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中庸便是三者之闲，非是别有一个道理”，则竟抹杀圣贤帝王一段大学术、大治道，而使为浮游不定之名，寄于一切。则尧、舜、禹之所以授受，上因天理自然、不偏不倚之节文，下以尽人物之性者，果何所择而何所执乎？
译“中庸就是三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并非另外存在一种道理”，这种说法竟然抹杀了圣贤帝王所传承的一整套大学问、大治道，而将其贬低为一种飘忽不定的虚名，随意附会于万事万物之上。那么，尧、舜、禹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对上顺应天理自然、不偏不倚的礼法制度，对下穷尽万物本性的做法，究竟是根据什么来选择，又依据什么来坚持呢？
此一章书，明放着“子路问成人”一章是显证据。“天下国家可均”，“冉求之艺” 也。“爵禄可辞”，“公绰之不欲”也。“白刃可蹈”，“卞庄子之勇”也。“文之以礼乐” ，则“中庸”是已。到中庸上，须另有一炉锤在，则于以善成其艺、廉、勇之用，而非仅从均之、辞之、蹈之之中，斟酌较好，便谓中庸。使然，则本文只平说可均、可辞、可蹈，固彻上彻下而为言，何所见其有太过不及而非中也哉？
中庸一书，下自合妻子、翕兄弟，上至格鬼神、受天命，可谓尽矣，而终未及夫辞禄蹈刃。则以就事言之，其局量狭小，仅以尽之在己，而不足于位天地、育万物之大；以人言之，则彼其为人，称其性之所近，硬直做去，初未知天下有所谓中庸者而学之也。
唯均天下国家，则亦中庸之所有事。而但言均而已，不过为差等其土宇昄章，位置其殷辅人民，则子路所谓“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者，固可治千乘之赋。求之后世，则汉文几至刑措，可谓均之至矣；而至于礼乐，固谦让而未遑。唯其内无存养省察之功、见天命流行之实体，而外不能备三重之权以寡过也。
存养省察者，三重之本，天理悉著于动静，而知天知人之道见。静见天心则知天，动察物理则知人。三重者，存养省察中所为慎独乐发，以备中和之理而行于天下者也。中庸一篇，始终开合，无非此理。今乃区区于均天下、辞禄、蹈刃之中求中庸，又奚可哉？均天下国家者，须撇下他那名法权术，如贾生、晁错议定诸侯等。别与一番经纶，使上安民治，风移俗易，方展得中庸之用出。若以辞爵禄言之，则道不可行，而退以明道为己任，如孔子归老于鲁，著删定之功，方在中庸上显其能，而非一辞爵禄之得其宜，便可谓之中庸。至蹈白刃，则虽极其当如比干者，要亦逢时命之不犹，道既不可行而又不可明，弗获已而自靖于死，不得爱身以存道矣。
本文前三“也”字，一气趋下，末一“也”字结正之。谓可乎彼者之不可乎此，非谓尽人而不可能；亦能均天下、能辞禄、能蹈刃者之不可许以能乎中庸尔。可均、可辞、可蹈者而不可能，则能中庸者，必资乎存养省察、修德凝道以致中和之用者而后可。故下云“唯圣者能之”，语意相为唱和，义自显也。中庸之为德，存之为天下之大本，发之为天下之达道，须与尽天下底人日用之，而以成笃恭而天下平之化，岂仅于一才一节之闲争得失哉？
或问云“盖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属”，一“属”字安顿极活；较小注“三者亦就知、仁、勇说来，盖贤者过之之事”等语，便自不同。三者之于中庸，堂室迥别，逵径早殊。仅能三者，而无事于中庸，则且未尝不及，而况于过？
前章所云过不及者，皆就从事于中庸者言也。若就三者以言乎过不及：则均天下者，黄、老过也，申、商不及也；辞爵禄者，季札过也，蚳蛙不及也；蹈白刃者，屈原过也，里克不及也。乃其过亦过夫三者，其不及亦不及夫三者，何尝与中庸为过不及哉？
若其为知、仁、勇之属，则就夫人性中之达德而言，亦可谓有此三者之资，足以入中庸之德，犹冉求、公绰、卞庄之可与进文礼乐而已。至于用中之知，服膺之仁，中和而不流不倚之勇，彼固未尝问津焉，而何足以与于斯？
故或问以“取必于行”指其不能中庸之病根，则谓其就事求可而置大道于未讲也；抑云“事势之迫”，则又以原夫辞爵禄、蹈白刃者不能中庸之故。而比干之剖心，一往之士可引决焉；箕子之陈范，则非箕子者终不能托迹也。后儒不察，乃于三者之中求中庸，亦相率而入于无本之学矣。
二
章句云“三者难而易，中庸易而难”，固已分明作两项说。若云“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则三者既难矣，做得恰好抑又加难，当云“中庸难而且难”，何以云易哉？三者之中，随一可焉，中庸不可能也；三者而皆可焉，中庸亦不可能也。张
译这一章书，明显地以“子路问成人”一章作为显明的证据。“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均衡”，这是冉求的才能；“爵位俸禄可以推辞”，这是公绰的清心寡欲；“白刃可以踩踏”，这是卞庄子的勇猛。用礼乐来修饰这些品质，这才达到“中庸”的境界。到了中庸这个层面，必须另有一番锤炼功夫，这样才能完善地成就其才能、廉洁、勇猛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从治理均衡、推辞爵禄、踩踏白刃之中，斟酌比较哪个更好，就称之为中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原文只是平铺直叙地说可以治理均衡、可以推辞、可以踩踏，这本来就是贯通上下而言的，哪里看得出有太过或不及从而不符合中道的情况呢？
《中庸》这本书，下至和睦妻子、融洽兄弟，上至感通鬼神、承受天命，可以说无所不包了，却始终没有提到推辞俸禄和踩踏白刃。因为从事物本身来说，这种格局狭隘，仅仅局限于尽己所能，而不足以达到位育天地、化育万物的大境界；从人来说，那些人依凭自己性情的相近之处，硬直地去做，起初并不知道天下有所谓中庸之道需要去学习的。
只有治理均衡天下国家，才是中庸所涵盖的事务。但只说治理均衡，不过是区分土地疆域的等级，安排辅佐大臣和百姓的位置，那么子路所说的“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本来就可以治理千乘之国的赋税。在后世寻求，汉文帝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可以说是治理均衡的极致了；但至于礼乐，他虽然谦让却来不及施行。正因为他在内心没有存养省察的功夫，没有见到天命流行的实体，而在外面不能具备慎独、乐发、中和这三重权柄来减少过错。
存养省察，是这三重的根本，天理在动静中全部显现，从而显现出知天知人的道理。静时见到天心就能知天，动时察明物理就能知人。所谓三重，是指在存养省察中所做的慎独、乐发，以具备中和的道理并推行于天下。《中庸》一篇，始终开合，无非是这个道理。如今却在治理天下、推辞俸禄、踩踏白刃之中寻求中庸，又怎么可以呢？治理均衡天下国家，必须撇下那些名分法度权术，比如贾谊、晁错议定诸侯等级之类的做法。另外有一番经世济民的规划，使上位者安定、百姓治理，风俗改变，才能展现出中庸的作用。如果从推辞爵禄来说，那么大道不可施行，就退隐下来以阐明大道为己任，像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从事删定典籍的工作，这才在中庸上显扬其才能，而不是仅仅推辞爵禄得当，就可以称为中庸。至于踩踏白刃，即使像比干那样极其恰当，终究也是逢时运不佳，大道既不可施行又不可阐明，不得已而自我安顿于死亡，不能爱惜身体以保存大道了。
原文前三个“也”字，一气呵成向下推进，最后一个“也”字总结定论。意思是说，那些在彼处可行的人在此处不可行，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可能做到；而是说那些能治理天下、能推辞俸禄、能踩踏白刃的人，不能允许他们就能做到中庸。能治理均衡、能推辞、能踩踏的人却做不到中庸，那么能做到中庸的人，必定凭借存养省察、修养德行凝聚大道以致中和的作用，然后才可以。所以下面说“只有圣人能做到”，语意相互呼应，意义自然显明。中庸作为一种德行，存留它是天下的根本，发用它是天下的通达道路，必须与天下所有人日常所用相结合，从而成就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的教化，难道仅仅在一才一节的得失之间争辩吗？
《或问》中说“大概这三件事，也属于知、仁、勇的范畴”，一个“属”字安置得非常灵活；与较小的注释“这三者也是从知、仁、勇来说的，大概是贤者过分的表现”等话语相比，自然不同。这三者与中庸相比，堂室迥然不同，路径早已殊异。仅仅能做到这三者，而没有从事于中庸，那么尚且未曾不及，何况是过分呢？
前一章所说的过分与不及，都是就从事于中庸的人而言的。如果就这三者来说过分与不及：那么治理均衡天下的，黄老之道过分了，申商之法不及；推辞爵禄的，季札过分了，蚳蛙不及；踩踏白刃的，屈原过分了，里克不及。然而他们的过分也是过分于这三者，他们的不及也是不及于这三者，何尝与中庸构成过分与不及的关系呢？
如果它们属于知、仁、勇的范畴，那么就从人性中的通达德行来说，也可以说拥有这三者的资质，足以进入中庸的德行，就像冉求、公绰、卞庄子可以进而用礼乐修饰一样。至于用中的智慧，服膺的仁爱，中和而不偏不倚的勇猛，他们本来未曾问津，又怎么足以参与其中呢？
所以《或问》用“取必于行”指出他们不能中庸的病根，是说他们就事求可而把大道置之不理；又说“事势所迫”，则是推究推辞爵禄、踩踏白刃的人不能中庸的原因。比干剖心，一往无前的士人可以引决自尽；箕子陈述规范，则不是箕子那样的人终究不能效仿。后世儒者不察，竟在这三者之中寻求中庸，也相继陷入无本之学了。
二
章句说“这三者难而易，中庸易而难”，本来已经分明作为两项来说。如果说“这三者做得恰好，就是中庸”，那么这三者既然难，做得恰好更加难，应当说“中庸难而且难”，为什么说易呢？在这三者之中，随一者可以，中庸不可能；三者都可以，中庸也不可能。张
子房奋击秦始皇而不畏死，佐汉高定天下，已乃谢人闲事，从赤松游，顾于存养省察之心学，尧、舜、文、武三重征民之大道，一未之讲。是三者均可，而中庸不可能之一证。安得谓中庸即在三者之中哉？
译张良奋起刺杀秦始皇而不畏惧死亡，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之后便辞谢世间事务，跟随赤松子游历，然而对于存养省察的心性之学，以及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三重征召民众的大道，却从未加以讲习。这三者都可以做到，而中庸却不可能做到，这就是一个证明。怎么能说中庸就包含在这三者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