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奥论卷五　　　　　宋　郑樵撰

译夹杂个人的主观臆断，而实际上并未见到古人的完整典籍。因此他的学说以霍山为南岳，以太尉为尧时的官职，以商朝的诸侯国为千八百国，以周朝的封疆为四十九个千里见方的区域，以分陕而治、居于内朝为三公，以大宰、大宗、大卜、大士为六官。当时的人相信这些古书而没有怀疑，后世的人因为传说久远而不敢辩驳，于是是非纷扰，黑白混淆，这又怎么能不产生乖谬差异呢？礼学的错误就在于此。郑玄注解经书，不探究所说的人是谁，不考证著作的时代，不详细考究其是否可行，而一概称之为先王的制度，道理讲不通就用牵强的说法来使之贯通。直到今天后世议论明堂，有的认为是五室，有的认为是九室，有的认为是十二室；议论太学，有的认为是五学，有的认为应当像辟雍，有的认为应当像胶庠，有的认为应当像成均、瞽宗。询问他们说法的来源，都出自《三礼》之书；考察这些书中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周礼》的制度。明堂只有一个，而制度却有三种；太学只有一个，而名称却有六种，这怎么能让后世没有疑惑呢！

译《儒林传》说：“徐生擅长礼容，‘颂’读作‘容’，所以凡是把‘礼’说成‘容’的，都出自徐氏。”

古人培养人才，将礼乐与诗书并列提及，指的就是《仪礼》。古人讲六经，将礼乐、诗书、春秋与《易》并列提及，指的就是《仪礼》。《仪礼》这本书，应当是在周成王太平盛世时，周公对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进行增减损益，制定了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式，朝见、聘问、射礼、宴饮的礼节，在朝廷和乡党之间推行，命名为《仪礼》，而乐理蕴含其中，正如同后世的《礼乐舆服志》之类。

汉朝兴起，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他传授了《士礼》十七篇，而鲁地的徐生擅长礼容。汉文帝时，以擅长礼容的人担任礼大夫【一、士冠礼；二、士婚礼；三、士相见礼；四、乡饮酒礼；五、乡射礼；六、燕礼；七、大射礼；八、聘礼；九、公食大夫礼；十、觐礼；十一、丧服礼；十二、士丧礼；十三、既夕礼；十四、士虞礼；十五、特牲馈食礼；十六、少牢馈食礼；十七、有司彻】。后来，《礼》的古经从鲁国淹中出土，河间献王得到它，共有五十六篇，包含了威仪方面的内容。这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士礼》相同，但文字更加简略，现在的二十九篇则是逸出的礼篇。

查考班固的《九流》、刘歆的《七略》，都没有标注《仪礼》，往往是因为汉代儒者见到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于是模仿礼经而创作。而范晔撰写《后汉书》时说：“《礼》的古经与《周官》经，前世传授这些书，没有名家。中兴以后，郑众、马融等为《周官》作传，都不涉及《仪礼》【郑众、马融为《周官》作传，而《仪礼》一书未曾教授。直到郑玄为《周官》、《仪礼》作传，才开始为之作注】，那么《仪礼》一书大概是晚出的，无疑了。

所以《聘礼》一篇，所记载的宾客、介者、饔饩的物品，禾米、薪刍的数量，笾、豆、簠、簋中的实物，铜壶、时饔的排列，考之于《周官》中掌客的礼节，都不相符合。《儒服》一篇【子夏最先传授，诸儒各自为之训诂】，凡是用“发传曰”来解释其义理的，共有十三处；又有“问者曰”、“何以”、“何也”等辞语，大概是出自讲师设置问难来互相解释，这些都是后儒所增补的，很明显了。

《仪礼》这本书作于周公，春秋以来，礼典之书不再存在，礼经的意义已经丧失。三家僭越鲁国，六卿擅权晋国，礼的大义已经不存在了。士大夫对礼略知一二而对仪节详细讲究，所以殽烝的宴会，叔武不能识别；彝器的进献，籍谈不能应对；郊劳赠贿，鲁昭公并非不知礼，而女叔齐认为那是仪节，不是礼。揖让周旋之间，赵简子并非不知礼，而子太叔认为那是仪节，不是礼。而古人的礼意，没有人能够命名。

传到后世，汉代的旧仪有两种，就是关于这种容貌威仪的事。徐氏、张氏不懂经义，只能盘辟作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吏，都到学宫学习它，那么天下所学的《仪礼》，仅仅是容貌威仪的末节罢了。现在《仪礼》十七篇，郑康成、王肃等人为之作注。唐贞观年间，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怀疑《周礼》、《仪礼》不是周公的书。后来贾公彦才开始为《仪礼》作疏，依据齐代黄庆、隋代孟哲的章句，删取其中的要点，作疏五十卷。韩文公曾经苦恼《仪礼》难以阅读，又作《读仪礼》说：“文王、周公的法制，粗略地存在于这里。可惜我没能赶上那个时代，在其中进退揖让。啊，多么盛大啊！”怎么能找到像韩文公那样读《仪礼》的人，与他讨论《仪礼》呢！

乐书

古时候用诗、书、礼、乐培养人才，称为四教；后世兼用《易》、《春秋》，称为六艺。汉唐并立五经博士，只有诗、书、《易》、礼、《春秋》罢了，唯独《乐》这一书没有流传下来。六经之中，《礼记》虽然有《乐记》【乃是乐的传注，不是乐的经文】，《周礼》虽然有大司乐【乃是乐的职官，不是乐的书】，但不能称为乐书。三代以来，礼乐通达天下，行走时听到环佩的声音，大夫没有缘故不撤去钟架，士没有缘故不撤去琴瑟，所以乐不需要书本。自周朝衰微，礼崩乐坏，天下人把玉帛当作礼，把钟鼓当作乐，太师挚到齐国，亚饭干到楚国，到蔡国，到秦国，入河，入海，乐工乐器全部沦亡，后世所谓的乐，开始流于工伎的末流了。

汉朝兴起，在残缺不全中搜求，礼从淹中获得，乐从制氏获得。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十七篇，徐氏、张氏不懂经义，只能盘辟作为礼容；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代为官，颇能记住铿锵鼓舞的节奏，但不能说出其中的意义。汉文帝时，《周礼》尚未出土，魏地乐人窦公【年龄一百八十岁】献上他的书，是《周官》大宗伯、大司乐两章。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儒学，与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及诸子中谈论乐事的言论，作《乐记》，献上八佾之舞，与制氏所传相差不远。后来内史丞王定接受它并传授给常山王禹，汉成帝时献上，有二十四篇。等到刘向校书，得到《乐记》二十三篇，又与禹所传的不同，所以著为别录【查考别录，则是《礼记》四十九篇，《乐记》在第十九，那么《乐记》十一篇入《礼记》，已见

译这早于刘向撰写《别录》之先了。自从《乐记》所包含的《乐本》、《乐论》、《乐诗》、《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有賔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这十一篇之外——【杂合成为《乐记》十一篇，而各篇章句又各有不同】——又有《乐奏》、《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札》、《乐道》、《乐义》、《昭本》、《昭颂》、《窦公》十二篇，这些篇目名称尚存而文辞已亡，那么《乐书》的散佚缺失就很多了。虽然六经中的《乐书》不再存在，但其中的乐制、乐官杂见于《周礼》、《仪礼》二书之中，仍然可以推求验证。《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虽然设立了乐官，但在汉宣帝时并没有《乐记》这一篇，直到东汉马融才将《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补足，凑成四十九篇，流传于世。《周礼》、《礼记》是《乐书》的遗存，但后世没有将它们列入学官教材。唐代有学习《周礼》的学生，却没有《周礼》教材，学官的做法实在可惜啊。唉！《乐书》在后世失传已经很久了。唐代的李嗣真在地面振铎，黄钟律管自然相应；张文收截竹为律，哑钟自然鸣响。《乐书》虽然亡佚，但人心中的乐理却从未不存在。

译《乐书》的传授源流

窦公（窦公，文帝时人）、献王（河间献王，武帝时人）、王定（成帝时人）、刘歆（成帝时人）校订书籍，得到《乐书》二十五篇，这与马融所传的有所不同，因此作了《别録》。

礼以情为根本

礼的本源在于人情，人情产生，礼便随之产生。古代民风淳朴，事务简单，虽然礼制尚未确立，但百姓不可能没有家庭亲情，那么冠礼、婚礼的萌芽就已经蕴含其中；不可能没有交往应酬之情，那么乡射礼的萌芽就已经蕴含其中；不可能没有追思仰慕之情，那么丧礼、祭礼的萌芽就已经蕴含其中。从此以后，礼制日渐趋向繁饰。烧熟黍米、掰开猪肉，足以表达相爱的礼节了，却一定认为不够，积累发展到了使用笾、豆、鼎、俎等礼器；缓步走在长者之后，足以表达相敬的礼节了，却一定认为不够，积累发展到了宾客主人之间上百次的拜揖。这些繁饰并非不盛大，但如果就其真情实感来观察，那么使用笾豆鼎俎未必比烧黍掰豚更能体现相爱的深厚，宾客主人百拜未必比缓步后长更能体现相亲的亲密。大体上，礼有根本也有文饰，情是它的根本。祭祀饮食的文饰，揖让拜跪，其根本不过是敬罢了；丧事纪事的文饰，捶胸顿足哭泣，其根本不过是哀罢了；祭祀礼节的文饰，灌酒献酒酬酢，其根本不过是诚罢了。就其根本来观察，日常使用三种牲口可以作为奉养，喝粟米水也可以作为奉养；用袭衣、冒衣、绞带、绞带包裹可以作为安葬，收敛手脚成形也可以作为安葬；庭院中陈列众多礼品可以作为享祭，用葫芦叶、兔头也可以作为享祭。细微的文饰，不担心它不周全。有根本而没有文饰，还可以根据义理来创设；有文饰而没有根本，那么连文饰也会一并废弃。什么是礼？不过是顺应情理罢了。

礼文损益辨【礼文的增减有三方面原因】

商周兴起，之所以增减礼文，其说法有三：一是为了观察诸侯的顺从或违抗，二是为了彰显本朝的文物制度，三是为了光大先王的制度。所谓观察诸侯的顺从或违抗，是指商周初年，与各国地位平等，一旦崛起而君临天下，诸侯是服从还是怀有二心还不可知。先王想要统一他们的心志，于是把建丑的正朔改为建子，把崇尚白色的服色改为尚赤，把乘坐翰马的战车改为乘坐騵马，颁布天下，与他们共同更新开始。如果诸侯真心服从，那么一定会改变旧的正朔服色而遵从新的，《诗经》所说的“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就是这样。如果内心不服，那么一定会沿袭旧的正朔服色而不改变。《王制》说：“改变制度衣服的是叛乱，叛乱者君主就要讨伐他。”所谓彰显本朝的文物制度，是指天下的百姓日渐趋向繁饰，正以台门、台阶为尊贵，我反而用茅草屋顶、土台阶来面对他们；正以干戈、羽籥为炫耀，我反而用蒉木槌、土鼓来娱乐他们。形势不允许，所以顺着他们的罍樽、着樽而加上牺象装饰，顺着他们的鸡彞、斝彞而加上黄目装饰，顺着他们的四琏、六瑚而加上八簋，顺着他们的钩车、大辂而加上玊辂。以此来显示天子的尊贵，以此来完备宗庙的装饰，那么天下人就知道畏惧而不敢冒犯了。所谓光大先王的制度，是指商周初年，都是积累数百年才拥有天下，后世的子孙寻求那些出自先祖的制度，加以扩大，作为一朝的盛况。彻田为粮，是公刘居住在邠地时所实行的，周公沿袭它而完备井田制度，通用于天下作为彻法，从而改革夏商的贡法和助法。臯门、应门，是太王居住在邠地时所建立的，周公沿袭它而确定五门制度，使诸侯只有库门、雉门，而没有臯门、应门。灵台、辟雍，是文王定都丰邑时所营造的，周公沿袭它而确定三雍制度，使诸侯可以建造观台、泮宫，而不能建造灵台、辟雍。这大概是为了明确王业的根基。礼文的增减，不出这三种情况罢了。

《礼记》总辨

夏商周三代的正统礼制残缺不全，再也无法弄明白。《礼记》这一本书，出自孔子七十二弟子，各自撰写所听到的，有的记录旧礼的意义，有的叙述变礼的原因，有的兼记身体力行的情况，有的杂叙得失，编辑记录下来，成为这部《礼记》。汉朝兴起，孔家之书在当时杂出的有二百一十四篇【汉朝兴起后，记述数万言于后苍，号称《曲台杂记》。河间献王得到旧礼一百三十篇，收集后上报。又有《明堂隂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是战国时人。《乐记》二十三篇，共五种，合计二百一十四篇】大戴删定为八十五篇，小戴删定为四十六篇。到了马融，又增加了《明堂位》、《月令》、《乐记》三篇，成为四十九篇，流行于世，称为《礼记》。《礼记》这一本书，《曲礼》论撰于曲台，却不及五礼的根本【其言辞琐碎，有放饭齧骨之类的话，而五礼的根本没有听说】；《王制》著述于博士，却完全失去了先王的大意；《月令》摘取自《吕览》，却记录了秦朝的官职【太尉】；《缁衣》本于孔子，却更改了《鲁论》的文字【教之以徳，齐之以刑，取用夫子的话而增删它】；《礼运》记载夫子的学说【关于大道的言论】，对名教有所损害；《经解》引用《易》的纬书，关于尝禘的说法多牵强附会夫子的绪论；《明堂位》论述周公践阼，世世代代用天子礼乐祭祀；《檀弓》记载舜葬苍梧、夫子墓马鬛封之类，都是流俗的妄语；

译《儒行》一篇毫无义理，如同后世游说之士所夸大夸耀的那样【伊川先生曾说】《玉藻》一篇颠倒错乱，甚至无法断句；《内则》记载养老的三十多句话，其文辞完全与《乐记》相同。所以胡寅先生说：“《礼记》出自孔子弟子之手，必须剔除吕不韦的《月令》和汉儒的《王制》，其次则是《经解》、《儒行》这类篇章，仍然广泛收集名儒的论述，选择冠婚丧祭、燕射相见等礼仪典章，按类别归类，然后才能成为一部书。至于《中庸》、《大学》，是子思、孟子的论述，不可附在礼篇之中。至于《乐记》、《表记》、《学记》、《坊记》、《燕居》、《缁衣》，格言很多，应当排在《中庸》、《大学》之后；《礼运》、《礼器》、《玉藻》、《郊特牲》之类，又次一等。像《曲礼》、《祭义》、《祭法》、《射义》等篇，违背古制已经很多，又在《王制》、《月令》之下。”然而唐代王岩在唐明皇时请求删去《礼记》旧文，增加当今的事例，张说认为《礼记》是不刊之书，离圣人时代越来越远，不可改易。现在《礼记》中的《月令》，私刻本都采用郑玄的注；官刻本《月令》，则是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所注。端拱年间，李至掌管国子监，曾请求恢复古文本，因为朝廷祭祀仪制等多依据唐代注本，所以至今不能更改。唉！去掉一件旧事，恢复一种古法，尚且因犹豫不决而难以定夺，何况是《礼记》全书呢？大体上这四十九篇的书，虽然杂出于诸儒的传记，而不能完全符合圣人的法度，然而其文辞繁富，其义理广博，学者观看它，如同到大都市的市场，珍珠宝贝随其所取；如同游览阿房宫，千门万户随其所入。广博而加以简约，也可以不背离正道，不可以因为其言论并非全部出自孔子就轻易议论它。

译《礼记》的传授，一并传承小戴的学问。

大戴

五传弟子：髙堂生、萧奋、孟卿、后苍、小戴、卢植。

庆普、马融

郑康成原本依据卢植、马融的说法为之作注，唐代孔颖达作疏。

《月令》

《月令》是吕不韦招揽秦国门客编撰《吕览》一书时，记载十二个月的政令，合计十余万字，名为《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在咸阳市悬赏千金，说：“有能增删一字的人，就给他千金。”汉代儒生因为该书各篇篇首都有月令，所以这样称呼它。如今用这本书来考证，周朝没有太尉这个官职，只有秦朝才有，而《月令》却说“于是命令太尉”，这是官名不合；周朝没有腊祭，只有秦朝才有，而《月令》却说“祭祀祖先”，这是祭名不合；秦朝以十月为岁首，而《月令》却说“季秋时接受来年的朔日”，这是时节不合；周朝用大冕祭祀郊天，用大裘、五辂、大常迎接节气，而《月令》中的车马服饰都依照时节颜色，这是礼制不合；古代没有“养壮佼”这种名称，《月令》中却有，这些都是秦人的法制，这是制度不合。查考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韦已经去世，到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十月为岁首，当时秦朝以亥月为岁首，而吕不韦已经去世，到十六年已经过了好几年。如今这本书中有“接受来年朔日”的文字，必定是后人附益而成书。从今看来，《淮南子》有时则训，其文字全与《月令》相同，所差的不过百字；戴德撰写的《夏小正》一卷，是记载夏朝四季的书，全类似《月令》，然而将“乙鸟”写成“丹鸟”，如果考证夏朝的正朔，又都不合。这两家的书都像《月令》所载，不如《月令》严密，所以马融舍弃这两家而取用《月令》，附在《戴记》中流传后世，也已经精别了。汉代制度多举用《月令》，唐代和本朝也遵奉它。如今监本《礼记·月令》，是唐明皇删定，李林甫作注。端拱年间，李至判国子监，曾经请求恢复古文本，下达两制馆建议，胡旦等都认为对，唯独王元之不同意，于是作罢。后来又有数次有人进言，最终因为朝廷祭祀仪制等多依从唐注，所以至今不能更改，而私本则使用郑注。《月令》之书被后世看重如此，如今历法多采用它，不可以因为官名、祭名、时事使用秦制而轻率非议它【《月令》十二月日在女宿而藏冰，杜预注《左传》则以十二月日在虚危宿而藏冰】

《王制》

孔子说：“述而不作。”又说：“大概有不知而妄作的人，我没有这样。”汉文帝时，诸儒刺经作《王制》，博士诸生究竟是何人呢？而能写成不可刊改的典籍以流传无穷？其论述封建、受田、授地、班禄的制度，则依仿孟子；谈论禘、祫、烝、尝的说法，则采《春秋》之说而失去其旨意；谈论狱讼正听的言辞，则采三代之意而记录秦人的官职；谈论巡狩，则窃取《尚书》的文字；谈论官制，则窃取左氏的话语；其余杂取《公羊》、《谷梁》等说而增益以己见。甚至所说朝聘为文襄时事，而大聘与朝又是晋文公霸时所制，正所谓不知而作。虽然其言论未必全错，总之抵牾者多了。孔子之时，杞、宋的文献不足，而夏、商的礼文不足征验了；孟子之时，诸侯已去除其籍，周制又无所稽考了。所谓的《王制》，将是周制呢？还是夏、商的制度呢？

《中庸》【子思、孟子言性善，传道有浅深】

《中庸》四十七篇，所传的是《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庸》之说皆散在其中，疑是先儒抄录其师语以成篇，如《乐记》一样。

《中庸》之书，虽出于子思，其实是孔氏的遗书；《七篇》之书，虽作于孟子，其实传于子思。合二书而考证之，其言论相同，其旨意相同，而其间不能没有毫厘之别，这可以看见圣贤传道的浅深。《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即孟子所说的性；《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孟子所说的善。二子的言论若无以异，然而子思分性善而为二，孟子则合性善而为一，言其中节而和者，不言其不中节者，这所以开启后世性恶、善恶混之说，不如子思的言论为得当。《中庸》说：“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与行焉。”这是说圣人之道，皆出于天下之所能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是说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二子的言论若无以异，然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而孟子则取必于天下之人，天下苟有丹朱、商均之不肖，而不足以为善，则孟子之论废矣，不如子思之言千载同是而莫敢非之。夫《中庸》之书，出于孔氏，传之子思，又传之孟子，其立论则同，其明道则一，而少有毫厘之差，则后世莫不争出所长，角立其说以与之敌，况下而荀卿、杨雄、韩愈之立论，欲以取信于人，不其难矣乎！

六经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