斗星和长蛇，时隐时现。两岸的地势像狗牙那样交错参差，无法知道水源在哪里。坐在潭边，四面被竹子树木环绕合抱，寂静空旷，没有人迹；使人心神凄清、骨骼寒冷，幽静深远，令人忧伤。因为这里的环境过于清冷，不可以久留，于是记下这件事便离开了。同游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弟弟宗直，跟随而来的有崔氏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怒已，一个叫奉壹。《袁家渴记》从冉溪向西南乘船走十里，山水中值得观赏的地方有五处，没有比钴鉧潭更好的。从溪口向西陆行，值得观赏的地方有八九处，没有比西山更好的。从朝阳岩向东南沿水行至芜江，值得观赏的地方有三处，没有比袁家渴更好的。这些都是永州境内幽深秀丽、奇异优美的地方。楚越之间的方言，把水向回流的地方叫作“渴”，读音像“衣褐”的“褐”。渴的上游同南馆的高山合接，下游同百家濑相连。中间有重叠的洲岛和小溪，清澄的潭水、浅浅的沙洲，彼此间隔，曲折交错；平缓处水深而黑，陡峻处水流沸腾而白。船行仿佛到了尽头，忽然又开阔无边。有小山从水中突出，山中全是美石，上面生长着青翠的草木，冬夏常青。旁边多岩洞，下面多白色碎石。树木多是枫、柟、石楠、楩、槠、樟、柚，草则有兰、芷；又有一种奇异的花草，类似合欢而蔓生，缠绕在水石之间。每当风从四面山上吹下，震动大树，拂动众草，纷纷扬起红花和绿叶，浓郁蓬勃的香气冲过波涛和回旋的浅滩，退而积聚在溪谷中，摇曳着繁茂的枝叶，随季节推移而变化。大体情形就是这样，其余无法穷尽地描写。永州人从来没有游览过这里，我发现了它，不敢独自占有，于是出来把它传给世人。此地世代由袁氏主持，所以用袁家来命名。《石渠记》从袁家渴向西南走不到一百步，发现石渠，百姓在渠上架了桥。那里有泉水幽幽流淌，水声忽大忽小。水渠有时一咫尺宽，有时两咫尺宽；长度大约十多步。水流冲到大石上，潜伏到石下又涌出，越过石头向前流，有一处石潭。菖蒲覆盖着它，青翠鲜润，环绕四周。又折向西流，旁边陷入岩石下，向北落入小潭。潭的周长不到一百尺，清澈而深，里面有许多鯈鱼。又向北曲折迂回地流去，斜看仿佛没有尽头，但最终流入袁家渴。两旁都是奇形怪石、怪异树木、奇花美竹，可以排列坐下休息。风吹动树梢，声韵震动山谷；等到看它已经静止下来，才开始听见声音传到远处。我跟随州牧发现了它，清除遮蔽的草木和腐朽之物，疏通土石；水渠高处清理焚烧，低处疏通使水流充盈。可惜它从来没有流传过，所以反复记录它所属的地方，把这些留给当地人，刻在它的南面，使后来喜好游览的人来寻找，得到它而改变旧貌。元和七年正月八日清理水渠直到大石，十月十九日越过大石发现石潭小池。石渠的美景到这里才算穷尽。《石涧记》石渠的景致已经看尽，向上沿桥向西北走下去，土山北面的山阴处，百姓又架了一座桥。那里的水，比石渠大三倍。横贯的石头作为河底，一直通到两岸，像床，像堂，像铺陈的筵席，又像隔开内外的门槛。水平铺在石上，流动如织出的花纹，声响如弹奏琴瑟。提起衣裳、赤脚走去，折竹子扫除积叶，排开腐木，可以排列下十八九张胡床。交错汇合的水流、相互冲激的声音，都在石床下面。翠色羽毛般的树木、龙鳞般的石头，均匀地遮蔽在石床上方。古代的人，难道也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乐趣吗？后来的来访者，有能够追随我的足迹吗？发现这番得意景致的日子，同发现石渠是同一天。从袁家渴来的人，先到石渠，后到石涧；从百家濑上游来的人，先到石涧，后到石渠。石涧能够走到尽头的地方，都在石城村东南。中间可以取乐的地方，有好几处。石涧上方是深山幽林，越往上山势越陡，道路越险越窄，无法走到尽头。

译《小石城山记》从西山道口径直向北，越过黄茅岭下山，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向西伸展，走到尽头没有什么可看的；另一条稍向北再向东，不到四十丈，土路中断而溪流分开。有堆积的石头横在尽头，上面形成城墙、望楼和屋梁的形状，旁边伸出像堡垒的地方，仿佛有一扇门。向里窥看一片漆黑，投进小石头，洞中便传来水声。水声激越，过了很久才停止。沿着四周可以登上去，远望景色非常辽阔。没有土壤却生长着美好的树木和竹子，越发奇异而坚实。它的山势几次俯仰起伏，像是有智慧的人布置出来的。唉！我怀疑造物者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已经很久了。到了这里，更加认为造物者确实存在；又奇怪他为什么不在中原造出这样的景物，却把它排列在这蛮夷之地，经过千百年也没有遇到一个人来欣赏他的技艺。这实在是劳苦而没有用处。神明假如不应当如此，那么造物者果真不存在吗？有人说，是为了安慰那些有才德却在这里受辱的人；有人说，是这里的灵秀之气不能造就伟人，却独自造就了这些景物。所以楚地南部人少而石头多。这两种说法，我都不相信。郦道元的《水经注》，属于史家地理志一类的著作。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虽然不是在同一时间写成的，却时断时续，使读者如陆务观诗中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文字极像《水经注》，读者应当合起来阅读。虞集说：“公喜欢奇景，就像贪财的人把各种货物都装入笼中；他的文章也变化幻化，层出不穷。” 《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七目录 河东柳宗元文七 记、议、碑 《游黄溪记》《兴州江运记》《零陵三亭记》《零陵郡复乳穴记》《邕州马退山茅亭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驳复仇议》《箕子碑》《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七 河东柳宗元文七 《游黄溪记》北面到晋，西面通往豳，东面直到吴，南面到楚越交界的地方，其中以山水著名的州有数百个，永州最好。环绕永州州治，北面一百里到浯溪，西面到湘水的源头，南面到泷泉，东面到黄溪、东屯；其中以山水著名的村落有数百个，黄溪最好。黄溪距离州治七十里，从东屯向南走六百步到黄神祠。祠堂上方，两座山像墙一样对立，如同丹青色的华美叶片并列生长，随山势一起升降；山势缺口处就是陡峭的山崖和岩洞。水中全是平铺的小石。过了黄神祠，提水涉行八十步到初潭，景色最为奇丽，几乎无法描写。大致像剖开的巨瓮，侧立千尺；溪水流到这里，黑黛色的水积蓄着，像油脂一样深沉停滞；水流来时像白虹，沉沉地没有声响。有几百条鱼正在石头下方聚集。向南再走一百步到第二潭，石头都高耸着临近险急的水流，像下颏、面颊和牙床。下面大石分离排列，可以坐着饮食。有一种红头黑翅的鸟，大得像天鹅，正面向东方站立。从这里再向南走几里，地势都大致相同，树木更加壮大，石头更加瘦峭，水声全都铿锵作响。再向南一里到大▯之川，山势舒缓，水流平缓，有田地。当初黄神还是人时，就居住在这个地方。传说的人说：“黄神姓王，是王莽时代的人。” 王莽死后，黄神改称黄氏，逃到这里选择深峭的地方潜居。起初王莽曾说：“我是黄帝、虞舜的后代，所以把我的女儿称为黄皇室主。”黄与王的读音相近，而且又有这样的本源，因此这个传说更加得到验证。黄神居住在这里以后，百姓都得到安宁，认为他有道；死后便用俎豆祭祀他，为他修建祠堂。后来祠堂逐渐迁到靠近百姓的地方，如今建在山阴溪水之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回来以后写下这篇记，以启发后来喜好游览的人。储欣说：“所记不过几里路，幽深秀丽而奇异绝伦，正像万山千壑接连而来，使人应接不暇。”

译《兴州江运记》御史大夫严公在梁州任刺史五年，继承天子的恩典，采用周、汉增加俸秩以亲近诸侯的制度，认为公有功德和治理政绩，于是加授礼部尚书。这一年四月，天子派中谒者来赐给公诏命，宾客僚属、官吏、部属、将校、士卒、老人和儿童挤满公门，欢舞跳跃，高声欢呼，希望建立碑石记载功德，流传亿万年。公坚决不答应，众人便相互怨叹，惶惶不安，像不能饮食一样。于是西部边地的人暗中把开山导江的事情告诉我，希望刻在岩石上说：“梁州西部，它的屏障是某山，它的守地是兴州。兴州以西是戎人居住之地，每年修筑亭障，充实精锐士卒。由于道路险峻狭窄，军队困于粮食运输，守备不能牢固。公为此忧虑说：‘我曾经任兴州长官，对于这里土著百姓的事情，我能够知道。从长举向北到青泥山，又向西控制成州，经过栗亭川，越过宝井堡，山崖峡谷险峻狭窄，十里之内百般曲折，背负重物向上攀登，仿佛踩在锋利的刀刃上。深秋水涝，隆冬雨雪，深泥和积水相互助长为害，行人跌倒滑行，血流满栈道；干粮和饲草堆满山谷、弃置山间，牛马等牲畜相互借用；运输粮饷的民夫都竭尽力气，守边士卒伸长脖子等待，发出嗷嗷的哀声，实在令人悲痛。像这样的道路，绵延三百多里。从长举向西，可以引导江水顺流而下，二百里便可到达；从前的人却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接受君主的命令，养育这里的百姓，难道能就此停止吗？’于是公拿出军府的钱财，准备器具，依着山势雇用工役。从此搬运巨石，放倒大树，用烈火焚烧，用食醋浇灌，摧毁它们的坚硬，使之化为灰烬。在畚箕和铁锹之下，工程比腐朽的土壤还容易。于是开辟、垦治、疏通、整治，随着山势的曲直来节省人力，顺着地势的高低来削弱急流的凶猛。工程完成以后，一切都同原先的计划一样。于是挖去堵塞的土石，开导江水，万人呼喊欢舞，没有不称心如意的。水势如雷腾云奔，百里路程转眼即到。疏通放远以后，江水变成平缓的安流。劳作的人唱着歌，躺卧着便可以到达。戍守的人没有忧患，专心用力等待敌寇。只有我公的功劳，谁能够相比呢？然而没有办法报答恩德，实现大家的大愿，也不能得到公的许可。何况公刚来时，正逢灾年，府库十分空虚，器械军备十分缺乏，饥荒、昏乱和疾病交相发生，死者和迁徙者充满道路。幸赖公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使他们得以安定生存；老人和穷人都有供养，幼儿有乳汁而得以成长；不论询问还是役使，人人都能遂其心愿。公命令铸造兵器，府库中有锋利的武器；公命令实行屯田，军队有多余的粮食；选拔士卒、训练军队，军队十分强健；公平判刑、议论政事，民众没有受到侵扰；增筑石墙作为防御，稻谷受到滋养，年年没有水旱灾害，家家都有积粮；修饰传舍和驿馆，使旅客能够在那里归宿。桥梁已经建成，百姓不再走险路。像这些事情，都是利用军务空闲统率士卒去做的，没有动用四民的力量，却使百般劳役都完成了。况且我们西部边地的官员，原本不能一一列举。只有公和厚、恒久、正直、方正、廉洁、刚毅、诚信、谦让，崇尚儒学，辞让尊贵地位，率先实行忠与仁，以加厚自己的诚意。凡是能够使百姓安定获利的事情，就去实行；坚决勇敢，不等到一天终了。公兴建功业、救济万物，当然应当这样宏大。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只把水利视为大事，所以有堵塞大泽、勤勉治理而受封国的人。西门豹留下水利之利，使史起发出感叹；白圭筑堤排水而危及邻国，孟子不赞同。公能够铲平险阻、使劳民休息，恩惠万代，他的功绩尤其显明，不可掩盖。因此借这些辞句请求工匠刻石保存，永远作为后代祭祀者的法则。徐孚远说：“能够了解地理距离的远近，读这篇文章就可以考察他的功绩，不只是把歌颂德行当作文章的工巧。”

译《零陵三亭记》一个县有供人观赏游览的地方，有人认为这不是治理政事的事情，这是大错特错。人的精神烦乱，思虑就会混乱；视野受到阻塞，志意就会滞塞。君子一定要有游览休息的事物和高明敞亮的设施，使精神清明安宁、平和舒畅，常常像有余裕一样，然后才能通达事理、办成事务。零陵县东面有山麓，泉水从石头中流出，那里泥泞污浊，群畜都来吃水。有人筑墙设篱遮蔽它；历任县令有几十人，却没有人知道开墙察看。河东薛存义以办事才能闻名荆楚之间，潭州部选拔他，暂任湘源县令；他考察零陵政务烦杂、赋税扰民，百姓向州牧申诉，州牧推举他来救治弊病，于是他来到这个县任职。逃走的百姓重新回来，忧愁痛苦变成欢笑歌唱；拖欠租税、逃避劳役的，一个月内便查清处理；长期隐藏的弊害和奸恶，也都揭露出来，使人认罪服罪。百姓既已缴清赋税，便相互欢快地回家；道路上迎接祝贺，乡里的门口不再设置供差役坐的席位，耳朵也听不到召集劳役的大鼓声。鸡、猪、干粮和酒，足以供给宗族，州牧推崇这件事，邻县也仿效他。然而薛存义从未因政务繁重而扰乱自己，面对山水鸟鱼的乐趣，仍然淡泊自若。他于是拆去墙篱，驱走群畜，疏通堤防和泥泞，搜寻清理山麓，万块石头像树林一样耸立，填低洼处成为池塘。于是有美好的树木、秀丽的花草，垂水、丛峰和玲珑景物，幽静萧条；清风自然生成，翠色烟霭自然停留，不经栽植也都长成。鱼儿在宽广闲静的水中自得，鸟儿眷恋幽静深处，分别繁殖、筑巢、潜浮、啼聚，不加饲养而自然丰盛。砍下的木材坠入江中，顺流漂到县门；烧制陶器的泥土，也就在官署旁边取得。百姓不用劳力，士人也因此得到便利。于是建造三座亭子，随着地势高低和光线明暗而设置：高的冠于山顶，低的俯临清池。更衣、膳食和宴饮的设施，排列设置得很完备；宾客可以在这里宴饮欢聚，旅客可以在这里住宿，高明敞亮、供人休息的条件都具备了。县政因薛存义而有了首创。从前裨谌到野外谋划而取得成功，宓子贱弹琴而治理地方；混乱的思虑和滞塞的志意没有地方容纳。这样说来，观游果然是治理政事的工具吗？薛存义的志向果真出于这个道理吗？等到它的弊端出现，就会用游玩代替政务，用荒废代替治理；假如继任者都具有薛存义这样的志向，那么县民的福气，难道会有穷尽吗？我喜爱他创始的事业，又想使这种治道长久流传，于是撰写其事刻在石上。薛存义拜手说：‘这正是我的志向。’于是把它刻下。从天子直到平民，从早朝直到正午、下午，直到傍晚和夜间，没有谁不有自己职责分内应当做的事；多次反省，才能有所成就。天明就行动，天黑就休息，没有一天可以懈怠。然而《学记》说：“藏在心中，修习学业，休息，游览。”孔子也说：“在六艺中游学。”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人的心神明察，若不清明就不能灵活，若不空虚就不能清明。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灵台之所以可歌颂。古人既不废弃台榭园囿、观赏禽鸟鱼类来保养眼睛，又有弹奏琴瑟、敲击钟鼓来保养耳朵。这些都是为了疏通郁结、引导和平，使人的精神清净通彻，从而能够通达政事罢了。难道是要顺从嗜好欲望而松弛自己的敬慎和操守吗？古乐沦亡以后，邪僻的声音便使人怠慢。古人用来保养耳朵的东西，后来反而都成了败坏耳朵的东西。因此三代以后，供人玩赏的事物中，声伎最不可接近。子产所说的“繁复的指法和淫靡的声音，使心耳沉溺湮没，竟忘记平和”，正是君子不用它们的原因。柳宗元立论说“高明游息的方法有助于政事”，而最终又告诫人不要沉溺玩乐、荒废政务，深得古人的防范之意。即使如此，这还不是对至人所说的话。至人顺应万物而安排万物，任凭各自的本分，不增加丝毫额外作用；因此即使每天应付万般政务，也浑然不觉事情属于自己，随时随地都能保持清明灵动，又何必借助观游呢？《零陵郡复乳穴记》石钟乳是食用它的上品。楚、越一带的山中多产石钟乳，连州、韶州所产的尤其闻名天下。连州人说石钟乳已经采尽，已有五年了；如果要进贡，就只好到其他地方去买。如今刺史崔公到任，一个多月后，穴人来报告说又有石钟乳了。州里的人都很高兴，认为这是祥瑞。众人杂然传唱道：“百姓熙熙，都是因为崔公到来；崔公的教化已经普及。”土石工匠认为这话荒诞不可信，便起身去查看乳穴。穴人笑着说：“你们哪里知道什么叫祥瑞？从前我认为刺史是贪婪暴虐、只知贪利的人，所以即使为他服役，也不把石钟乳卖给他。我因此故意谎称石钟乳已经采尽。如今我们的刺史政令严明、志行清白，先施恩于人而后使人出力，欺骗诬罔的风气消失，彼此信任和顺，政事安宁融洽，所以我才如实报告。”况且乳穴必定在深山密林之中，是冰雪积聚的地方，也是豺狼虎豹栖息的地方。进入洞穴的人，要触犯昏暗的雾气，抵御龙蛇，捆着火把来辨认洞中事物，还要系着绳子以记住返回的道路。他们辛苦到这种程度，出来后又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我怎么能不把石钟乳采尽的实情告诉他们呢？如今终于如实报告了，正是因为我们的刺史不同了，这有什么祥瑞可言？有位士人听后说：“传唱歌谣的人所说的祥瑞，正是他们所说的怪事；穴人所笑的并非祥瑞，才是他们所谓真正的祥瑞。君子所说的祥瑞，在于政事而不在于怪异；要对事物诚实，对正道诚信。百姓乐于听从命令，熙熙然各自竭尽所能，这才是良好的政治，难道唯独不能算祥瑞吗？” 珠子回到合浦，老虎渡过九江，大体都属于这一类罢了。各郡国奏报祥瑞，没有比汉宣帝时期更多的了。史书载有张敞的论奏，黄霸的话也可以说是把隐微的道理说得明白了。即使说祥瑞确实存在，君子也必定把这种“非祥”当作祥瑞，而不把那种祥瑞当作祥瑞。比如五星凌犯，可以坐在屋中计算而得知；太阳应当发生日食却没有发生，是司天者计算失误。荧惑星自行退去，难道是取决于一句话吗？然而君子遇到灾祸，却不说那不是灾祸，这是为什么呢？人们说是灾祸，那么君主自然会敬畏天命、修明德行；君主敬畏修德，还担心敬畏会过分吗？《易》说：“尚未顺应天命。”君子处在丰盛之时，以此自警，说“志向不可离弃天命”；君子处在困乏之时，以此自勉，说“这是天命使我处于丰盛之道”，并不是把命运看成当然，于是骄侈放纵而大受祸患，说“尚未顺应天命”。所谓“这是天命使我困乏”，并不是把命运看成当然，于是丢弃自己的志向，所以说“志向不可离弃天命”。因此，丰盛时更加谨慎小心，以彰明奉行天命；困乏时则因震动警惕而使德行更加光明。既然如此，怎么能遇到灾祸反而不恐惧，遇到祥瑞反而不说明呢？

译邕州马退山茅亭记 冬季十月，在马退山南面修建了一座新亭，借着高丘的形势作为依托，亭子面向和布局都很简朴，没有欂栌、节棁等华饰，不雕刻椽子，不修剪茅草，也不砌墙，以白云作为篱笆，以青山作为屏风，来彰显它的俭朴。这座山从苍茫的原野中陡然拔起，奔腾直上，云气高耸，绵延数十里乃至百里；山尾盘绕在荒远的角落，山首流向大溪，群山环绕朝拱，形势像众星拱卫，苍翠的景色形态奇异，如锦带交结、绣纹错落，真是上天集中造就的秀美景致，因此并不因为处在遥远边地而有所减损。然而这里土地连接荒僻之地，风俗混杂着夷地习气，周王的车马没有到过，谢公的木屐也没有踏及，山岩小径冷落荒寂，登临探访的人都以此为叹。辛卯年，我的二哥奉命出任地方长官，到这里任职。他的德行施及百姓，因而取得信任；取得信任，所以人心和顺；人心和顺，所以政事清闲。于是他曾在北山徘徊，以寄托观览胜景的兴致，便修葺涂饰，建成了我们的居所。不出一天，木工便告完成。每当风停雨歇、烟霞澄澈鲜明时，我就戴角巾、穿鹿裘，带领兄弟和友生，以及五六位成年男子，沿山路走到尽头登上山去。在那里手奏琴瑟，目送云彩回旋；西山的清爽气息进入我的衣襟袖口，万物景象尽收眼底，仿佛伸手便能将它们全部握住。美景并不会自行显出美来，要因人的观赏和表彰才显著；兰亭如果没有遇到王羲之，那么清流修竹也将埋没在空山之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这座亭子偏僻地处闽岭之间，佳境很少有人到达；如果不记下它的建造，使盛美的遗迹郁结湮没，就是给山林溪涧留下羞愧，所以写下这篇记。柳宗元《零陵三亭记》说：“气息烦乱，思虑就会混乱；视野受阻，志意就会滞塞。君子应有供游览休息的处所、使视野高明的器物，让精神清静安宁、平和开阔，常常像有余裕一样，然后才能通达事理、办成事情。”山水的奇观，难道不是不可能周游天下，却一定要靠车辙马迹才能发现的吗？那么古人能够用文章记述它们，范围不过几案砚席之间，而人却能在千里湖山之外得到精神自得；这也正是收藏修养、休息游览的最佳处所了。柳宗元善于写记，所以录下这段话，多半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修养心性的帮助罢了。文章如果与理道无关，却只求工巧艳丽，也不过像山水花木一样；如果因为玩赏而废弃政事，因为荒嬉而丢弃治理，就不应称为文章，也不应得到君子的认可。凡是文集中所收录的这类文章，都依照这个标准。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古代的州治在薄水以南的山石之间，如今迁到水北，地势平直，方圆四十里。南北东西都有水；汇水的北面有两座山夹着道路，山势陡峭，叫作背石山。有一条支流向东流入浔水，浔水因此向北再向东，直到大壁山下。那座石壁叫龙壁，下面有许多秀美的石头，可以用来制砚。隔水向南有一座山，没有山脚，宽一百寻，高五丈，上下大小相同，叫作甑山。甑山以南全是大山，奇异景物很多。再向南并向西叫驾鹤山，山势雄壮高耸，环绕而立，古代州治背靠着它。山坳下面有泉水，常常盈满却不流动。南面有一座山，方正而高大，像屏风一样，叫屏山。它的西面叫四姥山，都是孤立而不依傍别山。兆流从浔水滩濑下流过，再向西便是仙奕山。仙奕山的西面可以登上去，山上有洞，洞中有屏、有室、有屋宇。屋宇下面有流石形成的形状，有的像肺肝，有的像茄子房；有的堆积在下面，像人、像禽鸟、像器物，形状很多。东西长九十尺，南北长度不到一半。从东面进入一个小洞，走了通常四尺，便忽然开阔得非常广大，却没有孔窍，正是一片漆黑。点燃蜡烛，只能高高照见它的屋宇，满是流石形成的怪异形状。从屏风南面的室中进入小洞，向上攀登，超过通常的高度，起初还是黑暗，随后忽然大为明亮，便到了上室。从上室再向上有一个洞，向北穿出，便俯临广阔的原野，飞鸟从上面飞过时都只能看见它的背。最初登山的人在上面发现一块石棋盘，黑色的石面上有十九道红色纹理，可以下棋，所以把这座山命名为仙奕山。山上多有柽树、槠树、筼筜竹和橐吾，鸟类多是秭归鸟。石鱼山全是石头，没有高大的草木；山虽小却很高，形状像一条竖立的鱼。在多有秭归鸟的山西面有一个洞，形状像仙奕山的洞。进入洞中，从它的西北面出来；灵泉在山脚东面，有山麓环绕着它。泉眼很大，形状像车毂，水声如雷，向西奔流二十尺后回旋，在石涧中潜伏，看不见它的去处。水中多有青绿色的鱼和石鲫，也有许多白条鱼。雷山两边的山崖都向东西延伸，雷水从这里流出，蓄积在山崖之间的地方叫雷塘，能够吐出云气形成雷雨，云气变化显现时还会发光；祈祷时使用俎、鱼、豆、猪、肉脯、黍稷和酒，阴云便会消散，祷告就会应验。在立鱼山南面，山间有许多秀美的山，没有名称，却幽深。峩山在原野中，没有山麓，峩水从那里流出，向东流入浔水。储欣说：“很像《史记·天官书》，不过《天官书》还有编排体例，这篇只是平直地叙述，零零星星，却有条理。后人带着杖和鞋来游览，不必再问道路，樵夫牧人所见的景物就会更加奇异了。”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游览的适意之处，大致有两种：一是空旷，一是幽深，如此而已。地势高峻险阻，走出幽暗郁闭而达到空旷辽远、悠长开阔之处，适合空旷；抵达丘陵土堆之间，隐伏在灌木荒草中，空间逼仄、曲折回环，适合幽深。利用空旷的地势，即使增加高台、长阁和回环的建筑，日月可以俯临照耀，风雨也不能损害它的开敞；利用幽深的地势，即使增加茂密的树木和聚集的山石，使它像洞穴山谷一样穹然、像山林麓地一样茂密，也不能损害它的遮蔽。如今所说的东丘，正是适宜幽深的地方。起初龛室外有一块荒弃之地，我把它合并过来，连接到大堂北面的边缘。各种低洼、土丘、岸壁的形状，都不破坏原来的样子；用密竹遮蔽，用曲折的廊桥连接。桂树、桧树、松树、杉树、楩树、楠树等，种了将近三百株；美好的花卉和奇美的山石又交错布置其中。俯身进入，满眼都是幽暗浓密的绿色，景物繁茂，脚步曲折错落，不知道通向哪里。温和的风不会灼热，清新的空气自然来到。水亭和狭室，处处都有幽深的趣味。然而到这里来的人，往往把幽深视为缺点。唉！龙兴寺是永州的佳寺。登上高殿可以远望南极，打开大门可以俯瞰湘江，这就是它的空旷之处。如今对于这座小丘，又要把它砍伐开拓，那么我所说的游览有空旷、幽深两种，岂不是要缺少一种，并且破坏了此地原有的适宜之处吗？这座丘陵幽静深邃，可以用来休息；这座丘陵幽深昏暗，可以用来观览玄妙。湿热的暑气逃离到山丘下面，天地太和之气停留在山丘顶上。多么幽深啊，这座丘陵！谁能和我一同游览呢？我没有召公那样的德行，担心砍伐会波及这里，所以写下这篇文字，来祈求后来的君子爱护它。储欣说：“空旷、幽深这两个说法，直到今天仍被奉为品评名胜的祖法。”

译驳复仇议 臣下私下见到，天后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害，徐元庆最终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然后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把他处死，却同时表彰他的乡里，并请求把这件事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典章。臣私下认为这样做不对。臣听说，礼的根本在于防止祸乱，意思是不得残害暴虐；凡是作为儿子的，杀人都不可赦免。刑法的根本也在于防止祸乱，意思是不得残害暴虐；凡是执掌治理的人，杀人都不可赦免。二者根本相同，运用却不同；表彰和诛杀不能同时成立。诛杀本来应该表彰的人，这是滥用刑法到了极点；表彰本来应该诛杀的人，这是僭越并破坏礼制到了极点。如果把这种做法向天下昭示、传给后代，那么趋向正义的人不知道该走向何方，躲避祸害的人不知道应当站在哪里，能把这种做法作为典章吗？圣人的制度，大概是穷究事理来确定赏罚，根据实情来端正褒贬，只是把这些统一起来罢了。假如当时查验事情的真假，考察是非曲直，推究事情的起因而寻找根源，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会清楚地分开。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不是因公罪获罪，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私怨，逞强运用官吏的威势，虐杀无辜；州牧不知道他的罪行，刑官不加追问，上下官吏互相掩护，百姓的呼号无人听见，而徐元庆能够把父亲仇人仍在世上看作最大的耻辱，以枕戈待旦为合乎礼义，处心积虑地冲向仇人的胸口，坚定地克制自己，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这就是守礼而践行正义。执掌政事的人应当面有惭色，忙着向他谢罪还来不及，又怎么能诛杀他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赵师韫杀他也没有违反法律，那么他不是死于官吏之手，而是死于法律。难道可以向法律复仇吗？向天子的法律复仇，杀害奉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放纵、凌犯上级。逮捕并诛杀他，正是为了端正国家典章，又为什么要表彰呢？况且陈子昂的议论说：“人必定有儿子，儿子必定有父母，父母与子女相互复仇，那么这种乱局谁来挽救？”这实在是太迷惑于礼了。礼所说的仇，是指冤屈沉痛、呼号而无人申诉的情形，并不是说一个人触犯法律、陷入大刑，却只说“他杀了我的父亲，我就杀他”，不辨曲直，只是欺凌寡弱、威胁弱者罢了。这不是违背经典、背弃圣人之道吗？《周礼》说，调人掌管处理天下人的仇怨；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其亲属不得复仇。若复仇，便将其处死；如果有人反过来杀死复仇者，国家就共同向他复仇。这样又怎么能说亲属之间都应相互复仇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没有被依法诛杀，儿子为父报仇，是可以的；父亲已经依法受诛，儿子再去报仇，这就是接连杀人的做法。”报仇若不能除去真正的祸害，今天如果据此裁断双方互相杀害的案件，才合乎礼。况且不忘记仇恨，是孝；不贪生怕死，是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徐元庆能够不逾越礼制，守孝而死、守义而行，这一定是通晓礼制、明白道义的人。这样一个通晓礼制、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议论者反而把他作为罪犯诛戮，滥用刑法、破坏礼制，这种做法不能作为典章，已经很清楚了。请把臣的议论下发，附入法令。以后遇到类似此案的情形，不宜再按照先前的议论办理。谨此议奏。韩愈《复仇议》说：“凡有为父报仇的人，事情败露后，应把事情的全部经过申报尚书省；尚书省召集群臣讨论后上奏皇帝，斟酌适宜的办法处理。大概是说不制定固定的法律条文，而让朝廷官员援引经义来处理，以防止失当。”柳宗元的议论则认为应当复仇还是不应当复仇，本来就有一定的标准，讲得更加明白。从明代到现在，凡是父亲或祖父被人杀害，子孙为报仇而立即杀死仇人的，不予追究；不是当场杀死的，一律处以杖刑。至于像这篇文章所说的，为报仇而杀死官吏，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并不是没有道理可据。如果不应当复仇，那么杀害本管官吏，依法论罪是不必多说的；如果应当复仇，那么直接依照这一法律定罪处理，也是不必多说的。这样看来，柳宗元的议论如今实际上已经被采用了。

译箕子碑 凡是大人的道有三种：第一，端正自身以防备患难；第二，以法则传授给圣人；第三，教化施及百姓。殷朝有位仁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种大人的道，并且立身于世，所以孔子讲述六经的道理时，尤其反复称道他。在纣王时期，大道悖乱，天威的震动也不能使人警戒，圣人的言论也无从施用。如果进言而死，以死与君王同命，固然是仁，却不能有益于保存宗庙，所以不这样做；如果委曲保全自身来保存宗庙，固然也是仁，却等于与国家一同灭亡，所以不忍这样做。这两种道路都具备，也有人分别实行过；因此箕子保全自己的明哲，与纣王一起俯仰进退、隐晦自处。这种谋略和规范受到囚奴般的羞辱，他虽处昏暗却没有邪曲，虽然颓败却始终不停止。所以《易》说：“箕子的明夷，是端正自身以防备患难。”等到天命已经改变，百姓重新得到正道，他才出示大法，作为圣人的老师，周人因此能够整顿常理伦纲、建立大典。所以《尚书》说：“把箕子带回来，作《洪范》。”这就是以法则传授给圣人。后来箕子被封到朝鲜，推行大道、教训风俗；只要有德便不以为鄙陋，只要是人便不以为遥远，用以扩大殷朝的祭祀，使夷人化为华夏之民，这就是教化施及百姓。三种大人的大道全都汇聚于他的身上，天地变化之中，我得以看到正道，他难道不是大人吗？唉！当周朝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殷朝的祭祀还没有断绝时，比干已经死去，微子已经离开了。假使纣王的恶行还没有积累到极点便自行灭亡，武庚又考虑到祸乱而谋求保存国家；如果国家没有箕子这样的人，谁能和他一起兴复治理呢？这本来就是人事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那么先生忍辱含垢而这样做，难道是对这件事早有志向吗？唐代某年修建了这座庙，汲郡每年按时前来祭祀；我赞美先生唯独被列入《易》卦象之中，因此作这篇颂文。在患难中保持正道，以谋略传授圣人；宗庙祭祀因此得以延续，夷地百姓也获得复苏。光明伟大的大人，无论显达还是隐晦，始终不变。圣人的仁德，无论大道盛行还是衰微，都能相合；明哲之德存于自身，即使沦为奴隶也不以为鄙陋。谦让而守礼，居处高位却不自满，不妄称孤；地位高却没有危险，地位卑也不可逾越。既没有死去，也没有离开，心中仍怀念故都；时势困顿时暂时屈抑，最终成为世人的楷模。《易》的卦象把他列入其中，文王也是他的同道。盛大的光明得到宣扬，崇高的祭祀因而确实建立。古代缺少歌颂他的辞章，后来由儒者接续完成。储欣认为末段只是书生事后的推测之谈：当时如果不顾一切逃走，哪里有闲暇考虑后来的事情？根据《易·明夷》六五爻辞说：“箕子的明夷，利于守正。”孔子说：“箕子的守正，他的光明不可熄灭。”纣王时期，孟子说：“古老家族遗留下来的风俗、流传下来的良好风气和政教，仍有保存下来的；还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人，他们共同辅佐纣王，所以过了很久才失去天下。”这样看来，比干死去，微子、微仲、胶鬲归附周朝，如果没有箕子，光明不是早就熄灭了吗？柳宗元末段的意思，实际上本于孔子。就像硕大的果实没有被摘食，松柏到了冬天才后凋一样，守住先王之道来等待后世求学者，正是圣贤与天地同心的地方。看看东汉末年，贤士大夫相继沦亡，于是郭泰为贤者凋零而悲伤，董卓、曹操却毫无顾忌；柳宗元的议论，又有什么不可说的呢？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 仲尼的道与王者的教化，关系到远近各地。柳州古代是南方夷地，那里的人椎结头发、穿草编衣服，攻劫争斗、凶暴强悍，即使唐尧虞舜的仁德也不能使他们柔顺，秦始皇、汉武帝的武力也不能使他们畏服。到了有国家建立，才开始遵循法度，设置官吏、进献贡物，渐渐像中原人一样戴帽束带、遵守法令，进而采用文教；求学的人谈论尧、舜、孔子，就像从身边取东西一样容易，手持经书、引用仁义，随即恭敬地退让应诺。中原士人有时反而以此为忧患。由此才知道唐朝的德泽广大而深远，孔子的道尊贵而光明。元和十年八月，州里的文宣王庙屋宇毁坏，几乎倾毁；神位前的刺史柳宗元刚到任，十分害怕自己不能承担责任，使教化的根基坠毁。丁未日，按照祭奠荐献的礼法准备祭祀，却不能完整施行礼仪，于是集合初献、亚献、终献三位官员，穿着布衣，拿出节省下来的财物，购买土木金石，征集工匠、雇佣劳力，修好旧的并增建新的。十月乙丑日，文宣王宫的正殿建成，于是安置神位，整顿礼法场所，恭敬地告诫群吏。选定吉日，把这件事恭敬地报告给文宣王的神灵说：“从前孔夫子曾想居住在九夷之地，那时门人尚且对圣人的话有所疑惑。如今孔夫子离世已经一千多年，您的教化才开始施行到这个地方；百姓去掉鄙陋而以儒道为根本，孝敬父亲、忠于君主，谈论到礼义，更何况您巍然光明地降临这里，使人亲身感受您的教化呢？只有夫子能够借助神道来设置教化，我如今不敢不敬谨地体察并遵循这种教化，以使您的神灵安宁。” 追念孔子的教诲，仿佛就在眼前。假如神灵确实存在，怎么敢不敬畏？居住在这里而不再鄙陋，不违背从前的教言；恭敬陈述此事，永远尊崇严肃的祭祀。祭祀牲畜的石碑已经刻好，立在庙门。至于孔子的教化能够施及夷蛮之地，这篇碑文在结构安排和体裁上最为完美。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虽然极力铺陈盛大美好，却好像是在描绘天地的形态、摹写日月的光辉；如果没有昆仑山作笔、大海作墨，又怎么能够做到呢？

译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八目录 河东柳宗元文八 祭文、墓表、墓志铭、状、碣、杂文 吊苌叔文 吊屈原文 祭井文 又祭崔简神柩归上都文 为已故唐朝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撰写的墓表，以及为已故秘书郎姜君撰写的墓志。故襄阳丞赵君墓志 覃季子墓铭 段太尉秀实逸事状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 唐故御史周君碣 乞巧文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八 河东柳宗元文八 吊苌叔文 周室衰弱，诸侯各怀异谋；臣子乘机处在君王身旁，君王便容易被降为诸侯。威势强大者逆势控制，政令郁结而转入幽暗；祸患和蛊惑胶结得严密，反而把忠心视为罪过。奸权相互依附，忠臣勇士因此遭到杀戮。那时若说是幸运，正是大夫的羞耻。唉，危险啊！河水、渭水溃决泛滥，大夫横身而出加以阻挡；嵩山高山崩裂，他举手推拒正直之势。对压迫和淹溺毫不顾虑，以坚刚作为准则；知道死亡也不能使自己屈服，彰明人的最高原则。可是，这位大夫多么光明刚烈，周王却不醒悟于谗言和贼臣，最终让剽悍狡诈之徒得意，使他悲痛地屈服于强国的威势。松柏被砍伐，丛生的草木却欣欣然长出；盗骊这样的骏马折断了脚，疲弱的驽马反而昂首抗拒。猛禽高高飞翔，狐狸害怕得不敢进食；一群小人结党营私，谁会因百般祸害而使一人伸张？以少数挺立去抗衡多数，正是古代圣人也感到困难的事。何况依靠衰弱的周室来威慑骄横之人，这本来就是走向危险、违背安稳。杀身并不是我的忧患，我忧虑的是周室不能完整保存。难道要筑成高城来夸耀功劳吗？我悲哀的是清庙将要残破。嫉恨彪子放纵荒诞的言论，使天子的视听更加迷乱，以为这些话都是欺骗。姑且舍弃正道而顺从世俗吧，那么考察古事、推举贤人又有什么用？指着白日来表达愤懑，最终却坠入幽暗而不能显扬。凭借上帝之名使精魂飞升，天地却昏暗空旷而归于断绝。想要驾着云气上天申诉，最终仍在幽冥中郁结。想登山高声呼告，声音却越发浩荡而飘忽；内心干涸凝滞、无法化解，身体像冰一样凝结而自战栗。只谋划开端而不考虑结局，不是大夫的操守；陷入瑕疵和困厄，本来就是衰世的道路。明知不可为却更加前进，发誓不苟且偷安以求自保。陈述诚心以决定命运，与守贞的忠臣相交为友。比干与我同属仁义之士，却遥远隔绝、不能同群；伯夷为清白而死，却没有怨恨，谁能够遵循他的遗迹？如果内心的端正诚信有所亏损，即使年高德劭，又有谁会珍重？古来本来就有一死，贤者乐于死得其所。大夫为忠而死，是君子所赞许的。唉，悲痛啊！恭敬地悼念忠甫。三纲沉沦，九法败坏，那么天地几乎就要停息了。其根源起初很细微，只在于只谈利害而不谈是非。敬王是周天子，遭遇王子朝之乱，出奔居住在成周，诸侯派兵戍守，按月承担劳役，十分烦苦；苌叔于是请求筑城。这就像弟子守卫父兄，手足保护头目，况且并没有什么私利，怎么反而会有错误呢？卫国的彪徯到周地拜见单穆公，说苌叔必定不得善终。上天所扶持的，不能毁坏；它即使毁坏，也不可能再被扶持。周室既然是被上天毁坏的，而苌叔还想扶持它，必然会遭杀戮。他后来到了晋国，范吉射、中行寅叛乱，责怪周为他们提供援助，周人于是杀死苌叔。一千多年以后，人们受彪徯荒诞言论的迷惑，都说苌叔扶持了上天要毁灭的事物，所以受到天罚，难道不正是只谈利害而不谈是非吗？孔子是万世的老师，他的话一定可信；千古的是非，应当以他的言论作为折衷标准。公山弗扰据费邑叛乱，召请孔子，孔子想前往，并且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周道在东方复兴吧？”由此可知，孔子没有一天忘记周室；即使是背叛大夫的陪臣，地位极低、品行鄙陋的人，如果想任用他，他也会考虑借助此人来兴复周室。孔子既然如此，对于苌叔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苌叔身为周朝大夫，联合诸侯筑成周城，以保卫蒙尘出奔的天子，这难道是上天所厌恶的吗？苍苍的上天，难道还存在着只按自己的看法行事、厌恶别人扶持它所要毁灭之物的意志吗？然而当时的人议论此事，后世的人又怀疑它，也可以说是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了。柳宗元被贬谪，是因为想收回宦官掌握的兵权，以尊崇唐室，却遭到当时人的诟骂，所以因苌叔之死而发出感慨，作文章来凭吊他，恐怕其实也是在凭吊自己。

译吊屈原文 距离先生大概已有千年了，我却两次被放逐，漂泊在湘江上。我寻找先生沉溺的汨罗江，手持蘅草杜若来献上芳香。愿在恍惚之间得到您的顾念，希望陈述言辞而使它发出光彩。先生不肯顺从世俗，只追求正道；在支离动乱中奔波，遭逢极其困苦的时代。华美的虫纹衣服被进献给泥土，却送上用来侍奉的羔羊皮裘；母鸡咿咿喔喔地叫，孤独的雄鸡却被束住嘴。嘈杂低俗的声音环绕观看，竟压过了大吕的雅乐；把苦菜的尖喙当作珍馐，反而焚弃黍稷。连监狱都不知道躲避，却不能处在宫廷之中；陷入污泥、沾染污秽的人，反而荣耀得像穿着绣黼。栋梁折断、大火猛烈燃烧，那些魁梧之人却笑着跳舞。谗言和巧辩喋喋不休，反而把它说成咸池之乐；谄媚便利、怯懦卑屈的人，美貌竟胜过西施。把谋略和言论说成怪诞虚妄，反而塞住耳朵远远避开。隐藏严重的弊病而讳言躲避，却任用俞缓那样无能的人，事情已经不可挽救。先生为何如此凛然，宁愿承受针石般的痛苦也要追随正道？只是仲尼离开鲁国时还说“我走得迟迟不舍”，柳下惠坚持直道，又能到哪里去施行呢？如今世人议论先生，说“为什么要隐忍不去，反而怀抱这片土地？”只有通达之人才有卓越的轨迹，本来就会被鄙陋之人怀疑。抛弃故都而追随利益，我知道先生不忍这样做；站在一旁看着故国覆亡，也不是先生的志向。困穷与显达本来都不能改变志节，正是因为奉行正道、守住正义。何况先生内心忠诚恳切，即使遭遇滔天大祸也不改变。沉入水中的璜玉、埋葬地下的佩玉，哪怕处在幽暗之中，谁能使它们不发光？兰草蕙草被遮蔽隐藏，为什么长久不能散发芳香？先生的容貌已经无法见到，但仿佛还能看见您的文章。寄托于遗留下来的篇章而叹息，我的眼泪不禁充满眼眶。呵斥星辰，驱逐诡怪，谁能挽救即将崩亡的国家？为什么要挥霍雷电般的威势，假如只是把它当作荒诞空茫之事？光耀美丽的辞章明朗灿烂，世人却果真因此把您看作狂人。可怜我内心忠诚激切，独自蕴积愤懑而更加悲伤。我料想先生不再说话了，后世的人又能寄托什么希望？忠诚既然从内心激发出来，怎能压抑含忍而不使它生长？您遭受屈辱究竟有多少，为什么独自把它焚烧在心中？我悲哀今天做官的人，哪里有谁考虑时政的好坏？享受君主的俸禄，却害怕自己的奉献不够丰厚；悲悼自己身居官位却不能使政事兴盛。退下来独自默默反省，说自己的言论不能实行。既然已经形成的坏风气无法革除，又怎么能忘记先生呢？贾谊说：“纷纷扰扰地离开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先生的缘故啊。走遍九州去辅佐各国君主，何必一定要留恋这座都城呢？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看到有德之人的光辉才降下来；一见细小而危险的德行，便远远振翅离去。那寻常的污沟小渠，哪里容得下吞舟的大鱼？横行江湖的鳣鱼鲸鱼，本来必定会被蝼蚁般的小人所控制。”这大概是深深叹息屈原不肯离开楚国，最终因此自我伤害。正如有人说龚生竟然夭折了天年，却不是我们这一类人所应说的话。到了柳宗元才说：“抛弃故都而追随利益，我知道先生不忍；站着看故国覆亡，也不是先生的志向。”这样以后，贵戚卿大夫应当与国家共存亡的道义才显明出来。到了朱熹进一步阐明屈原深藏的光辉，认为《九歌》等篇都是借神灵来比喻君主，只是因为与人间隔绝而不可企及；这表现出屈原不能亲近君主的心情，却从来没有怨恨。屈原微妙的言辞和宏大的义理，光耀天地，虽死而精神不亡，他的道因此大放光明。祭井文 谨向水土之神致祭：神灵蓄积这种伟大的德性，推行出来供人使用，养育万物而无穷，功德与乳汁、泉水相等。古代有规定，八家共同使用一口井；本州却没有这样的水井，主管官吏因此恐惧。利益蕴积在这里已经很久，神灵秘藏得越深。于是把这件事告诉神灵，愿神灵怜悯我的心意；在城南占卜这个利益的征兆。神灵若有仁心，请鉴察此事，请降临此地。从前井壁容易崩塌，如今却坚固完好；从前搬运石块困难，如今却顺着道路便能运来。古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如今终于从诚心祈祷中得到；如果不是神灵赐予，凭人的力量怎能保有它？它从幽玄深处发出，由大地之母成就；愿神灵长久保全它的灵异，不吝惜自己的宝藏。我们恭敬修治报谢之礼，奉上浮萍水藻作为祭品。朱子说：“柳子厚的文章有仿作对象时，往往精妙至极；比如《自解》诸篇，全都仿效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如今看这篇文章，也极像两汉人的语言。” 又祭崔简神柩归上都文 唉呀，崔公的灵柩！唉呀，崔公！楚地南部的土，不能用来建造房屋，有的松散而坍塌，有的坚硬而突兀；阴暗的水流渗漏浸没，泛滥不止；大老鼠、大蚂蚁从旁边穿穴、从侧面钻出；土质亏疏脆薄，时间久了才自行堵塞。这比不上您的故乡，那里的土坚固而紧密。唉呀，崔公！楚地南部的鬼魂不能与人友善相处，躁动暴戾、轻佻险恶，目光闪烁，欺诈苟且；琐碎卑贱、昏暗轻浮，轻率愚妄地奔走，不思考自己的同类，却喜欢与这些丑恶之物结群。这比不上您的故乡，那里的鬼神和顺而且相互亲近。日子十分吉利，子孙也十分勤勉，船只车辆都已备好。愿您的神灵安宁，离开这里的夷地，返回您的故乡邻里，神采奕奕地归去，应该快乐而又欣喜。您死后还乡，我却活着留下；我们相隔在不同的世界，哪里还能跟随您同游？我在灵座前洒酒祭奠，酒和眼泪一起流下。这篇文章也仿效《楚辞·招魂》的末尾，大意说：“死者归还故乡，生者留下；死者应当快乐，生者只能悲哀，宛如巴东三峡中的巫峡那样漫长，猿猴啼叫三声，泪水便沾湿衣裳。”

译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孔子作《春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以人名作为传的有五家，如今采用其中三家。拿着文书，焦心苦思，为《春秋》作评论、注释、疏解和解释的人有成百上千。那些互相攻讦、凶狠愤怒，以言辞声气彼此攻击排斥、掩没真相的人，他们所写的书堆满屋宇，拿出去则多得使牛马流汗。有的合乎正道却隐晦，有的违背正道却显扬。后来的学者穷尽一生、耗尽精力，左看右顾也不能得到根本，于是专守自己的学说，诋毁与自己不同的见解，结党维护枯竹朽骨，以至父子相互伤害、君臣彼此诋毁悖逆，前代这样的事很多。圣人的道理实在太难理解了。有位吴郡人陆先生质，和他的老师天水人啖助以及赵匡，能够理解圣人的深意，所以《春秋》的言论到这里才变得光明，使平庸之人和小孩子都可以积累学问而进入圣人的道路，传承圣人的教化；他的德行难道不宏大吗？先生字某，读书后懂得著述立说的根本，又得到老师和友人的传授，于是汇合古今、辨析异同，用言语联结，用文章累积。他讲论大道大约二十年，记录成书又用了十多年，事情大体完备，写成《春秋集注》十篇、《辩疑》七篇、《微旨》二篇，阐明彰显大中之道，发露公正的原则。他的道以养育百姓为主，以尧舜为目标，包罗广大，上下贯通，却不超出正道；他的方法以文王、武王为首，以周公为辅，进退揖让、升降进退、好恶喜怒，都不过分违背事物本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书成以后，拿给世上聪明的人，使他们陈述并阐明，所以这部书得以流传。先生成为大儒，凭借这部学问做了天子的谏臣，历任尚书郎、国子博士、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都能够施行他的道理。他出任两州刺史，治理百姓而知仁爱；永贞年间侍奉东宫，把自己的学问讲给太子听，绘制古代君臣的图像献上，终于使道理上达天子。这一年，继承皇位的天子登基执政，尊崇优待师儒。先生因病被天子得知，天子亲临慰问并加以礼遇。某月某日，先生在京师去世；某月某日，葬于某郡某里。唉，先生的道靠书籍保存下来，却来不及施行于政事；他的道靠言论流传，却来不及看到它得到治理上的验证。因此门人和世上的儒者更加悲痛。将要下葬时，因为先生能够撰述圣人的经典，使它流传后世，大家共同给他谥号为文通先生。过了若干年，有学习他著作的人经过他的墓地，哀悼他的道由此传播，于是刻石为他作墓表。汉、唐经学家的弊病，在这里已经把情状说尽了。陆质和啖助的著作，名字列在《经籍志》中，而如今能够讲述它们的人已经很少了。司马迁不是说过吗：“后世想磨砺品行、树立名声的人，如果不依附青云之士，怎么能流传到后世？”这大概是说，青云之士所在的地方，他的下方还有贤人圣人。如今陆质受到韦执谊、王叔文的臂助和驱使，也算是依附青云之士的一种不同情形。他的学说怎么能长久流传而不废弃呢？《唐书》本传说：陆质字伯冲，世代居住在吴地。精通《春秋》，拜赵匡为老师。赵匡师从啖助，陆质把两家的学说全部传承下来。历任信州、台州刺史。平素与韦执谊友善；当时韦执谊依附王叔文，暗中窃取威权，便借助他的力量召陆质任给事中。宪宗还是太子时，下诏让陆质侍读。当时韦执谊害怕太子发怒，因为太子已经专权，所以让陆质侍奉东宫，暗中窥探太子的心意，为左右近臣解释调和。陆质伺机有所进言，太子总是发怒说：“陛下命先生给我讲学，怎么可以谈到别的事情？”陆质惶恐地退了出来。故秘书郎姜君墓志 秘书郎姜质，字某，是开元皇帝的外孙。当初，楚国公姜皎与皇上关系日益亲密、更加受到宠幸，他的儿子姜庆初得以娶某公主，生下姜质。姜质出生三天，皇上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供给我的外孙。”于是下令有关部门按第六品官员的规格告身授予他，给他穿绯色衣服、佩银鱼袋，使他可以登记名籍，自由出入宫禁。他以这个官名任职七十多年，始终没有升迁。然而这期间他在蜀、汉、荆、楚等地，奉大诸侯的命令镇守州邑，往往以劳绩著称；任期届满或职位空缺时，便再次奉命任职。他喜欢游览、嗜好音乐，因为出生于富贵之家，蓄养歌妓，能够传授宫中的曲调。贤人豪士和大夫多与他交游宴乐。后来年老又患风病，右手右脚奇异僵硬，不能赴任。士人若带酒来访，他就让歌妓出来，拍着大腿笑闹嬉戏，旁观者还能看出太平盛世王孙旧日的风度。元和十四年某月某日去世。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说：“唉，他是皇帝的亲戚，葬礼不能因为俭省而简略，应该用猪和酒来祭祀。”某月某日葬在州城东南一里处。儿子某，年若干；母亲是雷姬。铭文说：起初卑微，最终显贵，在世间算是顺遂；幼年荣耀，老年困穷，按世俗事物来说却是不幸。把得失平等看待，谁算缺少，谁算丰足？像您这样的人，出生时便有银朱之贵，成年后享有钟鼎之荣；不惶惶然追求进取，也不洋洋然因骄横自满。左手弹弦，右手持酒壶，以快乐放纵自己的性情；即使年老客死他乡，也从未为自身悲伤。这同那些小心翼翼、恐惧不安，害怕谄媚而背负不义，得到一点便拘谨自守，以为荣耀不能掩盖羞愧，终身如此而不能停止的人相比，不是仍然优越得多吗？铭刻在金石上，要经得起天地的检验，怎么可以不真实正直？如果像白居易所说：“铭写功劳全都说成太公，歌颂德行全都说成仲尼”，那么荒谬错误哪里有尽头？一味沿用浮夸的辞藻，就会把他的真实美德一并遮蔽，这并不是使这个人获得荣耀的方法。沿袭这种风气，成百上千的人都只有浮夸的言辞，那么一两个真正有美德的人也会被一并掩盖，文章的作用或许就接近消亡了。韩愈凭碑文在当时享有盛名，而刘义尚却索取他的润笔，说：“这是靠谀墓得到的钱，不如拿来给刘先生祝寿。”其他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像柳宗元这篇文章，差不多可以称为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文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译故襄阳丞赵君墓志 贞元十八年某月某日，天水人赵公矜四十二岁，客死在柳州，官府替他收殓，葬在城北的郊野。元和十三年，孤子赵来章刚刚成年，从襄州徒步寻找父亲的葬处，却没有找到；查考文书，凡是知道父亲姓名的人也都死了，没有人能够辨认。赵来章每天在野外痛哭，共哭了十九天。人事已经穷尽，只好寄希望于卜筮。五月甲辰日，占卜者秦誗根据卦兆说：“金侵蚀了墨色，而火反以为贵；他的墓在丑方、道路右侧，南面有贵神的墓土守护着它。”乙巳日，他到野外去，恰好遇到一个眼深而多髯的西方人；事情得到证实，于是过了七天便挖掘墓地，终于见到了父亲的灵柩。第二天，他在野外寻找时，有一位老人拄杖向东走来；他询问老人，老人说：“这是故赵丞的儿子吗？我名叫曹信，墓地就在我的墓旁。唉，如今那里已经被夷平了，在社坛北面二百步的地方，我替你作个标记。”辛亥日开土，里面果然有棺木；打开后见到绯衣和缁色衾被，凡是家中旧物都在。州里的人都为之流泪，实在是被赵来章的孝心感动了。父亲的灵神把这件事托付给老人，若不是这样，怎么会与龟卜的结果如此吻合呢？六月某日启程，某月某日葬在汝州龙城县期城原野。赵公的夫人河南源氏先已去世，也附葬在一处。赵矜的父亲名渐，任南郑县尉。祖父名倩之，任郓州司马；曾祖名▯安，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始矜由明经科出仕，任舞阳县主簿。蔡帅叛乱，遇到危难前来归附，升任襄城县主簿，赐给绯鱼袋，后来任襄阳县丞。他的墓葬，从曾祖以下都按官位排列族葬。当时柳宗元任柳州刺史，负责料理这件事，感到哀痛，便用铭文表彰他。铭文说：“祖先啊，扶携着他；信实啊，安置着他；他佩有鲜红的绶带，神灵都把他列在其中。诚恳的奏章送来，神灵实在为你哀痛；赐给你老者的寿命，并把兆象的话告诉你。愿神灵为之鼓舞，随同父祖孝敬下去而善终，应该把福禄赐给他。百越之地草木茂盛，被羁留的鬼魂彼此相望；有儿子而且孝顺，唯独回归故乡。眼泪充满这篇铭文，表彰你，使人永远不要忘记。” 宇宙古今的忠孝大节，是天地间的正气、人心中的正理，贯通太虚，与万世相参而成为纯一之气。至于事情的始末，俯仰之间，事迹已经陈旧了。渐渐陈旧，渐渐湮没；渐渐湮没，渐渐消灭，实在令人悲哀。能够使相隔万里、相距千年的往事，在几席之间鲜明如生，永远不变，仿佛听见声音，赤诚如同当面告诫，使人人看见它便天性受到感动、真情奋发，欣喜畅快而起舞，悲痛愤懑而流泪，忽然不知道自己的嗜欲正在渐渐沉溺，反而慨然以圣贤为榜样，认为圣贤的境界是可以树立志向并学习达到的，若不是天下最卓越的文章，又有谁能做到这样呢？文章不是极其重要吗！这就是左史记叙事情的文章所以独重于千古的原因。柳州的这篇文章，取法于左丘明，很相似而且几乎可以媲美了。覃季子墓铭 覃季子这个人，生来喜爱读书，家境十分贫困，尤其耿介孤特，不肯苟且接受施舍。他读经书和传注，讲论其中的学说，推重几家著作，尤其是太史公、班固的书；下至当代，纵横贯通、钩连考索，又有几十家，汇编成书，名为《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庄、子思、晏子、孟子，下至当代，他们的学术从儒、墨、名、法诸家，直到狗、猪、草木，凡是对世人有益的，都编入《子纂》，又有一百多家。他专心于求知，不把做官当作事情。黜陟使取了他的书，把他的姓名称上报，授任太子校书。某年某月某日，死于永州祁阳县某乡。将死时叹息说：“是宁可有声名却困穷吗？还是宁可没有声名却富足吗？是宁可耿介而困顿吗？还是宁可混浊而得志吗？”葬在他的乡里。后来过了若干年，柳先生来到永州，哀惜他的文章没有在世上得到显扬，寻访他的墓，请人刻石作铭。铭文说：使他困穷，是因为他的独特；使他富足，反而是他的耻辱。他的容貌狷介，是一位博学之士，精神气色仿佛仍然活着。

译段太尉逸事状 段太尉当初任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身份驻在蒲州，王子郭晞任尚书，兼领行营节度使，把军队驻扎在邠州，放纵士卒胡作非为。邠州人中那些偷盗、贪婪、凶暴、邪恶的人，最终用财物把自己的姓名混入军籍，便肆意妄为，官吏不敢过问。他们每天成群结队到市场上强取财物，稍不满足就动手殴打，打断人的手脚，把锅、鼎、瓦罐、盆盎砸得满街都是，抓住人的胳膊慢慢离开，甚至撞死孕妇。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因为顾忌郭氏，不敢说话。太尉从州里把情况报告给府中，请求商议此事。到了那里便说：“天子把百姓交给公治理，公看见百姓遭受暴害，却安然处之，眼看将要造成大乱，怎么办？”孝德说：“愿意听从您的教诲。”太尉说：“我任泾州刺史，那里很是清闲少事；如今我不忍心百姓无故被暴徒杀死，以致扰乱天子边地的事务。公如果确实任命我为都虞候，我能够替公平息这场祸乱，使公的百姓不再受害。”孝德说：“太好了，就依太尉所请。”任职一个月后，郭晞军中有十七人进市场取酒，又用刀刺伤卖酒人，打坏酿酒器具，酒流到沟里。太尉列队捉住这十七人，全都砍下头来，插在长矛上，竖立在市场门外。郭晞全营大声喧闹，全都披甲。孝德惊恐万分，召来太尉说：“将怎么办呢？” 太尉说：“不要紧，请允许我到军营中去说服他们。”孝德派几十人跟随太尉，太尉把他们全都辞退，解下佩刀，选了一个年老跛脚的人替他牵马，来到郭晞门下。披甲的士兵出来，太尉笑着一边走进去一边说：“杀一个老兵，何必披甲？我把我的脑袋带来了。”披甲士兵惊愕了，于是告诉他们说：“尚书难道真的辜负你们这些人吗？副元帅难道真的辜负你们这些人吗？为什么要用作乱来败坏郭氏的功业？替我禀告尚书，请他出来听我说。”郭晞出来见太尉，太尉说：“副元帅功勋充塞天地，应当务求善始善终。如今尚书放纵士卒作恶，暴行将导致祸乱，扰乱天子边疆，要把罪责归给谁？罪责还会牵连副元帅。如今邠州那些恶劣子弟用财物把姓名混入军籍，像这样不停地杀人害人，过几天岂不是要发生大乱？大乱是由尚书造成的。人人都说：‘尚书倚仗副元帅的势力，不能约束士卒。’这样一来，郭氏的功名还能够保全多少呢？”话还没有说完，郭晞拜了两拜说：“承蒙公教导我正道，恩德太大了，我愿意率领军队听从您的命令。”回头呵斥左右说：“都解下铠甲，散回各自的队伍；敢喧哗的处死。”太尉说：“我还没有吃晚饭，请允许我准备些粗食。”吃完后说：“我的病发作了，希望留宿在门下。” 他命令牵马的人离开，说：“明天早晨再来，睡在军营里。”郭晞不解衣，告诫巡夜士卒击柝守卫太尉。第二天，郭晞和太尉一起到白孝德那里，道歉说自己不能约束部下，请求改过。邠州从此没有祸患。此前，太尉在泾州任营田官，泾州大将焦令谌夺取百姓田地，占有几十顷，交给农民说：“等庄稼成熟后归还给我，收成一半归我。”这一年大旱，田野没有草，农民把情况告诉焦令谌。焦令谌说：“我只知道收取多少，不知道什么旱灾。”催逼责罚更加急迫，农民将要饿死，又没有东西偿还，只好告诉太尉。太尉写判词，言辞十分谦逊，派人去劝说焦令谌。焦令谌大怒，把农民叫来说：“我难道怕段某吗？你怎么敢说这些话！”他拿来判词，铺在农民背上，用大杖打了二十下，农民奄奄一息，被人抬到太尉庭中。太尉大哭说：“竟然是我使你受困！”立即亲自取水洗去血迹，撕破衣裳包扎伤口，亲手敷上良药，早晚亲自喂农民吃饭，然后自己才吃饭。他把骑马卖掉，买粮食替农民偿还，使农民不知道这件事。淮西驻军的将帅尹少荣，是个刚直的人，进见焦令谌，大骂说：“你真是个人吗？泾州田野干旱得像赤土，百姓将要饿死，你却一定要收取粮食，又用大杖殴打无罪的人。段公是仁慈守信的大人，你却不知道敬重。如今段公只有一匹马，低价卖掉买粮食送入你那里，你又无耻地接受。你这个人既傲慢，天灾之时冒犯大人，又殴打无罪者，还拿取仁人的粮食，使主人没有马可骑，你将凭什么面对天地，难道还不愧对奴隶吗？”焦令谌虽然凶暴抗拒，但听了这番话后深感惭愧，汗流不止，不能进食，说：“我终究没有脸面再见段公。”一天夜里因悔恨而死。等到太尉从泾州被司农征召时，他告诫族人经过岐州时，朱泚如果赠送财物，千万不要接受。经过那里时，朱泚果然坚持送来大绫三百匹，太尉的女婿韦晤坚决拒绝却不能推辞，只得把它送到京城。太尉发怒说：“果然没有听我的话！”韦晤道歉说：“身处卑微地位，没有办法拒绝。”太尉说：“即使这样，也终究不能让它放在我家宅中。”于是把大绫放在司农办公厅堂的栋梁上。朱泚反叛后，太尉最终让属吏把这件事告诉朱泚，朱泚取来查看，原来的封条和标记都还完整保存着。元和九年某月某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向史馆上报。如今称说太尉大节的人，只从他出入军旅、在一时奋不顾死以求取天下声名来看，不知道太尉所树立的节操竟是这样。宗元曾出入岐州、周州、邠州、斄州之间，经过真定，向北登上马岭，走遍亭障、堡垒、戍所，私下喜欢询问年老的军校和退伍士卒，凡是能够讲述他的事迹的人都问过。太尉为人温和亲切，常常低头拱手行走，言语声气低弱，从不以脸色对待别人，别人看他像个儒者。遇到不可容忍的事情，他一定会实现自己的志向，绝不是偶然。防州刺史崔公来告诉我，说确实按照事实直录，已经完备地得到太尉遗事，反复核校没有疑问，只是恐怕还有散失未能搜集齐全。太史氏冒昧把这份事状私下呈给执事，谨此上状。张英说：“叙述太尉的三件事，都表现出他的刚正和慈仁。这就是《诗经》所说的‘不畏惧强暴，不欺侮鳏寡’吧？文章笔势又矫健雄迈，把事情的情状曲折详尽地写尽了。”

译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 贞元四年五月，皇帝带着银印、赤绶，到隐居之处起用阳公，任为谏议大夫。后来过了七年，他在朝廷上极其恳切地进谏，连续多日不停止，皇帝尤其赞赏惊异，升任他为国子司业，用以表彰正直、优待贤能，使师儒之道光大。又过四年九月己巳日，出朝任道州刺史。太学生鲁郡人李偿、庐江人何蕃等一百六十人停止学业，奔走到宫阙之下，叩头呼叫宫门、向上天呼告，希望请求让他恢复原职。朝廷重视更改这件事，颁下如己巳日的诏书。第二天，学生们面向北方，像最初一样走到延喜门，阳公派人追上来夺走他们的奏章，拦住道路请求他们停止，于是终于没有成功。献上的学生们哀号不已，回头张望、徘徊不去。从前阳公到来时，仁爱的风气扇动传播，暴躁傲慢的人改变面貌，柔弱的人也能立身；听到美善的言论，快乐得像听到钟鼓；瞻仰他的德行，崇高超过嵩山、泰山。等到阳公主持职务，施行政令给人树立准则，贤良之士勇于行善，虚伪的人除去伪饰，懒惰者更加勤勉，放诞者更加恭敬；沉溺酗酒的人被驱逐到郊外，违背父母、三年不归的人，被罢免退斥出乡党。命令还没有下达，便有二十多人请求回家奉养父母，礼法和顺因此显著，孝悌之风兴起。他又讲习贯通经籍，使人通达深奥义理；选取有才华的学生加以训练，使他们精通儒业；冠帽、鞋履、衣裳因他而变得严整，进退、作揖、谦让都以他为仪则。阳公的声名和功德如此久远，我们这些人以谁为老师呢？于是共同商议，署名告知各位儒者，希望树立贞石，使它与崇高的事迹相称而彰明。于是访问通晓古学的人，记下阳公的姓名字号，把他的法则流传给后世。阳公名城，字亢宗，家居北平，隐居于条山。只有阳公端正纯粹、谦冲和平，高尚端凝而美善醇厚；道德、仁爱、明智、孝顺、慈爱、友善、敬悌，熏染乡里，声名传遍天下。他守节坚贞，患难不能改变他的心志；性情安和坦厚，荣华官位不能动摇他的精神。他任谏议大夫时，声威震动朝廷百官；任国子司业时，对学生的爱护更加深厚。理应为他立石，使后人以此为法。铭辞说：这位阳公履行正道、保持醇厚，起初隐居而不显声名，以堆土筑基来培养仁德，德行充实，形迹于是显现。任谏官时志向抗直，勉励人们遵循正义，陈述直道。皇帝寻求师儒，让他辅佐我朝成均，启发开导、消除滞塞，宣扬光明的德教。太和之气暗中布施，玄妙的天机秘密照临群生。听闻礼义的后学，知道孝顺和进退，把他的行为作为准则，言语举动都加以效法。若不是公的轨范，人们凭什么遵循？粗暴、贪婪、凌辱人的人，等待公来使他们归于顺正；欺骗、虚伪、诡诈的人，等待公来使他们归于诚实。年轻人都欢悦自得，各自合乎规范。刑杖废弃不用，尊严而有威势；公表扬良善之人，使他们升入堂上。瘦弱者已经肥壮，荣宠如同穿上衮衣。公舍弃而不用的人，惩罚自己的过错，在内心责问自己。既然在内心自责，仍然是公的教诲。不是仁爱，什么可以亲近？不是德行，什么值得尊崇？如今公将要远行，谁来为儒门作表率？学生们上书陈言，向宫门叩首，说天太高了，竟没有人听见我们的呼声。青衿学生的眼泪沾湿衣襟，充满街道和大道，远远送公向南去，仰望思慕，徘徊不舍。立碑书写公的德行，用来发扬美好的法则。唉！这篇文章寄托着遗爱，歌颂无边无际的阳城；他是独自行道的君子，极像东汉的人。宗元撰写《遗爱碣》，也极力仿效东汉的金石文字。唐故御史周君碣 大唐的忠贞之臣，汝南周氏，名讳某，字某，因为进谏而死，葬在某地。贞元十二年，柳宗元在他的墓左立碣。在天宝年间，有人凭谄媚达到宰相地位，贤臣却被放逐退斥。周公任御史，抗直进言以揭露此事，得以死在殿阶之下。史官记载了这件事；周公死后，奸佞之人开始畏惧。周公的议论啊，多么正大！古代不得善终而死的人很多。像周公这样死去，志在匡正王国，气势震慑奸佞，行动又正好获得应有的结果，这大概可以说是死得其所吧？周公的德行和才干，广泛见闻于传说，最终虽未能施展，却独自伸张了自己的节操，仍能在百代之上奋发，成为世人的准则。假使他生在定公、哀公年间，孔子就不会说“没有见过刚强的人”；假使他出现在秦、楚之后，汉高祖也不会说“哪里得到猛士”而让这种人才存留。没有赶上兴盛之王任用他，死后又没有遇到圣人知赏，实在是有志之士所悲痛的。因此为他作铭。铭文说：忠诚是美好的正道，他履行进谏之责而死；奸佞者因此止步，史官把他的事迹刻在碑石上，以此记作臣子的准则。玄宗罢免裴耀卿、张九龄，任用李林甫、牛仙客为宰相，国家安危的关键就在此时决定了。子谅心怀忠诚和爱国之情，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受杖刑而死，可以说是死得其所。议论者有的说白白送死没有益处，不如从容等待以观察事变，却不知道子谅这样做时，难道忍心预料君主一定不听，而姑且用一死来成就自己的声名吗？玄宗起初执政时并不是十分昏暗，假如有幸得到宗庙社稷的福佑，因为进谏之臣的一句话而在内心大为悔悟，那么转败为功，本来就是忠臣义士祈祷祭祀所希望得到的结果。谁能料到奸邪的蒙蔽已经很深，上天降下的祸患已经很急，事情不能成功，是命运如此。然而子谅的死，实在并非没有益处。大凡权臣奸邪扰乱政事，开始时未尝不畏惧公论，所以一定要在台谏这样的职位上广泛安插私人，之后才可以得志。即使看李林甫关于立仗马的言论，本来是想用威势逼迫朝廷大臣服从，其中也有自己内心不安的意味。那么子谅的这一举动，虽然无法挽救败局，却也足以伸张志士的正气，使奸臣丧胆。把他的事迹刻在石上，载入青史，题作“贞臣”，百世以后，仍然可以想见他的风节，确实是豪杰之士啊！

译乞巧文 柳子夜里回家，从外庭经过，看见有人设置祠坛，摆着糕饵、香烛、蔬菜和水果，交错罗列，插着竹枝，悬垂彩带，剖开的瓜像犬牙一样排列；一边拜一边祈祷，觉得奇怪，便询问他们。女仆上前说：“今年正是秋季第一个月的七夕，天女的孙女将要嫁给河鼓星，人们邀她来祭祀，希望得到她的巧慧，驱除笨拙，使手和眼灵巧，善于织绵、缝纫、裁制，不至于在心中感到滞涩，所以这样祈祷。”柳子说：“果真如此吗？我也有很大的笨拙，倘若可以借此机会求得除去它。”于是戴好冠帽，束好衣襟，快步收气，沿旁边曲折小道走去，弯腰行礼，准备行事；拜了两拜，叩头称臣，上前说道：“下界的臣子，私下听说天孙在天上专掌巧艺，织机交错运转，织出星辰的文采，为天帝绣制黼黻，使天帝临御下民。我敬仰您的神圣灵妙，仰望您的光辉，已经很久了。如今听说天孙不愿独自享有巧艺，已经从元龟得到吉卜，将要踏上石梁，来到天河渡口，与神夫配偶，在银河边相会；两面旗帜展开，中间的星辰闪耀光芒，灵气聚合飘忽。今天是良辰，幸而您停下车驾，稍稍来到民间，降临我的庭院，屈尊听听我的话。我有一种大笨拙，是智慧不能改变、医术不能医治、威严不能迁移、宽容也不能容纳的；它如乾坤之广大，包含海岳。我的身体十分微小，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蚂蚁还适合居住在土堆上，蜗牛可以藏在自己的壳中，龟、鼋、螺、蚌也都有可以藏身的地方。我作为万物中有灵性的存在，进退都只有受辱：装模作样地发狂，拘谨束缚地谄媚，哀声叹气地行诈，平坦直率地反而感到惭愧。别人有了身体，行动就一定得体，周旋交往总能得到笑脸，颠倒错乱也会遇到嬉笑；自己所尊敬亲近的人，别人有时反而会使他发怒；改变情态以顺应权势，追逐利益而投机钻营，内心十分厌恶，却被对方认为奇特；忍住仇恨，假装欢喜，称赞奉承，迁就追随，究竟有什么可执着的呢？我的内心常常使自己不改变，反而把违背众人的地方当作正确，从不害怕别人怀疑，即使名声被贬、生命断绝，也不辜负自己所知的道理。有人拍手嘲笑，像是傲慢，显贵者便张口大笑；我在旁边震惊，他们却毫不知耻。有人叩头匍匐，言语诡谲，使我惭愧畏缩，他们却非常高兴。假如我仿效他们，便会惹来群起的瞪眼发怒。他们实在太巧，我笨拙无比。到了王侯之家，那些人像看门狗一样狂吠，我走到百步之外便喉咙喘急、颠踬流汗，瞪眼倒退，魂魄逃散；那些欣然逢迎的巧人，慢慢走进去，放纵夸诞，像禽兽一样摇尾，百般怒气一下子消散。世途昏暗险恶，试着迈步便如走在漆黑之中，左边低下右边抬高，争斗冲撞，鬼神也惊恐，圣人智者也危惧战栗；他们却冥然直行而过，所到之处都能通行，这究竟是凭什么本领？他们纵横行事而毫不顾忌，并不是上天特别赐予他们；那智慧从哪里来，偏偏只吝啬不给我，常使我蒙受玷辱、遭到贬黜。他们喋喋不休、轻浮放肆，任凭嘴巴说话，预先揣知别人喜恶，默默测度别人憎爱，嘴唇一动，便直达对方心意；像胶一样黏住，像钳子一样夹紧，发誓至死不变，探察人心、扼制人胆，跳跃着任人拘牵。” 那些人即使假装退让，我怎么能够得到那种本领呢？唯独他们使我的舌头打结，使我默默压抑、含冤不平；眼角都被撑裂流血，却一句话也无法说出。为什么要把这种奇特偏颇的才赋授给别人，而有意这样偏待我？他们炫耀光彩来写文章，琐碎铺陈、排比对偶，抽取华丽的黄字白句，发出啽哢之声，辞藻飞动；四字六字相骈，仿佛锦绣般的心肠、绣花般的口舌。宫声低沉，羽声振作，仿佛笙簧触手可得，观看的人都欢舞喜悦。夸大的谈论如雷鸣般响起，唯独沉溺在我的心中，使我甘愿老朽丑陋、愚昧昏暗、粗疏鄙陋，质朴迟钝、枯槁衰朽。不求一时之间得到名声，只等待长久之后的评价。我广泛罗列价值万金的作品，却不肯出售破旧的扫帚；跪着献给豪杰，却被弃置而无人接受。眉头紧皱，嘴里吐唾沫，捶打胸口，满脸羞惭地回来，心中充满怨恨，低头不语。天孙主管巧艺，而困穷的我竟如此，最终也不肯分给我一点，为什么独独这样残酷？我冒昧愿圣灵悔改降给我的灾祸，怜悯我独自艰难，赐给我姿态妩媚，改变我顽固的面容，凿开我方正的内心，使它合于大圆通，拔去我笨拙的舌头，换入工巧的言辞。使我的文词婉转柔和，步履轻快方便，牙齿口舌更加美好，眉眼更加妍丽；使我圆滑逢迎、曲意周旋，成为世人所称贤能的人。公侯卿士，五步一人、十步一连，那些人究竟是什么人，竟能永远享受荣华？说完，又拜了两拜，叩头伏地等待。到了半夜，仍得不到命令，疲惫至极而睡着。梦见有穿青袖朱裳的人，手持红色符节来到，告诉我说：“天孙告诉你，你的言辞很是辛苦。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极其了解。你可以选择而实行，嫉恨那些人而不去做，你所希望的事情，自己就可以期待得到。为什么不去做，却来欺骗我？因为你只知道羞耻，谄媚的容貌、放荡的言辞，你宁可受辱也不求尊贵，自然合乎自己的本性。内心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还妄自祈求？坚定你的心志，严密守住你的操持；得到它，是最大的收获；失去它，也不会玷污卑下。凡是我所有的巧艺，都不敢施给你。”说完使命便升天而去，并告诫说：“你千万不要疑惑。”唉！上天的命令不可半途改变。我哭泣叩拜，欣然接受；开始悲伤，后来喜悦；终身抱守笨拙直到死去，还有谁值得忧惧呢？有人讥讽柳宗元，说他靠机巧进身而遭贬谪，却写《乞巧文》，自称终身抱守笨拙。考察史传，他为人似乎喜欢建功立事，急于求取功名，以至于失败，并不是善于机变巧诈的人。比如他替阳城作《遗爱碣》，以及写信给太学诸生，这难道是巧诈之人肯做的吗？《乞巧文》和《送穷文》一样，都是扬雄《解嘲》一类的作品，文章也光怪陆离，就像七襄织成的锦绣。《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九目录 陇西李翱文第一 赋　杂著 《幽怀赋》《复性书》上 《复性书》中 《复性书》下 《陆歙州述》《高愍女碑》《杨烈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