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奥论卷四　　　　　宋　郑樵　撰

译就不应当称他为公了。况且隐公生前没有真正退避君位，死后也没有完成摄政之责，何况要称赞他让国的贤德呢？那么《春秋》从隐公开始记载的本意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曾经通过考察《春秋》起始的年份来观察，孔子名义上虽然是从隐公开始，但用意却在周朝。从前扬雄撰写《太玄》，张衡说：“汉朝之后还能延续两百年吗？作者已经预见到了。”后来果然过了两百年魏国兴起，《春秋》从隐公开始也是同样的道理。周文王、武王定都丰镐，那是西周；周平王定都洛邑，那是东周。西周的政教，《尚书》中有诰命留存，《诗经》中有雅颂篇章，盛德大业光辉灿烂。只有东周以来，赏罚法度、纲纪制度荡然无存，无法考证，圣人想要为它作史书，那就是东迁后的周朝之事。孔子身为陪臣，有不便直接记载周朝之事的地方，于是借鲁国来命名这部史书罢了。查考周武王灭商，年份是己夘年；隐公即位，年份是己未年，两者相距大约四百一十年。周朝兴起，历时八百年，孔子将西周以前四百年的事迹寄托于《诗》《书》，将东周以后四百年的事迹寄托于《春秋》，而隐公元年正是后四百年历史的开端，这就是《春秋》不得不从隐公开始的原因。名义上虽然是从隐公开始，但用意却在周朝，所以虽然没有完全记录平王的事迹，但实际上承接了平王末年的局势；虽然没有从东迁之初开始记载，但实际上具备了东迁始末的全貌，这也是圣人借此来预示这个时期罢了。那么《春秋》从隐公开始的本意，在于周朝而不在于鲁国，这就很明白了。《史记》认为隐公善于谦让，所以从隐公开始记载。它撰写《史记》，以太伯作为世家之首，以伯夷作为列传之首，都是取他们善于谦让的意思，这就错了。

译《终获麟辨》【《春秋》不妨碍是因为感于麒麟而作】

所谓终于获麟，服虔说：“麒麟是中央土德的兽，土代表信，信是孔子所修史书的宗旨，母亲不能直接导致儿子。”何休又依据《公羊传》说：“孔子查看图录，知道康叔、圣人刘季应当取代周朝，‘薪薪’是庶民燃火的象征，火代表赤帝，所以麒麟被砍柴的人捕获。”【《左传》无心于刘氏是尧的后代，引用它却是错误的】所谓西狩，是从东到西，东属卯金，是汉朝的姓氏，他们的话如此诡谲，本来就不值得相信。有人说《春秋》写成后麒麟来到鲁国，胡安国认为文章写成后麒麟到来，不能说这是妖妄，进而评论《金縢》篇，打开书册而天反风，罪己的话发出而星退舍，《箫韶》演奏九成，凤凰在庭院中现身，鲁国史书成经，麒麟出现在野外，这是常理，不能说没有，然而他的话也不完全正确。又有人说《春秋》是因为感于麒麟而作，向伊川请教，伊川认为孔子的意思本来就有，因为这件事而作，所以也因为这件事而终结他的书，《春秋》不妨碍是因为获麟而作，然而麒麟不是每代都出现，《春秋》难道就不作吗？因为河图洛书而画卦，如果河图洛书不出现，八卦也必须作，只有这话说得对。又有人说：“《春秋》绝笔于获麟，是说孔子悲伤自己不被遇而绝笔。”不知道凤鸟不来，黄河不出现图，孔子的感叹很久了，难道等到这时才知道吗？《左传》认为圣人的意思起初不在此，所以续经直到孔子去世。如果孔子果然因为获麟而绝笔，作为一部经书的主旨，《左传》在三家中见闻最优，难道不知道这个，况且敢续经吗？大体上终于获麟，这是史家的常事，圣人起初没有这个意思。麒麟获于哀公十四年，《春秋》成于这年九月，过了两年孔子去世。凡是史家记录时事，必定空缺最近几年，等待日后收集未曾听闻的事而记载，不像后世的日历所记录的那样。不幸孔子突然去世，而以麒麟为《春秋》的祥瑞，以获麟为孔子的衰微，可以吗？大体上汉代经师推求圣人太过，恰好开启天下的疑惑，不知道圣人起初没有这个意思。又有人强行解释说：“不写地点，不使麒麟因地点而得；不写公，不使麒麟因公而得。”唉！用这个来论《春秋》，难道真懂《春秋》吗？如《史记》说终于获麟，那就错了。

《正朔总论》

有人问：“三代建立子、丑、寅，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古今的历法都建寅，其朔建子、丑的，只是商、周两代罢了。”那么汤、武为什么独自不同呢？回答说：“殷、周之所以不同其建，对上以表明历数的归属，对下以显示诸侯的顺从或违抗。汤、武革命而拥有天下，三千国的众多、八百国的众多，他们顺从我，我不能知道；他们违抗我，我不能知道。唯独以正朔的不同，尚且用来承接天命归于自己，以显示人心的顺从或违抗。所以顺从就继承禹，政令就反商，唯独在正朔上稍微更改罢了，起初不是各自拿出术数以求不同。”那么为什么说古代的历法都建寅呢？回答说：“三皇的事，我不能详细知道；五帝以来，难道没有可传的政事？‘孟春正月朔旦立春，防于天历的营室’，这是颛顼帝的历法已经建寅了。析、因、夷、隩，开始于仲春，结束于仲冬，这是尧帝的历法又建寅了。舜的正月元日，禹的正月朔旦，则无不建寅了。”曾经观看《豳风·七月》的诗，叙述公刘、后稷的事，实在正当虞、夏之际，他们劝勉农事，也依据七月流火的候应，这是古历建寅的明显证据。至于汤建丑以首事，又建子以起数，而历元也不以立春为节，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周人沿袭它，而正朔与历法似乎与夏不同了。然而《商书》说‘元祀十有二月’，《周礼》说‘正岁十有一月’，虽然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历、修祠举事，仍按照夏时，都不自用其制。秦、汉建亥，也是这样，朝贺典礼都首十月。至于太初首用夏正，直到今天而不能改变。新莽曾经建丑了，曹魏明帝也曾经建丑了，不久又恢复建寅；唐肃宗也曾经建子了，不久又恢复建寅。难道汤、武能改变它，后人独自不能改变吗？认为汤、武改变它是对的，为什么不能传远？认为汤、武改变它是错的，为什么也可以行于一代而就停止了？曾经议论过，编年开始于《春秋》，改年开始于秦惠文君，纪年开始于汉的武帝。自从武帝立年号以纪元，改秦正而用夏，我知道千万世之下，汤、武复兴也不能改变。为什么？汉不是用夏，而是用古历。殷、周没有改元之法，这是子、丑之所以建；武帝改变它而为年号，有年号以表明历数的归属，以显示天下的顺从或违抗，虽然易代之法不过如此，又何必再建子建丑以为赘呢？这是新莽、曹魏、唐肃宗所以随改而随废的原因。唉！谁说武帝的智慧，还有殷周所不及的呢【这正是武帝改年号的意思，汤武用之不甚明

译白，却创造子丑】

译六经正朔图

夏正：寅正月【尧、舜、禹都以建寅为正】

《周易》：“兑，正秋也。临卦【二阳】至于八月有凶，七日来复。”

复卦【一阳】

《尚书》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尧】正月上日【舜】正月

朔旦【禹】

《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涤场【《七月》诗】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大东》诗】六月北伐【《六月》诗】十月之交，正月繁霜【注：以夏四月、八月解释是不对的，这两首诗同出《小雅》，为何唯独用周正解释】

《春秋》以夏正纪月，巡守、烝享用夏正。传曰：“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秋大熟未获

《礼记·月令》：“季秋【九月】待来岁之宜。”

《周礼》“凌人：正岁十有二月，斩冰。”“正岁，简稼器，修稼政。”“上春，献种。”“中春，始蚕。”“仲春，以木铎修火禁【司烜氏以为周正，则不合时】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山虞】夏颁，秋刷【凌人】春搜，秋狝【大司马，皆夏正】〇人、筮人【经文曰“上春”，郑司农注亦曰“夏正”，为何其他职官都用夏正，而此职用周正呢】

汉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

殷正 丑十二月

《尚书》：“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三祀十有二月朔”。新莽初始元年十一月，改汉正以其年。

十二月朔，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候，则改寅用丑矣。至光武复建寅。三国魏明帝以黄龙见，为得地统，正当建丑，遂以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是又改寅用丑矣。至正始复改建寅。魏文帝亦欲改正朔，以辛毗谏而止。

周正 子十一月

《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注为周正】十一月”“十二月”亦

可为夏正

《尚书》一月【子】戊午【《泰誓》】一月壬辰【《武成》】四月哉生明

【《武成》】惟十有三年春【建子为春】

《春秋》“春无水”“秋无麦”“十月陨霜杀菽”，皆周正也。以周正纪事，以夏时冠周月【先书春，后书王正月】秋，大熟，未获【夏正】巡守、烝享用夏正【传云十月之交】

《诗经》“一之日【子】二之日【丑】阳生于日，故曰日，此取七日来复之义也。“曰为改岁，入此室处【用周正】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乃夏正】

《周礼》：《周礼》孟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如山虞仲冬斩阳木，皆周正也。一作夏正，有辨以为春夏秋冬皆一夏正，而四时未尝改，岂有《周礼》不改四时，夫子作《春秋》从而改之乎？正月之吉始和【太宰】岁终【十月亥】正岁【小宰、内宰】

【岁终十二月丑】唐肃宗上元二年十一月，以建子月为岁首，不以数纪月。至明年建正月，复称四月。

秦正亥冬十月【《月令》季秋为来岁受朔日】

《汉书》：秦自始皇二十六年迄汉高、文、景、武之元年，朝贺典礼皆首十月。汉仍秦，建亥。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首书正月。凡史书冬十月为岁首，后九月为归余者，皆秦法也。

《月令》有二“来岁”之文，季秋【九月】为来岁【亥十月】受朔日则举秦建亥为岁首季冬待来岁之宜，则明夏岁得四时之正。

《七月》诗有改岁、卒岁之语。《七月》于一之日、二之日之下，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则用夏正也矣。又于九月、十月蟋蟀之下，曰：“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又用周正也【《周礼》既记子以为正月，复杓寅为正岁】《七月》作于周，虽述夏正，终不忘周；《月令》作于秦，虽言夏正，终不忘秦，亦文人著述之大意也。

《左氏》《左氏》记《春秋》，犹班固之记《汉》。周本建子，巡守、烝享皆用夏，与前代无异，但首事以建子之月。《左氏》以《春秋》书“春王正月”，以为周正建子之月，则非也。汉用秦正朔，朝贺典礼皆首冬十月，班固误记秦七月五星聚东井以为夏十月，则非矣。

晦庵取《孟子》、《尚书》之文以为据，又疑《诗》中月数不改，曰：“某向者疑其并行，若尚有疑，则不若阙之为愈，不必强为之说。”可知胸中亦无的论矣。观当时必有两等语，一等以夏月记之，一等从当时便称，如《七月》，周人之诗，纯用夏正；又十月下云：“曰为改

译岁，进入此室居住【这是亥月】，这是周历的正月。秦人的《月令》一书，完全采用夏历；又说：“在季秋之月接受来年的朔日”，这是秦历的正月。

译《春秋》采用夏历的辨析【《春秋》记载时间、月份都使用夏历】

《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这是采用夏历。左氏认为周历以建子之月为正，这是错误的。假如周历确实以十一月为春季，与夏历不同，那么书写体例应当是“元年春正月”，这样的说法难道不是更通顺吗？不应该在周历的时、周历的月中间插入一个“王”字，这是第一点不可能。假如圣人沿袭周历建子之说来纪年、月，那么书写体例应当是“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一月既然已经记载为冬季，岁末的十月也应当记载为冬季，一年之中记载两个冬季。现在并非如此，记载冬季直到十二月，这就明显是使用夏历了，这是第二点不可能。假如圣人记载春季而实际是冬季，记载秋季而实际是夏季，孔子平生志在《春秋》，又告诉颜回要实行夏历，不应该作经名为《春秋》，而实际上却是冬夏吗？这是第三点不可能。假如周历改变子、丑、寅作为春季，又改变月份次序作为春正、二月、三月，孔子删定《诗经》时，《邶风》、《小雅》中的诗歌都是当时辞人所作，如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这些都是夏历的月份；如说“春日载阳”，“春日迟迟”，“秋日凄凄”，“冬日烈烈”，这些都是夏历的季节。周人尚且不用周历而改变夏历季节，孔子独自在《春秋》中改变吗？孔子删定《诗经》使用夏历，不应该作《春秋》又使用周历，这是第四点不可能。古今议论者都说：冬至、秋季无麦、冬季无冰、十月降霜杀死豆类，这些都是周历的明显证据。如果认为僖公五年春季正月冬至是周历建子的证据，那么昭公二十年春季二月冬至，也应当认为是周历建丑的十二月，可以吗？况且这些都是传文，不是经文。《春秋》失闰的情况可以知道了。如果以庄公七年秋季无麦作为周历季节的证据【秋季大水无麦】，那么庄公二十八年冬季大无禾麦，也可以指出来认为麦子成熟于冬季吗？况且这些都是经文，不是传文。圣人伤时之意可以知道了。又说襄公二十八年春季记载无冰、定公元年十月降霜杀死豆类，如果斗建在寅、卯、辰，冰不坚固凝结，月次在亥，霜能杀死豆类，有什么奇怪的呢？大概春季无冰，是指开冰之时没有冰，不是藏冰之时没有冰。《月令》说“仲春开冰，先荐寝庙”，在凌人那里可以验证。十月降霜不算奇异，因为它杀死豆类才算奇异。反复考察这几处，《春秋》使用夏历无疑了。胡安国说：“《春秋》用周历纪事，用夏历季节冠于周历月份之上。”如巡守、蒸享都使用夏历，举商、秦两件事来阐明，说：“在周之前的商朝以丑为正，其记载开始即位说：‘惟元祀十有二月’，就知道月份没有改变。在周之后的秦朝以亥为正，其记载开始建国说：‘元年冬十月’，就知道季节没有改变。从这两件事来看，就知道周历建子不是春季也很明白了。这样，那么经文中‘春秋大熟，未获’，传文中说：‘大概是九月十月之交吧’，都无疑使用夏历【古书都使用夏历】。《吕氏春秋·月令》、《竹书纪年》都使用夏历。

六经都使用夏历的辨析

正月吉祥开始调和，这是夏历的正月，何必说是周历建子之月呢？“惟十有三年春”，这是夏历的春季，何必说是周历的春季呢？隐公元年春王正月，那么也是夏历季节夏历月份了，何必说是周历建子之月呢？六经的记载，都按照文字阅读就可以，不必强行解释。礼称为《周礼》，易称为《周易》，诗称为《周诗》，都使用夏历，为什么唯独对《春秋》怀疑呢？

《周易》使用夏历的辨析

《易·兑卦》说“正秋也”，《临卦》说“至于八月有凶”，大概《临卦》是十二月卦，二阳方长；《观卦》说“八月”，乃是二阳渐消之时，所以说“有凶”。《复卦》说“七日来复”，日，是阳。六阳尽于干【亥】，至于一月，则七阳复生，所以说“来复”，那么《易》，《周易》，使用夏历也无疑了。

《周礼》使用夏历的辨析

《周礼》中“正月”、“正岁”，解说者都以“正月”为周历正月，“正岁”为夏历正月，而不知道《周礼》没有改正历法的文字。太宰说：“正月吉祥，开始调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于是悬挂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看治象，挟日而收敛之。”小宰说：“正岁，率领治官之属以观治象之法。”称为“正月之吉”者，是正月朔日；称为“正岁”者，是正岁之中，不一定是朔日。太宰既悬挂治象，使民观看，十日而收敛之；小宰在未收敛之前，率领官属而观看，所以说“正岁”，不说“正月吉日”，其实“正岁”、“正月”都是夏历。郑氏认为“正月之吉”悬挂治象，“正岁”又悬挂治象魏，根据《周礼》没有“正岁”悬挂治象的文字，况且既挟日而收敛之，又观看什么呢？郑氏委曲其辞以符合周历改正之说，正如班固记载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不知道实际上是秦历十月，不是夏历十月。凡此，那么《周礼》中所谓“上

译“春”、“中春”、“中夏”、“中秋”这些称谓，都是采用夏历的岁首。郑玄不明白这一点，强行加以解释，由此可以知道《周礼》也是采用夏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译《诗用夏正辨》【已见于《春秋用夏正辨》中了】因为旧史而修撰《春秋》。

《春秋》的著作，原本就是鲁国史官的旧例。编年的方法，日月的详略，都是鲁国史官的旧体例，圣人只是根据事件精简文字，加上笔削罢了，褒贬自然显现。有的人探求《春秋》的法则，标准过高，就说孔子以平民身份专断天子之事，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所以当时以文学著称的高徒，像子游、子夏，都不能对此发表意见。经书记载“闰月不告朔，仍然在宗庙朝见”，这是圣人爱惜礼制的用意。像子贡想要去掉告朔时的祭羊，这是子贡的智慧，不足以谈论《春秋》。经书记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国世子蒯聩进入戚地”，这是圣人正名的用意。像子路说：“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正名？”这是子路的智慧，不足以谈论《春秋》。有人认为圣人的言语隐晦难懂，委婉莫测，殊不知“述而不作”，才是圣人的本心，事迹依据鲁史，文字也是鲁史，孔子只是根据事件精简文字，加上笔削罢了。孔子说：“多闻，保留疑问。”又说：“我还能见到史官保留阙文的情况。”所谓疑问就保留疑问，所谓阙文就保留阙文，那么不敢以私意增减就明白了。经书中有只写年份而不写事件的，像“元年王正月”之类；有只写季节而不写月份的，像“秋，卫人入邢”之类；有只写月份而不写日期的，像“五月，莒人入向”之类；以至于迎娶夫人而不写她的姓氏【僖公八年夫人姜氏】，晋国的魏曼多、仲何忌不写他们的名字【哀公七年】，都是依据旧史的文字罢了。如果史官有阙文，时间月份错乱，都保留而不纠正。大体上圣人对前世的事，并非能完全体察而心领神会，也是依据旧史罢了。旧史的文字，可以效法就修撰，有疑问就保留，如此而已。其他的，有赴告就记载，没有赴告就不记载。依据旧文而沿用的，就像抓获国君说“止”，诛杀臣子说“刺”，杀他的大夫【昭公十二年】说“执”，我方的使者被杀，赵盾弑杀他的国君，出自董狐；郑国抛弃他的军队，出自汲冢【出自《史通·古史》全文一】之类就是这样。改变旧文而修撰的，就像《公羊传》所论“星陨如雨”【庄公七年】，《谷梁传》所谓“五石六鹢”之类就是这样。有疑问就保留的，就像“甲戌、己丑”连续记载【桓公五年】，“丙戌、丙戌”重复记载【桓公十二年】，“夏五”缺其月份，“郭公”缺其人【庄公二十四年】之类就是这样。所以说：圣人依据鲁国史籍修撰《春秋》，不敢说是创作。“述而不作”，这是圣人的本心，难道是虚言吗！

例【例不是《春秋》的法则】

《春秋》的法则，重视事件而轻视人物，对内详实而对外简略，没有什么所谓的“例”。朝见、盟会，是礼乐的根本；侵袭、围困，是征伐的行为。鲁国与邻国有交往的道义，就全部记载，除此之外就不记载。国君在位就记载国君，而臣子不列名；卿在位就记载卿，而大夫不列名；卿不在位而大夫主持事务，然后大夫才得以记载。盟会是为了记录信义，裂帛因为盟会莒国而得以记载；聘问是为了讲习礼仪，公子札因为聘问鲁国而得以记载；乞师是大事，所以栾黡得以记载；筑城杞国是大役，所以高止得以记载。以至于荀林父败狄、士鞅防吴，又因为赴告而与鲁国共同行事，得以记载。那么《春秋》的记载，是因为事件而显现人物，而不是因为人物而显现事件。记载在鲁国就详实，季子、叔〇的去世，延厩、郎囿的战役就是这样；对于其他国家就简略，晏平仲善于交往、叔向遗留直道、郑国的封洫刑书、齐国的反坫塞门就是这样。《春秋》重视事件而轻视人物，对内详实而对外简略，难道不是这样吗？哪里有什么所谓的“例”呢？如果认为《春秋》在于片言只语，名字、官爵各有荣辱，那么都应该像邾仪父书字以褒扬他【通大国以息民】，卫侯燬书名以贬低他【僖公二十五年灭同姓而伤恩】那样才可以。现在祭祀是一样的，却有称公、称叔、称伯的不同【随其功过而笔削】；杞国是一样的，却有书侯、书伯、书子的不同【随其善恶褒贬】；滕国称侯了，却又称子【滕自隐公时为侯，桓公以来为子，大概王黜不以侯书之】；薛国称侯了，却又称伯【薛自隐公时为侯，而襄公降为伯，大概爵降不以位称之】。这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国家，而前后称号高低起伏，贤与不贤在这里，依据什么？如果以官位为贵，那么宰咺亲自归赗的役事，有什么贵而称宰？以爵位为荣，那么祭公负有私交的恶名，有什么荣而称公？以名为贬辞，那么息兵如赵武，有什么罪可贬？以字为褒辞，那么不臣如祭仲，有什么功可褒？如果褒贬出于圣人，不应该如此没有定准。如果认为《春秋》编次，贵在正名，书爵先后各自排列尊卑，那么都应该像记载“公防卫子莒庆盟于洮”【僖公二十五年】，所以先诸侯而后大夫；记载“公防齐侯宋公陈世子款盟于〇母”，所以先列国而后世子，那样才可以。现在齐、宋防鄄，侯在公上【齐以伯主盟】；郑、邢防淮【僖公十六年】，伯在侯先；盟于虫牢，邾以子而先杞伯；盟于幽，许以男而先滕子

译密地的盟会，纪国大夫子帛反而位居莒子之上【隐公二年因为杞国与鲁国通婚，所以提升了杞国的地位】；萧鱼的盟会，齐国世子光反而排在邾、莒、滕、薛等国之前。邾国是男爵，但在入侵蔡国的军队中却排在曹伯之前；晋侯是诸侯，但在黑壤的盟会上却排在宋公之前。如果这些排列顺序出自圣人，不应该如此不合条理。想来或许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的地位高有的地位低，无非是依据旧史原有的样子而记录罢了。到了杜预，则把所有情况都归纳为条例：记载季节、记载月份、记载日期、记载名字、记载爵位、记载人、记载姓氏、记载字，没有不是《春秋》的条例。比如用事件系于日期，用日期系于月份，用月份系于季节，用季节系于年份，这是条例。有记载年份却不记载事件【如“元年王正月”就是如此】，有记载季节却不记载月份【如“秋卫人入邢”】，有记载月份却不记载日期，这就说是圣人褒贬的深意。用名字来称呼，用字来避讳名字，用爵位来排列位次，用姓氏来区别宗族，这是条例。有避讳名字而称字【如“邾仪父”】，有舍弃爵位而称人【如“齐人”、“郑人”之类】，有贬低宗族而称名【如“无骇帅师”】，这就说是圣人升降黜陟的微妙权变。唉！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表面相同而内心不同的，文字相同而意义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同样是侵伐，但侵伐有曲直之分；同样是筑城，但筑城有恰当与否之别；同样是盟会，但盟会有真诚与欺诈之异；同样是朝聘，但朝聘有恭敬与傲慢之差。这难道是日月、人爵、名氏所能完全涵盖的吗？即使日月、名爵大体上可以穷尽，条例规定应当记载日期而旧史没有日期，经文可以不记载月份吗？条例规定应当记载月份而旧史没有月份，经文可以不记载季节吗？条例规定应当记载字而旧史没有字，经文可以不记载名字吗？条例规定应当记载名字而旧史没有名字，经文可以不记载人吗？因为日月、名字、人爵的不完整，就抛弃而不记录，这不是圣人作经的本意；应当记载日期却只记载月份，应当记载字却只记载名字，以此迷惑后世，这不是圣人确立条例的本意。自从孔子离开公羊、谷梁学派不久，像“夏五”、“郭公”、“甲戌、己丑”、有日期无月份、不记载首季之类，数不胜数，难道从隐公、桓公到孔子，唯独没有缺漏的文字吗？柳宗元的话说得好：“杜预认为条例是周公的常法，却不知道侵伐、攻入、灭亡的条例，在盛世使用，不应该预先设立这样的法则。”真是知言啊？

译褒贬【善善恶恶叫做褒贬】

有人问：“《春秋》是褒贬之书吗？”回答说：“诸儒解说《春秋》，有认为一字之中就有褒贬的，有认为只有贬而无褒的，有认为褒贬都没有的。认为《春秋》以一字为褒贬的，意在推崇圣人，这种说法出自太史公，他说：‘孔子修《春秋》，子游、子夏等弟子不能增添一字。’所以学者由此得出这种说法。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的，意在针对列国的君臣，这种说法出自孟子，他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那一方比这一方稍好罢了。’所以学者由此得出这种说法。认为《春秋》没有褒贬的，意在纠正汉儒，这种说法出自《竹书纪年》所记载，其中载有‘郑弃其师’、‘齐人殱于遂’之类，都是孔子未修之前的史事，所以学者由此得出这种说法。虽然他们的用意各有所主，但也不可拘泥。拘泥于一字褒贬的说法，那么《春秋》中的两个字都像是挟持剑戟、严霜寒风，圣人的用意不会如此劳顿；拘泥于有贬无褒的说法，那么《春秋》就成了司空城旦那样的酷刑之书，圣人不会如此惨刻；拘泥于无褒贬的说法，那么《春秋》就成了琐碎的野史小说，圣人又不会无故而作经。大致来说，《春秋》这部经书，记载善行，那么万世之后人们就指其为善人；记载恶行，那么万世之后人们就指其为恶人，这就是它作为褒贬之书的原因吧！所以记载事情也是如此。记载‘始作两观’，‘始’字是贬义，说明以前没有；记载‘初献六羽’，‘初’字是褒义，因为以前是八佾。圣人虽然没有明说这是可褒、那是可贬，然而如实记录其事，言辞微妙委婉，使得二百四十二年间君臣的善恶，不逃脱于万八千字之间，这又是它作为一字褒贬的原因吧！如此而已。”

春秋之文的详略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是公羊家解释经义的方法。何休推演其说，并且认为从昭公到哀公，孔子是根据所见而书写；从文公到襄公，孔子是根据所闻而书写；从闵公到僖公及以前，则是采摭所传闻而书写。《春秋》叙事的法则，对所见之事写得详细，对所闻之事写得简略，至于传闻之事，则因其依稀形似而得知，姑且保留其大略，不敢有一毫的增减。至于“夏五”缺其月，“郭公”缺其人，是因为文献不足，而对于夏商之礼不敢妄加考证。太史公说：“孔子著《春秋》，隐公、桓公之间则彰明，到定公、哀公之际则隐微。”公羊家说：“定公、哀公时期多隐微之辞。”

看《春秋》须立三节

五霸未兴起以前，是一节；五霸交替兴起之际，是一节；五霸既衰败之后，是一节。五霸中，齐桓公最为兴盛。孔子称“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散头发、衣襟左开了”，那么桓公对天下有大功可知。然而也有可遗憾的地方。自从王纲解纽，强凌弱，众暴寡，当时的人希望大国能端正自身，就像《褰裳》这首诗所表达的。此时桓公出来，统摄天下之势，整顿天下之事，难道不是对当时有大功吗？然而五霸未出之前，先王的遗风余泽尚存。所以霸主一兴起，天下的人只见霸者的功绩，而不再见到先王的恩泽，难道不是大可遗憾吗！大致来说，王道、霸业相互消长。春秋之初，齐僖公被称为小伯，见于《春秋》经传，与诸侯防盟征伐稍多，这便是霸道的开始。在周朝未东迁之前，并非没有方伯、连率的职位，但当时尚且禀承王命，所以不称为伯。东迁以来，天子自己就没有总合系属人心的道理，诸侯稍有才智，必定自己出来盟会防务，这就是伯的名号所以确立的原因。然而在僖公之初，当时的局势也不容易做成，所以凡是记载盟会，不过三四国而止。到桓公时，大国言齐、宋，远国言江、黄，其余没有不听从的，霸业兴盛之处，便见王道消亡。东迁之初，距离三代未远，所以《春秋左氏传》所载隐公、桓公间的事，言语多合乎典法。如祭仲谏郑庄公封叔段于京，所谓“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可见成周筑城的遗制尚在；如石碏谏卫庄公，所谓“臣闻爱子，教之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可见先王教子家传之法尚在；如师服谏晋【桓二年传】曰“臣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犹可见三代制度各分等衰纤悉委曲如此不可乱。这是春秋初年，老师宿儒所传，先王之典法未泯，学者须当深考。到后来春秋中与末，能如此言者甚少。间或如左史倚相之于楚，叔向之于晋，子产之于郑，才能言，当时便谓之圣贤、博物君子。

三传【三传各有得失】

有人问：“

译“三位传经者各有得失，究竟谁优谁劣？”回答说：“《公羊》、《谷梁》称为‘传’，而《左氏》则是‘笔録’；《公羊》、《谷梁》解释经义，而《左氏》则是记载史事。体制不同，详略也有差异，不能用优劣来判定。”有人说是《左氏》得益于亲眼所见，《公羊》、《谷梁》得益于传闻，这是不对的。有人说《左氏》有三大长处【《史通》】，《公羊》、《谷梁》有五大短处，这也是不对的。大体上，偏袒《左氏》的人，认为《左氏》是大官，认为《公羊》是卖饼的小贩；尊崇《公羊》的人，认为《公羊》是墨守成规，认为《左氏》、《谷梁》是膏肓之疾、废疾之症；擅长《公羊》的人，认为《左氏》解释经义违背经文，拼凑杂乱，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推崇《谷梁》的人，认为它文辞清简、义理简约，多有发明，是另外两位所不及的。有人想兼取三者的优点，就说：“《左氏》善于礼制【范宁】，《公羊》善于防范，《谷梁》善于经义。”兼取三者缺点的人，就说：“《左氏》失之于诬妄，《谷梁》失之于简略，《公羊》失之于俗陋。”有人想完全废弃三传，说：“春秋三传束之高阁【卢仝】，三传一出而《春秋》散乱【文中子】。”有人又不得已，综合三家的同异来贯通它们，写成《春秋调人》七万多字，以平衡它们的得失【晋代刘兆说，就像周代有调处私怨的调人官】。这几种说法，都不足以穷尽三家的学问。大体上，三家的传，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如果论它们的短处，把“王正月”解释为“王鲁”，是《公羊》危害教化；把“获麟”解释为成文所致，是《谷梁》附会防范；把“尹氏”解释为“君氏”，是《左氏》误改文字。它们的短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论它们的长处，那么三位的长处不止一端。经文记载日蚀却不书朔日的有八次，《左氏》说：“是史官失误。”《公羊》说：“是两天。”《谷梁》说：“是晦日。”唐人用历法追推，都得到朔日，那么关于日蚀的解释，《左氏》为长。经文记载“公如齐观社”，《左氏》说：“非礼。”《公羊》说：“大概是为了看齐国的女子。”《谷梁》说：“非常规的祭祀叫观，观，是无事之辞。”查考《墨子》说：“燕之社、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是男女聚集观看的地方。”那么关于观社的解释，《公羊》为长。经文记载盟于葵丘，《左氏》说：“齐侯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略。”《公羊》说：“震慑并怜悯他们，叛乱的有九国。”《谷梁》说：“陈列牺牲而不杀，以表明天子的禁令。”查考《孟子》说：“束牲载书而不歃血，第一条命令说不要更换太子。”那么关于葵丘之盟的解释，《谷梁》为长。三位的长处像这样的很多。至于三家违背经文来作传，尤其是三位的过失，不可不知道。经文关于鲁隐公的事，记载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他去世时，记载说：“公薨。”孔子始终称他为公。三位传者说：“不是公，是摄政。”关于晋灵公的事，记载说：“赵盾弑其君夷臯。”三位传者说：“不是赵盾，是赵穿。”关于悼公的事，孔子记载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位传者说：“不是弑君，是买病死而止不尝药。”它们之所以与经文不同，大概是因为经文的意图各有侧重。孔子是鲁国人，依据鲁国史书来成经，本来不必多论。然而官为正卿，却不讨伐贼人；位居冢子，却不亲自尝药，不是这两人的罪过又是谁的呢？三家的传，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取其长而舍其短，是学者应该做的事。大体上，有了《公羊》、《谷梁》，然后才知道笔削的严谨；有了《左氏》，然后才知道本末的详备，学者不可不兼取。使圣人的经文流传至今，是三位的功劳。汉代《公羊》、《谷梁》既已作传，凡是董仲舒、公孙弘之流，都引用它们来决断大狱、整顿吏治，它们对世道的功劳，不只是传述圣人的经文而已。《左氏》既已作传，凡是太史公、刘向之流，著书立言，首尾颠倒错乱，都不待招揽搜罗而自然显现，它们对世道的功劳，也不只是传述圣人的经文而已。学者对于圣人的经文，如果能够合三传而观看，也就足够了，不可以因此来议论它们的过失。

译有人问：“《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两家的师承渊源始于何处？”回答说：“我怎么能论述它们的开端呢？刘歆是汉代人，尚且不能知晓，何况后人呢？《公羊传》原本属于齐地之学，后世有人认为是名高，有人认为是子夏的弟子，有人认为是汉初通晓经义的人。《谷梁传》原本属于鲁地之学，后世有人认为是名赤，有人认为是名俶，有人认为是秦孝公时的人。这些说法都没有根据，无法确定。然而，《公羊传》记载了乐正子探望病人之事（见《昭公十九年》），那么《公羊传》必定出自乐正子之后。《谷梁传》虽然记载了师尸子的话语，或许出自汉初也未可知。但我探究这两家的传授情况，两家起初都是口耳相传，不像《左传》那样有文字记录。然而《左传》的记载，又不如《谷梁传》质朴。《公羊传》一书中，有‘昉于此乎’的说法，有‘登来之’的说法，有‘代者为主、代者为客’的说法，这些都是弟子记录老师的话语，防止语音失真而记录下来的。有‘公羊子曰’的说法，那么这本书不是公羊子自己所作，就可以知道了。《谷梁传》一书中，有‘或曰’的说法，有‘传曰’的说法，有‘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启曰’的说法，有‘谷梁子曰’的说法，这些都是弟子记录老师的学说，并杂糅了先前儒者的言论，那么这本书也不是谷梁子自己所作，就可以知道了。由此可知，《谷梁传》必定出自沈子、尸子之后，有人怀疑它是汉初人所作。我曾将三传合并考察，《左传》的文字记录必定出自焚书之前，《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口传实际上出自焚书之后。为什么呢？《左传》兼载晋、楚两国行军作战，大夫世族，无所不备。它记载卜筮杂书，与汲冢出土的《师春》完全相同，那么它作于焚书之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同时代，二百四十年的史事，还应当十之四五有所记载，不应该全部推演其学说于条例之中。由此可知，《公羊传》和《谷梁传》作于焚书之后是显而易见的。有人问：‘《左传》既然作于焚书之前，为什么隐藏而不宣扬？’回答说：‘《春秋》所贬斥的当世君臣，其事实都具备于《左传》中，隐藏而不宣扬，是为了避免当时的祸难。孔子家壁、北平侯家中，还有保存的，并非全部隐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的学说，不与《左传》相合，并非全部宣扬。正因为隐藏而不宣扬，所以末世口说流行，于是有了《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的学说。邹氏没有师承，夹氏有目录而无书籍，所以不显于世，只有《公羊》、《谷梁》特别兴盛。自从《左传》兴起，而《公羊》、《谷梁》的学说又衰微了，然而终究不能废除。汉朝兴起之初，胡毋生以《公羊》学，在景帝时先设立学官，而申公也传授《谷梁》学，受之于瑕丘江公，所以《公羊》、《谷梁》的学说在汉代特别兴盛。范甯评论三家学说的话说得好：‘学说的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辩才与木讷。武帝喜好《公羊》，公孙弘又喜好它，而《公羊》学于是兴起；卫太子喜好《谷梁》，宣帝又喜好它，而《谷梁》学于是兴起，这是废兴由于好恶。瑕丘江公口齿笨拙，皇上让他与董仲舒辩论，不如董仲舒，而丞相公孙弘原本就是《公羊》学，比较整理其义理，最终任用董仲舒，由此《公羊》大盛，这是盛衰继于辩才与木讷。’唉！自从胡毋生被任用而《公羊》兴盛，石渠阁论罢而《谷梁》兴起，严氏的学说泯灭而《左传》彰显，杜预的传注晦涩而赵匡、啖助兴起，确实如此啊！

汉朝兴起，在景帝时《公羊》学先设立博士。到了宣帝听说戾太子喜好《谷梁》，在石渠阁辩论，其学说独自胜出，于是设立学官。然而建武中兴，距离石渠阁的辩论不久，当时设立博士四十九家，而《公羊》、《谷梁》春秋却独独没有入选，为什么呢？虽然肃宗也曾诏令高才生学习《谷梁》学，提拔其高第者作为讲师，那么其学说并未被严重压抑断绝。考察《儒林传》，学习《公羊》的共有九家，而以《谷梁》成名的却没有其人，又为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左传》的学说尚未盛行，而《谷梁》的学说却独独不能胜过《公羊》，为什么呢？大概《公羊》学被世人看重，也是有原因的。《公羊》说齐襄公为九世之仇复仇，《春秋》认为这是大事，武帝取此来报复平城之耻；《公羊》说蒯聩得罪出奔，太子辄拒绝接纳，《春秋》认为这是大事，隽不疑取此来斥责成方遂的欺诈。凭借这两件事，《公羊》学在武帝、昭帝之世特别被看重，就是因为这个，而又像董仲舒这样的大儒、像公孙弘这样的丞相之流，取用来决断大狱、整顿吏治，都是《公羊》学，因此不得不被看重。等到观察襄公复仇之事与孔子为卫君作《春秋》的本意，虽然《公羊》的学说实际上未必恰当，其学说也因此当时特别被看重。我曾论述三家学说各有短长，论其叙事，没有比《左传》更工巧的；论其解经，没有比《谷梁》更严密的。而《左传》的学说大多自相矛盾，试举隐公几年的事来看：比如天王元年赠送仲子车马，公羊认为仲子是桓公的母亲则不对，谷梁认为她是惠公的母亲则对了，左氏认为她是惠公的妃子，并且讥讽她预办凶事，哪有仲子还活着而预先为她赠送车马的呢？比如君氏去世，公羊、谷梁认为尹氏是大夫则对了（程明道、苏东坡又认为惠公继室声子，所以说君氏）而左氏则认为她是隐公的母亲，并且说不书姓是因为公的缘故所以说君氏，这是把男人变成女人了。比如初

译献六羽之舞，左氏认为是开始使用，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是开始僭越。在这个时候，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六羽之舞哪里是仲子的妇人应当使用的呢？谷梁传怎么能不认为这是僭越呢？祭伯前来，公羊传说是来投奔，谷梁传说是来朝见。在这个时候，诸侯争权夺利，凌辱轻蔑王室，必定是鲁国有尊崇周王室的心意，然后才有派遣鲁国使者的命令，谷梁传怎么能不喜悦他的到来呢？鲁公在潜地防备戎人，就有“防备戎人危及鲁公”的说法；纪子帛在宻地结盟，就有把“帛”当作“伯”的讹误。大体上，《谷梁传》解释经文，在于尊崇王室、抑制外夷、明确赏罚罢了，这一部传书的写作，大抵都是如此。

不仅如此，王人救援卫国，是地位卑下者的事，子突的善行，称其名以显贵他；王所与朝见，是臣子应当朝见的，说“公朝”，是取其尊崇天子而嘉奖他；首戴之盟，列举诸侯而不提及王世子，是尊崇他而不敢与他结盟；洮之盟，先让王人朝见诸侯，朝服虽然破旧，必定加于上位。这些难道不是尊崇王室为重吗？在济西追击戎人，认为有不让戎人靠近我们的意思；河曲之战，所以不说“及”，是略去而不记载；断道之同盟，所以记载“同”，是说他们共同对抗外部的楚国；交刚败狄的战役，所以不说“战”，是说中国与夷狄不应当说战。这些难道不是抑制外夷为先务吗？至于救援邢国的军队，联合宋、曹共同进行，已经赞美齐侯的功劳了，而缘陵的筑城，分散于诸侯，又有讥讽齐侯衰微的意思；围攻宋国的举动，敢于凌辱中原国家，也已经贬黜楚子为人了，而派遣椒来聘问，嘉奖他的到来，又有认为是对楚子的褒扬。这些又以明确赏罚为念了，这就是《谷梁传》的长处。

至于卫辄拒绝父亲，说是尊崇祖先；不接纳子纠，说是内部邪恶；称号跟随中国，应当像“善稻”的记载；把蚡泉当作贲泉，是跟随狄人的称号，这些过失是没有可疑的。鲁公驻扎在滑地，却认为是驻扎在郎地；鲁公返回，齐人在禚地狩猎，却认为是狩猎在郑地，那些地名难道没有原因而改变吗？幽之盟，经文没有曹伯，却记载曹伯；沙随之防，经文没有滕子，却记载滕子，那些人难道没有原因而参与吗？这就是《谷梁传》的短处。《谷梁传》解释经文，实在比另外两传更为优长，喜爱它而知道它的缺点，我从圣人那里听说过这样的话。

译左氏并非左丘明所著【左氏是战国六国时期的人】

刘歆说：“左氏即左丘明，其好恶与圣人相同，曾亲眼见过孔子。而《公羊传》成书于七十子之后。”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作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左丘明与孔子一起观览鲁国史书而作《春秋》。”杜预为《左传》作序也说：“左丘明从孔子那里受授《春秋》经文。”详细考察这些说法，都将左氏归为左丘明，似乎没有疑问。直到唐代啖助、赵匡等人提出独立见解来驳斥这一观点。啖助说：“《论语》中所引用的左丘明，是史佚、迟任之类的人。左氏汇集各国史书来解释《春秋》，后人称左氏为左丘明，这是错误的。”赵匡说：“《公羊》、《谷梁》都是孔氏后人所作，不知道师承渊源经过了多少代。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贤人，而左氏不知出自哪个时代。”只有啖助、赵匡提出观点来驳斥旧说，但尚未有确凿的定论。然而，如果后世最终不再认为左氏是左丘明，那么就是从啖助、赵匡开始的。况且孔氏所称的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显然不是左氏，这是明确的。现在用《左氏传》的内容来验证，就知道它不是左丘明所作。《左氏传》最终记载了韩、魏、智伯的事情，又提到了赵襄子的谥号，那么这本书的写作，一定是在赵襄子去世之后。如果认为是左丘明所作，从获麟到赵襄子去世，已经八十年了。假如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不应该在孔子去世七十八年之后，左丘明还能著书。现在《左氏传》中引用了这些内容，证明左氏是六国时期的人，且在赵襄子去世之后，这是明确的证据一。《左氏传》说：“在麻隧作战，秦军大败，俘获了不更女父。”又说：“秦国的庶长鲍、庶长武率领军队与晋军在栎地作战。”秦国直到孝公时期，才设立按军功授爵的制度，才有了不更、庶长这样的爵位称号【有人主张《左传》中已出现这些爵位，并非始于孝公】。现在《左氏传》中引用了这些内容，证明左氏是六国时期的人，且在秦孝公之后，这是明确的证据二。《左氏传》说：“虞国不再举行腊祭了。”秦国直到惠王【一作公】十二年才开始举行腊祭。郑玄、蔡邕都认为周代的腊祭即蜡祭，其他经书中并无明文记载，只有《吕氏春秋·月令》中有“腊先祖”的说法。现在《左氏传》中引用了这些内容，证明左氏是六国时期的人，且在秦惠王之后，这是明确的证据三【简略地说：有称为庶长、不更的，是秦孝公时的官名；有称为虞不腊的，是秦惠王时的蜡祭名】。《左氏传》师承邹衍荒诞的说法，称帝王的子孙。考察齐威王时期，邹衍推演五德终始的运数，其言论不合常理。现在《左氏传》中引用了这些内容，证明左氏是六国时期的人，且在齐威王之后，这是明确的证据四。《左氏传》所说的分野星宿都符合堪舆之说。考察韩、魏瓜分晋国之后，堪舆十二次的划分，始于赵国分得大梁的说法，现在《左氏传》中引用了这些内容，证明左氏是六国时期的人，且在三家分晋之后，这是明确的证据五。《左氏传》说：“左师辰将让国君乘坐马匹归来。”考察夏、商、周三代有车战，没有骑兵，只有苏秦合纵六国时，才开始有“车千乘，骑万匹”的说法，现在《左氏传》中引用了这些内容，证明左氏是六国时期的人，且在苏秦之后，这是明确的证据六。《左氏传》中叙述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其言辞雄辩狡诈，真是游说之士、纵横捭阖之辞，证明左氏是六国时期的人，这是明确的证据七。《左氏传》记载晋楚之事最为详细，如“楚师熸”、“犹拾沈”等语，证明左氏是楚国人，这是明确的证据八。根据这八点，也可以知道左氏不是左丘明，而是六国时期的人，无可怀疑。有人问程颐：“左氏是左丘明吗？”程颐说：“传文中没有左丘明的名字，所以无法考证。”又问：“左氏可信吗？”程颐说：“不能完全相信，只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罢了。”这才是真正的知言啊！

左氏喜欢引用《诗》、《书》、《易》

我喜爱《左氏传》所载《春秋》中赋诗的有三十一处，从僖公二十三年赵衰赋《河水》开始。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赋诗是用来显示志向的。然而有一句话不恰当、一个拜礼不中节，而导致两国尸横遍野的；有赋诗对方不懂，又不回答，最终招致灭亡祸患的，那么学者怎么能不知道诗是有所寓意的呢？我又喜爱《左氏传》中记载列国之事，引用《尚书》依据义理的有三十九处：引用《虞书》的一处，引用《夏书》的十三处，引用《商书》的十处，引用《周书》的十五处，真正领悟了古代圣贤的用心，不胶着不固执，不创立新说，而大事都据此决断。我又喜爱《左氏传》中所载谈论《易》的有二十处：庄公一处，闵公一处，僖公四处，宣公两处，成公一处，襄公三处，昭公五处，哀公两处。使用《周易》的有十五处，其余则是《连山》、《归藏》以及占筮者的系辞。我不是取它占筮的奇特应验，而是取它通变而不滞碍的道理。我在敬仲的占筮中，得到了互体的说法【庄公二十二年《观》之《否》】；又在毕万的占筮中，得到了变卦的说法【闵公元年《屯》之《比》】；有卦无辞，在穆姜的占筮中，得到了动以静为主的说法【襄公九年《艮》之《随》】；在南蒯的占筮中，得到了不占险卦的说法【昭公十二年《坤》之《比》】；在秦伯的占筮中，得到了系辞与今文不同的说法【僖公二十五年《大有》之《睽》】。大抵谈论《易》而不拘泥于《易》【怀疑穆姜、秦伯两处占筮相反】。左氏不仅解释经文优于《公羊》、《谷梁》，而且善于谈论《诗》

译《诗》、《书》、《易》，又非这两家所能企及的【左氏称孔子古文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