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四章
或问“揣摩事变”四字，说近平浅，却甚谛当。所谓“知者过之”，只是如此。本文一“之”字，原指道而言。贤知者亦在此道上用其知行，固与异端之别立宗风者迥别。如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佛氏说“本觉妙明，性觉明妙”，他发端便不走者条路，到用处便要守雌守黑，空诸所有，乃至取礼乐刑政，一概扫除，则相去天渊，不可但云“ 过之”矣。如人往燕，过之者误逾延庆、保安，到口外去；异端则是发轫时便已南辕。故知知者之过，亦测度揣摩，就事而失其则耳。
此章及下章三“道”字，明是“修道之谓教”一“教”字在事上说。章句所云“天理之当然”，乃以推本教之所自出，而赞其已成之妙。云峰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分释，依稀亦似见得。以朱子元在发而皆中之节上言无过不及，则亦言道之用而已。
道之用即是教。就子臣弟友以及于制礼作乐，中闲自有许多变在。先王所修之道，固已尽其变，而特待人择而执之。若但乘一时之聪明志意，以推测求合，则随物意移，非不尽一事之致，极乎明察，而要非经远可行之道，此知者之过也。若贤者之过，则亦如徐积之孝，不忍履石，屈原之忠，自沈于渊，乃至礼过繁而乐过清，刑过核而政过密，亦岂如异端之绝圣智而叛君亲也哉？此等区处，切须拣别，勿以异端混入。
第六章
一
行道者，行此道以成化也。明道者，明此道以立教也。舜惟知之，故道行于民。颜子惟服膺而弗失，故可与明道。若贤知之过，愚不肖之不及，则已失立教之本，而况能与天下明之而行于天下哉？与天下明之而行于天下，则教不衰；而民虽愚贱，亦不至鲜能之久矣。就中显出明行相因，只举一舜、颜便见。而舜之行道，颜子之明道，则不待更结言之也。
二
或问前云“舜之知而不过”，“回之贤而不过”，单反“过”一边，后却双影“过” “不及”分说，此等处极不易看。当知说书者，须是如此开合尽理。说个贤知，自然是美名。舜之知，亦止与过者同其知；回之贤，亦止与过者同其贤。及至德之已成，则虽舜、颜，亦但无不及而已。
抑论天资之难易，自然尽着贤知一流，而付以行道、明道之任。若愚不肖者，则其用功固必倍也。乃言贤知，则愚不肖之当企及亦见。于此活看，足知或问之密，而中庸之为有归宿矣。
第七章
择乎中庸而不能守，兼过不及两种说。须知愚不肖者，亦未尝不曰“予知”也。或问 “刻意尚行，惊世骇俗”，亦偏举一端。总繇他择乎中庸后，便靠硬做，则或过高而不可继。盖于制行时无加一倍谨始慎微之力，则中闲甘苦条理，不得亲切，故不能守之期月而不失。是贤者之过，大端因孟浪疏粗而得，其不能守其所知也固然。若不肖者，虽知之而守之无力，又不待言矣。
第八章
章句于舜用中，说个“行之至”，“至”字微有病，似只在身上说，未及于天下。则是舜行道而道因以行矣。至颜子，却作三节说，又于 “择乎中庸”上，加“真知”一层。愚意中庸引夫子说，既只重行，而夫子所言颜子之“择乎中庸”，亦与“予知”之人同词而无异，则更不须添一“真知”于上。
且章句以“言能守”系之“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闲”之下，则“弗失之矣”四字，别是一意。此一句不是带下语，勿仅于“拳拳服膺”句仅作一读。“弗失”者，“默而识”之“ 识”也。颜子既能得之于己，则至道皆成家珍，了了识念，使以之立教，可无恍惚亿中、不显不实之病矣。颜子早世，固不得见其明道之功，与舜之行道于天下者等。然观夫子“丧予 ”之叹，则所以期颜子者，非但取其自明也。
第九章
一
第九章之义，章句、或问本无疵瑕，小注所载朱子语录，则大段可疑。程、朱虽摘出中庸于戴记之中，不使等于诸礼，而实不可掩者，则于“修道之谓教”注中，已明中庸之非无定体矣。今乃云
译第四章
有人问“揣摩事变”这四个字，说它看似浅近，却非常恰当。所谓“智者往往做得过分”，正是这个意思。本文中的一个“之”字，原本是指“道”而言。贤者和智者也在这条道上运用他们的认知与实践，这固然与异端另立宗派风气的人截然不同。比如老子说“循环往复是道的运动，柔弱是道的功用”，佛教说“本觉妙明，性觉明妙”，他们一开始就走的是另一条路，到了应用时就要坚守雌柔、晦暗，空无一物，甚至把礼乐刑政一概扫除，那么两者相差就像天渊一样，不能仅仅说是“做得过分”了。好比有人要去燕地，做得过分的只是误入延庆、保安，到了口外；而异端则是一开始就南辕北辙。所以知道智者的过分，也是测度揣摩，就事论事而失去了准则罢了。
本章及下一章的三个“道”字，明显是“修道之谓教”中那个“教”字在事理上的体现。章句中所说的“天理之当然”，是用来推究教的来源，并赞美其已成的妙处。云峰用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来分别解释，隐约也像是有所见地。因为朱子原本就是在“发而皆中节”这一节上谈论无过无不及，那么也就是在谈论道的功用罢了。
道的功用就是教。从子、臣、弟、友一直到制礼作乐，中间自然有许多变化。先王所修的道，固然已经穷尽了变化，而特别等待人们选择并持守它。如果只凭借一时的聪明意志，去推测以求符合，那么就会随着事物的意向而改变，虽然不缺乏对某一件事的极致明察，但终究不是长远可行的道，这就是智者的过分。至于贤者的过分，则像徐积的孝道，不忍心踩石头；屈原的忠诚，自沉深渊；乃至礼仪过于繁琐而音乐过于清冷，刑罚过于严苛而政令过于细密，这难道像异端那样绝弃圣智而背叛君亲吗？这类区别，必须仔细辨别，不要把异端混入其中。
第六章
一
行道的人，是践行这个道以成就教化。明道的人，是阐明这个道以建立教化。舜因为懂得它，所以道在百姓中得以施行。颜回因为铭记在心而不丢失，所以可以与他共同阐明道。如果是贤智者的过分，愚不肖者的不及，那么就已经失去了建立教化的根本，何况能与天下人共同阐明并在天下施行呢？与天下人共同阐明并在天下施行，那么教化就不会衰微；而百姓即使愚昧卑贱，也不会长久地缺乏能力了。其中显现出明与行相互依存，只举出舜和颜回就可见一斑。而舜的践行道，颜回的阐明道，则不需要再总结说明了。
二
有人问前面说“舜的智慧而不做过分”，“颜回的贤德而不做过分”，只反衬“过分”这一面，后面却同时涉及“过分”和“不及”分别解说，这些地方极难看清。应当知道讲解书籍的人，必须这样开合尽理。说贤智，自然是美名。舜的智慧，也只是与过分的人拥有同样的智慧；颜回的贤德，也只是与过分的人拥有同样的贤德。等到德行已经成就，那么即使是舜、颜回，也只是没有不及罢了。
况且论及天资的难易，自然要尽着贤智这一类，而赋予他们践行道、阐明道的重任。如果是愚不肖的人，那么他们下功夫必定要加倍。但说到贤智，那么愚不肖者应当努力达到也可见。在这里灵活看待，足以知道《或问》的精密，而《中庸》是有归宿的了。
第七章
选择了中庸而不能坚守，兼有过分和不及两种说法。要知道愚不肖的人，也未尝不说“我知道”。《或问》中“刻意崇尚行为，惊世骇俗”，也只是偏举一端。总归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中庸之后，就靠硬做，那么有时会过高而无法持续。因为在制定行为时没有加倍谨慎开始、慎微的力量，那么中间的甘苦条理，不能亲切体会，所以不能坚守一个月而不丢失。这是贤者的过分，大体上是因为轻率粗疏而得到的，他们不能坚守自己所知道的固然如此。如果不肖者，虽然知道但坚守无力，更不用说了。
第八章
章句对于舜的用中，说了一个“行之至”，“至”字稍微有点毛病，似乎只在自身上说，没有涉及到天下。那么就是舜践行道而道因此得以施行。至于颜回，却分作三段说，又在“选择中庸”上，加了一层“真知”。我的意思是《中庸》引用孔子的话，既然只重视践行，而孔子所说的颜回的“选择中庸”，也与“我知道”的人同词而无异，那么就更不需要在上面添加一个“真知”。
而且章句把“言能守”系在“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闲”之下，那么“弗失之矣”四个字，是另一层意思。这一句不是带下的语，不要仅在“拳拳服膺”句只作一读。“弗失”者，是“默而识”的“识”。颜回既然能在自身得到它，那么至道都成为家中的珍宝，清晰地识记，用它来建立教化，可以没有恍惚猜测、不显不实之病了。颜回早逝，固然不能见到他阐明道的功绩，与舜在天下践行道相等。但看孔子“丧予”的叹息，那么对颜回的期望，不只是取他自身的明悟。
第九章
一
第九章的意义，章句、《或问》本来没有瑕疵，小注所载朱子语录，则大段可疑。程、朱虽然从《戴记》中摘出《中庸》，不使它等同于诸礼，而实在不可掩盖的是，在“修道之谓教”的注中，已经明确了《中庸》并非没有定体。现在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