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八

四书疑节 四书类

提要

【臣】等谨按：《四书疑节》十二卷，元代袁俊翁撰写。俊翁字敏斋，袁州人。书前有黎立武、李应星的序言，另有彭元龙的序言两篇。李应星、彭元龙的序言中都称作者为“俊翁”，而黎立武的序言中写作“隽翁”，大概是传抄过程中字形差异所致。他的仕途履历无法考证。黎立武的序言中说“以重吾榜”，李应星的序言也称其文章“奕奕魁文”，可知他曾考中乡试第一名。黎立武、李应星的序言以及彭元龙的前一篇序言，都在旁边标注了“经史疑义”字样，彭元龙的后一篇序言又标注了“四书经疑”字样，但卷首标题却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与这些名称互相参差交错。考察袁俊翁的题词，他说：“科举考试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此选取四书和经史门类分别分类剖析。”大概《待问集》是总名；“经史疑义”、“四书经疑”是其中的子目。如今“经史疑义”已经失传，所以序言与书本内容不相符合。只有“疑节”这个名字不太容易理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刋行”字样，或许是在重刻时有所删节，所以改题为“节”吗？朱彝尊的《经义考》中记载了此书，注曰：“未见此本，从元代刻本传抄。”其体例是以四书中的文字互相参对作为题目，有的看似不同实则相同，有的看似相同实则不同，有的阐发义理，有的运用考证，都在前面提出问题，在后面给出回答，大概当时的文体就是这样。虽然这也是科举之学，但如果不融会贯通经义、明白清晰没有疑惑，就会格格不入无法下笔，这与明代科举之学不同。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四书疑节原序

经史中的疑难很多，汉代儒者说：“有疑问的地方，孔子大概是不说的，这是因为内心不能辨别，借这种说法来逃避罢了。”唉！汉代已经如此，何况汉代以后的一千多年，文献典籍日益增多，沿袭错误，即使想不加以辨析，能做到吗？我建屋于山顶，山中寂静，日子漫长，每当对于阴阳造化的机理、性命道德的蕴藏、经史义理的界限，有未能契合之处，便与志同道合的人商讨。所得到的文稿，条分缕析，如同老吏断案，让人爱不释手，其中袁州的袁氏作品最多。一是隽翁，二是隽翁，其余也是我的兄弟子侄。他们的文章温润细腻，语言详细缜密，引类比喻曲折而通畅，立论高超而精到。我非常喜爱这些文章。隽翁曾不满足于此，将前后所得整理成若干卷，袖着来见我，似乎还想让我有所订正。我说：“你也怀疑我的话吗？我之所以借你的文章来加重我们榜次的分量，是因为你的道理契合，义理明白。如果不是这样的义理，不是这样的道理，想侥幸入选也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赞赏你的文章，千言不算多，一言不算少，将书卷端正地归入我的易东书屋了。大德庚子年中秋，渝州黎立武序。

读书如果没有达到郑玄（康成）那样的水平，怎敢高谈阔论？况且汉代儒者尚且不容易议论，何况经史呢？经史固然有很多疑难，但圣贤千言万语，最终归结于至理。我深切担忧的是不明白道理，道理一旦明白，随事剖析，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同乡的袁兄隽翁，家学渊源深厚，读书多而明白道理，阐发精微纠正错误，辨别是非如同数黑白一样清楚。如果不是胸中洞明透彻，见识高明而道理【原文缺失】的人，是不能做到的。他大概是识时务的俊杰吧？因为当时社会所崇尚的，所以在山学郡邑的官学中，凡是有问，他从未疲倦于回答，而主管官员常常表彰他，认为这是文坛的重器。光辉灿烂的魁首文章，如同大羹元酒，谁不知道是美味？王公大人大概都爱不释手，并借以加重我们榜次的分量，哪里只是价格增加三倍而已呢？同宗秋涧想要广泛传播，一起劝勉他，刻印成书。一天，他密封示我所作，我因此读他的文章，喜爱他的才华，为乡邦有人而祝贺，同时也感慨于时运不济。唉！士人有的皓首穷经，抱膝隐居山林，不求在当世显达，这是志向。现在各位公卿勉力让隽翁以其所长展现于世，不是为了求取名声，实在是想让后学有所传承。于是作序。大德庚子年腊月上旬，沔水李应星序。

天人至理，经史奥义。自从汉唐诸儒，到宋代以前的老儒，探索剔抉，应该没有再留下疑问了。然而有疑问的地方，疑问反而增加；没有疑问的地方，疑问反而产生。唉！就近取之于自身，眼睛之所以能看，耳朵之所以能听，自己尚且不能知晓，何况太极之前，六合之外呢？精细的体悟和详细的解说，到了朱熹那里才达到极致。记载传承出现讹误，老少见解不同。何况六经百家呢？对于可疑之处存疑、阙疑是可以的。只有科举废除，学校保留，对于疑义进行提问，文坛的兴衰【原文缺失】就系于此。书眼如月，缝隙所到之处，确实有所见。质问前代圣人，印证后代【原文缺失】，难道没有期望吗？奈何泛泛地如同提问，草率地回答，不是穿凿附会就是首尾摸索【原文缺失】，不是浮沉不定就是牛神蛇鬼【原文缺失】，皮附羽毛，涂抹泥土，否则寻找【原文缺失】作为逃避之计，明珠落入我的手中。一天，族人野舟来看我，带着敏斋袁兄俊翁刻印的文稿一编。袁兄大概是野舟的李汉，我慨叹仰慕已久。沐浴露水庄重讽诵，正论森严，确实见识超卓。如同老医生治病，众人治不好的疾病，人们都佩服他有见识。如同老吏断案，屡次断不了的案件，人们自己认为不冤枉。质问

译前代圣人的道统得到印证，后世学者的传承得以确立，关键就在于此。难道仅仅是为了给寄翁重山学作个榜题而已吗？当时野舟正为亡子痛哭，我拱手说道：“不知道车子是金根车，何必一定要有像韩愈那样的儿子？知道文章是贯通大道的载体，深深羡慕韩愈有那样优秀的女婿。”恭敬地写在卷末，以表明这种文章精神并未丧失。至大辛亥年闰中元日，朋友虚寮彭元龙作序。

译朱熹说：“阅读文字，不是在那些有疑问的地方看，恰恰需要在那些没有疑问的地方看。”又说：“没有疑问的地方必须让它产生疑问，有疑问的地方却要让它消除疑问。”现在从事经学疑难研究的人，一定要这样用力。能做到这样的，眼中只有敏斋袁兄袁俊翁，他对于四书，简直想要从一位圣人三位贤人的腹中完全通过，看见一位圣人三位贤人的肺腑，所以看见一个题目就像庖丁看见牛没有完整的牛体一样，挥刀铿然作响，动作合乎宫商音律。观看他文章的人，应当观看他的学问，学问像这样，言语、政事、德行四科，用一条主线贯穿起来了，难道只是在科举考试中称雄而已吗？延祐乙卯年五月，老朋友生虚寮彭元龙作序。

四书疑节原序

努力学习等待问难，是儒者分内的事。近来科举文章兴起，文台以经史疑难作为考核内容，汇集我生平癖好研究的学问，学校考试，有问必答。科目实行后，首先以四书设置疑难，其次以经史发布防范。公开考试私下授课，时常与门生儿子相互讲习，积累久了，文稿繁多。闲暇时于是取新旧文稿合并为一，四书经史，分门类析，提问举出大纲，回答提取要点，往往首尾没有完成，脉络没有贯通，姑且保存大概罢了。编成总题叫《待问集》。时值至治改元中和日，钤北晚学袁俊翁书写。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疑节卷一

元 袁俊翁 撰

论语一

《论语》一书，众儒都说孔门弟子写成此书，程子却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写成，哪个是对的？

自从汉代以来，刘向说《鲁论语》二十篇，都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各种善言。班固作《汉书·艺文志》，说孔子去世后，门人相互辑录编纂，所以叫《论语》。等到赵岐作《孟子》序，也说七十子这类人汇集孔子所说的话作为《论语》。后世相承，大概认为孔门弟子记录孔子的话而写成此书，是可信的。到程子却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写成，所以书中唯独对这两人以“子”称呼。慢慢探究，这种说法本出于柳宗元。只是柳宗元论曾子后死，他的说法通达；论有子叱退避，他的说法牵强。所以程子依据他的说法断裁，认为这是《论语》。程子所说的，固然自有道理。然而其他如闵子、冉子，也以“子”称呼的，难道也是各自他们的门人称呼的吗？广泛地看，像闵子、冉子间或称“子”的，暂且不论；只有有子、曾子每每独自称“子”的，大概是曾子得到圣道的传承，有子得到圣人的相似，门人相互尊敬的言辞罢了。不可以专门指责他们的门人写成此书。写成此书的，起初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用一句话概括说：圣人的弟子，这就足够了。

弟子学文，以及孔子以四教两章，文行先后。

学者做学问的道理，论先后，文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二者不可以偏废。为什么呢？学文用来致知，修行用来力行。修行而不先学文，就不能致知；学文而不重行，就不能力行。致知、力行，应当两轮并进才可以。朱熹曾说：“知与行常相须，像眼睛没有脚不能走，脚没有眼睛看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几句话可以作为学者的要领，知行之事完备了。我看孔子以四教为止，列出四者的名目，而没有明确指明其先后。程子论之曰：“圣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忠信是本。”那么我孔子以文为先，以行为重，是明确的。至于孝弟学文一章，其大要专指为弟为子的职责而言，固然以孝弟为本，而学文对于孝弟，实均为这一章的纲领。谨信、爱亲，都是孝弟中的一件事罢了。所以说：“在家孝顺，出门敬爱兄长，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三个“则”字，都指学者应当用力的地方。那么行固然为急，文也不是可以缓的。“余力”是说闲暇时间，不是说做这几件事有余力然后学文。朱熹集注曾以己意终结说：“力行而不学文，就无法考察圣贤的成法，认识事理的当然。”这几句话也可以看出学文的重要，不可以仅仅说这一章以学文为后。曾经探究孔子“博文约礼亦可弗畔”的说法，就知道博文须以约礼为重；等到观看颜回“博文约礼，循循善诱”的说法，就知道约礼当以博文为先。两章大旨，互相发明于此，看见文行的不可偏废。繁多了，“余力学文”、“文行忠信”、“博文约礼”三章先后同异。

《鲁论》一书，初说弟子孝弟、余力学文，则以文为后；等到说孔子的博文约礼，以及文行忠信的名目，则又都以文为先。两章的说法，哪个是对的呢？唉！都是对的。孝弟学文，是圣人专说弟子的职责；博文约礼、文行忠信，都是门人专论孔子的教导。所以圣人专说弟子的职责，责成以德行之事；门人专论孔子的教导，指示人入德的方法。入德以文为先，成德以文为后，用意固然各有所在。曾经考证《鲁论》本文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