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唐宋文醇卷四十六

译再上皇帝书 熙宁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恭敬而冒着万死之罪，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益告诫禹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要犹豫。”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任用人只求适当，改正过错不要吝惜。”秦穆公在崤山战败丧师后，悔恨痛切，亲自发誓改过，孔子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自古以来聪明豪杰的君主，如汉高帝、唐太宗，都因为接受劝谏像流水一样顺畅，改正过错毫不畏惧，被称为秦汉以来历代君王中最杰出的人。孔子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犯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他。”圣贤的举动，明白正直，不应当就是这样吗？所任用的人，有邪有正；所做的事，有对有错。是非邪正，两句话就足以说明。正的就任用，邪的就罢斥；对的就施行，错的就废止。这个道理十分明白，就像饿了必然吃饭、渴了必然饮水一样，难道还会另生出一套道理，曲意粉饰，就能欺骗天下吗？《尚书》说：“与治道相同的，必定兴盛；与乱道同事的，必定灭亡。”陛下从去年以来所施行的新政，都不符合治道。设立条例司，派遣青苗使，征收助役钱，施行均输法，使天下骚动，行路之人都怨声载道。从宰相以下，人人都知道这些做法不对，却不敢争辩。臣愚昧，不懂得避忌，先前已经上疏详细议论过了，只是学识浅陋，不足以感动圣明。近来，前任宰相、旧日臣僚以及藩镇侍从纷纷争说这些措施不便，甚至台谏官中有两三人，本来是与他们结交唱和、内外相应的人，却还不得不说上一句它们的不是，难道不是因为舆论沸腾、事势紧迫，已经无法阻止了吗？如果不是见利忘义、安居其位而毫不疑虑，谁肯始终固执，不愿自行洗刷改过？像吴师孟请求免去提举之职，胡宗愈不愿担任检详，仿佛在逃避污秽，只怕不能脱身，人情畏惧厌恶这些事，竟到了这种地步。近来朝廷内外都在传说，陛下已经有悔悟的意思，道路上的人互相庆贺，像是在等待大赦。实在希望陛下在十天之内发布明确的恩德诏令，荡除乖谬偏邪的做法，召回使者，罢去条例司。现在侧耳听察陛下的作为，大概不过是让监司查察抑配情况罢了；与尚未悔悟相比，又相差多少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道扭拧兄长的手臂不可以，却姑且劝他慢慢来；知道偷取邻人的鸡不可以，却每月偷一只”。帝王改正过错，难道能像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认为这套法令可以先在三路试行。臣认为，这就好比医生使用毒药，拿人的生死来试验尚未见效的药方。三路的百姓，难道不是陛下的亲生子女，却可以拿毒药去试验他们吗？今天的政令，小范围实行就造成小失败，大范围实行就造成大失败。如果强行施行而不停止，混乱和灭亡就会随之而来。臣不敢故意提出过分危急的言论来耸动陛下。自古国家存亡所系，只在四种人：第一是百姓，第二是军队，第三是官吏，第四是士人。这四种人只要有一种失去人心，就足以引发变乱。如今陛下一项举措就同时触犯了他们。青苗法、助役法如果成功实行，农民就不得安宁；均输法令一发布，商人就无法经营，百姓从此开始忧虑了。合并裁省各军，驱逐老弱病卒，以至使戍边士兵的妻子与士卒混杂居住其中；贬降军职、削减军额，几乎等同于降职发配；迁徙到淮甸，简直像流放，年近五十的人个个心怀忧惧，军队从此开始怨恨了。朝廷内部不向元老大臣和侍从谋议，却专门任用新进的小人；朝廷外部不向守令、监司责成，却专门任用青苗使；又设置许多闲散机构来排斥老成之臣，官吏从此开始离心离德了。陛下临轩选士，天下人称为龙飞榜，然而却首先削去一名进士的旧日恩典，表示不再任用他。被削去的不过一人，但士人没有不惆怅怨恨的，因为他们认为陛下有厌恶轻视士人群体的意思。如今掌权者又想逐渐削弱进士，专门选取明经之士。虽然还没有形成正式法令，但小人们争权邀功，自以为建立了功劳，互相煽动摇撼，认为此事一定会实行，于是士人开始失望了。如今进士遍布天下，从二十岁以上的人便大多不能诵读经注义疏，去学习明经之学；如果法令一旦施行，士人各自都会怀有被废弃的忧虑，而人才的长短终究并不在这里。过去秦朝禁止百姓挟带书籍，诸生都抱着自己的学业归去，陈胜、吴广一同起兵，灭亡秦朝的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是因为失去了谋生之业，失去了归宿。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再谈这件事。百姓忧虑，军队怨恨，官吏离心，士人失望，祸乱的根源，还有比这更大的吗？目前还没有看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愿意拼命效死的士人必定很少。到了那时，不知道那些迎合苟容之徒，能不能替陛下收拾动荡、制止土崩瓦解呢？去年各军开始合并时，陛下身边的人都把士卒乐于合并的情况报告给陛下；近来，被遣散停职的军人李兴告发，虎翼军的官吏收取钱财行贿，以求不被合并，由此可知士卒并不乐意。那些谄媚之人，只求迎合上意，不怕欺骗蒙蔽君主，大多都是这样。所以凡是说百姓乐于领取青苗钱、乐于缴纳助役钱的人，都不可信。陛下认为青苗钱的抑配果真可以禁止吗？不但不能禁止，反而不应当禁止。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些钱发放出去却不收回，州县官吏就不能免受处罚；如果这些钱果真不强行摊派，那么以后自愿借取的户主必定很难追回本金。有抑配的禁令，随后又有收不回钱的惩罚，作为陛下的官吏，岂不是很难办吗？所以臣认为，既然施行青苗钱，就不应当禁止抑配，这是形势必然如此。人人都说陛下圣明神武，一定能迁善改过，以达到太平；可是近来的事情，却已经有掩饰过错、坚持错误的风气，这正是臣愤懑长叹、不能自已的原因。过去贾充掌权，天下忧惧，庾纯、任恺竭力排斥他；等到贾充出镇秦、凉，忠臣义士没有不互相庆贺的，屈指计算日子，盼望革新政治。冯统一类人却互相告知说：‘贾公被远放，我们这些人失势了。’于是共同献计，贾充又被留在朝中，晋朝的祸乱便由此造成了。自古以来，唯独小人最难以除去，为什么呢？除掉一个人，他的党羽就会受到破坏，因此替他谋划游说的人很多。如今天下的贤人，也将以此观察陛下进退的决断；如果再一次失望，那么明察时势的人就会相继离去，难道都会像臣等这样偷取安逸、贪恋俸禄而不忍离开吗？臣狂妄放肆、对陛下不恭顺的地方已经很多了，不敢再指望宽恩，只能俯伏伸长脖子等待诛杀。臣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上言。

译孟献子说：‘与其有搜刮财物的臣子，宁可有盗窃财物的臣子。盗臣所损害的是府库，好比皮肤上的小病；聚敛之臣实际上伤害的是国家的命脉，就像病入膏肓。’王安石凭着刚愎自用、敢作敢为的性格，又有博闻强记、周到敏捷的才干，抱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想法，施行残忍暴戾、急躁扰民、违背天理、拂逆人心的事情，招集花言巧语、表情伪善、善于逢迎侧媚的人，彼此早起晚思，不知疲倦地竭力实行，终于成为有宋一代的聚敛之臣。宋神宗一见到他就认为奇异，于是君臣如鱼得水，共同尽力，励精图治，最终却导致大乱。自古以来，因混乱灭亡的国家，大多是沉溺享乐、懈怠放纵，心思不在国家和百姓身上，因而土崩瓦解；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顾不上吃饭，盼望使天下达到三代的盛隆，却连小小的治理也没有实现，反而造成大乱并酿成祸根而亡，像神宗和王安石这样奇特的，实在没有过。《大学》说：‘国家不把财利当作利益，而把义当作利益。’这不是极其重要吗？在这里不明白，那么源头不清，水流即使千里也全都浑浊。神宗天资英明锐利，超过常人，却从未认真求学。有人说富国在于节俭，不在于刻薄搜刮，他便说：‘哪里有天子穿得起破皮鞋就能使国家富强的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他不知道两汉盛世时，百姓富足，以至于远行千里都不用携带粮食，难道不是由于皇帝穿粗绨、衣大练造成的吗？后宫六宫穿粗绨、大练，究竟能节省多少呢？然而百姓不只是听从君上的命令，而且还体会君上的意旨；四海之内，竞相以节俭自高，以奢侈相互讥刺，那么穿粗绨、大练所节省的费用，就遍及四海了。假使神宗果真穿得起破皮鞋，难道不能使国家富足吗？哪里像天子收取农夫的债息、宰相夺取商贩的额外利润，直到今天还被人讥笑呢？新法施行以后，司马光竭力争辩而不能改变，辞去枢密副使之职而不接受，请求到外地任职，于是出任永兴军知军。到任后上奏说：‘臣没有才能，远在群臣之下；预见事情不如吕诲，公正正直不如范纯仁，敢于直言不如苏轼，果断勇决不如范镇。吕诲在王安石刚开始参政时，就已经说王安石是奸邪之人，认为他一定会使天下败乱。臣当时认为王安石不过是不明事理而又刚愎罢了，还不至于像吕诲所说的那样。如今看来，王安石援引亲信党羽，占据重要职位，排斥异己，固守权势恩宠，曾经还凭自己的意思，暗中劝说陛下从宫中发出手诏来裁决外朝政事，使天下的威福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把一切毁谤议论都归到陛下身上。’ ‘臣这才知道自己的预见远远不如吕诲。’范纯仁和程颢都是王安石平素交厚的人，王安石把他们从众多一般官员中提拔出来，使他们越级位居清要之职；范纯仁、程颢看到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却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废弃公共议论，而是极力指出他的过错。臣与王安石一在南方、一在北方，乡里不同，取舍之道也不同。臣平日与王安石交往疏远，王安石平日待臣又很冷淡，只因为曾多次同僚共事，心中仍有私情眷恋，不忍轻易断绝关系，也没有公开直说，因循拖延到了今天。这是臣没有辜负王安石，却大大辜负了陛下；臣远远不如范纯仁、程颢。臣充任两制官，历经三朝，对国家按义理说是君臣，按恩情说亲如骨肉。眼看王安石专门放纵自己的狂妄愚昧，使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使宗庙社稷处于像堆叠卵石一样的危险之中，臣却畏缩怯懦、爱惜自身，没有早日替陛下分辨清楚地说出来。苏轼和孔文仲都是疏远的低级臣僚，却敢于不避陛下雷霆般的威严和王安石虎狼般的愤怒，上书、对策，指陈他的过失，即使丢官获罪也毫不顾惜；臣远远不如苏轼和孔文仲。人情谁不贪恋富贵、留恋俸禄？范镇看到王安石迷惑陛下，把谄佞当作忠诚，把忠诚当作谄佞，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愤懑至极，于是上奏章极力指斥，自己请求退休，甘愿承受丑诋，闭门居家。’ ‘臣却顾惜俸禄职位，为妻子儿女打算，忍受羞耻，仍然居留在藩镇任职；臣远远不如范镇。臣听说，身居职位的人必须忧虑职责之事，享受俸禄的人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祸患，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在偷盗。臣虽然没有才干，也不忍让自己成为盗贼。如今陛下只相信王安石，王安石认为谁贤谁就贤，认为谁愚谁就愚，认为对的就是对，认为错的就是错。谄媚依附王安石的人被称为忠良，责问非难王安石的人被称为谗邪。臣的才识本来就是王安石所轻视的，臣的议论本来就是王安石所反对的。今天所说的话，就是陛下所谓的谗邪。伏望圣恩裁定臣的罪过；如果罪行与范镇相同，就请求依照旧例退休；如果罪过超过范镇，或流放或诛杀，臣都不敢逃避。’司马光像这样极力劝谏，神宗最终仍没有醒悟，反而更加深信用王安石，以至于天下萧条，百姓惨遭涂炭。司马光所说苏轼上书指陈王安石过失的，就是这两篇文章。后来王安石搜罗苏轼的罪过而没有找到，便把诗句说成诽谤讥刺，将他关进御史台狱，苏轼几乎丧命。拟进士对御试策 臣奉宣命被派往集英殿编排举人的试卷，私下看到陛下开始改革旧制度，用策论考试众多士人，厌恶听闻诗赋中无益的言语，想要寻求山林隐士般质朴正直的议论。陛下的听察广大，朝廷内外都欢喜。然而应试举人不能推究陛下的本意，全都担心得失，不敢指出政事的缺失；而那些阿谀奉承、顺从迎合的人，最终反而占据上等名次。陛下向士人求取意见，已经十分深切，而臣下报答君上的情形却如此，臣私下对此深感悲痛。科场文章关系到风俗，所录取的文章，天下人没有不把它当作标准的；所淘汰的文章，天下人没有不把它当作戒鉴的。过去祖宗朝代崇尚辞赋声律时，诗赋的技巧被发挥到了极致；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策论便盛行于世，而诗赋几乎消亡。为什么呢？利益所在，人没有不随之改变的。如今刚刚改用策论取士，而甲科中的士人多半靠谄谀得到名次，天下人观望其结果，谁还敢不这样做？臣恐怕从今以后，互相仿效成为风气，即使是以直言取士的科目，也没有人敢凭直言进身了。风俗一旦改变，便不可恢复；正直之人衰微，国家也会随之衰败，这不再是诗赋、策论轮流兴盛、轮流废止那样的小事了。因此臣愤懑难平，退下来拟写了一篇进士对御试策。臣学识浅陋，不能完全知道当今最紧要的事务，只是把所听到的直实记载下来；上面希望借此推广圣上的言论，或许能对天下有所补益；下面希望借此向四方开示，使人知道陛下本来并不忌讳厌恶切直的言论，风俗即使已经败坏，仍然可以稍加挽救。所撰写的策文，谨慎缮写后呈上，冒犯天威，臣实在惶恐战栗、等待治罪到了极点。

译问：我的德行不够，寄身于士人百姓之上；我与天下共同期待治理的，只是寻求各方百姓中的贤人，把他们详尽地延请到朝廷，向他们询问世间事务，难道只是为了考察你们大夫所学的东西吗？也是为了扩大我的见闻。圣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有秩序；有些事不去做，一旦去做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些弊制不加革除，一旦革除就没有不服从的。田地得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繁茂，鸟兽鱼鳖没有不得其性情。百姓富足到足以完备礼制，和谐到足以推广音乐，治理到足以实施刑罚。你们大夫认为应当施行什么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当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了，挽救它们的方法必有本末，施行措施也必有先后次序，这是你们大夫应当知道的。自有百姓以来，所说的最高治理，必定称道唐虞、成周时期；《诗》《书》中所称述的事迹可以看到，直到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贞有智的臣子，共同忧虑勤劳来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尽善尽美，但概括说来，他们所以取得成就，也一定有可说的道理。把这些详细写出来，我将亲自阅览。” 回答：臣看见陛下发布有德的言辞，下达明确的诏书，把天下安危的根本大计拿来向平民士人谋求意见。陛下求取意见，不能说不急切；喜爱意见，也不能说不深厚。然而臣私下有所忧虑，不知道陛下是否有能够接受这些意见的胸怀。《礼》说：“甘味可以调和，白色可以接受染色。”所以臣希望陛下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它虚静专一，然后忠言和良策才有可能进入。如今臣私下担心，陛下先前听到的言论已经充满胸中，邪正双方的成见已经扰乱了听察，功利的学说已经动摇了欲望，那么即使有臯陶、益、稷那样的谋略，也无从进入，更何况疏远浅陋的人呢？这就是臣最为恐惧的地方。至于把话全部说尽而招致过错，触犯忌讳而不顾自身性命，那并不是臣所忧虑的。圣策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得其序。”臣认为陛下还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像这样颠倒失序。如果真正知道，为什么不尊重自己听到的道理，实行自己知道的道理呢？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职，难道是圣王逐一督促责备他们吗？万事之所以各得其序，难道是圣王逐件整理安排的吗？不过是根据人的能力来任用，使人依据职位来处理事务罢了。” 官职各有固定的职责范围，称为“职”；施行事情有先后次序，称为“序”。如今陛下让两府大臣侵夺三司掌管财利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职司和守令的治理；刑狱的旧有法令不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却取决于执政者的意旨；边疆的大事不责成统帅大臣，却听取小吏的意见。百官可以说都失去了自己的职守。君王所应当优先的是德，所应当放在后面的是刑；所应当优先的是义，所应当放在后面的是利。但陛下却把次序颠倒了，万事可以说都失去了秩序。然而这还只是小的方面，最大的方面，是中书省失去了处理政务的权力。宰相的职责，古代是用来讨论治道、治理国家的。如今陛下却只让宰相奉行条例司的文书罢了。过去邴吉任丞相、萧望之任御史大夫，萧望之说阴阳失调，过错在我们这些臣子；宣帝却认为这话轻视丞相，终身鄙薄他。如今政事堂中相互争吵辱骂，流传于都城，成为人们谈笑的材料，这让天下人看到了什么呢？所以臣希望陛下首先把中书省的政权归还，那么百官的职守、万事的秩序，就会依次恢复。圣策说：“有些事不去做，一旦去做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些事不去革除，一旦革除就没有不服从的。”陛下提到这句话，是天下的福分。今天的祸患，正是在事情尚未成功时便强行去做，在人心尚未服从时便强行改革。事情成功在于合乎道理，不在于凭借权势；使人服从在于真诚，不在于言辞。道理所在，施行它就能成功，禁止它就会停止，奖赏它就会受到鼓励，用言语说明它就会得到信任。古人用来鼓舞天下、安抚它便使人来归、发动它便使人和顺，大概只是遵循道理罢了。如今施政不致力于遵循道理，却想凭借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力强迫事情成功。用斧头砍柴，可以说一定能砍开；然而如果不顺着木理，斧头可能砍坏，木柴却不能劈开。因此不论尊卑，不计强弱，道理所在就能成功，道理不在就不能成功，这是必然的。如今陛下让农民拿利息与商人争利，难道合乎道理吗？又何必奇怪它不能成功呢？《礼》说：“微小的事也会显露，真实的情况不可掩盖。”正是这样！陛下如果真心为百姓着想，即使有人诽谤，别人也不会相信；如果真心是为了谋利，即使亲自解释，人们也不会服从。而且有些事情绝对欺骗不了人：官吏受贿枉法，人们必定称之为赃；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来，人们必定称之为盗。如果确实有这种事实，就不敢推辞这个名称。如今青苗钱收取二分利息，却不称为放债取利，可以吗？凡人做善事，不必自己夸耀而由别人称誉；做恶事，不必自己毁谤而由别人毁谤。如果做善事必须自己说出来之后别人才相信，那么尧、舜、周公、孔子也会劳累了。如今天下人认为是利益的，陛下却认为是义；天下人认为是祸害的，陛下却认为是仁；天下人认为是贪婪的，陛下却认为是廉洁。纷纷扰扰，无法承受，于是让两三个臣子把巧妙辩说发挥到极致，用来回答千万人之口，依附经典，制造文书，向四方百姓晓谕。四方百姓难道像婴儿鸟兽一样，可以用美言小术来欺骗吗？而且在事情尚未成功时便去做，弊端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做；在别人尚未服从时便强行改革，弊端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改革。世上大概有喜好骑马奔驰的人，一旦坠马受伤，便终身徒步行走。为什么呢？慎重行事就必定较易成功，轻率发动就多半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出于慎重，屡次施行就屡次成功，不只是别人相信，陛下自己也会相信自己，而且一天比一天勇敢；如果出于轻率，屡次举动就屡次失败，不只是别人不信，陛下自己也会不信自己，而且一天比一天怯懦。唐文宗当初任用李训、郑注推行改革，志向难道浅薄吗？可是经历一次重大变故，就忧愁沮丧、丧失志气，不能再振作起来。

译唐文宗也不是品德有亏，只是喜欢轻率作为而缺少谋划。慎重的人开始时似乎怯懦，最终必定勇敢；轻率的人开始时似乎勇敢，最终必定怯懦。过去横山地区的人，没有一天忘记汉朝；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那里可以攻取，但自庆历以来没有人敢发动进攻，确实是因为还没有安排好后续办法。近来边臣不考虑后果就仓促发动进攻，一旦出师不利，内库的费用就要以数百万计算，而关中、陕右的百姓困于运输军需，三年还没有停止，即使天下最勇敢的人，谁还敢再做这件事呢？既然不敢做，谁还敢再谈论它呢？由此看来，攻取横山的功业，是因为急于求成而把它毁掉了。近来的青苗政令、助役法、均输之策、合并军队搜括士卒的命令，仓促轻率地发动，比前些日子更加严重。即使陛下不听人们的劝谏，越发坚持下去，到了形势穷困、事情受阻时，最终也必定改变。将来即使有良法美政，陛下还能重新相信自己吗？君主的忧患，在于喜欢因循守旧，却又看重轻率改作。如今陛下年富力强，上天赐予勇气和智慧，这是万世难逢的时机；可是群臣不能用慎重来辅助您，不能用敦厚朴实来培养您，譬如乘坐轻便的车，驾驭骏马，冒险在夜间奔驰，而车夫又从后面鞭打它，难道不危险吗？臣希望陛下解开缰绳，给马喂饱，等候东方天明，然后在九轨宽阔的大道上慢慢前行，这样还远远没有晚。圣策说：“田地得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繁茂，鸟兽鱼鳖都各得其性，这是百工和有关官司的事务。”这哪里值得劳累陛下呢？陛下掌握关键，治理根本，恭敬自持而无为，那么万物没有不按照自己的规律生长和死亡的。至于百工和有关官司的事务，宰相尚且不屑于亲自办理，更何况陛下呢？圣策说：“百姓富足到足以完备礼制，和谐到足以推广音乐，治理到足以实施刑罚，应当施行什么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孔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兔头、瓠叶也可以用来行礼，扫地设祭也可以用来奉事上天；礼制不完备，不是贫穷的罪过。管子说：“粮仓充实，才知道礼节。”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富足，是使百姓富足呢，还是使国家富足呢？陆贾说：“将相和睦协调，士人就会乐意归附。”刘向说：“群贤在朝廷和睦，万物在田野也就和谐。”如今朝廷可以说很不和睦了，过错究竟在哪里？陛下不回过头来追究根本，却想凭力量胜过它；力量不能胜过众人，已经很久了。古代即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士人仍然敢于触犯。如今陛下亲自践行尧舜之道，从未诛杀一个无罪的人；想要止息众人的议论，不过是斥逐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另外换用一些人而已。陛下一定不会忍心实行秦朝禁止聚众私语的法令、兴起东汉党锢之狱，那么众多士人还有什么畏惧而不敢说话呢？臣恐怕被斥逐的人不会停止，而争辩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纷杂的言论交相攻击，比今天更加严重。想要由此达到和谐、推广音乐，难道不是很疏远吗？古代追求治理，是为了把刑罚放置不用。如今陛下追求治理，却想达到刑罚严峻，这又是群臣误导陛下。臣知道这种说法的来源了，它出自荀卿。荀卿喜欢提出异论，甚至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他说治理社会要重刑，也就不足为奇了。说这种话的人又认为，《尚书》称颂唐虞盛世时，刑罚仍没有小罪不罚；周朝盛世时，聚众饮酒的人也要处死。臣请允许我反问：夏禹时判处死刑的有二百条，周公时判处死刑的有五百条，难道可以说周朝治理得好而夏禹时混乱吗？秦朝的法律要牵连诛杀三族，汉朝却废除了肉刑，难道可以说秦朝治理得好而汉朝混乱吗？如果把实施重刑说到极端，天下幸而还没有真正安定；假如有一天天下安定，陛下将改变今天的刑法而采用重刑的极端做法吗？天下还有多少人不会反叛呢？仅仅听到这种言论而恐惧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没想到异端邪说竟能把陛下迷惑误导到这种地步。况且“过错即使很大也应宽宥，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应惩罚”，这是使用刑罚的常理。直到今天仍然遵守这个原则，难道只是唐虞盛世如此，周朝盛世却不是这样吗？周公处死聚众饮酒的人，是料想他们不只是聚众饮酒而已。如今法律中所谓夜里聚集、清晨散去的规定，如果后世不知道它的详细情形，只听到这句话，便把一切夜间来往的人都抓起来杀掉，可以吗？人与人相聚饮酒便动辄杀戮，即使桀、纣的暴虐也不至于如此，难道说这是周公实行的吗？圣策说：“当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了，挽救弊病的方法必有本末，施行措施必有先后。”臣请论说其中的根本和应当优先施行的事项，请陛下选择。如今挽救弊病的办法，必须先确立事业；确立事业的根本，在于识别人材。因此施政的适宜之处，应当先考察大臣是否具有识人的能力。古代想要建立非同寻常功业的人，必定有识人的明察。如果没有识人的明察，就只能遵循规矩、恪守法度，以求少犯过错。这两种人都是能够审察自己、安于自己才分的人。道理可以通过讲习而明白，品德可以通过勉力而具备，唯独识人的明察不能学习，必须出于天资。像萧何识别韩信，这难道是有固定方法可以传授的吗？以诸葛孔明的贤能，而在识人明察方面，他的短处就是因此错用了马谡。孔明也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所以终身不敢任用魏延。仁祖皇帝在位时，事情无论大小，都交付给法令处理；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交付给公议。事情议论妥当之后才实行，人经过考验之后才任用，始终不追求非同寻常的功业，确实是因为当时的大臣没有足够的识人明察。古代的医生听声音、察气色，能够透视五脏，因此治疗疾病时可以剖胸、切脾，洗涤胃肾。如果没有这种医术，就不敢进行这种治疗。如今没有识人的明察，却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解除法度约束来仰慕古人，这就像还不能察看脉象，却想试用华陀的药方，与拿刀杀人又有多少区别呢？房琯称赞刘秩，关播任用李元平，就是这种情况，至今还被人当作笑谈。陛下看看如今的大臣，是有识人的能力，还是没有识人的能力？近来提拔任用的许多人才，都是曾经到他们家中交往握手的人，必须等到结交牢固以后才敢任用。大概是认为这些人可以同心协力，共同实现太平。可是还没有坐稳席位，众口攻击他们的人就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出现。陛下由此验证，他们没有识人的能力也就十分清楚了。幸而今天下太平，不同意见的议论不过是扰乱圣听罢了。

译如果边疆出现警报，盗贼突然发动，成败在俯仰之间，局势在呼吸之间变化，而所任用的人都像今天这样，忽然聚合、忽然离散，临事便离心瓦解，不能再辨识，那么岂不是误害社稷吗？华陀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天下却从未因此废弃医术；萧何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天下也从未因此废弃治理。陛下如果一定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请等待具有识人明察的辅佐之臣。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也只应诏令左右大臣安守本分、遵循法令罢了。圣策说：“自有百姓以来，称为最高治理的，必定说是唐虞、成周时代；《诗》《书》中所称述的事迹可以看到。直到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贞有智的臣子，共同忧虑勤劳来经营一代事业，虽然没有完全尽善尽美，但概括其成就，也一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臣认为这些内容多得无法说尽。至于施政的方略，各随时代而不同，不能一概知道；能够知道的，必定是敬畏上天，必定顺从众人，必定效法祖宗。所以古书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上天明明在注视，天命是难以改变的。”又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又说：“文王的谋略多么光明，武王的功业多么伟大。”《诗》《书》所称述的大致如此，从未说过天命不值得敬畏、众人的意见不值得听从、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采用。苻坚任用王猛，樊世、仇滕、席宝等人不高兴；魏郑公劝唐太宗实行仁义，封伦却不相信。如今凡是想让陛下违背众人而独断专行的人，必定会借这些事作口实；而陛下所说的贤明忠智之人，难道不正是指这种人吗？臣希望考察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再在今天寻找类似的情况：王猛难道曾经设置官职来谋取私利吗？魏郑公难道曾经放贷取息吗？况且不高兴的也不过几个人，本来并不妨害天下人的信任和服从。如今天下有心思的人怨恨，有言论的人诽谤；古代君臣共同忧劳经营一代事业的情形，似乎不像今天这样。古语说：“百人的聚集尚且没有不公正的，何况天下呢？”如今天下人都非难这件事，陛下却不回头，臣不知道还要到哪里停留。诗说：“好比那漂流的船，不知道将到达哪里。”我内心忧愁，连短暂的假寐也没有时间；区区忠心，只希望陛下明察。臣谨冒死上奏答对。苏轼两次上书说新法不便，没有得到省察；又拟写进士对策献上，希望神宗能够因此醒悟一次。考察当时，苏轼不过任权开封府推官，是疏远的下级官员，不像两制大臣那样与国家同休戚，却能像陆贽任内相时一样勤恳恳切。若不是忠孝出于他的天性，积郁于内而发之于外，把百姓的疾苦看得如同自身的病痛，他怎么能够这样呢？至于“必定敬畏上天，必定顺从众人，必定效法祖宗”这三句话，哪里只是给宋神宗的良药，实际上也是万古帝王应当遵守的格言。

译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臣听说喜好用兵，就像喜好女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女色的人必定死亡；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用兵的人必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时享有安全的福祉，失败时也必定没有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来可以不做却不肯停止，所以胜利时，祸变来得迟而且祸患大；失败时，祸变来得快而且祸患小。因此圣人不计算胜负的功劳，而深深戒备用兵的祸患。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倒毙在道路上的人家将近七十万户。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贫困，饥寒逼迫，后来必定有盗窃赋税、抗拒征收的忧患；军民死伤、忧愁怨恨，最终必定招来水旱灾害的报应。对上，将领掌握众多军队，产生跋扈之心；对下，士卒长期服役，产生溃散叛乱的意图。各种变故层出不穷，都是由用兵造成的。至于最初倡议发动战事的人，所受谴责尤其重大，因为平民无缘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必定要有人承担罪责。因此圣人畏惧并重视用兵，若非不得已，绝不敢使用。自古以来君主喜欢动用兵戈，由于失败而灭亡的多得数不清。臣如今不敢再说用兵的害处，请为陛下说说那些获胜的例子。秦始皇平定六国以后，又继续征伐吴越，戍守服役的祸患遍及四海；虽然拓展土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但坟土还未干，天下便怨恨叛乱，秦二世被害，子婴被擒，灭亡的惨酷，是自古从未有过的。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留下的富足，首先挑起对匈奴的战争，战事接连不断，于是逐渐蔓延到各国，年年征发兵役，所向往往成功。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发生；当时蚩尤旗出现，长得与天空一样高，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用兵三十多年，死亡的人数不清；等到巫蛊事件兴起，京师流血，僵尸有数万具，太子父子都遭到失败。班固认为太子生长在战争之中，与战争始终相伴；汉武帝虽然悔悟并自我克制，但到死时悔恨已经来不及了。隋文帝攻下江南以后，接着又征讨夷狄；隋炀帝继位后，这种心意没有衰减，他们都能够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兴起，国家很快就灭亡了。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其善于用兵；已经攻破消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仍然没有满足，亲自驾临辽东，都是志在建立功业，并非不得已才用兵。后来发生武氏之难，唐朝皇室衰落不绝，危弱得像一根将断的丝线，大概是用兵的祸患，万物的规律都难以逃脱。不然的话，唐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克制，使百姓富裕，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可是传位一代之后，子孙却遭受涂炭，这难道是行善所得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虽然获胜，国家仅仅得以保存；秦、隋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虽然获胜，国家最终灭亡。臣每次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掩卷流泪，痛惜他们谋划失误。假如这四位君主当初开始用兵时随即失败，便警惕戒惧，知道用兵困难，那么祸患和失败的兴起，应当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不幸的是每次行动都获胜，所以使他们习惯于功利，考虑祸患不够深远。臣因此说：获胜则祸变来得迟而祸患大，失败则祸变来得快而祸患小，不可不明察。过去仁宗皇帝覆盖养育天下，无意于用兵，将士懒惰偷安，兵器铠甲破旧钝坏。元昊乘机突然发动进攻，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之间，接连三四次失败，损失动辄以万人计算；可是国内仍然安宁，战事停止、事情结束，百姓没有怨言，国家也没有遗留的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仁宗并没有喜好用兵的心意，天地鬼神也体察到他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如今陛下受到上天赐予的勇气和智慧，心意在于使国家富足强盛，即位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窥伺等待邻国的动静。群臣百官窥见了这个意图，大多主张用兵。起初，执掌国命的辅臣，没有忧虑深思、谋划长远的心思；主持国政议论的枢密大臣，没有顾虑祸害、持重审慎的见识；担任台谏官职的人，也没有提出可否、进谏纳忠的意见。事情由微小发展到显著，终于酿成了祸患的根源。后来薛向提出夺取横山的谋划，韩绛献上深入敌境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与他们协力，结果军队败亡，财物耗尽。和寳元、庆厯年间的败仗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军反叛，京城骚动不安，陛下因此数月不能安寝忘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发动的，所以官吏士卒没有怨恨敌人的意思，反而不归罪于陛下。还依赖祖宗积累的深厚基业和上天保佑的深厚恩惠，因此使军队出征没有取得功效，从而感悟了圣意。然而见识浅薄的人此时却把失败看作耻辱，极力想求得胜利，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熈河制造祸患，章惇在横山挑起事端，熊本在渝泸发动战事。但这些人都只是残害已经投降的俘虏，连续使老弱和困苦疲敝的百姓陷于危困，取得空虚而无用的土地，把它当作武功，使陛下获得这种虚假的名声，却忽略了实际的祸患，勉强自我激励，奋力追求功名。所以沈起、刘彞又在安南发动战事，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毒之中，死者十有五六；道路上的人因输送钱财、粮食和器械而死，也没有见到敌人，却把这些全都当成用兵的代价。用兵的念头一定会稍稍衰减，但李宪的军队又从洮州出动了。如今军队取得胜利，锐气正盛，陛下因一次胜利而高兴，必然会产生轻视四夷、凌辱敌国的意图；然而天意难以预测，臣实在对此感到畏惧。况且战胜以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报捷、上表称贺以及显赫地供耳目观赏的景象罢了。至于远方百姓被刀刃砍得肝脑涂地，筋骨因运送粮饷而断绝，流离失所、家产破败，卖掉儿女，眼睛被熏伤、手臂被折断以及上吊自尽的情状，陛下必定无法亲眼看见。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也必定无法亲耳听见。这就像宰杀牛羊、剖切鱼鳖来制作美食，食用的人觉得非常美味，看到食物制作过程的人却感到非常痛苦。假如陛下看见它们在棍棒刀刃下哀号，在刀案砧板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扔下筷子，不忍心食用，更何况拿人的性命来供耳目观赏呢？况且即使陛下的将领士卒精锐强健、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那些君主一样，战胜以后祸乱刚刚兴起，尚且无法挽救，何况现在所任用的将领官吏疲弱平庸，比古人差得远远不止万倍？而且几年来公私都困窘匮乏，内府历代积存的财物已经荡然无余，州郡征税的储备也几乎全部上供，百官的俸禄仅仅勉强能够接续，南郊祭祀的赏赐长期以来还没有办妥。以这样的条件举动行事，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了。

译况且饥荒和劳役之后，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京东、河北尤其无法形容。假如一兴兵事，横征暴敛就会随之发生，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势必不成为大盗便无法保全自己；边境事态正日益严重，内部祸患又重新兴起，那么胜广起义的情形就会在这里出现了。这就是老臣整夜睡不着觉，面对食物便叹息，甚至悲痛哭泣而不能自止的原因。况且臣听说，凡是要兴办大事，必须顺应天心；上天所赞同的，依此办事就一定成功，上天所背弃的，依此办事就一定失败。天心是赞同还是背弃的迹象，表现在灾祥、丰歉之中。如今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灾、旱灾、瘟疫连年不断，至今没有消解，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心的向背已经可以看见了。然而陛下正断然不顾，兴办战事仍不停止。这就好比子女得罪了父母，只能恭敬顺从，安静反省，承认过错、自我责备，或许才可以得到宽解。如今却纷纷责问，任意鞭打奴婢；这样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因此被父母赦免的。因而臣希望陛下远观前代兴亡的迹象，深察天心向背的道理，断绝用兵作战的念头，保卫边疆、和睦邻国，安静无为，确立社稷长久的计策：对上可以使二宫安享朝夕奉养，对下可以救济四方亿万百姓的性命。这样，即使臣老死在山沟里，也可以瞑目于地下了。从前汉高祖消灭群雄，终于取得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使汉朝的祭祀与上天相配，到了在白登被围时却讲求和亲。亲之请求经营西域，请求设置官吏，朝廷便出兵拒绝了他。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懂用兵，只是经历的变故多了，考虑祸患便深远了。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却轻率地议论征讨，臣这个老朽庸懦之人，私下认为这是过错。然而臣下向君主进言，趁君主已经厌倦时加以劝止，比较容易做到；迎着君主锐气正盛时加以折服，则难以成功。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意愿。正当气势旺盛时，即使是平民和卑贱之士，也有意志不可夺的地方。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高明、器量超过常人，从来没有人能在奋发进取之中勇于舍弃自己的意见、听从别人，只以义理为准绳。如今陛下因用武而意气高盛，形势已经不可挽回。臣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却仍不断进献言论，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德宽宏，听取采纳意见而不疑惑，所以不敢以众人争强好胜的平常心来揣度陛下。况且臣料想陛下日后亲眼看见用兵的祸害，一定会悲痛悔恨，追究左右大臣当初没有说过一句劝阻的话。臣也将老去并且死去，到了地下见先帝时，也有可以借以说话的理由了。只希望陛下哀怜并察看这些意见。有宋三百年，这是第一篇文章。其中说：“战胜以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报捷、上表称贺以及显赫地供耳目观赏的景象罢了。至于远方百姓被刀刃砍得肝脑涂地，筋骨因运送粮饷而断绝，流离失所、家产破败，卖掉儿女，眼睛被熏伤、手臂被折断以及上吊自尽的情状，陛下必定无法亲眼看见。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必定无法亲耳听见。”这就像宰杀牛羊、剖切鱼鳖来制作美食，食用的人觉得非常美味，看到食物制作过程的人却感到非常痛苦。假如陛下看见它们在棍棒刀刃下哀号，在刀案砧板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扔下筷子，不忍心食用，更何况拿人的性命来供耳目观赏呢？这百余字，简直可以上配六经，所以特意再次抄录在文章后面，作为警戒内心、惊悚耳目的鉴戒。黄震说：“逐一叙述神宗朝用兵的次第，言辞悲痛恳切，确实可以作为万世君主喜好用兵、臣下喜好生事的戒鉴。” 杨慎说：“古人劝谏用兵，只说不能取胜的危害，力求避开危害而趋向利益。这篇文章却说即使取胜，其危害仍然不可言说。何况从当今的时事和天时来看，一行动就必定不能取胜。这样立意，便高出常人一等。” 张英说：“刚正爽利，淋漓尽致；立意圆融精湛，体格端庄厚重，文辞气势丰足，是公文中像陆宣公的作品。” 励杜讷说：“逐一叙述当日的事情，淋漓痛切，利害分明。全文一气呵成而又波折缠绵，更能看出老成谋划国事、忧心恳切而不止的心情。”

译代滕甫论西夏书 臣一向没有学问，年老后也不读书，却常常想披露竭尽自己的愚忠，以补益圣明。万一肝肺枯竭，最终没有什么可说的，近来因生病求医，偶然悟到一件事，把它推及政事，似乎可以施行。只希望陛下稍加裁察。臣近来患有积聚，医生说，按照病情，如果用药攻下，一个月就会痊愈；如果不用攻下之法，要到半年才会痊愈。然而人到中年以后，每攻下一次便衰弱一次，积累衰弱所造成的疾病，会成为终身的忧患。臣私下盘算，终究不愿以一个月的畅快换取终身的忧患，于是采用医生的意见，用良药慢慢磨治，半年后痊愈，起初并没有损伤元气，体力反而更加完备。由此臣悟到，近日臣僚进言想要出兵西方，都是如同医生想让病人在一个月内攻下痊愈一样。他们的办法也未必不能成功，但终究不是臣子深爱君父、想要采取万全之策的做法。凭陛下的圣明、将领的贤能和士卒的勇敢，向哪里去不能取胜？但臣仍认为这不是万全之策。俗话说彭祖观看井底，先把自己系在大木上，再用车轮盖住井口，然后才敢观看。这话虽然浅陋，却切合事情的道理。陛下爱护百姓、忧虑国事，不只是像彭祖爱惜自己的身体；兵器是凶器，一动便关系存亡，它使人陷入危险的可怕程度，超过井的深险。因此臣希望陛下用兵时，也像彭祖观看井一样谨慎，然后才算得当。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用兵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曹操；他消灭袁氏，最有巧妙的谋略，请允许臣试着为陛下论说。袁绍凭十倍于曹操的兵力，在官渡大败，仅仅保全自身逃走，而曹操收拢军队不追赶他，为什么呢？这是为了暂且放缓对袁绍的逼迫，使他的国家内部发生混乱。袁绍回国后更加骄横，忠臣贤士接连被杀，嫡子庶子一起争斗，不到八年，袁氏便没有留下后代了。假使曹操当时急于逼迫袁绍，袁绍既然还不能被一举荡平，倘若他因害怕而修明政事，任用田丰并扶立袁谭，那么成败就还难以预料了。后来曹操北征乌丸，讨伐袁尚、袁熈，袁尚、袁熈逃往辽东，有人劝曹操乘机将他们平定，曹操说：“他们一向畏惧袁尚等人，我现在逼迫他们，他们就会联合；放缓逼迫，他们就会自相残杀，形势必然如此。”于是率军返回，并说：“我正要让公孙康斩下他们的首级送来。”不久果然如此。像曹操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巧妙地消灭国家。消灭国家是大事，不可以操之过急，就像小孩换牙，逐渐摇动它，牙齿脱落了小孩还不知道；如果不逐渐动摇而一下子拔掉牙齿，毁坏牙齿反而可能杀死小孩。因此臣希望陛下取得西夏时，像曹操取得袁氏那样行事。元昊势力强盛的时候，谋臣猛将用尽智力，十年也不敢靠近；如今西夏君主弱、臣下强，国内发生混乱，陛下派一支偏师出动，斩杀名王，俘获伪公主，修筑兰防等州，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是上天把这个贼寇交给陛下了。况且兵法上说：“同船遇到风浪，吴越两国的人也会像左右手一样互相救助。”如今秉常虽然被母族篡夺了权位，但推测情势来看，那些世家大族也未必肯低头携手，为这个母族效力。如今他们却联合成为一体，坚守营垒、清除野外物资来抵抗王师，像左右手一样，这正是同船遇风的形势。按道理应当暂缓进攻。如今天威已经震动，我希望陛下选用大臣和久经战阵、向来为贼人所畏服的老将，让他们兼任五路统帅，在边境上聚集重兵，号称百万，搜集车辆、补充士卒，牛肉和酒每天送到，金鼓之声传到数百里之外，对外造成必定征讨的声势，实际上却不出境；多拿出金帛，派遣间谍和善辩之士离间破坏他们的党羽，并且下令说：“一尺土地我都不吝惜，一个百姓我也不占有。有人能够献出土地、率众投降，就立即封赏他；谁敢夺取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百姓，一律斩首。”不到一年，内部一定会出现势力相当、彼此猜疑的人。人情并不遥远，人人都想求得保全；等到王师还没有出动时，他们便会争着首先投降，以求得到重赏。陛下趁机把他们分裂开来，任用其中的首领豪强，授予爵位官秩，使他们像棋子一样分布、交错对峙，务必让他们彼此仇视，如同汉朝封呼韩邪、沟通西域的故事。只需在要害处筑一座城，驻扎几千人，设置一名将领防备各部，就可以使他们数百年面向中原、保卫疆境，不必烦劳修城守御和输送粮饷，难道不是最为万全的计策吗？” 臣希望陛下在心中作出决断，深思熟虑而从长远谋划。臣下为臣下谋划，和为君主谋划不同；臣下如果不夺取土地、献上敌人首级，就没有什么可以算作功劳；为陛下谋划，只看天下是否安定、社稷是否稳固罢了。陛下神圣英明，超过古代君主，一举一动、一个念头全都是功德；只要能够使天下安如泰山、与天地同久，那么史册就无法全部记载，尧、舜、禹、汤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陛下。议论的人不懂得从这里着眼，争着急于求取功名，履行危险、冒犯艰难，使圣上为之劳神，臣私下不赞同。古人有句话：“反省自身不如反省事情，反省事情不如清静内心。”刘洎劝谏唐太宗说：“上天以不说话为尊贵，圣人以不说话为德行。”老子称道：“最善辩的人好像说话迟钝。”庄子说：“最高的道不需要文饰。”况且记得过多就会损伤心神，说话过多就会耗损元气；心气在内损耗，形体精神在外劳累，起初虽然察觉不到，后来必定成为负担。陛下必须为了社稷而爱惜自己，臣下爱护君主，没有像刘洎那样深切的了。臣私下仰慕他，虽然我被贬谪在外任职，不应当妄自进言，但想到自己是旧臣，譬如老马，筋力虽然已经衰弱，不能承受远行，却经历过艰险，粗略知道道路。只希望陛下哀怜我的愚拙，体察我的心意，臣就感到无比幸运了。切中时机和要务，即使年老而久经战阵的人也未必能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知将相也一定要读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四十七目录 眉山苏轼文十 奏状 论河北京东盗贼奏状 论浙西灾害奏状第一 论积欠奏状 论纲梢欠折利害奏状 临朝辞行赴定州论事奏状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四十七 眉山苏轼文十

译论河北京东盗贼奏状 熈宁七年某月，苏轼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河东、京东近年来蝗灾和旱灾接连不断，盗贼逐渐猖獗，如今又不下雨，从秋到冬，方圆数千里，麦子都没有播种入土。臣私下估计，明年春夏之际，盗寇劫掠造成的祸患会比今天严重。因此冒昧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希望能稍稍补益万一。臣谨按，山东自上古以来就是腹心根本之地，它与中原的分合，常常关系到社稷的安危。从前秦兼并天下，首先收取三晋，于是其他强敌相继灭亡。汉高祖杀死陈余，赶走田横，于是项氏无法支撑。光武帝也从渔阳、上谷发动突骑，席卷而兼并天下。魏武帝击败并杀死袁氏父子，收取冀州，然后四方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宋武帝凭借超绝常人的英雄资质，用武多年，却不能兼并中原，是因为没有取得河北。隋文帝凭着庸夫穿墙打洞般的智谋，窃取帝位数年便统一海内，是因为取得了河北。所以杜牧论说认为，山东的土地，王者得到它就可以成为王，霸者得到它就可以成就霸业，狡猾的盗贼得到它就可以据此作乱。天下自唐天寳以后，奸臣在山东割据称雄，历经十一代，竭尽天下的力量，最终仍不能夺取，直到因此灭亡。近来，贺德伦率魏博归降后唐，梁因此灭亡；周高祖从邺都进入京师，汉因此灭亡。由此看来，天下存亡的关键在河北，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即位以来，北方百姓接连流离迁徙，天灾谴告也比四方更为严重；五六年之间，始终没有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一重大灾异。至于京东，虽然号称无事，也应当经常使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富裕强盛，以便在紧急时足以向河北输送物资。瓶中的水空了，大罍也会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也会寒冷。可是近年以来，公私都很困乏，百姓不堪忍受，如今流离饥馑，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想要散卖常平仓的粮食，劝诱有积蓄的人拿出粮食来。盗贼横行，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想要增设告发赏赐的门路，申明严厉缉捕的法令，却都没有看到什么成效。常平仓的粮食，屡次用于赈济发放，所剩已经不多了，而饥寒交迫的百姓到处都是。百姓每人得到一升一合的粮食，官府却要耗费如山的财物。有积蓄的人，按例也都已经困乏；贫穷的人还没有享受到这种措施的利益，富裕的人却先遭受了它带来的灾祸。从前季康子忧虑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假如您不贪求财利，即使悬赏，也不会有人去偷窃。’由此可知，在上位者不把利益全部占尽，百姓就有凭借以维持生活。假如有办法维持生活，又何苦要去做盗贼呢？其中那些凶狠残暴、以祸乱为乐而不肯悔改的人，就必须严明法令、加重刑罚，杀掉一个来警戒一百个。如今中等百姓以下的人，几乎全都缺少粮食：冒犯法令去做盗贼，就要被处死；害怕犯法而不去做盗贼，就会挨饿。饥寒而死和被弃市处死，都是死亡；把死亡拖延一些和忍受饥饿所带来的灾祸，只不过有迟有早而已。做盗贼，正是通常的道理。即使每天杀死一百人，形势也必定不会停止。假如不是陛下极其明察圣明、极其仁慈，比较得失哪一方面更多，权衡祸福哪一方面更重，只是在财利上稍稍有所舍弃，使衣食的门路一旦打开，恩惠深入骨髓并普遍施及，然后实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威严来辅助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罚，不因灾荒损伤而扰乱法令，像这样，如果人心还不能改变、盗贼还不能减少，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强力劫夺百姓财物的人，法律应当怎样处置？回答说：这是祸乱的开始，应当杀死而不赦免。对这种行为宽缓，就会导致祸乱，被杀的人必定更多。摧折祸乱的萌芽，这是用杀戮来制止杀戮，是仁爱。因饥饿而成为盗贼，所盗取的不过是【“防”字疑】米、斛、麦；但聚集众人，每次达到一百人或十人，就要全部杀掉他们吗？回答说：这正是法律故意不把条文写死，而读经的儒生可以援引经义来裁断的情况。不做盗贼就会饿死，做盗贼就会因法律而死；法律不应施加在这种已经面临死亡的饥民身上，这是很明白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况且还应当有人承担造成这种局面的罪责。天灾流行，哪个国家没有过？如果官吏早早上报并为此防备，本来不至于使百姓饥饿；【“不饥饥”字样疑有讹误】既然已经有了防备，却不能设法救济，原本不饥饿的情形竟然发展到饥饿，那么官吏的罪过就大了。难道还不应当赶快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反而使他们聚集起来劫掠吗？他们既然聚集起来劫掠，难道还不赶快剪除他们的首领以瓦解其势力，反而任由他们继续劫掠吗？所以，因求生而为盗的人可以宽赦，导致百姓成为盗贼的官吏却应当诛杀。奏浙西灾伤第一状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说：臣听说，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至于救济灾害、抚恤患难，更应当及早进行。灾民在尚未饥饿时救济，所用物资少而救济范围广，只不过是宽减上供、出售常平仓官粮，没有大的损失却人人得到恩惠，这就是今年的事情。若等到已经饥饿才救济，所用物资多而救济范围小，以至耗散省仓、亏损赋税收入，不过是官府因此困窘，而饥民最终还是死亡，这就是熈宁年间的事情。熈宁年间的灾害，本来由于天旱米贵，但沈起、张靓之流没有预先上报，只是一味设立奖赏、禁止粮食出售，富民都争着藏粮，小民没有东西可吃，流民饿死的现象出现以后，朝廷才知道，开始下令从江西运粮，并截留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来救济；挨门分发粮米，拦街施粥，最终仍不能挽救已经形成的饥荒，随后又发生疾病和瘟疫。本路死亡五十余万人，城郭萧条，田野变成废墟，两税收入都失去了原来的数额。据核查，熈宁八年本路免放税米一百三十万石，酒税收入亏减六十七万余贯，粗略计算所损失的总数共三百二十余万贯石，其余耗散更无法全部计算，直到今天转运司贫乏得不能有所作为。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没有预先处置的过错。

译去年浙西数郡先遭水灾、后遇旱灾，灾情不比熈宁年间减轻；然而二圣仁慈明智，于去年十一月中首先发布恩诏，截留拨出本路上供斛斗二十万石，运去贩卖救济；又于十二月中宽减转运司元祐四年的上供额斛三分之一，计米五十余万斛，全部用其钱购买银和绢，上供没有亏损县官一丝一毫。命令下达之日，各地都欢呼起来；官府停止收购，米价自然下跌；又从正月起开仓出售常平米，同时免除数路税务征收的五谷力胜钱，并且赐予度牒三百道以帮助赈济。本路安定平静，于是没有一个人饿死。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预先处置的力量。由此看来，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其祸福的差别竟是如此之大。恭敬地想，二圣怀有天地父母般的心肠，看见百姓疾苦，匍匐着前去救助，本来不计较费用多少；而臣愚昧无知，只知道权衡利害轻重、计算得失大小，认为这就好比百姓人家置办田庄、招募佃客，本来是希望得到租税，并不是为了实行仁义，然而到了水旱之年，也必须免除欠负、借给粮食。种田的人这样做，是确实担心佃客逃散、田地荒芜，因为日后的损失一定会加倍于今日。何况拥有天下、统治万姓的人，难道能不考虑后果吗？臣从去年以来，一再微薄地进献意见，屡次冒犯天听，实在是担心陛下的佃客逃散、田地荒芜。去年杭州米价每斗达到八九十钱，从今年正月以来逐日渐渐下降；到五六月间，浙西数郡大雨不止，太湖水泛滥，各地庄稼受到损害。六月初，米价又上涨，到七月初每斗达到一百足陌钱。现在新米已经上市，但常平官米却不敢停止出售，灾情恐怕比去年还严重。为什么呢？去年的灾害像人刚开始生病，今年的灾害像疾病再次发作；病状虽然相同，但元气已经衰弱，恐怕难以支撑。又因为春夏交替时雨水调和，浙人以为是丰年，家家典当卖出财产、借债取息来经营田作，车水、筑圩，高处低处几乎都已遍及，投入的本钱已经很重，正等着收成，却被淫雨和风涛一下子造成损害，百姓的穷苦实在比去年加倍。近来将官刘季孙前往苏州巡按教阅，臣暗中让刘季孙沿途查访民情，刘季孙回来告诉臣说，这几个州不只是淫雨造成灾害，还多有大风卷起潮浪，堤坝、圩岸几乎都破损了；湖州的水流入城中，百姓家中积水都超过一尺，这是去年没有的情况。而转运判官张璹从常州、润州回来，所说大致相同。他说亲眼看见吴江平望一带水深八尺，有一家人全家的田苗都沉没在深水底下，父子聚在一起哭泣，只能用船筏捞取，说半熟的米还可以炒来吃，青色的稻穗暂且可以拿去喂牛。即使从现在起雨就停止，也已经不是丰年，何况雨停不停又还不能知道，那么明年的忧患就不再是今年可比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去年杭州掌管的常平米有二十三万石，今年已经卖出十五万石；虽然还剩八万石，但出售还没有停止，又因为去年灾害而免税、和籴没有实行，省仓缺额，以上这八万石常平米只够兑拨充作军粮，已经没有现存的粮食了，只有出售常平米所得的钱近八万贯；但钱不是救济饥荒的东西。若明年米价更加昂贵，钱更加贬值，即使积钱如山，最终也没有用处。熈宁年间两浙市易法发放钱一百万缗，百姓无论贫富都可以领取使用，但却买不到米，因此拖着罗纨衣带、佩着金玉，横尸道路上的人多得数不清。如今浙东、浙西大体都已经卖过常平米，现存数量极少，熈宁年间的忧患已经令人战栗地呈现在眼前了。臣才力短浅，加上衰老多病，而一路百姓的生计忧患都由臣负责；臣受恩既深，不敢另行请求改任闲散州郡，只能日夜思考救济明年饥荒的方法。没有别的长远计策，只有在秋冬之间不惜高价，多买常平米，以备明年出售救济。如今浙西数州粮食已经歉收，而转运司又掌管每年上供额斛一百五十余万石；如果两方面争相买粮，米价必然大涨，饥荒更加紧迫，和籴又不能实行。明年青黄不接之时，常平仓有钱而没有米，官吏只能拱手坐视；百姓死亡，而浙东、浙西之间又连接瓯、闽，盗贼聚集起来，或许发生意料之外的祸患，那么即使诛杀臣等，又对已经败坏的局面有什么补救呢？因此必须把实际情况全部上报。伏望陛下备录臣的奏章，下达给户部以及本路转运、提刑两路钤辖司，尽早共同商议明年是否应当准备常平斛斗、出售粮食以救济饥荒。如果认为应当准备，就分别列明各州所需数目；臣已经估算，杭州需要二十万石，还应委托各司谋划究竟应当怎样处置，使米价不至于大幅上涨，并且收购充足。如果各司认为不需要准备粮食出售救济，就命令各司分别具结保证，说明明年确实不会发生饿死和流亡，并承担罪责上奏。因为如今已经进入秋季，距离和籴的时日没有多少了，等到商议、往返取旨，实在担心来不及办成事情。伏乞陛下详细察看，迅速赐下指示。臣屡次冒犯天威，战栗待罪，惶恐至极，谨将奏章记录上报，恭候诏令。朱子曾说：“救荒的方法，在于在荒年到来之前做好准备。若到了已经荒歉的时候，还有什么办法呢？”这话说得太好了！后世掌管百姓、治理民众的人，眼看哀鸿遍野，还想堵塞上达天听的道路，怎么能够像苏轼这样未雨绸缪、悲悯忧痛而忠诚爱民，为百姓请命呢？这篇文章可说是文章中最醇厚的作品，足以作为后世法则；好的文章难道只在声调格律工整吗？

译论积欠奏状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奏说：臣听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拿起武器作战了。”百姓先富裕起来并受到教化，然后才可以让他们参战。古人所说的善人，比圣人差得远。如今二圣临朝执政已经八年，仁爱、孝顺、慈祥、节俭，可以说达到极致了；可是国库日益困窘，农民日益贫困，商业无法流通，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凭二圣这样的天资，却没有收到善人的成效，臣私下为此痛心。臣到任之处访问老人和有见识的人，暗中探求其中原因，他们都说：“如今百姓承受宽厚的政令，没有别的疾苦，只是被积欠压迫着，好像背着千钧重物行走，能不摔倒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有闲暇抬头伸臂，去谋求一顿饱饭以外的生活呢？”如今大姓富家，从前号称无比富户的，都被市易法弄得破败，十家中只剩一两家了。其余从小民以上，大多都有积欠。监司督促郡守县令，郡守县令督促吏卒，文书每天送到百姓家门，鞭打每天加在他们身上，即使有白圭、猗顿这样的巨富，也会变成柴门小户。自祖宗以来，每次有诏令，必定说：“凡是拖欠官物，没有侵吞欺骗盗用的，以及虽然有侵盗行为但本家和伍保人都没有产业的，一律予以免除。” 祖宗并不是不知道官物损失、奸民侥幸免除的弊端，只是百姓既然已经贫乏枯竭，没有办法谋生，即使加以鞭打，最终也什么都得不到。放宽追讨，就会被奸吏蚕食；逼迫追讨，就会成为盗贼借以作乱的凭借。因此一概免除，天下就会悦服。即使有水旱灾害和盗贼，百姓也不会想到作乱；这就是舍弃虚名而取得实际利益。自二圣临朝执政以来，每次都把施舍、免除旧欠作为首要事务；登极赦令、每次郊祀赦令，或者随事下达的指示，都从宽厚处理。如今所催收的欠负，十之六七都是圣恩已经准许免除的。然而官吏刻薄，与圣恩相违背，玩弄文书、巧加诋毁，使本应免除的不得免除。监司把催收欠负作为职业，郡守县令上面受监司逼迫，下面受胥吏驱使；大抵一个县有监催上千户，县中胥徒就人人欣喜，每天都有所得。若一旦免除，这些人便都寂寞无所得了。若不是有势力的人家纳贿行赂，有谁肯执行恩贷？而欠债的人都接近寒冷饥饿，哪里有钱行贿？其中贫困到一无所有、无法继续蚕食的人，县中胥吏就教他们牵连无辜平民，有的说某人暗中私自购买抵押的产业，有的即使并非暗中私买，也说他买价不当。像这一类事情不断蔓延追查骚扰，从甲牵连到乙，从乙牵连到丙，没有穷尽，每一限期都无法收足。官员亲自到场，有时经过三五个限期才能收到一二百钱，把这叫作“破限”。官府所得极少，而胥徒收取的钱财大概没有一天落空。俗话把这类人称为县胥的食邑户。唉！圣人在上，却使百姓不能成为陛下的赤子，反而都成为奸吏的食邑户，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贩卖货物，按惯例没有现钱；如果使用现钱，就没有利息可赚。必须今年索取去年卖出的货款，明年索取今年赊欠的钱，然后计算周转才能进行，彼此才能互相接济。如今富户先已破败，中等人家又有积欠，谁还敢赊卖货物？这样商业自然无法流通，这就是酒税收入日益减少、城市房屋店铺日益空置的原因。各路连年水旱灾害，上下都知道；可是转运司因财用困窘，按惯例不肯免税，即使免除也不完全按实情办理。虽然没有明文指示，却用上级的喜怒暗示官吏，谁敢违抗？所以各县按惯例都拖欠税额。两税把实际欠额计算出来，与按照实情核查后免除没有什么不同；对官府毫无益处，百姓却遭受追逼和鞭打的痛苦。近来诏令规定，凡是积欠都分成十期催收，合计五年缴足。圣恩深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但主管部门却认为只有明确列出的积欠才能这样办理，已经暂缓的才可以依照十期的指示，其他的都一并催收。即使完全依照十期办理，吏卒索取贿赂，也一定不肯分期少收。百姓既然没有缴足，追逼骚扰就始终存在。即使分成一百期，也和一期没有区别。臣先后任知杭州、知颍州，如今任知扬州，亲眼看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的百姓，都被积欠压迫，日益穷困，死亡过半；而欠款簿籍不予销除，以至两税亏欠，赋税收入陷落，农业和商业都受到损害，公家和私人一同困窘。由此推及，天下大体都是这样。臣从颍州调往扬州，经过濠州、寿州、楚州、泗州等地，所到之处麻麦如云。臣每每屏退吏卒，亲自进入村落访问父老，他们都面带忧色，说丰收年还不如灾荒年。天灾流行时，百姓即使缺粮、缩减衣服、节省饮食，仍然可以活下去；如果丰年却全力催收积欠，胥徒站在门前，枷棒加在身上，那么百姓想求死都做不到。说完这些话，他们便流下眼泪，臣也不知不觉流泪。又所到的城邑大多有流民，官吏都说因为夏麦已经成熟，官府全面催收积欠，所以流民不敢回乡。臣听孔子说：“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从前我还不完全相信这话，拿今天的情形来看，几乎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水旱灾害杀人，超过老虎百倍；而百姓害怕催收积欠，竟然比害怕水旱灾害更厉害。臣私下估计，每州负责催收积欠的吏卒不少于五百人；从天下计算，这就是经常有二十多万只虎狼散布在民间，百姓凭什么能够安稳生活？朝廷的仁政又凭什么能够实现？臣到任以来，每天都把查核本州积欠作为要务。对于按道理已经有条文可以免除、而官吏却不肯执行的，臣立即下令本州一面办理免除。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暂且命令本州停止催收，等待指示。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文有所妨碍的，臣也不敢停止催收，只能分别列举利害，上奏请求圣裁。

译宋朝自从青苗法、市易法等法令实行以来，百姓没有不拖欠官物的；一二十年之间，天下全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看苏轼这篇奏状，事情一件件都清楚可见，令人不禁流泪。王安石的罪过，确实上达于天。古代农民务农、商人经商，不仅向官府缴纳正税，平时不与官府发生财物往来。子产的话记载在《春秋》中，这不只是施行政令的原则如此。因为商贸之道必定不能同时施行于官府和百姓之间。小民争逐利益，只在锥刀末端，依靠积累微小利益来形成巨大利益；如果不亲自经营，往往就会亏损。如今官府只有一个，而百姓有一万，官府必然不可能亲自经营，这是明摆着的。若不把这些事情交给胥徒办理，还能交给谁？钱物出纳既然经过胥徒之手，那么百姓损耗的已经有十分之七八，而官府收入还不到十分之二三，这是必然的道理。时间一久，欠项都会积累起来；积欠形成以后，官物白白损失，百姓则把债务留给子孙，只有胥徒不耕作却能获得的利益永远不会荒废。因此，官府经营庄田土地、用官本做买卖，在官府方面无异于把货物举起来又丢在地上，而百姓已经不堪其扰，都不是好的政事。何况还要放贷取息呢？王安石把它推广实行于天下，难怪把太祖、真宗、仁宗、英宗一百多年休养生息的事业，一旦像风卷烟、汤沃雪一样化为乌有。论纲梢欠折利害奏状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上奏说：臣听说唐代宗时，刘晏担任江淮转运使，开始在扬州制造转运船。每船装载一千石，十船为一纲，由扬州派军将押送到河阴。每造一只船，耗费一千贯钱，但实际费用不到五百贯，有人讥讽这是浪费钱财。刘晏说：“大国不能用小道理来处理事情。凡是创置一项事业，都必须谋划长久。船场既然兴办，办事的人不止一个，必须有余下的钱财衣食来养活众人，使他们私用不窘迫，这样官物才能牢固。”于是他在扬子县设置十个船场，派十名专知官管理，不到几年，这些人都变得富足。前后五十多年，船场没有破败，运送粮饷也没有中断。到了咸通末年，有一位杜御史，开始把一只一千石的船分造为两只五百石的船，船于是开始损坏。吴尧卿担任扬子院官时，又开始核查每只船实际应使用的物料数目，估价拨给钱款，不再留有宽余。十家专知官立即陷入饥寒，船场也随之败坏，粮饷运输不能继续。不久便发生了黄巢之乱。刘晏造船耗费一千贯、留下五百贯，是供有关人员欺骗隐瞒、从中取利的资财。按照如今那些见识少、听闻浅的君子来评论，这可以说是疏漏荒谬到了极点。然而刘晏运输四十万石粮食，需要船四百只，每五年重新制造一次，也就是每年制造八十只。每只船留下五百贯，每年损失四万贯。吴尧卿不过替朝廷每年节省四万贯罢了，得失极其微小，却使粮饷运输不能继续，从而酿成天下的大祸。臣由此知道，天下的大计从来都是成就于器量宏大的人，却败坏在见识寒陋的小人手中。国家财用的大事，是安危所系；希望今后常常不要和见识寒陋的小人商议，就可以长久施行而不失败。臣私下见嘉祐年间，张方平任三司使，向皇上论说京师军粮储备，说：“如今的京师，就是古代所说的陈留，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不像雍、洛那样有山河险阻可以凭恃，只能依靠重兵来建立国家。军队依靠粮食，粮食依靠漕运。漕运一旦亏损，朝廷就会手足无措。”于是他谋划十四条对策，其中一项说：“粮纲运到京城，每年短缺不少于六七万石，都用折色钱物偿还填补，发运司不再承担补足责任，这不是祖宗旧制。”臣由此知道，嘉祐以前每年运输六百万石，而把亏欠折耗六七万石看作很多。我听说去年只运送了四百五十多万石，却有三十多万石亏欠折损，漕运制度的败坏

译，竟到了这种地步。臣到任不久，所审理的粮纲亏欠折损案件中，受到牵连而被判徒刑、流放的人，多得数不清。衣粮都耗尽在赔偿折损上，船只车辆也全被拆卖；他们只好典妻卖子，饥饿消瘦、孤苦伶仃，有的聚集起来沦为乞丐，有的四散成为盗贼。臣私下估计，京师以及沿河各郡，大概都如此。朝廷的重大国计，百姓的深重灾患，像臣这样的人，难道可以坐视而不加救助吗？臣曾向官吏询问，才知道这是金部擅自凭个人意愿创立的条款，没有奉取圣旨，便公然下达执行。这不只是毫无道理地刻剥百姓、败坏祖宗法度，竟还使臣下的私意能够废弃成法和敕令；监司、州郡纷纷奉行，没有人敢过问。这难道是小事吗？臣谨按：一纲有三十只船，而税务监官不过一人，不知他如何能够随船逐一检查，竟使三十只船同时全部检查完毕，又不把船扣留在岸边。一船接受检查，其余二十九只船都必须停在岸边等候，显然是违背条文、玩弄法律，拆解文意、破坏敕令，假借随船检查之名，公然扣留盘查，和儿戏没有区别。臣听说各州大多是从元祐三年以来才开始实行随船检查、收取税钱，实行了几年，弊端才暴露出来。纲船和梢工既然都已陷于赤贫，妻子儿女流离失所，性命也无法保全，即使对他们施加刀锯之刑，也不能禁止他们抢夺偷窃。如果这个弊端不革除，臣恐怕今后的亏欠折损不会止于三十多万石，京师的军粮储备也会接济不上，那祸患哪里说得尽呢？扬州税务从元祐三年十月开始实行随船检查、收取税钱，到元祐六年年末，三年间总共收得粮纲税钱四千七百多贯，长短相抵，每年不过收钱一千六百贯罢了。就淮南一路来说，真州、扬州、高邮、楚州、泗州、宿州六州军所得不过一万缗，而各地税务专门拦截船只，因金部和转运司准许随船检查，便借此作奸、设置障碍、索取钱物，所求竟是官定税额的十倍，以至纲船和梢工都穷困得只剩皮包骨头，也再没有富商大贾肯把货物交给他们搭载。这样一来，他们便专门依靠抢夺官米为生，不再有任何限制；拆卖船板，往往把船拆得精光；事情败露后入狱，以性命偿还官物。这显然是金部与转运司违例刻剥所致：得到粮纲税钱一千贯，却使朝廷损失纲运米三十多万石，利弊得失十分清楚。如今仓部并不查访纲运造成亏欠的原因，反而说是由于仓司的防子向纲梢索取钱物，才导致亏欠折损，于是制定法令，规定真州、扬州、楚州、泗州的转般仓和并行仓实行仓法，而各处的防子仍只保留一半。命令下达的当天，扬州转般仓的四十名防子都到臣这里递交状文，全都请求回乡务农。臣暂且多方压制、按抚并晓谕他们，退还了状文；然而臣估量，这项法令一旦实行，现有的防子必定会星散，即使另行招募，未必会招不到人，但招来的必定都是浮浪轻生、不畏惧严刑峻法的人。他们所支领的钱米，肯定不能养活家人，因此免不了索取钱物；既然触犯了重法，就必须收受重贿，轻装秘密行贿给押纲、纲梢等人，使他们知道自己专门负责防检。如果不接受贿赂，必定没有宽免余地，防检一关绝对难以交纳完毕，于是就必须多方秘密行贿；重贿不等到对方开口索取便先行送上。这是必然的道理。臣仔细看近期仓部制定的条约，都是枝节小事，并非关系利害的根本。为什么呢？熙宁以前，朝廷内外都没有仓法，也没有如今仓部制定的这些条约，但每年运送六百万石，亏欠折损不过六七万石。这是因为朝廷舍弃商税的小利来养活纲梢，沿路官司又遵守编敕法度，不敢违反条文进行随船检查、收税，所以纲梢吃饱穿暖，珍惜自己的性命，能够保全官物，事情的道理十分明白。臣已经责令本州税务申报，称随船检查不过检查一只船，其余二十九只船都免不了停在岸边等候，显然有所违碍。

译臣不久前已经依据元祐编敕加以晓谕，今后不得再以随船为名，违反条文勒令船只停在岸边接受检查。税务官吏是奉本州以及仓部、发运司、转运司的指挥，并非擅自制定条款，因此臣不敢立即将他们拘捕审问。其他州军的税务不归臣管辖，无法一概下达命令。臣请求朝廷重申元祐编敕中不得勒令船只停岸检查的条文，严加约束并下达执行；同时请求废除近期仓部奏请的仓法，并追问金部官吏不奉圣旨而擅自创立随船检查一法、刻剥兵卒和梢工、败坏纲运、贻误国家大计的罪责，以及对发运司、转运司官吏依照各自情节和罪行处置。这样或许能使今后刻薄的官吏不敢擅自依个人意愿行事，不再因取得小利而损害大局，因得到一点而丧失百倍。臣听说东南馈运关系国家大计至为重大，所以祖宗以来特设发运司，专门承担这一责任；任用既然慎重，威令自然能够推行。像从前许元等人，都能约束各路、主持纲运，监司、州郡以及各处场务，哪里敢无理刻剥、设置障碍呢？只要发运使任用得当，稍微给予他办事的权力，东南的大计自然能够办成，哪里还需要朝廷另外施行仓法？这件事最为简要，关键只在朝廷留心罢了。谨将元祐编敕以及金部擅自施行随船检查的指挥条文抄列如下。一、依照元祐编敕：各纲运船只抵达岸边，查验并缴纳税钱；如果超过规定期限，或者在期限内无故停留，以及进行不合理的搜查，或约束、索取没有名目的税钱，各判徒刑二年。各新钱纲和粮纲沿途不得勒令停在岸边接受检查；即使有夹带、漏带违禁物品，经过的各处也不再追究罪责。到了京城，锁闭通津门，也依此办理。一、依照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书金部的符文，省部审核认为：监管粮纲运输，虽然不得勒令船只停在岸边，但如果随船检查，确实查出有应纳税的物品，自然应当依例从宽收纳税钱，并不是不许纳税的意思。如果另外并没有应税物品，自然不得依例强行索取税钱，道理十分清楚。以上谨将情况列述如前。如果朝廷全部采纳臣的意见，必定有五项好处：纲梢吃饱穿暖，珍惜生命而畏惧法律，漕运馈运不致大量损失，这是第一项好处；可以减少徒刑、流配之刑，消除百姓流亡和盗贼滋生的祸患，这是第二项好处；梢工衣食充足，人人都自重，把船当作自己的家，既免于拆卖，又经常修整完好，可以节省各处船场的费用，这是第三项好处；押纲、纲梢搭载货物，官府不加检查，专门拦截的人便没有理由索取钱物，但梢工自己把货物领到税务缴纳适量税钱，以防止有人告发。这样积少成多，所得未必比今天减少，这是第四项好处。自元丰末年废罢市易务、导洛司堆垛场以来，议论的人认为商贾必定会逐渐畅通往来，但如今已经八年，几乎丝毫没有成效；京师的酒税收入都亏损了，房廊、邸店也都空了，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祖宗以来，允许纲运揽载货物，既免征税，脚钱又轻，所以货物得以流通；沿路虽然损失了商税，京师却因此坐享富庶。自导洛司废罢以后，淮南转运司暗中收取了其中的利益，多年以来官府用度困窘，转运司催逼各处税务，一天比一天急迫，所以商贾完全不再通行，京师也坐致枯竭。如今如果施行臣的这个策略，东南商贾长期闭塞之后突然恢复流通，他们的到来一定会加倍；那么京师公私方面，几年以后必定恢复旧日景象，这是第五项好处。臣私下看到，近来官府和民间都把国法看得轻慢，已经习惯成风。如果朝廷认为臣的意见不对，臣不敢逃避妄言之罪，请求重重责罚；如果认为臣的意见正确，就请求按照道理全部施行，稍有违背，必定处罚而不赦免，那么臣所说的五项好处，早晨施行，晚上就可以看见成效。谨将此事记录上奏，恭候敕令。国家的财用，是国家安危和重大事务的根源，掌管财用的人不可不读这篇文章。我又曾论述过：士人和百姓之家，如果奢侈浪费过度，子孙必定贫困。然而贫困之后，往往还有贤能的子孙重新兴盛起来。只有吝啬积聚财物的人，一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却常常落得断绝后代、无人祭祀的结局，或者被子孙败尽家产，最终灰飞烟灭。上天的报应，为什么一定如此呢？深入思考其缘由，大概财物是人赖以养生的东西，而它在天地之间流转的总数，只有这么多。在这里丰厚了，在那里就会短缺。因此，过度奢侈浪费的人，对他本人来说是奢纵，但他把财物散布到天地之间，必定有不知道是谁的人得到它的供养。只有把财物收进来而不让它流出，自己虽然未曾享用，却使养生的物资积聚而不流通，那么也必定有不知道是谁的人无法得到这种供养。它造成祸害，是在无形之中。士人和百姓所能涉及的范围极其狭小，尚且如此，何况君主把天下看作一家，天下芸芸众生都是应当供养的对象，怎么可以对财物锱铢必较，竭力搜刮征求，使天地用来养活人的东西不能养活人，甚至反过来因此伤害人的生命？这难道不是师旷所说的抛弃天地本性吗？

译朝廷辞行前往定州论事状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上奏：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情是否能够上达。天下治理达到极盛时，甚至普通百姓都能够通达其情；天下混乱达到极点时，甚至近臣也不能自我申达。《易》说：“天地交，泰。”卦辞说：“上下相交而心志相同。”又说：“天地不交，否。”卦辞说：“上下不相交，天下就没有国家。”所谓没有国家，就是亡国的意思。上下不相交，虽然还有朝廷和君臣，亡国的形势却已经具备了，能不令人畏惧吗？臣不敢再引用衰世昏君的事，只举唐明皇为例，他也是中兴时期刑罚废置、天下安定的君主。然而到了天宝末年，小人当权，下情不能上达，于是鲜于仲通率领二十万人全军覆没在泸南。明皇不知道，终于逐渐酿成了这样的事情。到安禄山反叛时，叛军已经渡过黄河，明皇还认为他是忠臣；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下情不能上达罢了。耳目受到蒙蔽，事态就逐渐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臣在经筵时，多次谈论这件事。陛下执政九年，除了执政大臣和台谏官以外，从来没有同群臣接见。但天下人不认为这是错误，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垂帘听政的时候，不得不如此。如今服丧期满、开始亲自听政，应当把使下情上达、消除蒙蔽作为急务。臣虽不才，承蒙陛下擢任为河北西路安抚使，负责边疆重地，这在各路安抚使中居于首位。臣曾经尽心论奏，陛下也应当留意听取。祖宗的法令规定，边帅应当上殿当面辞行，但陛下独自以本任缺少官员、迎接人员众多为理由，下诏拒绝臣，不让臣上殿，这是什么道理呢？臣如果等候上殿，不过多耽搁十天；本任缺官自然有转运使权摄，不会误事。迎接人员众多，不过多支出十天粮食，又有什么不可以？然而在开始听政之时，就让将帅不得一见天颜便离去，有见识的人都说陛下厌烦听取人言、轻视边事，这种征兆已经表现在这里了。臣任讲读官，每天侍奉帷幄前后五年，可以说是亲近之臣。正要戍守边疆，却不能见陛下一面就离去，何况疏远的小臣想求得上达，也就更加困难了。《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说：“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如今陛下开始听政，却不实行乘乾出震、见离的道理，废弃祖宗亲自召见、遣发将帅的旧例，反而沿袭垂帘听政时不得已的政令，这正是朝廷有识之士感到惊疑和忧虑的原因。臣不能上殿，就臣个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在陛下开始听政之际，天下都在关注这件事，所损害的圣德不小。臣已经在本月二十七日出门，并不是敢于请求入殿面见；但臣当初本来等候上殿，是想略尽愚忠，如今不敢因为不能面见陛下就把这些话废弃不说，只希望陛下察知臣的诚心，稍加采纳。古代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必定先处于幽暗之中观察光明，处于安静之中观察行动，于是万物的情状都陈列在眼前；不过几年，自然就能知道利害的真实情况，辨识邪正的实际情形，然后顺应事物而行动，所以行动起来没有不成功的。臣冒昧用小事作比喻：驾船的人常常忧虑看不见水道的曲折，而站在水边观看的人却常常能看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驾船者自身处在运动之中，而站着观看的人常处于静止状态。下棋的人对胜负的形势，即使是国手也未必能完全看清，而袖手旁观的人却往往能看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下棋的人有争胜之心，而旁观者没有这种用心。如果人主经常保持安静而无所偏心，天下还有谁能欺骗他呢？汉景帝刚即位时，首先任用鼂错，改变法令，削弱诸侯封地，终于酿成七国之乱。景帝往来于两宫之间，忧惧了几个月，终身不敢再谈用兵。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想用兵，对四方夷族加以鞭挞，战争接连、祸患不断三十多年，后来才下达哀痛诏书，封宰相为富民侯。臣由此知道，古代英明睿智的君主，勇于创立事业的，没有不后悔的。景帝后悔得早，所以变乱之后重新安定；武帝后悔得晚，所以几乎导致天下大乱。虽然悔悟的早晚使安危略有不同，但与始终保持安静、无所偏心、终身不后悔的孝文帝相比，实在不能同日而语。如今陛下圣明智慧超越常人，正值盛年，臣希望您虚心循理，一切暂不施行，默默观察各种事务的利害以及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限，等到掌握利害的真相、邪正的实情之后，再顺应事物而有所作为。这样行动之后，天下没有遗憾，陛下也没有遗憾，上下共同享受太平的利益，那么即使用尽南山的竹子来写，也不足以记载陛下的圣功；即使兼有三宗的长寿，也不足以报答陛下的圣德。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唯一需要忧虑的是太早，而不必担心稍微迟些，这已经很清楚了。臣又听说，治理政事就像使用药方：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实际上也没有大的疾病。古人说：有病而不治疗，常常还能得到中等的医治；即使不能完全除去小病，也胜过误服恶药，为了侥幸求得一点利益，反而遭受无可挽救的灾祸。臣担心急于求成、贪图利益的臣子动不动就劝陛下轻率地改变政事，所以冒昧提出这番意见，希望陛下深信古语，暂且守住中等医治、安稳而万全的策略，不要被恶药误害，这实在是社稷宗庙的福祉，也是天下的大幸。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冒死进言。谨将此事记录上奏，恭候敕令。查考本传说：哲宗八年，宣仁皇后去世，哲宗亲自处理政务，苏轼请求出任外官，于是以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当时国政方针将要改变，苏轼不能入朝辞行。出发以后，上书说了这些话。我曾经考察宣仁皇后临朝听政时，完全革除了神宗时期的弊政，千古以来被称为女中尧舜。然而当时奸邪小人借“儿子不应当改变父亲的政令”这一说法，煽动哲宗。那时的诸位贤臣也只是以宣仁所定为“母亲改变儿子”，而以哲宗为“儿子改变父亲”来辩解，却没能把道理推究到底。假如儿子不能改变父亲，那么宣仁临朝虽然可以说是“母亲改变儿子”，但哲宗继承帝位之后，究竟仍是“儿子改变父亲”，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便可以说是孝了。”曾子说：“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令，这是难以做到的。”熙宁年间的大臣动辄称说“绍述”，引用孔子、曾子的这些话作为依据，依照字面却不知道以文字损害言辞、以言辞损害本意，这是在侮辱圣人的话。所谓道，就像道路；四通八达的道路，可以向西、向东、向南、向北，哪里都能通行。然而父亲从东方走，儿子三年内不敢独自向西走，是因为不忘父亲。

译孟献子的臣属中应当不会有奸邪小人，孟献子的政事中应当不会有弊政。孟庄子当时难道没有可以任用的臣子吗？孟庄子处理政务，难道没有另外的见解可以付诸实行吗？然而孟庄子只任用父亲留下的旧臣，只遵循父亲留下的旧政，是因为不忘父亲，所以说“这是难以做到的”。凡是这种情况，都是父亲所实行的，而且合乎道；在道理有两种都可以的情况下，必定遵从父亲所认可的那一种，对天下并没有损益，却有更多的孝意，这是圣贤深深赞许的。假如某种做法使父亲获罪于上天，使百姓受害于其家，使国家遭受凶祸，人人都知道它不合乎道，却还说这是“父亲的道”，必须等三年以后才改变；又说这是“父亲的臣子”，就一直任用他们来推行父亲的政令，那么这种情况就应当改变，不应当说“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矣”。父亲在世时，还有婉言劝谏的文章和诤谏儿子的道义；父亲去世后，悲痛迫切，应当赶快掩盖他的过错，又怎么能说“我要继承遵循他的政令”呢？这就是宣扬父亲的恶行，并让后世继续他的祸害。竟然还说孔子、曾子有明确的教训，难道不是侮辱孔子、曾子的话吗？孔子在《易》中说：“干父之蛊，意承考也。”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有父子之间的亲情。而之所以有父子之间的亲情，也是因为他们都是人；这是人的本性造成的，并不是出于有意选择。即使桀、纣的恶行，是桀、纣的欲望所造成的，也不是他们的本性。桀、纣死后，他们的欲望便湮灭而不复存在，但人的本性即使人死了也不会消亡。假使武庚禄父能够纠正父亲的弊政，改变父亲的政令，使天下百姓安定，也不能不说这是在心意上继承父亲。大概说桀、纣的本性是恶的，不可以；但说桀、纣没有这样的心意，也不可以。何况宋神宗确实有振作奋发、追踪古代圣王的志向，只是由于见识不明、处置不当，被群小欺骗，以致事业失败。晚年终于对此后悔，但又被意气所拘、被外物所蒙蔽，吝惜改过，不能克制自己。推究他的本意，难道是想让百姓流离失所、军队战败覆没吗？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先人的事业。先人的志向如果确立，后来的人能够通达并实现先人的志向；先人的事业如果确立，后来的人能够通达并完成先人的事业。因此不说继承父亲的志向和事业，是因为那样容易被误解为顺从父亲的欲望。假如把顺从欲望当作继承和述行，那就不是所谓先人的志向和事业了。况且只守着旧制而不改变，谁做不到呢？又为什么称得上“善”呢？上天有四时，春、秋、冬、夏；四时的更替，也像父子之间的道义。春天衰谢而夏天替代它，夏天仍然是春天的后代，却把温暖变成炎热；夏天衰谢而秋天替代它，秋天仍然是夏天的后代，却把炎热变成凉爽。假使四时固守不变，万物就会全部灭绝。何况五纬运行失常、六气发生变化，却想把它们的失常和变化固定下来当作常态，还说“我这是继承遵循旧制”，难道是孔子、曾子的教导吗？俗话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后面的事情应当把它作为借鉴。既然如此，前面的事情如果存在疑问，后面的事情就会受到迷惑。学习必须讲明以后才能明白，所以孔子说：“学问得不到讲习，是我所忧虑的。”人人都知道哲宗所谓“绍述”是错误的，却仍然对孔子、曾子的言语不能没有疑惑，是因为“母亲改变儿子是错误的”和“儿子改变父亲”的说法混淆了视听；这件事不可不讲明。如果确实知道哲宗所谓“绍述”是不孝，那么孔子、曾子教导孝道的意义也就大为彰明了。《御选唐宋文醇》第四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四十八卷目录 眉山苏轼文第十一 札子 《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乞郡札子》。《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四十八卷 眉山苏轼文第十一 《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说：臣今天在迩英殿进读《宝训》，读到雍熙、淳化年间的事情。太宗皇帝每当遇到时令调和、年成丰收、雨雪按时而至，就高兴得不能自胜，举杯敬酒给群臣。又有一天，荧惑星与太阳运行在同一度数，太史上奏说将要发生旱灾，后来雨水充足，年成丰收。臣读到这里，因而进言：水灾、旱灾虽是天数，但君主修养德行可以使灾祸转为福气。所以宋景公说了一句话，荧惑星便退后三舍。元丰八年，荧惑星停留在心宿，逆行侵犯房宿，后来又逆行到西边，想要侵犯氐宿。氐宿四星，是后妃的象征。当时二圣在位，发布政令、施行仁德，唯恐有所不及。臣观察荧惑星退后三舍非常迅速，好像有所畏惧，不敢再向西行。由此可知天人感应，比影随形、回声应声还要迅速。太宗皇帝亲自造成太平，而每遇到丰年，就像获得非同寻常的福气一样高兴快乐，像这样，难道不是因为水旱灾害不发生，本来就是朝廷难以得到的事情吗？《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即使一个普通男子、一个普通女子不能得到安居之所，也尚且能够招致水旱灾害，何况政令的过失，小则影响一方，大则影响四海，由此造成灾异，按道理是毫无疑问的。自从二圣继承帝位到现在已经四年，恭敬节俭、慈爱孝顺，仁厚公正，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四年之中，不是发生水灾就是发生旱灾，日食月食，五星相互侵犯，淫雨、大雪、经常寒冷、长久阴暗之类的灾异，几乎没有一个月不发生。这难道是盛德应得的报应吗？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陛下自身修养了德行，而政事还没有修治好，所以监司、守令大多没有任用得人，百姓失去职业和生计，又无处申诉，怨谣上达，伤害了阴阳的和谐。这些灾异之所以发生，大概是由于朝廷赏罚不明、举措不当的过失。臣请略举几件来说：去年，熙河诸将奋力作战而擒获鬼章，这是奇功，所以增加官阶、赏赐金帛。泾原诸将闭门自守，任由贼人纵情劫掠而去，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这是罪人，却也增加官阶、赏赐金帛。赏罚如此，靠什么来役使人呢？广东的妖贼岑探反叛，围攻新州，派将官童政前去救援；童政杀害数千名平民，他的危害比岑探更大。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调查此事，傅燮畏惧、回避权势，把罪责归给新州官吏，又说新州官吏毕竟有守城之功，请求以功劳抵销过错，愚弄上下，如同儿戏。但最终竟没有追究。岑探聚集众人谋划叛乱，过了一年才被发现，所辖官吏却茫然无所察觉，使一方百姓肝脑涂地；然而也只受到轻微惩罚。童政凶狠狡诈、贪婪残暴，并非一天形成的，但监司却让他统领军队讨伐贼人，导致一千名无辜百姓送命，也只降职改任一次。近来温杲诱杀十九名平民，冤屈惨酷的情状令人不忍听闻，但温杲也只降官担任监当。蔡州捕盗的吏卒还杀害了一家五六名平民，全是无辜妇女；他们把尸体肢解，把她们的身体冒充丈夫的首级，想借此请求赏赐，但守倅不加查问，监司也不追究。直到臣僚上奏、朝廷下令交给本路查办，才说杀人时无法辨认，难道白天杀人还分辨不出男女吗？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分明是在预先给凶恶之人打开苟且免罪的道路。这样的事不止一件，臣不敢全部说出，只举其中最严重的罢了。这样做不过是恩庇十几个没有品行的小人，即使让这些人歌颂爱戴，又有什么补益呢？而纲纪废弛、偷安怠惰成为风气，那么千万人都会受到它的危害，这能算仁政吗？大体说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分辨是非，实行赏罚；这样善良的人才有所依靠，普通人也有申诉的地方。如果不彻底查究曲直，只求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君子无处申诉，小人得志，天下大乱就可以坐等发生了。这就是臣所说的赏罚不明的过失。黄河自天禧年间以来，旧河道逐渐淤塞，每逢决口便向西流去，只是为了趋向低处罢了。熙宁年间黄河在曹村决口，先帝竭尽力量堵塞它，却没有成功，几年后又在小吴决口。先帝圣明，早已知道黄河想向西北流行。如今强行堵塞它，即使获得眼前的安定，转眼之间又会再次决口，这是必然的形势，所以不再堵塞。如今都水使者王孝先却想在北京以南开挖孙村河，企图夺取河道，使黄河恢复旧道；这难道只是一个地方的安危，而不是天下的祸福吗？古人举行大事，尚且要谋议到普通百姓，使上下意见一致，即便如此仍会有意外祸患。如今从朝廷内部的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到外部的安抚使、转运使以及外监丞，都认为旧河道地势高仰，形势如同登屋，工程必定不能成功，而且还会有无法预料的祸患。以至于河北的官吏和百姓，无论贤愚贵贱，都这样认为，只有王孝先一人认为可以施工。臣听说，从孙村到海口，旧有管辖的堤埽四十五处，役使士兵一万五千人，主管的使臣五十员，每年支用物料五百多万。自从小吴决口以后，旧河道各处的埽都废弃不修，堤上的榆树、柳树连根挖取，残余物料也全都变卖尽了，官吏和役兵仅有少数留存。假如孙村工程不能夺取并超过现行河道，那么官府和民间的财力都将白白耗费。如果侥幸使黄河重新流入旧道，那么四十五处堤埽都已经废坏，横流造成的灾害必定比现在加倍。王孝先最初提出建议时，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近来因为舆论沸腾，他才发文给北外郡丞司，说四十五处堤埽都属于北外监丞司的辖区，命令他们一面估量情势，一面设法支撑；又说因检查、计算桩木物料，便下令筹办。如今还想兴修已经毁坏的四十五处堤埽，准备让河水重新流入旧道。这是莫大的工程，也是无法估量的费用。王孝先在最初提出建议时，就应当首先论述这件事，等朝廷上下充分议论后再实行。如今王孝先竟把这项工程当作日常熟悉的事务，命北外监丞司一面管理承认，似乎是希望事情失败以后把罪责归给别人；这种欺罔行为，实在使众人震惊。其余的祸患还不容易一一列举。臣考察众人的意见，认为这项工程不能不停止。如果今年停止工程，不过是白白耗费九百万的物料，虚设二万名兵工。若继续接连兴修，明年应当役使几十万人，还要耗费三千多万。此外，民力疲惫到极点，变故横生，哀叹怨恨的声音足以再次招致水旱灾害。如果把三千万物料钱用于今后几年因水势而可能经过的地方，逐渐修筑堤防，加高低处、培厚薄弱处，几年以后必定会逐渐安定地流行。

译何苦要顺从一个人的私下筹划，违背万人共同的议论，兴办一项必定无法实行的工程呢？这就是臣所说的措施不当的过失。臣私下看到，仁宗朝的名臣欧阳修任学士时，曾写有两篇修河议状；虽然针对的是当时的事务，但其中规划利害、安排措施的大略，与今天的事情很相切合，臣认为可以采用，所以冒昧抄写进呈。自祖宗以来，除了委任执政大臣以外，还任用侍从近臣作为耳目，利用空闲时间论奏政事，几乎没有一天间断。如今自垂帘听政以来，除了执政、台谏和开封尹以外，再没有人能够入对，只有在迩英殿讲读时还得以亲近圣颜。如果又闭口不言，那么耳目几乎就废弃了。臣蒙受恩典深重，不敢观望上下、姑且只为自身打算，谨将今天进读时所说的话全部记录，上陈圣明鉴察。臣无限恐惧战栗，等待治罪，谨候陛下裁断。这是苏轼在迩英殿进读祖宗《宝训》时，因而陈述所谈之事，退朝后又把自己所上奏的话写下来进呈；本传对此记载得很详细。他的恳切真诚，可以作为千百年来侍从之臣的典范。《乞郡札子》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说：臣近来左臂麻木，两眼昏暗，担心失仪、旷职，因此坚决请求出任一郡。蒙受圣上慈爱，降诏不允，又派使者慰问，赐告假养病，恩典礼遇如此深重，即使死上万次也无法报答。按照臣子的大义来说，病情没有达到将死的程度，都应当勉强任事；即使有失仪、旷职的罪过，也不应推辞。然而臣始终不敢起身就职，实在另有原因。说出来就会触犯权要，获罪不轻；不说就是欺骗君父，诛罚更加重大。所以最终还是说了。臣听说《易》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行动。”又说：“君主不严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严密，就会失去自身。”由此可知侍奉君主的道义，虽然应把报效国家放在首位，但报国的方法应当以保全自身为根本。如果上下互相猜忌，自身不能安定，只忧虑危亡，又凭什么报效国家呢？恭敬地想到陛下登基之初，把臣从九死一生之中收用，半年之间就擢升臣为两制之首；臣正要以性命报效，哪里敢告诉陛下辛劳？只是臣不善于谋求自身安稳，却急切于报效国家，以致台谏官把臣一概视为仇敌。臣与已故宰相司马光，虽然贤能和愚拙不同，但交情最为深厚。司马光得到重用以后，臣也很快升迁，按人情来说，哪里肯发表不同意见？但对于司马光所推行的差役一事，臣确实认为不妥，不免竭力争辩；而台谏诸人都迎合司马光的意旨，以求得进用。等司马光去世以后，他们又妄自猜测陛下会把维护司马光的意见作为自己的主张，于是结党逞强来排斥异议，只要有人说不便，就约定共同攻击他。他们哪里知道司马光至诚为民，本来就不求别人迎合；陛下虚心无我，又哪里会固守某种主张呢？后来又因为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论刑名，想遵守祖宗旧例，不敢用有疑义的法律杀人，而谏官吕陶又指责韩维专权弄事。臣本是蜀人，与这两人确实是旧相识，因此韩氏一党便一概嫉恨臣，指称臣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时，著作黄庭坚正任本州德安镇监镇。赵挺之迎合提举官杨景棻的意旨，想在德安镇施行市易法；黄庭坚认为该镇地方小、百姓贫困，承受不起搜刮，如果实行市易法，必定使百姓四散逃亡，公文往来之间，士人都会传为笑谈。后来赵挺之被大臣推荐，召试馆职，臣确实当众说赵挺之是聚敛的小人，学问品行都没有可取之处，哪里配得上这种选任呢？又，赵挺之的岳父郭槩任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害百姓，朝廷诏旨委托郭槩调查，郭槩却依附权势、隐瞒包庇，臣的弟弟苏辙任谏官，便弹劾上奏此事，韩玠、郭槩一并被降黜责罚。因为这件事，赵挺之更加嫉恨臣，竭尽死力加以攻击。臣两年之中四次遭受言语攻击，所起草的制诰、麻词都被说成诽谤；尚未公布省试榜单，便先说臣所取士人有过失；甚至臣所推荐的士人，也一概加以诬蔑；臣所陈述的利害，不许当面召见。近来王觌说胡宗愈指臣为党人，孙觉说丁隲说臣是他的亲家。臣与这两人有什么牵连，竟使陛下因为“三人成虎”的言语而产生疑虑？朝廷内外的人都清楚这种用意，认为臣如果不早些离去，必定会遭受倾覆危亡。臣并不是不知道圣明的君主天性聪慧，能够察知臣无罪；只是台谏的气焰震动朝廷，上至执政大臣，次至侍从百官，外至监司、守令，都畏惧躲避他们的锋芒，奉行他们的意旨。他们想要罢免谁，势力一到，便没有人能够保全，天下人都知道，只有深居法宫之中的陛下没有途径知道罢了。臣私下观察，三代以后号称明主的，没有谁超过汉宣帝、唐太宗；然而汉宣帝杀死盖宽饶，唐太宗杀死刘洎，都是听信谗言，使无罪之人死于非命，直到今天人们还为之哀痛。汉宣帝起初知道盖宽饶忠直、不畏强暴，亲自召见司马迁后又擢升他为太中大夫、司隶校尉，不能说不知道他很深。盖宽饶上书说“五帝把天下交给贤者，三王把天下传给子孙”，当时进谗之人却说盖宽饶想要谋求禅让帝位，汉宣帝没有察觉，导致盖宽饶在北阙之下自刭。唐太宗信任刘洎，对他的话无不听从，曾把他比作魏征，也不能说不知道他很深。后来唐太宗征伐辽东，患痈疽，刘洎哭泣说圣体不安，实在令人忧惧；当时进谗之人却说刘洎想要施行伊尹、霍光那样的事情，唐太宗没有察觉，赐刘洎自尽。两位君主并非不明察，两位臣子受到的知遇也并非不深；他们倚仗明主的深知，不避谗言，终于积毁成灾，落得身首异处，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如今臣自己估量，受陛下知遇，不过像盖宽饶受到汉宣帝知遇、刘洎受到唐太宗知遇那样；而进谗的臣子却比当时多十倍。即使陛下明哲宽仁，气度超过这两位君主，臣又哪里敢倚仗这一点而不离去，最终重蹈这两位臣子的覆辙呢？况且两位臣子死后，天下后世都说两位君主听信谗邪、伤害忠良，认为这是圣德的累赘；假使这两位臣子能够察觉征兆、畏惧事态渐变，事先请求离去，难道不是自身与名声都安泰，君臣双方都能保全吗？臣即使不爱惜自己，难道就不顾虑有一天获罪以后，使天下后世有借口议论我们的君主吗？从前先帝召臣上殿，询问古今之事，并告诫臣说：“今后遇到事情就立即进言。”后来臣屡次论奏政事，没有得到应允施行，于是又写作诗文

译，借助事物寄托讽谏，希望能够流传上达，感悟圣意。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说臣诽谤，臣于是获罪。不过那还算有相近之处，因为他们把讽谏说成诽谤。如今臣起草麻词中有“民亦劳止”一句，赵挺之却认为这是诽谤先帝，这就像把白说成黑、把西说成东，完全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臣由此知道，赵挺之的险恶狠毒超过李定、舒亶、何正臣，臣所受的谗毁也超过盖宽饶、刘洎。古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臣若想模棱两可、苟且偷安，和众人一样随声附和，那么内心有愧于本心，对上又辜负明主；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操守，知道什么就说什么，那么怨仇交相攻击，不死也必定被废弃。恭望圣上慈爱，体念做臣子的不容易，怜悯臣身处这种极其艰难的境地，始终保全臣，把臣安置在不受争斗之害的地方，特赐指示，查核并施行臣先前的奏章。臣无限感恩、知罪，祈求上天、请求保全性命，激切战栗恐惧至极，谨候陛下裁断。刘克庄在这篇《乞郡奏稿》的跋文中说：“苏轼、程颐两位先生在朝廷，不只是受到当时小人的嫉恨。攻击苏先生的是朱公掞、贾明叔；攻击程先生的是刘莘老、孔经父。考察当时，群小之人一个接一个地散处外地，积蓄愤恨，等待机会。元气强盛以后才可以抵御外邪，众贤和睦以后才可以制约群小，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然而诸位先生没有觉悟，各自尊崇自己的老师，各自偏私自己的党派，每天纷纷争论。还没有等到章惇、蔡京重新被任用，诸位贤者本来已经互相攻击而离去了。想来苏轼、程颐争论的时候，吕惠卿等人一定相互拍掌暗自发笑。后世的君子，千万不要再被吕惠卿等人讥笑啊！”

译《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四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近来因眼睛昏花、手臂疼痛，坚决请求出任一郡长官，这也是因为臣自知天性刚直偏狭，是非分明，难以与众人相处。臣伏望圣上慈爱，您却下诏不准，还两次派使者来慰问安抚，天恩深厚，臣感入骨髓。臣认为这种恩德应当以死相报，不应再考虑自身安危，所以又起身赴职。但职事清闲，不知道死所在哪里，每当进讲时，凡有切合当今事务的，总要再次尽情陈说，希望能略微有所补益。昨天进读的《宝训》中说：淳化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各州牧监的马多因瘦弱而死，大概是饲养喂料失时，白白导致病死。近来命令取十几个马槽放在殿庭下，观察它们的草料，教人饲养治疗，希望革除这种弊病。”臣于是进言：马所以生病，大概是将领和官吏不称职，导致圉人偷盗、削减草料粮食，并且又不防止它们饥饱失常、劳逸失度。马不能说话，没有办法申诉，所以太宗极为仁慈，深深怜悯它们，把它们放在殿庭下，亲自加以督察。百姓与马，轻重本来不同。如果官吏不得其人，百姓虽然能够说话，但上下隔绝，不能自行申诉，也就和马没有区别了。马匹饥饿、瘦弱、劳苦，就有死亡、跌倒、逃逸的忧患；百姓困穷无聊，就有流离沟壑、沦为盗贼的祸患。然而天下的百姓，不可能像养马那样放到殿庭下，只能广泛任用忠良贤能的人作为耳目。若忠良贤能的人被疏远，谄媚奸佞之徒在身边，那么百姓的疾苦就没有办法上达。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经攻陷三川，杀死李由，而秦二世却不知道；陈后主时，隋军已经渡过长江，而陈后主也不知道。这些都是昏庸的君主，不值得说。唐明皇亲自造成太平局面，可以说是明主，但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杨国忠掌权，鲜于仲通率二十万人在云南覆没，却没有上报一人，反而更上奏说取得胜利。唐明皇不加追问，以至于上下互相防范；安禄山叛乱时，军队已经渡过黄河，而唐明皇还不知道。如今朝廷虽然没有这样的事，但臣听说去年夏贼侵犯镇州，贼人杀掠的人数多得数不清，有人说达到一万多人，而边将竟奏称“野外没有可掠夺的东西”。后来朝廷访察得知，交给提刑司查实，而提刑孙路只奏报十多人，请求朝廷先赐予免罪，然后再查实人数；此事拖延至今已有两年，最终仍未结案。听说凡是因战事死亡的人家，官府本来应当加以抚恤；如果隐瞒而不上报，使死者和生者都含冤，凭什么来役使人呢？这难道是小事吗？孙路掌管耳目监察之职，既不随事上报，朝廷又实行遮蔽隐瞒，他还请求免罪，拖延敷衍、轻慢玩忽，竟到了这种地步。臣认为，这种风气渐渐形成便不可助长，若任其发展而造成祸患，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这是臣深为忧虑的。臣不是不知道陛下必定已经厌烦臣多言，左右近臣也必定已经厌烦臣多管事；然而臣蒙受恩德深重，不敢把自己同一般人等同。即使因此获罪，臣也没有遗憾，请陛下裁决。上下交相沟通就成为泰平，所以彼此隔绝、欺骗蒙蔽，是祸乱的根源。上下之所以隔绝，是因为中间有欺骗蒙蔽的臣子。事情无论大小，没有欺骗蒙蔽而不造成祸害的。至于盗贼杀掠、战阵胜负，关系到国家命运，所造成的祸害尤其大，而欺骗蒙蔽也尤其容易产生。欺骗蒙蔽尤其容易施行，为什么呢？事情涉及边疆，大小官吏必定互相推诿抵赖来救自己的死罪，不让上面知道；谋划这件事的人很多。内外之间，大臣们必定有相互依存、利害相关、彼此掩护的人，所以欺骗蒙蔽容易产生。战阵之事，必定发生在仓促之间，刀刃交接，如电光石火，过去之后便没有形迹，只有凭口头说法而已。身在阵中的人，尚且各说各的，难道还有簿籍可以查考、图画可以指认吗？所以欺骗蒙蔽容易实行。以这种容易实行的事情，遇到一群竭力实行欺骗的人，就会把失败说成成功，把成功说成失败，把百姓说成盗贼，把盗贼说成百姓，真相纷乱，无法追究诘问。更严重的，全军覆没、接连失守城池，而捷报却一封接一封地送来；然而当地遭受灾难的百姓，没有不知道实情的。于是千年以后，传为笑谈，志士仁人听到也会流泪。地处边远之地，更难以周全知悉；百姓虽然能够说话，但上下隔绝，不能自行申诉，到了困窘而死、逼迫无路的地步，就会变成盗贼。若任其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唉，实在令人畏惧！轼之所以拳拳忧国而不能自已，因边将、提刑任非其人而叹息痛恨，并且一定要让上面知道，难道是喜欢标新立异、不同于众人吗？

译请求免除五谷力胜税钱札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听说粮食太贱就会伤害农民，太贵就会伤害商人，因此法律不对五谷征税，使丰收地区的商人争相收购，以抬高过低的粮价；灾荒地区则使舟车聚集，以压低过高的粮价。自先王以来，从未改变过这种做法。可是近年法律开始征收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能流通，农民和商人都受到损害。废弃历代君王不可磨灭的法典，却实行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弊法，使百代之后史书写道：“征收五谷力胜钱，始于皇宋某年。”臣私下实在为圣明之世感到忧虑。臣过去在黄州，亲眼见到连续多年粮食丰收，农民连车载米进城，连盐和酪的费用都赚不回来，而有储粮的人家却日夜祈祷，希望遇到饥荒；后来又在浙西多年，亲眼见到水灾中百姓家里有钱没有粮，穿着珠玉金饰，却饿死在街市上。这些都是官府征收五谷力胜税钱，导致商贾不能流通的过错。臣听说，拿物资给人，只能救济到物资用尽为止；用法令使人生活下去，法令一旦实行便能长久发挥作用。如今陛下每遇灾荒，就捐出金帛、散发仓粮，自元祐以来，大概已经耗费了数千万贯、石，但饿死者和流亡者并没有明显减少。只如去年浙西水灾，陛下命江西、湖北雇船运米，救济苏州、湖州百姓，大约有一百多万石；再计算买粮和水脚、官府费用，更是不可估量，而被征调雇用的客船都失业破产，无处申诉。与其使官府和民间的费用这样耗损而造成祸害，哪里如同削去近来所立的五谷力胜税钱这一条，只实行天圣年间附令中免税的指挥？这样丰收与灾荒地区就能互相接济，农民和商人都得到好处。即使有水旱灾害，也不会发生大饥荒；虽然眼下稍微损失一些课税收入，但灾荒地区就不必像近年这样屡屡劳烦陛下拿出大量钱粮救济。如今《元祐编敕》虽说灾荒地区即使按旧例也免税，但粮食的来源必定是在丰收地区，经过沿途地区时仍然要收税，于是商贾也自然不肯流通。议论者有人想立法规定：一条路受灾，邻路免税；一州受灾，邻州也免税。这样比今天的法律稍微通融一些，但隔着一条路、一州之外，丰收和灾荒仍不能互相救济，算不上良法。必须完全削除近年弊法，专门采用天圣附令的指挥，才是通行互济之道。免除五谷在关津的税，使商贾流通而粮价自然平稳，不必等待救荒，荒情自然得到救济，这个主张是可以作为法则的。请求校正陆贽奏议进呈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与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上札子奏道：臣等才能浅陋，却侥幸充任讲读官。圣明出于天赋，学问日益精进。臣等才力有限，而大道无穷，心里想说却口头表达不及，因此深感惭愧，不知所措。臣等私下认为，臣下进献忠言，就像医生用药；药虽然由医生手中进用，药方却多传自古人。如果已经在世间验证有效，就不必都由自己创制。臣等伏见唐朝宰相陆贽，才华本可辅佐君王，学问足以为帝王之师，议论深切合于事情，言语不离于道德。他的智慧如张良，而文章胜过张良；辩才如贾谊，而谋略并不疏浅。他对上可以匡正君心的过失，对下可以沟通天下人的心志。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他一人。然而他不幸，出仕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德宗把严苛刻薄当作能干，陆贽便用忠厚劝谏他；德宗把猜疑当作权术，陆贽便劝他推诚待人；德宗喜欢用兵，陆贽便把消弭兵祸放在首位；德宗喜欢聚敛财富，陆贽便把散财济民当作急务。至于任用人才、听取言论的方法，治理边疆、驾驭将领的方略，责备自己以收服人心，改正过错以顺应天道，除去小人以消除民患，珍惜名位爵禄以留待有功之人等。像这一类的内容，难以全部列举。可以说，他进献的是苦口的药石，针砭的是危害身体的膏肓之疾。假使德宗完全采纳他的言论，就可以恢复贞观盛世。臣等每次从西阁退下，便私下相互说，以陛下的圣明，一定会喜欢陆贽的议论。只要圣贤彼此契合，就如同臣主生在同一时代。过去冯唐谈论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因此长叹；魏相列举鼂错、董仲舒的奏对，汉宣帝因此成就中兴。假如陛下能够自己找到老师，没有比就近取法陆贽更好的了。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并非没有可观之处，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但圣人的言语深远，后世学者的解释又支离破碎，就像山岳海洋高深广大，难以从中一一选择。像陆贽的议论，打开篇章便一目了然，聚集了古今的精华，实在是治理和乱亡的龟鉴。臣等想取他的奏议，略加校正，抄写后进呈。希望陛下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就像看见陆贽本人一样；反复熟读，就像同陆贽交谈一样，必定能启发圣上的高明天性，在岁月中成就治理国家的功业。臣等不胜区区之意，请陛下裁决。采用骈俪体而又能化入古意的文章，这篇文章与韩愈《代裴度让官表》可以说是同列第一。药虽然由医生手中进用，药方却多传自古人；如果已经在世间验证有效，就不必都由自己创制。只要圣贤彼此契合，就如同臣主生在同一时代。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啊！做君主的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忧虑没有臣子；做臣子的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忧虑没有知己。《御选唐宋文醇》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四十九目录 眉山苏轼文十二 祭文、碑 《祭欧阳文忠公文》《表忠观碑》《宸奎阁碑》《潮州韩文公庙碑》《司马温公神道碑》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四十九 眉山苏轼文十二 《祭欧阳文忠公文》呜呼，悲痛啊！您活在世上，共六十六年。百姓有了父母，国家有了占卜吉凶的蓍龟，这篇文章有了传人，求学的人有了老师。君子有所依靠而不恐惧，小人有所畏惧而不敢胡作非为。譬如大河高山，看不见它们运动，却无法计算、周遍知晓它们施及万物的功利。如今您去世了，百姓失去了仰赖庇护的人，朝廷失去了考察疑难、作出决断的人。这篇文章变成了异端，求学者甚至采用夷狄之学。君子以无所作为为善，小人却非常得意，自以为遇上了得势的时代。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虎去，妖异怪物便纷纷出现，蛟鳄起舞，狐狸哀号。过去您还没有被任用时，天下人认为这是弊病；您被任用以后，天下人又嫌您任用得太迟。等到您辞去职位离开时，没有人不希望您重新被任用；到您请求退休归去时，没有人不惆怅失望，却还抱着万一的希望：幸好您还没有衰老，谁说您对这个世道再也没有用心呢？谁知您突然离去，再也没有人能够挽留，难道是厌恶世道混浊，洁身而死吗？还是百姓没有福分，上天不肯把您留给他们？从前我的先父怀抱才德而隐居避世，如果不是您，就没有人能够使他出仕；而我不肖无能，凭借机缘进出您门下，接受教诲，至今已经十六年了。听到您的丧讯，按情义本应匍匐前往吊唁救助；但我留恋俸禄而不能离去，对古人感到惭愧，又因拘谨而不敢前往，只能从千里之外封寄这篇祭文，寄托一点哀痛罢了。对上，是为天下人的悲痛；对下，也是哭悼我个人的私情。呜呼，悲痛啊！茅坤说：“欧阳文忠公了解子瞻，而子瞻写这篇文章来祭奠他，眼泪一直流到九泉之下。” 《表忠观碑》熙宁十年十月戊子，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钱抃说：已故吴越国王钱氏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的坟墓，在钱塘的有二十六处，在临安的有十一处，全都荒芜废弃而无人修治。父老经过那里，有人流泪。我谨按考：已故武肃王钱镠起初凭乡兵击败并赶走黄巢，名声传遍江淮；后来又凭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兼并越州来奉承董昌，而自己占据杭州。等到董昌凭越州反叛，便诛杀董昌并兼并越州，完全拥有浙东、浙西之地。传给他的儿子文穆王钱元瓘，到了他的孙子忠显王钱仁佐，终于击败李景的军队，攻取福州。而钱仁佐的弟弟忠懿王钱俶，又出动大军攻打李景，以迎接周世宗的军队。后来终于带着国家入朝觐见，三代四王与五代相始终。天下大乱时，豪杰蜂拥而起，当时凭几州之地盗取名号、割据称王的人数不胜数；等到他们族灭以后，祸患还牵连无辜百姓，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吴越之地纵横千里，拥有十万披甲士兵，开山铸钱、煮海制盐，象牙、犀角、珍珠、美玉的财富冠绝天下，然而始终没有失去臣子的节操，进贡的使者接连不断。所以吴越百姓直到老死也不认识兵革，四季游乐，歌声鼓声彼此相闻，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钱氏对这里百姓的恩德十分深厚。大宋受命之后，四方僭乱势力依次被削平，而蜀地、江南仗恃险远，直到军队兵临城下、力量屈服、形势穷尽之后，才束手投降；河东刘氏则经历百战，拼死守城来抵抗王师，堆积尸骨筑成城墙，流淌鲜血形成池塘，耗尽天下的力量，才勉强攻克。唯独吴越不等朝廷下诏，便封闭府库，登记郡县，请求朝廷派官吏来治理，把离开自己的国家看作离开旅舍一样。它对朝廷的功劳非常大。从前窦融以河西归附汉朝，光武帝下诏让右扶风修治他父子的坟墓，用太牢祭祀。如今钱氏的功德几乎超过窦融，可不到百年，坟墓庙宇便无人修治，行路之人都为之悲伤叹息，这实在不是用来劝勉忠臣、安慰回应民心的道理。臣愿意把龙山废弃的佛寺妙因院改作观，使钱氏的孙子、名叫自然的道士居住其中。凡在钱塘的坟墓庙宇，都交给自然；在临安的，则交给该县净土寺僧人道微。每年各自剃度一名弟子，使他们世代掌管。登记这些地方的收入，按时修缮祠宇，封护培植草木。有不加治理的，由县令、县丞察看；情节严重的，更换其人，希望长久不致废坠，以符合朝廷对钱氏的心意。臣钱抃冒死把这些情况上奏。诏书说：可以。妙因院改赐名为表忠观。铭文说：天目山巍峨，苕水从那里发源。龙飞凤舞的山势，汇聚于临安。上天厚厚地生出一个奇人，他超群绝伦，远离众流。他奋然而起，大声呼号，跟随者如云。仰天向江水发誓，月亮星辰都为之昏暗。用强弩射潮，江海于是向东。杀死刘汉宏，诛灭董昌，全部占有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礼命和信物一应具备。把大城作为居所，包揽山川；左边是江，右边是湖，控制并连接海岛蛮夷。每逢岁时回归休息，便宴请父老。威仪如神人，佩玉带，骑球马。四十一年间，敬畏天命，小心谨慎。贡献的竹笼和珍宝接连不断，有大贝和南方黄金。五代的五朝昏乱不堪，无法托付国家；三位君王相继守候，以等待有德之人。既然找到了归宿，便不谋划、不咨议；先王的志向，我们只是加以实行。上天福佑忠孝，世代都有爵位封邑。文武兼备，子孙众多。皇帝对守臣说：修治他的祠堂坟墓，不要让樵夫牧童玷辱，使他的后代惭愧。龙山南面，新建的宫观巍然耸立。并不是偏爱钱氏，只是用来劝勉忠诚。没有忠诚就没有君主，没有孝道就没有亲人。凡是各有职位的人，都应看看这篇刻石文字。徐度说：“东坡起初替赵清献公撰写《表忠观碑》，有人拿去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读着，沉吟说：‘这是什么话？’当时有客人在旁边，立即指摘并诋毁它。王安石没有回答，反复读了几遍，又带着文章起身行走，一边走一边读。忽然叹道：‘这是三王世家啊，可以说奇妙极了。’那位客人十分惭愧。” 王世贞说：“《表忠碑》碑文由忠文公撰写并书丹，结体不像临池老手的笔法，但自然婉转润泽，令人喜爱。铭辞是苏轼诗作中的佳品。我曾经奇怪，钱氏起于群盗，并没有对百姓建立什么大功大德，却能够控制一方，传国数代，王爵受到尊崇奉祀，直到大明仍然如此，像小火炬一样不灭。归附叛乱者以后，佩带官印组绶的人又接连不断，而且持续一百多年；时间久了，人们仍然思念他，这是为什么呢？武肃王刚刚建立国家，将要修筑宫殿时，望气者说：‘把旧府扩大，不过能维持百年；填平西湖一半，就可以维持千年。’武肃王笑道：‘世上难道会有一千年之中不出现真主的情况吗？为什么要困苦我的百姓？’于是最终没有改动。这说明他的见识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五代史》固然是欧阳氏有意抨击之笔，但也没有把事实完全征引出来。”

译《宸奎阁碑》皇祐年间有诏令，命庐山僧人怀琏住在京师十方净因禅院，召他到化城殿问佛法大意；他的回答符合皇帝心意，赐号大觉禅师。当时北方信奉佛教的人都拘泥于名相，局限于因果，因此士人中聪明超群的人都鄙视他们的言论，斥为蛮夷鄙俗之说。唯独怀琏指出佛法的奥妙与孔子、老子的思想相合；他的言论文雅而真实，操行高峻而通达，所以当时士大夫都喜欢跟他交游。每逢休假日，怀琏还没有洗漱，门外的鞋子就已经摆满了。仁宗皇帝天赋卓绝，不依靠师傅，自然领悟大道，曾与怀琏问答，亲自书写颂诗赐给他，共十七篇。至和年间，怀琏上书请求回山养老，仁宗说：“山就是如如不动的本体，你将归向哪里呢？”不准许。治平年间，他再次坚决请求，英宗皇帝留他也留不住，便下诏允许他自行决定。怀琏渡过长江后，暂留金山，后来终于回到四明阿育王山广利寺养老。四明人共同出力修建高阁，收藏皇帝所赐颂诗，题榜为“宸奎”。当时京师刚开始修建宝文阁，皇帝下诏取其副本收藏在那里，并且命令每年剃度僧人一名。怀琏归山二十三年，享年八十三岁。臣任杭州留守时，他的弟子派人来告诉我：“宸奎阁还没有铭文，您曾经侍奉昭陵，又是最早与我师父交游的人，难道可以推辞吗？”臣谨按考：古代君主被称为懂得佛法的，一定说汉明帝、梁武帝；他们的弟子常常借此作为口实，把二人的画像绘在墙上。汉明帝把察看当作明察，梁武帝把软弱当作仁慈，都是因拘泥名声而背离实际，距离佛法很远。恭敬地想，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从未广泛剃度僧尼、崇尚奢侈修建寺庙；刀兵刑罚也从未私自宽免，而驾崩之日，天下都归服于他的仁德，这才是所谓真正得到佛心佛法的人，古今只有他一人。怀琏虽然用出世的佛法教化人，但持戒极其严谨。皇帝曾赐给他龙脑钵盂，怀琏当着使者的面把它烧掉，说：“我的佛法规定穿坏色衣，用瓦器、铁器进食，这个钵不合佛法。”使者回去奏报，皇帝赞叹了很久。铭文说：巍巍仁宗皇帝，禀性与自然相合，神明光耀而得道，并不是由于有老师传授。至于道人怀琏，逍遥自在，禅法与戒律并行，彼此不相妨碍。多么美好的颂诗啊，我已经记录了它的文辞；只有佛与佛，才能认识其中的真意。请你们东方和东南方的山神、海王，按时前来朝拜，谨慎守护这些收藏。怀琏擅长作诗，《冷斋夜话》记载了他住在东京净因院时请求回归山林的一首诗，格调特别清俊。王安石曾把他的诗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开玩笑说：“这个道人作的是肝脏馒头啊。”王安石问：“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说：“这里面没有一点荤腥气。”

译《潮州韩文公庙碑》一个平民却成为百代人的老师，一句话却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这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参与天地的化育，关系到世道盛衰。他的出生自有来由，他的逝去也有所作为。因此，申、吕二人由岳山降生，傅说成为列宿，古今传说的这些事情不可欺罔。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平常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却充塞于天地之间。突然遇到它，王公便失去他的尊贵，晋国、楚国便失去它们的富强，张良、陈平便失去他们的智慧，孟贲、夏育便失去他们的勇力，张仪、苏秦便失去他们的辩才。这是谁使他们如此的呢？必定有一种不依靠形体而建立、不凭借力量而运行、不依赖生存而存在、不随着死亡而消亡的东西。因此，它在天上就是星辰，在地上就是山河，幽冥中就是鬼神，显明时又成为人。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自东汉以来，道衰文弊，异端纷纷兴起。经历唐代贞观、开元的盛世，又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辅佐，也不能挽救。唯独韩文公从平民中兴起，谈笑之间便把它们斥退，天下人纷纷跟随韩公，又归于正道。大概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他振起八代衰败的文风，挽救天下沉溺的道统；忠言触犯君主的怒火，勇气压倒三军的统帅。难道不是参与天地化育、关系世道盛衰、浩然之气独自长存的人吗？我曾经谈论天道与人事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唯独上天不容许虚伪。智慧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豚鱼；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男女的真心。所以韩公的精诚能够驱散衡山的云，却不能扭转宪宗的迷惑；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平息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得到南海百姓的信任，享受百世祭祀，却不能使自己的身体有一天安稳地处在朝廷之上。大概韩公能够做到的是天道所助，不能做到的是人事所限。当初潮州人还不知道学习，韩公命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此潮州的士人都专心于文章和品行，推广到平民百姓，以至今天都号称容易治理。孔子的话确实可信：“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役使。”潮州人侍奉韩公，饮食时一定祭祀他；水灾、旱灾、疾病、瘟疫以及凡有所求，都一定向他祈祷。但庙在刺史公堂后面，百姓进出很困难。前任太守想请求朝廷另建新庙，没有成功。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涤来任此地太守，凡是培养士人、治理百姓的事情，都以韩公为榜样。百姓既然喜悦服从，他便下令说：“愿意新建韩公庙的，听凭你们办理。”百姓欢呼着奔走办理，在州城南七里选择土地，满一年庙便建成了。有人说：“韩公离开京城万里，贬谪到潮州，不到一年便回去了；死后如果有知觉，他大概不会留恋潮州，这一点是明白的。”轼说：“不是这样。韩公的神灵存在于天下，就像水存在于大地之中，无论到哪里都存在。只是潮州人对他的信仰特别深，对他的思念特别真切，焚香时凄清悲怆，好像真的见到了他。譬如凿井得到泉水，却说水只在这口井里，难道合乎道理吗？元丰七年，诏令追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匾额题作《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求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于是我作诗留给他们，让他们歌唱来祭祀韩公。诗辞如下：韩公从前骑着龙，来到白云之乡；用手拨开银河，分取天上的文章。天孙为他织成云锦衣裳，他飘然乘风来到天帝身旁，下界为浑浊人世扫除糟粕。他向西游历咸池，略过扶桑；草木都披上回旋的光辉，追随李白、杜甫一同翱翔。吓得韩愈门人张籍、皇甫湜汗流浃背，奔逃而去，甚至跌倒僵卧，再也看不见消失的倒影。韩公作诗诋毁佛教，讥刺君王；想要观览南海，窥视衡山、湘水，经过舜帝的九疑山，凭吊娥皇、女英。祝融为他前驱，海若躲藏；他约束蛟龙鳄鱼，如同驱赶羊群。天上的音乐无人演奏，天帝悲伤，吟咏着下来招魂，派巫阳前来；用野牛祭祀，以鸡卜问吉凶，献上酒来羞辱我。荔枝多么鲜美，红色的和焦黄的都有；韩公一点也没有停留，我的眼泪滂沱流下。他轻快地披散头发，降临到荒远的大地。王世贞说：“这篇碑文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懈怠，佳妙的言语和高明的议论层出不穷，像太牢之味令人喜爱，像夜明珠夺人眼目。苏轼的文章为古今所推重，这篇尤其是他最得意的作品；它对世道的关系，也十分重大。”

译《司马温公神道碑》皇帝即位第三年，朝廷清明，百官按时整饬，百姓安于生计，风俗为之一变；从前刻薄的人和鄙陋的人都洗心革面，努力做到忠厚，人人自重，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中原无事，四方夷族叩首请命。只有西羌和夏人反叛归顺不常，心怀恶意而又疑惧，多次入侵为寇。皇帝命令诸将按兵不战，向他们显示形势。不出数月，便生擒大首领果庄青伊结，押到宫阙之下。夏人十几万人侵犯泾原，到了镇原城下，五天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一夜之间逃走。西羌乌尔戬星音又率其部族一万人来投降。黄河开始在曹村决口，修筑灵平后，又在小吴决口，横流了五年，朔方骚乱不安。可是今年秋天，连绵下了一个月的雨，黄河却没有大泛滥。到了冬天，水流入地下越来越深，出现向北流入大海、恢复大禹旧河道的形势。凡是皇帝所希望的，不用求取便获得；所厌恶的，不用挥兵便自行离去。天下明白地知道天意与皇帝相合，希望重新看到至治的成就，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刑罚搁置而不用，像咸平、景德年间一样。有人问臣苏轼：皇帝和太皇太后究竟施行了什么，竟能达到这种地步？臣苏轼回答说：“这合于《易经》大有卦上九爻辞：‘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 孔子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天道的人，人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践履诚信，思考顺应天道，又崇尚贤能。’所以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如今两位圣人亲自奉行诚信和顺应天道，以身作则，又任用司马公来招致天下士人，这正合于三种德行。”况且以臣看来，司马公是仁人，上天正在帮助他。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司马公凭文章闻名于世，又凭忠义使自己与君主结交；朝廷知道他还可以，四方的人凭什么知道他呢？士大夫知道他还可以，农民、商人、奔走服役的人凭什么知道他呢？中原知道他还可以，九夷八蛮凭什么知道他呢？当他退居洛阳时，微小得像颜子住在简陋巷子里，孤独得像屈原处在水泽之间，他与百姓彼此遗忘已经很久了，然而名声震动天下，像雷霆，像银河，又像家家户户每天都能见到他一样。听到他名声的人，即使愚昧无知如妇女儿童，勇悍难以教化如军队和边塞之人，乃至奸邪小人，即使憎恨他妨害自己、把他当仇人而厌恶他，也无不整衣敛容、改变脸色，叹息感慨，有的甚至流泪。元丰末年，臣从登州入朝，经过八州到达京师，百姓知道我同司马公交好，便在各处聚集数千人，围在马头前呼喊说：‘请代我们向司马丞相致意，千万不要离开朝廷，要多多保重自己来使百姓活下去！’ 像这样的情形，绵延一千多里没有中断。到了京师，听士大夫说，司马公刚入朝时，百姓拥住他的马，使他不能前进。卫士中看见司马公而跪拜流泪的人数不胜数。司马公害怕，于是回到洛阳。辽人、夏人派使者入朝，以及我朝使者到敌境去，敌人一定问司马公的起居。辽人还告诫边境官吏说：‘中原已经任用司马公为宰相，谨慎些，不要制造事端，开启边境的嫌隙。’后来司马公去世，京师百姓停止营业前往吊唁，卖掉衣服来置办祭品，在街巷中哭着送过灵车的人，大概以千万计。皇帝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他的灵柩归葬。赵瞻等人安葬完毕，都说百姓哭悼司马公极其悲痛，如同哭自己的亲生父母。四方前来会葬的，大概有数万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互率领前来祭祀，还做佛事为司马公追荐，他们的祭文尤其悲哀。把香炷举到手顶来送葬的，总共有一百多人；画司马公的画像来祭祀他的，天下到处都是。这难道是人的力量吗？是上天在帮助他。一个平民能够感动上天，也一定有其道理。若不是极其真诚、德行专一，谁能使百姓如此呢？《礼记》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 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了。”

译《尚书》说：“只有伊尹亲身同汤王一起，都具有专一的德行，才能承受上天的心意。” 又说：“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三心二意，行动没有不凶险的。”有时拿千金给人，人却不高兴；有时只用一句话役使人，人却愿意为之而死，原因就在于真诚或不真诚。漫天的大雨不能下满一天，一条细流却可以穿透石头，原因就在于专一或不专一。真诚而专一，古代圣人也不能在这上面增加丝毫，何况司马公呢？所以臣论说司马公的德行达到感动人心、震动天地的程度，崇高伟大到如此，只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真诚而专一”。司马公名光，字君实，祖先是河内人，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安平王的后代孙征东大将军司马阳开始葬在今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因此在那里定居。曾祖父名政，因五代衰乱没有出仕，追赠太子太保。祖父名炫，考中进士，试任秘书省校书郎，最终任耀州富平县令，追赠太子太傅。父亲名池，是宝元、庆历年间的名臣，最终任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追赠太师、温国公。曾祖母薛氏、祖母皇甫氏、母亲聂氏，都被封为温国太夫人。司马公起初以进士甲科侍奉仁宗皇帝，后来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开始提出重大建议，请求立宗室子弟为继承人，以安定宗庙。宰相韩琦等人因他的意见，最终定下大计。他侍奉英宗皇帝，任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论述陕西刺史、义勇之类问题，指出勇于任事反而成为百姓的祸患；又指出内侍任守忠奸邪蛀害，请求斩杀他以向天下谢罪。任守忠最终因贬谪而死。又论说濮安懿王应当按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办理，天下人都认为正确。他侍奉神宗皇帝，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将威明山想率横山部众投降，司马公极力论说不可接纳，后来必定成为边患，后来果然如此。他劝神宗不要接受尊号，这成为万世法则。到王安石任宰相时，开始实行青苗、助役、农田、水利等政策，称为新法。司马公首先指出这些政策的危害，以自身同它抗争。当时士大夫中不依附王安石、说新法不便的人，都以司马公为重。神宗任司马公为枢密副使，司马公因自己的意见不能实行，不接受任命，于是改任端明殿学士，出任永兴军知军。后来留在御史台任职，又任提举崇福宫，退居洛阳十五年。神宗即位后，太皇太后摄政，起用司马公为门下侍郎，升任正议大夫，最终授任左仆射。司马公首先更改诏书以疏通言路，分别邪正，升降其中最严重的十多人。不久废除保甲、保马、市易以及各道新实行的盐、铁、茶法，最后又废除助役、青苗。正当议论选取士人、选择守令和监司来养育百姓，期望使百姓富足并受到教化，眼看就要接近至治时，司马公却卧病不起，于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说后悲痛不已，皇帝也感伤流泪不止。当时正逢明堂祭祀礼成，不举行庆贺。两位圣人都亲临丧所，哭得极为悲痛，停止临朝视事，追赠太师、温国公，赐一品礼服入殓，谥号文正。授予他的亲属十人官职。司马公娶张氏，是礼部尚书张存的女儿，封清河郡君，先于司马公去世，追封温国夫人。三个儿子中，司马童、司马唐都早年去世，司马康现任秘书省校书郎。两个孙子司马植、司马柏都任承奉郎。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陕州夏县涑水南原鼂村。皇帝用御笔篆书题写墓道碑额为“忠清粹德之碑”，并命臣苏轼撰文。臣曾经写过司马公的行状，端明殿学士范镇取去作为墓志，所以详细事迹不再重复，只论说他的大略。议论者只看到皇帝和太皇太后迅速起用司马公，以及司马公竭尽所能，却不知道神宗皇帝对司马公了解得多么深。从士人、平民到卿大夫，相互成为宾客、老师、朋友，道义足以彼此信任，但权势不足以彼此休戚相关；即使这样，同自己意见相同的便亲近他，意见不同的便疏远他，从来没有听到过错便高兴、接受教诲却不发怒的人，何况君臣之间呢？熙宁年间，朝廷的政事同司马公所说的没有一件不相违背；他上书几十次，全都直言不讳。这些话大概连敌对者以下的人都不能忍受，而先帝神宗却安然接受，不仅不发怒，反而想把他作为身边辅弼大臣。神宗还为他所著的书作序，在迩英阁亲自阅读；若不是深知司马公，能做到这样吗？两位圣人了解司马公，是在双方意见相同之后才了解；而先帝了解司马公，却是在双方意见正相异时便了解。因此臣认为先帝更加难得。从前齐神武皇帝病重，告诫他的儿子世宗说：‘侯景专制河南已经十四年，各位将领都不能抵挡他，只有慕容绍宗可以制服他；我所以不把慕容绍宗留在身边，是要把他留给你。’唐太宗也对高宗说：‘你对李勣没有恩德，我现在责备他把他排挤出去，你应当授给他仆射之职。’于是把李勣出任叠州都督。齐神武、唐太宗虽然还不能同先帝的盛德相比，慕容绍宗和李勣也不是司马公这一类的人，但古代君主替子孙作长远打算的，大多都是这样。他们宁愿自己死去而留下知人善任的声名，也要让子孙专享得到贤才的利益。先帝这样了解司马公，最终却没有完全任用他，怎么知道他的心意不是出于这个考虑呢？臣既已记述这些事情，于是拜首叩头作诗说：啊，皇天上帝啊！您爱护我的百姓，谁能承受并顾念上天的意旨？只有圣明仁德之人。圣明的儿子奉受天命，如同尧帝初年，神圣的母亲降下诏命，不急不缓。圣明的上帝无所用心，谁在左右辅佐他呢？百姓自己选择宰相，我就兴起并授予他职位。那位宰相是谁呢？就是太师温公。温公从西方而来，只有一匹马、两个童仆，却有万人环绕，如同口渴的人奔向泉水。谁不知道温公？没有谁像我们先朝两位圣君那样早早看重他，忘却自己，只以温公为法式。温公也不把我放在心上，只以百姓的事情为准则。百姓说：‘多么快乐啊！司马公已经做宰相了！’你们这些商人在道路上经营，我这些农民在田野里耕作。士人说：‘时机到了！’既然任用了君实，我就让位于他之后，把儿子放在他之前。时机不可错过，温公如麒麟凤凰，不凶猛搏击，羽毛齐集于朝廷，雄悍狡黠之徒都率先服从。执政一年，其中一半时间患病，但功劳已经很多了。百年之后人们的思念，是在异域仍知晓温公，在微末之处也能识得温公；这并不是为了思念温公，而是神宗皇帝心中仍怀念他。愿天子万年长存，四方夷狄前来同庆，把这些功绩荐献于清庙，归美于神宗皇帝的功业。苏轼曾说：‘我对于天下人的墓志铭，从来没有写过，唯独为五个人写过，他们都有盛大的德行。这五个人就是富弼、司马光、赵抃、范镇、张方平。’ 朱子说：‘苏轼为温公撰写神道碑，叙事虽然简略，但温公一生的大概情形，确实没有超出这些内容。’这就看出苏轼见识和眼光的高明之处了。御选唐宋文醇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目录 眉山苏轼文十三 碑 富郑公神道碑

译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 眉山苏轼文十三 富郑公神道碑 宋朝兴起一百三十年来，四方没有忧患，人才逐年增多，大概自秦汉以来，还没有像这样盛大的时期。虽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关键在于军队不使用，即使使用也不长久；常常让有智慧的人谋划，让仁德的人守持，这样即使达到无穷久远的境地也是可以的。契丹自晋天福年间以来，占据了幽州、蓟州，北部边境的警报几乎没有一年安宁，共计六十九年。到了景德元年，契丹举国来犯，进攻定武，包围高阳，没有攻克，于是攻陷德清，进而侵犯天雄。真宗皇帝采用宰相寇准的计策，决定亲自出征。抵达澶渊后，各路军队大举开到行在；敌军已经震动，双方刚开始交战，宋军便射杀了敌军骁将顺国王达兰。敌军害怕了，于是请求议和。当时诸将都请求派兵驻守界河，拦截敌军归路，再慢慢派精锐骑兵从后面追击，把他们消灭。敌军害怕，向皇帝哀求，皇帝说：‘契丹的幽州、蓟州都是我的百姓，为什么一定要多杀戮呢？’于是下诏命诸将按兵不动，不要攻伐，放契丹回国。契丹从此与宋通好守约，三十九年不再侵扰边境。到赵元昊在西部反叛，转战多年，战争久久不能决定胜负。契丹臣子中有贪功而喜欢逞强的人，认为我朝怯懦而且厌恶用兵，于是教唆他们的国主编造借口来挑动我朝，想要取得晋高祖当年割给契丹的关南十县。庆历二年，契丹在边境集结重兵，派遣臣子萧英、刘六符前来聘问。兵势已经压境，使者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到来，朝廷内外都对此十分愤怒。仁宗皇帝说：“契丹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不能抛弃。”他特意重加镇抚，命宰相选择出使报聘的人。当时敌情不可测，群臣都没有人敢去。宰相推荐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富弼立即入便殿应对，叩头说：“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臣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皇上为之变了脸色，于是任命富弼为接伴使。萧英等进入国境后，皇上派中使慰劳他们，萧英借口脚有病而不下拜。富弼说：“我曾经出使北方，病得躺在车中，听到命令也立即起来拜谢。如今中使来到，而您却不起身，这是什么礼节？”萧英惊惧地起身下拜。富弼敞开心怀同他交谈，不把他当作疏远之人对待。萧英等见富弼毫无保留，也不再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于是支开左右，秘密把他们国主所想得到的东西告诉富弼，并且说：“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不能答应的，就再拿另一件事来堵住他。”富弼把这些全部上报，皇上命御史中丞贾昌朝陪伴接待，不许割让土地，但答应增加岁币，并且命富弼出使报聘。富弼到达后，刘六符在馆舍中与他往来十多次，每次都陈说割地绝对不可行的情形。等到见到契丹国主，契丹国主询问原因，说：“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增加塘水，修治城池，登记民兵，这是什么意思？”群臣都请求发兵南下，我认为不如派使者来求取土地；求取而得不到，再发兵也不迟。富弼说：“北朝忘记章圣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战，如果听从诸将的话，北兵就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凡是北朝同中国和好，利益都由国主独享，而臣下没有什么收获；如果用兵，利益就归于臣下，而灾祸由国主承担。所以北朝群臣争相劝说用兵，都是在为自身打算，不是为国家谋划。”契丹国主惊问：“这是什么意思？”富弼说：“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向北方求助；末帝昏乱，神灵和百姓都抛弃了他。当时中国疆域狭小，上下离心背叛，所以契丹凭全部兵力独自取胜。虽然敌军获得的金帛充满诸臣之家，但壮士和健马也死伤了大半，这些损失由谁来承担？如今中国疆域万里，各处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自己一定获胜吗？答案是不能。”富弼说：“胜负尚且不可预知，即使北朝获胜，损失的士兵和马匹，难道由群臣承担吗？” 还是由国主承担吗？如果永远保持和好，每年的财物损失全都归国主承担，臣下所得的不过是每年一两名出使者的功劳罢了。群臣能得到什么利益呢？”契丹国主大为醒悟，点头赞许了很久。富弼又说：“堵塞雁门，是为了防备元昊。塘水工程始于何承矩，事情发生在两国和好以前。那里地势低洼，水势聚集，不得不加高城墙、加深城壕，这些都是修整旧有设施；民兵也是旧有的名册，只是补充其中的缺额罢了，并不是违背盟约。晋高祖把卢龙一道贿赂给契丹，周世宗又讨伐并夺取关南，这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宋朝兴起已经九十年了，如果双方都想索取前朝的旧地，难道会对北朝有利吗？本朝皇帝命令使臣时已经有话说：‘朕替祖宗守护国家，绝不敢把国土交给别人。北朝想要的，不过是贪图那里的租赋罢了。朕不愿因为土地的缘故，使两国百姓大量死于战争，所以委屈自己增加财币，用来代替土地的赋税收入。如果北朝一定要得到土地，那就是存心破坏盟约，只是借此作为借口罢了。朕难道能够独自逃避用兵吗？’澶渊之盟，天地鬼神确实都在场监督。如今是北朝首先挑起战争，过错不在朕，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契丹国主深受感动并彻底醒悟，于是想求取婚姻。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嫌隙，人的寿命长短又无法预知，不如岁币这样坚固长久。” 本朝长公主出嫁时，陪送的财物不过十万缗，哪里比得上岁币可以获得无穷的利益呢？”契丹国主说：“您暂且回去吧，下一次再来时，我当选择一件事授予您。”契丹于是带着誓书前来。富弼回朝复命后，又奉命出使，从政府接受了国书和口头传达的话。出发后走到乐寿，他对副使说：“我作为使者，却没有见到国书，万一国书上的措辞同口头传达的话不同，那么我们的事情就失败了。”打开国书一看，果然不同，于是骑快马返回都城，在午后入见皇上，当晚住在学士院。一夜之间改写国书，然后重新出发。到达契丹后，契丹不再要求联姻，专门要求增加岁币，说：“南朝给我的书信，应当写‘献’，否则就写‘纳’。”富弼争辩说不可以。契丹国主说：“南朝既然已经害怕我了，为什么吝惜这两个字？如果我拥兵南下，难道你们不会后悔吗？”富弼说：“本朝皇帝兼爱南北两国的百姓，不忍心让他们遭受刀兵，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这怎么能叫害怕呢？如果不得已到了用兵的地步，那么南北两国交战，应当依据曲直来决定胜负，不是使臣所忧虑的事。”契丹国主说：“您不要固执，自古也有这样的事。”富弼说：“只有唐高祖曾向突厥借兵，因此侍奉突厥；当时送给突厥的文书或许称为‘献’或‘纳’，这一点就无法知道了。”

译后来颉利被太宗擒获，难道还会有这样的礼节吗？”富弼声色俱厉，契丹知道无法改变他的立场，便说：“我应当自己派人来商议。”于是留下答应增加岁币的誓书，又派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带着契丹国的誓书前来，并且要求使用“献”或“纳”字。富弼上奏说：“臣既然已经以死拒绝此事，敌人的气势已经受挫，可以不再答应他们。敌人没有能力再做什么。”皇上听从了他的话，增加岁币二十万，于是契丹平静下来，北方没有发生战事。到现在又过去四十八年了，契丹君臣至今还传诵富弼的话，遵守当初的约定，不忍心破坏它，是因为他们明白地知道通好与用兵的利害所在。所以臣曾私下议论，百余年间没有大规模用兵，真正是仁宗、真宗的德行，也是寇准和富弼的功劳。富弼，字彦国，河南人。曾大父内黄令富处谦，大父商州马步使富令荀，父亲尚书都官员外郎富言，都因富弼显贵而追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封邓、韩、秦三国公。曾祖母刘氏、祖母赵氏、母亲韩氏，分别封为鲁、韩、秦三国太夫人。富弼幼年勤奋好学，胸襟宽广，范仲淹见到他后赏识他，说：“这是辅佐君王的人才。” 范仲淹带着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当即把女儿嫁给了他。仁宗再次举行制科考试，范仲淹对富弼说，您应当凭此进身。天圣八年，富弼以茂才异等考中，授任将作监丞，任河南府长水县知县。李迪任用他，征召他担任签书河阳节度判官事。遭逢秦国公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复职。郭皇后被废时，范仲淹据理力争，被贬为睦州知州。富弼上书说：“朝廷一次举动便造成两项过错，即使不能恢复郭皇后的名位，也应当召回范仲淹，以便听取忠言。”他任绛州通判。景祐四年，召试馆职，升任太子中允，任直集贤院。跟随王曾的征召，任郓州通判。宝元初年，赵元昊反叛，富弼上书陈述防御八件事，详细说明赵元昊派使者请求割地、索取金帛，并派使者来往等情况。赵元昊的部属在仪仗服饰方面仿照契丹，而言辞十分傲慢，这个人一定是赵元昊的心腹谋臣，是自己请求出使的，应当出其不意地把他斩首于都市。富弼又说，夏守赟是庸人，平时尚且不应任用，何况在艰难之际，怎么可以让他担任枢密呢？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富弼有宰相的才干，于是召回他任开封府推官，提升为知谏院。康定元年发生日食，元旦时富弼进言，请求停止宴饮和乐舞；即使敌国使者住在馆舍，也只应赐给他们饮食罢了。执政大臣认为不可以，富弼说：“万一北方敌国也这样做，便会使朝廷蒙羞。” 后来出使敌国返回的人说，敌国已经按照富弼所说停止宴饮，仁宗对此深感后悔。当初宰相厌恶听到忠言，下令禁止越职进言。富弼借日食之事进言，认为应对天变，不如疏通下情，于是朝廷便废除了这项禁令。元昊侵犯鄜延，杀死二万人，攻破金明，擒获李士斌。延州统帅范雍、钤辖卢守懃闭门不救，宦官黄德和带兵先逃，刘平、石元孙战死；范雍、卢守懃却把罪责推给通判计章，任用都监李康伯的人也都被流放到岭南。黄德和诬奏刘平投降贼人，皇上下诏派兵包围刘平的家。富弼说，刘平从环庆带兵前来救援，是因为奸臣不救才失败的，他最终还痛骂贼人、不肯进食而死，应当防护他的家属。卢守懃、黄德和都是依仗宦官权势诬陷他人，希望借此免罪，应当彻底审理他们的案件。枢密院上奏说，正值用兵之时，案件不能立即办结；富弼说，大臣依附下属、欺瞒上级，这个案件不能不彻底审结。当时卢守懃的儿子卢昭序任御药，富弼上奏请求罢免他。黄德和最终被判腰斩。延州二十名百姓到宫阙前报告危急情况，皇上召见询问，详细得知各将领战败死亡的情况。执政大臣对此厌恶，命令边郡禁止百姓擅自到宫阙申诉。富弼说：“这不是陛下的意思，而是宰相厌恶让皇上知道四方有败仗罢了。百姓有急事却不能到朝廷申诉，那么他们就会向西投奔元昊，向北投奔契丹了。” 夏守赟任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富弼说，任用夏守赟已经被天下人嘲笑，而让王守忠担任钤辖，就同唐代宦官担任监军没有区别，将领和官吏一定会怨恨恐惧，难道还要重蹈卢守懃、黄德和覆车的旧路吗？皇上下诏罢免王守忠。当时又任用观察使魏昭昞为同州知州，郑守忠为殿前都指挥使，高化为步军都指挥使。富弼说，魏昭昞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儿，一定会坏事；郑守忠和高化原来都是亲事官，都是奴才小人，不可以任用。皇上下诏派侍御史陈洎到陕西督促修筑城池，并且修筑潼关。富弼说，天子应当守护四夷，如今修筑潼关，难道是要放弃潼关以西的地方吗？这些话都触犯了执政大臣。自从用兵以来，官吏百姓上书的人很多，起初朝廷都不省察采用。富弼说，知制诰本来是中书省的属官，可以选择两个人设置专门机构，由中书省考察他们所说的是否可用，可用的就采用。宰相把这件事交给学士办理，富弼说，这是宰相偷安，想把天下的是非全都交给别人，便请求同宰相在朝廷上辩论。他又说，边境事务关系国家安危，不应专门委托给枢密院，应当任用宰相魏仁浦兼任枢密使。建国初年，范质、王溥也以宰相身份参知枢密院事，如今战争兴起，应当依照旧例让宰相兼领枢密院事务。仁宗说：“军国大事，应当全部归中书省处理；枢密院并不是古代的官署，但现在还不想立即废除它。应当由内降诏令中书省同枢密院共同议论枢密院的事务，并且把所议事项记录在案；宰相要把内降诏令退还给朕。”前面的话是担心枢密院认为臣要夺取它的权力。富弼说：“这是宰相逃避责任罢了，并不是害怕有人夺权。”当时西夏首领吹丹且实、吹丹且桑各自以伪造的将相名义来投降，授予借奉职的名号，羁留安置在荆湖。富弼说，这两人投降后，他们的家族已经被诛灭了，应当厚加赏赐，以此鼓励后来投降的人。皇上命令把富弼所说的话送交中书省，富弼见到宰相后又当面议论此事，宰相起初竟不知道。富弼叹息说：“这难道是小事，而宰相竟不知道吗？”又极力陈说此事，皇上听从富弼的话，任命宰相兼任枢密使。富弼被授任盐铁判官，升任太常丞、史馆修撰，奉命出使契丹二年。改任右正言、知制诰，负责纠察京城的刑狱案件。当时有人使用伪造的文书充当僧人，事情败露后，原来是堂吏所为；开封府审查其他人，却没有追究堂吏。富弼禀告执政大臣，请求把堂吏交付司法审理。执政大臣指着他的座位说：“您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不要为了求取名声而多事。”富弼神色严肃，不接受他的话，说：“一定要抓获并审理这个堂吏，我才会停止。”执政大臣更加不高兴，故意推荐富弼出使契丹，想借机用事情治他的罪。

译欧阳修上书援引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事例，请求留下富弼而不作答复。富弼出使回来后，被授任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他恳切推辞而不接受。第一次接受任命时，听说一个女儿去世；第二次接受任命时，听说一个儿子出生，他都不顾这些而出发。收到家书也不拆开，直接烧掉，说：“只会扰乱人的心意。”不久升任翰林学士。富弼见到皇上，竭力辞谢说：“增加岁币并不是臣的本意，只是因为朝廷当时正在讨伐元昊，没有闲暇同敌人较量，所以臣不敢以死力争；如今又怎么敢接受这个职位呢？”庆历三年三月，皇上于是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他更加用力辞谢。改授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七月又授任枢密副使。富弼说：“敌人既已同我们和好，议论的人便说没有事情了，边境防备也逐渐松弛。敌人万一破坏盟约，臣即使死了也有罪；这不仅是臣不敢接受这个职位，也希望陛下思考外族轻侮中原的耻辱，卧薪尝胆，不要忘记修明政事，因此把这些话告诉并呈上给陛下，然后罢免臣吧。”过了一个月，皇上又授予他原来的任命。当时元昊的使者前来辞行，群臣在紫宸殿列班。殿门官等候富弼编入枢密院的班次后才就座，并且派宰相章得象告诉富弼：“这是朝廷特意任用您，并不是因为您出使敌国的缘故。”富弼不得已才接受任命。当时晏殊任宰相，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任副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任谏官，都是天下人所仰望的人物。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逐一称颂群臣，所说都符合事实，其中写道：“范仲淹和富弼，一个像堤防，一个像契约，天下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过错。”富弼既然把国家社稷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而仁宗又把成就功业的责任交给富弼和范仲淹，希望在一月之内实现太平，多次亲手下诏催促富弼等人分条陈述有关事务；又打开天章阁，召富弼等人入内就座，并且发给纸笔，让他们写下想要实行的事情，派两名中使轮流前去督促，还命范仲淹主持西部事务，富弼主持北部事务。富弼于是同范仲淹各自上奏当时政务十多条，又单独上奏河北安边的十三项防务。大体上以任用贤能、罢退不肖为根本，停止侥幸取进，革除积久的弊病，想逐步更换各路不称职的监司，使他们澄清淘汰所管辖的官吏。这样一来，小人开始不高兴了。元昊派使者带着书信来，称自己为“男”而不称臣。富弼说：“契丹向元昊称臣，而我们却不称臣，那么契丹就会成为天下无敌，不能答应。”于是退回了元昊的使者，元昊最终称臣。庆历四年七月，契丹来通报已经发兵讨伐元昊。十二月，皇上下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使者即将出发时却暂时停止，等待契丹使者到来。富弼说：“如果契丹使者还没有到就颁行册命，那么事情就是由我们主动做出的；等契丹使者到了再颁行，恩德就归于契丹了。” 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这一年，契丹在云中接受册礼，并且出兵防备元昊在河东攻打爱勒族。事情临近时，皇帝问富公：‘敌人会不会与元昊联合袭击我们？’富公说：‘契丹自从得到幽州、蓟州以后，不再从河东进入侵扰，是因为河北平坦易行而且富饶，河东险要贫瘠，而且还担心我军从镇州、定州出兵，捣袭燕州、蓟州的空虚之处。如今他们出兵没有名义，契丹是大国，决不会这样做。即使他们妄动，也应当出乎我军意料，不应先在云中接受册礼。元昊本来与契丹约定彼此协助，以困扰中国。如今契丹背弃约定，与我朝交好，独自获得了丰厚岁币。元昊因此发出怨言，所以契丹修筑威塞州来防备他。爱勒族屡次杀害威塞州的人，契丹怀疑是元昊指使的，所以发动了这次战事。他们怎么能够联合起来侵犯我朝呢？’有人请求调发军队以作防备。富公说：‘敌人即使不来，也还想用虚张声势使我国困窘。如果调发军队，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臣请求承担责任；敌人若入侵，臣便是欺骗皇上并且误国。’皇帝于是停止了调兵。敌人最终没有行动。富公认为契丹将来制造祸乱，一定会在黄河以北。富公已经上奏十三条策略，又请求镇守一郡以推行这些措施；小人因此不断怨恨富公，大臣中也有人用流言诬陷他。皇帝虽然不相信，富公却感到害怕，正值保州盗贼平定，便请求担任河北宣抚使来躲避这些诬陷。出使将要回来时，富公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任京东西路安抚使。诬陷他的人仍不停止，于是罢免了安抚使。一年多后，诬陷没有应验，富公加任给事中，调任知青州，兼任京东东路安抚使。黄河以北发生大水，百姓流入京东。富公选取所属地区收成丰足的五州，劝百姓拿出粮食，得到十五万斛，又用官仓粮食补充，随处储存；得到官私房屋十多万间，分散安置灾民，以便他们取得柴薪和饮水。那些曾任官职、等待任用而寄居此地的官吏，也都发给俸禄，让他们到百姓聚居的地方去；又挑选老弱病瘦的人给粮食。山林河泊中有可以取用来谋生的物产，允许流民采取，其主人不得禁止。官吏都登记自己的劳绩，约定写成奏章，请求将来让他们按次序在朝廷受赏。每隔五天就派人带酒肉、干粮和饭去慰劳灾民，出自真诚之意，因此人人都尽力工作。流民死去的，就修建大坟安葬，称为丛冢，富公亲自撰文祭祀。第二年麦子大熟，流民各自按照路程远近领取粮食回家，共救活五十多万人。招募为兵的，又有一万多人。皇帝听说后，派使者慰劳富公，随即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富公说：‘救济灾害是守臣的职责。’辞谢而不接受。在此以前，救灾的人都把百姓集中到城郭中，煮粥给他们吃；饥民聚集在一起，反而形成疾病和疫病，甚至互相踩踏而死；有的人等候数日仍吃不上粥，最终都僵倒在地。这种做法名义上是救济，实际上却是在杀人。自从富公制定了简便而周全的办法，天下都传用它作为法则，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有多少几千万人因此得以存活。王则占据贝州反叛，齐州禁兵马达、张青和奸民张握等从妖师那里得到剑印，想要带领部众叛乱，将要屠杀州城来响应王则。张握的女婿杨俊到富公处告发此事。齐州不属于富公的辖区，他担心事情泄露而发生变故；当时中贵人张从训奉命到张青那里，富公估量张从训可以任用，便把事情交给他，让他骑快马赶到齐州，调发吏卒将这些人捉拿，无一人逃脱，并且自行弹劾自己擅自派遣中使的罪过。仁宗赞许他，再次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富公又恳切辞谢而不接受，升任资政殿大学士；又因明堂恩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调任知郑州，又调任蔡州，加任观文殿学士，知河阳，升任户部侍郎，任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任河东经略安抚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受命。宣布诏制那天，士大夫在朝廷上互相庆贺。仁宗暗中观察得知此事，欧阳修在殿上奏事，皇帝把这件事全部告诉他。欧阳修还说：‘古代求取宰相，有时从梦兆卜筮中得到。如今朕任用两位宰相，人情却这样高兴，难道不是比梦卜更贤明吗？’

译欧阳修叩头称贺。仁宗身体不适，大臣不能入见，朝廷内外忧虑恐惧。文彦博和富公等人径直入内询问病情，内侍阻止他们，没有成功；他们便以监视、祈禳为名，请求留宿内殿，凡事都先禀告皇帝然后施行，宫禁之中肃然有序。嘉祐三年，加任礼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富公做宰相时，遵守法令格式，实行旧有制度，同时附以公正的议论，不把私心夹杂其中，所以百官都能履行职务，天下安宁。因为各地百姓的财力困乏、赋税劳役不均，便派使者分道巡视，裁减负担，称为宽恤民力。又放宽茶叶禁令，以便利商人，减少刑狱，天下都感到便利。嘉祐六年，秦国太夫人去世，皇帝按照旧例下诏停止春宴。执政大臣遇到丧事都被起复，富公认为这是战事时的变通礼制，不可用于太平时代。仁宗依靠富公处理政事，五次派使者起复他，他最终都不奉命，天下人称赞他。英宗即位，任命他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任户部尚书。过了一年，富公以脚病请求解除机要政务，上奏二十章，于是任命他为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阳，封祁国公。富公五次上章辞去使相之职，并且说：‘真宗以前，不轻易把这个职位授给人。仁宗即位初年，执政者想为自己谋取地位，所以开创了这个先例。仁宗一朝终结时，罢免的宰相、枢密使都任命为使相，即使是不称职、有罪过的人也是如此，天下人都非议这种做法。如今陛下刚即位，希望从臣开始立下制度。’皇帝没有听从。神宗即位，富公改任镇武宁军，进封郑国公。富公又请求罢去使相之职，于是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召他入朝。富公以脚病坚决辞谢，仍判河阳。熙宁元年，调任汝州，并诏令入朝觐见；考虑到富公脚病，允许他乘肩舆到殿门，皇帝特意在御内东门的小殿接见他，命令他的儿子绍隆进去搀扶，并且命他不必行拜礼。皇帝与他坐着从容交谈，一直到太阳西斜，赐给绍隆五品官服。再次应对时，皇帝想留下富公任集禧观使，富公极力辞谢，前往郡任。第二年二月，任命他为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给甲第一区，他都辞谢不接受。又任命他为左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公到任后，还没有入见，听说有人在皇帝面前说灾异都是天数，并非人的政事得失造成。富公听后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敬畏上天，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距离祸乱灭亡就不远了。这一定是奸臣想要推行邪说，所以先引导皇帝，使皇帝没有任何畏惧；这样辅弼和进谏争辩的臣子就再也无法施展力量了。这正是治乱的关键。我不能不赶快挽救。’于是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以及古今传记、人情事理，说明事情绝不是如此。群臣请求给皇帝上尊号并举行乐舞，皇帝因为久旱不答应；群臣坚持请求作乐，富公又说：‘按照旧例，遇有灾变都应撤去乐舞。我担心皇上因为同天节时契丹使者要上寿，所以还没有拒绝他们的请求。臣认为这正是盛大德行的表现，应当用来向远方之人显示，请一并停止上寿。’皇帝听从了。当天就下了雨，富公又上奏防备之策，希望皇帝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远离奸佞，亲近忠良。皇帝亲自书写答诏说：‘你的义理忠诚，亲自探究事理，文章正直；如果不是心意在于爱护君主、志向存于王室，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我岂敢不把它放在枕边，铭刻在肺腑之中，终身以此为戒？更希望富公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就不难消除，太平也可以指日而待。’富公上奏答谢后，又不断重申劝戒，希望陛下对待群臣，不因意见相同或不同而表现喜怒，不因喜怒而决定任用或罢黜。富公首次入见皇帝时，皇帝询问边境事务，富公说：‘陛下刚即位，应当布施恩德、推行惠政，希望二十年内不要开口谈论战争。’ 于是又提出九件事作为劝戒。八月因病辞去职位，任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又以年老请求辞退，改任亳州。当时正推行青苗息钱法，富公认为这种法律一旦实行，财富就会聚集到上面，百姓会离散在下面；而富裕百姓不愿借贷，愿意借贷的都是贫民，日后无法偿还，所以坚持反对，不让它实行。但提举常平仓赵济弹劾富公，说大臣阻挠新法施行，应当从贵近大臣开始；如果把他放置不问，就无法命令天下。于是富公被任命为左仆射、判汝州。富公说：‘新法是臣所不懂的，不能再治理郡务，希望回到洛阳养病。’皇帝答应了。不久请求退休，任命为司空，恢复武宁节度使及平章事，进封韩国公，退休。富公虽然居家，但朝廷有重大的利害问题，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进言的。交趾叛乱，诏令郭逵等人讨伐，富公说：‘海边山岭险远，不能要求他们一定要不断进军；希望诏令郭逵等人选择有利时机进退，以保全王师。’契丹前来争夺河东地界，皇帝亲自写诏询问富公，富公说：‘熙河各郡都不足以固守，唯独河东地界绝对不能答应割让。’元丰三年实行官制改革，改授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已故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上奏说：‘至和三年仁宗身体不适时，他的父亲王尧臣曾与文彦博、刘沆以及富公共同决定大事，请求确立继承人，仁宗答应了。第二天病情痊愈，所以暂缓了这件事，世人便再也不知道了。王同老把他父亲王尧臣所撰写的诏稿上呈皇帝，皇帝拿此事询问文彦博，文彦博说与王同老所言相合。皇帝赞赏富公等人的功勋如此卓著，而他们始终不自己夸耀，下诏任命富公为司徒，并任命他的儿子绍京为阁门祗候。元丰六年闰六月丙申，富公在洛阳私第的正寝去世，享年八十岁。他亲手封好遗表，让儿子上呈，世人不知道其中所说的内容。皇帝听到讣告，震惊悲悼，为此停止临朝视事，从宫中拿出祭文，派使者前往致祭。资助和抚恤他家属的财物非常丰厚，追赠太尉，谥号文忠。十一月庚申，安葬在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南张里。富公的夫人是周国夫人晏氏，在富公去世四年后去世。儿子三人：绍廷，官朝奉郎；绍京，官供备库副使，在富公去世十个月后去世；绍隆，官光禄寺丞，早逝。女儿四人：长女嫁给保宁军节度使、北京留守冯京，冯京去世后，又让她的次妹续嫁冯京，封安化郡夫人；次女嫁承议郎范大琮；次女嫁宣德郎范大珪。孙子三人：定方，官承事郎；直清，官承奉郎；直亮，代理承务郎。富公天性极其孝顺，恭敬俭朴，爱好礼法；和人说话时，即使对方年幼低贱，也一定尽到敬意。神色和穆，终身不显露喜怒。

译然而，他却单车进入不可测度的敌国，在朝廷上诘问敌国君臣，使他们理屈词穷、心悦诚服，没有一句话稍有屈服，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大勇吗？他喜欢善人、憎恶恶人，大概是出于天性，常说君子和小人如同冰炭，绝不可以放在同一个器物中。如果兼收并用，小人一定取胜；香草和臭草混杂相处，最终一定会变成臭气。他做宰相、判河阳，最后请求退休居家，前后共上奏三章，都说天子没有其他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并分别进用、退黜他们，这就是天子的职责。君子和小人并处，形势必然是君子不能取胜。君子不能取胜，就会洁身退去，安于道义而没有忧闷；小人不能取胜，就会结党构陷、煽动散布，想尽千方百计，非取胜不可。小人一旦得胜，必然放纵地毒害善良之人，没有什么坏事不做；想求天下不乱也就不可能了。他写文章，论辩明白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有文集八十卷，《天圣应诏集》十一卷，《谏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议》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边策》一卷，《奉使录》四卷，《青州赈济策》三卷。他一生所推荐的人很多，尤其知名的有十多人，如王质及其弟王素、余靖、张瓌、石介、孙复、吴奎、韩维、陈襄、王鼎、张昷之、杜杞、陈希亮之流，都在世上有声誉，世人认为他善于识人。元祐元年六月，诏令富公配享神宗皇帝的庙廷。第二年，因明堂恩加赠太师。绍廷向朝廷请求说：‘先臣的墓碑还没有树立，希望能有恩典来荣宠安抚他。’皇帝亲自为碑首篆写‘显忠尚德之碑’，并命令臣苏轼撰写、编次富公的事迹。我恭敬地拜手叩首，进言说：‘世上从来不曾没有贤人。自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直到今天，有这样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臣子。所以仁宗、英宗直到神宗，都有同一美德，能够承受上天的眷顾。于是上天把人才赐给他们，光明伟岸、杰出卓异，像富公这样的人就是其中之一。观察富公的行事，体味他一生的经历，那么三位宗主的盛大德行，不必询问就可以知道了。古代臣子功劳越高，身家越危险；名声越重，诽谤越容易产生。所以能够名扬一世的人，很少能始终以功名终老。我观察三位宗主对待富公的方式，使他保全功名、善始善终，大概可以说是极其周全了。当契丹要求割让土地时，皇帝命宰相逐一询问近臣，谁能替朕出使敌国，众人都以各种事情推辞。只有富公慨然请求前往。出使的事情完成后，皇帝想重用富公，富公却退避谦让，不敢居功。先前那些推辞不去的人因自己的不出使而感到惭愧，于是只怨恨富公。等到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天下传诵，大臣们便像仇敌一样憎恨富公，编造流言诬陷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 仁宗慢慢调查此事，完全辨明了那些诬陷，最终仍任用富公为宰相。到了英宗、神宗时期，富公已经老了；他的功勋记载在史官笔下，他的德泽留存在百姓之中。天子虚心听取富公的意见，西戎、北狄都看着富公的进退，把这当作中国轻重的标志。然而一个赵济竟敢动摇他的地位。只有神宗有如日月般明察，越发深切地了解富公。富公虽然请求退休，但凡有重大政事，神宗必定亲自下诏询问。又追论当初决定继承人的功勋，把这件事昭告天下，恩宠及于他的子孙。这样以后，小人便不敢再议论。富公从容地进退，最终成为宗室大臣一般受尊崇的重臣。古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难道不是这样吗？富公既然配享清庙，应当有颂诗来昭示后世。颂词说：五代有八个姓氏，十二位君主，四十四年间，世局如乱丝般纷乱。他们把人命当作游戏，把杀戮当作轻快之事。军队在黄河以南、以北交战，血腥气直冲上天。上帝厌恶这种局面，命令我们的祖宗，赐给他们熔炉和铁锤，前去销毁他们的锋刃。谁说百姓远在天边？我听见他们的呻吟。宁可让你们暂且忍耐，不要残害我的百姓。六位圣君承受天命，只有一个心志，告诫他们的后人：要承奉上天的命令。不要割掉人的鼻子、割去耳朵，何况那些喜好战争的人；一百三十年来，讳言战争，也慎用刑罚。只有北方戎族，认为皇帝轻视他们。皇帝听到这些话，便折断其祸乱的萌芽。上天笃厚地降生了寇莱公，用一根短鞭便惩治他们。等他们服从驯顺后，便安抚他们。堂堂韩公，与寇莱公前后相望；他两次出使燕地，北方因此安宁。景德元年，才开始与契丹订盟。富公就在这一年出生，这是天命所定。富公还在母亲腹中时，秦国夫人便惊醒不安，旌旗、仙鹤、大雁降临，充满她的庭院。有人说这是上天赦免天下的征兆，不久富公便出生了。上天想要赦免百姓，富公开启了他们的内心。从北方的燕然山直到南方的黄河，亿万生灵都靠富公抚慰。水灾、旱灾接连而来，百姓分散向东流亡，五十万人仰赖富公供给粮食。富公在朝廷内部，就像泉水流到岸边；他治理四方，就像树叶的生机流自根部。百官都是人才，百种制度都端正。富公辅佐我们三位宗主，使大德相合、光明协同。皇帝说富公来了，陨星落在厅堂，坟墓高高隆起在山丘。富公难道是被藏起来了吗？这是山岳降下的神灵，如今归去而不再停留。臣苏轼作此颂歌，用来配合《崧高》。徐度说：‘苏东坡起初想为富韩公撰写神道碑，过了很久仍没有构思。一天白天睡觉，梦见一位魁伟丈夫自称寇莱公前来拜访，已经和他交谈了很久。醒来后立即下笔，开头叙述景德年间澶渊之战的功劳，以及庆历年间的和议，片刻之间便写成了。拿给张文潜看，张文潜说：“有一个字用得不太妥当，请允许我试着说说。”碑文结尾起初写道：“公的功勋在史官记载中，德泽在百姓之中；天子虚心听取公的意见，西戎北狄都根据公的进退来判断中国的轻重。然而一个赵济就能动摇他，我私下认为，能做到还不如敢于做到。”苏东坡认为这话很对，于是立即改定了。’ 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一目录 眉山苏辙文一 书、序、策、论、记 上洪州孔大夫论徐常侍坟书 《元祐策》目录序 《古今家诫》序 臣事策第一道 三宗 六国论 汉文帝 汉景帝 东轩记 武昌九曲亭记 黄州快哉亭记

译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一 眉山苏辙文一 上洪州孔大夫论徐常侍坟书 我私下看到，已故散骑常侍徐公铉的坟墓，在他任职郡守时所治的新建县西山鸾冈原。徐公卒于淳化辛卯年，到现在已有九十四年。徐公没有儿子，所以他的故友奉新县人胡克顺为他安葬。胡氏过去是大族，克顺仰慕徐公的高尚义行，春秋两季按时祭祀，近来从未废止。克顺死后，胡氏衰落，徐公的坟地荒芜无人修治，大概已经有很多年了。听说近年以来，民间贪图那里的林木，甚至因此打官司争夺。徐公所葬之地本来是他祖先的坟茔，徐家既没有子孙，契券又已散失，官府于是登记没收了这块地，砍伐松柏来修建房屋。过路的人知道这件事，往往为之掩面流泪。我私下认为，像徐公这样的南唐旧臣，大概没有一两个。正当陈觉、冯延鲁愚弄他们的君主，擅自发动战争，丧失军队、使国土受挫时，当时没有一个人敢指责他们，唯独徐公和韩熙载竭力揭露他们的奸恶，最终使他们获罪。等到宋军南下征讨，李氏危在旦夕，徐公奉命奔赴军中，不替自身打算，以大义感动天下，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道他。徐公的大节，大概就是这样磊落，即使在千年以后，也应当推举他的遗迹来劝勉后人。如今他去世还不到一百年，却被弃置而不予记录，仁人君子难道会这样吗？伏望明公家世本出先圣，先中丞又忠义慷慨、气节凛然。您的品行已经十分正直方正，能够继承徐公一类前代忠烈的事业；用草木来比喻，您和徐公的气味并不相距很远。倘蒙您稍加怜悯，使这座孤坟中的遗魂不至于遭受侵扰，使祭祀略得保存，樵采不侵扰坟地，那么不但南方士人会拭目以待、倾心敬仰，天下的义士也会知道有所劝勉。我所说的本非我的职分，却冒昧干犯您的高明，实在惶恐不安。考察徐铉，他从左常侍任上被尼道安诬陷，贬为静难行军司马，死在邠门。他的门人郑文宝护送灵柩到汴京，胡克顺把他归葬在南昌西山。徐铉本是广陵人，没有家室子嗣，胡克顺仰慕他的平生品行，迎接灵柩归葬到自己乡里，并按时祭祀。古人的风义值得如此崇尚。史书称胡克顺为仲容，仲容大概是他的字吧。徐铉在南唐任职，宋太祖围攻金陵以后，后主李煜派他请求缓兵；而李煜的大将朱全赟率领十多万军队从上江来援，李煜因为徐铉的缘故而命令军队停止行动。徐铉说：‘这次出兵未必能够成功，怎么可以停止援兵呢？’李煜说：‘恐怕这样对你不利。’徐铉说：‘谋划国家大事，哪里顾得上我一个使者？把自身置之度外就是了。’后来徐铉跟随李煜入朝，宋太祖当面责问他。徐铉说：‘臣是江南的大臣，国家灭亡，罪当处死，不应再问其他。’宋太祖感叹说：‘真是忠臣啊！侍奉我应当像侍奉李氏一样。’篇中所说‘不为身计，义动中国’，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

译《元祐会计录序》我听说汉高祖入关时，萧何收集秦朝的地图和户籍文书，全面了解四方财力的盈亏、军力的强弱，汉高祖依靠这些便兼并了天下。丙吉任宰相时，匈奴曾侵入云中、代郡，丙吉派东曹考察边地事务，逐条列明军队和粮食有无，以及将领官吏才能高下；他从容进奏，军政部署于是确定。由此看来，古人能够在帷幄之中筹划，在千里之外制胜，靠的就是图籍的功劳。凡是由官府办理的事务，一定会记载在文书中，事情刚开始时没有不完备的，只是担心材料多而容易遗忘，时间久了容易散失。几十年以后，人亡书散，无法考察的事情就多了。唐代李吉甫开始登记元和年间的国家财政，把巨细事务全部包括在内，无不完备。本朝三司使丁谓等沿袭这一做法，编成《景德会计录》《皇祐会计录》《治平会计录》《熙宁会计录》四部书，网罗当时财政收入支出的情况，前后八十多年，始末相承，使有关官署能够处在今天而了解过去，斟酌异同，顺应时势采取适宜措施，这就是前人编书的本意。我凭借才能浅薄而任职地官，上承元丰年间留下的事业，亲眼见到二圣的新政，时事的变化、财赋的增减，都是可以说明的。我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初，天下分裂，租赋收入不到今日的一半；然而宗室还很少，诸王不过几人，做官的人也少，从朝廷到郡县都不能配备齐全，官吏和士卒精锐干练，常常以少胜多。凭借这三点，所以能够在财力不足中奋发有为，常常宽裕得仿佛还有余力。等到各国相继归附，珍贵贡品接连不断地运到，道路上络绎不绝，府库充满，于是创建景福内库，收入并储藏金帛，用来作为统一天下的准备。太宗沿用这一做法，攻克平定太原；真宗继承它，使契丹归服。两大忧患既已消除，天下安乐，日益走向富庶，所以咸平、景德年间号称太平。群臣竞相歌颂功德，不知道节制，于是请求封禅泰山，在汾阴祭祀，祭祀亳社；皇帝的随从车驾所到之处，耗费动辄数万，同时上清宫、昭应宫、崇禧宫、景灵宫相继兴建，历代积蓄被耗费了很多。后来昭应宫发生灾祸，臣下又以营造修缮为由进言，大臣们极力争辩，章献皇后受到感悟，终于慷慨地同天下百姓休养生息。仁宗仁慈圣明，清心寡欲，减少事务来使天下得到安宁；然而百姓和物产的繁盛还没有恢复旧日状况，西夏贼兵又偷偷兴起，边疆长期没有防备，于是下令增加军队以应敌，急征赋税来供养军队。虽然间或拿出内藏积蓄来求得缓解民困，但四方骚动，百姓不能安居。后来西戎已经平定，新增的军队却没有再裁减，加上宗室子弟日益繁衍，充满宫邸，官吏冗滥积聚，人员超过职位，财力不能供给已经很久了。英宗即位，慨然有挽救弊病的意愿，群臣都惊惧而观望。还没有看到日益更新的政事，大业就没有完成。神宗继承帝位，痛恨流弊积累，忧虑财力受到损耗。他刚开始处理政务，便谋划富国强兵，有关官员奉承执行，却违背了原本的法则。先实行青苗法、助役法，使农民困苦；接着实行市易法、盐铁专卖，使商人困窘。谋利的途径纷纷出现，不专属于三司。于是上面的经常收入枯竭，下面的民力困乏。接着又南征交趾，西讨拓跋，军费一天就要耗费千金。虽然内帑和别藏有时拿出钱财来资助，国家也已经疲惫了。如今二圣临朝，正恭敬沉默、无为而治，寻求百姓的疾苦并加以医治；凡政令中不便于民的，没有不废除的，百姓也稍稍得到休息了。然而西夏不肯归顺，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国家各项用度大体上都比前代多。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思考救济的办法，难道不是危险吗？我遍观前代，守住盈余、保持成就，比创业的君主更加艰难。盈满必然溢出，成就必然毁坏，这是事物规律的极致，无法逃避。在盈满和成就之间，如果没有德行就不能安定，如果没有法度就不能长久。从前秦、隋强盛时，并不是没有法度，内设百官，外分郡县；到了汉、唐沿袭这些制度并实行，最终仍然不能改变结局，都传到第二代便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德行来使国家安定。汉文帝恭敬节俭、少有欲望，专心用德行教化百姓，百姓富裕而国家安定，后世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然而他死后，七国发动叛乱，几乎导致国家动乱灭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用贤能，容纳直言，有明君的风范。然而国家很快灭亡，子弟在内部叛乱，羌胡在外部作乱，终于因此失去国家。这两位皇帝，都是没有法度来使国家长久。如今二圣治理国家，安定而宁静，仁慈而宽恕，德行积累于世，秦、隋那样的忧患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然而国家空虚匮乏到了极点，法度又没有建立，虽然没有汉、晋时期强臣和敌国的祸患，但几年以后，国家用度全部耗尽，我恐怕还不能安枕而卧。因此我希望把话说完。凡是会计的实际情况，取元丰八年为依据，分为五类：一是收入支出，二是百姓赋税，三是赋税征收，四是储备运输，五是经常费用。五类具备以后，再按照现有数目记载，列入总表，天下的大计就可以清楚地说明了。至于内藏、右曹的积蓄，以及与天下分开储存的财物，因为不是过去三司所掌管的，所以不列入《会计录》，将另行编入其他书中，以备查阅。我谨作序。史家一定要记载食货，不仅一代国家用度的盈亏、户口的多少可以考察知道，想要观察君主德行的恭俭或奢侈、臣子内心的正义或逐利、正直或邪曲，也大概能够了解一半了。读《会计录序》，宋朝德政的盛衰全都具备，可以作为鉴戒啊！

译《古今家诫序》老子说：‘因为慈爱，所以能够勇敢；因为节俭，所以能够宽裕。’有人问：‘慈爱怎么就能勇敢呢？’回答说：父母对于子女，爱得深，所以替子女谋划事情也精细。因为有深厚的爱而进行周密的考虑，所以能很快替子女避开祸害，果断地趋向利益。这就是慈爱能够使人勇敢的原因。并不是父母比别人贤能，而是情势必然如此。我年轻时读书，看到父母告诫子女，总是恳切不止，唯恐没有把话说尽；又忧伤恳切，唯恐子女没有听进去。我感叹说：‘唉，这就是父母的心啊！’老师对于弟子，为他们制定规矩并传授给他们；贤能的人引导他们，不贤能的人也不强求。君主对于臣子，发布号令来告诫他们；有能力的人就任用，不能胜任的人就不取用。臣子对于君主，可以行得通就进谏，行不通就离去。子女对于父亲，因为担心进谏而不敢公开明说，但其中都还有礼法存在。父母却不是这样，子女即使不成才，哪里有父母会抛弃子女呢？所以总是把自己所能想到的都告诉子女，直到没有遗憾才停止。《诗经》说：‘远远地舀取那道路上的积水，舀来注入这里，也可以用来酿酒煮饭。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即使是道路上的积水这样卑陋的东西，也没有被抛弃，就像父母不会抛弃子女一样。所以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是人伦中最深厚的。即使子女不贤能，父母对他讲话，也一定忠实而周全，何况是贤能的子女呢？太常少卿、长沙人孙景修，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教育；他的母亲贤能，使他成就了学业。他年老以后仍不忘思念母亲的心情，于是编写《贤母录》来表达心意。后来又搜集古今家诫，得到四十九人的材料，拿给我看，说：‘古代曾有人编过这样的书，但文章不完整，我对此很遗憾。因此我把众多父母的心意汇合起来，留给天下人，希望或许能够有所帮助吧？’我读后感叹说：即使有凶悍的儿子在集市上争斗，也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一听到父亲的声音，就收手退出集市。路过的人也没有不哭泣的。慈爱和孝顺的心，人人都有，只是担心没有办法把它引发出来罢了。如今这部书，正是要把这种心引发出来吗？即使把它推广到天下也可以。从周公以来直到今天，父亲的训诫有四十五条，母亲的训诫有四条。孙公还将继续增广它，并没有停止。文章情意缠绵、深沉哀婉，解释《泂酌》的含义，很得《诗经》的意味。

译臣事策论【第一道】天下有专权的大臣，也有肩负重任的大臣。这两类人的外在行迹相近，很难辨明。天下人知道厌恶专权大臣的专横，而世上的重臣也因此被混同在其中。专权大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有；重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的外表，却不考察内情；看见他们都侵犯天子的权力，却不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相同，于是把他们一概嫉恨，没有值得喜欢的地方，这也太过分了。专权大臣所做的，是重臣深恶痛绝的；重臣所取的，是专权大臣不屑一顾的。想要做专权大臣，就一定要在内使君主的心意喜悦，委曲顺从而毫不违逆；在外暗中窃取生杀予夺的权柄，任免天下官员，以显示自己的权力，同时埋没君主的威势和恩惠。在内能使君主欢喜宠爱、无不顺从，安然以他为上；在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所归附，只争着做他的心腹。君主宠爱、下属顺从，合在一起成为一体，专权大臣的势力于是形成而不可拔除。至于重臣却不是这样：君主有所作为而不可以不争，他就争辩；争辩不能改变，而事情又有必定不能听从的地方，他就专断执行而不顾一切；等到事情成败的迹象显露出来，君主的心意将会释然而自行明白。在朝廷之中，天子因为重臣而恭敬畏惧，士大夫也不敢在他身边放纵懒惰。爵禄、庆赏已经可以拿来议论是否适当，却不谋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恩；刀锯、斧钺已经可以拿来斟酌轻重，却不谋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势，只是要使天子有些事情不能任意施行，使群臣有所震惧罢了。不与天子争夺利益，怎么能称为重臣呢？那些不等天下归附自己便成为专权大臣的人，也没有必要让天子畏惧自己。因此只要根据他的行事来观察他的意图所在，天下还有谁可以欺骗呢？所以我说：治理天下怎么能一天没有重臣呢？假如天下没有重臣，那么朝廷的事情只是天子所决定，却没有人可以表示可否。即使天子有采纳谏言的明智，百官也畏惧战栗，没有平日那种尊重的气势，谁肯触犯忌讳、冒犯罪责来替天下说话呢？他们只敢在小小的得失之间上章喧哗而无所畏惧；至于关系国家大事、安危存亡的事情，就会闭口离去，谁敢说出来承受灾祸？这是君主最大的忧患。可悲啊！后世的君主只看见天下的专权大臣出入时唯唯诺诺，便以为那是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他们暗中败坏国家的原因；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毅果敢、喜欢违逆自己的意志，便认为他们不恭顺，却不知道他们是在忧虑国家社稷。这两种人混淆在君主心中，不能辨别邪正，因此祸乱接连不断而不觉悟，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从前卫太子聚集军队要诛杀江充，汉武帝震怒，发兵攻打太子，京城中甚至使丞相和太子彼此交战；太子战败逃走，武帝又命令天下穷尽力量追捕，消灭太子的踪迹。在这时，如果有重臣挺身而出承担此事，保护太子，等待皇上的怒意稍稍平息，再慢慢揭示其中被蒙蔽的地方，消除皇上的愤怒，那么他们父子之间还可以保全。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内情，却没有人敢说。我认为，凡是治理天下，应当有办法培养重臣的威势，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顾忌，在紧急关头能够坚忍持重，不被任何力量夺去意志。我私下观察，如今四海没有变故，异常的事情本应平息而不发生；但到了今天考虑这件事，就可以避免将来的祸患。否则，谁能知道以后果真不会发生，而不替它筹划防备呢？再说我听说，当今的弊病在于法禁过于严密，稍微举步不合律令，执掌法律的官吏就据此进言，而不问其意图究竟是什么。因此即使是天子的大臣，又怎敢在法律之外有所作为，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替天子筹划，没有比稍稍放宽法令更好的办法，使大臣能够有所坚持，而不被法律夺去权力。从前申屠嘉任丞相时，竟召来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堂下责问他的过错；当时邓通几乎要死，申屠嘉也没有救他，天子知道后也不认为奇怪，而申屠嘉最终也不是汉朝的专权大臣。由此看来，重臣对天下有什么损害呢？苏轼、苏辙都有应制举时拟作的策论，那只是科场文章，虽然灿然可观，却不是所谓古代立言传世的文章。自宋孝宗推崇以后，学者用它来求取金紫官服，纷纷随风仿效；当时的鄙俗谚语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实在很可笑。苏轼、苏辙的文章都是在做官以后才写得更好，经历的事情更多，学问也更加进步；只是学者大多阅读他们的科场文章，发表议论时，往往华丽而不充实。宋代儒者因此说二苏的学问根本属于纵横家，只看这类文章，其中的言论也确实很像纵横家，这是错误的。选本中本来不收录这一篇，只因它论述专权大臣和重臣，剖析分明准确，对治理之道有所补益，所以保存下来。储欣说：‘当时像韩琦、富弼几位公卿，可以说都是重臣。苏子由生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那些事情，又看到了它们的成效，所以说得亲切。’

译三宗 黄帝、尧、舜的寿命都达到百年，在位也都数十年。周公作《无逸》，说商代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周文王在中年接受天命，在位五十年。自汉代以来，贤明君主在位的长久，都比不上这些人。西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东汉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这些都是近世的明主，然而与《无逸》中所说‘不知道耕作收获的艰难，不了解小民的劳苦，只顾沉溺享乐，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相比，也没有太大的不同。至于在位长久的人，如秦始皇帝、汉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都因为临朝统治长久，逐渐导致大乱，有的因此失去国家，有的仅仅保全自身。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君主所拥有的财富，比普通人多千万倍。丰厚的饮食服饰、奢靡的声色享受，足以损害自身的东西太多了。早晚沉溺其中，又没有办法抵御，最终夭折，是情势所必然。幸而能够长寿，那么使用的物资多，危害百姓的时间长；自以为圣明，轻视蔑视臣下，最终导致亡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古代的贤明君主一定专心求学，通晓性命的根本，知道道德的可贵；他们看待子女和玉帛，就像看待粪土一样没有区别。他们用来修养自身的方法，竟然和山林中求道的人相近，所以能够长久居于君位而不受损害。傅说告诫高宗说：‘王者要寻求广博的见闻，正是为了建立事业；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不以古人为师而想长久保有天下，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只有学习才能使志意谦逊，努力及时勤勉，修养才会到来。确实思念并实行这些道理，道就会积累在自身；教人和学习各占一半。始终以学习为常法，德行就在不知不觉中修成。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失。’唉，傅说大概懂得这个道理。李光地说：‘殷朝拥有天下六百年，圣贤君主有六七位相继出现，《无逸》为什么只举出三宗呢？回答说：因为他们在位长久。’秦汉的君主，大概都曾祭祀神仙、寻求方士，希望能够长生。他们的志向都是把天下当作享乐的工具，想永远享受安逸。而周公谈到长寿，却把它归结到无逸，由此可知圣人的长寿，是要用来劳苦天下，而不是使自己安逸；也由此可以知道，圣人的长寿，大概是因为劳苦天下而得到的，不是因为使一身安逸而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功德存在于世间，所以能够感格皇天；靠安逸而长寿，并不是上天的意旨。他们严肃恭敬地修养自身，所以能够凝聚正当的天命；靠安逸而长寿，并不是天道。把天道与人的意愿合在一起，就是要坚强意志、屏除嗜欲，不让外物损害内在本性。周武王所说的‘恭敬就能长寿’，正是确立天命的根本。损抑自己来厚待别人，德行盛大而福气到来，于冥冥之中自会有神明加以延长赐予，不能停止。孔子所说‘仁者长寿’，就是得到上天的符验。大概从学士大夫减少欲望、清净内心、积累善行来看，凡是身体力行，往往都能立即见效，何况帝王的生命，所禀受的元气尤其深厚，而他们的功业所达到的地方、德行所施加的范围，又哪里是普通的福报可以衡量的呢？《无逸》谈三宗和文王，说他们‘严肃恭敬而畏惧’，说他们‘恭敬沉默而不妄言’，说他们‘美善柔顺而恭敬’，这就是凝聚天命的道理吧？又说他们‘治理百姓时敬畏谨慎’，说他们‘使殷邦安定美善’，又说他们‘保全民众、施加恩惠，尤其惠及鳏夫寡妇’，这就是感格上天的道理吧？大概一定要敬畏上天、勤劳为民，然后才是无逸的实际内容。否则，像梁武帝那样清净斋戒，不能说是沉溺享乐，却为什么仍然遭受苏轼所讥刺的祸患呢？《六国论》我曾读《史记·六国世家》，私下感到奇怪：天下的诸侯拥有五倍的土地、十倍的人口，却不能发奋向西进攻占据崤山以西千里土地的秦国，最终免不了灭亡。我常常为此深思远虑，认为一定有可以使自身安定的办法；大概不能不责怪当时的士人谋虑祸患太疏忽，只看见眼前利益太短浅，而且不了解天下的形势。秦国同诸侯争夺天下，关键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秦国拥有韩、魏，就好像人患有腹心之疾。韩、魏堵塞秦国的要冲，遮蔽崤山以东的诸侯，所以天下所看重的，没有比韩、魏更重要的了。从前范雎被秦国任用，便收服韩国；商鞅被秦国任用，便收服魏国。秦昭王还没有得到韩、魏的心，却出兵攻打齐国的刚寿，范雎因此忧虑。既然如此，那么秦国所忌惮的，就可以看出来了。秦国用兵攻打燕、赵，是秦国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去攻打别人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抗，韩、魏在后面乘隙进攻，这是危险的道路。但秦国攻打燕、赵时，却从未担忧韩、魏，是因为韩、魏已经依附秦国。韩、魏本来是诸侯的屏障，却让秦人能够在其中自由出入，这难道是懂得天下形势吗？把弱小的韩、魏交给强悍如虎狼的秦国去抵挡，它们怎么能不屈服而归入秦国呢？韩、魏屈服归入秦国以后，秦人便能够把军队通向东方诸侯，使天下普遍遭受祸害。韩、魏不能独自抵挡秦国，而天下诸侯正要借助它们遮蔽西方，所以不如厚待韩国、亲近魏国，以排斥秦国。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窥伺齐、楚、燕、赵诸国，齐、楚、燕、赵也就能够在它们之间保全自身。用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援助正在抵挡敌人的韩、魏，使韩、魏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替天下挺身而出，抵挡秦军；把秦国交给韩、魏两国应付，而让四国在内部休养，以暗中帮助韩、魏解除急难。这样就可以应付无穷的变化，那秦国还能做什么呢？他们不知道采取这种办法，却贪图边境上尺寸之地的利益，背弃盟约，互相残杀。秦军还没有出动，天下诸侯已经自己陷入困境，终于使秦人能够窥伺他们的空隙，夺取他们的国家，难道不可悲吗？王志坚说：‘当时苏秦不是没有提出过这种主张，所以最终没有成功，是因为六国没有贤明的君主，早晨聚集、晚上离散，被秦人欺骗却没有觉悟。’

译汉文帝 老子说：‘柔弱胜过刚强，弱小胜过强大。’汉文帝用柔道治理天下，刚强的人都乘着风势而倒伏。尉佗在南越称帝，文帝修复他的祖坟，召见并尊贵他的兄弟。尉佗取消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骜不驯，凌驾于中原之上，文帝屈身写信给他，厚厚地赠送丝绸和绵絮。虽然未能使他完全调顺，但兵革之祸与汉武帝时期相比，只有十分之一二。吴王刘濞包藏祸心，以生病为借口不来朝见。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刘濞没有办法发怒，叛乱因此没有发生。假使文帝还在位，不出十年，刘濞也已经老死，那么东南的叛乱便没有机会发生了。到了景帝时不能忍耐，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诸侯的封地。刘濞因此号召七国，向西进入函谷关。汉朝派出三十六位将军，耗尽天下力量，才勉强把叛乱平定。晁错说：‘诸侯势力强大，削减封地也会反叛，不削减也会反叛。削减就反叛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减就反叛得迟而祸患大。’世人都认为他的话正确。我认为不是这样。假如文帝忍耐而不削减封地，刘濞一定不会反叛。拖延几年以后，变故会有许多不同，慢慢根据变化来防备他，用来制伏他的办法本来就很多。猛虎在山中，每天吃牛羊，人们不能忍受，便拿着武器前去刺杀它；幸运时老虎死，不幸时人死，这样造成的祸害就急迫了。晁错的计策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能够加高墙垣，挖深陷阱，时时窥伺并谨慎防备，老虎怎么一定会造成祸害？这就是文帝用来防备吴国的方法。唉，为天下考虑祸患，却让好名贪利的小丈夫来制订办法，能够不成为晁错这样的人，实在很少。晁错预料吴国一定会反叛，于是削减它的封地来激怒它；吴国反叛后，便把它消灭了。当时虽然天下骚动，但此后藩镇势力衰弱，没有人敢于跋扈，他们的恶行也不能危害百姓。晁错的功劳和罪过，本来就不容易确定。只是圣贤处理这件事，一定另有安排，一定不会轻率地割削封地，却使百姓肝脑涂地。苏辙用刺虎作比喻，确实恰当。不过，老虎已经逼近人了，却不加高墙垣、不挖深陷阱，时时窥伺、谨慎防备，反而说事情还没有发生，怎么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呢？有人说：这只是尚未成为事实的形势，怎么知道以后不会变化？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再叹息也来不及，这就是《春秋》责罪莒国失国的原因，也是左氏赋咏丝、麻、菅、蒯篇章的原因。这篇文章难道是为王韶开拓边疆而作的吗？但时代已经无法考察了。汉景帝 汉代的贤君都称作文帝、景帝。文帝宽厚仁慈、气度宏大，有汉高帝的风范。景帝猜忌刻薄、少有恩德，没有君主的气量，实际上不能与文帝相比。景帝还是太子时，吴王刘濞的世子来朝见，与景帝下棋时争夺棋路，景帝发怒，用棋盘把他打死。刘濞反叛的势头就是由此激发的。张释之是文帝的名臣，因为弹劾景帝而被贬斥至死。淮南王的邓通是文帝的宠臣，景帝因怨恨他曾为文帝吮吸脓疮，使他困窘逼迫至死。晁错最初同景帝谋划削减诸侯封地，景帝违背众议而任用他。等到七国反叛，袁盎一番话使景帝受骗，在东市杀了晁错，竟没有加以防范。周亚夫任大将，折挫吴、楚军队的锐气，几个月内便平定大祸。等到他任丞相，守正不阿，景帝厌恶他倔强不屈，便以无罪杀了他。梁王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景帝骄纵他，终于导致他死亡。临江王刘荣是太子，因为母亲失宠，竟使酷吏将他杀死。景帝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违背常理、伤害道义，竟到了这样的地步。推究他能够保全自身、保卫国家，与文帝一起被称为贤君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改变恭敬节俭罢了。《春秋》的法则是：弑君之事称弑君者为君，说明君主无道；称弑君者为臣，说明臣子有罪。然而陈侯平国、蔡侯般都因无道而被臣下杀死，记载弑君时都称弑君者为臣，是因为罪过没有波及百姓。像景帝这样违背正道的地方并不止一处，却仍然称为贤君，难道不是因为他亲身实行恭敬节俭，罪过没有波及百姓吗？这可以作为不恭敬节俭者的警戒。恭敬，是仁德的外在表现。禹说：‘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只要有一人胜过我，就是仁德达到极点。’所以他的恭敬就是这样。假使认为天下的美好全在自己，万物没有一样比得上自己，那么不恭敬所流露出来的，必然是刻薄苛察、少有恩德。苏辙说汉景帝刻薄少恩，却又赞美他恭敬节俭，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他又把邓通穷困而死作为汉景帝刻薄少恩的一件事，这是大错特错。邓通凭姿貌受到文帝宠幸，富有超过天下人，这是文帝盛德中的缺点，只是没有让他参与政事罢了。假如让他参与政事，与董贤有什么不同？景帝即位后，没有在朝廷和市集公开杀戮他，以彰显先君的过失，这正是景帝的恩德。苏辙却把使邓通穷困而死作为讥刺，那么作为景帝，反而应当使邓通继续富甲天下才对吗？如果邓通富甲天下，那么慎夫人衣不曳地的节俭，也只是徒然罢了。‘恭敬节俭’这两个字，用在文帝身上尚且还有可议论的地方，何况是景帝呢？只是说景帝没有得罪百姓，因此可以称为贤明君主，这个观点是可取的。

译《东轩记》我因获罪被贬，担任筠州监盐酒税，还没有到任，便遇上大雨，筠水泛滥，淹没南市，涨到北岸，冲毁刺史府的门；盐酒税的办公房舍临近江边，水患尤其严重。到任以后，房舍破败得无法居住，于是向郡府报告，借用郡府使者的宅第居住，郡府怜悯我无处可归，答应了这件事。到了十二月，才得以支撑住倾斜的房屋，补好倒塌的缺口，在听事堂东面开辟一间轩屋，种下两棵杉树、一百竿竹子，把它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然而盐酒税旧例由三名官吏共同办理，我到任时，其中两人恰好都离职了，事务全落在我一人身上。白天坐在市区卖盐沽酒，向卖猪肉、鱼的商贩和市民征税，为了几分几寸的得失争执，以求尽到自己的职责；没有人来替换我，筋力疲惫不堪，常常昏沉沉地睡去，不知道夜晚已经过去、天已经亮了。天亮后又出门办理职务，始终不能安坐在所谓的东轩中。每天早晚进出东轩旁边，回头看它，没有一次不哑然失笑。我年轻时读书，私下曾奇怪颜子只有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忧苦，而颜子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我私下认为，即使不愿做官，守门击柝，也还可以养活自己而不妨害学习，何至于困顿屈辱、贫穷困苦到这种地步？等我来到筠州，在盐米事务之间辛勤劳苦，没有一天休息，即使想抛弃尘世的污垢，解脱羁绊，放任自己进入道德的境界，事务也总是劫持阻碍我，然后我才知道颜子甘心处于贫贱、不肯求取斗升之禄来供养自己的真正原因，实在是因为那会妨害学习。唉！士人正当还没有听闻大道时，沉溺于权势利益，用玉帛和子女来使自己丰厚，自以为这就是快乐。等到遵循义理来求道，去掉外在的浮华而收获内在的真实，从容自得，不知道天地的广大，也不把死生的变化放在心上，更何况比这些更低下的东西呢？所以他的快乐足以改变贫穷饥饿而不怨恨，即使面南称王也不能超过它；大概没有德行的人不能承受这种快乐。我正想一点点磨洗污浊，仰慕圣贤的万分之一，却看见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希望或许能得到颜氏那样的福气，看来是本来就不可能得到的啊！至于孔子周游天下，最高做到鲁国司空，最低做到乘田、委吏，随着所遇到的职位而任用，没有什么不能做的，这大概是通达之人的事情，不是一般学者所能企望的。我既然因为获谴来到这里，虽然知道官场羁绊的害处，却因形势不能离开，只希望岁月长久以后，世人或许会哀怜我，使我能够回到田里，修治祖先破败的旧屋，建造四周只有一堵墙的小室居住；然后追求颜氏的快乐，怀念东轩，悠闲自在地忘却衰老，但这不是我敢于奢望的。我已经上书请求交还自己现任的官职，为兄长苏轼赎罪；苏轼被责罚授予黄州团练副使，我也降职为筠州监酒税。既然不得志，知道时势没有什么可作为，便想到回归田里，死后埋骨故乡，终身从事学问，这篇记就是为此而作的。君子处在世上，就像水一样，流动时便前行，遇到低洼便停留，遇到石头便回旋，遇到风便荡起涟漪，充满溪谷沟壑便奔流到江湖。无论是有什么力量使它如此，还是没有什么力量使它如此，它能够前行、停止、回旋、起涟漪、奔流到江湖，是因为水不留恋此处而羡慕彼处，内心全无计较，在哪里都各有用来发挥作用的地方。水像君子，实在太相似了。苏轼大概就是这样吧？他对于所遭遇的事情从不挑选；假如让苏轼来监酒税，他一定不会同市民争夺几分几寸的得失，必定会在处理事务上有所成就。所以说：‘上善若水。’所谓学习，难道只是文字上的功夫吗？在仓促困顿、颠沛流离之中，哪里不是学习？何况监酒税，这对学习又有什么妨害呢？这就是苏轼和苏辙的优劣所在。尤其是他的文章既沉郁顿挫，又没有自我屈辱或自我夸张的心态，因此值得诵读。《武昌九曲亭记》苏子瞻被贬到齐安，住在江边。齐安没有著名的山，而江南的武昌群山，高低起伏，绵延不断，涧谷深邃幽密，其中有佛塔和僧舍。西面叫西山，东面叫寒溪，依傍山势、面对深谷，松树和栗树掩映其中，清幽萧然，远离尘俗。车马的踪迹到不了那里。每当风停日出、江水收敛平息时，子瞻便拄着杖、带着酒，乘渔船横渡江流向南而去。山中有两三个好客而喜欢游览的人，听说子瞻到了，便裹着头巾迎接而笑，互相携手漫步登山，走到深山尽头，力气用尽便休息，扫去树叶、铺上草地，斟酒互相慰劳，心情舒畅而忘记回去，常常留宿山上。因此居住在齐安三年，竟不知道时间已经这么久。然而将要去西山时，要走在松柏之间，经过九曲羊肠般的道路才得到一小片平地，游人到这里一定休息，倚靠奇石和茂密的树木，俯视大江，仰望山陵土丘，旁边看溪谷；风云的变化、林麓的向背，全都呈现在左右。有一座废弃的亭子，遗址十分狭小，不足以容纳众多客人。亭旁有几十棵古树，树干粗大都达百围、树高千尺，不可以再用斧斤砍伐。子瞻每次来到树下，总是斜着眼看它们一整天。一天忽然刮起大风、雷鸣下雨，拔倒其中一棵，清除了它所占据的地方，亭子的范围便扩大了。子瞻和客人进山察看，笑着说：‘这棵树难道是想成全我的亭子吗？’ 于是大家一起营建亭子。亭子建成以后，西山的美景才算齐备。子瞻从此最为快乐。从前我年轻时跟随子瞻游览，有山可以登，有水可以泛舟，子瞻没有一次不是提起衣裳走在前面；有不能到达的地方，便为之惆怅很久。到了他轻快地独自前往，在泉石之间逍遥自在，采摘林中花草，拾取涧边果实，舀水来饮，见到的人都以为他是神仙。天下的快乐大概没有穷尽，而以适合自己的心意为快乐。正当他心意满足时，万物都不能替代这种快乐；等到已经厌倦了，又没有不洒然一笑的。就像饮食杂陈在面前，归根到底只求吃饱，最后都同样腐臭。谁知道得失究竟在哪里呢？只要内心没有愧疚，外界没有责难，姑且寄托于此，这就是子瞻能够在这里得到快乐的原因。孟子谈君子有三种快乐，其中说：‘仰头不愧对上天，低头不愧对世人，这是第二种快乐。’三种快乐中，只有这一种可以由自己掌握，其他两种都取决于是否遇到合适的机遇。即使如此，要得到这种快乐也很难。一个人的操行不合正道，固执凶狠而傲慢，却未尝不抬头仰望天空而无所惭愧，低头面对别人而无所羞怍，但内心却更加躁动不安；他一定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如果选择道路而行，不合于法的行为不敢做，不合于法的言论不敢说，那么抬头仰望时，又会知道上天所交付给自己的责任非常重大，而自己还不能承担；低头俯视时，又会觉得世人等待救济十分迫切，而自己应付得还不恰当，正惭愧羞怍而不能释怀，又哪里会有快乐呢？一定要上天责成我的事情很少，职责容易完成；世人对我的期望很轻，事情容易办成，然后低头仰望，才能做到不愧对天、不羞怍于人。既然这样，其间也有机遇吗？苏轼被贬谪，人们说他是没有遇到机遇；却哪里知道，他内心没有愧疚，外界没有责难，能够寄托情怀于山水之间，反而成为上天的幸运之民呢。

译《黄州快哉亭记》长江流出西陵峡，才进入平坦地势。江流奔腾放纵，浩大无边，向南汇合湘水、沅水，向北汇合汉水、沔水，水势更加壮阔。到了赤壁下面，江水波涛漫溢，浩荡得同大海相似。清河人张君梦得被贬居住在齐安，就在他住宅的西南面筑了一座亭子，用来观赏江流的壮美。我哥哥子瞻给它题名为“快哉”。大概从亭中所能看见的景物，南北有百里，东西有一舍之远；波涛汹涌，风云聚散。白天，船只在亭前来来往往；夜晚，鱼龙在亭下悲鸣长啸。景物变化迅速，令人心动目惊，不能长久凝视。如今却能在几案席位之间尽情观赏，抬眼便可看遍。向西望去，武昌的群山冈陵起伏，草木排列成行；烟雾消散，太阳升起，渔夫樵夫的房舍都能一一数清。这就是它成为“快哉”的原因。至于长洲水边、古城遗址，曹孟德、孙仲谋曾经觊觎争夺之处，周瑜、陆逊曾经驰骋作战之地，它们流传下来的风尚和遗迹，也足以使世俗之人称快。从前楚襄王和宋玉、景差在兰台宫游玩，有一阵凉风飒然吹来，楚王敞开衣襟迎着风，说：“这风真快意啊，是我和百姓共同享有的吗？”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罢了，百姓怎么能够同享呢？” 宋玉的话大概含有讽谏之意。风本来没有雄风、雌风的区别，而人的遭遇却有顺逆变化。楚王因此快乐，百姓因此忧愁，这是人的处境不同造成的，风又有什么关系呢？士人生活在世上，如果内心不能自得，那么到哪里去会没有忧患？如果内心坦荡，不因外物损伤自己的本性，那么到哪里去会没有快乐？如今张君不把被贬看作忧患，收取防秋计策所余下的功劳，而放任自己于山水之间，他的内心应该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即使住在蓬草编的门、瓦瓮做的窗的简陋居室里，也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更何况还能洗濯于长江的清流，手捧西山的白云，尽情享受耳目所能得到的美景，以使自己舒适呢！不然，连绵的群山、断绝的深谷、茂密的长林、古老的大树，用清风吹拂它们，用明月照耀它们，这些正是骚人志士悲伤憔悴、承受不了的景物，哪里看得出它们是“快哉”呢？从前王右军在兰亭举行修禊之礼，身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饮酒吟咏，流连忘返，却为今日已非昔日而感慨叹息。明日又写诗哀悼，并作序来说明这件事。既然这样，他所说的确实可以快乐，实际上本来就没有真正快乐过。他所经历的清风明月，难道都是骚人志士悲伤憔悴而不能承受的东西吗？天地运行、世代变迁，与弹指一瞬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能在这里洒脱地获得真正的快乐，又从哪里能够体味快乐呢？如果要借助外物来作为快乐，那就更加不是真正的快乐了。颜渊住在狭窄简陋的巷子里，仍不改变他的快乐，难道他是以狭窄简陋的巷子为快乐吗？这种快乐与富贵贫贱无关。而能够从内心自得其乐的人，往往在山林之间。人们却说：“茂盛的松树和清澈的泉水，正是我所需要的。”清风明月，不用花一文钱购买。然而追究他们快乐的真正原因，和这些外物有什么关系呢？富贵之人追求名声，往往到山林中去寻找它，这和刻舟求剑没有区别。甚至还用车载来山石，把它们布置成林峦；挖洞填地，把它们造成江湖。像唐代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庄、宋代皇帝的艮岳那样，他们一生之中，哪里真正知道所谓真正的快乐究竟是什么呢？人们受到这些做法的毒害，看到那些山岩沟壑，都变成了令人忧愁的山峰；看见那些池塘水泽，也觉得同苦海一样。徒然使后世的人听到这些名字，便不由得缩颈害怕。《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二目录 眉山苏辙文二 记、论事、状 《遗老斋记》《齐州闵子庙记》《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乞罢左右仆射蔡确韩缜状》《乞诛窜吕惠卿状》《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弭盗贼状》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二 眉山苏辙文二 《遗老斋记》庚辰年冬天，我蒙恩从南方荒远之地归来，客居颍川，想回家却不能。几个儿子为此忧虑，说：“父母都老了，而住宅还没有修成，这是我们做儿子的责任。”于是他们共同选择地点筑屋，五年后才建成。房屋南面有修长的竹子和古老的柏树，萧疏清冷，像隐士的家，于是开辟四间房屋，添设明窗和曲折的栏杆，作为日常闲居的书斋。书斋建成后，儿子们请我给它取名。我说：“我是居住在颍水之滨的遗老，何不用‘遗老’来命名呢？”你们要记住这件事。我年轻时从事诗书学问，凡是世俗之人所能做的事情，我都茫然不知。二十三岁时，朝廷正征求直言，有人推荐我应诏，我便采集道路上的议论和宫禁中的秘密，自以为一定会因此获罪，主管官果然认为我不恭顺；只有皇帝不答应，说：“我以直言求取士人，士人以直言告诉我，如今却因此贬黜他，天下将会怎样议论我呢？”宰相无可奈何，只得把我列在科举下等。此后我流落了二十多年。到宣太后临朝时，我被提升为右司谏，所提出的意见，多数得到采纳。不到五年便参与听闻国政。大概我的遭遇有过两次，这都是古人所罕见的。然而在这期间，和世俗之人共事而不如意的事情，十件常有六七件；虽然名义上算是得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听说，快乐没有比称心如意更好的，忧愁也没有比事事不如意更惨的。如今我退居在一间屋子里，闭门谢客，不与外物接触；心里认为可以做的事，没有不去做的，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没有不停止的。行动或停止从来没有稍微不如意的时候，那么我一生的快乐，就没有比今天更好的了。你们要记住这件事，学习道术并追求少犯过错，像我今天居处在遗老斋这样就可以了。苏辙在贬谪之后，却说一生中称心如意的境地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他这种风尚值得推崇，真是君子啊！苏轼、苏辙兄弟年轻时，初到京城，他们父亲的朋友张安道闭院考试，以六道题目让人暗中观察兄弟二人。苏辙从中举出一道题来问苏轼，苏轼用笔敲着桌案说：“这是《管子》的注。”又问另一道题，苏轼笑着说：“没有出处。”张安道说：“年长的孩子非同寻常，年少的孩子可以保全家业。”古人鉴识人才的明察就是这样。苏轼一生经历了许多患难，几乎死去；苏辙虽然也流落在外，但都是受到兄长牵连，最终却凭功名终身。苏洵给他取名并作解释说：“车辙啊，我知道你可以免于祸患了，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像苏轼这样的人，确实把生死看得如同脱掉破鞋一样；即使穷困颠沛，只要一遇到能够尊崇君主、惠泽百姓的事情，便毫不顾惜，立即去做。苏辙就稍逊一筹了。如今看这篇文章，其中用来告诫子孙的话，难道不是善于为自己谋划吗？其中还带有自我保全的意思，他比兄长差得远了。像这样的人，正如果实成熟便会自行脱落，丝毫不能假借外力。

译《齐州闵子庙记》历城东面五里有一座山丘，叫作闵子的墓地，有坟墓却没有庙宇，国家规定的祭祀也没有举行，地方百姓都感到不安。守土官员曾有人准备兴建庙宇，却没有办成。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李公前来任济南知州。第二年，政务得到整治、各项事务办理妥当，地方的老人们一起前来告诉他说：“本地旧有像闵子这样的人，却没有庙宇享受祭祀，难道不是很大的缺失吗？”李公起初并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了，哪有不整治的道理。李公说：“唉，确实不能再拖延了。”于是召集工匠修建祠堂，并且让人按春秋两季修治常规祭祀。祠堂建成后，备办三献礼，笾豆排列整齐，傧相各有位置。废弃了一百年的祭祀，一天之内便恢复了。学士大夫们在祠堂下观看礼仪，感叹流泪，有人说：“孔夫子生在乱世，周游齐、鲁、宋、卫之间，没有不曾出仕的地方；他的高等弟子也都在各国做官：宰我在齐国做官，子贡、冉有、子游在鲁国做官，季路在卫国做官，子夏在魏国做官。弟子中出仕的也很多。然而被称为德行高尚的四个人中，只有仲弓曾做过季氏的宰；前三个人都不曾出仕。季氏曾想让闵子做费邑宰，闵子辞谢说：‘如果再有人来召我，我一定会到汶水以北去了。’ “况且以孔夫子的贤德，尚且不认为出仕是污辱，可是那三位为什么偏偏不出仕呢？”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人应答说：“您难道没有见过要到东海去的人吗？远望东海，水势浩瀚，不知边际；靠近它时，只见茫茫无边，无法测知深浅。他们的船大得像遮天的高山，船帆像浮在空中的云，然后才能驾驭风涛而不致倾覆，触到蛟龙海怪也不害怕。若驾着江河中的船只去横渡东海的险滩，那么走十里就会返回，走百里就会沉没，根本不足以承受万里海程的灾害。周朝衰微时，礼乐崩坏，天下大乱；有人想挽救这种局面，就好比渡海，而且所遇困难还要更大。如今孔夫子不顾一切而出仕，是因为他的船只足以凭恃。那些弟子急于出仕而忘了返回，大概也只是有一条简陋的船，想要试渡罢了，能够做到的也不过随自己的力量所及而已。至于那三位希望达到孔夫子的境界却还不能做到，反过来又认为出仕不足为道，所以停下来等待时机。”孔夫子曾说：“世上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鲁国那个独居的男子。”我认为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评价那三位。众人说：“对。”退下来后，我把这件事写下，于是刻在石碑上。孔子让漆雕开出仕，漆雕开说：“我对出仕这件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不仅是说侍奉君主的人要先衡量自己的能力，然后出仕；也有先不出仕、再衡量时势的意思。春秋时期，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后来下到大夫、陪臣，人人都掌握国家权力，君臣的大义已经不能在天下得到彰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轻率地把自身交付出去做臣子呢？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守护先王之道，以等待后世求学的人，这就是所谓与时势相协调而行。颜回、曾参、冉耕、闵损，因此都成为孔门的高等弟子。《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我近来错误地承受圣旨，得以充任本司属官。接受任命至今，已经五个月了。虽然勉强办事，但才力浅薄，没有提出什么有益的建议。至于大的措施安排，也有许多没有明白的地方。每次提出浅陋的意见，往往便形成不同意见；退下来再加以考察详究，仍免不了疑惑。因此不顾忌僭越冒犯，姑且再说几句。我私下见本司近来上奏，派遣八名使者分赴天下，考察寻求农田水利以及徭役的利弊。朝廷认为如今各职司和守令没有一个可以完全信任使用的，想要兴办事业，就应当另派使者。我愚昧浅陋，不能通达事理，私下认为国家养育的人才多如树林，治理百姓的官员遍布海内。兴利除害，难道还要等待别的人吗？如今刚有一件事情，就特别派出使者。使者一出，人人都不安。能干的人嫌使者侵犯自己的职权，不能干的人害怕使者议论自己的短处。客人与主人互相猜忌，情实不能相通；利害相互牵连，事情大多失实。使者既然知道朝廷正想兴办事业，一定认为功效可以立即取得。人人都怀有这种心思，谁肯白白返回？这样会为国家不断制造事端，后果渐渐不可预料。徒然使官府有接送、迎候、供给、馈赠的烦劳，使百姓承受更改制度的劳扰之弊，所得不能补偿所失，还要它做什么？朝廷如果一定要兴办事业以利百姓，我认为由各职司和守令办理就足够了。这是因为这样做势有所便利，众人也有所安定。如今让各职司治理百姓，虽然不能知道他们究竟贤能还是不肖，但众人平素服从他们，顺应其权势。稍加选择，就足以有所作为。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只听说选择任用各职司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没有听说派遣使者来代替各职司办理政事的。大概自近世以来，政事失去旧制，均税、宽恤等每件事都派使者，车马冠盖相望，最终却没有丝毫益处。直到今天诽谤议论仍未停止，不知今日派出的使者为什么会不同于过去？至于派遣使者所列的事项，也有不妥之处。为什么呢？劝勉督促农桑、开垦田野，应该因人而举措，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法令。如果职司果真任用得人，守令各自举办公务，停止不合时宜而无益的劳役，废除突然加派的不急之赋，不夺取百姓的劳力，不损伤百姓的财产，使百姓知道务农是可以得到快乐的，那么即使不加劝导，他们也会自行努力。如今不治理根本问题，却径直派遣使者，那么将使者从哪里着手呢？议论者都说现在农事荒废，所以可以兴办经界，可以设置农官。我看职司以下所称的劝农之官，和农官有什么区别？嘉祐以来的方田法令，和经界有什么区别？实行了多年，也没有听说有什么益处。这就是关于农田的主张我没有明白的原因。天下水利虽然有尚未兴办的，然而百姓的劳苦安逸不同，国家的贫富也不相等。如果顺应百姓的安逸，利用国家的富足来兴修水利，那么利益可以期待；如果趁百姓劳苦之时，利用国家的贫困来兴修水利，那么祸害就会先出现。假如真正了解百姓的劳逸和国家财用的贫富，水利应当废止还是兴办，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何况事情突然发生，百姓平素没有研究，不知道水利究竟在哪里，就先派出使者。使者到达之处，一定会向官吏寻求情况。官吏中有不知道的，有知道却不肯告诉的，也有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报告的。若从官吏那里得不到，就一定会向百姓寻求；若从百姓那里也得不到，势必会到荒野中去搜求。兴办事业到了这种地步，已经十分劳苦了。这就是关于水利的主张我没有明白的原因。关于徭役，议论的人很多。有人想让乡户出钱，由官府自行雇人；有人想让城郭中各等级的百姓和乡户平均承担徭役；有人想让品官之家和普通百姓一样服役。这三种主张都只看见好处，没有看见害处。服役的人不能不用乡户，就像官吏不能不用士人一样。乡户有田地赖以谋生，所以没有逃亡的忧虑；他们朴实少欺诈，所以没有蒙骗的祸患。如今却舍弃他们不用，反而使用浮浪无根基之人。我担心掌管钱财的人必然会有盗用的奸弊，捕盗的人必然会有逃窜的弊病。

译如今国家设置捕盗的官吏，有巡检，也有县尉。然而比较他们捕获盗贼的数量，县尉通常周密，巡检通常疏漏。这并不是巡检愚笨、县尉聪明的缘故，大概是因为弓手由乡户充任，和驻扎的客军不同。如今如果让雇来的人捕盗，就和单独依靠巡检没有区别。盗贼横行，一定会由此开始。我看近年即使允许乡户雇人，到了所雇之人逃亡的时候，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设一项税，叫作庸钱，以备官府雇人。乡户原有的法令被全部废除，雇人的责任由官府自己承担。况且自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以来，收取大历十四年应征赋税的数额，来确定两税的定额；这就是说，租、调、庸已经都包含在两税之中了。如今两税照旧征收，为什么还要再收庸钱？大概天下郡县中上等户总是少，下等户总是多。上等户徭役繁重，下等户徭役简单，所以中下等户常常能够得到休息。如今不问户等高低，一律让他们出钱助役；上等户感到便利，下等户实际上很困难。这种颠倒失当的做法，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然而议论者都说助役法是要使农夫专心耕作。我看夏、商、周三代之间，最重视农业，而作战、阵列和田猎也都由农夫承担。如果把徭役拿来比较，轻重就可以看清了。城郭中的居民虽然被称为兼并之民，但在紧急关头，却是郡县所依赖的力量。饥荒之年，要劝导他们分出粮食来帮助百姓；盗贼横行之年，要借用他们的力量来抵御敌人。因此，财富在城郭居民手中，和在官府手中没有什么不同。如今虽然天下太平无事，但三路军队所需的粮草，多半取自京师银帛的余财，再分摊卖给百姓，而承担这些负担的都是城郭居民。如果再让他们服役，将靠什么来应付？所以不如稍微宽免，使他们能够休息。这确实是国家的利益，并不只是百姓的利益。品官之家重新服役已经很久了，议论者不考察事情的始末，只听说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边，于是想让士大夫之家和编户百姓一样服役。一年一次的更卒，不过三天；三天的雇值，不过三百钱。如今本朝三大户的徭役，从公卿以下没有人能够免除。把三大户的徭役同三天更卒相比，如今已经够重了，怎么还能再加重呢？大概自古以来太平时代，国子、俊造等国家将要任用其才的人，都免除其本人徭役；胥史、贱吏等已经任用其劳力的人，也都免除其家徭役。圣人的旧法确实有深意：如果要求他们学习，却又夺去他们求学的条件；任用他们为公事出力，却使他们的私人生活受害，这两方面难以兼顾，所以不取这种做法。为什么呢？如今聚敛财物的臣子，才智和谋略还没有一个能与桑弘羊相比；而朝廷又破坏规矩，解除束缚，使他们能够任意施展，只知道贪求利益。依我看，它的危害必然多得说不尽。如今刚开始立法时，主张说得很漂亮，只说把贵处的货物运到便宜处，把近处的货物运到远处。如果确实止于此，似乎也还可以。但一旦又借给他们财货，允许设置官吏，事情的规模就大了，人人都会怀疑。人们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货物，但既然允许他们变换买卖，变换买卖一旦实行，就没有听说不和商人争利的。商人的经营曲折艰难：买货时要提前付钱，卖货时要过期才能收回货款；他们多方互相周济，委曲周转，靠这样取得加倍的利息，但有时也会亏折，不能预料。如今官府买货，必先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文书、俸禄等费用已经很厚，然后让百姓各自交出所有货物；不是优良货物就不收，没有贿赂就不能办成，所以官府买货的价格必然比民间更贵。等到出售时，弊端又和前面一样。这样一来，商人的利益从哪里取得呢？只能使诽谤议论沸腾，商旅无法通行。议论者没有考虑到这些，竟要拿出数百万缗来实行均输法，只怕这些钱一旦发出，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况且如今想任用忠实的人，又担心他们拘泥迟滞、不通达；想任用机巧聪明的人，又担心他们行踪出没、难以考察。到了委任的时候，尤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这就是关于均输的主张我没有弄明白的原因。常平法的条令诏敕，纤细周详，原本都保存着，问题只在于没有实行。既然知道非法施行会有弊端，就只须修明旧制，按照时令收购以利农民，按照时令出售以利商贩。收购和出售得当，物价自然平稳，贵贱之间官府也能获利。如今却要改变已经成熟的法令，把青苗法混杂进去，分路设置官员，号称提举，另立赏罚来督促增收减亏。法令制度纷繁复杂，何至于此？何况把钱财发放到民间，凶荒、水旱等情况又不可预知；收取时会使百姓结怨，放弃收取时官府又靠什么偿还？这就是关于青苗法的主张我没有弄明白的原因。以上各件事情，都是议论者详细讨论过的，也是明公深入研究过的；只是我才性朴拙，学问空疏，想法又不同，动不动就形成违忤。虽然想勉力尽职效命，形势却使我无从施展。假如明公宽容体谅我的不足，特意代我上奏，使我能够出任外地一官，姑且免除罪责；而明公选择贤能、举荐人才来充任僚佐，那么双方都得到所愿，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呢？凡是这些事情，都是议论者详细讨论过的，也是明公深入研究过的；只是我才性朴拙，学问空疏，想法又不同，动不动就形成违忤。虽然想勉力尽职效命，形势却使我无从施展。假如明公宽容体谅我的不足，特意代我上奏，使我能够出任外地一官，姑且免除罪责；而明公选择贤能、举荐人才来充任僚佐，那么双方都得到所愿，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呢？

译论述新法危害百姓的文章，以苏轼、苏辙兄弟的文章最为突出。不过苏轼的文章在谈到国运和人心时，虽然极其深切沉痛，但剖析事情的利害，却不如苏辙的文章确实明白。我曾考察王安石的新法毒害了有宋天下的百姓，司马光在元祐年间任宰相，于是全部革除。宣仁后去世，蔡京入朝为相，又全部恢复，终于导致亡国。时代不同、时势变迁，那些事情已经遥远得不复存在了。可是其中的雇役法，却一直实行到今天而没有改变。司马光要革除它时，苏轼立即反复说不可革除，以至于和司马光发生冲突，小人们便趁机在中间挑拨争斗。司马光虽然最终革除了它，但百姓反而不认为便利。过去人们常说苏轼长期历任内外官职，所以能够通晓民情，而司马光稍显木强。殊不知司马光看得深远，苏轼看得浅近；司马光忧虑的是万世，苏轼谋划的只是一时，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古代士大夫，直到府史胥徒之类的官吏，没有不是通过乡举里选出来的。两汉以后，贤能公卿出身于属吏的比比皆是。古诗说：“十五岁做府中小史，二十岁做朝廷大夫，三十岁做侍中郎，四十岁独镇一城。”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从乡里出来做小吏，再由小吏上报政绩，和他们一同升入朝廷，虽然制度不同于夏、商、周三代，却未尝不是继承了三代遗意。自唐、宋科举兴盛以来，士人以做吏为耻，于是古代养士、用士的制度便消亡了。然而徭役制度却没有改变。只是农业和徭役没有分成两类，所以服役的人没有固定。一个县若没有几百人，便无法供应一县的差役；而这几百人都出自农民，看起来似乎妨碍百姓的本业。他们服役，有时由众人推举，有时轮流承担；既没有可以凭恃的势力来危害乡里，也没有办法长期充任而熟知弊端。服役者和官吏彼此不熟，官吏便不能联手作弊、欺侮官府、危害百姓；官府要察觉的不过几十名吏员，耳目容易掌握。如今实行雇役法，乡里的年轻人中那些桀骜狡黠、不安于田亩的人，都会混入其中。他们的任用和罢免由官吏决定，而不由乡里决定，于是放纵贪婪，永无差遣期满之日。退役后怨家报复的祸患，也会使一县之中凭空增加数百只虎狼。治理一个县的官员，察看几十名吏员，尚且担心智力不足；如今办一件事就要借助众多虎狼之手，官员怎么能分身百亿，跟随虎狼进入百姓的里巷呢？后世州县难以治理，实在就由于这个原因。从前杨炎把租庸调改为两税，两税中已经包含调税，又令百姓出雇役钱，这就是增加赋税。苏轼、苏辙在新法开始实行时都详细辨明了这一点，但这一层意思始终没有被注意到，所以到了元祐年间又说，雇役实行多年，百姓反而认为便利，而差役也有不便之处；两者比较看不出高下，不如仍旧实行雇役。司马光大概看到了这一点，只是他的言语迟钝，不能清楚地向苏轼说明，于是成了一个疑案。如果只讨论一时的便利，差役的烦扰远远超过雇役；然而雇役对政事造成的危害，却有无法预料的地方。百姓愚昧，没有见识，制度实行得越久，就越难以革除。司马光任宰相时，还来得及停止它；这正是司马光的见识足以为万世谋划，而不是苏轼、苏辙所能了解的地方。《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臣下我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凭借至孝纯仁的德行继承大统、登上帝位，太皇太后陛下凭借聪明睿智亲自总揽各项政务。两位圣人同心协力以使天下得到福泽，不到一年，积弊便逐渐除去，宽厚的政令重新实行。百姓免除了流离失所的祸患，获得重新生存的福分，海内人心释然，没有意外的忧患，臣下实在感到万分庆幸。臣又想到，陛下恭敬节俭、谨慎畏惧，出于天性，还从群臣中选拔人才，增加谏官名额，寻求直言来辅助自己。天下士人听到这个消息，纷纷相庆；臣是什么人，竟能在今天充任这样的职位？然而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须首先端正风俗。风俗一旦端正，中等以下的人也都会自我勉励而行善；风俗一旦败坏，中等以上的人也都会自暴自弃而行恶。中等人自我勉励行善，君主的耳目就会很多，容易治理；中等人自暴自弃行恶，臣下的朋党就会滋生蔓延，容易做坏事。邪正盛衰的根源，没有不从这里开始的。从前真宗皇帝统治群臣，奖励任用正直之人，一时之间贤能俊杰争相托身于明主。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这些人，既因进谏而显名，忠良之士便相继而起。后来真宗年老厌倦政事，丁谓趁机想窃取国家权力，但良好的风俗已经形成，朝廷中正直之士很多。丁谓虽然怀有奸邪，却没有同恶之人和他谋划；事情还没有发动，便很快被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深沉，不亲自裁断是非，把是非之论一概交给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这一类人，以敢于论事相互推重。这样的风气形成以后，士人以闭口不言、不能尽职为耻。当时执政大臣难道全都贤能吗？然而他们畏惧人们的议论，不敢任意妄为；一有不善于进言的人，便随即被排斥罢免，所以即使君主宽厚，朝廷之间也没有大的过失。等到先帝即位，执政大臣改变祖宗的法度，下面连普通百姓都知道这是错误的，而卿士大夫却随风倒向他们，于是风俗的变化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当时只有吕诲、范镇等人公开说明其过失；两人获罪以后，台谏官中凡有一句话涉及此事的，也都纷纷被逐出。由此风俗彻底败坏，再没有一个人敢说正直的话。上天保佑皇室，启发圣明的德行，太皇太后临朝执政不久，便把疏通言路当作急务，天下震动，都希望看到祖宗留下的风俗。然而臣自从来到朝廷，听说台谏的封事一律留在宫中不发出，既不施行，也不斥责，臣不胜忧虑疑惑。朝廷对待台谏，不过有两件事：意见正确就实行，不正确就罢黜。他们所上的封事，除非涉及机密、君主应当单独听闻而必须留在宫中外，其余都应当下发并交付有关部门办理，以端正朝廷的纲纪，使台谏不至于荒废职守；下则保全臣子的名节，使他们不负天下公议。如果意见正确却不实行，不正确却不罢黜，那么上下都苟且应付，廉耻之道废弃，风俗衰败鄙陋，国家也将随之衰亡。臣希望陛下永远思考邪正盛衰逐渐形成的规律：它始于台谏；整治台谏的官职，就应听取他们的言论；言论有不当之处，就随事办理，大的可以罢黜，小的可以免职，使风俗一定，忠言每日进来。陛下在上面垂衣拱手而治，群臣在下面肃敬和睦，那么太平之治就可以立即实现。希望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幸甚。这篇文章极力论述了风俗淳厚或浇薄的关键，确实把古今的大势都说尽了。言路不通，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言路既然畅通，能够辨识言论又尤其重要。如果不是以敬慎和义理相互持守，以古代训诫作为准则，又怎么能面对众说混杂的局面，做到处理和进退都恰当呢？

译《乞罢左右仆射蔡确韩缜状》臣近来上奏论述蔡确、韩缜才力不足以任用，而且有许多过失罪恶，请求赐令罢免，至今还没有看见施行。蔡确近来已经上奏请求退职，韩缜却安然在位，没有离去的意思。臣担心陛下隐忍不决，长久失去天下人的希望。臣私下想，先帝在位仅二十年，励精图治，变更法度，想凭此努力达到太平、恢复三代盛治，所以提拔任用臣民，甚至有人从小臣起步，十多年间便做到公卿宰相；用人之快，近世没有可以相比的。细究圣意，本来是想求得贤能之人来辅助自己，以利于安养百姓，为社稷作长久打算，难道是想让身边的大臣苟且迎合、唯唯诺诺，在危险时不能扶持，在倾覆时不能救助，只知窃取利禄来奉养妻子儿女吗？然而自新法实行以来，民力困乏，天下愁怨。先帝晚年长期卧病，病势沉重，已经明白以往政事的过失，亲自发布德音，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开始，以符合上天的意旨，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便突然抛弃天下而去。天下听到这个消息，知道过去那些弊政都是先帝想要改正的，思念圣德，继而流泪。因此皇帝登基，圣母临朝，奉行先帝遗志，停止导洛工程，废除市易法，废止青苗法，停止助役法，放宽保甲法，免除买马，停止修筑城池的劳役，恢复茶、盐、铁的旧制，贬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人。命令传达所到之处，平民百姓都欢欣鼓舞、互相庆贺。臣愚昧，不知道朝廷认为这些事情是谁的过错？对上，是大臣蒙蔽皇帝的聪明，迎合君主去做坏事；对下，是小臣贪图冒进、追逐荣利，奔走竞争而不知羞耻。这两类人都有罪，只是大臣所负责任重大，所以罪责重；小臣所负责任轻，所以罪责轻，这即使三尺童子也都知道。如今朝廷既然已经罢黜小臣，对于大臣却反而任用他们，难道还要让他们调和阴阳、陶铸万物、治理百姓吗？臣私下猜想，朝廷的意思是想以礼体貌大臣，等他们自己感到羞愧而离去，以保全国体。可是蔡确、韩缜自从山陵礼毕以后，仍然端坐在职，不肯引咎辞位来向天下谢罪。臣谨按察，蔡确、韩缜受先帝恩遇最深，任职最久，占据的职位最高，所犯的罪也最重，却厚着脸皮，丝毫不知道羞愧。蔡确等人如果真认为过去所做的是对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不争辩？如果认为过去所做的是错的，那么过去为什么不进言？深究他们的内心，他们安心不走，不过是认为这些都是先帝所做，并不是自己的罪过。做大臣却忘记君主、只顾自己，不肯以自身承担罪责，反而把罪过归给先帝，这种不忠不孝，哪里还有超过它的？臣实在不忍心让千年以后的人把大臣写在史册上，而蔡确、韩缜既然把自己置于无过之地，便使先帝独自承受恶名。这正是臣痛心疾首、吃饭也不能饱、以至眼泪纵横流下的原因。蔡确等人都只是平庸的普通才干，没有超过常人的实际能力。朝廷如果要取用他们的德行，却听不到有什么孝悌可称；要取用他们的才干，却听不到有什么功业可记；要取用他们的学问，却听不到有什么经术可以为人师法。他们只是用讨好媚上的办法来巩固宠爱和俸禄。陛下为什么不明正蔡确、韩缜的罪过？对上，可以替先帝分担诽谤；对下，可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如今只用法令处治小臣，却把蔡确、韩缜这样的罪大之人置之不问，那么大而言之，无法彰明先帝遗留下来的圣意；小而言之，无法安定人心。因此臣私下认为，只要大臣确实退职，小臣中那些不是倡议创立新法、制造事端的人，可以一概不再追究，使他们改过自新、服从君主，竭力效命，以洗刷过去的罪恶。臣不胜狂妄愚昧，忘却自身而为国家谋划，请求把这篇奏疏公布，使蔡确、韩缜自己决定进退的分寸。臣即使死上万次，也不以此为恨。谨记录上奏，恭候诏令。赏罚是人心邪正的关键。赏罚即使恰当，而人心仍不信服，是因为只记录了小过，却遗漏了大罪。只要蔡确、韩缜确实退职，小臣中那些不是倡议创立新法、制造事端的人，就可以一概不再追究，使他们改过自新、服从君主，竭力效命，这才最合乎大体。

译《乞诛窜吕惠卿状》臣听说，汉武帝时期，御史大夫张汤凭借巧诈迎合皇帝的心意，变乱货币制度，扩大刑狱，使天下人重叠着双脚站立，几乎导致天下大乱。汉武帝醒悟后杀了张汤，此后天下才安定。唐德宗时期，宰相卢杞嫉妒贤能、残害善良之人，极力劝说征伐，帮助实行暴虐的搜刮，使天下人相继背叛皇帝，终于流离播迁。唐德宗醒悟后驱逐卢杞，此后社稷才得以保存。大概小人天性倾邪，安于不义，本性阴险狠毒，尤其喜欢伤害别人；如果不让他死亡，最终必然成为祸患。臣恭敬地看到，前参知政事吕惠卿，具有张汤的巧辩欺诈，又兼有卢杞的奸邪凶狠，诡变多端，敢于任意妄行，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贪图财货没有满足。王安石最初任执政时，把他作为心腹。王安石是山野之人，强横自负而荒诞，对于吏治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吕惠卿便从旁指摘、教导，以助成他的恶行。青苗法、助役法的主张都出自吕惠卿之手。韩琦开始说明青苗法的危害，先帝知道韩琦朴实忠诚，立即醒悟，想罢免王安石而采纳韩琦的意见。当时的执政大臣都听到了皇帝的德音，王安石也惊惶失措，屡次上表请求退职，天下人欣然，已有卸下重负的希望。吕惠卿当时还是小官，自知失势，便上奏请求入朝面见，竭力进献邪说，迷惑圣听，巧妙地扭转了上天的意旨。他身任馆殿、摄内侍等职，亲自前往传达诏令，起用吕惠卿，使他肆意施展诡辩，驳倒吕诲的议论，又替王安石谋划挟制上下的办法。他大多使用刑狱来震动天下。从此，诤臣噤声，有识之士屏息，天下便纷纷随之而倒。至于排斥攻击忠良、援引邪党，吕惠卿的力量占了十之八九。后来他又创立手实簿法，哪怕一尺屋椽、一寸土地，也搜检括取，毫不遗漏；鸡、豚、狗、猪，几乎都抄查遍了。专靠告发攻讦，推究得连毫毛也不放过，鞭打刑罚交相施行，纸张笔墨都极其昂贵，百姓的怨苦超过了对青苗、差役的怨苦。又借保甲正长发放青苗钱，编甲赴官，一户也不遗漏，上下骚动，无法安生，于是导致河北百姓流离迁徙；即使上等富户，也有赶着车牛、怀带金银，流入襄、邓一带的。随后又兴起大狱，恐吓胁迫士人，如郑侠、王安国之类，仅仅保住性命而离去。推究他蓄意为害，本来就想株连蔓引、污蔑公卿，并不只是这些事情。幸亏先帝天性仁厚圣明，每件事都加以裁抑，所以吕惠卿没有能够把恶行做绝；否则，安分守道的士人就没有活口了。后来吕惠卿因贪赃获罪被罢黜，于是极力陈说边疆事务，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他在延安时，开始改变军制，杂用蕃汉军队；在上面与冯京意见相左，在下面又和蔡延庆等人竭力争辩。党人徐禧帮助他，于是推行了他的主张，违背众人的情理，破坏扰乱边政，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西戎并没有变故，他却妄奏紧急军情，擅自率领大军进入敌境，始终没有见到敌人，拖延着回来，耗费资粮，丢弃兵器铠甲，数以巨万计；他肆意欺骗蒙蔽，旁若无人，还立碑记功，使西戎明白知道朝廷有吞灭灵、夏的意图。从此戎人怨恨反叛，边境骚动，河陇困乏枯竭，天下疲惫。永乐之败中的大将徐禧，本来就是吕惠卿从平民中保荐提拔的，始终与他意见一致，于是把边政交给他办理。战败的消息一传来，震动宫廷，以致皇上忧惧成疾，最初实在就是由此引起的；边境的祸衅一旦发生，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等到他调任掌管河东时，大规模征发人力和牛，耕种葭芦、吴堡两寨的荒地，依靠重兵保护，才敢播种；播完种就回来，不敢再去察看。到了秋收，又派重兵防守，收割所得大多是秕谷稗子；在雨中收获，立即就腐烂了。吕惠卿夸大其数量，发文让转运司交割，妄称可以停止馈运；实际上耗费不可计算，丝毫没有利益，边臣畏惧他，都不敢说话。这些就是吕惠卿在朝廷任职时的一两件事，即使把他在街市朝廷公开示众，也不算过分。至于他私下的行为险恶刻薄，根本不是人所应有的，即便是乡里的下等贱民，也有不肯吃他剩下食物的。王安石对吕惠卿，有庇护羽翼之情，也有如父如师的恩义。当他们谋求进用时，牢固地结为一体，互相援引，以欺骗朝廷。等到权位相当、势力相互倾轧，转眼便互相吞噬，变成仇敌。起初王安石罢相时，凭执政大臣的身份推荐吕惠卿；吕惠卿取得权位后，害怕王安石再次被起用，于是兴起王安国、李士宁的案件，促使王安石回归。王安石察觉了这件事，被召即起，彼此轮番攻击，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王安石一党说，吕惠卿让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华等人的钱，置办购买田产；又让舅舅郑膺请求夺取民田，让僧人文达请求夺取天竺寺僧舍。朝廷派蹇周辅审理此事，案件将要具备结论时王安石罢去，按照旧例便不再追究审查，这件事御史可以复查。吕惠卿说，王安石同自己相互勾结作奸，并揭发他的私信，其中一封写道：“不要让齐年知道。”所谓齐年，就是冯京；冯京、王安石都生于辛酉年，所以称为齐年。先帝还认为他的罪过不重，后来又发现一封写道：“不要让皇上知道。”王安石因此获罪。吕惠卿和王安石本是推心置腹，彼此托付妻子儿女，平日结交唯恐不深，所以即使欺骗君主的话出现在书信中，也不再互相怀疑离间。吕惠卿在尚未发生事情时，已经把这些话一一收录，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一旦争夺利益，便互相揭发搜摘，毫不留力，必定要置对方于死地；这是狗和猪都不会做的事，吕惠卿却做了，竟然毫不惭愧。天下士人见他在位，都侧目畏惧。君主任用人，想要他忠于自己、守信于己，就必须看他是否仁爱父兄、诚信师友，然后才能把事情交给他。所以，放弃小鹿虽是违背命令，但推究其中的仁心，便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为了君主而杀死自己的孩子虽是奉命行事，但推究其中的残忍，也可能弑杀君主。栾布只是没有废弃彭越的遗命，所以汉高祖知道他贤能；李勣只是没有贪图李密的土地，所以唐太宗认可他的义行。两人后来侍奉了两个君主，都成为名臣，为什么呢？因为仁爱之心存在于内，施用于什么事情都可以。虽然公事和私事有所不同，但忠厚之心没有不同。至于吕布侍奉丁原却杀了丁原，侍奉董卓又杀了董卓；刘牢之侍奉王恭却反叛王恭，侍奉司马元显又反叛司马元显，背弃悖逆人理，为世人共同怀疑。所以吕布被曹公诛杀，刘牢之被桓氏杀死，都是因为他们一生反复无常，势必不能容存。

译曹公和桓氏，都是古代的奸雄，能够驾驭英豪，什么人不能收罗？然而推究利害，最终还是畏惧这种反复无常的人。如今朝廷选用忠诚守信之人，唯恐来不及，却把吕惠卿置于其中，这就好比香草和臭草混在一起、枭鸟和鸾鸟同栖一处；不但两者势不两立，而且恶人必定获胜。何况自去年以来，朝廷罢免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人，有的因为谋利，有的因为滥用兵力，只要有一件事危害百姓，都不能逃脱谴责。如今吕惠卿一人兼有众多罪恶，知道自己罪大，想借闲散职位自我免罪，天下公议却不肯赦免他。然而近来言事官论奏奸邪之人，连邓绾、李定这类人都逐一列举，却没有涉及吕惠卿，大概是因为他凶悍、多疑、残忍，如同蝮蛇毒蝎；万一再次被起用，必定对细小怨隙也报复，所以言事者不肯轻易发言。臣愚蠢少虑，认为身居言责之位，却与元凶同时存在而畏惧躲避、含忍不言，是辜负朝廷。因此不顾死亡，献上这番愚直之言。伏请陛下独断圣裁，稍稍依法惩处；即使还不至于用刑斧杀戮，也应追夺官职，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魑魅。谨将此事记录奏闻，恭候诏令裁决。宋代儒者对王安石多有宽恕之辞，而对吕惠卿的罪责尤其严厉。吕惠卿的罪恶，在这篇奏疏中已经充分显现，确实如此。然而像吕惠卿这样的奸邪小人，哪一代没有呢？如果没有王安石、吕惠卿，他们不过老死于低级官职，难道能够毒害天下吗？《礼记》说：“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于辩说，学问错误而广博，修饰不正而显得光润。”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当得上这些话。他的气势确实足以打动君主，文采又足以欺骗后世，本来就是小人中世所罕见的人物。正当应该在他死后加以诛责之时，元祐却恢复旧政，首先追赠他为太师，名分和事实都混乱了。吕惠卿虽被贬逐流放，又怎能使他心服呢？请求招募河北保甲充任劳役，以消除盗贼的奏状。臣听说，减轻赋税、散发储藏的财物，表面上似乎会使国家贫穷，但百姓安居乐业，盗贼不发生，县官收取租税，粮仓有余粮，府库有余布，时间久了便会富裕得不可胜计。加重赋税、夺取百姓利益，表面上似乎会使国家富足，但收入有限，危害无穷；大则亡国，小则招致盗寇。盗寇一旦兴起，全部所得的利益，还抵不上所花费的十分之一，时间久了也会贫穷得不可胜计。臣不敢远引陈胜、吴广、庞勋、黄巢之类，只说淳化年间的李顺、庆历年间的张海等，以及熙宁年间的廖防。这几起盗乱，计算他们焚烧官寺、劫掠仓库，以及发兵命将、转运粮食、损耗兵械、招募士卒和奖赏功劳的费用，大概不下数百万贯；只要事情了结，哪里敢谈费用呢？可是事情尚未发生时，如果有人建议拿出几十万贯来消除变乱，上下便争执不休，好像爱惜自己的肢体一样不肯割舍，这是天下最大的迷误，也是古今共同的祸患。因此臣希望从元丰库或内藏库请求钱三十万贯，上可以作为先帝在过去收储财物的用途，下可以为社稷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伏愿陛下权衡祸福的轻重、得失的多少，果断施行，不要让有关官署吝惜出纳而妨害国家大计。河北百姓喜欢从事抢劫，来由已经很久了。近年创设保甲，把他们驱离田地，教他们学习凶器；一人服役于官府，一家都要资助供送，穷困无聊，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埋伏行劫、作奸犯科的人，十个中有九个，名义上称为保甲，却没有人敢过问。假如再过一年还不废除，那么陈胜、吴广的事情就可以立刻等着发生了。如今保甲虽然已经废罢，但手拿弓刀的人不能再拿锄头，惯吃酒肉的嘴也不能再吃蔬菜；既然无处归宿，势必成为盗贼。如今河北盗贼成群，据查访听闻，都是保甲的余党；如果再因饥荒而激发他们，变故发生到什么程度就无法预料了。近年富弼任青州知州，当时河北流民有百万，辗转迁徙到京东。富弼制定方略，赈济使老幼存活，又招募其中强悍者编为军队，不等朝廷诏令，全部刺以“指挥”二字，后来都成为精锐士兵；百万流民中，没有一人做盗贼。富弼作为人臣尚且能够便宜行事做到这样，何况陛下拥有天下，而元丰库和内库的钱物堆积如山，无法计算。只说近日内降睿思殿金银一类，命令另库收藏的，据估计就有一百多万贯，都是先帝从各方面积聚，以备紧急支用，并不是取自百姓；圣明的谋划深远，非常人所能及。如果积聚起来却不使用，那么同东汉的西园、晚唐的琼林和大盈二库有什么不同呢？先帝的圣德也会因此有所损害。所以臣希望请求三十万贯作为招募军队的经费，选一两名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分别前往河北各路，在保甲中招募强壮勇敢、精悍能干的人编为禁军，按照各人的才能确定军队编制。本州没有空缺，就从近处到远处安排；或者押送到京城，不过一两万人，河北的豪杰大概就招募殆尽了。其中武艺特别高强、过去按例应补入班行的人，押赴宫阙考验；确有真本领的，就补充内六班的空缺，或者补充本贯及邻近地区缺额的军员。但应当严明发布指挥，等事情完成后派人复查；有不依法办理的，重重治罪有关官吏。臣听说先帝本来认为保甲可以使用，所以想把兵力隐藏在农民中，逐渐消除正式军队，因此禁军有许多缺额。如今保甲既已废罢，即使太平无事，也应当补足军额，何况正如臣前面所陈述的情形。唯愿陛下深思明察，果断竭力施行。今冬明春大旱，两季麦子不能成熟，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恐怕不能再拖延。谨记录奏闻，恭候诏令裁决。说散发财物正是使国家富足，这个主张确实坚定不可动摇，可以世世代代作为天下的法则。至于他回护神宗聚敛财物的地方，立论还算合乎体制；至于招募保甲、补充禁军，把那里的财物取来补益这里，转祸为福，可以说是善于治理国家了。《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三目录。眉山苏辙文（三）。奏状、上书、祭文。《论西事状》。《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为兄轼下狱上书》。《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三。眉山苏辙文（三）。

译《论西事状》。臣恭敬地看到，西夏自从秉常之祸以来，人心离散，梁氏与日木多两族分据东西两厢，兵马势力彼此相当，猜疑阻隔日益加深，入侵的图谋从此衰退。朝廷略加招抚接纳，他们随即表示服从，使者往来不断，臣下的礼节也非常周到。只是从今年春末夏初以来，他们开始生出桀骜之心，出兵数万人，突然袭击泾原，杀死俘获弓箭手数千人，又退回巢穴。朝廷正忙于安抚众人，难以动用武力，于是以君臣之礼接待他们，加以册命的恩典，特意派遣使者，厚赐金帛。他们却狡诈地生出恶念，竟敢侮慢朝廷，动辄拿地界作借口，不再入朝谢恩；至于坤成节的贺使，也竟然不派遣。中外臣子听闻此事的，无不愤怒，恨不得吃他们的肉。臣忝居侍从之职，主上忧愁，臣下便感到羞辱，按义理不能推辞劳苦。臣由小官被擢升，列于禁近之臣，议论政事本是我的职责；感激皇恩，思图报答，更应当不同于常人。因此冒昧进言，不避罪责，希望圣意由此醒悟，即使因此遭到谴责驱逐，臣也不遗憾。臣私下认为，当今的事务，必须先弄清招致敌寇的原因，审察行事的得失，然后推测敌情所在，制定制服敌人的长远策略。如果确实把这四件事全部陈列在面前，羌戎这些小丑，势必也没有什么可作为的。栋戬本来同西夏世代为仇，元昊叛乱时，仁宗依靠他牵制西夏；梁氏篡权时，神宗借助他征讨西夏。他世代效忠出力，不是其他蕃部可比。近来栋戬年老多病，他的宰相鄂特凌古擅自掌握国政，和他的妻子契丹公主杀死栋戬的两个妻子森摩氏；他的几名大将果庄、温锡沁等人，心中都怀有不服。鄂特凌古欺骗蒙蔽朝廷，自称是栋戬的继承人；朝廷没有察明真伪，也没有考察逆顺，就把节钺交给了他。谋划不善，祸患从此开始。鄂特凌古知道失去众人拥护后，便滥用威刑，众人的心一天比一天离散。果庄自认为与鄂特凌古地位相当、同为一体，却反而处在他之下，心中常常不满。夏人利用这个间隙，降低身份对待果庄，先同鄂特凌古解除仇怨、结为欢好，让他转而劝说果庄出兵入侵，又诱骗胁迫日木多保忠，让他在泾原暗中发动袭击。党羽已经结成，羽翼已经丰满，所以敢于肆意说狂妄的话来动摇朝廷的听闻。假如当初鄂特凌古以栋戬去世的消息来报告继承人的问题，朝廷便依照他的请求，遍问果庄、温锡沁等人，询问谁真正应当继位；如果众人认为鄂特凌古可以继位，那么他即位以后，众人必然没有异议；如果认为他不可以继位，就分割栋戬旧有的部族区域，把三名使臣的名额授给这三个人，使鄂特凌古没有侥幸获得任命的机会，果庄也没有怨望之意，那么夏人就没有可以结援的人，怎么能够动摇局势呢？再加上这些年以来，朝廷本来厌恶战争，羌人也察知了这一点，因而自我安定。近来忽然命令熙河防集人马，大规模修筑西关城，又说来年应当修筑龛谷。声势和事实都已经暴露，敌人的心中不得安宁，于是出兵逞强，祸衅也由此产生。这就是所谓招致敌寇的原因。先帝过去因梁氏篡逆的祸乱，发兵讨伐，侵夺边界，使双方结下了极深的怨仇。羌人的性情重视报仇，推测他们想要报复的心情，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只是由于丧乱接连不断，兵力凋残，陛下即位初期又一心招抚接纳，所以他们连年入贡，让百姓得到休息。虽然他们说着恭顺的话，大概也并非出自本心。假使他们违反臣服之道，本来还可以说有理由。如今朝廷在他们承袭之后，赐给册命，拿出二十多万缗金钱作为礼物。他们既然同我国有了君臣名分，就可以责求他们尽忠守顺。朝廷这一举措，在义理上很正大；可是羌人没有谋略，竟然放肆桀骜。对内，他们国内的士民都知道他们理亏，必然不肯为他们效力；对外，中原的兵将都有斗志，容易借此立功。是非曲直的关键，在这里就已经确定了。虽然舍弃金帛来封殖仇敌，小人称之为失策；但分别是非曲直以激励将士，明智的人称之为得计。这就是所谓行事的得失。元昊本来胸怀大志，长于用兵；谅祚承受天性凶狂，轻率地使用军队。他们近来成为边患，已经历经多年。然而国家小、力量弱，最终还是困顿灭亡。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平素同日木多不和，内部多有灾难，却还想对外逞强。中原推测他的奸谋，大概不是元昊、谅祚所能相比的。我认为二圣在位，恭谨沉默、守成不变，仁爱的恩泽深厚，远近都知道。既然他们没有用武的意图，夏人便可以肆意提出无厌的要求。兰州一带诸城、鄜延五寨，屡次请求而不能得到，势必以威胁迫使朝廷答应，便以此夸口，认为只要提出要求就没有得不到的。如今朝廷已经逐渐加强边备，增加兵力、训练将领，那么羌人的心思已经违背原来的计划，不过想在秋冬寒冷之后稍稍逞强，以试探朝廷罢了。如果朝廷意志坚定不动摇，守边没有过失，那么他们前来通好、请求结盟，本来也没有什么可羞惭的；如果朝廷用心不专一，只求和好，那么他们的要求将有百端，渐渐会使人无法忍受。这就是所谓敌情所在。凡是要应对敌人，必须先端正名义。夏人开始施展奸邪谋略时，必定有两种打算：一是认为轻慢的言辞既然已经传达，便可以得到土地，无穷无尽的要求也会因此更加张扬；二是认为即使得不到土地，实际上也没有损失，等到猖狂逞强而力量衰竭，稍稍恢复臣服的礼节，再来请求和好。中国厌恶战争，势必没有不答应的。他们刚刚无礼时，便夸大事势，向各个戎族炫耀；等到他们柔顺屈服时，又略微表示恭顺，使中国勉强听从。如今朝廷派兵、储粮，对土地的请求本来已经不答应；然而号令还不明确，逆顺还没有显示出来。臣恐怕夏人不知道朝廷不怕用兵的意志，无法挫败他们的奸心；又恐怕将来他们奸谋穷尽、力量衰竭，稍稍修整臣下礼节，朝廷便同他们讲和。约定若不坚固，必然难以长久维持。过去赵国想同秦国讲和，他的谋臣虞卿认为，跟随秦国讲和，不如跟随齐国讲和。于是赵国向东同齐国结交，秦国人便自行前来。小小的赵国尚且知道这样做，何况堂堂中国，难道要畏缩躲避、苟且求安，不辨明曲直，反而听命于羌人吗？臣希望陛下明白下诏，张榜告示沿边各郡，大意可以说：“夏国近来从谅祚丧亡以来，先帝出兵吊民讨罪，既断绝岁赐，又禁止和市。

译羌地困穷，一匹绢的价值高达十余千。朝廷又命沿边诸将轮流进攻讨伐，横山一带的土地全都废弃，不敢耕种；困守沙漠，衣食一齐断绝，老幼穷饿，无法自行生存。朕统治四海，一视同仁，无所不覆，怜悯这一地区贫困而无处申诉，于是命令各道将帅禁止侵掠。从此靠近边塞的田地才重新耕种。既已通和市，又允许他们入贡；使者一到，赏赐不可计数，贸易后满载而归，获得的利益无数。听说羌地得到这些丰厚利益后，父子兄弟才开始有了生计。朕还想到他们国主年幼势弱，部族离心，如果不是本朝赐给他节命、借宠威来扶助他，又凭什么威服豪强首领、保有土地疆域呢？”当时朝廷士大夫都说夷狄反复无常，内心不可以知道；使者将要出发时，议论还没有停止。朕有保存灭亡国家、接续断绝世系的志向，想要修行祖宗以爵命诸侯的典制，宁可让别人辜负我，也要决断而不疑，所以派使者出境，授予礼命，金钱币帛在道路上接连不断。边地父老观看的人都叹息，认为这样的仁义厚恩是古来所没有的。然而他们有狼子野心，吃饱后便背弃恩德，不派使者来谢恩，也不来庆贺坤成。朕以君主之道抚养他们，他们却不以臣下之礼回报。朕为天地所疾恶，将相都很愤怒。朕只是认为狂妄谋逆的不过一两个人，其他奸臣和国人有什么罪，难道都应遭到杀戮吗？所以平息战争、安定众人，尚未议论进攻讨伐。然而逆与顺的道理不能不明白。命令沿边诸将整饬激励兵马，广泛储备粮饷；胆敢侵犯边塞的，立即杀掉，概不赦免。他们既然背逆，天理不容他们，或者遭受人祸，或者必受鬼神诛罚。姑且修治我国边疆，等待他们发生变化。臣料想这个命令一旦发出，羌人便会惭愧畏惧；即使不会立即归顺，他们的奸计也会受挫，无从号令部下。各路兵民知道他们理亏、我方正义，人人都会想着拼死作战，勇气一旦发作，边境的声势自然会增强，这是必然的形势。如今朝廷日夜备边，常常像敌寇即将到来一样，却只是一味委曲忍让，不下达这个命令；即使敌众一旦侵犯国境，最终也免不了交战。如果听从臣的意见，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不出兵，坐着等待敌人，起初并没有不同，却能使士气振奋而想要作战，使敌人知道困难而自行屈服，请求和好的使者一定会很快到来，这就是所谓制服敌人的长远策略。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增添屯驻兵将，扩大边地储备，商议断绝和市，并派熙河帅臣招徕鄂特凌古、果庄、温锡沁、日木多、保忠等人，这正是兵法所说的上等用兵在于攻伐谋略、不战而使人屈服。陛下如果能够用金钱宽待他们，放宽对他们的束缚，使将帅能够竭尽心力，间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敌人也渐渐可以制服了。然而有一件事似乎不是臣本来应该说的，只因蒙受国家深厚恩典，不敢不尽言。熙宁、元丰年间所施行的政令，虽然未必便利百姓，但先帝用法令掌持，用威势辅助，所以政令没有不服从的，事情没有不办成的。近来朝廷削去苛刻法令，施行仁政，可以说是好事；但是刑法政令不明，多实行姑息，中外都观望不前，渐渐形成放纵松弛、懒惰怠慢的风气，平时没有事情，姑且用来偷安罢了。如今敌人正不顺服，胜负的变化还不可知，在紧急关头，平时没有威严号令，凭什么统率众人？臣认为应当借事情来端正法纪，向天下明白显示。臣前面所说，去年大臣接受并采用鄂特凌古欺骗蒙蔽的奏报，授予他节制之权，导致果庄怀愤入侵、夏人乘机违命；这就是当时宰相、枢密使及副使苟且简慢、没有谋略的罪过。近来泾原的贼骑来到数万人，杀掠数千人，侦察哨所不明，防御来不及；熙河的贼兵退去至今已经数月，关于杀伤焚荡的奏报至今没有停止；这就是将帅松弛怠慢、不畏惧朝廷的罪过。陛下安然不以为怪，完全没有责问，政事败坏，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朝廷内外相互对视，认为奇怪疑惑；朝廷正要让人踏着刀刃、奔赴汤火，臣因此知道他们不能办成。过去公孙弘做丞相时，诸侯有叛逆的谋划，便请求归还侯印来承担责任；诸葛亮做丞相时，任用马谡不当，便请求自己降三等，以右将军身份处理政事。大臣体恤国家，不惜亲自降职贬黜，为众人执行法令。如今陛下为什么不把去年册命鄂特凌古以及参与议论的大臣，不论已经离职还是仍在任的，都削夺一级官阶？至于两路将帅，虽然仍然委以任用，也不能废弃法令，都应当随着罪行接受惩罚。用这种方式号令四方，或许可以使人知道畏惧。朝廷之上政事修明，千里之外的敌人自然恐惧，形势发展到这里，不足为怪。如今陛下不能端正群臣，却希望西羌畏惧威势，是不可能的。臣听说范仲淹镇守庆州时，因为葛怀敏战败，请求以任用将领不当为由，让两府大臣降职谢罪，削减他们的勋爵后又恢复职位，以激励各位将领，安慰边地士兵。当时虽然没有采用，但范仲淹的话直到今天仍令人惋惜。臣虽然不聪敏，考察过去的事情，认为可以施行于今天，不敢沉默。小臣狂妄僭越，斧钺诛杀之刑，我无处逃避；唯愿陛下裁察，决定取舍。审察曲直，是用兵的根本。审察自己的曲直，就知道自己应当改变什么，才能用兵讨伐城邑。审察对方的曲直，就知道对方的情势。这就是《司马法》所说的上等用兵在于攻伐谋略。京城门外的事务，由将军控制；一切采用正兵还是奇兵，君主都不参与，只有功劳赏赐和罪过惩罚由君主掌握。法令一经确立就必须实行，丝毫不能差错，像山岳一样不可移动。这又是根本中的根本。这篇文章所论，可以说抓住了根本。下达声讨敌人的诏书，彰明对方的过错；惩罚谋划失误的大臣，使我方由曲转直。军队正义便会壮盛，这就是所谓的庙算。至于或攻或守、或分或合的策略，如果都由朝廷从中控制，即使反复推算都能算中，也会因为道路遥远而来不及影响事情，何况未必算得准确呢？过去宋仁宗对待契丹，估量自己像小国侍奉大国一样，一时的志士因此愤懑惋惜。后来有使者出使契丹，契丹主谈到仁宗时声泪俱下，引使者去看仁宗所供奉的画像，说与契丹本国的祖宗没有不同。原来契丹主年轻时曾经化装跟随国信使来到宋朝边帅处，窥见了这件事，秘密把它报告给仁宗。到了驿馆，仁宗秘密召他进入内宫，让他拜见皇后，像抚养自己的儿子一样抚慰他，说：“你和我是同一家人。” 赏赐多得无法计算。他回国即位以后，没有一天忘记宋朝。可是仁宗在世时，全国都不知道契丹世子曾经来到中国。像仁宗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神武之主了。兵法难道一定只存在于龙蛇鸟虎之间吗？

译《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臣恭敬地认为，朝廷内外的臣民各有职事，越过职分发言，国家有固定的法令。臣守土于陈州，没有言事的职责，却冒昧发言，按自己的狂妄愚昧计算，这确实是有罪。然而臣想到，近来因年老多病，不能胜任政务，陛下不忍心废弃我，亲自选择便利之地，使我得以安养。临行辞别那天，臣当面承受陛下的教诲，认为大臣的义务都应当替国家谋划，不应因身在朝廷内外而有所顾忌、有所隐瞒。古人说：“即使身体在外，心也不应不在王室。”臣恭敬地想，圣德广大，没有什么不能容纳。可是臣自到任以来，到今天已经一年，心神昏乱，病情有增无减，所以曾请求苟延余生，求归乡里。区区诚意，长久以来未能获准。陛下看到臣的志气衰败到这种地步，难道还会有意辨明是非、同世俗争辩吗？因此对于得失之间的事情，长久以来没有参与。如今臣私下有所思考，对上为陛下参酌官吏，对下为陛下考察百姓，而国家安危的关键确实就在这里。臣自己想到承受历代圣主的恩典，国家的祸福，实在同自身相连。志气力量虽然衰弱，但按义理不能沉默。臣想说的，并不敢远引上古、预先探测未来，以迷惑陛下的聪明。这些全都是陛下曾经亲自经历过的事情，也是臣愚钝而有幸听闻的。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之初，思虑深远，凡有建树，往往都合乎天意。最初议论修建山陵时，深切忧虑费用过于浩大，于是推明先帝薄葬的遗命，诏告有关官署。四方听闻后，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后来一年之间，广泛颁布号令，劝导率领宗族，敦厚孝悌的行为；勉励州郡，把农桑政策放在首位；恢复转对制度，以扩大言路；议论徭役，以宽减百姓力量。这些盛大的德政，无法一一记述。当时天下虽然经历大变乱之后，却没有不急切地希望听到德音、借此忘却忧患的。两宫欢欣，九族亲睦，群臣百姓都蒙受恩福而安定。纷杂的议论没有传到朝廷，诽谤怨恨的声音也听不到于乡里。陛下宽缓无为，天下已经治理好了。这样治理国家，难道不令人快乐吗？陛下如今回头看，当日的政事中值得后悔遗憾的，总共有几件呢？以臣看来，不但陛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即使天下人也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当。为什么呢？因为政令简易，合乎人情所安。《易经》说：“平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容易知晓就有人亲近，容易遵从就能建立功业。有人亲近，事业就可以长久；有功业，事业就可以扩大。”假使陛下推行这一道理，始终不改变，那么臣认为，可以长久、可以扩大的功业就能够实现。后来求治过于急切，用意超过限度，奸臣乘隙进献邪说，开始议论开拓边疆，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延安有谋取横山的计划，保安有招诱敌人的计策。陛下用金帛宽待他们，给他们兵器。小人贪图功劳，考虑祸害不够长远，轻率出兵深入，结怨于西戎，夺取尺寸之地却没有用处，白白耗尽内府历代积蓄。大则使秦、雍疲敝，小则使本人死于仇敌。西部边境骚乱不安，于是陛下第一次后悔了。然而陛下天性英明果断，具有汉武帝那样宏大通达的气量，虽然军队和官吏失去法度，建立功业的心却从未稍有衰减。因此左右大臣察知了这一心意，又进献聚敛财利的主张。陛下喜欢听到其中的利益，来不及深入追究其中的危害，于是全部采纳施行。设置条例司，搜求天下遗留的利益。已酉年秋天，新政开始出台。从此以来，凡是变革的事项不可尽数，其中最大的，第一次是常平、青苗，第二次是拣兵、并营，第三次是出钱雇役，第四次是保甲教阅。这四件事同时推行于世，官吏疑惑，兵民愤怨。进谏争辩的奏章交相送到朝廷，诽谤的声音传播到市场。陛下不堪其烦，为此在朝堂上长叹，直到太阳西斜也不进食。然而仍然庆幸它们能够成功，竭力排斥众人的议论而固守不改。天下正共同厌恶困苦，却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拣兵并营的弊害最先显现。武夫凶悍，怨恨最深，祸患最急。陛下知道这样不行，于是多发给他们月粮，又收纳退伍士卒，以顺应他们的心意。陛下第二次后悔了。然而军中的舆论仍然汹汹不安。陛下虽然施恩安抚他们，他们却始终不认为是恩惠，反而说陛下是害怕他们。不幸边臣谋划失算，又使戎人产生反叛之心。帷幄中的大臣谋划不善，不致力于安定他们，反而致力于扰乱他们。临出发时派执政大臣，交给他边疆事务，拿出许多金钱财物，预先写好诏敕，来促成他们深入的计划。在这个时候，天下人都知道必定失败；可是陛下和一两个大臣正认为万事都能举、万事都能全。后来出兵进入无人之境，在不能守卫的地方筑城，困乏损耗腹心之地，只求没有益处的功劳，使秦、晋百姓父子流离，肝脑涂地。戎人乘机疲弊之时进攻，已经建成的城池受到攻击，随即倾覆。救援的军队接连溃败反叛。四方震动，君臣日夜忧劳，随后才下达罪己诏，流放元宰，以向秦、雍两地谢罪。陛下第三次后悔了。这三件事在尚未后悔时，陛下也认为是对的吗、错的吗？陛下违背众人的心意，竭力推行而不顾后果，必然认为是对的，不认为是错的。然而最终还是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后悔的事情，难道不也类似这样吗？臣听说，人数众多而不可欺骗的，是百姓；勇猛而不可侵犯的，是军队；地势险要而不可轻侮的，是邻国。如今陛下已经欺骗百姓、侵犯军队、轻侮邻国了。侵犯军队、轻侮邻国，变化迅速而祸患较小；至于欺骗百姓，变化缓慢而祸患巨大。变化迅速而祸小，是军队瓦解的忧患；变化缓慢而祸大，是国家土崩瓦解的祸患。如今瓦解的忧患，陛下已经知道后悔；土崩的祸患，陛下还没有放在心上。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地方。《易经》说：“复归得不远，就没有大的悔恨，大吉。”这是说事情尚未失败时。陛下如果不能觉悟它的错误，必定要等失败以后才后悔，像前面三件事那样，那么陛下的复归已经太远，悔恨也会更大。

译而且臣观察当前陛下认为正确、尚未后悔的事情，也不过三件罢了：青苗、助役、保甲。这三件事的弊害，臣不再说了。为什么呢？议论政事的人说它们不可行的，不止一个人；百姓毁伤肢体、熏灼耳目、嫁掉母亲、分居迁徙、低价出售田地房屋来求得免除负担的，不止一家。陛下也应当知道这些了。陛下徘徊而不改，使百姓无处申诉；再加上水旱灾害，接着发生饥荒，积聚怨愤的百姓奋起成为成群盗贼，逐渐侵扰蔓延，消灭后又重新出现；英雄豪杰乘机而起，振臂一呼，便可以聚集千人的队伍。这样一来，陈胜、吴广的形势形成，这就是所谓土崩的局势。臣恐怕陛下到了这一步，即使想再次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臣希望陛下把即位初年的政事同今天的事情拿来比较：天下纷乱不安，哪一个比今天更严重？群臣交口争辩，哪一个比今天人数更多？陛下听取阅览而疲倦，哪一个比今天更多？后悔自责，哪一个比今天更迫切？陛下如果确实这样比较，不等臣说完，得失就可以自己判断了。况且即位初年的政事，是陛下的本心；今天的事情，是臣下错误的谋划。陛下抛弃即位时的本心，顺从臣下错误的谋划，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虽然如此，臣私下从道路上的传闻听说，如今陛下也已经后悔了。后悔却不改变，并不是陛下的本意，而是受那些进言大臣的逼迫。臣子向君主进献谋略，如果事情没有成功，便改变主意去顺从众人，那么君主就可以由此测知他的深浅；君主可以测知他的深浅，那么任用还是舍弃他的决定就掌握在君主手里，这正是臣子不愿意的地方。臣私下痛惜陛下为了社稷的计划，想要改正过错来安定天下，却被贪恋权力、固守职位的大臣坚持不放。陛下聪明睿智，官员的废置任用本来由自己决定，却唯独在这件事上郁闷不决。汉宣帝同赵充国攻打匈奴时，魏相反对此事，认为应当同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以及有识之士详细商议后才可以。那三位侯爵并不比赵充国贤能，然而他们同国家共同忧乐，没有侥幸求取功名的心，也没有企望爵禄赏赐的意图，这些方面远远超过赵充国。连赵充国尚且不能完全听从，何况那些不如赵充国的人呢？陛下将要安定百姓、保全国家，却同喜欢功伐、贪好权利的人谋划，臣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臣不能抑制自己区区忘身忧国的诚心，因此身处疏远之地而言辞恳切，唯愿陛下明察。茅坤说：“通篇都在指责神宗已经后悔的地方，感慨激愤而使人觉悟，得到了《易经》所说‘从门窗纳入约束’的意思。” 《自齐州回论时事书》【附《画一状》】臣自幼读书，喜欢谈论天下的治乱。正当陛下开始求治时，臣上书议论政事，陛下没有废弃臣这种狂直狷介之人，召臣到便殿应对，使臣亲自听到圣明的教诲，九品的卑微官员从此才得以登殿议论政事。当时，陛下喜好询问的声誉震动海内，愚昧卑贱的人忠实相信而少有思虑，以为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慢慢陈述，逐一指出而安排确定。后来臣误以为朝廷会防止滥施恩泽，接受了授职条例，抗言议论其得失，却与有关部门意见不合，于是请求出任外官。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可天下的安定治理始终没有出现，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伏想陛下天生具有圣明的德性，聪明睿智，不必学习便具备谋划和处置政事的能力，这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可是近年以来，每有改革变更，百姓大都不服。大概是青苗法实行后，农民没有多余的钱财；保甲法实行后，农民没有多余的力气；免役法实行后，公私双方都困窘；市易法实行后，商人都受到困扰。上面官吏辛劳，担心难以推行；下面百姓忧愁叹息，希望赶快改掉。所有这四件事，难道陛下的圣明有所不知吗？臣认为不是这样。陛下的圣明无所不知，为什么这样说呢？两年以来，陛下屡次作出英明决断，罢免或任用大臣，列举他们的罪过，明白地告示臣民。凡是天下共同憎恶的事情，陛下没有一件不知道。由此看来，凡是天下共同怨恨、苦恼的事情，陛下还有什么不能察觉的呢？如今上天悔过而降下灾祸，重新开启道路，圣意已经改换辅佐大臣，朝廷内外都踊跃欢欣，期待看到宽缓的政令；可是日子一天天、一月一月过去，却寂静无声，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众人的心惶惶不安，就像长期饥饿而得不到食物。臣虽然愚昧浅陋，却独自替陛下感到遗憾。陛下自即位以来，求得治理的心情总像来不及一样，意图是要用尧、舜时代的盛平，改变汉、唐时代的浅陋；不幸左右近臣不明事理，逐渐拖延，竟到了这种地步。天下的人谁不知道呢？如今既然知道那些措施不能采用而把它们罢去，却又沿袭它们的旧法而不改，难道还要让后来的人代替它们承担罪责吗？这就是臣替陛下感到遗憾的原因。况且现在天下的安危，聪明人已经不用再计算了。水灾、旱灾连年发生，死者将近一半，留下的百姓饥饿困苦，盗贼遍布田野，边境还未安宁，军队驻扎在外，府库空虚，边疆军饷缺少；值得忧虑的事情哪里数得完？这些办法没有成效，已经清楚可见了。然而陛下独自迟迟不作决定，难道是已经实行过、后来又废止了，害怕天下人由此窥见其中的深浅吗？臣听说君主的德性如同天，天对于万物，天气炽热而造成旱灾，千里土地赤裸，草木全都死亡，可以说是残虐了；但到了雷雨按时发生，滋润的雨泽充沛流布，百谷奋发而起，百姓又得到粮食，便歌颂天的大德，而忘掉旱灾的残虐。为什么呢？因为天的度量广大，改过毫不迟疑。假如乌云密布却不下雨，已经下雨又中途停止，迟疑犹豫，长久而不肯继续，那么上天生养万物的功德就断绝了。《左传》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如今陛下如果确实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澄澈如水，不被彼我、得失所扰；除去恶行如同丢弃尘垢，趋向善行如同救治饥渴；同百姓一起焕然一新，罢除这四件事情：已经发放的青苗钱，约定三年不收利息；已经编组的保甲，只保存原有名籍而不任用他们办事；恢复差役，废除免役条例；使商人自由通行，废除市易法令。实行一年后观察，如果百姓不能安居，水旱灾害再次发生，盗贼再次兴起，财用再次耗尽，确实有一件事使陛下忧虑，臣愿接受欺骗君上的诛罚，以向左右谢罪。陛下如果不相信臣，几年以后就会亲自承受这些弊害。古人有句话说：“难道不能忍受一次惭愧，却要终身惭愧吗？”希望陛下为国家社稷筹划。臣谨慎列举四件事的弊害，逐条写明进献；愚忠和愤懑的诚意实在难以承受，冒犯天威，伏地等待斧钺之诛。臣苏辙诚惶诚恐，冒死上书。【附逐条陈述一篇】谨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件事的得失，最容易看见；上至朝廷内外的臣僚，下至田间父老，没有一个不知道。

译只是因为朝廷所推行的事情，说它正确就有功，说它错误就有罪，所以人们畏惧躲避，被钳制而沉默，不敢直言。臣如今谨慎采纳众人的议论，把人们共同知道、明显可以看见的情况，逐条开列如下。第一，议论的人都说，平时富人借钱给穷人，按照本金收取加倍的利息，因此富人一天比一天富，穷人一天比一天穷。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收取二分利息，夺取富人兼并牟利的权力，用来救济贫民的急需；借贷方式与民间没有不同，而利息又不到加倍，公家和私人都有利，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然而，公家的借贷实际上和私人的借贷不同。私人虽然有时收取很多利息，但人情相通，并没有另外的条法限制。年成不足，可以用来年偿还；米粮不够，可以接着用草料偿还；鸡、猪、狗、羊都可以用来还债。没有限定年月，也没有交纳费用；可以出入乡里，不耽误农事；想取借就取借，愿意归还就归还。它不像公家借贷那样动不动就有妨碍，所以即使有时收取超过一倍的利息，百姓也安然不觉。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却责令用现钱偿还，催促随两税一同缴纳，还要邻里互相担保，写下文状请求钱款；一家不能偿还，就牵连九家，坐等奔赴城市，浪费各种费用。一旦有人逃亡拖欠，便平均牵连同保之人；贫富相互牵累，一定要全都困毙才停止。朝廷虽然多方设置法令来挽救这些过失，实际上却没有用处。第一，议论的人又说，平时的差役会毁坏百姓家庭，一个男子服役，全家便失去生计，所以让每户出钱，由官府雇人，称为免役。出钱虽然很多，但百姓免除了家庭破败的祸患，按照这个说法实行，似乎没有疑问。然而他们不知道，三代的百姓用劳力侍奉君上，并不专靠钱财。近世根据各家的有无，任凭他们选择方便：有劳力而没有钱财的，让他们贡献劳力；有钱财而没有劳力的，都可以雇人。人人贡献自己所有的东西，所以不劳烦百姓便能把事情办成。如今却舍弃百姓原有的劳力，只一味取钱；百姓虽有剩余劳力，也不能贡献。于是卖掉田地住宅，砍伐桑树柘树，卖掉牛马，用来供应免役钱，天下这才开始遭受大患。况且钱是官府制造的，米粮布帛是百姓生产的。古代上面拿出钱来调节天下的货物，下面拿出米粮布帛来补充上面的不足，上下交换，所以没有不利的。如今青苗、免役都要求百姓拿钱，因此各种物品都价格低廉，只有钱最为贵重；想让百姓不贫困，是不可能的。至于京师各部门、州县中掌管刑法的吏员，没有俸禄而服役，已经很久了。周代制度中，平民在官府任职，虽然说有俸禄，但事务简单、吏员少，势必容易供给，不像如今官吏人数繁多，无法供养。何况三代的军队出自百姓，而当今的军队坐享供给；如果又兼办这项巨大的费用，实际很难负担。然而议论的人认为，给吏员俸禄，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大概朝廷选拔吏员的精细程度，一定不如选择官员慎重；给吏员的俸禄丰厚程度，也一定不如给官员的俸禄多。如今慎重选择而且俸禄优厚的官员，尚且不能免于贪污，何况吏员呢？况且过去制定法律时，按照贪赃数额定罪，没有俸禄的人可以减轻一等。如今采用仓法，吏员获罪反而重于官员，轻重颠倒而失去适宜，尤其不可行。如果朝廷确实忧虑吏员贪污，只要使官员选得其人，那么吏员受贿自然会有一定限度。如果这样仍不能解决，那么即使提高俸禄、严加法令，也不能禁止。第一，议论的人又说，三代盛世时，军队出自农民，所以编组伍、保，把军令寄寓其中。朝廷喜欢它接近古制，也认为可以实行。然而三代的百姓从官府那里接受田地，官府供养他们很优厚，所以他们出身为兵而没有怨言。如今百姓买田耕种，然后才能得到食物，官府供养他们很微薄，却想要求他们当兵，形势上不可能。大概自唐代以来，百姓用租、庸、调交给官府，从而免于当兵。如今租庸调改为两税，两税之中已经包括兵费。况且还有更严重的：百姓缴纳钱财以免除差役，是以为终身不再服役了。如今既然已经免役，却在捕盗时把他们充作耆长、壮丁，在催税时充作户长、里正，在巡逻防守时充作巡兵、弓手；一个人同时承担三种差役，百姓将如何忍受？而且他们担任巡兵、弓手时，一个保甲之中，壮丁已经出动，老弱留守住宅，盗贼乘机而入，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他们轮番上役的期限又不过十天，坐、起、进、退等操练尚且没有学会。替代的人一到，便相继返回，来往奔波在道路上，劳苦疲敝有什么益处？以至于盗贼纵横，官吏遭受责罚，盗贼啸聚成群，攻打劫掠州县，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古代的良吏，使百姓卖掉剑而买牛；如今却使百姓丢弃农具而置办兵器。小民无知，便借此做坏事；安分守法、害怕惹事的良民，一旦被编入其中，终身不得脱离；奸诈而喜欢弄权的人，一经补充进去，终身也不能免除。这种祸害，真是说也说不尽。第一，议论的人常常忧虑，各种货物价格的涨落控制在富人手中：货物少时便高价出售以牟取暴利，货物多时便低价出售以取得利益。利益受到堵塞，商人难以流通，于是设置市易官来平抑价格。有关部门如果确实只守住这个主张，不再另有经营，那么虽然繁琐难行，却还没有深深伤害百姓。如今自从设置市易以来，没有什么东西不买，没有什么利益不包揽；命令官员派人贩卖南北货物，放债取利，公开进行而毫不疑惧。它断绝利益来源，不与百姓共享；看它的意图，并不是调剂货物有无、权衡价格高低而已。它只是使小民失业、商旅不通，徒然取得专擅利益的名声，实际上却失去了商税的利益，使国家体统卑辱，天下人离心。巍巍盛大的朝廷，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况且小民喜好利益，大多没有长远见识，争着借取官府债务来救眼前的急难，欺骗父兄，虚妄地拿东西作抵押。期限既然逼近，逃亡又无处可去，父子离散，行路之人都为之叹息。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陷阱，诱骗他们落进去呢？至于奸民和大商人窥伺空隙，取得的利益很多：有的运来滞积而卖不出去的货物，换取现钱；有的指着残破无用的房屋，赊取实物；他们巧诈智计层出不穷，难以一一说明。有关部门受到蒙蔽，把这些指为利益；钱币一旦散失，便浩漫无边，难以收回。官府所收藏的，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文书罢了。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将要议论彻底追究，然而已经造成弊害的法令还没有停止施行，买卖各种货物仍然和过去一样。这就好比含着吞下毒药，喉舌已经破坏，胸腹已经胀满，明知它不对，却还闭口不吐，安坐在那里切脉，广泛搜求医方；这样对于迅速痊愈的办法，已经疏远了。

译以上臣所陈述的逐条事项，都是耳目亲自接触、百姓共同知道的。朝廷清明，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如果确实有意改易，并不再难实行。只要早晨颁下一纸诏书，四种弊害到了晚上就能除去。它不像前代积累的弊病，有的在列国，有的在四夷，想议论改革，恐怕会动摇海内；所以只能暂且维持涵养，苟且求得安便。如今事情只在朝廷发出命令而已，又是众人所寄托希望的事情，按形势不应长久留置，却因为私下顾恋而迟迟不决，以至失去天下人的心，臣私下认为不可取。臣是愚昧的人，志在忧虑国家，言辞激切，冒犯典章刑法；这点微小的诚心，甘愿等待诛戮。谨具文状奏闻，伏候陛下诏命。杨慎说：“新法实行以后，苏东坡竭力争辩却没有取胜，纷扰将近二十年，天下几乎陷于危亡。司马温公革除弊病，使一切焕然一新；五年后，吕大防、刘摰提出调停的主张，颍滨对此争辩，又过了四年，李清臣被任用，于是兴起绍述新法的说法。新法再次实行，颍滨争辩仍未取胜，天下的事情就这样败坏了。这两位公的议论，关系重大竟到了如此地步。” 代替兄长苏轼下狱上书 臣听说，人在困窘危急时呼喊上天，受到疾病疼痛时呼喊父母，这是人的至情。臣虽像草芥一样卑微，却有危急迫切的恳求，唯愿天地父母哀怜臣。臣早年失去父母，只有兄长苏轼一人与臣相依为命。如今私下听说他获罪被捕押赴狱中，全家惊恐号哭，忧虑祸患无法预测。臣私下思量，苏轼在家或任官时，没有大的过恶，只是天性愚直，喜欢谈论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议论政事，所说的并不一致。陛下圣明广大，没有加以谴责。苏轼狂直而缺少思虑，私下倚恃天地包容的恩德，不能自我约束、敬畏。前些年他任杭州通判以及知密州时，每当遇到事物寄托兴致，便作歌诗，言语有时轻率发露。以前曾经由臣僚缴进，陛下搁置不问。苏轼感激承受宽贷之恩，从此深深自责悔过，不敢再有所作为。但他以前的诗已经自行传播，臣实在为苏轼轻信自己、不了解文字容易招祸而悲哀；言语即使涉及不恭，虽然想改过自新，却已经陷入刑罚，无法挽救。苏轼将要被捕时，对臣说：“我早衰而多病，一定会死在牢狱里，死本来就是命数。然而遗憾的是，我年轻时怀抱有所作为的志向，又遇到一位世间罕有的君主，虽然当年与他有龃龉，终究还想在晚年贡献微薄的力量。” 如今遭遇这场灾祸，即使想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来侍奉明主，也没有办法了。何况我在朝廷中最为孤立，左右亲近之臣一定没有替我说话的。只是凭借兄弟亲情，试着向陛下求取哀怜罢了。”臣私下哀怜他的志向，不能承受手足之情，所以冒死替他说一句话。从前汉代淳于公获罪，他的女儿缇萦请求没入官府为婢，以赎救父亲，汉文帝因此废除了肉刑。如今臣像蝼蚁一样的诚心，即使远远比不上缇萦，但陛下的聪明仁圣远胜汉文帝。臣想请求献出自身的官职来赎兄长苏轼，并不敢希望减轻他的罪，只要能免于下狱而死，便是万幸。兄长苏轼所犯的事情，如果确有文字为证，他一定不敢抗拒、不肯承认，以致罪上加罪。假如陛下哀怜他，赦免他万死之罪，使他能够走出牢狱，那就如同死而复生，应当用什么来报答呢？臣愿与兄长苏轼洗心改过，粉身碎骨来报效陛下，唯听陛下差遣，至死方休。臣孤立危迫、情意急切，实在无处申诉，只能归诚于陛下，唯愿陛下宽恕臣的狂妄，特别允许臣的请求。臣祈求上天、请留兄长性命，激切惶恐至极。据《何防春渚纪闻》记载，他的父亲去非听苏轼亲口说过：当初被御史逮捕拘押在狱中，案件审理完毕上奏朝廷。这天晚上昏鼓已经敲过，某人正要就寝，忽然有两个人推门进来，把箱子放在地上，随即枕着它睡下。到了四鼓，睡梦中觉得有人摇动自己的身体，并连续说道：“贺喜的人来了。”某人慢慢转身侧卧，询问他们；他们便说：“安心熟睡。”于是提着箱子离开。大概最初案件上奏时，舒亶等人在皇帝面前极力诋毁苏轼，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而裕陵起初并没有深罪苏轼的意思，秘密派遣小黄门到狱中察看他的起居情状。正好苏轼鼾声如雷，小黄门立即赶回报告。裕陵回头对左右说：“朕知道苏轼胸中没有别的事情。”于是就有了把他贬往黄州的命令。王安石因苏轼直言极谏而恼怒，搜集文字中的片言只语来置他于死地，以威慑天下，使天下人不敢再说话。神宗谅解苏轼没有别的罪过，不听王安石不正当的意见就可以了，治王安石的罪也可以了。至于如果有所不得已，先按照王安石的意思处理苏轼，等到把苏轼论定死罪后，再慢慢减轻他的罪名而责罚遣送，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倒拿着太阿宝剑，把剑柄交给别人，自己已经转陷其中，还要替他排难解纷吗？自古以来，奸邪小人蒙蔽聪明的君主，就像毒蛊一样，能使人颠倒错乱，往往如此。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看得如同毒蛇蝎子一样远离，贤良的大臣把他们打击得如同鹰鹯捕杀鸟雀一样。邵伯温说：朱寿昌年轻时不知道母亲在哪里，便辞去官职走遍天下寻找她，还刺血抄写佛经，志意极其苦切。熙宁初年，在同州找到了母亲，迎接她回来。朝廷士大夫多作诗赞美此事。苏内翰苏子瞻的诗说：“感谢您使我想到离合之事而心酸，这件事如今没有、古代也或许听说过。”王荆公推荐李定担任台官，李定曾经没有为母亲服丧。台谏官和给舍官都议论他不孝，不可任用。苏内翰因朱寿昌之事作诗，贬斥李定，所以说：“这件事如今没有、古代也或许听说过。”后来李定任御史中丞，说苏内翰多作诗贬斥人；皇帝于是知道苏轼在湖州，召他赴御史狱。

译代三省祭祀司马丞相的祭文 呜呼！元丰末年，命运震惊四方，号令所由发出之处，都期待着公。公从西方归来，在朝廷中哭祭，士大夫都叹息。又看见老成持重的人，太姒在位，成王在旁，说道：“我孤苦无依，谁来体恤我的祸患？我白发苍颜，是侍奉三代的老臣；如果不留下来辅佐我，还有谁在旁边帮助百姓？”公走出京城时，百姓聚集呼喊，都说：“我们的父亲，回来吧！回来吧！”公害怕不能担当，迅速返回洛阳军府，朝廷授予他宛丘之职，实际上准备任用他。公这次回来，巍然独立，身体如同枯木，内心如同金石。当时正处于居父母丧忧之中，恭敬沉默，不说话。一两个卿士代替上天斡旋政事，事情纷乱如丝，众多事务排列如梳齿。治乱的关键，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公亲自承担了它。所依靠的只有诚心：只要我们的百姓能够安定，我们的君主就会安宁；以顺从来得到上天，以诚信来取得人心。铲除过分严苛的措施，恢复事物的本原，白发老人、黄口儿童、织布妇女、耕田男子，差不多都可以休息了。日月等待着，公乘坐安车入朝觐见，在朝廷上陈述使国家和百姓和裕安宁的话，至死不改其志，正要享祭于合宫，百官都将参加。公在家中病倒，卧床不起，第二天正当斋戒。傍晚听到公的讣告，上天仿佛以降雨哭泣，京城人都感到酸楚悲痛。礼仪完成却没有人庆贺，人们知道这是君主的心意。龙袍、蝉冠终于用来装殓赠送。公刚来时，百姓手持弓矛；等到公永远归去时，百姓已经一边耕作一边耰田。公虽然去世了，他的志向却仍然存在。国家有成法，朝廷有正直的人，应当奉持并守护它们，一点也不要失掉；这不是为了报答公，而是为了报答君主。天子圣明，神母万年，百姓不再诉说劳苦，这正是公的志愿。死者如果能够复生，就请相信我的这番话。呜呼，悲哉！苏辙说：司马光辅佐哲宗初年的政事，全部革除熙宁年间积重难返的弊病，使百姓休养生息，从沟壑中出来而登上安席，宋朝几乎实现中兴。司马光死后，调停的说法开始施行，起初说调停，后来又全部革除；君子专权任用，小人于是得势。苏辙撰写三省合祭文，约定谨慎守住司马光制定的成法，并说死者如果复生，请相信我的这番话，大概是用来要求三省吧？哪里知道小人将国家和君主都不加体恤，又哪里会顾及司马光呢？他们正要把祸害加到司马光死后的魂魄上，并禁锢他的子孙，又哪里会顾及司马光所制定的成法呢？《御选唐宋文醇》第五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五十四卷目录 南丰曾巩文第一 杂著、书、序 《书魏郑公传》《与孙司封书》《谢杜相公书》《寄欧阳舍人书》《福州上执政书》《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礼阁新仪目录序》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五十四卷 南丰曾巩文第一

译《书魏郑公传》我看唐太宗曾经屈己听从群臣的议论，而魏郑公一类的人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感激得到知遇，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进谏规劝的。虽然他们的忠诚是发自内心，也确实是由于得到君主的信任才这样。那么我想，唐朝之所以得到治理，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明君主，而前代君主不如他的原因，其根源都出在这里。能够知道唐朝有这些事情，是因为记载它们的书还存在。等到看到魏郑公把进谏规劝的事情交给史官记载，太宗却为此发怒，减薄对他的恩宠礼遇，失去了有始有终的道义，我就没有不反复叹息惋惜、遗憾太宗没有思考这些事情，并且更加知道魏郑公的贤明。君主任用臣子，臣子侍奉君主，不过是最公正、最正大的道理罢了。最公正、最正大的道理，不是抹掉别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小小的名声来偏私自己的君主；这样做是不可取的。还有更不可取的：如果认为进谏规劝应当掩盖，就是认为进谏规劝不是什么美德，那么后世还有谁会进谏规劝呢？何况前代君主有接受劝谏的美德，而后世看不到这些记载，那么不只是失去当时的公正，还会使后世君主认为前代没有进谏规劝之事，从而助长他们懈怠并忌讳进谏。太宗晚年，群臣已经知道他的这种心意而不再进言，渐渐不知道天下的得失，直到辽东战败，才开始遗憾魏郑公不在人世，却不知道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伊尹、周公进谏规劝他们的君主时，言辞极其深切，事情也极其紧迫；把这些话记载在书中，从来没有掩盖。直到今天，人们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贤相，正是因为从他们留下的书中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假如当时删削并抛弃这些记载，只成就一点小小的谦让名声，那么后世凭什么依据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贤明而良善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他们臣下的进谏言辞没有流传下来，并不是史书遗漏，而是天下人不敢说话造成的。这样，进谏没有流传下来，正是这几位君主使自己的恶行更加暴露于后世罢了。有人说：《春秋》的书法，对于尊敬亲近和贤能的人要有所避讳，这与上述说法相反。其实《春秋》所避讳的是恶行。接受进谏，难道是恶行吗？那么焚烧奏稿难道不对吗？回答说：焚烧奏稿的是谁？并不是伊尹、周公，而是近世那些只取得一点小小名声的人。况且这种做法也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把奏稿烧掉，是为了掩盖君主的过错；如果还让后世流传这种做法，那么后世看不到奏稿中的是非，便必然认为过错总在君主，而美名总在自己身上。这难道叫爱护君主吗？孔光删去自己奏稿中所说的话，他在正邪方面的用意还不可知；但他把奏稿烧掉而使后世受到迷惑，怎么知道不是奸谋呢？这难道不是自己的奸计吗？有人说：在君主面前进言，出来时却说诡诈之辞，这和上述说法有什么不同？回答说：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道理。即使万一有这样的道理，也只是说君臣议论时，不愿把言论泄露给当时的人罢了，难道是要堵塞它向万世传播吗？唉！接受诚信相待的自己，侍奉君主却反而欺骗吗？能够流传万世的，正是魏郑公。由此更加知道他的贤明。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曾巩把这篇文章作为第一篇，大概是因为他所主张的是使自己的言论泯没、而使君主的言论树立吧？据《易》说：“含藏文采，可以守正；有时跟随君王做事，不自居成功而能有善终。”孔子说：“有善事就称说君主，有过错就称说自己，这样百姓便会产生忠心。”《尚书·君陈》说：“你有好的谋略和计划，就进去向你的君主报告；你于是顺从地在外面说：‘这个谋略、这个计划，都是我君主的德行。’唉！臣下都这样做，只有贤良之人才能显扬啊！”周公、孔子、成王的言论，难道都不如此，而说曾巩的观点可以和古代立言的人相比，为什么呢？回答说：周公的话，孔子的《文言》已经说明了。阴柔虽然有美德，也要含藏起来，跟随君王做事，不敢自居成功；这是地道、妻道、臣道。地道不自居成就，却代替阳刚使万物有终。阴柔不能自有美德，如果自居有美德，就成为恶了。即使有周公旦的功劳，却让天下不知道这些功劳出自君王，也同样是恶。即使百官都收敛自己，听从周公，但凡是发布文告，必定说“周公说”“王这样说”，就像如今传达宣读诏书那样；由此可知，周公明白地辅保幼小的成王，却始终没有一件言论、一件事情是专门自我成就的。周公的美德，都是成王的美德。至于接受劝诲，则不是这样。周公说：“我旦接受众人的美言，都已经告诉小王了。”周公从来没有在这方面避讳或谦让。大概“不自居成功”的道理，适用于事情已经树立功绩、取得成就的时候；而接受劝诲的话，适用于谋划刚刚提出、思虑刚刚开始的时候。怎么能引用《易》的话来议论呢？至于孔子的话，是对臣子说的。言论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各种话各有适合的对象。和父亲说话，要归依于慈爱；和儿子说话，要归依于孝顺。儿子和儿子互相谈话，却说父亲不慈爱，当然是违背道德；父亲和父亲互相谈话，却只说儿子不孝顺，也不过是里巷小人的行为。孔子是臣子，替臣子说话，怎么能不这样说呢？至于曾巩的言论，是为了消除后世君主的疑惑。况且观察言论如同观看山势，移动脚步便改变形状，远近高低都会不同，关键在于善于领会。所谓有善事就称君主，是善事已经成功；有过错就称自己，是过错已经形成。善事已经成功却由自己承担，是违背《易》中不自居成功、含藏文采的道理；过错已经形成却由自己承担，是替尊长避讳。孔子说：“我孔丘是幸运的，如果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大致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进谏规劝的事情，善事本来还没有成功，过错也还没有显现；接受劝谏而形成善政吗？善政的大小还不能知道，却先彰显接受劝谏的美德，就像决开江河一样，这就是把君主尊比为舜。即使过错已经形成，经过改正而转为善政吗？过错既然改正，过错大小就不必追问，只看见改过的美德；改过而不吝惜，这就是把君主尊比为汤。这样看来，曾巩的说法是正确的，正是孔子所说“有善事就称君主”中最重要的道理，又哪里有两样呢？只有在劝谏没有被采纳、过错已经显露时，才向别人呼喊说“我曾经说过了”，这才是失去臣子的道义，难道是曾巩文章的本意吗？至于《君陈》这篇书，先儒已经辨析很久了。葛真说：“成王大概说错了话，想让他的臣子有了善事就称说君主，这是臣子细小的行为。君主既然有这种心思，等到有过错时，将让谁来承担呢？”禹听到善言就拜谢，汤改过而不吝惜，确实不会有这样的说法。

译真德秀说：“臣子自处时所应当知道的道理，如果君主拿这话来对臣子说，就不可以。”汉高祖称赞李斯“有善事就称君主”，王卫尉深深非难他；王卫尉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话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这两家的说法都是正确的。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孟子说：“读一个人的书，却不知道这个人，可以吗？”所以要评论他所处的时代。成王命令君陈时，周公已经去世，成王让君陈代替周公的职务，在下都监督殷地顽民。管叔、蔡叔之乱发生不久，成王亲自执政也不久；安定反叛者，消除奸邪，恩威并用，与平常的事情不同，当时的形势必定有必须这样处置的地方，所以成王才说了这些话。大概成王自己担心德行还没有普遍施于天下，哪里是说换到任何时代、任何情形都一样呢？这样又不能依据《君陈》来非难曾巩了。《与孙司封书》运使、司封阁下：臣私下听说，侬智高尚未反叛时，已经夺取并占有邕州的土地，任职的官吏不能抵御，因而没有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皇祐三年，邕州城中有白气升起，江水横向泛滥，司户孔宗旦认为这是战争的征象，推测侬智高一定会反叛，便写信告诉他的上司陈拱，陈拱不听。孔宗旦不停地进言，陈拱恼怒地诋毁他说：“司户难道疯了吗？”皇祐四年，侬智高从横山出兵，攻取他的寨子，百姓趁机打开仓库，大规模赈济。孔宗旦又报告说：“事情紧急了，不能不加戒备。”陈拱又不听。孔宗旦对于陈拱，用书信报告的有七次，用口头报告的多到无法数清，陈拱始终不能被说服。孔宗旦料想事情不对，便带着家人逃往桂州，说：“我有官职在身，不能离开；我的亲属不要跟我一起死。”这件事发生两天后，侬智高果然反叛，城中都响应他。孔宗旦仍然竭力守卫南门，写信召集邻近的军队，想抵抗侬智高。城池失陷后，侬智高俘获孔宗旦，很高兴，想任用他。孔宗旦愤怒地说：“你这个贼人，我现在就死，难道能让自己受辱吗？”他不停地辱骂。侬智高估计终究不能使他屈服，便杀了他。当初如果孔宗旦的进言没有被废弃，那么邕州的祸患一定不会发生；祸患发生后，如果我们有所准备来等待它，也一定不会出事。即使孔宗旦只有这一件善行，本来就不可不表彰。何况他这样堂堂地为节操而死，而他的事迹却没有向天下昭明。近来我看朝廷自南方战事以来所宠赠的、那些持节死难的臣子，孔宗旦竟独独没有得到这项待遇，这难道不是所谓“为将要倒下的烟囱迁移柴薪却没有恩泽，等到烧焦头颅、灼烂额头才成为上宾”吗？即使孔宗旦起初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在贼兵到来时能够坚守而死，也本来不可以不赏。先在事情发生前做好准备、保全城池和百姓，是应当责备陈拱的事情，并不是孔宗旦的责任。如今却粗率地令他与陈拱一同受戮，既埋没了他的进言，又辜负了他的节操。治理天下的人应当奖赏善行、惩罚恶行；作为君子，应当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名，怎么能这样做呢？南方的事情最终发展到攻破十多个州、覆灭军队、杀死将领、丧失百姓生命、耗尽山海般的财物，并不是因为变乱从隐伏中突然发生、仓促而起。内外上下凡是有职事的人，起初没有一个不知道；只是有的隐瞒不说，有的忽视而不防备，苟且偷安、推诿敷衍，直到终于无法抵御罢了。有一个人事先能够进言，却又受到世人的压制蒙蔽，如今让他与罪人一同受罚，那么天下的事情，还有谁会再说呢？听说孔宗旦不只是写信告诉陈拱，当时在广东、广西任使者的人，他也都逐一报告过。如今那些人既然不能采用他的意见，又害怕这件事加重自己的牵累，一定不肯再进言。孔宗旦曾经把这些话告诉过我。治理天下的人，即使万事已经治理、天下已经安定，仍然必须努力开通进言的道路，以防备尚未到来的祸患；何况天下的事情，值得忧虑的很多，而当世的祸患没有比人们不能说、不肯说，更严重的是不敢说更大的了。那么孔宗旦的事情，难道不应该急切地载入天下人的视听，发扬并褒奖、扩大他的事迹，以此惊醒当世吗？孔宗旦喜欢学习《易》，他所作的注解中有可以采纳的内容；家中没有书，有人偶尔拿《易》来询问，他便能贯通发挥，讲到几十家学说，都能说出它们的意思。他侍奉祖母尽心尽力，贫困得几乎不能自存；喜欢议论，喜爱功名。曾巩曾经和他交往，所以很了解他；那么他的成就，也不是一时偶然造成的。世人多非议他在京东任职时不能自重，以至于受到世人指责，这固然是一个小过失，但现在他的功业也可以赎偿了。曾巩起初听说他死去的事情，还不敢断然相信；前后从许多人那里得到说法，又听到他的弟弟亲口说明，并且听说他的祖父袁州在广东也替他说过这些话，然后才知道事情确实如此。即使细节略有差错，总体大概不会是虚假的。何况陈拱以下的人全都使自己的家属逃散，而孔宗旦却事先让亲属逃走，由此可知他确实有预先知道的功效。根据他性情喜好做事，也可以知道他确实有事先进言的功效。因为阁下喜好古事、努力学习，以天下的善行为志趣，又正出使南方，职责是赏善罚恶，所以臣才敢把这件事告诉您。阁下又何必吝惜片刻的听取和一纸的议论呢？希望您广泛询问，彻底陈述，使这件事得以昭明；这当然有补益于天下，不只是为孔宗旦一时申明。伏望您稍稍留意。如果有不合之处，希望赐信回复。不再详述。曾巩顿首。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有纲纪。纲用来统率纪，纪用来承接纲。纪乱了，修补缝隙、弥补疏漏，虽然不可缺少，但国家还不至于失去立国的凭借，因为纲还存在。纲废弃了，即使纪还存在，也会松弛而不能发挥作用。误守疆土的官员不可逃避诛罚，为守卫疆土而死的人不可遗漏抚恤。这就是立国的纲。曾巩为什么对孔宗旦的事情殷勤不懈，必定要让它昭明于天下，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译《谢杜相公书》臣伏念从前，我在河滨遭受祸患和惩罚，离开家乡四千里之远，面向南方遥望；迅急的河流、大淮、埭堰、湖泊江河，天下的险阻都成为阻隔；又以孤独一身，抱着无法预料的疾病，孤零零地在路旁，没有可以攀援托付的亲戚，也没有高尚品行足以感动人，没有卑下的利势足以打动世俗。唯独先人的医药以及丧葬中一切紧急的事情，臣不知道可以依靠谁；而旅途中的棺柩沉重，又担心没有办法运回。明公偏偏在这个时候忧虑不安、勤劳奔走，筹划救助，亲自屈尊乘车骑来到河上，使先人当时的疾病能够专心交托给您，医药也得以共同谋划；直到先人去世，没有外界事务来夺走我的哀痛，哪怕一丝一毫的私人愿望也没有不依从，最大的丧事终于能够运送到南方。您保存、保全臣的恩德，超过常情，义举如此深厚。臣私下想到，明公辅佐天下的道理，吟诵推演、阐发说明，可以穷究万世，并不像浅陋之士急切追求一节小善；您的地位极高、年寿又长，天子不敢拿政事来烦劳您，哪里会想到乡里新学之人的危苦心情和琐细事情，应当上达您的视听而得到察看省察呢？然而明公因为顾念先人的旧交，对曾巩施加的恩德竟然这样深厚。大概明公虽然不能起身承受、寄托天下政务，但您爱护养育天下人才，不忍心让一个人失去自己的归宿，这种道义出于自然；您推行它，并不因为人的进退得失而改变，唯独臣有幸在这个时候遇到明公。服丧期间，臣不敢以世俗浅薄的心意越过礼制来进谢；除丧以后，又想到这大恩大德无法命名，空洞的言语又不足以陈述。徘徊至今，一封感谢的书信还没有呈上，但惭愧之情从心中生出，没有片刻停止。伏望明公最终赐予体察。明公存心于天下的大义而没有私心，那么曾巩用来报答明公的，也只有天下的大义罢了。臣发誓内心如此，却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做到。《大学》开始施教，先诵习《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官居其位的开端，解说者认为：不能施行无私的恩惠，就不是孝子；没有公正的义，就不是忠臣。若果真如此，难道私恩与公义难以同时存在，忠与孝的极致会彼此妨碍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明白孝道，就应守住祖先的事业，等待后世，不侍奉王侯，端正朝政，端正根本、彰明教化，这是忠的极致，难道不是公义吗？明白忠道，就能献身尽力，使天下都说：“有这样的儿子，真是幸运啊！”端正地侍奉父母，继承父母的志向，述行父母的事业，这是孝的极致，难道不是私恩吗？这样看来，道理只有一个，只在人们审察轻重，按时势恰当地施行罢了。世道衰败，道义衰微，伦理纲常败坏，于是有人观看起兵杀死自己的父亲，世人却认为这是忠；伍员教唆吴国灭掉楚国，世人却认为这是孝。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好冒犯上位者，这样的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位者，却喜欢作乱，这样的人从未有过。这就是有若所感叹的原因。至于君臣、朋友之间，公义更加不明，狡黠之徒把揭发攻击别人当作正直，专门在恩宠者那里施加刻薄剥削，以求亲近媚上，还向人宣称“我不结党”，却不顾神人共同的愤怒。那些同流合污的人，彼此以利益引诱，彼此以祸害扶持；前面的人倡导，后面的人随声附和，直到国势衰败、资财耗尽，彼此沉沦而同归于败亡，世人还替他们开脱，说“某人与某人有恩情”，难道不是荒谬吗？用私恩报答私恩，只不过像用粗葛布衣和白绢带相报罢了；用公义报答私恩，就像以木桃相赠而得到美玉回报。若废弃公义来报答私恩，就像种下谷子却长出稗草，难道能算作报答吗？韩厥的举荐，反而更加彰显了赵孟的忠心，何况所说的公义，又不一定全都要像韩厥所做的那件事呢？人生一生有恩有怨，这是不能没有的；但如果公义不明，我真不知道人们凭什么报答恩德。巩承受了杜衍跋涉匍匐前来救助丧事的深厚恩德，发誓要以公义作为报恩，难道不是确实懂得轻重、真正的大丈夫吗？王明清说：曾密公名易占，字不疑。欧阳文忠为他的碑作铭文，说：“他年轻时便有大志，在江南知名，受到文忠的称许。由此看来，这个人本来就可以想见了。”他既以豪侠自任，便任信州玉山令。当时有个过客杨南仲，文采可喜，气概也很投合。曾公厚赠财物为他送行。恰逢他与郡将钱僊芝不合，钱僊芝便搜罗罪名，诬陷曾公把客人所接受的赠物当作贿赂。曾公引罪服法，忍受污辱，不再为自己辩解，最终被除名，流徙英州。后来遇赦获得自由，准备把这件事上诉朝廷。走到南都时去世。当时曾公的儿子南丰先生曾巩已经名重一时，恰好留在京师。杜祁公以故相身份从外地来，便在旅舍替他料理后事。

译《寄欧阳舍人书》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来人回去时，承蒙您赐信，并寄来您所撰写的先大父墓碑铭文。我反复阅读吟诵，感动与惭愧一同涌上心头。铭志流传于世，其意义接近史书，但也有与史书不同的地方。史书对于善恶无不记载，而铭文则是因为古代有人具有功德、才行、志向和节义等美德，担心后世不知道，所以一定把它铭刻出来，有的藏在宗庙，有的留在墓中，道理是一样的。假如这个人有恶行，那么铭文对于他又有什么可写的呢？这就是它与史书不同的地方。撰写铭文，是为了使死者没有遗憾，使生者得以表达敬意；善人乐于看到自己的美德流传，便会更加奋发自立；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录，便会因惭愧而恐惧。至于才识通达的人、重义守节的人，以及嘉言善行，都写在篇章中，足以成为后世效法、警戒和劝勉的准则；这难道不是接近史书吗？它还能接近什么呢？等到世道衰败，人的子孙只想褒扬自己的亲人，却不以义理为根本，所以即使是恶人，也都力求刻写铭文来向后世夸耀。撰写文章的人既没有拒绝不写，又因为那是其子孙所请求的。若把他的恶行写出来，便是人情所不能接受的，于是铭文开始不真实。后世撰写铭文的人，应当考察这个人的品行；假如所托非人，那么写出来的就不公正、不合是非，也就不足以流行于世、传给后代。所以千百年来，从公卿大夫直到乡里平民，没有谁没有铭文，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大概很少。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所托非人，所写不公正、不合是非。既然如此，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到完全公正而合乎是非呢？如果不是兼具道德并且擅长文章的人，就无法做到。具有道德的人对恶人不会接受请托为他作铭，对一般人则能够辨别其品行。人的行为，有内心情实为善而外在迹象不像善，有内心有意为奸而外表却很和善；有善恶相差悬殊却不能用事实明确指认的，有实际功业大于名声的，有名声超过实际的。这就像任用人才一样，不具备道德的人，哪里能够辨别呢？不被众议迷惑，也不徇私；不受迷惑、不徇私，才会公正而合乎是非。但如果文章写得不好，世人仍然不会传诵，于是又必须兼具高超的文章才行。所以说：如果不是兼具道德并且擅长文章的人，就无法做到。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兼具道德而又擅长文章的人，即使有时同时出现，也可能要几十年，或一两百年才出现一个。他们流传下来如此困难，遇到这样的人又如此困难。像先生您的道德和文章，本来就是所谓数百年才会出现的人物。先祖的言行卓然突出，幸而遇到您，得到您公正、合乎是非的铭文，其流传于世、施行于后代，是无疑的。但是世上的学者，每当读到传记所记载的古人事迹，读到其中令人感动的地方，往往会泪流不止而不自知。何况他的子孙呢？何况我巩呢！追念祖先的德行，思考凭什么使它流传下来，便知道先生把一次恩赐推及巩，并且惠及我家三代。对于这份感激和报答，应当怎样筹划呢？我又想：像巩这样浅薄迟钝，先生还提携我；先祖困顿阻塞而死，先生却使他的名声显扬。那么世上那些杰出豪迈、世所罕见的人，谁不愿意到您的门下求进？那些隐遁幽闭、不得志的人，谁不对世道抱有希望？谁不愿意行善，谁又不因作恶而惭愧恐惧？作为别人的父祖，谁不想教好自己的子孙？作为别人的子孙，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获得荣宠？这几种美好的愿望，全都归于先生一人！我既拜受您的恩赐，又冒昧进言说明其中的缘故。至于您所指教的世族次序，我怎敢不接受教诲并加以详考呢？惭愧万分，不再详述。巩再拜。茅坤说：“这篇文章迂回曲折，感慨呜咽之气、博大幽深的见识，都流露在言辞之外。与苏长公、谢张太保撰写先人墓碣的文章相比，尤其胜过它们。” 张英说：“把‘兼具道德而又能写文章’的美誉归于欧阳修，足以看出作铭文并不容易。围绕这一层意思反复回旋转折，文章洒脱流畅、洋洋洒洒，极尽咏叹回旋的情致，想来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时的乐趣。”

译《福州上执政书》巩顿首再拜，上书某官：我私下认为，先王的遗迹离今天已经很远了，但还可以在《诗经》中看到大概。诗中保存着先王养育士人的办法，以及抚慰、教导、待遇士人的情意，可以说十分周备。所以他们培养天下的人才，使其成就事业，就像萝蒿生长在大陵之中，没有不顺遂成长的。他们以宾客之礼接待士人，出于恳切真诚，就像鹿彼此呼唤。召唤他们的声音，并不是从外面传来的。他们宴饮士人，便备有饮食；使他们欢乐，便有琴瑟之声；表达深厚情意，便有币帛筐篚的赠礼。总括其大意，始终不外乎取得士人的欢心。人才既多，排列在各个官位上，就像棫树和朴树茂盛，可以砍伐取薪。他们任命士人为使臣，宠爱其出行，必定用礼乐为之送行，使其在远近之地显耀光彩。他们慰劳使臣归来，既知道他的功劳，又体察他的心情，叙述他的辛劳。他们任命士人为将帅，在其出征时，既为他送行，又见薇蕨开始生长，担心他回来得太晚。等他归来，既让他休息，又追念他在外的忧愁，甚至想到仆夫的劳瘁。在这个时候，后妃对于内政的辅助，也知道臣下的辛劳。她们的忧思深重，甚至想到山脊上的石块、仆人和马匹之间的情形；心意专一到了这种程度，即使采摘卷耳，心思也不在卷耳上。先王时代对待天下士人，勤劳而周详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说周朝的士人受到尊贵待遇，又说周朝的士人能够舒展其才。而《天保》也称赞国君能够谦下地对待臣下，以成就政事，臣下能够把美誉归于君上，以报答君主。君臣上下相互对待，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达到极致了。所谓一定要体察实情、叙述辛劳，《四牡》第三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来不及奉养父亲。”第四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来不及奉养母亲。”末章说：“难道不想回去吗？因此作歌，把奉养母亲的心情来告诉君王。”解释者认为“谂”就是告诉。君主慰劳使臣，叙述他的心情说：“难道你果真不想回去吗？”所以使臣作这首诗歌，是把奉养父母的心愿来告诉君主。君主既让他休息，又这样追述他的实情。由此看来，上位者接待下位者，从来没有不担心失去他们奉养父母的心愿；下位者侍奉上位者，有奉养父母的心愿，也从来没有不把它告诉君主的。慰劳使臣的话是这样，推广到戍守服役的人，也用“王事没有止息，使我的父母忧虑”来慰劳他们。那么先王的政事能够顺合人的心意，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到了后世，有时任用差遣不公平，有时百姓苦于征役而不能奉养父母，于是有《北山》的感慨、《鸨羽》的叹息；有时服役行军没有止境，致使父母兄弟离散，于是有《陟岵》的思念。诗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推发到《国风》中，这就是所说的情感由内心发出，又止于礼义。我恭敬地想，吾君怀有超越数千年时世的大志，正要振兴先王的治理，向上继承三代。我们这些辅相之臣在此时都同德同谋，那么对待天下士人的办法，难道会不同于古代吗？士人出生并处在这个时代，难道会有不能充分施展志向的吗？巩是什么人，竟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我年轻时尚且不敢粉饰自己固陋的资质，来求取当世的任用。如今头发牙齿日渐衰老，聪明才智日渐耗损，即使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本来都不敢有求进之心，何况年轻时稍有才智呢？我辗转任职于五郡，大约十年了，从来不敢用半句话、片言只语请求离开地方官职，而希望有损于朝廷的义理。这就是我自处的态度。我私下估计，自己已经在接受考察、等待裁决的日子很久了。如今冒昧把内心的一点真情，斗胆陈述给执事您。实在是因为巩年六十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寄居京师，而巩镇守闽越，二弟镇守南越。闽越、南越，是天下极远的地方。按照现行法令，一人如果在这两个地方任职，与他同居的亲属中应当远赴任所的人，都可以免于前往。巩本来不敢把自己这个不肖之身，比附为这种情形。只是道路遥远险阻，既无法抵御；如果老母南迁，那么我不但不能早晚省视、侍奉母亲的容色，连犬马般的愚诚也无法尽到。至于书信往来，路程大约相隔万里，不经过几个月、超过一段时间便不能相通。这就是白发母子在道义上不能苟且安居、在恩情上不能苟且停止的原因。去年春天，这里曾有任命，巩冒昧把实情告诉朝廷，但诏书答复不准许。恰逢闽地发生盗贼之事，因而不敢继续请求。到了去年秋天到任时，闽地残余的盗贼有的几十、上百人结成团伙，往往像蚂蚁聚集一样聚在山谷中。凶悍狡猾、能够煽动众人而成为首领的，又有十几处，在州县之间遥相相望。闽地的家庭都不得安宁，远近听说的人也无不疑惧惊骇。州属各县又有些是在饥荒旱灾之后出现的，巩在这个时候更不敢把个人打算陈述出来。对于盗贼，因为此前屡次失败，士气已经被夺，官吏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对于筹划进剿，既不敢轻率行动，逼迫他们又不敢稍有放纵；一方面姑息观察，晓谕他们招降归顺，另一方面又告诫军队剪除他们。后来悔悟的人自行相互拘捕，归顺官府；没有改变的，也被士卒和官吏捆绑擒获。至于盗贼首领，有的拘系押送来，有的歼灭铲除。自冬到春，远近都安定下来，驿亭不再有击鼓报警，乡里有了家庭团聚的欢乐。士气开始振奋，人与人之间也开始和睦融洽。后来风雨应时而来，田地的收成增加了一倍。如今在野外行走、渡海，不必等待同伴；集市上的粮食和面米，价格降低了十分之七。这一切都是吾君、吾相至仁厚德覆盖施及的结果，所以盗乱、旱灾之后，还不到一年，便已经安定而富足到了这种程度。巩和这些百姓都共同享有这样的幸运，况且这片数千里土地上，既没有一件事把我这个官员束缚在这里，又已经满一年，那么我把奉养母亲的心愿告诉吾君、吾相，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机了。恭敬地希望您推想古代待士的周详，思考慰劳归来的诗篇，体察士大夫的情感并推及他们的亲人，使他们得到安定人心的安排：或者召回朝廷，或者安排在闲散官署，或者调到京畿附近，或者交给一个郡治理，使他们能够实现奉养亲人的心愿，慰藉高龄的母亲。这样仁政的施行，难道只有我这个昏庸愚钝的人能够在今日得到恩赐吗？它的遗风余法流传永久，后世士人也将依赖它，不再有《北山》的怨言、《鸨羽》的讥刺、《陟岵》的叹息。这件事实行起来非常容易，对士人阶层施加的恩德却非常广大，只希望您留意筹划它。不再详述。巩顿首。茅坤说：“子固因为在闽地边远之处做官，不能奉养母亲，便依据《诗经》雅颂之旨来陈述自己的实情；文章反复咏叹，洋溢着盛世的气象。这就是子固的文章足以与刘向相比，而非近代人所能及的地方。”

译《新序目录序》刘向编次的《新序》共有三十篇，目录为一篇。隋唐时代还保存着全书，如今能够见到的只有十篇罢了。臣已经考订校正其中的文字，于是为它作序论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使道德归于一体，使风俗归于统一。九州这样广大，百姓这样众多，时代相隔这样久远；教化既已明白，习俗既已形成以后，所共同遵守的只有一条道，所共同传承的只有一种说法。所以《诗》《书》的文章，历经几十代，作者并非一人，但其中的话从来没有不彼此首尾相应的。教化达到这样的程度。在那个时候，行为不同的人受到惩罚，言论不同的人受到禁止，防范又周密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从二帝三王时期，到中间曾经经历衰乱而先王遗泽尚未熄灭的时候，各家各派的众多学说，都没有能够超出其中的范围。到了周朝末世，先王的教化法度已经废弃，遗泽也已经熄灭，世上研究方术的人各自得到其中一偏，于是人人逞用自己的私智，各家崇尚自己的私学，各种学派像群蜂一样在中原纷纷兴起，都只彰明自己的长处而昧于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所得而讳言自己的过失。天下士人各自建立自己的方法，彼此不能沟通。世人不再知道学问有统一的系统，道义有最终的归宿。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虽然还在，却都被贬抑而无人讲习，何况到了秦代，成为世上严禁的对象呢！汉朝兴起以后，六经都是从散失残缺的余存中获得的，世上再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使它归于一统的人。各位儒者只要看到传记和诸子百家的言论，便都喜爱并趋向它们，所以先王之道被众说遮蔽，昏暗而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那些奇异而可喜的言论各自尊奉不同见解，凡是自称一家的人，都在中原放纵无稽地议论，完全不异于周朝末世。这种弊病直到今天还存在。自此以后，天下学者知道以圣人为标准加以折衷，并且能够纯粹保持道德之美的，或许只有扬雄一人。像刘向这类人，都不能免于被众说遮蔽，却不知道有所折衷。孟子说：“等待文王出现以后才奋发的，是普通人。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仍然能够奋发。”汉代的士人难道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使其归于一统的人吗？只是生在这个时代的豪杰之士很少，所以不能在流俗之中、绝学之后独自奋起。大概刘向为这部书作序，在今天看来是最接近古人的；虽然不能说没有错误，但上溯到舜、禹，下至周、秦以来古人的嘉言善行，也往往有所保存。关键只在于谨慎地取舍它罢了。所以臣既惋惜那些不可见的部分，又校订现存的部分，特别详细。这也足以使人知道臣批评它的过失，难道是喜欢争辩吗？这是臣不得已而为之。编校书籍臣曾巩上。巩的序说《新序》有三十篇，而今天的《新序》只有十篇罢了。虽然其中的事情并不全是实录，但总的说来，它用来作为规范和警戒，不违背道义，胜过《韩诗外传》之类。巩说刘向这类人都不能免于被众说遮蔽，不知道有所折衷，并且教人要谨慎选择。就现存十篇来看，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是还不知道其余二十篇怎么样。难道是后人去掉了其中的瑕疵和累赘，只保存精华吗？

译《列女传目录序》刘向所编的《列女传》共八篇，事迹详见《汉书·向列传》。但《隋书》和《崇文总目》都称刘向的《列女传》有十五篇。曹大家根据《颂义》考察，大概曹大家所注的书把原来的七篇分开成为十四篇，加上《颂义》共十五篇；又增加陈婴母以及东汉以来的十六件事，这并不是刘向原书本来的面貌。大概刘向旧书的散失已经很久了。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开始以《颂义》编定篇次，又重新把此书定为八篇，与十五篇本一同收藏在馆阁中。《隋书》把《颂义》说成是刘歆所作，这与《向列传》不合。如今检验《颂义》的文字，完全是刘向自己的叙述；《艺文志》中又有刘向《列女传颂图》的记载，明显不是刘歆所作。自唐朝战乱以来，古书保存下来的很少，而《唐志》所著录的《列女传》共有十六家，至于曹大家注的十五篇也没有著录；然而这部书如今还存在，可见古书有的虽有著录却已经亡佚，有的没有著录却反而保存下来，这样的情况很多，难道不可惜吗？如今八篇本和十五篇本已经校勘订定，可以缮写。起初，汉朝承受秦朝的弊病，风俗已经大为败坏；而成帝后宫赵、卫等人尤其放纵。刘向认为王政必定从内宫开始，所以列举古代女子善恶以及由此导致兴亡的事迹，用来警戒天子，这就是刘向撰述此书的大意。他说太任怀文王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荡的声音，口中不说傲慢的话；又认为古代实行胎教的人都这样。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都是大人的事情，也是有道之人所敬畏的。假如天下的女子都能做到，那该是多么盛美啊！据臣所听闻，大概还需要师傅保姆的辅助，需要《诗》《书》、图籍史书的戒示，需要珩、璜、琚、瑀等玉佩所代表的节度，需要威仪动作的规范。教导她们虽然有这些条件，但古代君子未尝不以自身来感化她们。所以《家人》的义理归结于反求自身，《二南》的功业根本在于文王，这难道是从外面得来的吗？世人都知道文王兴盛，是因为能够得到内助，却不知道其所以然；其实根本在于文王亲身教化。因此内宫中后妃有《关雎》所体现的品行，外朝群臣有《二南》所体现的美德，二者相互成就。推而广之，商纣的昏乱风俗，江汉之间的小国，以及《兔罝》所写的乡野人，都喜好善行而自己并不知道；这就是所说的自身修养好了，所以家庭、国家和天下都得到治理。后世那些有学问的人，大多追逐外在事物而不能安守本分；他们的家室既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所以争相趋于邪僻奢侈，难道只是没有相互成就的道理吗？士人如果姑息宽恕自己，只顾贪利而冒犯羞耻，不知道反省自己，往往是因为被家庭事务拖累的缘故。所以说：“自己不能实行道，就不能使妻子儿女实行道。”确实如此！像这样的人，本来就不是一向处在显贵地位的人。然而距离《二南》的风气，也已经很远了，何况是面向天下的君主呢？刘向撰述此书的劝诫用意，可以说很深厚了。但刘向号称博览群书，而这部传记所说的《诗经·芣苢》《柏舟》《大车》等篇，和如今《诗经》序文的说法尤其不合，大概已经无法考证。至于《式微》一篇，又认为是两个人所作，难道是他取材广博，所以不能没有错误吗？其中说象谋划杀舜以及舜用来脱身的办法，很合于《孟子》。但这部传记有而《孟子》不说的内容，大概也不值得称道。后世各位儒者解释经传，本来大多如此。阅读者取用其中有补益的部分，辨别其中的是非就可以了。所以为它作序论，来阐明开端。编校馆阁书籍臣曾巩序。朱子说：“《关雎》虽然好像专门赞美太姒，实际上是深刻显示文王的德行。作序的人只看到了诗句，却没有体察诗意，于是完全以后妃为主，不再知道有文王，这当然已经错了。至于教化施行于国中、三分天下，也都认为是后妃造成的，那么礼乐征伐便都出自妇人之手，而文王只是空拥虚位、寄生其中的君主了，这种错误非常严重。只有南丰曾氏的话，我私下认为差不多得到了正确理解。” 黄震说：“南丰怀疑这部传记所说的《芣苢》《柏舟》《大车》等篇与今天的《诗序》不合，大概没有想到今天的《诗序》是卫宏所作，时代在刘向之后。” 储欣说：“深入探究经学，把它看作可以长久流传、如日月般不朽的著作。”

译《礼阁新仪目录序》《礼阁新仪》共三十篇，由韦公肃撰写。它记载开元以后直到元和年间的礼制变革。礼史馆、秘阁以及臣所藏的书都为三十篇，集贤院的书为二十篇，用来相互参校。史馆、秘阁和臣所藏的书重复较多，其中篇数较少的本子缺八篇，只有集贤院的书内容完整。不过臣所藏的书有一篇目录，可以用来考察篇次。大概这部书原本就是三十篇，集贤院的书虽然完整，但篇次也有错乱。于是校正脱漏和错误，按照目录确定篇次，《礼阁新仪》三十篇便重新完整了。礼的根本在于养成人的性情，它的作用表现在人的言语、行动、视听之间。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听都合于礼，哪里还会放纵邪心、穷逐外物呢？不放纵邪心，不穷逐外物，祸乱就可以止息，财用也可以充足。它的立意精微，作为规范的作用深远。所以设置器物，规定物制，制定数量，建立文饰，用来应对各种事务；这些都是人起居出入、吉凶哀乐所需的规范。所谓礼的作用在于视听言动之间，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古今的变化不同，习俗所便利、所习惯的事物也不同，那么法令、制度、数量长久以后不能没有弊病，形势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制定礼制，开始时无不适合当时，后来大多失当而难以遵行，这也是情理所必然的。一旦失当，就必定要改变制度以求合宜，所以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从来没有相同过。后世距离三代已经一千多年，所遭遇的变化、所习惯的便利都不同，当然已经相距很远了。可是议论者不探究圣人制作礼制的方法，却要设置器物、规定物制、制定数量、建立文饰，用来应对各种事务，作为起居出入、吉凶哀乐的规范，并且认为必须一一追随先王的旧迹，然后礼才能兴起。至于那些无法求得的学说、无法考察的制度，或者不适合人情、不合实际用途的，便宁可冷漠不作，任由人的言动视听之间完全没有约束。等到忧虑犯罪的人不能停止，就繁琐地制定法令来防御。因此法令繁多到无法胜数，犯法的人也多到无法胜数，难道不是迷惑吗？上古圣人中，有人制造耒耜，却未必建造宫室；有人制造舟车，却未必制作棺椁。难道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做到吗？因为认为人们还没有感到困苦的事情，不必改变。后来圣人建造宫室，并不是认为穴居土处不可改变；制作棺椁，也不是认为用葛藤编沟不可更易。难道他们喜欢故意相反吗？因为认为人们已经感到困苦的事情，不能因循不改。后来圣人又设置两座观台，改用有文饰的椽材；把朴素的梓木改为精美的材料，把朴素的瓦棺改换为有文饰的棺材，难道不能遵从俭朴吗？因为认为人情所喜爱的事物，可以加以节制，却不能强行改变。由此看来，古今变化不同，习俗所便利、所习惯的事物也不同，那么也应当多次改变法制以适应它们，何必一一追随先王的旧迹呢？关键在于养成人民的性情、防止人民的欲望，制度的本末先后能够符合先王的意旨罢了，这就是制作礼制的方法。所以崇尚瓦制酒器，而使用淡酒；以太羹为先，而让众多菜肴使人吃饱。一方面是为了尊贵根本，一方面是为了亲近实用。由此便知道，圣人创制后世礼制，必定尊贵俎豆等礼器，但不废弃今天的器用；先尊重弁冕，却不禁止今天的衣服，推而广之都是这样。这样以后，所作的改变革新，才不会违背天下的形势、惊骇天下人的情感，而本来已经合乎先王的意旨了。因此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从来不同，但制作礼制的原则却从来没有不同。后世不明白这个道理，有时竟不敢有所制作；有时制作礼制也只是因为形势实在不得不做，所以简略而不完备，稀少而不能经常施行，并且只用于上层，而没有推广到百姓身上。所以礼的根本在于养成人的性情，它的作用表现在人的言动视听之间；经过一千多年，百姓尚且没有机会在耳目之间接触到它，更何况实行、习惯并安于其中呢？等到他们陷入罪过，便繁琐地制定法令来防御，这难道不是不仁吗？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情虽然已经浅近，但凡是后世记载礼制的书，也都有所本源，其中具备一时礼制的得失。从前孔子对于告朔之礼，还珍惜它的礼制尚存，何况一代的典籍呢？所以这部书不能不被珍视，特为它校定编次，等待论礼的人考察取舍。巩论说礼制，和苏轼的话如同出自一人。苏轼的文章雄健畅快，但说到缜密纯粹，本来不如巩。像巩所说礼制施行就能使财用充足，这本来是苏轼没有达到的地方，其中包含治理世务的关键。可惜巩也未曾把这点彻底说尽。古人对于饮食、衣服、宫室、墓地，无不规定等级威仪，使人不敢僭越差等，说这是为了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并不是说这样做是为了使百姓富足。然而使百姓富足，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因为古代圣王从公卿士大夫直到平民，早已计算耕作者的收获以及俸禄足以代替耕作的数量，为各种使用规定品级和限制，并把它施行在等级威仪之中。天下百姓看惯、听惯了这些规范，处在某种地位而没有相应身份的人，自然以使用那些器物为耻，并不只是因为害怕而不敢使用。所以奢侈的风俗不用禁止便自然消失。既然没有超越身份的奢侈使用，适合他们使用的财物自然足以供给，不至于匮乏。这就是圣王使百姓对上足以奉养父母，对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仁德恩惠确实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秦、汉以来，古代制度荡然无存，人们竞相以奢侈为时尚，使用财物没有节制。贾谊说：“平民的屋壁可以制作成帝王服饰，倡优下贱之人可以使用皇后的装饰。”然而天下几乎没有不被这种风气屈服的。

译这种风气相沿至今，就像河水决口向下游东流，谁能做中流砥柱呢？然而民情彼此并没有多大不同；只要有人制定等级，也就没有人敢破坏它。像如今这样，亲王、郡王可以用蟒绣作坐具，等级威仪便在其中；那么即使有放纵邪僻、奢侈的人，也不敢把蟒绣坐具公然带入朝廷和市场。至于卧具，有权势的人即使是平民也都可以使用，却没有人禁止。一件卧具可以制作成几件坐具，但坐具公卿不敢僭用，卧具平民却可以使用，没有什么不当，因为人们认为等级威仪不在卧具上，所以无所畏惧，也无所羞耻。由一件坐具推开来看，本来没有什么地方不是这样。上天所生、土地所养、人力所使用的财物，总数只有这些，不过是在天地之间流转罢了；依靠君上留下余财来惠及百姓，但也不能抵挡每个人毫无节制地使用。何况还要剥削百姓的膏脂来奉承上级呢？作为君主，即使人人脱下衣服给人穿，推出食物给人吃，也已经非常劳苦而且难以周遍，何况遍及之后，难道还能断绝供应而不再接续吗？既然如此，依靠法令使人生活，法令一旦确立而利益便无穷，怎么可以不讲求礼制呢？” 王志坚说：《困学纪闻》说：“《礼阁新仪》指的是新法；《襄州长渠》指的是水利；《兵间诗》指的是徐德占；《论交诗》指的是李吉甫。” 考察南丰曾经作《怀友》赠给荆公，荆公作《同学》回答他；荆公写《答段缝书》，替南丰辨明诽谤；南丰也把荆公推荐给蔡学士，他们相互知己到了这样的程度。后来荆公得志，却不肯苟且附和别人，又是如此。子固真是君子啊。” 张英说：“礼因循人情，能够对人情加以节制，却不能改变人情，这是确实正确的论断。文章出入经史，言辞典雅醇厚、丰美浓丽、宏阔博大而深沉雅正，是南丰所擅长的地方。” 《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五目录 南丰曾巩文二 序 《战国策目录序》《徐干中论目录序》《先大夫集后序》《范贯之奏议集序》《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送李材叔知柳州序》《送江任序》《送赵宏序》《序越州鉴湖图》《叙盗》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五 南丰曾巩文二 《战国策目录序》刘向所校定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所称的十一篇已经缺失。臣到士大夫家访求，才把全书都得到，校正其中的错误，并考察那些无法考证的疑处，这样以后，《战国策》三十三篇才重新完整。序说：刘向为这部书作序，说周朝前期重视教化、修明法度，所以治理大为成功；到了后来，谋略欺诈被采用，仁义之路被堵塞，所以天下大乱。这个说法本来很美，但最后却认为本书所载是战国谋士揣度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情，是不得不如此，因此可以说是被流俗迷惑，而不能坚定相信自己。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经几百年，旧有法度已经亡失，旧有风俗也已经熄灭很久了。二人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它不能改变，难道是要强迫天下君主去做后世不可能做到的事吗？他们也是根据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为当世建立法则，使它不失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的治理，所面对的变化固然不同，所用的法制固然不同，但治理国家天下的本意，在根本与末节、先后次序上从来没有不同。孔子、孟子的道理就是如此。法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归于一统。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守住这个道理，难道是喜欢提出异论吗？只是能够不苟且罢了。可以说他们没有被流俗迷惑，而坚定地相信自己。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义是值得信守的，却喜欢那些容易迎合现实的说法。他们用心筹划，不过是偷偷采取权宜的一时之计罢了。所以谈论欺诈的便利，却隐瞒它的失败；谈论用兵的好处，却遮蔽它的祸患。他们彼此相继这样做，无不只见其利而看不尽其害，只见所得而看不尽其失。最终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一类人因此丧失自身，而任用他们的诸侯和秦国也因此灭亡国家。他们造成的祸害对世道来说显而易见，但流俗仍然没有醒悟。只有先王之道，因时制宜、随变化制定法度虽各不相同，却经得起考察而没有瑕疵，施行起来也没有弊病。所以古代圣贤从未因为这个而改变那个。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当放逐并绝其流传，那么这部书不让它灭亡，可以吗？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应当把邪说的内容向天下人说明，使当时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可遵从，然后加以禁止，这样禁令才会齐整；使后世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可实行，然后加以警戒，这样道理才会明白。何必一定要毁灭它的书籍呢？放任它存在而加以禁绝，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一书中，对于以神农之言为依据的人、以墨子之言为依据的人，都记载下来并加以批评。至于这部书的撰作，上承《春秋》，下至楚、汉兴起，记载了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迹，本来不能废弃。这部书有高诱作注，共二十一篇，有人说是二十二篇。《崇文总目》所保存的有八篇，如今保存的有十篇。校编史馆书籍臣曾巩序。孟子说：“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意，隐士横加议论，《战国策》就是这些横议的文字。”实际上，他们掌握国家命运，交相发动天下战争；这就是所谓充塞仁义之道。刘向认为这是不得不如此，是错误的。巩作辞驳斥他，是正确的。阐明道德出于一统，曲折一尺也绝不能说成直伸八尺，这对于世道人心的裨益更加深厚。然而他在篇末假设有人提问，来说明此书不能灭亡，必须保存它的书籍以后才能作为警戒，这一点仍然值得商榷。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情写成《春秋》，言语写成《尚书》。周朝衰落以后，史官渐渐消亡，但晋国董狐记载赵盾，齐国太史记载崔杼，都以死守住自己的职分；史官虽然衰亡，史书却不能完全灭亡。左丘明依照左史的体例，为孔子的《春秋》作传，所以他的文章虽然也记载言语，却以记事为主；又自行汇集列国的言语，以备右史之用，所以他的文章虽然也记载事情，却以记言为主。《战国策》属于《国语》一类，本来就是战国的史书罢了。又有什么可争论保存还是废弃呢？那么巩还沾沾自喜地写出它不可废弃的理由，也是一种迷惑。柳宗元只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作《非国语》来责怪左丘明，却不知道自己的浅陋，这和把砍断胫骨、剖开胸腹一类的事拿来相比没有不同，并不是《泰誓》的本意。” 巩认为，他记载了二百四十五年的史事，比柳宗元的文章更为优胜；但若不能明白知道这就是战国史，善恶都予以记载，不能因为其中有邪说暴行就议论是否应当保存或废弃，那么也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译《徐干中论目录序》我起初看到馆阁以及世间所存的徐干《中论》二十篇，以为全书只有这些。后来读《贞观政要》，奇怪唐太宗说曾经见过徐干《中论》的《三年丧》篇，而今本却缺少这一篇。于是考察《魏志》，见魏文帝称徐干所著《中论》有二十多篇，这才知道馆阁和世间所存的二十篇并不是全书。徐干字伟长，是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赞徐干胸怀文章而质朴，恬静淡泊、少有欲望，有隐居箕山的志向。《先贤行状》也称徐干品行笃厚、体悟大道，不沉溺于世俗荣华。魏太祖时曾表彰征召他，他以疾病为由推辞不赴；后来任命他为上艾长，他又因病不能赴任。大概汉朝承接周朝衰微以及秦朝毁灭学术之后，诸子百家、杂家之学与圣人之道一同流传，学者很少能独自洞察道德的根本而不受世俗牵累。至于修养心性，在出仕或退处、显露或沉默之间，能够不违背道理的人本来就很少，何况到了魏代这样的浊乱时代呢？唯有徐干能够考察六经，推究孔子、孟子的旨意，加以论述；即使有些措辞和时势不完全相合的小失误，归根到底不合于大道的地方还是很少的。他从内心所得，又能诚信地充实实行；在浊世中进退周旋，保持了出仕退隐、显达隐晦的大节。我起初读他的书，考察他的思想，便认为他贤明。又根据他的书来探求他的为人，知道他的品行也值得称贤。可惜他的著作有益于世，而能够认识这一点的人很少。考察他的言论和行为所达到的境界，再用世俗的好恶去看待他，世俗哪里能够知道他的本意呢？只是凭我的力量，哪里足以使他的书更加受重视，使求学的人尊崇并相信它呢？所以我校正其中的脱漏和错误，叙述它的大略，这大概就是用来表达我的心意的。孟子把守护先王之道、等待后世学者作为自己的责任，这大概是圣贤以仁心对待天下、永不停止的心愿。既然不能使我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不能用这种道理启发百姓，就将把恩泽施给后世百姓；希望后世百姓受到这种恩泽，必定要使道统有所传承，使这种风气能够延续。即使说要到万世以后才有人理解它，那也仍如同早晚相遇一样有功，难道一定要在自己生前获得名声、一定要在自己生前成就事业吗？《诗经》说：“芦苇青苍苍，白露凝成霜。所说的那个人，在水的另一方。”伟长在乱世中怀抱大道、坚守节操，著书阐述孔子、孟子的旨意，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这就是我阐发潜藏的德行、使幽微的光辉显露出来却唯恐做得不够的原因。《先大夫集后序》先公所著的书，名为《僊鳬羽翼》的三十卷、《西陲要记》的十卷、《清边前要》的五十卷、《广中台志》的八十卷、《为臣要纪》的三卷、《四声韵》的五卷，共一百七十八卷，都已刊刻流传于世。现在又编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另自编十卷收藏在家中。五代之际，儒学已经被排斥，后生小子在民间钻研治国之术，文章大多浅近。当时先公虽然年轻，所学已经都能明白治乱得失、兴衰成败的道理。他的文章宏大深邃、隽永优美，尤其长于讽谏劝喻，现在编入的乐府以下诸篇就是这样。宋朝平定天下后，先公才开始出仕。这时太祖、太宗已经确立法度纲纪。先公于是直言当世的得失；他在朝廷上痛斥当权者不忠，所以凡是谈及天下大事，必定以天子忧虑怜悯百姓、为万事劳心的心意为根本，指出大臣、近臣和执事之人观望徇私、怀藏奸心，不符合天子托付任用他们的本意。因此政事长期不能治理好；遇到难以直说的事情，别人有不敢说的，即使他屡次因此不合时宜而被外放，他所说的仍更加恳切，不因利害祸福而动摇自己的心意。起初先公尤其受到太宗赏识，从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被召见，任为直史馆，后来又任两浙转运使。不久真宗即位，先公更加因才能受到知遇。起初试任知制诰，西部战事发生后，又任自陕州以西的经略判官。先公常常激切地议论大臣，当时的人都不高兴，所以最终没有被任用。然而真宗始终被他的言论所感动，因此任命他为泉州知州；不到一年，又任命他为苏州知州，五天后又改任扬州知州，这是准备再次召用他。可是先公在这时又上书斥责大臣，言辞更加激切，所以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先公所说的大事，是认为自唐朝衰落以来，百姓贫困已经很久了。天下既已统一，天子正在修明法度，而当权者仍多有烦琐苛细之举，理财的大臣又更加急切。先公独自认为应当遵循简易的原则，停止管榷，使百姓得到休息。大中祥符初年，天下各地争相谈论祥瑞符应，天子因此亲自到泰山、汾阴举行祭祀，道家的说法也更加盛行。从京师到四方都大规模修建宫观，先公更加竭力进谏，认为天命不能专门依赖，应当贬斥奸臣、修治人事，如此反复陈说达数百乃至上千言。唉！先公竭尽忠心，天子能够接受尽言，哪里一定要到古人才有呢？这不正是传记所说的“君主圣明，臣下正直”吗？多么盛大啊！多么盛大啊！先公任两浙转运使时，上奏请求废除苛税二百三十多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请求免除百姓租税，释放百姓所负的债务。他实际施行的政绩，大致就是如此。他所施行的事情如此重大，差不多可以说成功了。先公曾经说过的话很多，其中在皇帝面前所说的以及散失的书信，大概无法再收集。他的主张有的被采纳，有的没有被采纳；至于后来常常值得思考的言论，以及历任官职和所做的事情，庐陵欧阳修公已经在先公的碑铭中记载得很详细了，所以这里不再论述。至于没有全部记载的原因，是先公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他的功业和品行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即使记录下来，当时喜爱先公的人很少，史书果真可信吗？后世如果有君子想推究考察此事，读先公的碑铭和著作，再读我这个后辈所作的序，他的思想和内外情实都可以看得清楚，对于名实是否相符也就能够核实了。先公死后追赠谏议大夫，姓曾，名致尧，是南丰人。为他的书作序的是他的孙子巩。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茅坤说：“子固阐明宣扬先世不得志的地方，很有大体；至于文章的安排铺陈，则极其浑厚雄健。韩愈、欧阳修和苏轼，也应当低头叹服。” 王慎中说：“先生的文章，像这篇这样曲折委婉而又充满感慨，气势却不逼迫；这种含蓄的文章，也并不多见。”

译《范贯之奏议集序》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的奏议共有若干篇，他的儿子世京编成十卷，嘱托我为之作序。自至和以后十多年间，先公常常因进言论事而任职，从天子、大臣直到群臣百官，从宫禁内廷直到四方幽隐之地，凡有关于政事得失善恶的事情，先公无不竭尽心力，反复陈说，极力向皇上进言：有时纠正皇上的情欲，有时切磋筹划政务，有时辨别忠臣与奸佞，安排他们的进退。一篇奏章上奏一两次，有时甚至上奏十多次；有的事情暗中争辩、独自陈奏，有的则召集谏官、御史共同议论，尽情直言。仁宗常常虚心采纳，因此改变诏令，废除或举行近来的一些政事，有时立即听从，有时过月逾时才施行，有的甚至到后来最终才采纳。大概当时仁宗在位已久，熟悉人情的真伪以及群臣的能与不能，正用仁厚清静的政策休养百姓；至于是非取舍，则一概交给公议，而不凭自己独断。他所提拔任用为谏官的人，像先公这样，都是一时的杰出人才；先公与同时代的士人也都乐于发表意见，不委曲顺从、苟且求安，所以天下的实情得以完全传到皇上那里，而违背事理的事情常常不能实行。至于那些奇邪放纵、任意妄为的人，也总是因此失败后悔。所以在这个时期，朝廷常常把政事交给七八位大臣，而朝政没有大的缺失，群臣奉行法令、恪守职守，天下安定。能够任用人才而不独断专行，是上天的道理。仁宗之所以仁德如天，能够在位四十多年、承继太平基业，原因就在这里。后世得到先公的遗文而评论那个时代，看到君臣上下如此相互成就，一定会低回感慨、羡慕不已，发出难以企及的叹息。这样以后才知道那个时代的难得；那么先公的言论没有泯灭，难道只是为了显明他的志向吗？它也是为了使先帝盛大的德行永远彰明。先公为人温和善良、慈爱宽恕；他处理政务宽缓平易、爱护百姓，但到了朝廷上，敢于直言，神色严正，这是别人难以达到的。同一时期凡是担任言官、负有进言责任的人，后来大多做到高官，唯独先公早早去世。先公名师道，他的世系、籍贯、历任官职和事迹，今任资政殿学士的赵抃公已经写在先公的墓志铭中。黄震说：“贯之名叫师道，侍奉仁宗，担任言官。他的儿子世京把他的奏议编成十卷。南丰曾巩阐明了他遭遇和成就的盛大。正是为了使先帝盛大的德行永远彰明。墓志则由清献赵公撰写。” 《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熙宁三年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任婺州知州。三馆、秘阁同舍的士人，一同在城东佛寺的观音院设宴为他饯行。参加的人共有二十人。纯老也重视同僚之间的情谊，想慰藉留下的人对他的思念，于是作了一首二十言诗，给在座的人看。于是席上每人各取诗中的一句作韵，赋诗为他送行。纯老到婺州后，准备把这些诗刻在石上，写信来对我说：“请替我作序。”朝廷常常招集天下有儒学的士人，把他们聚集在馆阁，来培养他们的才能，等待皇上任用。有人出使外地时，他的同僚一定互相告知，选择都城中宽广的屋宇、丰盛的厅堂和游览观赏的胜地，约定日期一同饮酒赋诗，以表达送行惜别之情，寄托深厚缠绵的情意。这种做法历代沿袭日久，成为惯例。他们从容讲论道义的快乐，大概是其他官署所没有的。至于赋诗时所称引的内容和劝勉的话，无不说到离去者的品行，祝愿他回到朝廷任职，希望他不要久留在外地。由此可以看出士大夫的风雅习尚，彼此推重、相互成就的情谊深厚，绝非世俗所能比及。朝廷将来也要据此考察并确认他们的才德，把他们集中进用，这并不只是空洞的文章而已。纯老凭明经进士、制策考试入选，历任教导国子监学生，进入馆阁后担任编校书籍、校理、检讨。他的文章学问有过人之处，本来应当在天子身边，接受询问，担任献纳之职，却反而请求到一州任职，想在河川穷尽、山岭险阻的偏远地方亲自施展才干。他的志向和节操之高，又不是平常人才所能达到的。这就是赋诗的人推重他的贤能、惋惜他的志向，殷切反复地表达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因此我替他叙述大略，以阐明士大夫的公论，也让同舍的人共同看这篇序，使他们知道纯老不会久留在外地。十月某日作序 这篇文章作于新法尚未施行以前；太平时代馆阁中的人物风雅从容，美好而盛大。这所作的，莫非就是太平盛世的乐声，是安定而乐于享受政治和谐的人所发出的声音吗？

译《送李材叔知柳州序》谈论的人说，南越偏僻而遥远，风气与中原不同，所以做官的人都不愿久居，往往车船还没有出发，就屈指计算归期。又都轻视那里的官职，认为不值得做事；他们一开始就这样替自己打算，所以到了那里都心神动摇、懈怠松弛。他们忧虑而勤勉不起来，习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否则，为什么自从越地与中国相通已经一千多年，声名能够安抚治理百姓的人却不过几位呢？所以越地与闽、蜀起初都被视为夷地，闽、蜀都已经改变，唯独越地还保留鄙陋风俗，难道是它的习俗不可改变吗？大概是官吏没有尽到施行治理教化的心意，这也确实是越地百姓的不幸。他们不知道从京师到越地，水陆道路都可以安稳通行，并不像闽地溪流峡谷、蜀地栈道那样难以预料。既然同样是在远地做官，这里难道不是仅仅因为风气而被优待吗？我所熟悉的情况与中原也没有太大不同，起居作息不违背节度，未曾生病。假如违背节度，即使在中原，难道能不生病吗？当地物产美好，水果有荔枝、龙眼、蕉柑、橄榄；花卉有素馨、山丹、含笑之类；食物有海中的各种物产，陈年酿造的酒和醋，都是天下绝无仅有的。百姓很少争斗诉讼，喜欢嬉游娱乐。官吏只是因为没有久居的心，所以才说那里不可任职。如果有长期居住的心意，为什么就不可呢？古人治理一乡一县，他们的德义、恩惠和仁爱尚且足以熏陶浸润百姓。如今官职大到专任一州，难道反而应当轻视自己的官职而不办事吗？假如让他们听到我的话并认真思考，人人都有长期居住的心意，又不轻视自己的官职，为越地百姓洗除鄙陋习俗、引导他们走向治理，使越地居住在闽、蜀之上，那么就没有令人感到不幸的叹息了。这件事如果出现在一千多年以前，其美善的大小便可想而知。然而，不是才智卓异、远远超过众人的人，不能做到这一点。在南方任官的人很多，我所知道才智卓异、远远超过众人、能够实行我这番主张的，只有李材叔。材叔长期与他的哥哥公翊一起做官，同年并且都因推荐而任县令，后来进入秘书省任著作佐郎。如今材叔任柳州知州，公翊任象州知州，都是同时任职，两人的才能又相近。这样，两州就能互相促成政绩，他们施政的速度和形势的便利，是可以预见的。越地的百姓真是幸运，真值得庆贺啊！生在这里、做官在这里，都是命运，都是没有人刻意招致却自然到来的。生在柳州的人，离开故乡，想念柳州并不比外地人更少。到柳州做官的人，却都不愿久居，这是为什么呢？生在柳州的人，对于本宗族亲戚的事情，恐怕不会认为不值得做，也不会因此心神动摇、懈怠松弛。到柳州做官的人，所面对的百姓、土地田产，就像面对自己的宗族亲戚一样；既然责任更加重大，却反而心神动摇、懈怠松弛，认为不值得做，这是为什么呢？人的情感总是滞留在过去，违逆将来；对于眼前所处的职位以及应当办理的事情，却不能尽心尽力。这就叫作情感和见识颠倒。孔子说：“不知道命运，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 《送江任序》同样是做官，有的是中原人被任用到荒远边地、山区海滨、蛮夷异域，有的是燕、荆、越、蜀以及海外万里之人被任用到中原，甚至四方偏远地区的人彼此调换前往任职。他们跋山涉水、奔驰于沙漠荒野，常常受到风霜冰雪、瘴气雾毒的侵袭，又遭遇蛟龙、毒蛇、蜥蜴、虎豹群兽的攻击，或被急流回旋的水波、崩塌的山崖和落石覆盖压迫。他们出发时，无不携带粮食、药物，选择船只、替换马匹，结成兵曹队伍后才行动，早晚赶路，经历寒暑变换才能到达。到任以后，宫室、器械、衣服、饮食等所需物品，以及当地的风土气候、百姓歌谣习俗、语言习尚等事务，变化多而难以遵循，民情也难以了解，于是大多忧愁地居住、戒惧地处事，叹息着想要归去。等到所欠缺的东西已经补足，所不熟悉的事情已经了解，年限又有了确定的期限，便可以借机离开。因此不能专心思考、整治政务，来宣扬天子的仁德和下达给百姓的恩惠，建立后世可以遵守的法则。另一种情况是，九州之人各自在本土任职；即使不在西部边疆，而在东部境地，士人也不必辛苦乘坐舟车舆马，不必费力奔波，只需治理自己的城邑，坐在厅堂深处办公。道路奔波的劳累、上下行走的疲倦和冲冒风雨的忧患，都不会接触身体、扰动心思。至于耳目口鼻和全身各部分所需的供养，就像没有离开自己的家；父兄六亲和旧日朋友，早晚都能相见，就像没有离开自己的乡里；山川的形势、土地田产、市场街巷、风谣习俗、言辞说法的变化、利害得失以及善恶的条理，不是从孩童时代就听闻的，就是从少年到成年游览所见的；不是自己亲身了解的，就是乡里先生长者所告诉的。居住已经安定，所处理事务的适宜方法也都已经熟悉，这样就能专心思考、尽力办事，宣扬皇上的恩德，解决百姓的急难；施政的先后次序，不必向旁人长久咨询考察，对于取舍、增减的关键，也已经胸有成竹。哪里像孤身客居远方的人那样忧虑，只能苟且决定政事呢？临川江君任职于洪州丰城县，这两个县，放牧牛羊的地方彼此相连，树木果蔬和五谷的田垄也互相接续。所谓九州之人各自在本土任用，还有什么比这里更相近呢？既然已经得到居处的快乐，又厌听熟闻当地百姓的事务，而江君还有聪明敏捷的才干、廉洁的品行来施行政务，我知道他不会放弃读书讲论的快乐和宾客交往的乐趣，而且处理政事绰绰有余。县政得到治理，百姓便能在大山深谷之中安居乐业；州府在上面也可以无为而治。我将看到江西幕府不再面向南方忧虑了。临行时，我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为他送行。南丰曾巩序。储欣说：汉代的吏治最为兴盛，而汉代的法令尤其合乎人情。由郡中人担任本郡太守的，多得数不清。唐、宋也是如此。到了明代，才开始私下窃窃地对此产生疑虑。越过本省任命官员，猜疑防范越来越深，吏治也越来越不如古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译《送赵宏序》荆地百姓与蛮人联合起来作乱，潭州附近几个州都受到他们的祸害。天子和宰相认为潭州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原来的守臣不能胜任，于是改换人选；新任守臣又不能胜任，便再次更换。守臣到任后上书请求增兵，诏令拨给他三百名抚兵，殿直、天水人赵希道实际负责带兵前往。希道一向与我有交往，偶尔来拜访我，谈到潭州的事情。我说：“潭州的山川形势、兵甲军队怎么样？粮食有多少？贼人的多少、强弱怎么样？这些我不能知道，但我能从书中知道。书中记载的事情，像潭州这样的事很多。有时会合几路军队，数万人，截断山谷进军，势力不能说不多且强，然而最后被歼灭的却很多。有时单车独行，却能取胜的人接连不断。关键只在于是否具备仁义和信用。若能使自己的仁义信用达到这种程度，即使单车独行，寇贼也可以视为无事；龚遂、张纲、祝良这一类人就是这样。仁义信用不足以感化他们，即使会合几路军队、数万人，最后也会被歼灭，只不过正好增加了寇贼的力量而已，更何况想使他们归于平定呢？杨旻、裴行立这一类人就是这样。所以，兵力不能使地方平定，能使地方平定的关键在太守自身。”这道理很明白。若前任守臣果真能够做到这样，天子和宰相哪里还用得着更换他？之所以一定要换人，就是因为前任守臣不能做到这一点。如今前往任职的人又说请求增兵，这同书中所说的为什么如此不同呢？我担心潭州百姓会更加困苦，寇贼会更加猖獗。从前潭州的官吏和附近郡县曾经寻求以武力取胜于贼寇，其中有暴晒尸体的，有杀戮投降者的。如今前往任职的人，难道只是不做这些事吗？还是仍然免不了做这些事呢？天子和宰相任用他的本意，难道是这样吗？潭州守臣是近侍之臣，奉命安抚、侦察潭州的郎官、官吏、御史、博士接连不断；请替我告诉其中贤明的人说：“如今谈论古书的人，往往说它迂腐，但古书记载的事情却是已经试验过的办法。古书中已经试验过、并用于治理的办法，与当时人凭自己的意愿行事相比，究竟哪一种得失更大呢？” 我的话如果能够用来平定潭州的祸患，现在虽然只是小事，但在太中、咸通年间，南方的忧患常常十分严重。难道大祸不是从小事开始的吗？那些担任近臣、郎官、御史、博士的人，难道偏偏能够不思考这个道理吗？希道本来就是喜欢办事的人，我趁他出发，便把这些话依次写下为他送行。庆历六年五月某日，曾巩序。蛮夷给边郡造成的祸害，与敌国不同。敌国，就是秦、越相对而言的说法。秦国战胜越国，越国并没有屈服而归入秦国；越国战胜秦国，秦国也没有屈服而归入越国。然而只要一次取胜，敌国一定会害怕，不敢再侵扰边塞，我们的国家也因此安定。如果大获全胜，敌国就会崩溃屈服而归入我国，土地得到开辟，政教归于一同，这就是成就霸王事业。至于蛮夷，他们的土地本来就是我国的土地，他们的百姓本来就是我国的百姓。一旦他们劫掠百姓、盗窃府库，就把他们称为叛乱者；但他们终究不能越出我国疆界而成为别国的人。军队一向他们进攻，他们就逃跑；一逃跑便散布到山谷中，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最终无法辨认，也就不能使杀戮恰好施加在有罪者身上。军队到不了的地方，他们又聚集起来，进行劫杀，蔓延不止；与他们相互追逐，军队就疲于奔命，不交战便先使自己困顿。难道要出动军队，一举把他们全部歼灭吗？可是那里地势险隘深阻，这本来就是上天造成的，无法将他们全部歼灭。天地的本性，大概一定不会使几百万人在一朝之间全部被歼灭。何况那里的土地湿热有毒而且贫瘠，不是生长在当地的人居住在那里就不能生存；即使把当地人全部歼灭，也不能迁移百姓去充实那里。因此，蛮夷不能用武力治理，这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没有长吏扶持信用、彰明仁义，逐渐把寇盗教化为普通百姓，本来就没有第二种办法。然而武夫悍卒的所作所为，一定与信用仁义相反，正如我所说的那些以武力取胜于贼寇、暴晒尸体、杀戮投降者的事。难道武夫悍卒唯独不是人、没有人心吗？利益在这里，祸害也在这里；追逐利益、逃避祸害，就必然会做出这种事。那些以武力取胜于贼寇的人，百战百胜难道能没有一次失败吗？百次胜利不足以树立威势，一次失败却足以招致轻侮。贼寇本来不以失败为耻，我们却以失败为耻，所以便得到杀贼杀到穷凶极惨的地步，用来发泄愤怒、树立威势。于是有暴晒尸体的做法，却不知道蛮夷的本性本来就不怕死，哪里会害怕尸体被暴晒呢？他们难道是禽兽吗？禽兽本来就不怕尸体暴晒。他们难道还具有人心吗？那么他们也知道剖腹斩断、肢解剖裂不是人所应做的事，反而会更加不服、更不畏惧。等到想杀的人已经无法再杀，计策更加穷困，于是诱骗他们投降，再杀掉并暴晒尸体。于是蛮夷像受惊的麋鹿、乱飞的鸟一样四处奔散，直到死也不服，百姓也就无法生活了。凡是这些做法，都与信用仁义相反，是武夫悍卒所擅长的本领。所以，蛮夷不能用武力治理，这是确定的。

译《越州鉴湖图序》鉴湖又名南湖，南面靠山，北面连接州城的漕渠，东西两面与江汉相距。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所开创，至今已有九百七十五年。湖的周长为三百五十八里。凡是东南方流来的水，都汇聚到这里。州城以东，从城到东江，北堤有两座石闸，暗沟十九条，灌溉百姓的田地。田地南面连接漕渠，北面和东面、西面连接江水的，都靠它灌溉。州城以东六十里，从东城到东江，南堤有暗沟十四条，灌溉百姓的田地。田地北面抵达漕渠，南面靠山，西面靠堤，东面连接江水的，都靠它灌溉。州城以西三十里，有柯山斗门，通向百姓的田地。田地东面靠城，南面靠堤，北面临漕渠，西面连接江水的，都靠它灌溉。总计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的田地九千顷。并不是湖只能灌溉九千顷田，而是临江的田地总数就是九千顷。湖东面有曹娥斗门、藁口斗门，沿南堤向东流的水，经过它们进入东江。湖西面有广陵斗门、新迳斗门，沿北堤向西流的水，经过它们进入西江。湖的北面有朱储斗门，距离湖最远。大概是在三江上游两山之间疏通开设两座斗门，按照时令察看田中的水势，水稍有泛滥就打开其中一座，水大幅泛滥就全部打开，使水流入三江的入海口。所谓湖面比田地高一丈多，田地又比海面高一丈多，水少时就从湖中泄水灌田，水多时就从田中泄水入海，因此无论水旱年景都没有荒废的田地。自汉代以来将近千年，这项水利从未废弃。宋朝兴起后，百姓才开始盗湖造田。祥符年间有二十七户，庆历年间有二户，共造田四顷。当时三司、转运司还下文严厉责令州县，使其恢复田地为湖。然而从此以后，官吏更加怠慢法令，奸民逐渐兴起。到治平年间，盗湖造田的共有八千多户，造田七百多顷，湖几乎全部废弃。仅存的部分，东面是漕渠，从州城到东城六十里；南面通若耶溪，从樵风泾到桐鸣十里；这些水面宽度都不到十余丈。每年少雨时，田地还没有受旱，湖水却已经先干涸了。从此以来，人们争相提出办法。有人向蒋堂建议，应当设立处罚来禁止侵占耕种，设立奖赏来鼓励告发。杜杞则认为，盗湖造田的人获利在于放任湖水；一下雨便放声喧闹以惊动州县，而斗门往往因此开启，所以应当为此立石标明界限。于是规定一处在五云桥，水深八尺五寸，由会稽县主管；一处在跨湖桥，水深四尺五寸，由山阴县主管。斗门的钥匙，都要交给州府。水上涨时，派官员按照规定巡视，谨慎掌握关闭和开泄。又认为应当进一步修治堤防；对于敢于在斗门处造田的人，拔掉其禾苗，责令其出力恢复湖面，并加重处罚。还认为这样仍不够，又应当加强两县县令，以提举的名义考核他们督察水利的情况，并据此决定奖惩。吴奎认为，每年农闲时应当雇人疏浚湖泊，把淤泥堆成丘阜；由县令主持劳役，州府和转运使负责防护、刑狱，并督促管理奖惩。张次山认为，湖泊已经废弃，仅存的部分难以立即恢复，应当扩大漕运水道以及其他便利之处，使其可以通漕并灌注百姓田地，设置柱石作为标志，柱石以内禁止造田。刁约认为，应当把湖泊的三分之一划给百姓造田，再把堤加高一丈，那么湖可以不疏浚而水利自然恢复。范师道、施元长认为，重申禁止侵耕，尚且不能使百姓不犯法；如果把湖泊分给百姓，那么谁能抵御侵占者呢？又把湖水水位与城中水位相比，有的高三尺六寸，有的高二尺六寸；如果加高堤坝壅积湖水，水淹坏城郭房舍是必然的。张伯玉认为，每天役使五千人疏浚湖泊，使水深达到五尺，需要十五年完成；达到三尺，需要九年完成。但恐怕工程开始时，外面的浮议动摇人心，里面的役夫溃散，那么即使有智者，也不能保证工程成功。如果每天役使五千人，把堤加高八尺，一年便可完成；所需竹木费用总计九十二万三千，计算越地共有二十万六千户，向他们征收赋税而又归还其租税，这样费用很容易筹足，便可以坐享水利，而百姓也不至于烦劳困弊。陈宗言、赵诚又以水势高低难以控制为由反对，并认为应当采用吴奎的建议，逐年恢复湖泊。当时都水司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又认为应当增加奖惩的法令。他们的意见如此丰富，可以说很周全了。朝廷未尝不听取采用，并把它写入法令，因此处罚从钱三百到一千，又到五万；刑罚则有杖刑一百至徒刑二年。法令条文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造田的人没有停止，反而一天比一天多；湖也没有更加疏浚，反而一天比一天废弃，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法令不能实行，而苟且因循的风气占了上风。过去谢灵运曾向宋文帝请求把会稽回踵湖改作田地，太守孟顗没有答应；又请求把休嶭湖改作田地，孟顗仍没有答应。谢灵运甚至用言语诋毁他，可见请求把湖泊改为田地的风气，在越地由来已久。然而南湖自汉代经过吴、晋直到唐代，又延续到钱镠父子治理此州的时候，它的水利从未废弃：那些时期，有的凭小小一块地方对抗天下，有的凭几个州作为屏障，有的以一国自立为王。对内有供养和俸禄的需求，对外有贡赋、输送、问候和馈赠的负担，并不能安然无事。因此，他们强化水土治理，努力发展根本、使农业获利，也都有一定的制度，其中钱镠的法令最为详备，直到现在民间还流传很多；由此可见水利能够不废，是有原因的。近世却不是这样，天下统一后，人们安于承平已久的局面，在位者把兴办事业看得很重，却乐于因循。请求把湖泊改为田地的人，其言辞和气势往往足以打动别人。至于修治水土、兴办水利，又要耗费财力、劳动画众，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所以郑国修渠的工程，被认为足以使秦国疲惫；西门豹治理邺地渠道，人们也认为烦劳困苦。既然情况如此，我们的官吏谁肯承担难以承受的怨言，招来容易得到的责备，而等待尚未显现的功效呢？所以意见虽然广博，却始终没有施行；法令虽然严密，却始终没有真正执行。造田者之所以日益增多，湖泊之所以日益废弃，原因就在这里。因而说法令不能实行、苟且因循的风气占了上风，难道不是这样吗？一座存在千年的湖泊，兴废利害清清楚楚，很容易看见。

译然而自庆历以来三十多年，官吏因循苟且，湖泊已经废弃，世人仍不知道其中原因；何况那些隐微的、难以考察的事情，又由于苟且简略而在冥冥之中败坏，人们哪里知道它们所以然呢？如今有人说湖泊不必恢复：“湖田的收入已经很丰厚了。”这是那些只会游谈、替侵占耕种者谋利的人说的话。湖泊没有完全废弃时，湖下的田地就会干旱，这是眼下的祸害，是众人都看得见的。假使湖泊完全废弃，湖泊变成田地也会干旱，这是将来的祸害，是众人还看不见的。所以说：“这是游谈之士为了侵耕者的利益而说的，并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有人说湖泊不必疏浚：“只要加高堤坝、壅积水势就行了。”这是好辩而喜欢听取苟且简便办法的人说的话。按地势比较，壅水使水位升高，必然会毁坏城郭，这是议论此事的人已经说过的。按地势比较，疏浚湖泊使湖面降低，然后才不会失去原有的水利；不失去原有的水利，才不会失去它应有的作用，这是他们还没有说到的。又山阴一侧的石标水深为四尺五寸，会稽一侧的石标水深几乎是它的两倍。若壅水使水位升高，会稽一侧升高一尺，山阴一侧也会升高五寸。地势的高低并不一致，因此加高堤坝并没有真正的补益。所以说：“这是好辩之士为了迎合喜欢苟且简便的人而说的，也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这两种办法既然都不能采用，而想要禁止侵耕、鼓励告发，已有奖赏和处罚的法令；想要谨慎掌握水的蓄积和排泄，已有关闭、开泄的法令；想要严厉断绝敢于造田的人，已经有拔掉禾苗、责令其出力恢复湖泊并加重处罚的法令。有人想把责任交给州县和转运使、提刑司，也都有相应办法；有人想在每年农闲时疏浚湖泊，或想禁止在石柱以内造田，也都有法令。想知道疏浚湖泊的深浅、需要多少劳力、要用多少天，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加高堤坝所需竹木费用多少、怎样安置筹办，也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疏浚出来的泥土堆积在哪里，也已经计划过了；想知道工程开始时外面的浮议会不会动摇人心、里面的役夫会不会溃散，从而无法保证成功，也已经讨论过了。果真能够汇集各种意见，考察其可行与不可行，采用可行的办法，再用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加以润饰完善，使言论一定实行、法令一定执行，那么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什么水利不能恢复呢？我起初承蒙恩典，任此州通判，向人询问湖泊废兴的情况，寻找能够如实说明利害的人。到任以后，又向两县询问图册，向州府和河渠司询问文书，直到相互参照核实，图册绘制完成，文书搜集齐备，然后才弄清利害的实际情况。因此编次论述这些内容，希望为筹划议论此事的人提供考察依据。熙宁二年冬，写于卧龙斋。东南是水泽之国，土地适宜种植粳稻和糯稻，所以水利最为重要。本文叙述鉴湖兴废的始末，以及历代修复的议论、官民利弊中隐微的地方，并且参以自己的意见，难道不是治理这片土地的人应当深入考察的吗？可惜文章还在，图却已经亡佚了。我曾经论述过这件事：官府替百姓兴办有利的事业，如果没有勤勉体恤民间疾苦的君主，又没有仁慈惠爱、忠诚能干的大臣，就不能创办；即使创办了，也不能成功。事业成功以后，年代久远，百姓破坏它的办法有千百种；既已破坏，想恢复原状，百姓阻挠它的办法也有千百种。治理这片土地的人，只想着任期届满升迁罢了，谁是真正把百姓放在心上的呢？即使有一个这样的人，又抵挡不住众说纷纭和地势隔绝造成的困难，往往只能叹息而停止。替百姓兴办有利的事业，为什么这样难呢？大概天下人各自只顾自己所得的利益，却不知道使别人获利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利益，所以弊病到了这种地步。孔子说：“大道施行的时候，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大道衰微的时候，各自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只疼爱自己的子女。”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疼爱自己的子女，合起来天下也没有不亲爱自己的亲人、疼爱自己的子女的人，但圣人仍然认为这是大道衰微，称为小康，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见解存在，末流发展下去就没有什么不会出现了。社会习俗浅薄，人心顽劣，每个人只知道有自己，每个人都想让天下的利益全归自己；一旦利益所在，甚至亲人也不亲爱，子女也不疼爱。即使利益尚未真正所在，只要他的心意所向仿佛将会有利可图，他就已经不亲爱亲人、不疼爱子女了。最终造成祸害无数而没有一点利益，唉，真可悲啊！谁能知道，对自己最大的利益，莫过于使别人获利呢？圣人没有私我，所以没有什么不是自己的，难道是刻意作为而使自己的情感达到这种境界吗？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是人；把使他们获利称为利益，利益在别人而不在自己，这样可以吗？既然如此，行走在道路上的人，也是我的同胞；把使他们获利称为利益，利益在别人而不在自己，这样可以吗？如果离开众人而独立存在，那么所谓自己，不过是一具孤零零的血气之躯，所需要的只是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口渴饮水、饥饿吃饭而已。唉！一生能穿坏几双木屐，为什么一定要把利益取得满满的呢？怎样才能使人人都有这样的心意，让天下的利益都兴起、祸害都革除呢？

译《叙盗》盗贼共有三十人，总计犯案十五起，从孙僊以下，杀人并盗窃吴庆船只的人，都应判斩刑；盗窃朱缟船只的人，因赃物较重，都应判绞刑。应处死的共十八人；从汤庆以下，有的赃物较轻，有的是窃盗，有的经常自首，共有十二人应判徒刑。这是有关官署所依据的法律。如今图中所列，连同他们的姓名、罪行等级、刑具，以及各案发生的年月、被盗之家、所取财物，乃至每人各有多少起案件，都分别横列显示出来。每人各有多少起案件，又用朱笔分别标出，是为了让阅览者容易看懂。吴庆船上的赃物分为三份，吴庆、吴道一伙人之间有亲疏关系，所居之处也有异同。至于孙僊、汤庆的族属，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免于死刑的缘由，都分别列在图的上下，案件罪情的轻重就详尽明白了。他们制造兵器，纠集众人，在数百里范围内辗转劫掠，甚至杀害良民，这是情状中尤其令人痛恨的。正值五六月间，水灾十分严重。田地已经被冲毁淹没，房屋也已经漂流；城郭之内，官府出售官粮赈济百姓，仍有吃不上饭的人。穷乡僻壤和大河深谷之间，即使是中等人家以上，到了傍晚拿着钱也没有地方买粮，更何况那些一向贫困的人呢？他们正要结扎草苇，寄身于毁坏的堤岸和崩塌的堰坝之上；士人有饥饿的逼迫，没有乐于求生的心情，他们屡次发作而成为盗贼，也确是令人哀怜的情状。《康诰》说：“杀人越货，凶悍而不怕死，凡是百姓没有不痛恨的。”孟子认为，这种人是不必等待教化就应诛杀的。这样看来，杀人的盗贼不待教化便诛杀，是历代帝王共同的原则，只是没有人知道它始于何时。然而孔子说：“天下如果有道，盗贼会首先改变吗？”这是说，百姓供养已经充足，教导已经明白，那么做盗贼的人知道羞耻而自行改过；所以不是杀人的盗贼，也有等待教化之后再诛杀的。这个原则也是历代帝王共同的，只是没有人知道它始于何时。不待教化便诛杀的人，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等待教化再诛杀的人，是等待他们改变的办法已经用尽了，然后才可以把全部责任归咎于他们。假如供养本来就不充足，教导本来就不明白，等待他们改变的办法又没有用尽，因此遇到年成不好、粮食不足而起身成为盗贼的人，天子有时秘密颁下宽大的诏令，准许减轻他们的罪；但这不是有关官署通常的法律。至于杀人以及赃物重大的，也不减罪，有关官署的法律仍然存在，这也正是《康诰》的意思。我正好审阅这宗案件，所以详细列出它的始末和情状，让人阅览，也说明我对此事已经尽心了。其中有悲痛而忠诚、爱民的心意，可以作为做士师者的法则。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六目录 南丰曾巩文三 论、记 《唐论》《墨池记》《南轩记》《思政堂记》《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抚州颜鲁公祠堂记》《徐孺子祠堂记》《越州赵公救灾记》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六 南丰曾巩文三 《唐论》成库死后，百姓再也见不到先王的治理，社会日益陷入混乱，以至到了秦朝，把前代圣人几千年来的法度全部废除。天下人共同攻打秦朝并使它灭亡，归于汉朝。汉朝作为汉朝，历经二十四位君主，东西两汉两次拥有天下，接近四百年，但大体上多采用秦朝的法律；即使有所改变秦朝的做法，也多半附会自己的意旨，并不是仿效先王之法而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志向的，只有汉文帝；然而当时天下的人才不足，所以他的仁德声誉虽然美好，当世的法度仍然不能仿效三代。汉朝灭亡后，强者于是分割天下的土地。晋朝和隋朝虽然能够重新统一天下，但统一不久便灭亡了，它们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了。取代隋朝的是唐朝，历经十八位君主，接近三百年；唐朝的治理，没有比太宗做君主时更盛的了。他屈己听从谏言，有仁爱之心、爱护百姓，可以说是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他用租庸制度安置百姓，用府兵卫士制度任用士兵，用职事任用官吏，用才干任用职务，用兴举义理改善风俗，用尊重根本的原则统摄众人。赋税徭役有固定制度，兵役和农业各有固定职业，官职没有虚名，职事没有废弛，人们习于善行，行为远离末业，使上面操持政务简要而不烦扰，向下面征取的东西少而容易供给。百姓有务农的实际而保有备兵之制，有当兵的名分而享有务农的利益；事务的分工各有归属，俸禄的支出不浮滥；人才的品类没有被遗漏，治理的体制能够相互承接。他们的廉耻之心日益笃实，田野日益开辟。按照这种法度施行，就安定而有秩序；废弃它，就危险而混乱，可以说具备了治理天下的人才。施行了几年，粮食十分便宜，一斗只值几钱，居家的人有多余的储蓄，出行的人有多余的资财，人人都使自己富足，几乎达到刑罚可以搁置不用的境地，可以说取得了治理天下的成效。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人才，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但仍不能同先王并称，是因为法度的施行比起先王还不完备。礼乐的设施、田地的制度、学校的教育，比起先王也还不完备。亲自置身军阵之间，作战必胜，进攻必克，天下人都认为这是武功，但这并不是先王所崇尚的。四方异族相隔万里，古代未曾达到的地方，唐朝凭借政治威势使他们无不服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盛大功业，但这不是先王所致力的。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这样。从唐尧虞舜的治理经过五百多年才有商汤的治理；从商汤的治理经过五百多年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理；从文王、武王的治理经过一千多年，才开始有太宗这样的君主。太宗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人才，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然而又因为他的制度尚未完备，不能同先王并称为治理最完美的时代。这样看来，生在文王、武王以前的人，大约五百多年才能遇到一次治世；生在文王、武王以后的人，经过一千多年也没有遇到治理最完美的时代。不只是百姓生在这个时代不幸，士人中生在文王、武王以前的，如舜、禹之于唐尧，八元、八恺之于舜，伊尹之于商汤，太公之于文王、武王，也大约五百多年才遇到一个；生在文王、武王以后，经过一千多年，即使有孔子的圣明、孟子的贤能，也没有遇到这样的时代；即使有太宗这样的君主，也未必能在当时实现自己的志向。这也是士人和百姓生在这个时代的不幸。所以我叙述这些是非得失的事迹，不只是供做君主的人考察，有志于道而想在朝廷任职的士人也可以从中借鉴。曾巩这篇议论纵论上下千古，并不只是评说唐太宗的得失。所以太宗以后没有一句涉及唐太宗的话，篇名题作《唐论》，表明并不是专为太宗而发。结尾说：“士人有志于道而想在朝廷任职的，可以把它作为鉴戒。”这大概是一篇招致隐士的文章吧？子路说：“长幼之间的礼节，不可以废弃。君臣之间的义理，怎么能废弃呢？”君臣、父子，在五伦之中实在是最重要的两伦。尧舜那样的君主，隔着很久的时代也难以遇到；如果不是尧舜这样的君主，就不能交出信物而做他的臣子。既然如此，又到哪里去得到尧舜那样的人来做他的臣子呢？孔子说：“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就隐居。”这也不过是对门下弟子说的罢了。假如是鲁国公子那样的人，又将到哪里去隐居呢？不只是这样，门下弟子中像南宫说、孟孙何忌这样的人，又哪里能够抛弃世代祭祀而隐居呢？言论本来各有适用的对象。像这篇文章，教人懂得出仕要慎重的道理，确实很好；但若把它看作通行于所有人的议论，就不对了。至于文章情意缠绵、含蓄深沉，姿态舒展而变化多端，那本来就是文章中的雄健之作。可是茅坤却反而说它体势柔弱，这是为什么呢？

译《墨池记》临川城的东面，有一块地隐约高起，临近溪水，叫作薪城。新城上有一口低洼而方正狭长的池子，称为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中所说的。王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习书法，把池水都染黑了；这里就是他的遗迹，难道果真如此吗？当王羲之不能勉强自己出仕时，曾经游历东方，出海游览，在山水之间排遣心意，难道他也曾在这里纵情游赏，并且停留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变得精妙，那么他所取得的成就，大概也是靠自己的精力努力达到的，并非天生如此。然而后世没有人能够赶上他，难道是后人的学习不如他吗？既然如此，学习难道可以稍有懈怠吗？何况是想在道德修养上取得深造的人呢？如今墨池之上，建成了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担心它不显著，便在楹柱之间写下“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来彰显它。他又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推究王君的心意，难道是珍爱别人的长处，即使只有一种才能也不肯使它湮没，并因此推广到他的遗迹吗？他大概也想推扬这件事，来勉励求学的人吧？一个人有一种才能，尚且能使后人如此敬重，何况仁人庄士遗留下来的风范和思想影响流传后世，又会怎样呢？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文章寂寥简短，却能使人反复品味而意味深长，这是曾巩文章和王羲之书法共同的长处。《南轩记》我得到邻近的一块荒地，烧掉其中的草、树、竹、木，在里面种蔬菜，搭起茅屋让自己休息，虽然喧闹却感到快乐。世上本来有处在朝廷高位、拥有万乘富贵的人，我也不愿意同他们交换。人的性情各不相同，由此我知道，安处于闲静隐僻之地，是最适合我的性情的。驱使我去做烦杂事务，并不是我的长处，何况还要让我在权势利益、爱憎毁誉之间争逐呢？可是，我没有办法好好奉养父母，我的兄弟连豆饭、藿羹也难以为继；我被外物役使，有时耕田以求食，有时露宿野外，不能常常住在这里，内心难道能没有遗憾吗？年轻时我曾思考，凡是违背本性、使形体劳苦而被外物驱使的事，都是有原因的。士人本来就有勤劳的时候，也有放纵休息的时候，知道这些都是上天赋予的安排，顺应它，那么我无论处在哪里都没有不是快乐的，难道一定要在这里休息吗？只是我所爱好的东西高远，没有人可以同我在这里相处。然而六经、诸子百家、史书和民间典籍、笺注疏解之书，以及议论褒贬、非难感叹、隐微寄托于远山古墓、刻写浮夸诡异文章的书，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地农事、乡野园圃、方言地理、佛教道教所传之书，我在这里全都能够得到。这些书涉及伏羲以来，下至秦汉直到今天，圣人贤者和杰出人才穷尽岁月、耗竭精力，日夜各自发挥长处，分辨万事的学说；对于天地万物大小的关系、修身治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的关键，没有不全部记载的。住在这里，同我一起读这些书的人，可以算是所谓有益的朋友，不是吗？我考察圣人思想的出处，用来消除疑惑、解除蒙蔽；考察贤人智者所称述的事例及其前后始末，用来扩充涵养自己的心；以忠诚和约束来守持自己，以宽恕之道来施行；有了过错就改正，勇敢地趋向正道，并且不停地达到它。这是我对内在修养的要求。遇到适合自己的时代就出仕施行，若守在深山长谷中而不出来，并不对；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时代就停止仕进，若劳碌奔走地强求施行自己的道，也不对。我的义理修养不足，有人因为偏爱我而称赞我过分了；我的义理修养已经足够，有人因为憎恶我而诋毁我，也过分了。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把自己交付给上天和他人评判的地方。这样看来，我所学习的虽然广博，所守持的却可以说简要；所说的虽然浅近易懂，所承担的却可以说重大。把这些写在南轩的墙壁上，早晚观看，用来自我进益。南丰曾巩记。韩愈以下直到曾巩，大多天资英明奇妙、卓绝无比，超出众人而掌握圣道的要旨，学习并有所收获。只有李翱和曾巩可以相比，而李翱又没有曾巩醇正。他所说的“以忠诚涵养我的心，以约束守持自己而以宽恕之道施行”，有了过错就改正，勇敢地趋向正道，并不停地达到它；这些话是有根有末、有始有终的。没有学习的人，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尚且不可得，怎么能像这样说得有根有末呢？如果果真按照他所说的，确实诚心诚意地实行，那么对于孔氏之道，登堂入室也不难，难道仅仅是文章雄健而已吗？

译《思政堂记》尚书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太原人王君，任池州知州的第二年，修治他的后堂，面向北方，命名为“思政堂”，意思是从面向南方的正堂发布政令，而在这里思考政事。这年冬天，我客居经过池州，他请我为此堂作记。当初王君修治此堂，得到公家的余钱，用来更换原有腐朽破坏的围护设施，完工后加以坚固，使其不受寒暑侵扰；开辟并进入其中，原有园圃的美景、凉台、清池、游息的亭子、缓步的小径，都在那儿；崩塌或平整的田畦、低矮的栏槛、佳花美木、竹林香草的种植，也都在它的左右。王君于是退居其中，专心一意，把日夜的思虑都用在不敢忘记政事上，那么王君治理百姓的心意一定很勤勉了吧？人与人接触没有穷尽，而使人容易迷惑的，是事务；事务的推移没有常态，不能拘泥不变的，是时势；应对事务没有固定方法，却不能改变的，是事理。知道时势的变化而顺应它，看到必然的事理而遵循它，那么事务虽然无穷，也容易应付；虽然容易使人迷惑，也容易治理。因此，所与之共同遵循的，一定是百姓所安乐的；所与之相违背的，一定是百姓所厌恶的。这样的事情，没有不开始于思考，然后才获得妥善处理的；处理得当所以称为德，端正自己而治理别人所以称为政。政事难道只是办理文书、督促赋税、审理狱讼而已吗？然而等到政事已经处理妥当，就不再需要思考了吗？等到百姓已经受到教化，又岂只是政事而已呢？古代君子的治理，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原则。如今王君学习经书，没有什么不读，尤其深通《春秋》；他卓然独见，破除前人的迷惑，有些地方是别人所不能及的。他来到这个州，施行一向所学，用来整治政务；事情办得有成之后，便利用闲暇时日，仍然自认为不足，于是在这里继续思考。即使如今的官吏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志向，考察王君这样勤勉，那么池州的百姓，难道有不沾受他的恩泽的吗？所以我为他写下这篇记。嘉祐三年冬至日，南丰曾巩记。子产说：“治理政事如同从事农功，要日夜思考，思考事情的开端并谋划它的结局，早晚实行它，行动不能超越思考。像农田有田界一样，过错就少了。”思政堂以“思政”为名，难道是取自这句话吗？子产这句话，是治理政事的人应当诵读并效法的。曾巩所说顺应时势变化、探求必然之理，以应对无穷事务，实际上是千年以后为子产这句话作的注脚，足以使人懂得慎重思考的方法。人对于自身和一家之事，不知道命运有定数、身份有界限，深思熟虑，再思考仍不停止，直到三次、三次仍不停止，直到八九次，最终仓促慌乱、神思驰骋于虚无之境，却不知道应当停止，这样的人很多。至于朝廷的事务，关系到百姓生活和国家大计，却没有地方用得上自己的思考。难道是不思考吗？只是思考上面的意思如何罢了。知道上面的意思没有明确主张，就思考同僚中有权势者的意思又会怎样；又没有什么可用的思考，便只问惯例如何。唉！古代治理政事何其艰难，如今治理政事何其容易啊！以子产这样的贤能，对于政事尚且必须日夜思考以后才敢实行；如今的人同子产相比如何，而他们所施行的政事往往都是不加思考便作出的。既然如此，百姓的生活凭什么能够富足，国家的财政凭什么能够妥善？读曾巩这篇文章，能不为这个时代感到忧虑吗？

译《宜黄县学记》古代的人，从自己的家到天子的国都，都设有学校。从幼年到成年，没有片刻离开学校。学校里学习《诗》《书》和六艺，学习弦歌、洗爵，以及俯仰的仪容、升降的礼节，用来训练心志、身体、耳目、手足的举止。又有祭祀、乡射、养老等礼仪，用来训练恭敬谦让；有举荐人才、评议狱讼、出兵和传授捷报的方法，用来训练处理事务。老师和朋友帮助解除疑惑，奖劝和惩戒勉励他们进步，告诫他们不要违背所应做的事情，各项安排都像这样。而它的大要，是务必使人人学习自己的本性，不只是防止邪僻放纵。即使人的刚柔缓急各不相同，也都可以使其进于中正而没有过或不及。使他们的见识明达，心中的气充实，然后把这些运用在进退、言语和沉默之间，没有不恰当的。即使以祸福死生的事情临迫他们，也没有什么足以动摇他们的心意。这就是为天下士人培养自身所作的完备准备。还要使他们懂得天地万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以及损益、废置、先后、始终的关键，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他们即使在堂屋之中，也能通晓四海九州的事业和万世的谋略；等到出来承担天下的责任，列身百官之中，就会随着所施行的事务而无所不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们平素所学习的结果。大凡人的起居饮食、举止动作等小事，直到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天下的大道理，全都从学习中产生，没有片刻离开教化。他在视觉、听觉和四肢行动上所接触的事物，一定使它们在内心融会贯通；在开始时谨慎的，也一定使它贯彻到最后。用自然渐进的方式训练他们，以长久积累来等待成效。唉，这是多么周至啊！所以风俗养成了，刑罚便可以搁置；人才培养成了，三公百官便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法度能够长久，资质中等的人也可以守持；教化深入人心，即使经历衰乱的时代也不会混乱。教化达到这样的极致，鼓舞天下而百姓却不知道自己是在顺从它，难道是靠强力做到的吗？到了三代衰落，圣人的制度全部毁坏。一千多年之间，仍然存在的学校，也不是古代的制度。人的体性和举动，只任凭自己放纵；而面对政事、治理百姓的方法，本来就没有平素讲习。士人虽有聪明质朴茂美的资质，却没有教养的渐进功夫，所以人才不能成就，原因就在这里。用未经学习、尚未成就的人才来做天下的官吏，又承接衰败弊病之后，去治理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唉，仁政之所以不能实行，盗贼和刑罚之所以不断增加，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吗？宋朝兴起已经几百年了，庆历三年，天子谋划当世的事务，把兴办学校放在首位。于是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建立。正当这个时候，抚州的宜黄县还不能有自己的学校，士人都相继寄居在州城，聚集在一起讲习。第二年，天下的学校又废止了，士人也都散去。然而春秋两季祭祀孔子的礼仪，已经载入法令，于是通常仍在孔庙祭祀孔氏。庙宇废坏后没有再修治。皇祐元年，适逢县令李君详到任，才开始商议建立学校。县里的士人某某及其同伴，都自以为获得了机会，在这件事上发愤努力，没有不互相勉励、积极去做的。所以木材不必征调便有余，工匠不必征发便很多。学校建成时，房屋区域共若干间，门、序、正位、讲艺之堂、士人住宿的房舍，全都齐备。器物积聚了若干数量，祭祀、饮酒、住宿、饮食所需也都具备。孔子的塑像，以及从祀的诸位贤人，也都齐备。经史诸子百家的书和翰林、子墨所作的文章，也不必向外求取。勘察地基、聚集工匠、兴工作业的始末，总共只用了若干天而已。多么周全而迅速啊！在四方学校刚刚废止的时候，有关官署的议论本来认为，求学是人情所不喜欢的事。等到看到这所学校在学校废止数年之后兴建起来，只因县令一声号召，四境之内便响应而共同谋划，仿佛唯恐来不及。那么，说人情不喜欢学习，果真如此吗？宜黄的求学者本来就有很多良士。李君做县令时，威信施行而仁爱树立，诉讼清明而事务办成，他的政绩又很好。正值贤能县令任职之时，顺应当地仰慕学习、发愤努力的风俗，建造宫室作为教学习业的场所，图书器用的需要也无不具备，用来培养其中优秀的人才。虽然古代离今天已经很远了，但圣人的典籍都还在，其中的言论可以考察，其中的法则可以寻求。让他们共同学习并弄明白，礼乐制度和仪节文饰的详细规定，固然有些事情不能任意作为；至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天下的大事，只在于促进他们前进罢了。使一个人的品行修养起来，推广到一家；一家的品行修养起来，推广到乡邻族党；那么一个县的风俗就会改变，人才也会产生。教化的施行，道德的归宿，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怎么能不努力呢？县中的士人前来请求说：“希望您写一篇记。”于是为它作记，日期是十二月某日。朱子说：“我二十岁左右时，便喜欢读南丰先生的文章，私下仰慕并想效法他，最终却因为才力浅薄短小，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又说：“我未满二十岁时读南丰先生的文章，喜爱他的文辞严整而义理端正，平常总认为人的言论一定应当这样，才算不是苟且写作的人。”朱子仰慕到这种程度，所以朱子的文章极其类似曾巩。这篇文章尤其圆融，篇中阐明古代学校教育人的方法和格物致知的要旨，真切准确，实在是程朱学说的先声，值得称许啊。

译《筠州学记》周朝衰落，先王的遗迹熄灭。到了汉代，六艺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流传出来，士人在诸子百家之后学习。谈论道德的人夸耀高远而遗弃世间实用；谈论正理的人专务卑近而非难师法古人。刑名家、兵家之术，则习惯于暴虐和欺诈。只有懂得经学的人算是好的了。后来又争相从事章句训诂之学，凭自己的私见妄加穿凿附会来解释。因此先王之道不能彰明，学者纷纷沉溺于所习。当时能够阐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但扬雄的著作，世人还不知道珍爱。然而当时出现的士人，都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略之心。他们在取舍、进退、离去和任职方面，必定以礼义为尺度。等到这种风气衰落以后，士大夫们在强暴势力之间坚持志节，以至遭到禁锢和杀戮，而操守更加严厉的人前后相接。所以即使有图谋不轨的臣子，仍然徘徊一生，不敢最终篡夺。从此直到魏晋以来，风俗的弊病和人才的缺乏，已经很久了。直到今天，士人中才有人特然兴起于千载之后，阐明先王之道，使后来的学者觉醒。世人虽然不能都理解他的用意，却往往喜爱他的学说。因此学习他学说的人，谈论道德的实质而知道应当处理实际事务，接近从政的议论而知道效法古人并非迂腐。他们不被百家之说扰乱，不被传注疏解蒙蔽，所知道的就是这样。这是汉代士人所不能赶上的。然而能够尊崇并守持这些道理的人，却未必很多。因此安乐平易、敦厚朴实的风俗衰微了，而诡诈欺骗、轻薄邪恶的习气占了上风。对于贫富贵贱的处境，培养廉洁、远离羞耻的意愿少了，而苟且迎合、侥幸求取的行为多了。这就是当今风俗教化的美好之处还不如汉代的原因。所听到的有时浅近，但它的义理很高；所知道的虽然有余，但守持却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汉代士人由乡里察举，所以不能不重视自我修养；经过长久渐渐磨炼，果断实行义理便不是勉强而为。如今的士人由文章被选用，所以不能不重视自己的学业；经过长期沿习，内心所得达到什么程度，自己也不知道。由此看来，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更加热衷，难道不是这样吗？假如汉代和当今都有教化开导的方法、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那么士人在学习和品行上，哪里会有彼此的偏差、先后的不同呢？大学之道，是将要诚意、正心、修身，以治理自己的国家和天下，而必定以先使自己的知识达到为根本。那么，知识本来是善的开端，也是人最难达到的境界。如今的士人对于人所难以达到的境界，已经差不多达到，那么上面施行教化，没有比这时更容易的了。只是要看用什么方法引导他们罢了。筠州位于大江以西，地处偏僻遥远。庆历初年，诏令天下建立学校，唯独筠州不能响应诏令。州中的士人以此为忧。到了治平三年，已经二十三年了，才把这件事告诉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于是同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一起，在州城东南考察，找到一块高敞爽朗的地方，在上面修建学校。斋舍、祭祀的房屋、讲诵的堂屋、休息住宿的房舍，直到厨房、浴室、仓库、马厩，都各有次序。春天开始筹建，八月十五日落成。不久前来求学的常有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二位君子于是写信派人送到京城，请我作记。我认为二位君子对于政事，可以说知道应当致力的事情了。假使筠州的士人共同在这座学校中升降出入，讲习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以求达到自己的知识，那么其中的贤者会超然自信，在其中独立自守；中等资质的人也会努力学习，等待上面的教化。这样建造这座学校，就不只是使前来的人玩味空泛的言论，以求在世上求取功名俸禄而已。所以我把自己所听闻的写下来作为记，让他们带回去刻在石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朱子说：“南丰写《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很善于把古人教育人的用意说出来。”

译《抚州颜鲁公祠堂记》赠司徒、鲁郡颜公，名真卿，事奉唐朝，官至太子太师。他和堂兄颜杲卿都有大节，至死不改，直到今天，即使小民和妇女也都知道颜公是忠烈之士。当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预料安禄山一定反叛，便为此作了准备。安禄山起兵以后，他同常山太守颜杲卿从后方攻打叛军，叛军不能径直窥伺潼关，是因为颜公和颜杲卿扰乱了他们的形势。肃宗时，他多次直言进谏，宰相不高兴，便把他斥退。又被御史唐旻诬陷，接连遭到贬斥。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居西宫，颜公首先率领百官请求问候起居，又被贬斥。代宗时，他同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有所蒙蔽阻塞，颜公极力论说，又被贬斥。杨炎、卢杞做了宰相以后，德宗更加厌恶颜公的作为，接连贬斥他，仍然不满意。李希烈攻陷汝州，卢杞就让颜公出使李希烈。李希烈起初因颜公的话感到惭愧，后来终于把颜公缢死。当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天宝年间，天下长久没有见到战争；安禄山反叛以后，天下没有不震动的，唯独颜公凭小小的平原郡便挫折了叛军的锋芒，四方听说后，争相奋起响应，唐朝最终得以振作，是颜公首先倡导的。当颜公开辟土门时，同一天归附他的有十七郡，得到二十多万兵力。由此看来，只要顺应形势而且真诚，天下人都会跟随。从这时到颜公去世，将近三十年，小人接连掌握政权，天下日益陷入弊败，大盗相继兴起，天子动不动就出外躲避。唐朝在朝廷中的臣子，大多畏惧怯懦、观望等待；能够处在这种环境中，偶然一次触犯世俗，失去职位却不后悔的人，已经很少了。至于再三触犯世俗、失去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大概从来没有。若是一次又一次被起用又倒下，直到七八次，最终死去仍不后悔的人，天下只有一个，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神仙、佛教的说法，并不都合乎义理；等到他奋然自立，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大概是出于天性。所以颜公能够安然面对死亡，并不足以显示他的伟大。为什么呢？到了形势穷尽、义理使人不得不死的时候，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强做到，何况颜公本来就有坚定的自信呢？他屡次触犯权势极大的奸臣，跌倒震荡达到七八次，始终不因死生祸福而有丝毫顾虑，不是笃信道义的人不能做到；这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世道的治乱不同，士人的去留也各不相同；像伯夷的清高、伊尹的担当、孔子的随时而行，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义理。既然已经把自己比作古代有担当的人，却又想顾虑周旋、隐忍回避来向世俗求取名利，这可以吗？所以孔子厌恶鄙夫，认为他们不可以侍奉君主；而像颜公这样多次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的人，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吗？如今是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厚载，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慥，共同仰慕颜公的忠烈，因颜公曾经治理过这个州，于是建堂祭祀他。祠堂建成后，二位君子到我家来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述。”颜公的赫赫功业本来不是一篇祠堂有无的文章所能决定的。只是百姓仰慕他而又不能满足的心情，若没有祠堂就无法表达出来。听到他的忠烈事迹，已经足以感动人，何况亲自到祠堂拜祭、直接接受他的精神感染的人呢？如今州县的政事，凡不是法令所能管辖的，世人便不再议论。二位君子却能追慕颜公的节操，尊敬并奉祀他，把法令达不到的道德标准展示给当世作为榜样，这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了。世人说柳宗元记述段秀实、曾巩记述颜真卿，都是不以一次死亡来抬高他们一生的价值，认为这是有识见者的定论。然而这两篇文章本来就不同。段秀实是武人，柳宗元担心后世把他奋起用笏板击打朱泚看作一时激愤的行为，而埋没他平日慈惠忠清、能够担当大事的学识，所以特意写出他的逸事来流传后世。至于颜真卿的大节卓然显著，震动耳目；他并不只是以一死而显重，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不必等待曾巩说明。颜真卿不像段秀实那样流传至今，实在有赖于柳宗元的表彰。而且，至死不忘君主，握拳而指甲透入掌中；他一生的事迹，真可以说像切取檀香，每一寸都散发香气，又怎么能够比较它们的轻重呢？自从濂洛关闽一派昌明道学以后，后人才知道修身有方法，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有具体途径。这就像黑夜中有人在幽暗的房间里求取东西，给他一支蜡烛；它的功劳本来可以延续万世。然而求学的人不实践它的实质，只是依附它的名声，不在亲身实行上下功夫，只夸耀口头言论；不同别人一起出门，却转身就在席间举起兵戈；只要一句一字不像程朱，便牵强指责说：“这是异端，我老师的学说不是这样。”又说：“这是禅学。” 他们甚至发展到说无父无君；即使陆九渊的高明、王守仁的忠诚才干，也被众人群起诋毁争辩，仿佛是在攻击盗贼。考察那些攻击者的行为，却同流俗之人没有丝毫不同。看到一箪饭、一豆羹便喜怒形于色，哪里还谈得上面对死生的大节呢？至于颜真卿的学问，他所仰慕效法的是羽士，他所略微接触到门径的又是佛教，不能讲明格物、慎独的分别，不能讲明以敬与义相互持守、知行并进的学说；然而他从壮年直到老死，忠贞、义勇贯穿金石，感动鬼神，光明显赫到这个地步，不说他是圣人一类的人，难道可以吗？求学的人究竟应当听从谁、违背谁，任用人的人又应当取谁、舍谁呢？学问之所以必须讲明，是想使人明白进入圣人境界的道路，让中等资质的士人都有所遵循，改善自身，以供天下国家使用。如今即使是上等聪明的人，只要有一点不像圣人的言谈举止，便排斥他，不许他成为我们的同道；而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却都可以凭口头说辞取得资格，那么求学问道的道路将要相继沦亡。与学问无人讲明的时候相比，昏暗闭塞反而更加严重了，这难道是程朱讲学的本心吗？读曾巩所说，颜真卿的学问文章夹杂神仙、佛教之说，并不都合乎义理；但他奋然自立，大概是天性所使，实在令人更加感慨。

译《徐孺子祠堂记》汉元兴以后，政权出自宦官之手，小人倚仗他们的威势和恩宠，互相煽动而作恶，中等资质的人只是观望，不知所措。汉朝既已失去权柄，法纪大坏；然而在位的公卿大夫中，多有特然奋起的豪杰之士，他们共同发愤，同心协力，以正道直言，分别是非黑白，丝毫不屈服于自己的意志；直到朝廷不能容纳他们，织罗钩党之狱兴起，他们的操守更加坚定，行为更加奋勉。志向虽然没有实现，但忠诚有余，所以等到他们死后，汉朝也随之灭亡。当时天下听闻他们的风范、仰慕他们的义行，人人感慨激愤，甚至解下印绶、抛弃家族，骨肉之间互相勉励，奔赴死亡而不躲避。在一百多年间，那些擅自强大、觊觎非分之位的人接连不断，却都徘徊不前而不敢发动。汉朝能够把灭亡转化为保存，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力量。徐孺子当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有人举荐他为有道之士，授任太原太守，皇帝备办安车和礼仪召请他，他也都没有前往。他大概是忘却自身而为他人效力，与独善其身而隐居，操守虽然不同，但以仁为志向却是一致的。在位的士大夫在乱世中坚持节操，不因死生而动摇内心，同那些留恋俸禄的臣子相差很远。然而他不屑于离去，是因为义理要求他救济世人。徐孺子曾对郭林宗说：“大树将要倾倒，不是一根绳子能够维系的，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不得安宁地留在这里呢？”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他满足于山林丘壑、遗弃世间而不顾。孔子称赞颜回说：“任用我就出来施行，不任用我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这样吧。”孟子也称赞孔子说：“可以出来就出来，可以停止就停止，这就是我所愿意的，也是我所学习的。”孔子面对君子小人消长、进退的变化，选择适宜的处所，从来没有不根据时势；所以看到时势不允许，便停止仕进。这就是徐孺子不能用这一原则替代另一原则的原因。徐孺子姓徐，名穉，“孺子”是他的字，是豫章南昌人。按照图志记载，章水向北流经南昌城西，经过白社；它的西面有徐孺子墓。又向北经过南塘，南塘以东是东湖；湖中的南面小洲上有徐孺子的住宅，号称孺子台。吴嘉禾年间，太守徐熙在徐孺子墓道两旁种植松树，太守谢景在墓旁立碑。晋永安年间，太守夏侯嵩在碑旁建思贤亭，世世代代修治。到了拓跋魏时，称为聘君亭；如今亭子还在，但湖中南面小洲历来没人知道那里曾经是徐孺子的住宅，也曾经是孺子台。我任太守的第二年，才在那处搭茅屋建堂，绘制徐孺子的画像，用太牢以外的中牢祭祀他，率领本州的宾客属吏前往拜祭。从汉代到今天将近一千年，富贵而湮没无闻的人数也数不清；徐孺子不出闾巷，却独独被称颂怀念至今，那么世上那些想凭智力和力量取胜的人，难道不是迷惑了吗？徐孺子的墓已经失去确切地点，而孺子台幸好还可以考察得知。修建祠堂，是为了向本地人表示崇尚德行，所以把他出仕和退隐的用意一并采集来写成这篇记。东汉末年，士大夫以志向气节相互推重，小人也相互勾结来诛杀他们，使善类一个也不能遗存；这就是郭泰所感到的贤者凋零之痛。贤人相继亡故，于是董卓、曹操便无所顾忌，不仅汉朝的国运因此转移，而且大乱延续了二三百年，中国分裂，把弑君篡国看作寻常旧事了。有识之士说，小人如狼似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君子只顾洁身自好，不替后世考虑，这也留下了值得议论之处。这就是那些贤人之所以像霜降后凋零的芝兰，而徐孺子一类的人却像严寒中的松柏。

译越州赵公救灾记 熙宁八年夏天，吴越发生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越州知州赵公，在百姓还没有饥饿之前，写信询问所属各县：“受灾的有多少乡？百姓能够自行解决食物的有多少？应当由官府供粮的有多少人？可以雇用百姓修治沟渠堤防、兴筑工程的有多少处？库中的钱、仓中的粮可以发放多少？可以招募出粮的富户有多少家？僧道士食用后登记在册的余粮还有多少？”让各县分别写明答复，并谨慎地做好准备。州县官吏登记出孤儿、老人、疾病、体弱而不能自行谋食的百姓二万一千九百多人，报告给赵公。按照旧例，每年救济穷人应当发粮三千石，达到这个数便停止。赵公征集富户缴纳的粮食以及僧道士食用后的余粮，共得到四万八千多石，用来补助救济费用。让救济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领粮一升，幼儿减半。赵公担心众人相互践踏，就让领粮的男女分开日期领取，并且每人一次领取两天的粮食。又担心他们将要流亡，就在城市和郊野设置发粮处，共五十七处，让百姓各自就近领取，并告知离开自己家的人不予发粮。考虑到官府人手不够用，又征用不在职而暂居境内的官吏，供给他们粮食并委任事务。不能自行谋食的人，救济措施已经完备；能够自行谋食的人，也为他们张榜告知。不许富户囤积粮食不卖，又替百姓发放官粮，共得到五万二千多石，平抑粮价卖给百姓；设置卖粮处，共十八处，让买粮的人可以像领粮一样自行方便地购买。又雇用百姓修缮城墙四千一百丈，雇工三万八千人，计算他们的工钱，另外再给两倍的粮食。百姓借取生息钱的，就告知富户放宽期限借给他们，等到粮食成熟后，再由官府责令他们偿还。遗弃子女的，让人收养他们。第二年春天，发生大疫，设置病坊，安置无处可归的病人；招募两名僧人，交给他们负责医药饮食，使病人不至于无所安置。当时凡是死亡的人，都让各处随即收殓埋葬。按照法令，救济穷人到三月底应当停止，但这一年直到五月底才停止。事情有不合常规文书规定而又确有必要的，赵公一概自行承担，不使属吏受到牵累。有人上奏请示时，其中有些处置更加便宜合宜的，赵公便立即施行。赵公在这段时间里早晚疲惫不堪，但心力一点也没有懈怠，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亲自办理。给病人供应药物和食物，很多还用自己的钱。百姓不幸遭遇旱灾和疫病，能够免于辗转死亡，即使死了也不至于没有收殓埋葬，都是赵公的力量。当时旱灾和疫病遍及吴越，百姓饥饿、患病，死亡的人几乎占灾民的一半，从来没有比这更大的灾害。天子面向东方忧劳，州县官吏推行传播皇上的恩德，人人都尽了自己的力量。赵公所安抚救济的百姓，尤其把他看作自己的依靠和归宿。因此，他筹划经营、安定整顿救灾事务，从先后始终的各个环节，到曲折细微的事项，没有不完备的。他的施政虽然只在越州实行，但他的仁德足以昭示天下；他的措施虽然只在一时实行，但这些方法足以流传后世。大概灾害的发生，太平之世也不能使它不发生，但却能够为它做好准备。等百姓已经受苦才设法救治，和事先谋划准备相比，二者就有差别了；平时没有学习准备而临事作为，和一向有所掌握相比，也有差别。我因此从越州采录赵公推行的措施，很乐意为他详细记载下来。难道只是为了安慰越州百姓的思念，还要使那些有志于爱护百姓的官吏，在不幸遭遇灾害时，推行赵公已经试验过的办法，具体条目不必片刻便可完备；这样看来，赵公的恩泽难道还小而且仅限于一地吗？赵公在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居衢州。他刚直守正的品行，在朝廷中的事迹；他和乐平易的实际德行，在自身方面的表现，这里不加记载。只记载他治理灾荒中值得效法的事情，题作《越州赵公救灾记》。赵抃救灾的方法尽善尽美，而曾巩所记又十分详尽明晰，是管理地方的官员案头必备的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七目录 南丰曾巩文四 疏、议、墓志铭 熙宁转对疏 为人后议 讲官议 救灾议 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七 南丰曾巩文四 熙宁转对疏 根据御史台的告报，臣僚在上朝辞行那天，要具疏陈述政事。我才智浅陋，恐怕所说的话不值得采纳。然而我私下观察，唐太宗即位之初，召集群臣共同谋划天下事务，却能排斥封伦，采用魏征、郑公的主张，所以成就了贞观之治。周世宗刚即位时，也召集群臣让他们陈述当世政务，又能知道王朴可以任用，所以显德年间的政治也独能改变五代以来因循的风气。当众多言论纷纷驰骋时，凭个人独到的见解陈述尚未显现的得失，这是听取意见的人很难做到的。然而这两位君主能在众人之中辨别出它，并加以采用来取得一时的成效；这就是后世士人常常感叹知言者太少，而称颂二位君主明察的原因。如今陛下刚承受上天赋予的帝位，也下诏让群臣依次陈述政事，可是将近一年了，还没有听说采纳了一个人、得到了一句话。难道当世本来就缺乏人才，不足以符合陛下的心意吗？还是说召集询问，只是沿用历代的旧例，并不一定要寻求实际意见呢？臣愚昧地私下推测，大概是进言的人还没有能够符合陛下的心意。陛下圣明睿智，具有远大的谋略，本来将要与唐虞三代的盛世相提并论；即使达到太宗、世宗的境界，恐怕也不足以仰望陛下。因此臣所说的话，也不敢仿效那两位臣子的浅近见解。伏望陛下超然独立地观察世俗之外的道理，详细思考臣的话而择取其中正确的部分，那么二位君主的明察哪里值得向后世称道，怀抱忠义的士人又哪里会再感叹知言的人少呢？臣所说的如下。臣以为，陛下恭敬节俭、慈爱仁厚，足以继承祖宗的德行；聪明睿智，足以任用天下的人才。即位以来，早早上朝，晚晚退朝，广泛询问，兼听各方意见，有改变制度、转移风俗、追步唐虞的志向，这不是群臣所能相比的。然而陛下所处的时代，在天上有日食、星变等异常现象，在地上有震动、陷裂、水泉涌出的灾害，在人间有饥荒、流亡、谣言相互惊扰的祸患。这三方面都是非同寻常的变故。进一步考察今天的天下，便看到风俗一天天浅薄败坏，纲纪一天天松弛破坏，各个部门和各种事务，都只剩下一套文书形式而已。内外官职缺乏人才，公私财政缺乏钱粮。近处不能不忧虑盗贼，远处不能不忧虑夷狄。天下有才智谋略的人，常常担心天下的形势不能长久安定。凭陛下的聪明，却遇到这样的时代；陛下既有改变制度、转移风俗、追步唐虞的志向，那么也只在于端正根本罢了。《易》说：“端正根本，万事就会得到治理。”臣认为，端正根本，在于陛下从内心获得这种道理罢了。我观察《洪范》之所以能够调和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它们没有隔阂，关键在于它以思考为开端。《大学》之所以能够使意念真诚、内心端正、修养自身，从而治理国家和天下，关键在于它以穷究事物、获得知识为开端。所以臣认为，端正根本，只在于从内心获得它。要从内心获得它，没有别的方法，只是学习罢了。这就是“致知”之所以成为《大学》的宗旨。古代的圣人，舜、禹、成汤、文王、武王，没有一个不是通过学习而成就的；傅说、周公辅佐他们的君主时，也未曾不勉励君主学习。因此孟子认为，学习以后才有所作为，那么商汤就能成就王业，齐桓公就能成就霸业，都是不必劳苦而能成功的。学习使君主的功德得到成就，大概就是这样。如果确实能够不断磨炼、长期培养自己，达到有所自得的境界，那么天下的事理就没有不能穷尽的。能够穷尽天下的事理，那么天下以事物来接触我的一切，就不能扰乱我的内心；天下以言语来接触我的一切，就不能蒙蔽我的外在判断。这样一来，就只须遵循事理了，邪恶的情感无法侵入；就只须听从善言了，邪说无法扰乱。像这样长期实行，并以不懈怠的努力作为资助，那么积累细小的必定达到广大，积累微小的必定达到显著。古人从可以爱好的善行开始充实自己，达到不可知的神妙境界；从十五岁开始学习并不断积累，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的境界。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不过是由此而已。所以说“始终念念不忘以学习为常法”，又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孔子也说“我学习而不感到厌倦”，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孔子也不能停止的事情。人能够使事物接触自己而不能扰乱内心，这是治理内在的方法；能够使言语接触自己而不能蒙蔽外在判断，这是应对外界的方法。有办法治理内在，这就是成就德化的原因；有办法应对外界，这就是形成法度的原因。德化和法度形成以后，就能使万物生长发育，调和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周朝衰微以来，道术不明，做君主的不知道学习，以先王之道来端正自己的心；做臣子的也不知道引导君主，使他达到先王之道。一切苟且简略，沉溺于流俗，末世的浅薄之人把先王之道看作迂远而难以遵行。君主即使有聪明敏达的资质，却没有磨炼培养的方法，终于不能有所自得，那么天下事理便有不能穷尽的地方。不能穷尽天下的事理，那么天下以事物接触我的一切，就足以扰乱我的内心；天下以言语接触我的一切，就足以蒙蔽我的外在判断。这样一来，虽然想遵循事理，邪恶的情感却足以伤害它；虽然想听从善言，邪说却足以扰乱它。像这样长期实行，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而没有补益；不断推行，也不会见到成效。它的弊病便会发展到邪情胜过正理、邪说滋长而正论消亡。天下之所以不能得到治理，甚至发展到动乱，原因就在这里。周朝衰微以来，君主能够传之于后世的很少，也就是这个缘故。能够传之于后世的，如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都可以说具有美好的资质了。只是因为他们的学问不能深远，所知道的东西浅陋，所以还足以胜过近世的平庸君主。至于评论唐虞三代的盛德，他们哪里配这样说呢？正因为如此，自周朝衰微以来一千多年，天下谈论事理的人也都卑近浅陋，只迎合当世君主的便利来发表意见，先王之道全都被排斥而不被省察。因此即使孔子那样的圣人、孟子那样的贤人，也还是得不到施展。如今距离孔子、孟子的时代又更远了。臣所说的，正是周朝衰微以来一千多年间被称为迂远而难以遵行的道理。

译然而臣敢把这些话献给陛下，是因为臣观察先王已经实行过的道理，认为它们的言论最切近而不迂远，作用最重要而不迂阔，所以不敢不把它告诉陛下；这就是臣侍奉陛下的一点诚意。伏望陛下具有天生的圣明资质，又长期浸润于道义之中，这种时间也已经不短了。然而臣认为，陛下若有改变制度、转移风俗、追步唐虞的志向，就在于从内心获得这种道理；从内心获得它，就在于学习而已。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考察《洪范》《大学》所陈述的内容，知道治理之道的根本不在别处；考察傅说、周公对君主的劝诫，知道学习并不是明主所应停止的事情。陛下既有改变制度、转移风俗、追步唐虞的志向，就应当以恳切诚挚、深切忧虑的态度讲明旧学并加以推广，致力于符合道德的根本要旨，不取口耳相传的浅小知识，不急求朝夕之间的眼前成效；反复温习、熟练掌握，使圣心所存的道理从容达到自得的境地，那么天下万事的事理就没有不能穷尽的。能够穷尽万事的事理，内心便不受天下事物牵累，外在判断便不受天下言语牵累；然后阐明并实行先王之道，邪恶情感就无法侵入；汇合天下的正当论说而采用，邪说就无法扰乱。这样长期实行，并以不懈怠的努力作为资助，那么即使细小也必定变大，即使微末也必定显著。凭陛下的聪明加以充实，达到不可知的神妙境界；凭陛下的睿智加以积累，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的境界。这难道很遥远吗？只是看陛下是否努力罢了。这样一来，内在成就德化，外在形成法度，从而使万物生长发育、调和天人关系，是很容易做到的。至于改变浅薄败坏的风俗，振兴松弛败坏的纲纪，改变各部门和各种事务徒具文书形式的状况，使天下士人都能胜任其职，使天下财物得到治理并足以供其使用，使近处的人亲近归附，使远处的人服从，令天下的形势长久安定，那么只要是陛下所希望的，还有什么求取不到、什么事情做不成呢？没有这样做而福应不来、灾变不消的。假如圣心所存的道理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内心还不能没有丝毫牵累，外在判断还不能没有一点蒙蔽，那么臣恐怕陛下想效法先王的政治，智慧思虑却有未能审察周全之处；想任用天下有才智谋略的人，议论却不能统一；这样对国家天下反而更加没有补益，风俗纲纪也会更加衰败。不仅如此，自古以来安危治乱的关键，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臣有幸承蒙陛下垂问，却去谈论天下细小的事务，而不涉及得失的大原则，那不是臣用来侍奉陛下的一点诚意。臣不自量才疏鄙陋，冒昧谈论国家的大体，惟愿陛下明察并择取其中适宜的意见，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朱子说，曾巩由于学习文章而逐渐见到道理，所以他的文章依傍道理，并不是空话。这篇疏写在神宗初年施政之时，劝神宗考察古代，虽然像老生常谈，但假如神宗果真采纳了他的话，学习古代的教训，那么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心不足顺”等议论，一定不能进入耳中而违背内心。想来当时只不过把这篇文章当作一篇文字阅览过去罢了。曾巩移任沧州，经过宫阙上殿所进的札子，繁复文饰多而实际意旨少，比不上这篇疏远得多。

译为人后议 按照礼制，大宗没有儿子，就从族人中选支子作为他的后嗣。作为后嗣的人，要为所后之人服斩衰三年，同时为自己的父母降服齐衰一年。礼制之所以这样规定，为什么呢？因为人所能认识的亲近关系，首先只知道亲爱自己的父母；认识得更远一些，就知道尊敬父亲的道理。知道尊敬父亲的道理，就知道尊祖；知道尊祖，就知道大宗上承祖先、下统族人，不能断绝，所以才有让支子作为后嗣的制度。作为后嗣的人，因为承受了所后之人的重任，所以不得不穿尊贵的丧服为他服丧。既穿尊贵的丧服，又不为自己的亲生父母降低丧服等级，恐怕仍不足以彰明所后之人的尊贵。因此穿尊贵的丧服，同时又为自己的亲生父母降低丧服等级，然后才认为可以彰明所后之人的重要，使继承祖先的道理得到充分体现。这就是圣人制定礼制的本意。所谓收摄族人，《礼记》说是“与族人共同进食，按照昭穆排列，用礼义区别彼此之类”，这只是诸侯嫡长子另立宗族而成为大宗，并尊崇大宗的情形。何况礼书所说的天子及其始祖所由出的祖先，这是天子的大宗，是天地、宗庙、百神祭祀的主宰，是族人万世依靠归附的对象，怎么可以不彰明其最尊贵、最重要的地位呢？所以前代有些君主由支子继承帝位，却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给他们加上名号地位，建立庙宇奉祀；这些做法都被古今非议，确实是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关系局限于亲近，不能割舍私人的爱，用礼制加以节制，所以失去了奉承正统、尊奉唯一至上者的意义。若对所后之人穿尊贵的丧服，又为自己的亲生父母降低丧服等级，并且把亲生父母的名号地位退居其次，不敢以违背礼制的方式增加尊崇；在庙宇祭祀上也不敢作非礼的奉祀，那么对亲情和大义的处理本来已经完备了。有人却说，还应当改变亲生父母的称谓，按照所后之人的亲属关系来称呼他们，这是不知道考察礼制。礼制规定，作为后嗣的人，要为所后之人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以及兄弟之子如同自己的儿子，依所后之人的关系服丧；这些丧服是为所后之人而服，不是为自己而服。为自己的父母服齐衰一年，为自己的兄弟服大功，为嫁人的姐妹服小功，这些都是在本来丧服等级上降低一等；这些丧服是为自己而服，不是为所后之人而服。假如对自己的父母服丧，却采用所后之人的称谓，那么名分与实际就相违背，丧服与恩情也相冲突了。圣人制定礼制，不会这样错乱。况且自古作为后嗣的人，不一定都是亲兄弟的儿子，同宗族人都可以充任，因此也有以大功、小功亲属的儿子作为后嗣的。古代已有以缌麻、袒免以及无服的兄弟之子作为后嗣的情况。假如应当按照所承继的那一房来确定亲属关系，那么也应当按照所承继的那一房来服丧。若按照所承继的那一房服丧，那么对于自己的父母，本来有应服大功、小功、缌麻、袒免以及无服的区别。然而圣人制定丧礼，对这类人的父母一概规定服期，以此足以表明所承继的一方更为重要罢了，并不是就要因此改变他与亲生父母的亲属关系。亲属关系既没有改变，称谓当然也不能更改。戴德、王肃《丧记》说：“为别人后嗣的人，对于自己的父母降一等服丧，服齐衰期。服丧期间，居住在倚庐中，言语、饮食都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相同。不同之处是，不占卜吉凶，不举行禫祭；即使除去丧服，内心仍服丧三年。”所以直到今天，这一规定还写在服制法令中，从未改变。难道服丧制度规定得如此重，而称谓反倒可以断绝吗？崔凯《丧服驳》又说：“亲生父母有自然的恩情，降一等服丧，就足以表明所承继的一方更为重要，没有理由竟把亲生父母也断绝。既然从来没有认为可以断绝亲生父母，却动辄说可以断绝他们的称谓，这也是糊涂的。况且，支子之所以承继大宗，是为了推行他尊敬父亲的心意来尊崇祖先。难道只因尊祖，就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这岂是亲情恩义产生的根本，也岂是先王教化天下的本意？” 《礼》中又说：“嫡子不能做别人的后嗣，因为他要传承重任；支子可以做别人的后嗣，因为他不承担传承重任。让承担传承重任的人承继自己的宗族，让不承担传承重任的人承继大宗，这种安排可以说合乎人情，使两方面的道义都得到安置。”如今如果让做别人后嗣的人，只把对父母的丧服降一等，便连父母的称谓也一并改变，不再称作父母，那么这就不是使两方面的道义都安稳，而是最不合乎人情的做法了。人对于大宗，有最尊贵、最重大的关系，不能断绝尊尊之义；子女对于父母，也有最尊贵、最重大的关系，不能断绝亲亲之义。尊尊与亲亲，道理是相同的，从来没有可以废弃其中一项的。所以，做别人后嗣的人，降低为父母服丧的等级，礼法中确有这种规定；至于让他断绝父母的称谓，礼法中却从未有过。有人认为，主张断绝父母称谓，大概是厌恶同时存在两种关系，想让它们合而为一，以使做后嗣的道理得到彻底贯彻。考察实际情况，就有称为“所后”的，也有称为“所生”的；制定丧服，就有为自己亲生父母服的，而不是为所承继的一方服的，也有为所承继的一方服的，而不是为自己亲生父母服的。大家都知道，不能因为厌恶两种关系并存，就强行把它们合为一种。至于称谓，大概是由实际关系产生的，却不知道不能因为厌恶两种关系并存，便想强行把它们合为一种，这也是错误的。即使可以强行把称谓合为一种，但实际关系并不相同、丧服制度也不相同，终究还是行不通的。要改变称谓，问题就在于有人想断绝亲生父母的称谓。因此古代圣人知道不能因为厌恶两种关系并存，便强行把它们合为一种；他们能够使关系较疏的人彼此相互尊重，使亲情较厚的人彼此相对减轻，这靠的只是礼义。为什么呢？做别人后嗣的人，对于所承继的一方并非亲生亲属，却为其服斩衰三年，作为祭祀的主持人，这是用义来引导他。对于亲生父母，实际是自己的亲属，却降服为齐衰期，并且不能参加他们的祭祀，这是用礼来压抑他。用义来引导，就使关系较疏的一方得到较重的待遇；用礼来压抑，就使亲情较厚的一方相对减轻。做别人后嗣的道理也就完备了。既然如此，想使做别人后嗣的道理完备，关键在于用礼义阐明内在的关系，而不在于厌恶两种关系并存，强行在外在称谓上把它们改成一种。所以《礼·丧服·齐衰不杖期》一章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这是经文中明确说明做别人后嗣的人仍把本生父母称为父母的文句。汉代祭义认为，宣帝的亲生父亲谥号应当称“悼”；魏相认为，应该以尊号称“皇考”，并为他立庙。后世议论者都认为给他加“皇”字尊号并立庙是不对的；至于称为亲、称为考，却从来没有人认为不对。

译后来魏明帝尤其厌恶做别人后嗣的人厚待自己的亲生父母，因此反对汉宣帝给悼考加上皇号；又说，后嗣中有从诸侯入继正统的，都不得称亲生父亲为皇考、称亲生母亲为皇后。这大概也只是禁止妄加不合正统的尊号，却从来没有废除考妣的称谓。这些都见于前代的议论，是做别人后嗣的人把亲生父母称为考妣的明文。晋代王坦之《丧服议》又说：“父母恩德无穷的重大关系，不是制度教令所能裁断的；过去的称谓，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去掉的。”这说明做后嗣的人之所以仍为亲生父母服丧。又说：“感情不可夺去，称谓不可废除；尊崇根本、叙述恩情，所以才降低服丧等级。”由此可知，做别人后嗣的人从来没有去掉亲生父母的称谓；这是古人的常理，所以王坦之引用它来证明服丧制度。这又见于前代议论，是做别人后嗣的人把亲生父母称为父母的明文。这样看来，做别人后嗣者的亲生父母，在经文和前代议论中都称为父母、称为考妣，其大义如此明确，文辞也如此明白。至于其他书籍以及史官记载中，也称他们为父母、考妣、私考妣、本亲、亲，这类称呼多得数不清；而把他们称为世父、叔父的，不仅礼法中没有，自有典籍记载以来本来就从未有过。如今想按照所承继的一方来确定亲属关系，却改变亲生父母的称谓，这是非常特殊、违背常理的主张。不依据经文和前代数千年的议论，也同样是非常特殊、违背常理的主张。既然没有任何考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将凭什么向天下人说明呢？况且，中国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经和前代数千年的议论来治理、阐明它。如今忽然想抛弃这些，反而伸张没有考据依据的说法，难道不是错误吗？有人说，做别人后嗣的人把亲生父母称为父母，就会形成两个统绪、两个父亲，这可以吗？所谓两个统绪、两个父亲，是指给亲生父亲加上皇号、立庙奉祀；这表示他没有专一于正统，对所承继的一方心怀二意，所以用来说明这种做法的错误，并不是说应当改变亲生父母的称谓。那么，给亲生父亲加皇号，与礼法以及古代称“皇考”的做法，有区别吗？回答说：“皇考”这个称谓有三种解释。《礼》中有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的说法，这就是把皇考作为曾祖的庙号。魏相说汉宣帝的父亲应以尊号称为皇考，既不是礼法中曾祖的称谓，又有尊号的含义，所以魏明帝认为给悼考加皇号是不对的。至于光武帝，也把南顿君称为皇考庙，意义就出于这里；因此，加皇号是侍奉父亲时所用的尊称。” 屈原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伯庸”；又有晋代司马机在告祭燕王祢庙的文辞中说“谨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这又说明，在群臣百姓中，也通行把已经去世的父亲称为皇考。把皇考作为曾祖的庙号，古代使用过；把它作为侍奉父亲时的尊称，汉代使用过；把它作为已故父亲的通称，直到今天仍在使用。那么，这种称呼也有可以使用和不可以使用的区别吗？回答说：把加皇号作为侍奉父亲的尊称，若用于做别人后嗣的情形，就会妨害正统；从礼法上求证，这是不可以的。把皇考作为已故父亲的通称，用于做别人后嗣的情形，并不妨害正统；从礼法上求证，这是可以的。那么，把它作为已故父亲的通称，有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呢？回答说：像汉哀帝的亲生父亲被尊称为恭皇，汉安帝的亲生父亲被尊称为孝德皇，这也是从礼法上求证而不可行的。况且按照礼法，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祭祀时可以用天子的礼仪，但尸服仍穿士的服装；儿子没有给父亲加爵位的道理，这是为了尊重父母。前代那些违背礼法、用官位和尊号来尊崇亲生父母的君主，难道只是失去了做后嗣者奉祀正统、尊奉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的道理吗？因此，儿子给父亲加爵位，是以卑下的身份给尊长加爵，这也不是尊重、厚待亲生父母的办法。前代尊崇、粉饰不合正统的尊号，错误就在这里；后世又有人认为，应当按照期亲的旧例增加官职、扩大封国。这也可以说全都不合礼法。考，是父亲去世后的称呼。但它用于礼仪时，只见于朝廷典册中的文辞，以及宗庙祝告祭祀的辞句罢了。如果不加官位尊号，就没有典册上的文辞；不立庙奉祀，就没有祝告祭祀的辞句。那么即使把称谓改正了，实际上又有什么地方可以使用呢？不过是说话时不能不使称谓合乎正理罢了。前代从未认为这件事可疑，是因为礼法规定得非常清楚。如今议论者纷纷争论，以至于耗费很长时间仍不能作出决定，大概是因为不考察礼法，而任凭自己的意见行事。所以我从经文中采录材料，列出其中防止偏差的主旨，希望可以据此互相商榷。与欧阳修的议论合在一起阅读，可以互相发明、互相阐释。

译讲官的议论。孔子教导人说：“不到心里想弄明白、嘴里想说却说不出的程度，不去启发他；告诉他一个方面，他却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方面，就不再告诉他。”孟子教导人说：“有人来回答问题。”荀子教导人说：“别人没有提问就主动告诉他，叫作傲慢；问一个问题却回答两个，叫作烦琐多余。”傲慢不对，烦琐多余也不对。君子的应答如回声，所以礼法中没有规定主动前往教导，而是等待别人来询问；这样说来，做老师的道理，就是有人提问才回答。世上那些带着书在宫禁中讲学的人，整天说个不停，却没有人向他提问，竟然自己不知道这是强行聒噪，还想把自己妄称为老师。古代教导世子的办法是：太傅详细讲明父子、君臣之道给世子看，少傅侍奉世子，使他观察太傅的德行，并详细地开导他。既然把道理展示给世子，还要靠详细开导才算浅近，所以太傅并不主动讲说。何况做老师的应该怎样呢？端正自己，使学生观察自己而受到感化罢了。所以，有的人学到了他的行为，却未必懂得他这样做的原因；有的人听到了他的话，却未必懂得他话中的意义。越仰望越觉得高，越钻研越觉得坚实；德行达到这样的境界，老师的作用才算充分发挥。因此，天子也不能随意召见他，诸侯也不能把他当作朋友，何况能够把他当作臣子吗？这就是伊尹、太公、子思、孟子这些人能够忘却世俗权势，也是唐、虞、三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能够忘却自身权势的原因。世上那些带着书在宫禁中讲学的人，官职以“侍”为名，那么他们的职责本来就可以知道了。可是他们竟自以为代表老师之道，认为自己应当坐着讲学，把这种要求上奏给皇上；他们的说法是：“一定要这样，才符合古代所谓坐而论道。”坐着讨论道理的人称为三公，起身实行道理的人称为卿大夫。这里说的是他们职责上的无为和有为，并不是用来说明尊敬老师的办法。况且按照礼法，在朝廷朝见君王和群臣时都要站立，没有独自坐着的人；在燕居休息时都坐着，没有独自站立的人。所以，坐着从来不曾被视为尊敬老师的礼节。从前晋平公对待亥唐，亥唐说坐下，晋平公才坐下；曾子侍奉仲尼，孔子说：“参，你重新坐下吧。”这些话大概只是老师对学生的命令，并不能说明已经确立了老师的尊贵地位；至于学生却恭恭敬敬地请求坐下，那么当世这样做的人岂不是妄自尊大吗？所以写下这篇议论来解除他们的疑惑。这篇文章是为王安石争取坐着讲学而写的。吕诲弹劾王安石，说他妄自尊大；王安石还可以为此辩解。老师的地位本来确实尊贵，但曾巩说明他的官职以“侍”为名，那么他就不是老师了。而且坐着也不是用来表示尊师的方式，王安石这时应当恍然醒悟、自感失误了。通达古今的士人，他们的议论能够这样启发蒙昧。后来程伊川为什么还要争取坐着讲学呢？

译救济灾害的议论。河北发生地震和水灾，城郭坍塌，房屋毁坏，百姓暴露在外，缺少粮食。皇上忧虑怜悯，下达了减缓刑罚的诏令，又派遣安抚巡察的使者，恩惠已经很厚重了。然而百姓苦于露宿在外，没有钱就不能修建房屋；苦于缺少粮食，没有粟米就不能吃饱。这是两个不可改变的道理。若不能得到这两样东西，即使皇上在上面忧劳，使者在下面往来奔走，也没有办法解除他们的灾患、满足他们的请求。有关官员建议，请求打开仓廪发给他们粟米，壮年每人每天二升，幼儿每人每天一升。皇上不到一天就答应了，赐予的数量可以说很大了。然而有关官员所说的，只是通常实行的办法，并没有审慎筹划事情的始终，也没有看见众人所没有看见的情况。如今河北遭遇地震水灾，被毁坏的地方非常多，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灾变。遭遇非同寻常的灾变，也必定要有非同寻常的恩惠，然后才可以救济他们。如今百姓无屋可居、缺少粮食，已经失去生计了。假使让他们每天成群地等待官府发给二升粮食，那么按这种情势，他们必然没有时间再做别的事情。这样，农民不能再整治田间的沟渠，商人不能再经营自己的货物，工匠不能再利用自己的器具，闲散百姓也不能再迁移谋生。主管官员把一切事情都丢开，只专心等待每天一升一合的粮食来维持性命，这不过是把将要饿死的人养活罢了，并不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久打算。按中等户计算，一户有十人，其中壮年六人，每月应领取粟三石六斗；幼年四人，每月应领取粟一石二斗。合计一户每月应领取粟五石，这种办法很难长久实行。那么百姓以后靠什么来供养自己呢？如果长期实行，被水灾侵害的地方既没有秋收的希望，若不到来年麦子成熟时继续赈济，就不能停止。从现在到来年麦子成熟，共有十个月，一户应当领取粟五十石。如今遭灾的有十多个州，按每州二十万户计算，其中中等户以上以及没有受到灾害、不依靠官府供粮的人去掉一半，那么需要依靠官府供粮的就是十万户。如果不能普遍供给，就会造成施舍不均，百姓仍然会有无处申诉、无人救助的；如果普遍供给，就要用粟五百万石才能满足，怎么筹办得来呢？这又不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久打算。至于发放供应的时候，还会有迟速不同、均与不均、真与假的问题，有聚集造成的骚扰，有辨别查验的烦劳；安置其中任何一项不当，都足以导致弊端。再加上让人们成群聚居，空气长久郁滞，必然会产生疾病疫疠，这些都是必然出现的祸害。况且这不过只能使他们得到早晚的食物，至于修建房屋的费用，又将从哪里取得呢？修建房屋的费用既无从取得，而他们又到州县去领取粮食，就必然成群离开自己的故居。即使住所中还有坍塌的墙、毁坏的房屋可以修复，原有的木料、旧瓦还可以利用，各种器具和其他物品还可以依靠，也一定会因为无暇顾及而把它们丢弃。更严重的，有人会杀掉牛马离开，有人会砍伐桑树、枣树离开，这种危害又可以说很严重了。如今秋气已经过半，霜露刚刚开始出现，而百姓露宿在外，不知道用什么遮蔽身体；看来流亡的人也已经很多了。如果这种情形不能制止，就将使靠近边塞的地区空虚；使靠近边塞的地区空虚，就会失去作战的百姓，这是众位士大夫所忧虑的，不能说没有祸患。使靠近边塞的地区空虚，还会失去耕田养蚕的百姓，这是众位士大夫没有想到的，而危害尤其严重。为什么呢？失去作战的百姓，将来一旦有警报，边防戍守就不能不增加兵力；失去耕桑的百姓，将来即使没有战事，边地购买粮食也不能不更加昂贵。这两方面难道都可以不深思吗？万一有人出于无可奈何的打算，窥伺仓库，偷取一袋粟米、一束丝帛；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有关官府的禁令，就必然像鸟受惊、老鼠逃窜一样，藏在草野之中，偷偷拿着锄头、木棒来抵抗巡逻缉察的官吏。强悍的人既然喧闹起来并采取行动，弱小的人也必然跟随聚集起来。不幸的是，如果祸乱蔓延到一两座城的地方，响起了击鼓报警之声，国家哪里能够安然置之不理呢？何况外部还有夷狄值得忧虑，内部又将举行郊祀，怎么能不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防备，在事变尚未萌发时加以消除呢？那么，当前的办法是，下达一纸诏书，赐给他们钱五十万贯，借给他们粟一百万石，这件事就可以解决了。为什么呢？如今遭灾的州共有十万户，假如每户得到粟十石、钱五千，这已经超过下等户平常的财产，即使在平日也未必能拥有这么多。他们得到钱来修缮住所，得到粟来供给食物，那么农民可以整治田地沟渠，商人可以经营货物，工匠可以利用器具，闲散百姓可以迁移谋生；主管官员也能使他们全都恢复自己的事业，不失去正常的生活打算。这同专心等待官府每天发给二升粮食、因而无暇顾及其他事情相比，差别难道不是很远吗？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久打算。按照有关官员的办法，要用十个月的粮食支出，共五百万石粟；按照现在这个办法，只用两个月的粮食支出，共一百万石粟。况且现在借给他们，以后再收回，既足以救济他们的困难匮乏，最终又不会损害储备的实际数量，真正支出的只有钱五百万贯罢了。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久打算。又没有发放供应方面的弊端和疾病疫疠的忧患，百姓也不必离开自己的故居；假如还有坍塌的墙、毁坏的房屋可以修复，原有的木料、旧瓦还可以利用，各种器具和其他物品还可以依靠，也都能保存下来。这样还不会失去什么，何况还能保全牛马、桑树和枣树，这种好处又可以说是很大了。虽然寒气才刚开始，却没有露宿野外的忧患；百姓安居而且食物充足，就会产生乐于生存、重视自身的心情，各自恢复本业，也就没有闲暇去做别的事了。即使驱赶他们也不会离去，诱惑他们也不肯去做盗贼。饥荒之年，聚集饥饿将死的百姓，只给他们一升一合的粮食，对救济灾害、补救败坏的局面没有什么帮助，这是惯常实行的弊法。如今废除这种惯常的弊法，用钱和粮食一次性赈济他们，足以救其患难、恢复其产业。河北百姓听到诏令颁布，一定都会因有君上可以依赖而欢喜，自安于田间；他们带着钱粮回去，使父母妻子脱离流亡转死的灾祸，就会感戴君上的恩施，怀有想要报答的心，这种感情哪里会停止呢？天下百姓听到国家这样安排，恩泽如此深厚，谁不会震动感激，永远喜悦君上的仁义呢？这样做了而不能达到人和、不能使上天满意的事，从来没有过。下边人心和洽，上天意旨喜悦，然后天子乘玉辂徐徐出动，向着南方举行郊祀；荒远夷狄各处，都带着礼币前来朝享；境内安定，乡里没有喧扰之声，难道不能在可以作为的时候扭转局势，在祸患尚未显形之时消除它吗？

译这就是所谓审察事情的始终，能看见众人尚未看见的地方。若不及早采取这个办法，或许等到一旦有击鼓报警的事，即使想要这样做，也来不及了。有人说现在钱粮恐怕不足以办理此事。其实，君王的财富，是藏在百姓之中的；有余就取，不足就给予，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说：百姓富足，君王同谁一起富足而会不足呢？百姓贫困，君王同谁一起富足而会有余呢？百姓富实而唯独国家贫穷，或者百姓饿死而唯独国家能够保住财富，从古到今都没有过。因此又说：不怕贫穷，只怕不能安定，这是古今最重要的警戒。所以古代二十七年耕作，就有九年的储蓄，足以防备水旱灾害，这才叫王政成功。唐尧时水灾、商汤时旱灾，而百姓没有被弃置、饿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国家仓库的积蓄，本来就不只是供公家费用而已，都是为了百姓。即使仓库没有多余的粮食，府库没有多余的财物，至于救济灾害、补救败坏，尚且不能停止，何况如今仓库的积蓄还可以使用，怎么能只顾忧虑将来不足，而眼睁睁看着百姓死亡呢？古人说过：剪指甲应当剪到皮肤，割头发应当割到身体；先王对于救灾，连自己的皮肤毛发都不吝惜，何况身外之物呢？况且如今河北的州军共有三十七处，遭受灾害的不过十多个州军；其他州的田地秋收尚有希望。现在有关官府只要在买粮的常价上每斗增加一二十钱，不仅足以使农民获利，其余增加收购的一百万石粮食也就容易办到了。每斗增加一二十钱，是我权宜办理一时事务，自有办法做到。用实钱按常价支付，再用茶荈、香药之类补足虚估的价格，不过是捐出茶荈、香药之类折钱数万万贯，费用就够了。茶荈、香药之类和百姓的性命相比，哪一样更值得吝惜？不用等讨论就可以知道。耗费钱五千万贯，又捐出茶荈、香药之类折钱数万万贯，便足以救济一时的灾患，作为天下的长远谋划，其利害轻重也并不难明白。只在于我们的官府能不能超越拘泥的见解，破除惯常的法令而已。这是当前事务的紧急之处，所以我写下这个建议。本来只想举行两个月的赈济，一旦把钱粮给与百姓，却反复申说、郑重说明到这种程度。那些烦琐的文士多半讥议它不合古法。难道不知道我勤勉恳切的心情，只是唯恐自己的话不足以使人倾听，百姓不能蒙受恩泽吗？话说得重，言辞反复，却不怕烦琐，正是它的用心合乎古法的地方吧？丘濬说：“曾巩这个建议，所谓赐给他们钱、借给他们粮，同有关官府每天逐户发放粮食的说法相比，利弊相差很远。所谓深思远虑，把它作为百姓长久的打算，确实有这样的意义。但一个饥民家庭，借给他十石米，一旦要求他如数偿还，就困难了。不如根据时势、量力而行：稍有力量的偿还一半，没有力量的就全部给他，或者规定分期偿还的期限，也可以。” 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 熙宁元年春天，我的同年朋友赵郡苏轼从蜀地寄信来到京师，对我说：“我的祖父品行很高，却不被世俗所用，所以不能在天下显露自己。然而古人也不一定都能显露自己，最终却有流传后世的，是因为世上有替他们发掘、阐明的人。所以我的先人曾经写过他的事迹，大概准备请您为他撰写墓志铭，却不幸未能完成这个心愿。轼哪里敢废弃这件事？请您替我写下铭文。”我为此记述他说的话如下：“君讳序，字仲先，是眉州眉山人。他的先祖大概是赵郡栾城人。曾祖钦，祖父祐，父亲杲，三代都没有做官，但品行义举在乡里闻名。祐出生于唐末，死于周显德年间，曾因事到成都，遇见一个道士，道士认为他很奇异，屏退旁人对他说：‘我的法术能够使万物变化，将要传给你。’祐推辞不愿意，道士笑着说：‘这确实是因为你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后来杲开始以喜欢施舍而闻名。君读书务求通晓大义，作诗只求表达自己的志意罢了，诗作多达一千余篇。他为人洒脱通达而自信，却以谦逊自持；轻视钱财，喜欢施舍，急于救助别人的困苦，勤勉不懈，唯恐来不及。年成不好时，他卖掉田地赈济邻里乡亲；到丰收时，熟识的人要偿还他，君却推辞不接受，因此多次使自己的产业破败，陷于饥寒之中，但从未因此后悔，反而更加喜爱施舍。” 他遇到人，无论关系疏远还是亲密，只要一交谈便毫无疑虑和隔阂。有人欺骗、侮辱他，君也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别人都猜不透他的心意。李顺叛乱，进攻眉州，君住在包围之中，正好他的父亲病逝，君办理丧事，遵守礼制，竭尽哀痛；退下来后又安慰他的母亲，一切都合乎适宜。庆历初年，诏令州县设立学校，士人争相想在学校任职，唯独君告诫子孙退让躲避，众人都佩服他的行为。蜀地自从五代战乱以来，求学的人很少；又因为安于乡里，大家都不愿出仕，唯独君教导他的儿子涣接受学习，对他的培养十分周全。后来涣以进士身份起家，蜀人以此为荣耀，风气才大为改变，大家开始接受教育。此后眉州求学的人达到一千多人，大概是从苏氏开始的。君的小儿子洵到了壮年还不识字，君也不强迫他，对人说：‘这个孩子不是值得担忧他不学习的人。’后来洵果然奋发努力求学，和他的儿子轼、辙都以文学闻名天下，成为求学者所尊崇的人。他虽然没有被世所用，却在家族中显露才能，在乡里受到称誉，像这样的人不可以没有传记。后来，君开始因儿子的恩荫任大理评事，后来多次追赠为尚书职方员外郎，享年七十五岁，于庆历五年五月十一日在家中去世，庆历八年二月某日葬于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祖先的墓地。” 侧室夫人史氏，封蓬莱县太君。两个儿子：长子涣，任尚书都官郎中、提点利州路刑狱公事，以能干闻名；次子洵，任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太常礼书，追赠光禄寺丞。孙子七人：位、佾、不欺、不疑、不危、轼、辙。轼任殿中丞、直史馆；辙任商州军事推官。铭文说：苏氏向西迁徙，正值蜀地崩离分裂；三代高士相继远逝，以此笃厚我的仁德。君起初不受拘束，辛劳自身，以卑顺孝敬父母；施舍恩惠及于穷困寡妇，所显现的品行尤其卓异。教导自己的子孙，最终感化乡里邦国，求学者众多。您的儿子和孙子，同时有三人擅长文章，名声震动四邻。于是追溯他们的根本，考察祖先的事迹，亲自刻写诗篇在墓石上，把它留给后代。” 巩的金石文字简洁而高贵，能够得到史书的笔法就是这样；至于其他地方言语深重、词句重复，常被人认为过多，大概也一定各有意义。古人说学习古文的人有两种弊病：一种是删减字句的方法，一种是替换字词的方法，恰好说中了那些貌似古雅之人的毛病。巩难道不能使用删减字句的方法吗？

译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目录 临川王安石文 杂著、书、序、记、祭文、墓志铭 原过 进说 伤仲永 读孟尝君传 读孔子世家 与赵卨书 答段缝书 上田正言书 答韶州张殿丞书 周礼义序 诗义序 书义序 灵谷诗序 芝阁记 游襃禅山记 祭范颍州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 临川王安石文 原过 天有过失吗？有，日月运行失常、相互侵蚀就是。地有过失吗？有，山崩地裂、河流枯竭、道路堵塞就是。天地都有过失，最终却不至于反复倾覆、不能承载万物，为什么？因为善于恢复正常。人处在天地之间，本来也不可能没有过失，最终却不妨碍他成为圣人贤人，为什么？也是因为善于恢复正常。所以太甲思考常道，孔子说“不要害怕改正过错”，扬雄以迁善为可贵，都是这个方法。我有一个朋友犯了过错而能悔悟，悔悟而能改正，人们却说：“这只是他从前所做的事罢了。”如今他的行为和过去的行为已经不同了，这并不是他的本性，而是故意装饰外表来迷惑世人。这样的人哪里懂得道理呢？天把五行播布给万物，人本来都具备它们。具备了却不思考，就会丧失；思考了却不实行，就会荒废。有一天责备从前的错误，充分地思考并实行它，这就是失去之后又得到，荒废之后又振兴。反而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就是带领天下人残害本性。譬如有人有财物，被盗贼抢去，后来又找回来，却说：“这不是那个人的财物，因为它先前曾被盗贼抢去。”可以吗？不可以。财物在自己手中，本来尚且不如人的本性属于自己。财物失而复得，说“不是他的财物”都不可以；本性失而复得，说“不是他的本性”难道可以吗？没有过错，是因为善于补救过失。《易经》所说的道理，没有比“无咎”更大的了。没有过错，就没有悔恨、没有羞辱，便是吉祥。这样本来就是上天保佑他；凶险也不是由自己制造的。吉、凶、悔、吝，仿佛循环往复。凶险必然产生悔恨，悔恨就趋向吉祥；吉祥容易转为吝，吝就趋向凶险。无咎就没有趋向另一处的变化，是凝聚天命的根本。怎样才能无咎？在于善于补过。圣人并不是把没有过错看得最大，而是把补救过错看得重大。子张问善人的道理，孔子说：“不沿袭前人的足迹，也就不能进入圣人的内室。”这说明不能把没有过错看得最大。仲虺的诰辞说：“君王改过而不吝惜，才是大大补救过错。”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必定有言语，有言语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王安石骄傲凶狠，显扬自己的德行而扰乱天理，受他祸害的百姓以百万计，这还不只是没有德行罢了；然而仍不妨碍他说出有价值的话。言语果真足以如此看重吗？自宋以来，人们看重他的文章。明代茅坤不能删去王安石的文章，把他列在八大家之后；储欣又增加李翱、孙樵成为十大家，却也不能删去王安石而成为九大家。所以现在姑且保存他的文章。曾巩不是说过吗：“用来作为警戒就能明白道理，何必抹去他的著作呢？”假使天下人读《原过》，感叹有这样的话，却又像这样固守过错；读《进说》，感叹有这样的言论，却又像这样巧于进取，那么做君主的就会知道欺诈虚伪有千万种，不敢轻易相信别人，把国家托付给他；做臣子的就会知道欺诈虚伪有千万种，即使爵位可以升到王，名声可以达到配享宗庙、配享孔子，文章可以列入学官、诵于后世，最终也不能摆脱小人的称号。千百年来把他同荆舒相比；如果这样足以惩戒欺诈虚伪的人，那或许可以停止了吧？既然如此，他的文章确实怎么能不收录呢？进说 古时候，处在下位的士人不向上位者求取什么；上位者却天天急切忙碌，唯恐遗漏一个士人。古时候士人进身，有凭德行的，有凭才能的，有凭言论的，有凭专门技艺的；如今却完全不是这样。从茂才等科以下直到明法科，士人的进退都有法度。古人所谓德行、才能，在今天没有用处；古人所谓言论，也未必符合今天的法度。假如确有杰出而世间罕见的士人，却不通过这种途径自荐，上位者就不举荐他；假如通过这种途径进身，却不符合今天的法度，有关官府也不选取他。自己通过这种途径进身，都是所谓委屈自己的行为。孟子说：“从未有委屈自己而能够端正别人的人。”然而如今的人没有不通过这种途径自荐的，我却没有见过。难道他们都不如古代士人那样自重而知耻吗？古代把天下的土地分给百姓，士人尚未受命做官，就授给他一防之田，使他成为百姓，他的父母妻子都能生活宽裕。自从家中到远处，都有塾、序、庠、学；观察游息、行动居处，都有老师朋友相互讲习，弦歌尧舜之道，自得其乐。他们磨炼琢磨、浸润培养，品行完备、才能充足，就说：‘上位者难道会舍弃我吗？上位者也一定不能舍弃我。’ 如今土地不再井田化，国家没有学校，党没有庠，遂没有序，家没有塾；士人尚未受命做官，有的无法使父母妻子生活宽裕，也没有地方安置自己，使品行完备、才能充足，上位者又没有人举荐他。士人怎么能不自行进取？唉！使今天的士人不如古代士人，并不是人的本性如此，而是形势造成的。形势不同，是圣贤不能完全相同的原因。孟子不去见王公，而孔子却做季氏的属吏，难道不就是因为形势吗？士人的进退，不只取决于德行和才能，还取决于今天的法度以及有关官府的好恶；而官府的好恶未必符合今天的法度。所以士人的进身，不只取决于今天的法度，几乎在于有关官府的好恶罢了。今天的官府不是过去的官府，后世的官府又不是今天的官府。官府的好恶，哪里会恒常不变？这样看来，士人的进退最终果然没有确定的标准罢了！唉！用言论取人，本来没有错；取用他却又没有得到他所说的内容，这是错上加错。何况又加上官府好恶的不恒常呢？古代的道，最终难道不能见到吗？士人有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获得官位的条件，难道不应当靠自己取得吗？有条件取得而不去取得，我没有见过这算是有道。杨叔明兄弟，因为父亲的荫任都做了京官，他们的处境并不是我所说的没有地方安置自己、没有办法使父母妻子生活宽裕而不得已自荐的人。他们先委屈自己去考取进士，又受有关官府的委屈，却还像是不能释然。两位君子本来一直以道自任，而且是我的朋友。我担心他们仍然没有醒悟，所以写了《进说》给他们。吕诲弹劾王安石时，只辞去小官，不辞去大官。王安石仕途尚未显达，众位君子一致称赞他贤能。假使他终于只做一个小官，千年以后，人们会知道王安石是什么样的人吗？王安石的进身，是宋室的不幸，也是王安石自己的不幸。

译伤仲永 金溪县有个叫方仲永的百姓，世代以耕田为业。仲永五岁时，还没有见过书写工具，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诧异，便向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写了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族为内容，传给全乡的秀才观看。从此只要指着某件事物让他作诗，他立即就能写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看的地方。县里的人对此感到惊奇，渐渐以宾客之礼对待他的父亲，有的人还用钱财求取仲永的诗。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拉着仲永四处拜访县里的人，不让他学习。我听说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明道年间，我跟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见到他时，他已经十二三岁了。叫他作诗，已经不能和从前听说的才华相称。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到舅舅家询问他的情况，舅舅说：‘他已经完全成为普通人了。’王安石说：仲永的通达聪慧，是上天赋予他的。他从上天得到的禀赋，远远超过有才能的人；最终成为普通人，是因为后天所受的教育没有达到要求。他有这样高的天赋，尚且由于没有受到后天教育而成为普通人；那么如今那些没有上天赋予的天资、本来就是普通人的人，如果又不接受后天教育，难道能只成为普通人就算了吗？劝人学习的用意，委婉而恳切周到，是子弟们应当诵读的。不过，学习究竟应该学什么？应当先辨明自己的志向。读孟尝君传 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得到士人，士人因此归附他，最终还依靠他们的力量从虎狼般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哪里足以谈得上得到士人？否则，凭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就应当可以面向南方称王而制服秦国了，还要取得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做什么？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他的门下，正是贤士不能到来的原因。谢枋得说：“笔力简洁而刚健。然而全篇最得意的地方，只是‘凭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就应当可以面向南方称王而制服秦国了，还要取得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做什么’这几句。先有了这几句话，才写成这一篇文章。不过这也是承袭前人的说法。韩文公《祭田横墓文》说：‘当嬴氏失去天下之时，得到一个士人就可以称王。为什么五百人纷纷扰扰，却不能使先生从剑锋下脱身？难道是所珍视的人并不贤能，还是天命自有常数？’” 读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述帝王，就称为“本纪”；公侯世代承袭封国，就称为“世家”；公卿中凭自身才能崛起的人，就称为“列传”，这是他的体例。他把孔子列入“世家”，为什么进退都没有依据呢？孔子是一个周游的士人，处在衰败的末世，忙忙碌碌，没有一尺土地的权柄，把他列入“列传”是合适的。为什么称为“世家”呢？难道是因为仲尼亲自具有成为圣人的资质，他的教化盛大，绵延万世，所以特意写作“世家”来抬高他吗？这也不是最确切的说法。仲尼的才能，足以成为帝王，为什么只相当于公侯呢？仲尼的道，足以治理天下，为什么只让他的家族世代相传呢？把他列在“世家”中，仲尼之道并不会因此扩大；把他列在“列传”中，仲尼之道也不会因此缩小。司马迁却自己扰乱了体例，这就是所谓多有抵牾之处。茅坤说：“荆公简短的文章，有些地方极像太史公。” 与赵卨书 某启：议论的人多说，仓促地开门接纳西人，就会向他们显示我们的软弱，他们反而会更加倔强。根据事情来推测，大概不是这样。凭我们的众多和强大，对比他们的寡少和弱小；我们尚且疲惫困敝、厌恶战争，那么他们暗中希望求和，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严密封闭、坚决拒绝，使他们不得安宁，那么他们上下都会愤怒恐惧，合力一心，拼死与我们相抗，这就是他们能够倔强的原因。我们明确表示愿意开门接纳，那么他们谁敢违背众意？首先提出要倔强的人，即使真有敢这样做的，他们全国上下也都会感激我们而怨恨他，谁肯替他拼死？这就是他们会对我们发怒，却对战争懈怠的原因。老子说：“两军相抗，慈爱的一方能够取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开门接纳以后，同他们约定和议，却不能仓促。仓促行事，他们就会骄傲而轻视我们。明确表示愿意接纳，是为了使他们的众人懈怠而舒缓我们的忧患；慢慢同他们商议，是为了显示事情的困难而使盟约稳固。圣上恐怕龙图还没有明白这个意旨，所以命我写信详细说明前次降下的指挥：如果西人送来的文书言辞义理恭敬顺服，就接收并奏报。应当立即在边界上明确宣布，使我们的官吏百姓和他们全国都知道朝廷的意图。” 储欣说：“极像汉人指挥机宜的文书。”

译答段缝书 段君足下：我在京师时，曾经对您说过曾巩善于写文章，却没有谈到他的为人。回到江南以后，才同他熟悉并仰慕他，同他交友，又写文章大略叙述他的品行。您来信根据听闻指责曾巩的品行没有一点完美之处，说他在家中使亲友都感到忧惧，责怪我不写文章规劝曾巩，认为我是在结党。您的话果真如此吗？曾巩本来不是这样。曾巩的文章、学问和议论，在我所交往的人中，没有见过可以和他匹敌的。他内心勇于趋向正道，几乎不能用刑罚灾祸和利禄来动摇。父亲处在困厄中时，他在左右侍奉供养，没有一点亏缺；家中的事务，无论细微到一丝一毫，他都亲自办理，父亲也非常爱他，曾说：‘我们宗族衰败，所依靠的就是这个孩子。’这些是我亲眼见到的。至于您听到的情况，则不是我所见到的。曾巩在京师时为避开兄长而另住别处，即使我也要责备他，您当然应当严厉指责他。在这些过错中，有值得怜惜的地方，只是不能写在信中传给别人。事情固然留下了某种迹象，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达到所说的程度；如果不按照真实情形而加以诛责，那么还有谁不可以诛责呢？曾巩的行迹确实如此吗？然而曾巩作为弟弟，在这件事上不能说没有过错。只是我在京师时没有同他深交，回到江南时事情又已经过去，所以没有再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规劝他。曾巩做事果断，对人少有许可，有时会超出中正之道；这件事我回到江南时曾经规劝过他。曾巩听到这些话就惊惧警醒，曾巩确实有可以教导我的地方。他写了两封《怀友书》，一封自己收藏，一封送到我家，惶惶不安地求朋友互相切磋，以免将来后悔，他的心意已经略可见了。他曾说朋友有过失，不可以轻易绝交，本来就应当规劝他；如果规劝后他听从，那就算了，难道一定要写成文章、让自己的意见显明之后才肯罢休吗？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凡是曾巩的行为，如前面所说；他过去的过错也不过如前面所说罢了，难道不能算贤人吗？天下愚昧的人多而贤能的人少，愚昧的人本来就嫉妒贤人，贤人又自我守持，不肯同愚昧的人混同，于是愚昧的人更加怨恨他。怀着嫉妒和怨恨的心，就没有什么事不拿来诽谤。君子对于听来的话又往往加以传播扩大，所以贤人常常多遭诽谤。处在下位、困厄中的贤人尤其严重，因为势力不足以改变风俗，声望和实际功德还没有施加于百姓，愚昧的人容易诽谤，诽谤也容易传播。凡是谈论曾巩如何如何的人，本来就是嫉妒他、怨恨他，或者听闻失实的人。您却想引用嫉妒者、怨恨者和听闻失实者的话，预先判断贤人的是非，实在不对。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审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审察。’孟子说：‘全国人都说某人可以杀，还不能杀；见到他确实可杀，然后才杀他。’ 匡章被全国人认为不孝，孟子却独自以礼相待。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孟子，是因为善于自我守持，不被众人迷惑。一个人如果被众人迷惑，也就只是众人罢了，哪里还在于他成为孔子、孟子呢？您还是请自重，不要轻易议论曾巩。王安石罢相以后，曾经叹息说：‘平日的朋友，都因为国事同我绝交。’曾巩的传记说：‘王安石得志以后，就同他意见不同。’有人说：‘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快乐吗？鸾凤所栖息的地方，百鸟都会聚集；君子的光辉，是吉祥的光辉。至于伤害胎儿、杀死鸟卵，凤凰就不会到来。难道有祸害百姓的行为，而君子还会同他交友吗？’

译上田正言书 正言执事：我五月回到家中，八月抵达任所。每次想借西北方向的驿使寄上一封信，表达我内心的情意，总是因事情耽搁。如今汴河东南方向的交通要道上，来自汴京的船只车辆每天有数十上百，因而得以详细打听汴京的事情和您的消息。其间士大夫都说您正直地立于朝廷，不偏不倚，十分盛美，十分盛美。只是仍有人怀疑您，即使我也有这种疑惑。我的学问，是您教导的；我的仕进，是您奖掖的。您知道我并非浅薄之人。既然有疑惑，却不把它告诉您，我拿什么来报答您对我的知遇呢？当初您坐在殿堂廊庑之下，回答方正策，指斥天下的利害，奋然直言而不避讳忌，还说：‘希望陛下施行这些主张，不要让天下人认为制科只是求取仕进的一条道路。’当时从您的心意看来，难道像如今所谓举荐方正之士，只是猎取名位罢了吗？大概是想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如今您兼任谏官，早晚都要成为天子的耳目，对于一切是非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想要施行自己的志向，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机了。国家的弊病、百姓的疾苦，也有很多。您任职也已经很久了。从前所说的弊病，如今有的已经严重得像无法医治；从前所说的疾苦，如今有的已经顽固得像无法复原。却从未听说您提出一条意见来使主上醒悟。从前指斥得何等恳切，如今的奏疏却是什么样呢？难道从前说话有利，而现在说话不利吗？难道是不免像如今所谓举荐方正之士那样，只是猎取名位罢了吗？那些怀疑您的人，拿这个来替您解释，有的说您已经在皇帝面前进言，有的说您只是用诡诈的言辞出面；像我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怎么能突然知道其中的微妙呢？事实并不是这样。传记所说的‘在皇帝面前进言’，是说他的言论本身未必能被人听到，但言论的效果天下人都会看见。如今国家的弊病、百姓的疾苦在增加而没有减轻，哪里说得上言论的效果呢？又有人替您解释说：‘大概您已经在皇帝面前进言了，只是皇帝不用，能怎么办呢？’这又不对。臣子侍奉君主，进谏三次而不被采纳就离去，这是礼制。您在回答策问时，常常把这个道理写在文章中。如今进言而不被采纳，也应当不止三次了。虽然您怀着忠诚恳切之意，却不能自己离去。孟子不是说过吗：‘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就应当离去。’您为什么不也辞去进言的责任呢？您不能自行免除别人的怀疑，这是肯定的。即使再坚强有力的辩解，也不能替您解除疑惑。依我的愚见，只希望您不以恩宠和利益自满，不畏惧诛责，替天下直言一次，使主上醒悟，救治百姓的疾苦，医治国家的弊病，专心一意、竭尽忠诚，像回答策问时那样；这样，人们的疑惑自然就会自行判明了。希望您考虑这件事。如果不是这样，请赐信教诲答复。就此搁笔。唐顺之说：“欧阳公给范司谏的信，委婉而恳切；荆公给田正言的信，直率而刚劲。” 答韶州张殿丞书 某启：拜读您再次赐来的书信，知道您提及先父在韶州的政绩，受到官吏百姓称颂传诵，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我悲伤于如今的士大夫不能完全知晓，又担心史官不能记载，使先父不能列在前代良吏之后。这都是因为我这个不肖孤子的言行不足以取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的功业和余烈，使人人都能听闻知道；这就是我早晚忧愁悲痛、内心惭愧、以至于头痛而不敢休息的原因。先父在世时，我还年少，不能全面听闻他施政的事迹；但曾经侍奉在他身边，还能记诵他教诲的余意。先父心中所存的志愿，曾经想给天下以极大的恩泽；看到一件事物枯槁，就认为是自己的羞耻。大的志愿既然没有机会施展，已经施行的也只是小的方面罢了。小的方面又将泯灭而不流传，那么我这个不肖孤子的罪过就太大、过失就太深了，还有什么办法使自己立身于天地之间呢？您殷勤而悲悯，把不能流传这件事放在心上；如果不是仁人君子乐意称道人们的善行，哪里能想到这一层呢？从三代时候起，各国都有史官，而当时的史官多由世家承袭，往往以身殉职，不辜负自己的职责，所以他们所传的事情都可以考据。后来已经没有诸侯的国史，近世以来，若不是尊贵的爵位和显赫的地位，即使才能雄奇、功业卓异、道德充盈，如果不幸没有得到朝廷称许，往往就不能见于史书；而执笔写史的人又杂出于一时的贵人。看他们在朝廷讨论政事时，人人都能说出一套道理，却往往把忠诚说成邪曲，把不同说成相同；当面诛责也不恐惧，背后讥讽也不羞惭，只要满足他们愤怒和爱好的私心就算了。何况还有人暗中借助笔墨裁断前人的善恶，似乎可以少给褒奖，似乎可以附和诋毁；死去的人不能争辩是非，活着的人也不能讨论曲直，奖赏、惩罚、诽谤和赞誉又不在其中发挥真实作用，凭借他们的私心，怎么能在幽暗不明的地方不欺骗世人呢？善行既不能全部流传，流传下来的又不能全部相信，像这样，只有能够发言的君子，具有大公至正的道理，名声和实际足以取信于后世；他们耳目所接触的事情，只要一一用言语记载下来，就能永远不朽。我恭敬地想，您对于先父并没有一日的交往，又没有涉及党私的嫌疑；如果只是把发掘潜藏的德行作为自己的职责，把您所听闻的事告诉那些有文才且足以取信于世的人，使他们能够整理编次并流传，那么先父不能列入史官之中，哪里还有什么遗憾呢？” 李光地说：“这是古今升降变化的一件大事，这篇文章的议论也关系重大。韩子没有成为史官，用意大概也是如此，只是有些话难以明说，所以借鬼神祸福来说明。”

译周礼义序 士人受世俗之学的弊害已经很久了。圣上对此怜悯，要用经学来造就他们，于是召集儒臣训释其中的义理，将要把它传播到学校。而我实在负责主持《周官》。道体现在政事之中，事物的贵贱有等级，先后有次序，多寡有定数，迟速有时限。制定制度并加以运用，取决于法；推行制度并使它实施，取决于人。人足以担任官职，官职足以施行法令。没有比成周时代更盛大的了。它的法制可以施行于后世，它的文字可以在典籍中看到；没有比《周官》这部书记载得更完备的了。大概是因循积习而使它崇高，连续继承而使它完成。到了后世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它，难道只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力量吗？这就像四时运行，阴阳积累而形成寒暑，并非一天造成的。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已经历经一千几百年。太平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几乎被荡涤尽了，学者所见的也不再是完整的经书。在这种时候，才想要训释并阐发它。我实在不自量力，但知道这件事的艰难。既然知道训释并阐发它很难，也就更加知道建立政事、制造制度而追寻恢复古制的困难。然而我私下观察圣上建立法制、成就功业，内心已有成算；训导在位之臣，有人辅佐，有人扶翼，勤勉不懈，已经接近六服归附、承受德化的时代了。用今天所看到的事情来考察古代所学，这就是所谓见到事实而能够明白道理。我实在不自量力，妄自认为或许可以接近这一境界。因此冒昧竭尽自己的力量，忘记了才力有所不及。谨慎地把这部书编成二十二卷，共十多万字，进呈御府，副本存放在有关官府，等待制诏颁行。谨作序。这就是王安石误害宋朝的根源。孟子说：“用善道来养育人民，然后才能使天下归服。只要能够养育人民，不一定非要说这种方法出自周公。”九夷八蛮，都是圣人乐意吸收、任用的人。如果使百姓感到忧患痛苦，即使搬出周公来作证明，也无法挽救败局。至于文章，确实非常美好；然而其中也有自然流露、无法掩盖的东西。禹对于舜，是见到事实而知道他的德行，于是他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王安石对于神宗，则说：“所谓见到事实而能够明白道理，我实在不自量力，妄自认为或许可以接近。”唉！这可以作为鉴戒了。诗义序 《诗》共有三百十一篇，诗义都保存着，只有六篇的文辞已经亡佚。皇上先让臣雱训释其文辞，又命令臣某等训释其义理。书成之后赐给太学，并传播到天下；又让臣某为它作序。臣谨拜手稽首说道：《诗》向上通达于道德，向下止于礼义。放开它言辞的文采，君子由此得到启发；遵循它义理的次序，圣人由此成就事业。然而孔子的门人中，赐、商从一句话里有所领会，孔子就感到喜悦并加以进教。它的学说难以明白到如此程度，那么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思想昏暗纷乱，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伏惟皇帝陛下，内在的德行纯厚茂盛，神灵就不会因此忧伤；对外施行仁厚通达，四方就不会有侮慢。日日进步、月月长进，学问不断光明广大，那么《诗经》颂扬描写的内容，恐怕还有不足以称道的地方。那些精微的言语、深奥的义理，皇上既然亲自有所领会，又命令我们这些承受学问的臣子训释其中遗文，乐意同天下共同享有。只是我们所听闻的学问，像小火炬一样，哪里足以接续日月的余光？姑且承受圣明的诏命，代替匮乏罢了。传记说：‘美好成就在长久。’所以《棫朴》一诗的创作，以长寿为祝愿，大概还将有后来的人继续完成。雕琢文章，继承圣人的志意，把它完成。” 我已经衰老了，希望还能来得及看到那一天。谨作序。储欣说：压低、收束之处很得体。书义序 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身份入宫侍从，于是参与政事；我的儿子雩实际上继承了讲说经义的事务。他写成了一篇说明义理的文章进献，熙宁八年，朝廷把他的学说下发给太学，颁行学习。虞、夏、商、周遗留下来的文章，经过秦朝几乎灭亡，遭逢汉朝才勉强保存下来。依赖学士大夫诵读讲说，因此没有泯灭，但历代君主没有谁知道它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天纵英明的皇帝具有大智慧，才开始亲自掌握它，用来验证事物，考察它来决定政事；又命人训释它的义理，使天下和后世都明白。我父子凭借微薄的见闻，得以充任其职并分享荣耀。然而经书言语深邃美好，我们却用浅陋的见识来解释；诏命意义重大，我们却以轻微浅薄的才力承受。这种荣耀，反而只是用来增加惭愧罢了。谨作序。茅坤说：“这些序都是奉诏而作，言辞简洁，而文章法度自然符合典章规范。” 灵谷诗序 我州东南有一座灵谷，是江南的名山。龙蛇的神异，虎豹、翚、翟的斑斓文采，楩、柟、豫章以及竹箭等木材，都从山中产生；神灵的树林、鬼神的坟墓、魑魅的洞穴，以及仙人、释子宏伟奇诡的观宇，也都依附在这里。至于那淑美灵秀、和谐清纯的气息，盘旋积聚在天地之间，是万物所不能拥有的，于是集中归属于人。处士君实就出生在这座山脚下。君姓吴，家住山脚；在我州受到豪杰推重的家族，大约有五六代，后来处士君才出现。他的品行是孝、悌、忠、信，能够凭文学在当时闻名。可惜他已经老了，不能同虎豹翚翟的文采、楩柟豫章竹箭的材质一起出山，为天下所用；只好把自己的神奇才华藏起来，同龙蛇混杂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然而君胸怀浩然之气，能够自我涵养，遨游于山川之间，以长啸歌唱、吟咏讴歌寄托自己的爱好，终身以此为乐而不厌倦，并有数百篇诗作在乡里流传诵读。后来他拿出《灵谷三十二篇》，嘱咐他的外甥说：‘替我读一读并为它作序。’只是君所获得的才学，大概还有潜藏而没有显露的，哪里只是全都表现在这些诗里呢？即便如此，观看他雕刻万物的形态，并用文采加以承接和铺陈，如果不是技巧高妙的诗人，又有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 茅坤说：读它，仿佛游览峭壁深谷。

译芝阁记 祥符年间，封禅泰山，用文章向天下昭示太平；四方拿灵芝来报喜的，多得数不清。那些大官，天子就赐给诏书来表示宠幸嘉奖；小官和百姓，则常常赏赐金帛。正当那时，有些希求迎合世俗、势力强大的大臣，极力搜寻、从远方采集；山民野老攀援树木，冒险跋涉，上到无法测量的高山，下到涧溪壑谷，甚至在山崩地裂、幽深偏僻、人迹不通的地方，往往也去搜求。于是灵芝出现在九州四海之间的，几乎被采尽了。到了当今皇帝即位，他谦逊自守，不以德自居，从大臣起都不敢再谈封禅；诏令有关官署，凡是拿祥瑞来报告的，一概不要接受。于是那些神奇的产物，消失、藏匿，委弃在蒿草荆棘丛中，而山民野老也不再知道它是祥瑞。由此可知，因一时的喜好或厌恶，就能形成天下的风俗，何况推行先王的政治呢？太丘陈君好学文章而喜爱奇异之物，灵芝生在庭院中，他能够认出是灵芝，只可惜这种东西可以献上却无人接受，所以他把它放置在住宅东边，采来收藏；他喜爱奇异之物，大概就是这样。唉！灵芝本来是同一种东西，有时受到天子的看重，有时受到士人的珍爱，有时却被普通百姓视为可耻，难道不正是因为时势不同吗？士人有道，本来不应把心思放在贵贱上；但最终使人显贵或卑贱的原因，和这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我所感叹的原因。李光地说：“这篇文章和《墨池记》有同样的构思脉络，大概曾巩与王安石的文章有很相似之处。”《游褒禅山记》。褒禅山也叫华山。唐代僧人慧褒起初在山脚建庐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此后来把这座山命名为褒禅山。现在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的庐舍和墓地。离禅院向东五里，所谓华山洞，是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而这样命名的。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块碑倒在路旁，碑文已经模糊消灭，只有碑上所刻的字还可以辨认，写着“花山”。如今把“华”读作“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音错误。洞的下面平坦开阔，有泉水从旁边流出，来此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是所谓前洞。从山路向上走五六里，有一个幽深的洞穴，进入后非常寒冷；询问它的深度，便知道那些喜爱游览的人也不能走到尽头，这就是所谓后洞。我和四个人拿着火把进去，越深入，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也越奇异。有个人倦怠了想要出来，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尽了。”于是我便和他一起出来。大概我所到达的地方，与那些喜爱游览的人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看看洞的左右，前来这里游览并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穴大概越往深处，能够到达的人就越少。当时，我的体力还足以继续进入，火把也还足以照明。出来以后，有人责怪那个想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跟随他出来，因而不能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于是我对此有所感叹：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收获，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得深，而且无处不在用心。道路平坦而且近，游览的人就多；道路险峻而且远，到达的人就少。然而世上奇伟、瑰丽、怪异而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险远之处，因此不是有志向的人就不能到达。有了志向，又不随意停下来，但体力不足的人仍然不能到达。有志向和体力，又不跟随别人而懈怠，到了幽暗昏惑之处却没有外物帮助，也还是不能到达。不过体力足以到达，却在别人看来可以讥笑，在自己心中也会留下悔恨；已经尽了自己的志向，却仍不能到达，就可以没有悔恨了，难道还有谁能够讥笑他吗？这就是我在这次游览中的收获。我对于那块倒下的碑，又因而感叹古代书籍不能保存，后世把它的传闻传错而没有人能够说明真相的事情，哪里说得完呢！这就是治学的人不能不深入思考、谨慎取舍的原因。同行的四个人是：庐陵萧君圭，字君玉；长乐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李光地说：借游山之题抒写深厚的感情和高雅的情致，工巧精妙到了极点。祭奠范颍州的文章 呜呼！我公是一代人的老师，从开始到最后，名声和节操没有一点瑕疵。明肃太后势盛时，您身处危境而志节更加坚定；瑶华失去地位时，您又随之遭到斥退。治理的功绩很快传扬开来，您治理天子的都城，闭塞奸邪、振兴善良。孩子们歌唱欢呼，显赫的门第，万千人低头趋拜。您却独自纠察私弊，奔走于江湖之间。士人争相挽留您，即使遭遇灾祸也不害怕；有人说了危险的话，拜访您时便和您一同出行。风俗衰败，正直的人惊骇，邪恶的人却欢悦。我起初忠直耿介，人们反而疑惑叹息；您努力实行正道而不回头，使仰慕您的人奋起。前代儒者纷纷以节操互相推重。您被贬谪时，更加勇于尽忠，考察前事、援引古例，合乎义理而不为自身谋划。后来又在外地历任三州，施行的恩泽绰绰有余，仿佛分流江河之水来灌溉狭小的田地。过去积存的赃弊自行消解，不用施加刑罚；使滑地的盗贼归于仁厚，直到老死也没有邪行。讲授经艺，奏乐歌唱，仰慕而来的人远至千里；疏通沟川，修筑堤障，田地桑蚕都有收获。戎狄的祸乱猖狂，竟敢侵咬我们的疆土。铸造官印，刻制符信，您镇守一方，从士卒中选拔将领。后来您的声名更加显著，收纳士人，让他们到身边辅佐，都是国家的贤才。您的声威所及，敌人不敢逼近；凭借余威，赶走敌人，保全邻近地区。从前您刚到任时，道路上到处都是创伤和困苦，您医治他们、养护他们，使内外都恢复完整。事情办妥后，便饮酒谈笑、歌唱作乐，使百座城池安然入睡。官吏士卒安闲自得，皇帝称赞您有才干，任命您来辅助枢密院。您叩头辞让，达到六七次，于是参与宰相事务，整顿我们的典章常法。扶助贤能，赞扬杰出者，清除祸乱的巢穴，扫除荒废。朝廷中的官员更替，乡里的士人也为之一变；各种治理措施都得到修整，懒惰怠慢的人也被迫振作。那次受阻而未能成功，您回去侍奉皇帝身旁，最终却又被排斥到外地。自身困顿、道路阻塞，按理应当养老了，您却仍然有所作为；上天啊，谁忍心让您遭遇到这种地步！大概您的才能还没有完全得到施展，若让您充分施展经国治世的才略，那么功业谁能估量呢？自从您显贵以后，马厩和仓库反而更加空虚；您和颜悦色、言辞谦和，容忍傲慢攻讦之人，不受妇人和妾媵影响，也不挥霍珠玉。您那恭敬谨慎的儿子，穿破旧的绸衣，吃粗劣的粮食；对于死者和穷困者，只有在这些方面才表现出奢侈。您把孤女嫁出去，使男子成就自己的家业。谁能把您深深埋葬，谁能在厚重的石碑上刻下您的事迹？这些传记和详实记载，将作为法则流传永久。伟大的人如今去世了，这是国家的忧患。何况我这样鄙陋无能的人，尤其承蒙您的知遇；从万里之外听到凶讯，不能前往，只能流泪，赶写祭文，连同酒和祭品一并送上。茅坤说：“范公是一个时代中卓异绝伦的人物，荆公的祭文也极力描摹他的形象，写得令人流泪呜咽。”

译祭奠曾博士易占的文章 呜呼！您因获罪而被废弃，实际上又因不幸而去世；困顿中早夭，也只是命运如此。命运与才能相违背，世人其实都知道；但您的声名遭遇不幸，又有谁真正知道呢？您的乡里、宗族亲戚、同党朋友，知道您的名声，却没有谁了解您的实际才能。呜呼！您当初的志向究竟怎样？谁能说您不和谐、不合时宜？可是灾厄实在太多了。大地广大，天空高远，也有时会毁坏；星辰太阳也会衰败，山崩谷塌，人居其中，万物各有偏颇，本来就有穷困与通达、世代兴衰的规律。至于寿命长短，又有什么值得忧愁或欢喜的呢？总之，人的一生百年不过一次蜕变；拿死亡来对照活着的时候，活着时困窘得像被囚禁，死亡则回归本真，与空虚混合。用生换取死亡，死者不会有所祈求，只是看不见活着的人为他悲伤。您如今还有儿子，能够光大您的后代；只要想到活着的人这一点，难道还不可以稍稍减轻悲痛吗？唉，道理确实如此，但感情却难以忘怀。我哭泣着写下祭文，赶来以酒觞祭奠您。曾易占，字不疑，是曾巩的父亲。他一生的事迹，详见《王明清挥麈录》。这里采录在曾巩给杜衍的书信篇章之后。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 庆历五年，河北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信都人欧阳修因为议论政事恳切正直，触怒了权贵。权贵便借口他的孤外甥女涉及一桩案件，诬陷他有奸邪牟利之事；天子派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人苏君与宦官共同审理。当时，权贵联合内外一切怨恨欧阳修的人，编造恶言，极力想扳倒欧阳修，声势十分凶猛，天下人都惶惶不安，认定欧阳修一定不能脱身。苏君最终向皇帝申明说：“欧阳修没有罪，是告发者诬陷他罢了。”于是权贵大怒，反过来诬陷苏君不正直，贬为殿中丞、泰州监税。然而天子终于醒悟，告发者没有得逞，欧阳修等人也都平安无事。苏君因此名闻天下。唉！把忠诚说成不忠而加以诛责，使无罪的人蒙受罪名，这是人主应当引以为戒的大事。但是古代陷入这种境地的人接连不断，因为有身边近臣的谗言，却没有像苏君这样的人去营救，所以最终败亡而皇帝仍未醒悟。这样看来，苏君这一次行动，对天下的功劳难道小吗？苏君被赶出朝廷以后，权贵更加掌权；五年之间，朝廷两次大赦，而苏君却六次调任，东西南北奔走，水陆兼行，每次都达万里之遥。他内心安然，没有怨恨悔恨；遇到事情果断坚强，从未稍有屈服。孔子所说的刚强之人，大概就是苏君这样了。苏君的仁爱和智慧，也还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曾任陕府通判，正赶上葛怀敏战败，边境告急；枢密使派人取回道路上的戍卒，让他们再次戍守仪渭。于是从延州回来的一千名士卒到达陕府，听说还要再次戍守，十分怨恨，立即喧闹聚集，谋划变乱。官吏报告说应当关闭城门，城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苏君慢慢骑一匹马出去，在士卒中晓谕安慰，制止了他们，又相机把使者遣返回去。戍卒高兴地说：“若没有苏君，我们就不能活命了。”陕府人也说：“若没有苏君，我们恐怕会被掠夺而死。”朝廷曾下令把陕西百姓刺名编为士兵，敢于逃亡的处死。后来有逃亡者被捕，有关官署依法判处死刑，苏君总是放他们离去，并上奏皇帝说：“命令百姓以死刑来承担军务，事情本来就难以召集。如今事情已经办成了，但逃亡者仍不赦免，恐怕他们的同伴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只希望朝廷怜悯这些愚民，使他们能够改过自新。”天子认为苏君的话有道理，于是三十州逃亡的人都没有被处死。后来苏君任坊州知州，州里税赋无从缴纳的，里正代替他们输纳，每年使几十户富家疲敝。苏君把这些事全部查究清楚，让税赋归还给应当承担的人；坊州人从此不再担忧被任作里正，这是从苏君开始的。苏君名安世，字梦得，祖先是武功人，后来迁居蜀地；蜀地陷亡后，回到京师安家，如今是开封人。曾祖父名进之，任率府副率；祖父名继，任殿直；父亲名咸熙，赠官都官郎中。苏君凭进士身份入仕，三十二年后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去世时任广西转运使，而官职只到屯田员外郎，是因为他十五年不曾请求磨勘。苏君先娶南阳郭氏，后又娶清河张氏，封为清河县君。儿子四人：台文，任永州推官；祥文，任太庙斋郎；炳文，任试将作监主簿；彦文，尚未入仕。女儿五人：一个嫁给进士会稽人江崧，一个嫁给单州鱼台县尉江山人赵扬，另三人还年幼。苏君去世三年后，即嘉祐二年十月庚午，他的儿子把他葬在扬州江都东兴宁乡马坊村。太常博士、知常州军州事、临川王某为他写铭文说：皇帝拥有四方疆域，周遍安抚天下，使苏君镇守并安定我南方疆土。伟大的苏君，不把方正改变为圆滑，不把光明遮蔽为昏暗。君子的刚强，若有人使他受屈，那是别人的过错；我自守正直，又怨恨谁，又恼怒谁？恭敬地承担上天交付的职责，日月仿佛也有丘陵；丘陵之下幽暗深远。愿彰显苏君的名声永无穷尽，这是安石所作的铭文。茅坤说：“用‘刚’字叙写苏君的意气，用‘仁’‘智’二字概括他的仕宦事业，感慨之中自有法度。” 《御选唐宋文醇》第五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