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奥论卷三　　　　　　宋　郑樵　撰

译毛氏最后出现，世人不知道毛氏的深奥，他们的说法大多遵循齐、鲁、韩三家。等到魏晋时期，有《左氏春秋》、《国语》、《孟子》等书加以证明，然后学者才舍弃三家而遵从毛氏。所以齐诗在魏代灭亡，鲁诗在西晋灭亡，韩诗虽然保存下来，却没有传授的人【五十篇现在只保存了它的《外传》十篇而已】。如果遵循韩氏的说法，那么《二南》、《商颂》都不是太平盛世的音乐【认为《二南》作于周室衰微之时，认为《商颂》作于宋襄公时代】。如果遵循毛氏的说法，那么《礼记》、《左氏春秋》没有不相符合的地方。这就是《毛诗》独自留存于世的原因。

译二南辨

二南涵盖六个州。《汉书·地理志》记载：扶风郡雍县东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中的诗歌，采自周南地区的，就归入周南；采自召南地区的，就归入召南，这是根据诗歌采集的地点来归属的。大概歌唱时遵循二南的声调，二南都源于文王的教化，说的是王者的教化自北向南推行【东北一带尚且沾染着当时的恶俗，只有西南一带都顺从了文王的教化】，周公、召公并没有参与其间。二南的诗歌，后世从乐章中选取，用作宴饮之乐、乡饮酒之乐、射礼之乐、房中之乐，以此来彰显文王的德行美好。所以说：“武王之乐开始向北出征，第二次演奏时灭掉商朝，第三次演奏时向南进军。”“南”字的含义大概就是这样。第五次演奏时队伍分开，周公在左，召公在右。“周、召”与“南”的含义大概就是这样。周代以前没有名为“南”的乐曲，只有《鼓钟》这首诗说“以雅以南【陆希声、刘炫解释《鼓钟》也知道雅南中的“南”是指二南，略微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南如同周南的南】，以籥不僭。”《左传》记载季札观看乐舞，看到表演《象箾》、《南籥》的人【杜预解释《左传》也知道南籥是文王的乐舞，不敢直接指明是南箾】，详细考察可知，南籥，就是二南的籥舞。雅乐，象舞，就是颂诗中的《维清》。箾舞象征象舞，籥奏南乐，在当时看到的古乐就是如此。而《文王世子》中又有所谓的“胥鼓南”【郑玄注解说南是南夷之乐，哪有教导世子却使用夷狄之乐的道理】，可见“南”作为乐曲名称由来已久。二南的诗歌，虽然大体上是赞美之诗，也有讽刺之诗，不仅西周时期如此，东周时期也是这样，与十三国风没有区别。如果认为这些诗都是周朝衰微时的作品，那是齐鲁韩三家诗学的观点，而周朝兴盛时期没有一篇诗可以选取，所谓全是周朝衰微时的文字罢了。这三家诗学不如毛氏诗学严密。

《关雎》辨【“为”和“作”的含义都是指乐声】

齐鲁韩三家诗学，都认为《关雎》是周康王政教衰微时的诗。扬雄说：“周康王时期，《关雎》在上位者中兴起。”杨赐说：“康王晚起，《关雎》见微知著而作。”太史公说：“周道缺失，诗人从床席之事本源出发而创作《关雎》。”范晔也说：“康后晚朝，《关雎》作诗讽谏。”薛氏《章句》认为《关雎》咏叹淑女以讽刺时弊。详细考察上述文字，都说是周朝衰微时的作品，却不知道《麟趾》是《关雎》的应和之作。《诗序》也说衰世的公子。季札观看《小雅》的歌舞，说：“这是周德衰微吧！”太史公说：“仁义衰败，《鹿鸣》讽刺它。”这样看来，《麟趾》、《小雅》、《鹿鸣》等诗都不是治世之音无疑了。回答说：不是这样。大概诗就是乐。古人用声诗演奏音乐，后世有不能效法祖先、怠慢政事的人，就选取这些诗来演奏，以申明警戒讽谏，所以说“作”。“作”的含义，如同“始作翕如”中的“作”，不是说这些诗最初创作于衰世。孔子谈论诗，都取诗的声音，不曾说诗的意义如何。比如他说：“《关雎》，快乐而不淫邪，悲哀而不伤害【孔子喜欢鲁国太师的音乐音节合乎法度，所以说快乐而不至于淫邪，悲哀而不至于伤害，都是从音乐演奏中说的，不是用《诗序》来分别《关雎》的文义】”，又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的尾声。”这都是指乐声，不是说《关雎》的意义如此。作《诗序》的人取这些作为《关雎》的意义，那就错了。大抵古人学习诗，最要紧的是理清防范诗的声音。孔子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向墙壁站着一样。”“为”的含义，也是“作”的意思。既然说是“作”，那么声音和谐纯正、清晰连贯，有声有器，不仅仅是歌咏。而“为《周南》、《召南》”的“为”，正如“三年不为乐”、“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中的“为”。所谓“为”、所谓“作”，都是指乐声。

《国风》辨【歌唱诗歌则各自遵循其国的声调】

诗是声诗，出于人的情性。古代三百篇诗都可以歌唱，歌唱则各自遵循其国的声调。周、召、王、豳的诗同出于周地，却分为四国的声调；邶、鄘、卫的诗同出于卫地，却分为三国的声调。大概采集诗歌时，采自周南的就归入周南，采自召南的就归入召南，采自王城和豳地的就归入王城和豳地，采自邶、鄘、卫的就归入邶、鄘、卫，因为歌唱各自遵循其国的声调。《何彼秾矣》这首诗为什么不列入王风？因为作诗的时候是东周，采集诗歌的地方是召南，所以列入召南。《黍离》这首诗为什么不列入二南？因为周大夫出行服役到了宗周之地，哀怜它的破败而思念它的旧貌，这首诗虽然作于西周，但诗人是东周人，所以列入王风。平王时期为什么不称为雅？因为地方是东周。幽王、厉王时期为什么不称为风？因为地方是成周。这样看来，《木杲》虽然赞美齐国却在卫国，《猗嗟》虽然讽刺鲁国却在齐国，《泉水》、《载驰》等诗都是卫国的诗却在邶、鄘，召穆公的《民劳》、卫武公的《宾之初筵》，不附属于其国而在二雅，都是根据声调来区分的。风诗出于地方风俗，而雅诗则出于朝廷大夫。文王的诗见于风诗的，就是二南；

译成王的诗出现在《国风》中的，就是《豳风》；平王的诗出现在《国风》中的，就是《王风》。《雅》、《颂》的乐音与天下相同，而各国的乐音则随着风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说将《黍离》降格为《国风》，那么《豳诗》也可以降格吗？大致来说，《诗经》有三百篇，都是根据乐音来区分的。古人采集诗歌时，是随着其所属的国家而归类附着的，圣人并没有在其中掺杂个人的主观意图。至于称呼国家的名称，也是如此。比如三监之地，自从康叔受封建国后就已经统属于卫国，现在其中属于顷王、襄王、文王、武王时期的诗篇，也分成了三类，并不专门称为《卫风》；唐叔被封于唐，在燮父时已经改为晋了，到了春秋时期确实有其诗篇，现在它的篇目却仍称为《唐风》；《七月》以后的诗大多由周公所作，讽刺朝廷的昏庸无知，现在这些诗却都归入《豳风》【是豳国的大夫所作】；在盘庚时期商已经改称为殷，所以歌颂殷武，现在这些颂诗却都归入《商颂》：这是因为诗歌采集于那个地方，就归属于那个国家罢了，圣人哪里会掺杂个人意图呢！我曾观察孔子论诗时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了音乐，使《雅》、《颂》各归其位。”说《雅》、《颂》各归其位是可以的，但说校正音乐又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所说的乐，是指地方乐歌。地方乐歌就是《国风》中的诗篇。十五《国风》之中，只有邶、鄘、卫三国地理位置相近，乐音相似，不像周、召、王、豳那样还有阻隔。孔子平时看到鲁国太师所传承的三国乐音，时有差异；等到他周游列国返回时，听到卫国人所唱的乐音，于是加以校正，所以《国风》说“正”，而《雅》、《颂》只说“得所”，意思就在于此。因此《诗经》有十五个部分，这就是《国风》的区别所在。

译风有正变之辨

风有正变，孔子未曾说过，其他经典也没有记载，唯独出自《诗序》。如果认为赞美的是正风，讽刺的是变风，那么把邶、卫的诗称为变风是可以的；但《缁衣》赞美武公，《驷铁》、《小戎》赞美襄公，这些也能称为变风吗？如果非要从先儒关于正变的说法，那就应当像《谷梁传》那样，称为“变之正”。《谷梁传》的《春秋》，记载“筑王姬之馆于外”，记载“盟于首戴”，都说是“变之正”，意思是事情虽然改变了常轨，但最终合乎正道。《河广》这首诗说：“谁说黄河宽广？一根芦苇就能渡过。”它想要前往的心情如此急切，然而却有舍弃而不前往的；《大车》这首诗说：“活着就住不同的房间，死了就同葬一个墓穴。”它男女之间的情意如此深厚，然而却有畏惧而不敢做的；《氓》这首诗说：“用你的车来，带着我的嫁妆搬迁。”它淫荡的行为如此丑恶，然而却有反悔而自我悔恨的，这就是所谓的“变之正”。《诗序》说变风发乎情性，止乎礼义，这话是对的。然而诗歌一定要保留变风，为什么呢？是为了表明王道的恩泽虽然衰微，人们还能用礼义来约束自己；是为了表明中等资质的人，能用礼义来规范自己，虽然有时行为不善，最终还是会走向善道；是为了表明他们用心错误，行为乖张，倘若能回头向善，圣人也会记录而不抛弃他们。先儒所说的风的正变就是这样，雅的政变也是这样。

雅没有正变之辨【有小大无正变】

二雅的创作，都是记载朝廷的事情，没有区别，而所谓大小，《诗序》说：“政事有大小，所以称为大雅、小雅。”那么小雅把《蓼萧》作为恩泽遍及四海，把《湛露》作为宴请诸侯，把《六月》、《采芑》作为北伐南征，都说是政事中的小事，这样不知道《常武》的征伐为什么比《六月》大？《卷阿》的求贤为什么比《鹿鸣》大呢？有人又说：“小雅是说它的诗歌典正，还没有达到浑厚大醇的地步。”这话也不对。大概小雅、大雅，只是随着它们的音律来书写罢了。音律有小吕、大吕，那么歌咏大雅、小雅自然应该有区别。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季札观赏周乐，歌咏大雅、小雅，可见雅有小大在孔子删诗之前已经存在，没有什么可疑的。然而没有所谓正变的说法，正变的话不出自孔子而出自《诗序》，不可信。小雅《节南山》的讽刺，大雅《民劳》的讽刺，称为变雅是可以的；《鸿鴈》、《庭燎》赞美宣王，《崧高》、《烝民》赞美宣王，这些也能称为变雅吗？大概诗歌的次序都是以后先为序，文、武、成、康的诗最在前面，所以二雅以它们为首；厉王继成王之后，宣王继厉王之后，幽王继宣王之后，所以二雅都顺着这个次序，国风也是这样。那么没有正变的说法，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诗的风、雅、颂也是这样，诗的六义未曾有先后的区别。

《豳风》之辨【邠风诗备论风雅之体】

周、召、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这是孔子删诗之前季札观乐的次序】周、召、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这是现在《诗经》的次序】从周、召到桧、曹，这是孔子删诗之前季札观赏周乐国风时的次序；从周、召到邠，这是现在《诗经》国风的次序。十五国风最初没有增减，有人说孔子把卫降低、把王降低、把郑提升、把齐后退、把魏纳入秦，以个人的私意揣摩圣人的意图，没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圣人一定把豳风放在桧、曹之下，为什么呢？大概习惯于乱世的人一定会思念治世，哀伤当今的人一定会思念古代。桧风终于《匪风》，是思念周道；曹风终于《下泉》，是思念治世。天下后世如果有像《下泉》那样思念治世、像《匪风》那样思念周道的人，那么陈的淫乱、桧的混乱就会一变而重新出现豳风的正道，圣人编排诗歌所以把这种变化寄托在十五国风的末尾，就是这个原因。邠风、邠雅、邠颂，圣人把邠诗列在风雅之间，是说它不纯粹是风而可以算是雅，渐渐地改变风俗而接近雅，所以把它系在风的末尾、放在雅的前面，就是这个原因。有人说《七月》、《鸱鸮》这两首诗，其言辞是雅，其体裁是风，虽然不是妇人女子的言辞，实际上是妇人女子的体裁，所以列在风雅颂之间，圣人有深意【齐鲁韩三家之诗都没有《七月》篇，有人说邠风七篇自《鸱鸮》以下六篇都不是邠的事，唯独《七月》一篇难道足以代表一国的事情吗？《周礼》有邠雅颂，难道不是因为本来有邠诗而现在失传了吗？所以齐鲁韩三家之诗都没有《七月》篇。那么邠诗有失传的，是不可能知道的。周、召、王、邠的风，同出于周而分为东西】

风雅颂之辨【风、雅、颂兼备六义】

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赋、兴、比，是诗的表现手法。六义的次序，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它们的先后次序，圣人最初没有增减。这三种体裁，正像现在人作诗，有律诗、有吕律、有歌行一样。风，出自地方风俗，大概小夫贱

译〇、妇女们的言语，其意旨虽然深远，但言辞浅显通俗且反复重叠，所以称为“风”。“雅”出自朝廷士大夫，其言辞纯正厚重、合乎法度，其体式抑扬顿挫，不是普通平民和妇女所能说出的，所以称为“雅”。“颂”起初并无讽喻诵唱之意，只是用来铺陈宣扬功德罢了，其文辞庄严，其声调有节奏，不敢使用琐碎轻浮的言语，以表示有所尊崇，所以称为“颂”。唐代韩愈的《平淮夷颂》、汉代班固的《圣主得贤臣颂》，都是效法这种体例的作品。然而所谓风、雅、颂，不必从《关雎》以下才称为风，不必从《鹿鸣》以下才称为小雅，不必从《文王》以下才称为大雅，不必从《清庙》以下才称为颂。程氏说：“诗的六义，应当随着篇章去探求，有的篇章兼备多种特征，有的篇章只具备其中一种。‘风’作为言说，含有讽喻劝诫的意思，三百篇中，像《文王》篇中‘咨，咨女殷商’这类句子，都可以称为风。‘雅’是正直地陈述事情，三百篇中，像‘忧心悄悄，愠于羣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这类句子，都可以称为雅。‘颂’是称颂赞美之辞，像‘于嗟麟兮’、‘于嗟乎驺虞’这类句子，都可以称为颂。所以不必拘泥于风、雅、颂的名称去探求它们的义理，这就像赋诗时兼备比、兴的含义一样。”

译颂的辨析【颂是上下通用的，用来赞美君主的功德】

陈休齐说：“颂是叙述事迹，赞美其容貌仪态，用来禀告神明，所以颂专门用于郊庙祭祀，大概是关于鬼神的事情。战国以后就失传了。管仲有《国颂》，屈原有《橘颂》，秦人在石头上刻字歌颂功德，汉代有《圣主得贤臣颂》，唐代有《磨崖中兴颂》，把关于鬼神的事情加在活人身上，弊端就是这样。”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大概颂只是赞美君主的功德罢了，为什么要禀告神明呢？既然以恭敬作为警戒，成王的《小毖》是为了求助，以及《振鹭》、《臣工》、《闵予小子》，都不是为了禀告神明而作的。不仅天子使用它，诸侯以及臣子祝颂其君主的也可以使用，所以僖公也有颂。后世扬雄歌颂充国，陆机歌颂汉代功臣，韩愈歌颂伯夷，郑国歌颂子产不毁坏乡校，大概就有这种情况。《礼记》记载“美哉轮焉！美哉奂焉！”君子称赞他善于颂扬和祈祷，也是这样的。凭借《诗经》的言论而怀疑后世作颂的过错，不是确切的论断。

商颂与鲁颂的辨析

《鲁颂》是僖公去世之后，序中明确说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命，而史克作了这些颂。颂有四篇，都是史克所作，这是明确的。《閟宫》说：“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大概是奚斯建造了新庙，而不是作了颂。而汉代的班固【《西都赋序》】，他的错误从孟坚开始【王延寿等《灵光殿赋》说：“奚斯颂僖，歌其路寝”】反而说《鲁颂》是奚斯所作的。《商颂》明确说正考父从周朝的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而太史公说：“宋襄公修习仁义，他的大夫正考父赞美他而作了《商颂》。”这大概出自《韩诗》，因为认为《商颂》出自春秋时代，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史记·宋世家》】。在汉代的时候，《诗序》还没有出现，难怪研究《诗经》的人说法相互矛盾。两篇颂的创作，应当以序为准。

逸诗的辨析【诗有笙奏、金奏、丝奏】

狸首【《礼记·射礼》：“诸侯以狸首为节。”其下文说：“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子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郑氏认为这是狸首的诗。驺虞、狸首、采蘩、采苹，是古代的音乐节拍，日常之间不可缺少的。现在狸首亡佚了，逸诗自然逸失，不是孔子使之逸失的。看狸首的诗，就可以知道了】

骊驹【《前汉王式传》说：“客歌骊驹。”注认为是逸诗，见于《大戴礼记》，客人想要离开时歌唱它】

祈招【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沉溺于游猎的快乐，子革借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来制止君王的心。其诗说：“祈招之”】

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玊，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麦秀【《史记》：箕子经过故殷墟而悲伤，作《麦秀》之诗来歌咏。其诗说：“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

兮不与我好兮】

河水【僖公二十三年晋文公在秦国，秦伯宴请他，公赋《河水》。杜注认为是逸诗，意义取河水朝宗于海，那么春秋之】

世其诗犹存今无之矣】

新宫【《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商汾水说：“管与笙同类，先前只有声音而已，所以《新宫》的歌词也亡佚了。”昭公二十五年，宋公宴请昭子，赋《新宫》，称为赋，就有歌词了。后汉明帝也取用，一定见到了歌词，所以得以传播歌咏，大概没有有诗而无歌词的。《周礼》“祈年吹《豳雅》”于管籥之类，必定要有歌词】

采齐【古代的人君行走用肆夏，步武用采齐。汉代制度宗庙乐，进入庙门奏《永至》，作为行走步武的节拍，就像古代的《采齐》、《肆夏》一样】肆夏【《左传》：“金奏《肆夏》之三。”指三章。《国语》说：“一名樊。”君出入奏】

王夏【王出入奏王夏，也是金奏】

三夏【《国语》说：“樊、遏、渠，谓之三夏，大概是击钟而奏此三曲为金奏，所以诗也亡佚了】

九夏【《周礼》钟师的职责，奏九夏】王夏【王出入奏】肆夏【尸出入奏，也叫樊】昭夏【牲出入奏，也叫遏】纳夏【也叫渠】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都是金奏】

【郑康成说：“九夏”都是《诗》的篇名，《颂》的一类，现在亡佚了，所以《颂》不能完备】

诸儒逸诗的辨析

《论语》说：“素以为绚兮”，“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逺而。”举《硕人》之诗而“素以为绚兮”的句子不存在，阅《唐棣》之诗而“偏其反而”的话语不记载，那么诗的章句逸失的很多。如《韩诗》“雨无其极，伤我稼穑”，现在也不见于《诗》《雨无正》篇无其辞，《齐》、《鲁》、《韩诗》并无《七月

译《》篇。

缺失的诗歌有六篇。

《鱼丽》之后缺失三篇，即《南陔》、《白华》、《华黍》；《南山有台》、《南有嘉鱼》之后缺失三篇，即《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诗歌原本同在一处，不应该中间唯独《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这两篇诗歌得以保存。查考《仪礼》中乡饮酒礼和燕礼，笙乐进入悬挂乐器的地方，演奏《南陔》、《白华》、《华黍》，又说：“间奏歌唱《鱼丽》，笙乐演奏《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乐演奏《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乐演奏《由仪》。”这六篇诗歌都是主要用笙来演奏的。商份说：“所谓缺失文辞，现在《论语》中的‘亡’字都读作‘无’字，意思是这六篇诗歌是用笙演奏的，虽然有其曲调，但完全没有文辞，不像《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是用歌唱演奏的，歌唱是人声，所以有文辞。这是歌唱与笙乐的区别。”（有人说：前三首歌唱的是文武之诗，后三首笙乐演奏的是成王之诗，尚不可知。）辨析说：古代有堂下、堂上的音乐，歌唱属于人声，是堂上的音乐；笙和钟相间演奏，是堂下的音乐。称为笙和钟相间演奏的声音，都有意义而没有文辞。束广微补写缺失的六篇诗歌，皮日休补写《肆夏》，不知道这六篇缺失的诗歌是笙乐演奏的，《肆夏》是金奏（钟磬等打击乐），起初就没有文辞可以流传。

译乐章图

歌诗：《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这三首诗，《乡饮酒礼》和《燕礼》都使用它们。《乡饮酒礼》中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燕礼》则升堂歌唱《鹿鸣》。以上六首诗都属于《小雅》。

合乐诗：《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苹》，以上都是二南作为合乐诗，孔子所谓“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是因此。

射乐：即音乐的节拍。古代诸侯举行射礼，必定先举行燕礼；卿大夫举行射礼，必定先举行乡饮酒礼。《驺虞》（王用）、《貍首》（侯用）、《采苹》（大夫用）、《采蘩》（士用）。《周礼·乐师》记载：“凡是举行射礼，王以《驺虞》为节拍，侯以《貍首》为节拍，大夫以《采苹》为节拍，士以《采蘩》为节拍。”现在《召南》中有《采蘩》、《采苹》、《驺虞》三首诗，唯独《貍首》失传。以上三首诗都属于《召南》。

笙诗：乡饮酒礼、燕礼、射礼使用它们。又说：“升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南陔》（笙）、《由庚》（间笙）、《崇丘》（间笙）、《由仪》（间笙）都是《小雅》中失传的诗歌，作为六首笙歌。

管奏：管与笙同类，都是吹竹乐器。唯独燕礼升歌选取《鹿鸣》，下管演奏《新宫》，从春秋到后汉尚存，现在失传。注释见逸诗。

金奏：《肆夏》、《三夏》、《王夏》、《九夏》都是金奏，即颂诗之类，见逸诗。丝奏：三百篇中的诗都可以配上弦乐歌唱，所以琴曲中有《鹊巢》操、《驺虞》、《伐檀》操、《白驹》操，都是现在的诗文。古人又称之为雅琴、颂琴，古代的雅、颂，就是现在的琴操。琴（古称禁），用来禁止人的邪念，所以用歌唱诗。如文中子回家后弹琴演奏《荡荡之什》，才知道声音到隋末尚存。

房中之乐：《二南》的诗用作房中之乐。周朝有房中乐，汉朝有房中祠乐，由唐山夫人创作。高祖的乐使用楚声，所以房中乐也是楚声。

两君相见之乐：《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文王》、《大明》。

绵

辨析说：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表达志向，凡是《诗》、《雅》混杂选取没有选择。至于考察它们是否入乐，那么从《邶》到《豳》，没有一首诗在其中。有人说：“《周礼·篇章》吹奏《豳诗》、《豳雅》、《豳颂》，那么《豳》似乎入乐了。”然而听吹奏《雅》、《颂》而没有《豳风》，不是现在《七月》等语，这是欧阳文忠公怀疑另有《豳诗》现在不存的原因。

删诗辨【孔子未曾删诗】

司马迁说：“古代诗歌三千多篇，孔子选取其中可以施行于礼义的三百篇。”孔颖达说：“考察《书传》所引用的诗，现存的很多，失传的很少，那么孔子所收录的不可能去掉十分之九。”诗歌上自《商颂》祭祀成汤，下至《株林》讽刺陈灵公，上下千余年，而诗歌才三百五篇，有历经十位君主只取一篇的，都是商周人所作，孔子都从鲁太师那里得到，编辑并记录，不是有意要删减。像“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这样的话也不粗俗，为什么删去呢？“墙有茨”、“桑中”等话非常粗俗，又为什么不删去呢？那么就知道删诗的说法与《春秋》始于隐公终于获麟的事，都是汉儒倡导的。大抵得到其乡音就保存，得不到其声音就不保存。周朝的列国，如滕、薛，如许、蔡，如邾、莒等国，难道没有诗吗？只是鲁人不识其音，就得不到详情。季札聘问鲁国，鲁人将雅、颂之外所得的十五国风全部歌唱。等到观看现在的三百篇，与季札所观看的和鲁人所保存的没有增减。如果孔子有意删诗，那么在环辙之时，必定大加搜求并完备地寻找，哪里只限于十五国呢？然而圣人不想要强行完备，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天下的情性美刺讽咏，也不过如此。删诗的说法，不是孔子的本意，汉儒孔安国倡导，文中子极力记载。邵康节的诗说得好：“自从删后更无诗。”康节的诗，不是说孔子果然删诗，而是说天下的情性不出于此，在三百篇中寻求就足够了，不必向外寻求。

诗序辨【序作于卫宏】

汉朝兴起，四家之诗，毛诗没有序，只有韩诗以序传世，齐诗无序，鲁诗的序有无不可知。诗的序大抵与现在的序不同，韩诗得到序而更加明白，汉儒多尊崇它。如司马迁、扬雄、范晔之徒，都认为二南作于周朝衰微之时，这是韩学的观点。毛诗到卫宏为之作序，郑玄为之作注，而毛氏的学说盛行，又不是韩学所能企及的。有人说大序（即《关雎》序）作于子夏（王肃、郑玄、萧统都这么说），小序作于毛公，这种说法不对。序有郑注而没有郑笺，其不作于子夏是明显的；毛公于

译《诗》只是为它作传，它不另作序又是很明显的了。又说大序是圣人作的，小序是卫宏作的，说小序是卫宏作的，这是对的；说大序是圣人作的，这是不对的。命篇的大序，大概是出自当时采集诗歌的太史所题写的，而篇题之下的小序，则是卫宏从谢曼卿那里学习师说而作成的。查考后汉《儒林传》说：“卫宏字敬仲，跟随谢曼卿学习《毛诗》，因此作了《毛诗序》，善于把握风雅的分界，至今流传于世。”我曾认为《诗》的大序，不是一时一人所能写成的。采诗的官员原本根据它得自何地，审察它出自何人，探究它主旨在于何事，并且有具体的状况，然后才献给太师，上报给国史，所以选取开头的两个字来命题，所以说大序是当时采诗太史所题写的。诗下的小序，是叙述诗歌创作意图的，文辞显豁的，其序就简略；文辞隐晦的，其序就完备；善恶细微之处，序必定明确地指出其踪迹，而不能用言语穷尽的，也就只空缺其条目罢了，所以说下序是卫宏诵读师说而作成的。有人又说：“序的文辞委婉曲折、明白晓畅，不是卫宏所能写成的。”回答说：“假如卫宏凭空捏造，即使是孔子也不能做到；假如卫宏是诵读师说来写的，那么即使是卫宏也绰绰有余了。”大概毛氏的《诗》，历代讲师的解说，到了卫宏才全部加以整理编排。现在看卫宏的序，有专门摘取其他书籍的文句多达数句的，有杂取各家学说而文辞不坚决的，有委婉曲折依附经文以成就其义理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辞完全出自《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辞完全出自《金縢》；“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辞完全出自《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辞完全出自《公孙尼子》，那么《诗序》的作成，实在是在这几部书已经流传之后，这是很明显的。这就是所谓摘取其他书籍的文句，有多达数句的情况。《关雎》的序，既说：“这是风的开始，用来讽喻天下而端正夫妇关系”，意思也足够了；又说：“风，就是讽喻，用风来感动人，在上位者用风化在下位者，在下位者用风来讽刺在上位者”；又说：“一国的事情，系于一人的根本，称为风”。《载驰》的诗，既说：“许穆夫人哀悯她的宗国颠覆而作”，又说：“卫懿公被狄人所灭”。《丝衣》的诗，既说：“绎祭宾客和尸”，又说：“是灵星祭的尸”。这大概是众说并行流传，卫宏得到美好的文辞和美好的意思，一并记录而不忍舍弃，这就是所谓杂取各家学说而文辞不坚决的情况。《驺虞》的诗，先说人伦已经端正，朝廷已经治理好，天下完全受到文王的教化，然后接着说按时狩猎，仁爱如同驺虞，那么王道就成就了。《行苇》的诗，先说国家忠厚，仁爱遍及草木，然后接着说对内和睦九族，对外尊敬侍奉老人，养老求教，这就是所谓委婉曲折依附经文以成就其义理的情况。只有卫宏的序作于东汉，所以汉代文字中没有引用《诗序》的。只有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的话，大概是魏朝在汉朝之后，而卫宏的序到这时才开始流行。假如他确实知道《诗序》出自卫宏，那么风雅正变的说法、二南分系的说法、羔羊蟋蟀的说法，有的郁结而不通畅，有的巧妙而不相合。如《荡》以“荡荡上帝”开头，却说：“天下荡荡，没有纲纪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开头，却说：“哀悯天下没有像召公那样的臣子”；《雨无正》是大夫讽刺幽王的诗，却说：“众多如雨，不是用来作为正道的”，牵强附会成文而受到世人的讥讽，这是不能不辨明的。

译《诗笺》辨析【郑玄在笺注中改动《毛诗》的文字都有依据，欧阳修并不知道这一点】

张华《博物志》说：“圣人创制的称为经，贤者撰写的称为传【如孔子、毛亨、左丘明】。郑玄注解《毛诗》却称为‘笺’，人们不理解这个用意。孔颖达说：‘笺，就是表明、识记的意思。郑玄认为《毛诗》的内容已经完备，遵循并阐发其中的义理，所以用来表明毛亨的本意，记录识记其中的事理，因此特别称为‘笺’。我的其他注解没有遵循的对象，所以称为‘注’。”欧阳修极力排斥郑玄的学说，认为他喜欢随意改动文字，这是欧阳修没有深入考察的缘故。汉代时四家《诗》学并存，文字各有不同，虽然三家不如《毛诗》严密，但也不能说没有长处。郑玄笺注《诗经》，对于传文意思有不同之处，用自己的说法替换；经文有不妥之处，用三家的说法替换，对照其他书籍就可以知道了。“吉蠲为饎”，郑玄把“蠲”改为“圭”，“吉圭为饎”，这是《韩诗》的说法；“素衣朱襮”，郑玄把“襮”改为“绡”，“素衣朱绡”，这是《齐诗》的说法；“其畊泽泽”，郑玄把“泽”改为“释”，“其畊释释”，这也是《尔雅》的说法；“舟人之子”，郑玄认为“舟”应当是“周”，“周人之子”，这是朱育《集字》的说法；“艳妻扇方处”，郑玄把“艳”改为“阎”，“阎妻扇方处”，这是汉代杜钦《传》的说法。当郑玄笺注《诗经》时，三家《诗》学都还存在，所以郑玄虽然解释经文，没有明确说明改字的缘由，也是因为他认为学者既然学习《诗经》，就不可能不知道三家《诗》的内容。后世三家《诗》学已经失传，学者只看到他改字，而不知道诗学差异的来源，这就是郑玄受到讥讽的原因。那么郑玄对经文不称为“注”而称为“笺”，“笺”这个词，是魏晋时期用来向皇太子等诸侯王表达敬意的方式。郑玄曾经以对待君主和老师的礼节对待毛公，而不敢擅自改动圣人的经典，这就很明白了。看他注解《礼记》《玉藻》《杂记》中那些颠倒无序的地方，郑玄虽然整理得条理贯通，也不敢改变其先后顺序，只是在注解下面阐明而已，那么他改字不是出于主观臆断，就更可以相信了。古诗说：“读书不到康成（郑玄）的境界，不敢高声议论圣贤。”我在郑玄的《诗笺》中看到了这一点。

读诗的方法

《诗经》三百篇，都可以歌唱、诵读、舞蹈、吟咏。太师世代传承这个技艺来教导贵族子弟，从少年到成年，都去那里学习。诵读它，就熟悉它的文字；歌唱它，就识别它的声调；舞蹈它，就看见它的仪容；吟咏它，就寄托它的情意。春秋以后，各国君臣在朝见聘问、宴饮享乐时，赋诗来表达志向，含蓄地寄托规劝讽谏，很少有不能应答的，这是因为《诗经》的学问向来明白。后世的吟咏歌唱和舞蹈都废除了，只是直接诵读它的文字罢了，而且不能说明它的意义，所以评论者大多失去了《诗经》的本意。文章的体裁有两种：有史传类的文章，有歌咏类的文章。史传类的文章以如实记录为主，丝毫的善行也不私下假借给别人；歌咏类的文章宣扬善行而隐藏恶行，夸大美德而张扬功绩。后世想要追求歌咏类文章过于真实，直接用史书的眼光看待它，那就错了。《孝经》十八章，涉及《诗经》的有十章；《中庸》、《孟子》之所以善于谈论《诗经》，是因为没有汉代儒者的说法扰乱它们。我曾经论述过：善于观察《诗经》的人，应当推究诗外的意蕴，像孔子、子思那样；善于论述《诗经》的人，应当通达诗中的道理，像子贡、子夏那样；善于学习《诗经》的人，应当选取一两句作为立身的根本，像南容、子路那样；善于引用《诗经》的人，不必分别是谁所作、谁采集的诗，像各经所引用的诗那样就可以了。“緜蛮黄鸟，止于丘隅”，【《緜蛮》】不过是比喻小臣选择有仁德的卿大夫依附，孔子推演到做君主要止于仁、与国人交往要止于信；“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旱麓》】不过是比喻恶人远离而百姓欢喜得到安身之所，子思推演到上能观察天、下能观察地。像这样观察《诗经》，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澳》】而子贡能将其通达于贫富之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而子夏能领悟到礼在后的说法。像这样论述《诗经》，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南容反复诵读的不过是“白圭”，【《抑》】子路终身诵读的不过是“不忮不求”，【《雄雉》】学习《诗经》到了这个地步，还需要学多少呢？“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崧高》】是宣王的诗，孔子认为是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仲山甫的诗，左丘明认为是孟明的功绩；【《小宛》】是幽王的诗，祭父认为是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是僖公的诗，孟子认为是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江汉》】记载礼仪的人认为是天王的事；“明明天子，令闻不已”，【《江汉》】记载礼仪的人【同上《孔子闲居》】认为是三代的君主。像这样引用《诗经》，何必分别是谁所作、谁采集的诗呢？通达这些诗，然后才可以谈论《诗经》。不然的话，“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就相信真的没有遗民了；“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就相信真的到了极限了。一定要用事实来验证，那就不能谈论《诗经》了。孟子谈论《诗经》

译（这）可以说是擅长《诗经》的人了。《诗经》说：“民众秉持常理，喜爱这种美德。”孟子接着解释说：“民众秉持常理，所以喜爱这种美德罢了。”没有耗费多余的言辞，道理自然明白。所以张横渠有诗说：“心境平易才能懂得《诗经》。”杨中立看到后说：“懂得这首诗的人，就可以阅读《诗经》三百篇了。”这话真是可信啊！

译《诗经》有赞美和讽刺之作。赞美之诗作于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歌咏太平盛世却不显露作者姓名，何况讽刺之诗正值王室衰微，诸侯横行恣意，讥讽丑恶混乱的迹象，揭露宫廷内部的隐私，那么隐藏姓名应当更加严重了。因此作诗的人不明确写出那个人，也不直接指出那件事。只有《节南山》讽刺周幽王，就说“家父作这首诗，来探究王室的祸乱”；《巷伯》是寺人因受谗言伤害而作，就说“寺人孟子，创作了这首诗”；《祈父》诗说“祈父，你是王的爪牙”；《烝民》诗说“吉甫作这首诗，和穆如清风”。像这样，就明确写出了作诗的人。其他诸诗有赞美或讽刺的，不能从字面言语去寻求，一定要观察它的意旨才可以。所以它讥刺那个人，不说他所做的恶行，而说他的爵位尊贵、服饰华美，而百姓痛恨他，以此显示他不堪胜任。“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就是这样的例子。它颂美那个人，不说他所做的善行，而说他的冠佩华丽、容貌盛大，而百姓安宁，以此显示他无愧色。“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就是这样的例子。后世只有孟子谈论齐王击鼓奏乐、田猎，深刻懂得这个意旨。看他说的话：“百姓听到王钟鼓管籥的声音、车马羽毛的美丽。”他讥刺时，就说：“全都头痛皱眉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喜好击鼓奏乐、田猎，为什么使我们达到这种地步呢？’”他赞美时，就说：“全都高兴喜悦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为什么能击鼓奏乐、田猎呢？’”正符合这个意旨。孟子擅长《诗经》，所以他的话自然与《诗经》相合。

《何彼秾矣》这首诗，是周平王以后的诗。毛亨、郑玄的注认为是周武王的诗，而说平王是平正的王，齐侯是齐一的侯。查考《春秋》庄公元年记载“王姬归于齐”，是周桓王的女儿、周平王的孙女下嫁给齐襄公，所以诗说“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毫无疑问。《周颂》作于周康王、周成王时代，所以称成王、成康。现在毛亨、郑玄认为《颂》都是成王时所作，不应该称成王、康王，所以在《昊天有成命》中“成王不敢康”，解释为成就此王功，不自安逸；《执竞》中的“不显成康”，解释为成就大功而安之；《噫嘻》中的“成王”，解释为成就这王事。只因为把《召南》当作文王、武王的诗，所以不得不把平王当作平正的王；只因为把《周颂》当作成王时所作，所以不得不把成王当作成就此王功。殊不知诗中这类情况很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后的诗，有平王以后的诗，不仅仅是文王、武王时的诗。《甘棠》、《行露》赞美召公，是在他去世之后，在康王时代。《何彼秾矣》作于平王以后，也是这样，不必说是武王的诗。《大雅》中《大明》的“维此文王”，《思齐》的“文王之母”，《皇矣》的“比于文王”，《灵台》的“王在灵沼”，《緜》的“文王蹶厥生”，都是后世诗人追咏的言辞，何尝作于文王时代？《周颂》赞美成王，也是这样，不必说是成王时所作。郑玄解释经书不能没有失误，哪有比这更大的？所以特别举出一二来说。

胡文定公说：“《邶风》以下多是春秋时期的诗，却说《诗经》灭亡然后《春秋》出现，为什么呢？《黍离》降为《国风》，天子不再有《雅》，而王者之诗灭亡了。《春秋》始于隐公，正当《诗经》灭亡之后，所谓《诗经》灭亡，是指《雅》诗灭亡。”我认为不是这样。《春秋》作于获麟之时，是鲁哀公十四年；《诗经》灭亡于陈灵公，是孔子未出生之前。所以说《诗经》灭亡然后《春秋》出现，是指赞美讽刺的诗灭亡，而褒贬的书出现了，并非有固定的定义。

陈君举说：“春秋的衰败因为礼废，秦的灭亡因为诗废。”我曾经观察《诗经》，刑罚政令的苛刻，赋税徭役的重负，天子诸侯朝廷的威严，而后妃夫妇床笫之间的隐秘，圣人作诗，而使天下平民百姓的细微之处，都能得以向上陈述，似乎会开启天下轻视君主的心。然而屡次劝谏而不醒悟，公开杀戮而不悔改，互相扶持离去而不忍心。所以商汤周武兴起时，百姓急迫而不敢离去；周朝衰败时，百姓悲哀而不敢叛乱。大概是因为他们抑郁之气得以舒缓，而无聊之意不积蓄。唉！不敢作诗，天下的怨恨到了极点，最终不能承受，共同起来灭亡了秦，秦灭亡后才感到痛快。于是开始有平民百姓决定天下存亡的权力。唉！春秋的衰败因为礼废，秦的灭亡因为诗废，我本来就知道公卿大夫的祸患迅速而小，百姓的祸患迟缓而大，而诗正是用来维持君臣之道的，它的功用深远啊。

横渠张先生说：“心境平易，才能懂得《诗经》。”我认为读六经的书都是这样。如《尚书》说：“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各家解释用十几句话解释不完，曾见作者说：“刑故无刑小，宥过无宥大。”只添二

译（《诗经》）用字，而文辞意旨明白晓畅，不必解释经义，道理自然明了。孟子所说的“民之秉彛”一句也是如此【参见《读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