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奥论卷六　　　　　宋　郑樵　撰

译《周礼》这本书，详细记载了周代的制度，却没有涉及道德教化；对职守规定得严格，却对君主自身的修养有所忽略，因此学者怀疑它不是圣人所写的书。查《尚书》传文说：“周公第一年平定祸乱，第二年讨伐商朝残余势力，第三年平定奄国，第四年分封诸侯以保卫王室，第五年营建洛邑，第六年制定礼乐，第七年把政权归还成王。”那么这本书是在周公摄政六年之后，周公准备把政权归还成王时所作，这就是《周礼》产生的原因。所以《周礼》六官之首都提到“辨方正位”，就是这个缘故。《周官》序言说：“成王贬黜商朝残余，灭掉淮夷，回到丰京，作了《周官》。”查周公摄政时，淮夷、奄国已经和管叔、蔡叔一起叛乱，成王即位之后，淮夷又反叛，成王于是亲自征讨，所以说灭掉淮夷，回到丰京，作了《周官》。应当是在营建洛邑完成之后作了《周礼》，回到丰京之后作了《周官》，可见《周官》作于《周礼》之后是明确的。而郑众把《书序》中说的作《周官》当作《周礼》，这就错了；郑康成又认为成王作《周官》在摄政三年，周公制礼在摄政六年，错得更厉害【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是书成之后才作诰命的言辞来告诫臣下，两个郑的错误都是因为没有见到古文《尚书》】后来寻求解释而不得，有人说这是文王治理岐山的制度，有人说这是成周理财的书，有人说这是战国阴谋的书【何休说】有人说这是汉儒附会的说法【认为是刘歆所作】有人说这是末世渎乱不验的书。纷纭的说法，没有定论。我认为这不是圣人的智慧达不到这个程度。五等爵位、九畿服制、九州十二境、闽蛮夷貊、祭天祀地、朝觐会同这些事，都不是文王时政所能达到的。把这本书加在文王身上，不是爱护文王的人。虽然这本书确实详细于理财，但其规划似乎巧妙，而惠及百姓非常深厚；其经入似乎丰厚，而奉养君主非常简约。说它是理财的书，又是不深知《周礼》的人。如果战国有这样的法度，那么战国就是三代了；如果汉儒有这样的学问，还能算是汉儒吗？只因为所传不一，所以武帝把它视为末世渎乱不验的书，而不喜欢它。到后世孙处又独自解释说：“《周礼》的写作，在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回到丰京，而实际上未曾实行【认为周公居摄六年，将把政权归还成王，所以作《周官》留给成王，然后退休。等到周公去世，成王接受他的书回到丰京，于是让君陈主持其事并训导，实际上未曾实行】大概周公作《周礼》，也像唐代的《显庆礼》、《开元礼》一样，唐人预先制定以等待日后使用，实际上未曾实行。只因为未曾实行，所以只叙述大略，等待临事时再增减。所以建都的制度不与《召诰》、《洛诰》相符，封国的制度不与《武成》、《孟子》相符，设官的制度不与《周官》相符，九畿的制度不与《禹贡》相符，凡此都是预先制定，未曾实行。虽然如此，这是一种说法，但不知道《周礼》之所以难通，是因为其规模与其他经典不同。《周礼》一书，有阙文【如军司马、舆司马之类】有省文【如遂人、匠人之类】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全备，教官没有府史胥徒，都是兼官】有豫设【凡千里封公四个，封侯六个，伯十一个之类是也】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两为卒之类，司马法说】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士同，各随才能高低而同治此事，司马司上下爵禄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职，各率其属，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类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泽，大裘祀上帝，合民诲国迁，珠盘盟诸侯之类是也。注说：“圜丘服大裘，方泽之祀经无其服，周无迁国事，至平王东迁，盟诅不及三王。”以上事都是预先制定而未曾实行】现在看其他经典，其措置规模，不仅在于辅佐天地、调和人神，而且盟诅征伐凡所以对待衰世的事没有不涉及的；不仅在于检束君主自身、防止祸患，而且米盐丝枲凡所以承担贱役的事没有不涉及的。让它维持一世，那么一世的人就安定；让它维持百世，那么百世的人就安定；让它维持千万世，那么千万世的人就安定。遗谋燕翼，后世难道没有僻王，都依靠前哲以免祸，这就是周公的用心。所谓兼三王、监二代，尽在于此。这本书作于周公，与其他经典不同；《礼记》出于汉儒，那么《王制》所说的朝聘是文襄时事，《月令》所说的官名是战国间事，还不如《周礼》纯粹是周典。可惜自从成帝时虽然著录于《七略》，终汉迄唐，寥寥千百载间，最终没有设置学官博士【王莽立博士，生徒废，唐有生徒无博士】可胜叹哉！《文中子》居家未曾废弃《周礼》，太宗赞叹《周礼》为真圣作，他们是深知《周礼》的人吗？至于后世用《周

译《周礼》这部书，王莽在前代失败，王安石在后世失败，这并不是《周礼》不可施行，而是不善于运用《周礼》的人的过错。

译有人说：“假如《周礼》果真出自周代，孟子回答北宫锜、毕战关于爵位俸禄、井田制度的问题时，为什么不引用它作为依据，而仅仅提及它的大致轮廓呢？这是为什么呢？”

郑康成【撰写《周官注》，引用杜子春、郑众的学说阐释其意】贾公彦【撰写疏义，是唐代人】

天文总辨【《尧典》、《月令》中关于中星的记载，冯相氏、保章氏关于二十八宿分次的论述】

我曾经传授九章算术的秘法，掌握了勾股定理的方法，参考灵台天文官的记载，推测天文仪器的度数，从而看到了一本书，叫做《鬼料窍》，其中记载的内容是历代史书志传所未曾收录的，古今各种星图所未曾描述的。如果李淳风得到它，一定会将其记载于晋代的天文志中【李淳风撰写《晋书·天文志》】；如果于志宁得到它，一定会将其记载于隋代的天文志中【于志宁撰写《隋书·天文志》】；如果我朝刘羲叟得到它，一定会将其记载于宋代的天文志中【刘羲叟撰写《宋史·天文志》】。这本书出自隋代，流传于唐代，到了我朝才进入司天监，术数家将其视为秘宝，不公开它的名字，称它为《鬼料窍》，世间能读到它的人很少。其实它就是一首《步天歌》。《唐书》认为它是王希明所作，但实际上并非王希明所作。隋代有一位丹元子，是隐士一类的人，创作了这首歌曲，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到了唐代王希明则引用汉代和晋代的天文志来解释它，但这并不是出自王希明之手。这本书一出，汉代和晋代天文学者号称精通天文的，都不能完全穷尽天文知识。为什么呢？因为古今天文志只有星名，而没有得到星星大小的形象；古今天文图只有星星的形状，而没有得到星星远近的确切信息。至于《步天歌》，则是诗句中有图，言语下可见形象，不谈论吉凶祥瑞，却深知吉凶祥瑞。郑夹漈先生曾经得到这本书并阅读它，说：“当时正值清秋无月，清夜如水，长诵一句，凝视一颗星，不过三四夜，满天星斗都汇聚在他的胸中了。”如果不让李淳风记载于晋代，于志宁记载于隋代，刘羲叟记载于唐代，而唯独流传于我宋代，那么我朝一代的大典，不需要等到蔡邕在汉代撰写，刘知几在唐代撰写，就已经确定笔削定稿了。

中星辨【《尧典》《月令》中的中星】

谈论天文的人，以北斗建指向，以黄昏时的中星，都定在戌时。这样，六经中凡是说“见”的，是指在辰时出现；凡是说“正”的，是指在午时正中；凡是说“中”的，是指在未时居中；凡是说“流”的，是指在申时西流；凡是说“伏”的，是指在戌时隐没。中星的说法，虽然经传中没有明确的文字，但大致有两种说法：有在午时正中的称为中【指方位】，有在未时居中的称为中【指星宿的隐现】。《尧典》中四季交替建向的星，是以午时为中；《月令》中黄昏和早晨的星，是以未时为中。以午时为中，是说君主面南而治天下，考察中星以校正四季，所以以午时为中。至于论述星辰的出没，则又不同。天向西北倾斜，地向东南不满，天势东南高而西北低，凡是星辰的运行，开始则在辰时出现，结束则在戌时隐没，从辰时到戌时，在午时正中，在未时居中，所以以未时为中。且以火星为例，正因为以午时为正，所以《尧典》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月】；正因为以未时为中，所以《月令》说季夏【六月】黄昏火星居中；正因为到申时为流，所以《诗经》说“七月流火”；正因为以辰时为见，以戌时为伏，所以传文说“火见于辰”，“火伏而后蛰者毕”。不只是火星如此，其他星星也是这样。如《诗经》说“定之方中”，也是以十月取中于未时。大致己、午、未都属于南方，则以午时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是火星出现和隐没的始终，则以未时为中。两句话就概括完了。《尧典》是举四季的正中而言，《月令》是举十二时的居中而言，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尧典》说的是分至的中，《月令》说的是昏旦的中】

分野辨

查考保章氏以星土辨别九州之地，所封所域，都有分星。这样，分星的说法，由来尚早。然而古代的星经到汉代散失，保章氏的分星不可考。现在堪舆书所载，虽然有郡国所入的度数，但不是古代的数目。郑氏所引用的十二次的分野，本于汉代地理志，大致见于《左氏》《国语》。然而汉代费直、班固、蔡邕，魏代陈卓，唐代李淳风、僧一行等诸家的说法，大同小异，其为十二州的分星是明确的。然而我曾对此有疑问：青州在正东，而玄枵在正北；雍州在正西，而鹑首在其南；扬州在东南，而星纪在北；冀州在东北，而大梁在正西；徐州在东，而奎娄在西；豫州与三河居天下之中，而大火在正东，鹑火在西南。这是偏差最大的。并州在北，而娵訾在北；荆州在正南，而鹑尾在南。这是正好符合躔次的。益州在西南，而实沈在西；幽州在东北，而析木在东；兖州在东而稍北，而寿星反在东。这是符合躔次但稍有偏差的。这是为什么呢？《国语》伶州鸠说：“以前武王伐商，岁星在鹑火，周的分野。”又说：“岁星所在，就是我的分野。”贾公彦取此作为正义说：“分星，是以各国开始分封的年份，正值岁星所在的辰，作为分次。”这种说法不对。不知道国有分星，大概是古人封国之初，

译（古人）以主管祭祀的意义来命名。从前尧舜将阏伯封在商丘，主管辰星，那么辰星就是商星，商人因此得名；将实沈封在大夏，主管参星，那么参星就是夏星，唐人因此得名【即今天的晋阳县】。唐的后代成为晋国，参星就是晋星。像这样看来，那么古人开始分封诸侯国时，以主管祭祀的意义来命名，这是毫无疑问的。辰星是商星，参星是晋星，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并不是因为分封诸侯国才开始有分星，如果分封诸侯国的时候，岁星所在之处就是分星，就不应该相土因为阏伯，晋人因为实沈，可见分封诸侯国时以主管祭祀的意义来命名，这是可以考证的。汉魏时期的儒者谈论星土对应关系的，有的以州为单位，有的以国为单位，辰次度数，各自依据当时的历法推算，与岁星的迁徙有关，这也不是天文的正统说法，不能作为依据。更何况魏国迁都到大梁，西河就归属于东井；秦国攻下宜阳，上党就归属于舆鬼【并鬼宿都是秦国的分野】。在战国尚未灭亡的时候，关于星象的说法，必须有明确的验证。现在都在王畿之内，如果还有人拿着《汉书·地理志》来寻求对应，那就是错误的。唐代一行关于十二次的论述真好啊，只以银河的始终来论述。银河、江河是……之气，认清山河脉络在两戒之间，识别银河升降在四方，下面参照古代汉朝的郡国，对于区分分野所在的位置，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

译五服与九服的辨析

《周礼》之所以难以通晓，有五个原因：第一，《职方氏》所说的疆域纵横万里，与《禹贡》中纵横五千里的制度不同；第二，《周礼》规定公国的封地纵横五百里，与《孟子》、《王制》中规定公国纵横百里的制度不同；第三，《载师》中田赋税率采用十二分之一，与夏商周三代十分之一的税率不同；第四，《遂人》中沟洫的数目，与《匠人》中多寡的规定不同；第五，比、闾、族、党的读法，岂不是过分扰民吗？正因为这五个疑点没有消除，所以后世怀疑《周礼》不是圣人所作的书。现在都依据经文进行分析，将它们统一起来，以消除这五个疑点，那么就知道古代的制度没有不相吻合的，然后《周礼》才能成为完整的经典，也可见先前儒者考据古制不够精审罢了。

《禹贡》有五种服制，各纵横五百里，这是大禹时代疆域纵横五千里；《职方氏》有九种服制，也各纵横五百里，加上王畿纵横千里，那么周代疆域就纵横万里了。五服、九服的制度虽然看似不同，但详细考察制度，却没有不相吻合的。大禹的五服各纵横五百里，是从一个方向计算；《职方氏》的九服各纵横五百里，是从两个方向计算。周代的王畿就是大禹的甸服，各方纵横千里。《禹贡》中的甸服纵横五百里，是据一个方向计算，周代王畿纵横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王畿之外，定制为九种服制，各纵横五百里，以两个方向相方计算。大致上周代的王畿就是大禹的甸服，周代的侯服、甸服就是大禹的侯服，周代的男服、采服就是大禹的绥服，周代的卫服、蛮服就是大禹的要服，周代的镇服、夷服就是大禹的荒服。大率两个畿服相当于一个服制，而周人在镇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距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是九州之外的土地，比《禹贡》多出五百里而已。所以《行人》的职掌中说“九州之外称为藩服”，那么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就很明白了。况且《禹贡》只到五服为止，周人必定加上五百里藩服，为什么呢？寻求《禹贡》，也是这样。《禹贡》既叙述五服，又说：“东边渐近大海，西边到达流沙，北边南边直到声教遍及四海。”这是九州之外的土地。又如《益稷》说：“辅佐成就五服，直到五千里。州有十二师，外至四海，都建立五长。”说的是四海之外各建立诸侯作为首领，难道不是周代的藩服吗？详细考察制度，没有不相吻合；寻求里程数目，从未有不同。先前儒者有“大禹增加弼服百里”的说法、“周代扩大封疆”的说法，后人又绘图来证实，都是考据古制不够精审罢了。然而《尚书》中的《周官》、《周礼》中的《行人》，又有“六服承奉君主”、“六服一朝见”的文字，为什么呢？大概君王巡守到达六服，六服之外的夷服、镇服就是大禹的荒服，说六服就不包括夷服、镇服，说九州之内就不包括藩服，这就明白了。这样，不仅看到两个畿服相当于一个服制、藩服相当于四海之外，如今制定为图，那么周代的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就是大禹甸服缴纳总赋、铚、秸、粟、米的土地；周代的侯服就是大禹采服、男服的土地；周代的甸服就是大禹诸侯的土地；周代的男服就是大禹揆度文教的土地；周代的采服就是大禹奋起武卫的土地；周代的卫服就是大禹三百里夷地的土地；周代的要服就是大禹二百里蔡地的土地；周代的夷服，就是大禹三百里蛮地的土地；周代的镇服，就是大禹二百里流地的土地；周代的藩服，就是大禹九州之外的土地【这属于《周礼》第一疑难考，与《禹贡》分毫都相合，见图】

六服朝见之礼

元年【侯服】二年【侯服、甸服】三年【侯服、男服】四年【侯服、甸服、采服】五年【侯服、卫服】六年【侯服、甸服、男服、要服】七年【侯服】八年【侯服、甸服、采服】九年【侯服、男服】十年【侯服、甸服、卫服】十一年【侯服】十二年【君王巡守】

从甸服以下计算，元年、七年、十一年，只有侯服朝见，五种典制都没有朝见之礼。郑氏说：“在这几年，诸侯各自派遣大夫来殷勤瞻仰。”考察《尚书·王制》说：“六年，六服一朝见，于是朝见京师。又过六年，君王才巡守，诸侯各自朝见方岳。”这是在巡守之所朝见。然而《周礼》有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的名称，为什么呢？大概春天来就称为朝，夏天来就称为宗，秋天来就称为觐，冬天也一样，如同汉法春天称为朝、秋天称为请，吴王春天不朝见，派人进行秋天请见的礼仪就是这样。

诸侯的土地应当如孟子所说，至于开方计算，则如《王制》所记载。薛常州开方法：纵横百里的国家开方得到四个纵横百里的国家，这就是侯服四百里；纵横七十里的国家开方得到四个纵横七十里的国家，这就是伯服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取整数说三百里；纵横五十里的国家开方得到四个纵横五十里的国家，这就是子服二百里。

译义类，六经深奥的论述，卷六》>

封国辨【附图：公五百里的制度与百里的制度不同】

译《王制》和《孟子》都说：“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男方圆五十里。”《尚书》说：“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子产说：“古代诸侯国方圆百里，现在大国方圆千里，如果不侵吞小国，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孟子说：“周公受封于鲁，太公受封于齐，土地并非不足，却节俭地只取方圆百里（正如孟子所说，海内方圆千里的地方有九处，这也是开方计算的方法）。”又说：“现在滕国截长补短，将近方圆五十里。”孔子把大国称为千乘之国，又说：“哪里见得方圆六七十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用开方的方法计算，千乘的百里之国，方圆百里可以划分为方圆十里的一百块。古代十井出一乘，千井出一百乘。孟子说：“千乘、百乘的大夫之家，说万中取千，千中取百，这是对的。”这就是古代分封国家的制度。

考察《尚书》、《王制》、《孟子》以及公孙侨（子产）的说法，都认为诸侯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只有《周礼·大司徒》中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的记载。以前的儒者认为这是指扩大封疆，从而进行封建，这本来就不对。后人又说《周礼》所说的五百里，大概是合并了易田、再易田，以及附庸、山川而言；《孟子》所说的百里，是举出民赋的实际数目而言（意思是山川林麓不能用来耕种）。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并未穷尽事理。关于五百里封公的说法，自从《周礼》以来，说法纷纷不一，直到薛常州提出开方二百五十里的说法，才无可替代（现在基田的说法出自《司马法》，乃是文王治理岐山的制度）。孟子说：“天子的地方方圆千里，公、侯方圆百里。”《王制》说：“方圆千里的地方，可以划分为方圆百里的地方一百块；方圆百里的地方，可以划分为方圆十里的地方一百块。”这里孟子所说的“方”，是以纵横的边长来计算。《周礼·大司徒》说：“公、侯方圆五百里、四百里。”《职方氏》说：“凡是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方圆五百里封公，可以封四个公；用方圆四百里封侯，可以封六个侯。”这就是薛常州所说的开方，是以四周的面积来计算。诸侯的土地应当如孟子所说，至于开方的说法则应当如《大司徒》所记载。王畿方圆千里，用五百里开方计算，得到方圆百里的地方一百块；公方圆五百里，用二百五十里开方计算，得到方圆百里的地方二十五块；侯方圆四百里，用二百里开方计算，得到方圆百里的地方十六块；伯方圆三百里，用一百五十里开方计算，得到方圆百里的地方九块；子方圆二百里，用百里开方计算，得到方圆百里的地方四块；男方圆一百里，用五十里开方计算，得到方圆百里的地方两块。这样，方圆百里的国家开方计算，得到方圆百里的国家四个，这就是所谓侯方圆四百里；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开方计算，得到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四个，这就是所谓伯方圆三百里（四乘七等于二十八，即二百八十里，取整数说三百）；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开方计算，得到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四个，这就是所谓子方圆二百里。凡是方圆千里的土地，用五百里封公则得四个公，用四百里封侯则得六个侯，用三百里封伯则得十一个伯，用二百里封子则得二十五个子，用一百里封男则得一百个男。周朝只有一个公，其余未曾分封，大概是假设而言，以此作为建国的比例，并非定数。如果像以前儒者所说，把九州的土地全部分封给五等诸侯，那么汉朝七国之乱、唐朝藩镇之祸在周朝早就发生了。大致上《周礼》所说的五等诸侯，只是说他们的爵位等级罢了。至于分封土地，实际上没有超过三等。从夏、殷以来，未曾改变。怎么知道呢？比如《大司马》的职掌说：“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那么周朝也是三等。以至于司服的服饰，掌客的礼仪，行人的冕章，司仪的赞见，都分为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可见周朝也是三等无疑。《大司徒》是举四周的封疆而言，所以说：“封疆方圆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况且土地虽然分五等，食邑却分三等。《大司徒》说：“公的土地方圆五百里，其食邑占一半（一半归天子）；侯、伯的土地方圆四百里、三百里，其食邑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归天子）；子、男的土地方圆二百里、一百里，其食邑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归天子）。”可见周官的土地有五等，而食邑只有三等，是很明白的。这样，就知道周朝虽然爵位分五等，其分封土地也没有超过三等，与孟子的话相合。

贡、助、彻法【论述制定田赋、征收民税的方法，“彻”取透彻之意，始于张横渠；无公田的说法，始于李泰伯】

夏朝的贡法，让百姓自己进贡所拥有的以充当赋税，叫做贡；商朝的助法，借用工力而不收税，叫做助；周朝的彻法，让百姓透彻地耕种，叫做彻。孟子说：“助，是借的意思；彻，是彻的意思【彻读作直列反】。如果读作车辙的辙，就没有意义。注家又说通用夏、商之制，那么应当是通彻的彻【敕列切】。就像《汉书》避汉武帝讳，改彻侯为通侯一样。”张横渠说：“百亩而彻，是透彻的彻。一井田地九百亩，公田一百亩，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尽一井九百亩的田地，合八家通彻而耕，那么功力均匀，且互相督促

译率领（百姓耕作），没有一家得以偷懒的。等到收获完毕，就计算田亩来聚集分配，按照聚集分配的数量，先取出十分之一上缴给公家，其余由八家共同分配，这就叫做“彻”。年成有丰歉，就由司稼官巡视田野观察庄稼，以此制定征收赋税的方法。公刘居住在邠地，实行彻法来征收粮食；周宣王时期，命令召伯为申伯划定田土；春秋时期，有若对鲁哀公说何不实行彻法，这些都是彻法。像这样，井田制就容易推行，不必像棋盘那样整齐划一。王畿方圆千里，东西长，南北短，相互覆盖达到千里，也是同样的道理。郑玄认为周代的制度是王畿内采用贡法，按夫征税而没有公田；诸侯国采用助法，设置公田而不征税。如果这样，那么公卿的封地以及九服之内的地区全都是助法，只有六乡、六遂和公邑这两百里地区使用贡法，这与商代的制度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会有天子自己向民田征税，却命令诸侯都设立公田而不征税的情况吗？我认为周代的王畿以及天下的诸侯，一律采用彻法，田地都划分为井田，井田中间是公田，外面是八家的私田，透彻地耕作，等到征收赋税时，依照公田的方法来征税。凡是提到公田，都是商代的制度。文王作为商的诸侯，武王刚取得天下时，完全是商代的制度，直到周公摄政制定礼乐，才将助法改为彻法。凡是说周代有公田的，都是在文王、武王时期，不知道周公之后已经改变了。孟子说：“只有助法才有公田。”又说：“即使是周代也是助法。”这大概是表示怀疑的说法罢了。等到滕文公询问井田制，孟子用圭田、余夫、公田的说法来回答，说现在可以实行，并不是实际上说周代有公田。圭田是商代的制度，周代则是土田；余夫二十五亩是商代的制度，周代则都有百亩。人们只看到《大田》这首诗中引用“先雨我的公田，然后才轮到我的私田”，又怀疑这是商代的制度，不知道周幽王政令烦苛赋税沉重，君子感伤当今思念古代，所以引用古代的公田来讽喻，上一章虽然有“曾孙顺从”的文字，怎么知道不是指武王而认为是成王呢？传文中说“谷物产出不过借用的数量”，正如孟子所说的“其实都是十分之一”，并不是说周代有公田而借用民力来耕种。《毛诗》、《春秋》、《论语》、《孟子》都不说周代有公田，后来的儒者加以改动，是不对的；郑玄对此感到困惑，也是不对的。然而周公一定要改变助法，为什么呢？商代末年百姓顽劣官吏狡猾，公田的耕作可能不尽力，户籍赋税的缴纳可能有隐瞒欺诈，不如全部委托给百姓，只制定他们的赋税罢了，这就是采用彻法的原因。

译田税辨析【郑氏论田税轻近重远之弊】

什一税是天下最公正合理的税率，孟子曾说：多于什一则是夏桀那样的暴政，少于什一则是蛮貊那样的野蛮。《周礼》中载师的职责记载道：“凡是分配土地，国都内的住宅不征税，园圃和城防之地二十取一，近郊十取一，远郊二十取三，甸、稍、县、都等地都不超过十取二，只有漆林这类土地二十取五。”郑玄在注释《匠人》时也引用了这段话，认为田税轻近重远是有失妥当的，周公制定法度，不应当在十取一之外，又有二十取三、二十取五的税率。现在考察载师的原文说“凡是分配土地”，说的是土地而非特指农田；又说“园圃和城防”，称为园圃和城防也就不是农田了；再说“漆林”，那么漆林又并非种植在农田上的作物，怎么能称之为田税呢？大概园圃不种植五谷，其种植的杂物产出价值不菲；城防之地是工商业者混杂居住的地方，百货聚集，获利必定丰厚。圣人抑制工商业（末业）的用意，认为在国都内的园圃和城防可以轻税，定为二十取一，而从近郊开始，每增加一级税率不超过十取二，如果在那种土地上种植漆林，那么非二十取五不可。根据上文所说的“分配土地”、“园圃和城防”，可知近郊、远郊、甸、稍、县、都的征税，都是承接上文关于园圃和城防的论述。所谓“只有”漆林的税率是二十取五。看上文有“无征”二字，下文又说“漆林之征”，这就明显不是田税了。假如周公制定的田税确实有十取二的法度，怎么会奇怪鲁宣公实行税亩、鲁哀公实行田赋的过失呢！

沟洫辨析

《遂人》篇说：“十夫之地有沟，百夫之地有洫，千夫之地有浍，万夫之地有川。”如果按照字面意思阅读，那么一同之地有九万夫，应当有九条川，这样川、浍、沟、洫岂不是太多了吗？《匠人》篇说：“井之间有沟，成之间有洫，同之间有浍。”如果按照字面意思阅读，那么一同之地只有一条浍，岂不是太少了呢？郑氏寻求其中的道理却不得要领，注释《遂人》时说：“这是乡遂制度，以千夫、万夫为制度。”注释《匠人》时说：“这是王畿内的采地，制度是井田，不同于乡遂及公邑。”推究郑氏的本意，因为两处记载不同，所以认为乡遂制田不使用井田划分，只用夫地作为沟洫制度；采地制田，则用田划分而成为井田制度。因此将《遂人》、《匠人》制田的方法分成了两种。在经文中寻找，却没有明确的文字依据。详细考察《匠人》、《遂人》所记载的沟洫制度，没有不相吻合的地方，何必设立不同的说法，将制田分为两种呢？只是研究《周礼》的人不够精深罢了。现在画图来展示它。《匠人》的制度，是举大概而言；《遂人》的制度，是举一端而言，两者没有不相合的。一成的土地有九百夫，一孔为一井，井中有一条直沟，一列共有九井，计算有九个直沟，横向连通一条洫。这就是十夫之地有一条沟，百夫之地有一条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条洫，而构成一成的土地。如果一同之地有百成、九万夫，一孔为一成，中有九条洫【纵向】横向一列共有十成，计算有九十条洫，纵向直通一条大浍【横向】横向九条浍，而两条川环绕其外，这就是九万夫之地。合起来说，成之间有洫，是一成有九条洫；同之间有浍，是一同有九条浍。《匠人》、《遂人》的制度没有不相合的。周朝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曾有乡遂、采地的差异。只是《遂人》以纵向而言，所以说“以达于畿”；《匠人》以四方而言，所以只说到一同罢了。而沟洫、井田的制度未曾有差异。《周礼》得到这段解释，打破了采地制井田不同于乡遂及公邑的疑惑，然后《周礼》才能成为一部完整的书。至于出赋的方法，又应当以贡、助、彻为正统。

读法辨析

《周礼》规定：五家为比【设有比长】五比为闾【二十五家设有一胥】四闾为族【百家设有族师】五族为党【五百家设有党正】五党为州【二千五百家设有州长】五州为乡【一万二千五百家设有乡大夫】州长每年召集民众读法四次，党正读法七次，族师读法十四次，闾胥读法次数无数【州长在正月吉日，各自率领民众读法；如果在岁时祭祀州社，则召集民众读法也是如此。党正在四季孟月吉日，召集民众读邦法；春秋祭禜，也是如此。正岁召集民众读法，以及大比之年也是如此。族师在每月吉日，则召集民众读邦法；春秋祭酺，也是如此。闾胥掌管春秋的祭祀、役政、丧纪的数目，聚集众庶，完成比事之后则读法】有人以为这一天读法，既在州长那里，又在党正那里，又在闾胥、族师那里，而且将要奔走不暇，不知道如何安排。我认为此法也容易明白，比如正月吉日读法，州长、党正、族师都参与；到了四季孟月吉日读法，则族师、党正参与，州长不参与；到每月读法，只是族师的职责罢了。这注释所说的“越是亲近民众的，其教化也就越频繁”，正如今日的劝农，太守、通判、县令、县佐都参与，他们的职务都带有劝农二字，不必说成是更替往来。

牛耕耦耕辨析【三代井田未用牛耕】

我曾经说古人从事工商业的人少，而天下有懒惰的农夫；后世从事工商业的人多，而天下没有懒惰的农夫。难道是古今人情相反吗？还是时势使然呢？解释说古代的土地属于公有，所以人人得以自己耕种，而天下有懒惰的农夫；

译后代的田地属于私人所有，贫穷的人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所以天下没有懒惰的农夫。这种说法固然正确，然而还有另一种说法。大抵古代的耕作采用“耦耕”的方式，耦耕就是两个人合力抬起一把耜，这就是古代有懒惰农夫的原因；现在的耕作使用牛，牛耕作则用力少而效率加倍，这就是后代没有懒惰农夫的原因。

查考六经，古代的牛只用于拉车，不用于耕田。《尚书》说：“开始牵来车牛，远行从事商贸。”又说：“把牛放养在桃林的原野。”《易经》说：“驾牛乘马。”《诗经》说：“那明亮的牵牛星，不用于拉车。”这些都是以牛拉车来说明，否则就是用于祭祀罢了。《周礼》中牛人的职责，只涉及共享的牛、食用的牛、慰劳军队的牛、兵车的牛而已，再不然就像田单用火牛阵、齐王杀牛祭钟那样。用牛来耕田，在秦汉以前从未听说过。

大禹时代采用耦耕，《月令》记载季冬时节命令百姓筹划耦耕的事宜，《论语》说：“长沮、桀溺两人并肩耕作。”这都是两个人合力抬起一把耜，这清楚地表明夏商周三代井田制下不使用牛耕。史书记载赵过开始教导百姓牛耕，牛耕的好处，是从赵过推行代田法开始的。在此之前，晁错招募百姓耕种充实边塞，房屋、蒺藜等器具无不齐备；在此之后，赵充国上呈屯田簿册，器具、桥梁亭障等物资无不详尽，唯独不把牛作为急务，大概是因为牛耕的好处尚未被知晓吧。

唉！三代实行井田制，天下有懒惰的农夫；后世实行阡陌制，天下没有懒惰的农夫，这是教导牛耕的力量吗？不可以不加以辨析。

译后世出现了牛耕以及年号改元的事情，这些都是夏、商、周三代未曾提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