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大防卷五

译它始终在动，也始终在静，不能把动的时刻和静的时刻分开。正因为始终静，所以没有一刻不运行；正因为始终动，所以没有一刻不确定。总而言之，只是一个至诚，其中没有掺杂夹杂。天的运行刚健，只是因为诚，所以刚健。君子以此自我奋发，永不停息，也只是因为诚，所以没有停息。《大学》所说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根本都在于诚意；《中庸》所说的中和以及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根本都在于诚身。《易》传文说：“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饰言辞、树立诚实是用来安居事业的。”忠信与诚，难道是两回事吗？忠信的德性，圣人和凡人都共同具备。有忠信而又能够好学，就能成就为圣人；有忠信却不好学，便只能停留在乡人层次。圣门中的诸位贤者，凡是具备这一整体德性的人，都能在《易》的一卦一爻中找到与自身相合之处。人心只有一个天理；把这个天理保存于心，就是德，实行出来就是义。因此，主宰于念头之中的叫作几，发之于事情作为之中的叫作义，二者本是一回事。到达极致，就是到达这个道理；终结到底，就是终结于这个道理。假使有一丝一毫不忠不信，即使知道了至理，哪里能够真正达到它？即使知道了终点，哪里能够真正到达它？这样就失去了防守，义也就不能保存了。忠信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什么不是与自己相关的；整天勤勉不懈，只是在收摄、守持这一点而已。因此，《无妄》的彖辞说：“大亨以正，这是上天的命令。”《中孚》的彖辞说：“中孚以利贞，于是与上天相应。”这里所说的“无妄”，就是不虚妄；这里所说的“中孚”，就是忠信。成为上天的命令、与上天相应，都是用天地之道，以一个诚字贯彻到底。《大学》《中庸》正是《易》的深处，所以都能够发明圣人的蕴含，教导万世而无穷尽。”}], 问：人心有知，就是上天赋予的德性和良知；人心有能，就是上天赋予的德性和良能。它的寂静和感通，也是上天的寂静和感通。《易》赞美卜筮说：“在百姓行动之前为他们作先导，并且达到神妙的境界。”人只要使自己心中的神明充分显现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向外借助卜筮呢？答：这正是自我克制达到极致、没有自我私欲达到极致的表现。人生有身体，就有心；有心，就有知。但人的知多半夹杂私欲，不学习以扩充它，就会昏昧。即使努力扩充，守住自身的往往固执，跟随他人的又容易轻视天道。人常常昏昏然，所以若不是自我克制达到极致，就没有人能够使自己的神明充分显现。《易》中有天的天、人之天、人的天、人的人这四种层次，不能不仔细辨察。圣人知道天的天，于是设立卦象、系辞，裁定变化、确定占断，把它写入《易》，以启明百姓。知道人之天，于是使人观卦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占断；学习《易》以通达天道。即使自己亲自筮问，也一定要深静斋戒，一定要严肃自戒。即使有明圣之心，也不敢任意顺从自己的意愿，必须前去接受天命，然后判断自己的志向。实在是担心属于“天之人”的萌芽在心中出现，而“人之天”反而被搅乱、淹没；这就是没有自我私欲达到极致的状态。何况普通人有蔽塞之心，只停留在人的层次，危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人的内在常常处在险境，外在又多有阻碍；忧患到来时，无法估量其数量，而人往往拘泥于自己的见闻和成见，自我蒙蔽、固执己见，以为这样就是自我巩固。对事物的道理还没有穷究，对人的天性还没有确定，对天之天还没有达到，就想扩充知识，究竟从哪里能够做到呢？所以要询问卜筮，用神妙之物作出断定，明确地接受天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天道是一，而人却有二。一，是没有思虑、没有人为作为，以寂静而与外物感通，所以神妙；二，则是思虑纷杂，以人为作为去安排，所以混杂。《易》正是顺着人的分裂和纷杂，接续天道的纯一，用来沟通心志、解决疑惑、帮助人的行动。因此《易》辞多有危戒；之所以使人感到危险，是为了让人知道危险并加以辨别，及早预防。它使人知道既有忧也有患，又进一步审察明白忧患的原因。它还使人知道，懂得危险才能趋于平安，平安也必然可能倾覆；道理广大深远，却使百物各得其所而不被废弃。这就叫与天地鬼神合其德。问：《易》的蕴藏在乾坤中，乾坤的蕴藏又全在《易》中；知与简能把它们完全体现出来。所谓易知，究竟知什么，竟足以完全体现乾？所谓简能，究竟能什么，竟足以完全体现坤？子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到了每月也不要忘记自己已经能够做到的。”这是否合乎易知、简能的道理呢？答：人得到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心，凡是人所具有的知，难道真是人自己在知吗？天的光明就是知，人凭什么自行产生知呢？知不是凭人的私意作为知，而是把日常所用的平直之心作为知；这种知就是易知。知道事物如此，也知道它不如此；知道什么可以做，也知道什么不可以做；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也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这就是天德良知。所知与所不知的对象有千万，而所以能够知的根本只有一个。只有如此简易，才是易知。为什么呢？因为日常所用的平易正直之心，人人都可以共同理解。人得到天地之能而成就自己的能力，凡是人所具有的能，难道真是人自己在能吗？天的能力才是能，人凭什么自行产生能力呢？能不是凭人的谋划作为能，而是把日常所用的平易正直之心作为能；这种能就是简能。事物如此或不如此，难道可以任意决定吗？可与不可，既有它所不可之处；顺着事物的实际而然，固然就有事物本身所可的方面，而我自身不固执于然或不然、可或不可，这也是天德良能。能做到与不能做到的事情有千万，而所以能够做到的根本只有一个。只有简，才能使人容易遵从。为什么呢？因为日常所用的平易正直之能，人人都可以共同实行。这就是易简。凡是具备一点知、一点能的人，没有不可以凭借它安身处世的；无奈世人喜欢追求奇异，反而到遥远而艰难之处去寻找。先从成见开始，继而把见解变成自我；开始时还合乎天常，最终却落入人为；开始时还合乎道常，最终却落入外物；开始时是一个常道，最终分散为两倍、五倍、十倍、百倍、千倍、万倍而没有限度。因此开始时善像人的本性，最终所谓善却常常背离，而人的本性也常常被违背。易知简能的道理，知道它的人很少，能够实行它的人就更少了，道因此荒废。只有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才是知道应当开始知道的，不是去知道那些本来不必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能够做到的，才是成就应当成就的能力，不是去做那些本来不必做的事。他的德性盛大，知见广大；从每天自我更新开始，不穷尽于易知，而能明白自己的事业广大、成就广大；从自身本来富有开始，不超出简而又能做到，这难道不是这样吗？易知之知，光明朗澈而融通，穷尽万物并且高明，覆盖幽深奥秘和遥远微妙之处，独自照见一片明旷，洞察事物的根本和细微之处，无不贯通，无不达到极致；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就是效法天。简能之能，履行于下而安处于实，穷尽万有而广大厚重，以周密的规矩、严整的法度承载万物，以礼作为行履，侧身举步而行，无不顺从，无不谦下。没有比它更谦下的了，这就是效法地。子夏的学问，虽然未必完全充实到他的能力极限，然而能够不断保存、不断努力，日新月异，确实已经如此。只要明确目标并向前趋赴，《易》的实体就已经具备在其中了，这些都正是所谓圣人的蕴藏。

译问：河洛图、伏羲方圆图、文王八卦图，与周子太极图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先儒说只要玩味这些图，就足以穷尽《易》的蕴藏，果真如此吗？关于这大道的开始、圣学的源头，恭请开示。答：史书称，太昊时代，上天以鸟兽的纹章作出回应，大地以河图、洛书作出回应。河水通达上天，龙马背负图从河中出现；图出自马背旋转的毛纹，所以称圆形者为图。洛水居于大地之中，神龟背负书从洛水出现；书出自龟背裂开的甲文，所以称纵长者为书。洛书的数虽然是四十五，但河图五十五的数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这两幅图虽然名称不同，实际上从未真正不同。所以《易》说：“河中出现图，洛中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这说明图书都可以用来画卦。龟和龙又有什么自己的用心呢？总不过是太极深秘的蕴藏流露出来，显现为灵异之象。伏羲画卦，有圆图，有方图，有横图，以先天之道启发人，先儒称为先天图。然而把圆图改作方形、横列，圆就是方，圆也是横；把方图、横图改作圆形，方就是圆，横也是圆。只是名称不同而本体没有不同。伏羲又有什么私意呢？文王从震方出发，整齐于巽方；圆图以及父母六子图，本于天道而显示圣人法则，先儒称为后天图，与伏羲图相差很远。然而，先于天而行，天也不违背；后于天而行而奉行天时。伏羲图和文王图纵横变化、相互组合的妙处，十分灿然。上经三十卦，没有一卦可以增加；下经三十四卦，没有一卦可以减少。仿佛由上天成就，仿佛由天命确定，仿佛神妙的思虑所完成；若要指出其中一处不可改变之处，却找不到，因为它恒常变化，而恒常变化者又从未真正改变。这就是《易》的神妙，而文王又有什么私意呢？圣人没有出现以前，道存在于天地之中；天地在尚未有文字以前泄露其秘密，用来告示人。圣人出现以后，道存在于圣人；圣人在已经有图书以后发明其所藏，用来教导人。周子太极图，把太极画在图的上面，象征人在出生而尚未发动之前的静；河洛图，把太极画在图的中间，象征人承受天地之中。天地万物尚未产生时，太极居于其上；天地万物已经产生后，太极居于其中，其实只是一个太极。邵子说：“先天图，是心法。图都从中央开始，万事万物的变化都从心产生。”文王深切体察忧患，于是制作后天图，取乾坤作为天地的大纯，取坎离作为天地的大中，与先天四正之卦相合，所以成为上经的主卦，并且反观而不变。取兑艮作为山泽相通的橐钥，取震巽作为鼓动风雷的钥匙，与先天四隅之卦相合。因此成为下经的主卦；反观之，都是变化的。不变，是太极的本体；变化，是太极的作用。君子在无人看见时仍戒慎，在无人听见时仍恐惧；震艮相合而开始，巽以八结束，以喜悦解除困难；巽兑相合，震艮与巽兑相合，于是乾坤的易简、坎离的诚明，无不相合。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达到中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各得其养。大道的开始、圣学的源头，哪里有超出这些的呢？一打开图，天地万物的情状就显现出来了。各位大圣人拟议变化的妙处，也灿然可见。若说图不足以穷尽《易》的蕴藏，必须等待赞辞和解说，恐怕解说越多，《易》反而越加晦暗。孔子一再作赞，仍然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因为其中的蕴藏本来就不是言语所能完全穷尽的。问：大《易》不谈有无；谈有无，是诸子见识浅陋的表现。张子所指的是什么？答：比如死生鬼神之事，谈论者纷纷，很多都是虚幻妄说，不能作为依据。《易》只说：“推究开始而反观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魂散逸而形成变化，所以知道鬼神的情状。” 言语简约而意思完备；说它是有，却未尝是固定的有；说它是无，却未尝是绝对的无。张子所指的不只是这些，这只是其中的大要。高景逸说：“谈道，不沉溺于无；谈器，不落入有。”道没有形体，却能够形成天下万物的形状、成为天下万物的本体；如果专门以无来谈道，就是浅陋。器有形体，但形体最终归于无形，本体最终归于无体；如果专门以有来谈器，也是浅陋。二者都失去了《易》的根本。易广大，可以与天地相配；变化通达，可以与四时相配；阴阳之义，可以与日月相配；易简之善，可以与至德相配。它远取万物之象，近取自身之象，随时随地形成卦象和爻象；这可以说是有吗？可以说是无吗？它周遍流行于六虚之中，不可拘泥于固定典要，本来就没有可以说成有或无的东西。因此，谈有无，是诸子见识浅陋。认识这个意思，才可以和他谈《易》。问：《易》的道理说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可是殷朝末世，文王与纣王之事正处在忧患之中，卦辞多有危惧，岂不是更加加重了朋从之思和往来不定的心情吗？答：天下的道理，发端时同出一源，归结时也同归一处；人想使它各自不同，却不可能。它之所以显得不同，是因为往来并行、交错运行、道路各异，而不能自行停止。万物的本体并没有两个，归根结底是趋于一；人想把它分成两个，也不可能。它之所以显得有二，是因为人往来操心，忧虑祸患，百般思虑，而自己却不能察知。孔子无所偏爱、无所偏恶，只与义相亲；孟子不忘不助，使义自然积集。凡是预先安排好而不使自身陷入危险的事情，必定预先谋划，谨慎小处、谨慎防备，在危险中维护安全，以将亡来保存，以混乱来求治，难道是过度谋划吗？这就是知道屈伸变化的先机，知道伸屈感通的道理，所以戒惧达到了极点。于是能够同归于一，日日往来，却有一个不往不来的东西作为主宰；日日屈伸，却有一个不屈不伸的东西作为主宰。那个不往不来、不屈不伸的，是义；日日往来、日日屈伸的，是神。行动是否一定要经过往来屈伸的道路呢？那是事理不得不如此，而我自身本来没有固执的“如此”，这就是精微的义理。

译它的妙处是否就在往来屈伸的变化之中呢？那是事情自然而然如此，而我却不知道它所以然的由来，这就是进入神妙境界。达到精微而归于一，直到极致；先察觉极细微的征兆，达到专一而精纯，直到极其纯熟；行动不期望获利却自然获利，德行不期望崇高却自然崇高，又有什么心意纷扰不定的呢？如果只是精研义理而思考如何把它用于功利，这是把明道当作谋求功效；如果只是利用事物而希望以此崇高德行，这是把正义当作谋取利益。刚开始精研义理、利用事物，就急于企求神化，正如尚未孵出的卵便希望得到司晨之鸡，尚未弹射便希望得到烤好的鸮肉，尚未从下学开始便想达到上达，必然不能接近神妙。问：晋代颜含，字宏都，郭璞曾到他家，想替他筮问，颜含说：“年寿在于天，地位在于人；修养自己而天不助我，这是命；守持道义而人不了解我，这是性。既然各自有性命，就不必劳烦蓍龟。”根据颜含的话，卜筮可以废弃吗？答：怎么可以废弃呢？《尚书》说：“考察疑难，要同卜筮一起谋议。”周公曾替武王卜筮，周代有大事也都用卜筮。使用《易》时说：“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就向《易》询问，以言语说明自己接受天命。”像这样，卜筮是圣人都使用的，怎么可以废弃呢？然而圣人之所以使用卜筮，正是因为他们关于性命的道理能够与神明相通，所以能够知道未来。颜含既然对性命之理有深刻理解，那么造化就会生于其心，鬼神也将听从他的意志。他不使用卜筮，正是因为他已经精通卜筮。郭璞明白术数，颜含明白义理；这其中的差距相隔千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千里〕 问：“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与“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二者的工夫相同吗？答：这是圣学最紧要的地方。《易》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中庸》说：“上天的命令，多么深远美好啊，永不停息。”“文德纯粹，纯粹也永不停息。”所谓终日乾乾、晚上仍然警惕，好比一日之内从子时到亥时、一月之内从朔日到晦日、一年之内从春到冬，没有任何时候不戒惧警惕，如同天体运行、日月往来，不让它在片刻之间中断。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因为体认到道不能片刻离开，无物不如此、无时不如此，所以由看得见处更加严密到看不见处，由听得见处更加严密到听不见处，没有一刻不戒惧。由已经发动之处寻求尚未发动之处，涵养尚未发动之心以保全已经发动之心，不让它有片刻背离。这就是德性所以纯粹、与“于穆”同样永不停息的原因，也是君子所以自强、与天地同样刚健的原因。大《易》的根本与《中庸》的根本，难道是两回事吗？

译与三无道人论《易》。上天所承载的道理，无声无臭，却使万物产生，这就是《易》的源头。庖羲氏通达神明的德性，分类体察万物的情状，开始设置奇偶二画来象征它。二画交错而成八卦，八卦交错而成四图，图于是显现。图虽然不止一种，但阴阳消长的象却是一个。阴阳消长，就是天地的变化。文王重叠八卦以穷尽变化，周公、孔子系辞以效法变化的发动。顺应时势以救治弊病，难道还能在图之外增加丝毫吗？时间久了，解释的意义繁多，各家的学问竞相兴起。拘泥于有的人只看见动而看不见静，陷入无的人只看见静而看不见动，真正懂得《易》的人就少了。千余年后，太极图出现，庖羲氏的图因此更加明白。所谓无极，是说它的根本；无声无臭，正是上天所承载的道理。所谓无欲，是说它的功用；浑然与万物同体，这就叫仁。仁存在，则人的极则建立；顺应事物而完成天道，这就叫合德。濂溪的话说得极为透彻。横渠的《西铭》，看见了其中宏大的一面。存养诚敬，不曾用一丝一毫的外力，便能使本性安定而忘却内外；明道就是这样阐发其中的蕴藏。庖羲之后，不能没有文王、周公、孔子；濂溪之后，横渠、明道也难道可以缺少吗？这条道脉的贯通契合最为重要。若只按照文辞和训诂去寻求，越是寻求就会离它越远。《易》就是变化之书，它用来穷尽人心的变化。因此每一卦都不能相互借代，每一爻也不能混淆。人心的变化无穷，所以卦爻辞也无穷。引申开来，触类旁通，无非是趋向贞正吉祥、避开凶险悔恨。这就是《易》的大要。横渠说：“《易》替君子谋划，不替小人谋划。”章枫山说：“《易》的一言一字，都是小人的药石。它不是替小人谋划，只是不替小人所做的事情谋划罢了；小人如果想成为君子，《易》从来没有不深切替他谋划的。”枫山的话难道果真与横渠有所不同吗？不过是顺着横渠的意思加以引申罢了。我认为《易》本来没有一个人不替他谋划，没有一件事不替它谋划，也没有一个时刻不替它谋划。顺从正道就吉祥，违逆正道就凶险，正如影子随形、回声随声一样，这是多么明显啊！这就是《易》的教化吗？艮卦以艮为止，圣人担心人把它理解为灭息停止，所以说：“停止也是止，行动也是止，只在于合乎时宜。”思想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和分限，所以叫止；这并不分隔在行动与停止之间。如果说不思考而又不超出自己的位置，那就是离开作用而只谈本体，正如告子所谓不动心。周公夜以继日地思虑，体现在作用之中，作用也在本体之中；无所作为，却没有什么不作为。明道所说的“扩然大公，物来顺应而已矣”，就是心胸广大而公正，事物来到面前便顺势应对。处在纷纷往来的境遇中，却突然要求做到心胸广大、顺应万物，这正可以看出不同道路最终归于一处、众多思虑归于一致。《易》说，天下还有什么可思、可虑的呢？这正是因为它所遵循的道理光明正大。天道尊崇阳而轻视阴，圣人抑制阴而扶助阳。因此，阳一开始产生，就唯恐防护得不够严密；阴一开始产生，就唯恐遏制得不够有力。凡《易》中所说的吉、亨、利，必定是阳的成分较多；否则，也必定是阴亲附阳、响应阳、顺从阳而获得正位。它所说的凶、悔、吝，必定是阴的成分较多；否则，也必定是阳亲附阴、顺从阴、响应阴而失去正位。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时，阳刚盛大，阴不能扰乱它；这并不是没有阴，而是阴亲附、响应、顺从阳并获得正位，这样阴也就成为阳了。暴君和贪官污吏掌权时，阴邪盛大，阳不能发挥主导作用；这并不是没有阳，而是阳亲附、响应、顺从阴并失去正位，这样阳也就成为阴了。圣人创作《易》，完全是为了辅佐、赞助造化，辅助养育百姓。大的方面涉及统治世运，小的方面涉及饮食、呼吸、起居；没有遥远不到的地方，也没有不进入的角落。《易》的妙用，孔子反复赞叹，也只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君相能够运用《易》，就能在天下实行覆养和生育；贤士大夫能够运用《易》，就能补救邦国。一家之中，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丈夫刚健、妻子柔顺，乃至饮食、宴饮、休息、躲避灾难、反省自身，所有处常和处变的事情，哪一件不是《易》的发挥和作用呢？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足以谈论《读易》。《易》是天地和圣人的精深蕴藏；伏羲画卦，以卦象昭示道理，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也都是观察卦象后为它系辞。卦有六十四个，爻有三百八十四条，吉、凶、悔、吝由此产生。这样看起来似乎浅俗而支离，难怪人们把它看作卜筮之书。却不知道，所谓象，是圣人所建立的，用来穷尽其意；而卦象所包含的内容，又不是言辞能够穷尽的。传中的言辞，未必能够穷尽彖辞、爻辞的蕴意；彖辞、爻辞的深层含义，本来就不可能由《十翼》完全说尽。四位大圣人各自依据自己独有的所得来发言，因此各有各的说法。《易》的精深蕴藏，仍然没有穷尽。千百年以后，即使再有几位大圣人出现，加以阐发讲究，《易》的蕴藏仍然会有未穷尽之处。《易》如果完全穷尽了，太极也就走到了尽头，天地也就停止运行了。孔子以后千余年，程传着重讲理，《本义》着重讲占，这也并不是彼此分歧的说法。理是确定不变的，而占则是向人显示运用《易》的方法。人不知道运用《易》，那么《易》在天地之间也就只是徒然设置而已。这两位大儒，也只是各自阐述自己独有的所得罢了。《易经》说：“不能恒守自己的德行，或许会承受羞辱。”孔子说：“只是不占罢了；如果占问，就可以免于羞辱。”这正是运用《易》的妙处。一阴一阳称为道；有阴阳，就不能没有刚柔；有刚柔，就不能没有善恶；有善恶，就不能没有君子和小人。然而，如果以阳统摄阴，那么阴都可以成为阳的作用；如果以君子统摄小人，把邪曲转化为正直，那么小人也都可以成为君子的作用。因此，举荐皋陶之后，不仁的人就远离了；举荐伊尹之后，不仁的人就远离了。圣人辅佐、赞助天地的伟大作用，完全在于把小人转化为君子。治理世道、管理万物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足以谈论经世致用。寂静之中的感应，既然趋向于发动；感应之中的寂静，仍然归于静止。在这里，正好可以窥见动与静合而为一的奥妙。《易》称赞能够知晓事物先兆的人为神明，又把“介石”放在前面。朱子说：“介如石，是说道理本来已经确定。”所谓本来已经确定，不就是所说的寂然吗？朱子又说：“正因为能够把握事物的先兆，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而又把“惟深”放在前面。朱子说：“极深，就是达到精微；研几，就是穷究变化。”所谓精深，不就是寂然吗？这就是《易》所说动静合一的奥妙。周敦颐说：“发动而尚未成形，处在有与无之间，叫作几。”这里的“几”，是说善恶初分的先兆。正因为能够把握先兆，才能辨别善恶；必须经常戒惧，经常保持寂然，然后才不会被发动之势牵引，这才叫作研几。没有欲望，所以能够安静；这是周敦颐建立太极之功的关键，也正是动静合一的真正妙诀。

译读《易》的方法，最忌拘泥，贵在通达变化。什么叫拘泥？不考察卦象而凭主观臆测来解说，这是支离；不考察圣人精深心意所在，只在卦象和文辞的分别上拘谨琐碎，这是枝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要随着变化而通达，以趋合时势；如果一定要执守一种方法来衡量它，就会拘泥于传中的言辞。传中的言辞未必能穷尽彖辞、爻辞的精深蕴意，但仍然可以玩味研习。认定四位圣人的心意完全相同，并强行把它们合在一起，这是胶着。什么叫变通？《易》并不只是四位圣人的《易》，而是天开地辟、阴阳消长、天地之间自然而然的《易》。它也不只是天地之间的《易》，而是我心中的诚与明，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易》。如果真正领会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我的心与四位圣人的心相同，天下后世之人的心与我的心也相同；对于《易》来说，这样就已经思考理解过半了。我曾读《泰卦》中的“内君子而外小人”，仅仅这一句话，运用起来就无穷无尽。不只是君王借助贤人共同治理天下，即使士大夫能够得到一位良朋益友来托身、托家，那么自身便有道德，家世也会安宁康泰；它的意义不是很重大吗？他们的聚合不是很快乐吗？所以说：“自身没有一个贤人相助，叫作困穷；朋友从四方来，叫作通达。”这难道不是又见到了天地的本心吗？从此保守它而不要失去，使它持续存在而不停止，自然就会光辉发越，恢复我本来天然完备的本体。这就是所谓“诚之者之事”：尽人之性以合于天，全靠这些灵露。孟子论说“夜气以及清晨时的好恶，和人本来的善性相近”，正是在说这个道理。程子说：“创作《易》，从天地的幽明一直到昆虫、草木、万物，没有什么不相合。因此，能够穷尽饮食、言语之道的人，就能够穷尽昼夜、死生、古今之道。万物由无而有，叫作始；由有而无，叫作终。比如一天有一天的终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终始。知道一天和一个人的终始，就知道千百世、千万人之终始。由始探究到它无始的极处，由终探究到它无终的极处，总的来说都只是同一个消长变化。”白沙说：“无极老人没有欲望，教人一番拈动，便有一番新意。他大概是认识到这个消长变化了吧？” 奥妙。《易》这部书，起源于太极，把它分为两仪，把两仪交错为四象，把四象排列为八卦，再以摩荡变化推演为六十四卦，于是内外的体制就完备了。体制既已完备，作用也更加宏大。上古圣人所蕴蓄的内容无穷无尽，即使天地、古今、人情、物理，也不能穷尽其中的奥妙，这不是言辞学说所能传达的。因此建立卦象来穷尽意旨。所谓象，就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以及重卦。太极本身没有具体形象，却包含万象；由此形成两仪、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于是阴阳的消长运行、进退出入、变化成就都具备其中。情实与虚伪在其中混杂，吉凶在其中确定，悔吝在其中产生，趋向与避忌在其中显现，而使万物神化、使百姓得到适宜的道理也由此产生，哪里是言辞学说所能穷尽的呢？然而，不具有神明智慧的人不能参与领会这一层道理。因此，中古圣人观察卦象而为它系辞：系上彖辞，整个卦体的意思便得到说明；系上爻辞，一爻一节的意思便显现出来。圣人并不是喜欢用言辞学说束缚后世，而是希望通达的人能从言辞之外有所领悟，即使尚未通达的人，也不至于被言辞本身误导；归根到底，只是希望达到神化万物、使百姓各得其宜罢了。难道先天与后天真的有什么不同吗？虽然如此，仍然还有一种说法：没有文字的《易》，是诚而明的道路；有文字的《易》，是由明而达诚的道路。如果能够借助文辞来窥见没有文辞的深奥道理，就是借助后天的学问返回先天的道理，这就叫作复。复归之后便没有妄念，阴阳消长的主动权就在我这里，造化也就在心中生成。运用《易》而达到造化在心中生成，那么坤就可以转变为乾，否卦就可以转为泰卦，小人就可以转化为君子；这样看来，怎么能说文辞不足以参与神化万物的道路呢？所以孔子在编联竹简的绳子多次断绝之后，仍然极力赞叹《易》无穷无尽。大概是因为他赞叹《易》的道理贯通性命，而它的运用又与神明相合。贯通性命而与神明相合，既在象之外，也在文辞之中，所以想借取年岁来学习它而不感到厌倦。秦代焚书之后，《易》的学问有的散入技艺，有的流为术数，但它的作用并没有因技艺和术数而废弃。宋代兴起以后，伊川阐述理，康节阐述数，晦翁阐述占，各自得到圣人学说的一个方面。近来钟元孙先生避居苏门，大概是取法于变通而趋合时势的道理。我常常取他的书来阅读，时间久了有所领会，于是写成《读易大旨》。仲尼观察一卦的材质和情势，用《象传》中的一句话加以概括；钟元孙则由《象传》潜通一卦的意义，并且默默契合六十四卦的大旨，这就是能够不滞泥于文辞的人。他又能够旁通卦象，这不就是所谓神明默默成就其功的人吗？” 《读易大旨》第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