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九 陇西李翱文第一 《幽怀赋》有朋友叹息自己年老位卑，作《幽怀赋》来回答他。赋辞说：众人喧嚣杂处，都感叹年老而以地位卑下为羞。看我的内心并不这样，却担心自己所行的道仍然不对。假如内心自得其乐，终老而死又有什么可悲？从前孔门贤者很多，只有颜回最接近圣人。超越众人的情态而独自前行，指向圣人的境域奋力追求。即使过着箪食瓢饮的生活，难道愿意穿轻暖衣服、驾肥壮马车吗？遥望那样的人，他究竟怎么样呢？反观自己的德行微薄，实在惭愧。自己不耕田却饱食，妻子不织布却穿丰厚的衣服。援引圣贤来比较衡量，哪里敢希求侥幸？想到心中的抱负尚未施展，并不是为自己悲悼而陈说私情。自从安禄山开始起兵，年年相继，至今仍未平定。神明的尧帝所统治的郡县，为什么竟变成各家世代传承、自行把持？向百姓征税来养活士卒，排列高城相互维系。这个时代怎能长久如此？应当永远思念，长远谋虑。古代有三苗违抗命令，舜舞干羽而使他们归服。只要刑罚和德政已经修明，无论远近都会归附。当高祖刚刚起兵时，手提一支疲弱的军队，能够顺应天意并使用众人，最终扫除寇乱，平定隋朝。何况如今的天子神明圣武，又有功烈祖先的成规。革除弊政，恢复根本，容易得就像反转手掌。假如朝廷能够治理得好，哪里会有下邑敢于违抗？可怜我生来卑贱而处在远方，满怀深沉的忧思，又能向谁诉说呢？唉，这份忠诚实在无法通达，可惜这样的道义没有留下。只是我在半夜暗自叹息，这并不是我所应当忧虑的事情。欧阳修说：“我起初读李翱的《复性书》三篇，说：‘这不过是把《中庸》的义理作了疏解罢了。聪明人知道自己的本性，应当恢复到中庸；愚蠢的人即使读了这篇文章也不明白，不写也可以。’后来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认为李翱只是困穷时因世道而愤懑，因为没有人推荐自己，所以说得这样恳切。假使他得志了，也未必如此。我把李翱看作秦汉之间那些好侠行义的豪杰，也是善于评论人物的。最后读到《幽怀赋》，才放下书叹息，叹息后又重新阅读，不能自止。我遗憾李翱没有生在今天，不能与他交往；又遗憾我没有生在李翱的时代，不能和他上下评论这些道理。何况李翱同时代的人中，有道而又能作文的，没有谁比得上韩愈。韩愈曾经作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荣华，叹息自己没有机会饱食罢了。推想他的心情，如果得到荣华、吃得饱，就不会再说什么了。李翱却独独不是这样。他的赋说：‘众人喧嚣杂处，都感叹年老而哀叹地位卑下；看我的内心并不如此，却担心自己所行的道仍然不对。’他又奇怪神尧凭一支军队取得天下，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天下的力量取得河北，把这当作忧患。唉！假使当时的君子都把哀叹年老、嗟叹地位卑下的心情，换成李翱所忧虑的心情，那么唐朝的天下难道还会有祸乱和灭亡吗？” 然而李翱幸好没有生在今天；如果看见今天的事情，他的忧虑一定更加严重。为什么今天的人反而不忧虑呢？我走遍天下，见到的人很多，假如有一个人能够像李翱那样忧虑，也都被疏远，和李翱没有区别。其余那些享受荣华、衣食饱足的人，一听到忧虑天下的言论，不把说话者当作狂人，便当作病痴之子；不发怒就讥笑他。唉！身居高位而不肯自己忧虑，又禁止别人使他们都不能忧虑，真是可叹啊！”

译《复性书》上 人成为圣人的原因在于本性；人之所以迷惑自己的本性，在于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感，都是情的作用。情感一旦昏乱，本性就隐藏了。这不是本性的过错。七情循环往复、交相袭来，所以本性不能充分显现。水浑浊了，水流就不清；火有烟，光就不明。这不是水火清明的过错。沙土不使水浑浊，水流就清了；烟不郁积，火光就明了；情感不起作用，本性就充实显明。本性与情感并不是谁先谁后。虽然如此，没有本性，情感也无从产生。因此情由本性产生，情并不是自成为情，而是因本性而成为情；本性也不能孤立地显明自身，要通过情感来显明。本性，是上天赋予人的命；圣人得到它而不迷惑。情感，是本性的发动；百姓沉溺其中，不能知道它的根本。圣人难道没有情感吗？圣人寂然不动，不行走而能到达，不言语而神妙，不炫耀而有光辉，制作制度可以与天地相参，变化运行合于阴阳。虽然有情感，却从未被情感所支配。那么百姓难道是没有本性的人吗？百姓的本性与圣人的本性没有差别。虽然如此，情感所造成的昏乱彼此攻伐，从来没有穷尽，所以即使终身生活，也不能亲自看见自己的本性。火潜藏在山石、林木之中，并不是没有火；江、河、淮、济的水尚未流出而潜藏在山中，也不是没有泉源。石头不敲击，木头不摩擦，就不能使山林燃烧、使万物干燥；泉源不疏通，就不能形成江、河、淮、济，向东汇入大壑，浩浩荡荡，成为深不可测的水域。情感的发动不停息，就不能恢复本性而照亮天地，成为无穷无尽的光明。所以圣人，是人中最先觉悟的人。觉悟便明白，不觉悟便迷惑；迷惑便昏暗。明与昏被称为不同。明与昏，本性原本都没有，所以同与不同这两者也就分离了。明，是用来对待昏暗的；昏暗既然消灭，明也就无从成立。因此，真实无妄就是圣人，就是依照本性而行。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耀天地；有所感便能通达天下的事理，行动、停止、说话、沉默，无不处在极致。恢复本性的，是贤人不断遵循它的人。不停止，就能返回本源。《易经》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行，与日月合其光明，与四时合其秩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于天时行动，天不违背他；后于天时行动，奉行天时。天尚且不违背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这不是从外部获得的，只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罢了。子思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能够赞助天地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列。”其次，是从某一方面下功夫；在某一方面下功夫能够有诚，诚便会显现，显现便明显，明显便光明，光明便感动，感动便变化，变化便化育。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这样。圣人知道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可以不断顺循它而达到圣境。因此制定礼来节制，制作乐来调和。安于和乐，是乐的根本；行动而合于礼，是礼的根本。所以坐车时便听到鸾铃和车铃的声音，行走时便听到佩玉的声响；没有特殊原因不废弃琴瑟，视、听、言、行都依礼而动，用来教人忘掉嗜欲，归复性命之道。道就是真诚。真诚不停息，就能达到虚静；虚静不停息，就能明；明不停息，就能照耀天地而无所遗漏。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穷尽性命的道路。可悲啊！人人都可以达到这里，却没有人阻止自己不去做，这不也是迷惑吗？从前圣人把这一道理传给颜子，颜子牢牢记住而不失去，不久便恢复本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孔子说：“颜回大概接近圣人了吧，常常处于空明之境。”他之所以没有达到圣人境界，只差一口气，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短命早死的缘故。其余能够升入堂上的弟子，大概都只是得到传授罢了。同一气息所养育、同一场雨所滋润，而各人得到的有深有浅，不一定相等。子路死时，石乞、盂黡用戈攻击他，砍断了他的帽带。子路说：“君子死去，帽子不能脱落。”于是系好帽带而死。子路并不是喜欢勇武而无所畏惧，而是因为他的心寂然不动。曾子临死时说：“我还有什么要追求的呢？我获得正道而死，这就够了。”这就是正性命的言语。子思是仲尼的孙子，得到祖父的道，撰述《中庸》四十七篇，把它传给孟轲。孟轲说：“我到了四十岁便不动心。”孟轲的门人中通达的，公孙丑、万章这一类人，大概已经传承了它。秦朝遭遇焚书，《中庸》中没有被烧掉的只有一篇保存下来。从此这道理残缺废弃，传授它的人只是互相传习文章句读、威仪和击剑的技艺；至于性命的根源，我不知道还从哪里传授下来了。道发展到剥落，必然会复归。我难道正处在复归它的时代吗？我从六岁读书起，一直只学习词句，立志于道已经四年了。我把这些道理告诉别人，从来没有人认为我说得对。向南观看涛江，进入越地，而吴郡的陆傪还在那里。我把这些话告诉他，陆傪说：“您的话，是尼父孔子的心意。”东方如果有圣人，也不会超出这个道理；南方如果有圣人，也不会超出这个道理。只在于您不断实行它罢了。唉！讲性命的书虽然存在，求学的人却不能明白，所以全都归入庄子、列子、老子、佛教一类。不明白的人说孔子门徒不足以穷尽性命之道，相信这种说法的人都这样。我有人来询问，就把我所知道的传给他。于是写在书中，用来开启真诚光明的根源，使那残缺断绝、废弃不彰的道理，差不多可以流传于当世。命名为《复性书》，用来治理人的内心，把它传给应当得到的人。唉！孔子如果复生，也不会废弃我的话。” 《复性书》中

译有人问：“人被昏惑已经很久了，将要恢复本性，必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冒昧请问方法。”回答说：“不思虑、不思考，情感就不会产生。情感既不产生，才是正思。所谓正思，就是没有思虑、没有思考。《易经》说：‘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虑？’又说：‘防止邪念而保存真诚。’《诗经》说：‘思虑不要有邪。’问：“这样就可以了吗？”回答：“还不行。”这只是斋戒自己的内心，仍然没有离开静。有静必然有动，有动必然有静，动静不停息，这才是情感。《易经》说：‘吉凶悔吝产生于行动。’这样怎么能恢复本性呢？”问：“那该怎么办？”回答说：“正当心静的时候，知道心中没有思虑，这叫斋戒。知道本来就没有思虑，动静都离开了，寂然不动，这就是真诚的极致。”《中庸》说：‘真诚就会明白。’《易经》说：‘天下的运动，以守正归一为准则。’问：“不思虑、不思考时，外物来到，内心便产生情感回应，怎样才能使它停止呢？用情感来制止情感，可以吗？”回答说：“情感，是本性的邪曲。知道它是邪曲，邪曲本来没有实体；心寂然不动，邪念自然止息。” 只有本性光明照耀，邪念还能从哪里产生？如果用情感来制止情感，这就是更大的情感。情感相互制止，难道会有停止的时候吗？”《易经》说：“颜氏的儿子，有了不善从没有不知道的，知道后从没有再去实行。”《易经》又说：“不远处便复归，没有大的悔恨，大吉。”问：“本来没有思虑，动静都离开了，那么声音来了，难道听不见吗？外物有形，难道看不见吗？”回答说：“看不见、听不见，就不是人了。看听都清楚，却不起心于所见所闻，这就可以了。没有不知道的，也没有不去做的；他的心寂然不动，光明照耀天地，这就是真诚的明。”《大学》说：“获得知识在于穷究事物。”《易经》说：“易道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然不动，一有感应便通达天下的事情。不是天下最神妙的境界，谁能做到这样？”问：“请问‘获得知识在于穷究事物’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物，就是万物；格，就是来到、到达。外物来到时，内心明明白白地辨别它，却不对外物作情感回应，这就是获得知识。这就是知识达到极致。知识达到极致，所以意念真诚；意念真诚，所以内心端正；内心端正，所以修养自身；修养自身而家庭整齐；家庭整齐而国家得到治理；国家得到治理而天下太平。这就是能够与天地并列的原因。”《易经》说：“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知识周遍万物，道能救济天下，所以不过度；从旁运行而不流失，乐于天道、知晓命运，所以没有忧患；安居土地而敦厚仁德，所以能够爱人；范围天地的化育而不过分，曲尽万物的成就而不遗漏，通晓昼夜运行的道理而有智慧。所以神妙没有固定的方所，易道没有固定的形体。一阴一阳，就叫作道，说的就是这个。”问：“请为我说明。”《中庸》说：“没有超出眼前的道理。”问：“我还没有明白，请问什么叫天命？”回答说：“天命就是本性。”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人生下来而处于寂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本性，就是上天的命。顺循本性就叫作道。”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率，就是遵循。沿着本源而返回本性，就是道。道，就是至诚；至诚，就是天道。诚，就是坚定、不动。修养道就叫作教。”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使自己真诚，是人的道路；使自己真诚，就是选择善并坚定地坚持它。修养这条道而归复本源，就是明。所谓教，就是这样才可以教化天下。颜子就是这样的人。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 能够离开它，就不是道。解释的人说：因为人的心片刻也不能动。心一动就远离了道，不是道。变化没有固定方式，却从来没有离开寂然不动的根本。因此君子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戒惧谨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也恐惧警惕。没有什么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没有什么比细微处更明显。所以君子谨慎地对待独处。解释的人说：不见之中的见，是最大的见；不闻之中的闻，是最深的闻。心一动，就是不见之见、不闻之闻；这样便离复性很远了。所以君子谨慎独处。谨慎独处，就是守住中。问：“从前注解《中庸》的人，和您的说法都不相同，为什么呢？”回答：“他们是从事理上解释，我是从心上贯通。”问：“他们也能通达内心吗？”回答：“我不知道。”问：“照您的说法，修养一天，就可以达到圣人境界吗？”回答：“十年扰乱本心，只用一天停止它，却想达到圣人境界，这就是孟子所说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薪的火。要紧的是，停止而不停止，必然达到诚；诚而不停止，必然达到明。明与诚终年不违背，就能终身保持。仓促时一定如此，颠沛困顿时也一定如此，就可以希望达到圣人境界了。所以《中庸》说：至诚是没有止息的。” 不停止就能长久，长久就能显著，显著就能悠远，悠远就能博大厚重，博大厚重就能高明。博大厚重是用来承载万物的，高明是用来覆盖万物的，悠远长久是用来成就万物的。博大厚重与地相配，高明与天相配，悠远长久没有边际。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不显现却能彰明，不行动却能变化，不施为却能成就。天地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有人问：凡人的本性与圣人的本性相同，所以说，桀、纣的本性也与尧、舜的本性相同。之所以看不见他们的本性，是因为嗜好、欲望、喜爱和憎恶使它昏暗，并不是本性的过错。有人说：做不善之事，难道不是本性造成的吗？回答说：不是，是情造成的。情有善有不善，而本性没有不善。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水受到冲击而飞跃，可以使它越过额头；激流而行，可以使它流到山上。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导引它的人使它如此。人的本性全都善良，他的不善也正是这个道理。有人问：尧、舜难道没有情吗？回答说：圣人只是极其诚实罢了。尧、舜举用十六位贤相，并不是因为喜爱；流放共工，放逐驩兜，诛杀鲧，窜逐三苗，并不是因为发怒，只是合乎节度罢了。他们之所以都合乎节度，是因为要在天下施行教化。

译《易》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了吧？”《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叫作中；表现出来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正道。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繁育。”《易》说：“只有深，才能通晓天下人的心志；只有洞察几微，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只有神妙，才能不急促却迅速，不行走却到达。”说的就是圣人。有人问：“人的本性和圣人的本性相同，那么嗜欲、爱憎之心，是因什么产生的？”回答说：“情是虚妄，是邪曲。既然是邪曲和虚妄，就没有正当的因由。虚妄的情感消灭止息，本性清明，周流于六合，所以说这是能够恢复本性。”《易》说：“乾道变化，各自端正其性命。”《论语》说：“早晨听到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正因为能够端正自己的性命。有人问：“情感使本性昏暗，本性就灭亡了，为什么还说它与圣人的本性相同？”回答说：“水的本性清澈，使它浑浊的是沙泥。正在浑浊时，水的本性难道就不存在了吗？长久不动，沙泥自然沉淀，清明的本性映照天地，并不是从外面来的。” 所以水浑浊时，本性并没有丧失；等到恢复清明时，本性也不是重新产生。人的本性也像水一样。有人问：“人的本性本来全都善良，却被邪曲的情感所蒙蔽，请问圣人的本性还会再被嗜欲搅浑吗？”回答说：“不会再浑浊了。情本来就是邪曲、虚妄的，邪曲虚妄没有根据，人不能恢复本性。圣人已经恢复了本性，知道情是邪曲的，邪曲既然已经被明察觉察，觉察之后就没有邪曲，邪曲又从哪里产生呢？”伊尹说：“天的道理，是用先知觉悟后来者，用先觉启发后来觉悟的人。我将用这个道理来启发这些百姓；若不是我来觉悟他们，又有谁呢？如果还会再被嗜欲搅浑，那就是尚且不能自我觉悟，又怎么能够觉悟后人呢？”有人问：“请问死后将归向哪里？”回答说：“圣人所明白的道理，已经记载在书册上了。”《易》说：“推究开始，反观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魂发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这就把道理说尽了。”孔子说：“还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那么，推究生命的开始，反观生命的终结，就可以穷尽生命的道理。生命的道理既然穷尽，关于死亡的道理即使不专门学习也自然通晓。这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你修习道已有不止一天，自己会知道这些，我不能再明明白白地说明并写下来了。《复性书》下篇 白天劳作、晚上休息，是普通人。劳作时并不是自我在劳作，而是与万物一同劳作；休息时并不是自我在休息，而是与万物一同休息。我却不同于普通人，白天没有什么可劳作的，晚上也没有什么可休息的。劳作不是我在劳作，劳作自有其物；休息不是我在休息，休息自有其物。是劳作吗？是休息吗？这两者分离开来便都不存在，我所存留的东西最终不会灭亡，而且能够脱离它们。人之所以不努力求道，是因为昏昧而不思考。天地之间，万物由此生长。人对于万物来说，也只是其中一物。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虫鱼，难道不是因为完整地具有道德本性吗？承受同一元气而形成自己的形体，有的成为物，有的成为人。获得人的形体非常困难。生在世上，又未必有深长的寿命。凭借并不深长的寿命，利用极难得到的人身，却不专心于大道，放纵内心想做的事，那么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虫鱼的地方，就所剩无几了。昏昧而不思考，这种昏昧最终也不会明白。我活到二十九岁了，思考过去十九年，时间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短；思考过去九年，时间也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短。人所承受的寿命，长的不过七十八九岁，达到百年的人则很少。到了百年时回头看九年，又和我今天思考过去的时间相比，远近难道能有很大差别吗？它难道又能比早晨太阳升起的时间更久远吗？这样看来，人的一生，即使享有百年，也不过像雷电突然相击，像风吹来回旋转一样，顷刻便可看尽。何况千百人中没有一个能活到百岁呢？所以我终身立志于道德，仍然害怕不能达到。那些放纵内心所欲而行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世人诟病李翺的《复性书》夹杂佛家的言论。朱子门人所记录的朱子平生议论中，黄义刚说：“李翺有根本见识，比如《复性书》有许多思考。”邵浩说：“李翺只是从佛教中来的。”滕璘说：“李翺消灭情感的理论，是释、老的说法。”如今距离朱子已经千年，流传下来的说法各不相同，已经无法取得折中。即便如此，尧、舜与人相同罢了；人存在，本性就在；本性存在，那么李翺所说的是非，就像用左手来比照右手，不必再询问别人便可以知道。说李翺的言论只是有所谈论而不够详尽，还可以；说他有所选择却不精确，怎么可以呢？有人责怪他说情是邪曲、是虚妄，认为这与孟子相违背，其实并不违背孟子。孟子因为人们怀疑本性有善有恶，所以举出情中善的一面来说明；李翺则因为人们每天丧失本性而趋向邪恶，所以专门举出情中不善的一面来说明。性属阳，没有不善；情属阴，顺从本性就是善，离开本性就是不善。四方的东、南、西三方都是一类，只有北方有龟、蛇两种，所以说北方有两种阴、两种……这不是人所造成的，而是天。情有善有不善，也是天意。孟子说：“至于人的真实情感，就可以使它归于善。” 孟子说的只是所谓善，并没有说情无不善。况且情有不善，哪里需要等到质疑问难以后才知道呢？李翺在举出情的不善来论说时，只是没有来得及举出情的善罢了。即便如此，李翺也并非始终没有举出情的善。上篇说：“没有本性，情就没有产生的依据。”这就是说情由本性产生，情并不是独立的情，而是因本性才成为情；本性也不是孤立的本性，而是通过情才显明。这与程子所说的“以性规定情，以情显明性”，难道不是同一家的说法吗？程子这样说，人们就尊重他；李翺这样说，人们却忽视他。由此看来，人们也并没有真正懂得程子的说法；懂得程子，也就懂得李翺了。只有中篇论述格物时，沿袭旧有解释而失去了本义。道理要在无事时凭借，在有事时履行；所谓有事，不是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只凭无思无虑的心，遇到事物便应对。即使在这里没有私欲的拖累，把这种方法推行到天下国家，稍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也会造成千里之谬。何况差错未必果真只有一丝一毫呢？把这当作不思考便能得到，怎么可以？格物的道理不明白，本性终究不能穷尽。所谓穷尽本性，难道是说我有本性，然后由我把它穷尽吗？

译如果不能穷尽人的本性、万物的本性，直到穷尽天地的本性，那么自己的本性终究没有穷尽。因此孔子没有“我今……”[原文有疑误]。把无思无虑的心当作最高境界，却不知道通过下学来穷尽万物的变化，那么这个无思无虑，就会成为一个无思无虑的自我。自我尚且没有消除，又凭什么穷尽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进而达到天地的本性呢？这就是所谓有所谈论而不够详尽。不仅如此，文中又自相矛盾。上篇谈情，只专门举情的不善来说，不过是偏重一面而已。偏重一面，是因为各句话都有适当之处，并非全都错误。中篇已经明白说情有善有不善，而本性没有不善；却又说“情是邪曲，是虚妄”，这就是自相矛盾，也难怪后世的人疑惑。即便如此，从孟子以后直到唐代，只有韩愈的言论能够自立，但他说本性有三等，也已经选择得不精确了。哪里比得上李翺的说法，上承孟子，下启程朱呢？学者往往只知饮水，却讥讽水源，这是为什么呢？《陆歙州述》吴郡人陆傪，字公佐，活在世上五十七年。他明白仁义之道，足以教化人伦、淳厚风俗，这样的时间有三十年。他连续侍奉观察使，但观察使不能了解他，于是退居田野六七年。后来由侍御史入朝任祠部员外郎，两年后出任歙州刺史，死在赴任途中。时间是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凡是人力不能穷尽的事，必定把它推说为天意。天降下滋润的雨，人心里希望它像使干旱禾苗获得生机一样。然而雨和禾苗的机运不相遇，有时雨下在海上，有时下在山中，干旱的禾苗不能仰承它的恩泽。人也同样。上天生出杰出贤能的人，人们心里希望他们像拯救困苦之人一样。然而贤者与困苦的人时运不合，有的死在荒野，有的虽然得到职位，道却不能施行，困苦的人不能承受他们的恩惠。滋润的雨降下是偶然的，贤者生逢其时也是如此；时运相合，干旱的禾苗便仰承雨泽，困苦的人便依赖贤者的力量。这就是傅说、甘盘、尹吉甫、管夷吾一类的人。时运不合，即使滋润的雨下满一天，即使贤哲并肩而生，干旱的禾苗仍然不能得救，百姓仍然不能依赖他们。这就是颜子、子思、孟轲、董仲舒一类的人。因此贤哲的出生自有时运，百姓能否依赖他们的力量，是天意。不能依赖他们的力量，也是天意。唉！公佐的官职虽然升至朝廷，虽然出任州刺史，但他出仕至今才两年，道不能施行，与居住田野时没有不同。公佐的贤能虽说已经为人所知，他的德行却未必显明地被天子知道。公佐因此没有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位，出任一州刺史，又因寿命短促，在途中患病而死。天下还没有来得及彰明他的德行，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上天生下您，授予您拯救人的道理，却没有授予您拯救人的职位，就像雨有时下在海上，有时下在山上，使干旱的禾苗都不能沐浴它的恩泽一样。因此君子没有得到职位来推行自己的道，是命运。难道他内心就没有不足吗？既然获得了道，即使困居荒野，也不是所谓屈身放下冠冕而去辅佐天下；也不是所谓伸展自己的志向，怎么会有内心不足呢？雨，是禾苗的膏泽；贤者，是国家的珍宝。二者相互依赖而发挥作用，彼此相得便更加彰明。《易》说：“云气运行，雨水降施，各种物类流动生长。”《诗》说：“茂盛的黍苗，阴雨滋润它。”《书》说：“如果一年遭遇大旱，就任用你来作霖雨。”君子处在职位上，道德救济天下，仁德施行、恩惠普及，就像植物得到滋润，众人共同庆贺丰收。假如贤俊之士被轻视，即使有盘庚、周宣这样的君主，却不能得到贤才辅佐，那就陷入《屯》卦九五爻所谓“屯其膏”的境地了。像吴人陆歙州这样的人，被举荐却不能任用，及早任用却不能使他显达，有才能却没有机会施展，难道不是君主和宰相的过错吗？于是李翺一经举荐便归于天意，确实是偶然之事，他的立论很有体要啊！况且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他远远高出柳州的《天说》，不知多出多少。李翺可以说是懂得天意了。不过，任用或舍弃取决于时机，显达或隐晦取决于际遇。士人如果确实怀抱道义而自立，得志时就与百姓共同遵循正道，不得志时就独自实行自己的道，这就是所谓富贵不能使之淫乱，贫贱不能使之改变，威武不能使之屈服。何况道所在之处，即使平民行善，一个乡里会受其教化，一个国家也会受其教化。孟子说：“听到伯夷的风范，贪婪的人会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听到柳下惠的风范，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鄙陋的人会变得宽容。”这两个人难道一定要居于高位、显名当世吗？只是因为道存在于他们身上。所以道得到施行时，山林之中也有卿相的称誉；道丧失时，连鹈鹕栖息在鱼梁上都会受到讥刺。

译《高愍女碑》愍女姓高，“妹妹”是她的名字。她出生七年时，正值建中二年。她的父亲彦昭把濮阳归还给天子。在这以前，叛贼劫持妹妹和她的母亲、兄长，强迫彦昭守卫濮阳。等到彦昭率城归顺，妹妹和她的母亲、兄长全都被杀。她的母亲李氏临死时，怜悯妹妹年幼无罪，请求只免除她的死罪，把她送到官府做婢女，众人都答应了。妹妹不愿意，说：“活着接受侮辱，不如死去。母亲和兄长都不能免死，为什么偏偏让我独自活着？”当她的母亲和兄长将要受刑时，众人都向四方叩拜。妹妹独自说：“我家因为忠于宗室而被诛灭，四方神祇尚且不知道、也不询问我的父亲所在的方向吗？”她向西面哭泣，再拜之后便赴死。第二年，太常给她上谥号为“愍”。当时天下做父母的人听说此事，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像愍女一样；天下做丈夫的人听说此事，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像愍女一样成为家庭的表率；天下做女儿和妻子的人听说此事，没有不希望自己具有愍女那样的品行。从前曹娥思念父亲，投身于江中；狱吏呼唤囚犯，章女悲痛号哭，思念并慰问她的兄长；《诗经》有《载驰》，缇萦上书，于是废除了肉刑。那四位女子，有的以孝著称，有的以智慧著称，有的以义著称，有的以仁著称。唉！这位愍女，出生才七年，上天却赋予了她智慧。这四位女子的事迹各不相同，尚且能够推及并传播到天下。谁不会因此受到感化呢？即使有忤逆的儿子，也一定会改过；即使有强悍的妻子，也一定会改变心意。奖赏一个女子而使天下受到劝勉，也是王道教化的重要开端。奇异啊，愍女的行为竟然没有家喻户晓。贞元十三年，我在汴州，彦昭当时任颍州刺史。昌黎韩愈首先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既为之悲伤又赞美她，于是写作《高愍女碑》。《杨烈妇传》建中四年，李希烈攻陷汴州。不久又准备攻打陈州，分派几千士兵抵达项城县，大概是要抢掠财物，俘虏男女，把他们带到陈州去。县令李侃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妻子杨氏说：“您是县令，敌寇到来，应当守城。力量不足而死在那里，是您的职责。您如果逃跑，那么谁来守城？”李侃说：“兵力和财物都没有，将怎么办呢？”杨氏说：“如果不守，县城就会被贼军夺去。仓库中的粮食都是他们的积蓄，府库中的财物都是他们的钱财，百姓都是他们的战士。国家还有什么损失？夺取贼军的财物，吃他们的粮食，用重赏号令敢死之士，一定能够成功。”于是把胥吏和百姓召集到庭院，杨氏说：“县令确实是这里的主事者，但他任期一满就会离去，不像各位官吏和百姓。官吏和百姓都是本地人，祖坟也在这里，应当共同拼死守护自己的城邑，难道能忍心失掉自身而做贼人的俘虏吗？”众人都哭泣，答应了她。于是发布赏令：“用瓦石击中敌人的，赏钱一千；用刀、箭及各种兵器击中敌人的，赏钱一万。”招得数百人，李侃率领他们登城。杨氏亲自为他们防守，给他们送饭，无论年长年幼都周到而平均。她让李侃对贼军说：“项城父老，出于义气不肯做贼，都将竭尽全力死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千钱、万钱〕 即使得到我们的城池，也不足以显示威势，不如赶快离开，白白损失而没有益处。”贼军都大笑。有一支飞箭射中李侃的手，李侃受伤回去。杨氏责备他说：“您不在，谁还肯坚守？与其死在城上，难道不还是胜过死在家里吗？”李侃于是忍住伤痛，再次登上城墙。项城是小城，没有长久的防守设施和强劲的弩，也没有高城深沟的险固，贼军气势汹汹。贼军率领部众准备越过城墙攻下城来，有人用弱弓射贼军，射中了他们的统帅，统帅坠马而死；这个统帅是李希烈的女婿。贼军失去势头，于是纷纷逃散。项城的人没有伤亡。刺史上奏李侃守城的功劳，诏令升任他为绛州太平县令。杨氏直到现在仍然保持妇女和女子的德行，侍奉父母、舅姑都恭敬顺从，与妯娌和睦相处，对卑幼慈爱而又没有失掉贞节，这就算贤德了。至于辨明军队的行列，明白攻守的道理，具备勇敢刚烈的品行，却是公卿大臣都难以做到的。自从战乱兴起，朝廷优宠表彰守卫城池的大臣，他们凭借坚城深池的险要，储藏的物资堆积如山，财货安然无恙，戴着头盔、穿着铠甲，背着弓箭奔驰的人，不知有多少。他们的勇气不能作战，智慧不能守城，忠诚不能赴死，抛弃城池逃跑的人也有。那些是什么人？杨氏只是一个妇人罢了。孔子说：“仁爱的人一定有勇气。”杨氏正符合这句话。赞语说：凡人的情感，都认为后代的人赶不上古代的人。贤者在古代也很少，难道只有后代才少吗？等到后代有贤者时，他们与古人并没有不同。像高愍女、杨烈妇这样的人，即使放在古代的列女中，又有什么可以超过她们的呢？我害怕她们的事迹湮没而不能流传，所以都把它们记述下来，将要告诉史官。李翺在给皇甫湜的信中说：“我私下不自量力，没有朝廷职位，幸而有些闲暇，文辞又足以称赞盛明时代，记载一代功臣贤士，使他们显明地流传后世。我自认为能够使他们不被湮没，便不敢推辞，所以想要删定国史，编成不可刊削的书，采用仲尼褒贬的用心，把天下公认的是非作为根本。众人党同伐异所认为正确的，我未必认为正确；众人所认为错误的，我未必认为错误。如果我的书得以流传，那么富贵而功德不显著的人，未必能在后世留下声名；贫贱而道德完整的人，未必不能在无穷的后世显赫。韩退之所说的‘在奸邪谄媚之人死后诛斥他们，发扬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正是我的心意。我的文采虽然不足以比肩左丘明、司马子长，但您看我叙述高愍女、杨烈妇的文章，难道全都低于班孟坚、蔡伯喈吗？”李翺自己这样说。如今读他的文章，真能使顽固的人廉洁，使懦弱的人立志，使刻薄的人敦厚，使鄙陋的人宽容，令人不知眼泪从哪里流出。李翺确实不是没有实际才能却自我夸耀的人。李翺说：“天下做父母的听到此事，没有不希望愍女成为自己的子女；做丈夫的没有不希望愍女成为自己的家庭成员；那么做君主的读到李翺这篇文章，难道不希望有像李翺这样的人来做自己的史官吗？” 《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目录 陇西李翺文二 书信、奏状、行状 《答独孤舍人书》《答王载言书》《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百官行状奏》这是已故韩公的行状：他生前任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获授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死后追赠礼部尚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 陇西李翺文二 《答独孤舍人书》您的信中有责怪我怨恨您、以至于关系疏远的说法吗？大概是戏言，不过也似乎还不完全了解我。荐举贤才、提拔能人，本来就是您的公事；如果不做，也是您自己的缺失，与我有什么相干，为什么竟至于怨恨呢？我曾经奇怪董生是大贤，却写了《仕不遇赋》，只可惜他对自己的期许不够厚重。凡是把道德才智蓄积在自身，等待时机来任用的人，本来是要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并不是为了衣服饮食的精美肥美。董生具备道德才智，武帝却不用他为相，所以汉代的德政不如三代，百姓也因此困苦；这对董生有什么可怨恨的，为什么要写《仕不遇》的辞赋呢？我平日心意中自我期许很高，我这一身的穷困或显达，难道关系到我的贵贱吗？即使终身如此，本来就没有遗憾，何况我年纪还没有很老呢？去年您有意引荐我，当时我恐怕会给您带来牵累，还曾奉劝您不要这样做。怎么突然又说不了解我呢？我之所以不常常附信，是因为一两年来往的人多半在京师做官，既不能周全地给每个人写信，又没有什么事情，加上性情颇为懒散，便把一切往来都截断，只作答复来信。又认为如果彼此相知，本来不在于书信往来的疏密；如果彼此不相知，还求什么而频繁写信呢？有时只是往来者中有比我更贫贱困窘的人，我才会屡屡附信罢了。近来频繁收到别人的信，都责怪我疏远简慢，所以特意在这里说明；对因此责怪我的人，也应当为自己辩解。这篇文章本来远胜过韩愈的《上宰相书》等文章。如今学校里没有不读韩愈文章的，但这篇文章却没有人谈及。后来的年轻人不以求取进身为耻，未必不是昌黎为他们开了门路、助长了这种风气。古代的诗人骚客，在君臣之间的出处进退问题上，常常借夫妻关系来作比喻。常言说“比拟人事一定要取同类”，夫妻关系难道不是同类，所以才这样说吗？臣子和妻子都属于坤道。它们所体现的无成而有终、利于长久守正的意义，没有一条不相符合。如今女子有损德行，乡里还以称说她为羞耻；士人却自己去求荐，竟没有人感到羞耻。道德风俗所系，实在不是小事。

译《答王载言书》某恭敬叩拜。您不因我的卑微低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反而陈述言辞、屈尊思虑，先写信给我，并且说：“我的才艺和心志不能被时代弃置，想要寻求知己，却不知道该问谁；大家都说：‘大概就是李君吧？’把这话告诉您的，是说错了；您因此相信了这话，又错了。如果果真到我这里来陈说，您即使道术完备、品德具足，尚且不值得劳烦您厚意，何况我这样的人，多病而少学，哪里能够承受您所期待的那种博大深宏呢？”即便如此，您的盛情不能不答，所以冒昧简略陈述我所听闻的道理。大概修养自身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自我责备没有比严厉更重要，接待众人没有比宽宏更重要，用心没有比正直更重要，进修道义没有比勇敢更重要，接受益处没有比选择朋友更重要，好学没有比改正过错更重要；这些是我从老师那里听来的。考察人的方法有三种：用利益逼迫他，从而审察他的邪正；给他安排事情，从而观察他的厚道或浅薄；向他询问谋略，从而观察他的智慧和才能，贤与不肖便可分辨；这些是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排列天地的秩序，确立君臣关系，亲爱父子，区别夫妻，明确长幼，融洽朋友关系，这是六经的纲纪。它浩大如江海，高峻如丘山，光明如太阳和火焰，包容如天地；采撷文辞、称述歌咏，滋润而奇丽，这是六经的文辞。创立意旨、创造言辞，都不互相因袭，所以读《春秋》，好像从来没有《诗》；读《诗》，好像从来没有《易》；读《易》，好像从来没有《书》；读屈原、庄周的文章，好像从来没有六经。因此义理深，意旨就深远；意旨深远，道理就明辨；道理明辨，气势就正直；气势正直，辞采就盛大；辞采盛大，文章就工巧。就像山有恒山、华山、嵩山、衡山，它们相同的是高峻，但草木的繁茂不必相同；像水道有淮水、济水、黄河、长江，它们相同的是都发源并流到海里，但曲直、深浅、颜色的黄白不必相同；像各种品物混杂在一起，它们相同的是都能使肠胃饱足，但味道的咸、酸、苦、辛不必相同。这是由于学习而知道的，也是创作立意的总原则。天下谈论文章有六种说法：崇尚奇异的人说：“文章不过是辞句奇险罢了。”喜好说理的人说：“文章只要叙述意思通顺罢了。”沉溺于时风的人说：“文章一定应当使用对偶。”受时风弊病影响的人说：“文章不应当使用对偶。”喜爱艰深的人说：“文章应该深奥，不应当浅易。”喜爱浅易的人说：“文章应该通达，不应当艰深。”这些都是情意有所偏滞而不能流通，没有认识文章的根本。义理不深，不能达到道理；言辞不真实，不能用于教化劝勉；但辞句奇异华丽的文章还是有的，《剧秦美新》、王褒的文章、《僮约》就是。道理往往正确，但辞章不能工巧的文章也有，刘氏的《人物表》、王氏的《中说》，以及俗传的《太公家教》就是。古人只是能够把文章写到极致罢了，并不知道辞句是否对偶、浅易还是艰难。《诗》说：“忧心悄悄，受到群小的恼怒。”这不是对偶。《诗》又说：“遭逢忧患已经很多，受到侮辱也不少。”这不是不对偶。《书》说：“我憎恨谗言，断绝邪行，使我的军众震惊。”《诗》说：“那茂盛的桑树，树下浓荫覆盖，采摘它的嫩叶，伤害了下面的百姓。”这不是浅易。《书》说：“诚信恭敬而能够谦让，光辉照耀四方，上达于天，下及于地。”《诗》说：“十亩田之间啊，采桑的人悠闲自在啊，走着和你一起回旋啊。”这不是艰深。学者不懂文章的方法，却作出前面所说的那些议论，不是我敢于听闻的。六经以后，诸子百家的言论兴起。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子、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都足以自成一家的文章，是学者所应师法归依的。所以义理即使深，理论即使正确，辞藻不工巧，也不能成为文章，理应不能流传。文章、道理、义理三者兼备，才能独立于一时而不在后代湮灭，必定能够流传。仲尼说：“言语没有文采，行动就不能传播长远。”子贡说：“文采如同实质，实质如同文采。虎豹的皮去掉毛后，就如同犬羊的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陆机说：“害怕别人抢在我之前。”韩退之说：“务必要去掉陈旧的言辞。”假如叙述笑的样子，说“莞尔”，就是《论语》中的说法；说“哑哑”，就是《易》中的说法；说“粲然”，就是《谷梁传》中的说法；说“攸尔”，就是班固的说法；说“冁然”，就是左思的说法。我再这样说，与前人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创作言辞的总原则，也是我不与时俗相合而学习古文的原因。我喜爱古人的行为，是因为喜爱古人的道。因此学习他们的语言，就不能不实行他们的行为；实行他们的行为，就不能不尊崇他们的道；尊崇他们的道，就不能不遵循他们的礼。古人彼此交往，有等级轻重，也有礼仪，这些都列在经传中，可以详细引用。比如老师对门人，就称呼他的名；对朋友，则称他的字而不称名；向老师称述某人时，即使是朋友也称他的名。孔子说：“我和颜回谈话。”又说：“参啊，我的道可以用一个原则贯通。”又说：“像仲由这样的人，恐怕不得善终。”这些都是老师称门人之名的证明。孔子在郑国，把子产当兄长侍奉；在齐国，把晏婴当兄长侍奉。《平仲传》说：“孔子认为子产有四种君子之道。”又说：“晏平仲善于同人交往。”子夏说：“言游错了。”子张说：“子夏说什么？”曾子说：“子张仪表堂堂。”这些是朋友之间称字而不称名的证明。子贡说：“赐我自己，哪里敢希望赶上颜回？”又说：“老师和商相比，谁更贤？”子游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行路不走小径。”这是向老师称说朋友时也称其名的证明。孟子说：“天下共同尊重的有三种：德行、爵位、年齿。怎么能因为自己有其中一种，就轻慢另外两种呢？”您的信中写道：“韦君词，杨君潜。”我不知道您的德行与这两位相比谁先谁后。但您年纪小、职位低，却都直称他们的名。传记说：“我看见他和先生并排行走。” 我不是在求取什么益处，只是想让事情迅速完成，私下担心您没有思考，竟陷入这种做法，所以才这样说。韦践之在给我的信中说：“赶快叙述您的长处，所以敢于把全部言辞写出来，以答复您深厚的情意。”我想您一定不会认为这是冒犯。李某恭敬叩拜。张英说：“谈论文章，以六经为源头，以诸子为支流；设置辨析、建立论说而不拘泥于一种方式，可以说是博大而完备了。”

译《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李翺拜了两拜。齐桓公不怀疑他的臣子，管夷吾受到信任，于是使天下称霸，抵御夷狄，匡正周室，使灭亡的荆楚复存，使诸侯臣服，没有什么功业不能达到。竖刁、易牙受到信任，国家便发生祸乱；他们死后不能安葬，五位公子争夺君位，兄弟相继为乱数代。齐桓公信任臣下，所遵循的是同一道理。他所信任的人贤能，德行就能感通天地，功业能惠及后代；用人不当，连自身也不能保全。识别人并不容易，难道只有霸主如此吗？即使圣人也不能避免。帝尧时代，贤能和不肖的人都在朝廷任职。尧能够识别舜，于是放逐驩兜，流放共工，诛杀鲧，窜逐三苗，举用禹、稷、咎繇等二十二人，把他们置于高位。因此尧去世三年，四海之内都停止音乐，八音不作，后世的人都称他为帝尧。假如尧不能识别舜，反而把驩兜、共工一党尊置朝廷，使禹、稷、咎繇等二十二人都不能得到任用，那么尧就连齐桓公也比不上了，哪里还能说“大哉尧之为君也”？难道不是“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道，广大无边，百姓无法形容”吗？《春秋》说：“夏灭项，是谁灭了它？大概是齐灭了它。” 为什么不说“齐灭之”？是为了替桓公避讳。《春秋》为贤者避讳。齐桓公灭了别人的国家，哪里算什么贤呢？君子憎恶邪恶，是憎恶它的开端；赞美善，是乐于看到它的结果。桓公曾有使断绝的世系延续、使灭亡的国家复存的功劳，所以君子为他避讳。使断绝的世系延续、使灭亡的国家复存，是贤者的事业。管夷吾得到任用，所以能够使断绝的世系延续、使灭亡的国家复存。竖刁、易牙却不能做到。假如桓公起初不用管夷吾，后来又没有竖刁、易牙争权、不葬桓公而使齐国混乱，那么他就是幽王、厉王一类的诸侯了。开始任用贤者，最终仍替他的过错避讳，君子乐于任用贤者就是如此。开始不任用贤者，直到最后还希望后世侥幸替自己掩盖过错，那就微不足道了。这样说来，身居上位、把德泽流布百姓的人，有什么可劳心的呢？只需劳心于选择贤者，找到合适的人，把他置于高位，使天下都受其教化罢了。如今您是天子的重臣，拥有千里封地，谁能像您这样喜爱贤才而不知疲倦呢？想来您已经得到并了解了许多人。至于那些可以求取却没有取用的人，也有人在其中。陇西李观，是奇异之士。我听说您知道他的贤能，准备任用他，却还没有来得及，李观便病死了。昌黎韩愈，具有古文遗风，明白治乱根本的由来。我又听说您知道他的贤能，准备任用他，却还没有来得及，韩愈便被宣武军节度使任用了。李观、韩愈都是豪杰之士。像这样的人不经常出现，自古以来天下也有数百年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您都能够认识他们，却都没能任用他们。我实在替您惋惜。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吗？后世读到前代记载的人，也一定多半会替您惋惜。如今有平昌人孟郊，是守正之士。我听说您从前就知道他。孟郊写五言诗，从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到建安诸子、南朝二谢，他能够兼有各家的体制并融会贯通。李观在荐孟郊给梁肃补阙的信中说：“孟郊的五言诗，高妙之处在古人中无可比拟；平易之处，回头看也超过二谢。”韩愈送给孟郊的诗说：“写诗三百首，幽深寂静，仿佛都有咸池的乐声。”这两个人都是懂得诗文的人，难道会欺骗天下人吗？孟郊贫困饥饿，不能安养双亲，走遍天下也没有遇到知己。他作诗说：“吃荠菜连肠胃也苦，勉强歌唱却没有欢乐。出门便处处受阻，谁说天地宽广？”他的困窘实在太严重了。又有张籍、李景俭，也都是奇才，没有听说您知道他们。凡是贤人奇士，都各自有所坚持，不肯苟且迎合世俗，所以即使见到他们，也很难真正认识他们。见到贤人却不能知道他的贤能，就等于没有见到；知道他的贤能却不能任用，就等于不知道他的贤能；任用了却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就等于没有任用；能够发挥他的才干，却容许谗人从中离间，就等于没有发挥他的才干。所以见到贤人能够识别，识别后能够任用，任用后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并且不容许谗人从中离间，这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罢了。如今有两个人一同前来，一个是贤士，一个是普通人。如果礼貌接待他们没有增加尊崇，那么贤者就会离去，而普通人会天天来。何况对普通人的待遇反而更加优厚，那么善人还寻求什么才肯来呢？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喜爱美色那样喜爱道德的人。”圣人是不喜好美色而喜好道德的人。虽然喜爱美色却不如喜爱道德，是次一等；喜爱道德和美色相同，又次一等；虽然喜爱道德却不如喜爱美色，便是下等；最严重的是不喜爱道德而喜爱美色，那就无可救药了。有人告诉天下人说：“某人家有一个女儿，是举世无双的美人。”天下人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求取她，毫不吝惜。有人告诉天下人说：“某人那里有一位国士。”天下人却不会有一个人前去拜见他。这难道不是不喜爱道德而喜爱美色吗？贤者本来应当有办法区别于天下普通人。孔子阐述《易经》，制定礼乐制度，删定《诗经》，整理《尚书》，作《春秋》，是圣人。他在百世以前振作奋发起来，能够教化后世的，若不是他的道，就只能是夷狄之人了。可是孔子的庙还存在。即使是贤者，也不能天天前往拜谒，因为它对人的益处太少。所以，对人没有益处，即使是孔子的庙，也不能早晚奉事，何况天下的人呢？如果有所期待，却得不到善人和贤士，那还不如无所期待。唉！人的寿命长短，实在不能预料。孟郊将来或许会被别人得到任用，在世上大有建树，也可能短命而死，这两种情况最终哪一种会发生在孟郊身上，都是无法知道的。将来若果真发生其中一种，执事再想为他惋惜，也来不及了；执事终究不能任用他，即使后悔，也无可奈何。李翱是穷困卑微的人，说话直率而不知谦让，本来不是所宜，只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这样做，是为了保存道；不直说，就不足以伸张道义。我并不是喜欢多说话的人。李翱再拜。孟郊擅长作诗，一任溧阳尉，史书称他只是坐在水边石旁长声吟咏，把县尉的事务全都荒废了，上级只好派人代替他处理公务。既然如此，孟郊本来就没有经世济民的才能，李翱把孟郊推荐给张建封，当然也无益于世事。只是李翱所论说的道理：身居高位的人，应当勤劳于选择贤才；看重贤才应当胜过看重美色；任用贤才更不可不急切。古人有像《缁衣》所说那样爱好贤才的风气，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译《百官行状奏》臣等没有才能，却错误地得到掌管史馆文笔的机会，职责是记事和注录。劝善惩恶，直言直笔，记载圣朝的功德，叙述忠臣贤士的事业，记录奸臣佞人的丑行，使之流传无穷，这是史官的职责。伏惟陛下即位已经十五年：元和元年平定夏州，二年平定蜀地，斩杀刘辟；三年平定江东，斩杀李锜，张茂昭于是得以取得易州、定州；五年擒获史宪诚，取得泽州、潞州、邢州；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归附朝廷，接受常贡；十二年平定淮西，斩杀吴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出德州、棣州，缴纳租税，沧州、景州的官吏改由吏部任命；十四年平定淄青，斩杀李师道，取得十二州。陛下的神明决断和武功，自古以来中兴之君没有能比得上的。然而自元和以来，盛德大功还没有编入实录，史官尚未记载；忠臣贤士的名声德行中，有许多可以作为法则，逆臣贼人的丑行中，也有许多可以作为鉴戒，史官却都缺略而没有写下，臣实在对此感到恐惧。所以不自量力，冒昧想勉强修撰。凡人的事迹，如果不是大善大恶，众人就无从知道，因此旧例都是向人访问，又取行状、谥议作为依据之一。现在撰写行状的人，不是死者的门生，就是他的旧属，没有不虚妄地给他增加仁义礼智，胡乱称说忠肃惠和的；有的说其盛德大业越传越光大，有的说其直道正言死后仍不朽，却从不直接叙述事实，所以善恶混杂，无法辨明。至于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都是本朝的奸臣。他们让门生旧吏撰写行状，既不指明事实，又虚妄地称说忠信来加以美化，那么这些话完全可以移用到房玄龄、魏征、裴炎、徐有功身上。这不仅是他们居心不实，只想虚饰所受恩遇之人的美名；而且撰文的人又不是游夏、司马迁、扬雄一流，专务华丽而忘掉事实，沉溺文辞而抛弃义理。因此写文章就失去了六经的古朴风气，记载事情就不像司马迁的实录。不这样做，文辞就会鄙陋，不能自成文章。于是事实失去本来面目，文辞损害义理，行状也就不足以取信。假如能够指明事实、书写实情，不用虚假言辞修饰，那么必然有人知道它的真伪；否则，即便是门生旧吏撰写，也不能错误地虚构德善之事加到死者身上。臣现在请求：撰写行状的人，不要虚说仁义礼智、忠肃惠和、盛德大业、正言直道，使简册芜杂污秽而不可取信；只须指明事实、讲说实情，直截记录其言语，那么善恶和功绩都能根据事实自然显现。假如传写魏征，只记载他的谏诤之言，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的正直吗？如传写段秀实，只记载他倒用司农寺的印信追捕叛军，又用象笏击打朱泚，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的忠烈吗？如今撰写行状的人，完全不指明事实，大都用空洞的言辞来称美。因此，没有魏征的谏诤，却给他加上正直之名；没有段秀实的义勇，却给他加上忠烈之称，都是这种情况。这样的行状哪里足以作为凭据？如果考功司检查行状，凡不按照这一办法撰写的，就不予接受；按照这一办法撰写的，才下送太常寺，并移交史馆。太常寺确定谥号，移送史馆，那么行状中的话即使不能一条条全都相信，也和虚妄添加、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辞有高山低谷般的区别。史官记载历史，必须得到事情的始末。如果只凭旧例，尽是空话，那么史馆拿什么作为依据？伏乞将臣这篇奏章下发，使考功司遵守依据事实书写善恶的原则，即使是旧吏、门生，也不能虚构粉饰。臣等想要知道事实，冒昧陈述意见，轻率触犯天威，惶恐战栗，无任至极，谨此奏闻。孔子作《春秋》，用文字褒贬作为二百四十年间的刑赏，使人伦由此确定：善行得到劝勉，恶行受到惩戒。后世的史官，虽然文辞和体制各不相同，但其意义仍是《春秋》的意义。史官的职责，难道不重要吗？史学的忧患，本来就在于没有孔子的心。可是孔子的心并不难以拥有；人的本性本来就和孔子相同。既然本性相同、内心相同，为什么不能有孔子的心呢？这就是天地之心。人对别人，如果不是亲近之人，或者不是仇敌，凭空评论他，那么其公正地喜爱、憎恶，没有一样不与天地之心相同。这样看来，困难不在于没有孔子和天地的心，而在于没有孔子那样日月般的明察。《易经》通行本有句话说：邪僻就会造成昏暗闭塞。孔子以后，历代虽然都有博学之士、正统之学的儒者，但用他们来衡量一百多年间的人物和事理，仍如同点燃的火炬，照不到一尺一寸之外，因此不能得到应当褒扬或贬斥的真实情况，也就无法伸张应褒应贬的公正原则，以扶持纲常、树立名教。这就是韩愈不敢撰写史书，而托言‘人祸天刑’来为自己解脱的原因。李翱所论，要求行状必须直叙实事，不得虚加浮词，确实是史馆的良好法则。然而即使按照李翱奏章所说，行状已经完备地送到史馆了，只是他所谓‘必然有人知道真伪’，这种人本来就不是世间常有的。唉！这实在难说啊！

译这是已故韩公的行状：他生前官任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勋位为上柱国，获赐紫金鱼袋，死后追赠礼部尚书。曾祖韩泰，皇朝任曹州司马；祖父韩濬素，皇朝任桂州长史；父亲韩仲卿，皇朝任秘书郎，赠尚书左仆射。韩公名愈，字退之，是昌黎人。三岁时父亲去世，寄养在兄长韩防家中。长大以后读书，能够记住别人所学习的内容。二十五岁时考中进士。汴州发生叛乱，诏令前宰相、东都留守董晋任平章事、宣武军节度使，以平定汴州。董晋征召韩公同行，于是进入汴州，获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观察推官。董晋去世，韩公随同丧事出城。四天后汴州再次叛乱，凡是留在城中任职的人都被杀死。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奏请任韩公为节度推官，获试任太常寺协律郎，选授四门博士，升为监察御史。因被幸臣厌恶，出任连州阳山令，施政对百姓有恩惠。韩公离任后，百姓多用他的姓给自己的儿子命名。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入朝代理国子博士。宰相中有人喜爱韩公的文章，准备把他安排到文学职任上，却有争先邀宠的人捏造韩公的话来诬陷他。韩公害怕遭受祸患，于是请求分司东都，代理任职三年，改任正式的国子博士。入尚书省任分司都官员外郎，改任河南县令，每天都依据职分与留守、府尹辨明职责，所以军士没有人敢触犯禁令。入朝任职方员外郎时，华州刺史上奏说华阴县令柳涧有罪，于是将要贬黜他。韩公上疏请求派御史查明是非，然后才可以定罪，这样下级就不会受冤屈。柳涧确实有过失，韩公因此又任国子博士，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任考功郎中，仍任修撰。几个月后，以考功郎中的身份掌管制诰。皇上将要平定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度出使各军，视察军队。裴度回来后奏报军队可以使用，贼势可以消灭，很是违背宰相的意见。几个月后，盗贼杀死宰相，又袭击御史中丞但没有成功；中丞受了轻伤，因马逃逸而得以脱身。于是任命裴度为宰相，主持东征军务。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攻陷两京以后，河南、河北七镇的节度使死了，就拥立他的儿子，制作军士联名表章请求朝廷，朝廷便顺从了他们。到贞元末年，即使是归顺的藩镇节度使死了，也大多从军中选取行军副使、将校授予节度使之职。这种习惯沿袭日久，已经成为旧例。朝廷的贤臣安于现状，把姑且不动用兵力视为可贵，所议论的多与裴丞相不同。只有韩公认为，盗贼杀死宰相，朝廷便因此停止用兵，这是极大的懦弱。兵事不可以停止；凭天下的力量取得三个州，还有什么不能取得的呢？他的意见与裴丞相相合，所以最终出兵，但宰相中有人认为这样做不便。一个月后升任中书舍人，赐绯鱼袋。后来终于因其他事情改任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天，因为军队疲惫而长期驻扎，贼军还未消灭，皇上命裴丞相任淮西节度使，招抚讨伐淮西。裴丞相请求韩公同行，于是任韩公兼御史中丞，赐三品服色和鱼袋，任行军司马，随裴丞相驻在郾城。韩公知道蔡州的精锐部队全都聚集在边界上抵抗官军，守城的多是老弱，且不过一千人，急忙向裴丞相报告，请求派三千人从偏僻道路进入，必定可以擒获吴元济。裴丞相还没来得及行动，李愬已经从唐州文城营垒带领士兵，连夜进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蔡州平定后，平民柏耆带着计策拜见韩公，韩公和他交谈，认为他很奇异，于是向裴丞相说：‘淮西已经消灭，王承宗必定胆寒，可以不必劳师动众，应当派善辩的人带着相公的书信，向他说明祸福来招降，他一定会服从。’裴丞相认为有理，韩公让柏耆口述、代拟裴丞相的书信，说明祸福，使柏耆把信藏在袖中到镇州去，王承宗果然非常恐惧，上表请求割让德州、棣州进献朝廷。裴丞相回到京师，韩公升任刑部侍郎。一年多后，佛骨从凤翔送来，经过京城各寺。当时百姓有烧灼手指和头顶来祈求福报的，韩公上奏说：‘从伏羲到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都还没有佛，可是寿命常常达到百岁，甚至有超过百岁的。’ ‘自从佛法传入中国，帝王奉事它，寿命却不能延长；梁武帝奉事佛教最为虔诚，而国家却大乱。请下令烧掉并弃置佛骨。’奏疏递入后，韩公被贬为潮州刺史，转任袁州刺史。百姓中有把子女卖给人家作奴仆的，韩公都计算雇佣的价钱，替他们偿还身价，放出归还父母。入朝升任国子祭酒。国子监有一位直讲，能够讲解礼义，但相貌丑陋；学官多是豪族子弟，排斥他，不让他和大家一起吃饭。韩公命令属吏说：‘把直讲召来，让他和祭酒一起吃饭。’学官从此不敢轻视直讲。韩公奏请任用儒生担任学官，每天让他们讲学，学生们纷纷来听，都高兴地说：‘韩公来任祭酒，国子监不寂寞了。’改任兵部侍郎。镇州发生叛乱，杀死节度使田弘正，朝廷征讨不能取胜，于是任王廷凑为节度使，诏令韩公前往宣抚。韩公出发后，众人都替他担忧。元稹上奏说：‘韩愈可惜。’穆宗也后悔了，下诏让他到了镇州边境后观察形势，不必一定入城。韩公说：‘哪里有接受君命却停留不进、只顾自己安全的道理？’于是快马赶入。王廷凑部署严密兵力，拔刀张弩，拿着弓箭迎接；到了馆舍，甲士列在庭院中。韩公与王廷凑、监军使三人入座。坐下后，王廷凑说：‘之所以纷纷扰扰，是这些士卒所为，并不是廷凑本人的意愿。’ 韩公大声说：‘天子认为尚书有将帅之才，所以把节度使的符节赐给他；其实是不知道你们，竟敢对勇健士卒说这种话。’这时一名甲士在前面奋然说道：‘先太师曾为国家攻打朱滔，后来失败逃走，血衣都还在这里。军队有什么辜负朝廷的地方，竟把我们当作贼吗？’韩公大声说：‘儿郎们暂且不要说话！听我说。我正要说，你们大概已经不记得先太师的功劳和忠心了。如果还记得，那就太好了。至于叛逆和顺从、利害得失，不能只远引古事；我只用天宝以来的祸福给你们说明。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朱泚、吴元济、李师道，还有他们的子孙在吗？还有做官的吗？’众人都说：‘没有。’韩公又说：‘田令公以魏博六州归于朝廷，任节度使，后来做到中书令；父子都被授予节度使符节。他的儿子和孙子即使还在幼年，也都被授予优厚官职，富贵达到极点，恩宠荣耀天下。刘悟、李祐都担任大镇节度使，王承元刚满十七岁，也持有节度使符节。这些都是三军将士亲耳听到的。’众人于是说：‘田弘正刻薄地对待这支军队，所以军心不安。’韩公说：‘是这样。可是你们三军也害死了田令公本人，又残害了他的家族，还能再说什么呢？’

译众人于是喧嚷说：‘侍郎说得对。’王廷凑害怕众人的心意发生变化，急忙挥手让众人散去，接着哭着对韩公说：‘侍郎前来，是要让我做什么呢？’韩公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如牛元翼这样的，不少于此；只是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抛弃他罢了。可是尚书长久围困他，为什么呢？’王廷凑说：‘立即放他出来。’韩公说：‘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没有事情了。’于是和王廷凑宴饮后回去。牛元翼果然获释。韩公回到皇上面前，把和王廷凑的谈话以及三军将士的话全部奏报。皇上非常高兴，说：‘你当面这样对他说，因此我有意要重用你。’王武俊被赠太师；称呼王武俊为太史，是燕赵一带的说法。转任吏部侍郎，凡属令史都不再加锁，让他们自由出入。有人问韩公原因，韩公说：‘人之所以害怕鬼，是因为看不见鬼；鬼如果能被看见，人就不害怕了。选官的人见不到令史，所以令史的权势很重；允许他们自由出入，权势就轻了。’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地诏令他不必到御史台谒见，后来也不能以此作为先例。六军将士都不敢触犯禁令，私下互相说：‘这就是曾经要烧佛骨的人，怎么可以违抗他！’因此盗贼停止，遇到旱灾时米价也不敢上涨。李绅任御史中丞时，用刑具押送囚犯到府中，派人用京兆尹的杖责打囚犯。韩公说：‘哪有这样的道理？’让人释放了那名囚犯。当时李绅正受到宰相宠幸，想排挤韩公，便以御史台和府署不相协调为理由请求，朝廷于是把李绅调出任江西观察使，任韩公为兵部侍郎。李绅后来又被留任，韩公入朝谢恩，皇上说：‘你和李绅争的是什么事？’韩公于是为自己辩解了几天，又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得病，请满百日病假。百日假期结束后，于十二月二日死在靖安里的住宅。韩公气度厚重，性情通达，议论多能把握大体，同人交往始终不改变。凡内外亲属以及朋友的女儿中没有归宿的，他嫁出十人；幼年时由嫂嫂郑氏抚养，嫂嫂去世后，他为她服一年丧，以报答养育之恩。他在文章方面造诣很深，常常认为自扬雄以后，作者没有能超过他的。他所写的文章从未模仿前人的话，却确实可以同前人并列。自贞元末年直到现在，后辈士人中有志于古文的，没有不把韩公作为榜样的。有文集四十卷，小集十卷。病重后便请求告假退职，每次和朋友谈话，都把死后安置妻子儿女的事情交代清楚，还说：‘我的大哥德行高尚，懂得医方药物，吃东西一定查阅《本草》，寿命却只有四十二岁。我疏懒愚昧，饮食不选择禁忌，官位做到侍郎，寿命已经超过大哥十五岁了。’ ‘如果这样还不能满足什么，那么能够死在窗下，也幸而没有失掉大节，可以到地下去见先人，就可以说是荣耀了。’享年五十七岁，赠礼部尚书。谨将任官事迹依照上述内容具状，请移文考功司下送太常寺确定谥号，并移文史馆。谨此具状。吕大防说：‘卫中立字退之，服食奇异药物求长生不死，最终还是死了。所以白乐天诗中说“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瘥”，说的就是卫中立。’孔毅夫、陈无已等人，也都指认韩公晚年迷惑于金石药物。只有近世的李季可说，韩公在长庆三年作《李干墓志》，竭力斥责六七位公卿，认为他们都因服药而败亡；第二年韩公就去世了，难道是在咫尺之间亲身尝到了服药的祸患吗？也许是前人的文字相同，也许是传抄错误，使贤者蒙受污名，但实在没有办法考证。考察韩公临终时的话：‘我疏懒愚昧，饮食不选择禁忌，官位做到侍郎，寿命超过大哥十五岁，并且能够死在窗下。’如果这样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什么才足够呢？韩公难道是服药来求长寿的吗？只是恰好与卫中立的字相同，便把过错归到韩公身上，千年来的诬蔑，大概从此可以洗清。现在考察卫宴的三个儿子：长子名之元，字造微；次子名中立，字退之；幼子名中行，字大受。中行、中立都见于《昌黎文集》，而中立墓志说：‘南方有很多水银、丹砂，和其他奇异药物混合，熔炼成黄金，可以服食以求不死；药最终没有炼成，他却终于死了。’ 铭文所说的感叹是：‘只是君主深信这种东西，恐怕终究会损害精神。’吕汲公的考证有依据，附记于此，以纠正世人的讹传。朱子说：‘韩退之倒是喜欢皇甫湜，不太喜欢李翱。后来皇甫湜替韩退之写墓志，却说得不重要，不如李翱的行状显得实在。大概李翱为人朴实。’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一目录 关东孙樵的文章 赋　杂著　书　祭文　杂文 《大明宫赋》《读开元杂报》《孙氏西斋录》《书何易于》《书田将军边事》《书褒城驿壁》《与高锡望书》《与王霖秀才书》《祭梓潼神君文》《乞巧对》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一 关东孙樵的文章 《大明宫赋》孙樵考取贡士名次后，经过大明宫前庭，抬头仰望而惊讶，低头俯视而震骇，心里隐约感到神灵怪异。傍晚回去，魂魄震动，半夜做梦，梦见大明宫的神。神的面前有云气，说：‘太宗皇帝环绕瀛洲开辟居所，拓展高空，建立宫室；宫墙圆转而划分，宫殿高隆而显赫。谁能钻入，谁能从缝隙进入，永远寻找帝王的居所？皇帝命我主管这座宫殿，与日月同终始。我辅佐圣君、守护艰难的功业，共历十六位君主：荡除妖邪、斩灭凶氛，谁知道我的辛劳？我应当在庐陵王李显被贬时赐予支持，在武后之庙撤去牌位，我便协助二位辅弼在左右提携护卫；当义士愤怒起兵、皇帝败于周之后，我便拘捕两个奸猾的小儿，使他们接受诛杀；胡人凶猛肥壮，践踏肌肉、啃食骨头，惊得鲜血溅上宫阙，仰头在白日下狂吠，二位圣主各自奔逃到大麓以北，我便激励髯须之臣，激发悖逆的气节，使他们帮助叛乱，杀害辅弼两位英杰；义愤刚烈之人使其能够斩灭他们。蓟地的凶枭妖狂突然聚集在五座大堂，放纵啄食，愤怒吞噬，使大驾惊慌奔逃，我便磨快阴暗的刀刃，剪断它们的翅膀，使它们无法逃脱，明正典刑。三革侵蚀而变黑，哪一样不是我的力量？我看见你们正直的声音悬在朝廷，诤谏的舌头登上轩堂，停止粉饰的歌舞，延请进谏之臣；剖开胸襟接受善言，赏赐必定端正名分，发怒必定端正刑罚。审理案件就清除腥秽，治理庄稼就吞灭螟虫；我便进入沟渎革除污浊，进入园囿使牲畜生角，十日一泽而暮雨普降，山谷丰盈，视土地如同掌中之物。我又看见你们奸邪的声音在殿堂，谄媚的舌头在近旁；堵塞聪明，厌恶讽谏，排斥正直，赞宠奸邪，赏赐失去节度，发怒惩罚失去杀伐分寸；夺取农时而征发徭役，厚重征税而雕敝百姓。我便反转光明而成彗星，反转恩泽而成灾异，使大地反裂，使天干如石。可是我留在帝宫中已经二百年，过去是日月，现在也是日月；过去是谁设置的，现在又是谁造成的缺失？户籍上的百姓日益凋敝，田野长满蒿草；兵籍空虚，营垒变成废墟。西墙为什么收缩，连一匹马也不能放牧？北墙为什么逼仄，只剩一座孤立营垒？’话还没有说完，孙樵便斩断了神的舌头，并且说：‘我听说宰相如果得到贤哲，就会显出赫赫如烈日的光明；老魅的踪迹纠结，你又有什么可夸耀的？宰相如果得到奸邪，就会造成昏暗如日食；魅怪横行惑乱，你又有什么力量？如今太阳明亮、风气清正，朝廷充满忠贞简正之臣，南门等待大雨，北门等待天晴；何况帝城繁盛热闹，哪里还需要穷边的仓库钱帛？哪里还需要疲惫农民？武器充足、军士饱食，还需要天下的兵吗？神又知道什么，谁会为往日感到惭愧？’神不能回答，退后笑着说：‘孙樵是在欺骗谁呢？欺骗古人吗？欺骗今人吗？唉！’ 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惰游荡，任性暴虐；白天黑夜都放纵无度，像在洪水中行船，与朋友在家中淫乱，使自己的世代灭绝。’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要有德啊！’舜在位已经六十多年了；他作为儿子、作为臣子的日子里，功德和天地相等，禹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些吗？即使舜稍微厌倦政务，又怎么会傲慢暴虐、与朋友淫乱呢？成王虽然比不上舜，但他一定不会成为纣王，这也很明白。可是禹和周公进谏的话竟然这样说，实在太不寻常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样。他们的德行越高，内心越谦卑；正因为自我戒惧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告诫君主也达到这种程度，彼此之间没有丝毫隔阂。这正是忠诚爱护的极致，也是成就千古君臣盛隆关系的原因。明代崇祯年间，有人把奏牍拟成汉文，便显得不高兴。推究这种心态，怎么能不使国家荣盛？那些人又怎么能不蒙受污辱？上面怎样做，下面就怎样效法；君主固执，臣下就奸邪。鸿雁飞在野外，朝廷却说家家都可以受封；国家土崩瓦解，使者却说群盗容易消灭。平日的一言一语，众人相互习惯于说君主圣明、臣子忠诚、百姓安宁、财物丰足的话；有谁说不是这样，众人就认为他是病狂痴呆，或者认为他狂妄悖逆。等到天的纽带断绝、大地的维系崩裂，妖异的梦仍然没有醒来。遍览历代兴亡，哪一个不是这样呢？孙樵假托神灵说话，实际上是把当时朝廷群臣懈怠敷衍、空洞浮夸的话写出来，用来回答神灵。就像大禹铸造鼎来描绘万物，使百姓知道神灵和奸邪一样，这对后世的功用也不小。《读开元杂报》我先前在襄阳、汉水一带得到几十幅文书，按日期逐条记事，没有标明首尾。大略说：某日皇帝亲自耕种籍田，举行九推礼；某日百官在安福楼南举行大射礼；某日安北各蕃国的君长请求随从参加封禅；某日皇帝从东封回来，按等级赏赐；某日宣政门前宰相与百官在朝廷争论，十刻后散朝。这样的记载共有几十、上百条。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书，只认为是朝廷近来施行的事情。有从长安来的人，拿出这些书给他看，他说：‘我住在长安城中，新天子继承国统，直到穷困的敌虏自行溃败，所见的只是正在举行南郊礼，哪里有耕籍田的事？何况九推并不是天子的礼制吗？’我又曾进入太学，看见成堆的砖背着土堆起，像是殿堂的遗址，走近查看，原来是射堂的旧址；射礼已经废止很久了，国家怎么能举行大射礼呢？关东地区，水灾没有毁坏田地，就有旱灾毁坏禾苗；百姓缴纳常赋尚且不足，甚至有卖掉子女给豪强人家做工的。我曾从华州背着行李走向洛阳，遇到从西部戍边回来的士兵一千人，县里只供给一顿饭，他们已筋疲力竭，不能支撑。国家怎么能举行东封？随行官员和禁军靠什么供给呢？北方敌虏惊扰咬噬边地百姓，势不可控；宰相奔驰出征，督促作战，尚且没有报功，何况西关又在西戎方面告警，哪里有随从封禅的事呢？’ 武皇帝因为御史私下议论宰相之事，把四个人流放到岭南；直到今天，卿士们还互相咬舌告诫，何况宰相能在仪仗前陈奏吗？哪里会有在朝廷上进谏争辩的事情？话还没有说完，有个懂得文书的人从外面进来说：‘这些都是开元年间的政事，大概是当时逐条发布到外面的。’我后来得到《开元录》来验证，条条都可以相互印证。即便如此，我还认为前朝所实行的事情不应当全部沦为废弃的典章。来到长安后，每天见到记载朝廷事务的条报，却只说：‘今天任命某人为某官，明天授予某人某官；今天宠幸某人，明天到某处游猎。’确实不像那几十幅文书。我遗憾自己没有生在太平时代，等到看到开元年间的事情，仿佛奋臂从其中走过，于是取来这些书帛，在末尾随意记下。共补写缺文十三处，订正讹文十一处。这一年是大中五年。君子身在朝廷，就忧虑百姓；身处江湖，就忧虑君主。读孙樵这篇文章，其中忠诚爱护的情意洋溢在纸笔之间，值得尊重。他描绘开元、大中两朝政治盛衰的不同情状，千年以后读来，仍令人感慨。

译《孙氏西斋录》孙樵对陆长源说：‘《唐春秋》是编年体杂录；我选取其中体例简切峻峭、可以用来显示惩戒和劝善的内容，抛弃那些繁杂琐碎、不足以警诫训导的内容，自己编成十八篇，名为《孙氏西斋录》。’它起于高祖初年，止于武皇末年；开头写庙号以表明君主，写日月以表明事件；崇尚功劳，端正刑名，推举尊崇善良，荡除诛戮凶逆。遇到有所顾忌而不能直说的，就用隐微的文字表示讥刺；没有顾忌恐惧的，就直书其恶。所谓‘高祖杀太子建成’，是什么意思？是贬抑功劳而徇私爱，讥刺他失于教导。所谓‘李勣立武氏为皇后’，是什么意思？是责备他忘记进谏而助长奸恶，惩戒他废弃君命。写皇后被废的魂魄，上配天皇，是什么意思？是把有嫌疑的坟墓置于尊位之上，不可以说是顺正；我担心后世会在禘祭、祼礼上产生疑惑。把武后专政的年代列在下方，归属于中宗，是什么意思？紫色是僭越的颜色，武后所处的是非正统之位；我担心后世会牵连而称她临朝。崔察暗中杀害中书令裴炎，是什么意思？是用诡诈谄媚作为乱事的阶梯，开始了杀戮的机缘。张守珪纵容安禄山，导致他叛乱，是什么意思？是宽贷刑罚、违背教化，酿成祸患的阶梯。称‘天下杀’，是什么意思？是把罪责暴露于天下，表示众人都赞成诛杀。称‘天子杀’，是什么意思？是死者并非他的罪，表示众人并不赞成诛杀。有的臣子不写‘卒’，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以正直终身，所以删去‘卒’字来表示贬斥。有的君主不写‘葬’，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以正道终身，所以删去‘葬’字来表示讥刺。害怕懈怠，删去祥瑞的记载以表示戒惧；记载灾异以表示警戒；尊崇德行就一定书写；鄙弃尸位素餐的人，即使地位尊贵也予以贬黜。这些都是为了驱除邪恶、合于正道，使一切归于大义。确立事实，设置条例，用来显示惩戒和劝善。唉！宰相能在十几年之间使人的地位升沉，史官能在千百年以后使人的名声存亡；这是史官和宰相共同掌握生死权力。做史官的人，如果不能在枯坟尸骨前坚持正直，不能向九泉之下的魂魄谄媚，却磨墨挥笔、亵渎简册，让满阁典籍堆积，又岂是国家任用史官的本意呢？我既已为它写下大略，已经交给朋友高锡望，让他传布了。张英说：‘评论唐代的事情，言辞意义严厉峻峭，文章也峭拔简洁，具有风霜凌厉的气势。’ 《书何易于》何易于曾任益昌县令，县城距离刺史治所四十里。益昌城在嘉陵江边，刺史崔朴曾趁春日从上游出发，带着许多宾客饮酒唱歌，乘船向东顺流而下，直驶到益昌附近。到了那里便索要百姓来拉船，何易于立即系好笏板，亲自拉着船上下行走。刺史惊讶地询问原因，何易于说：‘正值春天，百姓不是耕种就是养蚕，空闲时间不能夺取。我作为属县县令，应当在没有公务时充当劳役。’刺史和宾客跳下船，骑马一同返回。益昌百姓多依靠山中种茶，所得利益归于自己。适逢盐铁官上奏请求加重茶税，诏令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何易于看着诏书说：‘益昌不征茶税，百姓尚且不能活命，何况加重赋税来毒害百姓呢？’命令属吏把诏书刮去。属吏争辩说：‘天子诏令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如今刮去诏书，罪过更加严重；小吏不过一死，明府您难道就能免于流窜海边吗？’何易于说：‘我难道宁可爱惜自己一身，而毒害一县百姓吗？我也不会让罪过牵连你们。’当即亲自放火烧掉诏书。观察使听说此事，认为何易于挺身为民，最终没有弹劾他。县中百姓有父母去世、子女年幼，家业破败而不能置办葬事的，何易于总是拿出俸钱，叫属吏替他们办理。百姓来缴纳常赋时，有头发已经斑白、拄着拐杖的人，何易于一定召他们坐下吃饭，询问政务的得失。庭院中有争讼的百姓，何易于都亲自同他们交谈，为他们辨明冤屈和是非。罪小的加以劝导，罪大的施以杖责，全都当场遣散，不交给属吏审理。益昌任职三年，监狱中没有关押的百姓，百姓也不知道什么叫徭役。后来改任绵州罗江县令，治理情形和益昌一样。当时前宰相裴公任绵州刺史，只有他能够赞赏何易于的治理，曾经带着随从观察他的施政方式，随从不超过三个人。他就是这样认可何易于清廉的。会昌五年，我取道益昌，百姓中有能说出何易于政绩的人，并且说：‘天子设立上考、下考来勉励官吏，为什么何易于的考评只得中上呢？’我说：‘何易于催缴赋税怎么样？’百姓说：‘只要求按照常期缴纳，不愿意严厉催逼百姓，使他们低价出售粮食布帛。’我问：‘催办徭役怎么样？’回答说：‘度支费用不足，他便拿出俸钱，希望减轻贫民供给往来权贵的负担。’我问：‘那其他方面呢？’回答说：‘除传递符牒所需之外，什么都没有给。’我问：‘捕盗怎么样？’回答说：‘没有盗贼。’我说：‘我住在长安，每年听给事中评定考绩时说：“某人治理某县得到上考、下考，凭考绩得到某官。”问他的政绩，就说：“某人能提前催完赋税，某人能催办徭役而节省度支费用，某人在要道上能让往来的显贵替他说好话，某人能捕获若干盗贼，又能反过来制造若干盗贼。”’ 县令得到上考、下考，竟然是这样的，县中百姓没有回答，只是笑着离开。我认为，当今身居高位的人都知道迫切求取人才；至于缓急之间补充官吏，就说：‘我担心没有人可以共同治理而担当重任。’命令举荐贤才，就说：‘我担心没有人可以用来应付诏令；等到真有贤才，认识他的人又是谁呢？’接着又说：‘假使何易于活着时没有得到应有的知遇，他死后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还有史官在。’ 文章后半篇设置问答，极其详尽地揭示了不学无术的大吏考核属员的真实情形。凡承受封疆、百姓和社稷重托的人，应当把一篇抄本放在座位右边作为警戒。王应麟说：‘苏轼说，学习韩退之而没有达到他的程度，就会成为皇甫湜；学习皇甫湜而没有达到他的程度，就会成为孙樵。’朱新仲说：‘孙樵反而超过了皇甫湜，像《书何易于》《书褒城驿壁》《书田将军边事》《复佛寺奏》等文章，都谨严而具有史法，对治理之道很有帮助。’

译《书田将军边事》从临邛背向西南，向南奔驰二百里，便到了严道郡。这里和沈黎、越巂同为边城，受到群蛮逼迫。田宾将军任严道刺史三年，能够把南蛮的事情逐条弄清。他对我说：‘巴蜀西面受到戎人逼迫，南面受到蛮人逼迫，应当有办法制服他们。广德、建中年间，西戎两次在岷江饮马，人数多如蚂蚁。前锋魁梧强健，都披着五属之甲，拿着长达倍寻的盾牌；缓缓呼喊，按步前进，一边作战一边推进。蜀兵遇敌作战，像树木一样直立不动，横列堵截，刀戈如林，发箭如雨，却都折断刀刃、吞没箭头，不能杀死一个戎人，更何况陷入敌阵呢？然而戎兵深入我们的土地一天比一天远，因疫病死亡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便自己估量不能停留，也总是退去。所以蜀人说：‘西戎还可以对付，南蛮却很残暴。’自从南康公开凿青溪道路，使群蛮归顺，让他们经由蜀地进贡；又选择群蛮子弟集中在锦城，让他们学习书写和计算，学业完成便遣返回去，再用其他人接替；这样将近五十年没有中断。他们来这里，在蜀地学习的何止千百人？所以他们的国人都能熟悉巴蜀的风俗、山川和险要。文皇帝三年，南蛮果然大举入侵成都城门，三座城门四天后才退去。’ 他们所掠夺的地方，从成都以南到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间，百姓和牲畜都被掠夺一空。再加上败退的士卒、贫困的百姓拿着武器聚集，借机抢劫杀人，官府无法禁止。因此西蜀十六州直到今天仍然受害。自那以后，群蛮常怀有屠灭蜀地的心思；平时就休养牲畜、聚集粮食，一有行动便训练军队、讲习战法；又让那些曾在蜀地学习的人窥伺各位连帅之间的空隙，察看兵力和赋税的虚实。听说蜀地百姓苦于重税，便将要利用他们，希望侥幸造成非常之变。我不知道群蛮这样行动时，大剑关以南究竟还是不是国家所有？况且每年派士卒戍守南方的，都是成都一带的懒散百姓，吃饱稻米、猪肉，十个人中有九个肥胖得像葫芦。他们即使知道钲鼓的号令，也不熟悉山川险阻。我曾观察他们到来时，朔风正猛烈，他们缓步走在平坦道路上，每天只走一舍，已经气喘流汗了，何况经过重重险阻，还要在严格限定的行程中披甲奔走、扶盾作战呢？再加上将领刻薄自私，运输粮饷的人员放纵属吏像老鼠一样偷窃；县官应当发给布帛时，拿劣物换走良物；应当赈济粮食时，掺入砂石。这样一来，边地士卒只来不及怨恨，又怎么能够拼死奋战呢？这就是巴蜀令人忧虑的地方。’我说：‘确实如将军所说。如果替国家筹划，哪里比得上诏令严道、沈黎、越巂三城的太守，让他们度量险要，整修营垒，能够自行招募士卒守卫呢？’ 况且士兵编入郡籍，就容易服役；士卒出自边地，就熟悉当地险阻，并且各自在本部修缮适宜的地方，把士卒分成屯。春夏就耕种养蚕，以供给衣食；秋冬就严守营垒，等待敌寇。连帅如果能够督察他们，每年派遣廉洁公正的官吏检查士卒是否足额，把守将违法的事情弹劾上报。这样，县官就没有运输粮饷的费用，奸吏也没有借机盗窃的机会；兵力充足，粮食供应充分，士卒不会和将领彼此怨恨，怎么样？’田将军说：‘这样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谈话到此便记下来了。古代没有远方戍守的事情。周平王让畿内的百姓去戍守申国，百姓心怀怨恨，所以《诗经》说：“杨树枝啊，不能漂流一捆柴；那些人啊，却不和我一起去戍守申国。”大概远方戍守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洛邑到申国还不到一千里，戍守的人就已经兴起怨恨之情了。孔子并没有因为这首诗表现了不善良、不顺从命令，就删掉它，反而特意把它列入经书，用来告诫万世后人。由此可知，军队戍守某地，必须吃用这个地方的物产，才可以让他们守卫这个地方。《易经》“地中有水”卦的解释说，这是把极其危险的情况隐藏在极其顺利的形势之中。土地中没有水，就会成为干枯的土壤；土地本来就是依靠水才能成立的。但必须让水从土地中流行，使土地能够容纳水，水的性质才能得到发挥。假如决开别处的水来灌注土地，那不但会损害土地，也会损害水本身。劳苦军队去远方戍守，与这有什么不同呢？秦朝破坏先王的法制，让蒙恬戍守北方，让尉佗戍守南方。汉武帝又沿袭了秦朝的覆辙，向北攻打匈奴，向南征讨百越。成年男子披甲作战，成年女子运输军需，天下骚动，府库空虚；仅靠正常赋税已经不够用，于是任用谋求财利的臣子，剥削百姓来增加收入。直到现在，《严助传》《严安传》《贾捐之传》都还在，里面所记述的百姓流离困苦的情状，使人鼻酸、触目惊心，令人心中震动，甚至不忍读完。大君主，是天下人的父母。父母对于子女，本来当然希望他们有土地可以居住；治理土地，本来就是为了养育我们的百姓，并且使他们安居。然而因为土地的缘故，就让无辜的百姓像草木一样被砍伐消灭，这就像有人因为田地房屋的缘故，从慈母怀中夺走婴儿杀死一样，是极其愚蠢的人也不会做的事，可秦始皇、汉武帝却这样做了，这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把他所不爱惜的东西施加到他所爱惜的东西上”吗？唉！公正就会产生明智，偏私就会产生愚昧；一丝一毫的偏私，就会产生一丝一毫的愚昧，推演到极点，横流的祸害会波及天地，难道不可畏惧吗？韩愈说：“远征的军士，出发的人有羁旅离别的愁思，留下的人有怨恨空虚和骚动的忧患；本军有供应粮饷、耗费烦重的困难；当地官吏又多有姑息迁就、顾虑情面的弊病。逼迫他们，他们就产生怨恨；放松他们，他们就不听命。军队漂泊寄居、孤立悬远，形势日益衰弱，而且同敌人并不熟悉，不了解敌人的实力，一旦面对敌人就会惊恐，很难建立功勋。假如招募本地人，一定能得到豪勇之士；他们熟悉敌人，知道敌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不会有听到风声就惊慌的恐惧；他们爱护乡里，勇于自卫。征调一万人，也不如招募几千人。”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韩愈这番话是正确的。由此说来，出兵征讨尚且把从远方调兵看作失策，何况戍守一定要历时长久，又怎么能使用异地的人呢？何况那里山川遥远，要靠绳索渡水，还常有猿猴出没；饮用有毒的水，受蒸气和蛊毒侵害，那里是飞鸟也难以到达的地方，五谷很少，转运粮食的苦难种种不一，疫病不断发生，却要让异乡百姓背着武器去戍守那里，这岂不是不用交战就自行灭亡吗？这简直是把自己的士卒赶给敌人，把百姓投入水火之中，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孙樵的论说，确实可以万世流传而不可磨灭。

译题写在褒城驿墙壁上 褒城驿号称天下第一，等到我有机会亲眼看到它，观察它的池塘，却又浅又浑浊，长满茅草；看它的船只，却破败不堪，胶合处也已经脱离；庭院台阶非常荒芜，厅堂廊屋非常残破，哪里看得到它所谓的宏伟华丽呢？我向驿站官吏询问，他说：“忠穆公曾经任梁州牧，因为褒城控制着三个节度使治所，龙节虎旗，乘驿马、驾轻车，往来奔驰，车轮交错，马蹄相碰，所以把这个驿站修建得高大奢华，用来显示雄伟壮观。当时看起来比其他驿站壮丽，而且一年中到这里投宿的宾客不下数百批；只要晚上能得到它的遮蔽，饥饿时能得到饱食，都是傍晚来、早晨走，哪里会有爱惜它的心呢？至于划船，一定要折断篙、撞破船舷、撞碎船头，才肯罢休；捕鱼垂钓，一定要把泉水弄干、把泥搅浑、把鱼捕尽，才肯罢休；甚至有人在轩下喂马，在厅堂里住宿鹰隼。凡是足以污损败坏屋舍、糜毁器物的事情，官职小的，属下即使气势凶猛，也还可以制止；官职大的，属下就更加暴横，难以禁制。因此驿站一天比一天破碎，已经不像从前了。我们这些八九个人，虽趁着供应饮食的空闲，用一两分力量加以修治，难道能够补救几十上百人的残暴破坏吗？”话还没有说完，旁边有一位老农笑着说：“如今所有州县都像驿站一样。我听说开元年间天下富庶繁盛，号称天下太平；行走千里的人不必携带粮食，生养子孙的人不知道战争为何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如今天下没有兵器战争的声音，可户口却一天比一天减少破败；田野没有遭受侵夺削割的忧患，可耕地却一天比一天少，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财力一天比一天枯竭，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和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不过刺史、县令罢了，因为他们的耳目直接接触百姓，政令也能迅速施行。如今朝廷任命官员，既然已经轻视刺史、县令的职任，又频繁催促更换；刺史、县令任期长的三年一换，短的则一两年换两次。因此州县的政务，只要有一件对百姓不利，就可以随意改变废除。更严重的是，刺史会说：“明天我就要离任了，何必这样做呢？”县令也会说：“明天我就要离任了，何必这样做呢？”该忧愁时只管沉醉于浓酒，该饥饿时只管享用鲜美食物，把丝帛装入袋中、金钱藏进匣里，笑着等待任期结束。唉，州县真的成了驿站吗？何况在官员更替的空隙，狡猾的吏员还借机任意作奸欺诈，借此出卖州县呢？这样做，却想希望百姓不困苦、财力不枯竭、户口不破败、耕地不少，难啊！我送走并作别那位老人后，把他的话逐条记录下来，写在褒城驿的屋壁上。给高锡望的信 文章如同人的面貌，具有写史才能是最难的事。达到司马子长那样的境界，千百年来只有他一人。后来有扬子云。唐朝凭文章选拔士人，二百年间，作者有几十人，只有韩吏部最高明。韩吏部编修《顺宗实录》，尚且不能和班固、班孟坚相比；他的文章难道能与司马子长、扬子云相抗衡吗？足下如今只是小史官，尚且应该世代继承史法，何况足下才力雄健，独自构思，文辞纵横开阔。足下曾经叙述义复冈和乐武的事情，论说都抓住了要害。樵若写一二百字的内容，足下用几十个字就能把全部情状写尽。等到思路穷尽、事情写到关键之处，反而像有千百句话留在笔下。足下年龄还未到壮年，却能有这样的所得。那么我就不知道司马子长、扬子云在足下这个年纪时，文章究竟会怎样了。然而，足下所传授的史法，和樵所听闻的不同吗？古代史书有直截记事的，也有使用俚俗语言的，还有加以文饰的。只是特意记录前人的一时言语，来建立实录，并不是因为俚俗语言奇特刚健，就认为它能够成为史笔的精髓。所以它们立言、叙事，以及写人物出仕隐退、成败得失，都字字典雅简要，何曾让俚俗语言混杂其中呢？如今世上的俚俗文章，却说自己得到了史法，于是牵强引用韩吏部，说韩愈就是这样这样。樵不知道，是韩吏部用这种说法欺骗后学吗？还是韩吏部也不懂史法呢？史家记载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也应当如实记录当时的制度，使后人知道某个时代是这样，另一个时代是那样。不应当把前代的名物品类，零碎浅俗地罗列出来，以求简便快捷。史家排列叙述人物，应当保存警戒和训诫，不应当只是因为官大恩宠深，就铺陈文辞、堆砌字句。所以大恶大善之人，即使地位卑贱也必须记载；尸位素餐、荒废职守的人，即使地位尊贵也应当黜斥。至于司马迁叙述周缪王、班孟坚传述蔡义，尚且可以采用吗？做史官的人，明处不顾刑罚，暗处不见鬼神；如果畏首畏尾、回避隐讳地夹在其中，那部史书就可以烧掉了。古代国君不能查阅史书，如今朝廷却让宰相监督编修。大丈夫一时受到宠遇，都想让政治成就与房玄龄、杜如晦相齐，登上太平之治，谁能承受因不隐讳恶事而招来的怨恨呢？古代七十弟子不参与删削文辞，如今朝廷让史馆聚集许多文士，儒者各自专擅一时的胸中意见，都想任凭自己的爱憎，亲手判定黑白，谁能专门依照史法立言呢？樵不知道唐史究竟会写成什么样。樵虽然从老师那里承受了史法，又曾熟读司马迁、扬子云的书，但才思和韵致枯涩僵硬，文辞超过了质朴。曾经叙述庐江何易于，首尾有一千字；过于重视文采，就妨害质朴，接近质朴，又太过简陋。我反复修改、刮垢磨痕，最终还是达不到史书的境界。只是认为足下才力出于天赋，最接近史才，所以把樵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告诉给足下储欣，说道：“史法大略都在这里了，应当和刘子元的《史通》以及其中各种议论参看。”

译给王霖秀才的信 太原君足下，《雷赋》超过一千六百字，推究《大易》，参照玄象，意旨深微，文辞奇特，像在重重海洋中观看惊涛骇浪，只知道魂魄被夺、眼睛被震撼，却找不到边际，真可以说足下在文章方面奇异非凡；举起降旗，几乎要在朋友中大加夸耀，并且怀疑扬子云又复生了。不料足下接着写的《翼防》以及杂题十七篇，却和《雷赋》相差数百里。足下尚未进入文章的深奥境界，便不是樵所敢于妄加评论；既然已经进入其中，假如写得不合心意，也应当上下权衡，不能如此悬殊。不知道足下是借此试探我吗？还是因为背离时俗、违逆众人，便想吃残羹、喝薄酒，以求苟且合于世俗呢？为什么自我要求如此浅薄，而迎合他人反而如此深呢？鸾凤的声音一定会使人倾听，雷霆的声响一定会使人心惊。龙的文章、虎的皮毛，是什么等级的事物？日月五星，是什么等级的形象？构思一定要深，遣辞一定要高；说道人们所没有说过的，到达别人没有到达的地方，在趋向怪异、驰骋奇特之中，切中事理而归于正道。用它来阐明道理，就能显露幽微；用它来传播声名，就能长久流传。前代作者正是这样：譬如玉川子的《月蚀诗》、杨司城的《华山赋》、韩吏部的《进学解》、冯常侍的《清河壁记》，无不凌驾大地、倚接上天，句句都像要活起来。读它们，就像赤手空拳捕捉长蛇，骑着没有套上缰绳的烈马，急迫得没有空闲，无法捉摸控制；又像远方人进入太兴城，茫然失措，哪里只是进入十家规模的县城，脚还没有走到东郭，眼睛已经看尽西郭呢？樵曾经从来无择那里得到写文章的真正秘诀，来无择又从皇甫持正那里得到，皇甫持正又从韩吏部韩退之那里得到。然而樵从未把文章的事情告诉别人，并且害怕因此得罪当时的人。如今足下有志于此，而自我怀疑的地方还很多，难道可以不说吗？樵再拜。他把自己私下从韩愈那里学习来的东西叙述成这样，学习的人由此可以得到写文章的方法。然而篇中所说的，都只是描绘文章已经写成后的状态罢了；至于达到这种境界的原因，却从未说过。一定要读书多，行为端正，事理都明白，心思和手笔始终一致，写出数千百言，用来告诫天下万世，能够和对家人说话一样自然，然后再上下权衡，力求合宜。至于昌黎所说的“没有难易之分，只取合乎正确的”，大概才与樵所说的相合。否则只是专门追求艰深，文辞怪异雄伟，外表端正，这正是文章的大弊病。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乡贡进士孙樵再拜致辞，献在张君神位之前。樵实在是个愚顽之人，不懂鬼神。凡是经过祠庙，不是嘲笑就是吐唾沫。如今对于张君，我确实相信您是有灵验的吗？会昌五年夜里，我登上这座山，冻雨像哭泣一样下着，山路湿滑，无法攀登；满眼漆黑，寻找道路也找不到。跛马生气，踢倒仆人；马在前面跌倒，人又在后面摔倒。樵于是说：“没有火烛就不要前进。”不一会儿，有光从马蹄之间照来。向北望去，空山中庙宇旁边升起火焰，火势熊熊，高过一丈，火星飞射上天；昏暗的天色被斜着穿透，险峻的山路如同白昼。樵对庙里的奴仆说：“严寒难耐，烧些柴火取暖。”到天亮登上山顶，庙门锁得很紧，连余烬也看不见。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中四年，我冒着暑热返回秦地，中午走到山脚，暴雨像冰雹一样猛烈。樵又说：“如果神灵确实有能力，就请神把雨变成晴天；先前的火才算灵验。”这话刚说完，回旋的风大作，起初从马前吹来，怒号声遍布山中；风劈开云层、卷起雨水，使四周群山远离这座巍峨的山，轻尘像飞扬起来一样。走完四十里路，雨水没有沾湿衣服。回想樵当时的情形，赞美神灵没有欺骗我；我和神灵心中相约，神灵自然知道。如今经过您的祠宇，哪里敢默默离去？我献上酒和干肉，捧酒持祭品在庭下拜祭。愿神灵享用这些祭品。子产说：“祭祀所使用的物品广博丰盛，魂魄就强盛，因此具有精气爽朗之德，达到神明的境界。鬼神所表现的德性，确实是无法掩盖的。这篇文章能够曲折而逼真地表现神灵，情态奇异恍惚，笔力与汉代郊祀乐章相当。”

译乞巧对 初秋七月的傍晚，在庭院中摆设筵席，盘中有瓜，盆中有果。人们拜祭并祈求，好像是在向神灵祷告，于是我问它。它回答说：“七夕是祈求巧艺的祭祀日。你有什么所求吗？”樵回答说：“我守着自己的笨拙，来保全自己的气节。假如巧能够求得，反而正是我的羞耻。那种巧表现在言语上，能说会道，出口便华丽流畅，以取媚于世人；把白说成黑，蛊惑正直、残害德行，称赞盗跖为圣人，诬陷皋陶为盗贼，离间君主和亲人，出卖、扰乱国家。那种巧表现在文章上，摘取奇字、搜罗新意，束缚字面、裁制句子，考核篇章、合乎格式，推敲韵脚、调协声律，使浑浊变清澈，雕琢枝条、镂刻花朵，使花朵争艳、巢穴显明；甚至破坏经书、割裂史书，考据古事而颠倒次序，大多近似俳优，读者看了张口发笑；向下使沈约、谢朓的诗风沉沦，向上损害《离骚》及雅正诗歌，借此取媚于时俗，使古朴的文风无法回归。那种巧表现在做官上，窃取声誉、假装善良，咬紧舌头、闭住嘴巴，谄媚灶神、贿赂权贵，忍受羞耻、接受侮辱，像老鼠一样畏惧，望见车尘就洒扫门庭，指望期限一到便九次升迁；君主把他接纳到通达之途，他便极力赞颂，玩弄世故、偷取安逸，败坏风俗、扰乱官府。那种巧表现在工艺上，奇诡瑰丽无穷无尽，唾弃古朴、嘲笑质朴，雕刻镂空、错落堆叠，凭借云气直达天空，绵延如霍山之势，穷尽奢侈、耗尽华丽，超越礼制、逾越规章；织成有花纹的绣品和锦缎，织出云彩般的薄绡、雾气般的细葛，仿佛出自鬼神之力。” 这种大害虫般的妇人织造之物，终于使世俗崇尚浮华，人人沉溺奢侈，凋敝家庭、磨损国家；人的胸中志向尚未施展，就被它蛊惑了教化的根源，伤害了百姓的力量。由此看来，巧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我珍爱自己的笨拙，虽然与世事疏远，却可以从容游心于经史之间，卧看云彩，长啸月下。九条大街喧闹不止，道路两旁都是朱门；清晨鼓声一响，车马便奔驰起来。我正高枕安卧，悠然入睡，腹部起伏、鼾声作响，梦中回到故乡；槐花飘落庭院，晴天里蝉声喧噪，怀里夹着书轴，囊中装着名刺，挨门求见的声音不断。我正幽居吟咏，房舍面对松树、斜倚怪石，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上天赋予我这样的性情，我难道没有自己的命运吗？何必追求巧艺，来扰乱我的清静？我正想登上天门向天帝呼喊，堵塞巧艺的门户，使天下人各自回到本性，没有忧虑、没有思虑，心情怡然自得，耕田而食、织布而衣，像上古时代一样。巧啊，巧啊，你将要施展到什么地方呢？” 巧由智慧产生，拙从愚钝产生。厌恶巧而使用拙，难道就是厌恶智慧而使用愚钝吗？世上的巧，已经拙到了极点；它的巧，也已经存在很久了。巧没有超过造物主的，而造物主的巧，全都无心而自然形成；人却把机心当作机巧之事，这才是最大的拙，天下人却没有不称它为巧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差不多就是不使自己的心陷入沉溺，而走上禽兽的道路。使自己的心陷入沉溺，走上禽兽的道路，在做事方面就是最大的失败。可是世上把最大的拙当作最大的巧的人，又将把最大的失败当作最大的成功，难道不可悲吗？《诗经》说：“恶行越来越炽盛，已经不可救药。”这正是圣贤为这个世道忧虑、远望叹息的原因。孙樵说：“我珍爱自己的笨拙，这很好；可是说与世事疏远，究竟是什么世事呢？这大概仍然是心中有蓬草吧。”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二目录 庐陵欧阳修文第一 赋　杂著　书 《红鹦鹉赋》《藏珠于渊赋》《明用》《书梅圣俞稿后》《桑怿传》《上范司谏书》《上杜中丞书》《答吴充秀才书》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二 庐陵欧阳修文第一 《红鹦鹉赋》并序 圣俞写《红鹦鹉赋》，认为禽鸟的本性，应当适合于山林。如今这只鹦鹉只是专门从事言语文章，因此招来祸患，被囚禁在笼子里，竟然还不如乌鸦、老鹰和鸡雏。谢公学士又多次称赞鹦鹉的才华，所以能够摆脱昆夷般的卑贱，获得金闺玉堂般的安适；饮泉水、啄食果实，自然足以成为快乐。我写这篇赋来反驳他的说法。顺应万物的道理，穷尽天然的本性，那么圣俞的说法是正确的；凭借才华贤能在世上取得尊贵地位，却能够自行调适，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感到安适，不知道笼子和山林有什么区别，那么谢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起初得到这两篇赋，读后心中释然，知道世人的贤愚、出仕与退隐，各有各的道理。然而我还怀疑这只禽鸟心中或许有尚未说尽的话，于是拾取两篇赋中遗下的内容，代替鹦鹉把它的说法说完。至高的上天创造万物啊，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类别的生物，无论是细小的虫鱼，还是蠢动的生灵，它们的生命全都得以成就。上天熔铸陶冶并赋予它们本性，有专门的力量掌管这一切。等到变化完成，便默默运转着造化的机关；塑造形体、播撒元气，使大小各自得到满足。万物纷杂，无法形容，种类有千千万万；奇异珍怪的物类，寄托生长在遥远的角落。它们来自海边远裔，却以中州为尊贵。遥远的丹山在荒僻的极远之地，那里越过凤凰所居的地方，承受南方的纯正之气，孕育火德所代表的赤色精气。大概因为气息召引同类，所以感应而生、同处一域。上天播下我的形体，使我的质地格外特殊，并不是因为用文采装饰，才使我的羽毛呈丹红色。物类既然多半低贱而少有尊贵，世人也安于常见之物而惊异于稀有之物。难道是我凭借美好有所求取，恰好遇上时代而使我尊贵吗？客人却用文采来贬低我，在笼子里为我哀叹，说鸟类飞鸣、饮水、啄食，还不如鸡鸭和乌鸦。唉！他不知道万物有贵贱，只是各自所得不同。造物者当初创造我十分艰难，吝惜地使用千根毛、万片羽，竟没有一根一片重复；忽然之间形体完成，实在可惊异而珍贵。给我聪慧的言语和美好的形质，使我在人类中受到尊贵；在笼舍中成为珍贵玩物，飞翔聚集，安适驯顺。那些普通禽鸟纷纷扰扰，大概是因为踪迹不同、志趣相违；它们既心智昏昧、资质鄙陋，便自甘污秽而安于卑下。它们以钟鼓声为乐，也就适合把悲哀当作快乐。既然贵重的是我特殊的禀赋，怎么能把我和群鸟一概而论呢？如果说生来因为才华而违逆本性，养育又使本性受到违背，那么客人所哀悼的事情，我也同样哀悼。我看世上的人类，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郊祀用的牲牛和猪，龟的纹理、象的牙齿，蚌蛤中的珍珠，牦牛的尾巴，既残害它们的形体，又夺走它们的生命。这就像上天故意做出错误的事情来供自己营求一样，但人又不是这样。人自称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原本淳厚平和、质朴安静，心性本来清湛宁静，却不能守住最初的本性，反而自作聪明，凿开本性之窍、泄漏和气，使淳厚淡薄而掺杂虚伪；穿着羔皮，染成夏色，勉强使外表华美；鞭打驱赶，奔走趋奉，自己相互拘系。上天没有给你装饰，你却自己装饰自己；上天没有使你劳苦，你却自己使自己劳苦；役使自己的聪明和明察，反而成为外物的奴隶。耗费精神过多，就会催促衰老、招来祸患，侵损生命、违背本性。这难道是羽毛的罪过吗？又听说上古之初，人和禽兽杂居；一旦人心萌生机诈，禽兽便逃走。人设置深网，便用网捕捉；人把弓箭举得很高，便用弋射取。替人制造这些东西的究竟是谁，反而要责怪我吗？欧阳修的意思是说，物品一定要被人使用，这才算充分发挥了物品的本性。角抵不舍弃，正是因为它比普通牛更加贵重。庄子关于牺牛的比喻，还没有把物理说尽。然而万物成为万物，并不是为了求取人的使用，反而有些像君子的实德达到极致，名声自然归附于他。至于淳厚被冲淡、虚伪混杂其中，自己炫耀自己、自己求荐自己，以求在世上被使用，那就连物类也比不上了。这样又凭什么成为万物之灵呢？

译《藏珠于渊赋》考察古代治理天下时敦厚教化的做法，仰望圣人建立君主之位的道理，致力于把珍珠藏起来而不把它当作宝物，使它留在深渊中而可以分辨其价值；效法那极其珍贵却不在世间显现的东西，抛弃无用之物，和还珠合浦的故事相应，取得《庄子》外篇寓言的寄托，叙述治理百姓的根本道理。将要革除浮华，改变偷薄的风俗，使百姓恢复赤子般的淳朴；认为如果不是想用这种方式自我教化，那么争夺之心就不会兴起。轻视财货而尊崇德行，是尊德的意义；重视根本，要从抑制末流开始。表示不再使用它，即使是至宝又有什么用？舍弃它，就把它秘密藏在深渊中，用诚实之道对待天下。要堵塞百姓欲望的情状，就在于防止它逐渐滋长；防范世人的欲望，必须把它的机心藏起来。使嗜好和欲望不能从外界诱发，那么淳厚朴实就可以恢复。将抵璧与卞和献玉之事相提并论，实在可以断定弹雀取珠是不可取的；照乘之珠无需全部遗弃，在崎岸旁边，价值连城的宝物又有什么可取？全都沉入媚水的光辉之中。这样就能从外在彰显崇尚俭朴的德行，恢复淳厚古风而有所成就；民心朴实而回归根本，物产完整而不被耗费。珍宝虽然没有脚，却使临近深渊的人彻底除去觊觎之心；事情不同于暗中投掷金玉，永远沉入河川而不受尊贵。然而道术既然离散，民风就会变薄；风气一旦浇漓，淳朴就会残破。珍玩嗜好既然纷纷从外部役使人，质朴本性就无法从内部安定。因此我斥责珍奇的使用，断绝奢侈靡费的开端，将使万物顺遂其生命；年老的蚌不会有被剖取珍珠的祸患，百姓知道珍珠不值得崇尚，骊龙也没有人探取颔下宝珠的困难。这样就能弘扬至治的风气，传播淳古的法式；不把远方珍宝当作宝物，便知道物资已经足够；不看见可欲之物，就没有扰乱内心的迷惑。上面如果轻视自己所爱好的东西，下面哪里还会求取难以得到的物品？即使它是宝物，也应当去除过分和奢侈，进而把它屏弃，使人不知不识；那些捐弃黄金的人正属于这一类，摘取玉石的事也可以这样说。实在都归于最高的道理，以无为实现巨大的教化，使汉臯水滨的万物各自保全本性；即使有淮蠙这样的特产，也无人能够窥伺取用。自然之道彰明，人人不贪，时代没有奇异珍玩；百姓遵行极度俭朴，地中的宝藏繁盛而不被耗损。这就是虞舜垂衣而治，也由此而不违背自然之道。这是欧阳修殿试时所作的文章，其中“上面如果轻视自己所爱好的东西，下面哪里还会求取难以得到的物品”一句，已经显露出刚直敢言的气象。《明用》乾卦的六爻说：初九，潜藏的龙，不要施展作用；九二，龙出现在田野上；九三，君子整天勤勉不懈，晚上仍然警惕，好像处在危险之中，没有灾祸；九四，龙或许跃出深渊；九五，龙飞在天空；上九，龙飞得过高，会有悔恨。又说：“用九，出现群龙而没有首领，吉利。”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用“九”来命名爻。乾卦的爻以七、九为数，九变而七不变，《易》的道理占取变化，所以用所占得的数字来命名爻，并不是说六爻平常全都是九。所谓“用九”，是解释为什么不用七。等到占筮时，得到七的情况通常多，得到九的情况通常少，也有一次九都没有的情况，所以不能不加以解释。所谓“群龙无首，吉利”，“首”就是首先，也是主导。阳气到了极点就会变化而转向别处，所以说没有首领。万物发展到极点而不变化就会败坏，发生变化就会通达，所以说吉利。万物没有不变化的，变化没有不通达的，这是天理的自然规律。所以说：“天的德性不可作为首领。”又说：“于是显现了天的法则。”坤卦的六爻说：初六，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六二，正直、方正、广大，不经过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利；六三，含藏文采，可以守持正固；或许跟随君王做事，虽无成就而最终有结果；六四，扎紧袋口，没有灾祸，也没有声誉；六五，穿着黄色下裳，大吉利。上六，龙在旷野交战，流出的血呈黑黄色。又说：“用六，适宜永远守持正固。”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用“六”来命名爻。坤卦的爻以八、六为数，六变而八不变，也只是用所占得的数字来命名爻，并不是说六爻平常全都是六。所谓“用六”，是解释为什么不用八。等到占筮时，得到八的情况通常多，得到六的情况通常少，也有一次六都没有的情况，所以不能不加以解释。阴柔之气发生变动，有时会失于邪僻，所以说适宜永远守持正固。阴阳反复变化，是天地的常理。圣人对于阳爻充分说明变化通达的道理，对于阴爻则有所戒备。六十四卦中，阳爻都是七、九，阴爻都是六、八；从乾坤两卦可以看出来，其余各卦也就可以知道了。朱子认为“用九”“用六”的解释，欧阳公的说法是正确的。这篇文章说“并不是六爻平常全都是九”，那么按照陆绩的说法，九已经在九二和初九中出现，这就不是“九”的本义了。文章体制非常像明初的制义文。大概制义本来就是宋人经义的变体，解释经书的文章理应如此。等到它泛滥之后，便铺陈华辞、炫耀辞藻，却对义理毫无阐明。告朔时供奉的饩羊已经失去了。把它记录下来，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制义的源流。

译《书写梅圣俞稿后的文字》凡是音乐，能够通达天地的和谐，并且同人的气息相互接触。因此它的缓急、奋发和振动，可以感动人心；欢欣和悲痛，可以从声音中察知。五声单独从金石等乐器发出，本身不能调和，必须由乐工使它们和谐。然而，手抱乐器，了解它的声音，分辨轻重疾徐，调和律吕，能做到这样，是乐工的高明之处。如今指着乐器问乐工：“那些悬挂乐器的簨、簴，堵列成编、执持排列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说：“鼗、鼓、钟、磬、丝、管、干、戚。”又谈到声音而问他：“那些清亮的、浑浊的，刚劲而振奋的、柔和而舒缓的，有的用于郊祀，有的用于庙堂之下，而罗列在一起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说：“八音、五声、六代的乐曲，上面的歌唱，下面的舞蹈。”这些声音、乐器、名称、物类，都可以列举回答。然而至于使血脉振荡、精神流通，使人能够欢喜、能够悲伤，或歌唱或哭泣，自己也不知道手足为什么会鼓舞；若问他究竟凭什么受到感动，即使是高明的乐工，也仍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大概这是无法用言语说明的。音乐的道理深奥啊，所以高明的乐工一定是心里领会、手上响应，却不能用话语说明。善于听音乐的人，也一定要心中领会，再用意念体察，不能用言语说明。尧舜时代，乐官体会到这种境界，便用它调和人与神，使百兽起舞；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时期，师襄、师旷、州鸠一类人领会到它，成为乐官，用来治理国家，了解兴亡。周朝衰落，官职失传，乐器沦亡，散失在河海之间；一千多年中，再没有听说有人领会到这种境界。天地人相互接通的和气，既然不能在金石乐器中宣泄，我怀疑它于是独自集中在人身上。所以那些领会到它的人，虽然不能把它调和为音乐，尚且能够把它歌咏成诗。古代登堂歌咏《清庙》，由太师掌管；诸侯各国也都有诗，用来表现本国的风土性情。至于投壶、宴饮、射礼，一定让乐工歌唱，以表达宾主之意，作为宴会上的音乐。大概诗就是音乐的苗裔吧。汉代的苏武、李陵，魏代的曹植、刘桢，领会到正始之音；宋、齐以下，领会到浮荡淫靡的风气；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沈佺期、宋之问、王维一类人，有的领会到淳古淡泊的声音，有的领会到舒缓和谐、高远畅达的节奏；而孟郊、贾岛一类人，又领会到悲愁郁结的气息。由此以下，能够领会到这种境界的人时时有之，却没有纯正的。如今圣俞也领会到了它，不过他的诗体长于表现人的情感、描写风俗，精华雅正，变化多端；舒展时像春天，凄清时像秋天，使人读它能够欢喜，也能够悲伤，陶然畅快、酣适满足，不知不觉手脚就要鼓舞起来。这难道确实是领会得深的人吗？他感动人的程度极高，难道就是所谓与音乐同出一源的人吗？我曾经向圣俞询问诗歌，诗的声律高低、文辞的毛病，他都可以指给我看并告诉我。至于他内心所领会的东西，却不能用语言告诉我。我也将凭借自己的心得来领会它，只是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圣俞长期住在洛阳，他的诗也常常是人人都能拥有、人人都能理解的。如今他将要告别归去，我于是请求得到他的诗稿并抄录下来。然而前面所说的心中所得，就像伯牙弹琴、子期听琴，彼此不必交谈，心意却能够相互理解。我如今得到圣俞的诗稿，难道还只是得到伯牙的琴弦吗？《尚书》说：“诗是表达心志，歌是把言语吟咏延长，声音依随吟咏，律吕调和声音。”由此可知，遵循声律而不违背，组织成文而不紊乱，诗与音乐相互感通，其中的道理是微妙的。作诗如果刻意雕琢内心、刺目求奇，却不能得到自然的情趣，那么所谓振荡四时和气的作用，就一点也没有了，怎么能够恢复正始的声音呢？只不过像秋虫鸣叫、朝生暮死的菌类争妍罢了。这就是我把圣俞的诗推许为独有心得的原因。东坡在梅尧臣诗后题道：“驿使骑马奔向前村归来，北方人初次认识越地的梅花。清香不要拿来和酴醿相比，只是缺少溪头月下的酒杯。” 他又说：“我虽然是后辈，还来得及同他交往。读他亲手书写的诗，就像看见他拍掌谈笑一样。”如今看欧阳修、苏轼二人的书法，就像在高山流水之间遇见梅圣俞一样。

译《桑怿传》桑怿，是开封雍丘人。他的哥哥桑慥考中进士，很有名声；桑怿也考进士，但两次没有考中，于是离开京城，游历汝水、颍水一带，得到龙城几顷荒废的田地，退回来努力耕种。年成不好时，汝水附近各县有很多盗贼。桑怿告诉县令，愿意担任耆长，往来乡里察访奸民。于是召集乡里的年轻人，告诫他们说：“盗窃是不可以做的，我在这里，就不容许你们这样做。”年轻人都答应了。有个乡里的老人和儿子相继死去，还没有入殓，盗贼夜里剥走了他们的衣服。老人胆怯，又没有别的儿子，不敢向县里告发，只能让尸体赤裸着，无法安葬。桑怿听说后很悲伤，但怀疑是年轻人王生干的，便夜里进入他家，搜查他的箱子，不让他察觉。第二天遇见他，问道：“你已经答应我不做盗贼了，如今又盗取乡里父子的尸衣，难道不是你吗？”年轻人脸色变了，桑怿立即把他推倒在地，捆绑起来审问；王生指认了共同作案的某个年轻人。桑怿召来壮丁看守王生，又亲自骑马追捕那个年轻人，送到县里，二人都依法受到惩处。又有一次，他到郏城，遇到县尉正要出去捕盗；县尉招呼桑怿喝酒，于是和他一起走到盗贼藏身的地方。县尉胆怯，假装不知道，想要走过去。桑怿说：“盗贼就在这里，你还要到哪里去？”说完下马，独自格杀数人，并把其余盗贼全部捆绑起来。又听说襄城有十多个盗贼，便独自提着一把剑前往，杀死几人，捆绑了其余的人。汝水附近各县因此没有了盗贼。京西转运使上奏此事，授予桑怿郏城尉的官职。天圣年间，河南各县盗贼很多，转运使上奏请求调任他为渑池尉。崤山是古代的险要之地，深山很多，其中青灰山尤其险阻，是盗贼所凭恃的地方。恶盗王伯藏在这座山中，时常出来危害附近各县。当时王伯的名声传到朝廷，巡检都受命捕捉他。桑怿到任后，巡检假造宣头给他看，打算借此把王伯诱出来。桑怿相信了，没有怀疑宣头是假的；于是侦察得知王伯所在，挺身进入盗贼之中，招降王伯，同他一起起居生活了十多天，取得信任后，王伯才出来。巡检反而带兵在山口拦截，桑怿几乎不能逃脱。桑怿说：“巡检接受了捕盗的名额，只是害怕没有功劳罢了；既然这样，就把王伯交给巡检，让他自己作为功劳，不再为自己申辩。”巡检把王伯俘获后献到京师，朝廷知道事情真相，罢黜了巡检。桑怿任县尉一年多，改授右班殿直、永安县巡检。明道、景祐年间，天下遭遇旱灾和蝗灾，盗贼渐渐兴起。其中有二十三名恶盗，无法捕获。枢密院用传召令桑怿到京，授给他二十三人的姓名，让他前往捕捉。桑怿谋划说：“盗贼害怕我的名声，一定已经逃散了；逃散以后，就很难捕到了。” 应当先向他们显示怯弱，到了那里就关闭营栅，告诫军吏不许有一个人擅自出去。”过了几天，军吏不知道该做什么，多次请求出营立功，都被桑怿拒绝。不久，他夜里和几个士卒换穿盗贼的衣服出营，沿着盗贼平常走的路线探查，进入百姓家中，百姓全都逃走，只有一位老妇人留下来，为他们制作饮食，像对待盗贼一样供给他们。桑怿于是回来。又关闭营栅三天，再次前往；这次带着自己的器具到老妇人那里做饭，并把剩下的食物送给老妇人。老妇人已经把他们当作真正的盗贼，桑怿便渐渐接近她，同她谈起盗贼团伙。老妇人说：“他们听说桑怿来了，起初很害怕，全都逃走了。后来又听说桑怿关闭营寨不出来，知道他并不可怕，如今全都回来了。某人在某处，某人在某处。”桑怿把他们全部侦查出来。又过三天，他前往老妇人家，厚厚地赠送财物，于是把真实身份告诉她，说：“我是桑怿，麻烦老妇人为我查明他们的确切情况，千万不要泄露。三天后我还会再来。”又过三天，桑怿前往，老妇人已经确实查明了情况。第二天早晨，他部署军士，派若干甲士到某处，在某地捕捉若干名盗贼，又在某处捕捉某名盗贼。最强悍的盗贼在某地，桑怿便亲自骑马赶去，士卒来不及跟上，只有四名骑兵追随，于是和盗贼相遇，亲手杀死三人；二十三名盗贼在一天之内全部被捕获。二十八天后，桑怿回到京师复命。枢密院的属吏对他说：“给我银子，我替你谋求阁职。”桑怿说：“用贿赂得到官职，不是我的愿望；何况我贫穷，没有银子，即使有银子也不能这样做。”属吏大怒，把他的功劳簿藏起来，免得自己受到短处，又把他送到三班。三班按照惯例把他和兵马监押一同任用，尚未出发，恰逢交趾獠族叛乱，杀死海上巡检，昭化等州都戒备起来。先前派去的几批人不能平定，于是命令桑怿前往，他亲手把叛乱者全部杀死。回来后，朝廷才授给他閤门祗候。桑怿说：“这次行动，不只是我的功劳；职位有在我之上的人，我只是他的助手。如今那个人留下，而我回来，我得到的赏赐丰厚，他得到的却轻，这难道不会让人怀疑我掩盖他的功劳、自己夸耀吗？接受赏赐只会使我内心惭愧，我将把这赏赐让给上级，并上奏说明。”我对他说：“你让出赏赐，朝廷一定不会听从，反而会被讥讽为喜好名声、用欺诈取名。”桑怿叹息说：“我也想过这一点，但士人只看自己的内心怎样，应当相信自己的内心去做，讥讽有什么妨碍呢？如果想要躲避名声，那么所有善事都不能做了。”事情结束后，我为他的话感到惭愧，但最终朝廷还是没有接受他的谦让。桑怿虽然考中过进士，却不很懂得读书；然而他所做的事情都合乎道理，类似的事情很多。他起初居住在雍丘，遇到大水，有两仓粮食，准备装船运走，看见百姓奔逃躲避洪水，就放弃自己的粮食，用船去救载百姓。他看见百姓遭遇荒年，就召集乡里人供养他们，直到粮食吃完才停止。桑怿善于使用剑和铁简，力气超过几个人；又有谋略，遇到人时常常显得畏缩，好像力量不足。他身材并不高大，却自己修养威仪，言语仿佛不轻易出口；突然遇见他的人，不知道他强健而且勇敢。欧阳修撰写了《五代史》，又撰写《唐书》的纪、书、表，欧阳修所修的史书已经列入学校的教材了。不过这些书都是大部头，篇帙堆积，读者需要经过数月乃至数年才能读完，因此我记录这篇短小的传记，用来显现他史笔的大略。这就叫作尝鼎一脔，由尝一块肉而知道整锅肉的滋味。欧阳修自述：勇力是人都有的，但能够懂得运用自己的勇力的人很少。像桑怿这样，可以说是有义有勇的人。他的学问并不深，却能做到这样，大概是出于天性。我本来就喜欢记载人物事迹，尤其爱读司马迁善于写人物的作品；而他所记载的，都是功业壮烈、节操奇异的人。我喜欢读这些文章，也想学习他的写法，却奇怪如今像司马迁所写的那样的人为什么这样少。于是我怀疑司马迁只是文章雄健，善于把事情写得壮烈，而古人未必真是那样。等到得到桑怿的事迹，才知道古代确实有这样的人，司马迁的记载并没有欺骗；也知道今人本来同样有这样的人，只是没有被完全知晓。桑怿的作为已经很壮烈了，却不知道我的文章能不能像司马迁的作品那样，使读者读了感到欣喜，所以姑且不按次序叙述它。

译给范司谏的信 上月中旬收到进奏吏的报告，说您从陈州被召回京，授任司谏。我当时就想写一封信向您道贺，但事情繁多、仓促忙乱，终于没能写成。司谏只是七品官罢了，对于您来说，得到这个职位并不值得欢喜；而我偏偏想郑重地道贺一番，实在是因为谏官这个职位，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和一时的公论。如今世上的官员，除了九卿和各部门官员以外，直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地位尊贵、职权重大的官职可以施行自己的主张。然而县官越出本县界限，郡守越过本郡疆界，即使是贤能的郡守县令，也不能越界施政，因为他们各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处理其他部门的事务，兵部、鸿胪寺的卿也不能处理别的事务，光禄寺也是因为有专门的主管机构。至于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的重大计划，只要是自己见到听到而又不属于某一职司管辖的事情，只有宰相能够施行，谏官能够进言罢了。所以读古书、怀抱道义的士人，出仕于当世，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虽然地位低下，作用却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廷之上，和天子共同裁决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殿阶之前，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地位尊贵，依靠行动来施行自己的主张；谏官地位卑微，依靠言论来施行自己的主张。言论得到施行，主张也就得到施行了。九卿、各部门以及郡县的官吏，各自守着一个职位，承担一个职位的责任；宰相和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以及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要受到有关部门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议。有关部门的法令只在当时施行，君子的讥议却会写在史册上，昭然明白地流传百世而不泯灭，这实在太可怕了。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还要害怕百世之后的讥议，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不是有才能又贤德的人，不能担任这个职位。近来您刚从陈州被召回，洛阳的士大夫相互议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能；他这次来，不做御史，就一定做谏官。’等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议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德；将来若听说有站在天子陛下之前，直言正色、当面争论朝廷政事的人，那一定不是别人，必定是范君。’自从您接受任命以来，我们都抬头踮脚，等待听到您的消息，然而最终还没有听到。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够预料到前面，却不能预料到后面吗？还是您另有等待，准备到时再行动呢？从前韩退之写《争臣论》，讥讽阳城不能极力进谏，后来阳城却因进谏而显名，人人都说阳城当时不进谏，大概是有所等待才这样；韩退之不了解他的用意，便妄加讥讽。我却认为不是这样。韩退之写这篇文章时，阳城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后来又过了两年，才在朝廷上议论陆贽，并阻止裴延龄做宰相，想撕毁任命宰相的麻制诏书，也不过是这两件事罢了。唐德宗时，可以说事情很多了：授官任职不合适，叛将和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疑忌，进用小人。在这样的时期，难道没有一件事可以进言，却必须等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还有比阻止裴延龄、论说陆贽更紧急的吗？按理说，早晨接受官职，晚上就应当上奏疏。幸好阳城任谏官七年，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进谏一次便停止，也算塞住了自己的责任。假使他只任职五年、六年就升为司业，那么他将终身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离任了，那有什么可取呢？如今做官的人，大都三年升迁一次，有的只过一两年，甚至半年就升迁。这又不是可以等上七年的事情。如今皇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天下无事，但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来并授予这个职位，难道不是想听到正义之言、乐于听取直言吗？可是现在还没有听到您发表什么言论，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彰显我们君主有采纳谏言的明察。那些平民出身、身穿布衣、困居草野的人，坐在那里诵读书史，常常遗憾自己不能被任用。等到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分，我不敢说。’有的人说：‘我的职位还低，不能说。’终于可以说了，又说：‘我还在等待。’这样下去，最终竟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希望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害怕君子百世之后的讥议，陈述一次正直有益的言论，以承担并解除这项重责，同时解开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就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关于文中议论阳城的部分，并不完全恰当，我已经在《争臣论》的书后加以说明。总的说来，欧阳修的意思只是想劝范仲淹直言，并不是要正式评论阳城。朱子说：‘欧阳公给司谏写的这封信，其中写得很美，有很好的地方，也有别人难以达到的地方；绝不是疲弱冗长、没有意思的文章。苏老泉给欧阳公的信说：“您的文章，曲折舒缓而委婉周备，来回反复、曲折有致，却条理通达、疏朗畅达，没有阻滞防碍；气势尽而言语完，即使急切地说话、竭力地议论，也仍然从容闲适，没有艰难劳苦的样子。”这三点都卓然自成一家。’ 丘濬说：如今世上的谏官虽然没有固定的职掌，但国家设置六科，把进言的责任交给他们。凡是朝廷内部各部门、外部各藩郡应当上呈的奏章，没有不经过他们的。何况他们列署于内廷，侍立在殿陛之旁，每天接近皇帝的威光，距离天颜不过咫尺；对上没有隶属限制，对下又有分别处理的职掌。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站在殿陛之间与天子争论是非。一定要做到不贪爱富贵，其次要格外珍惜名节，再其次要明白治国的体制。这样，上面君主的德行一定会得到帮助，下面朝廷的政务也一定不会有所缺失。王志坚说：明道二年，范文正公从陈州被召回，授任右司谏。文正先前因为进言论事触犯太后，被调出京城任河中府通判，又调往陈州。做了司谏后，立即上疏论说停止给杨太后册命，又说不应当深究太后当时的事情。然而欧阳公仍然急切地劝他进言，为什么不能稍微等一等呢？这一年冬天，文正公就因为谏言废黜太后而被贬，出任睦州知州。难道是受到欧阳公这封信的感动吗？这封信开头写作‘具官某拜书司谏学士执事’。第二年，文正公调任苏州，欧阳公给他的信开头写作‘某再拜知郡学士希文足下’。大概从这封信以后，两人的相知逐渐加深。古人交情亲疏的等级，在这里也可以考见。

译给杜中丞的信 我先前听说，您举荐南京留守推官石介担任主簿；近来又听说石介因为上书议论赦令而被罢免，台中于是准备另举官吏代替他。主簿在御史台的职位中最为卑下，石介也只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士人；任用不任用他、是否恰当，未必会损害政事，然而可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石介为人刚强果断而有气节，努力学习，喜欢辨明是非，是真正好义的人。当初您举荐他的才能，议论的人都说您有知人之明；如今听说他被罢免，大家都说赦令是天子已经施行的命令，不是疏远卑贱的人应当议论的，因此以此罪责石介，说他应当被罢免。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只是不知道石介究竟针对什么事情而言。传闻的人都说，石介所论，是说不应当为朱梁、刘汉寻找后裔。如果只是这一件事，那么石介并没有过错。但又不知道您认为石介是对还是错？如果您也随意认为他错了，那就大大不对了。况且主簿在御史台中，虽然不是掌管进言论事的官，但大体说来，身居御史台的人，必须以正直刚明、不畏惧回避为称职。如今石介的脚还没有踏进台门的门槛，就已经因为进言论事而被罢免，真可以说是正直刚明、不畏惧回避了。我估量石介的才能不止可以做主簿，完全可以任御史。这样看来，是您有知人之明，而石介没有辜负您对他的了解。我曾听长者说，赵中令辅佐太祖皇帝时，曾经因为某件事情选择官员。赵中令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进呈，太祖不肯任用。过了一天又问，赵中令再次进呈，太祖仍不任用。又过了一天再问，赵中令还是进呈那两人，太祖大怒，撕破奏章，扔在殿阶上。赵中令脸色不变，把笏板插在腰带之间，慢慢拾起碎纸，收入袖中带回中书省。又过了一天太祖再问，他便把碎纸缀补好，再次进呈，太祖终于醒悟，最终任用了那两位大臣。他之所以敢这样做，大概是事先审慎地知道那两人可以任用，所以态度果断而不可改变。如今您举荐石介，也是事先审慎地知道他可以举荐吗？还是偶然举荐的呢？如果是知道他的才能而举荐，就不可以立即停止；如果是偶然举荐的，也应当先请石介说明他所说的话，辨明是非之后再作决定。如果石介虽然触犯皇上，但所说是对的，就应当帮助他辩明；如果他说错了，也应当说：‘我举荐他做的只是主簿，并不是让他主管论事。等他做主簿而不能任职时再罢免他，也可以用这个理由。’况且中丞是替天子执掌纠察的官员，皇上即使喜欢某人，如果那个人不肖，也应当弹劾罢斥；皇上即使厌恶某人，如果那个人贤能，也应当举荐并为他申明，不能随着一时的好恶而决定官员的高下。如今在朝廷中任职的官员，无论成百上千，是邪是正，他们的纠举全都取决于台臣；而您当初举荐石介，说他有才能，朝廷相信您，正准备任用他；等到您认为他没有才能时，却也说他没有才能。说他有才能，是您自己相信；然而您仍然不能果断坚持。如果以后您再谈论其他事情，怎么敢指望天子再相信您的话呢？所以说：主簿虽然地位卑下，石介虽然身份低微，真正值得惋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何况如今斥退石介而另行举荐，也必然要选择贤能的人来举荐。贤能的人本来就喜欢辨论；如果把他举荐进入御史台，他又有所进言，难道还要再斥退他而另举别人吗？这样下去，必定要找到愚昧、昏暗、怯懦而沉默的人才会停止。希望您如果只想举荐愚昧的人，就不必再谈了；如果将要举荐贤能的人，希望不要更换石介而另选别人。当今世上兼任御史的官员，按惯例不参与御史台的事务，所以我才敢把这些狂妄的话陈述出来，私下献给您。希望您幸而明察。主簿不是御史台的谏官，越过职分谈论政事，正如孟子所说：‘职位卑下却言论过高，是罪过。’然而仍然必须看他说的话是否恰当。如果朱、梁、刘、汉当时想寻找他们的后裔，而石介慷慨陈奏，认为不应当去寻找，那么按我所说的见识，他完全可以担任御史，也无愧于‘允’这个评价。又何必计较他是主簿而不是台谏官呢？神宗并不是拒绝谏言的君主，但中丞不能公开进言加以匡救，不能替国家储备有用的人才，不能为士人振作敢于进言的气概，反而因为受到祸福观念的混淆，损害了自己的好恶之正。这就是我对杜衍如此恳切的原因吗？

译答吴充秀才书 修叩头敬告先辈吴君足下：前些时候承蒙您赐示书信和三篇文章，打开来读，浩浩荡荡，仿佛有千万字那么多；等稍稍安定下来仔细看，才不过几百字罢了。若不是文辞丰富、意气雄健，气势充沛，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怎么会达到这种境界？然而您还自己忧虑茫然无所凭借，没有人启发您使您前进，这是好学之人的谦逊说法。我的才能不足以在当世任用，做官也不足以在世上荣耀，我的毁誉不足以轻重人，我的气力也不足以感动人。世上那些想借助声誉来提高自己身价、借助力量然后取得进步的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呢？先辈您的学问精深、文章雄健，施用于当世，也不是要等待借助别人的声誉来提高身价、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取得进步。然而您却惠然来访，仿佛有所责问，莫非是因为急于求取道义，不选择对象便向人请教吗？求学的人没有不是为了道的，但真正达到道的人很少。并不是道离人很远，而是求学的人有所沉溺罢了。文章这种东西，难以写好却令人喜爱，容易使人愉悦而自我满足。世上的求学者往往沉溺于此。一旦文章写得有点好，就说‘我的学问已经足够了’；更严重的甚至抛弃一切事务，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说‘我是文士，只以文章为职分而已’。这就是他们很少能够达到道的原因。从前孔子年老而归鲁，六经的创作，也不过是在几年之间完成的。然而读《易》却好像没有《春秋》，读《书》却好像没有《诗》，为什么用功这样少，却能达到最高境界呢？圣人的文章虽然不是我们能够达到的，但大体说来，道胜过文章的人，文章并不难，自然而然就能达到。所以孟子忙忙碌碌，没有闲暇著书，荀卿大概也是晚年才有著作。像扬子云、仲淹，正勉强模仿前人的言语，这是道还不充足却强行作文的人。后世迷惑的人，只看见前代流传下来的文章，以为求学就只是学习文章，所以越用功，反而越不能达到道。您所说整天不走出轩廊，文章不能纵横高下都如意，这是道还不充足。若道充满于心，即使行遍天地，进入深渊泉水，也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您的文章浩大充沛，可以说很好了；又立志求道，却还认为自己未够广博。如果不停下来，达到孟子、荀子的境界也不是难事。我的求道学习没有达到境界，但幸好不甘心满足于自己喜爱的文章，不沉溺于已经达到的地方。借着您能够不自我满足这一点，又来激励我稍稍进步，实在是幸运。韩愈、柳宗元以后，人们把欧阳修排在李翱、孙樵之上。如今三人评论文章的话都还在，仿佛出自同一人的口中。韩愈说：‘根茎茂盛的树木，果实就会成熟；油脂丰厚的灯，光就会明亮；有仁义的人，他的言语也会和蔼可亲。’ 柳宗元说：‘大体说来，文章以品行为根本，首先要使内心真诚。’这与本文所说‘道胜过文章的人，文章不难，自然而然就能达到’，大体相同，真像在同一堂上弹奏两张琴，弹奏这张，那张便应和。这样的人，学习文章如果不以这三个人为归依，还能归依什么呢？如果把这三个人作为准的，那么用心所在，就不应当在文辞的末节。吴充，字仲卿，浦城人。未冠时考中进士，和兄长吴育、吴京方都名列高等。欧阳修长子的妻子，是吴充的女儿。吴充在神宗时任宰相。欧阳修性情正直，不避开众人的怨恨，任参知政事时，与几位大臣共同主持国家政事。妻弟薛宗孺因举荐官员获罪被弹劾，内心希望借助欧阳修而幸免。欧阳修于是说：‘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而侥幸。’因此薛宗孺被免官，怨恨欧阳修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便捏造帷薄之中的无根流言，言辞牵连到吴充的女儿吴氏。小人想借此污辱欧阳修，便乘机上奏弹劾他。正逢神宗刚即位，几乎使欧阳修遭受极刑，过了很久才得到解脱。欧阳修起初因孤甥女张氏的事情被审查，到这时又遭受诬蔑，于是极力请求退休，最后在汝阴终老。唉！小人仇视君子，即使像欧阳修这样忠诚正直的人，他们仍然忍心用禽兽般的行为来诬陷他，使有才能有见识的人噤声，不敢替国家承担任何事情，然后小人才能得志，其可怕竟到了这种地步。《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三目录 庐陵欧阳修文二 书信 《与高司谏书》《与尹师鲁第一书》《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与石推官第一书》《与石推官第二书》《答宋咸书》《与刁景纯学士书》《与乐秀才第一书》《与张秀才第二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三 庐陵欧阳修文二 《与高司谏书》修叩头再拜敬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才认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轻，没有同人交往，又住在偏远地方，只听说宋舍人兄弟、叶道卿、郑天休几个人以文学大有名声，号称朝廷得到了人才，而您也厕身其中，却没有特别显著、可以称道的地方，我本来就怀疑您究竟是怎样的人。后来又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来到京城，您已经做了御史里行，但我仍然没有机会见到您的面，只是不时向我的朋友尹师鲁询问您的贤能与否；师鲁说您正直而有学问，是君子，我仍然怀疑。正直的人不能屈曲，有学问的人一定能够辨明是非；有不可屈服的节操，又有辨明是非的明察，且身为进言论事的官员，却低头仰首默默无言，和普通人没有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自从您做谏官以来，我才有机会认识您。您刚正地正色而坐，议论前代事情，条理清楚、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没有一句错误的话。唉！凭这样的辨析拿给别人看，谁会不喜爱呢？即使是我，也开始怀疑您真是君子了。我从听到您的姓名到同您相识，一共十四年，三次怀疑您。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迹，加以比较之后，才确定知道您不是君子。前些日子范希文被贬官以后，和您在安道家相见，您讥讽嘲笑希文的为人。我刚听到时，怀疑这是戏言；等见到师鲁，他也说您非常非难希文所做的事情，这时我的疑惑才终于确定。希文一生刚正好学，通晓古今；他在朝廷任职有始有终、进退有据，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如今他又因为议论政事触犯宰相而获罪，您既不能替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见识的人责备自己，于是便随声附和诋毁他，认为他应当被贬斥，这真是奇怪。人的性情刚强果断还是懦弱软弱，是天生的，不能勉强；即使是圣人，也不会因为一个人不能做到某事，就责备他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家有老母，自己又珍惜官位，害怕饥寒而顾惜利禄，不敢稍微触犯宰相以招来刑祸，这不过是庸人的常情罢了，只能算是一个没有才能的谏官。即使朝廷中的君子，也只会怜悯您的不能做到，而不会责备您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却不是这样，反而昂然自得，完全没有惭愧和畏惧，竟然毁谤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被贬黜，希望借此掩饰自己不进言的过错。力量所不敢做的事，是愚者能力不及；却用智巧来文饰自己的过错，这正是君子的祸害。况且希文果真不贤吗？三四年来，他从大理寺丞升到前行员外郎，任待制，天天准备接受皇帝的顾问，如今朝班之中没有人能同他相比。这就是说天子突然任用了不贤的人。假如天子把不贤的人当贤人来对待，那就是他的聪明还没有充分发挥。您身为司谏，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在天子突然任用希文时，为什么不替天子辨明他不贤，反而默默无言？等到他自己失败以后，才跟着非难他。如果希文果真贤能，那么今天皇帝和宰相因为他违背意旨而驱逐贤人，您不能不进言。这样说来，您认为希文贤能，也不能免罪；认为他不贤，也不能免罪。大体说来，罪过就在于默默不言罢了。从前汉朝杀萧望之和王章，推想当时的议论，那些人一定不肯明说是在杀害贤人；必定说石显、王凤是忠臣，萧望之和王章是不贤而获罪。如今您看石显、王凤果真是忠臣吗？萧望之和王章果真不贤吗？当时也有谏臣，他们一定不肯自己说是因为害怕祸患而不进谏，也一定会说两人应当诛杀，不值得进谏。如今您看他们果真应当诛杀吗？这只能欺骗当时的人，却不能欺骗后世。如今您又想欺骗今天的人，难道不害怕后世不能被欺骗吗？何况今天的人也不能被欺骗。我认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像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受到褒扬。如今希文和孔道辅都是从谏诤之官被提升任用的；您有幸生在这样的时代，遇到这样能够采纳谏言的圣明君主，却仍然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些日子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议论政事，那么可以进言的就只有谏臣了。如果您又终于不说话，那么天下便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居于这个职位却不进言，就应当离职，不要妨碍别人来承担这个职位。昨天安道被贬官，师鲁等待治罪，您竟然还能够用自己的面目去见士大夫，出入朝廷，自称谏官，这说明您已经不知道世间还有羞耻之事了。可惜的是，圣朝有了政事，谏官不说话，却让别人来说，事情写在史册上，将来成为朝廷耻辱的，是您。《春秋》的法则，对贤者的要求是完备的。如今我还小心地希望您能够进言一次，是不忍心立即断绝您，不把您当贤者来责求。如果您仍然认为希文不贤、应当被驱逐，那么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就表明我是朋比邪恶的人。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请求皇帝判定我的罪并诛杀我，使天下人都释然，知道希文确实应当被驱逐，这也算是谏臣的一项功效。前些日子您在安道家叫我去谈论希文的事情，当时座中还有其他客人，不能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完，所以冒昧地写下这些浅陋的意见。希望您幸而明察。不再详述。这一年，修才三十岁，年轻而激昂；至于这件事做得是否合乎分寸，虽然还不知道，但假如孔子、颜回处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会怎么做呢？然而其中凛然的正气，足以同日月争光。当时修开始做官才五年，任京官才一年多，还不熟悉朝廷中那些历事已久的高官的情态和言语，大概古今都是这样，千百年来一模一样。因此见识少，惊怪多，才有了这封信。直到今天，人们说起高若讷，还说他已经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之事了。人固然有幸与不幸吗？

译《与尹师鲁第一书》修叩头敬告师鲁十二兄书记：前次在京城分别时，约定让人到河边去接您。我接受任命后，便派白头奴出城，回来却说没有看见船。当天晚上又收到师鲁亲笔信，才知道您留下船等候，奇怪我没有按约前来，这才明白是这个奴仆懒得去，反而欺骗了我。临走时御史台的吏员百般苛刻催促，不像催促师鲁那样宽缓。长者有礼，使人惶恐急迫，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又没有留下书信。在京城只好深深托付君贶，借他的信转达我的意思。我从西边开始谋划陆路前往夷陵，因为正值大暑，又没有马匹，才采取这次行程。沿着汴水，横渡淮河，泛舟大江，共行五千里，走了一百一十程，才到荆南。路上没有地方可以附带寄信，不知道君贶是否曾写信转达我的意思。到这里后询问荆州人，说离郢州只有两程路，这才高兴能写信来问候您。又听家兄说，有人看见师鲁经过襄州，估计您如今已经在郢州很久了。不问也可知道师鲁是喜是忧；我最想问的是，分别以后您是否平安，家里人处置得怎么样，有没有过分地责怪您？六郎从前的疾病痊愈了吗？我出行虽然已经很久，但江湖都是从前游历过的地方，常常有亲友挽留，又没有遇到恶劣的风浪。老母亲听从术士的话，果然认为这次出行是幸运的。又听说夷陵有米、面、鱼，和京城、洛阳一样；还有梨、栗、橘、柚、大笋、茶荈，都可以供饮食，更加彼此庆贺。昨天因参见转运使，在庭院中趋行礼拜，才觉得自己确实已经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师鲁信中说，怀疑修有自我怀疑的意思，并不是别的，大概是害怕责备别人过深，以求取正直的名声罢了。如今想来，我自己已经决不再怀疑了。然而师鲁又说我不善于对待朋友，这似乎还不了解我的内心。我给高若讷写信时，是因为知道他不是君子，在极度愤怒中发作而严厉责备他，并不是把他当朋友对待。那有什么值得惊骇的呢？路上常有人因为听说我因罪被贬，担心事情会有意外而来慰问，这些人都不了解我的内心。师鲁又说我不是忘记亲人，这也不对。获罪即使死去，也不能算忘亲。这件事必须相见之后才能把道理说尽。五六十年来，上天生出这一类沉默谨慎、畏惧小心的人，遍布世间，彼此仿效成为风气；忽然看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即使灶门前的老婢女也惊怪万分，众口议论，却不知道这种事古人天天都有，只须问所说的话是否恰当罢了。又有深深叹服赞赏的人，这也是因为他们不习惯看见这样的事情。可叹世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从前的情形了。从前砧、斧、鼎、镬，都是烹煮斩杀人的刑具；然而士人如果宁死也不失义，就走近刑具赴死，和走向几席、枕席之间没有区别。有义的君子在旁边，看见有人赴死，知道他这样做是应该的，也不会过分叹赏。史册之所以记载这类事情，大概只是想警戒后世愚昧懦弱的人，使他们知道有些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做，不能逃避，并不是把它当作奇事来惊吓别人。幸好如今世上使用刑罚非常仁慈，即使有这些刑具，也不会轻易使用；若有一个人走向它们，不知道会被视为多么怪异惊骇的事。然而我们也应当自己闭口，不可以再谈及从前的事情。居住在偏僻之处，每天只知道在求道上进步罢了。这件事不必再说。不过师鲁因为认为我有自我怀疑的话，想知道我究竟怎样处置这件事，所以略微说一说。安道和我在楚州时，把祸福的事情谈得很详细，安道也认为是这样。等到了夷陵，我写信寄去，他才会知道我处置此事的内心。又常常对安道说，每当看见前代有名的人，论事时感激奋发，不避诛杀和死亡，真像是懂得义；等到了贬所，却忧愁叹息，因困穷忧苦而不能忍受，流露在文章中，内心的喜怒哀乐和普通人没有不同，即使韩文公也免不了这种毛病。我用这件事告诫安道，千万不要写忧愁怨嗟的文章。师鲁如果明白我这句话，那么我处置事情的内心也就可以知道了。近代因进言论事而被贬的人，也有些傲慢放纵、狂饮大醉，自己说‘我做大事而不做小事’，所以师鲁分别时亲口说自己要更加谨慎地履行职务，不饮酒。这件事我如今也遵守了师鲁的话；我的咽喉病自从离开京城就好了，到现在不曾饮酒。到了县里以后勤勉办公，用来惩戒自己在洛阳时的懒散。夷陵有一条路，只需几天便可到郢州，白头奴足以往来。秋天已经寒冷，千万保重。这是修留下的书信，责备谏官高若讷。高若讷把信上奏，修于是被削去馆职，责授为夷陵令。尹洙也在同时被贬逐，有信来问候修，修便答复他。拿它同韩愈的《潮州谢表》、柳宗元给萧俛等人的信相比，可以说后来的贤者竟不知不觉压过了前代贤者。王闻修说：‘我读当时诸公的事迹，曾私下感到奇怪。仁宗不是昏庸的君主，申公也不是奸邪的宰相；因嫉妒而废黜皇后，并不算失德，事情发生后又很快恢复。范公不能说没有被任用；既然被任用，却急切地议论申公的短处，不能说他没有修饰怨恨，也不能说他不急于求进。范公第二次出任时，有人上书论救，有人请求和他一同贬谪，有人写信责备高若讷不救范公，不能说他没有结党。他之所以没有遭受祸患，是仁宗明察，只是侥幸罢了。等我读到这封信，想见欧阳公的心事，又看到他说“我们自然应当闭口，不再谈及从前的事情”，更加谨慎地履行职务，不饮酒，不觉心悦诚服。如果没有这些言行，那么他所说的气节还有多少真实呢？’

译《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修叩头再拜启告：急忙赶路而来，收到七月十九日从华州发出的书信。恭敬地询问，近日尊体起居万福。戎狄侵犯边境，自古就是常有的事情；边吏无能，竟劳烦大贤。恭敬地想，您的忠义节操，天下人都信服。天下的士人，能够同您见一次面的，回来便向别人夸耀，以为荣耀；至于游谈的平民，往往私下借托您的门下之名。何况如今以大谋划对付小敌，以顺势讨伐逆乱，再凭借明智贤哲的才能，已经有必定成功的形势，那么士人中喜好功名的，谁不愿意在此时施展自己的长处，稍稍帮助万分之一，借此依附而成就自己的名声呢？况且听说狂妄的敌虏猖獗，多次有斥骂挑衅的言辞，又加上轻侮和悬赏招募的屈辱，甚至拘捕杀戮将吏，杀害边境百姓。这几件事，对于我们这些人尤其使人愤怒羞耻。每想到这些，半夜里常常三次起身。不幸的是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稍微喜欢文字，过分受到世俗的称许。这哪里足以承当大君子的举荐呢？至于参与决定军机，谋划财利，判断敌情、制定取胜策略，都是幕府中的事情。如果幕府不缺人才，那么起草军书奏记，只是末节小事罢了，已有不需要我也能胜任的人。因此我才敢以个人情况作为辞谢的理由。何况当今世人所说的四六文，并不是我所喜爱。我年轻考进士时，不免写这种文章；自从考中以后便弃置不作，再也没有写过。在西京辅佐三位宰相的幕府中，按职分本来应当写，我也没有写。这一点师鲁所知道；如今废弃这种写法已经很久，恐怕没有好的辞章来辱没您的美好任命，这是一个原因。我又看到您到了关西以来，征召了很多士人。古人能够共同成就事业，一定有国士同他们共事。不只是居上位的人以知人为难，士人即使贫贱，要把自身托付给别人，本来也不容易。要使他们尽死力，必须深深了解他们；了解得不充分，士人就不会被真正任用。如今奇异豪杰的人才往往只需防备不能被及时收用，关键在于您怎样任用他们罢了。然而我仍担心山林草野之中，还有挺拔特立、知晓义理、慷慨自重的人，没有能够出现在您的门下。希望您稍加考虑。至于我，只是遗憾没有其他才能可以承当长者的任用，并不是要仿效庸人，苟且贪图安逸。希望您明察。据史书记载，修任馆阁校勘时，范仲淹因为进言论事被贬，朝廷中多数人都上书论救，唯独司谏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当被贬。修写信责备高若讷，高若讷把信上奏，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令，稍后又调任干德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任陕西使时，征召修担任掌书记，修笑着辞谢说：‘从前那次举荐，难道是为了谋取利益吗？同他一同退，不同他一同进，这就可以了。’这就是修辞谢征召的书信。修这样洁身自守，不苟且求取进用。

译《与石推官第一书》修叩头再拜敬告公操足下：前年在洛阳收到您在郓州时寄来的信，仓促之间不能立即答复，于是拖延到现在。然而我内心的勤切未必像书信来得这样迟，只是不知道公操是否察觉。修来到京城已经一年了。宋州临近汴水，公操的声誉每天随着南方的船只来到京城。修年轻时同世人交往很少，但听到称誉却没有一天中断。假如有幸能够完全认识船上的人，那么公操的美好品德哪里说得尽呢？凡是彼此亲近的人，居家时便握手同席，共享欢乐；分别以后便询问疾病和起居，彼此忧虑，这是普通人的常情。如果听到像足下这样的声誉，又何必再问其他事情呢？听到它而欣然高兴，也不减于握手同席的快乐。若不因相见而欢乐，不因疾病困苦而忧虑询问，这难道是无情吗？莫非彼此相期许的地方在于道义呢？有了过错而没有达到道义的境界，才值得忧虑。近来在京城多次得到您所作的文章，读来非常好；其中爱好古代、忧闵世事的意思，都是公操从古人那里自己得到的，不需要我的赞许。然而其中有自我评价太高、诋毁时俗过分的地方，所议论的似乎还没有深入追究根源。这件事情有本末，不能仓促间说清楚，必须相见后才能尽情说明。但有一件事现在可以详细说说，我估计公操早晨听到，晚上就能改正，请先让我陈述。君贶家中有您亲手写的一封书信，还有两块画像记的石刻拓本。我刚看见它们时，惊骇得无法辨认；慢慢看定下来，辨别其中的点画，才逐渐能够读通。唉，奇怪得太厉害了！后来拿给别人问：‘这是不会写字的人写的吗？’回答说：‘不是不会。’又问：‘书法的规则本来就这样吗？’回答说：‘不是。’问：‘古代有这种写法吗？’回答说：‘没有。’问：‘现在有这种写法吗？’也回答说：‘没有。’既然如此，为什么偏要这样呢？回答说：‘只不过想和世人不同罢了。’我听说君子对于学问，只求正确合宜，不曾听说要故意求异。好学的人没有超过扬雄的，他也是这样说的。古代有些人被称为独行而高出世俗的人，考察他们的行为，也不过合乎君子之道，只是同世上的庸人不相合罢了。他们的行为并不是故意不同于世人，而是世人做不到，反而把这种举动抛弃掉，整个世代都斥责为异端吗？即使超过圣人，尚且还想使自己归于中庸，何况如今向前不能取法古人，向后又不足以成为后来人的法则？即使天下人都喜欢这种写法，尚且不应当这样做，何况天下人都认为不对，您却偏偏独自这样做，为什么呢？这果真是喜欢求异来取得高名吗？然而我先前说公操能够使人称誉，难道是因为他履行中道、秉持常德而得到的吗？还是因为昂然自异，惊动世人而得到的呢？古人教导童子，站立一定端正，听人说话不能侧斜，平常看着他，不许欺骗，勤勉谨慎于开始，唯恐他看见异样而受到迷惑。如今足下端正地居处学舍，作为教导人的老师，却反而率先故意显得与众不同，那么叫求学的人把什么作为法则呢？不幸求学的人都跟着仿效您，您又怎么还能成为独自不同的人呢？如今不赶快停止，我担心后世会责备年轻人喜好怪异的人，追究这件事的过错，把罪责归到这里。这正是我感到忧虑而敢于告诉您的原因。希望您幸而明察。不再详述。据考，公操就是石守道，任国子直讲，作文指斥切中时弊，没有什么忌讳。杜衍、韩琦推荐提拔他为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正逢吕夷简罢去宰相，夏竦被夺去枢密使之职，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以及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一同任谏官。石介高兴地说：‘这是盛事啊！歌颂它是我的职责，难道可以停止吗？’于是作《庆历圣德诗》，其中说：‘众贤人的进用，就像茅草被拔除；大奸人的离去，就像脚上的距刺被脱掉。’其中所说的‘大奸’，大概指夏竦。夏竦对石介怀恨很深，也想陷害富弼，叫婢女学习石介的书法，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废立诏书。正逢石介去世，夏竦说石介是假死后向北逃往契丹，请求打开棺材验证。幸亏杜衍出面，才免于剖棺。石介大概是狂放之士，修借书法这一件事，极力尽到忠告朋友的情谊，用来消除他喜欢求异、自鸣得意的心，可以说是良友了。夏竦让婢女学习石介的书法，难道不正是因为石介的书法极其怪异，才转而改变写法来仿佛他的笔迹吗？这件事可以作为喜好求异的警戒。

译《与石推官第二书》先前同年徐君行因而托人捎信，谈到您书法的奇异。当时我的妹妹住在襄城，刚死了丈夫，我正要爬行赶去看她，所以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全部说完，只略略陈述了一番。您虽然没有因为认为我狂妄愚昧而断绝来往，反而写信答复我，但实际上仍未能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您不能理解，而是我听得不仔细、论说得太简略的过错。我很早就看到了您的书信，为什么没有立即发表意见，直到现在才说呢？起初我怀疑您不会书写，又怀疑您忽然不再学习。书法只是一种技艺，有人不会或忽然不学，也不必加以议论，所以我一直默默无言。后来到了京师，看见两块碑刻的拓本，又听说的人说您不愿随同流俗，竭力这样写，正如我先前所陈述的那样，这确实可以提出规劝了。于是我进一步探究他们的说法，得到您的书信后，自以为您不能这样，和先前听到的不同，这才知道自己听得不仔细。然而您对我的话似乎也没有仔细领会。您说世上善于书法的人，能达到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的水平，不过是一种技艺；自己所学的却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不一定要善于书法；又说由于我的话，想勉强学习书法。这些说法都不对。所谓钟、王、虞、柳的书法，不只是您轻视它，我本来也是轻视的。世上有爱好学习他们书法并以此为乐的人，和嗜好饮茶、阅览画图没有区别，只不过是性情上的一种偏癖罢了，难道是君子所应致力的吗？然而说到书法，又不能没有法则。古代刚有文字时，主要是用来记事，于是根据事物取类比象，造出它们的形体，所以《周礼》所说六艺中有六书之学，点画曲直都有自己的道理。扬子说：“截断木头制作棋子，剖削皮革制作球，也都有法则，何况书法呢？”如今隶字虽然已经不同于古字，但把古字改为隶字的人，若不是圣人便不足以作为师法；不过其中点画曲直仍有准则，例如“毋”和“母”、“彳”和“亻”相近，若更改它们就会混乱而无法阅读。如今您把直的写成斜的，把方的写成圆的，却说“我只是在奉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这是非常不可以的。譬如在案上摆设饭菜，头上戴帽，整理衣襟端正坐下，然后进食，这是世人通常的做法。若把脚伸进帽子里，反穿衣服，把饭案当座位坐上去，用饭装满酒杯来吃，却说“我奉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拿这种行为放在世间，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书法虽然是末等小事，也应当遵循通常的法则，不能故意写得怪异，这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您完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所陈述的，并不是在评论书法好不好，只是担心它接近怪异、故意标新立异，以此迷惑后来的年轻人。如果果真不能做到，又何必学习呢？我难道是小心拘泥地劝您学习书法吗？您又说：“我确实有不同于世人的独特之处，就是痛恨释、老二教，排斥文章的雕琢。”这又是非常不对的。释、老之学，是迷惑之人的作为；雕琢文章，是浅薄之人的作为。您怎么知道世上没有明智、诚实、质朴、厚重而不这样做的君子呢？您自以为与众不同，就是认定天下没有君子同您一样。仲尼说：“年轻人是可敬畏的，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今天的人呢？”这样看来，仲尼一句话也不敢遗漏天下后来的年轻人；您一句话却把天下都当作没有君子，这就是所谓大大的不对。士人不信奉释、老之学，不雕琢文章，好比做官而不接受财物，因为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足以凭此自恃为贤。近来长久被小病所苦，没有心思，不能详述。朱弁说：“如今在石守道的《徂徕集》中，还能看到他答复的书信，大略是用支吾之辞为自己辩解。”文忠公的答信确实切中了他的毛病。石守道的字迹后世已经看不到了，既然曾经刻在金石上，必定不是草率写成的。只看他的答信，也可以想见他那种倔强不服、故意设置高论、以文辞掩饰过错而拒绝别人的姿态。称他为推官，大概是在南京的时候；推算他的年龄，当时还很年轻，不知道后来是否稍有悔改。不过，您为他写墓志，又写了《读徂徕集》两首诗，大力称道他的长处，也足以看出您待人并不求全责备。答宋咸书 修顿首敬白：州人来到这里，承蒙您寄来书信和所作的《周易》补注，实在很好。世上没有孔子已经很久了，六经的精微意义也失去了传承。其中有些无法考正的地方，若非孔子重新出现，就没有办法得到它的真相。传述经学的人学问已经很广博，又在残篇朽简中苦心劳神，想要探求千百年来失传的错误。茫然向前望去，圣人已经远不可见；幽远地回头看，后来的世代又无穷无尽，想要替尚未觉悟的人解决那些难以解释的疑惑，这真可以说是劳苦而功效很少了。然而经书不是一个时代的著作，它传承中的错误也不是一天造成的；要刊正、补缀和修订，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假使求学者各自充分发挥所见，让明智的人加以选择，十处取一处，百处取十处，即使不能使六经完全没有错误，但其光明卓著如日月。聚集众人的长处来补缀修订，希望不至于造成大的错误，也可以等待圣人重新出现。那么，求学者对于经书，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您对于经书用心勤勉，凡是其中的缺失，没有不想加以订正的。参与刊正、补缀的人多，所得也已经很多了。我修学不敏，又虽有些明白却没有坚强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恐怕终究不能稍稍发表自己的见解，以补益六经万分之一。得到您所作的这些书，所以尤其感到诚挚而不能忘怀。六经就像太阳，太阳有时中午被云遮蔽，夜里沉入地下，却不能说天地之间有一刻没有太阳。经书虽然遭到焚烧、禁绝，解释错误、言语讹误，却不能说人心中有一时没有经书。根据自己的心意去揣度圣人的志意，这才是得到了经义。尧、舜和普通人本性相同，即使圣人已经远去、言论湮没，只要确实从与天地同体、与万物相合的人心中有所领会，自然会和数千年以上失传的遗教相契合。因此，学士大夫如果真能亲身实践，讲明并深入探究经义，所作的论述都足以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来裁断。至于结党赞同同类、嫉妒异己，偏执地守着一家之言，以自己的心意为师，喜爱固守井蛙般的见解，那么即使六经完整地存在，圣人精微深奥的言语意义天天诵读在口中，也不能进入心里。何况汉儒不过是补苴罅漏，宋儒不过是夸张幽深玄妙之理，绝不是周公、孔子的完整著作，又有什么可相互校订的呢？

译与刁景纯学士书 修顿首敬启：近来我刚从干德县任上卸职，便居住在南阳，刚刚听说谢舍人去世。得知丈丈内翰的凶讣，听到这个消息惊惧悲痛，不能自已。丈丈地位声望都很高，但一生也曾经历坎坷，近几年才走上顺利的仕途，担任重要繁剧的职务，距离得到重用也只有一步之遥。难道富贵不能凭人的力量争取，而是上天给予人的多少本来有限吗？上天给予人的一切，又是按照什么来规定限度的呢？从前的事情既然无法追问，现在只能痛惜、感伤、哀悼罢了。我自从束发求学，起初没有一个人知晓我，等到第一次登门拜访您，便受到怜爱和奖掖，开导我、引领我，勤勤恳恳从不停止，直到我粗略地有所成就才作罢。后来我虽然交游于诸位公卿之间，得以列于众多士人之中，虽有了解我的人，也没有谁比得上您。然而我自己想到，不愿成为世俗子弟：一旦得到别人顾念，便不再以至公之心相待，反而奔走于门下，耸肩陪笑；更有甚者，进献谗谀，充当差使，以卑下亲昵来求得亲近，美名说是报答恩德，实际上不但自私，也简直是把知己当作不厚道的人来对待。因此我害怕这种情形，只想稍稍勉励自己守护名节，希望不至于默默无闻，用来不辜负知己罢了。我的愚拙真诚所守持的就是这样，但即使是胥公，也未必能体谅我的这番心意。自从前两年因获罪被贬到夷陵，奔走万里，生活日益困窘，行迹日益疏远，来不及再次听到您的声音，便已经隔绝于幽明两界。唉，世俗的姿态，我既不愿去做；愚拙而真诚所守持的原则，又未能果真做到，只能望着您的门长声号哭，面对灵柩行一次祭奠，连这也未能做到，遗憾又怎么说得尽呢？只能痛惜您未能长寿、未能得到更大的任用，于是和路人一样共同叹息罢了。听说您归葬广陵，因而打算居住京师，议论的人多说这样不方便；但既然听闻您临终有这样的遗命，必定有您的道理。若要等春水上涨后沿汴水而下，我在年末春初经过京师时，还可以拜见您的灵柩，以尽我的一点心意。我的地位卑微、力量微薄，在这样的时刻，本应有所贡献，却没有丝毫帮助，惭愧，惭愧。不能尽述。修二十二岁时，在汉阳拜见学士胥偃，胥偃十分惊异，把我留在门下，答应把女儿嫁给我，带我一同到京师。过了两年，我考中甲科；第二年才亲自迎娶，过了两年胥氏去世。景祐三年，修三十岁，被降职为峡州夷陵县令；第二年调任干德县令；又过一年，到宝元二年，恢复旧官，权任成德军节度判官，主管勾当公事，于是从干德县奉养母亲，在南阳等待任职，听到胥偃去世，便写了这封信给知交刁景纯。与乐秀才第一书 我敬白乐秀才足下：昨天船只往来时，您都屈尊来拜访，又承蒙您把一册自己的作品先送给我。您启事中的态度宛如后辈拜见前辈的礼节。我今年刚三十岁，未跟随乡贡进士之后参加科举，到现在才七年；官职只做了一个县令，又是一个获罪之人，无论德行、爵位、年龄三方面，都不足以符合足下所期望的身份，这就是我感到惭愧的原因。从冬天进入春天，阴雨不断，夷陵水土的湿气又屡屡引发疾病，加上事务繁多，因此没有及时答复。听说古人求学，研讨得深，信奉得坚定；内在积蓄充足，然后外在发出的东西才广大而光明。譬如金玉具有光彩，不是靠打磨装饰、染色洗濯造成的，而是由于质地坚实，光辉自然发出。《易经·大畜》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意思是内在积蓄充实，之后发出的光辉日益新鲜而不会穷尽。所以卦辞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人的学问并非只有一家，他们所遵循的道虽然相同，语言和文章却从未相似。孔子作《易》的系辞，周公作《书》，奚斯作颂诗，他们的文辞都不同，却各自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经典。子游、子夏、子张和颜回，同出于一个老师门下，但他们的为人各不相同，都是依据自己的性情而达到道的。如今的求学者有的却不是这样，不致力于深入研讨、坚定信奉，只是徒然雕琢辞藻来制造华美，夸张言论来显得高大。勉强这样做就会用力艰难，用力艰难就会有所局限，有所局限就容易枯竭。而且他们作文章如果不以古人为法式，就一定曲折变化，迎合时俗所喜爱的东西，很少能够自立。这是因为他们内在的积蓄不足，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所守持的是什么。我私下读到您所作的文章，志气高迈而且十分雄壮，才力也有余。譬如良骏名马，本来就具备优良资质；让它驾驭大车，由王良来驾车，配合节拍和鸾铃，行驶在大道上，并不困难。想要充实内在，就要从深入讲习开始；达到深处以后，才能知道如何自守，能够这样就行了。您的言语一出口，便都文辞修美；因为被当时的人厌恶，弃身于这个地方，不敢把自己列入世人之中，而众人都共同抛弃您，您却以超过礼数的礼节把我当作贤明方正之人来对待。我虽不敢当，因此把心中所想全部告诉您作为报答，以弥补自己的惭愧。我顿首。《大畜》卦象说“天在山中”，孔颖达《正义》认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景象，只是假设这个意义。然而孔子说：“象，就是像。”空洞的言语若没有实际内容，哪里会有可以取法的卦象呢？抬头观看天空，只见它苍苍茫茫罢了。假如驾着飞龙到达苍苍的地方，再看那上面的苍苍仍然如此，那么“苍苍”就不能用来说明天空的实际情况。只有风雨云雷之类是上天降下来的，顺着它们追究降下来的方向，说天在其中就可以了。山这种东西能够产生云，形成风雨，那么天在山中就确实无疑，难道能说卦象实际上不存在吗？没有什么比天更大，而山却能包含天；上下跨越千万年，纵横延伸数万里，人的心却能够认识它。从前有人问“芥子容纳须弥山”是什么意思，有人回答说，心虽然像椰子那么大，却能读完万卷书，这就是“天在山中”的象征。文王说：“不家食吉。”这是说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义。想实行义，必须先积累义。万事万物无不有义，确实把它们全部积累起来，然后才能实行义。能够实行义，就可以和别人共同治理天下国家。所以说“不家食吉”；如果还没有大大积蓄德行，却接受君主的俸禄，这就是《诗经》所讽刺的“硕鼠”啃食禾苗。行为既然如此，言语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行为用来治理一时，言语用来教化万世，道理是一样的。孔子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积蓄自己的德行，那么无论出仕还是退处，无论沉默还是发言，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内在还没有大大积蓄，却勉强写文章，就是《曲礼》所说的“鹦鹉能说话，却仍未脱离飞鸟”了。

译与张秀才第二书 前几天离开以后，我又取出先前承蒙您赠送的十几篇古今杂文，反复阅读。像《大节赋》《乐古太古曲》等篇，言论尤其高远，志向极其宏大。推究您的用意，难道不是忧虑世道、痛惜流俗，探究古道、阐明道理，想援引今世来恢复古代，并删削整理当今文章中纷杂、驳杂、冗余的部分吗？这样之后，更加知道您十分好学而且很有志向。然而，讲述三皇、太古的道理，舍弃近处而追求远处，专务高论而少有事实，这是一个小过失。君子求学，致力于求道。求道必须寻求了解古代；了解古代、明白道理之后，再亲身践履，施行于事情，并且见于文章，发表出来使后世信服。这样的道，就是周公、孔子、孟轲等人经常践履实行的道；这样的文章，就是六经所载、直到今天仍被人取信的文章。它的道理容易知道而可以效法，它的言语容易明白而可以实行。等到荒诞的人来谈论它，便把混沌虚无说成道，把洪荒广略说成古代；他们的道难以效法，他们的言语难以实行。孔子谈道说：“道不远人。”谈中庸的人说：“率性之谓道。”又说：“可离非道也。”《春秋》这部书，对于成全隐公的谦让而不加以正名的传说，传者说：“《春秋》相信正道，不相信邪说。” 这是说鲁隐公还不能践行正道；齐侯迁移卫国，记载筑城于楚丘，是赞许他的仁，却不赞许他擅自封建；传者说：“仁不能胜过道。”凡是这里所说的道，都是圣人的道，是亲身践履、施用于事情便可以得到的道，难道像荒诞之人的说法吗？尧、舜、禹的书都说：“若稽古。”傅说说：“事情不以古人为师，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仲尼说：“我是喜爱古代、勤勉地求取它的人。”凡是这里所说的古代，指的是君臣上下、礼乐刑法等事情，又难道像荒诞之人所说的吗？这才是君子所学习的东西。所谓舍近取远，孔子生在周代，距离尧舜已经很远了，谁比今天距离尧舜更远呢？孔子删定《尚书》，从《尧典》开始，之前的内容不加论述；他说学习则说“祖述尧舜”。像孔子这样圣明而勤勉，尚且不讲述尧舜以前的事情，难道是不能吗？大概是因为年代渐远、难以彰明，不能让后世信服。如今生在孔子之后很久，反而想探求尧舜以前的事情，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专务高论而少有事实。唐虞之道是百王的首要法则，仲尼感叹说：“广大啊！”意思是它高深宏大，无法用言语命名。等到《尧典》《舜典》记述这些道理，光明鲜明，使后世尊崇仰望而不能企及，庄严得仿佛出于天然，那么《尚书》的言语难道不高远吗？然而它所记的事情，不过是亲爱九族、使百姓安定、忧虑水患、询问臣下。谁可以任用并把女儿嫁给舜？以及祭祀山川、接见诸侯、整齐法度、谨慎权衡、命令臣下诛杀和流放四个罪人罢了。孔子之后，只有孟轲最懂得道，但他所说的也不过是教人种桑麻、养鸡猪，把供养生者、安葬死者看作王道的根本。两典的文章难道不是文章吗？孟轲所说的道难道不是道吗？但它们所讲的事情，却是世人最容易知道、最切近的事，大概只是因为切合实际罢了。如今的求学者不从根本上深入研究这些，却喜欢荒诞之人的说法，想在太古之初探求混沌，把无形看作最高的道；这种道没有高下远近的差别，使贤能的人能够做到，愚笨的人也可以努力达到，没有过与不及，而一概依据大中之道，所以能够贯穿万世，实行而不改变。如今反而认为这些不足以去做，专以高远玄妙为优胜，以此扩张荒诞之人无用的学说，这不是求学者应当尽心的事情。应该稍稍降低其高处，使远处变得切近，从而达到中正之道，这样或许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我所谈的这些，都是陈旧浅显的话；像您这样见闻广博、学问深厚，本不应由我来向您说明。然而我之所以这样说，本来是想降低您所追求的高远，使您俯身趋近实际，哪里敢专门说奇异的话来抬高自己呢？希望您稍加思考。唐、虞、夏、商、周之间的事情，凡是六经和四子著作中没有论述的，都不值得相信。相信这些，就好比心镜上有污垢；用它来照察万事，遇到有污垢的地方，必定不能明察。孟子所说：“念头产生于心中，会损害政治；表现在政治上，又会损害事情。”修订这部书，不只是写文章的人应该熟读深思。和《帝王世次图序》对照阅读，就更加明白了。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四目录 庐陵欧阳修文三 序 《帝王世次图序》后序 《外制集序》《诗谱补亡后序》《集古录目序》《韵总序》《苏氏文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送徐无党南归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四 庐陵欧阳修文三 《帝王世次图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主，可以说都是显赫的人物了。然而后世仍然失去了他们的传承，难道不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吗？所以君子的学习，不以穷究遥远的古代为能事；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应当保留缺疑，谨慎传述，以免迷惑世人。当孔子的时候，周朝衰落，学术废弛，先王之道不明，异端学说同时兴起。孔子忧虑此事，于是修订《诗》《书》和史记，以制止纷乱的说法，希望传承能够真实可信。因此，他对遥远的事情略加取舍，而对近代的事情详细说明；在《尚书》中从唐、虞以来记起，只记载那些可以作为世间法则的大事罢了。至于三皇五帝君臣的世代次序，他从未加以论述，是因为年代太远，对不知道的事情格外谨慎。孔子去世以后，异端学说再次兴盛，周王室也更加衰乱，延续到战国；秦朝于是焚烧书籍，先王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后很久，《诗》《书》才逐渐出现，但已经不完整。正当王道中断之际，奇书异说充斥并盛行，它们的言论往往反过来假托为孔子门徒所传，以取得当时人的信任。学者既不能完整看到《诗》《书》的详细内容，又习惯于流传盛行的异说；世上没有圣人可以作为判断标准，自己也不知道应当取舍真伪。甚至有博学好奇、以见闻多为优胜的人，于是把各种说法全都搜集起来加以编排，起初毫无选择，只怕遗漏了它们。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凭借孔子的学问，向上叙述前代，只记到尧、舜，记述大略而不谈更早的事情。司马迁远在孔子之后，却向上追述黄帝以来的历史，还详细考察他们的世代次序；他不自量力而务求胜过前人，难怪错误很多。司马迁所作的本纪，出自《大戴礼》《世本》等书。如今依照他的说法绘图考察，尧、舜、夏、商、周都同出于黄帝。尧去世时，帝位向下传给他的四世孙舜；舜去世时，又向上传给他的四世祖禹；而舜、禹都活了一百岁。稷、契是高辛氏的儿子，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如今按照这样的世代次序往下推，汤和王季处于同一世。汤向下传了十六世成为纣，王季向下传了一世成为文王，再传两世成为武王。这样一来，文王就是以十五世祖的身份臣服于十五世孙纣，武王则以十四世祖的身份讨伐十四世孙而取代他，王统的说法怎么会荒谬到这种地步呢！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是历代君王取法的准则。他们的盛德大业表现在实际行为中，后世想知道的事情，孔子都已经论述记载了。那些年代久远、难以考明的事情，后世不一定需要知道；不知道这些，并不妨碍成为君子，孔子都不加以论述。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的智慧懂得取舍，都是如此。王志坚说：“《困学纪闻》《考古编》说，欧阳公论述二帝三王的世代次序错乱，源头在杜佑的《通典》。按《释例》，世族谱中早已有这种疑问，那么源头应当是杜预。” 后序 我已经略略论述帝王的世代次序，看到《本纪》的错误，还认为文王、武王和纣相隔十五六世，其中的荒谬明显无疑。至于尧、舜、禹相隔的年代并不远，还希望其中的道理能够讲通，于是又依据《尚书》《孟子》、孔安国、皇甫谧等书，参考他们所说的寿命长短，却发现更加乖谬，无法相合。根据《尚书》和各家说法：尧活一百一十六岁，舜活一百一十二岁，禹活一百岁。尧十六岁即位，在位七十年，八十六岁时才得到舜并考察任用他，两年后才开始让舜代理政事。当时舜三十岁，经过考察、代理政事共三十年，尧去世；舜服丧三年结束后才即位，在位五十年去世。当舜在位三十三年时，命禹代理政事，共十七年后舜去世。禹服舜丧三年结束后才即位，在位十年去世。这样说来，尧得到舜时，尧八十六岁，舜三十岁；由此向上推算，尧五十七岁时，已经看见四世玄孙出生一岁了。舜接受考察、代理政事和在位合计八十二年，而禹活了一百岁。按照禹一百年的寿命向上推算，禹即位并为舜服丧共十三年，又在舜朝中八十二年，合计九十五年；那么在舜开始接受考察、代理政事的第一年，禹才六岁。这就是说，舜作为玄孙三十岁时，已经看见四世高祖刚刚出生六岁。至于舜娶尧的两个女儿，按照图中的世代关系，她们竟是舜的曾祖姑。即使古代久远、世代不同，和今天容许有差异，但人伦的道理是万世不变的常道，也必定不会错乱颠倒到这种地步。这样看来，各家关于世代次序和寿命长短的说法，凡是《圣经》没有记载的，都不值得相信，这一点已经确定了。我欧阳修一生对于古人的书，不轻易加以诋毁议论；但遇到明显看出错误的地方，便反复申明，来告诫后世，又不怕说得详尽琐细。我曾间或论述过：司马迁上下考察千百年，写成《史记》，班固却讥评他的是非判断多有违背圣人的地方。如今考察他的书，他所作的褒贬大多使用含蓄的言辞，用来讥刺当世，话说在南面，意思却指向北面，让读者自己领会；他从未肯定自己所肯定的，也没有否定自己所否定的。又怎么能仅仅根据他的文章来讥评他的错误呢？只是他编排史事时，很多依据战国、秦、汉之间隐士游说的不经之说，把它们混杂到孔子论定的六经之中，使真金和铜难以辨别，泾渭混淆，这就是他的局限。《公羊传》说：“亲耳听到的说法各不相同，传闻的说法又各不相同。”事情相隔数代，不能保证没有讹误，即使《左氏传》也有时难免，何况其他书呢？比如《史记》记载卫国公子伋、寿争相赴死的故事，就是依据《左传》《诗传》的文字，说卫宣公娶了公子伋的妻子，生下寿和朔；朔和宣姜向宣公进谗言陷害伋，宣公命令伋前往齐国，又派刺客预先等在险隘处杀他；寿偷取伋的符节，先赶到那里争着替他死，刺客便把二人一同杀死。先儒对此深信不疑，但考察年代，宣公十八年娶伋的妻子，十九年宣公就去世了。这样说来，所谓寿、朔，即使是孪生兄弟，也都还没有满周岁，怎么会有向宣公进谗、争着替伋赴死的事情呢？不只是《左氏传》值得怀疑，即使《二子乘舟》这首诗，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而作。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姑且附带记下其中一端，使后世知道孟子所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确实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