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左氏传续説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左氏传续説十二卷，宋吕祖谦撰。祖谦是编，继《左氏传》説而作，以补所未及，故谓之续说。久无传本，今见于《永乐大典》者，惟自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旧本缺佚，无从采録，其余则首尾完具，以传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臾骈送狐射姑之帑，孟献子爱公孙敖二子两条，俱以《博议》所云为非是，则是书当成于晚年矣。其体例主于随文解义，故议论稍不如前说之濶大，然于传文所载，阐▯其蕴，并抉摘其疵，如所谓「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义一也；好以人事附会灾祥二也；记管晏事则尽精神，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三也」云云，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至于朝祭军旅、官制赋役诸大典，及晋楚兴衰、列国向背之事机，诠释尤为明畅。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为出自襄公，稍为讹舛耳。葢祖谦邃于史事，知空谈不可以说经，故研究传文，穷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废传之髙论，视孙复诸人，其学为有据多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左氏传续説纲领
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书，皆当精熟，细防，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自后汉《三国志》以下诸史，只是防大纲，始末成败。葢自司马氏、班氏以后，作史者皆无史法。
看《史记》又与看《左传》不同。《左传》字字缜密，《史记》所载却有嵗月差互、先后不同处，不似《左传》缜密，只是识见髙逺，真个识得三代规模，此学者所当熟防。
司马迁作《史记》，却有变风、变雅底意思，惜乎，却少正风之意。
史记》世家多书别国事，如鲁世家却书晋国、秦国之类，此皆是当时大事，笔法最髙，不可不细防。如此条例，亦防史者所当知。
司马迁虽不免有些血气，为学未粹然，规模终是濶，使他克己为学，消除得血气，虽董仲舒亦不能及。
一部《左传》都不曽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用底书。学者看得《左传》熟时，以下诸史条例，亦不过如此。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数句，便是《防左传》纲领。葢此书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战国、秦、汉之初，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因此所以最好看看《左传》，须是看得人情物理出。
看史要识得时节不同处。春秋自是春秋时节，秦汉自是秦汉时节。
看史书，事实须是先识得大纲领处，则其余细事皆举譬。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识得要领处，方见得破，决得定。切不可只就小处泥。
学者观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议论。《左传》一部三十卷，其大纲领只有三节：自第一卷至第三卷庄公九年齐桓初出时是一节，此一节霸者未兴，当时之权亦未尝专在一国。自庄公九年以后，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节，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兴之际。此一节甚长，自召陵以后直至卷末，又是一节，盖当时晋楚霸诸侯，凡南方之诸侯尽从楚，北方之诸侯尽从晋。自楚用子常以来，以玉与马之故，遂执二国之君，故蔡侯以子为质于晋，而请伐楚。晋荀寅又以求货于蔡，弗得，遂辞蔡而不肯伐楚，只縁要些小物事，遂坏了霸业。晋便失霸，诸侯遂无霸。自是以来，吴与越却以蛮夷主盟诸侯，当时吴阖庐正用子胥要霸诸侯，蔡侯一东遂当此事，都不成世界了。此是末一节。凡三节皆是《左传》大纲领。
孔子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禄之去公室与陈恒弑君当作一段看。盖天下大▯浸浸至此，亦非一日。譬如伤寒传经至七日，病证极矣。若初从医者之説，便下药，尚可调理。若自此不从医者之説，则其病必入恶症，不可复救。当夫子请讨陈恒之时，亦是一个时节。当时鲁君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左氏传续说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左氏传续说》十二卷，宋代吕祖谦撰写。吕祖谦编写此书，是继《左氏传说》之后所作，用以补充前书未及之处，所以称为“续说”。长期以来没有流传的版本，现在见于《永乐大典》的，只有从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以及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旧本缺失遗漏，无法采集收录，其余部分则首尾完整，按照传文的次序排列编排，仍然可以成册。其中如臾骈送狐射姑的财物、孟献子爱护公孙敖的两个儿子这两条，都因为《博议》中的说法不正确而予以纠正，那么这本书应当是吕祖谦晚年写成的。它的体例主要在于随文解释含义，所以议论稍不如前书那样宏大，但对于传文中记载的内容，阐发其深意，并抉摘其瑕疵，如所谓“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义是一；好以人事附会灾祥是二；记述管仲、晏婴之事则尽显精神，谈论圣人之事便缺乏气象是三”等等，虽然也沿袭了宋儒喜欢驳斥先儒的习气，但实际上颇能击中其失误。至于朝祭军旅、官制赋役等重大典章，以及晋楚兴衰、列国向背的事机，诠释尤为明白流畅。只是子服景伯本出自桓公，却认为出自襄公，稍有讹误罢了。大概吕祖谦深谙史事，知道空谈不能解说经义，所以研究传文，穷究始末以核实得失，而不倡导废弃传文的高论，与孙复等人相比，他的学问更为有据。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左氏传续说纲领
学者阅读史书，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书》这三本书，都应当精熟、细读，反复考究，绝不可一字草率。自后汉《三国志》以下的诸史，只需阅读大纲，了解始末成败。大概自司马迁、班固以后，写史的人都没有史法。
看《史记》又与看《左传》不同。《左传》字字缜密，《史记》所载却有岁月错乱、先后不同的地方，不如《左传》缜密，只是识见高远，真正识得三代的规模，这是学者所应当熟读的。
司马迁作《史记》，却有变风、变雅的意思，可惜，却少了正风之意。
《史记》世家多记载别国的事，如鲁世家却记载晋国、秦国之类，这些都是当时的大事，笔法最高，不可不细读。这样的条例，也是读史者所应当知道的。
司马迁虽不免有些血气，为学未纯粹，规模终究是宏大的，假使他克己为学，消除得血气，即使董仲舒也不能及他。
一部《左传》都不曾记载一件闲事，大概此书是有用的书。学者看得《左传》熟时，以下诸史的条例，也不过如此。
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这几句话，便是读《左传》的纲领。大概此书正承接虞、夏、商、周之末，战国、秦、汉之初，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因，因此最好看看《左传》，须是看得人情物理出来。
看史要识得时节不同处。春秋自是春秋时节，秦汉自是秦汉时节。
看史书，事实须是先识得大纲领处，则其余细事皆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识得要领处，方见得破，决得定。切不可只就小处拘泥。
学者观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议论。《左传》一部三十卷，其大纲领只有三节：自第一卷至第三卷庄公九年齐桓公初出时是一节，此一节霸者未兴，当时之权亦未尝专在一国。自庄公九年以后，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节，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兴之际。此一节甚长，自召陵以后直至卷末，又是一节，盖当时晋楚霸诸侯，凡南方之诸侯尽从楚，北方之诸侯尽从晋。自楚用子常以来，以玉与马之故，遂执二国之君，故蔡侯以子为质于晋，而请伐楚。晋荀寅又以求货于蔡，弗得，遂辞蔡而不肯伐楚，只缘要些小物事，遂坏了霸业。晋便失霸，诸侯遂无霸。自是以来，吴与越却以蛮夷主盟诸侯，当时吴阖庐正用子胥要霸诸侯，蔡侯一东遂当此事，都不成世界了。此是末一节。凡三节皆是《左传》大纲领。
孔子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禄之去公室与陈恒弑君当作一段看。盖天下大乱浸浸至此，亦非一日。譬如伤寒传经至七日，病证极矣。若初从医者之说，便下药，尚可调理。若自此不从医者之说，则其病必入恶症，不可复救。当夫子请讨陈恒之时，亦是一个时节。当时鲁君
孟子论五霸一段，正是説春秋一节，当子细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天子五载一巡狩，《舜典》《周官》皆同此制。当时巡狩，非只是巡一方，乃是徧四方巡之。古之人君，兵卫之出亦少，所以易，虽是一嵗之中，亦巡得徧。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如《舜典》所谓「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是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是偶因见以与之，非徧天下而与之也。故天子所至，谓幸，此略以匮乏农耕之具者与之。至于困穷之甚者，诸侯亦自有罚。养老、尊贤、俊杰在位，此自是三事。养老只是养老一事，不必问其他。如国老、庶老皆是老。尊贤只是尊贤，不必问其他。未论到才上，俊杰是在位有才能者。方养老时，其间固是多贤，只是専论尚齿意思，未论贤否之如何。方尊贤时，其间固是多才，只是尊贤不论其才之如何。此是大议论，须是经厯久逺方可见。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诸侯只是方伯、连率，如汤伐葛之类，谓之伐。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如羲和湎淫，命▯侯以征之是也。《左传》载葵丘之防，▯其五命而止，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观之，见得左氏爱仲之深，而于桓公之过皆▯而不书，如内政之类皆是。桓虽为霸主，而于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特▯，之所以使后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观孟子、左氏之言，其意岂不尽见？孟子之言出于无心，故无所▯。左氏之言拘于有爱，故欲▯其过。然左氏在《春秋》亦可谓之贤大夫，若子产、叔向皆其徒也。诸侯束牲、载书而不防血牲，是诸侯之牲束是备而不用，此见齐桓威信兼着。此只是仍旧举盟时礼数，故牲皆不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此皆是桓公命诸侯之辞，即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当时有管仲在，所以晓得此诛不孝是楚世子商。臣弑君之类，是也。易树子，是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之类，是也。无以妾为妻，即桓公如夫人者六人，卫姬、郑姬之类，是也。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徳。贤，是成徳者，所以尊之；才，是育而未成者，须要保防之。如唐元稹本自可取，因言宦官遂见退黜，被贬之后平日亷耻遂丧。彰有徳，是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底人。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敬老，只诸侯自敬其国之老者；慈幼，亦只欲诸侯抚其国之幼者。宾旅，是国之大事，如《国语》所载，周之秩官有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侯人为导，卿出郊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司防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各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小大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防。至于王使，则皆官正莅事，上卿监之。若王巡狩，则君亲监之。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専杀大夫。上三句总是一事。士，是入仕为官者；世官，见得当时大夫已世袭多了。桓公已自无整顿处，所以只説士，且举小者言之。士既世官，其位必有虚旷。桓公又恐复用他子弟以权摄，又戒诸侯曰：官事无摄。士既无世官，其子弟又无摄，则其为士者必取其贤才而用之。取士必得，又须是果得贤者方可。盖桓公与他改了条贯，所以如此戒他毋専杀大夫。如晋恵公杀庆郑及杀里克之类，是也。五命曰：无曲防。正如战国防所载，西周欲为稻，东周不下水，戒他不得曲相防遏，无遏粜。盖北方多是贩米于邻国，无有封而不告，如齐封卫，晋封曲沃，皆是此类。凡封国诸侯，不当专，须当上告于天王然后封。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诸侯之所以为三王之罪人也者，皆由其大夫长逢其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论《孟论》管仲并作一段，此亦要看孔子称管仲，但言其功；孟子却责以王者之佐。夫子见子贡企慕圣学，求造其妙，一或过之则失其中，虽言管仲之
译孟子论述五霸的那一段，正是讲《春秋》这一节的内容，应当仔细观看。天子前往诸侯国，称为巡狩。天子每五年进行一次巡狩，《舜典》和《周官》都遵循这一制度。当时的巡狩，并非只是巡视一方，而是遍巡四方。古代的君主，出巡时的护卫也少，所以容易做到，即使在一年的时间里，也能巡视遍四方。诸侯朝见天子，称为述职。就像《舜典》所说的“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春天视察耕作并补助不足，秋天视察收获并帮助匮乏，这是偶尔因见面而给予赏赐，并非遍赐天下。所以天子所到的地方，称为幸，这里只是稍微给予那些缺乏农耕器具的人。至于困穷严重的情况，诸侯自有惩罚。养老、尊贤、俊杰在位，这三者本是三件事。养老只是养老这一件事，不必追问其他。比如国老、庶老都是老人。尊贤只是尊贤，不必追问其他。还未论及才能，俊杰是指在位有才能的人。在养老的时候，其中固然有很多贤人，只是专门论述崇尚年长的意思，还未论及贤与不贤如何。在尊贤的时候，其中固然有很多人才，只是尊贤不论其才能如何。这是重大的议论，必须经历久远才能显现。天子讨伐而不征伐，诸侯征伐而不讨伐。诸侯只是方伯、连率，像商汤征伐葛国之类，称为征伐。三次不朝见天子，就调动六军去迁移他们，像羲和沉溺于酒色，命令诸侯去征讨他就是这样。《左传》记载葵丘之盟，只列举了五条命令就停止了，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从孟子所说的五条命令来看，可以看出左丘明对孔子的爱戴之深，而对于桓公的过错都隐去不写，像内政之类都是如此。桓公虽然身为霸主，但对于五条命令的告诫也难免有所触犯，所以左丘明特意隐去，这就是让后世不知道桓公亲自说过这些话却亲自违背的原因。观察孟子和左丘明的言论，他们的意图难道不是完全显现了吗？孟子的言论出于无心，所以没有什么隐讳。左丘明的言论拘泥于有爱戴之心，所以想要隐去他的过错。然而左丘明在《春秋》中也可以称为贤大夫，像子产、叔向都是他的同类。诸侯捆绑牺牲、载着盟书而不割牲取血，这是诸侯的牺牲只是备着而不用，这显示出齐桓公威信兼备。这只是沿袭旧例举行盟会时的礼节，所以牺牲都不杀。第一条命令说“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这些都是桓公命令诸侯的话，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当时有管仲在，所以知道这诛不孝是指楚世子商臣。臣子弑君之类，就是这样。易树子，是指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之类，就是这样。无以妾为妻，即桓公有如夫人者六人，卫姬、郑姬之类，就是这样。第二条命令说：尊贤育才，以彰有德。贤，是已成德的人，所以尊敬他；才，是培育而未成的人，需要保护他。像唐代的元稹本来可以任用，因为议论宦官而被贬黜，被贬之后平日的廉耻就丧失了。彰有德，是指开垦土地，治理田野，养老尊贤的人。第三条命令说：敬老慈幼，无忘宾旅。敬老，只是诸侯自己尊敬自己国家的老者；慈幼，也只是希望诸侯抚育自己国家的幼者。宾旅，是国家的大事，像《国语》所记载的，周朝的秩官有说：敌国宾客到来，关尹报告，行理持节迎接，侯人引导，卿出郊慰劳，门尹扫除门户，宗祝主持祭祀，司里安排馆舍，司徒准备役夫，司空巡视道路，司防查问奸细，虞人进入山林取材，甸人堆积柴薪，火师监督燎祭，水师监督洗涤，膳宰进献熟食，廪人进献粮食，司马陈列草料，工人检查车辆，百官各自带着物品到来，宾客进入如同回家，因此大小官员没有不怀念爱戴的。那贵国的宾客到来，就按等级增加一等，更加防备。至于天子的使者，就由官长莅临处理事务，上卿监督。如果天子巡狩，就由君主亲自监督。第四条命令说：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上面三句总是一件事。士，是入仕为官的人；世官，看出当时大夫已经世袭多了。桓公自己已经没有整顿的地方，所以只说士，且举小的来说。士既然世袭为官，其职位必有空缺。桓公又恐怕再用他们的子弟以权代理，又告诫诸侯说：官事无摄。士既然没有世袭为官，其子弟又没有代理，那么作为士的人必定选取贤才而任用。取士必得，又必须是果然得到贤者才可以。因为桓公与他们改变了条规，所以如此告诫他们不要专擅杀大夫。像晋惠公杀庆郑及杀里克之类，就是这样。第五条命令说：无曲防。正如《战国策》所记载的，西周想要种稻，东周不下水，告诫他们不得弯曲堤防互相阻挡，不要遏止粮食买卖。因为北方多是贩卖米粮到邻国，没有封国而不告的，像齐国封卫，晋国封曲沃，都是这类。凡是封国的诸侯，不应当专擅，必须上告于天王然后封。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诸侯之所以成为三王的罪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大夫助长了他们的恶。所以说：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
论述《孟子》中关于管仲的内容并作为一段，这也需要看孔子称赞管仲，只说他的功绩；孟子却责备他作为王者之佐。夫子看到子贡企慕圣学，追求其中的奥妙，一旦过度就失去中道，虽然说到管仲的
功，亦是随材而教子贡。孟子见公孙丑性质卑下，未明于理，或推管仲之功，则公孙丑必有歆慕之意，而其趋向愈卑，则孟子之责管仲，亦所以教公孙丑。
译所谓“功”，也是根据子贡的资质来教导他。孟子见到公孙丑性情卑下，未能明白事理，如果推崇管仲的功业，那么公孙丑必定会产生羡慕之心，而他的志向趋向就会更加卑下，因此孟子责备管仲，这也是为了教导公孙丑。
霸者把也此説是
春秋自子产、叔向死后，气象顿衰。及到范鞅，全是战国人。或谓子产、叔向不似春秋时人，非也。子产、叔向只是春秋时贤大夫，只唤作春秋时人可矣。如孟子在战国，却是不似当时人也。
看得左氏，亦是子产、叔向一等人。其记管、晏、子产、叔向事，皆连当时精神写出，深知精髓。若不是此等人品，无縁记得如此精妙。只记孔子事，便无意思。以此知杜预谓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其説难信。
左氏只有三般病，除却此三病，便十分好。所谓三病者，左氏生于春秋时，为习俗所移，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此一病也。又好以人事附防灾祥，夫礼义动作，古人固是于此见人吉凶，亦岂専系于此，此二病也。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説圣人事便无气象，此三病也。
观▯公一卷，其间言王处甚多，其中止有二年不书耳。到桓文以后，渐渐少，又其后言王处极少。盖▯公之时，王室虽衰，而犹未甚衰，当时尚知有王。到后言王处少，便见得当时全不以为事，故王室之衰，又不如▯公之时。周自东迁之后，王室便衰，然初▯之始，凡事尚可料理。至▯公之时，经四十余年，而故家遗俗犹有存者，如臧哀伯之諌纳郜鼎，臧僖伯之諌观鱼，申繻之对问名，皆三代之遗制，则其东迁之初，又可知。恵公平王三年即位，在位四十六年，则《春秋》作时，平王东迁已四十九年。盖《春秋》始于平王，非始于周之东迁也。《春秋》之始，周家法度纪纲犹班班可见，尚似可为。若五十年之前便能整顿，则文武之迹犹未坠也。惜乎平王之不能振耳。大凡天下大乱之后，须得大圣贤出来料理方可。如桀之乱天下，得汤而后治；纣之乱天下，得文武而后治。平王东▯之后，无一圣贤出来整顿，所以直至于秦。东坡苏氏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使平王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大，未敢▯也。”此苏氏之论，亦失于考之不精。盖岐丰之地，自幽王犬戎之祸，作文武成康之旧都，非复周家所有，故平王遂以岐丰之地赐秦襄公，使之自取。此其▯非可以不迁也。而苏氏亦欲如晋王导不迁都豫章、防稽之谋，只恐此説与当时事▯大段不相似。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续説卷一 宋 吕祖谦 撰
▯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公【元年】左氏「继室以声子生▯公」一段，须便见得▯公当立底意。古者诸侯继世，虽以适而不以长，然元妃苟无适嗣，则庶长当立。自先儒皆有是説，此理甚明。今惠公元妃既无适子，则继室之子虽非适子，却是庶长。左氏首载「孟子卒」，即载「继室以声子生▯公」一句，而▯公之当立，焕然无复可疑。但▯公性质柔巽，大义不明，却自以先君之故，谦逊退避，有不敢竟当之意。初不知君位原不是两间界做得底事，此却失于不敢自做，非不当立也。左氏载下面「仲子为鲁夫人事」，则曰：「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言其有文如此耳，实非夫人也。桓公亦均之为庶子耳。叙事至此，则▯桓之当立与否，益易见矣。只此一段，如法吏防案，善叙陈其事，而法意自在其中。此左氏具文见意处，所以学者要看得详细。
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元年】
邾是鲁附庸之国，何谓附庸之国？盖古者封国之余，别有闲地，故立以为附庸。寻常闲地，只散在诸侯之国，故诸侯之有罚者，则削其地以増为闲地；若诸侯之有功者，则以其闲地而増封其国。此亦如秦汉间置诸侯郡县相似，皆是犬牙相制底意。故其闲地，天子平时各自命王官掌之，如《周礼》县师是也。县师之职曰：「掌▯国都鄙之地」，所谓都鄙，便是诸侯国中闲地。论来县师只当掌▯鄙，而兼言▯国，则是统掌天下，可知然而所掌亦是总其目耳。观《春秋》之初，附庸尚有未命于王者，见得诸侯之国尚有闲地在。邾未命，邾本非诸侯，至后方得王命。周之封建，非举天下皆为
译“霸”就是“把持”的意思，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春秋》自子产、叔向死后，气象顿时衰败。等到范鞅出现，完全是战国时期的人了。有人说子产、叔向不像春秋时期的人，这是不对的。子产、叔向只是春秋时期的贤大夫，只称他们为春秋时期的人就可以了。比如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却是不像当时的人。
读《左传》，可以看出作者也是子产、叔向这一类人。他记载管仲、晏婴、子产、叔向的事迹，都能将当时的精神风貌一并写出，深知其中的精髓。如果不是这样品格的人，无缘能记得如此精妙。只记载孔子的事迹，便没有意趣。由此可知杜预说左丘明受经于孔子，这种说法难以相信。
《左传》只有三种毛病，除去这三种毛病，便十分好。所谓三种毛病，一是《左传》作者生于春秋时期，被习俗所移，不明君臣大义，把周王室看作如同列国一样，如记载周郑交质之事，这是第一种毛病。二是喜欢用人事来附会灾祥，古人固然在礼义举动中看出人的吉凶，但难道吉凶全取决于此吗？这是第二种毛病。三是记载管仲、晏婴的事迹则尽显精神，而讲述圣人的事迹便没有气象，这是第三种毛病。
看《隐公》一卷，其中提到“王”的地方很多，其中只有两年没有记载罢了。到了桓公、文公以后，渐渐减少，再往后提到“王”的地方极少。大概隐公之时，王室虽然衰微，但还没有非常衰微，当时的人还知道有王。到后来提到“王”的地方少，便见得当时完全不把它当回事，所以王室的衰微，又不如隐公之时严重。周自东迁之后，王室便衰微，但起初之时，凡事尚可料理。至隐公之时，经过四十多年，而故家遗俗还有存留的，如臧哀伯谏纳郜鼎，臧僖伯谏观鱼，申繻回答问名，都是三代的遗制，那么其东迁之初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惠公平王三年即位，在位四十六年，那么《春秋》作时，平王东迁已四十九年。大概《春秋》始于平王，并非始于周之东迁。《春秋》之始，周家法度纪纲还斑斑可见，尚似可为。如果五十年之前便能整顿，那么文武之迹还尚未坠失。可惜平王不能振兴罢了。大凡天下大乱之后，须得大圣贤出来料理方可。如桀之乱天下，得汤而后治；纣之乱天下，得文武而后治。平王东迁之后，无一圣贤出来整顿，所以直至于秦。东坡苏氏说：“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使平王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大，未敢轻也。”此苏氏之论，亦失于考之不精。盖岐丰之地，自幽王犬戎之祸，作文武成康之旧都，非复周家所有，故平王遂以岐丰之地赐秦襄公，使之自取。此其势非可以不迁也。而苏氏亦欲如晋王导不迁都豫章、防稽之谋，只恐此说与当时事势大段不相似。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续说卷一 宋 吕祖谦 撰
隐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元年】左氏“继室以声子生隐公”一段，须便见得隐公当立的意思。古者诸侯继世，虽以嫡而不以长，然元妃苟无嫡嗣，则庶长当立。自先儒皆有是说，此理甚明。今惠公元妃既无嫡子，则继室之子虽非嫡子，却是庶长。左氏首载“孟子卒”，即载“继室以声子生隐公”一句，而隐公之当立，焕然无复可疑。但隐公性质柔巽，大义不明，却自以先君之故，谦逊退避，有不敢竟当之意。初不知君位原不是两间界做得底事，此却失于不敢自做，非不当立也。左氏载下面“仲子为鲁夫人事”，则曰：“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言其有文如此耳，实非夫人也。桓公亦均之为庶子耳。叙事至此，则隐桓之当立与否，益易见矣。只此一段，如法吏防案，善叙陈其事，而法意自在其中。此左氏具文见意处，所以学者要看得详细。
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元年】
邾是鲁附庸之国，何谓附庸之国？盖古者封国之余，别有闲地，故立以为附庸。寻常闲地，只散在诸侯之国，故诸侯之有罚者，则削其地以增为闲地；若诸侯之有功者，则以其闲地而增封其国。此亦如秦汉间置诸侯郡县相似，皆是犬牙相制底意。故其闲地，天子平时各自命王官掌之，如《周礼》县师是也。县师之职曰：“掌邦国都鄙之地”，所谓都鄙，便是诸侯国中闲地。论来县师只当掌都鄙，而兼言邦国，则是统掌天下，可知然而所掌亦是总其目耳。观《春秋》之初，附庸尚有未命于王者，见得诸侯之国尚有闲地在。邾未命，邾本非诸侯，至后方得王命。周之封建，非举天下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