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奥论卷二 宋 郑樵 撰
诰》、《酒诰》、《梓》
材【三篇同一序，见古文。胡五峰、呉才老、晦庵并云武王书】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合《康王之诰【合为一篇，同一序，见古文】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已上所传之书难晓】
译《诰》、《酒诰》、《梓材》这三篇共用一个序言，见于古文。胡五峰、吴才老、朱晦庵都认为这是武王所作的书。《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与《康王之诰》合并为一篇，共用一个序言，见于古文。《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以上所流传的篇章难以理解。
古文尚书序
案司马迁【史记】刘歆【校书】班固【汉制】马融【训诗】贾逵【为训】郑康成【作注】王肃【注】赵岐【注孟子】杜预【注左传】韦昭【注国语】诸儒皆未尝见孔传古文之书，所传训。
释皆伏生二十八篇，及伪《泰誓》一篇而已。孔传至东晋始列学官，所以诸儒皆未尝见。《古文左传》、《国语》、《孟子》、《荀子》、《礼记》所引，谓之古文《泰誓》，今无其辞。古文《尚书》出于屋壁，乃孔子九世孙孔惠藏其书，鲁共王壊孔子旧宅，得其书，皆科斗文字。百篇皆在，而半已磨灭。虞书亡十一篇，商书亡二十二篇，周书亡九篇，皆科斗书。其书时废已乆，无能识者。孔惠之孙定其可攷者二十五篇，校以伏生之书二十八篇，则出《舜典》、《益稷》、《盘庚》、《康王之诰》，増多为三十二篇，得五十八篇十三卷，三万五千七百字，以▯古写之竹简【其文以▯存古，并序一篇为五十九篇。孔安国以序一篇冠篇首，故曰五十八篇】上于武帝，藏于秘府。又承诏作传，既毕，时征和二年，防巫蛊事起，不得以闻。汉儒相传号为古文《尚书》，后世传书，惟伏生二十八篇，凡学官子弟之所讲肄，皆伏生之本也。安国虽释古文，而未尝献，故不立学官。汉儒所传孔説者，传其与伏生同者三十二篇，以应射防而已。其古文二十五篇，有司未尝问，则学者不习，不习则亡矣。汉儒闻孔氏书有五十八篇，遂以张霸之徒造伪书二十四篇为古文《尚书》。两汉诸儒所传，皆张霸伪本，未见真古文《尚书》。东莱云：「张霸闻孔氏有古文，世不传，乃折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篇，又探左氏传为作序之尾，凡百二十篇，皆短简，文意浅陋。」《泰誓》一篇，其年月不与序相符。王肃曰：「今文与古文相类。」又曰：「《泰誓》后得，非真本经。」马融《书序》曰：「《泰誓》后得，案其文若浅露。」又曰：「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其不在《泰誓》者尚多。」据二子亦疑《泰誓》非真，然未有以证之。案郑氏《书纬》曰：「孔子求书，得黄帝▯孙帝魁之书，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逺取近，定其可法者百二十，为简书十八篇，为中▯。」此防纬之言，张霸乃拟百两篇，葢取诸此，乃拟《汨作》、《九共》等篇，而郑▯贾逵都不能别。今据孔安国传云：「成帝求能古文者，张霸以能为《百两篇》召，至中书挍之，非是，乃黜其书。平当劝上存之，后复黜其书。」是张霸伪本已不传于世矣。《东汉·儒林传》：杜林传古文，同郡贾逵为之训，马融作传，郑▯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岂非张霸伪本既黜而复显邪？
以司马迁之搜求遗书，尚不及见其全，而《史记》一篇，案之古文，徃徃不合。以刘歆博洽，移书切责太常，欲以古文立之学官，犹不辨张霸之伪本。是「以先其筭命」，又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见于班史之志；「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见于董生之防【伪《泰誓】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见于马融之序【马融作今文书序】今书皆无其辞。《虞书》之「夔夔斋栗」，《夏书》之「地平天成」，《商书》之「朕载自亳」，《周书》之「皇天无亲，惟徳是辅」、「黍稷非馨」，书文具存，而韦昭之注《国语》未有事实，赵岐之注《孟子》、杜预之注《左传》乃指为逸篇【赵岐注《孟子》以为逸书者十有二，杜预之注于《左传》以为逸书者二十有一，韦昭之注《国语》者二十有四】以至贾逵、马融、郑▯、王肃辈为伪书作训诂传释，凡二十八篇，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逸书，未见其真古文也。古文自后汉已絶，至晋中兴，江左郑训然后取以教授。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孔传》奏之，又缺《舜典》一篇，乃取王肃所注伏生《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见古文杂以今文分为《舜典》以足之】案《孔丛子》载孔臧与孔安国从弟书曰：「说者以为尧舜同道
译《古文尚书序》
查考司马迁的《史记》、刘歆的《校书》、班固的《汉制》、马融的《训诗》、贾逵的《为训》、郑康成的《作注》、王肃的《注》、赵岐的《注孟子》、杜预的《注左传》、韦昭的《注国语》等诸位儒者，都未曾见过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及其训释。他们所传授和解释的，都只是伏生的二十八篇，以及伪作的《泰誓》一篇罢了。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直到东晋才列入官方学官，所以诸位儒者都未曾见过。《古文左传》、《国语》、《孟子》、《荀子》、《礼记》中所引用的，称为古文《泰誓》，如今已没有那些辞句了。《古文尚书》从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出土，是孔子九世孙孔惠收藏的书。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了这些书，都是蝌蚪文字。一百篇都在，但有一半已经磨灭。《虞书》缺失十一篇，《商书》缺失二十二篇，《周书》缺失九篇，都是蝌蚪文字。这些书当时废弃已久，没有人能识别。孔惠的孙子孔安国确定了可以考订的二十五篇，与伏生的二十八篇对照，则多出《舜典》、《益稷》、《盘庚》、《康王之诰》，增加后共为三十二篇，得到五十八篇十三卷，三万五千七百字，用〇古法抄写在竹简上【其文用〇法保存古意，连同序一篇共为五十九篇。孔安国将序一篇放在篇首，所以说五十八篇】，呈献给汉武帝，收藏在秘府。又奉诏作传，刚完成时，正值征和二年，恰逢巫蛊之事发生，未能上报。汉代儒者相传称为《古文尚书》，后世流传的书，只有伏生的二十八篇，凡是学官子弟所讲授习的，都是伏生的本子。孔安国虽然解释了古文，但未曾献出，所以没有设立学官。汉代儒者所传的孔氏说法，只传了与伏生相同的三十二篇，用来应对射覆罢了。那古文的二十五篇，有关部门未曾过问，那么学者就不熟悉，不熟悉就失传了。汉代儒者听说孔氏书有五十八篇，于是张霸之徒伪造了二十四篇作为《古文尚书》。两汉诸儒所传的，都是张霸的伪本，未曾见到真正的《古文尚书》。东莱先生说：“张霸听说孔氏有古文，世间不传，于是折合二十九篇成为数十篇，又探取《左传》作为序的结尾，共一百二十篇，都是短简，文意浅陋。”《泰誓》一篇，其年月与序不相符。王肃说：“今文与古文相类似。”又说：“《泰誓》后得，不是真正的经文。”马融《书序》说：“《泰誓》后得，考察其文辞似乎浅露。”又说：“我见过的书传很多，所引用的《泰誓》，那些不在《泰誓》中的还很多。”根据这两人的话，也怀疑《泰誓》不是真本，但还没有证据来证明。查考郑氏《书纬》说：“孔子求书，得到黄帝〇孙帝魁的书，直到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确定可以效法的百二十篇，写成简书十八篇，作为中〇。”这是谶纬之言，张霸于是模仿百两篇，大概取自于此，于是模仿《汨作》、《九共》等篇，而郑〇、贾逵都不能辨别。现在根据孔安国传记载：“成帝寻求能读古文的人，张霸因为能读《百两篇》被召见，到中书省校勘，发现不对，于是废黜了他的书。平当劝皇上保存它，后来再次废黜了他的书。”可见张霸的伪本已经不流传于世了。《东汉·儒林传》记载：杜林传授古文，同郡的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〇注解，从此《古文尚书》于是在世间显扬，难道不是张霸的伪本被废黜后又显扬吗？
以司马迁搜求遗书，尚且不能见到其全貌，而《史记》中的一篇，对照古文，往往不合。以刘歆博洽，移书切责太常，想用古文立于学官，尚且不能辨别张霸的伪本。于是“以先其筭命”，又说“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见于班固《汉书》的志中；“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见于董仲舒的策问【伪《泰誓》】；“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见于马融的序【马融作今文书序】；今书都没有这些辞句。《虞书》中的“夔夔斋栗”，《夏书》中的“地平天成”，《商书》中的“朕载自亳”，《周书》中的“皇天无亲，惟徳是辅”、“黍稷非馨”，书文具在，而韦昭注《国语》时没有事实依据，赵岐注《孟子》、杜预注《左传》却指为逸篇【赵岐注《孟子》认为逸书有十二篇，杜预注《左传》认为逸书有二十一篇，韦昭注《国语》认为逸书有二十四篇】。以至于贾逵、马融、郑〇、王肃等为伪书作训诂传释，凡二十八篇，见于经典者，诸儒都称为逸书，未曾见到真正的古文。古文自后汉已断绝，到晋中兴，江左郑训然后取以教授。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孔传》奏之，又缺《舜典》一篇，于是取王肃所注伏生《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见古文杂以今文分为《舜典》以补足之】。查考《孔丛子》记载孔臧与孔安国从弟的书信说：“说者以为尧舜同道
，弟素常以为杂尧舜典，今果如所论。」梁武帝亦知之矣，然未有以质之。据孟子言「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谓之《尧典》，乃今《舜典》之文，则今之所谓《舜典》者，皆昔之《尧典》而已。说者谓梅赜古文谓之汲冢，案汲冢乃魏襄王冢，魏即梁也。襄王与孟子同时，谓之古文《尚书》可也，谓之得《孔传》，《孔传》作于汉武之世，不知何以得之。若以汲冢只有古文，则百篇皆全，不应又只有五十八篇。案《隋·经籍志》云：「晋太康元年，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所谓竹简书，皆科斗。其书散乱，帝命荀朂、和峤撰五十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如《周易》上下经……」记多▯语师春一卷，鲁《晋春秋》皆有之，无有所谓《古文孔传》者，必后世驾言汲冢以取信于后世，所谓掘之地中、得之老子壁，皆未可信。今于梅赜下不曰得之汲冢，俟有见于方来。一作「梅赜奏《孔传》始立学官」，亦未可信。至齐明帝建武中，呉人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其书以奏，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学官，举朝集议，咸以为非。及江宁板荡，文入中原，学者异之。隋开皇二年求遗书，学士刘光伯遂取此篇列之本防【今愈谓《尧典》出于姚氏】至唐贞观中，孔頴达承诏撰《五经正义》，于《书》取《孔传》，而马、郑、王、贾诸文字尽废。至明皇不喜▯古文，天宝三载诏卫包改古文从今文，凡《尚书》古体旧字，勒依今文，其旧本藏之秘府。呜呼！古文遭秦而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隐而不见。自汉武征和二年巫蛊事起，至隋开皇二年，凡六百七十余年，然后五十八篇得传于学者而大备。古文既出，自开皇二年至唐天宝三载，又百六十余载，始改古▯而从今文。今之所传五十八篇，乃明皇天宝三载所定之本也。今学者得见古文之全，究其本末，岂不幸欤！孔壁续出二十五篇【十九篇分为二十五篇】
译弟弟素常认为《尧典》与《舜典》混杂，现在果然如他所论。”梁武帝也知道这件事，但还没有用来验证它。根据孟子的说法，“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被称为《尧典》，这却是现在《舜典》中的文字，那么现在所谓的《舜典》，全都是以前的《尧典》罢了。有人说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来自汲冢，查考汲冢乃是魏襄王的墓，魏即梁国。襄王与孟子同时代，称其为古文《尚书》是可以的，但称其得到了《孔传》，《孔传》作于汉武帝时期，不知从哪里得到的。如果认为汲冢中只有古文，那么一百篇应该都完整，不应该只有五十八篇。查考《隋书·经籍志》说：“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掘魏襄王墓，得到古代所说的竹简书，都是蝌蚪文。那些书散乱，皇帝命令荀朂、和峤编纂成五十部八十七卷，大多杂乱怪诞虚妄，无法训释理解，如《周易》上下经……”记载多〇语师春一卷，鲁《晋春秋》都有，没有所谓的《古文孔传》，一定是后世虚构汲冢之说以取信于后人，所谓从地中掘出、从老子壁中所得，都不可信。现在在梅赜名下不说是从汲冢得到，等待将来有见识的人来定论。一作“梅赜奏上《孔传》才设立学官”，也不可信。到了齐明帝建武年间，吴人姚方兴在大桁市得到这本书并上奏，比马融、郑玄所注的多出二十八字，于是才列入学官，朝廷集会商议，都认为不对。等到江宁动荡，文献流入中原，学者对此感到诧异。隋开皇二年征集遗书，学士刘光伯于是选取这篇列入本防【现在我认为《尧典》出自姚氏】。到了唐贞观年间，孔颖达奉诏撰写《五经正义》，在《尚书》方面采用《孔传》，而马融、郑玄、王肃、贾逵等人的文字全部废弃。到了唐明皇不喜欢〇古文，天宝三年下诏让卫包将古文改为今文，凡是《尚书》中的古体旧字，都勒令依照今文，其旧本收藏在秘府。唉！古文在秦朝时失去一半，剩下的一半又隐藏而不被看见。从汉武帝征和二年巫蛊事件发生，到隋开皇二年，共六百七十多年，然后五十八篇才传授给学者而大体完备。古文既已出现，从开皇二年至唐天宝三年，又过了一百六十多年，才开始改古文而从今文。现在所传的五十八篇，乃是唐明皇天宝三年所定的版本。现在学者得以见到古文的完整面貌，探究其本末，难道不是幸运吗！孔壁又续出二十五篇【十九篇分为二十五篇】
大禹谟【虞一】五子之歌》《▯征【夏二】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徳》《说命》三篇【商十】泰誓》三篇【合为一，有伪书】武成【有伪书】旅獒》《微子之》
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避讳作景】已上皆孔壁之书，其文易晓，书之得其传者，皆孔氏之力。定其书者，孔子也。藏其书者，孔惠也。为书之传者，孔安国也。为书防者，孔頴达也。
今文古文尚书辨
有伏生所传之书二十八篇，有孔壁续出之书五十八篇，皆圣人己定之书。有坦然而易晓者，有艰深聱牙而难晓者。如《汤誓》、如《汤诰》，皆成汤时号令；如《说命》、《髙宗肜日》，均商时语；《蔡仲【孔】康诰【伏】周公诰命。然后难易显晦判然不同者，葢有伏生之书，其文难晓；有孔壁之书，其文易晓。如《大禹谟》、《▯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诰》、《汤诰》、《伊尹》、《太甲》三、《咸有一徳》、《说命》、《泰誓》三、《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二十五篇，皆孔壁续出之文，易晓；余乃伏生之书，多艰深聱牙不可通。伏生之书所以艰深不可通者，伏生齐人也，齐人之语多艰深难晓。如公羊，齐人也，故《春秋》语亦艰深。如「昉于此乎」、「登来之者」，何休注云：「齐人语。」以是知齐语多艰深难晓者。或者又云：「《盘》、《诰》聱牙，自是《书》之本体。《典》、《谟》、《训》、《贡》、《范》、《汤誓》、《牧誓》等书，同出于伏生，而明白坦亮如彼，岂齐音使然？」详二说皆是，然未有的论。后见朱文公《语録》云：「《典》、《谟》之书，必是经史官润色来。《尚书》诰命皆分晓，亦是当时制诰，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盘庚》、《酒诰》等篇，皆是当时与民说话，正如今之榜文晓谕，方言俚语，随时各自不同，后来追録而成。」此言实为的论。
禹贡地理辨
验星躔，考分野，足以知地理乎？曰：「州郡大小沿革不同，不足以知地理也。」探河源，穷禹穴，足以知地理乎？曰：「疆场广邈，足迹难穷，不足以知地理也。」曰：「穷山经，求海志，足以知地理乎？」曰：「传闻之事常多失实，不足以知地理也。」然则地理终不得而知也？曰：「歴代舆图所述，先儒多论及之，皆不足以为据，所可据者《禹贡》一书耳。然《禹贡》之书，实作于虞夏之际，而欲尽后世之地理，亦难乎参稽矣。何者？大贤如孟子，尝言地理之误矣，惟《禹贡》足以明之；博洽如史迁，尝言地理之误矣，惟《禹贡》足以辨之；扬雄、班固，皆相忘于误者也，亦惟证之以《禹贡》而已，况汉而下诸儒之议论乎？何以知之？孟子曰：『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贡》，则曰：『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是江未尝有达淮之理。葢呉王夫差掘沟以通于晋，而江始有达淮之道，孟子葢指夫差所掘之沟以为禹迹也，明矣。史迁之作《河渠书》，曰：『厮为二渠，复禹旧迹。』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及考之禹迹，河自龙门至于大陆，皆为一流，至秦河决魏都，始有二流，子长之论，其误指秦时所决之渠以为禹迹也，明矣。扬雄生于蜀而作《蜀记》，上记蚕丛、鱼凫，以为秦之前未通中国，故李白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嵗，不与秦塞通人烟。而不知《禹贡》梁州之域【如岷、嶓、沱、潜、蔡之类】皆蜀地之山川，则雄之言前此未通中国，非也【禹贡已开蜀道，及秦人用金牛复开】班固述河源之经防，逺穷葱岭、蒲类海，以为潜行地中而出为中国河，而不知《禹贡》止曰导河至积石，唐人刘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国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吁！《禹贡》一书，不过数千言尔，古今言地理之抵牾，莫不于此取质焉，则后之言地理者，其可舍之而不为依据乎？《禹贡》一书所以不可
译《大禹谟》《五子之歌》《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合为一篇，其中有伪书）《武成》（有伪书）《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避讳作景），以上都是孔子壁中所得之书，其文辞浅显易懂，尚书得以流传，都是孔氏的功劳。确定这些书的是孔子，收藏这些书的是孔惠，为书作传的是孔安国，为书作疏的是孔颖达。
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辨析
有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书，有孔子壁中续出的五十八篇书，都是圣人已经确定的书。有浅显易懂的，也有艰涩拗口难以理解的。如《汤誓》、如《汤诰》，都是成汤时的号令；如《说命》、《高宗肜日》，都是商朝时的语言；《蔡仲之命》、《康诰》、《周公诰命》。然后难易、显晦截然不同，大概是因为伏生所传之书，文辞难以理解；孔子壁中所得之书，文辞容易理解。如《大禹谟》、《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二十五篇，都是孔子壁中续出的文辞，容易理解；其余都是伏生所传之书，大多艰涩拗口不可通晓。伏生所传之书之所以艰涩不可通晓，是因为伏生是齐国人，齐国的语言大多艰涩难懂。如《公羊传》，作者是齐国人，所以《春秋》的语言也艰涩。如“昉于此乎”、“登来之者”，何休注解说：“这是齐国的语言。”由此可知齐国语言大多艰涩难懂。又有人说：“《盘庚》、《诰》文辞拗口，自然是《尚书》的本体。《典》、《谟》、《训》、《贡》、《范》、《汤誓》、《牧誓》等书，都出自伏生，却明白坦荡如彼，难道是齐地口音造成的吗？”详细考察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然而没有确切的结论。后来看到朱文公《语录》说：“《典》、《谟》之类的书，一定是经过史官润色过的。《尚书》中的诰命都分晓明白，也是当时朝廷制作的文字。如《盘庚》、《酒诰》等篇，都是当时对百姓说的话，正像如今的榜文晓谕，方言俚语，随时各自不同，后来追录而成。”这话实在确切。
禹贡地理辨析
查验星宿运行，考察分野，足以了解地理吗？回答说：“州郡大小沿革不同，不足以了解地理。”探寻黄河源头，穷尽大禹洞穴，足以了解地理吗？回答说：“疆域广阔遥远，足迹难以穷尽，不足以了解地理。”说：“穷尽《山经》，寻求《海志》，足以了解地理吗？”回答说：“传闻之事常常失实，不足以了解地理。”那么地理终究无法得知吗？回答说：“历代舆图所述，先儒多论及之，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可依据的只有《禹贡》一书。然而《禹贡》一书，实在作于虞夏之际，而想要完全了解后世的地理，也难以参证考核了。为什么呢？大贤如孟子，曾指出地理的错误，只有《禹贡》足以阐明；博洽如司马迁，曾指出地理的错误，只有《禹贡》足以辨明；扬雄、班固，都陷于错误之中，也只有用《禹贡》来证明，何况汉代以后的诸儒议论呢？怎么知道的呢？孟子说：‘疏通汝水、汉水，排除淮水、泗水，而注入长江。’这是长江有通往淮河的道路了。等到考察《禹贡》，则说：‘沿着长江、东海，到达淮河、泗水。’这是长江不曾有通往淮河的道理。大概吴王夫差开沟以通于晋，长江才开始有通往淮河的道路，孟子大概把夫差所开的沟当作大禹的痕迹了，这是明显的。司马迁作《河渠书》，说：‘分开为二渠，恢复大禹旧迹。’这是认为二渠出自大禹。等到考察大禹痕迹，黄河自龙门至于大陆，都是一条水流，到秦朝黄河在魏都决口，才开始有两条水流，司马迁的议论，其错误在于把秦时所开的渠当作大禹的痕迹了，这是明显的。扬雄生于蜀地而作《蜀记》，上记蚕丛、鱼凫，认为秦之前未通中国，所以李白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不知道《禹贡》梁州的区域（如岷山、嶓冢、沱水、潜水、蔡水之类）都是蜀地的山川，那么扬雄说此前未通中国，是不对的（《禹贡》已开蜀道，到秦人用金牛再次开通）。班固叙述黄河源头的经过，远穷葱岭、蒲类海，认为潜行地中而出为中国河，而不知道《禹贡》只说导河至积石，唐人刘元鼎出使吐蕃才得知其源在国中深境，而班固的话也是不对的。唉！《禹贡》一书，不过数千言罢了，古今言地理的抵触矛盾，无不于此取质，那么后世言地理的人，怎么能舍弃它而不作为依据呢？《禹贡》一书之所以不可
及者何？」邪得道之言，与材智之言异。《禹贡》之言，其深于道乎！书出于道，非后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系于方域，而系之山川，至后世则有四至八到之说矣。山川小者系其州，大者条而出之，至后世为一山跨数州，一水而见数郡矣。冀州不言四方所距，至后世则京兆、扶风与郡县同体矣。禹迹所及，东至莱、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卉之服，无不为之绩叙而已，至后世则羁縻州郡皆入中国图籍矣。四者之意既已周知，而复于终篇，不过百言，遂能尽九州之田赋、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逺近，非深于道能之乎？
译“及者何？”邪得道的言论，与凭借才智能量的言论不同。《禹贡》的论述，难道不是对大道理解得很深吗！《尚书》出自大道，不是后世地理学家所能比拟的。所以九州不依附于方位疆域，而是依附于山川，到了后世就有了四至八到的说法了。小的山川依附于其所在的州，大的山川则单独列出，到了后世就出现了一座山跨越几个州、一条河流流经几个郡的情况了。冀州不说明四方所距离，到了后世京兆、扶风就和郡县体制相同了。大禹足迹所到之处，东到莱夷、牧夷，西到和夷，直到穿着皮卉服饰的远方部族，没有不为其记载叙述的，到了后世连羁縻州郡都纳入中国的图籍了。这四种用意既然已经全面知晓，又在篇末，不过百字，就能详尽九州田赋、土地所适宜种植的作物、道路山川的远近，不是对大道理解得很深能做到这样吗？
禹贡》《职方》九州同异辨【尔雅》《吕氏春秋》附】舜十二州，见于《禹贡》《职方】冀州。
禹贡》冀州不言分域，先儒以兖、豫、雍推之。雍之河在冀之西，豫之河在冀之南，兖之河在冀之东。豫曰「南河」，雍曰「西河」，则兖当曰「东河」矣。冀之不言分域者，以八州之既辨，分域可知，谓其在东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东。故《周职方》曰：「河内曰冀州。」《尔雅》、《吕氏春秋》皆云：「河间曰冀州。」言其在西河、东河之间尔。
兖州
禹贡》兖州之域，东南至济，西北至河，故曰「济河惟兖州」。《尔雅》、《春秋》、《吕氏春秋》皆云「济河之间曰兖州」，言间则特泥起东西之间耳。周《职方》曰「河东曰兖州」者，葢周无徐州。若徐州之岳，周以为兖州之镇；徐州之大野，周以为兖州之薮，则周之兖州出于济之东南矣，故独于河言之，其文不得不异也。
青州
禹贡》青州之域，东北至海，南与徐以岱为界，西与兖以济为界，故曰「海岱惟青州」。不言济者，以兖州见之也。《尔雅》曰「济东曰徐州」者，《尔雅》不言青州，先儒以为商制，商无青州，并青于徐，故也。《周礼》云「正东曰青州」者，周无徐州，则青州之南境当至于淮。
徐州
禹贡》徐州之域，东至于海。北境之接于青州则以岱，南境之接于扬州则以淮，故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西以济为界，故《尔雅》云：「济东曰徐州。」而经之不言济者，《尔雅》无青州，青兼于徐故也。青兼于徐，则凡济之东皆徐州也。《禹贡》兼有青、徐，则岱山之阳、济东为徐，岱山以北、济东为青，则言济不足以辨，故略之也。《吕氏春秋》曰：「泗上曰徐州」者，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于淮。《地理志》谓其源有四，因以为名焉。泗之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与扬共、济之与兖共也，故不韦亦得以为说焉。
扬州
禹贡》扬州之域，北至淮，东南至海，于方为东南，故曰「淮海惟扬州」，禹制其域矣。《周职方》曰：「东南曰扬州」，周辨其方矣，其实一也。《尔雅》曰：「江南曰扬州」，则扬州之域北不至淮，与《禹贡》异矣，殆商因于夏而致损益者于此与？
荆州
禹贡》荆州之域，北至南荆【南郡临淮之东北】南及衡山之阳。于方为南，故经曰：「荆及衡阳惟荆州。」《职方》云：「正南曰荆州。」《吕氏春秋》曰：「南方曰荆。」《尔雅》：「汉南曰荆州。」则荆州之域出于荆山之北矣。
豫州
禹贡》豫州之域，在南河之南，南荆之北，故曰：「荆河惟豫州。」而《尔雅》曰：「河南曰豫州。」志豫州之北境而已。《吕氏春秋》曰：「河汉之间曰豫州。」则豫之东南止乎汉东，而不及荆山矣。
梁州
禹贡》梁州之域，东据华山之南，西距黒水，故曰「华阳、黒水惟梁州」。《尔雅》、《职方》皆无梁州，并梁于雍故也。
雍州
禹贡》雍州之域，西至黒水，东至于西河，于中国为西方，故曰：「黒水、西河惟雍州。」《周职方》曰：「正西曰雍州。」《吕氏春秋》曰：「西方曰雍州。」辞虽少异，其实一也。周都丰镐，王畿不▯九州，故雍州道适当正西。若都河南、都亳，则雍州于方为西北，不得为正西。秦都咸阳，亦西周故畿也，故《周官》曰正西，《吕覧》以西方为雍州，亦因其都之所在也。
有尧之九州，舜之十有二州，何以起之？曰：「冀北割并部之名，燕齐起幽营之号。」
有《禹贡》之九州，有《职方》之九州，何以起之？曰：「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并」，此其要诀也。
辨禹贡职方山川地名【先儒考究未至，详辨于后】
山
岱山【东岳曰岱畎今兖州】
华山【西岳曰太华，华阳、华隂，职方豫】
衡山【南岳曰衡阳】
恒山【今真定府北岳职方并】
外方【中岳今西京曰嵩髙出郑毛诗上应井栁星张之精】
太行【怀安等州】
太岳【坡曰：「太岳曰岳阳，
译《禹贡》《职方》九州同异辨（附《尔雅》《吕氏春秋》）
舜时的十二州，见于《禹贡》和《职方》。
冀州
《禹贡》中冀州不说明其分界范围，先代儒者通过兖州、豫州、雍州来推断。雍州的黄河在冀州的西边，豫州的黄河在冀州的南边，兖州的黄河在冀州的东边。豫州称为“南河”，雍州称为“西河”，那么兖州应当称为“东河”了。冀州之所以不说明分界范围，是因为其他八州已经辨别清楚，其分界范围也就可知，即它在东河的西边、南河的北边、西河的东边。所以《周礼·职方》说：“河内称为冀州。”《尔雅》、《吕氏春秋》都说：“河间称为冀州。”是说它在西河与东河之间罢了。
兖州
《禹贡》中兖州的疆域，东南到济水，西北到黄河，所以说“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尔雅》、《春秋》、《吕氏春秋》都说“济水与黄河之间称为兖州”，说“之间”则特别拘泥于东西之间的界限。周代《职方》说“黄河以东称为兖州”，大概是因为周代没有徐州。如果徐州的岳山，周代把它作为兖州的镇山；徐州的大野泽，周代把它作为兖州的薮泽，那么周代的兖州就延伸到了济水的东南了，所以只从黄河方面来说，其文辞不得不有所不同。
青州
《禹贡》中青州的疆域，东北到海，南面与徐州以泰山为界，西面与兖州以济水为界，所以说“海与泰山之间是青州”。不说济水，是因为兖州已经提及了。《尔雅》说“济水以东称为徐州”，《尔雅》中没有青州，先代儒者认为这是商代的制度，商代没有青州，将青州并入徐州，所以如此。《周礼》说“正东方称为青州”，周代没有徐州，那么青州的南境应当到达淮河。
徐州
《禹贡》中徐州的疆域，东面到达海。北境与青州相接以泰山为界，南境与扬州相接以淮河为界，所以说：“海、泰山以及淮河之间是徐州。”徐州的西面以济水为界，所以《尔雅》说：“济水以东称为徐州。”而《禹贡》经文不说济水，是因为《尔雅》中没有青州，青州兼并于徐州的缘故。青州兼并于徐州，那么凡是济水以东都是徐州。《禹贡》中同时有青州和徐州，那么泰山的南面、济水以东为徐州，泰山的北面、济水以东为青州，那么只说济水不足以辨别，所以略去不提。《吕氏春秋》说：“泗水之上称为徐州”，泗水发源于陪尾山，到下邳流入淮河。《地理志》说它的源头有四个，因此以此命名。泗水的源头和支流都在徐州，不像淮河与扬州共有、济水与兖州共有那样，所以吕不韦也能以此作为说法。
扬州
《禹贡》中扬州的疆域，北到淮河，东南到海，在方位上属于东南，所以说“淮河与海之间是扬州”，大禹确定了它的疆域。《周礼·职方》说：“东南方称为扬州”，周代辨别了它的方位，其实是一样的。《尔雅》说：“江南称为扬州”，那么扬州的疆域北不到淮河，与《禹贡》不同，这大概是商代沿袭夏代而在此处有所增减吧？
荆州
《禹贡》中荆州的疆域，北到南荆（南郡临淮之东北），南到衡山的南面。在方位上属于南方，所以经文说：“荆山以及衡山之南是荆州。”《职方》说：“正南方称为荆州。”《吕氏春秋》说：“南方称为荆州。”《尔雅》说：“汉水以南称为荆州。”那么荆州的疆域就超出了荆山的北面了。
豫州
《禹贡》中豫州的疆域，在南河的南面，南荆的北面，所以说：“荆山与黄河之间是豫州。”而《尔雅》说：“黄河以南称为豫州。”只是记载豫州的北境罢了。《吕氏春秋》说：“黄河与汉水之间称为豫州。”那么豫州的东南止于汉水以东，而不及荆山了。
梁州
《禹贡》中梁州的疆域，东据华山的南面，西到黑水，所以说“华山之南、黑水之间是梁州”。《尔雅》、《职方》都没有梁州，是将梁州并入雍州的缘故。
雍州
《禹贡》中雍州的疆域，西到黑水，东到西河，在中国属于西方，所以说：“黑水、西河之间是雍州。”《周礼·职方》说：“正西方称为雍州。”《吕氏春秋》说：“西方称为雍州。”文辞虽然稍有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周朝建都于丰镐，王畿不属于九州，所以雍州道路正当正西。如果建都于河南、建都于亳，那么雍州在方位上属于西北，不得称为正西。秦朝建都于咸阳，也是西周旧日的王畿，所以《周官》说正西，《吕览》以西方为雍州，也是根据其都城所在而定的。
有尧的九州，舜的十二州，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冀州北部割出并部的名称，燕齐兴起幽州、营州的称号。”
有《禹贡》的九州，有《职方》的九州，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徐州、梁州并入青州、雍州，冀州析出幽州、并州”，这是其中的关键。
辨别《禹贡》《职方》中的山川地名（先代儒者考究未至，详细辨别如下）
山
岱山（东岳称为岱畎，今兖州）
华山（西岳称为太华，华阳、华阴，职方属豫州）
衡山（南岳称为衡阳）
恒山（今真定府北岳，职方属并州）
外方（中岳，今西京称为嵩高，出自郑地，《毛诗》上说对应井、柳、星、张之精）
太行（怀安等州）
太岳（苏东坡说：“太岳称为岳阳，
桐栢【今唐州】
陪尾【信阳军罗山县】
西倾【今洮州】
鸟鼠同穴【今通逺军秦渭之间】
终南【古文太乙，毛苌云：「周名山终南也。」今京兆府】
惇物【古云华山今京兆府】
三危【今沙州】
积石【今鄯州龙门县南】
龙门【今河中府】
昆崘【在吐蕃之西，或云在金城临羌县南，非也】
雷首【今陜州】
厎柱【今陜州陜县】
析城【今泽州】
王屋【今孟州】
嶓冢【今陇之三泉等州】
碣石【今棣平间】
敷浅原【今江州汉豫章歴陵县亦有博阳山】
内方【今安复二州】
大别【今夀州霍丘县】
大伾【今孟州】
陶丘【今曹州】
壷口【今潞州】
蔡【今蔡州】
岷山【今茂州】
岍【今陇之呉岳是也，即《职方》岳山，秦都咸阳，以为西岳】
梁【今同州】
岐【今凤翔】
蒙【一东一西沂淮二州】
荆【一南一北襄同二州】
峄阳【今兖州阳南也，如岳阳、衡阳之类】
羽畎【如岱畎类】
职方山镇
防稽【今越阳之山镇】
沂山【今沂州沂水所出，青之山镇】
岳山【即禹贡之岍】
医无闾【在辽东汉曰无虑】
常山【即禹贡之北岳】
霍山【冀之山镇坡曰太岳是也，即太岳山，非汉南岳之霍山在庐江潜县，《禹贡》「太岳】
水
雷夏【今濮州泽】
大野【今济之钜野职方同】
彭蠡【今南康西涯】
荥阳【今郑之荥陂】
菏泽【今曹州】
震泽【今苏州，即太湖是也。周曰具区，自太湖入于海】
孟猪【今南京职方曰望诸】
云梦【今安州职方曰云梦，唐太宗改为云土梦】
猪野【今凉州】
大陆【近九河】
三江【今江州】
九江【今江州别有辨】
九河【沧灜之间】
黒水【出隂液入海南】
弱水【今甘州】
合黎【今江州】
流沙【今沙州】
逆河【今沧灜】
渤海【今濵州】
沧浪【在鼎州、汉阳间，乃汉水也。汉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
南海【西南之海】
衡漳【冀州二水名】
泗濵【今泗州】
海濵
渭汭【今渭州】
南河、西河【即河之南、河之西】
三澨【今复州景陵县】
卫【今真定】
恒【今真定】
漾【今武都之三泉】
灉、沮【濮、耀二水防同雷泽之间】
沮【一东一西今濮耀】
济【今绛州】
漯【今博州】
潍【今沂州】
淄【今淄州】
汶【今密州】
淮【今唐州】
沂【今沂州】
沇【今出河东垣曲县王屋山】
汉【今汉州】
泾【今泾州】
沱【江陵蜀汉中自江出】
濳【自汉出】
伊【今西京】
洛【今西京出商州】
瀍【今西京】
沔【今汉阳军】
漆【今耀州】
澧【今澧州音里】
洚【今冀州】
丰【今长安县音风】
职方薮泽
具区【即禹贡震泽】
圃田【今东京中牟】
望猪【即禹贡孟猪】
云梦【即禹贡云梦泽】
▯蒲【今龙州或作汧】
杨纡【坡曰未闻】
貕养【在长广，太平御覧曰棠州】
大野【见禹贡】
昭余祁【今太原府】
川
三江【注见前】
江汉【荆】
荥雒【豫】
淮泗【青】
河泲【兖幽】
泾、汭【乃一水，汭者，涯也。郑以为二水。及笺《诗》，又以汭、鞫为水内】
漳【即禹贡衡漳】
虖池【今代礼记作恶池】
呕夷【今蔚州出乎舒】
浸
五湖【扬】
颍湛【坡曰未闻】
波溠【音播诈】
沂、沭【沂，今沂州；沭，音述，乃密州出东莞】
渭洛【渭乃渭水洛出怀徳】
卢维【当为雷灉，《禹贡》之雷夏灉、沮】
菑时【菑出莱芜时出般阳】
涞、易【涞出广昌，易出
译桐柏山【即今唐州】
陪尾山【即今信阳军罗山县】
西倾山【即今洮州】
鸟鼠同穴山【即今通远军秦州与渭州之间】
终南山【古称太乙山，毛苌说：“周朝著名的山叫终南山。”即今京兆府】
惇物山【古称华山，即今京兆府】
三危山【即今沙州】
积石山【即今鄯州龙门县南】
龙门山【即今河中府】
昆仑山【在吐蕃以西，有人说在金城临羌县南，这是不对的】
雷首山【即今陕州】
底柱山【即今陕州陕县】
析城山【即今泽州】
王屋山【即今孟州】
嶓冢山【即今陇州之三泉等州】
碣石山【即今棣州与平州之间】
敷浅原【即今江州，汉代豫章郡历陵县也有博阳山】
内方山【即今安州、复州二州】
大别山【即今寿州霍丘县】
大伾山【即今孟州】
陶丘【即今曹州】
壶口【即今潞州】
蔡山【即今蔡州】
岷山【即今茂州】
岍山【即今陇州的吴岳，也就是《职方》中的岳山，秦朝都城咸阳，把它当作西岳】
梁山【即今同州】
岐山【即今凤翔府】
蒙山【一座在东，一座在西，即沂州、淮州二州】
荆山【一座在南，一座在北，即襄州、同州二州】
峄阳【即今兖州峄山之南，如同岳阳、衡阳之类】
羽畎【如同岱畎一类】
职方记载的山镇
防稽山【即今越州的山镇】
沂山【即今沂州沂水发源处，青州的山镇】
岳山【就是《禹贡》中的岍山】
医无闾山【在辽东，汉朝称为无虑山】
常山【就是《禹贡》中的北岳】
霍山【冀州的山镇，坡说太岳就是它，也就是太岳山，不是汉朝南岳的霍山，那在庐江郡潜县，《禹贡》中的“太岳”】
水
雷夏泽【即今濮州的沼泽】
大野泽【即今济州的钜野，与职方记载相同】
彭蠡泽【即今南康府西岸】
荥阳泽【即今郑州的荥陂】
菏泽【即今曹州】
震泽【即今苏州，就是太湖。周朝称为具区，从太湖流入大海】
孟猪泽【即今南京，职方称为望诸】
云梦泽【即今安州，职方称为云梦，唐太宗改为云土梦】
猪野泽【即今凉州】
大陆泽【靠近九河】
三江【即今江州】
九江【即今江州，另有辨析】
九河【在沧州与瀛州之间】
黑水【发源于阴液，流入南海】
弱水【即今甘州】
合黎山【即今江州】
流沙【即今沙州】
逆河【即今沧州、瀛州】
渤海【即今滨州】
沧浪水【在鼎州、汉阳之间，就是汉水。汉水发源于荆山，向东南流成为沧浪之水】
南海【西南方向的海】
衡漳【冀州的两条水名】
泗滨【即今泗州】
海滨
渭汭【即今渭州】
南河、西河【就是河的南面、河的西面】
三澨【即今复州景陵县】
卫水【即今真定府】
恒水【即今真定府】
漾水【即今武都的三泉】
灉水、沮水【濮水、耀水，职方记载与雷泽相同】
沮水【一条在东，一条在西，即今濮州、耀州】
济水【即今绛州】
漯水【即今博州】
潍水【即今沂州】
淄水【即今淄州】
汶水【即今密州】
淮水【即今唐州】
沂水【即今沂州】
沇水【即今发源于河东垣曲县王屋山】
汉水【即今汉州】
泾水【即今泾州】
沱水【从江陵、蜀地汉中自长江分出】
潜江【自汉水分出】
伊水【即今西京】
洛水【即今西京，发源于商州】
瀍水【即今西京】
沔水【即今汉阳军】
漆水【即今耀州】
澧水【即今澧州，音里】
洚水【即今冀州】
丰水【即今长安县，音风】
职方记载的薮泽
具区【就是《禹贡》中的震泽】
圃田【即今东京中牟县】
望猪【就是《禹贡》中的孟猪】
云梦【就是《禹贡》中的云梦泽】
〇蒲【即今龙州，或作汧】
杨纡【坡说没有听说过】
貕养【在长广，太平御览说在棠州】
大野【见《禹贡》】
昭余祁【即今太原府】
川
三江【注释见前】
江汉【荆州】
荥雒【豫州】
淮泗【青州】
河泲【兖州、幽州】
泾、汭【是一条水，汭指岸边。郑玄认为是两条水。等到注解《诗经》，又把汭、鞫当作水内】
漳水【就是《禹贡》中的衡漳】
虖池【即今代州，礼记写作恶池】
呕夷【即今蔚州，发源于乎舒】
浸
五湖【扬州】
颍湛【坡说没有听说过】
波溠【音播诈】
沂、沭【沂，即今沂州；沭，音述，即今密州，发源于东莞】
渭洛【渭即渭水，洛水发源于怀德】
卢维【应当是雷灉，即《禹贡》中的雷夏、灉、沮】
菑时【菑水发源于莱芜，时水发源于般阳】
涞、易【涞水发源于广昌，易水发源于】
故安肃军】
汾潞【汾今汾晋潞州汾水出分阳潞出归徳】
地名及四夷附
孟津【今绛州垣曲县南】
太原【今平定军，非今太原府】
覃懐【今怀州】
东陵【今江州】
东原岛夷【冀】
嵎夷【青】
莱夷【徐】
和夷【梁】
三苗【雍】
西戎【雍】
译因此安肃军。
汾、潞【汾，即今天的汾州；潞州，汾水发源于分阳，潞水发源于归徳】。
地名及四夷附。
孟津【即今天绛州垣曲县以南】。
太原【即今天的平定军，并非今天的太原府】。
覃懐【即今天的怀州】。
东陵【即今天的江州】。
东原岛夷【冀州】。
嵎夷【青州】。
莱夷【徐州】。
和夷【梁州】。
三苗【雍州】。
西戎【雍州】。
织皮
昆崘
析支【汉曰阳支】
渠搜【夏州】
禹贡》、《洪范》相为用【禹顺五行治水】
洪范》之数有九，而初一曰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鲧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陈五行，而不畀《洪范》九畴？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锡之《洪范》九畴，彞伦攸叙，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葢九畴之纲领在于五行，五行之纲领在于水。请以《禹贡》明之。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为帝都，在北方属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属东方，故次兖、次青、次徐，皆东方也。兖、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属南方，故次扬、次荆，皆南方也。扬、荆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属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属西方，故终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势观之，豫立天下之中，与徐、兖接境，自兖、徐既治之后，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扬、次荆，何也？葢禹顺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观禹治水之先后，五行已得其序，则九畴可知，故天锡之者以此。鲧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于「鲧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陈五行」。五行汨陈，则九畴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见《禹贡》、《洪范》之书相为用者。或曰：「九畴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畴乃天地生成之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数。生成之数，其体也；相生之数，其用也。体用兼备，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数五十五，至于用则为五十，虚一为大衍以揲蓍也。」
洪范与禹贡尧典相类
洪范》之序九畴，正如《尧典》之记四时、《禹贡》之记九州。《洪范》居中，不言所施之目，以八畴环八方而图之，则皇极隐然而居中矣。《尧典》于三方皆曰旸、曰昧、曰幽都，而南方独不言者，取圣人南面向明之意，不可与三方同也。《禹贡》八州所言皆距，而冀州为帝都独不言者，以京师不可与州郡同体，环八方所距而知冀州之域居中矣。《尧典》、《禹贡》、《洪范》之书，同出于虞夏之。
世书之体，意亦相类，后世则不然。《月令》之记四时，《职方氏》之记九州，混为一体，都无区别。岂惟《月令》之记四时不如《尧典》？至记日夜分，亦不及《尧典》。《尧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记之，自有春秋之别；《月令》则两言日夜分，而不知孰为春、孰为秋。岂惟《职方氏》之记不如《禹贡》？至记里数，亦不如《禹贡》。《禹贡》以一面记之，《职方》以四面记之，则知古人之志不可及，古人之文亦非后世所可及。
洪范之数出于洛书
或曰：「先儒相传以《洪范》出于《洛书》，《洛书》之为物，果如后世所谓一六画北、二七画南者乎？则其数有位而无文，禹安知一为五行、二为五事也？果如先儒所传自五行至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者乎？则其书有记而无目，禹安知五事为听、视、言、貌、思，八政为食、货、祀、司徒、司空、司寇、賔、师也？若以终篇出于《洛书》，则上天之言不应如是繁悉也。今九畴之中，所谓卜筮者，伏羲已兆之；所谓厯数者，黄帝已推之；所谓司徒、司空者，尧舜已官之；无待《洛书》而后禹知之，则《洪范》不本于《洛书》者审矣。」予谓不然。《洛书》之示人，如数尔。圣人用其数，分为九类，故曰「天锡《洪范》九畴」者，以此。何谓数？天地之数五十五数，着之《洛书》，圣人因而叙之为九畴，亦五十五数。五行、五事，十数也；八政、五纪，二十三数也；皇极、三徳，二十有七数也；稽疑，卜用五、占用二，三十有四数也；庻徴，休验五、咎验五，四十有四数也；五福、六极，五十有五数也。圣人知其数而不知其纪目，惟禹能知之，此所以因《洛书》而叙九畴，不可谓无是事也。若以为无，则并与河图而画八卦，皆谓之无可乎？
译织皮、昆仑、析支（汉朝称为阳支）、渠搜（夏州）。
《禹贡》与《洪范》是相互印证的（禹顺应五行来治理水患）。
《洪范》的条目有九项，而第一项就是五行。五行的次序，第一是水。况且鲧所治理的，是水，上天为何知道他扰乱了五行，而不赐给他《洪范》九畴？禹所治理的，也是水，上天为何立刻赐给他《洪范》九畴，使常理得以条理分明，而不说五行是怎样的呢？大概九畴的纲领在于五行，五行的纲领在于水。请让我用《禹贡》来阐明这一点。五行的次序，第一是水。禹治理水患，从冀州开始。冀州是帝都，在北方属水，所以冀州排在前面。冀州的水患治理好后，水生木，木属东方，所以接着是兖州、青州、徐州，都是东方。兖、青、徐的水患治理好后，木生火，火属南方，所以接着是扬州、荆州，都是南方。扬、荆的水患治理好后，火生土，土属中央，所以接着是豫州，豫州位于天下的中心。豫州的水患治理好后，土生金，金属西方，所以最后以梁州、雍州结束。现在从天下的形势来看，豫州立于天下之中，与徐州、兖州接壤，自从兖、徐治理好之后，为何不先接着治理豫州，而必须先接着治理扬州、荆州呢？大概是因为禹顺应五行相生的次序是这样的。观察禹治理水患的先后的次序，五行已经得到了它的次序，那么九畴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上天赐给他的是这个。鲧治理水患，不依照五行的次序，所以箕子在“鲧湮洪水”之下，先断言一句“扰乱了五行”。五行被扰乱，那么九畴就可以知道了，上天不赐给他的原因也在于此。可见《禹贡》与《洪范》这两部书是相互印证的。有人说：“九畴中的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而不是水、木、火、土、金。”回答说：“九畴是天地生成的数目，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这是五行相生的数目。生成的数目，是它的本体；相生的数目，是它的作用。本体与作用兼备，这就是禹善于运用五行的原因。正如《周易》说天地之数为五十五，至于应用则为五十，虚一为大衍之数用来揲蓍占筮。”
《洪范》与《禹贡》《尧典》相类似
《洪范》排列九畴的次序，正如同《尧典》记载四时、《禹贡》记载九州。《洪范》处于中间，不说明所施行的具体条目，用其余八畴环绕八方来图示，那么“皇极”就隐隐然居于中央了。《尧典》对于东、西、北三方都说“旸谷”、“昧谷”、“幽都”，而南方唯独不说，是取圣人面南背北、面向光明的意思，不能与三方相同。《禹贡》八州所说的都是距离，而冀州作为帝都唯独不说距离，是因为京师不能与州郡同体，环绕八方所记载的距离就知道冀州的疆域居于中央了。《尧典》、《禹贡》、《洪范》这些书，都出自虞夏时代。
书籍的体例，意思也相类似，后世就不是这样了。《月令》记载四时，《职方氏》记载九州，混为一体，毫无区别。难道只是《月令》记载四时不如《尧典》吗？甚至记载昼夜平分，也不如《尧典》。《尧典》用“日中”、“宵中”四个字来记载，自然有春秋的区别；《月令》则两次说昼夜平分，却不知道哪个是春、哪个是秋。难道只是《职方氏》记载不如《禹贡》吗？甚至记载里程，也不如《禹贡》。《禹贡》以一面来记载，《职方》以四面来记载，由此可知古人的志向不可企及，古人的文章也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
《洪范》的数目出自《洛书》
有人说：“先儒相传认为《洪范》出自《洛书》，《洛书》这个东西，果真像后世所说的那样，一六画在北、二七画在南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它的数目只有位置而没有文字，禹怎么知道一是五行、二是五事呢？果真像先儒所传的那样，从五行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都有记载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本书有记载而没有标题，禹怎么知道五事是听、视、言、貌、思，八政是食、货、祀、司徒、司空、司寇、宾、师呢？如果认为整篇文章都出自《洛书》，那么上天的言语不应该如此繁复详细。现在九畴之中，所谓卜筮，伏羲已经预示了；所谓历数，黄帝已经推演了；所谓司徒、司空，尧舜已经设立了官职；不需要《洛书》禹就知道这些，那么《洪范》不本于《洛书》是确定的了。”我认为不是这样。《洛书》向人显示，就像数目一样。圣人运用这些数目，分为九类，所以说“上天赐给《洪范》九畴”，就是这个原因。什么是数目？天地之数为五十五，著录在《洛书》中，圣人因而将其叙述为九畴，也是五十五数。五行、五事，是十数；八政、五纪，是二十三数；皇极、三德，是二十七数；稽疑，卜用五、占用二，是三十四数；庶征，休验五、咎验五，是四十四数；五福、六极，是五十五数。圣人知道这些数目而不知道其纲目，只有禹能知道，这就是因为依据《洛书》而叙述九畴，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事。如果认为没有，那么连同河图而画八卦，也都说没有吗？
洛书之文
天地之数五十五，河图不用十数者，九与一、三与七、二与八、四与六皆十数，纵横之间无非十数，所以虚十数而不用，以四隅四正之十合乎中央之土，所以纵横皆十五数。四正皆竒，四隅皆耦者，所谓独隂不生，独阳不成，必一竒一耦而造化生也。
译洛书的文辞：天地之数为五十五。河图不使用十数，是因为九与一、三与七、二与八、四与六都凑成十数，纵横之间无非都是十数，所以虚设十数而不使用，让四隅和四正的十数合乎中央的土数，因此纵横都是十五数。四正都是奇数，四隅都是偶数，这就是所说的单独阴气不能生长，单独阳气不能成就，必须一奇一偶配合，造化才能产生。
五十立数，其说虽似牵强，然亦可用。
书序
书序》出于史官之所题，正如《诗》之上序，出于当时太史所题。《诗》、《书》之序同出一处，不与本篇相联，故逸书之名可得而见者，若各冠其篇首，则亡矣。《书序》之体不一，百篇之不可作者三：《禹贡》以发首言禹，未言贡，故不言作《禹贡》；《防子》作诰，故不言作《防子之诰》；《仲虺之诰》，故不言作《仲虺之诰》。百篇无序者四：咎单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徳》、周公作《立政》、作《无逸》，无可序述，故云作而不序其所由。三篇合为一序者六：若《太甲》、《盘庚》、《说命》、《泰誓》、《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康诰》、《酒诰》、《梓材》三篇，皆一序，皆不可不知也。若扬雄曰：「昔之《书序》以百篇，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由是观之，《酒诰》之序不空也，扬雄之言失之矣，学者不可不知也。
书疑
六经之书，有亡失于夫子之先，有亡失于秦火之后者。夏五、郭公，甲戌、己丑，此《春秋》之阙文也；南陔以下，《诗》亡其六，此《诗》之阙文也，此其亡失于夫子之前也。《周礼》六典失于冬官，《尚书》百篇止存其半，此其亡失于秦火之后也。礼之失于冬官，汉儒已足之《考工记》，未甚害也。书不惟失其二十四篇，而五十八篇之中，多有讹舛遗逸，不能无疑者。详而考之，有脱简者，有脱文者，有错文者，有传写而误者，有口传之讹者，有经序异文者，有篇第误称者，有伪书之误真者，有逸书之间见者，又有出于后人之轻改者。诸如此类，不可殚举。刘向以中古文挍欧阳、夏侯经文，《酒诰【伏】脱简一，《召诰》脱简二【伏】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有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此脱简也。「夔曰：『于！予击石。』」之辞在《益稷》之末，而重见于《舜典》命官之际；《康诰》三篇，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言，实武王之书，而云周公作诰以封康叔【胡五峰、呉才老、晦庵并云】又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林少頴云】此断简也。《舜典【伏】一篇，古文犹阙，此阙文也。《武成》一篇，先后失次，此错文也。汉王嘉曰：「亡敖逸欲有国。」今文转写「敖」作「教」。「恤刑惟恤【尧典】今文曰口传以「恤」为「谧【司马贞曰今作谧也】恤」、「谧」相近，伏生口传之讹，此传冩、口传之讹也。《泰誓》序述武王伐殷，在于十有一年，正经则曰十有三年。孟子以「四海遏密八音」为《尧典》之文，今其书出于《舜典》。左传以《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皆谓之《夏书》，今其书为《虞书》。若以《尧典》为虞氏所修，谓之《虞书》，则《舜典》以下皆当为《夏书》，不若先秦古书孟氏、左氏之文可信。此经序之异文、篇第之误称者。张霸伪书，立之学官，以之射防。左氏述子鱼之言，有《康诰》，又有《唐诰》，今独无《唐诰》，此伪书之乱真、逸书之间见者。其他如髙宗享国五十九年，无逸；蔡邕石本为百年，无偏无僻，明皇以不叶韵改为陂。禹贡「云梦」，太宗得古文改「云土梦」。此皆出后人之轻改者。六经之文，惟书出于口传，孔壁其亡失者几半，而半存者又如此讹戾，何也？葢当文帝使晁错徃受之时，伏生已老，不能正言，乃使其女传言教晁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而孔传之书至东晋始出，不无残阙讹谬者错杂其间。学者当玩其辞，取其意，阙其疑可也。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史之有阙，书之不可信，在夫子孟子之时已然矣，况后世乎？酒诰一篇，扬雄叹其俄空；禹谟等作，杜预称其遗逸。此又不当疑而疑者也。葢百篇无序者四，康诰、酒诰、梓材同为一序，则酒诰之序不俄空也。晋世古文之书未显，杜预所及见者张霸伪本，安得不以二十五篇之书谓之逸乎？凡
译五十而立数，这种说法虽然看似牵强，但也可以采用。
《书序》出自史官的题写，正如《诗经》的大序出自当时太史的题写。《诗经》和《尚书》的序言同出一源，不与正文相连，所以那些散佚篇章的名称得以被看见；如果各自冠在篇首，那么它们就失传了。《书序》的体例不统一，一百篇中不称“作”的有三种情况：《禹贡》以“禹”字开头，没有提到“贡”，所以不说“作《禹贡》”；《盘庚》是诰辞，所以不说“作《盘庚之诰》”；《仲虺之诰》也是诰辞，所以不说“作《仲虺之诰》”。一百篇中没有序言的有四种情况：咎单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作《无逸》，没有什么可叙述的缘由，所以说“作”而不序其由来。三篇合用一个序言的有六种情况：如《太甲》、《盘庚》、《说命》三篇，《泰誓》、《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康诰》、《酒诰》、《梓材》三篇，都共用一个序言，这都是不可不知的。如果像扬雄所说：“以前的《书序》有一百篇，而《酒诰》的序言忽然空缺了，现在失传了。”由此看来，《酒诰》的序言并没有空缺，扬雄的话错了，学者不可不知。
《书疑》
六经的书籍，有的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亡失，有的在秦朝焚书之后亡失。“夏五”、“郭公”、“甲戌”、“己丑”，这是《春秋》的缺文；《南陔》以下，《诗经》亡失了六篇，这是《诗经》的缺文，这些是在孔子之前亡失的。《周礼》六典中的冬官失传，《尚书》一百篇只保存了一半，这些是在秦朝焚书之后亡失的。《周礼》冬官的失传，汉代儒生已经用《考工记》补足，危害不大。《尚书》不仅失传了二十四篇，而且在存世的五十八篇中，多有错误、混乱和遗漏，不能没有怀疑。详细考察，有脱简的，有脱文的，有错简的，有传写错误的，有口传讹误的，有经文与序言文字不同的，有篇目次序错误称呼的，有伪书混淆真书的，有逸书夹杂其中的，还有后人轻率改动的。诸如此类，不可尽数列举。刘向用中古文校对欧阳、夏侯的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伏生本中简二十五字的，脱也有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也有二十二字，这是脱简。“夔曰：‘于！予击石。’”这句话在《益稷》的末尾，却又重复出现在《舜典》任命官员的时候；《康诰》三篇，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话，实际上是武王的书，却说周公作诰以封康叔【胡五峰、吴才老、晦庵都这么说】，又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林少颖说】，这是断简。《舜典》一篇，古文仍然缺失，这是缺文。《武成》一篇，先后次序颠倒，这是错简。汉代王嘉说：“亡敖逸欲有国。”今文转写将“敖”写成“教”。“恤刑惟恤”【《尧典》】今文说口传以“恤”为“谧”【司马贞说现在写作谧】，“恤”、“谧”相近，伏生口传的讹误，这是传写、口传的讹误。《泰誓》序言叙述武王伐殷，在十一年，正经却说十三年。孟子以“四海遏密八音”为《尧典》的文字，现在它的书出现在《舜典》中。《左传》将《大禹谟》、《皋陶谟》、《益稷》都称为《夏书》，现在它们的书属于《虞书》。如果以《尧典》为虞氏所修，称为《虞书》，那么《舜典》以下都应当是《夏书》，不如先秦古书孟子、左氏的文字可信。这是经文与序言文字不同、篇目次序错误称呼的情况。张霸的伪书，立于学官，用来射利。《左传》叙述子鱼的话，有《康诰》，又有《唐诰》，现在唯独没有《唐诰》，这是伪书混淆真书、逸书夹杂其中的情况。其他如高宗享国五十九年，无逸；蔡邕石本为百年，无偏无僻，明皇因为不押韵改为陂。《禹贡》“云梦”，太宗得到古文改“云土梦”。这都是出自后人轻率改动的。六经的文字，只有《尚书》出于口传，孔壁中发现的亡失者几乎一半，而保存的一半又如此错误混乱，为什么呢？大概当文帝派晁错前往受学时，伏生已经年老，不能正言，于是派他的女儿传言教晁错。齐人的语言多与颍川不同，不知道的约有十二三，只是大致按照他的意思属读而已。而孔传的书直到东晋才出现，无不残阙讹谬错杂其间。学者应当玩味其言辞，取其意，对可疑之处存疑即可。孔子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史官的缺文。”孟子说：“完全相信书，还不如没有书。”史官有缺文，书不可全信，在孔子、孟子的时代就已经这样了，何况后世呢？《酒诰》一篇，扬雄感叹其忽然空缺；《禹谟》等篇，杜预称其遗逸。这些是不应当怀疑而怀疑的。大概一百篇中没有序言的有四种情况，《康诰》、《酒诰》、《梓材》同用一个序言，那么《酒诰》的序言就不曾空缺。晋代古文的书尚未显世，杜预所见到的是张霸的伪本，怎么能不将那二十五篇的书称为逸书呢？凡
武成辨【乃杂识武王政事之书】
汉《律厯志》引《武成》篇，自「翼日癸巳」以下，有「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刘商。四月既旁死魄，越六日庚戌，燎于周庙。翼日辛亥，祀天于位。越五日乙夘，乃以庻邦祀于周庙」，与今《武成》全篇不同。孔頴逹谓焚书之后，有人伪书云《武成》之际，又亡其篇，故郑康成亦云《武成》逸书也。孟子尝曰：「吾于《武成》，取二三防而已。」当孟子时，《武成》亦不可尽信，况后之伪书者乎？本朝王安石疑伏生昬耄乱其伦次，因而删正之。林少頴又谓此不必疑，乃古书之体尔。《仲虺之诰》全载仲虺之言，《汤诰》全载汤之训，《伊训》全载伊尹之语，至如《太甲》、《盘庚》之类，皆出一人之防，此其大凡也。若《尧典》则杂记尧用人之言，至于称尧之徳，自「乃命羲和」以下，葢史官之辞耳。《舜典》是史官述舜之为政及命官等事，《禹贡》、《顾命》并是史官记当时之制，此又自一体也。《武成》者，武王伐纣之功已成，识其政事之书，皆史官记武王征伐及其归商所行之事，此与《尧典》、《舜典》、《顾命》之书体同。世儒疑之者，以所记之日有差故也。「翼日癸巳」，武王自周伐商，不当即继以「四月哉生魄」；既曰生魄为四月之十六日，不当继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二十八日；既先偃武修文，不宜始记祷神与受防于牧野；既云祀于周庙，命庻邦冢君，不宜始记式闾封墓、散财发粟，所以颠倒断絶。予谓不然。武王既胜商归丰，史官杂记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则记其始徃伐商之时也。继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以下，此则记其克商还周之时也。既述其徃，又记其归，此则记其政事之总目也。即其载命冢君百官之辞、告皇天后土所过山川之言，至「无作神羞」，此则述武王征伐之时有此言尔。述武王之言已尽，乃曰：「既戊午，师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胜商之事。耳至下封墓式闾散财发粟，皆谓天下已定，行之虽若不相伦续，葢皆杂记其政事，无害作史之体。武王伐纣之书有五，泰誓三，牧誓一，皆全载武王誓众之辞。至武成，乃史官杂识其征伐及其归周所行之政事耳。此与《尧典》、《舜典》、《顾命》之书体同，先儒疑其错简，非也。君牙、伯冏、吕刑【后世不可信，韩愈一碑之失】
夫子定书，自周成康后，独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吕刑》三书，欲知穆王用人与其训刑之意，如是明审，可知穆王之为人，不坠文武成康之风烈矣。韩退之作《徐偃王庙碑》乃曰：「偃王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时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龙骑之，西宴王母于瑶池忘归，诸侯贽于徐庭者三十六国。」如退之说，则夫子所取三篇可以无传。夫乘八骏觞王母，出于列御冦，谓西极之僊人与穆王同游以至于瑶池，此特御冦驾言以神僊人之术，大槩诡怪如此。后左氏不之察，因曰：「穆王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妄者又作《穆天子传》以广孟浪之说，此退之取以为据也。退之名为信吾道、排异端者也，而反溺于异端，不已陋乎？信一怪诞之说，而戾夫定书之防，致徐偃之伪名，诬周王之大恶，退之一碑之失，万世不能赎也。今观穆王三篇，其命君牙为大司徒，则自谓守文武成康之遗绪，其心忧危，若蹈虎尾，涉春氷，必頼股肱心膂而为之辅翼也；其命伯冏为太仆正，则自谓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至有「仆臣谀，厥后自圣」之言，非惟见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饬躬畏咎也；其命吕侯以刑也，则歴告以谨刑罚、恤非辜，虽当耆年，而其心未尝不在民，反谓之不在天下，何邪？使穆王作三书皆无实之言，所任之人亦不当，则夫子不取之也。今世儒于命伯冏为太仆正，则曰：「穆王好马故也。」读《吕刑》「穆王享国百年，耄荒」，则曰：「王老而荒怠，好游故也。」故列子之说传
译《武成辨》【这是混杂记载武王政事的书籍】
汉代《律历志》引用《武成》篇，从“翼日癸巳”以下，有“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刘商。四月既旁死魄，越六日庚戌，燎于周庙。翼日辛亥，祀天于位。越五日乙夘，乃以庻邦祀于周庙”等语，与现在流传的《武成》全篇完全不同。孔颖达认为焚书之后，有人伪造《武成》，说在《武成》之际，又亡失了该篇，所以郑康成也说《武成》是逸失的书。孟子曾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中两三页罢了。”在孟子时代，《武成》尚且不能完全相信，何况后世的伪书呢？本朝王安石怀疑伏生年老昏乱搞乱了次序，因而删改订正它。林少颖又说这不必怀疑，这是古书的体例罢了。《仲虺之诰》全部记载仲虺的话，《汤诰》全部记载汤的训诫，《伊训》全部记载伊尹的话语，至于像《太甲》、《盘庚》之类，都出自一个人的口述，这是大概的情况。如果《尧典》则是杂记尧用人时的言语，至于称颂尧的德行，从“乃命羲和”以下，大概是史官的辞令。《舜典》是史官叙述舜执政及任命官员等事，《禹贡》、《顾命》都是史官记载当时的制度，这又是另一种体例。《武成》是武王伐纣大功已成，记载其政事的书籍，都是史官记录武王征伐以及回到商都所做的事，这与《尧典》、《舜典》、《顾命》的书籍体例相同。世俗儒生怀疑它，是因为所记载的日期有差错。“翼日癸巳”，武王从周出发伐商，不应当紧接着说“四月哉生魄”；既然说生魄是四月的十六日，不应当紧接着说“既戊午”，反而像是正月二十八日；既然先偃武修文，不应当开始记载祷神与在牧野接受天命；既然说在周庙祭祀，任命诸侯冢君，不应当开始记载式闾封墓、散财发粟，所以显得颠倒断绝。我认为不是这样。武王战胜商朝回到丰邑，史官杂记其事，首先说：“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这是记录他起初前往伐商的时候。接着说“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以下，这是记录他攻克商朝回到周地的时候。既叙述了他去，又记录了他归，这是记录他政事的总目。即其记载任命冢君百官的言辞、告祭皇天后土所过山川的话语，直到“无作神羞”，这是叙述武王征伐时有这些话罢了。叙述武王的话已经完毕，才说：“既戊午，师逾孟津。”这是史官最后说完他战胜商朝的事。至于下面封墓式闾散财发粟，都是说天下已定，实行起来虽然好像不相连续，大概都是杂记其政事，无害于作史的体例。武王伐纣的书有五篇，《泰誓》三篇，《牧誓》一篇，都全部记载武王誓众的言辞。至于《武成》，则是史官杂记其征伐以及回到周地所实行的政事罢了。这与《尧典》、《舜典》、《顾命》的书籍体例相同，先儒怀疑其错简，是不对的。
《君牙》、《伯冏》、《吕刑》【后世不可信，韩愈一碑之失】
孔子编定《尚书》，自周成王、康王之后，只留存穆王所作的《君牙》、《伯冏》、《吕刑》三篇，想要了解穆王用人及其训诫刑罚的意思，如此明白审慎，可知穆王为人，不坠文武成康的风烈了。韩退之（韩愈）作《徐偃王庙碑》却说：“偃王君临国家治理百姓，对待四方一概出于仁义。当时穆王无道，心意不在天下，得到八龙骑着它，向西在瑶池宴请王母忘记回归，诸侯向徐庭进贡的有三十六国。”按照退之的说法，那么孔子所选取的三篇可以不用流传了。夫乘八骏觞王母，出自列御寇，说西极的仙人与穆王同游以至于瑶池，这不过是御寇驾言以神仙人的术数，大抵诡怪如此。后来左氏不考察，因而说：“穆王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妄人又作《穆天子传》以扩大孟浪之说，这是退之取以为据的。退之名曰信吾道、排异端，而反溺于异端，不是太浅陋了吗？信一个怪诞之说，而违背夫子定书的宗旨，致使徐偃的伪名，诬陷周王的大恶，退之一碑之失，万世不能赎也。今观穆王三篇，其命君牙为大司徒，则自谓守文武成康之遗绪，其心忧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赖股肱心膂而为之辅翼也；其命伯冏为太仆正，则自谓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至有“仆臣谀，厥后自圣”之言，非惟见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饬躬畏咎也；其命吕侯以刑也，则历告以谨刑罚、恤非辜，虽当耆年，而其心未尝不在民，反谓之不在天下，何邪？使穆王作三书皆无实之言，所任之人亦不当，则夫子不取之也。今世儒于命伯冏为太仆正，则曰：“穆王好马故也。”读《吕刑》“穆王享国百年，耄荒”，则曰：“王老而荒怠，好游故也。”故列子之说传
于左氏，以及于韩子，信韩子之说必至此也。据《书》曰：「王享国百年，耄」，言时已老矣，而犹荒度作《吕刑》以诘四方，正知王之不忘也。荒度之义，与「荒度土功」同，若果耄且荒，何暇训夏赎刑乎？
译对于左氏，以及韩非子，相信韩非子的说法必定会达到这种地步。根据《尚书》说：“王在位百年，年老”，是说当时已经老了，却还荒废法度制定《吕刑》来审问四方，正知道王没有忘记。荒废法度的意思，与“荒废土功”相同，如果果然年老且荒废，哪里有空闲去训导夏代的赎刑呢？
秦誓【知悔过而不能改过】
有过而能知之，知过而能改之，圣人之徒也。秦穆公丧师而自誓，吾见其能知过矣，未见其能改过也。殽之败，全师而没，以辱其三帅，穆公知过之在已，悔而作誓，诚有悔过之言矣，而非诚有改过之心也。殽败之后【僖三十二】不逾年而三帅还。自三帅既还之后，逾二年而复举伐晋之师，又败于彭衙【文二】如是可以已矣，自彭衙之败，逾年而又伐晋，以至济河焚舟，幸王官一防，想其愤愤之心，未尝不在于殽之一役，前日自誓之言何如哉！圣人序《书》，録其言于典诰之末，所以讥穆公不能改过，以示戒于来世也。且《春秋》焚舟之举，直书曰「秦人伐晋」，贬而称人，以称人之意，则知圣人所以定《书》也。
读书当观其意
典、谟、训、诰、誓、命，孔安国以为《书》之六体。由今观之，有一篇备数篇之体，如《大禹谟》曰：「禹乃防羣后，誓师」，则是谟亦有誓也；《说命》曰：「王庸作书以诰」，则是命亦有诰也。以至《益稷》、《洪范》本谟而不言谟，《旅獒》、《无逸》本训而不言训，《盘庚》、《梓材》本诰不言诰也，《▯征》不言誓，《君陈》、《君牙》不言命【如《诗》之风、雅、颂】然此可以论《书》之文，不可论《书》之防大扺五十八篇之中，圣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于治乱兴废之所由者，如典、谟、训、诰、《汤誓》之类是也；有世不得以为治，君不足以为贤，而有取其言以传逺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之类是也；有取其事者，《▯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吕刑》是也；有特记其时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劝者，《费》、《秦誓》是也。大扺上古之世，风俗淳厚，初未有竒杰可録之事，故史官所存，不过君臣之间忠言嘉谟，与夫国家兴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为无益于治，皆所不取焉。使后世之君读其书，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则为尧、舜、禹、汤、文、武矣；有学而知之、利而行之，则为啓中宗、髙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勉强而行之，则为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极于危亡，则为太康、桀、纣矣。其所示劝谕告戒之言，与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襃贬者，无以异也。唐李翺曰：「其读《春秋》也，若未尝有《诗》；其读《诗》也，若未尝有《易》；其读《易》也，若未尝有《书》。其知六经也哉！」
六经奥论卷二
<经部,五经总义类,六经奥论》>
钦定四库全书
六经奥论卷三 宋 郑樵 撰
诗经
今惟毛公传【出于齐者曰辕固、出于鲁者曰申公、出于燕者曰韩婴、出于赵者曰毛公】毛公作训【释也】传【注也】传注二字见《三礼》。毛公之注谓之传，故曰毛氏传。孔氏传《易大传》是也。
四家之诗，出于齐、鲁、燕、赵。出于齐者曰辕固，出于鲁者曰申公，出于燕者曰韩婴，出于赵者曰毛公。土音不同，训诂亦异。故孔颖达曰：「三家之诗，字与毛公异者，动以百数。」及证之他书，三家之学，非徒字异，亦并与文义俱异矣。以《关雎》为讽康王之诗，以《燕燕》于飞为定姜送归妇之诗，以《硕人》为傅母戒哀姜之诗，以《采采芣苢》为蔡女不弃恶夫之诗，诸如此类，不可殚举。至武帝时，毛诗始出，自以源流出于子夏，其书贯穿先秦古书。惟河间献王好古博见异书，深知其精。时齐、鲁、韩三家皆列于学官，独毛氏不得立。中兴后，谢曼卿、卫宏、贾逵、马融、郑众、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学者翕然称之。今观其书，所释《鸱鸮》与《金縢》合，释《北山》、《烝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合。当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説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汉兴，三家盛行，
译秦誓【知道悔过却不能改过】
有了过错能够知道，知道过错能够改正，这是圣人的门徒。秦穆公在军队覆没后自我发誓，我只看到他能够知道过错，却没有看到他能够改正过错。殽山之战的失败，全军覆没，从而羞辱了他的三位主帅，穆公知道过错在于自己，悔恨而作誓，确实有悔过的言辞，却没有确实改过的心。殽山战败之后【僖公三十二年】，不到一年三位主帅就回来了。自从三位主帅回来之后，过了两年又发动讨伐晋国的军队，又在彭衙战败【文公二年】，像这样还可以停止吗？自从彭衙战败，过了一年又讨伐晋国，以至于渡过黄河焚烧船只，侥幸攻下王官一城，想来他愤愤不平的心，没有不在殽山那一役的，那么先前自我发誓的话又怎么样了呢！圣人编次《尚书》，把他的言辞收录在典诰的末尾，是用来讥讽穆公不能改过，以此警示后世。况且《春秋》对于焚舟这一举动，直接记载说“秦人伐晋”，贬低而称“人”，从称“人”的用意来看，就知道圣人编定《尚书》的用意了。
读书应当观察其意旨
典、谟、训、诰、誓、命，孔安国认为是《尚书》的六种体裁。从现在看来，有一篇具备数篇的体裁，比如《大禹谟》说：“禹于是告诫群臣，誓师”，这就是谟也有誓；《说命》说：“王于是作书来诰”，这就是命也有诰。以至于《益稷》、《洪范》本是谟却不称谟，《旅獒》、《无逸》本是训却不称训，《盘庚》、《梓材》本是诰却不称诰，《汤征》不称誓，《君陈》、《君牙》不称命【就像《诗经》的风、雅、颂】，然而这可以用来讨论《尚书》的文章体裁，不可以用来讨论《尚书》的体例。大致在五十八篇之中，圣人取舍的意旨各有侧重：有取于治乱兴废原因的，如典、谟、训、诰、《汤誓》之类是；有当时不足以成为治世，君主不足以成为贤君，而取其言辞以传于后世的，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之类是；有取于其事的，《汤征》是；有取于其意的，《吕刑》是；有特意记录其时的，《文侯之命》是；有用来示戒劝勉的，《费誓》、《秦誓》是。大致上古时代，风俗淳厚，起初没有奇特杰出可记录的事迹，所以史官所保存的，不过是君臣之间的忠言嘉谋，以及国家兴亡的大致情况罢了。其他世系年月、官职名氏，认为对治理没有益处，都不选取。让后世的君主读这些书，想象那些人，有生来就知道、安然去实行的，就成为尧、舜、禹、汤、文、武了；有通过学习才知道、有利去实行的，就成为启、中宗、高宗、成王、康王了；有困顿才知道、勉强去实行的，就成为太甲、穆王了；困顿却不知道，反而导致危亡的，就成为太康、桀、纣了。它们所显示的劝谕告诫之言，与三百篇的赞美讽刺、二百四十二年的褒贬，没有什么不同。唐代李翺说：“他读《春秋》，好像不曾有《诗经》；他读《诗经》，好像不曾有《易经》；他读《易经》，好像不曾有《尚书》。他懂得六经啊！”
六经奥论卷二
<经部,五经总义类,六经奥论》>
钦定四库全书
六经奥论卷三 宋 郑樵 撰
诗经
现在只有毛公的传【出自齐国的叫辕固、出自鲁国的叫申公、出自燕国的叫韩婴、出自赵国的叫毛公】，毛公作训【解释】传【注释】，“传注”二字见于《三礼》。毛公的注释称为传，所以叫毛氏传。孔氏传《易大传》就是如此。
四家之诗，出自齐、鲁、燕、赵。出自齐国的叫辕固，出自鲁国的叫申公，出自燕国的叫韩婴，出自赵国的叫毛公。地方口音不同，训诂也不同。所以孔颖达说：“三家之诗，与毛公文字不同的，动不动就有上百处。”等到用其他书籍验证，三家的学说，不仅仅是文字不同，连文义也完全不同了。把《关雎》当作讽谏康王的诗，把《燕燕》于飞当作定姜送归妇的诗，把《硕人》当作傅母告诫哀姜的诗，把《采采芣苢》当作蔡女不弃恶夫的诗，诸如此类，不可尽数列举。到了汉武帝时，毛诗才出现，自认为源流出自子夏，其书贯穿先秦古书。只有河间献王喜好古书，博览异书，深知其精妙。当时齐、鲁、韩三家都列于学官，唯独毛氏不能立。中兴之后，谢曼卿、卫宏、贾逵、马融、郑众、康成之徒都尊崇毛公，学者一致称赞。现在看他们的书，所解释的《鸱鸮》与《金縢》相合，解释《北山》、《烝民》与《孟子》相合，解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相合，解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相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相合。当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流行，而毛氏的说法先与之相合，不说是源流出自子夏可以吗？汉朝兴起，三家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