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四

译《外制集序》庆历三年春，丞相吕夷简因病不能上朝，皇上已经改用大臣，锐意治理天下事务，开始采用谏官、御史的奏疏，追还夏竦的制书。不久，召韩琦、范仲淹从陕西回来，又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范仲淹、韩琦都惶恐顿首，推辞谦让五六次仍不停；皇帝亲笔诏书催促韩琦等立即上路，十分急迫，而富弼正入宫请求面见皇帝，想以辞让为由未能见到，皇帝便派中贵人催促他送到阁门使处，于是接受了任命。唉！看韩琦等人推辞的原因，以及皇上任用韩琦等人的情形，可以说是圣贤相遇，万世难逢；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盛大啊！在这个时候，天下士人谁不愿意成为有用之才呢？只是我是什么人，竟也列入了选拔之中。夏季四月，我从滑台被召入谏院。冬季十二月，授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夏人虽然多次请求归顺，西部军队却仍未解除戒备；京东地区盗贼连年作乱，最后王伦突然在沂州起兵，转而劫掠江淮之间；张海、郭貌山等也在商州、邓州起事，惊扰京西。州县官吏多不称职，百姓已经困苦不堪。天子正在慨然劝勉农桑、兴办学校，打破旧例，不拘等级任用人才，哀怜百姓的困苦，想要除掉那些有弊病的官吏；知道磨勘法长期实行的弊端，想另行甄别有才和不肖之人，以进用贤能；担心百官职事不能修治，便重申实行赏罚信用的原则，大概是想整顿法度。当时我虽然掌管诰命，仍任谏官，常常能够在殿中奏事，从容地充分听到天子改变各项政事、忧虑怜悯百姓、劳心求治的意图；退朝后便把这些写入制书，用来讽谕、晓示、训诫在位者。然而我当时正在参与修订祖宗旧典，又修撰《起居注》，又修订编敕，每天和同僚讨论治理政事，所省察的事项不止一件，而下达任命的诏书通常也不止一两份；当时又已逼近丞相出行，所以不能专心思考，精心写作文章，尽量传达天子难以说明的意旨，并使诰命恢复三代文章的风格。唉，学者的文章能够被世用，已经很少；何况还能施用于朝廷，又遇到君主努力实现大治的盛时？像我这样鄙陋的人，即使竭尽才能，仍恐怕不能相称，更何况不能专心从事本职！这就是我常常对这些文章感到遗憾的原因。第二年秋天，我出任河北转运使；又过一年春天，权知成德军。事务稍少时，我取出先前所作的制草阅读，虽然不能把明君的全部意旨都写进作品中，但还得到一两分，足以彰明给后世看；其中毕竟有王者的训诫，难道会因为我的文章鄙陋而废弃吗？于是把它们辑录成三卷。我在直阁下供职当值八十天，刚刚期满；没过几天，奉命出使河东，回来后便结束了这项工作。来到河北，所以所作的文章只有一百五十多篇。徐度说：“考察欧阳文忠公《庆历制草序》说：‘任命的诏书一下发，通常不到一两时辰，丞相就已经催促出发，因此不能专心思考，精心写作文章，以充分说明天子难以晓谕的意旨，使诰命恢复三代文章的风格。’又据刘原甫侍读的《墓志》称，他的文章尤其敏捷丰赡，曾在紫微阁当值。一天追封九位皇子、公主，正要下值，便让马停住，退坐下来，一挥笔写成九篇制书，总计数千字，文辞典雅，各自符合应有的体制。由此说来，任命诏书既然下达，就必须在当天起草诏词，而且不能从容下值后再写。到了元祐初年，诏词限期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急迫。翟公巽任资政，处在政和年间，诏令文章独居当时第一；然而他文思迟滞，尤其厌恶别人催促，凡有人催促，便默默记在旁边，所以每催促一次，反而故意迟延一天，有时拖延到十多天。”

译《诗谱补亡后序》欧阳子说：从前圣人已经去世，六经之道在战国时几乎熄灭，又在秦朝被焚烧弃置。自汉代以来，人们收集散失的篇章，阐明遗留下来的义理，订正其中的讹误，能够大致完整地流传到今天，难道是一人的力量吗？后世求学者沿着前代所传的痕迹，考察它们的得失，这样的人或许有吧。假如只抱着焚余残缺的经书，茫然无措地处在距离圣人一两千年之后，看不到先儒在中间所作的解释，却想独立创立一家的学说，果真有人能够做到吗？我不相信。然而，前儒的议论，如果不是详细考察其始末，确认它与圣人相合、没有严重违背义理、损害经旨的情况，除非不得已而后改动，为什么一定要徒然创立异说来互相诋毁呢？毛氏、郑氏对于《诗经》的研究也已经很博大。我曾经依据他们的笺注传疏考察经文，又用《诗序》《诗谱》来验证，可惜其中不合之处很多。大概《诗经》叙述商、周两代，从《生民》《玄鸟》上溯稷、契，下至陈灵公，时间在一千五六百年之间；旁及列国君臣的世代次序、国土、山川、封域、图籍，以及鸟兽草木鱼虫的名称，还有各地风俗的善恶、方言训诂、国家盛衰治乱、诗歌褒美讽刺的缘由，无所不载。这样一来，谁能保证其中没有错误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我怀疑毛氏、郑氏的错误已经很多了，但仍不敢轻易改动，是因为想到他们的解释不只限于笺注传疏而已；遗憾的是不能把两家的书全部看到，因而未能全面通晓其中的旨意。没有把他们的书全部读完，却想判定其中的是非，就好比没有听完一个人的供词，却想断定他的诉讼曲直，这能够果断地自行作出决定吗？能够使当事人一定心服吗？世人说郑氏《诗谱》最为详备，我寻求它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得到。即使《崇文总目》和秘书省所收藏的书中也没有它。庆历四年，我奉命出使河东，到了绛州，偶然得到了这部书。书中有注，却没有标明作者姓名；不过首尾残缺，从“周公致太平”以前的内容全都亡佚了。书中各国世系谱以旁行书写，尤其容易讹误，全部颠倒错乱，已经无法再考察。各种《诗》中的《雅》《颂》兼列商、鲁二国；其中正风、变风涉及十四国，但其排列次序都没有详细说明其意义。只是封国变风的先后次序不能不知道。周南、召南、王风、豳风都出自周，邶风、鄘风出自卫；桧、魏没有世家可考。能够考察的，是陈、齐、卫、晋、曹、郑、秦，这就是封国的先后次序。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这是变风的先后次序。周南、召南、邶、鄘、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曹风，这是孔子删定《诗》以前，周太师所掌乐歌的次序。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桧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这是郑氏《诗谱》的次序；黜去桧风以后，陈风……这是今本《诗》的次序。起初，我还没有见到郑氏《诗谱》时，曾经大略考察《春秋》《史记》的本纪、世家、年表，把它们同毛氏、郑氏的说法合在一起，编成《诗图》十四篇。现在便取用这些材料，来补足郑氏《诗谱》中亡佚的部分，足以看出两家所说的世代次序十分完备。于是依据这些材料来考察其中的得失，便清楚明白了。同时仍然保存这部图谱，希望借此表明我对于郑氏之学已经尽了心力罢了。把他们的学说全部考察过而仍有解释不通的地方，然后才可以加以论定和订正；我难道是喜欢故意发表异论的人吗？总共补写谱文十五处，补写文字二百零七处，增删、涂改、乙正三百八十三处，这样郑氏的《诗谱》便重新完整了。欧阳修在给宋咸的信中说：“经典不是一个时代写成的书，它在流传中产生的谬误，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对它进行刊正、补辑，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假使求学者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让明智的人从中选择。十份取其一，百份取其十，虽然还不能使六经完全恢复到毫无错误的状态，但汇集众人的长处来补缉它，希望不至于造成大的谬误，这样便可以等待圣人重新出现。”他又在给徐无党的信中说：“现在凡是研究经书的人，没有不忧虑圣人的旨意不能彰明，却又被各位儒者凭自己创出的学说搅乱的。如今在经书之外又自行创立一套说法，这就像担心水被沙土混浊，反而再往里面投入泥土来增加浑浊。不如把沙土全部除去，那么水就会清澈明亮了。”把这三段话同这篇序合起来看，虽然表面上好像言语彼此抵触，却如同五味相互调和，足以看出欧阳修潜心研究六经、从中得到自悟的旨趣，也可以作为后世学者研究经书的方法。

译《集古录目序》万物常常聚集在喜爱它们的人那里，也常常被有力量而强有力的人得到。有力量却不喜爱它们，喜爱它们却没有力量，即使东西近在眼前而且容易取得，也有无法得到的。象牙、犀角、虎豹皮，蛮夷之地和山海中的物产，以及能够伤人的野兽，然而它们的齿、角、皮、革都可以搜集起来占有。玉产于昆仑山，距离流沙以外万里，要经过十多次翻译，才能送到中国。珍珠产于南海，常常生在深渊之中，采珠人腰系绳索下水；水下的形状和颜色都不是人所能辨认的，采珠人往往不能出水，结果在水下成为蛟龙鱼类的食物。金矿藏在山中，要凿得很深，矿穴也很长；带着火把和干粮，然后才能深入。山崖崩塌、洞穴堵塞时，便会有几十、上百人葬身其中。这些东西既遥远又难以取得，而且常常伴随着死亡的灾祸，一向如此。然而金、玉、珍珠、美玉等，世人却常常能够兼收并蓄而据为己有。凡是喜爱某种东西而又有力量取得它的，就没有得不到的。汤王盘、孔氏鼎、岐阳的鼓，以及岱山、邹峄山、会稽山的刻石，还有汉、魏以来圣明君主和贤能之士的碑碣、彝器上的铭文，以及诗、序、记等作品，直到古文、籀书、篆书、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至宝，是奇异、雄伟、瑰丽、精巧可喜的物品。它们距离人并不遥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灾祸；然而由于风霜、战乱和火灾，它们被埋没、磨灭，散落遗弃在山崖、废墟和荒草之间，一直没有人收集整理，这是因为世上喜爱它们的人太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幸好有喜爱它的人，又有的人力量或许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力量没有比爱好更强的，爱好没有比专一更强的。我天性愚拙却嗜好古物，凡是世人所贪求的，我都无心参与其中，因此能够专心致力于自己的爱好。爱好既已深厚，力量即使不足，仍然能够求得它们。所以从上自周穆王以来，下到秦、汉、隋、唐、五代，远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深崖绝谷，荒林破墓，以及神仙鬼物、诡异怪诞的传说，没有一样不收录，作为《集古录》。我认为转写会失去真实面貌，所以依据碑石的原本刻本、拓本加以收藏，有卷帙的次序，却没有按时代先后排列。大概是因为所取太多而没有停止，所以随着得到的东西随时记录。又认为聚集得多了最终一定会散失，于是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成目录，并把那些可以用来与史传互相订正其缺漏错误的内容一并记载下来，传给后来的学者，希望有助于增加见闻。有人讥笑我说：“东西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在这件事上这样劳心呢？”我回答说：“满足我的爱好，玩赏着它直到老去，也就可以了。象牙、犀角、金玉的聚集，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因为这个道理而改变自己的做法。欧阳修自记。从前在洛阳，和我交游的，都是一时杰出豪迈的人才。陈郡谢希深擅长评论文章，河南尹师鲁辨析议论精密广博。我每有作品，这两人一定展开纸张迅速阅读，等我把深层的意思拿给别人看时，他们有时也会称许几句；这些成就都不是我自己能够得到的。宛陵梅圣俞，是位善良正直的君子。他和我一同处在困穷俭约之中，每当看到我有一点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欢喜得好像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自从这三位去世后，我也已经老了，而且疾病缠身。这篇序的写作，既没有谢希深、尹师鲁这样的知音，而文集编成之后，又遗憾圣俞不能看见。悲痛啊。《韵总》序 倕擅长制作弓，却不会射箭；羿和逄蒙，是天下最善于射箭的人。奚仲擅长制作车，却不会驾车；王良、造父，是天下最善于驾车的人。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技艺达到极致的人不能兼具两种才能，确实如此吧？儒者学习圣人的学问，圣人的道理本来正直而简约。至于把它曲折地推演、畅达地阐明，以贯通天下的道理，穷究阴阳、天地、人鬼、事物的变化，以及君臣、父子、吉凶、生死等一切人的大伦常，那么六经也不能把它全部说尽；七十弟子以及孟轲、荀卿、扬雄一类人，各自竭尽辨析，也没有谁能够说完。像孔子这样好学的人，他所讲述的，从尧、舜以后之事就说得详细；在此以前大概只是略加说明而不详述，难道也是因为有些事情来不及顾及吗？儒者的学问确实如此：范围远大而且广博，所需功力很多，那么有所无暇顾及也是应该的。文字学，是儒者所要使用的学问。它精细之处，有声音、形体、曲直、毫厘的区别，有音响清浊相互生成的类别，还有五方语言风俗的不同。所以儒者无暇精研它；即使有人精通，也往往不能兼通其他方面。因此，学习者没有人肯舍弃自己所从事的学问，把全部心力放在文字学上，这就是所谓不能兼具两种才能。一定要等到那些用心专一的人，或许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儒者才有所取法。洛阳僧人鉴聿撰写《韵总》五篇，推究声韵中子母、轻重的规律，用来确定四声，考察探求前代儒者的错误，辨析订正五方语音的讹误。他用心精细，可以说深入到极细微之处，如同梳理头发、缉绩丝线，虽然细小而繁多，条理却丝毫不乱，儒者中的学者没有谁能够驳难他。鉴聿通晓《易经》，能够知道大衍之数，又学习阴阳、地理以及黄帝、岐伯的医书；其中他最尽心用力的，就是《韵总》。他本来出身儒家，年轻时成为浮屠，进入武当山，在江汉一带往来十多年，不随便同人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肯理会。听说有人有一项技艺，即使相隔千里也一定去寻访；他孤高自守，具有古代独自行道者的节操，正是所谓用心专一的人。他的学问达到这样的境界，是理所当然的。流行于世的佛教书籍有数百万字，文字夹杂夷夏诸语，读者很少能得到它的真实含义，往往要请他加以订正。鉴聿的这部书，不仅对我们儒家有所取益，也想把它传给佛门同道。文字学所涉及的范围很小，但韩愈说：“凡是写文章，应当大略认识文字。”本来也是不能略过的。既然有声音、形体、曲直、毫厘的区别，就必然有音响清浊相互生成的类别。五方语言风俗各不相同，无法一一穷究，但必定有统摄根本、归于本源的地方。前代儒者说，声音与颜色、滋味、气味相比较，只能得到一半；大概颜色、滋味、气味三者都兼有阴阳，唯独声音只是阳。数术书说：“凡是声音，属于阳。”所以到了阴的方面便不能运行，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然而它不能运行的地方，正是没有声音；而无声由何而来，必定有有声作为对待。它所对应的是什么声音？就应当反过来从这里探求；虽然是无声，却与有声并无不同。梵文佛书有《华严字母》，能够统摄各种声音，又把它们逐一分辨，僧人鉴聿大概就是精通这门学问的人吧？

译《苏氏文集》序 我的朋友苏子美去世四年后，我才在太子太傅杜公家中得到他一生的文章遗稿，于是编录成十卷。子美是杜氏的女婿，便把他的文集归还给杜公，并告诉他说：“这些文章如同金玉，即使被抛弃、掩埋在粪土中，也不能被销蚀。它们在一时之间被遗弃，后世必定有人收取并视为珍宝。即使它们被埋没而没有显现出来，其中的精气光彩也已经能够不断自行显露，外物也不能遮掩。所以当他遭受排斥、摧折、流离困厄的时候，文章已经自行流传于天下。即使是他的怨家仇人，以及曾经竭力排挤他、使他陷于死地的人，到了他的文章面前，也不能稍微毁损和遮蔽它。大凡人的情感，总是轻视近处而看重远处。子美在当世受到压抑尚且如此，他在后世得到伸展，应该会怎样呢？”杜公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我曾考察前代文章和政治治理的盛衰，奇怪唐太宗治理成就几乎赶上三王盛世，而文章却不能革除五代遗留下来的旧习。过了一百多年，韩愈、李翱一类人出现，元和年间的文章才开始恢复古风。唐朝衰落、兵乱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圣宋兴起，天下安定，平静无事；又过了几百年，古文才在当今兴盛起来。自古以来太平时代少，动乱时代多；即使有幸遇到太平时代，文章有时也不能纯正精粹，有时又迟缓很久，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艰难呢？难道不是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吗？假如一旦有这样的人，又有幸生在太平时代并得以出世，世人难道不应该珍重爱惜他吗？可叹我的友人子美，因为一次饮酒饮食上的过失，竟至于被罢职成为平民，流落而死；这实在值得叹息流泪，也值得当世有仁德的君子以及负责国家乐意培养贤才的人惋惜。子美年纪比我小，而我学习古文反而在他之后。天圣年间，我到有关部门参加进士考试，看见当时的学者致力于把言语声韵割裂拼缀，称为时文，互相夸耀推崇；唯独子美和他的哥哥才翁以及穆修军伯长创作古歌诗和杂文，当时人很是共同讥笑他们，子美却不加理会。后来天子忧虑时文的弊病，下诏书劝勉学者接近古文，于是这种风气逐渐止息，学者也稍稍趋向古文。唯独子美在全天下都不这样做的时候就坚持创作，始终自守，不被世俗的取舍牵引，可以说是卓然独立的人。子美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被罢职后任湖州长史，最终在那里去世，享年四十一岁。他的相貌奇特伟岸，远远望去昂然挺立，接近他却温和可亲，相处久了越发令人爱慕。他的才华虽然很高，但别人也并不十分嫉妒他。那些打击排斥他的人，动机并不在子美本人。幸亏天子聪明仁圣，当时凡是被指名排斥的二三位大臣以下、想以子美为由牵连他们的人，都受到保全。如今他们一同位列荣宠之中，即使是那些和子美同时因饮酒获罪的人，大多也是一时的豪俊，也都被朝廷收用、擢升显达，唯独子美不幸去世了。难道不是他的命运吗？悲痛啊！朱子说：“范文正招引当时才俊之士，聚集在馆阁中，如苏子美、梅圣俞这些人。这些人虽然有才华和声望，然而轻浮戏谑，又常常区分品流。当时许公任宰相，张安道任御史中丞，王拱辰一类人都非常厌恶他们，想把他们赶走，却还没有机会。苏子美又是杜祁公的女婿，杜公当时任宰相，苏子美任馆职兼进奏院。每年进奏院赛神，按惯例卖掉旧公文纸，用所得钱作为饮宴费用。苏子美依照惯例卖旧纸，又拿出自己的钱补助，举办宴会，请馆阁中各位名士参加，并分别品评流品，不是同类的人都不得参加。李定想参加，苏子美不肯，于是把两军的女妓全都招来奏乐，纵情饮酒，作傲慢的歌。” 王胜之字直柔有一句诗说：“倾斜倒下太极殿，让皇帝来搀扶；把周公、孔子驱赶去做奴隶。”王拱辰一伙专门窥伺他们的过失，刚听到这句诗便把它报告给皇帝。仁宗大怒，当即命宦官逮捕诸位名士；他们都已经四散逃跑藏匿了，但皇帝的怒气很盛，搜捕十分严厉，城中一片喧扰。此时韩魏公对皇帝说：“陛下即位以来从未做过这样的事，突然这样做，会使天下震惊，也会惊骇天下人的视听。”仁宗的怒气稍稍平息，馆阁中的士人于是被罢免驱逐一空，所以当时有‘一网打尽’的说法。杜公也被罢去宰相，子美被除去名籍成为平民，永远不再叙用复职。子美居住在湖州时，有诗说：“赶不上鸡竿之下，因为人们说我不能和罪人相比，反而可以遇到赦免释放。”虽然王拱辰、张安道一类人攻击他非常急迫，但也只是他们轻薄任性，做事不当；即使有一时的声名，像这样行事，最终对天下国家又有什么补益呢？仁宗于是惩戒才士轻薄的弊病，这几个人迎合皇帝的意旨，几乎完全援引朴实稳重的人来使仁宗受蒙蔽；凡是解释经书，不过像解释训诂一样罢了，杨安国、彭乘一类人就是这样。

译《梅圣俞诗集》序 我听说世人说诗人少有显达而多遭困穷，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世上流传的诗，大多出自古代困穷之人的言辞。凡是士人胸怀才学而不能施展于世的，大多喜欢在山巅水涯之外任意抒发；看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形态，往往探寻其中的奇异；内心积聚着忧思感愤，便借怨愤讽刺来抒写羁臣寡妇的叹息，表达人的情感中难以言说的部分。大概越是困穷，诗就越精工；这样看来，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人困穷以后诗才精工。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以荫补身份做官，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压抑，困顿于州县之中十多年，如今已经五十岁，仍然依靠征辟文书做别人的属官，胸中积蓄的才华不能在事业上奋发显露。他家在宛陵，从小学习作诗，还是童子时，出口之言就已经使长辈惊异。长大后，学习六经中仁义的学说；他写文章简约古雅而纯正精粹，不求苟且取悦于世人。世人只知道他的诗罢了，然而当时无论贤者还是愚者，谈论诗歌的人一定要向圣俞请教。圣俞也因为自己不得志，乐于在诗中抒发出来，所以一生所作的诗尤其多。世人既然已经知道他，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经见到他的诗，感叹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了！’ 王文康公虽然了解他很深，也终究没有果真推荐他。假如他有幸得到朝廷任用，创作雅乐颂诗，歌咏大宋的功德，把它献于清庙，追踪商、周、鲁颂的作者，难道不伟大吗？为什么竟让他老而不得志，只能成为困穷诗人的诗人，把诗徒然发泄在虫鱼物类、羁旅忧愁和感叹之言上；世人只喜欢他的诗写得精工，却不知道他困穷已久而且将要老去，难道不可惜吗？圣俞的诗既然很多，他自己没有收拾整理；他的妻兄之子谢景初，担心诗稿太多容易散失，便取出他从洛阳到吴兴以来所作的诗，编次为十卷。我曾经喜爱圣俞的诗，却苦于不能全部得到，忽然为谢氏能够分类编次而高兴，便写下这篇序并把文集收藏起来。后来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哭祭并为他撰写墓志铭，又到他家索取遗稿，得到一千多篇，加上我所收藏的，选取其中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编成十五卷。唉！我已经详细谈论过圣俞的诗了，所以不再重复。王志坚说：欧阳公和梅圣俞在河南幕府结交的时间最长，到嘉祐元年才开始推荐他担任直讲，距离圣俞去世仅仅五年。因此王荆公的挽诗说：“贵人怜爱您，双目青睐；吹嘘称誉，足以使您登上高位。却使隐逸而纳贤之士不能被收用，只能徒然请求钱财来帮助炊煮粮食。”这首诗是替欧阳公发言的。然而欧阳公为他撰写墓志，又为他写序，对故交的情谊并不薄；他没有早早提拔援引圣俞，难道没有别的用意吗？世间传说圣俞不得志，写了一部名为《碧云騢》的书，用来诋毁诸公。叶梦得曾辨析说是魏泰所作；但《石林燕语》记载，范公初次被贬为饶州知州时，圣俞作《灵鸟赋》寄给他；等范公主持政务，圣俞以为他会援引自己，范公却漠然无意推荐，反而推荐孙明复、李泰伯。于是圣俞作《后灵鸟赋》说：“我从前怜悯你的忠心，作赋来凭吊你；如今主人错误地增加你的食物、安置你的巢，而你不再啄食叛臣的眼睛，不再窥伺贼营的动静，反而憎恨鸿鹄不亲近你，欢迎燕雀来依附。”《清波杂志》引圣俞听到范公讣告时所作的诗说：“一出仕便多次更换郡职，人人都盼望着酒壶；世俗的情态哪里能够学习，从来没有写奏记请托。贫贱之时常甘心守分，身居崇高显贵却不懂得肥甘。” “虽然与您的门馆相隔，我的哭泣却和众人不同。”由此怀疑《碧云騢》一书确实出自圣俞之手；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圣俞的为人，而欧阳公对待他是最为恰当得体的。

译《送徐无党南归序》草木鸟兽作为物，众人作为人，虽然它们获得生命的情形不同，但在死亡之后却同样归于腐坏、消散、穷尽和灭亡而已。然而众人之中有圣人贤人，本来也是在众人之间出生并死亡，却唯独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之中有的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距离时代越远，保存得越长久。他们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修养体现于自身，施展体现于事业，显现体现于言论；这三方面使他们能够不朽而长存。修养于自身的人，没有什么不能获得；施展于事业的人，有成功也有不成功；显现于言论的人，则又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已经施展于事业而没有显现在言论中，也是可以的。从《诗经》《尚书》《史记》所记载的人物来看，他们难道都一定是善于言辞的人吗？已经修养自身，却没有施展于事业，也没有显现于言论，同样可以。孔子的弟子中有擅长政事的，也有擅长言语的。像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不过是弯曲手臂当枕头，挨饿而睡罢了。他和众人同处时，整天沉默，像个愚人一样；但当时的众位弟子都推重尊敬他，认为自己不敢希望赶得上他。到了后世经过几百上千年，也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他不朽而长存，本来不必依靠施展于事业，何况言论呢？我读班固《艺文志》和唐代《四库书目》，看见其中所列从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的士人，多的达到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这些人多得数不清；然而他们的著作散失磨灭，保存下来的百篇中连一两篇都不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岁〕 我私下为这些人悲哀：他们的文章华美，言辞精巧，却如同草木的花朵被风吹落，如同鸟兽的美妙鸣声掠过耳边。正当他们耗费心力辛苦经营时，又与众人急急忙忙地谋求什么不同呢？然而忽然间便死去，虽然有早有晚，最终都和草木鸟兽一样归于泯灭。言辞是不可以依靠的，大概就是这样。如今的学者，没有不仰慕古代圣贤的不朽，却用一生勤苦，把全部心力耗费在文字之间，这都值得悲哀。东阳徐生年轻时跟从我学习，写文章渐渐得到人们的称许。后来离开我，和众士人在礼部参加考试，取得高等名次，从此知名。他的文辞日益进步，如同水从地下涌出、山从地面显现。我想挫抑他的盛气，勉励他深入思考，所以在他回乡时把这些话告诉他。然而我本来也是喜爱写文章的人，也因此用这些话来警戒自己。王志坚说：张芸叟给石司理的信说：“近来游历京师，常常听欧阳文忠公、王荆公、司马温公的议论，他们谈到品行义理、文章历史的地方很多。只有欧公多谈为官办事的事情，时间久了我不免请教说：‘按求学者的看法，先生无不以道德文章作为他们想听闻的内容；如今先生却多教人办理政务，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欧公说：‘不是这样。您将来遇到具体事务时，自然会明白。大体说来，文章只能修饰自身，政事却可以惠及万物。我过去被贬为夷陵官员时，想找一部《史记》《汉书》来读，公家私家都没有，于是取来陈年的公文案牍，反复阅读，发现其中枉曲正直、乖谬错误的地方多得数不清。况且夷陵荒僻遥远而狭小，尚且如此，天下的情况本来就可以想见了。当时我仰望上天，在心中发誓说：从今以后遇到事情再也不敢忽视。到今天二十多年间，出入朝廷内外，忝居三公之列。今天别人看我，一定认为我是凭借文章翰墨达到这个地位的；从我自己看来，终究是当年那一句话的回报。’这篇序谆谆告诫人不要满足于空言，仅凭这一段，就可以看出欧公在文学上从不自满，一定要追求政事以惠及他人；若不是圣贤的心事，怎么会有这样的见解呢？”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五目录 庐陵欧阳修文第四 序、策问、论 《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送杨寘序》《送王陶序》《问进士策》第一 《问进士策》【四首之四】《泰誓论》《本论》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五 庐陵欧阳修文第四 《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前年五月，连日大雨，麦子被打死，黄河泛滥，京城附近淹没了下等田地。随后又不下雨，一直到了八月，高田里的豆类和粟米也枯死了。三司有人说：“前些时候博州发生水灾，百姓冒险渡过黄河来申诉，因此获得免租的有数万人。今年秋天应当征租，担心百姓借水旱灾害的机会，因而胡乱请求免租，使军粮受到亏损。”于是慎重地命令有关官员严加防范。朝廷因此引用田令，约束州县官吏；官吏无论远近，都望风而厌恶百姓申报水旱灾情。一概拿农田敕令所规定的期限来限制，严重的甚至施以鞭笞，使他们不许再申诉。京城附近的百姓向本县申诉，县里不听，就向开封府申诉；开封府也不听，于是大家聚集站在宣德门外，向宰相申诉。朝廷便派官吏四处察看各县灾情；察看的人回来，有的说有灾，有的说没有灾。然而说没有灾的占十之七八。最后一个察看者回来报告说：“百姓实际上受了灾，只是官吏害怕上面的约束，徒然想苟且使自己免于责任罢了。”天子听说后，悲悯不已，把京畿百姓的租税全部免除。我曾私下感叹说：“百姓幸好成为京畿百姓，事情无论缓急都距离朝廷近，容易被知道。雨从天降，河水泛滥，和烈日出现，这三种事情都是容易看见的。前两三年旱灾蝗灾接连发生，朝廷年年根据灾情轻重，免除赋税多少。到了军粮不足时，就在当年买粮，或者允许输粮授爵来补充军粮；这说明居于上位的人爱护百姓，而仁人的心容易受到触动。用容易知道的近处情况、容易看见的事情，来告诉容易动恻隐之心的仁人，然而官吏一加阻塞，几乎就不能传达。何况天下广大，远达几万里，事情难以知道，不像大雨、洪水、烈日那样容易看见的情况又有多少？假使上面有恻隐之心，却不能传达到下面；下面有想要申诉的苦情，却不能通达到上面，那只是官吏处在中间加以阻塞罢了，怎能不令人叹息！扶风是一个县，处在关隘以西，距离京师有千里之远。百姓不幸而遇到有隐情、令人畏惧的事情，哪里能限定有多少呢？县令、主簿、县尉三人，使百姓的意愿能够不被堵塞而传到州里，州里的意见也不被堵塞而传到朝廷。县中不加阻塞、百姓的意愿得以通达，也只是靠县令、主簿、县尉把它传达上去罢了。王君圣纪在这个县担任主簿，圣纪好学而有文才，辅佐治理此县，正开始试验他施行政务的能力。因此我把平素所感叹的这些话告诉他。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庐陵欧阳修作序。秦二世时，崤山以东各郡县的年轻人苦于秦朝官吏，便都杀死郡守、郡尉、县令、县丞，反过来响应陈涉；他们相互拥立为侯王，联合向西，名义上说是讨伐秦朝，这样的队伍数不胜数。谒者出使东方回来，把反叛者的情况报告给秦二世，二世大怒，把他交给司法官吏。后来使者到达朝廷，秦二世问他，他回答说：“各郡的盗贼，郡守、郡尉正在追捕，如今已经全部抓获，不值得忧虑。”皇帝听了很高兴。等到阎乐来到望夷宫，箭已经射到帷幕上。二世大怒，召唤左右侍从；左右侍从惊慌骚动，不肯出战。旁边有一个宦官侍立，不敢离开。二世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竟到了这种地步？”宦官说：“我不敢说，所以才能保全性命。假使我早说了，大家都已经被杀，我怎么能活到今天？”唉！古代先哲之王，让公卿直到列士进献诗歌，乐师进献典籍，史官进献史书，太师进献箴言，盲人乐官进献赋，瞽蒙诵读，乐工进谏，庶人传达意见，近臣尽力规劝，亲戚加以补察。人的性情没有不喜欢赞誉而厌恶毁谤的，古代先哲之王也是人，却一定要让小人怨恨你、咒骂你的声音交相传到耳中。况且《皇矣》说要自我敬慎、警戒过失：“我的过失，岂只是不能含怒不发而已吗？难道不是平民百姓所不能承受的吗？”大凡地位越高，受到的蒙蔽就越多、越远；臣下有的望见风声就战战兢兢，有的望见风声便迎合求宠。因为君主一高兴，万种利益就会聚集；一发怒，万般苦难就会汇聚，百姓和臣下怎么能不只希望得到他的欢喜、只害怕招致他的愤怒呢？于是凡是可以使他高兴的事，没有不去做的；凡是可能使他发怒的事，没有不躲避的。因此下面的人越来越巧诈，上面的人越来越昏暗；下面的人越来越结党，上面的人越来越孤立。上面既孤立又昏暗，百姓便没有地方可以申诉，小人处在权位上也越来越得意，国家的危险就像堆叠的蛋一样，正如秦二世时。《易经》说：“扩建他的屋宇，遮蔽他的家门；从窗口窥视，寂静得像没有人；三年不能看见，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秦二世，是可以和夏桀、商纣相提并论的人。后世君主谈到秦二世的事情，就说：“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再出现在今天呢？”如今看欧阳修所说的，竟然正是宋仁宗时期的事情。仁宗和秦二世相距如天渊，不能用道路的里程来计算；然而一旦有了“害怕百姓借水旱灾害的机会求得免租”的想法，京畿附近的百姓受灾却不能上达，派出官吏四处察看，回来竟有十之七八说没有灾。仁宗虽然最终没有成为秦二世，但秦朝的谒者难道不能在景祐年间再次出现吗？君主怎么能不害怕？应当怎样害怕呢？答案是：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罢了。《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五代初年，天下分裂为十三四个政权。到了建隆年间，有的被消灭，有的衰微，仍然存在的还有七国。其中蜀地和江南的地域最大。凭周世宗的雄才，三次进兵淮河一带，也不能消灭李氏政权；蜀地也依仗险要地势作为阻隔，秦、陇、山南都被侵夺。荆南人便缩手退回峡中，不敢向西窥伺，争夺原来的土地。等到太祖承受天命，用兵不过万人，却把两个国家像攻取一个郡县一样攻下了，武臣是多么伟大啊！当时，文初的祖父跟随诸将向西平定成都，后来又向南攻打金陵，功劳最多。当时谈到名将就称道田氏，田氏的功劳被史官记录，俸禄世代在家族中传承，到今天仍未断绝。等天下已经平定，将领们没有地方施展武力，士大夫便争相凭借文才儒学进身，所以文初这个将门子弟反而穿着白衣，以乡贡进士的身份参加有关部门的考试。他们前后处在同一个时代，也都是各自遭遇形势所致。文初学业通达敏捷，为人敦厚清正可爱。这年仲春，他从荆南向西到万州拜见父母；船停在夷陵，我和他登高远望，随后游览东山，探看绿萝溪，坐在盘石上。文初喜爱这里，停留数日才离开。夷陵，地方志说：北面有夷山，因此得名；有人说巴峡的险要到了这里才开始平缓。大概如今文初所看到的，还不是山川最优美的地方。从这里再向上，逆着江水急流进入三峡，那里险峻奇异、瑰丽绝伦，才真正值得喜爱。当年王师讨伐蜀地时，军队从两条道路出发：一路从凤州进入，一路从归州进攻忠州、万州以西；如今所经过的地方，都是王师过去用兵之处。观览这些山川，可以感慨万端而作赋了。这篇文章与《丰乐亭记》旨趣相同。在上下俯仰之间回顾百年，想见创业的艰难，认识天下达到治平有其由来，体察安乐适逢其时，畏惧危亡却不加戒备，希望通过抒发忠心来成全孝道，害怕失去义理而背离正道；种种情意，都充分流露在文字言辞之外。

译《送杨寘序》我曾经患有幽深忧闷的疾病，退居闲处，不能医治。后来向朋友孙道滋学习琴，听受了几支宫调的曲子，时间久了便喜欢上它，不知不觉忘了疾病还在身上。弹琴这种技艺，本来是小道；但等它达到极高境界，音调大的以宫为主，小的以羽为主，拨动琴弦骤然奏起，忽然变化；急促的曲调凄凉而短促，舒缓的曲调舒展而和谐，仿佛山崖崩裂、巨石破碎，高山中泉水涌出，又仿佛风雨在夜里突然降临。它又像怨夫寡妇的叹息，像雌雄鸟相互和鸣。那忧思深沉、意境深远的，是舜、文王、孔子遗留下来的声音；那悲愁、感伤、愤懑的，是伯奇这个孤子的叹息、屈原这个忠臣的哀鸣。喜怒哀乐，凡能感动人的地方，一定深沉而纯正；古代质朴淡泊的言语，以及尧舜三代的言辞、孔子的文章、《易经》中的忧患意识、《诗经》中的怨刺，都没有不同。若有人能够用耳朵听懂，用手指应和，取其和谐之音，疏导郁积，抒写幽深的思绪，那么在感动人的地方，也会达到极高的境界。我的朋友杨君好学而有文才，多次以进士身份参加考试，却一直不得志；后来接受荫补调任为剑浦县尉，区区处在东南几千里之外，他心中本来就有不平之气。况且他年轻时又多病，南方缺少医药，风俗、饮食也不合宜；以多病的身体，怀着不平的心情，居住在风俗饮食都不适宜的地方，他怎么能够郁郁不乐地长久生活下去呢？然而他若想使心情平和来调养疾病，在琴艺上也将会有所收获。因此我写这篇谈琴的文章赠给他为行，并且邀请道滋饮酒、弹琴，作为送别。古代善于谈论琴的人，只有韩退之《听颖师弹琴》诗；然而它也免不了被讥评为三分像琵琶、七分像筝。像这篇文章以及枚乘《七发》中“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的一段，才真正使琴声仿佛从纸上流淌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送王陶序》六经都记载圣人的道，而《易经》尤其彰显圣人的作用。吉凶、得失、动静、进退，都是《易经》所讲的事情。它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在于刚与柔。乾卦刚健，坤卦柔顺，这是刚柔发挥作用的大端。至于八卦的变化、六爻的交错，刚与柔交替处在各自的位置上，于是吉、亨、利、无咎以及凶、厉、悔、吝等卦象便产生了。大概刚属于阳，属于德，属于君子；柔属于阴，属于险，属于小人。从乾卦的初九变为姤卦，再向上发展到剥卦，其中五卦都是阴爻，是剥削阳刚的卦象，是小人的势力增长、君子静守退避的时节。从坤卦的初六变为复卦，再向上发展到夬卦，其中五卦都是刚爻，是决去柔弱的卦象，是小人的势力消退、君子行动前进而掌握政事的时节。刚作为一种德性，是君子经常运用的力量；庇护百姓、利于万物，功劳没有比它更大的。卦象经过泰卦的九三、九四而成为大壮卦，九五又成为夬卦。壮，就是强壮；夬，就是决断。四个阳爻虽然强盛，却还有两个阴爻；但阳多阴少，就可以运用强力去攻击它，所以卦名为大壮。五个阳爻而只有一个阴爻，阴爻已不足以造成阻碍，只要决然除去它就可以了，所以卦名为夬。这样看来，君子运用刚强之力，应审察自己的力量，观察时机，知道阴险的小人确实可以除去，然后用强力决断地清除他们。勇猛的人可以冒犯，强硬的人可以使之屈服；圣人对于大壮、夬这种运用刚强的方式，一定有所警戒。因此《大壮》的彖辞说：“大壮，利于守正。”象辞说：“君子不合礼的事不要做。”《夬》的彖辞说：“刚健而喜悦，决断而和谐。”象辞说：“以德自处就会受到忌妒”，用来说明刚强不可单独任用。所以复卦从开始就亨通，临卦逐渐增长，泰卦阴阳交合而达到大壮；以多数攻击少数，夬卦乘其衰弱而决然除去它。君子运用刚强之力，有渐进的次序而不失时机，又不凭一己之力独任其事，必定用正道、合礼法，用喜悦、和谐来辅助它，这样功业就可以成就；这就是君子行动前进、担当政事的方法。太原人王陶，字乐道，是喜好刚强的人。他常常嫉恨世间阴险而小人多居京师，不随便同人交游，努力学习古道，以此自我信守。如今他初次出仕到易州，得到君子行动前进的卦象，所以我写下这篇谈刚德的文章赠给他。大壮初九说：“刚强表现在脚趾上，出征凶险。”夬初九也说：“刚强表现在脚趾上，前往不能取胜，反而会有过错。”由此可见，圣人对于运用刚强之力的告诫，不仅在彖辞和象辞中，而且又常常在卦初深切戒备。唉！世上的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努力学习、喜好刚强，以此蓄积自己的志向，却还没有把它施用于事情上。如今他前往任职，尤其应当谨慎对待开始的时候。王陶做御史时，竭力攻击富弼。他这个人正直，却是子贡所厌恶的那种人吗？把不谦逊当作勇敢，把揭发别人隐私当作正直？欧阳修在他初次出仕时，为他阐述《大易》中刚德的好处，以此告诫他，大概早就有意考察他的内心了。他说君子运用刚强之力，应当循序渐进而不失时机，又不能独任其事，必须以正道、礼法、喜悦、和谐来辅助它。确实领会了“不把天德据为己有”的道理，先圣的微言大义都具备在这里了。然而像王陶这样的人，哪里配谈这些呢？他结党附小人、残害君子，正是阴柔，并不是刚强；他所做的坏事积累到无法遮掩的地步。至于“刚强表现在脚趾上”“刚强表现在颧骨上”，还说的是君子。公与私、善与恶的不同，从一开始发心时就已经像秦地与越地那样遥远了。像王陶这样的人，如果用《易经》的卦象来比拟，他岂不是像“羸弱的野猪心存疑惧而徘徊不前”吗？

译《问进士策》第一 六经，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工具，也是后世取法的依据。《尚书》记载上古之事，《春秋》记载历史事件，《诗经》用含蓄的言辞进行感发和讽刺，《易经》的道理深隐而深邃。与现实世事最密切相关的，是礼和乐。自从秦朝焚书，六经几乎全都毁失。到了汉代重新出现的，都是残缺脱落、颠倒错乱的本子；有的流传自年老昏聩的老师，有的是从坟墓、屋壁之间取得的，因此学者不能明白经义，异说纷纷兴起。何况《周礼》出现得最晚，然而它作为一部书却很完备。天地万物的统摄管理，制定礼乐，建立国家、治理人民，奉养生者、侍奉死者，禁止不合正道之事，以及以善来治理国家的方法，都有条理。三代的政治已经很美善，而周代治理的事迹之所以比夏、商两代流传得更详细，正是因为《周礼》记载了它。然而汉武帝认为它是亵渎、混乱、没有验证的书，何休也说它是六国阴谋的言论，这是为什么呢？但如今考察它，确实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内设公卿、大夫、士，向下直到府、史、胥、徒，彼此辅佐分任；外部分为九服，建立五等爵位差别，以尊卑相互统辖治理，这就是《周礼》的大略。可是六官的属官，略见于经文的就有五万多人；里闾、县鄙的长官以及军队中的师、旅、卒、伍等还不在其中。王畿方圆千里的土地，可以分成多少井田，容纳多少户百姓呢？王朝官员、王族封国和城邑共有多少？百姓的贡赋有多少？而且还要在其中容纳五万多人，这些人是自己耕作并缴纳赋税，还是不耕作而领取赋税呢？如果不耕作而领取赋税，那么靠什么供给他们？治理国家的制度难道竟然烦琐到这种程度吗？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秦朝既然诋毁古制，完全废除古代制度；汉代以后，帝王的称号、宫廷官府的制度，都沿袭秦朝旧制，一直到今天，虽然有沿用也有变革，但大体都是秦制，从未有意实行《周礼》，难道是因为它规模太大而难以实行吗？它果真不可实行吗？制定法律、建立制度，是要把它留给后世的；假如它难以实行，万世都不能实行，那就和根本不可实行一样。这样看来，反而还不如秦制。有时勉强实行，也不能使国家兴盛，甚至因而导致动乱，王莽、后周就是这样；那么它不可采用就确定了。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然而其中祭祀、服饰、车舆、旌旗似乎又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难道这就是所谓郁郁盛美的礼文吗？三代的治理，其关键究竟是什么？《周礼》经文的缺失又在哪里？哪些道理适合今天实行，应当从何处着手？请把这些全部陈述出来，不要有所隐瞒。欧阳修说，采用《周礼》而导致祸乱的，有王莽、后周，以及王安石使宋朝陷入混乱，这些事情恰好发生在同一时代。欧阳修在防备别人诘问时，已经看到了这种端倪，难道是为了这个才这样说的吗？还是偶然相合呢？欧阳修主持贡举时，王安石造成的祸患还没有发展到严重地步。《周礼》这部书，宋代儒者始终不敢直接断定不是周公所作；有人说，刘歆在王莽时伪造了这些篇章，把它们窜入书中，以讨好新朝，使王莽的暴政仿佛出自周公的旧典，而礼学家们却纷纷争辩，认为不能这样说。现在看欧阳修的文章，计算《周礼》六官所属的官员有五万多人，还不包括没有规定员额的官职，竟想凭方圆千里的土地供给他们的俸禄粮饷，实际上势必办不到。不过，欧阳修所怀疑的，仍然只是举出了小处而遗漏了大处。圣王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养育人民。《尚书》说“使百姓生活富足”，《易经》说“减损上层而增益下层”，《诗经》讽刺苌楚，《春秋》讥刺按田亩征税。孔子说“使人民富裕”，孟子说“减轻赋税”，《大学》说“财富聚集在上面，人民就会离散”。六经和四书之所以用来教导后世的帝王、公卿大夫，直到师长和各级官吏，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优先的了。上天生出尊贵者，是为了让他们供养卑贱者；上天生出富裕者，是为了让他们供养贫困者。这是天地的本性。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希望使人民获利；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希望把使人民获利的法则传给万世。现在看《周礼》中的司市、质人、防人、肆长、泉府、司门、司关、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茶、掌蜃等官职，凡是市场、道路、城门、关隘、山林、川流、泽薮中所有鸟兽鱼鳖、草木玉石以及一切货物财物，无不设置严厉的禁令，并且全部征取。进入市场要纳税，进入城门要纳税，进入关隘要纳税；如果躲避而不进入，就没收其出产这些东西的土地，而且官府还要加以掌管，按时收入。甚至百姓有借贷，官府也要收取利息；不按禁令行事的，就逮捕并惩罚。这样一来，天所生的、地所长的、人所养的，全都收入朝廷，连一丝一毫的剩余利益也不留给百姓。即使王莽那样暴虐，恐怕他的力量也不能完全照《周礼》所记载的那样实行，做尽残害百姓的事情。难道要说这是周公制定的吗？至于有了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有夫妇。《中庸》说“从夫妇关系开始”，夫妇确实是人道的起点。现在《周礼》的媒氏说：“仲春这个月，要在此时使男女相配；私自奔合的男女不加禁止。”如果无故不用这个命令，就要处罚。又说：“掌管那些没有夫家男女的婚配。”这样看来，就是设置官职、制定禁令，驱使天下没有丈夫的女子必定私奔；丈夫死了的妇女，也必定再嫁。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其他琐碎之处就不一一评论了，仅这两个大问题，即使在上位的人具有《关雎》《麟趾》所表现的善意，又怎么能实行呢？由此看来，即使周公果真有这部书，也已经没有流传到后世。孟子不是说过吗？诸侯憎恨它危害自己，于是都把它的典籍删去了。难道孟子时已经没有这部书，而今天反倒还有完整的全书吗？即使还有散佚在王莽以后荒草杂木中的断简残编，若不是圣人再生，谁能辨别真伪呢？那么，有人说这是刘歆为了讨好王莽而作的，似乎也有六七成可信。

译问进士策 古代选取士人，上下之间相互成就对方的美德；如今选取士人，上下之间却相互伤害，这样想要成就事业，能办得到吗？古代的士人，教育培养有根基，进取升用有步骤；上位者礼待下位者厚重，所以下位者自守自重。上位者若不厚礼，不能得到士人；士人若不自重，也不能受到上位者的礼遇。因此，拥有国家的人在朝廷设置爵位、俸禄、车服、礼乐，等待士人前来；做士人的在家修养仁义、忠信、孝悌，等待上位者任用。在朝廷设置这些待遇的人，知道下位者能够配得上自己的期待，就更加优厚；处在下位的人，知道上位者并不轻视自己，所以更加自重。这难道不是上下相互成就对方的美德吗？后世的士人却相反：上位者看待下位者，认为他们只是求取利益、谋求进身；虽然设置了爵禄，却每天设置防范措施，来革除求进者泛滥的现象。下位者看待上位者，认为即使自己自重，上位者又有谁知道我呢？不自行求进，就不能通达。于是上位者更加轻视下位者，下位者更加不能自守自重而变得轻浮。唉！在上位者想得到合适的人才，处在下位者想推行自己的道术，这能实现吗？请追究三代选取士人的制度究竟怎样；汉、魏直到现在，制度又有怎样的变化，也应当详细说明。制度失去了根本，想要使它恢复古制，应当从哪里开始？如今的士人都学习古代、通晓经书，渐渐知道自重了，可是上位者礼待他们却没有更加优厚。唉！是先由上位者厚待士人，然后才能使下位者自重吗？还是必须先由下位者自重，然后上位者才会厚礼相待呢？两方面都不肯首先这样做，形势又怎么能够相互契合呢？应当详细陈述其中的根本和末节，以及可以施行于今天的办法，作为回答。学校的教育比不上古代，选取士人也没有长久的防范办法。上下相互失误的原因，都详细写在这篇文章中。这大概是千古以来贤君和有志之士共同的感慨。《泰誓》论 《尚书》说商朝开始责怪周，是因为周征伐了黎；所谓征伐黎，就是西伯的事。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事，他攻打黎并取得胜利后，商人已经怀疑他难以控制而憎恶他。假使西伯显然表现出不臣的形状，与商朝并立而称王，像这样过了十年，商人反而安然不以为怪；他的太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一类人，也默默地彼此旁观而不说一句话，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以纣王的雄猜暴虐，曾经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制成肉干。西伯听说后，私下叹息，于是被抓捕囚禁，几乎不能免死。等到他已经叛离商朝、不再称臣而自行称王时，反而宽容他而不追问，达十年之久，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孔子说：“天下三分，周有其二，却仍然以臣服事商。”假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怎么能够服事商朝呢？而且说西伯称王的说法，究竟起于什么根据？孔子的话，是万世可信的。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伯夷、叔齐，是古代懂得义理的人。当他们让出王位离开时，只是因为放眼天下没有可以归附的地方；听说西伯贤明，便一同前往归附他。当时，纣王虽然无道，毕竟还是天子。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就是僭越叛乱的国家。然而伯夷、叔齐二人并不认为这不对，依附他很久也不离开。到了武王讨伐纣王，他们才认为这样不对而离去。这两个人，起初只看到天下没有可归附之处，最终却依附于僭越叛乱的国家而不离开；不责怪他的父亲，却责怪他的儿子，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尚书·泰誓》说“十有一年”，解释者因此认为，是把文王受命九年和武王居丧二年合计起来。又因为西伯听虞人和芮人的诉讼被称为受命，便把那一年作为元年，这同样是妄说。古代君主即位一定称元年，这是平常的事情，并不把它看得特别重要。后世拘泥于学问的士人解释《春秋》，才开始把改元当作重大事情。那么它究竟是平常之事吗？如果是，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如果是重大之事，西伯即位时已经改元了，中间不应当没有理由又改一次元。武王即位时本来应当改元，却反而不改，竟沿用先君的元年，把居丧合计为十一年；及至灭商而取得天下，这件事远比听讼重大，却又不改元。由此说来，认为西伯以受命之年为元年的说法，是妄说。后来的学者如果知道西伯活着时没有称王，而且中间没有再次改元，那么《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文王、武王之事，就会清楚明白而不失实了。有人说：“既然如此，武王服丧完毕后才讨伐纣王，《秦誓》为什么说‘十有一年’呢？”回答说：“武王服丧完毕后才伐纣，是出自各家小说；而《泰誓》是六经中的明文。过去孔子处在周朝衰微之际，忧虑众说纷纭、迷惑扰乱当世，于是退下来修订六经，作为后世的法则。孔子死后，距离圣人渐远，众说又兴起，和六经相混乱。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能够辨正。如今若有卓越之士，一概以六经为可信依据，那么《泰誓》所说的，就是武王的事情；‘十有一年’，就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司马迁写《周本纪》，虽然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文王墓前祭祀，然后在孟津整治军队；但写《伯夷列传》时，又记载了“父亲死了却不下葬”的说法，这些都不能作为可信依据，所以我不取用它们。以《尚书》为可信依据，就够了。刚读这篇论说时，第一处说“妄说”，第二处又说“妄说”，第三、第四处仍然这样说个不停。如果认为这样的说法没有文采，仔细推究后才会知道它的用意。《无逸》说：“文王受命，只在中年。”这大概是因为武王已经取得天下以后，追溯根源而这样说。周公如果要说，大概是：“在文王中年时，已经可以使诸侯来朝；他拥有天下却不改变臣子的节操，这正是文王的至德。文王不是不能取得天下，而是一定要等待武王。”孔子也说：“天下三分，周有其二，却仍然服事殷，周的德行，可以说是至高的德行了。”可笑后世不加考察，反而因为“受命惟中身”一句话，认为文王存有灭商的心思，而且明显有背叛商朝的迹象。推算年代，应当在平定黎国的时候，于是便说那时西伯称王、改元，武王继承文王的志向讨伐商朝，即位后不改元，并对《泰誓》所谓“十有三年”作出种种错误而纷乱的解释。曹操、司马懿于是说出“我大概要成为周文王了”这样的话。经典不能明白，人伦就有大祸患。欧阳修既然确实看出这些是妄言并加以驳斥，就应当不遗余力，所以不惜言辞严厉、反复申说，完全是为了阐明人伦罢了。

译本论 天下的事情有根本和末节，治理天下有先后次序。尧、舜时代的典籍记载简略。后世治理天下，没有不取法三代的，因为三代能够推究事情的根本和末节，知道什么应当先做、什么应当后做。三王治理天下，用制度和数量均平天下，用爵位和土地区别各诸侯国，用井田划定百姓的居处和耕地，用职事任用官员。天下有确定的数额，诸侯国有确定的制度，百姓有确定的产业，官员有确定的职责。这样使下级供奉上级，勤劳却不困顿；上级治理下级，简约而不劳累。财富足够使用，并且能够防备天灾；军队足以抵御祸患，又不至于成为祸患。这些都具备以后，才修饰礼乐、兴起仁义，用来教导人民。所以政令容易施行，百姓容易役使，风俗淳厚而王道得以成就。即使继承者是荒淫的儿子、柔弱的孙子，仍然能维持七八百年才灭亡。三王治理天下，难道和常人治理有什么不同吗？财富必定取自百姓，官员必定靠俸禄供养，禁止暴乱必定要用军队，防范百姓必定要用刑罚，大体上和后世治理天下相同。可是后世常常多有祸乱衰败，三王却独能安定无事，为什么呢？三王善于推究根本和末节，知道先后次序，做事有条理。后世拥有天下的人，谁不想使天下安定太平呢？可是用心更加劳苦，政事反而更加不能成就，常常忧惧祸乱衰败将要到来，却总是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不推究根本和末节，不懂得先后次序罢了。如今应办的事务很多，其中应当优先处理的有五件。五件中的两件，是有关部门所知道的；另外三件，他们还没有想到。使天下的用度充足，没有比财富更优先的；维系天下的安危，没有比军队更优先的。这是有关部门所知道的。然而财富即使丰足，征取没有限度、使用没有节制，那么下层百姓更加困窘，上层也更加劳苦；军队即使强大，却不知道怎样使用它，军队就会骄横而产生祸患。因此节制财用、驾驭军队，最重要的是建立制度。制度已经完备，军队已经可以役使，财富已经足够使用，那么共同守护这些成果，最重要的是任用人才。所以，调平均财富、节制军队，制定法令来控制财富，任用贤能来守护法令，尊重名节来激励贤能。这五件事相互发挥作用，是拥有天下者经常要做的事情，也是当今最应优先处理而执政者所忽略的事情。如今四海之内并没有发生叛乱，上面的政令也没有暴虐，天时和水旱也没有造成大灾，君臣上下也不是不和睦。天下这样安定而广大，没有一点空隙可乘的征兆，南方夷人却敢杀害天子任命的官吏，西方夷人却敢有强横的王，北方夷人却敢有抗礼的帝，为什么呢？人口数量一天比一天增多，土地的产出一天比一天扩大，公家的用度却一天比一天紧迫。四方夷族不服从，中原不能受到尊重，天下的财富不充实，为什么呢？因为上述五件事没有完备。请试着说一两件。当今农民赶着耕作，可以说很劳苦了；工商之人在山林川泽中谋取利益，可以说很勤劳了；上面的征赋，以及负责专卖、交易和商利的官员，也可以说搜求细密、毫无遗漏了。然而一遇到水旱灾害，如明道、景祐年间那样，天下公私财物就会匮乏断绝。这说明在无事的年代，百姓没有一年的储备，国家也没有几年的储藏。由此可知财富不足。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使士卒赴汤蹈火；如今厢军和禁军，有关部门不敢役使，万不得已暂时使用他们，就称作“借倩”。那些士兵彼此说：“官府借用我，而官府的文书也写着‘借倩’。”赏赐本来是用来酬劳的。如今因为大礼的缘故，发放并非因劳绩而得的赏赐，每三年一次，每次耗费八九百万。有关部门不敢拖延日期，士兵得到赏赐并不是因为没有功劳；他们知道羞惭，却又多索求、少接受，比较优厚的就喜欢，稍差的就嫌弃，稍不如意，便聚集呼喊，拿着棍棒想要殴打天子的大臣。平时无事尚且如此。由此可知军队骄横。财富用尽仍然不足，是因为没有确定的数额；军队敢于骄横，是因为使用它们还没有掌握方法。由此可知约束军队的制度没有建立。财富匮乏、军队骄横、法制不统一，却没有人奋不顾身、许身报国。由此可知没有任用合适的人。所谓没有任用合适的人，并不是没有人才；有些人或许怀有才干和智慧，只是当时正厌恶喜好名声的人，于是都把才智隐藏收敛起来，不敢奋发显露，只怕接近名声而触犯当时人所憎恶的事情。因此人人都把贤能变成愚拙；愚拙的人没有什么可被责备，贤能的人反而受到讥笑嫉恨，终于使天下的事情将要松弛废弛，却没有人敢出力去做。这种不崇尚名节的弊病，是天下最大的祸患。过去五代的混乱，可以说达到了极点：五十三年间，更换了五个姓氏，十三位君主，亡国被杀的有八人；在位时间长的不过十多年，短的甚至三四年就灭亡。五代的君主难道全都是愚蠢的人吗？他们内心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制定长久安定的计划吗？只是他们的力量有做不到的地方，是时势造成的。当时东方有汾、晋，西方有岐、蜀，北方有强大的胡人，南方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成十三四块，四面包围着狭小的中原；中原内部又有叛将和强臣割据占有。那些统治天下的君主，大多在位不久，威望德行还没有普遍施行；即使有强君武主竭力治理，也只能勉强自守。不幸遇到软弱的儿子、懦弱的孙子，不过传一两代就再次陷入混乱衰败。因此他们养兵，像儿子喂养老虎和狼一样，尚且害怕军队不肯效力，哪里还敢用残破贫困的人民供养没有限度的军队？对人民征收赋税、搜刮聚敛，尚且害怕不够，哪里还谈得上节制财用来使百姓富足？天下的形势正像一座破败的房屋，修补它的内角，别的角落就会毁坏；整治它的椽子，栋梁就会倾倒，只能勉强支撑、苟且保存罢了，哪里还有余暇效法规矩方圆来制定制度呢？所以军队没有制度，使用没有节制，国家没有法度，一切都只是苟且应付。如今宋朝建立宋国，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僭乱，没有敢于抗敌的国家；对内削弱方镇，没有强大的叛臣；天下统一，四海安定；建国不能说不久，天下不能说不广。俗话说：“袖子长就善于跳舞，钱多就善于经商。”这是说有资本的人做事容易。当今承继三位圣主的基业，占据万乘天子的尊贵名位，拥有四海一家这样的天下，大禹贡赋所涉及的土地都向内输送财物，任凭上面取用，不能说财富不足。身高六尺的士卒，能够负戈披甲，力量足以拉开五石之弩、弯开二石之弓的有数百万人，只要听从上面的控制和命令，也不能说军队不足。

译朝廷内外任职的官员有几千人，三班和吏部经常积压的候补官吏又有几百人；每三年发布一次诏令，应诏而来的平民有一万多人，参加礼部考试的有七八千人，只等皇上选用，不能说天下缺少贤才。百姓到现在已有将近四十年没有见过战争；对外振兴军备，排斥夷狄，对内修明法度，推行德化，只要皇上愿意去做，不能说没有空闲。凭借天子慈圣、仁厚、节俭的品德，再得到一两个明智的大臣，与他们共同谋划，天下的积蓄可以达到汉文帝、汉景帝时的富足；制定礼乐，可以达到成周的盛况；振奋声威功业、彰显名誉，可以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显赫；谈论道德，可以兴起尧舜那样的治理。然而财物不够供给朝廷使用，下面已经困弊；军队不足以威震外敌，内部却有人敢于骄横；制度不能成为万世遵行的法则，反而日益纷繁杂乱，一切苟且敷衍，与五代时期没有不同，这实在令人叹息。这就是所谓处在可以取得成就的职位，正当可以取得成就的时机，又有可以取得成就的资质，然而究竟是谁畏惧困难而长久不去做呢？这篇文章切中了宋仁宗时期政治事务的弊病。汉朝不能恢复三代的盛况，人们常常替汉文帝、汉景帝惋惜；宋朝在宋神宗、宋哲宗时期迅速衰败，人们也常常替宋仁宗、宋英宗惋惜。大概国家没有人才，谁能同它一起治理呢？这就是《雅》诗赞美君主时，必定把贤才众多作为颂辞的原因。大概国家的福气、天地的祥瑞，确实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御选唐宋文醇》第二十五卷。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二十六卷目录。庐陵欧阳修的文章第五部分。论、记。《为君难论》上篇。《为君难论》下篇。《吉州学记》。《岘山亭记》。《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偃虹堤记》。《王彦章画像记》。《仁宗御飞白记》。《伐树记》。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二十六卷。庐陵欧阳修的文章第五部分。《为君难论》上篇。古语说：“做君主困难，究竟难在哪里呢？大概没有比任用人更困难的了。”任用人的方法，是任用他就一定要专一，信任他就一定要深厚，这样以后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可以共同成就事业。等到出现过失时，如果任用他想要专一，就不再同别人谋划，拒绝群臣的意见，这是想充分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却先失去了众人的心；如果信任他想要深厚，就对一切都不怀疑，果断地一定实行，这是不审察事情是否可行，也不考虑功业能否成功。违背众人的意见办事，又不仔细谋划就轻率发动，其所做之事必定屡举屡败，以至遭到祸败，这是事理本来就应当如此。然而也有侥幸成功的，人情总是把成功说成是对的、把失败说成是错的，于是又跟着称赞他，把他违背众人说成是独到明见，把他拒绝进谏说成是不受群议迷惑，把他偏听一人、轻率发动说成是果断而善于决断，使后世的君主羡慕这三点，拿来要求自己。等到他一旦失去信用并遭到祸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实在令人叹息。前代做君主的人，竭力拒绝群臣意见，专门信任一个人，却不能及早醒悟，以至遭到祸败的很多，不能一一列举，请姑且举一两个例子。过去秦国的苻坚，土地广大、兵力强盛，拥有九十六万军队，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把它看作偏居一隅的小国，认为只凭气势就可以直接吞并它。然而全国的人都说晋国不能攻伐，进一步来反复劝说的多得数不清。他们陈述天时、人事等道理，苻坚就用强词辩解加以驳斥，忠直的言论都被压制排斥而离去。像王猛、苻融这样老成持重的意见，他不听；太子苻宏、少子苻诜这些至亲的意见，他也不听；沙门道安，是苻坚平生所信任敬重的人，多次向他进言，他仍不听。唯独听信一位将军慕容垂。慕容垂说：“陛下在内心独自决断神妙的谋略就够了，不必广泛询问朝臣，以免扰乱圣上的思虑。”苻坚大喜说：“同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

译于是决意不再怀疑，便大举南伐。军队到达寿春，晋军用几千人攻击它，苻坚大败而归。等到回到洛阳，九十六万军队损失了八十六万，苻坚从此兵威受挫，不能再振作，最终导致动乱和灭亡。临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担心晋祖镇守太原；太原靠近契丹，晋祖又凭借兵力跋扈，于是商议想把他迁到郓州。满朝士人都进谏，认为不可，清泰帝却一定想迁徙他。夜里召来平常一同谋划的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询问他以决定可否。薛文遇回答说：“我听说在道路旁边建造房舍，三年也建不成；这件事由陛下决定就行了，何必再询问群臣呢？” 清泰帝大喜说：“术士说我今年应当得到一位贤能的辅佐，帮助我中兴，您莫非就是这个人吗？”当即命令学士起草诏制，把晋祖迁到郓州。第二天早晨，宣读任命诏书，在朝廷上的大臣都大惊失色。过了六天，晋祖反叛的书信送到。清泰帝忧惧，不知如何是好，对李崧说：“我刚才看见薛文遇为此肉都发抖，想亲自拔刀刺死他。”李崧回答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君臣相对流泪罢了。”由此说来，能够竭力拒绝群臣意见、专门信任一个人的，没有比这两位君主更果断的了；因而导致祸败、动乱和灭亡的，也没有比这两位君主更惨烈的了。当苻坚想和慕容垂共同平定天下时，清泰帝认为薛文遇贤能、能帮助自己中兴，可以说都是身临乱世的君主，各自把自己的臣子看作贤才。有人责问我说：“那么任用人就不可以专一地信任他吗？”我回答说：“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可以说都是专一而信任的，却没有听说齐国、蜀国的臣民非难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命令发出后，两国的臣民全都依令办事；政令施行后，两国的臣民都得到便利，所以齐桓公、先主能够专一任用而不改变。假使命令发出后两国的人都不依令办事，政令施行后两国的人都感到不便，那么那两位君主难道肯专一任用并信任他们，以至失去众人的心、聚集全国的怨恨吗？” 《为君难论》下篇。唉！任用人的困难，已经很困难了，却还不如听取意见困难。人的言论不是只有一种。有的人巧妙辩说、纵横驰骋，令人喜爱；有的人忠直之言质朴无华，而且多半不善言辞。这还不是听取意见的困难，而在于听者的明智或昏昧。奉承的话顺合心意，容易使人高兴；直率的话违逆耳朵，容易使人发怒。这还不是听取意见的困难，而在于听者的贤明或愚昧。这些都还不值得称为困难。若听他的话似乎可以采用，然而一采用就败坏事情；听他的话似乎不可采用，然而不按照他的话做就不能成功；这以后才是听取意见的困难。请姑且举一两个例子：战国时，赵国有个将领叫赵括，善于谈论用兵，自称天下没有人能抵挡他。他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是一位长期从事军事的人。每次同赵括谈论，也不能使赵括屈服。然而赵奢始终不认为赵括有才能，叹息说：“赵国如果任用赵括为将，一定会败坏赵国的事业。”后来赵奢死了，赵国便任用赵括为将。他的母亲亲自去见赵王，也说赵括不可任用，赵王不听，派赵括为将进攻秦国。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投降秦军的四十万人在长平被坑杀。大概当时没有像赵括这样善于谈兵的人，也没有像赵括这样导致惨败的人。这就是听来似乎可以采用、采用后却立即败坏事情的例子，赵括便是这样的人。秦始皇想要攻打荆国，询问将领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当时年轻而勇敢，回答说：“不过二十万人就够了。”秦始皇大喜。又拿这件事询问老将王翦，王翦说：“没有六十万人不行。”秦始皇不高兴地说：“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怯呢？”于是认为李信可以任用，便给他二十万人，让他攻打荆国。王翦于是称病辞职，退居频阳养老。不久李信被荆国人打得大败，损失七名都尉后回来。秦始皇非常惭愧，亲自驾车到

译频阳向王翦道歉，并强行请他出山。王翦说：“如果一定要任用我，没有六十万人不行。”于是秦始皇最终给他六十万人出征，终于灭掉了荆国。起初听王翦的话似乎不能采用，然而不按照他的话做就不能成功，王翦便是这样的人。况且向人询问计策，应当怎么办呢？听他的话似乎可以采用，采用它本来是对的，却往往败坏事情；听他的话似乎不可采用，舍弃它本来是对的，然而一定按照他的主张去做才会成功；这就是听取意见困难的原因。我又认为，秦、赵两位君主不仅失误在听取意见，也因为喜欢任用新进之士，轻视抛弃老成之臣，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大体说来，新进之士喜欢勇猛锐进；老成之人多半持重谨慎。这就是君主喜欢建立功名时，听到勇猛锐进的话便容易相合，听到持重谨慎的话却难以接受的原因。

译像赵括这样的人，又有一种说法。我略微考察《史记》所记载的情况，当时赵国正派廉颇进攻秦国，廉颇是赵国的名将。秦人害怕廉颇，却知道赵括只是空谈，容易对付，于是对赵国施行反间计，说：“秦人所害怕的是赵括。如果赵国任用他为将，秦国就害怕了。”赵王没有识破反间计，于是任用赵括为将，来代替廉颇。蔺相如竭力进谏，认为不可以。赵王不听，终于导致失败。由此说来，赵括只是空谈而没有实际才干，不可任用。他的父亲知道这一点，他的母亲也知道这一点；赵国的群臣，蔺相如等人也知道这一点；甚至外国的敌人也知道这一点，唯独赵王没有醒悟罢了。任用人的失误，天下人都知道他不可用，唯独他的君主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祸患。前代的祸乱和败亡，由此造成的数不胜数。《为君难论》分别论述任用人、听取意见的困难，所以写成上下两篇，实际上是一篇文章。《吉州学记》。庆历三年秋天，天子打开天章阁，召见八位执掌政事的大臣，询问治理天下的要领有几项，施行于当今应当先做什么，让他们坐下来写出答案。八个人都震惊恐惧，惟恐失去职位，俯伏叩头说，这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只要按照陛下想做的去做，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于是诏书接连下达，劝勉农桑，考核督责官吏，举荐贤能人才。第二年三月，终于下诏天下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的员额。此后，即使海边偏远之地和边塞，以及四方万里之外，也没有不设学校的。唉，盛大啊！学校是王政的根本。古代治理达到盛衰的程度，要看学校是兴盛还是废弛。《礼记》说：“国有大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这是三代极盛时期完备的制度。宋朝兴起，大约过了八十四年，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大规模建立，难道不是盛大美好的事业，必须经过长久时间以后才能达到完备吗？因此诏令下达的那一天，臣民欢喜庆幸、奔走前来办事的人，如果以后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感到羞愧，就太可惜了。同年十月，吉州的学校建成。吉州原来有一座夫子庙，在城西北。如今知州李侯宽之到任，谋划同州人一起迁建并扩大它，把它作为学校。事情刚向上请示，诏令已经下达，学校于是建成了。李侯处理政务，言语敏捷而且有条理。他修建学校时，吉州士人各自拿出私钱一百五十万来资助，所使用的人力累计二万二千工，而人们不认为劳苦。所用的良材和坚固的砖，合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块，而人们不认为太多。学校有讲堂、斋舍和讲学之所，有藏书的楼阁，有宾客的座位，有供休息的亭子，庄严整齐、气势宏伟、光彩壮丽，而人们不认为奢侈。学校建成以后，前来求学的常有三百多人。我世代居住在吉州，却在朝廷滥居官职，进不能赞扬天子盛大美好的事业，退不能同诸生在这里行揖让之礼。然而我听说，教学习的方法以人的本性为根本，通过磨炼、陶冶、迁移和改变，使人趋向善良；勉励人的功夫需要勤奋，进入人的内心则需要逐渐深入。善于教导的人凭借不知疲倦的心意，等待长久缓慢的功效，直到人的行为体现谦让、礼义盛行，风俗纯正美好，然后才算学校取得成效。如今州县的官吏不能长久任职，也不能亲自从事教化，所以李侯的功绩只达到学校建立，却不能等到看到它的成效。只希望后来的任职者不要废弃、轻慢天子的诏令，不要懈怠而中途停止。希望我以后有一天能够借机荣归故乡，到学校门前拜谒，将看到吉州的士人都道德明达、才华秀美，可以担当公卿；询问当地风俗，会看到婚姻、会饮和饮食都合乎礼节；走进乡里，会看到长辈和晚辈在各自家庭中相互孝敬慈爱；走在郊外，会看到年轻人搀扶羸弱的老人，壮年人替老人在道路上承担负荷；到那时，才可以说学校的教化之道完成了。并且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跟随先生和年高德劭的老人坐在众位宾客之后，听乡乐的歌唱，饮献酬之酒，用诗歌颂扬天子太平盛世的功绩，再遍览学校屋舍，思念吟咏李侯留下的恩爱，这不是很美好吗？所以学校刚建成时，我把颂辞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它的廊屋中，等待将来。蔡世远说：“欧阳修、曾巩的学记，虽然对于大道的根本源流还没有彻底洞察，对于求学者下手用功的方法也没有亲切具体地指示；然而它们从经史中经过多番研究，议论正大，文笔茂美，卓然是儒者的文章。”

译《岘山亭记》。岘山临近汉水，远望隐约可见，大概只是众山中较小的一座，但它在荆州却特别著名，难道不是因为山上的人吗？那个人是谁？就是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正当晋国和吴国用兵相争时，晋国常常依靠荆州作为重要据点，而这两个人先后在这里任职，终于凭借此地平定吴国，成就晋朝的功业；他们的功勋已经超过当时所有人了。至于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流声韵，浓厚地流传在长江、汉水之间，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思念他们，而对于羊叔子的思念尤其深。大概杜元凯因功业而著名，羊叔子因仁德而著名；两人的所作所为虽然不同，却都足以流传不朽。我却很疑惑，他们为什么反而都急切地谋求后世的声名呢？传说羊叔子曾经登上这座山，感慨地对属下说，山还常在，而前代的士人都已经湮没无闻了，于是想到自己便悲伤，却唯独不知道这座山正等待着他而声名显著。杜元凯把功业铭刻在两块石头上，一块放置在这座山上，一块投入汉水深处；他知道山陵和深谷会发生变化，却不知道石头也有时会磨灭。难道他们都是过分喜爱自己的名声，以至于过度忧虑名声不能穷尽流传吗？还是他们对自己的期待很高，而所思虑的事情很长远呢？山上原来有亭子，世人传说这是羊叔子休息的地方，所以它多次废弃又重新兴建，是因为后世仰慕他的名声、思念他的人很多。熙宁元年，我的朋友史君中煇以光禄卿的身份来镇守襄阳。第二年，他依循旧亭的基础，扩建并重新修整它；既用宏伟的回廊环绕四周，又扩大后面的轩，使它同亭子相称。史君名闻当世，所到之处都有声望；襄阳人安于他的政令，乐于服从他的治理，于是他用自己的官名给后轩命名为光禄堂，又想把这件事刻在石上，使他的名字同叔子、元凯的名字一起长久流传。史君无法阻止他们，于是来请我写记。我认为，史君知道仰慕叔子的风范，并且承袭他的遗迹，那么他为人的品格以及心中存有的志向便可以知道了。襄阳人像这样爱戴史君、安于他的治理并以此为乐，那么史君在襄阳施政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这些正是襄阳人希望记载的。至于亭子周围山川的胜景，以及草木、云烟在空旷无际、似有似无之间隐约出没的景象，足以供诗人登高远望、像写《离骚》那样极目远眺，应该由观览的人自己领会。至于亭子多次兴废，有的自有记载，有的不必详究，都不再叙说了。我欧阳修说，羊叔子、杜武库，对自己的期待很高，而思虑的事情很长远。大概是说，这两个人的心意，并不是沾沾自喜、夸耀自得，只是认为自己的功业仍然卑微，不足以流传后世，恐怕终将磨灭罢了。这是我欧阳修厚待古人的地方，也是我用来勉励史中煇的话，只是含意已经在言外了。虽然如此，也不能说羊叔子、杜元凯的心意一定不如我所说的这样。凡是急于求功、追逐眼前名声，希望胜过别人、从别人那里取得名声的人，难道就一定不能胜过别人、从别人那里取得名声吗？但是一个人实际品德的好坏，在它显露出来时不会被掩盖，往往活着时就会失败，又怎么能在死后更加彰明，时间久了反而更加光耀呢？只有真正的功业立于天地之间，并且施及万民的人，在活着时常常自认为仍有不足，忧虑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等到他死后，他所建立的功业和施及的恩泽，才显得光明不灭，超出那个人平日的预料之外。古语说：“老鼠忘记了墙，墙却不会忘记老鼠，是说墙中确实有鼠穴存在。”善是这样，恶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孔子说：“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既然担心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那么一定希望在没有死之前把实际功业做到尽善尽美，这是很明白的。名声，是实际功业的宾客，难道会说“我要去做宾客”吗？难道会说“我要争胜于人、从人那里取得名声”，谋求眼前的显赫，像木槿花白天盛开、到了夜晚便凋落那样吗？

译《丰乐亭记》。欧阳修治理滁州的第二年，夏天才开始觉得滁州的水甘甜，向滁州人询问，才知道水源就在州城南面不到一百步的地方。泉水上面是丰山，高耸挺立；下面是幽深的山谷，深邃地隐藏着。中间有清泉，水势盛大地向上涌出。俯仰左右观看，都觉得十分欣喜。于是疏通泉水，凿开山石，开辟土地建成一座亭子，便和滁州人一同到亭中游玩。滁州在五代战乱时期，是用兵之地。从前太祖皇帝曾率周军在清流山下击败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外生擒他的将领皇甫晖、姚鳯，于是平定了滁州。我曾考察这里的山川，查阅有关的图志记载，登高远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鳯被擒的地方，但当地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自从唐朝失去政权，天下分裂，豪杰一起兴起相互争斗，各处成为敌国的地方，哪里数得清呢？到了宋朝接受天命，圣人出现而使四海归于一统，从前凭借险要地势的地方都被削平消除，百年之间，只茫然地看见山高水清。想询问当年的事情，而遗老也都没有了。如今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是船只、车辆、商人和各方宾客都不到的地方，百姓看不到外面的事情，安于田地和衣食，以享受生存、送终养老，可是谁知道这是皇上的功德，使百姓休养生息、受到百年深厚滋养的结果呢？我来到这里，喜欢它地处偏僻而政务简少，又喜爱这里风俗安定闲适。后来在山谷之间发现了这眼泉水，便每天和滁州人一起仰头观山，低头听泉，采摘幽香的花草，在高大的树木下休息；无论风霜冰雪，山色都显得清秀明丽，四季的景色没有不可爱的。又庆幸这里的百姓为年成丰收而高兴，并且喜欢和我一起游玩。因此我推究这里的山川，说明这里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之所以能安享丰年的快乐，是因为有幸生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宣扬皇上的恩德，和百姓共同欢乐，是刺史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文章，用它给这座亭子命名。林希元评论说：这篇文章专门把功劳归于皇上的功德。第一节先叙述滁州的景色，用来说明建亭的缘由。第二节论说滁州曾是战乱中的用兵之地。第三节论说圣宋平定天下的事情。第四节论说百姓生活安乐、年成丰收，这些都是皇上的功德。第五节论说滁州人建亭，共同享受丰年的快乐。第六节论说宣扬皇上的意思，和百姓同乐，所以给亭子命名。林希元对这篇文章的文脉层次分析得很好。至于欧阳修言外的意思，他却没有涉及。我曾考察唐末五代，战乱纷争，百姓苦难，已经到了极点。宋朝兴起，削平天下，斩除丛生的蓬蒿藜藋，用风雨滋养百姓。到了仁宗时期，仍然像天下的母亲一样，一心用柔和的方式培育和气。一时之间四海安定清平，人民欢乐。然而名义与实际也渐渐混淆，武备也稍有松弛，文官安逸、武将嬉游，日积月累，以考察资历取得卿相之位的人很多；依靠祖宗留下的太平基业，几乎达到百年，百姓养大儿子、抚养孙子，在这段时期看不到兵灾。这正如《易经》所说的丰卦到了太阳正中的时候。君子能从细微处看出显著的变化。欧阳修一方面说庆幸百姓享受丰收，另一方面又说庆幸生在太平无事的时代，难道不是深深忧虑这个时代、这些百姓不能长久享有这种幸运吗？到了神宗时期，太阳过了正中便开始西斜，于是主张聚敛财利的大臣进用，天下十室九空；边疆的衅隙开启，西北百姓和军士死伤遍地；等到金人长驱直入，宋朝王业偏安，而滁州又重新成为用兵之地。这样看来，这篇文章也有《诗经·蟋蟀》诗中所含的意思，所以告诫天下后世在安定时要想到危险，其中的深意很大啊。又据《宋史》记载，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因党争被罢职，欧阳修上疏营救，指斥群邪，于是他们的党羽更加怨恨他，便借孤甥张氏一案罗织他的罪名，把他贬为知制诰、知滁州。这篇文章是欧阳修治理滁州时所作。文章言辞温厚和平，足以证明他内心毫无其他算计，真是君子啊。开头说欧阳修治理滁州第二年夏天，才开始觉得滁水甘甜，大概是因为当时艰难的局势才刚刚平定。

译醉翁亭记 滁州四面都是山。西南面的几座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秀美。远远望去，草木茂盛、幽深秀丽的地方，就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潺潺的水声，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出来的，就是酿泉。山势回环，山路曲折，有一座亭子像鸟张开翅膀一样临近泉水，这就是醉翁亭。建亭子的人是谁？是山中的和尚智僊。给它命名的人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别号命名的。太守和宾客来这里饮酒，喝得不多就醉了，而年龄又最大，所以自称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酒上，而在山水之间。欣赏山水的快乐，领会在心里，寄托在饮酒之中。至于太阳出来，树林里的雾气散开；云气聚拢，岩穴便昏暗；明暗交替变化，这就是山间早晚的景色。野花开放，散发幽香；美好的树木枝叶繁茂，形成浓荫；风霜使空气清冷高洁，水位下降、石头显露，这就是山间四季的景色。早晨前往，傍晚回来，四季的景色不同，快乐也没有穷尽。至于背着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行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喊，后面的人应答，老人弯着腰、孩子由大人牵着，来来往往不断的，是滁州人游玩。到溪边捕鱼，溪水深、鱼肥；用酿泉水酿酒，泉水香、酒味清冽；山中的野味、野菜，杂乱地摆在面前的，是太守的宴席。宴饮尽兴的快乐，不在于弦乐管乐；射箭的人射中了，弈棋的人获胜了，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起身、坐下而喧闹不止的，是众宾客的欢乐。脸色苍老、头发花白，醉倒在众人中间的，是太守醉了。不久夕阳落在山头，人影散乱，太守回去，宾客们也跟随着回去。树林浓荫遮蔽，鸟儿上下鸣叫，是游人离去后禽鸟在欢乐。然而禽鸟只知道山林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人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醉了能够和大家一起欢乐，醒来能够用文章记述这种快乐的，是太守。太守是谁？就是庐陵欧阳修。苏轼作《醉翁操》，在序中说：琅琊的幽谷山水奇丽，泉水在空旷的山涧中鸣响，仿佛合于音乐的声调。醉翁喜爱这里，拿着酒来到泉边聆听，总是欣然忘记回去。离开这里十多年后，好奇的士人沈遵听说此事，前往游览，用琴摹写泉声，创作了《醉翁操》。曲调节奏疏宕，音调意趣华美流畅，懂琴的人认为它无与伦比。但它有曲调而没有歌词，欧阳修虽然曾为它作歌，却和琴声不相合；后来又依照《楚辞》作《醉翁引》，好事者也依照他的词制作曲子，虽然大致合乎音律，但琴声被歌词拘束，不是天然形成的。三十多年后，欧阳修已经去世，沈遵也死去很久了。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别精通琴艺，遗憾这支曲子没有歌词，于是把它的曲调谱出，请东坡居士补作歌词，说歌词如下：清越圆润的声音是谁在弹奏？声响回荡在空山。沉默无言，只有醉中的翁懂得其中的意味。天上月明，风霜清冷，月色娟秀，人还没有睡。一个荷蒉的人走过山前，说道：这个贤人真是有心啊！醉翁长啸吟咏，声音和着流泉。醉翁离去以后，空留下早晨的吟咏、夜晚的哀怨。山有时会变成童山，山顶光秃；水有时会回旋成深渊。我思念醉翁，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如今醉翁已经成为飞仙。这种情意留在人间，请听琴徽之外的三两根弦。相传崔闲按琴弹奏，东坡提笔书写，曲终词尽而宫商调和流畅，长短十分合宜，成为一时的盛事。前人常常赞叹这篇《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绝作。我曾反复玩味它的文辞，究竟也没有什么关涉义理的内容，通篇用“也”字断句，又有什么奇特之处呢？可是前人如此推重它，大概是因为心中天机流畅，律吕自然协调，文章中也自有琴声，所以不是其他作品可以相比的。况且欧阳修在滁州时，正遭受诬陷污辱而被贬谪，这是常人不能忍受、君子也不能不动心的处境；但他的文章却如此萧然超脱，这是深造自得的功夫从内心声音中自然流露出来，不是勉强能够做到的。

译偃虹堤记 有从岳阳来的人，拿着滕侯的书信和洞庭湖的图来告诉我说：“希望您为此写篇记。”我打开书信、考察地图，从岳阳城门向西，到金鸡山的右面，湖外隐约有一条高而长的堤，叫作“偃虹堤”。我问是谁修建并命名的，他说：“是我们滕侯所建。”我又问修建它有什么利弊，他说：“洞庭湖是天下最险要的地方，而岳阳、荆州、潭州、黔州、蜀地是四方往来的要冲。过去船只在湖中往来，到了没有可以停泊的地方，就都停在南津；凡是到州城办事的人，路远而劳苦，又常有风浪的恐惧和翻船溺水的忧患。如今船只到来，都停泊在堤下；到州城办事的人，路近而且没有忧患。”我问堤的大小规格和用工多少，他说：“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向上增加二尺后逐渐减薄，顶部厚度为底部的三分之二。使用民工一万五千五百人，不超过时限就建成了。”我问最初谋划修堤的过程，他说：“州里把这件事上报转运使，转运使选择属下能干的官员去实地察看是否可行，前后反复三次，又上报朝廷交三司裁决，后来才说‘可以’，但所有人都不能改变我们侯爷的意见。”我说：“这是君子的作为，可以写入文章了。” 大概是因为深切为百姓考虑，所以开始谋划时就精细周密，因而用力少而功效大。凭借一百步长的堤，抵御天下最险、最难预料的祸患，使本地百姓受惠，并且惠及荆、潭、黔、蜀；凡是在湖中往来的人，无论远近，都享受到它的利益。况且岳阳是四方往来的要冲，每天来而停泊的船只总共有多少呢？假如堤的土石幸而长久不朽，那么滕侯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哪里能够计算呢！事情不怕不能成功，却怕容易毁坏。建造者没有不希望它长久存在的，但继任者往往会怠慢废弃。自古以来贤能有志的人，为百姓防御灾患、兴办有利之事，他们留下的遗迹常常还在；假如继任者都能知道当初建造者的心意，那么百姓直到今天还会受益，天下哪里还会有被遗弃的利益呢？这就是滕侯忧虑此事、希望为后世留下记载的原因。”滕侯志向远大、才干卓越，声名闻于当世。正当朝廷急于用兵、需要人才的时候，曾经显著任用他，但功业还没有完成，他退居一州任职，没有什么可以施展心力的地方，只略微施展余力，使利益惠及众人。谋虑周密，力量不劳而功效加倍，做事可以作为后人的法则，这是第一件应当记载的事；不苟求一时的声誉，而考虑为后世带来无穷利益，并告诫后来者不要废弃，这是第二件应当记载的事；岳阳的百姓以及在湖中往来的人，都想替滕侯留下记载，这是第三件应当记载的事。有这三件应当记载的理由，不能不写，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记。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朝廷想要兴办大工程来使百姓受益，往往因此产生两种弊害：一种是利欲之弊，不顾百姓的利害，只看上面的意旨，借此巩固宠信、增加官秩，而不问其他；又有人依靠经手金钱出纳来肥养自己的家产。上面兴办的工程没有止境，他们获取的利益也没有止境。另一种是求名之弊，不考察古今是否适宜，却抛弃天地的本性，猎取奇异、标新立异，把它当作自己的名声，自以为能做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却不知道古人不做的事情必定有不能做的道理。有这两种弊害，朝廷想使百姓获利的心愿，常常转变成损害百姓的事情。等到事情已经办成，像外黄徐子那样以饮剩汁为生的人就会很多，攀援藤蔓、依附莺鸟，实在有许多同类。只要有人认为这样不对，群小就一起打击他，指责他妨碍国策。百姓没有看见利益，只承受其拖累，即使愁苦呻吟，最终也不能让上面听到。时间一久，损害百姓越来越深，最终也严重损害国家。三代以后，人才不振，不只是害民的事情不能做，就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也很难做。谁能像滕子春那样谋划周密、考虑成熟，不苟求一时的声誉，而思考为后世带来无穷利益呢？范仲淹《岳阳楼记》说：“子春任巴陵郡守，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所有废置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 那么，这次修建偃虹堤，大概也是他的这类功业之一吧？士大夫为百姓解决生计，为国家建立事业，本来不是为了自己的身家而做；假如有一丝一毫的名利念头混杂其中，那么源头就不清，水流即使流到千里之外仍然污浊，汲水的人和饮水的人都会遭受祸害。《易经》说：“井水已经淘清却没有人饮用，使我内心悲伤；但可以汲取。君王英明，人人都能受到福泽。井水没有淘清就饮用，哪里值得称为福呢？”所谓淘清井水，难道只是说不贪财受贿吗？耗费国库而肥养私家，看起来似乎是最下等的行为；但这种人计谋短浅、行迹污秽，为人所憎恶，也容易暴露，祸害较浅。希望靠这种行为来钓取爵位，稍微深一些，却没有显赫的声名；事情办不成，君主容易醒悟，祸害仍然较浅。至于假借经术来文饰奸邪，取得美名来壮大势力，表面上似乎所谋求的利益是国家和百姓，而不是别的；这种人即使从根本上拨乱、损害枝叶，千年以后评论他时，人们仍将半信半疑，这才是最大的弊害。王安石就是这样。王安石还没有做宰相时，欧阳修也曾推荐他可以任宰相。皋陶说：“关键在于知人。”禹说：“只有帝尧才知道这件事多么困难。”圣人的话，正是给万世留下的法则和镜鉴啊。

译王彦章画像记 太师王公名彦章，字子明，是郓州寿张人。他在梁朝任宣义军节度使，以身殉国，葬在郑州管城。晋天福二年，才追赠太师。王公在梁朝以智勇闻名，梁、晋交战，大小数百战，勇猛将领很多，但晋人唯独畏惧彦章。自干化年间以后，他常常和晋军交战，多次使庄宗在黄河边陷入困境。到了梁朝末年，奸小赵岩等人掌权，梁朝大臣和老将多因谗言而不被信任，都愤怒而产生懈怠之心；梁朝又完全失去了河北，局势已经不可挽回，诸将多怀有观望之意，唯独王公奋发自励，决心尽忠，丝毫没有屈服、松懈的意志，虽然最终未能成功，却以死尽忠。王公死后梁朝也灭亡了，真可悲啊！五代前后不过五十年，却更换了十三位君主，五次改换国号，八个姓氏相继称帝。士人不幸生在那个时代，能够不玷污自身、保全节操的实在很少。王公本是武人，不识文字，说话质朴，平生曾对人说：“豹子死后留下皮，人死后留下名。”大概他的义勇忠信都是出于天性。对于五代史书，我私下抱有褒善贬恶的志向；每读到王公的传记，没有不感慨愤懑、叹息不已的。可惜旧史残缺简略，不能完整记载王公的事迹。康定元年，我以节度判官的身份来到这里，向滑州人寻访，得到王公的孙子王睿所记录的家传，比旧史详细得多，其中记载德胜之战尤其详尽。家传又说，敬翔因末帝不肯任用王公而愤怒，想在皇帝面前自缢；王公于是用笏板画出山川形势，遭御史弹劾而被废黜。又说王公有五个儿子，其中两个和王公一起为节义而死，这些都是旧史没有记载的。又说王公在滑州因受谗言而自行回到京师，而史书说是奉召回京。当时梁军全都归段凝统领，京师的弱兵不到几千人；王公得到五百名保卫銮驾的士兵，前往郓州，在中都因兵力少而失败；史书所说带领五千人前往，也都不对。王公进攻德胜时，起初接受皇帝命令，预先约定三天攻破敌军，梁朝将相听到后都暗自发笑。等到攻破南城，果然只用了三天。当时庄宗在魏州，听说王公重新被任用，料定他一定会迅速进攻，便从魏州骑马赶来救援，但已经来不及了。庄宗善于预料，王公善于出奇制胜，这是多么神奇啊！如今国家停止战争四十年，一旦元昊反叛，军队屡败，将领不断被杀，连续四五年，进攻和防守的谋略直到现在仍未决定。我曾独自坚持采用奇谋取胜的主张，感叹边将屡屡错失机会。当时听到我这番话的人，有的笑我以为狂妄，有的漠然置之，连我自己也疑惑而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等到读到王公的家传，读到德胜之战，才知道古代的名将一定要出奇制胜，然后才能获胜；但如果不善于审慎谋划，就不能出奇。奇在迅速，迅速在果断。这是天下伟丈夫所能做的，不是拘泥牵制于常规计算的人能够达到的。每次读他的传记，我没有一次不想见到这个人。两年以后，我又来担任通判州事。这年正月，经过俗称铁枪寺的地方，又得到王公的画像，便向画像行礼。画像年代久远，已经磨灭，只隐约可见，我立即命工匠修整完好，却不敢有所增饰，怕失去它原来的真实面貌。王公尤其善于使用长枪，当时号称王铁枪。王公死去已经一百年，到现在民间仍用他的名号称呼这座寺，儿童和牧童都知道王铁枪是良将。同一时代难道没有其他具有一枪之勇的人吗？但唯独王公永垂不朽，难道是因为他的忠义节操使他这样吗？画像已有一百多年了，修复后还可以保存一百年。然而王公之所以不朽，并不取决于画像是否存在。我尤其如此郑重其事，大概只是因为对他的仰慕太深罢了。读他的著作，尚且能想见他这个人，何况如今能够拜见他的画像、看见他的面貌，怎么忍心看着它毁坏呢？画像修好以后，于是在后面写下我所得知的事情，把它交还给王公的后人，让他们收藏。易经说：“硕大的果实不会被食尽。” 有人解释说，剥卦到了极点就会由上反转到下：树木虽然根部枯槁、枝条凋零，但末端还有硕大的果实，果实落地后重新生长，根和枝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五代时期，君臣之义可以说已经被剥尽了，而彦章是梁朝的纯臣，难道就是那个硕果吗？有人说：“朱温是唐朝的叛贼，彦章侍奉梁朝，又有什么忠义可言？”我明确回答说：“这正是所谓根枯枝凋后的硕果。树木已经没有生机，而果实却还有生机；舜、禹尚且都说孝，彦章难道不是忠吗？元载的妻子难道会妨害她成为烈妇吗？”欧阳修既然为五代写史立传，又在《画像记》中反复低回、不能自已，确实是仰慕他的忠义。至于他感慨元昊、契丹的事情，叹息当今没有这样的人，这正是为了激励西部统帅，意旨十分恳切。唐顺之说：“这篇文章共分五段：第一段总述王彦章的事迹梗概，第二段说他能够保全节操，第三段辨析他的事迹，第四段说他善于出奇制胜，第五段写寺中画像的事情。全文把忠节和善战分为两项来写，却看不出分段的痕迹。”

译仁宗御飞白记 治平四年夏五月，我将要前往亳州，取道汝阴，因而得以在子履的居室中观看书法。只见墨迹灿烂，光辉映照日月，我因此整理衣冠、肃然端容，拜了两拜以后才敢抬头仰视。原来这是仁宗皇帝亲笔所写的飞白书。我说：“这是宝文阁收藏的东西，为什么会在您的居室里呢？”子履说：“从前天子在群玉殿宴请随从大臣，并把飞白书赐给他们，我有幸也得到一幅。我在世上困顿已经很久了，年轻时就不被时俗所喜爱，士人中流离、逃亡、被排斥了十多年，能够不老死在江湖之上的原因，大概是遇到政治清明、天子向学，乐于培养天下人才而不遗漏卑微之士，使我得以和群贤一起游学于儒学馆。加上天下无事，年年丰收，百姓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亲近声色，正和群臣从容享受翰墨之乐；我在这个时候私下得到这份赏赐，不只是一个臣子的荣耀，也是朝廷一时的盛事。请您为我记下这件事。”我说：“仁宗的恩德和泽惠滋润万物四十多年，即使田夫野老这样没有知识的人，也还会在田野之间悲歌思慕，何况儒臣学士能够仰望天子的光辉、蒙受恩宠，登上金门而进入玉堂的人呢？” 于是我们相对流泪，写下这篇文章。美玉藏在石中，珍珠藏在深渊里，它们的光辉气象常常会显露在外。所以山中出现光辉、天空有白虹，水发生变化而呈现五色，都是至宝所在的征兆。如今这幅御书收藏在子履的居室中，我知道将来一定会有善于望气的人说，有荣光升起、照耀天空的地方，必定就是御书所在之处。《宋史·仁宗赞》说：仁宗恭敬、节俭、仁慈、宽恕，都是出于天性。每逢水灾旱灾，有时在宫禁中秘密祷告，有时跪立在殿下。有关部门请求把玉清旧地作为御苑，仁宗说：“我奉守先帝的苑囿，还觉得太大，为什么要用这个地方来供我燕居私乐呢？”他经常穿洗过的衣服，宫中的帷帐、床帐、被子、衣被多用缯帛、絁绢。宫中夜间饥饿想吃饭时，命令烧羊而不要宣召索取，担心厨师从此滥杀牲畜，以备不时之需。死刑案件中有疑问的，都命令上报复审，每年常常因此救活一千多人。吏部选拔官员时，有一次因误判而使人被判死罪的，终身不得升迁。他常常告诫辅臣说：“我从未以死罪辱骂别人，何况敢滥用死刑吗？”至于西夏人侵犯边境，仁宗抵御他们直到出境；契丹背弃盟约，就增加给他们岁币。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间，官吏治理似乎有些偷懒，但任事者很少有残酷刻薄的人；刑法似乎有些宽弛，但审决案件多是公平允当的人。朝廷从来不是没有受宠幸的人，却不足以败坏太平政治的体制；朝廷从来不是没有小人，却不足以压倒善类的正气。君臣上下，都有悲悯恻隐之心，施行忠厚的政治，因此培植巩固了宋朝三百多年的根基。后代子孙一改变他的做法，便逐渐导致了祸乱。《传》说：“做君主，最高境界在于仁。” 仁宗确实无愧于这句话。伐树记 官署东面的园子，荒芜已久，没有治理。我到任后才开始开辟它，给贫瘠的土地施肥，灌溉枯干的土地，整理出十多畦菜地，又栽种了花木果树、桐树和竹子共一百多株。春日阳气已经升起，萌芽的植物将要生长，园子的守园人报告说：“园中有一棵樗树，它的根粗壮、叶子很大。根粗壮就会阻塞地脉、耗损阳气，使新栽的树木不能滋长；叶子大就会形成浓荫、妨碍阳光，使新栽的树木不能舒展茂盛。而且它的木材弯曲臃肿，疏松轻脆而不坚实，不值得培养，应该砍掉。”于是把它全部砍来当柴。第二天，菜圃的守园人又说：“菜圃南面有一棵杏树，它的根荫覆盖很广，大约有六七尺；树下土地最肥沃，但因为有杏树，特别不能种菜，这也应该砍来当柴。”我说：“唉！如今杏树正值春天，将要开花，还要等待它结果，难道不能减少几畦菜地的面积，把它作为杏树的土地吗？”于是没有砍它。后来我醒悟并叹息说：“唉！庄周说过：樗树、栎树因为没有材用而得以终享天年，桂树、漆树因为有用而受到伤害、早早夭折。如今樗树确实没有材用，却一旦就全部被砍掉丢弃；杏树的木质最坚密、美好而有用，反而被保留下来，难道是有才无才各自遭遇时势是否适宜的问题吗？”后来有客人来拜访我，仆人拉着柴从堂下经过，我便指着柴把自己的疑惑告诉客人。客人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把无用之物放在无用的地方，这是庄周所推崇的；但凭无用之物去伤害有用之物，怎么能够免祸呢？那棵杏树有花有果，凭借有生命的树体庇护自己的根，已经是幸运了。至于桂树、漆树不能逃脱斧头，是因为利用它们的人只在意它们死后的用途，它们在活着时没有办法保全自己，这和杏树结果实的情况不同。如今樗树臃肿而没有材用，却凭借粗大来妨害其他植物，被砍掉确实应该。这和‘有才能的死、无才能的生’的说法又不同。万物的幸运与不幸，只看它们所处的位置罢了。”客人离去后，我认为他的话很正确，就把这件事记了下来。漆树因为能产漆而被割取，雁因为不会鸣叫而被烹煮，它们将要处在什么境地呢？庄子说：我将处在有材与无材之间。处在有材与无材之间，果真可以安身吗？割漆的人说：这棵树还是有材的。烹雁的人说：这只雁也是没有材的。这样看来，难道还会有可以侧脚站立的地方吗？君子所希望保全的，是本性罢了，难道只是说要保全身体吗？本性保全了，身体也就保全了；忠烈之士身死而倒在沟壑中，然而他们是完整地接受生命、完整地归还生命。身体保全而灭掉本性的人，已经进入禽兽的道路，身体又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呢？又听《中庸》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恭敬地推行五种伦常，使常理秩序得到安排，这样就算充分发挥了。万物的本性，应当怎样充分发挥呢？可以说：对于人，就必须使无材的人都成为有材的人，然后他的本性才算充分发挥；对于万物，就让有材的东西发挥有材的作用，让无材的东西发挥无材的作用，然后万物的本性才都得到充分发挥。万物生长，本来就是为了供百姓使用。杏树的果实可以食用，樗树的枝条可以烧柴。吃杏树的果实，烧樗树的枝条，不至于任意丢弃使它们腐朽虫蛀，这样樗树和杏树的本性就各自得到充分发挥了。至于把杏树的果实储存起来，供宗庙祭祀和招待宾客使用；把樗树的柴劈开，用于洁净的祭祀和蒸煮饭食的需要；虽然材质低贱而用途高贵，又不是用来满足纵欲、任意糟蹋，那么樗树和杏树的本性就更加充分发挥了。至于那些盘结在山巅、山涧水边之间，成为猿猴哀叫、狸猫居住之所的树木，如果以为这样就能不遭斧斤砍伐，难道不知道这正是使它们夭折的原因吗？《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七目录 庐陵欧阳修文第六 状、疏 议学状 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论史馆日历状 论茶法奏状 论选皇子疏

译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七 庐陵欧阳修文第六 议学状 臣等伏见，近来向陛下进言、谈论建立学校和选拔士人的方法的人很多。有的想设立三舍来培养学生，有的想恢复五经博士，有的想只举用旧制度并修整废弃的部分，有的想特别创立新学并制定科条。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意图却是一致的。陛下慎重对待这件事，把它交给群臣讨论，议论的人于是想创立新学、设立三舍，借此辨别士人的才能高下，并根据结果任命官职。开始时，便教他们经学、文辞；最后则根据才能、见识、品德、操行来选取。听起来考核似乎很完备，但实际实行却很困难。建立学校来培养贤才，评定才能品德来选拔士人，这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务，也是帝王政治的最高境界。但臣等认为难以实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古今体制不同，设置施行的方法也不同。古代建立学校、选拔士人的制度，并不像今天这样。古代所谓施政和设置教化，所适宜的快慢不同。规定期限以推进事务，考察功过并用赏罚督促，这是施政的方法，所以政事可以很快办成。至于设置教化，是以劝善兴化、崇尚贤能、激励风俗为事务；它施加于人的影响是逐渐发生的，所以进入人的内心很深；收取成效较慢，所以推及它的功效也很长远。所以通常缓慢而不急迫。古代每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家有学。从天子、诸侯的儿子，到国家选出的俊秀之士，没有不入学的。从成童时开始学习，到四十岁才出仕。他们学习礼乐的仪容，讲习仁义的训诫，敦厚地实行孝悌，以此奉养父兄、侍奉长辈、诚信对待朋友，面对财物廉洁相处，与众人相处谦让。他们在自身上修养，在家庭中实行，影响邻里，闻名乡党。然后向众人询问，又由可信的长老确认，推荐为秀士。过了很久，又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作为选士；再过很久，又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作为俊士；再过很久，又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作为进士。然后辨析他们的议论，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人活到七八十岁而死，是通常的长寿；古代却在四十岁出仕，大概是用半生时间学习、考察品行，又广泛听察邻里乡党，之后才知道一个人的真实情况。这样积累德行、累积善行，勤苦而长久；求取贤才、审慎任官，也谨慎而有次序。这样以后，矫饰虚伪、追逐利益的人就不能混入其中，风俗也不会陷于偷薄。古代建立学校、选拔士人的设置方法就是如此。如今的制度，是通过贡举来选人。过去每四年下诏举行一次贡举，有议论的人担心时间太久，便改为隔年举行。于是应试的士人来到京师求学的，大多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远离父母妻子，谋求早晚取得功名，这和古人从成童到四十岁一直在乡里的庠序中学习、由邻里乡党共同观察并慢慢考察品行完全不同。大概古代培养士人本来从容缓慢，而现在选取人才却担心急迫，这就是施行方法不同的大概。臣请求详细说明如今的弊端：既然要凭文学选士，又想凭德行任官。如果迅速选取，那么真伪的情况尚未辨明，朝廷本想用学校劝人修养德行，反而会用利益诱使人伪装，这是第一个不可行之处。如果迟缓选取，等到众人共同观察、慢慢考察而逐渐进用，那么文辞之士已经先在甲科中考取，而有德行的人还没有进入内舍，这是第二个不可行之处。况且如今入学的人都是四方的游士，带着自己一个人来到京师，临时聚集在一起，不像古人从小到大在家中和学校里成长，亲戚、朋友、邻里、乡党共同观察、慢慢考察他们的实际品行。他们不过是取决于同舍之人一时的毁誉，再由几名学官评品而已。如此一来，同学之人为了利益争相求进，爱憎的议论必然分成朋党。从前东汉的风俗崇尚名节，但党锢之祸波及天下，最初就是由隐士横加议论、彼此诋毁而起的，这是第三个不可行之处。一个人的才干品行，如果不因临事而显现，那么只是守常循理，就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假如想显得与众不同，就必然会做出迂腐怪异的事情来取得德行的名声，以高谈空论求取才识的声誉。前些年庆历年间的学校，其弊端就是这样，这是第四个不可行之处。如今如果外地专门凭文学贡士，而京师独自凭德行选人，那么平素实行德行、名声显著于乡里的士人，以及守道于丘园的人，反而都会被遗漏，这是第五个不可行之处。近来朝廷忧虑四方士人寄居京师的人太多，又不知道他们的品行，于是严定法令，使他们各自回到乡里。如今又反而要让他们聚集京师，说是要考察他们的德行。如果不用四方士人，只取京师士人，那又向人显示选才不广，这是第六个不可行之处。儒者所说的能够通晓古今，在于懂得古人的意图、通达其中的道理，并酌量时势的适宜之处。大体说来，古代教学的宗旨缓慢而不急迫，所以劝善兴化、培养贤才、砥砺风俗，都在于长久施行，而不求眼前的成效和急功。臣认为适合今天、可以实行的，设立三舍可以，恢复五经博士可以；特别创立新学虽然不如沿用旧制、修整废坠的办法，但也没有太大的害处，创立它也可以。教学的宗旨在于敦厚根本、修养实际品行，应当供给他们粮食，储备许多经籍，选择士人中优秀的，以通晓经学、有道德的人担任老师，并且举荐、考察那些有过失、没有品行的人，把他们黜退，那么在学校中的人就都是善士了。然后按照贡举法选取他们，等到他们任官做吏，已经接触人事，就可以考察他们的贤能、善恶、优劣，并且随时选取其中尤其出类拔萃的，加以表彰，使士人知道修身力行不是为了取得一时的利益，而是可以终身获得伸展；这样矫伪的行为就不会发生，偷薄的风气也会归于淳厚。这就是所谓当今可以实行的实际办法。臣等伏见，议论学校的有四个人，他们的主张各不相同，朝廷又把此事交给臣等，让臣等详细评定，因此只是要汇集众人的意见，采纳其中长处罢了。臣等所以敢陈述自己的意见，是为了帮助众议中的一端，并不是喜欢故意提出异论。伏望圣明慈仁的陛下，特别赐予裁决选择。

译读这篇文章，再看欧阳修所作的取士策问，就知道后世用人的困难。国家事事都需要人才，而每件事都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即使想把这个时代提升到唐尧、虞舜的境界，又能和谁一起治理呢？三代学校的盛况，根源在于长期积累的德行和仁爱，不只是一个君王能够造成的，也不是一个时代能够造成的，所以到了成周才达到极盛，并且千古以来美盛无比。自东周以来，逐渐衰微，败坏湮灭，古今的情况完全不同。如今却想搬用成周的制度，来求得后世天下的人才，就像带着章甫之冠到越地去一样不合时宜。《易经》说：“不耕种而想收获，不开垦荒地而想使它成为熟田，那么前往就会有利。”杨万里另作解释说：“初九是变动的开始，六二是变动的继续；初九负责耕种，六二负责收获；初九开垦荒地，六二使它成为熟田。天下没有不耕种就能收获、不垦荒就能成良田的事情。所谓不耕、不垦，是说耕种和开垦都已经由前人做完了。”这个说法在《易经》中虽然不是正统义理，但在这里可以借来作比喻。像成周这样的时代，就是前人已经耕种、已经开垦的土地。《诗经》中所谓烧柴祭祀的棫朴、旱麓中的榛楛，到了文王、武王以上，赞美、培养这些优秀士人的事情已经做得极其充分。到了周公，又更加明确选士、造士的制度，讲习射礼、选拔士人的文辞；《卷阿》诗说：“和美盛大的君王有许多吉士，就像凤凰在高冈上鸣叫。” 在那个时代，只是收获成熟的庄稼、享用已经开垦的熟田，并不是自己耕种、开垦来等待收成。至于道路低洼，周道已经被茂盛的野草覆盖，却说只要使用钱和锄头，就可以轻易使仓箱充盈，那么收获的东西怎么会不是荑稗一类的杂草呢？虽然如此，学校制度最盛大不过成周，但也未必没有奸邪小人；衰败最严重不过元代，但也未曾没有杰出士人。治理天下的人，百官各司和众多事务，没有任何时候可以缺少人才，难道能坐等荒芜的田地中偶然长出好庄稼吗？必定另有安置和处理人才的办法。这篇文章末段所论述的内容，完全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译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臣听说：士人不能忘却自身安危，就不能称为忠臣；言语不能逆耳，就不能称为进谏。所以臣不避群邪切齿痛恨的灾祸，敢于触犯一人难犯的威严。只希望陛下圣明，幸而加以省察。臣私下看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陛下一向信任任用的臣子，却突然相继被罢免。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用的贤才，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可以罢免的罪过。臣虽在外任职，事情不能全都知道，然而私下观察，自古小人谗害忠贤，他们的说法并不难看出。想要广泛陷害良善，不过是指斥为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则必定诬陷他们专权。这是什么缘故呢？除去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并不能给小人带来利益；想把他们全部除去，善人的过错又很少，难以逐一寻找瑕疵。只有指斥他们结为朋党，才可以一时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得到知遇并受到防范信任，便难以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上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个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各自没有大的过错，却在一时之间全部被驱逐。富弼和范仲淹受到的任用尤其深厚，却忽然遭到离间，一定有人用朋党、专权的说法向上惑乱圣听。臣请尝试加以辨明。当年范仲淹最初以忠信和正直的言论闻名于朝廷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赞仰慕。当时奸臣诬陷他结为朋党，尚且难以辨明。自从近日陛下提拔这几个人，让他们同在两府任职，观察他们处理事务的情况，便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朋党。杜衍为人清廉谨慎，严格遵守规矩；范仲淹则胸襟开阔、自信而不疑；韩琦纯厚诚信而质朴正直；富弼明达敏锐而果断刚强。四个人的性情既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诚，但各自见解不同，所以议论事情时常常不能相互赞同。比如杜衍想重重治罪滕宗谅，范仲淹却极力争辩而宽免他。范仲淹认为契丹一定会进攻河东，请求赶快整修边防；富弼根据九件事情推断契丹一定不会来，极力陈说这一点。至于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一党，等到争论水洛城一事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而刘沪错误，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而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陛下一向都知道。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天下最公正的贤臣。平日闲居时，他们称赞彼此还来不及；为国家议事时，则公开在朝廷上争辩，不存私心。由此看来，臣认为杜衍等人正是汉史所说的忠臣之间虽有不和的气节，而小人却诬陷他们为朋党，真可以说是诬陷了。臣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可以专擅的。然而臣私下思量，范仲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到他们专权的迹象，只看到他们善于避让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得到名位便可以施行权力，所以喜好权力的臣子必定贪恋职位。自从陛下从陕西召韩琦和范仲淹回来，韩琦等人推辞了五六次，陛下也召请了五六次。富弼三次被任命为学士，两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每次任命他都再三恳切推辞；他推辞得越恳切，陛下任用他便越坚定。臣只看到他们避让得过于繁多，没有看到他们喜好权力、贪恋职位。等到陛下坚决不许他们辞谢，他们才敢接受任命，但仍不敢另有所作为。陛下见他们都没有施行事情，便特意开启天章阁，召来他们赐座，交给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然而众人都推辞退让，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独自有所陈述。因此又烦劳圣上慈恩，特地下手诏，指定姓名，专门责令富弼等分条列举大事并加以施行。富弼等人迟疑徘徊，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才敢略略列举几件事情。范仲淹深谙世事，必定知道凡事都不能猛烈更改，所以他的陈述志在长远宏大，多半显得迂缓，只想逐步施行，希望久而久之都能见效。富弼性情虽锐利，但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多引用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自古君臣相互投合，一句话说得相同，遇到事情便立即施行。臣正奇怪富弼等人受到陛下如此坚定的委任，又受到督促责备和反复叮嘱，却仍然迟缓，自己怀疑他们做事果然没有成效。小人巧妙进谗，已经说他们专权了，这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圣朝常常派遣大臣，何况近年中原的威势没有振作起来，因此元昊在一方叛逆，劳苦困顿波及天下。北方敌人乘机违背盟约而行动，书信言辞侮慢，甚至有“贵国祖宗”这样的说法。陛下愤怒羞耻虽然深重，但由于边防没有准备，不能同他们争斗，只好委屈心意购买和平，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原多年受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前往，竭力思考洗雪耻辱的办法，沿山而行、傍海而进，不怕辛劳，希望使武备重新修整，国威再次振作。臣看到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重陛下的威权来抵御四夷，没有看到他们侵犯权力、制造过失。伏望陛下圣明睿智，具有识人的圣德，臣下能干与否，全都洞察无遗，所以在千官百僚之中，特别选出这几个人，迅速提拔任用。正直之士在朝廷，正是群邪所忌；谋臣不能任用，是敌国的福分。如今这几个人一旦被罢免，使群邪在朝廷内相互庆贺，使四夷在朝廷外相互庆贺，这是臣替陛下感到惋惜的地方。伏望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良善士；即使让他们退去，恩礼也各自优厚。如今范仲淹担任四路之职，也并不轻微。只希望陛下拒绝群臣的诽谤，不疑虑地委任他们，使他们尽力施展所为，仍然能够对当前西北两敌交战不止的局势有所补益。正是上天把经营谋划的时机赐给陛下。像富弼和韩琦，怎么可以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处？伏望陛下早日辨明谗言巧说，特别加以谋划任用，那就非常幸运了。臣自从前一年被召入谏院，十个月之内七次受到圣恩，并得以身列两制。正思量君上的恩宠深厚，还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效力。如今群邪争相进献谗言巧说，正直之士接连离去，正是朝廷和臣下忘身报国的时刻，怎么可以闭口不言而躲避罪责？臣冒昧竭尽愚昧的见识，只请陛下选择采纳。方岳贡说：“有力地驳斥‘朋党’‘专权’这四个字，列举实际事情加以说明，更加透彻痛快。”

译论史馆日历状 臣敬奉认为，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则。君臣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事务的兴废，凡是可以垂示劝勉和警戒、昭示后世的，都应当直书而不隐瞒，所以自从前代有国家以来，没有不把史职看重的。臣看到本朝修史，以宰相监修，学士修撰；又由两府大臣撰写时政记，选取三馆中应当升迁的人，才任命他们修撰起居注。这样不能说不重视。然而近年来，虽然人员具备而职事废弛，所撰写的内容简略遗漏，百件中保存不到一件；至于关系大局的事情，全都埋没而不记载，这确实是史官的罪过，也是臣的责任。然而其中的弊端在于，修撰官只根据各部门的上报，不敢记写自己所见所闻。如今时政记虽由两府臣僚修纂，但圣君的言语举动和有所宣谕的事情、臣下关系得失的奏议，都不记录，只记载授官名目、辞谢朝见之类。至于起居注也是如此，和各部门上报的公文没有差别，修撰官只据此编排次序，系上月日，称为日历而已。因此朝廷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也无法记。自古君主都不亲自阅览史书，如今撰述完成后，必须抄录原本进呈，那么遇到有所避讳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也又无法记了。加上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按惯例都承袭过去的积压，彼此因循，所以编录的人常常忙于追补修订多年前的事情；但岁月已经久远，遗失的内容无法保存，至于眼前的事情，本来可以根据所见所闻详尽记载，却又因为忙于追修积压而无暇顾及。如果不革除这种弊端，前后相互因循，史官永远没有履行职务的时候，使圣朝的典章法则最终废弛。臣私下听说，赵元昊从最初僭越叛乱到重新称臣，始终一系列的事情都没有记载；又听说修撰官很想记录，但因为修纂之后再追寻往事而无法获得材料。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推知。臣现在想请求特地下诏，命修撰时政记、起居注的臣子，把皇帝以恩德宣谕臣下的话以及臣下奏对的言语都记载下来；修撰官不得像过去那样只根据各部门上报编排授官名目、辞谢朝见，还必须考察核验事实。例如授予某官职，是因为某种功劳，如狄青等击破侬智高、文彦博等击破王则之类；贬黜某职，是因为犯了某种罪，如近日麟州守将以及并州庞籍由于白草平一事获罪、近来孙沔所获罪的事情。凡是有文书依据、事迹情状明白的，都要详细记载，使圣朝赏罚的典章能够劝善惩恶，昭示后世。如果大臣徇私用情，使朝廷赏罚不当，也应当记载下来作为警戒，这就是国家设置史官的本意。至于其他大事，也应允许史院根据所听到和看到的情况记载；听闻不详的，就直接行文到有关地方访察询问；以及臣僚公开议论的异同、朝廷裁决置办和处分的情况，也一并记载。以上这些事情，都命修撰官随时根据所得材料记录为草稿，标明月份，亲自送入史院柜中封存，等各部门上报齐全后，修成日历。仍请求每到年终，命监修宰相亲自到史院访察检验；修撰官记录事迹，其中有不勤勉办理职事、败坏官职而失职的，奏请施行责罚。至于时政记、起居注、日历，除了今天以前的积压仍不停地追修外，从今以后都命各部门在次月上报；如果稍有拖延，允许修撰官亲自到中书、枢密院催请。各部门拖延上报，以及史院有所访察询问而各处不能及时书面答复、以致妨碍修纂的，其中应当承办的手分，也允许史院行文开封府拘捕追究，严加审判。日历、时政记、起居注，也请求今后不要再进呈原本，只求稍稍修明史职，保存圣朝典法。这是臣的职分，不敢不说，谨具状奏闻，伏候敕裁。储欣说：宋代的史书有三种，叫作时政记、起居注、日历。两府大臣撰写时政记，三馆中应当升迁的士人修撰起居注、日历，也就是依据前两种书，由学士修撰而命宰相监修。这样看来，时政记、起居注最先编写，日历则是最后成书的。记载和注录如果不详细，学士凭什么依据来修撰呢？像您这篇奏疏所请求的那样，或许才能重新有可信的史书。论茶法奏状。臣敬见朝廷近来更改茶法，本来想挽救其中的弊病，却有为国家错误谋划的人不能深思远虑，探究事情的始末，只知道谋求利益而不知道考虑祸害。当一两位大臣热衷于改革时，为了迎合他们的心意，仓促轻信，便决定施行。命令下达之日，还担心天下有人认为不对，于是直接诋毁善于进言的人，指为故意标新立异之人，严厉设置刑罚名目，禁止他们议论。事情施行以后，人们知道不便利的十有八九。然而君子知道当时正厌恶言论、心意已经疲惫，不肯说；小人畏惧法令、害怕获罪，也不敢说。如今施行已经一年多，公私都不便利，造成的祸害已经很多，而一两位大臣先前施行得过于果断，法令又过于严厉，形势已经难以挽回，不能立即改动。士大夫中了解此事的人，只在道路上议论，却不敢在朝廷公开说；偏远地方的百姓每天遭受它的祸害，只能在乡里徒然叹息怨恨，却没有办法让天子听到。陛下聪明仁圣，广开言路，从前容纳有益的意见尤其多。如今突然下令先行改变制度，以严厉的法律禁止人们进言，中外听闻此事，没有不叹息惊骇的。俗话说：“防止百姓开口，比防止河流泛滥还严重；河流堵塞而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

译如今堵塞百姓的言路已经一年多了，受到伤害的百姓也已经很多了，古人的话并不是空话，如今正可以看到它的应验。臣还听说，当初更改茶法时，商议已经确定，却仍选派几名官员，分别到各路访求利弊。这样看来，一两位大臣不仅起初没有伤害百姓的意图，实际上也并没有充分自信的心意。只是所派的人已经看出朝廷一定要更改，不敢阻止议论，又一心希望迎合上意以求功劳赏赐。传闻他们所到的州县，不容许吏民有所陈述，直接说朝廷的意思是一定要施行，只是来要求一份认定书罢了。如果传闻属实，那么误事的只是这几个人而已。起初因为轻信他人，施行得过于果断，如今如果明白看到它的祸害，挽救过失为什么还要迟疑？祸患没有比坚持错误更大的，过失没有比不改正更深的。臣本来并不详细了解茶法，只是外间议论既然喧腾，耳闻也逐渐熟悉。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允许平民在道路上讥谤，商旅在市场上议论，士人在朝廷上传播意见，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臣私下听说议论者认为，茶的新法既然施行，百姓没有私自贩茶获罪之事，每年省下受刑的人很多，这是一个好处。然而它造成的祸害有五项：江南、荆湖、两浙几路的百姓，过去缴纳茶税，如今改为缴纳租钱，使百姓破产亡家，怨叹忧苦难以忍受；有的全族逃亡，有的自缢而死，这是第一项祸害。自从新法施行，小商贩所贩运的茶少了，大商人完全无法流通。前代制定法令，是为了抑制豪商，不让他们过分侵占国家利益、形成僭越奢侈而已；至于使货物财物流通，即使是三代最好的治理，也还要让四民彼此获利、相互供养。如今却断绝商旅，这是第二项祸害。自从新法施行，茶税分为各路，仍有旧茶的税，而新茶的税却断绝了。过了一两年，旧茶税收尽，新税又收不上来，就会大大亏损国家用度，这是第三项祸害。过去官茶允许百姓掺杂，所以茶多而便宜，遍行天下。如今百姓自行买卖，必须要真茶，真茶不多，价格便贵了。小商人不能多贩运，又没有时间远行，所以靠近产茶地的地方一下子只能消费贵茶，远离产茶地的地方更加没有茶可吃，这是第四项祸害。近年河北军粮采用现钱法，百姓把米交到州县，以茶券到京师兑换茶。三司在各场务中选择靠近上等茶场的地方，特意留下八处，专门为向河北交米的人兑换茶券。如今场务全部废除，但仍有旧茶可以兑换，所以河北和籴眼下还没有妨碍。臣私下听说，从明年以后，旧茶应当用尽，再没有茶可以兑换，那么河北和籴实际上就需要现钱。这不仅使客商得到钱也无法周转流通，还要每年从京师运钱到河北和籴，按道理必定做不到，这是第五项祸害。一个好处不足以抵补五项祸害，如今即使想减免租钱来挽救弊端，也只是宽解百姓的一种办法，并没有穷尽公私双方的利害。伏望圣慈，特下诏给主持议论此事的大臣，不要顾护以前的过失，深思如今的祸害，斥退坚持错误的心意，不要沿袭压制诽谤的做法，除去以前的法令，允许人们进献意见，赶快详细审定，精心寻求恰当办法，或许可以避免失去祖宗的旧制。臣冒犯禁令进言，伏等候罪责，谨具状奏闻，伏候敕裁。这是说大臣不了解民情，妄自提出错误的议论，始终回护遮掩；而众僚属迎合风向、顺从上意，不顾百姓疾苦，事情的情状描绘得十分清楚。

译论选皇子疏 臣听说，谈论天下最难谈论的事情，不敢希望一定能得到采纳；明知未必会被采纳，却不能不说，这是为了竭尽忠心。何况臣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能够容纳谏诤，所说的话未必不会被听取，怎么可以默默不言呢？臣看到，自从去年以来，群臣多次谈论皇嗣的事情，臣也曾因灾异，私下上奏陈说。虽然陛下宽宏包容，没有加以诛戮，但臣愚昧而真诚恳切，天听仍未改变。臣实在不能抑制爱戴君上的心情，日夜忧思，从未忘记这件事。想要再次陈述狂妄愚昧的意见，却不知道应当怎样说。如今臣看到兖国公主近来已经出嫁，因而私下思考：人的常情，没有比父子亲情更亲近的；人的常情，也没有比父子相处的快乐更快乐的。即使圣明之人不同于凡人，在这种天性上，按照道理也是一样的。陛下从前虽然还没有皇嗣，但还有对公主的爱，可以在宫中慰藉圣颜。如今公主已经出嫁，逐渐疏远左右，那么陛下在万防之暇、居处深宫之中，有谁可以同您谈话？有谁可以承接您的脸色？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这个时候，由圣意自行决定，在宗室之中选取才德贤良、可亲可爱的人，登记为皇子，使他出入左右，问候安好、侍奉饮食，也足以慰藉愉悦圣上的心情。臣考察书籍史册，私下看到自古帝王虽然说是至尊，却从来没有独居。他们出外居住时，也不只是百司公开进见奏事而已，必定有儒臣学士在闲暇安适时讲论；又有左右侍从，接受顾问交谈。他们入内居住时，也不只是宦官宫妾在身边而已；平日安居燕寝时，便有太子早晚问安、侍奉饮食；宽裕宴乐时，又多与宗室子弟欢乐相处，如同一家人。计算他们一天之中，从来没有一刻独处。如今陛下每天驾临前殿、后殿，百司奏事的人往往仰望天颜便退下；其中最幸运的，也只能承受一两句恩泽之言。君臣之情不能相通，上下之意不能相接，其余在朝廷的臣子以及儒学侍从之列，没有听说有一人能从容亲近于左右。入内居住时，至于问安、侍奉饮食，也在早晚之间缺失了。这样，陛下拥有四海的广大疆土，亲自享有万乘的尊贵，居外没有一人可以亲近，居内也没有一人能够亲近。这就是臣区区想要进言的原因。伏望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承担宗庙社稷的重任；皇子尚未降生，储君之位长期空虚，群臣屡次进言，重大议论仍未得到采纳。臣前次所奏陈的意见，认为不一定立即立为储贰，也可以先收养为儿子；这样既可以从容观察他的贤能与否，又可以等待皇子的降生，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时候。臣的言论狂妄、计策愚陋，伏等候斧钺之诛。天下是国家最重要的器物，帝王的大统托付给合适的人，那么天地人三才都蒙受福佑，万物都能顺遂；华夏和蛮貊，没有不繁盛吉祥、安老长寿的；否则就相反。宋仁宗不轻易选择嗣子，难道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吗？然而当时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纷纷上章恳切劝说，而欧阳修这篇文章，更加情意缠绵，忠爱深切。社稷之臣为什么竟如此众多啊！仁宗去世时年仅五十岁，欧阳修上这篇奏疏时，正是仁宗年富力强之年，而欧阳修进言毫无顾忌，仁宗听了也不怨恨。君臣之间的美好关系，足以光耀千古。难道不是两个人都只知道有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而不知道有自己吗？世人把仁宗看作汉文帝、唐太宗之后的第一人，却因为他没有儿子，认为这是天地间最大的遗憾。然而又有什么遗憾呢？选择嗣子而得到英宗，没有愧对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仁宗已经有儿子了。何况帝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把万民当作自己的子女；有宋三百年，人民中哪一个不是仁宗的儿子呢？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八目录 庐陵欧阳修文七 上书 通进司上皇帝书 准诏言事上书 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八 庐陵欧阳修文七

译通进司上皇帝书 某月某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臣欧阳修冒死顿首再拜，在皇帝宫阙之下上书。臣看到，自从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家进言论事的人很多。臣起初私下提出三种策略来推测贼情，但臣是迂腐的儒生，不懂得用兵的大计，开始还迟疑，不敢相信自己。如今战争兴起已经很久，贼人的形势已经暴露，和臣平日推测的相当接近，所以私下认为或许有可以帮助万分之一、供陛下阅览的意见，谨分条报告。只希望陛下仁慈圣明，宽免臣狂妄的诛罚，臣就非常幸运了。关西放松防备，而百姓没有见到战争，已经二三十年了。假使贼人刚刚萌生祸乱时，隐藏形迹、暗藏计谋，突然袭来，在那时我们的边屯兵力少而弱，城堡没有完备，百姓长期习惯安定而容易惊恐，将领又不是平日选练出来的，容易败退怯懦，使贼人像驱赶羊群、冲撞猪群一样，可以振作而深入。如果国威还没有受挫，民力还没有疲惫，他们攻下城池而居住，也不能长期守住；抢掠一番离去，还可以在他们归途中截击，这是下策。所以贼人知道这一点而不这样做。戎狄侵扰边境，自古就是祸患；他们攻城掠野，失败便逃走，胜利便再来，大概是通常的做法，这是中策。所以贼人兼用这两种办法。至于借用僭越的名号来威慑部众，先攻击我方一两个容易夺取的地方，使他们心满意足，然后训练豢养精锐，谋划长久之计。因此他们到来时，即使获胜也不前进，没有失败也自行退走，这是为了引诱我军并使其疲劳。他们有时攻击我方东面，有时攻击我方西面，忽然出现、忽然进入，以此使我军分散防备、无法减少休息。我们想迅速进攻时，贼军正当新锐，他们坐着等待交战，反而不来。这样相持不到三四年，我军已经老疲，民力也已经困乏；不幸再遇水旱灾害，征调赋敛难以承受，盗贼又群起，他们便可以振作全部精锐，攻击我方的困弱。假使我们不能忍受这种困境，愤怒而出兵攻击，决定于一战，他们以逸待劳，也可以取胜。幸好我军苦于作战，尚未想出办法，他们于是请求通使，借机索取按年缴纳的财物，料定我方困急，不得不答应，也可以达到目的。这就是一旦我方力量困乏，贼人的谋略便没有不能施行的；兵法所说的“不交战而使敌军疲惫”，是上策。贼人如今正在使用这种办法。如今三十万军队在西部靠粮食供给已经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作而由当地百姓供养。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四五十万军队连年仰赖供给而国家力量不困乏的。臣听说元昊作为贼首，威势足以使部下畏惧，恩惠足以使部下拼死效力；从最初僭越叛乱起，轻慢的书信已经送来，却过了一年多才出兵；一出兵便锋芒不可抵挡，俘获蕃官，擒获我方将领。他对将帅多以礼相待而不杀害，这说明他所蓄谋的凶计，都不是仓促形成的。怎么能让他凭借上策使我军疲惫，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困乏呢？他为长久之计来扰乱我们，难道我们没有长久的防备来制服他吗？训练军队、养育士卒、窥伺间隙、乘机出击、使用间谍、出奇制胜，这是将帅的职责。所谓边境以外的事情由君主不加干预，是可以的。至于在外推测贼人的谋心，在内考察国家的形势，了解敌我双方，依据谋略制服敌人，这是朝廷的大计，是所谓在宗庙谋划而获得胜利的事情，不能不思考。如今贼人的谋略可以知道，就是要用长久作战来疲惫我们。我们的形势也可以看出，西部百姓已经困乏。如果确实能够充实财物、积蓄粮食，以宽解西部百姓，保全国家、壮大军队，那么贼人的谋略就会受挫，朝廷的谋划也就能成功。军队无非攻守而已，但攻守都以财物用度决定强弱。防守没有财物用度便不能长久，这不必再说。请让我试着说说进攻：从前秦国依靠六代积累的强大资财来对付胡人，最终困乏天下却不能达到目的。汉朝凭借文帝、景帝积累的富强，三次出兵才勉强取得河南。隋、唐对突厥、吐蕃，常常同中原互有胜负，虽有取胜之时，却没有一举消灭的。秦、汉尤其强大，它们所进攻的地方，就是如今元昊所占的土地。何况自从刘平陷没以后，贼人的锋芒炽盛锐利，从未受挫。攻守的谋划，不是臣所能知道的。天威所到之处，虽然最终期望把他们扫尽，然而驻守边境的将领还没有听说取得贼人的破绽、挫败其凶猛锋芒。因此攻守都还没有休息的期限，而财物用度又不是长久之计，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四五十万人坐着仰赖供给，然而关西土地上的物产并没有增加，关东所有的物资又不能运送过去。苛细搜刮，既然已经无益而停止了；至于卖官收粮，下面没有响应的人；改变法令来▯货，商旅又不通行。这样四五十万人，只能全部从西部百姓那里取得供给。西部百姓怎么能不困乏？困乏而没有起来成为盗贼，只是还要等水旱灾害罢了。外部被贼人的谋略弄得疲惫，内部又遭遇水旱等许多变故，天下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关西的物产不能增加，就必须疏通漕运把物资运去。漕运已经疏通，而关东的物资又不能充足，就没有东西可以运往西部。所以臣认为，疏通漕运、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调节商贾这三种办法同时施行，那么财物用度就会充足，西部百姓就能得到宽解，国力得到保全，军队也可以长久地用来防守和进攻，只听陛下的调遣。那些眼前琐碎的小利，既不足以作为长久之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所以为长久打算的办法，开始看似迂缓愚拙而可笑，必须坚决施行，才能取得广大的利益。所以臣区区不敢逃避迂缓愚拙的责备，请求向陛下提出三件有利于时宜的事情，请陛下裁择。第一是疏通漕运。臣听说如今为西部谋划的人，都担忧漕运不通。臣认为只是没有去寻求办法罢了。如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能向西，于是人们习惯所见，便以为物资不能运往西部。不知道秦、汉、隋、唐的都城都在雍地，那时天下物资都可以运到西部。山川地形并没有和古代不同，那些道路古人都可以通行，今人为什么不能呢？汉初每年从山东漕运数十万石粮食，那时运输道路还没有修整，漕运数量还少。后来汉武帝进一步修治渭渠，漕运达到一百多万石。隋文帝时，沿水设置粮仓，转运相接，关东以及汾、晋的粮食都运到渭南，运输物资最多。遗留下来的粮仓遗迹，往往还在。然而当时仍有三门的险阻。唐代裴耀卿又寻访隋代的旧迹，在三门东西设置粮仓，开山十八里改作陆运，以避开险阻，最终溯河进入渭水。当时每年运输不少于二三百万石。后来刘晏遵循裴耀卿的道路，把江淮的米全部漕运过来，以充实关西。后世说到善于经营财利、长于漕运的人，裴耀卿和刘晏是最突出的。

译如今江淮的米，每年运入汴京的有六百万石，如果确实能分出一二百万石供应关西，就足够了。如今军队吃用汴京漕运的粮食，出外戍守的人很多，有司不惜拿出百万石粮食分给他们，唯一的祸患只是三门阻隔在中间。如今应当疏浚治理汴渠，使每年的运输不受阻碍，然后按寻裴耀卿的旧迹，不怕十多里陆运的劳苦，那么河道漕运就能畅通，物资也可以运到，并且可以缓解关西的困境。假使古代没有办法而今天有可行之法，尚且应当去做，何况古人已经做过而且道路并不遥远，今人行动又怎么会困难呢？裴耀卿和刘晏开始治理漕运时，所得还很少，到他们晚年收入增加十倍，这显然是可以长久施行的办法。这是水运的好处。臣听说汉高祖进入秦地时，不从东关，而取道南阳，经过郦析进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讨董卓，也想从南阳取道丹析进入长安。当时张济又从长安出武关逃奔南阳，这本来就是自古用兵往来的道路。臣曾到南阳，询问当地遗老，他们说从邓州向西北到永兴有六七百里，如今小商人还常常走这条路。汉高祖最初入关时，军队有十万人；能够容纳十万军队的道路，应该不会太狭窄险阻。只是自从雒阳作为都城以后，行路的人都趋向东关，这条道路日久便废弃了。如今如果能够考察寻访并使它畅通，那么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等沿汉水地区十一二州的物资，都可以漕运并集中到南阳；从南阳起，用轻车和人力车接力转运，招募设置接力运输的士兵，设为十五六铺，那么十多个州的物资每天都能进入关中而不断绝。沿汉水地区山中有许多优良木材，靠近汉水的百姓，凭借当地所得尚且足够有余，用来制造船车并不困难。前些日子陛下深切体恤有司的劳苦，从内库赏赐禁钱数十万供西部使用，但道路艰难遥远，车辆运输经过一年还不能全部送到。至于军装输送，多受秋雨困苦，边州已经寒冷，冬衣还滞留在路上，艰难到了这种程度。让州县的纲吏远途运送到京师，转运中又遭遇艰难阻滞，然后才送到西部，哪里比得上计算南阳附近各郡，估量道路远近，把距离武关与到京师远近相等的，以及距离更近的，都直接输送到关西？京师用度不足，就拿禁库的钱补充有司所赏赐的费用；其中迂曲与直接、利弊得失，显然可见。这是陆运的好处。第二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臣听说，从前谋划财利容易见功，如今谈论财利却难以找到办法。从前百姓只有赋税这一项负担，所以不足时便开采山泽、煮海取盐，▯酒和茶，在关市征税并计算船车之费，尚且有可以施行的办法来勉强供一时使用。自汉魏直到现在，赋税之法一天天增加，征取越来越细密。如今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已经用尽了。从前赋税之外的征收，是为了准备有事时使用；如今把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全都用于无事之时，又全部耗费在繁杂的支出上了。突然有事时，便没有办法再增加征收。不过仍有可以施行的地方：百姓劳作并输送给官府，已经十分辛劳，而游手好闲的人正享受安逸；土地能生产物产，需要耕作才能替代供给，而尚有许多土地没有开垦。这就是百姓还有剩余的劳力，土地还有未尽的利益，仍可有所作为。何况历观前代用兵的人，没有不先经营屯田的。汉武帝时战争兴起、用度不足，赵过创制畎田人犁的办法来补足用度。赵充国进攻西羌时，议论的人争相要求出兵攻击，而赵充国深思全面取胜的策略，能够忍耐等待敌人疲弊，甚至违背诏令停止出兵而治理屯田，在最边远处耕田，并以游动部队防备抄掠的贼寇；这样治理田地并不容易，但他仍然勉力去做。后汉时，曹操在许地屯兵，四面都有强敌；以今天看来，似乎随时都要战争而没有空闲，但他采用枣祗、韩浩的计策，设置田官，招募百姓在许地附近耕作，每年获得谷物一百万石。后来各郡国都实行屯田，积蓄的粮食数不胜数。隋、唐的田制更加广泛，无法一一列举。它们的形势艰难、耕田不易，没有比赵充国更紧急而无暇屯田的，也没有比曹操所处情况更困难的，然而都勉力去做，并不因为迂缓而不屯田，是因为知道土地资源广博，可以缓解百姓劳苦。如今天下没有耕种的土地很多，臣不能全部说完，谨举出近处的例子：从京师向西，不知有多少土地没有开垦，并不是土地贫瘠而被放弃，大概是人不勤于农事，加上夫役沉重而逃亡罢了。长期荒废的土地，其利益是屯田的数倍。如今如果督促人们勤劳耕作，并免除他们的徭役，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多了。臣听说乡兵对百姓不便利，议论的人正在谈论这件事。充当士兵的人于是放弃农业，托言接受训练，聚集起来饮酒赌博，向家中索取资财，不顾家中有没有；官吏不加禁止，父兄也不敢责问，家家都把这当作祸患。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还有用处；像京东西的乡兵，平时不足以防备盗贼，水旱灾害发生时却恰好足以成为盗贼，这尤其值得忧虑。京西本来就是贫困地区，没有山林湖泽的富饶，百姓只能依靠努力耕作生活。如今两夫之家有一人、五夫之家有两人成了游手之人。总共十八九个州，即使少说，也有四五万人不耕作却要吃粮，这是彼此消耗、使困苦更加严重。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把他们全部驱赶出来，让他们在荒废的土地上耕作，官府借给他们种子，每年田地的收成与他们对半分成，像对待百姓的办法一样；再招募熟悉耕作的官吏担任田官，对考核成绩优异的人优厚奖励并加以诱导，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多了。太宗皇帝时，曾经借钱给陈、蔡百姓，让他们买牛耕作；真宗皇帝时，也采用耿望的建议，在湖南买牛并经营屯田。如今湖南的牛每年卖到北方的，都出自京西。如果官府替他们购买，并不难获得。又应该加重法令，困制所谓私牛的客商，使他们在百姓中无法立足，而乐于替官府耕作。凡是百姓自己有牛的，就让他们自行耕作，这样牛不足，官府购买的牛也不多。况且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为兵以后便放弃了本业。如今幸好他们离开农业还不久，还可以重新驱赶回田地，使他们不能聚集赌博饮酒，成为父兄的祸患，这是百姓所愿意的。一个人的力量，即使安逸地计算，也能耕作荒地一顷；如果四五万人都耕作，而久废土地的利益又是数倍，那么每年的粮食便多得不可胜数。京西的区域，北面有大河，南面到汉水，西面连接关中；如果再疏通水陆运输，各处积蓄的粮食，只要陛下诏令有司调运使用罢了。

译第三是调节商贾。臣听说秦朝废弃王法，开启兼并之门，上面侵夺公共利益，下面刻剥百姓，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汉代以来，曾经想制定法令加以抑制和夺取，却不能做到。大概治理国家的人兴利的办法日益繁多，兼并者追逐利益的手段也日益巧妙；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商人坐在那里就能操纵国家的利益。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兴利的范围太广。兴利范围广，君上就难以独占，必须同下面共同经营，之后才能使货物流通而不滞塞。然而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正想夺取商人的利益，全部归于公家而由上面独占，所以夺取商利的谋划越深，国家所得的利益反而越少。前些日子有司屡次改变法令，法令每改变一次，一年之间便损失数百万。议论的人不知道利益不能独占，想要独占反而造成损失，只说变法还不恰当，改变而不停，损失就更多。想要十分利益全都归于公家，等到实际亏损时，十成中得不到三成；不如同商人共有，常常可以得到五成。如今国家获利较多的，只有茶和盐。茶自从变法以来，商人不再经营，每年的损失，数年也补不回来，各处积存腐坏，只能丢弃焚烧。前些日子议论的人屡次说三说之法便利，有司也已经详细研究过了。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恢复这种办法，使商人有利可图而货物流通，那么上下双方就都能得到好处。解池的盐堆积得像山丘一样，如今应暂时降低盐价，引诱各地商人来把它运散。先发布命令说：“三年后将恢复旧价。”这样贪图利润的商人就会争先恐后地聚集而来。茶生长在山中，取之不尽；盐出产于水中，用之不竭。把它们降价散卖，三年之内，盐价不会连原来的十分之一二都减少。茶盐这两种东西之所以贵，是因为能够作为国家的资财和钱币。如今不把它们运散，反而让它们堆积起来，这不是吝惜无用的腐土吗？究竟有什么用呢？大商人能够使货物繁殖增多，难道是亲自拿着极少的货物到市场上去卖吗？一定是靠贩夫小商来承接、分销。贩夫小商没有利润就不肯做，所以大商人并不嫉妒贩夫小商分取利润；凭借货物多，即使每件取利少，只要货物流通迅速，积少也能成为多。如今作为大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货物，却反而嫉妒大商人分取利润，宁可让货物无用地堆积成腐土，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不吝惜利润来诱使贩夫小商；善于治理大国的人，也不吝惜利润来诱使大商人。这就是同商人共享利润、取利虽少而最终获利多的办法。如今商人难以用办法控制，是因为他们积货很多，并不急于出售。利润丰厚就来，利润微薄就停止，不能靠号令召来。所以每当有关官司改变法令、降低利润时，利润一薄，小商人因无利可图而不能经营，大商人正庆幸小商人不来，恰好可以独自销售自己的货物，哪里还肯勉强赶来赚取微薄利润呢？因此，改变法令而刻意压低利润，只会使小商人不来，反而让大商人积聚货物。如今如果一定要用办法控制商人，就应当把他们囤积的货物全部收取，由官府代为出售，再把钱还给他们，使其货物售尽以后再改变法令。大商人靠利润为生，一年不能经营获利，就会有惶恐不安的忧虑；他们必定不能守着积存的钱财闲居。即使利润微薄，只要还能获利，他们仍会勉强前来，这就是通过改变法令来控制商人的办法。想诱使商人、使货物流通，没有比同他们共享利润更好的办法，这是上策。想控制商人，使他们不得不服从，没有比严厉削减利润、使他们没有积货更好的办法，这是下策。然而这种办法只能控制茶商；至于盐商，禁令越严密，违法的人就越多，刑罚也会更加繁琐。至于让县官亲自经营贩卖市场，这不是大商人愿意做的事，我认为难以长久实行。如果确实能够不计较微小得失而考虑长远大局，那么积存腐坏的货物就会散出，钱币也会流通，国家不费力而财用就能充足。臣愚昧，不能够了解时事；如果坚守阵地来抵御贼人的侵害利益，他们出来扰乱，就把这些小的便利暂且交给边将处理。至于使积存的粮食和钱财通过漕运流通起来，不出二三年，国力就会逐渐富足，边兵也会逐渐熟练，贼人的锋芒逐渐受挫而出现可乘之机，然后一举消灭他们，这是万全之策。希望陛下把小事责成将帅办理，谋划大计并予以实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修冒死拜了两拜。《洪范》第一项讲粮食，第八项讲军队。粮食尚且没有预先储备，哪里还谈得上军队呢？疏通漕运、实行屯田，本来就是当时的重要事务。全文不下万言，总的意思只是想增加财货、积存粮食，以缓解西部百姓的困苦。至于谈到征收财利的办法，他认为一定要同商人共享利润，才能取利少而最终获利多。他的话也像是在谈财利，但同那些专门谈财利的大臣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因为引导财利、使上下共同得到好处，本来就是统治人民的君主应尽的责任。主持国家财利征收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至于他所说的“不吝惜利润来诱使大商人”，却不能作为立论的准则。又想把大商人囤积的货物全部收取，由官府代为售卖，再把钱还给他们，那就更加迂腐、空疏、纷扰而不可行了。

译准诏书谈论政事的上书 某月某日，臣修恭谨地冒死拜了两拜，向皇帝陛下上书。臣近来奉到诏书，获准上书谈论政事。臣学识愚浅，不能广泛征引深远的道理，来说明治乱的根源，谨慎地选取当今的紧急事务，分条列举为三种弊病、五件事情，以答应诏书所要求的内容。伏望陛下裁量取舍。臣听说自古以来君王治理天下，即使有忧劳勤勉之心，如果不知道达到大治的关键，那么心思越劳苦，事情反而越乖乱；即使有采纳谏言的明察，如果没有坚决实行的力量，那么言论越多，听取起来越迷惑。所以做君主的，应当把细小事务责成臣下办理，把重大事情专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独自决断，这就是达到大治的重要方法。采纳一条意见而认为可以实行，即使众多议论也不能阻挠它，这就是坚决实行的果断。懂得这两点，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了。臣恭敬地看到，自从国家发动大规模战争以来，内外都骚动不安。陛下思虑社稷的安危，顾念军队和百姓的疲困，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军队一天比一天衰老，贼势一天比一天强大，集合九州的力量去讨伐一个小小的西戎，尚且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如今又有北方强大的戎敌违背盟约而行动，这将用什么来抵御他们呢？过去所忧虑的是夷狄，如今夷狄已经反叛；过去所憎恶的是盗贼，如今盗贼已经兴起；过去所担忧的是水灾旱灾，如今水旱已经发生；过去所依赖的是民力，如今民力已经困乏；过去所需要的是财用，如今财用已经缺少。陛下的忧虑一天比一天加重，天下的形势一年比一年紧急。这就是臣所说的用心虽然劳苦，却不知道求得达到大治的关键。近年以来，朝廷开通言路，献计的士人不下数千，然而事情的头绪反而越来越多，连应付都来不及。从前采纳的众多意见纷纭复杂，到了遇事之时，究竟哪一条计策可以采用？这就是臣所说的听取言论虽然很多，却不如坚决实行来得果断。臣反复思考，圣心最为忧虑、而当今最为缺少的，不过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敌的策略，没有可以任用的大臣。这五样东西，陛下忧虑它们没有，而臣认为如今其实都有，只是陛下没有能够使用它们，是因为没有思考使用它们的方法。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地方狭小，军队和百姓不多，但尚且能够向南夺取荆楚，收取伪唐，平定闽岭，向西平定两蜀，向东攻下并州、潞州，向北窥伺幽燕。当时所使用的兵力、钱财、将领和官吏，数量能有多少呢？只是善于使用它们，所以不觉得少。何况如今承继百年祖宗的基业，完全拥有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是国家初创时的十倍，因此臣敢说现在有军队，有将领，有财用，有抵御戎敌的策略，也有可以任用的大臣。然而陛下全都不能加以任用，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朝廷有三大弊病。什么叫三弊？第一是不谨慎发布号令，第二是不明确实行赏罚，第三是不责求实际功效。这三种弊病在上面因循不改，下面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废弃败坏。臣听说，号令是天子的威势，赏罚是天子的权力。如果号令不取信于人，赏罚不恰当，那么天下就不会服从。所以还必须责求臣下取得实际功效，然后号令才不会虚发，赏罚才不会滥行。因此，慎重发布号令，明确赏罚，责求实际功效，这三点是帝王的奇妙方法。自古以来，像汉武帝那样英武的君主，像唐太宗那样聪明的君主，都懂得运用这三种方法，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关键，所以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希望的全都如意。汉武帝喜欢用兵，就诛灭四方夷狄，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以满足自己的心愿；想求得将领，就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才能来供他驱使；想得到贤士，就有公孙弘、董仲舒、汲黯这一类人来符合他的心意。唐太宗喜欢用兵，就诛灭突厥，降服辽东，威势震慑夷狄，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想求得将领，就有李靖、李勣这样的人接受他的驾驭；想得到贤士，就有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人在他身边。这两位皇帝，可以说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希望的全都如意，并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能够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关键罢了。伏望陛下凭借圣明的资质，超过汉武帝、唐太宗，又完全拥有汉、唐的天下；然而想抵御边境就常常忧虑没有军队，想击破贼人就常常忧虑没有将领，想供给军队就常常忧虑没有财用，想以威势使四夷服从就常常忧虑没有策略，想任用贤能的人才就常常忧虑没有人，因此所求全都得不到，所愿全都不能如意。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没有运用掌握威势和权力的方法。自古帝王，有的受强臣控制，有的被小人迷惑，于是威势和权力不能从自己手中发出。如今朝廷没有强臣的忧患，身边也没有小人专权偏任的祸患，内外臣民都像敬天一样尊敬陛下，像爱父亲一样爱陛下，侧耳伸颈，等待陛下所做的事成为事实，您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如果有一天赫然振作，掌握威势来统领他们，那么万事都会办成，还忧虑这五样东西不能得到吗？为什么三种弊病会因循不改？一件事情不能办成，臣请谈谈三种弊病。言论多次改变就不会取信，命令频繁更改就难以遵从。如今发布命令之初不加详细审慎，实行没有多久，很快又改变调整；用不取信的言语来推行，用难以遵从的命令来约束，所以每当有处置事务时，州县知道朝廷并没有确定不变的命令，官吏就有人互相说：“暂且不用执行，不久一定还会更改。” 有人说：“准备好礼仪下达命令，大略按照应当破格办理的指挥执行。”但在早晚之间果然又改变了，以至将领和官吏不断更换，道路上的人疲于迎送，公文符牒纵横交错，上下都不能遵守；内外臣民有的听见后叹息，有的听见后暗自发笑。叹息的人有忧虑天下的心，暗笑的人有轻视朝廷的意思。号令像这样，想以威势控制天下，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就是不谨慎发布号令的弊病。任用人的办法不过是赏罚；然而赏赐施加给没有功劳的人，恩惠就不足以劝勉有功者；惩罚错过了有罪的人，威势就没有令人畏惧的对象，即使有人才也不能使用。太祖时，王全斌攻破蜀地回来，功劳不小，因为犯法，一贬黜就是十年不加任用。当时正要讨伐江南，所以贬黜王全斌和诸将，以此确立法令。太祖神武英明、决断果断，他之所以能够平定天下，赏罚的法则就是这样。近来关西用兵已经四五年了，大将因为没有功劳而被罢免的，仍旧担任原来的官职；军中看到没有功劳的人也不妨得到好官，那么各位将领谁肯建立功劳呢？副将中那些畏惧、怠慢、逗留的人都应当斩罪，有的暂时贬黜以后很快又升迁，有的甚至不贬黜而仍旧任职；军中看到有罪的人不被诛罚，那么各位将领谁肯拼命效力呢？所谓赏赐不足以劝功，威势没有令人畏惧的对象，赏罚像这样而想任用人，怎么可能做到呢？

译这就是不明确赏罚的弊病。自从军队出动以来，处置事务的命令不少，但大多有名无实。臣请略说其中一两件，其余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几年以来，守备兵接连不断，各路百姓有一半成了士兵。其中老弱、病患、矮小、怯懦的人数不胜数，这是只有设置守备兵的虚名，却没有得到实际兵力的数量。新招集的士兵到处训练，上下奔走追呼，百姓不得安居。主持训练的人没有将领的才能，所训练的士兵没有旗鼓进退的节奏，各州县往来奔波，忧愁叹息、哀号不止。既然大多是老弱、病患、矮小、怯懦的人，又没有训练整齐、精熟练习的方法，这就是只有训练士兵的虚名，却没有训练士兵的实际本领。各路州军分别制造器械，制作时已经劳累了民力，运输搬送又使道路上的人困苦。然而铁刃不锋利，筋胶不坚固，长短大小大多不合尺寸；制造的地方只求凑足数目、赶快完工，不考虑制造出来的东西不能使用。经办、检查的官司又没有检验责问，这就是只有器械的虚名，却没有器械的实际用途。用草率的办法训练老弱怯懦的士兵，让他们拿着迟钝、折损而不能使用的器械，百战百败，是必然的道理。到了遇事时才醒悟，哪里还来得及呢？所以无论事情大小，全都草率马虎，这就是不责求实际功效的弊病。所以臣说：三种弊病在上面因循不改，下面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废弃败坏。万事不能全部说尽，臣请谈五件大事。第一是军队。臣听说，攻打别人靠的是谋略而不是力量，用兵交战较量的是智慧而不是人数。前代用兵的人，兵多的常常失败，兵少的常常胜利。汉王刘邦和韩信等率领百万军队，遇到光武帝的九千人却失败了，这是兵多者失败、兵少者胜利。苻坚率领百万军队，遇到东晋二三万人却失败了，也是兵多者失败、兵少者胜利。曹操率领三十万青州兵，在吕布那里大败，退回许地；后来又用两万人击破袁绍十四五万军队，这是用兵人数多就失败、人数少反而胜利的明证。何况对夷狄作战，尤其不能只靠力量争胜，只能用计谋取胜。李靖在定襄击破突厥，只用了三千人；后来在阴山击破颉利，也不过一万人。这说明军队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够用计取胜。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把少数当作多数使用；不善于用兵的人，兵虽多却反而像更少。如今筹划对策，增加军队就会耗费国家，减少军队又会使贼人得胜。如今沿边的军队不少于七八十万，可以说很多了；然而训练不精，又有老弱和虚报的数目，那么十个人还抵不上一个人使用，这七八十万军队，实际还不如七八万人可用。再加上军队没有统一的统制，分散零乱，把多数分成少数，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谓不善用兵的人，兵虽多却反而更少，所以常常作战而常常失败。臣希望陛下赫然振奋威势，告诫激励各位将领，精心加强训练，淘汰老弱，这样七八十万人中可以得到五十万精兵。考察古人用兵，有以一人抵挡百人的，如今既然还不能做到，但只要能够以一人抵挡十人，那么五十万精兵就可以发挥五百万军队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的人能以少数变成多数；古人兵少却常常胜利，就是这个原因。如今不考虑实际效果，只求增加人数，消耗国家、消耗百姓，年复一年，即使贼人还没有到来，天下已经困乏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是将领。臣又听说古语说：“将领和宰相并非天生就有固定的种类，所以有的出身奴仆，有的出身士卒，有的出身盗贼；只有能够不拘常格地任用他们，才成为名将。”国家求取将领的心意虽然很迫切，但选将的道路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举荐将领，却用资历品级加以限制，那么处在低位的英雄豪杰就无法得到。考察将领的才干，又限于弓马一人的勇力，那么有智谋、能抵挡万人的人才全都被遗漏了。山林中的奇异杰出之士，被召来以后，因为他们贫贱而轻视他们，不过授予一个主簿的借职，使他们怏怏不乐地离去，那么古代屠夫、渔夫、喂牛者中那些杰出的人才，也都会因此被激怒而失去。到了没有人可以任用的时候，宁可任用老态龙钟、跛足残疾、庸碌怯懦、昏暗低劣的人，也把兵权交给他们；天下三尺童子都知道这会使朝廷危险。前些日子澶渊的士卒几乎为国家惹出事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议论的人不知道取将没有方法，只说当今没有将领。臣希望陛下革除旧日弊病，振作精神，精心寻求贤能豪杰的人才；不必以低位为限制，有智谋策略的人不必用弓马来考验，有山林中的杰出之士不可因为贫贱而轻视。只要陛下能用非常的礼遇对待人才，臣下也将以非常的功效报效国家，这是第二件事。第三是财用。臣又听说，善于治病的人，一定医治患病的地方；善于挽救弊病的人，一定寻找弊病发生的根源。如今天下财用困乏，弊病在哪里？是由于用兵而耗费太大。汉武帝喜欢穷兵黩武，耗尽累代积蓄的财物；当时在单于台整顿军队，不过十八万人，尚且能够使国家财力困竭，何况如今达到七八十万，连续四五年而不停止，所以天地所生的物产都被耗尽，万民的膏血也被榨干，而财用仍然不足。如今即使有智者，物资也不能凭空增加，计策也无从想出。只有削减冗余士卒的虚耗，训练精兵而迅速作战，功成以后停止用兵，自然就会充足。如今军队有可以削减的道理，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贼人有可以迅速攻击的机会，却没有将领敢于奋勇出击。错过时机而导致失败，只是白白消耗国家、消耗百姓，这是第三件事。第四是抵御戎敌的策略。臣又听说兵法说：“上等的用兵之道是攻伐谋略，其次是攻伐外交。”北方敌人同朝廷交好，已经仅仅四十年，不敢妄自发动战争。如今突然发动他们的狂妄谋略，意图在哪里？大概是看到中原屡次被元昊击败，所以敢于萌发贪心，窥伺机会而行动罢了。如今如果命令并激励各位将领，选择精兵、喂饱战马，迅速进入西部边界，只要能够痛击昊贼一次，那么我军的威势就会大振，敌人的计谋也会受挫，这就是所谓上等用兵之道在于攻伐谋略。如今侦察军情的人都知道，北方敌人同西部贼人暗中谋划，想集合两国的力量，窥伺我河北、陕西。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先击败其中一个国家，敌人的势力就减少一半，不能独自举兵进犯，这就是兵法所说的攻伐外交。元昊的土地狭小，贼兵不多；从前进攻我方时，听说北方敌人常常有援兵。如今如果敌人内部本来就有防备和集结军队的谋划，而元昊又突然遭到攻击，他一定会向北方敌人求援。北方敌人分兵援助元昊，就可以牵制他们南下侵犯的力量；如果不援助元昊，那么两国之间就会产生嫌隙，彼此猜疑离心，这也是攻伐外交的防备办法。

译假如两国约定日期、分路前来侵犯，我能够在约定日期以前大举出兵，那么元昊仓皇自救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同北方敌人相互配合、内外呼应呢？这就是破坏他们原先确定的盟约，扰乱他们约定的日期，是兵法所说的“使相亲者离散”，也是攻伐外交的策略。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次取胜，常常有轻视各位将领的心思。如今又看到朝廷正为北方的契丹忧虑，正在经营河朔，必定认为我军不能向西出兵；现在趁他骄傲懈怠，正是迅速驱兵、紧急攻击的时候。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是取得胜利的上策。前年西部将领曾请求出兵进攻，当时贼人的气势和力量正盛，我军尚未训练成熟，朝廷还允许他出兵。何况如今元昊已经出现可以进攻的形势，这个机会不可错过。他正庆幸我们忧虑河北，不料我们能够向西征讨；出其不意，这就是可以进攻的形势。自从四路分别设置统帅以来，已经过了半年，经过训练并得到恩信，军队已经可以使用，所以近来屡次上奏取得小胜。这说明我军的士气逐渐振作，贼人的气势逐渐受挫，这也是可以进攻的形势。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使两个敌人先来进攻我们，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臣希望陛下诏令主管事务的大臣详细商议并实行，这是第四件事。第五是可以任用的大臣。臣又听说仲尼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也一定有忠诚守信的人。” 何况如今文臣武将遍布天下，其中难道没有有才智的大臣吗？只是陛下总理天下万事的根本，已经没有闲暇完全认识这些人，所以不能亲自提拔贤能、斥退不肖。执政大臣往往被旧例束缚，又不敢提拔贤能、斥退不肖。审官院、吏部、三班的职掌，不过是掌管文书簿籍和任命差遣罢了，也不敢越级提拔贤能、斥退不肖。这样，从上面的天子到下面的有关部门，没有一个人能够提拔贤能、斥退不肖，所以贤愚混杂，侥幸之人彼此容纳。三年升迁一次，更没有分别表彰。平时没有事情，只担心官员太多而差遣无法安排；一旦遇到事情，需要用人时，却常常忧虑没有人可用。自古以来任用官员的方法，没有像今天这样错误的。如今议论的人有的说，举荐者因此升官就是提拔贤能，犯罪后被贬斥责罚就是斥退不肖；这是不了解这种弊病的严重。大凡善人和恶人，各自按同类聚集，所以守廉洁谨慎的人各自举荐清廉能干的人，有贪赃污秽行为的人各自举荐贪婪污浊的人，喜欢徇私的人各自举荐请托求情的人，性情庸碌昏暗的人各自举荐无能的人。朝廷不问是非，只看到举荐者的数目足够，便给他们改任官职，那么清廉能干的人升迁了，贪污浑浊的人也升迁了，请托求情的人也升迁了，无能的人也升迁了。混乱到这种地步，难道就可以作为提拔贤能的法则吗？如今贬斥责罚官吏，难道有澄清、纠举的办法吗？只有犯了贪赃罪而被百姓控告的人，才能够被贬斥。那些能够玩弄法律条文来求取财物贿赂的人，也都是强悍狡猾的官吏，政事必定由自己说了算，所以即使残害剥削豪强百姓，尚且有时还顾不上贫弱者。至于无能的人，不能主持事务，众多胥吏共同作奸欺骗，那么百姓无论贫富，都在一时之间受到祸害。这样说来，贪赃的官吏和无能的人造成的祸害是相等的。如今贪赃的官吏因自己败露而被贬斥的，十人中也除掉不了一两个。至于无能的人，上下都知道，却不加追究，宽纵迟缓、容纳奸恶，弊病达到如此地步。难道就可以作为斥退不肖的法则吗？贤能与不肖既然没有区别，那么设置的官职虽然很多，却没有人可以使用，也就不奇怪了。臣希望陛下明确赏罚，责求实际功效，那么有才干的人都会列在陛下面前。所以臣说：五件事情本来全都有，只是陛下不能够使用它们，是因为存在三种弊病。三弊五事，臣已经详细说明了。只希望陛下加以选择，天下的事务不过如此。如今上有天象变化，下有地理失常，内有人心怨恨，外有四夷进攻，事情的形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不是陛下迟疑宽缓的时候，只希望您为社稷和百姓留意。臣修冒死拜了两拜。唐顺之说：“仁宗治理国家，把天下的事情全都交给公众议论罢了，自己仿佛没有参与其中。自古以来竟有这样一位圣人！但他的行迹又有些像振作不起的样子，所以欧阳公提出‘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主张，大概是对症下药。拥有权力却不掌握，而把它交给天下的公论，尚且不可；何况这种公论未必真正公正呢？”

译论包拯授任三司使的上书 臣听说，治理天下，只在于知道任用人的先后次序罢了。任用人的方法，各有适宜之处。军队中的人，首先看重才能；朝廷中的人，首先看重名节。军队以建立功勋为主，只怕士卒不肯奔赴战场、争取功利；把才能放在前面、名节放在后面，也是形势使然。朝廷以教化为主，风俗的厚薄，治理道路的兴衰，都在于用人。教化下民，不能挨家挨户地反复训诫，所以常常必须尊重有名节的人，用他们来影响天下，激励那些轻薄苟且的人。所谓有名节的人，就是懂得廉耻，修养礼让，不以苟且取得为利，不被苟且随从所牵制，只按照义所处的位置行事；刀刃的威胁也不能使他逃避，折断树枝这样容易的事，只要不合于义，他也不肯做，只守持义理。他站在朝廷上，进退举止，都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这种人极难得到，也极其值得尊重。因此做士人的，常常看重名节来使自身受到尊重；做君主的，也常常保全士人的名节，以培养成就善士。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任命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令下达的那天，朝廷内外一片哗然，都认为朝廷贪图包拯的才能，却不替包拯顾惜名节；但还希望包拯能够坚持节操、守持义理，坚决推辞任命，以避开嫌疑，也替朝廷顾惜体面。几天之间，突然听说包拯已经接受任命，这实在可惜，也实在令人叹息。包拯性情刚强，天性峻峭正直，但平素学问较少，对朝廷事务有时未必思考周全。至于驱逐某人而取代他的职位，即使起初没有这种心思，但看到可以得到职位却不能想到义理，这些都不值得奇怪。若说到应当避开的嫌疑迹象，普通人都知道可以避开，难道偏偏包拯就没有想到吗？昨天听说包拯在御史台任职时，常常亲自到中书省责骂宰相，指斥前任三司使张方平的过失，责怪宰相不早些罢免他。后来御史台的同僚接连上奏弹劾，张方平因此被罢免，而由宋祁代替。又听说包拯也曾弹劾宋祁的过失；自从任命宋祁的诏命发布，台中同僚又交相上章极力进言，宋祁也因此被罢免，而包拯于是接替了他的职任。这就是所谓踩了别人的田地又夺取他的牛，难道能没有过错吗？整理衣冠和穿鞋时，凡是容易引起怀疑的事情都应当避开。像包拯这样的才干和资望，即使另行加以提拔，任用他难道会因为嫌疑而不能做吗？只是三司使这个职位不行。这样做不只是自己陷入嫌疑，对朝廷的损害也不小。臣请从事情的始末来说明。国家几十年以来，士大夫都务求把恭敬谨慎、安静慎重视为贤德；等到这种做法形成弊病，就变成因循沉默、苟且敷衍、颓惰宽弛，渐渐成为风俗，却不认为这是错误。至于百官的职务都不整饬，法纪纲常废坏，当时正值天下无事，当然还没有觉察到它的危害。一旦狡猾的敌人侵犯边境，军队出动却没有功劳，财用又空虚，公私都困乏，盗贼一同兴起，天下就骚动不安。陛下奋然醒悟，考虑革除这些弊病，提拔任用几位大臣，锐意进行改革。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增加设置谏官的名额，以优厚任用议论政事的大臣，使他们履行职责。于是整顿纲纪，纠正废坏，进而想分别贤能与不肖、提拔有才与斥退无能；长期积累的弊俗突然受到触动而惊骇，于是众人共同指责议论政事的人。有人认为他们喜欢揭发隐私，有人认为他们公开相互倾陷，有人说他们沽名激进，有人说他们谋求自身升迁，众多议论纷纷而来，几乎使皇上的听闻受到迷惑。幸赖陛下极其圣明，看出各位臣子本来是舍弃自身、为国尽力，并非为了自己的利益，谗言离间不能进入，于是他们得以受到保全；朝廷内外的人过了很久也渐渐相信了他们。从此以后，二十年之间，御史台和谏官的选任屡次得到正直敢言的人，其中排斥奸邪、屏绝权贵宠臣、补救遗漏、挽救过失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这就是采纳谏言的好处，自古以来最难做到；自陛下登临帝位以来，实在是朝廷盛大的德政，其补益作用不能说没有功劳。如今内外习惯于安定，上下已经信任谏官，细小奸邪的人凡有举动，往往都害怕议论政事的大臣；时政无论大小，也都只听从言事官的意见。推究从最初开通言路到今天取得的成效，难道容易达到吗？难道可以不加珍惜吗？指出别人的过错，看起来像是窥伺揭发；驱逐别人而占据他的职位，看起来像是倾陷别人；而议论政事的大臣能够自我表明清白，只因为他在其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天下人之所以相信他们，也正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利益。如今包拯排斥、驱逐两位大臣，自己占据他们的职位，将来奸佞的人就可以借此制造说法，迷惑扰乱皇上的听闻。今后议论政事的人将不再被人信任，也没有办法自我表明清白；这样，圣明任用谏官的功效，就会一下子因为包拯而败坏。有所不取，叫作廉；有所不做，叫作耻。近臣的举动，是人们所仿效的法则；如果包拯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些东西不取、有些事情不做，就可以用廉耻的节操影响天下。然而包拯却取了不应取的东西，做了不应做的事情，难道只是使自身名望受到损害，也会由此诱导后来议论政事的大臣，为了窥伺得到职位而倾陷别人，彼此沿袭而形成风气；这种祸患，难道能说小吗？然而包拯所凭借的，只是自己本来没有这样的心。内心的想法藏在里面，别人看不见；行为的迹象显露在外面，天下人都看得见。如今包拯想凭借自己内心不可见的想法来取信，却在外表上留下天下人都看见的迹象，这就像手伸进去探取东西，嘴里却说自己不想要；即使想让自己相信，别人谁会相信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嫌疑不可不避。何况像包拯这样的人，年轻时有孝行，在乡里闻名；晚年又有正直的节操，在朝廷上留下了声誉。只是他的学问不深，思虑不够成熟，所处置的事情又不恰当，这样的人也实在可惜。伏望陛下另选有才干的大臣担任三司使，给包拯安排其他职务，把他安置在京城，使包拯能够避开引起嫌疑的行为，消除天下人的疑惑，保全包拯的名节，那就非常幸运了。臣忝列侍从，职任号称论思，过去曾亲眼见到朝廷开创纳谏之路时十分艰难；如今又亲眼看到陛下任用谏官的成效已经显著，不愿意因为包拯而使它败坏，是替朝廷珍惜这件事。臣的言论狂妄，计策愚拙，伏等候诛戮。世上有人认为欧阳修贤能，而他却上章议论包拯，大概是因为欧阳修同包拯不能相容；这真是夏虫不可同它谈论冰雪。欧阳修写这篇奏疏，本来是为了替朝廷杜绝窥伺揭发、倾陷他人的风气，又使后来的议论政事者能够表明自己没有别的企图，容易去补救遗漏、挽救过失；而在他的心意中，最想保护、最想珍惜的，正是包拯。曾子病重将死，刚听到童子的话，说“这大概是华丽而宽大的大夫的竹席吧”，就惊惧地命令换掉竹席。曾元不肯更换，是做人子女的常情；但曾子斥责他为小人，甚至说他爱护父亲还不如这样。

译那个童子所说的是曾子的贤德几乎接近圣人，难道曾子将死时还喜欢追求奇异、沽取名声到这种程度吗？众人扶起曾子为他换掉竹席，刚回到席上还没有坐安便去世了。假使不换，怎么知道不能稍稍延缓片刻而不死呢？然而曾子不愿意留下它，是因为即使只是一张不合礼制的竹席，他也仍然如此舍生取义。如今三司使的职位，绝不是一张竹席这样的小事；驱逐别人而占据他的职位，也不是士人使用大夫器物那样的小过错。欧阳修只知道用道德来爱护人，哪里还来得及顾问后世会不会认为欧阳修与包拯相容或不相容呢？蔡襄的奏疏写得好，他说：“朝廷增加任用谏臣，欧阳修、余靖、王素，一天之内同时接受任命；三人忠诚刚正，一定能够把所知无不尽言。臣恐怕邪恶之人不利于此，一定会编造抵御他们的说法。这些说法不过有三种，臣请加以辨明：第一种说他们喜欢名声。忠臣引导君主走上正道，议论事情只怕说得不够详尽；如果避开喜欢名声的嫌疑，什么也不陈述，那么木头泥土一样的人也都可以做谏官了。第二种说他们喜欢升迁。前代谏臣的艰难处境，是由于忠心激愤，遇到昏乱的时代，死也不推辞，哪里有什么喜欢升迁的心呢？近代奖赏升迁太快，即使长期不升迁，直到死仍任这个官，也不会后悔。第三种说他们彰显君主的过错。进谏争辩的大臣，本来就是掌管举发过错的；君主听取意见并实行，足以获得善于纳谏的声誉，又怎么能说是彰显君主的过错呢？至于巧于应付的人也是这样，事情难以进言就沉默不语，只选择没有触犯之处的事情偶尔说一说；即使有时也不被实行，退下来还说“我曾经议论过某件事”，这叫作喜欢名声。沉默顺从，容忍苟且，没有任何惭愧，踩着资历逐级升迁，以求取得显赫的官职，这叫作喜欢升迁。君主有过失，不在尚未形成时加以挽救，等到把它传遍天下后世，事情就无法掩盖，这叫作彰显君主的过错，希望陛下明察。蔡襄在欧阳修等人刚开始担任谏官时，劝说皇上让他们长期不升迁，使他们直到死都任这个官，难道也是同欧阳修等人不能相容吗？君子所希望尽忠的，只是国家和君主罢了，其他事情还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呢？蔡襄了解欧阳修，一定不会因为不能升官而怨恨；正如欧阳修了解包拯，也一定不会因为不能担任三司使而怨恨。正人君子的心胸，大概不是俗人所能做到的吧？”},{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九目录 庐陵欧阳修文八 札子 论请求命令百官议论政事札子 论美人张氏所受恩宠应当加以裁减的札子。论澧州祥瑞树木，请求不要向外朝宣示的札子。请求皇帝不要临幸温成庙的札子 论台谏官唐介等人应当早日恢复职位的札子 论分路选取人才的札子 论删去九经正义中的谶纬的札子 论商议濮安懿王典礼的札子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九 庐陵欧阳修文八 论请求命令百官议论政事札子 臣恭敬地看到，祖宗时期还采用汉、唐的办法，凡是军国大事和重大刑狱案件，都召集百官共同参议。这是因为圣人临事谨慎，不敢专凭自己的独见独断，而想采纳天下的公论，选择其中的长处，来弥补自身不足。如今朝廷议事的体制，同祖宗的用意相反。每逢大事，秘密进行而不让别人知道；只有那些可以自行决定的小事，反而送交两制大臣讨论决定。两制知道这不是急务，所以忽略拖延，动辄经过一年。其中偶尔有一两件事体重大的，也同小事一样忽略。至于大事秘密进行而不公布，这尤其不妥。当事情开始处理时，即使是侍从官，也都不能参与知悉；事情已经实行以后，必须公开宣布，即使其中有错误，想再上奏论列，也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外朝那些地位疏远的百官，即使想进言，陛下哪里能够采用呢？所以战争兴起几年来，西北两方面屡有事务需要处置，却多有错误，都是因为大臣自己没有谋略，又堵塞了众人的见解。臣如今想请求，凡是军国大事，衡量外朝必须知道而不能秘密办理的，例如北方敌人去年请求联合用兵还是不联合用兵，西戎今年请求讲和应当允许还是不应当允许，凡属这一类事情，都交给百官在朝廷上议论；按照各自的见解，无论相同还是不同，都让他们署名陈状，然后由陛下选择其中的长处加以施行。这样不只是慎重对待重大事情、广泛采纳众人的见解，也可以在众多官员中，特别是寒微、低贱、疏远的人里，时常因议论政事而发现那些才干高、见识敏锐的人，国家就能够任用他们。如果百官全都没有长处，就采用朝廷的议论。至于小事，一概请求只让两府自行决定。钱粮事务如果需要了解事情的始末，就召三司的官吏到两府来查问，让他们供述分析，再由大臣自行选择。至于礼制和法律，也可以召礼官、法官询问。这样一来，事情无论大小，都各自得到适当的处理方式。如果允许臣的请求，还请先把西戎请求讲和一事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议论，取决于陛下裁定。《尚书》说：‘你如果有重大的疑问，就谋划于自己的内心，谋划于卿士，谋划于庶人，谋划于卜筮。’但又说：‘君主不能保守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能保守秘密就会丧失自身，机密的事情不能保密就会妨害成功。’为什么呢？答道：‘军国大事，人人共同知道而不能保密的事情，古代先哲君王本来不只同卿士谋划，甚至还同庶人谋划。至于事情尚未成功、要在事机初现之前确定命令，就没有同庶人谋划的道理；即使在朝廷上的卿士，也不能让每个人都参与知悉，以免妨害事情成功。’唉！偏听就会产生奸邪，独自任用就会形成弊病。正如欧阳修所说：‘大臣自己没有谋略，却堵塞众人的见解’，本来就是因为不能集思广益，所以处置事情多有差错。然而正如欧阳修所说：‘把事情交给百官在朝廷上议论，按照各自见解相同或不同，让他们分别署名陈状’，也仍然归结为只有治理人的办法，而没有治理国家的法则。《诗经》不是说过吗：‘谋划的人太多，所以事情因此不能成功；发言充满朝廷，谁敢承担过错？’做君主的广泛采纳议论，那么人人都想推销自己的私说，以谋求实现自己心中想得到的东西，而不顾其他；如果放弃不采纳，那么人人都闭口不言以求容身，只听任大官凭主观决断，而众口一声附和。倘若卿尹、州牧等各级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来任职，那么欧阳修的这个建议也就不会只是徒然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太严重了！想要事情成功，必须希望谋划周全；想要谋划周全，必须希望人才众多。国家没有贤能的人才，国家就空虚。即使只是虚有众多人才，文王也因此安宁。面对这个时代，我忧虑得睁大眼睛，也不能不读欧阳修这篇议论而再三叹息。

译论美人张氏所受恩宠应当适当裁减的奏札。臣最近听说，宫中因为皇女降生，从左藏库取绫罗八千匹；染院的工匠在大雪严寒之际，凿冰取水染练供用，十分艰苦。臣私下看到，陛下恭谨节俭、勤劳政事，爱护百姓、忧虑国事，像这样劳民伤财的事情，陛下一定不肯做。然而外间议论相传，都说如今染练还没有停止。臣又看到近日宫中降旨给美人张氏，她的亲戚所受恩泽过于频繁。臣忝任谏官，每当听到有稍微损害圣德的事情，就应当竭力进言，难以顾避获罪于天。臣私下观察，自古帝王所宠爱的嫔妃，如果能够谦逊节俭、温柔善良，不求过多恩泽，就可以长久保全君王的恩宠；有的放纵自己的欲望，骄奢无度，多求恩泽，便都很快招致祸败。臣不敢远引古事，只就当今宫禁中的近事来说。陛下近年所宠爱的尚氏、杨氏、余氏、苗氏等人，在受宠之时，都骄奢放纵；不及早加以裁减，等到恩宠满溢，如今她们又都在哪里呢？何况听说张氏本是良家女子，昨天从修媛降为美人，朝廷内外都听说了，认为她与杨氏、尚氏等人不同，所以能够保有恩宠最久。如今宫中一旦取用骤然增多，恩泽日益广泛，逐渐形成奢侈的事情，便招来外人的议论。臣不知道陛下是想爱惜并保全张氏，还是想任其放纵而使她败亡？如果想保全她，就必须常常使她保持谦逊节俭，不至于骄横自满。臣料想八千匹绫罗一定不是张氏一人独自使用，不过是分发给众人罢了；这样便是徒然耗费财物，最终全都给了众人。至于内外的讥议，却要由陛下亲自承受。由此说来，广泛分散恩泽有什么益处？昨日正月二日，曹氏被封为县君，到初五日又封为郡君，四五天之间两次受封。又听说另有宫中降旨之事，大概是疏远的亲戚全都来求取恩泽。父母因子女而显贵，本来可以；但名分也不可过分。其他疏远的亲戚，都可以减免罢止。臣认为张氏没有入宫以前，那些疏远亲戚各自都在哪里？如今获得富贵，何必大量施予无关之人，自招诽谤议论，来使圣德受累？即使陛下只是替张氏考虑，也应当这样做。何况这件事不只是关系张氏，凡是后宫恩泽过多、宫中用度奢侈，都是损害圣德的事情，关系到国家体统。臣应当竭力进言，恭请圣上慈爱地防微杜渐，及早加以裁减，谨候陛下裁决。张氏是仁宗的美人，死后谥号为温成皇后。当初仁宗宠爱张氏，想立她为皇后，太后对此为难，于是立郭崇的孙女为皇后，后来又将她废黜。世间儒者认为，仁宗夫妇之间未免有很大的缺憾。然而郭后被废而曹后继立，史书所记曹后的事迹，也不逊于女子中的尧舜。既然如此，张美人的所作所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难道不只是因为容貌而被提升吗？欧阳修的这篇奏疏，读者一定会说：仁宗也被女色迷惑了；否则就会说欧阳修彰显君主的过失，怎么会使这篇文章流传到今天呢？作这种解释的人，不仅不了解欧阳修，也不了解仁宗。对床笫之爱的事情，当时文学侍从之臣竟能这样直言而毫无顾忌，若不是圣贤之君，怎么能够做到呢？论澧州祥瑞木，请求不要向外廷宣布的奏札。臣最近听说，澧州进献一块柿木，上面形成了“太平之道”四字。澧州知州冯载本是武人，不懂事体，便把它当作祥瑞来媚悦朝廷。臣认为，前代所谓太平，必须是四海安宁、万物各得其所。如今西羌叛逆尚未平定的祸患在前，北方骄横悖逆的祸患又潜伏在后，一个祸患尚未消灭，另一个祸患已经萌发。加上西面有泸戎，南面有湖岭，凡是与四夷接壤的地方，没有一处无事。并且国内百姓困苦，盗贼横行。昨天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捉数百名盗贼，不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消灭，只能使他们溃散；但他们却又在别处聚集。如今张海虽然死了，而达州的军贼已经接近百人，又杀害使臣，其势力并不小。兴州又报告有八九千人，州县惊恐不安，如何能够维持下去？臣据此看来，正是四海骚动、万物失所，实在看不出太平的景象。臣听说天道最重诚信，向人显示的事情不会欺骗人。臣不敢远引其他事情，只以今年以内的事情来验证。去年夏秋之间，太白星横过天空，连续几个月不消失，金星与木星相互遮蔽，离端门很近。按照星占之说，这些都是天下将要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征象。哪里有刚刚出现大战将起的征象，又出现“太平之道”四字的道理？一年之内，前后竟然完全不同，难道不是星象显现于天，异常之事不会凭空出现吗？凡是遇到警戒畏惧的事情，都应当经常修养反省；至于草木万类的变化无常，不可以凭此作为依据，便产生懈怠。臣又想到，假使这块木上的文字不是伪造，确实是上天自然生成的，那也有深意。因为它的文字只说“太平之道”，其中含义是可以推知的。自古帝王达到太平，都各自有其方法；得到这种方法就太平，失去这种方法就危乱。臣观察如今的情势，只看见失去这种方法，没有看见得到它。希望陛下忧劳勤勉地处理万事，举用贤能、采纳善言，常常像近日这样，不产生安逸享乐之心，那么两三年之间，或许渐渐可以期望整顿治理。如果因为前些时候盗贼张海等人的势力稍有衰弱，就认为后来的盗贼不值得忧虑；因为京城附近下了雪，就认为天下必定大丰收；看见北方敌人没有来，就认为必定无事；看见西方盗贼派使者来往，就认为可以停止用兵，以为太平将渐渐到来而产生安逸之心，那么这块祥瑞木反而是误事的妖木了。臣看见今年曾有人进献芝草，如今又进献祥瑞木，私下担心四方互相仿效，争相制造妖妄之事。所进献的祥瑞木，伏请不再向臣僚宣布；仍请求迅速下诏天下各州军，告知他们用兵多年，四海困弊，正当责备自己、忧劳国事之时，凡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一概不得进献，以此彰显圣德，感发激励臣民。谨候陛下裁决。《元史》说，臣认为真宗是英明颖悟的君主。然而天书一事，实在令人惊骇。等到后来修撰《辽史》，才知道辽人的风俗崇尚禨祥、明信鬼神，所以借神道设教，假托天意来震动敌人的听闻，消除他们的觊觎而停止战争罢了。但这种计策终究是末流。仁宗把天书随葬，真是贤明啊！欧阳修作《蜀王建世家论》，说自古帝王的各种奇异祥瑞都在五代出现，而且又都集中出现在蜀地，有惑于此的人可以好好思考。可见他深深认为这并不正确。到这次澧州献上形成文字的祥瑞木，欧阳修便慷慨直陈，不顾忌讳。欧阳修对于真宗的错误并不自欺，而仁宗也一定没有被迷惑；他们似乎彼此并不相知，但欧阳修的议论正直、言语忠诚，仍然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译请停止御驾前往温成庙的奏札。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八日，陛下下诏疏决禁囚，特意实行减免降等，又给各军士特别赏赐。陛下圣明慈爱，本来是因为在兴国寺安置真宗皇帝的御容而有此恩典，但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说法不一，都说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的周年忌日，所以才有这次特别赏赐和疏决。又看到圣驾前往朝拜万寿宫，人们又说温成皇后的画像在那里，所以圣驾亲自前往。大概自从去年追册温成为皇后以后，朝廷每逢典礼都过分优崇，于是使议论的人动不动就产生疑惑。如今又听说明日圣驾将前往奉先寺酌献宣祖皇帝，外间议论喧闹，又说温成皇后的祠庙在那里。臣认为，陛下圣德仁孝，本来是要按时为祖宗的神御举行酌献，不能让朝廷内外的议论者说陛下的心意在于追念后宫宠妃的爱恋，假借朝拜祖宗之名而前往，从而损害圣德；这件事关系不小。臣请求明日前往奉先寺酌献完毕后，不要再驾临温成祠庙，以解除内外疑惑，止息议论。臣忝任侍从，没有什么补益，听到外人的议论，不敢不说。这不只是臣有爱护君主的心，应该详细陈述；陛下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万世的法则，也不可不谨慎。谨候陛下裁决。唐太宗的文德皇后安葬以后，太宗就在苑中修筑高台楼观来远望昭陵，并带魏征一同登上去。魏征仔细看了看，说：“臣眼睛昏花，看不见。”太宗指给他看，魏征说：“这是昭陵吗？”太宗说：“是。”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是在远望献陵；如果是昭陵，臣本来就看得见了。”太宗哭泣了，于是毁掉了楼观。欧阳修请求皇帝不要驾临温成庙，这件事与魏征的前后言行交相辉映了。咸卦、恒卦是《周易》下经的开头，古代先哲帝王也和常人一样有自己的情感，难道不正是在生死存亡之际吗？然而只有情感不过分也不偏失，才合乎礼。礼一旦失去，情感就会乖离；情感乖离，民心就会迷惑。对本应淡薄的事情过分厚待，就已经是对本应厚待的事情有所淡薄；根本一乱，枝末便无法治理。所以即使只是一抬脚、说一句话，也关系到子孙和百姓能否保全。用礼来约束自己的内心，然后才能把宽裕的福泽留给后代；这就是忠臣志士对君主始终恳切不已的原因。然而这样说来，太宗不如魏征，仁宗不如欧阳修，难道确实如此吗？回答说：“怎么会这样呢？”君主是表，臣子是影。观察影子是否端直，就知道表是否端正。影子和表难道可以说是两回事吗？何况善于言说的人，话从口中说出便无穷无尽；善于实行的人，即使把万事都做到了，仍然会有缺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哪里不是这样？但如果臣子能够把话说给君主听，那就不只是说话，而是他的行动。君主如果能够听取并改正，那么进言者的话就是臣子的空言，而听取并改正就是君主的实际行动。一千句空话也比不上一个实际行动，怎么可以贬低实际行动而推崇空话呢？成汤是圣人，他说：“改正过错不要吝惜。”圣人并不是因为没有过错而成为圣人，而是因为能够改正过错而成为圣人。然而过错发生之后，自己察觉并且自己改正，仍然不足以称为圣人大公的心胸。只有别人察觉到过错而自己就加以改正，天下人的心就没有不是自己的心了，广大厚重可以与大地相配，高明广大可以与上天相配。这难道是太宗、仁宗能够做到的吗？一定是舜吧？舜喜欢询问，也喜欢考察近臣浅近的话；一定是孔子吧？孔子说：“我孔丘是幸运的，如果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舜和孔子确实做到了这两件事。像这样的两件事，太宗、仁宗能够做到吗？即使有舜和孔子百分之一的作为，也已经是最大的荣耀了。世俗之人因为魏征有过进言，就说太宗不如魏征；因为欧阳修有过进言，就说仁宗不如欧阳修。这是对别人和自己的分别之见没有消除，于是君臣如元首与股肱的关系也因此日益受到损害。

译论台谏官唐介等应当及早召回复职的奏札。臣才识平庸昏昧，混迹于众人之中，蒙陛下破格提拔，置于枢府，对于报答效力，本来应当怎样呢？但自从任职以来，已经超过半年，凡是关系大体的事情，都必须依靠众议协同；其余每日进呈的，不过是有司的日常事务。至于谋划政事、启发圣意，几乎毫无所闻，上辜负圣恩，下愧对清议。别人虽然还没有责备臣，臣难道能够安心吗？所以臣日夜思考，希望竭尽愚拙的思虑，如果有可采纳之处，或许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近来看到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为进言陈旭的事情获罪，有的被授予小郡，有的被流放到远方。陛下自即位以来，擢用敢于进谏的大臣，扩大言路；虽然进言者有时说得对，有时说得不对，但陛下总是慈爱宽容。如今台谏官突然接连被驱逐，命令四处下达的那天，朝廷内外都恐惧疑惑。臣虽然不知道台谏所说的是非，但看到唐介、范师道都长期任职于言官，他们在朝廷上的操守各有始末，前后补益甚多，难道会在这时突然改变节操，故意欺骗蒙蔽圣听？按人情来说，不应有这种情况。臣私下认为，自古臣子向君主进谏，有难有易，各随时势而已。若遇刚暴猜忌的君主，不愿听到自己的过错，却喜欢听臣下的过失，君主在上面好观察、多疑虑，大臣在下面侧着脚步、害怕获罪；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困难，而议论大臣容易。如果是宽仁恭俭的君主，举动都遵循礼法，听到自己的过失就从谏如流，听到臣下的过错就尽力宽容，以保全他们；而担任大臣的人对外掌握国权，对内又有左右近臣相助，进言的人还没有得到君主听取，怨仇却已经结在自己身上，所以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困难，这一点不可不察。自古君主听取言论，也有难有易，只在于懂得其中的方法。忠臣和奸臣一同进到面前，公正的议论与私人的言辞交相进入耳中，这就是听取困难的原因。如果能够辨认人的忠奸，分辨言论的公私，听取起来就容易了。凡是言辞拙朴而直率、刺耳违逆心意，初听似乎可厌的，这是忠臣的话；言辞委婉顺从、迎合心意，初听似乎可喜的，这是奸臣的话。至于掌管言事的官员，各自履行职责，有的在朝堂上神色严正，公开在廷上发言；有的接连上章、联署姓名，共同议论此事。言论一经说出，万众争相传播，众目共同注视，即使想营私，形势上也做不到。所以凡是公开在外发言、不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公正的言论。若不是言事之官，又不敢公开发言，有的秘密上奏请求留在宫中，有的当面进言请求由圣上亲自裁断，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有意隐瞒主名的言辞，大概是言论涉及倾邪，害怕遭到弹劾。所以凡是暗中上奏陈说而害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夹带私心的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自古君主能够用这种方法了解臣下的真实情况，听取言论就容易了。臣恭惟陛下仁圣宽慈，亲自实行勤俭，乐于听取谏诤，容纳直言；对于大臣尤其优厚礼遇，常常希望保全他们始终，想着与臣下一同爱惜名节，对进退取舍尤其慎重。所以臣认为，当今进言的人，规劝切责君主容易，想要议论大臣却困难。臣自从立于朝廷，亲耳所闻、亲目所见，景祐年间范仲淹议论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皇祐年间唐介议论宰相文彦博，被贬为春州别驾；至和初年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议论宰相梁适，都被罢职出任外官。后来赵抃、范师道议论宰相刘沆，也被罢职出任外官。前年韩绛议论富弼，被贬为蔡州知州；如今又有唐介等五人因议论陈旭而获罪。自从范仲淹被贬到饶州以后，直到今天二十年间，任职台谏的官员很多，却没有听说有规劝君主而获罪的。因此臣说，当今劝谏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困难。陛下如果由此推断来考察唐介等人的进言，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用心了。前些日子被罢黜的五名台谏官中，只有吕诲入台不久，其他四人的出处始末和行迹情况都十分清楚，可以逐一考察。唐介先前因为议论文彦博，被远远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幸赖陛下仁慈宽恕、哀怜体恤，才迁置湖南，保全了性命。范师道、赵抃都因为进言触犯刘沆，被罢去台职，出守外郡，过了好几年才复职。如今三人又因为议论枢密大臣而被罢黜。如此看来，唐介不因以前踏入必死之地而畏惧，范师道和赵抃也不因多年被阻滞、不能进用而引以为戒，遇到事情必定进言，获罪也不悔恨，大概就是所谓进退守持同一节操、始终不变的人。至于王陶，本来出身孤寒，只因韩绛荐举，才得以担任台官。等到韩绛做了御史中丞，王陶却不敢顾念私恩而与他争论，韩绛最终因此获罪。顾惜私人恩情，是人的常情；能够断绝私恩而遵循公义，不是懂得义理的人不能做到。由此说来，王陶可以称为舍弃私情、奉行公义的臣子。这四个人出处始末的行迹就是这样，从中可以知道他们的为人。即使他们的进言有说得不对的地方，他们的用心也一定没有其他可疑之处。有人说，进言的大臣喜欢结成朋党，动摇大臣来制造威势。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唐介与范师道并不和韩绛结党，而是与众台谏共同议论韩绛的过失；那么，他们不是结党，也不是想动摇大臣，就很明白了。实在不能因此怀疑进言的大臣。何况唐介等近来虽然身在贬官之地，幸亏蒙受陛下宽厚的恩典，各自得以出任州郡长官，没有到了无所安身的地步。可惜的是，斥逐谏臣不是朝廷的美事，阻塞言路也不是国家的利益；而唐介等人竭尽忠诚、坚守节操，却没有得到怜悯和明察。希望圣上慈悲，特赐召回唐介等人，把他们置于朝廷，以此劝勉那些坚守节操、敢于进言的士人，那么天下将非常幸运。现在谨候陛下裁决。陈子龙说：“当时欧阳公身在枢府，却恳切地替谏官说话，他作为大臣为国尽心的情怀，可以说是深厚了。”

译论分路取士的奏札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有臣僚上言，请求将南省考试的举人按路分糊名，在各路分别取士，每十人录取一人等事。虽然已经奉到圣旨，交给两制详定，臣也有一些愚见，应当一并陈述。臣私下认为，国家取士的制度，比起前代最称得上公正，这是历代圣明君主都留心此事、反复讲求而极其周全的结果。因为王者无外，天下是一家，所以不问东西南北的人，把各路贡士全都聚集起来，混合为一，只按才干选取；又糊名、誊录后进行考试，使主考官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人、哪一家的子弟，不能在其中有所憎爱、厚薄。所以议论者说，国家科场的制度虽然没有恢复古法，但适合当今时代；它像造化一样无私，像秤一样至公，是祖宗以来不可改变的制度。古书说：“不要自作聪明而扰乱旧有章程。”又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要改变法制。”如今言事之臣偶然看到一个方面，便议论更改制度，这正是臣小心谨慎地想替陛下守住祖宗法制的地方。臣所说的“偶然看到一个方面”，是指进言的人只看到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录取得多，而西北进士录取得少，所以想改变法制，使多录取西北进士罢了。他们却不知道天下极其广大，四方风俗各有不同，人性也各有长处和短处。东南的风俗喜爱文章，所以进士多而经学人才少；西北的人崇尚质朴，所以进士少而经学人才多。因此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人才，是各随他们的才性所长，又按照各自人数的多少来录取。如今把进士和经学合在一起比较，人数其实是均等的；如果一定只论进士，多少自然不相等。这就是臣所说偏见的一端，也是不可行的第一个理由。国家正以官员过多为忧患，取士人数必定难以增加；如果想多录取西北人，就必须相应减少东南人的名额。如今东南州军中，进士取解人数多至二三千人的地方，只解送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已经是极力裁减压抑了。西北州军取解最多的地方，不过百人，而解送达到十多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东南宽放十倍。如果到了南省考试，又减少东南名额而增加西北名额，就是已经裁抑的再次裁抑，已经宽放的再次宽放，这是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东南士人千人中解送十人，最初的选取已经很精了，所以到了南省，考试合格的人多。西北士人的学业不如东南人，在发解时又给了十倍的优待宽放，可见他们最初的选取已经很宽滥了，所以到南省考试时不合格的人多。如今如果一律实行十人取一人，那么东南人合格而落选的会多，西北人不合格却被录取的会多。至于其他各路，情况不可能整齐划一；偶然有一路合格的人多，也要限定为十人取一人而使其中一人落选；偶然有一路合格的人少，也必须补足十人取一人的数额，于是应当落选的被录取，应当录取的反而落选，取舍颠倒，能与不能混淆，这是不可行的第三个理由。况且朝廷专门按照才艺高下取人，却使有才艺的人屈抑落选、没有才艺的人滥竽充数；不问取舍是否错乱，只要求各路名额相等，这是不可行的第四个理由。况且进言者本来想多取各路本地人，如果这项法令一实行，寄应的人就会争相前往；开封府寄应的弊端正可以作为证明。这就是所谓法令一出，奸弊便随之产生，这是不可行的第五个理由。如今广南东路、西路的进士，按惯例全都没有科举学业，各州只按照名额解送；那些人自己也知道没有才艺，只来参加一次省试便回去，希望取得摄官而已。朝廷因为岭外烟瘴之地，北方人不适应，必须借助摄官，所以也允许他们这样做。如今如果一律按照各路十人取一人，这种情况属于错乱滥取，又不只是西北的情形，这是不可行的第六个理由。以上六点，只是大概而言。如果旧法一旦毁坏，新议一旦施行，弊端和滥取就会随之产生，哪里数得清？所以臣认为，暂且遵守旧制，只专心选取人才，推行朝廷至公的原则，把四方一视同仁，只按才能选人，自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才是当今可行的方法。如果说士人的习气浮华，应当先考察品行，那么即使按照新议，也只能考察科举程文，怎么能保证一定取得品行真实的人呢？议论者又说，西北靠近敌境，必须把士人收罗控制起来；这是非常不正确的说法。只要使心怀不轨的人不能造成祸患就可以了；如果他们能够造成祸患，那么哪个地方没有这样的人呢？前代作乱的臣子，起于东南的很多，其中大的如项羽、萧铣之流就是这样；至于黄巢、王仙芝一类，又都是在中原起兵作乱的人。心怀不轨的人难道专在西北吗？况且贡举制度的设置，本来是为了对待有才德的人；要收罗控制心怀不轨的人，应当另有办法，不在科场之中。只是事情延续久了不可能没有弊端，有些地方确实应当留意，但不必更改法制，只需振兴整顿纲纪条文罢了。近年以来，举人盛行夹带，堵在门前大声喧哗，摘掉帽子闯入，损害士人风气，伤害善良之士。这是由于举人太多，君子小人杂处聚集，而主管部门力量不足以制止。虽然朝廷一向有禁令和条文，规定非常严格，但上下因循敷衍，不再申明执行；只有这一件事成为科场的大患，而进言者却偏偏没有涉及。希望下交有关部门议论革除这种弊端，这才是当今科场的祸患。臣忝任宰司副职，参与听闻国家政事，如果不能替陛下守住祖宗法制，而所说的话又不足以取信于君主，那么厚着脸皮尸位素餐，怎么敢苟且安逸而长久居此职位呢？所以臣仍然强行进言，请陛下裁察选择。读欧阳修这篇奏疏，可以知道东南文章兴盛，从宋仁宗时已经如此；而解额不能均等，也同今天完全一样。只是我曾经议论过这件事：虞舜朝廷取士，说的是“陈述言论来推荐，用功绩来明白考验”；周王室取士，说的是“有的因德行而进用，有的因办事能力而举荐，有的因言论而显扬”。这样看来，凭言论取人本来只是一个方面；即使文风日益端正，经学日益明白，而那些通过科目取得出身的人，也只是三代以前“因言论而显扬”的一种，不能说除此之外一定没有贤才。何况所比较的，仅仅是声调格律等当时文风的细节；凭此想要重视东南而轻视西北，实在不是帝王驾驭天下的大公之道。只是时代变迁、形势不同，古代虞廷所实行的以功绩考察，周室所实行的因德行进用、因办事举荐，后世采用以后反而更加滋生混乱。不如科举的法制，至少还可以驱使天下人诵习孔子之法，把自身浸润于六经之中，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义理的领域。况且这种法制容易防范约束，纵观百年而计算，公正的地方仍有十分之九，所以不得不专门采用它。难道是说经世济民的人都出自善于作文的人吗？所以单就文章而言，录取名额不能按地域平均分配，确实如欧阳修所说；

译但从任用人才来说，名额又不得不按地域均分，这是天下的大势，不能因为担心噎食就废止进食。欧阳修曾经作《试进士防问取士之法》，极力论述其中的困难，与这篇奏疏相比，更是千古不易的确论。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文字的奏札。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近年以来更定贡举科目，作为取士的法制；又建立学校，勤勉培养士人。然而士子的文章还不纯正，节操品行还不笃实，不符合朝廷勉励贤才、兴起善行的意旨，也不符合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要求。臣愚昧地认为，士人学习的根本在于六经；自从暴秦焚书以后，圣人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后搜集散失的典籍，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有的只是残篇断简，从屋壁中发现；有的则靠年老昏昧之人留下口头传授。距离圣人已经很远，没有办法考证。各家偏僻的学说和异端说法，因而自行标榜为一家之学。然而师徒授受、代代相传，尚且还有各自的师法。到了晋宋以后，师道渐渐衰亡，解释章句的篇章各家私自收藏。后来各自作笺注传疏，附着在经文之上。学说的存亡，随着当时的好恶而变化。求学的人茫然昏昧，不知道应当归依哪一家。到了唐太宗时，才下诏让著名儒者撰定九经的疏义，号称《正义》，共计数百篇。自此以来，被著录为定论。凡是不以《正义》为根据的，都称为异端。于是它成为学者的宗师，也是百代以后取信的依据。然而其中记载既然广博，选择却不精审，常常引用谶纬之书混杂其中，内容怪异诡僻，属于所谓非圣人之书，与《正义》之名不相称。臣请求特地下诏，让著名儒者和学官全部取九经的疏义，删去其中的谶纬文字，使学者不被怪异之说迷惑扰乱；这样经义才能纯一，不再驳杂。这样做所用的功夫极少，带来的益处却很多。臣愚昧地认为，如果想让士子学习古道、勉励品行，却不以六经为根本；想学习六经，却不除去其中诡异驳杂的内容；还希望教化功业能够成就，是不可能的。伏望圣上慈爱，采纳臣的意见，交付外廷详细议论。现在谨候陛下裁决。暴秦焚书，六经散失。汉代儒者搜集遗言，各自建立门户。那些幸运地流传到今天的，本来是他们守护先圣之道、留待后世的功劳；但诈伪之说大量兴起，也没有比那个时代更严重的了。其中敢于欺骗上天、蔑视圣人的，以谶纬之书最为严重。谶纬之书不知道最初从哪里兴起。王莽特别喜好它，他的属下于是相互勾结，伪造欺骗，借此推销自己的私意。王莽又明知它是欺骗，却乐于采用，用来愚弄百姓，并借此篡夺汉朝天下。这本来就是乱臣贼子的言论，却把它托名于孔子。既然托名于孔子，那么即使像光武帝那样贤明，也不能不受到迷惑。唐朝编修《九经正义》，仍然引用其中的说法。欧阳修上疏请求删除它，见识也很伟大。可惜他还没有彻底揭出其中的根底，痛加扫除清理，来解除后世的迷惑。谶纬之书假托圣人的话，是因为要说圣人能够预知未来、能够知晓天意。《中庸》说：“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 又说：“想要了解人，不能不了解天。”这看起来仿佛很有道理，但只要差之毫厘，就会谬误千里。所谓天，就是理。把它叙述出来就是典章，把它规定成秩序就是礼，确立起来就是三纲，实行起来就是五常。三纲确立，五常实行，人就不会无道而夭折，万物发展到极点便会生长；所谓生生不息的《易》道，就运行在其中。这样乾坤就不会毁坏；三纲衰颓，五常废弃，那么人和万物就会凋零死亡，渐渐消亡毁灭，直到归于虚无，而乾坤也会停息。所以孔子说：“殷朝承袭夏朝的礼制，哪些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承袭殷朝的礼制，哪些有所损益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哪怕百代以后也可以知道。”孔子所谓知天而能够预知未来，不过就是这样罢了。至于继周而兴起的是汉朝，汉帝姓刘，孔子怎么能够预知？又何必要知道呢？孔子安葬母亲，坟墓已经封土，雨下得很大，墓却崩塌了，孔子也不能预先知道；难道能说孔子预先知道沙丘崩塌是汉元王皇后的祥瑞吗？《国语》说：“我不是盲人乐师或史官，怎么知道天道？”大概盲人的职业专精于自己的技艺，所以必定精通，能够用数术推测气运，推求显现之事直到极其隐微的地方。像禆灶、梓慎、京房、焦赣这些人，仍然是古代瞽史一类人的遗流，史书中有所记载，历代都不缺少。然而这种术数所涉及的文史、星历，接近卜筮祝祷之类的东西，又怎么能同六经、《论语》、《孟子》中治理天下的根本经典和大法混杂陈列，还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这些东西呢？何况王莽时期刘歆等人制造的奸邪言论，简直是执持旁门左道来扰乱政事，又怎么可以让它们托名于孔子，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却没有人予以纠正呢？汉朝承接七国之乱以后，圣人已经远去，道术微弱，言论庞杂，事情混乱，所以流传下来的斩蛇、交龙等事，仍然与篝火狐鸣是同一类。萧何、曹参等人都没有受过学问教育，不懂得纠正先前的错误，反而在后世辗转夸耀称道。后世被这些说法迷惑，王莽于是乘机借此转移汉朝的社稷；后来当权的司马氏，又利用它来灭亡前代子孙，彼此辗转相灭。于是讹传接着讹传，暴力取代暴力。八代十六国之际，把杀君篡国看作上天的命令、圣人所记载的事情，史臣还津津乐道地称述它。唉，人心如果这样，距离沦为禽兽还有多远呢？又如《晋王嘉拾遗记》等书所说，黄帝有金枝玉叶，武王有白鱼流乌之类，把这些说成自古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似乎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既然《尚书》删定内容上溯唐尧、虞舜，若确有这些事情，周公、孔子一定会记述它们。周公、孔子没有记述，便可知这些说法是诬妄。王嘉一类人怎么能够从千年以后得到千年以前的事情？难道他们的博闻通达超过周公、孔子到这种程度吗？由此可知，这只是搜集汉魏遗留下来的残余传闻，用神怪之说诬蔑帝王，不必等到明白人来判断也可以确定了。《尚书》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百姓所听到的。” 百姓心意所归向的，才是上天的符命。人是万物之灵，是天地之心，是五行精秀之气所形成的。难道不观察人，却去观察云彩、事物、鸟兽，是多么重视末节而虐待根本啊！这也不同于圣人的言论。浅陋的儒者不能明察，于是使谶纬之文在学校中传述，流布于乡里，即使妇人小孩也都用同样的话来称说。它对人心造成的祸害，难道是小事吗？

译论议濮安懿王典礼的奏札。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正在议论濮安懿王的典礼。两制和礼官请求称为皇伯，中书省的议论认为事情体制极为重大，按理应当慎重，必须符合典章旧例才能施行。然而“皇伯”这一称呼，考察经书史籍都没有依据。正准备下到三省和百官，广泛寻访众议，以求得适当的办法，陛下却委屈自己的心意，下手诏中止了这件事，而众人的议论纷纷，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臣认为，众多议论虽然说法很多，不过不出三种：第一种说应当称皇伯，这是没有根据的臆说；第二种说是因为简略宗庙礼制而导致水灾，这是深重诬蔑天人关系的言论；第三种说不应当以汉宣帝、汉哀帝的事情为法来干扰乱统纪，这是没有推究本末的说法。臣请求替陛下一一列举并加以辨析。谨按《仪礼》丧服记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应当为自己的父母服丧。所谓报服，是齐衰一年，称为降服，用来说明丧服可以降等，但父母的名分不能改变。”又按《开元礼》《开宝礼》、本朝五服年月和丧服令，都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应当为自己的生父服齐衰不杖期。”这是因为恩情没有比生身父母更重的，所以父母的名分不能改变；礼义没有比所继承的宗嗣更重的，所以宁可压抑亲情而降低丧服等级。这是圣人制定的礼，写在六经之中，作为万世法则，也是中书议论所依据的。至于所谓称皇伯，考察六经没有这种说法，如今本朝正在施行的典礼和律令中也没有。从三代以后、秦汉以来，各代帝王从藩王府第入继大统，也都没有这种称呼。可以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臆说。至于《仪礼》，是圣人六经中的文字；《开元礼》，是唐朝三百年所使用的礼制；《开宝通礼》，是大宋百余年所使用的礼制；五服年月和丧服令，也都是历代祖宗所制定的，如今是天下共同施行的制度。现在议论者全都抛弃这些制度不用，只想自行采用没有根据的臆说，这就是不能施行的原因。第二种说法认为简略宗庙礼制导致水灾，臣认为上天降下灾祸，都是由于人的事情造成的。自古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多方寻找政事中的缺失加以修治，有时自己知道过失便改悔，希望借此堵塞上天的谴责。然而都必须是人的事情已经在下面显现，上天的谴责才会在上面表现出来。如今濮王典礼的议论，本来是因为两制和礼官违背经义、抛弃礼制，采用没有根据的臆说，想确定皇伯的称呼。中书省怀疑它不能施行，于是考察古今典礼；即使有明确依据，也不敢自信自专，正准备再向外廷寻求广泛议论。而陛下却立即下诏中止讨论，想让有关部门慢慢寻求合适的典礼。这样看来，臣下如此慎重，君主如此谦逊敬畏，君臣都不敢轻率议论、妄自行事，而上天却突然降下怒谴，杀人害物，这就是臣所说的深深诬蔑上天。议论还没有决定，仍然停止不议，却竟说是因为确定两统、奉事二父而导致天灾，这是深深诬蔑人。第三种说法引用汉宣帝、汉哀帝的事情，臣谨按《汉书》考察：宣帝的父亲称为悼皇考，起初称亲生父亲的谥号为悼，只设置奉邑和寝园而已。后来改称亲生父亲为皇考，并在京师建立庙宇。“皇考”只是亲生父亲的另一种称呼，都是儿子称呼父亲的名号。汉代儒者起初并不认为这样不对。自汉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人才开始提出毁庙的议论，几十年间毁庙、立庙反复不定。到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一百四十七人上奏议论说：“亲生父亲谥为悼，只设置奉邑，这些都符合经义，并不能责怪宣帝称史皇孙为亲父。”所谓符合经义，就是《仪礼》所说“作为后嗣应当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只是因为在京师建立庙宇，扰乱了汉朝祖宗的昭穆次序，所以平晏等认为同时承认两统、奉事二父不合礼，应当毁掉。定陶恭王起初只称共皇，在本国建立庙宇，师丹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要在京师建立庙宇，想去掉“定陶”而不以封国相系，进而干扰汉朝正统，师丹才极力认为这是错误的。所以，丹议论说：“定陶恭皇的谥号从前已经议定，不能再改；只是说在京师建庙是不可行的罢了。”既然如此，称为亲父、在园中安置等做法，都是汉代儒者所认可、认为合乎经义的；只有取消他的国号、在京师建庙才是不可以的。如今议论政事的人不考察朝廷原本议论的是什么，也不探究汉代臣子所反对的是什么，这就是我所说的没有追究事情的本末。中书省的议论，本来是说称为皇伯没有根据，而礼经中有不能更改父亲称谓的道理；当时正议论名号，尚未定下来，所以尊崇的礼仪都还没有议定。议论政事的人却立即引用汉代取消定陶国号、在京师建庙的事情，严重诬陷朝廷，认为这是扰乱大统，真是过分的议论啊！取消国号而在京师建庙，以致扰乱祖宗的昭穆次序，这确实是可以非难的事。如果朝廷果真有这样的议论，那么指责我们这些人为奸邪之臣，以及说君主有错误举措，都是应该的。可是陛下的意思从来没有涉及这些，中书省也根本没有这样的议论；议论政事的人不追究事情的本末，过分引用汉代可非难的事情来作说法，外廷的臣子又没有仔细了解朝廷原本的议论，只听见议论政事的人这样说，便以为朝廷要加以不合礼法的称号、扰乱纲纪，确实如此了。因此众人的说法完全一致，纷纷扰扰没有停止；议论政事的人想一定推行称皇伯没有根据的说法，牵扯天灾来恐吓逼迫君主，而中书省坚持经义、执守礼法的议论，反被指为奸邪之言。朝廷按礼制应当优容议论政事的臣子，也不想同他们争辩；可是外廷众人的议论又不可能逐家逐户地说明，因而是非的道理得不到辨明，上下之间的实情也不能沟通，这就是争论喧嚷不止的原因。作为后嗣的人，既然已经把所继承的那一支视为父亲，圣人却又保留他生父的称谓，并不是有意曲意迁就什么。因为自有天地以来，从来没有无父而生的儿子。既然是由父亲生下来的，就不能讳言他的生父。没有儿子的人可以立宗子为后，这是礼法所允许的；然而，难道可以让一个无父而生的儿子来承继吗？这就是圣人不讳言无子，可以立别人的儿子为后；也不讳言作为后嗣的人有生父，因为这是不欺骗上天、不欺罔世人。所以，作为后嗣的人承担所继宗族的重任，履行作为后嗣之子的职责，不得再回归本宗；他的生父母也不得前来参与他的事务。至于丧服降等以及抑制亲疏关系的一切规定，都可以按照义理裁断，唯独生父母的称谓不能改变，这是道理上不能改变的。改变它，就是欺骗上天、欺罔世人。儿子为父母服丧，叫作正服；出继为人后的人，为本生父母服齐衰一年，叫作降服；又为所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叫作义服。如今如果把本生父称为皇伯，那么濮安懿王就成了从祖父，反而只服小功；

译濮王夫人本是本生嫡母，却反而服义服。从宗懿以下的本生兄弟，按礼制虽已降等，仍应服大功；如今礼制规定的齐衰一年，反而变成小功；礼制规定的正服，反而变成义服。皇帝对于濮王这个父亲，反而服小功；对于宗懿等兄弟，反而服大功。这就是自古以来不把生父称为伯父、叔父的原因：一旦这样称呼，礼制就会违背，人伦关系就会错乱，正是如此。伏望陛下聪明睿圣，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洞察。如今众人的议论是那样，中书省的议论是这样，陛下难道一定要听从众人吗？那么众人的议论又看不出有什么可取；难道要违背众人吗？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来没有违背众人而能办成事情的。希望陛下痛快地下诏，明确告知内外，以皇伯之称没有根据，绝对不能这样称呼；如今所要确定的，只是正确的名号罢了。至于在京师建庙、扰乱统纪之类的事情，都不是朝廷原本的议论，或许这样就可以消除群臣的疑虑。如果明知如此，却仍然认为一定要称皇伯，那么即使孔子、孟子重新活过来，也不能再为这件事辩解了。考察史书，仁宗把同祖兄濮王元让的儿子宗实立为皇子，这就是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上奏请求下令有关官署议定应行的典礼，诏令说要等大祥之后再议。治平二年，才下诏让礼官和待制以上官员议论。翰林学士王珪等认为，应当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给以尊贵的官职和大的封国。于是中书省上奏说，王珪等人的议论还没有详细确定濮王应当怎样称呼以及是否避讳名讳。王珪等议论说，应该称皇伯而不称名。中书省又上奏说，按照礼制和法令，出继的儿子对于所继父母和本生父母，都称为父母；汉宣帝、光武帝也都称生父为皇考。如今王珪等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上没有明确依据，请下令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议论上奏。正在议论时，皇太后亲自下手诏责问执政大臣。于是诏令暂且停止议论，让有关官署广泛寻求典故后上报。礼官范镇等又上奏请求依照王珪等人的议论。御史吕诲弹劾欧阳修首先提出邪说，韩琦、曾公亮、赵槩附和并维护不正之说，请求坚决依照王珪等人的议论。随后宫中传出皇太后的手诏，可以让皇帝称濮王为亲父，让濮王称皇，夫人一并称后。英宗当天亲自下诏说：“称亲的礼仪，谨遵慈训；追崇的典礼，哪里是容易完全承担得起的呢？”把他的墓地作为园，在园中建庙，让濮王的子孙奉祀。第二天，吕诲等人封还诏敕，退居家中等待治罪。英宗命阁门官告诉他们，让他们回来，吕诲等人极力推辞台官职任。吕诲等人离开后，濮王名分的争议也搁置了。欧阳修这篇奏疏，应当写在皇太后责问执政大臣、英宗亲自下诏停止议论的时候。考察宋代诸臣的见解虽然不同，但终究不像明代臣子张璁、桂萼等人谄媚皇上、希求宠幸，把这当作求取进用的阶梯。只是考察历代先王根据人情制定礼制、依据人的天性树立规范的原则，欧阳修的议论本来就是最恰当的；而当时英宗的处理也尽善尽美，可以说没有遗憾了。可是后世仍然争论不休，认为称皇伯是正确的，大概是因为当时司马温公等贤臣也曾与王珪一同议论。君子也不能没有过错，有过错并不妨碍他成为君子；但君子的过错也不能盲从，一切都只能以义理作判断罢了。世间传说朱子也认为欧阳修错了，说他对两个父亲的关系有所疑惑。他说：“譬如仁宗和濮王都在世，那么作为英宗，难道可以把两个人都称为父亲吗？”只是还不知道朱子是否真的说过这话，还是门下弟子附会杜撰的言辞，已无法考证了。所谓伯、仲、叔、季，是兄弟排行的称谓。古人排行为伯，就称伯父；排行为叔，就称叔父，从没有去掉“父”字而只称伯、叔的。《曲礼》说：王官中的长官、天子的同姓，称为伯父；九州的长官、天子的同姓，称为叔父，就是这个意思。又如《鲁颂》说：“王称他为叔父。”《小雅》说：“既然有肥壮的公牛，就来召请各位父辈。”经书典籍中的记载无法一一列举，怎么能说这是两个父亲呢？伯父、叔父、诸父，与本生父亲的意义相同。对于所继承的父亲，只称父亲，这也足以彰明尊重宗族、符合降服齐衰一年的意义了。却一定要讳言父亲的称谓而称皇伯，这是多么没有根据啊！人的生父，是上天使他出生的，并不是人所造成的；他的称谓难道可以任意按照人的意愿改换吗？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就不能成为别人的后嗣了。”成为别人的后嗣是人安排的，难道是上天安排的吗？回答说：“本来就是上天安排的。”从自己往上看有父亲，这是上天的安排；从父亲往上看有祖父，也同样是上天的安排。由父亲看，就有自己儿子和兄弟儿子的区别；由祖父看，二者都同样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这是上天所定，不是人所定。宋代的诸位臣子，在这一点上本来也有未能完全释然之处。又因为哀悼仁宗这样的大贤却没有儿子，便一定想抹去濮王的痕迹，以消除他遗留的遗憾，结果朝堂之上纷纷喧闹不止。英宗不愿明确判定是非，而把两方面都搁置下来，于是形成了流传千古的疑案。宋代的君臣，认为正确的一方固然没有什么过错；认为错误的一方，仍然只是君子的过错。然而这件事延续到明代嘉靖皇帝的诸臣那里，他们便执守宋代臣子的议论，甚至在宫阙之下以死相争、痛哭。嘉靖帝刚愎而少恩，把他们全都收捕交给廷尉，贤能之士因此几乎一扫而空。于是奸佞之人乘隙混入，煽惑蛊乱、肆意妄言，把明代祖宗的成法和贤士大夫的风尚全都改变了，明朝也逐渐衰败并最终灭亡。唉！士君子立论，如果拿它来衡量天地之理和民众伦常的本心，稍有偏颇，毒害流传到后世竟会这样，怎么能不谨慎呢！《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目录 庐陵欧阳修文第九 祭文、碑铭 《祭尹师鲁文》《祭苏子美文》《祭石曼卿文》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 庐陵欧阳修文第九 《祭尹师鲁文》唉！师鲁的辩才足以穷尽万物的道理，却不能抵挡一个狱吏；他的志向可以使四海狭小，却无处安置自身。在穷山的悬崖、野水的岸边、猿猴的洞窟、麋鹿的群落中，尚且容不下他啊，于是只好同万鬼为邻。唉！师鲁，世上憎恶你的人未必有爱护你的多；可是你困厄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命运在上天而不在人吗？当你奔走颠沛、遭受斥逐，困顿而死于艰难之中时，举世都为你抱屈，而你的言语却从未谈及自身。你困顿至死，妻子儿女也看不见你悲伤或欢喜。至于进退、屈伸、说话和沉默，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原来是学问修养的力量达到这种境界。你临死时与人握手诀别，倚着几案等待终了，脸色不变，谈笑从容。在生死之间，你已经通达了性命之理；忧患到来，理应不能使你的心胸受到牵累。自从子云去世，善人本来值得哀悼；你能够自我通达，我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只是你对师友的益处、平生的交情，感情实在难以忘怀，言语也无法说尽。唉！师鲁，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都归于虚无；只有圣人和贤人，即使埋入地下也不会泯灭。尤其是他们的文章，光明灿烂如同日月星辰。你所写的文章，后世将奉为师法。虽然你的继承人还年幼，不足以把这些文章托付给他，但世人会把它们收藏起来，或许可以不至于散失。你在众人之中，最爱读我的文章；我把言辞寄托于千里之外，以这一杯酒来祭你，希望借此慰藉你。你听见了吗？听不见吗？请享用这祭品吧。尹师鲁名洙，年轻时就以儒学知名，考中进士。宋代古文的复兴，尹洙和穆修实际上是首先振兴其衰微的人。自从元昊不向宋朝称臣以后，尹洙没有不在军队之中的时候；他熟悉边防事务，深通兵法。以右司谏身份任渭州知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适逢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刘沪、董士廉修筑水洛城，以便沟通秦州、渭州的援兵。尹洙认为城寨太多就会使兵力分散，因此以前屡次被贼寇困扰，如今怎么可以再增加城寨呢？于是上奏请求停止此事。当时郑戬已经解除四路都总管之职，但刘沪等仍照旧督促劳役。尹洙召他们不来，派人替代他们又不接受，于是派狄青把刘沪、董士廉戴上刑具交给官吏审治。郑戬不断上奏论列，最终还是修成了水洛城。董士廉到宫阙上书申诉尹洙，诏令派御史刘湜前往审讯，却查不出其他罪行。刘湜罗织文辞构成罪名，把尹洙贬为均州监酒税，尹洙因感病去世。欧阳修祭文所谓“辩才足以穷尽万物，却不能抵挡一个狱吏”，说的就是这件事。欧阳修曾说：“明确刑罚是为了辅助教化，审理狱讼是为了平反冤屈。汉朝承受秦朝的弊病，古代的正义荡然无存，即使司马相如、萧何、像周勃那样的人，也往往被交付拘系。延续到后代，狱吏成了风气，只迎合上意所指向的方向，不衡量案情和言辞是否真实，反而把它们牵强附会到法律条文上，再倒过来按照法律去迁就案情和供词。一旦先入为主地形成意见，即使孔子、孟子也不能成为完人，苏秦、张仪也将无从施展口舌。珍惜名节的人，愤怒到了极点却无法申辩；已经看透生死的人，便停止争辩而不再辩解；昏暗而软弱的人，呐呐地想辩解却不会辩解；强硬而明察的人，喋喋不休地辩解却没有人听。所以古人宁可把地画成牢狱，也发誓不进去；即使把木头刻成狱吏，也认为按义理不应同它答辩。以这种方式迎合君上的意旨，那么一宗案件形成之后，万事都会有人受到它的伤害；以这种方式迎合权臣的意旨，那么万事都会毁坏，国家社稷也将受到伤害。贤明如宋仁宗，尚且使尹洙被狱吏罗织罪名，成为后世的谈资，难道不令人恐惧吗？” 《祭苏子美文》悲哀啊，子美，你的生命难道就止于此吗！小人的幸运，君子的叹息。你的胸中，像龙蛇一样盘曲郁结；又如风云变幻，雨雹交加。忽然挥动斧头，雷霆轰鸣如车。人若遭遇它，便会心惊胆落，像乱麻一样震倒在地。片刻之间云开雨止，放眼四顾百里，山川草木都萌发出新芽。你写文章时雄健豪放、纵横恣肆，就有这样的气势！唉，真是奇异啊！可悲的是，世人知道的只是这些，贪图欣赏文章外在的气势，却看不到其中的内心。要知道你的心志，在困厄和显达之间，即使金石那样坚硬，也尚且可以摧毁。你面对困厄和显达，始终只把仁义看作人的根本；却不知竟然困顿到这种地步，才华蕴藏而不得显现，最终埋没于地下。只有文章留存下来，照耀后世。可悲世人的愚昧，压抑、诋毁、伤害人才，就像磨镜一样，反而使光亮更加显著。一生的短暂，换来万世的长久，其中的得失，不必等到比较就已分明。悲哀啊，子美，请来接受我举杯祭献，尚请享用。仁宗驱逐苏舜钦等人，不让朝廷士大夫以夸大虚妄、互相标榜为时尚，用来维持风气、端正习俗，这并不能算错。只是应当严正处理王直柔轻慢圣贤的罪过；至于苏舜钦等人醉酒饱食的过失，则应当教育而不发怒。这样才能使才士不至于沉沦，也能防止奸邪小人被一网打尽，反而不会落入他们的奸计。

译《祭石曼卿文》唉！曼卿，活着时是英杰，死后成为神灵。你同万物一样经历生死、最终归于虚无的，只是暂时聚合的形体；不与万物一同消亡、卓然不朽的，是后世的名声。自古以来圣人贤人无不如此，记载在简册上的事迹，明亮如日月星辰。唉！曼卿，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却还能够依稀想见你一生的样子。你气宇轩昂、光明磊落，卓异峻拔；埋藏在地下，我猜想你的身体不会化为腐土，而会成为金玉的精华。不然，那里就会长出千尺高的苍松，生出九茎的灵芝。可是如今，荒烟野蔓、荆棘纵横，凄风吹拂，露水降落，磷火游走，萤火飞动。只看见牧童和樵夫在那里上下歌唱吟咏，以及受惊的禽鸟、害怕的野兽悲鸣徘徊，发出低微的叫声。现在固然如此，再过千秋万岁，怎么知道那里不会成为狐貉和鼯鼠的洞穴呢？自古以来圣贤也都如此啊，难道没有看见他们的坟墓一个接一个地散布在旷野和荒城之中吗？唉！曼卿，盛衰变化的道理，我本来知道就是这样；可是感念往昔，悲凉凄怆，不知不觉面对秋风流下眼泪，难道是有愧于最高境界的忘情吗？尚请享用祭品。陈善说：“吊祭石曼卿的文章，像韩愈的《祭田横墓文》；它行文的步骤和驰骋的气势也没有不像的，并不只是仿效它的句子而已。”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皇祐四年五月甲子日，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谥文正的汝南范公在徐州去世。这一年十二月壬申日，安葬在河南尹樊里万安山下。公名仲淹，字希文。五代时期，范氏世代居住苏州，侍奉吴越。太宗皇帝时，吴越献出土地归宋。范公的父亲随钱俶入朝京师，后来任武宁军掌书记，任内去世。范公出生两岁便成为孤儿，母亲贫困无所依靠，改嫁长山朱氏。范公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世家出身，感伤哭泣着离开朱家，到南都进入学舍，打扫一间房屋，昼夜讲习诵读。他的起居饮食，别人都不能忍受，而他自己却更加刻苦。居住五年，完全通晓六经的义理；写文章、作论说，一定以仁义为根本。祥符八年，考中进士，礼部考试列第一，随后在乙科中及第，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开始回去迎接母亲来奉养。等到范公显贵以后，天子追赠他的曾祖、苏州粮料判官范梦龄为太保，祖父、秘书监范赞时为太傅，父亲范墉为太师，母亲谢氏为吴国夫人。范公年轻时就有远大的节操，对于富贵贫贱、毁谤赞誉、欢乐忧戚，不能有一样动摇他的内心；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常常自己吟诵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 他侍奉君上、对待他人，始终凭自己的信念行事，不选择利害来决定趋避取舍。他所做的事情，一定竭尽自己的方法，说：“凡是凭自己力量去做的事情，应当做到这样；至于能不能成功，有些因素不在我这里，即使圣贤也不能保证，我难道能苟且从事吗？”天圣年间，丞相晏殊以他的文章才能推荐范公，他以大理寺丞任秘阁校理。因议论政事触犯章献太后，放任为河中府通判。过了很久，皇上记得他的忠诚，召回任命为右司谏。章献太后临朝听政时，冬至日在前殿举行盛大朝会，皇上将率领百官祝寿，有关官署已经准备完毕。范公上疏说：“天子不应面向北方行臣礼，而且这样会开启后世削弱君主、使母后强盛的渐变。”这件事于是作罢。他又上书请求把政权归还天子，没有得到答复。太后去世后，议论政事的人迎合形势，纷纷追究太后当政时的事情，想要严厉治罪。唯独范公认为，太后受先帝托付，保佑皇帝，始终十年没有显见的过失，应当掩盖她的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当初太后有遗命，立杨太妃代替自己做太后，范公劝谏说：“太后是母亲的称号，自古没有代替册立的。”因此停止了册命。这一年发生大旱和蝗灾，范公奉命出使安抚东南，出使回来时适逢郭皇后被废，他率领谏官、御史伏在阁门前争谏，未能成功，被贬为睦州知州，后来又调任苏州。过了一年多，立即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回朝廷；他更加议论当时政治的缺失。但大臣和受宠幸的人多嫉妒憎恶他，过了几个月，让他任开封府知府。开封向来号称难以治理，范公治理得很有声誉，事务日益简明；有空时便更多地取古今治乱安危的事情向皇上开导，又绘制《百官图》献上，说：“任用人才各按其才能，那么百官职务都能修治，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他又指着官员升迁的迟速和次序说：“像这样，就可能成为公正，也可能成为私情，因此不可不察。”因此吕丞相发怒，甚至在皇帝面前互相争论。范公请求当面辩解，言辞激切，因此被罢职，任饶州知州。第二年吕公也被罢职，范公调任润州，又调任越州。赵元昊在河西反叛，皇上又召回吕公任宰相，于是任命范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当时刚刚失去大将，延州危急，范公请求亲自守卫鄜延抵御贼寇，于是任延州知州。元昊派人送信请求和好，范公认为没有事情而请求和好，难以令人相信，而且信中有僭越的国号，不能上报，于是亲自写信，说明顺逆成败的道理，辨析得非常清楚；因擅自答复来信获罪，被夺去一官，任耀州知州。不到一个月，又调任庆州知州。后来四路设置统帅，任范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屡次升任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范公担任将领，务求稳重，不急于追求眼前的功劳和小利。他在延州修筑青涧城，开垦营田，恢复承平、永平两座废弃的营寨，归业的熟羌有几万户。在庆州修筑大顺城以占据要害，夺取贼寇的土地来耕种，又修筑细腰、胡芦两城。于是敏珠尔、密藏等大族都离开贼寇，归附中原，为宋朝所用。自从边防制度长期败坏，甚至士兵和将领常常彼此不认识，范公才开始把延州的军队分为六将，训练整齐，各路都把它作为法式。范公所在的地方，贼寇不敢侵犯。有人怀疑范公遇到敌人时如何随机应变；到了修筑大顺城时，他一旦带兵出发，诸将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军队到达柔远，才发布号令告知所在地，让他们前往筑城；至于筑城所需的版筑器具，大小一应俱全，而军中事先竟完全不知道。贼寇带着两万骑兵来争夺，范公告诫诸将交战，等贼寇逃走后追击，但不要越过河去。不久贼寇果然逃走，追兵没有渡河，而河外果然有伏兵；贼寇失算，只好退去。于是诸将都佩服范公，认为无人能及。范公对待将领和官吏，一定使他们畏惧法令而又爱戴自己；所得的赏赐全部按照皇上的意思分赐给诸将，让他们自己上表谢恩。各部族送来的质子，任其出入，没有一个逃走的。蕃族首领前来会见，他便把人召到内室，屏退旁人，撤去卫兵与他交谈，毫不猜疑。

译范公在那里任职三年，士兵勇敢，边地充实，恩德信义广泛施行，于是决定谋划夺取横山、收复灵武；而元昊多次派使者称臣请和，皇上也召他回朝。范公于是归来了。起初，西部人登记本乡的士兵有十几万人，后来把他们刺字编入军队；只有范公所统率的部队只刺手。范公离去后，这些士兵被罢免军籍，唯独能够重新成为百姓。他在两路任职时，既然已经得到熟羌为军队所用，便让他们守卫边境，于是把驻屯的汉兵迁到内地就食，减轻西部百姓运送粮饷的劳苦。他所制定的措施，直到他离去后百姓仍感念他的恩德，并且遵守他的制度，至今仍有很多没有改变。自从范公因吕公获罪被贬，群士大夫各自坚持二公的是非。吕公对此忧虑，凡是为范公说公道话的人，都指为朋党，有的还因此被放逐。等到吕公再次任宰相，范公也重新起用，于是两人欣然相约，合力平定贼寇。天下士人都因此称许二公。然而朋党之论也随之兴起，不能停止。皇上既认为范公贤能、可以重用，所以最终置群臣的议论于不顾而任用他。庆历三年春，召他任枢密副使，他五次推辞都不被允许，于是上路赴任。到任几个月后，任参知政事。每次进见皇上，他都一定以天下太平的责任来要求自己。范公叹息说：“皇上任用我的恩意已经到了极点；然而事情有先后，改革长期安定形成的弊病，不是早晚之间就能做到的。” 后来皇上再次亲自下诏催促他分条陈述天下的事情，又开启天章阁召见他，赐他坐下，给他纸笔，让他当面上疏。范公惶恐地离开座位，退下后才分条列举当时应当优先办理的十几件事，上奏皇上。内容包括：诏令天下兴办学校，选取士人首先看德行，不专看文辞；改革磨勘按例升迁的制度，以区别才能高下；减少任子名额，裁除冗滥官员；任用农桑考核守令等事情。正当这些措施施行时，磨勘和任子法使侥幸得官的人都感到不便，于是彼此喧嚷非议。嫉妒范公的人也正好有了外界的议论，乐于从旁帮助他们。适逢边境奏报有警，范公立即请求出行，于是任命他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到任后上书请求恢复守边，随即任资政殿学士、邠州知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他任参知政事仅一年就被罢免，有关官署把范公以前推行的措施全部奏请罢废，恢复旧制。议论者于是借危急之事来中伤他，幸亏皇上察知他的忠诚，没有听从。此时夏人已经称臣，范公便以疾病为由请求任邓州知州；守邓州三年后，请求任杭州知州，又调任青州。范公病情更加严重，又请求任颍州知州；用肩舆到达徐州，便再也没有起身，享年六十四岁。范公病重时，皇上赐药并慰问。去世后，皇上停止朝会一天；因为他的遗表没有提出请求，便派人询问他的家人有什么愿望，追赠兵部尚书，表示哀悼和褒奖极为优厚。范公为人外表和善而内心刚正，乐于行善，广泛地爱护他人。母亲去世时，他还很贫穷；终身若不是招待宾客，家中从不同时吃两种肉。面对财物，他乐于施舍，心胸豁达。等到退职后查看他的私人家产，妻子儿女仅仅能够维持衣食。他任职所到之处，百姓多为他建立祠堂、绘制画像。他的品行和操守，遇到事情时，无论山林中的处士、乡里的百姓、田野中的人，还是远方的夷狄，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喜爱传述他的事迹的人非常多。至于他的世系、官爵，记载在墓志、谱牒和有关官署所收藏的材料中，这些都不再论述。记载那些关系天下国家大事的内容，也就是范公的志向吧！铭文说：范氏在吴越时，世代不过是陪臣；钱俶献出山川土地和士民，范氏才开始来到北方，其间几乎中断。范公奋力自立，与时代相逢；事情有罪有功，言语有违背有顺从，难道都能由范公决定吗？天子任用范公，经历艰难劳苦，始终如一。夏国小儿跳梁边境，乘官吏懈怠之时侵扰，天子命范公前往询问。夏人骄横顽固，有不肯听从顺服的，就铲除他们的巢穴根基。范公在那里三年，使怯弱者变得勇敢，使毁坏者恢复完整，使夏人像孩子依恋、野兽受到安抚一样，最终让他们前来称臣。夏人在朝廷，事情正要议定；皇帝催促范公回来，以便交给我治理。范公拜谢叩首，这真是艰难啊！起初并不难，难的是坚持到最后。群臣议论纷纷，最终破坏了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并非憎恶这项成就，只是想倾覆范公。没有范公的倾覆和危难，正显出天子的明察；活着有显赫的荣誉，死后有追赠和谥号，子孙也得到庇护，恩宠延及后世。愿天下所有居官之位的人都受到劝勉，不要懈怠。司马光说：“景祐年间，吕许公执掌政事，范公任开封知府，多次攻击吕公的短处，因此获罪被罢职，任饶州知州。康定元年，恢复原职，任永兴知州。适逢许公再次任宰相，他对神宗说：‘仲淹是贤能的人，朝廷将要任用他，怎么可以只恢复原来的职务呢？’于是立即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皇上因此认为许公是长者。” 苏辙说：“范文正从饶州回朝，出任西部军事事务，担心申公不给他创造条件，使他无法成功，于是写信自我责备，化解仇怨后离开。因此欧阳公撰写文正公碑时，有‘二公晚年欣然相互契合’的话。后来的年轻人不了解这件事，都责怪欧阳公。我见张公安道这样说，才相信了。” 邵伯温说：“当时文正公的儿子尧夫认为这样不对，跟随欧阳公争辩没有结果，便自行删去‘欣然合力’等字句。文正公不高兴，对苏明允说：‘范公碑文竟被他的子弟擅自在石刻底本上改动文字，真令人痛恨。’所以罗氏本在‘任饶州知州’之下没有‘第二年吕公也被罢职’六字，在‘赵元昊在河西反叛’之下没有‘皇上又召回吕公任宰相’六字，又没有‘自范公因吕公获罪被贬’至‘最终置群臣的议论于不顾而任用他’这一段。由此看来，其他版本才是当时确定的定本，罗本是尧夫改过的本子。” 朱子说：“吕公当权时，所作所为不合众人心意的地方很多；又嫉恶忠臣贤者与自己不同，必定极力排斥。范公、欧阳公的职责就是以讽谏议论、进谏诤言为事，因此议论他，难道有什么过错吗？到了晚年，他知道公议不能始终违背，众多贤者将要重新起用，所以宁愿减轻旧日的怨恨，作为收拾晚年局面的打算。他考虑祸患的用意，未必完全出于至公，但弥补过失的善举，天下确实承受了他的恩惠。至于范公的心胸，正大光明，本来没有旧日怨恨，而他恳切的议论，确实都在于国家。因此承接吕公的善意，起身而乐意任用他。他自我申辩的信中所说‘相公有汾阳王的心志和德行，仲淹没有临淮侯的才能和力量’，可以说是倾尽心意、毫无保留了。这是范公最盛大的德行。欧阳公理解他的心意，特意把这件事写了出来。两个人各自记载真实情况，彼此的美与恶原本并不互相遮掩。又可以看出欧阳公的胸襟，也绝不是浅薄得不配称为大丈夫。”

译《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日，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素在殿中奏事，随后流泪说道：“臣的先父王旦，辅佐真宗皇帝十八年；如今臣王素又得以担任侍从之臣。只是先父对我的教诲、他遗留下来的功业和余烈，臣实在不肖，不能使它们更加显著，而墓碑至今还没有碑文可供刻写。希望陛下怜悯，不忘先帝的臣子，借此把恩宠施加给王氏，并勉励他的子孙。”天子说：“唉！你的父亲王旦侍奉我的父亲真宗，德行相合，同心一意，能够善终其位，有始有终，可以说是德行完备的老臣了。你把这些刻在碑上。”王素拜谢叩首，哭着出来。第二天，有诏命史馆修撰欧阳修说：“王旦的墓碑尚未树立，你可以为他撰写碑铭。”臣欧阳修谨慎考察：故推诚保顺同德守正翊戴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应宫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魏国公、谥文正的王公，名旦，字子明，是大名莘县人。皇曾祖王言，任滑州黎阳县令，追封许国公；皇祖王彻，任左拾遗，追封鲁国公；皇父王祐，任尚书兵部侍郎，追封晋国公，后来都累次追赠为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曾祖母姚氏为鲁国夫人；祖母田氏为秦国夫人；母亲任氏为徐国夫人；边氏为秦国夫人。公的父亲以文章显名，在汉、周交替之际，直到侍奉太祖、太宗，成为名臣。他曾劝告杜重威不要背叛后汉，阻止卢多逊谋害赵普的计策，又以全家百口证明符彦卿无罪，因此世人多称王氏有阴德。公的父亲还亲自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代一定有位列三公的人。”这就是他留下的志愿。公年轻时喜爱学习，擅长文章；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任大理评事、平江县知县，又监理潭州银场；两次升迁后任著作佐郎，参与编纂《文苑英华》；升任殿中丞，任郑州、濠州通判。王禹偁推荐他的才能，朝廷任命他为转运使，派驿马召他到京师，他推辞不接受，献上自己所作的文章，于是得以试任直史馆；升任右正言、知制诰；知渟化三年礼部贡举；升任虞部员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铨，兼知考课院。右谏议大夫赵昌言任参知政事，公因为女婿关系避嫌，请求解除职务，太宗嘉奖他，改任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赵昌言罢职后，公又任知制诰，仍兼修撰，主持院务；奉召入宫，赐金鱼袋、紫衣。过了很久，升任兵部郎中，留任原职。真宗即位，任命他为中书舍人，数日后召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主管通进银台封驳事务。公为人严肃庄重，能够担当大事，远避权势，不可能以私情干扰他，因此真宗更加了解他的贤能。钱若水以善于识人著称，常称赞公说：“这是宰相的真正器度。”钱若水任枢密副使后被罢职，皇帝召他到苑中对答，问谁可以重用，钱若水说公可以。真宗说：“我本来已经知道了。”咸平三年，又任礼部贡举。过了几天，任给事中，知枢密院事。第二年，以工部侍郎任参知政事，再升任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侵犯边境，真宗巡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突然得重病，命公骑马赶赴皇帝所在之处，代替元份留守。景德二年，升任尚书左丞。三年，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契丹刚刚请求结盟，赵德明也接受誓约，愿意守住河西旧有领地，两边停止用兵。真宗于是想凭借无事来治理天下，公认为宋朝兴盛已经三代，祖宗的法度都在，所以他任宰相时务必实行旧有成法，谨慎对待改革；对于官员的升降任用，必定使之恰当。真宗日久更加信任他，他所说的话没有不听从的；即使其他宰相、大臣有所请求，也必定说：“王某认为怎样？”事情无论大小，不经公说就不作决定。公任宰相十多年，外无夷狄的忧患，兵革不被使用，海内富足充实，百官各司都能各得其职，所以天下至今称他为贤宰相。公任用人才不看重名声，一定要考察实际才能；如果确实贤能而且有才，就一定让他久任其职，等众人都认为他适合某一职位后才升迁。他所推荐引进的人，往往不让对方知道。寇准任枢密使，正当要被罢免，派人私下请求公让他做使相，公大惊说：“将相的任命，怎么可以私下请求呢？况且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求。”寇准因此深深怨恨他。不久诏书下达，任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入宫见皇帝，流泪说：“如果不是陛下了解我，我怎么会有今天？”真宗详细说明公推荐寇准的原因，寇准才惭愧叹息，认为自己先前不该那样。原参知政事李穆的儿子李行简有贤良的品行，以将作监丞身份居家，真宗召见并慰劳他，升为太子中允。当初派使者召他时，使者不知道他住在哪里，真宗命使者到中书省询问王某，后来人们才知道李行简是公所推荐的。公从知制诰做到宰相，推荐的士人尤其多。后来公去世，史官修撰《真宗实录》，得到宫中发出的奏章，才知道朝廷中的士大夫有许多是公所推荐的。公同人交往少说笑，他的话虽然简短，却能用道理使人屈服，常常默然而止。终日没有人能看透他的深浅；等到在皇帝面前奏事，群臣有不同意见时，公慢慢说一句话便能定下结论。如今皇上还是皇太子时，太子谕德来见公，称赞太子写字有法度，公说：“谕德的职责难道只有这些吗？”赵德明说百姓饥荒，请求粮食一百万斛，大臣都说：“德明刚刚接受誓约却敢违背，应当用诏书责问他。”真宗把这件事问公，公请求命令有关官署在京师准备一百万斛粮食，下诏让德明来取，真宗非常高兴。德明得到诏书，惭愧而且拜谢说：“朝廷是有人的。”大中祥符年间，天下发生严重蝗灾，真宗派人在田野里捕捉死蝗拿来给大臣看。第二天，其他宰相把死蝗藏在衣袖中进献，说：“蝗虫确实已经死了，请把它拿给朝廷看。”于是率领百官祝贺，公独自认为不可以。几天后公才奏事，飞蝗遮蔽天空，真宗回头对公说：“假如百官都已经祝贺，而蝗虫却是这样，难道不是要被天下人耻笑吗？”宦官刘承规因忠诚谨慎得到宠幸，病重将死，请求任节度使，真宗把这件事告诉公说：“承规要等到这件事实现才闭眼。”

译公认为不可行，说：“将来若有人请求担任枢密使，那该怎么办？到现在为止，内臣的官职最高也不过是留后。”公任职日久，有人向皇上诽谤他，公总是主动承担过失，从未为自己辩解。至于别人有过错，即使君主盛怒，只要可以辩明的，他一定替其辩护，非使其获得宽免不可。荣王宫失火，延烧到前殿，有人说这不是天灾，请求设置狱案审理火灾之事，应当获罪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公独自请求进见，说：“起初失火时，陛下已经以自责的诏书告示天下，臣等也都上章待罪，如今反而把罪责归于别人，凭什么取信于人？况且火灾虽然有迹象，怎么知道不是上天的谴责呢？”因此应当获罪的人全都得以免罪。近来有人上书谈论宫禁之事，因而获罪被杀，抄没其家，查出朝廷士大夫与他往来、占问吉凶的言论。真宗大怒，想交给御史审问其罪状，公说：“这是人的常情，而且言语没有涉及朝廷，不值得治罪。”真宗怒气未消，公于是亲自取出平常所占问的书进呈，说：“臣年轻贫贱时也免不了做这种事，如果一定认为这是罪过，请把臣也一同交付狱官。”真宗说：“这件事已经揭发，怎么可以免罪？”公说：“臣身为宰相，执掌国家法令，怎么能只对别人执行而对自己不执行？幸亏事情尚未被揭发，便把臣作为罪人处理吧。” 真宗的怒意消解了。公回到中书省，把所得的书全部烧掉。后来真宗又后悔，派人急忙去取，公说：“臣已经把它们烧掉了。”因此获免的人很多。公屡次升迁至太保，因病请求罢职，入宫到滋福殿觐见。真宗说：“朕正要把大事托付给你，而你的病竟这样重。”于是命皇太子拜见公。公称赞皇太子德行盛美，必定能承担陛下的事业，因而推荐十多名可以任用为大臣的人；后来没有做到宰相的，只有李及、凌防二人，但也都成为名臣。公多次以疾病请求退职，真宗不得已，任命公为太尉兼侍中，每五日入朝一次处理政事。遇到军国大事，公不等规定日期便入朝参与决断，因而更加惶恐，于是卧床不起，以疾病恳切辞职。朝廷册命他为太尉、玉清昭应宫使。公患病以后，真宗每天派使者问候，常常一天三四次，并亲自调和药物赐给他。病势危急时，真宗立即亲临他的宅第，赐白金五千两，公推辞不受。天禧元年九月癸酉，公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一岁。真宗亲临哭吊，停止视朝三日，并在苑中举行哀悼仪式。他的子弟、门人和旧日属吏都受到恩泽。同年十一月庚申，把公葬在开封府开封县新里乡大边村。公娶赵氏，封为荣国夫人，死在公之后五年。儿子三人：长子是司封郎中雍，次子是赞善大夫冲，次子是素。女儿四人：长女嫁太子太傅韩亿，次女嫁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苏耆，次女嫁右正言范令孙，次女嫁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吕公弼。孙子孙女十四人。公侍奉寡嫂恭谨，与弟弟旭友爱尤其深厚，把家事交给弟弟处理，自己一概不过问；同时以俭朴节约率领和勉励子弟，使他们身在富贵而不知道骄奢淫逸。哥哥的儿子睦想考进士，公说：“我常常把盛大富贵视为可怕，怎么能同寒门士子争着求取仕进呢？”到公去世时，儿子素仍未做官，遗表中也没有请求恩泽。公有文集二十卷。干兴元年，诏令公配享真宗庙庭。臣修说：“景德、祥符年间，真是盛盛啊！观察公之所以能够任宰相，以及先帝之所以任用公，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因此君主英明、臣子贤能，德行显著、声名尊荣，生前共同享有荣誉，死后长久配享宗庙，可以说有始有终，正如诏书所褒奖的那样。从前《烝民》《江汉》推述大臣辅佐君主的事迹，是为了显示任用贤能的功绩。虽然说的是仲山甫、召穆公的诗，实际上歌颂的却是周宣王的德行。” 臣谨慎考察国史实录，以及士大夫和故老的传闻，得知公一生始终的节操，便把其中可以记载的写成铭文诗歌，用来彰显先帝的英明，称颂圣恩褒奖、显扬王氏恩泽流传子孙以及与宋朝无穷无尽的深意。铭文说：光明盛大的魏公，辅佐我们的真宗，配享于先公之庙。恭敬谨慎的魏公，配享先公而为宰相。真宗不必亲自发言，遇到大事，遇到极大的疑难，不用占卜，不用蓍草龟甲，公就是决疑的蓍龟。公在宰相职位上，整天沉默寡言。君主问他夷狄是否包藏祸心，问他兵革之事；问卿士百官各司职守之事；问百姓耕织和衣食之事。宰相掌握赏罚，使功劳与罪过都明白；宰相掌握黜退升迁，只看是否无能、是否贤能；执掌权衡，使万物得到公平。谁不侍奉君主，怎么能保证他必然忠信？谁不可以做宰相，谁又能够始终如一？公在任上去世，享有太尉的崇高官位。天子怀念孝敬之情，亲临清庙祭献，陪祀圣考。正值元老之年，天子思念公，以隆厚的礼遇报答公。春秋二时配享宗庙，万年祭祀无穷。作成歌诗，用来告知宗庙的执事者。”},{ 王闻修说：“本传只记载他任宰相时的事情，其他官职任上的事情原本没有记载。这块碑对于任宰相时的事又只记载大事，魏公的细小事迹本来就多得无法全部书写。”《赵昌言传》说：“赵昌言喜欢推举奖掖后进，掌管湖外漕运时，李沆任潭州通判，他认为李沆有宰辅的才量，便上表向朝廷推荐。王旦任岳州平江知州时，赵昌言看出他志向远大，便把女儿嫁给他，后来两人都成为名相。”《魏公本传》也写作“平江”，碑文却写作“临江”，疑心是错误。代雍王赵元份代理留守时，请求宣读寇准的奏章，奏章说：“十天之内还没有捷报，应当怎么办？”真宗沉默了很久，说：“册立皇太子，这件事关系重大。”碑文没有记载这件事，因为这不是当时臣子所应当直言的。李穆传说：“他的儿子李惟简不喜欢出仕求进，在家居住二十多年，真宗听说后，召他任太子中允。”《魏公传》写作“李行简”，《宋史》另有《李行简传》，也说他因魏公推荐而任御史，写作“行简”是错误的。本传又说：“魏公病重时，皇上问谁可以托付天下大事，逐一询问张咏、马亮，魏公没有回答，却推荐了寇准。”这些内容碑文没有记载。考察张咏死于大中祥符八年，魏公死于天禧元年，两者相差三年；史书原本采用《涑水纪闻》的说法。这部书有的地方说不是司马光所作，因此应当以碑文为准。《御选唐宋文醇》第三十卷。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三十一卷目录。庐陵欧阳修文第十。碑铭、墓表。《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中书令程公神道碑铭》。《观文殿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石曼卿墓表》。《连处士墓表》。《胡先生墓表》。《泷冈阡表》。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三十一卷。庐陵欧阳修文第十。《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中书令程公神道碑铭》。文简公下葬两年后，他的儿子嗣隆哭泣着向朝廷说道：“先臣有幸得以充任将相，官阶品秩都是第一等，爵位和勋位都是第二等，请求准许按照法令为他立碑。”于是天子说：“唉，你的父亲程琳对我的国家有功劳，我难道能够忘记吗？”便大书“旌劳之碑”五字，派遣宦官到他家赐下诏令说：“用这个名称来命名你的碑。”又诏令史官欧阳修说：“你替他撰写碑铭。”我欧阳修过去曾同文简公交往，了解他的为人；又曾为他撰写墓志；还曾在冀国公太师的碑文中叙述他的世代德行，因此对他的世系、官职封号和功业品行了解得最为详细，于是不敢推辞。文简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名新，追赠太师。曾祖母为吴国夫人齐氏。祖父名赞明，追赠太师、中书令。祖母为秦国夫人吴氏。父亲名元白，任袁州宜春县令，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冀国公。母亲为晋国夫人楚氏。文简公在大中祥符四年中举，勤勉于词学，以优异成绩试任秘书省校书郎，任泰宁军节度推官，改任著作佐郎，任并州寿阳县知县，任秘书丞，监掌左藏库。天禧年间，朝廷下诏选拔文学修养和品行操守兼优的人，召他参加考试，任直集贤院。当今天子即位后，他升任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适逢修撰《真宗实录》，而起居注有所缺失，便命他追补修撰大中祥符八年以后至今的记载。书成之后，他于是负责修撰起居注，升任祠部员外郎，提举诸司库务，以本官身份任知制诰，兼任同判吏部流内铨。契丹曾派使者来祝贺皇上即位，朝廷命他接待使者。使者无理妄言，他以道理驳斥，使者于是屈服。后来契丹又派使者来祝贺天圣五年的乾元节，天子想到文简公此前曾驳倒契丹使者，便任命他为馆伴使。使者果然说，契丹见中国使者时，契丹使者坐在殿上，座次较高；而中国接见契丹使者时，契丹使者座次较低，应当改变座次。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点小事可以答应，连天子也将要答应他；文简公争辩说，契丹之所以同中国交好，是因为遵守先帝的约定，一切都应当依照旧例办理。如果答应了它的小要求，就会助长它的大要求。天子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当年之中，他升任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丞相张文节公很少称许别人，却最了解文简公；当时文简公刚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张文节公应当执掌制诰，欣喜地说：“这次没有辱没我的笔了。”第二年，他授任枢密直学士、益州知州。文简公性情端方持重，少言少笑，凡是谋划处理事情，总是预先考虑周密、防备谨慎，所以条目无论大小都极其详尽；到了临事之时，却简明严肃，同僚朋友都无法窥见他的深浅。有一次，他夜间张灯，召集五门的大集会，让州中百姓聚集；这时城中发生火灾，官吏按照文简公的教令，没有先来报告，便立即前往救火并将火扑灭。宴会结束，百姓离去，才渐渐有人知道发生了火灾。监军听到报告，说军队可能谋反，害怕地进来见文简公。文简公笑着说：“哪里会有这种事？”监军惶恐疑惑，不敢离开。文简公说：“军中的动静，我自己知道。如果真有谋反的人，就不可能隐瞒得住。”不久果然平安无事，其他事情大多也像这样。蜀地有个妖人，自称是李冰的神子，擅自设置官属吏卒来恐吓蜀人。文简公捕获并斩杀了他，但诽谤者说文简公胡乱杀人，蜀地将要发生动乱。天子派人快马前去察看，使者回来报告说：“蜀人认为文简公的政事便利，正安居乐业；他诛杀妖人，正是为了制止动乱。”因此天子也知道文简公贤能，召他任给事中、开封府知府。此前任开封府知府的人苦于事务繁剧，有的任职不到一年就被罢免，否则便遭受诽谤讥刺，有的则因事情获罪离任。只有文简公任职数年，时间越久，治理越精明，盗案和诉讼日益减少，监狱屡次空置。朝廷多次下诏褒奖，升任工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仍任御史中丞。过了很久，天子思念他的治理才能，召他任翰林学士，再次任开封府知府。第二年，他任三司使，心中不高兴。当时议论政事的人认为百姓税目过多，官吏得以从中作弊，想要删去各项税目的名目，把它们合并为一项。文简公认为，把税目合并并抹去原有名目，只是当时的便利，后来如果有谋求财利的臣子，必定还会重新增加税目，这样反而会使百姓更加困苦。议论此事的人没有谁能够驳倒他。他对于财物的出入尤其谨慎，宫禁之中有时有所索取，他从来不肯答应。宦官因此恼怒，说：“陛下即使有所需要，东西在程某手里，又怎么能得到？”文简公说：“臣正是因为替陛下爱惜这些东西啊。”天子认为他说得对，接连升任他为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他以本官身份任参知政事，从此更加自信而毫不疑惧。宰相有想要徇私的事情，他总是当众驳斥；他的这些话，直到今天士大夫还能够传述。当初，范仲淹因议论政事触犯大臣，被贬为饶州知州。不久皇上悔悟，想重新任用他，先稍稍改任他为润州知州。然而憎恨范仲淹的人便捏造事端，话传入皇上耳中，皇上大怒，急忙命令把他安置到岭南。自从范仲淹被贬之后，朋党之论兴起，朝廷士大夫相互牵连而被贬出京，凡是言语涉及范仲淹的人，都被指为党人。唯独文简公替范仲淹向皇上申辩，直到皇上的心意解除疑怒才停止。当时元昊在河西反叛，朝廷多有变故，文简公在政务方面补救助益尤其多；但小人和侥幸求进的人都觉得不利，便借事陷害他，他因此被贬为光禄卿、颍州知州。不久又调任青州知州，再调任大名府知府。在大名府任职一年之内，他升任户部、吏部二侍郎、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北京建立后，朝廷于是任命他为留守。宦官皇甫继明正当权，主管修建行宫的事务，扩大规制来收买人心。文简公加以裁减抑制，于是他和皇甫继明的奏章一同上呈。天子派一名御史前去察看，御史回来后据实证明文简公正确。天子于是罢免皇甫继明，唯独把建都的事务交给文简公办理。文简公曾任参知政事，因为议论政事不徇私，受到嫉妒而被贬斥；后来渐渐重新得到任用，便又同皇甫继明争论是非曲直，从此更加不肯无原则地迎合世俗。虽然他不再受到重用，但契丹当时正派遣使者来往，多次提出各种要求；朝廷出兵讨伐元昊又未能取胜，西北驻扎着重兵。文简公在这段时期，天子常常把河北、陕西的重任交给他；他留守北京，共有四年，升任工部尚书、资政殿大学士、河北安抚使。庆历六年，授任武昌军节度使、陕西安抚使，任永兴军府知府。第二年，加任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经略使、马步军都部署，任延州通判，仍兼任陕西安抚使。皇祐元年，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留守北京。他在河北、陕西两地，威望恩惠都很显著，尤其了解夷狄的真情和虚伪、山川的险要和平易，以及出兵作战、制服敌人的要领。他在延州时，西夏有数百人赶着牲畜来到边界上，请求投降，说契丹军队已经到达衙头，国家将要混乱，希望自己归附。

译文简公说：“契丹军队到了元昊的帐下，元昊应当举全国之力对付它，哪里会容许有人前来投降？我听说西夏人正在捕捉叛乱的部族，这些人莫非就是他们吗？如果不是，那就是在诱骗我。”于是拒绝接受他们的投降。不久，西夏果然率领数万军队逼近边界，文简公告诫各堡寨不得擅自出兵。西夏人以为宋军早有防备，便退兵离去，从此不再窥伺边境。文简公在河北任职最久，百姓爱戴他，为他建立生祠。第二年，改任武胜军节度使，仍在北京任职。后来又改任镇安军节度使，在镇安任职四年，仍然上书说：“镇安只不过是一个郡，不足以让我报效国家，希望重新镇守边疆。”奏书尚未得到答复，他便患病，于至和三年闰三月七日己丑，在陈州的正寝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天子停止临朝听政两天，追赠他为中书令，谥号文简。第二年举行太庙祫享，推恩加赠文简公为太师、尚书令。文简公的官阶累升至开府仪同三司，勋位为上柱国，爵位为广平郡公，封户七千四百户，实际食封二千一百户，赐号“推诚保德守正翊戴功臣”。他娶陈氏，陈氏封为卫国夫人。儿子四人：嗣隆，任太常博士；嗣弼，任殿中丞；嗣恭，任太常博士；嗣先，任大理寺丞。女儿五人，都嫁给了品行良好的家族。谨按程氏的先祖出自重黎，到了休文任周朝司马，封国在程地，他的后代于是便以程为姓。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有程氏人物。程氏一定显达，而各支又都因所居之地而著名，后世沿袭了这种情况。到了唐代，程氏尤其兴盛，号称中山程氏的，都以魏安乡侯昱公为祖先；昱公是中山博野人。程氏世代积累德行，到文简公才开始大为显赫。我听说古代有功德的臣子，进朝接受国家的恩宠；退朝以后，便把功德铭刻在器物上，这不只是为了偏爱自己的后代，也是为了不忘记君主的命令，向国家显示有人才。而且诗人又把他们的事迹声名传播到诗歌中，使其流传无穷。如今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制度也不同了，但仍有幽堂中的墓石、墓道中的碑，可以用来记载德行、彰明功烈；又有幸得到天子亲自书写并为之题名。这些足以照耀程氏，使恩宠荣耀远远超过古代，而我又能够在碑下刻写铭文，这是我的职责。我担心不能称述其德，于是作铭说：程氏以国名为姓，世代久远，支派分流；因居住之地而形成著名的姓氏，各自又因本支人物而显扬。文简公的世系属于中山程氏，过去就很有声望。程氏从文简公开始大为显赫，他的声名由此振扬。他于是执掌国家大权，又接受将帅的节钺。出入朝廷和边疆都勤勉不懈，无论处于险境还是平安之地，操守始终如一。皇帝说：“唉！我有功劳卓著的臣子，用什么来表彰他呢？”有光彩灿烂的文字，只有这位功臣，确实与我同心同德。他把忧虑国家放在心中，并不是只凭体力劳作。东西两面都发生战事，各位将领都没有建立功勋，于是让我的老臣出镇边疆，使他无暇安居朝中。间或在近畿藩镇休息，希望稍稍使他的身体得到休养。他有所请求而尚未得到答复，突然就走完了人生；直到死后仍未停止报国。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忠诚，只有皇帝的褒奖能够说明这一点。铭文的言辞十分简约，谨以此铭来叙述他的事迹，使其万世显扬。王闻修说：“《宋史·琳传》叙述馆伴之事，说契丹使者对程琳说：‘先皇帝曾经同承天太后互通使者，唯独现在没有使者，这是为什么？’程琳说：‘南北两国是兄弟，先皇帝看待承天太后如同母亲，所以没有嫌疑；现在的皇太后是嫂嫂，按照礼制不应互通问候。’欧阳公的墓志中也说：‘使者说太后应当派使者互通书信，公以礼法驳斥了他。’到了碑文中完全不提，想来是因为同外族叙说兄弟关系，并不是好事，只在墓志中略微记载即可。碑文是大书深刻的文章，不应当载入。公知开封府时，外戚王齐雄杀人，章献太后为他求情，程琳最终仍依法处置。又有外戚吴氏背弃丈夫，带着女儿送入宫中，程琳向皇上请求说：‘臣担心天下人议论陛下夺取别人的妻女。’皇上立即把她们送出宫。这两件事史书记载得很详细，但碑文和墓志都没有写。欧阳公大概是不想把这些事彰显出来。这些都是古人懂得文章体制的地方。”

译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至和元年六月，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临淄公因病回到京师。八月，病情稍有好转，入宫拜见天子。天子说：“唉，这是我过去的老师啊。”于是留他在迩英阁侍讲，诏令每五日到前殿朝见一次。第二年正月，疾病发作，不能入朝，皇帝命太医早晚前去诊视，有关部门修整道路，准备亲临他的家。公叹息说：“我没有功劳，竟因疾病使我的君主忧虑。”随即急忙上奏说：“臣的病稍有好转，很快就能痊愈了。”于是皇帝停止了出行。当月丁亥，传来公去世的消息。天子震惊悲痛，立即亲临丧礼，因未能及时见到公而感到遗憾。赠公司空兼侍中，谥号元献。有关部门请求停止视朝一天，皇帝特诏停止两天。同年三月癸酉，将公葬在许州阳翟县麦秀乡北原。安葬后，赐给墓道碑，碑首题为“旧学之碑”。又命史臣欧阳修考察编次公的事迹，完整写在碑的下方。臣修恭敬地读国史，看见真宗皇帝时期天下无事，天子正推让功德，祭祀天地山川，讲求礼乐以修饰歌颂太平的声誉，而儒学、文章方面杰出伟异的人才从公的世家中出现。公是江西临川人，年仅十四岁，忽然从田野乡里起身，进见天子。当时皇帝正亲自考阅天下贡士，适逢殿廷中聚集了一千多人，加上宫臣、卫官簇拥排列，环绕观看。公神色不变，拿起笔立刻写成文章，进献给皇帝。天子赞赏，赐同进士出身，于是进入馆阁，掌管诏令文书，凭文章受到天下人的尊崇。等到陛下在东宫涵养德行时，先帝选用属官，便把公交给陛下。从王府官、东宫属官，最终升至宰相；凡是辅导圣德、忧劳国事之事，从开始到去世，共有五十多年。公去世后，先帝的名臣和陛下在东宫时的旧臣都已经不在了，理应对公给予比甘盘更优厚的褒奖和宠遇。臣修有幸担任史官，奉行明诏，谨冒死上呈临淄公的事迹：公名殊，字同叔，姓晏氏。他的世系显隐和迁徙不固定，从高祖晏墉开始，唐咸通年间考中进士，死于江西任所，才开始把户籍列在高安。此后三代不显达，曾祖晏延昌又把户籍迁到临川。祖父晏郜，追封英国公。父亲晏固，追封秦国公。自曾祖以下，都因公显贵，屡次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张氏，陈国太夫人。祖母傅氏，许国太夫人。母亲吴氏，唐国太夫人。公七岁时就懂得学习和写文章，乡里称他为神童。故丞相张文节公任江西安抚使时，发现公的才华，便上报朝廷。真宗召见他，赐给出身后，第二天又召来考试诗、赋、论。公慢慢启奏说：“臣曾经私下练习过这篇赋，不敢隐瞒。”真宗更加惊叹奇异，于是换了题目考试，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安置在秘阁，使他能够遍读秘书省藏书。命故仆射陈文僖公考察他的学业。第二年，公献上自己所作的文章，召入中书考试，升任太常寺奉礼郎。封禅泰山时，推恩升为光禄寺丞，数月后充任集贤校理。第二年升任著作佐郎，因父亲去世离官服丧。不久真宗思念他，便从他家起复，命淮南发运使准备船只把他送到京师。公参与太清宫祭祀，被赐绯衣银鱼，任同判太常礼院。又因母亲去世服丧，请求离职，皇帝不许他离职服丧。今天子当初被封为升王时，公因选拔任王府记室参军，再升任左正言、直史馆。今天子成为皇太子后，公以户部员外郎充任太子舍人，赐金紫，任知制诰、判集贤院，升任翰林学士，充景灵宫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礼仪院。公已经以道德文章辅佐东宫，真宗有事咨询，多半用方寸大小的纸条细写问题询问他；因此凡是参与机密事务，公有所回答，必定把稿子进呈给皇帝看，不泄露出去。后来真宗把阁中遗留下来的文书全部查看，发现公进呈的稿子编成八十卷，收藏在禁中，没人能够看见。当初真宗遗诏规定，章献明肃太后暂时听取军国大事；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单独进见太后，奏报事情却没有人敢决定他们的意见。公进言说：“群臣向太后奏事时，太后垂帘听取，任何人都不得单独进见。”这项议定于是确定。干兴元年，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升给事中、景灵宫副使、判吏部流内铨；以易侍讲崇政殿，升礼部侍郎、知审官院，任枢密副使；升刑部侍郎，上疏论说张耆不可任枢密使，因此触怒太后。又因被诬陷用笏板打仆人、误伤折断仆人的牙齿，罢职留守南京，大力兴办学校来教育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的兴废，正是从公开始改变。召回任御史中丞，改任兵部侍郎兼秘书监、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主持天圣八年礼部贡举。第二年任三司使，又任枢密副使，尚未正式拜官，改任参知政事，升尚书左丞。太后拜谒太庙，有人请求太后穿衮服戴冕旒，太后向公询问，公依据《周官》以王后服饰回答。太后去世后，执政大臣都被罢免，任公为礼部尚书、知亳州，改任知陈州，升刑部尚书。又召回任御史中丞，再任三司使、知枢密院事，任枢密使，再加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三年三月，于是以刑部尚书身份居于宰相职位，充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自公重新被召用后，赵元昊反叛，军队出征陕西，天下因战争而疲敝。公多次陈述利害，请求撤除监军，并把阵图交给诸将，使他们能够根据敌情决定进攻或防守；对于财物用度收支的要领，也都制定了法令。天子全部施行了这些建议。宫禁先做表率以带动天下，财赋事务全部归有司掌管，最终能够凭谋略使元昊听从约束，于是归还他的王号。公为人刚正简约，待人必以诚心，即使身处富贵也像寒门士人一样；有酒相对而饮，欢快如常。发现一个优点，便像出自自己一样称赞。当时知名的士人，如范仲淹、孔道辅等，都出自他的门下。

译等到任宰相，更加致力于进用贤才。公居宰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都得到进用，至于台阁中的官员，也多是一时贤能之士。天子已经厌倦西方战争，怜悯天下困弊，奋然有意改革，于是想借助群才来改变政治，多次诏令大臣条陈天下事务，准备施行改革，但小人和受宠幸者都认为不利。第二年秋天，恰逢公因事罢相，范仲淹等人也相继离开，改革之事于是停止。公罢相后，以工部尚书知颍州，改知陈州，又改知许州，三次升任户部尚书，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充一路都部署安抚使，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屡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勋为上柱国，爵为临淄公，食邑一万二千户，实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五岁。自幼专心求学，直到病重，手里仍不放下书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曾奉诏修撰《上训》和《真宗实录》，又汇集古今文章编为《集选》二百卷。公处理政务敏捷而力求简便，对百姓和家中子弟都很严谨；侍奉寡姐孝顺恭谨，从未替子弟请求恩泽。他在陈州时，皇上问宰相：“晏某在外任职，从未有所请求，他难道也有什么想要的吗？” 宰相把皇上的话告诉公，公只是亲自写表章问候皇上起居而已。因此公去世时，天子格外悲痛，赏赐比常例加等；任命他的儿子承裕为崇文院检讨，孙子和外甥中尚未做官的九人，也都授予官职。公最初娶李氏，是工部侍郎虚己的女儿；其次娶孟氏，是屯田员外郎虚舟的女儿，封钜鹿郡夫人；其次娶王氏，是太师、尚书令超的女儿，封荣国夫人。儿子八人：长子居厚，任大理评事，早死；次子承裕，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宣礼，任赞善大夫；崇让，任著作佐郎；明远，任祗德，都是大理评事；几道、传正，都是太常寺太祝。女儿六人：长女嫁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弼；次女嫁礼部侍郎、三司使杨察；其余四人还年幼。孙子孙女十三人。公喜爱善人，又被称为知人善任。士人中显达于朝廷的，大多是公所推荐提拔的。至于选择女儿所嫁的人，又能得到两位这样的人家，如此可以说是贤德了。铭文说：姜姓的后裔，在齐国成为晏氏。齐国处在春秋时期，晏氏在诸侯中显赫。《左传》记载桓子、婴，都因孔丘的称许而著名；此后便没有听闻。这个姓氏没有灭亡，只是勉强保存，却有光彩。自从公以来，声名振兴；公的显赫声名，确实辅佐了上天的事业。天子说：“唉！我的父亲真宗拥有很多名臣，因而达到了盛大隆盛的局面。”你起初侍奉我，在王府、东宫，直到后来辅佐我为相。从始至终都亲身尽力，以德行辅佐我，对国家有功劳。公在外地患病，从洛地回来。天子说：“留下你，你是我过去的老师。如今朝廷中的人，没有谁像你这样是我的旧臣。我把什么人托付给谁？我的圣父如今已经去世了，谁来做我的老臣？该用什么来赠给你？”于是赠司空、侍中，礼制上格外加厚。我的思念没有穷尽，便把这些文字篆刻在碑首。天子褒奖公，史臣奉诏作铭来叙述此事，使之永远昭示后世。茅坤说：“从宫禁开始节省财用，如果不是晏元献公，不能谋划；如果不是宋仁宗，也不能听从。元献公做宰相很久，而有十个子孙，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求取恩泽。公死后，朝廷一时同时授予官职，这些都是盛世的事情。” 王闻修说：“《宋史》本传全部采用欧阳公这篇文章，唯独在出任颍州知州处增补说：‘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下圣上，晏殊曾奉诏撰写墓志，死后却没有记载。又上奏论说晏殊役使官兵修治出租房屋来谋取利益。可是晏殊当时因为章献太后临朝，所以墓志不敢直说；而且他所役使的士兵，是辅臣按例可以借用的，时人认为不应归罪于晏殊。’考察孙甫、蔡襄所论，实在很不恰当，欧阳公在这篇文章中删去它们，不是替晏公避讳，而是替孙甫、蔡襄避讳。孙甫、蔡襄的墓志也出自欧阳公，孙氏墓志说：‘有人说宰相因某事应当离任，皇上立即替他罢免。’蔡氏墓志竟然不记载，大概欧阳公也不认为这种说法正确。公任江西安抚使时，推荐晏公为神童，《李防传》中也有此事；当时正与张知白一同出任使者。孙甫、蔡襄既然弹劾晏公，不久也同晏公一起离任。晏公一天游览涡水，看见青蛙爬上树捕蝉，蝉太大，青蛙的嘴容纳不下，二者一起掉到地上，于是作《蜩蛙赋》，大意说：‘隐藏微小的身体而暗中前进，跳动轻捷的身躯而猛烈吞噬；虽然张口多次而接连捕获，最终仍被扼住喉咙而不能制服。’

译石曼卿墓表。曼卿名延年，姓石。他的上代是幽州人，幽州归入契丹后，他的祖先石自成才率领族人辗转南归。天子嘉奖他们归来，准备给他俸禄，但他不接受，于是在宋州宋城县安家。父亲名补之，官至太常博士。幽州、燕地的风俗强悍尚武，曼卿年轻时也以气概自负；读书不拘泥于章句，唯独仰慕古人的奇特节操和伟大行为，对世俗琐碎拘谨的事情认为不值得动心。自知同当时社会不合，于是混迹于酒中。然而他喜欢纵情饮酒，大醉后颓然自放，因此更加同世俗不合。可是同他交游的人都知道曼卿洒脱奇异可爱，却不知道他的才能本来是可以施展的。他四十八岁时，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阁校理的身份死于京师。曼卿年轻时多次考进士不中，真宗推恩，凡三次考进士不第的人都补授奉职，曼卿起初不肯就任。张文节公一向认为他奇异，对他说：“母亲年老，你还选择俸禄吗？”曼卿惊醒般起身接受任命，升为殿直。过了很久，改任太常寺太祝、知济州金乡县，感叹说：“这也可以用来治理政事啊。”县中有治理的声誉；任通判干宁军时，适逢母亲永安县君李氏去世，服丧期满后，任通判永静军，都有能干的声名。充任馆阁校勘，屡次升任大理寺丞、通判海州，回朝任校理。庄献明肃太后临朝时，曼卿上书请求把政权还给天子。后来太后去世，范讽因进言得到宠幸，引荐曾经谈论太后政事的人，立即使其获得显贵官职，想要引荐曼卿；曼卿坚决阻止他，这才作罢。自从契丹同中国互通使节，李德明完全占有河南并臣服于宋，于是致力于休兵养息，天下安宁，内外放松武备三十多年。曼卿上书陈述十件事，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元昊反叛，西方用兵，朝廷才想起他的建议，召见他，逐渐采用他的主张，登记河北、河东、陕西的民众，得到乡兵几十万人。曼卿奉命出使登记河东兵籍，回来后得到称许，赐绯衣银鱼。天子正想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而他却已经病了。后来听说边将想用乡兵抵御贼军，曼卿笑说：“这只是领会了我的粗略想法。没有训练过的士兵，勇敢和怯懦混杂；如果怯懦的人见敌就动摇，那么勇敢的人也会跟着溃败。如今如果来不及训练，不如招募那些敢于出战的人，这样人人都是精锐士兵。”他看待世事，轻视得仿佛不值得做；但等到听他说出施政设防的方法，即使精心思考、深谋远虑，也不能超过他。他外貌伟岸，喜欢饮酒，自负豪放，似乎不能用法度约束；但退一步考察他一生的取舍和大节，没有一件违背道理的。他遇到别人，不论贤能还是愚笨，都使对方尽情欢喜；等到私下议论是非时，对于天下的正确、错误、善恶，都判断得恰当。具有这种心意的人，没有几个。他写文章，刚劲有力，符合他的意气。有个儿子叫济滋。天子听到他的死讯，任命他的一个儿子做官，使他的家族能够得到俸禄。去世三十七天后，葬在太清观的祖先墓地。好友欧阳修在他的墓上写表说：唉！曼卿宁愿把自己混同于世俗来求得高尚的名声，也不稍稍屈身来迎合世俗，可以说是自重之士了。士人所承担的志向越大，便越看重自己的操守；越看重自己的操守，便越难以同世俗相合。然而想要让他共同成就大事、建立奇功，非有这种难以相合而又自重的士人不可。古代杰出雄伟的人物，没有不是怀有超越世人的志向的，所以有的宁愿毁坏自身、玷污名迹，最终困顿而不为人知；有的直到老死才幸运地遇到机会，仍然能够稍稍施展才华于世间。像曼卿这样的人，不只是因为难以同世俗相合而不能施展才能，也是因为不幸没有活到中寿；这大概是命运吧！这难道不可悲吗！周必大说：“欧阳文忠公喜爱贤能、乐于行善，大概是他的天性。他得到朋友间的短稿尺牍，一定卷起收藏。曼卿、子美，都是才华俊秀、节操正直的人，公深深了解他们；他们雄健的文辞和有力的笔锋，公一向推重。可是他们的官位都不过馆阁之职，年龄也都没有活到知命之年，公尤其为他们遗留下来的墨迹悲伤，因此格外用心。熙宁壬子年，是公梦中去世的那一年，他还亲自在卷末题跋。唯独公的道德文章足以作为百代师表，而他喜爱干旄缁衣一类贤者的情怀，到死也没有懈怠。那些争名的人彼此倾轧，写文章的人互相排挤，听到公的风范，难道能不稍稍感到惭愧吗！”

译连处士墓表。连处士是应山人。他以平民身份终老于家乡，但应山人直到今天还思念他。当地的长者教导子弟孝顺友爱、恭敬谨慎、知礼谦让而温厚仁慈时，一定以处士为榜样，说：“做人像连公这样，就足够了。”那些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遭遇灾荒饥饿的人，都说：“自从连公去世，使我们失去了可以申诉、依靠而活下去的人，这是我们的遗憾。”唉！处士居住在应山，并没有用政令、恩惠和威势来亲近他的百姓，却能使人这样，这就是所谓亲自实行，不用言语却能取得信任的人吧？处士名舜宾，字辅之，他的祖先是闽人。从他的祖父连光裕起，曾任应山县令，后来任磁州、郢州推官，死后归葬应山，于是便在这里安家。处士年轻时曾应举学习《毛诗》，一次没有考中，而他的父亲连正因病废居家中，处士侍奉供养在父亲身边十多年，因此不再谋求仕进。父亲去世后，家中原来有很多财产，他全部散给乡里，用来救济乡亲，却教导两个儿子读书，说：“这才是我的财产。”年成饥荒时，他拿出一万斛粮食出售，使市场上的粮价最终没有上涨，邻近各县的百姓也都依赖他得到救济。有盗贼偷了他的牛，官府急忙逮捕盗贼，盗贼走投无路，亲自把牛送回来。处士反而为此向他惭愧道歉，说：“劳烦你把牛送回来，送你厚礼，打发你走。” 有一次他因事到信阳，在西关遇到盗贼。身边的人把处士的身份告诉盗贼，盗贼说：“这是位长者，不可以冒犯。”便放过他离开了。处士有个弟弟住在云梦，他前往探望，得病后去世，便把灵柩运回应山。应山人离县城几十里便迎上来哭泣，争着抬他的灵柩返回；经过县城集市时，市民都哭泣，为他停市三天，说：“应当为连公举行丧事。”处士有四个儿子，名叫庶、庠、庸、膺。他所教导读书的两个儿子，后来都考中进士。如今连庶任寿春县令，连庠任宜城县令。处士于天圣八年十二月某日去世，庆历二年某月某日葬在安陆蔽山的南面。从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年，应山的长者中认识处士的人，以及曾经依靠他生活的县民，往往还都活着，只是已经处在他的子弟和后辈之后。听说处士品行的人还没有远去；如果再过三四代，到了孙子、曾孙一辈，所传闻的事有时会失真，那么我担心应山人就不能再知道处士的详细事迹了。因此在他的墓上立表，来告诉后人。八年闰正月一日，庐陵欧阳修撰述。周必大说：“应山连处士，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罢了。他死后，郑地的人以他的孝顺、友爱、礼让为法，凡是鳏寡和饥荒中的人都追念他。” 欧阳文忠公为他作墓表，说“亲自实行，不用言语却能取得信任”，大概是实录了。他有四个儿子，而宝文公是第三个儿子的孙子，以文章赞美并书写此事。他有才能谋略，掌管一方政务，能够孝顺而忠诚，光大了家族声望。如今机宜君连防受到提拔任用，尚未在政务上充分施展，不只是像处士那样居乡而已。王闻修说：“连庶字君锡，连庠字元礼，都曾向二宋求学。连庶任官清廉，人称‘连底清’；连庠又加上严肃，人称‘连底冻’。连庶任县令时，因为母亲年老，请求任陈州税务监官。有一次送客出北门，看见太阳西斜、风尘弥漫，而车马冠盖来往不绝，感慨万分，当天便请求分司退归。过了很久，因欧阳公推荐而任昆山县知县，却辞谢不去。多次升迁至职方员外郎。连庠最终任都官郎。”考察这两个儿子的贤能到这种程度，而这篇墓表一句也没有提到，大概文章体例本来就应当如此。胡先生墓表 先生名瑗，字翼之，姓胡。他的上代是陵州人，后来成为泰州如皋人。先生以身为人师表，用言语和行为感化人，使诚实明达的人通达事理，使昏昧愚钝的人受到激励，使顽固傲慢的人改变。因此，他所立的规范严明而令人信服，所倡导的道术持久而为人遵循。师道已经废弃很久了，自景祐、明道以来，天下读书人有老师的，只有先生以及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的门徒最多。他在湖州办学时，弟子来去常有几百人，各自凭借所学经书互相传授。他的教学方法最为完备，实行数年后，东南的士人没有不把仁义礼乐作为学问的。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讨论天下大事，开始感慨地下诏令州县都兴办学校。于是京师建立太学，有关部门请求下令湖州，取用先生的教学方法作为太学的制度，至今仍著为法令。十多年后，先生才来太学任职，求学者从远方赶来，太学容纳不下，便征用旁边的官署作为校舍。礼部每年贡举所得的士人中，先生的弟子常常占十分之四五。他们中名列前茅的在当时都很有名，有的考取科第而身居显要，其余散居四方，随着各人的贤愚不同，却都循循有序、文雅端正；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不必询问也知道是先生的弟子。他的学生彼此称他为先生，不问也知道说的是胡公。先生起初以平民身份谒见天子，议论音乐，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征召任丹州军事推官，改任密州观察推官。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任保宁军节度推官，于是主持湖州学校。召入任诸王宫教授，因病免职。不久以太子中舍的身份退休，升为殿内丞，在家中领取官俸。皇祐年间，驿马召他到京师议论音乐，又任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仍因病辞职。过了一年，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于是居于太学。升任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嘉祐元年，升任太子中允，充任天章阁侍讲，仍主持太学。不久病重不能上朝，天子多次派使者慰问，又以太常博士之职让他退休。他向东归去那天，太学的学生和朝廷贤能士大夫到东门为他送行，行弟子之礼。路人感叹，认为这是荣耀之事。他于嘉祐四年六月六日在杭州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第二年十月五日葬在乌程县何山的原野上。他的世系、官职、籍贯和事迹，由莆阳蔡君谟详细记载在墓志中。唉！先生的德行存在于人们心中，不必立表也会在后世显现；然而若没有这篇文章，就无法慰藉求学者的思念，所以刻在他的墓地上。六年八月三日，庐陵欧阳修撰述。吕元明说：仁宗时，国子先生一定要从天下选求贤士，其中又选择最贤能的人，专门委托他掌管教育和规矩。胡翼之任直讲时，有专人掌管学校政务。胡翼之还鉴别人物，选择那些才能远远超过常人的人；对于令人敬畏佩服的，就加以奖赏和激励。他又各依照学生的爱好，把他们分类聚居。喜欢经学的、喜欢谈论军事的、喜欢文学技艺的、崇尚节操义行的，都按类别群居在一起，互相讲习。胡翼之还不时召见他们，让他们谈论所学，为他们判定道理。有时亲自提出一个义理，所以大家都乐于跟从他而有所成就。如今朝廷的近臣，往往都是胡翼之的门徒。

译泷冈阡表 唉！我已故父亲崇公在泷冈选择吉地安葬已经六十年了，他的儿子欧阳修才得以在墓道上作表，并不是我敢于拖延，实在是有所等待。我不幸四岁时便成了孤儿，太夫人守节立誓，家境贫困，亲自努力解决衣食问题，把我养大、教导成人。太夫人告诉我说：“你父亲做官清廉而喜欢施舍，喜爱宾客；他的俸禄虽然微薄，却常常不让它有剩余，说：‘不要让这些财物成为我的拖累。’所以他去世时，没有一片瓦可以遮盖，没有一垄田地可以种植来庇护你们、供你们生活，我凭什么能够守住自己呢？我对你父亲只知道一二分，是因为对你有所期待。自从我成为你家的媳妇，没能侍奉你的祖母，但我知道你父亲能够奉养她。你幼年丧父，我不能知道你一定能够立身成事，但我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后代。刚嫁过来时，你父亲服完母丧才一年多，每逢岁时祭祀，他一定流泪说：‘祭品丰盛，也不如生前奉养得微薄。’偶尔享用酒食，又流泪说：‘过去常常不够，如今却有余，哪里还来得及呢？’我开始只见过一两次，以为是刚服丧期满，偶然如此罢了；后来他一直这样，直到终身从未改变。我虽没能侍奉祖母，却由此知道你父亲能够奉养她。” 你父亲做官时，曾经夜里点着蜡烛处理官府文书，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他说：‘这是一桩死刑案件，我想设法使犯人活下来，却没有办到。’我说：‘可以设法让他活下来吗？’他说：‘设法使他活下来而没有成功，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憾，何况设法求生而成功呢？正因为有成功的可能，才知道那些没有设法求生便死去的人会有遗憾。即使经常设法使人活下来，仍然会有误判而使人死去，世人却总是设法置人于死地。’他回头看见乳母抱着你站在旁边，便指着你叹息说：‘术士说我命行在戌年，将会死去；如果他的话应验，我就来不及看见孩子成人了。以后应当把我的话告诉他。’他平日教导其他子弟，常常使用这些话，我听得很熟，所以能够详细记述。他在外面的事情，我不能知道；但他在家中毫不矜饰，所作所为却如此，这难道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吗？唉！他的内心是深厚而仁慈的吗？这就是我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后代的原因，你要努力啊。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关键在于孝；利益即使不能广泛施及万物，关键在于内心深厚仁慈。我不能教导你，这是你父亲的志向。欧阳修哭泣着记下这些话，不敢忘记。先公年少丧父，努力求学，咸平三年考中进士，任道州判官、泗州和绵州推官，又任泰州判官，享年五十九岁，葬在沙溪泷冈。” 太夫人姓郑，父亲名德仪，世代是江南的名门。太夫人恭敬节俭、仁慈有爱而知礼，起初封为福昌县太君，后来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她家境稍微衰落时，便以节俭治家；后来也常常不让家用超过这个限度，说：“我的儿子不能苟且迎合世俗，俭朴简薄正是用来度过患难的。”后来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太夫人谈笑自如，说：“你家本来就是贫贱之家，我一向习惯过这种生活；你能够安于此，我也就安心了。”先公去世二十年后，欧阳修才获得俸禄奉养母亲；又过了十二年，列身朝廷官员，才得以追赠封号给亲属。又过十年，欧阳修任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在官舍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又过八年，欧阳修因才德不足而进入枢密院任副职，参与政事；又过七年罢职。自从登上中书、枢密两府，天子推恩褒奖他的三代先人，大概自嘉祐以来，每逢国家大庆，必定增加恩宠赏赐。皇曾祖府君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屡次封为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祖妣屡次封为吴国大夫人。皇考崇公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屡次封为越国太夫人。如今皇帝第一次举行郊祀，皇考被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于是小子欧阳修哭泣着说：“唉！行善没有不获报的，只是迟早各有时日，这是常理。我的祖先积累善行、成就德业，本应享有隆盛的荣誉；虽然不能亲身享有，但赐爵受封、显贵荣耀、褒扬尊大，实在获得了三朝的恩赐诏命，这足以在后世显扬，并庇护依赖他们的子孙了。”于是列出世代谱系，全部刻在碑上。后来又记载我皇考崇公的遗训，以及太夫人教导我并对我有所期待的话，一同刻在墓道上，使人知道小子欧阳修德薄才浅，逢时侥幸窃居官位，而能够保全大节、不辱没先人，实在是有来由的。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五日乙亥，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欧阳修撰表。” 朱子说，韩愈《祭十二郎文》之后数百年，本朝又有欧阳文忠公的《泷冈阡表》，它受到朱子倾心折服就是如此。然而把两篇文章相比较，它们的情感意趣都缠绵悲恻，能够表达难以表达的内心隐情；所谓喜爱反复铺陈、善于自我抒写，确实不相上下。至于流传万世，即使严酷的官吏读了，也不觉泪流满面，这一点欧阳修的文章确实独占其美，韩愈还逊色一些。孔子说：‘如果有车，一定能看见车轼；如果有衣，一定能看见它的破旧。’这是说有真实内容，才会有相应的文章。韩愈固然不会没有实际内容却空谈，欧阳修胜过他的地方就在于真实。像这样的文章，应当从朝廷直到乡里，没有人不歌咏、吟诵、讽读它吧？这才叫作辅助六经。所谓‘辅助六经’，当然不在那些只从事章句训诂的人。储欣说：‘千百年来的墓表中有几篇这样的文字，难道只是《居士集》的冠首吗？’我的老师观我先生任永丰县令时，把《泷冈阡表》的石刻本赠给我，旁边有两道龙爪痕迹，指爪形状清楚可见。当地人说：‘欧公当初在家中磨刻这块碑，装船运走。不久遇到大风雨，船翻了，风雨稍定后，派人潜入水中寻找石碑，却找不到。过了一天，石碑已经在泷冈墓道上了，完整无缺，没有丝毫损伤，只增加了两道爪痕罢了。’父老相传，龙王想读欧公的文章，便派属下抓取石碑送来。这种说法颇为荒诞，但文章的力量达到如此地步，能够感动神明、感动怪物，也许也是情理中可能发生的事吧。

译《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二目录 庐陵欧阳修文十一 墓志铭 《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薛公墓志铭》，《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二 庐陵欧阳修文十一 《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知邓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上轻车都尉、阳夏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名绛，字希深。他的祖先出自黄帝之后任姓的分支，共分为十族，谢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国家在南阳宛地，夏商周三代之际因国势微弱而不显著，直到《诗经·崧高》才开始记载：周宣王派召公营建谢邑，赐给申伯。大概谢氏先是失去国家，子孙流散逃亡，便以国名为姓，历经秦、汉、魏，仍不显赫。到晋宋之间，出自陈郡的谢氏才成为盛族。公的父亲是太子宾客，名涛，爵为陈留伯；到公受封建国时又为阳夏男，都属于陈郡，所以沿用封号，又成为陈郡人。然而他们的官职、封邑和最终葬地随着时代而迁移，其家谱从八世以下还可以考见。八代祖谢汾是河南缑氏人，到五代祖谢希图才迁往南方，有的葬在嘉兴，有的葬在丽水。自父亲以上三代都葬在杭州富阳。公于宝元二年四月丁卯日前来治理邓州，当年十一月己酉因病死于任所，因为路远不能运回南方，便于第二年八月在州城西南某山的南面找到墓地，将他葬在那里。公享年四十五岁。最初娶夏侯氏，先于公去世，如今将她迁来与公合葬。后来娶高氏，封为文安县君。三子六女，儿子谢某都任将作监主簿；女儿一人早亡，五人还年幼。公去世时，他的门客欧阳修在灵位前吊唁哭泣，退下来便叹息说：“当初宾客公去世，欧阳修有幸铭记他的德行，把墓志放入富阳的墓地。如今又来哭吊公的丧事，在灵位前哭吊的人没有谁比我更旧，因为我曾经撰写过他家世的墓志。”于是按次序叙述公的一生说：“公十五岁时开始出仕，任试秘书省校书郎；又考中进士甲科，以奉礼郎身份任颍州汝阴县知县；升为光禄寺丞，上书论述四民失业。杨文公推荐他的才干，召试后充任秘阁校理；两次升迁为太常丞，任常州通判。母亲晋陵郡君许氏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升为太常博士。采用郑氏经学和唐代旧例，议论昭武皇帝不是受命之祖，不应配享上帝。天圣年间，天下水旱交加而且发生蝗灾，黄河决口冲毁滑州，他又上书依据《洪范》五行和京房传推断灾异，说明这是上天谴责告诫的意思，极力陈述当时的缺失，毫不避讳。与欧阳修共同修撰真宗国史，升任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任河南府通判；写信给丞相说年成歉收，嵩山宫应当停止，不要修治；又上书论述妖人和方术士不应出入宫禁，请求追究。” 先生获赐处士的称号期满后，暂任开封府判官；又两次升迁为兵部员外郎，任三司度支判官。他上书论述法令禁止秘密织制花纹透背的丝织品。诏书说：“从宫中开始。”如今宫人受赐衣物后，又下令有关部门取回，这就是以法令约束别人却自己违犯法令，无法使天下信服。他又说后苑制作官用龟筒，也是禁物，民间不应拥有，私自拥有便是犯法。因此请求停止宫中制作各种器物，一切都按照他的职分直言进谏。他还说有关部门常常请求皇帝降下诏令，诏令又从宫中直接发出而屡次更改；况且号令屡次改变，就会损害国家体制，偏听利害之说，就会扰乱圣明判断。请奏的人只想各自推行己意，守法的人却担心政令不一。请求凡是诏令，都先由中书、枢密院审议，然后施行。郭皇后被废时，他上书引用《诗经·白华》，并以申后、褒姒的事情作为警戒。景祐元年，父亲去世，他服丧；服丧期满后，召试任知制诰，兼判流内铨。谏官说李照新制定的乐律不可采用，皇帝把这件事交付群臣议论，议论很久不能决定。公提出两种意见，说：“宋朝的乐律已经使用三代了，李照的方法不合古制，我主张沿用旧制。”于是他在其中一份意见上署名说：“赞成新乐的人另行署名。”署名议案的人都跟着公署名。公为人庄严肃穆，平日谨慎自守，温和安静，不随意喜怒；到了面对事情时却敢于直言，何等壮烈啊！有时意见被采纳，有时不被采纳；有时议论高明却不能实行，有时后来果然如他所说，都是援引经典、依据古制，切中当时的弊病。三代以来，文章最兴盛的要数西汉；公在制诰方面尤其深得其体制，世人所称的常、杨、元、白，都不足以过多称道。公既然以文章闻名，至于治理政务，也没有什么不能通达的。他从任汝阴县令时就已有能干的名声，辅佐治理常州，到今天常州人还思念他。钱思公镇守河南时，把所有事务都交给他办理。当时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在永安营建两座陵墓，从铁石到畚箕、锄头等，一件东西也不向百姓索取，却能全部备齐。公修治国子学，教导从远方来的学生一百多人，其中考中科第的有十分之八九。河南人听到公去世，都流下眼泪。学生们在学校为他画像并祭祀他。当初，吏部拟定官职时，以有无圭田作为均衡标准；公取来州县田地的实际情况，按照当地物价的差异核算多寡，张榜公布在尚书省中。那些名义上有圭田而实际上没有的，一概不用。人们认为这样便利。天下的官吏有确定的职务却没有确定的员额，所以候选者常常因人数太多而长期积压，吏员便借机作弊。到公负责选任时，聚集的人往往不到十天就离去，天下都称赞他公平。他遇到事务越繁剧，处理起来越像简易小事，而且从容有余。等到他请求出任邓州知州时，他的治理更加以宽缓安静为根本，于是全州平安无事。此前有一个妖僧，用虚假言语诱骗男女百姓几百人，常常日夜聚会，持续了六七年而没有停止。公只逮捕其中两个首恶，依法处置；其余一概不追问，百姓这才知道公的法令虽然可畏，却安于他不苛刻的治理。南阳堰引湍急的水灌溉公田，水流来自远方，很少能够惠及百姓，而且堰坝的墩柱已经毁坏。公商议重新召信臣故渠，免除邓州百姓每年的劳役，把水利交给百姓使用。他大力兴建学校，尚未完工便去世了。公刚到邓州时，领取官府粮食的人有四十多人，有人怀疑太多。到他去世时，这些人都为他穿丧服。他治理家事，穿衣梳头只用两个婢女；到了三个侄辈的孤儿弟妹，也都聚在一起供养他们。临终那天，官廪没有剩余粮食，家中没有剩余财产。进入他的堂屋哭吊，衣架上没有一件新衣。然而他平生喜爱宾客，谈笑宴饮仍然和悦自如。从年轻出仕到去世，三十年间，他坚守操守没有改变，对外也没有刻意表现得特别奇异。这就是他一生的大节。铭文说：寿命长短，我不知道是否由天命决定，还是系于偶然？既然让他德业隆盛，那么他的早逝又该归咎于什么？只有明亮的德行，只有丰厚的仁爱，只有竭力施为，这些都是公所拥有的。前面叙述世系的次序和事情的始末，接着叙述立身处世的一生始终。其中先叙述立言，其次叙述立政，再次叙述立德。三者郁然相互彰显，灿然彼此辉映。

译《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薛公墓志铭》。明道二年，尚书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河东公因病请求退归。天子对他的政务说：“我不能多次烦劳你。”于是下诏优待公，免于上朝，但仍像以前一样处理政务。一年中多次请求，才获准回到私第；又多次请求，后来才授公为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判尚书都省，罢免他的参知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兵部尚书。公名奎，字宿艺，姓薛。薛氏的先祖出自黄帝之后的任姓。任姓分为十族，薛氏是奚仲最初受封的地方。后来奚仲迁离薛地到邳，仲虺则留居薛地。春秋时期，薛国见载于经书，他的子孙后来便以国为氏。这就是他的谱系。隋唐之间，居住在河东的薛姓最为兴盛。公是绛州正平人。曾祖父追赠太保，名某；大祖父追赠太傅，名某；祖父殿中丞，追赠太师，名某。三代都不显达，却因公而显贵。当初太宗皇帝征伐并州，太师以防干的身份随行在皇帝身边，没有被任用，便罢职。公十多岁时，已经能够撰写文章。太师回头说：“这孩子一定会光大我家，我还要做什么呢？” 于是太师不再经营生计，专门施舍借贷来救济乡里，说：“我有儿子了，以后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五十年后，公才辅佐当今天子参与政事，成为当世名臣，果然如他所说。公为人敦厚笃实、忠诚刚烈、果断勇敢而明达。起初考中进士，名列州里第一，却把名次让给同乡王严，自己居于第二，于是乡里都称赞他。淳化三年，第二次应试才考中，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隰州军事推官。刚到任，便取出州狱中已经定案的文书，使四个蒙冤者得以活命。调任仪州推官，士人争相推荐他的才能。母亲太夫人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因推荐授为大理寺丞，任兴化军莆田县知县，全部废除旧时王氏擅自设置而无名目的租税，莆田人至今仍把这当作他的恩德。升为殿中丞，任河南长水县知县，调任兴州知州。兴州旧日铸造铁钱，役使很多工匠，百姓以此为苦；公于是招募有力量的民户，放开山禁，让他们自行获利，再收取铁租用来铸钱，完全废除劳役，百姓因此不再劳苦。升任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推荐公的才干，中丞亲自到御史台授予他监察御史之职，召入任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赐绯衣银鱼。出任陕西转运副使，因举荐人获罪而被免官。过了几个月，任陕府通判。一年多后，召回御史台，安抚河北，号称有才能。改任尚书户部员外郎、淮南转运使、江淮制置发运使，开通扬州河道，废除其中三道堰坝，以便利漕运，每年因此运送八百万石粮食，后来京师很少能赶上这个数目。又升任吏部员外郎，太师去世，公请求离职服丧，朝廷不允许；过了两年，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与三司使李士衡在三司省中争论政事。李士衡拉拢当时的权贵作为援助，公被授为户部郎中、直昭文馆，出任延州知州，升为吏部郎中，入朝任龙图阁待制、开封府知府，升任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者萧从顺来朝见。当时庄献明肃太后垂帘听政，萧从顺举止多有不恭敬，因为以为南方使者到契丹都能见太后，便请求觐见太后。朝廷群臣对此忧虑，却没有办法决定，公独自据理驳斥他，萧从顺才停止请求；嫉妒公的人却诬陷他泄露宫禁中的话，因此授他集贤院学士，出任并州知州，改任秦州知州。秦州驻有重兵，军队曾经缺粮，公勤俭积蓄，教百姓种植水田。一年中升任枢密直学士、益州知州，而秦州积存的余粮达到三百万，征收计算后多出的粮税有三十万，又查核百姓过去隐瞒的田地数百顷，所得草料粮食又有十多万。秦州百姓和所属蕃部几千人到转运使处请求挽留他，最终没有成功。公在开封以严厉治理，整肃清理京师，京城百姓甚至私下用俗语给他取称号，并且互相告诫说：“这是不能冒犯的人。”监狱因此多次空置，直到今天人们有时还这样称说他。等到他居住蜀地，尤其有良好的政绩。百姓有人得到伪蜀时期的中书印，夜里用锦囊把它挂在西门，守门人把这件事报告给蜀人，跟随而来的人有上万人，大家惊恐不安，说着奇怪的话，想看看公将如何处理。公却只命主吏把印藏起来，一点也不拿来察看，百姓才停止骚动。一个老妇人告发她的儿子不孝，儿子申诉说贫穷不能奉养母亲，公便拿出俸禄给他，说：“用这些作为生活费用，来奉养你的母亲。”儿子于是变得慈爱孝顺。乡里富人的三个女儿都成了孤儿，有人胡乱争夺她们的财产，公把财产分成三份，为她们置办婚嫁，于是人人都认为公仁慈有恩。蜀人喜欢作乱而容易动摇，公既用平安无事来镇定他们，又能顺应当地风俗，从容宴饮取乐；等到遇到事情，揭破奸邪、发现隐情，预先判断，随即决断，就像逢蒙射箭、东方朔占卜一样，没有一件不应验。蜀人又爱戴他又畏惧他，把他比作张尚书张咏，却说他并不苛刻。开封是天子的京畿，益州是蜀地的大都会，历来都被称为尤其难以治理的地方，而公在这些地方尤其以刚猛宽缓的政绩闻名，前后采取不同的施政方式，可以说真正懂得治理的方法了。入朝授为龙图阁直学士，代理三司使，随后授为参知政事。公入朝谢恩，皇上说：“先帝曾说你可以任用，我今天任用你了。”公更加感动奋发，努力自勉。他一向刚毅守节，不苟且迎合；参与政事后更加挺立，不受牵制、不随人附和。然而他总想把天下一切事情都纳入规矩，无论大小都如此，往往不能实现，于是回家躺卧，叹息忧虑惭愧，常常不吃饭。家人笑他何必如此，公说：“我惭愧不如古人，又害怕后世讥笑我。”公曾出使契丹，与契丹君臣交谈，以议论折服席间众人。后来契丹使者来朝，总要问公在哪里；听说公已经被任用，便都高兴地说：“这就是得到人才了。”边境官吏抓到间谍，得到消息说契丹想要抛弃盟约、发兵进攻，皇上立即召集大臣商议，有人想选将增兵。公说：“契丹畏惧誓约而贪图利益，而且没有可以借此开启战端的缝隙，他们一定不会行动，不应丧失持重的态势，让他们有机会窥伺。”后来果然没有发生事情。另一天，皇上回头对公说：“果然如你所说。”从此更加器重他。明道二年，庄献明肃太后想让天子穿衮冕去拜见太庙，群臣犹豫不决，只有公独自争辩说：“太后如果一定要穿王服去见祖宗，那将怎样行拜礼呢？”

译太后不能改变皇上的决定，于是改穿其他服饰。太后去世后，皇上见到群臣便哭着说：“太后病重不能说话，却还多次拉着自己的衣服，好像有所嘱托，这是为什么呢？”公立即说：“大概是在说衮冕吧；可是穿着衮冕，难道可以去见先帝吗？”皇上恍然大悟，最终让太后穿着后妃服饰下葬，于是更加认为公确实可以任用。公先娶潘氏，早逝；后来娶赵氏，如今封为金城郡夫人。有一个儿子直孺，任大理寺丞；五个女儿，长女嫁给已故职方员外郎张奇，次女嫁给已故开封府士曹参军乔易从，早亡；再次女嫁给太原王拱辰，早亡；再次女嫁给庐陵欧阳修；最小的又嫁给王氏。公显贵后，追赠曾祖以下三代祖先为太保、太傅、太师，又追封曾祖母某氏某夫人、祖母某氏某夫人、母亲某氏某夫人。公性情孝顺慈爱，虽身居高位，家人仍然勤俭，丝毫不知道骄奢。几个儿子幼年丧父，抚养他们与平时没有不同。他所作文章四十卷，正直而有气势，正如他的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日，他的孤儿直孺从京师护送灵柩，葬于绛州，并在某年某月某甲子日举行葬事之前，把公的功绩品行写成状文上报太常。太常议定说：“谥法中，一种德行始终不懈叫作‘简’，守持内心、决断坚定叫作‘肃’。如今他的事状符合谥法，于是谥为‘简肃’。”铭文说：薛氏始封于夏地，便以国为姓；后来在隋唐时期，河东薛氏最为兴盛。公的世代承载德行，确实是河东人。‘一定会光大我家’，这是太师当年的话。公任职办事，把难事化为易事；参与重大政务，不屈挠、不受牵制，多次裁决重大议论，言论鲜明可传。公没有做宰相，因病请求回家；赗赠助丧的荣耀，则加赠尚书之职。公有敏达的德行，他的事迹光明显著；公有美好的声名，有关部门为他议定谥号，把事迹报告史馆，使谥号传给子孙，又刻写铭文，放入墓门。王闻修说：“《宋史》本传与墓志所记不同。传记说，公在陕西时，赵德明说延州的蕃部侵犯他的黑林平土地，皇帝下诏查验。薛奎查阅郡中档案，发现赵德明曾经借道黑林平，便发文书把记录给他看，赵德明于是服罪。任延州知州时，赵元昊经常派官吏到京师请求俸赐，官吏趁机买卖禁物，隐瞒关税，谋取非法利益。薛奎查明实情，请求把蜀道的缣帛留在关中，再转运供给他们。薛奎善于识人，范仲淹、庞籍、明镐还在任选人时，他都认为他们有宰辅之才。契丹使者请求见太后，薛奎驳斥说：‘皇太后垂帘听政，本朝群臣也从未见过她。’欧阳公叙事，以简洁为贵，就是这样。他叙述子女时写直孺说：‘次女嫁给庐陵欧阳修’，其余一个字也不多写，多么庄重严肃啊！” 《祭薛尚书文》又写得非常详明。墓志说：“天下共同祭祀的公事，写尽了一己的私情。” 后人撰写尊长者的行状，往往插入自己的事情，这哪里值得谈论文章呢！

译《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庆历八年春，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六十九岁，请求告老，于是以工部侍郎的身份退休，回到常州。他出发时，天子召见他，设宴慰劳，并赐给他不拜之礼。公卿大夫都到东门为他饯行，眺望叹息，互相说道：“杨公要回去了！从公个人来说是荣耀，从国家来说却是可惜。”第二年九月十三日，公病势危重，拿出一篇谈兵的文章给儿子忱、慥看，并把遗言交代给他们：“我听说臣子即使死了，也不敢忘记自己的君父，这是天下最深的恩情和大义。如今我不幸将死，仍想用即将闭合的嘴，说出天下最大的忧患，为陛下留下无穷的思虑。我所说的事情有五项，以此完成我的志愿，死也没有遗憾。只希望陛下采用我的意见，不必为我的死悲哀。”说完便去世了，没有谈及自己的私事。忱、慥把他的遗言和兵论一同上报。天子震惊悲悼，回头询问有关部门有什么办法可以宠荣杨公，有关部门援引旧例回答。天子说：“这哪里足以慰藉我的思念！”于是下诏特赠公为兵部侍郎。公年轻时跟随种放学习，学问文章都很好，长于议论，喜爱读兵书，通晓古代兵法，认为士人不能兼通文武，就不足以担当大事。当四方没有战事时，他多次上书谈论边境事务。二十多年后，元昊在河西叛乱，契丹出动军队违背盟约，三边都告警，天下因战争而疲敝。公在这个时候耗费精力、疲劳心神，日夜思虑，创制兵车阵图，刀、盾之类的武器也各有使用方法。天子用五百名步兵按照公的方法在宫廷中试演，认为可以采用，但世人多不赞成他的刀盾战法。欧阳修曾奉命出使河东，听边将王吉说：“元昊从▯毛川出兵，被王吉击败时，用的就是杨公的盾牌。”大概只是世人从未真正采用他的战术罢了。然而公一向刚直，少有人与他相合，加上议论不一，所以不能完全采用他的意见。夏竦经略陕西，请求增加设置土兵，公说：“夏竦身处内地，没有破敌的谋略，却只是坐在那里请求增加兵力，大概是担心事情失败，便想把责任推说成兵力太少。”夏竦又指责公不忠、阻挠计策，公不能忍受，便用言语讥骂他。后来三路农民中强壮的人都被登记为兵，公又说：“军队贵在精良而不在人数多；人数多却不训练，就会队伍不整而容易失败，使国家困乏而难以供给。”当时从将相大臣到议论此事的人，都只求兵多，只有公的意见能够这样深谋远虑。刘平兵败，元昊把延州围得非常紧急，救兵却没有到达。公在河中，于是伪造书信，迅速送给延州说：“十万救兵已经到了。” 于是下令附近各县按数目准备草料、粮食和各种器具等待。不久，元昊也退兵离去。后来公镇守并州，朝廷便诏令公担任并代麟府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兼兵马都部署。公拿着诏书告诫众官说：“天子任用了我；但是既然承担这件事，就一定要谋求成效；想要考核成效，就必须用尽各种办法。”于是列举六件事上奏请求，说：“如果能够采用我的意见，我就接受任命；否则就算了。”朝廷对此感到为难，公仍不断申论，因此获罪调任邢州知州。公的志向不能实现，都是这一类事情。公曾任御史，章献太后的外甥刘崇德任团练使，因而让他门下的宾客、亲戚、奴仆中凭借刘崇德而得到官爵的有几十人。马季良因为是刘氏的女婿，任龙图阁直学士，公上书说：“汉代吕太后、王禄、王产想要使自己的宗族强盛，反而因此覆灭了宗族；唐代武三思、杨国忠造成的祸患，也不只是危及自身，几乎还亡了国家。”太后大怒，把公贬为舒州监酒税，过了两年又召回任御史，他论事更加激切。公在祥符元年考中进士，因为上书论事，真宗认为他奇异，召他入试而他没有赴召，授任著作佐郎，屡次升迁至工部侍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枢密直学士，后来在翰林侍讲。公曾任审刑院详议官，知淮阳军、江阴军，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杂事，判吏部流内铨，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东都转运使，知河中府以及陕、并、邢、沧、杭五州，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政绩。他为人廉洁刚直，很少屈服，也难以侵犯；他的仁爱之心以及爱护万物，达到能够容忍某些事情的地步，这是许多人所比不上的。公字次公，曾祖名伟，祖父名某，父亲名守庆。最初娶张氏，后来又娶李氏、王氏，王氏封太原郡君。有六个孙子：景略、景亮、景谟、景道、景直、景彦。公去世的第二年秋天，他的儿子忱把他的灵柩送回河南；又过一年二月十七日，葬在洛阳县宣武管平洛乡的祖坟中。公有文集十卷、兵书十五卷，读他的书可以看出他的志向，考察他一生始终的操守，可以知道他的内心。唉，可以说是忠诚了！我修任谏官时，曾经在朝廷上同公争论过，而且此前从未认识公。到了他下葬时，他的儿子不把墓志托付给别人，却把这件事托付给我，难道是认为我的话可以信吗？既然如此，我为他撰写墓志，怎么可以不可信呢？铭文说：遥远啊，杨氏的世系，其起源有来由：赤泉侯的功业与汉朝一同兴起；震官任太尉，四世以公职居于陵，正直有名；仆射显达于唐，师复任理卿，振任左拾遗，文蔚获得嘉誉。此后日渐衰微，因避乱迁到中州，曾祖才开始南迁；祖父屈身于伪邦，在乌江任县令，后来又迁往南粤，皇考由此出生。他时而隐晦、时而显达，在皇明时代显露出来；到父亲任司马时，才开始做官。公曾任坊州，于是定居中部。道德如此优异，司马有四个儿子，只有公能够光大门楣。不只是成为大将，还成为世代长者。有官宦家族，哪一家没有谱系？有的在微贱时断绝，有的失去了世系次序；能够不断绝、不散亡，是因为世代屡有贤人。谁能比得上杨氏世代？年代越久越繁盛，次序不混乱，昭穆世次绵延相连。公啊，归于此处，安宁千万年。王闻修说：“杨偕的本传记载：他任三司度支判官时，有劝谏废后、劝谏把富民陈氏的女儿立为皇后的两件事；知并州时，有捆绑惩处监军宦官以及议论麟州五利三害的事情；任安抚使时，上奏六件事，其中一件是罢免宦官参与军事。又《张士逊传》记载张士逊把女子纳入宫中、被御史杨偕弹劾的事情，这篇墓志都没有记载，六件事也只是保存了名目而已。”欧阳公叙事就是这样简略。传记说：“元昊请求讲和，却不肯称臣；杨偕认为连年出兵，国力一天比一天困窘，应当答应他。” 王素、欧阳修、蔡襄弹劾杨偕，认为他的罪行应当处死，这就是墓志所说的“在朝廷上争论”。又说：“杨偕知杭州时，蔡襄请假经过杭州，轻装游历乡里市井。有人说杨偕应当把这件事上奏朝廷，杨偕说：‘蔡襄曾经因为公事触犯我，我难道可以因私事报复他吗？’”墓志所说的“有能够容忍的地方，很多人都比不上”，或许指的就是这件事。

译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已故太子太师、致仕祁国公、追赠司徒兼侍中的杜公，名衍，字世昌，是越州山阴人。他的先祖本是尧的后代，历经三代曾任诸侯；后来把封地迁到杜地，子孙散居到其他诸侯国的，便以杜为姓。自杜赫任秦国将军以来，第三代任御史大夫；周和他的儿子建平侯延年，仍在汉代显贵。又过九代，到当阳侯预在晋代显贵；又过十四代，到祁国公杜佑在唐代显贵；又过九代，才到了祁公。杜家治家有法，吉凶祭祀、斋戒日期、财帛祝祷等事务，全都依照家书办理。自唐朝灭亡后，士大夫丧失了旧礼，一切都苟且简略，唯独杜氏守护家法，不随世俗改变。大概从春秋诸侯的子孙历经秦汉一千多年，仍能使世系谱牒不断；唐朝盛时，公卿家法保存到今天的，只有杜氏。公自曾祖、高祖以来，就以恭敬、节俭、孝顺、谨慎闻名乡里；到了公本人，为人尤其清廉自持。他作为大臣侍奉君上，以不欺骗为忠诚；推及待人和修身，则以守信为准，所以一举一动、细微琐事都谨慎而有法度。考察他的大节，更是伟大。公享年八十，官至尚书左丞。在六十九岁将满时，便上书请求告老；第二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屡次升任太子太保、太傅、太师，封为祁国公。天子祭祀明堂时，派使者召公陪祀，准备向他询问政事，公因病不能前往；但每年按时慰问、慰劳和赏赐从未中断。公年轻时考中进士高第，任扬州观察推官、知平遥县、晋州通判、知干州，升任河东、京西路提点刑狱，知扬州，任河东、陕西路转运使，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授天章阁待制、知荆南府，尚未赴任，改任河北路都转运使，继而知天雄军；召回任御史中丞、判流内铨、知审官院，授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调任知并州，升龙图阁学士兼知永兴军，权知开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随即授枢密副使；庆历三年，升吏部侍郎、枢密使；第二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处理吏政像他的为人一样；审理诉讼虽然明敏，但考察核实更加精细，所以多次判决疑难案件，人们认为他神明。处理簿书、出纳、推析，细到毫发，整天没有疲倦的神色；至于条目，一定使吏员不能从中作奸而已。他施行于百姓的政务，则简明而容易执行。他起初居于平遥，曾因处理吏事前往其他州，县中争讼的百姓都不肯判决，等待公回来。公知干州还不到一年，安抚使考察他的政绩，便让他代理知凤翔府。两地百姓在边界上争着说，一方说：“这是我们家的公，你们抢走了他。”另一方说：“现在是我们的公，你们凭什么占有他？”西夏人刚叛乱时，朝廷命令天下都承受兵事的困苦，而从陕西以西尤其严重。官吏借机侵吞搜刮，征调催逼，以至百姓破产也不能供足，往往上吊、投水而死。当时公在永兴，对当地人说：“我不能使你们免除负担，但可以使你们不受劳苦。”于是替他们安排处置，计算各种物资的有无、贵贱以及道路远近，放宽期限，使他们按次序输送。因此物价不暴涨，车牛、草料、住宿和饮食往来都像平常一样，而官吏束手无策，无法施展。百姓比其他州节省费用十分之六七。至于修缮城郭、制造器械，百姓全都没有察觉。开封治理京师，常常受到权贵干扰；有触犯其法而能够不向权贵屈服的人，世人都认为很难。公却能使权贵不敢干预。凡是治理政事，通常以审理盗案诉讼来判断能力高下；唯独公开始有余力，把百姓的其他事务也像治理其他州一样加以省察，因此京畿各县的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惠。开封屡次出现能干的官吏，而兼能治理民政的，只有公一人。吏部审官院掌管天下官吏，而任职的人大多不久就升迁离去，所以吏员得以作奸。公开始管理铨选事务时，有一天三名候选人争夺一个职位，公拿这件事询问吏员。吏员收受了丙的贿赂，却回答说：“这个职位应当给甲、乙，不能争。”于是把另一个职位授给丙。过了几天，吏员教丙控告甲犯了某件事，不应当得到那个职位。公醒悟过来，召乙来询问，乙谢绝说：“我已经得到另一个职位，不愿再争。”公不得已把职位给了丙，并笑着说：“这不是吏员的罪过，而是我还不了解铨选的法令。”于是命令各曹分别把格式、科条详细列出呈上，问道：“都完备了吗？”回答说：“完备了。”第二天，公下令所有吏员不得登堂，只准坐在各自的官署中听候办理文书。从此吏员不能参与铨选事务，授予或夺取官职全都由公决定。过了一个多月，声名很快震动京师。在审官院任职时，有人想用贿赂求取官职，吏员推辞不收，说：“我们公有贤名，不久就会被任用而离开这里了，暂且再等一等。”庆历初年，皇上厌倦西部战争长期不止，百姓困敝，急于任用富公、枢密韩公和范文正公为宰辅。这三人于是想彻底改革各种事务，以整饬法纪，但小人和权幸都不高兴。只有公作为宰相辅佐支持他们，而且公尤其压制、断绝侥幸之人。凡是宫中传出的特命和恩泽，一概不予办理；每积到十几份，就连同封起来当面退还，有时还斥责请托的人，使他们惭愧、怨恨、流泪而离去。皇上曾对谏官欧阳修说：“外面的人知道杜某把宫中传出的特命退还了吗？我住在宫禁之中，有人来求恩泽时，我每每用‘杜某不同意’来告诉他们，因此停止请求的人，比那些被退还奏请的人还多。他对我的帮助太多了，只是外人和杜某本人都不知道。”然而公和那三位大臣最终都因此罢职离去。公熟悉许多本朝旧事，善于决断大事。起初边将商议要大举出兵攻击西夏，即使韩公也认为可以出兵，公却争辩认为不可。大臣中甚至有人想以阻挠军务的罪名加罪于公，但战事之后果然没有出兵。契丹和西夏争夺伊特旺，在黄河以外发生大战，雁门、麟州、府州都戒备起来。范文正公安抚河东，想出兵跟随，公认为契丹一定不会来，军队不可妄自出动。范公大怒，甚至用言语侵侮公，公也不因此怨恨。后来契丹最终没有来。世俗所说的两位公与公结成朋党，正是在他们议论政事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等到那三人将要罢职离去时，公独自认为不可以，于是也被罢免，以尚书左丞知兖州。一年多后才致仕。公从平民做到宰相，衣服饮食都没有增加，即使妻子儿女也有固定的节制。家中原本富有，叔伯分家产时，公把自己所得全部给了贫困的兄弟。

译俸禄收入则分给宗族。救济别人的急难，到了年老归休时，甚至没有房屋居住，长期寄居在南京驿舍。公从年轻时就爱好学习，擅长书画，喜欢作诗；即使年老，读书也不知疲倦。他推举奖掖后辈，如今世上知名的士人很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在家接见宾客，一定询问时政；听到有好事，喜悦得像是自己做成的一样；遇到有所不可，又忧愁显露在脸上，有时夜里不能入睡，仿佛自己承担着那件事的责任。公一生所奉行的这些事情，只要有人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君子就认为是人所难以做到的；而公自己却认为不足以留名后世，临终还告诫子孙不得为他撰写记述。唉，这难道就是所谓责任重大、道路遥远，而行善唯恐时间不够的人吗？曾祖是太子少保，名某，追赠太师；祖父是鸿胪卿，名叔詹，追封吴国公；父亲是尚书度支员外郎，名遂良，追封韩国公，都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娶相里氏，封晋国夫人。儿子叫诜，任大理评事；防，任太常博士；讷，任将作监主簿；诒，任秘书省正字。三个儿子早年去世。女儿中，长女嫁集贤校理苏舜钦，次女嫁秘阁校理李綖，次女嫁单州团练推官张遵道。公于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防于当年十月十八日把公葬在应天府宋城县仁孝原。铭文说：恭敬庄严的祁公，亲自遵循操守；始终如一，只有德行恭谨。公在官位时，使士人懂得贪廉；退老居家后，受到四方瞻仰，难道只是士人如此吗？天子说：“唉，你辨明曲直，以墨绳校正，以规矩衡量，使方圆都有法度，没有人能够超越。公啊，你不要欺骗我；无论我在左在右，都只依靠公来辅佐。”公虽然告老，仍不断受到宠遇。宫廷大臣、国公奉命到他的宅第；明堂盛大举行祭祀，万国都来陪祀。难道没有臣工替我执掌法度吗？为什么要召公？只是因为公有旧日的德望。公不能前来，我就亲自前往赐予。君子和乐平易，是百姓的父母。公即使活到百岁，人们仍认为太少；不愿让老臣失去我朝的元老。高厚的宠禄自有终止之期，但公的德行不会止息；公离去之后，人们更加思念。铭文昭著于远方，成为万世的遗赠。我给杜衍的儿子防写信，自称文字简略，只记大节，希望能够流传长久，恐怕难以满足孝子的心意。又说范公家中神道碑的刻文，因为他的儿子擅自增删，不得不重新作文加以说明，希望后世以家集为可信依据。又说尹氏的儿子去世，请韩太尉另作墓表；由此可以看出朋友、门生、旧日属吏和孝子用心往往不同。欧阳修难道辜负知己吗？范、尹两家也可以作为鉴别这类事情的一部书了。所记载的事情全都记录真实情况，并有考察依据，都是重大节操和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其他属于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在别人身上并没有特别伟大的意义，不能不记；对于公来说却可以略去，因为没有时间一一记载。看欧阳修说撰写墓志，确实是很难的事。凡是墓志神道碑，都是国史所依据、用来昭示后世的材料。文章写得像韩愈、欧阳修那样的人，世间并不常有；但史书却不能有所缺漏。既然不能缺漏，又没有可信的碑志作为依据，依据这样的材料，可信的史书岂不是更加难以形成吗？看欧阳修为杜衍撰写墓志，他这样反复说明自己的取舍，大概是因为当时世俗不能理解取信于今世、流传于后世的道理，只想把自己的父祖抬到与圣贤并肩的位置，一定要把功劳全都铭刻成太公，把德行全都歌颂成仲尼，才觉得满意。他们不知道，没有事实根据的空言虚名，并不值得荣耀。这样只会使平日一言一行中那些本来可以劝励风俗、兴起善行的事情，反而因繁复虚浮的言辞而变得昏暗湮没，无法考问。等到史官在几十年、上百年以后搜集材料，满篇都是太公、仲尼，却考察不到真实情况。既然总没有可信的依据，就必然凭主观意见分出高下，偏袒亲近自己的人，诋毁自己所恨的人，甚至还会发生送礼请托之事。这样一来，古今公正的是非，不仅会在当时湮灭，也会在万世中湮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欧阳修这样慎重而不苟且，难道是为了个人的私心吗？王闻修说：“《宋史》本传说：‘契丹驸马刘三嘏逃避罪责前来归附，辅臣商议优厚地安置他，以便盘问契丹的秘密情况。’欧阳修也请求留下刘三嘏。杜衍说：‘中原以忠信为主；如果自己违背誓约，接纳叛逃者，那么正义就不在我们这一边。况且三嘏是契丹的近亲，逃亡而来归附，他为自己谋划尚且如此，难道还值得和他商议国家大事吗？’这件事，欧公唯独没有写入墓志。” 叶梦得说：“杜祁公做官清廉正直，每次领取俸禄一定过了初五。家人提前误领，公大怒，把他们交给主管官署弹劾治罪。这是尹师鲁公亲自知道的事。我曾见师鲁获罪后写信向公谢罪，亲自引用这件事说：‘从我自己看来，似乎没有惭愧；从公的眼光来看，怎么能说没有罪呢？’师鲁大概是因为擅自借出官钱替部下吏员还债而获罪，当时憎恨他的人把这件事论定为贪赃。”

译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蜀地有一位君子，名洵，字明允，是眉州眉山人。苏君的品行义举，在家中修养，在乡里取得信任，在蜀地人中早已闻名。在至和、嘉祐年间，他和两个儿子轼、辙一同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到他所写的二十二篇文章，把它们献给朝廷。文章流传出来后，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阅。他的两个儿子参加进士考试，都考在高等，也因文学在当时著名。眉山远在西南数千里之外，一天之内父子三人声名显赫，震动京师，于是苏氏文章终于称雄天下。苏君的文章博大、雄辩、宏伟，读者会惊异地想见他的为人；见到他以后，却发现他温和敦厚，仿佛不善言辞；接近他相处越久，越觉得可亲可爱；稍稍引出他所具有的学问，越是追问，越觉得无穷无尽。唉，真可以说是纯正明达、笃实厚重的君子。曾祖名祐，祖父名杲，父亲名序，追赠尚书职方员外郎，三代都不显贵。职方君有三个儿子：澹、涣和苏洵；他们都凭文学考中进士，唯独苏君年轻时不喜欢学习，年纪已经壮大了还不识字。职方君放任他，也不加过问，乡里亲族都觉得奇怪。有人问其中缘故，职方君只是笑而不回答，苏君自己也安然如常。二十七岁时，他才大为发愤，谢绝平日往来的少年朋友，闭门读书作文。一年多后参加进士考试，两次都没有考中。后来又参加茂材异等科考试，仍未考中。退回来后叹息说：“这些不足以成为我的学问。”于是把自己所写的几百篇文章全部取出烧掉。更加闭门读书，五六年间停笔不作文辞。于是深入研究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考察古今治乱成败以及圣贤穷困显达、出仕退处的关节点，得到其中精粹，积蓄充满胸中，却抑制着不发。过了很久，他慨然说：“可以了。”从此下笔片刻之间便能写出几千字，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骋，一定达到深奥精微之处才停止。他大概禀赋厚重，所以才发达得迟；志向诚笃，所以所得精纯。来到京师后，当时的后辈学者都尊重他的贤德，学习他的文章，把他作为师法。因为他父子都已知名，所以称他为“老苏”以区别。起初欧阳修把他的文章上奏朝廷，朝廷召他到紫微阁考试，他推辞不去，于是授任试秘书省校书郎。适逢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的礼书，便任命他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他领取俸禄，并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订礼书，编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编成后，刚刚上奏还没有得到答复，苏君便因病去世，实为治平三年四月戊申日。他享年五十八岁。天子听说后哀悼他，特意追赠光禄寺丞，命主管官署准备船只，把他的灵柩运回蜀地。苏君娶程氏，是大理寺丞文应的女儿，生有三个儿子：景先，早年去世；轼，如今任殿中丞、直史馆；辙，代理大名府推官。三个女儿也都早年去世。孙子叫迈、迟。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苏君善于同人交往，急人之难；朋友死后，他还抚养他们的孤儿，乡人多感念他的恩德。他晚年喜爱《易》，说：“《易》的道理深奥啊！之所以被淹没而不明白，是诸儒用牵强附会的说法扰乱了它。去掉这些说法，圣人的本意就显现出来了。”他撰写《易传》，尚未完成便去世。治平四年十月壬申日，葬在彭山安镇乡可龙里。苏君出生在偏远地方，学问文章晚成，常叹息说：“了解我的，只有我的父亲和欧阳公。”既然如此，除了我还有谁适合为他作铭？铭文说：苏显在唐代本是栾城人，因为做官而留居眉山。苏显的子孙，从高祖、曾祖以来，乡里称赞他们仁厚伟大吗？明允在文章上大放光彩，既有文章，又有贤子；他的精神长存不朽，后代更加昌盛。唉，明允可以说是没有死亡。储欣说：“读苏老泉写给欧阳内翰的信，才知道欧公的文章，如果不是苏先生，没有人能够品评；读这篇墓志，又感叹苏先生的学问，如果不是欧公，没有人能够阐发。” 《御选唐宋文醇》第三十二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三十三卷目录 庐陵欧阳修文十二 墓志铭 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黄梦升墓志铭 尹师鲁墓志铭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三十三卷 庐陵欧阳修文十二 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公名襄，字君谟，是兴化军仙游人。天圣八年考中进士甲科，任漳州军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任著作佐郎、馆阁校勘。庆历三年，以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兼修起居注。当时天下没有战事，士大夫因长期安定而松懈。一天元昊叛乱，军队长久没有功绩，天子感慨忧虑，厌倦战争，想要整顿各项法度，以修治太平。已经排除群议、升降二三位大臣后，又下诏增设谏官四员，使他们拾遗补阙，对他们的待遇十分优厚。公因才干声名在入选之列，遇到事情便感奋激切，无所回避；权贵宠臣畏惧收敛，不敢扰乱法令、干预政事，而皇上也更加能够同大臣谋议。第二年，皇上多次下诏，劝勉农桑、兴办学校、革除弊病、修复废弛之事，天下于是惊惧而知晓皇上正在求治。在这个时候，论事的大臣没有一天不进见，而公的补益尤其多。庆历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馆出任福州知州，为了便利奉养父母，随即任福建路转运使，恢复古代五塘来灌溉田地，百姓认为有利；又在塘边为公建立生祠，并上奏减免闽人五代时丁口税的一半。父亲去世，服丧期满，任判三司盐铁勾院，又恢复修撰起居注。如今的参知政事唐公介，当时任御史，因为直言触犯权贵，被贬为春州别驾，朝廷大臣没有人敢说话，只有公论说他的忠诚，人人都替公感到危险；皇上于是领悟并消除了疑虑，唐公得以改任英州，随后又被召回任用。皇祐四年，升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流内铨。御史吕景初、吴中复、马遵因为论奏梁丞相适而获罪，罢免本职，改授其他官职；公把任命辞头封还，不起草制书。此后屡有任命不当的事情，公一定都封还，而皇上对公更加厚待，说：“有这样的儿子，可知他的母亲贤德。”命令特赐冠帔来荣耀她。至和元年，升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至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调任知福州，不久又任知泉州。公处理政务精明，尤其了解闽地的风俗。到任后便礼遇当地贤能的士人，以此劝勉学习、兴起善行；改变百姓旧有的陋俗，革除其中危害最重的部分。从前闽人多爱好学习，但专门用辞赋来应付科举；公找到先生周希孟，用经学教授他们，求学者常有几百人。公亲自到学舍，手执经书讲解询问，给诸生作表率；又延请处士陈烈，以师礼尊崇他；陈襄、郑穆当时也以德行著称乡里，公都屈尊礼敬他们。闽地风俗重视丧事，常用佛教仪式招待宾客，把尽力办得丰盛奢侈视为孝，否则便深感惭愧，认为是乡里的耻辱。奸民和游手无赖之徒便趁机而来，贪图饮食和钱财，来者没有限度，往往达到数百、上千人。甚至有亲人去世后，家属秘密不发丧、不举哀，非要破产置办齐全后才敢发丧。有势力的人乘人危急时低价购买他们的田宅；贫困的人则立下契券举债，终身困苦而不能偿还。公说：“弊端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吗？”立即下令禁止。至于巫师、女巫主持治病、蛊毒杀人之类的事情，也都严厉断绝。然后挑选百姓中聪明的人，教给他们医药，使他们治疗疾病。百姓子弟中有不遵守教令的，便列举其事，制定五条戒律来教育晓谕。过了很久，闽人得到极大的便利。公离任后，闽人相继到州府，请求为公立德政碑。官吏按法律不准，他们道谢后便退去，却私下把公的善政刻在石上说：“使我们的百姓不忘公的恩德。”嘉祐五年，召回授任翰林学士，代理三司使。三司和开封府，世人都说是难以治理的机构，而且很容易因毁誉而遭祸。任职的人不是因它升迁，就是因它失败；而失败的十人中常有四五人。公任职其中，都取得了能干的声誉。他治理京师，谈笑之间没有遗留的事务，尤其喜欢揭发奸邪、发现隐情，吏员不能欺骗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至于商议财利，就考察天下财物的盈亏、支出和收入，量力制定用度，一定使下级机构财力完备而上级供给充足。下及各部门因循积习形成的弊病，他都仔细磨治、铲除剖析。时间一久，簿书细节、纪纲条目，全都可以作为法式。嘉祐七年秋季最后一个月，举行大享明堂的礼仪；几个月后，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多次大规模赏赐以及修建永昭陵，都突然要在县官原有经费之外办理。公应对繁杂事务更加闲暇自如，仿佛还有余力，别人却不知道劳苦。于是授任三司使，任职两年，因为母亲年老，请求知杭州，便授端明殿学士前往。三年后调任南京留守，尚未赴任，遭逢母亲去世。第二年八月某日，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蔡氏家谱自晋代从事中郎蔡克以来，世代都有显著声名；后来中途衰落，隐居守德而不出仕。公十八岁时，以农家子弟身份考中进士，成为开封第一名，轰动京师。后来在闽地任官，掌管一州，统领一路，父母二人还都健在。闽人仰望赞叹的，不是以公的显贵为荣耀，而是以他的父母为荣耀。母夫人尤其长寿，九十多岁时，饮食起居仍康健强壮如同年轻人。每逢年节为她祝寿，母子二人头发都已花白，但命服、金印、紫绶都光彩显赫。直到今天，闽地做儿子的，一定拿夫人来祝愿自己的父母；做父母的，一定拿公来教育自己的儿子。公对朋友重视信义，听到朋友去世，便不饮酒吃肉，设位哭祭，尽哀之后才停止。曾经在东园陪同宾客饮酒，有位宾客射箭误伤了人，宾客立即指认是公的箭。京师喧然传开，事情被皇上听到后，皇上询问公，公立即拜谢惭愧，始终不为自己辩解，退下后也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公写文章，清劲精纯而优美，有文集若干卷；又擅长书画，很爱惜自己的作品，不轻易替人书写，所以他的残篇断稿，人们都珍藏。仁宗尤其喜爱并称许他的书法，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下诏让公书写。后来命学士撰写《温成皇后碑文》，又命公书写，公却推辞不肯，说：“这是待诏的职掌。”公屡次升官至礼部侍郎。去世后，翰林学士王珪等十多人联合上言，称公贤能，惋惜他的死亡。天子刚刚即位，还来不及认识公，但早已听闻他的名声，因此为之悲伤，特意追赠吏部侍郎，授予他的儿子旻秘书省正字之职；孙子、弟弟的儿子也都授任将作监主簿，并优厚地赐给治丧费用。因为旻年幼，又命守吏帮助供给丧事所需。

译曾祖名显，没有做官。祖父名恭，追赠工部员外郎。父亲名琇，追赠刑部侍郎。母夫人姓卢，封长安郡太君。夫人姓葛，封永嘉郡君。儿子三人：匀，任将作监主簿；旬，任大理评事；二人都先于公去世；幼子是旻。女儿三人：一人嫁著作佐郎谢仲规，第二人嫁给……，第三人的婚配文字有缺。某年某月某日，把公安葬在莆田县某乡将军山。铭文说：谁说闽地偏远而多有奇异的物产？物产并不算奇珍，只有贤能的士人才是珍奇。高大卓异的蔡公，是人中的豪杰。奋身立朝，直言正色；出入君主左右，补缀弥合，贡献助益。偶然回到闽地，那里便留下了他的政绩。百姓吃东西不再害怕蛊毒，办丧事不再忧虑贫困；患病的人有医生，求学的人有老师。问是谁使之如此？谁不会思念公？高高的坟墓在那里，合抱的大树在那里。凡是闽地人经过这里，都一定肃然起敬。洪迈说：“欧阳公撰写蔡君谟墓志，说公擅长书画，等等。国史传记所载，大概采用了墓志中的话。近来看到蔡公给欧阳公的一封信，说：‘从前有幸得以侍奉陛下的清光，时常有天子差遣，命我书写御撰碑文、宫观寺院的题榜，甚至功臣外戚之家有所请托，朝廷还出敕令命我书写。近世书写碑志似乎可以获得资财利益，但如果是朝廷的命令，自有主管官署办理，待诏只是他的职务。如今我同待诏争夺利益，难道可以吗？’由此才知道蔡公拒绝的意图是这样，不只是拒绝书写一篇《温成皇后碑》而已。他清廉耿介、坚持操守，后世或许还不知道。” 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先生名复，字明复，姓孙，是晋州平阳人。年轻时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退居泰山南面，学习《春秋》，撰写《尊王发微》。鲁地有很多学者，其中最贤能而有道德的是石介；石介以下的人都以弟子礼侍奉先生。先生年过四十，家贫而未娶，李丞相迪想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先生对此感到疑惑。石介和众弟子上前说：“公卿不肯屈尊礼士已经很久了。如今丞相不因为先生贫穷卑微，反而想把女儿托付给先生，这是推重先生的品行和道义。先生应当借此成就丞相的贤名。”于是先生才答应。孔给事道辅为人刚直严肃，不随便同人交往，听说先生的名声，便前来拜见。石介拿着手杖穿着鞋侍立在先生身旁，先生坐下他便站立，先生上下阶、行拜礼，他便搀扶；到他前往道谢时也是这样。鲁人一向推重这两人，从此才认识师生之间的礼节，无不赞叹。李丞相、孔给事也因此受到士大夫称誉。后来石介任学官，在朝廷上说：“先生不是隐士，只是想做官而没有找到门路。”庆历二年，枢密副使范仲淹、资政殿学士富弼上言，说他的道德和经学应当置于朝廷，于是召授校书郎、国子监直讲。曾经召他到迩英阁讲解《诗经》，准备任命他为侍讲，但嫉妒他的人说他讲解多不同于先儒，于是此事作罢。庆历七年，徐州人孔直温因狂妄谋反被捕治罪，从他家中搜得诗作，其中有先生的姓名，先生因此获罪，贬为处州商税监，又调任泗州，接着调任河南府长水县知县，签署应天府判官公事，任陵州通判。翰林学士赵概等十多人上言：“孙某的品行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经学可以做人之师，不应当把他弃置在远方。”于是恢复任国子监直讲。任职三年，于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学时任大理评事，天子临幸太学，赐给他绯衣银鱼。听到他去世后，皇上悲悯地赐给他家钱十万；公卿大夫、朋友以及太学诸生共同前往吊哭，资助料理他的丧事。于是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把先生葬在郓州须城县卢泉乡北扈原。先生研究《春秋》，不被传注迷惑，不用曲解之说扰乱经义；他的论说简明易懂，能够说明诸侯大夫的功过，考察时代的盛衰，并推究王道政治的治乱，在多方面都得到了经书的本义。他患病时，枢密使韩琦把这件事告诉天子，皇上选派书吏，供给纸笔，命他的门人祖无择到他家中取得著作十五篇，抄录后收藏在秘阁。先生有一个儿子，名大年，当时还年幼。铭文说：圣人已经去世，经书又经历战乱焚烧；逃避收藏，躲过祸乱，仅仅传存下来。众多学说乘机而入，使经书本源淹没；怪诞迂曲的说法层出不穷，真伪混杂。后来的学者受低下的习俗和前人旧说牵制；有些人想要排斥异说，却力量微薄，无法攻破群说，往往只是用膏油添薪助长火势。有勇气的先生出现，拨开浮云，刮除磨灭经义的遮蔽，使被遮蔽侵蚀的日月重新相互映照，最终恢复光明，冲破昏暗。他的功业广博，利益无穷无尽；有考察的人，其关键难道不在这里吗？文彦博说：“范文正公在睢阳时，有一位孙秀才前来求学拜见，说家中有老母。文正公认识他，补任他为学职，教授他《春秋》。孙生专心学习，品行又谨慎端正，文正公非常喜爱他。孙生离开后十年，听说泰山脚下有一位孙先生以《春秋》教授门徒，朝廷很推重他，召到太学，原来就是过去的孙秀才。文正公叹息说：‘贫困造成的拖累太大了！假如因循拖延到老年，凭他的才能，哪里能够自我显现呢？’唉，文正公认识孙生，真是奇异啊！但孙生一定要向文正公求取，难道就是所谓饥饿时向谢仁祖求食吗？” 王定国说：“张尧封年轻时跟随孙明复学习，他的儿子张去华和贵妃常在宫中近侍身边任职。等贵妃显贵后，多次派使者来问候，明复却闭门拒绝。”这里所说的终身贵妃，就是温成皇后。

译黄梦升墓志铭 我的朋友黄君梦升，祖先是婺州金华人，后来迁居洪州分宁。他的曾祖名元吉，祖父名某，父亲名中雅，都没有做官。黄氏世代是江南大族，自他的祖父、父亲以来，乐于用家财赈济乡里，又大量聚集书籍，招请四方士人。梦升兄弟都喜欢学习，尤其以文章和意气自负。我年轻时家住随州，梦升跟随他的兄长茂宗在随州做官。我还是儿童，站在兄长们身旁，看见梦升十七八岁，眉目清秀，善于饮酒谈笑。我虽然年幼，心中已经独自认为他奇异。梦升比我大七年；后来我和梦升都在京师考中进士，梦升考取丙科，最初任兴国军永兴主簿，因不得志而闷闷不乐，因病离职。过了很久，又调任江陵府公安主簿。当时我被贬为夷陵县令，在江陵遇到他。梦升面色憔悴，起初几乎认不出来；过了很久，我们才握手叹息，互相饮酒，夜里醉后起舞，高声歌唱，大笑不止。我更加悲伤梦升，知道他的志向虽然衰退了，但年轻时的意气还在。两年后，我调任乾德县令，梦升又调任南阳主簿，我们又在邓州一带相遇。我曾问他平生所写文章大概有多少，梦升感慨叹息说：‘我已经忌讳谈这些了。’ 人的穷困和显达都有命运安排，并不是世上的人不了解我，而是我以向世人求取名声为羞耻。想求他出来，他不肯，于是我给他喝酒；他又大醉，起来跳舞高歌大叫，因而笑着说：“只有您了解我，才肯拿出他的文章来。读他的文章，内容博大，议论雄奇，气势奔放，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驾驭得住。”我更加为梦升悲伤：他的志向虽然困顿，文章却没有衰败。当时谢希深出任邓州知州，尤其喜欢称许天下士人。我便亲手抄写梦升的一篇文章，想拿给希深看，还没有来得及，希深就去世了，我也离开了邓州。后来任邓州知州的人都是庸俗的官吏，不再了解梦升。梦升平素刚直，不肯苟且迎合，自负才学，常常郁郁不得施展，最终因不得志死在南阳。梦升名注，于宝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四十二岁。他一生所写的文章，称作《破碎集》《公安集》《南阳集》，共三十卷。娶潘氏，生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准备在庆历四年某月某日安葬于董坊的祖坟。他的弟弟渭哭泣着来告诉我说：“我哥哥忧虑世上没有人了解他，谁可以为他写墓铭呢？”我一向为梦升悲伤，于是替他写下墓铭说：我曾经读梦升的文章，读到他哭悼兄长子庠的文章，说：“您的文章，像闪电激射、雷霆震响，雨雪冰雹忽然停止，寂静无声地消失，我没有一次诵读它而不长叹不止的。”唉，梦升的才华还不及子庠，却没有震动、惊骇世人，只是郁结埋没，谁知道他有这样的才华呢？不让他施展才华，我不知道该归罪于谁，只能徒然为梦升悲伤。黄庭坚在后面写道：“叔祖梦升的学问文章，如五种兵器纵横驰骋；他写作的意趣，像徐陵、庾信。假使他与二人同时得到际遇，还不知道究竟谁先谁后。可是他不幸只得到人间四十年的寿命，假如让他长着白发在英俊之士的场合中争胜，又不知道他和欧阳公究竟谁先谁后。梦升既然违逆世俗而不得志，曾经用文章哭悼世父长善说：‘高明之家，尚且被鬼神窥伺；您的文章，难道没有什么东西妒恨吗？’这其实是在说自己。安世是排行第十三的弟弟，才秀而未成，使人在今天仍感到气闷。孙辈和曾孙辈中尤其多有英秀奇异的资质，他们努力学习不懈怠，怎么知道后代不会有比今天更杰出的人呢？” 陈善说：文章虽然不应逐字逐句蹈袭古人，但古人自有“夺胎换骨”等方法，所谓一粒灵丹，可以使废铁变成黄金。欧阳公祭奠苏子美的文章说：“您的胸中盘曲着龙蛇，风云雷电变化，雨雹交加，忽然挥动大斧，霹雳震响如车轮轰鸣；人若遭遇它，心惊胆裂，像麻一样震倒在地。片刻之间天晴雨止，回望百里山川草木，便都萌芽发育。您写文章，雄豪放纵，有这样的气势，真是令人惊异啊！”人们只知道诵读欧阳公这篇文章，却不知道它确实有出处。欧阳公写《黄梦升墓铭》，称梦升哭悼兄长子庠的文章说：“您的文章，闪电激射、雷霆震响，雨雹忽然停止，寂静无声地消灭。”欧阳公曾经喜欢诵读这些句子，祭文大概就是采用了它。梦升的作品虽然不多见，但看他的词句，大多奇特可喜，正得到了所谓“千军万马”的气势。等到欧阳公增添几句话，变化就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当然不是简单的蹈袭。后来东坡《防姜君弼课册》也说：“云在天边兴起，忽然像车盖一样凝聚；还没有眨眼，便弥漫成浓云，惊雷中迸出火光，震得树木粉碎，雷声震地、火光烧空，万人都倒下；屋檐上的水绳四处垂落，正午还能看见水沫，过了一会儿云雨收散，田野上没有一块完整的土石。” 这三段话用词各不相同，但表达的只是同一个意思。前代作家都使用这种方法，我认为这实在是没有传授出来的妙处，学习的人由此便可以举一反三了。

译尹师鲁墓志铭 师鲁是河南人，姓尹，名洙。然而天下士人，无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称他为“师鲁”。这是因为他的名声在当世很重。世上了解师鲁的人，有的推重他的文学，有的赞美他的议论，有的称道他的才能；至于他忠贞仁义的节操，以及无论穷困显达、面临祸福都无愧于古代君子的品格，那么天下称道师鲁的人，未必全都了解。师鲁写文章，简洁而有法度；博学强记，通晓古今，长于《春秋》。他与人谈论，凡是是非问题，务必要把道理追究透彻才罢休，不肯苟且停止，也不妄自随从别人，而人也很少能驳倒他。无论事情难易，他都勇于去做。他因此受到世人称誉，也因此遭人嫉恨，所以最终困顿而死。师鲁年轻时考中进士，任绛州正平县主簿、河南府户曹参军、邵武军判官。考取书判科第一等，升任山南东道掌书记，任伊阳县知县。王文康公推荐他的才能，召试后充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范公被贬到饶州，谏官、御史都不肯发言，师鲁上书说：“仲淹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希望能和他一同被贬。”于是被贬为监郢州酒税，又调任唐州。父亲去世，他服丧期满后，又任太子中允，出任河南县知县。赵元昊反叛，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上奏起用他为经略判官。师鲁虽然是由葛怀敏征召任用的，却尤其受到经略使韩公的深切了解。后来各将领在好水战败，韩公降职为秦州知州，师鲁也调任濠州通判。过了很久，韩公上奏任命他为秦州通判，升任泾州知州，又任渭州知州，兼任泾原路经略部署。因修筑水洛城一事与边将意见不合获罪，调任晋州知州，又任潞州知州。他治理政事有恩惠爱护之心，潞州人至今还思念他。屡次升迁，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天下太平无事时，师鲁独独喜欢谈论军事，写了《叙燕息戍》二篇，流传于世。自从西部战事兴起，前后五六年，他没有一次不参与其中，因此他的议论更加精密，对于西部战事尤其熟悉详情。他提出军事制度的主张，叙述战守胜败的关键，完全切合当今的利害；又想训练土兵来代替戍卒，以减少边疆开支，作为长久抵御外敌的办法。这些主张都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元昊就归降，西部战事解除，师鲁也离任并获罪了。这样看来，天下称道师鲁的人，对于他的才能，也未必全都了解。起初，师鲁在渭州任职，将吏中有人违犯他的节度，他想按军法杀掉此人，却没有实行。后来这个官吏到了京师，上书控告师鲁用公使钱借给部将，师鲁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又调任均州监酒税。他得了病，没有医药，便被人抬到南阳求医。病势危重时，他倚着几案坐着，回头看见幼子在面前，脸上没有多少怜惜之色。与宾客交谈，始终不谈自己的私事。他享年四十六岁而去世。师鲁娶张氏，封某县君；有哥哥源，字子渐，也因文学知名，比他早一年去世。师鲁在十年间，三次被贬官，丧父，又丧兄。共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接连夭亡；一个女儿嫁人后也去世了。他自己最终也因贬谪而死。留下一个儿子才三岁，四个女儿尚未出嫁，家中没有多余财产，灵柩停留在南阳，不能归葬。平生故友无论远近，都前来吊唁并送助丧钱财，这样妻子儿女才得以将他的灵柩运回河南，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祖坟旁边。我曾与师鲁兄弟交往，也曾为他们的父亲写墓志，所以这里不再叙述他们的世系。铭文说：把它深深收藏，把它牢固封存；石头可以朽坏，铭文却不会消灭。欧阳修自己记述墓志文字说：天下的人，无论认识师鲁还是不认识师鲁，都知道他的文学、议论和才能。那么，他文学的长处、议论的高明、才能的优异，不说也可以知道了。我又担心这样过于简略，所以分条分析他的事迹，补述在后面。叙述他的文章，就说“简洁而有法”。这句话在孔子的六经中，只有《春秋》可以相当。其他经书并非孔子亲自写成的文章，所以虽然有法度，却不够简洁。我对师鲁的文章并没有轻视。可是世上没有见识的人，不考察文章分量的轻重，只责怪言语多少，说师鲁的文章不应只写这一句就算完。既然叙述了他的文章，接着又叙述他的学问，说“通晓古今”。这句话若一定要找相称的人，只有孔子、孟子。叙述了他的学问，又叙述他的议论，说他辨明是非，务求穷尽道理，不苟且停止，也不妄自随从；这句话也只有孟子相当。叙述了他的议论，又叙述他的才能：详细说明师鲁屡次被贬，自从战事兴起便一直在陕西，尤其熟悉西部战事；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元昊就归降，师鲁便获罪。这样就使天下人都了解师鲁的才能。这三点都是君子极为美好的品德，但对师鲁来说仍只是次要的事情。他最大的节操，是笃实地奉行仁义，无论穷困显达、遭遇祸福，都不愧于古人。他的事迹不能全部列举，所以只举一两件重要的来取得世人的信任：比如上书议论范公，自己请求一同被贬；临死时说话也不涉及私事，那么他一生的忠义就可以知道了。他面对穷困显达和祸福而不愧古人，也同样可以知道。已经完整说明了他的文章、学问、议论、才能和忠义，于是又说明他被仇人挟带私情诬告，因而贬谪而死；又说明他死后妻子儿女困苦贫穷的状况，是想让后世知道：有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被废弃而死，以至妻子儿女困苦到这种地步；这样既深切哀痛死者，也严厉责备当世君子为何使这样的人落到如此境地。《春秋》的义法是，哀痛越深，言辞就越深，《子般卒》就是这样。诗人的用意是，责备越急切，言语反而越舒缓，《君子偕老》就是这样。不必非要呼天喊冤，才算替师鲁申冤。所以在墓铭中只说：“深深收藏，牢固封存；石头可以朽坏，铭文不会消灭。”意思是说，举世没有可以诉说的人，只能把这篇铭文深深埋藏、牢固封存，使它不朽；那么后世一定会有了解师鲁的人。言语越缓和，用意越急切，这就是诗人的义法。可是世上没有见识的人却说：墓铭写得不合适，不讲师鲁的德行，也没有辨明师鲁并非因罪受罚。这是因为前面已经说他无论穷困显达、遭遇祸福都不愧古人，那么他一定没有犯法；何况又是仇人诬告，所以不必小心曲折地加以辨白。

译现在只直截了当地说他所获罪的自然原因，已经可以知道他无罪了；添写这些话也没有害处，所以勉强听从议论者的意见加了进去。若说古文从师鲁开始，那么在他以前还有穆修、郑条等人以及许多大宋前辈，不敢断定从师鲁开始。骈偶文章只要合乎义理，未必就是错误，所以并不是肯定这一种而否定另一种。若说近年古文从师鲁开始，那么范公的祭文已经说过了，可以互相参见，不必重复写出。皇甫湜写韩文公墓志，李翱写行状，二者不必相同，也可以互相参见。墓志说师鲁喜欢谈论军事；谈论军事是儒者的次要事情，说“喜欢”并没有害处。“喜欢”不是嬉戏的“戏”，而是爱好。君子本来就有所爱好，孔子说颜回好学，难道是轻视颜回吗？后生小子没有经过师友教导，任意放纵自己的见解，哪里值得听信呢？我看韩退之和孟郊联句，便很像孟郊的诗；和樊宗师写墓志，便很像樊宗师的文章，我仰慕他能做到这样。所以师鲁的墓志用意特别深而语言简洁，是说师鲁的文章简洁而意蕴深厚。我又想到，平生写文章，只有师鲁一见便打开卷子快速阅读，一眼看完五行，立刻明白文章深处的意思。因此我想，死者如果有知，一定会接受这篇文章；这是为了安慰我的亡友，哪里还顾得上后生小子们的议论呢？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徂徕先生姓石，名介，字守道，是兖州奉符人。徂徕是鲁地东面的山，而先生并不是隐士。他曾经在朝廷任职。鲁地人不称他的官职而称颂他的德行，称他为徂徕；这是因为徂徕山是鲁地所仰望的山，先生又是鲁人所尊敬的人，所以借他所居山名来配合对他有德行的称誉，称为徂徕先生，这是鲁人的心愿。先生相貌厚重，气度充盈；学问笃实，志向宏大。即使身处田野，也不忘天下的忧患。他认为时世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既然去做就一定做到极致。不在官位上，就实行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被采用，功业利益施行于天下，不一定非要出自自己；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用，即使因此获罪，直到死也不后悔。他遇到事情便发愤写成文章，极力陈述古今治乱成败，用来针砭当世贤愚善恶，辨明是非，没有什么忌讳。世俗很惊骇他的言论，因此诽谤议论喧嚣起来；小人又因嫉恨他而共同出力，一定要排挤他至死。先生安然不惑，不改初衷，说：“我的道本来就是这样。”他说自己的勇气胜过孟轲。不幸得病而去世。已经下葬后，有奸人想以奇祸中伤大臣，仍然指称先生而制造事端，说他是假死后向北逃往契丹，请求打开棺材查验。幸亏天子仁慈圣明，察觉这是诬陷，才没有打开棺材，使他的妻子儿女得以保全。先生家世代务农，父亲名丙，开始以做官求进，官至太常博士。先生二十六岁考中进士甲科，任郓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台征召他任主簿，还未到任，便因上书议论赦免之事而罢止，没有召用。任期届满，升任某军节度掌书记，代替父亲在蜀地任职，做嘉州军事判官。因父母相继去世离职服丧，面容污垢，赤脚亲自耕作在徂徕山下，把家中五代未安葬的七十位先人安葬了。服丧期满，召入国子监任直讲。当时讨伐元昊的战事长期没有功效，天下极为困苦，天子奋发振作，想要振兴国威，进退几位大臣，增设谏官、御史，求得治世的意图十分迫切。先生高兴地说：“这是盛大的事情啊！颂扬它正是我的职责，怎么可以停止呢？”于是作《庆历圣德诗》，褒贬大臣，分别邪正，累计数百字。诗写成后，泰山孙明复说：“你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明复是先生的师友。后来所谓制造奇祸的奸人，正是诗中所斥责的人。先生自从闲居徂徕山后，在南京做官时曾经以经术教授学生；到了太学，更加以老师自居，跟从他的门人弟子很多。太学的兴盛，是从先生开始的。他所写的文章，名为某集的有若干卷，名为某集的又有若干卷。他斥责佛、老时，文章中有《怪说》；《中国论》中说：“除去这三者，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他告诫奸臣、宦官和后妃，写有《唐鉴》，说：“我不是只为一代人作鉴戒。”此外，他的喜怒哀乐，一定都表现在文章中。他的文辞博大雄辩，气势雄伟，而忧思深远。他说：“学习的人，是学习成为仁义之人。只有忠诚的人才能忘掉自身，只有坚定相信自己的人，才可以努力实行。”他用这些原则要求自己，也用这些原则教导别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这些人，他没有一天不在口中诵读。他想着和天下士人都成为周公、孔子的门徒，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也没有一天稍稍离开过心头。至于他的行为违背世俗、惊动众人，有人讥笑他，他便说：“我不是狂妄痴愚的人。”因此君子观察他的行为而相信他的言论，推究他的用心而哀悯他的志向。先生任直讲一年多，杜祁公把他推荐给天子，授任太子中允。如今丞相韩公又推荐他，于是任直集贤院。又过了一年多，才离开太学，任濮州通判。正等待补缺回徂徕时，于庆历五年七月某日死于家中，享年四十一岁。朋友庐陵欧阳修作诗哭悼他，认为要等那些诽谤的火焰熄灭之后，先生的道才能显明。先生去世后，妻子儿女冻饿不堪。如今丞相韩公与河阳富公分出俸禄买田来养活他们。二十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才得以把先生安葬在某地。将要安葬时，他的儿子师讷和门人姜潜、杜默、徐遁等人来告诉我说：“诽谤的火焰已经熄灭，可以发扬先生的光辉了，冒昧请求您写墓铭。”我说：“我的诗不是说过吗？您的道自然能够长久，何必需要我的墓铭呢？”徐遁等人说：“虽然如此，这是鲁人的愿望。”于是替他写下铭文说：徂徕山高峻雄伟，正如您的德行，是鲁人所仰望的。汶水浩荡奔流，正如您的道，越传得久远便越长久。道理难以推行，孔子、孟子也曾为此奔波忧惧。一生的困厄，反而成为万世的光明。您说：‘如果我没有命运护持，那么桓魋、臧仓又能把我怎么样？’自古圣贤都是如此，唉！您即使被毁谤，又有什么损伤呢？石介《庆历圣德诗》：庆历三年三月，皇帝如龙升起，徐徐走出宫门，早晨坐在太极殿，白天打开宫门，亲自察看英俊贤能之士，亲手铲除奸邪萌芽。洪大的声音震荡四方，如天干发动，如雷霆发作；昆虫惊惶奔走，怪异妖邪藏匿消灭，和明道初年一样，天地都赞美吉祥。起初听到皇帝忧惧地说：“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把大业交给我，我担心失去它，实在要依靠辅弼之臣。你是得象，谨慎厚重而深沉周密，做我的君相已经很久，我赞美你的功劳；你仍然辅佐我，笙和镛的声音就能和谐。”昌朝是儒者，学问广博，和我讨论政事，以经术辅导我；你辅佐两位宰相，希望各种功业都能有条理地完成。只有你仲淹，你的忠诚我最清楚。太后凭借权势，形势像沸水烈火；那时你还是小臣，敢于发表高峻直切的言论，替我任谏官，端正我的宫门；替我任京兆，铲除谗言；贼人叛乱我的夏州，你前往替我抵御。六月酷暑、大冬积雪，无论寒冷炎热，你都和我的士卒同甘共苦；我听说你辛劳艰苦，你却从不说疲乏。我晚年得到弼，心中十分喜悦。弼每次见我，从不私下求见，只用道义辅佐我；弼的言论深切，如果我不能成为尧舜，弼便自我鞭策。任谏官一年，奏章已经装满几箱。

译侍从我满一年，忠诚和力量几乎耗尽。契丹忘恩负义，像梼杌、饕餮一样，竟敢侮辱大国，言辞傲慢悖逆。弼奉行我的命令，不畏惧、不退缩，终于恢复旧日友好，使百姓得到粮食和粗布。面对万里沙漠，他把生死看成同一回事；看弼的肌肤，像被霜剥风裂；看弼的内心，像炼过的金、锻过的铁。我用尊贵的名号和高官来酬答他的劳苦，他推辞不接受，志向不可改变。仲淹和弼，一个是我的屏障，一个是我的契合，上天实在赐给我这两个人，我怎么敢忽视？一同辅佐我，使百姓没有伤病。皇帝说：“衍，你来吧，你侍奉我到年老；二十年间头发脱落、牙齿稀疏，心志却始终如一，行为从不逾越。”于是让他执掌枢密院，军政没有差错。我早就认识琦，琦有奇异的骨相，器量磊落，难道会看重门栓和楔子之类的小物吗？他为人浑厚质朴，不事雕饰，剖析裁断可以托付大事，处理大事厚重如同汉代的樊哙。琦啊，你辅佐衍，这是我善于识人的明智。只有修和靖，站立朝廷，气节高峻；言论卓越，忠诚特别显著。俸禄微薄、身份卑贱，也不使志向怯弱；曾经斥责大官，多次遭到贬黜，万里归来，刚正之气不折，多次进献直言，弥补我的过失。素相的后代，内怀忠诚、践履清白；从前任御史，多次叩击我的卧榻进言。襄虽然官职小，名声却传到我这里，也曾献言规劝我的过失，刚正自守、纯粹诚实，和修相当，同任谏官，正色站在朝列。我有过错，你们尽管直说，不要钳制自己的舌头。皇帝圣明，辨别忠臣和奸邪，选拔贤能，扫除妖孽。众多贤人进用，如同茅草丛生；大奸被除，如同拔掉脚上的刺。上面依靠辅弼，替我调和治理；下面依靠谏诤，维护我的纲纪法度。左右都是正人，没有邪恶奸孽，我盼望太平，日子一天也不耽误。皇帝继位二十二年，神武而不滥杀，沉默时深如渊；圣人的深不可测，行动时有如上天。赏罚掌握在我手中，不失去权柄。我恭敬自守面向南方，退斥奸邪、进用贤能。识别贤人并不容易，不明察便不能得到；除去邪恶很艰难，只有果断才能成功。明察便不疑二心，果断便不迷惑。既明察又果断，这就是皇帝的德行。群臣恭敬恐惧，交相告诫说：“只要正直，不要做邪僻之事。”皇帝啊，您诛灭奸邪！诸侯危惧战栗，甚至失落玉佩、鞋子，彼此告诫说：“皇帝神明。”四时入朝觐见，谨慎履行臣子的职责。四方夷狄策马奔逃，连马镫也坠落、箭囊也遗失，彼此告诫说：“皇帝英武。”于是解除兵戈、修治贡礼，永远成为属国。皇帝一举行动，群臣震慑，诸侯畏惧，四方夷狄臣服。臣愿皇帝享寿万千年。欧阳修读徂徕集诗：徂徕山，是鲁国东面的山；石先生居住在山中，是鲁人所仰望的。您和山一样高峻，如今您已经死了，东山还有谁来经过？精魂已经埋没，文章怎么会磨灭？寿命虽然不长，所得本来已经很多。旧稿偶然自己抄录下来，不过是大海中的一瓢；其余的又交付给谁？散失和保存的情况如何，谁能把它保存下来警示后世？古代的明镜可以照出妖魔。您一生确实多灾多难，忧患没有什么不曾遭遇。做官求学三十年，老来仍钻研六经；问您专心研究什么？就是仁义，就是孔丘、孟轲和扬雄、韩愈，除此之外难道还知道别的吗？尤其勇于攻击佛、老，奋笔如挥戈，不计敌人多少，胆子很大而自身却微小。从前遭遇母亲丧事，哭泣流血般奔走在岷山、峨眉山，脸上污垢，双脚赤裸，拿着锄犁在田坡劳作。直到今天乡里都受到教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勤于养蚕种田。前些日子来到太学，穿青衫踏朝靴，陈述诗篇歌颂圣德，声音接连不断。朝廷以羔羊、大雁聘用贤者，黄豨受到惊吓逃到邻家；您的作为令人惊异，世俗之人怎么能安然处之？诽谤的言论由此兴起，像飞梭一样刺向您。幸亏依赖天子圣明，没有被罗织的法网捕获。记得在太学的时候，大雪像翻涌的波涛；学生每天挤满门户，饥饿地坐着，排列如雁鹅；弦歌诵读声喧闹到邻里。歌咏唐虞之治，常常连续考取最高名次，登上各种名科，哪里只是做学者的老师呢？有人说应该让国家衰老，却使长寿者反而仁慈、短命者反而鄙陋，谁来承担这种偏颇？不知道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又怎么忍心加以诋毁呵斥？圣贤的声名要长久流传，毁誉不过暂时喧哗。活着时被全天下憎恨，死后却受到鲁人的叹惜。我作诗留给鲁地的狂士，祭祀您并把它当作歌。我想哭悼石先生，夜里打开《徂徕集》。书卷还没有读完，眼泪鼻涕已经涟涟流下。勉强读完三四章，收住眼泪便又感到欣喜。篇篇恳切地告诫善恶，反复叮咛仁义之道，好像听到您在谈论，疑心您就站在我面前。于是知道您长久存在于世间，谁说您已经沉入黄泉？过去人与人之间多有乖离，相互交往常常艰难；如今我每当思念您，打开书卷，仿佛您就在眼前。我想尊重您的文章，把它刻在金石连缀成篇；金子会熔化，锁会损坏，玉会破碎而不坚固，不如写在纸上。六经都靠纸流传，只应当抄写一百本，传播一百本成为一千本；有的流落到四方夷狄，有的收藏在深山。等那些诽谤的火焰熄灭，就让这篇文章的光芒高悬。人生一世，长短都不过百年；无穷的影响在身后，万世的声名在未来。寿命长又能增加什么？寿命短也不值得怜惜。只有不能朽坏的，是名声、文章和德行。谗言诬陷不必辨白，也不过止于百年之间。百年以后的人，和我们没有爱憎关系；公正的议论自然会显现，文章和品行的美丑自然会被看见。孔子、孟子困顿一生，遭到毁谤驱逐，祸患多端。后世如果不公正，那么直到今天也不会有圣贤。所以忠义之士依靠这一点，凭此而死也不艰难。当您病势危急时，诽谤的言辞正喧嚣传播。众人都想杀您，只有圣明的君主保全您。您已经埋葬了，他们还不相信，几乎要砍开您的棺材。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就有，我每次想到都长叹不已。我想冒犯众怒，为您申诉这桩冤屈，向下稍稍排解幽冥中的愤怒，向上大声呼喊光明的上天。把这些写在苍翠的石头上，立在高耸的山顶。询问求证您的家世，却遗憾您的儿女顽钝。过了一年仍不见回复，有些话无法得到说明。忽然打开您留下的文章，使我的心已经安定。您的道自然能够长久，我的话哪里还需要刻在石上。刘梦得说：“石守道和欧阳文忠同年考中进士，名字相连，都是第一甲。宋朝初年的儒者，只守着传注；自从孙明复为《春秋》发明微旨，才稍稍加入自己的见解。石守道师从他，等到写《庆历圣德诗》，便对卿相加以褒贬。孙明复听说后说：‘替天下人做事不应当这样，祸患一定从这里开始。’” 《御选唐宋文醇》第三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唐宋文醇》第三十四卷目录 眉山苏洵文第一 杂著 《权书·心术篇》《权书·法制篇》《权书·孙武篇》《权书·六国篇》《衡论·重远篇》《衡论·广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