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翼真卷二

译朝夕与居处者也】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敎国子弟【郑曰：中，中礼者；失，失礼者。敎之使识旧事】。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黄氏曰：贵游子弟，其父兄之爵尊者也。游，郑谓无官司者，也与诸子游倅之游同义。渭按：国子弟，谓冢子及其母弟也；贵游子弟，谓妾所生之子也】

译保氏负责规谏君王的过失，并用正道来培养国子【郑玄说：用师氏的德行审慎地开导他们，然后教给他们技艺和礼仪】。于是教他们六艺：一是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二是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三是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四是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是六书【象形、指事、转注、会意、假借、谐声】；六是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旁要】。于是教他们六仪：一是祭祀时的仪态【《少仪》说：恭敬庄重】；二是接待宾客时的仪态【端庄庄重】；三是朝廷上的仪态【整齐有序】；四是丧事时的仪态【《玉藻》说：肃穆谨慎】；五是军旅中的仪态【威武雄壮】；六是车马上的仪态【《少仪》说：谨慎小心】。按：师氏所教的不过是父子长幼的道理以及旧事中失礼的地方而已，还没有涉及到朝廷君臣的礼仪。保氏所教的技艺和礼仪，也都是仪节和法度的事情，而先圣礼乐的意义则没有讲解。所以也称为小学。

诸子掌管国子的副职【诸子就是《燕义》所说的天子官员中的庶子】。掌管他们的警戒命令，以及教育治理，辨别他们的等级，端正他们的位置。凡是国家的政事，国子中有游学的副职，让他们修养德行、学习道义。春天在学宫集合【大学就是东序】，秋天在射宫集合【射宫就是虞庠】，来考核他们的技艺并决定升降【黄氏说：国子与王子弟共同学习，国家有政事，国子虽然都有职任，但必须保留游学的副职，让他们修养德行、学习道义，学校不可一天废弃。易氏说：让他们修养德行，就是师氏所说的用三德教育国子；让他们学习道义，就是保氏所说的用正道培养国子并教以六艺；晋升者任用他们处理国事，而退下者也有办法勉励他们达到未达到的境界】。

按：命士以上以及大夫的儿子，有长子，有嫡子，有庶子，都可以称为国子。长子代替父亲，而嫡子、庶子都是副手。那些代替父亲的，所以称为倅游，倅是指没有官职的人。长子数量少，倅数量多，多了师保的教育可能有所不及，所以又设置诸子这个官职来辅助，让他们修养德行、学习道义，并考核他们的技艺来决定升降。先王对于民间的优秀人才，本来没有遗漏，而对于世家大族，尤其加以留意。周朝兴盛时，高大的树木下有世代为臣的家庭，华丽的衣裳下有贤者一类的人，这难道是凭空而来的吗？

彦升按：诸侯有师儒的官职【郑玄注《大宰》说：师是诸侯的师氏，有德行来教育百姓；儒是诸侯的保氏，有六艺来教育百姓】。他们德行和技艺礼仪的教育，应当与天子的师保官职相同。诸侯有庶子的官职【《燕礼》有庶子官，郑玄注《文王世子》说：庶子是在公族中执政的人】。他们考核技艺决定升降的方法，也应当与天子的诸子官职相同。

内则虞庠在国都的西郊【三代的小学，周朝只使用虞朝的下庠，设立在西郊而命名为虞庠】。虞庠和虎门都是国都的小学，而虞庠教育士人的方法没有听说。周人在虞庠供养庶老，经典中有明确的记载，而《文王世子》说：“凡在郊外议论的，必定选取贤能、收敛人才。”郑玄注说：“语，是指在郊外学宫议论。”孔颖达疏说：“郊，是西郊。周朝以虞庠为小学，在西郊。”又《周礼》庶子职说：“秋天在射宫集合。”先儒认为射宫就是虞庠，位于西郊。《礼记·射义》说：“天子将要祭祀，必定先在泽宫练习射箭，然后在射宫射箭。”郑玄注说：“泽宫是名字。”解说的人也认为泽宫是虞庠。然而“在郊外议论”是选举的事情，养老、习射在这里行礼，都不是教育士人的方法。《食货志》说：“乡里的优秀者，移到庠序；庠序中的优秀者，移到国学【句】在少学学习【即小学，古书中少小通用】。”何休注《公羊传》也说：“庠中的优秀者，移到国学【句】在小学学习。”小学不就是虞庠吗？我推测乡里议论选拔的优秀士人，升任司徒的，本来都在小学学习，而司徒又议论其中的优秀者升任大学。那些不能进入大学的，有的被任用为乡吏，有的仍留在小学，而技艺则称为郊人，以区别于成均。虞庠大概是大乐正兼管，而教法终究无法考证。难道在这里学习的士人，只是观察他们行礼，听他们议论辩论，而不一定有师长早晚督促他们吗？《易经》说：“观察国家的光彩，利于作为宾客侍奉君王。”说的就是这个吧？

《论语》孔子说：“弟子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博爱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践行这些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

朱熹说：“谨，是行为有常度。信，是言语有实际。泛，是广博。众，是指众人亲近。仁，是指仁者。余力，是说闲暇时间用来学习。文，是指诗书六艺的文献【《语类》说：只是做这几件事之外，有剩余的工夫，就可以用这工夫去学习文献，不是说做到从容的境界然后才可以学习文献】。”

程颐说：“作为弟子的职责，力量有余就学习文献。不修养自己的职责而先学习文献，不是为自己而学。”尹氏说：“德行是根本。”

译，文学技艺是末节。穷究根本与末节，知道先后的次序，就可以进入道德的境界了。」洪氏说：「没有多余的精力却去学文，那么文饰就会淹没质朴；有剩余的精力却不学文，那么质朴就会胜过文饰而显得粗野。」我认为：「努力践行却不学文，就无法考察圣贤制定的成法，认识事理应当如此，那么所做的事或许出于私意，不仅仅是失之于粗野而已【蠡县李塨刚主说：「有人问弟子有余力才学文，难道不是践行在先、学习在后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就像如今一个年幼的孩子进入私塾学习幼年礼仪，他的父亲忽然命令说：‘你为我施肥。’可以回答说：‘我学了施肥的礼仪才来吗？’突然有一位朋友来访，可以推辞说：‘我学了相见的礼仪才去见他吗？’大概这些事在此之前已经学过，就照着去做；即使没学过，也必定先履行自己的职责。等事情做完，就迅速学习以了解其中的得失。这是论述弟子的职责，并非论述为学的次序，立言各有其恰当之处罢了】

译考察古代小学教育人的方法，在经传中有所记载，而朱子编纂的《小学》一书，也论述得很详细了。然而夫子用几句话概括它，就像《大学》教育人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样详尽完备，而夫子用三句话概括说：“弘扬光明的德行，革新民众，达到至善的境界。”抓住其关键要点，简明而更加清晰，说它胜过尧舜，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没有的，难道这是过分的赞美吗？

朱子在《大学或问》中说：“《大学》的宗旨，您认为是成年人的学问，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相对于少年人的学问而言的。”问：“请问少年人的学问，是什么呢？”回答说：“我在序文中已经大致陈述了，而古代适宜于今天的方法，也已经编纂成书了。求学的人不可以不考察它。”问：“我听说君子致力于远大之事，小人致力于近小之事。现在您正要告诉人们《大学》的宗旨，却又希望他们考察《小学》的书，为什么呢？”回答说：“学问的大小固然不同，但它们所遵循的道理则是一致的。因此当人年幼时，不在《小学》中习练，就无法收敛放纵的心，培养德性，作为《大学》的基础；等到人长大后，不进入《大学》，就无法明察义理，施行于事业，从而收获《小学》的成功。这就是学问大小不同的原因，只是因为年少和年长所习练的不同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的区别，并非像古今之辨、义利之分那样，截然像香草和臭草、冰和炭那样相反而不能相容。现在让年幼求学的人首先必须在洒扫、应对、进退之间尽力，习练礼、乐、射、御、书、数，等到他们长大后，再进入弘扬明德、革新民众，以达到至善的境界，这是次序上理所当然的，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问：“年幼求学的人根据您的话而能循序渐进，以免除超越等级、违背节度的弊病，确实是幸运了。但如果那些年纪已经长大而没有来得及这样做的人，想要反过来从事《小学》，恐怕难免有抵触不胜、勤勉艰难难以成功的祸患；想要直接从事《大学》，又恐怕失去次序没有根本，而不能自我通达，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固然无法再追回。但如果工夫的次序条目，难道就不能再弥补吗？”大概我听说：“‘敬’这一个字，是圣学得以开始和终结的原因。”从事《小学》的人不由此，固然无法涵养本源，而谨慎洒扫、应对、进退的节度，以及六艺的教育；从事《大学》的人不由此，也无法开发聪明，增进德行修习事业，而达到弘扬明德、革新民众的功效。因此程子阐发格物的道理，而必定以此作为解说【程子说：“入门没有比敬更好的，没有能够致知而不在敬之中的。”又说：“涵养需要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说：“致知在于所养，养知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又说：“格物是接近道的开始，想要格物，就已经接近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收敛心而不放纵。”】不幸过了时候而后学习的人，如果能在此用力，以进入大而不妨碍兼顾小，弥补小的不足，那么他所以能进步的原因，将不担心没有根本而不能自我通达。如果颓废已经非常严重，而不足以有所兼顾，那么他所以巩固肌肤的防线、筋骨的约束，而培养良知良能根本的方法，也可以在此得到，而不担心以前失去。只是用七年的病来寻求三年的艾草，不加倍其工夫不足以达到。如果仅仅归咎于过去，而用来弥补后来的，又不能自我努力，那么我看到他抵触勤勉艰难日益严重，而身心颠倒昏乱迷惑，最终没有用来致知力行的地方了。何况想要达到天下国家呢？

次崖林氏说：有人问阳明：“文公《大学》新本，先去穷究格物事物的道理，就茫茫荡荡都没有着落处，必须添加一个‘敬’字。”如果必须添加一个‘敬’字，为什么孔门反而丢下了一个最重要的字，一直等到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说以诚意为主，就不需要添加‘敬’字。大概《中庸》的工夫只是诚身，诚身的极致就是至诚；《大学》的工夫只是诚意，诚意的极致就是至善。工夫总是一样的。现在说这里补过‘敬’字，那里补过‘诚’字，不无画蛇添足。他的说法如何？”回答说：“《大学》的教育，是承接《小学》而来的。古代八岁进入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等许多细节，都是持敬的事情。等到十五岁进入大学，此时持敬的工夫已经熟练，所以收敛放纵的心，涵养本源，作为穷理格物的基础，本来就已经确定，起初并非茫茫荡荡没有着落处，需要添加‘敬’字。朱子所添加的，是针对过了时候而没有来得及从事《小学》的人，教他们由此作为格物穷理的基础，固然不是前辈丢下了最重要的字，而等待千余年后人来补出。拿这个来议论朱子，难道不被他嘲笑吗？诚与敬自有分别。说以诚意为主，就不需要添加‘敬’字，是用诚代替敬字，本来就不对。而且经文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这是意诚的工夫又在格物之后一步。既然以格物为去除私意，那么应当

译事物穷尽时，私意已经没有了，又何须再去诚意？再去做不自欺、慎独那样大的工夫，岂不是叠床架屋吗？如果说格物就是诚意，又不应该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分成三段，中间又用“而后”二字。果真如他所说，那么后面“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与此同类，也将说齐家就是治国平天下吗？可以说是极其窒碍不通了。又敬贯穿动静始终，八条目中没有提到敬，而敬自然无所不包。现在把诚意当作敬，那么敬就列入八条目成为其中一条，不能贯通上下了，又怎么能通呢？《中庸》一书，通篇讲诚不止一处，本来不需要补充，先儒也没有补充过。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王阳明的言论，句句都有毛病，这类情况很多，我不能一一辩驳。

译渭按：朱子想要用“敬”来弥补小学教育的不足，这仅仅是针对那些年纪较长便直接进入大学学习的人而言的，并不是说年幼时不必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六艺的事情，而只是把“敬”当作学问的全部。良知学派的人妄加议论，指责朱子说：“小孩子什么时候洒扫应对，又是什么事情，竟然教他们持守涵养？”难道没听过程子说：“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是贯通的吗？”又说朱子认为：“在洒扫应对之间，持守已经坚固，涵养已经纯熟，这样孩童就成了圣人，哪里还需要大学的教化？”难道没听过孔子说：“蒙昧时培养端正，这是圣人的功业吗？”又说：“虽然时代已过，但小学的事情终究不可废弃，‘敬’不足以弥补它。”那么，古代的人行冠礼之后才服饰完备，要求他们履行成人的礼仪，难道也要戴着高高的帽子、系着宽大的腰带，去学习拿着扫帚、拘着衣袖、背着剑、侧着耳朵的仪节吗？至于六艺中仍然可以做的，朱子本来就说：“进入大学而不妨害，同时也能弥补小学的不足。”何曾全部废弃呢？良知学派表面是儒家，内心却是释家，凡是能够诋毁程朱的，都吹毛求疵，不遗余力，不能不痛快地为他们辩驳。

《大学》的教化

《礼记·内则》：二十岁行冠礼，开始学习礼，可以穿皮衣和丝织品，跳《大夏》舞【夏禹的音乐，是文武兼备的音乐】，笃行孝悌，广泛学习但不教导别人，内心修养而不显露于外。

徐氏师曾说：“行冠礼就成人了，所以可以学习礼。行冠礼之后服饰完备，所以可以穿皮衣和丝织品。八岁教逊让，十岁学幼仪，就已经知道孝悌的道理了。到这里更加笃行。孝悌，是百行的根本，所以先务笃行而后广泛学习。广泛学习文献而不教导别人，恐怕所学还不精。内心蓄养德行而不显露于外，是切于为自己修养。”

三十岁成家，开始处理男子的事务【郑玄说：男子的事务，是接受田地供给政役】，广泛学习没有固定的方向，对朋友谦逊顺从，观察志向【孔安国说：是说对朋友谦逊顺从，观察志向所崇尚的】。

徐氏说：“三十岁叫壮，可以娶妻而成立了。于是开始治理接受田地供给役使的事情。广泛学习没有固定的地方，志向所羡慕的，就学习，所谓学无常师，以善为师。对朋友谦逊顺从而观察其志向所崇尚的，所谓舍己从人，只取善的。”

四十岁开始做官，比拟事物提出谋略发动思虑，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方是比拟，物是事物，服是任事，从是随从君主】。五十岁被任命为大夫，担任官职政治。七十岁退休【致是归还的意思】。程子说：“古代做士的人，从十五岁入学，到四十岁开始做官，中间有二十五年，有事于学，又没有利益可追求，那么他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成就德行的原因，所以古代的人必定四十岁才做官，然后志向安定事业成就。后世立法，从童稚就有急切追求利禄的诱惑，怎么能向善？”徐氏说：“四十岁叫强，是道明德立的时候，所以可以出仕以治理一个官职的小事。做官就有事务了，于是用事物来比拟而穷究其理。大概比拟事物提出谋略以控制事务，那么所谋的就合乎理；比拟事物发动思虑以揣度事物，那么所虑的就合乎理，而都不超过事物了。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这是去就的道义。五十岁叫艾，政事成功而德行尊贵，所以可以统一官职的大政。七十岁叫老，年迈而力衰，所以应当归还职事给君主。”

渭按：二十岁、三十岁两句话提到广泛学习，是说广泛学习文献，就是格物致知的事情。大学开始教化于此，可见了。郑玄目录说：名叫大学，因为它记载广泛学习可以为政。广泛学习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这一章二十岁、三十岁的事情；为政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一章四十岁以后的事情。比拟事物提出谋略发动思虑，这是知止的效果吗？内心修养而不显露于外，得到君子暗然修身的道义。对朋友谦逊顺从观察志向，这是广泛、正直、诚信、多闻的好处。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这叫以道事君，绰有大臣的风度。这是从大学来的。

《学记》：按年龄入学，中年考核。一年看离经辨志，三年看敬业乐群，五年看博习亲师，七年看论学取友，这叫小成。九年知道类别通达，坚强自立而不反复，这叫大成。这样之后才足以教化民众改变风俗，近处的人信服而远处的人怀念，这是大学的道。朱子说：这几句都是上面两个字说学，下面两个字说所得的地方。离经就是学，辨志是所得的地方，其他仿此。又说：辨志，是自己能分别心所趋向，如为善为利，为君子为小人。敬业，是专心致志以从事其业。乐群，是乐于取益以辅助其仁。博习，是积累精专次第而普遍。亲师，是道同德合，爱敬兼尽。论学，是知言而能论学的是非。取友，是知人而能识人的贤否。知类通达，是闻一知十，能触类而贯通。强立不反，是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大概考核的方法，在每一阶段中，先观察其学业的深浅，再考察其德行的虚实，读者应当深味，才能见到进学的验证。厚斋王氏应麟《困学纪闻》说：《学记》以发虑宪为第一义，是说所发动的志虑合乎法式。一年看离经辨志，一年，是学的开始，辨志，是分别心所趋向。虑所发动，必定谨慎，志

译所追求的目标，必须明辨：是为善而不是为利，是为己而不是为人，是做君子儒而不是做小人儒，这是为学的根本。能够明辨志向，然后才能继承志向，所以说士人首先要确立志向。

译徐氏说：学习《大学》的道理，每年都有新入学的学生，每隔一年实行一次考核的方法。考核时，先观察他们学业的深浅：如读经书能正确断句，这是第一；学习而不倦怠，这是第二；博学而不浅陋，这是第三；讨论学问能判定是非，这是第四；能触类旁通，这是第五。再仔细考察他们德行的真假：如辨别志向趋向，这是第一；乐于讲习，这是第二；亲近敬爱老师，这是第三；善于结交朋友，这是第四；意志坚定不回头，这是第五。用这些标准来考核，那么文章与品行相互为根本，本末兼备，有能力的人知道受鼓励，没能力的人知道畏惧，从小有成就到大有成就，人才就涌现出来了。得到这些大有成就的人才而任用他们做官，把他们所学施用于政治，就会有教化百姓、改变风俗、使近处的人信服、远处的人归附的效果。这就是《大学》教育人的道理，之所以能彰显光明品德、革新民心从而达到极致的原因。

据《大学》考核的方法，从“离经”开始。经就是乐正所教的诗、书、礼、乐，“离经敬业，博习论学”，就是《内则》所说的博学，《论语》所说的博文。下文“入学鼓箧，孙其业也”，注解说：“学士到大胥击鼓，打开书箱拿出书籍。”那么所谓“孙其业”，就是博文的学业。所以朱子解释这五点，虽然以上面五点为学业，下面五点为德行，但大体上都属于“知”的方面。对于辨别志向，说分别其心所趋向；对于结交朋友，说知人而能识别人的贤与不贤。至于触类旁通，则说“闻一知十，能触类而贯通”，这就是补传所说的“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对于意志坚定不回头，则认为是有确定的目标，外物不能动摇。大概早年所辨别的志向，到这里就有了确定的方向。可见七年以前，都是格物致知的功夫；九年才是物格知至的时候。这一章的意义，只有朱子能阐发其深奥之处。学者资质有高下，天资有敏捷迟钝，每隔一年考核一次，只是考察他们能否胜任，并非要求人人都能如期完成。况且以孔子为师，精通六艺的七十二人，尚且不能都达到大成的境界，何况那些老师不如孔子的呢？

《王制》说：乐正推崇四种学术，确立四种教育【乐正，官名，即下文所说的大乐正，周礼所说的大司乐，是乐官之长，主管教育国子的。术，道路的名称，诗书礼乐这四种，是进入道的道路，所以说术。四教，指用这四种来教育】，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人才【孔安国说：指敷畅义理，赞明防趣，使学者知晓，造就他们】，春秋两季用礼乐来教育，冬夏两季用诗书来教育【徐氏说：礼乐有度数声容的习练，所以教育适宜在春秋；诗书只是诵读而已，所以教育适宜在冬夏】。天子的太子，王的庶子【郑玄说：王子，王的庶子】，诸侯的太子【郑玄说：群后，公及诸侯】，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就是《内则》所说的冢子，方氏说：天子之子则嫡庶都参与，诸侯以下则庶子不参与，这是尊卑的区别】，国家的俊秀【俊士由选士升入学府，所以称俊选，不是说选士，也与大学的教育有关，方氏的说法错误】，都来学习【郑玄说：都用四种学术来造就他们】。凡是入学都按年龄长幼【郑玄说：入学都按长幼接受教育，不按尊卑】。

陈氏《礼书》说：“诗书礼乐，称为四术，也称为四教。就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称为五典，也称为五教一样。然而不说《易》与《春秋》，是因为它们不是造就人才的工具，不可以突然谈论的缘故。孔子对于《易》，必定等到五十岁才学；子游、子夏对于《春秋》，虽然一句话也不能赞其意，大概可以看见了。荀子想要推崇礼乐，贬低诗书，是不懂得推崇四术的意思。”

按：诗、书、礼、乐，都是格物致知的工具。《大学》之所以教育，四术已经穷尽了。三代以上，诗、书、礼、乐极其明备，不仅像今天所保存的那样。然而《易》是卜筮的书，《春秋》是国家史纪事的文字，不列入学官，等到经过孔子的赞修，那么《易》成为反身寡过、穷理尽性的学问，而《春秋》则确定天下的邪正，是百王的大法，拨乱反正的道理，没有比这更近的了，都是教育中不可一日没有的。于是与四者并列而为六经了。士人生在今天，虽然不幸看不到诗、书、礼、乐的全貌，还幸而能看到《易》《春秋》的微言大义，又有《论语》《孟子》作为入德的门户。唉！完备了，没有什么可以添加的了。所担心的是学者志向不立，或者把它当作词章的用途，或者把它当作禄利的途径，而最终没有躬行心得的实质罢了。哪里是担心经典不全呢？

《文王世子》说：凡是学校【世子及学，如字】，学士必定按时【学教也与斆同，郑玄说：学士，谓司徒论俊选所升于学者，渭按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亦当在学士之列，必时，四时各有所教也】，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都在东序。小乐正学习干，大胥辅助他；籥师学习戈，籥师丞辅助他；胥击鼓在南【干，盾也，捍兵之器；戈，句孑防也；羽，翟雉之羽；籥，笛属。四物皆舞者所执。干戈为武舞，羽籥为文舞。小乐正、大胥、籥师、籥师丞，四者皆大乐正之佐也。胥即】

译大胥在南面，张氏说：“二南”是用鼓来调节节奏的，叫做“鼓南”。徐氏说：“二南”是修身正家的关键，所以特别歌唱它。旧注说：“南”是南夷的音乐。现在考察，《周礼》中掌管教导夷乐是旄人的职责，也没有胥击鼓的事情。况且刚开始教导世子，就混杂着夷乐，虽然说这是为了显示远方归服，难道不会开启扰乱雅乐的苗头吗？恐怕不能采纳。

春天诵读，夏天习舞，大师在瞽宗教导他们；秋天学习礼仪，执礼的人在瞽宗教导他们；冬天读书，典书的人在上庠教导他们。

（诵读，是用口诵读乐歌的篇章；习舞，是用琴瑟来配合诗章的音律节奏；诏，也是教导的意思。刘氏说：春天诵读，是指教导国子用乐语来兴起道德，讽诵言语；夏天习舞，是指教导国子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来合乐，并以习舞为首要。）

译徐氏说：“四季各自有所教导，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习惯于常规而不荒废学业，另一方面是为了使他们的志向坚定而不分散心思。”

查考《王制》说：“春秋两季用礼乐来教导，冬夏两季用《诗》《书》来教导”，这与本文不同，冬夏也教乐，春季也教《诗》，颇为矛盾。我私下怀疑《王制》是汉代儒生刺取六经而作的，对于古代记载只撮取大概，不如《文王世子》那样详细明白。说到按时令教导，应当以本文为正，不可以列举两种说法而包罗万象、调和回避。春夏学习干戈舞，直到“胥鼓南”，都是教乐的事情；春季诵读、夏季咏唱，大师在瞽宗告诫，这是教《诗》的事情，不是教乐【《周礼》说大师教六诗：叫风，叫赋，叫比，叫兴，叫雅，叫颂，都是《诗》的含义，不是声音】秋季学礼，冬季读书，与《王制》相合。四种教导的时令，截然不乱。《学记》所说的“按时令教导必定有正式学业”，就是这个意思。

大司成在东序进行论说。凡是侍坐在大司成面前的人，远近间隔三席【这叫函丈】可以问完，就背靠墙壁【问完就退到后席背靠墙壁而坐，以避开后来问事的人】所列事项未尽，不提问【不敢先提问，以免参杂尊者的言论】

新安王氏说：“上面所说的干戈羽籥的舞蹈，咏唱的诗歌，书礼的文章，没有一样不详尽，但如果不是教导者为他们论说，那么练习其事，就不明白其义；诵读其言，就不明白其旨归，与不学习没有区别。大司成所以在东序为他们论说。大司成就是大司乐，不称为大司乐而称为大司成，是因为世子及国子的德业，大司乐教导他们使之成就。”

按时令教导，是博学的事情。如果不讲习，那么其义就不明白。所以大司成必定用他所教导的内容，在东序进行论说。孟子说：“博学而详细解说，就是这样。”论说必定有所问难，所以下文接着说侍问的礼仪。教导者既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而还有疑惑，就等待他话说完再问，也可以说是提问审慎了。退下后又用所听到的，在自身推演，这就叫慎思。思考后有所得，不敢自以为是，又进而向老师质问，这就叫明辨。《文言》说：“通过问来辨析。”这是辨析也是问的一类。像仲弓向夫子辨析简略，不只是在心里决断。思辨是为了完结问的绪余。

《学记》说：大学的教育，按时令教导必定有正式学业，退下休息必定有居处之学。不学习操缦，就不能安于咏唱；不学习博依，就不能安于《诗》；不学习杂服，就不能安于礼。不兴起其技艺，就不能乐于学习【郑说：操缦是杂弄，博依是广譬喻，杂服是冕服皮弁之类，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辅氏说：上面说了礼乐，所以下面说艺来总括射御书数。《诗》也是乐，所以因乐而言】所以君子对于学习，收藏它，修习它，休息它，游息它【郑说：藏指怀抱它，修是习，息是劳作休止的息，游是闲暇无事的游。方氏说：藏就藏在心里，修就修在身上。辅氏说：藏如同《诗》所说的中心藏之】这样，所以安于学习而亲近老师，乐于朋友而相信道，因此即使离开老师辅助也不违背。《兑命》说：恭敬顺从务求及时敏捷，他的修养就来了。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徐氏说：敬孙务时敏，是藏修息游的意思。厥修乃来，是安亲乐信的意思】

陈氏说：“旧说大学的教育，按时令教导，句断；退下休息，必定有居处，句断。现在读时令字连下句，学字连上句，说四季的教导各有正式学业，如春秋用礼乐教导，冬夏用《诗》《书》教导，春诵夏咏之类就是这样。退下而宴息，必定有燕居之学，如退下而省察其私，也足以发挥。咏唱也，《诗》也，礼也，这是时令教导的正式学业。操缦博依杂服，这是退息时的居处之学。凡为学的道理，贵在能安，安则心与理融合而成熟。然而未至于安，就在于为之不厌，而不可以有作辍。藏焉修焉之时，必定有正式学业，那么所习的专一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际，必定有居处之学，那么所养的纯一而技艺更熟，所以其学容易成就。”

查考徐伯鲁说：“操缦、博依、杂服，是技艺，退息时所宜兴起的。”咏唱与《诗》礼，是学习，时令教导时所宜安于的。正因为不兴起于技艺，所以不乐于学习，可见居处之学与正式学业有关。大概退息之时，如果仍像正式学业那样做，那么紧张而不松弛，恐怕受不了其劳苦。如果一无所事，而被异物所迁就，那么此心一放，就是背离道义的开端。所以必定选取接近正式学业而较为浅易，不至于劳苦的技艺，时时练习，那么心无所放，而正式学业也因而更加熟练。这就是《论语》“游艺”的意思。居处之学唯独没有书，大概书的事情更没有比阅读更容易的，那么暂时停止而已。而且操缦、博依、杂服，即使冬读书之余，也可以为学。

《论语》孔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都是雅言。

朱子说：“《诗》用来调理情性，《书》用来陈述政事，礼用来谨慎节文，都切于日用之实，所以常言说【

译双峰饶氏说：“礼有五种，孔子经常谈论的，只是人们日常所用、应当持守而不能缺少的礼罢了。至于宗庙郊社的祭祀、朝觐会同等非常用之礼，则只在特定的时候讲解，也不常谈及。”石林叶氏说：“执礼，就像‘执射’、‘执御’中的‘执’一样。《礼记》说：‘秋天学习礼，由手持礼书的人来教导。’大概古人把手持礼书来指示他人的人，都称为‘执’。《周礼》大史的职掌：‘在大祭祀的前一天，诵读礼书；在祭祀当天，手持礼书按次序站位。’凡是射箭等事务，都手持相关的礼书来指导。这就是礼见于书册的情况。”渭按：“执礼，是指行礼时辅助者手持用来教导的礼书。雅言中不涉及乐，大概是因为乐既有声音又有仪容，必须亲身练习才能明白，不是空谈所能穷尽的。比如孔子对鲁国乐师宾牟贾的谈话，也是因为其职务相关偶然提及罢了，所以不在雅言的范畴内。先儒认为谈论礼则乐就在其中，恐怕是不恰当的。”

译孔子说：“人的修养始于《诗》，确立于《礼》，完成于《乐》。”

朱熹说：“根据《内则》记载，十岁学习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和诵读《诗》，二十岁以后才学习《礼》，那么这三者就不是小学传授的次序，而是大学阶段终身学习中难易、先后、浅深的区别。《语类》中说：‘好比服药，起初一直服用，服用久了，就耳聪目明，各自得力。这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所以有先后次序的原因。’渭按：‘这里谈论《诗》《礼》《乐》的功效，而没有提到《书》，大概是因为《书》是用来阐述政事的，政事必须等到出仕后才能检验其能力，在求学时无法检验，所以就不提了。’”

根据王氏《困学纪闻》说：孔子门庭的教育称为“《诗》《礼》”，子思说：“孔子的教育，一定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包括在内。”荀子《劝学》也说：“它的次序则始于诵读经典（指《诗》《书》），终于研读《礼》；它的意义则始于成为士人，终于成为圣人。”大概从春秋以后，学校虽然废弛，但儒者用来教育人的方法，仍然使用《诗》《书》《礼》《乐》。《史记》说：“孔子不做官，退而修订《诗》《书》《礼》《乐》，弟子越来越多，甚至从远方而来，没有不接受学业的。”那么颜回所说的“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也就是丰富于此而已了。

孔子说：“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依托在于仁，游憩在于艺。”

朱熹说：“志，是心之所向的意思。道，就是人伦日用之间应当实行的。知道这个而心一定趋向它，那么所去的方向就正确，而没有其他歧路的迷惑了。据，是执守的意思。德，就是实行道而在内心有所得。在内心有所得而坚守不失，那么始终如一，而有日益更新的功夫了。依，是不违背的意思。仁，就是私欲尽去而内心德性的完备。功夫到此而没有片刻的违背，那么存养纯熟，无处不是天理的流行了。游，是玩味事物以适情性的意思。艺，就是《礼》《乐》的仪文，射箭、驾车、书写、计算的方法，都是至理所寄托，而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早晚游憩其中，以广博义理的情趣，那么处理事务就有余力，而心也不会放逸了。陆氏说：‘游就像人的游观，有时才做。’次崖林氏说：‘游艺的功夫与志道、据德、依仁，也是并行的，如同‘余力则学文’的意思，并不是等到依仁时才从事，而是等到依仁后才从事。’”

根据上面两章，《诗》《书》《礼》《乐》，就是大学时教育的正业，而这一章的游艺，就是退息时的居学。六艺，在小学时已经学习过了，而这里在志道、据德、依仁之下，又接着说游艺，先儒说：“小学学习其事，这里则探究其理。”然而理不在事外，没有不学习其事而能探究其理的。看集注说：“日用不可缺。”又说：“应务有余，那么游艺也必定学习其事。”就可以知道了。大概艺有大小，古人教育人，一定先学容易的，后学难的。所以《保傅篇》说：“八岁出就外舍，学习小艺；束发就大学，学习大艺。”如《内则》：“十岁学习书写计算，学习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和舞勺；成童舞象，学习射箭驾车，都是小艺。”二十岁行冠礼，才开始学习《礼》，舞大夏，以及《学记》中的“操缦博依杂服”，都是大艺。大概既进入大学，那么就用正业的余力，举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之事，而普遍学习，并且探究其所以然的缘故，以广博义理的情趣。对外的事父事君，可以泛应曲当；对内的存心养性，可以精义入神。这就是它之所以为大学的教育，而不是学习曲艺的人所能参与的。

《礼记·文王世子》：实行一件事而三种善德都得到的，只有世子而已。这就是他在学校中按年龄排辈的意思。所以世子在学校中按年龄排辈，国人观看，说：“将要成为我们的君主却与我们按年龄排辈，谦让什么呢？”（不懂礼的人怀疑而问）回答说：“有父亲在，礼制就是这样。”（懂礼的人从而晓谕他，以下相同）然而众人就知道父子的道理了。其二说：“将要成为我们的君主却与我们按年龄排辈，谦让什么呢？”回答说：“有君主在，礼制就是这样。”然而众人就明白君臣的道义了。其三说：“将要成为我们的君主却与我们按年龄排辈，谦让什么呢？”回答说：“尊重长者。”然而众人就知道长幼的节度了。所以父亲在就称为子，君主在就称为臣，处于子与臣的节度，是用来尊崇君主、亲近父亲的。所以教育成为父子，教育成为君臣，教育成为长幼。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得到，国家就治理好了。古语说：“乐正主管学业，父师主管成就。一旦有了贤良的君主，万国就安定。”说的就是世子。

根据学校的教育，是用来阐明人伦的。教育成为父子，教育成为君臣，教育成为长幼，都是明伦的事。由这三者推之，那么夫妇、朋友就可以知道了。由齿让这一节推之，那么其余各种大礼就可以知道了。由此可知古代大学用来教育人的，其文献就是《诗》《书》《礼》《乐》，其道就是父子、君臣、长幼、夫妇、朋友，其法则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现在的学者，也在此寻求而已，难道有其他方法吗？

学校选举之法

《礼记·王制》：

译司徒推举贤能之人以尊崇美德，选拔不贤之人以贬斥恶行【这两句是纲领，庐陵胡氏说：从《命乡》篇论述秀士到造士，都是尊崇美德；从《命乡》篇选拔不遵从教化的人到终身不予齿列，都是贬斥恶行】

译命令乡大夫挑选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乡民，告知乡中的耆老，让他们在正月朔日于庠序中习射；推崇射礼中的功绩，习行乡饮酒礼，推崇年长者的地位。大司徒率领国家的俊士与执事人员参与此事，目的是让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人通过观感而改过从善。如果仍不改变，就命令国家的右乡挑选不遵从教化的人，将他们移到左乡；命令国家的左乡挑选不遵从教化的人，将他们移到右乡。按照最初的礼仪进行，如果仍不改变，就将他们移到郊外。按照最初的礼仪进行，如果仍不改变，就将他们移到遂地。按照最初的礼仪进行，如果仍不改变，就将他们放逐到远方，终身不再齿列于乡党之中。

命令乡大夫推举秀士，将他们升荐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推举选士中优秀的人，将他们升入大学，称为俊士。升荐给司徒的人，不再由乡里征发徭役；升入大学的人，不再由司徒征发徭役，称为造士。

《周礼》规定，乡大夫的职责是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比，考核乡民的德行、道艺，从而举荐贤者和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他们的属吏以及乡中众多的善人，用乡饮酒礼来礼遇他们。第二天，乡老和乡大夫将贤能者的名册献给周王，周王两次拜谢后接受，并将其登记在天府，内史加以副署。乡大夫退下来后，在乡中举行乡射礼，用五项标准向民众咨询：一是和，二是容，三是主皮，四是和容，五是兴舞。这就是所说的：让民众举荐贤者，让他们出仕以统领民众；让民众举荐能者，让他们任职以治理民众。

李景齐说：古代人才兴盛，虽然得益于乡举里选的公正，但也因为培养成就人才自有其道。以五家为一比，已有下士一人作为长官，来禁止他们乖僻邪曲的心思。至于教化的展示，闾胥在聚集民众时，族师在每月的吉日，党正在每季首月的吉日，州长在正月的吉日，都召集民众宣读法令，无非是引导民众知道所应遵循的，使他们不违背我们的教化。所以逐渐熏陶诱导他们，详尽而周到。但这还不够，人才如果不循序渐进地进步，那么真正的贤才硕能怎么能在短时间内要求完备呢？所以在宾兴之日，从比长禁止他们乖僻邪曲的心思开始，恭敬、勤勉、任事、恤民，由闾胥记录；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好学，由族师记录；德行、道艺，由党正记录。记录到党正，说明人才已经成就。还担心可能有滥竽充数的，州长又考核他们的德行、道艺并加以劝勉，纠正他们的过错恶行并加以警戒。然后乡大夫在三年大比时宾兴他们，那么所献上的贤者名册，都出于公心。先王对于人才，教化不马虎，晋升有渐进，就是这样。后世选取人才，轻视培养成就人才的方法，一旦广泛搜求，务必得到真才，这也太疏漏了。

按：司徒在未举荐贤者之前，先挑选不贤的人，就像牧羊的方法，恶劣的羊随即斥退，不让它们败坏羊群。于是命令乡大夫推举秀士，升荐给司徒，称为选士，这就是乡大夫三年大比所举荐的贤能者。何休注《公羊传》说：“庠序中的秀士，移到国学，在小学学习，小学指的是虞庠。”选士将名籍移交给司徒本人，就进入郊学。孔颖达疏说：“还在乡学”，这是不对的。司徒又推举选士中优秀的人，升入大学，称为俊士，也称为造士，就用诗书礼乐来造就他们，而进退则在九年考校之后。那些没有升入大学的，大概让他们在郊外观礼，凭借德行晋升，做事举荐，按次序任用为乡吏。这就是所说的让民众举荐贤者，出仕以统领民众；让民众举荐能者，任职以治理民众。贤能者的名册已经献给周王，而乡大夫又用五项标准向民众咨询，为什么呢？是担心有遗漏的贤者。古人在选取人才方面，谨慎到了极点。

士人在乡学中，其中优秀的，就从序升入庠，从庠升入司徒。那些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资质还可以教化的，就对他们进行教化

译用这种方法来等待后来被选拔的人；那些无法教化的人，就让他们回归田间耕作，于是士人与农夫从此就区分开了。

译《礼记·文王世子》说：凡是在西郊学校中讨论学问的人，必定是选取贤德、收敛才俊之人。有的凭借道德被进用，有的凭借事功被举荐，有的凭借言辞被宣扬。

孔氏说：“郊，指西郊。周代以虞庠作为小学，位于西郊。如今天子亲自到西郊视察学校，考核议论学生的才能，这是因为西方是成就人才的地方。德，指有道德的人，进用他们应当优先；事，次于德，指通晓世事或吏治之类的人，也被举荐任用。言，又次于事，指善于言语应对，堪当使命的人，则被宣扬。扬，也是举荐的意思。”

按：这里所说的进用、举荐、宣扬的人，就是乡中的秀士，名字已移交给司徒，本人进入郊学，不再由乡里征召的人。郑玄的注认为这是进士，是错误的。

《周礼》遂大夫（每遂设大夫一人，其下属有县正、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各自掌管其遂的政令。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就率领其属吏兴起民众，表彰其中有功的人，以及治理其土地的人。

郑氏说：“兴甿，是举荐民众中的贤者和能者，就像六乡中的‘兴’一样，‘兴’也就是举荐。”鄱阳马氏说：“按：六乡之外是六遂，遂大夫的职责，就像乡大夫的职责；州长以下的职责，就像县正以下的职责。然而激励教化、举荐贤能的事情，乡里详细而遂地简略。先儒说乡里以教化为主，遂地以耕种为主，难道遂地的民众不可以教化，而乡里的民众不可以耕种吗？大概也应当通过互文来推究。”

王氏说：乡里所说的贤者，都是凭借道德；能者，都是凭借道义。遂地未曾以此教化，怎么能以此举荐？甿就是遂人下等赋税中，安置在田里，使其安居乐业、婚配繁衍的人。七万户人家，将近两万人，必定有杰出聪慧的人，于是举荐他们。

刘氏迎说：“兴甿，不过是表彰有功、属地、治理的人罢了。后世的孝廉、贤良的举荐，就是兴贤能的遗制；力田，就是兴甿的遗制。怎么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呢！”

易氏说：“《小雅》说：‘有的耘田有的培土，黍稷茂盛。有所介助有所止息，进献我们俊美的士人。’在耘田培土之间寻求俊美的士人，难道不是六遂兴甿的意思吗？”

黄氏说：遂大夫专门以教导耕种为职责，而里宰在锄草时合并耦耕，酂长催促其耕种锄草，无非都是农事，所以兴甿，表彰其中有功的人，也只是田功罢了。虽然如此，谨慎地施行庠序的教化，申明孝悌的道义，即使在田间，也不敢废弃。所以汉代举荐孝弟力田，有三代的遗意。按：兴甿与兴贤能不同，说像汉代举荐孝弟力田那样比较接近。那么遂地七万五千家，竟然没有一个贤能的人可以举荐吗？回答说：不是的。乡里有庠，又有序，遂地只有序而没有庠。乡学以庠为大，贤能的举荐必定由乡庠，遂地的秀士也必定移送到乡庠，然后才能升任司徒。乡老及乡大夫主持其事，而遂大夫不参与，所以遂地没有宾兴的记载。士人的升迁，由遂序到乡庠，再到郊学，最后到大学，正符合天子外设小学内设大学的意义。那么都鄙怎么办呢？回答说：郑玄注《周礼·大宰》说：都鄙，是公卿大夫的采邑，王子弟所食的封邑，周、召、毛、耼、毕、原之类，在王畿内的。《王制》说：天子县内共有九十三国，称为县内诸侯，他们论荐秀士应当像外诸侯的例子，每三年贡举一次，直接升任司徒，不经过乡庠。旧说诸侯贡士，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县内三等采地也应当参照这个数目。

《礼记·王制》说：将要结束学业时，小胥、大胥、小乐正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报告给大乐正。大乐正报告给天子。天子命令三公、九卿、大夫、元士都进入学校。如果不改变，天子亲自视察学校。如果还不改变，天子三天不举荐人才，将他们放逐到远方。西方叫棘，东方叫寄，终身不再齿列。

郑氏说：“出学，是指九年学业大成，学习停止。所检举的人，是指天子的太子、王子、众诸侯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大胥、小胥，都是乐官的属员。大乐正报告给天子，天子命令都进入学校，也是指让他们学习礼仪来感化他们。如果不改变，天子又亲自临视，是因为重视抛弃贤者的子孙。这些学习礼仪都在大学，不举荐去食，是因为乐官重视抛弃人。”

长乐刘氏说：“不改变，九年之后即使是王子也放逐到远方。他在教化上公正而不偏私自己的儿子，那么所有在学校的人谁敢不顺应性情而步入中和的境界呢！”

陈氏说：“棘是希望他迅速悔过（棘，急的意思），寄是显示他有可以恢复的道理。可以悔过而不悔过，可以恢复而不能恢复，然后才终身不再齿列。”这是教化的仁爱，检举不遵从的是义。天子亲自视察学校，与三天不举荐人才，是仁爱；终身不再齿列，是义。先王对于国子，只是仁爱而已，用义来处理他们，是不得已的。

方氏说：“将要抛弃他们而不举荐，是自贬损以责备教化没有到位。棘寄是用等待贵者的礼节，有别于贱者，所以如此。”

按：郑玄注此经，没有提到国家的俊选者，大概是因为俊选是由乡老、司徒论荐升入学府，即使不能达到大成，也不至于有过恶，怎么会有棘寄的罪责？只有国子按例入学，不经过论荐升选，世袭禄位的家庭，很少能遵循礼仪，所以先王

译用恩德去厚待他，也一定要用道义去裁断他，用礼仪去教导他，如果最终仍然不改变，那么就把他放逐到远方，应当像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桐宫、晋国将胥甲父放逐到卫国那样。先代的儒者说远方是在九州之外，果真如此，那就与四凶的罪过相同了，学校的刑罚，恐怕不至于达到这个地步。

译大乐正评定造就出的优秀士人，向周王报告，并将他们推荐给司马，称为“进士”。【郑玄说：推荐给司马，就是把名字移交给司马，进士可以进而接受爵位和俸禄。】司马辨别议论官员的才能，评定进士中的贤者，向周王报告，从而确定他们的品级。品级确定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

孔氏说：这段文字承接上文“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似乎专门针对王子等人，但实际上乡人入学成为造士的，也与此相同。那些不在学中的乡人，以及邦国所贡举的士人，贡举给周王，也推荐给司马。大概司马的职责，是以德行来告谕爵位，以功劳来告谕俸禄，由此可知凡是入仕的人，都由司马主管。文中不再出现乡人及邦国所贡举的士人，所以知道这里兼括了他们。只是乡人地位既低，需逐级提升，所以称为选士、俊士，直到造士。至于王子与公卿之子，本来地位就尊贵，不需要逐步积累，学业完成后，就直接成为造士。于是大乐正总括评定这些造士，向周王报告，推荐给司马。

庐陵胡氏铨说：“评定贤者向周王报告，那么不贤者自然就不报告了。后世在朝廷上防范士人，不论人才贤与不贤，都授予官职，不符合古代评定贤者的意义。”

按：学者九年学业大成，能够触类旁通，意志坚强而不违背正道，然后才能推荐给司马。司马又评定其中的贤者，向周王报告，从而授予官职和爵位；而不贤者不能参与。那么这些人必定可以担任公卿大夫，位列朝廷，辅佐天子治理太平基业。这不是那些只具备担任一个官职、胜任一项职务能力的人所能比拟的。所以《学记》说：“大德不局限于官职，大道不局限于器物。”

《周礼》师氏住在虎门之左，掌管国中失德之事，以教育国子。凡是国家的贵游子弟都在那里学习。【贵游子弟就是《诸子》所说的游倅】

宫伯掌管王宫中的士庶子，凡是在名册上的。【郑玄说：士指正妻之子与妾之子，其旁支庶子。王昭禹说：士庶子的职守在于路寝之内，次舍之中。】

诸子掌管国子的游倅，掌管他们的戒令与教育治理。凡是国家的政事，国子中的游倅，让他们修养德行、学习道义。春天在学宫集合，秋天在射宫集合，以考核他们的技艺而决定升降。

大胥掌管学士的名册，以等待召集国子。春天入学，举行释菜礼，合练舞蹈；秋天颁行学业，合练声乐。

司士周知邦国、都、家、县、鄙的数量，卿大夫士庶子的数量，以告谕周王治理。以德行告谕爵位，以功劳告谕俸禄，以才能告谕事务，以资历确定俸禄。止斋陈氏傅良说：古代选拔士人，先选国子，次选俊造。所谓国子，不只是指王子。《礼记》说：“群后的大儿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都去那里学习。”那么诸侯之子也在其中了。如今见于经书，师氏住在虎门，教育国子，那就是宿卫王宫的士庶子，由宫伯统领。大司乐在成均教育国子，称为胄子，那是常在学宫的人。其余不常在学宫，只是名字在学士的名册上，那么每年春秋两季在学宫集合，他们的籍贯在诸子，他们的教育由大胥、小胥负责。由此看来，列国之子与在周朝任职的人相同，宿卫王宫，同入成均，同列在学士的名册上。在这里选拔人才而任用他们，哪里还有内外的区别？传言周公之子伯禽，康叔之子牟，齐大公之子伋，都侍奉康王。而宣王想得到能训导诸侯的国子，樊穆仲以鲁侯作答，略可窥见。还认为不够广泛，那么乡党有宾贤，邦国有贡士，这称为俊造。大概以三百六十官轮流选拔四方的英才，而广泛极尽一时的选才。所以天下没有遗漏的人才，而王室也没有世袭官职的弊端。所以说：“凡是周朝的士人，即使不显赫也能世袭。”

按：群后与卿大夫元士之子年满十三岁，不问嫡庶，都能进入虎门之学。等到二十岁行冠礼时，只有嫡子能进入大学成为造士，而庶子不能参与。所以又设立诸子之官，以掌管他们的教育治理，考核他们的技艺而决定升降。被提升的，名字移交给司士，司士报告大司马，从而授予宿卫的官职。被降退的，则仍在师氏那里学习，等待以后的举荐。王宫宿卫，都是功臣的世贤之类。这是国家休戚与共，上下亲近而内外明察的原因吗？

《礼记·射义》：古代天子的制度，诸侯每年向天子贡举士人，天子在射宫考核他们。他们的仪容体态符合礼制，节奏符合乐律，且射中多的，能参与祭祀；仪容体态不符合礼制，节奏不符合乐律，且射中少的，不能参与祭祀。多次参与祭祀，君主就有庆贺；多次不参与祭祀，君主就有责备。多次有庆贺就增加封地，多次有责备就削减封地。

《尚书大传》：诸侯每三年贡举一次士人，一次合适称为“攸好德”，两次合适称为“贤贤”，三次合适称为“有功”。一次赐予车服弓矢，两次赐予秬鬯，三次赐予虎贲，称为“命诸侯”。

《汉书·武帝纪》：有关官员奏议说：“古代诸侯贡举士人，一次合适称为好德，【服防说：适得其人】两次合适称为贤贤，三次合适称为有功，于是加上九锡。【臣瓒说：九锡是完备的器物，霸主的盛大礼仪，齐桓公、晋文公尚且不能完备，现在三次进贤就接受九锡，似乎不对，应当接受进贤的一次锡，《尚书大传》说：三次合适称为有功，赐予车服弓矢是对的】不贡举士人”

译第一次就剥夺爵位，第二次就剥夺封地，第三次爵位和封地就全部被剥夺了。」

译《食货志》记载：诸侯每年向天子进贡人才，将那些在小学中表现优异者送入大学学习，称为“造士”。如果德行相同、才能相当，就通过射箭来区分高下，然后授予爵位和官职。

《后汉书·左雄传》说：古代诸侯每年向天子进贡人才，进荐贤才的人受到上等的赏赐，进荐非贤之人则被贬降爵位。将人才呈报给司徒，司徒辨别议论他们的才能。

《王氏困学纪闻》说：选拔人才的制度，途径有三：诸侯每三年一次进贡人才，这是诸侯国的人才；乡大夫举荐贤能之士，这是王畿地区的人才；大司乐教育国子，这是国家贵族的子弟。

按：诸侯每年必须进贡人才，似乎过于频繁，应当遵从《大传》中每三年进贡一次的说法才是正确的。乡大夫每三年一次举荐贤才，遂大夫每三年一次举荐平民，外诸侯难道唯独每年进贡吗？然而即使每三年进贡一次，粗略计算也有三千多人，难道都能进入大学吗？左雄说：“呈报给司徒”是对的。《汉书·食货志》所说的“在大学学习，称为造士”，大概是指司徒，又议论其中优秀者，将他们升任给大乐正。造士经过九年学习大成，然后升任给司马，称为进士，通过射箭来区分高下。这大概是在司马辨别议论官员才能的时候吧？

彦升按：《仪礼·乡饮酒礼》郑玄目录说：诸侯的乡大夫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比，向君主进献贤者和能者，以礼相待，与他们一起饮酒。《乡饮酒义》孔颖达疏说：天子有六乡，诸侯有三乡，卿有两乡，大夫有一乡，每乡都有学校。乡学由乡先生教导乡中的人，每年入学，三年学业完成，必定向君主升荐。如果是天子的乡，就将学士升荐给天子；如果是诸侯的乡，就将学士升荐给诸侯。凡是升荐必定在正月，将要升荐时，先举行乡饮酒礼。据此，那么诸侯举荐贤才与天子的礼仪相同。那三年所进贡的人才，就是从乡中举荐并升入学校的人。然而那些所谓居住在乡野而不亲近朝廷的人，必定不止于所进贡的人才，他们的国家也希望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那么既然将特别优异者进贡给天子，其余升入大学的人，应当像天子那里有“造士”一样。或者就任用他们为乡吏，应当像天子那样，出外让他们做长官，在内让他们治理政事。

《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在郊外学校进行论辩考核的【长乐刘氏说：语指聚集学士，评定他们的优劣】，必定选取贤德和收敛才能的人。有的因德行而被进用，有的因事功而被举荐，有的因言论而被宣扬，有小技能的人也都告诫他们谨慎学习，以等待考核。又经过三次论辩，其中有一项表现良好的，就提升他的等级，按照次序，称为“郊人”，将他们远离于成均【句】，直到在上尊取爵饮酒。

郑玄说：曲艺，指小技能。誓，是谨慎的意思，都让他们谨慎地学习自己的技能。又语，指后来再次论说。三次论说中有一项善的就被录取。因为有小技能，不必要求全部完美。进等，指在众学生中提升等级，又按照他们的技艺排列次序。远离他们，不称为俊选，而称为郊人，是轻视技艺，等待事官职位空缺时来替代。天子在虞庠饮酒，那么郊人也能在上尊酌酒以相互敬酒【徐氏说：凡是饮酒的礼仪，尊贵的人在堂上的酒樽酌酒，卑贱的人在堂下的酒樽酌酒。现在郊人虽然卑贱却能酌上尊的酒，是为了荣耀他们】。陈氏说：在郊外论辩的，是在郊学之中论辩学士的才能。有贤德的人就录取，有才能的人就收敛。道德排在首位，事功次之，言语再次之。曲艺，指一项技艺，小小的技能，如医卜之类。誓，是告诫谨慎的意思。学士中有的没有德行、事功、言论的可取之处，而有这些小技能的人，想要参加考核的，都拒绝他们，让他们退下谨慎学习所能，以等待后来再次论辩的时候，才进行考评。三而一有，是说这些小技能的人举说三件事而有一件事有可取之处的，就提升他的等级，即在同等的人中提拔升进他。然而仍然必须让他们在同辈中以技能的高低为次序，使不混淆他们的优劣。曲艺，郑玄只说是小技能。孔颖达疏则认为是医卜之类，后儒都遵循这个说法。现在按《王制》：“祝史、射御、医卜以及百工，凡凭技艺侍奉君主的人，不兼任其他职务，不调动官职，出了乡里不与士人同列，是轻视他们。”郊学之士通过论辩优秀者而升进，这些人怎么能与他们并列呢？我私下认为这些小技能的人也是乡中所举荐的能人。乡三物之教本来就有六艺。郑玄注《乡大夫职》说：“贤指有德行的人，能指有道艺的人。”那么现在的曲艺是起初所举荐的能人，在德行方面不足，这是明显的。大概技艺如果本源于德行，这就叫道艺。保氏用道来养育国子并教导他们六艺就是如此。不是这样的就称为曲艺。名叫郊人，是因为他们最终不能进入大学。德、事、言三者既然一无所长，所以愿意自我贬低以各自尝试所防备的技艺，来补事官的缺额，而先王也进而排序他们，使人以器用而不求完备。郊人虽然卑贱，但仍然能酌上尊的酒以相互敬酒，是因为他们是由宾兴而来。如果真是医卜之类，那么出了乡里就不与士人同列，怎么能有这样的荣耀呢？先王对于士人，选取很宽泛而辨别很严格；既不限定他们同升的途径，也不混淆他们的流品区分。这是仁的极致，义的尽善。

《乐记》说：音乐，不是指黄钟大吕、歌唱舞蹈扬威。那是音乐的末节。所以让童子舞蹈。铺设筵席，陈列尊俎，排列笾豆，以升降为礼仪，那是礼仪的末节。所以由有司掌管。乐师辨别声诗，所以面朝北

译而（演奏）琴瑟；宗祝通晓宗庙的礼仪，所以排在受祭者之后；商祝通晓丧葬的礼仪，所以排在主人之后。因此，道德修养成就的居于上位，技艺成就的居于下位，品行修养成就的居于前列，事务成就的居于后列。因此，先王有上位，有下位，有前列，有后列，这样之后才能对天下有所制度。

译庆源辅广说：德行成就而居于上位，并非废弃技艺；技艺成就而居于下位，不过是局限于技艺罢了。行为成就而居于先，并非废弃事务；事务成就而居于后，不过是役使于事务罢了。根本与枝节都具备，精细与粗疏都不废弃，掌握了大道的整体，然后才可以制定礼仪、创作音乐，来昭示天下。

按：乐师、宗祝之类的人，正是《郊特牲》所说的陈述其数量却不知其意义的人。汉初有徐生擅长仪容，制氏能讲述铿锵鼓舞的节奏，就是这类人。先王用来教育人的方法，没有比礼乐更大的了，然而如果只陈述其数量而不知其意义，那么名义上虽然列在学士的名册中，实际上却与掌握技艺的人相近，哪里符合《大学》的大道呢？何况射、御、书、数这些比礼乐更次要的东西呢？所以乡学的三物以及师氏的教育，都是先德行而后六艺。如果没有德行作为根本，即使不是道艺，也称为曲艺。所以李刚主在《大学辨业》中说：“德行的实事都在六艺中，六艺失传则德行也一起失传。”上下先后的顺序，难道不是颠倒了吗？

《大学翼真》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翼真》卷三

德清胡渭撰

《大学》经传的作者

朱熹《章句》说：“右边经一章，大概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记述。那传十章，则是曾子的意思，由门人记录。”

有人问：“您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朱熹说：“正经文辞简约而道理完备，言语浅近而旨意深远，不是圣人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然而因为没有其他佐证，而且猜想它可能出自古代先民的话，所以怀疑它而不敢断定。至于传文，有时引用曾子的话，而且大多与《中庸》《孟子》相合，就知道它成于曾子门人之手，而子思传授给孟子是没有疑问的。大概《中庸》所说的明善，就是格物致知的功夫；它说的诚身，就是诚意正心修身的效果。《孟子》所说的知性，就是物格；尽心，就是知至；存心养性修身，就是诚意正心修身。其他如谨独的说法，不慊的议论，义利的区分，恒言的顺序，也没有不吻合的。所以程子认为它是孔氏的遗书，是学者的首要任务，而《论语》《孟子》还处在次要地位，也可以看出来了。”阎若璩《潜丘劄记》说：“《大学》一书，程子说是孔氏的遗书，朱子说是正经，猜想它可能出自古代先民的话，又分有经有传，确实如此。唯独说传文成于曾氏门人之手，则不敢认为是确定的。为什么呢？朱子的意思不过是看到诚意章有‘曾子曰’三个字，因为古代弟子对老师才称子，如《论语》中的有子、曾子，确实是这样的，不知道《礼记》四十九篇中称曾子的有一百一十一条，是为曾申，其余都是曾参，分开数一下：《檀弓》两篇曾子四十三条，《杂记》两篇曾子五条，《曾子问》曾子四十条，《祭义》曾子八条，可见曾子是《礼记》作者的通称，不一定是弟子称呼他们的老师。如果又因为《大学》只引用了一次‘曾子曰’，与其他多次引用的不同，试问《礼器》也只引用了一次‘曾子曰’，‘周礼其犹醵与’，《内则》也只引用了一次‘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等等，难道这两篇也是曾氏门人写的吗？”有人说：“世人认为《礼记》是汉儒的书，《大学》难道不是成于汉儒之手吗？”我说：“不是。《尔雅》始于周公，《释言》以下有的是孔子所增，子夏所补，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尔雅·释训》篇载有‘如切如磋’等十二句，班固说‘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那么知道《大学》出自七十子之后，叔孙通、梁文之前，是必然的。如果一定认为是曾子门人记录的，我没有证据。”

胡渭按：篇首一章，朱子认为是孔子的话，而又怀疑它可能出自古代先民的话。我私下认为《大学》既然是孔氏的遗书，那么这一章一定是孔子的话无疑。其余的，朱子根据它引用曾子的话，而且大多与《中庸》《孟子》相合，断定是曾氏门人所记，这则没有明确的证据，确实像阎若璩所驳斥的那样。曾氏门人可考的，只有子思、乐正子春、公明仪而已。这三个人中，谁写了《大学》呢？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比较接近事实。然而四十九篇中，只有《中庸》《大学》是出类拔萃的作品。《中庸》出自子思，还有谁能与子思匹敌而能写《大学》呢？就像《学记》一篇，也讲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但广大精微远远不及这本书，那么其他记录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古人著书，自己明白自己的心得，不追求名于天下后世，所以有言论大行而作者的姓氏最终无法考知的，年代久远事情湮没，存疑是可以的。近世有石经《大学》，与古本《大学》不同，是明嘉靖年间，甬东丰坊伪造的。他说：“魏正始年间，诏令诸儒虞松等考正五经，卫顗、邯郸淳、钟防等用古文、小篆、八分刻在石头上，开始施行《礼记》，而《大学》《中庸》流传下来。”虞松表述贾逵的话说：“孔伋穷居于宋，担心先圣的学问不明，而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