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续説卷二 宋 吕祖谦 撰
矣。
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黒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髙渠弥以中军奉公【五年】古者天子六军，今桓王何故只有三军？郑何故却有左右拒及中军？盖周室衰弱，不能备天子六军之制。郑欲当王之三军，就一军中分出左右拒，故有三军。郑命二拒曰「旝」，动而鼓。旝，中军之旗。皷二拒之皷。古者每军主将之车必有一鼓，如《国语》曰：「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皷，有髙子之皷。」则此中军亦当有皷。今中军乃动旝而不动鼓，何也？盖车进则鼓动。今郑欲先命左右拒以击陈、蔡、卫，则中军尚未动，所以郑中军以旝为号令也。
译罢了。
周桓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军抵御。周桓王统领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国、卫国的军队隶属于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国的军队隶属于左军。郑国曼伯担任右拒，祭仲足担任左拒。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护卫郑庄公【五年】古代天子拥有六军，如今桓王为何只有三军？郑国为何却有左拒、右拒以及中军？这是因为周王室衰微，无法完备天子六军的制度。郑国想要抵挡周王的三军，便从一军中分出左拒、右拒，所以形成了三军的对阵。郑国命令两拒以“旝”为号令，行动时击鼓。旝，是中军的旗帜。击打两拒的战鼓。古代每军主将的战车上必有一面战鼓，如《国语》所说：“有中军的战鼓，有国子的战鼓，有高子的战鼓。”那么这里的中军也应当有战鼓。如今中军却挥动旝而不击鼓，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战车前进时才击鼓。现在郑国想要先命令左右拒去攻击陈、蔡、卫的军队，那么中军尚未行动，所以郑国中军以旝作为号令。
鱼丽之陈【五年】
只缘郑既分左右拒，以当三国，则中军人少，不能敌王三军，故先偏后伍，分开人数，使行陈广阔，足以当王之三军。盖左右拒只在两邉，当蔡人、卫人、陈人，又不能当王之左右军也。古者车制，毎车必有甲士三人，如主将之车，则主将居中，御戎与右却在两傍；如非主将之车，则御却居中，两邉却自有左右。故在主将之左者，谓之御戎；居车之中者，只谓之御。御之职掌马之六辔，右之职掌执戈矛。哀二年铁之战，邮无恤御简子，卫太子为右。太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清人之诗曰：“左旋右抽，中军作好。”此皆见得御与右之职事。
战于繻▯【五年】
繻▯之战，此是周室大变处。自此后，如陈、如蔡、如卫之属，竟不见来从王室。盖自此一败后，诸侯皆解体矣。
楚武王侵随，鬬伯比言于楚子曰：「汉东之国，随为大【六年】观楚经略汉东之初，便欲灭随，而随终不为楚所灭者，何故？盖少师死，季梁在，諌行言聴，无人沮挠其谋，故楚不敢灭。后来却反以厚意结随，以为助，使之勿救援小国。故汉东之小国尽为楚所灭，而随独终春秋之世，如所谓「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随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今未改。看此两处，便见楚常结随而不灭，随处。
楚略汉东【六年】
楚初盛时，横取湘、汉一▯，渐至中国。如败邓，防南诸侯盟贰。轸州蓼，皆是。
随人使少师董成【六年】
董成如涖盟相似。盖两君不亲相见，故使人徃临之。
季梁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六年】
古人説：治民必言事神。盖人君是神民之主，天下国家只是治民、事神两事。《周礼一书自初至末，亦只説此事。见得古人以实事看神，如后世以神为虚诞文具了。《春秋》之时神民所以并説者，只实见其不是虚诞且如学者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此便是知有神处
上思利民忠也【六年】
寻常以诚事君，谓之忠。如隋炀帝下诏，非不説要利民，只此心不诚于为民，故谓之忠则不可。古人上下常通説此一字，如孟子曰：“自反而有礼矣，自反而仁矣，必曰自反而忠。”既説礼与仁，而又必説忠者，何故？盖亦欲实验此心果何如也。一部《左传》所以多只説一个忠字，自秦汉以来，简册中此字始断絶。
祝史矫举以祭【六年】
所谓矫举者，如无嘉徳而曰嘉栗，不能馨香而曰防酒之类，皆谓之矫。
奉牲以告曰：「愽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六年】既説：「愽硕肥腯，何故又説备腯咸有？」此两句似重，然细看来，「愽硕肥腯」是大纲统言，牲体「备腯咸有」自各以其类而言之。如用太牢，则牛、羊、豕三者皆相似乃可，如三者之中有一不称，则不得谓之咸有。此四句各不相似，故杜氏谓其实皆当兼此四者，看他下「兼」字便见得，杜氏不以为同处。
所谓馨香无谗慝也【六年】
无谗慝，便是所以为馨香处。且如一家中，所以谓之馨香者，必其父子兄弟中和睦而无乖离之意，乃可谓之馨香。所谓馨香，无谗慝也。两句最有味。
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六年】此四句自有次第。
北戎伐齐【六年】
当齐桓未覇以前，戎狄横行于中国，灭卫，伐鲁，伐周之类甚多。自管仲相桓公之后，方能攘之，所以孔子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之叹。须看当时事体，然后知圣人之语不妄。▯
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六年】春秋时班次亦有两般，无事时则以爵尊者为先，出师时则以主兵者为先。▯五年，邾人、郑人伐宋，邾在郑之先，邾主兵也。桓十年，齐、卫、郑来战于郎，齐、卫在郑之先，王爵也。今郑为齐伐戎，如以主兵例论之，自合居先，而鲁以王爵论故居后。又如践土之盟，载书曰：“晋重
译鱼丽阵【五年】
只因为郑国已经分设左拒、右拒来抵御，以抵挡三国，那么中军的人数就少了，不能抵挡周王的三军，所以采用先偏后伍的阵法，分开人数，使行阵广阔，足以抵挡周王的三军。大概左拒、右拒只在两边，抵挡蔡人、卫人、陈人，又不能抵挡周王的左军和右军。古代的车制，每辆车必定有甲士三人，如果是主将的车，那么主将居中，御戎和车右却在两旁；如果不是主将的车，那么御者居中，两旁却有左和右。所以在主将左边的，称为御戎；居于车中的，只称为御。御的职责掌管马的六根缰绳，右的职责掌管执戈矛。哀公二年的铁之战，邮无恤为赵简子驾车，卫太子做车右。太子说：“我在车上救主，在车下退敌，我是车右中的上等。”邮良说：“我两边的马缰绳将要断绝，我能止住它，我是御者中的上等。”《清人》这首诗说：“左边旋转右边抽戈，中军做得很好。”这些都看得出御者与车右的职责。
战于繻葛【五年】
繻葛之战，这是周王室的大变故。从此以后，像陈、蔡、卫之类的国家，竟然不再来服从王室。大概自从这一败之后，诸侯都离心离德了。
楚武王侵随，鬬伯比对楚王说：“汉水以东的国家，随国最大【六年】”观察楚国经略汉东之初，就想灭掉随国，而随国最终没有被楚国灭掉，是什么缘故？大概因为少师死了，季梁还在，进谏的话被听从，没有人阻挠他的谋略，所以楚国不敢灭随。后来反而用厚意结交随国，作为援助，让它不要救援小国。所以汉东的小国都被楚国灭掉，而随国独自在整个春秋时期得以保全，就像所说的“周朝子孙在汉川的，楚国实际上都灭尽了”，随国紧邻楚国，楚国实际上保全了它。世代有盟誓，至今没有改变。看这两处，便可见楚国常常结交随国而不灭它，随国的地方。
楚略汉东【六年】
楚国刚兴盛时，横扫湘水、汉水一带，逐渐进入中原。如打败邓国，防备南方诸侯在贰盟，轸州蓼，都是这样。
随国人派少师主持议和【六年】
主持议和就像主持盟会相似。大概两国国君不亲自相见，所以派人前往主持。
季梁说：“所谓道，就是对百姓忠诚而对神明守信【六年】”
古人说：治理百姓必定要说到侍奉神明。大概国君是神明和百姓的主宰，天下国家只是治理百姓、侍奉神明这两件事。《周礼》一书从开始到结束，也只说这件事。可见古人把神明当作实事来看，不像后世把神明当作虚妄的仪文。《春秋》之时神明和百姓之所以并提，只是确实看到它们不是虚妄的。就像学者在屋漏之处不惭愧，在暗室之中不欺瞒，这就是知道有神明的地方。
上面想着有利于百姓就是忠【六年】
平常以诚心侍奉君主，称为忠。如隋炀帝下诏，不是不说要利于百姓，只是这颗心不诚于为民，所以称为忠就不可以。古人上下常常通说这个字，如孟子说：“自我反省而有礼了，自我反省而有仁了，必定说自我反省而忠。”既然说了礼与仁，而又必定说忠，是什么缘故？大概也是想要实验这颗心究竟如何。一部《左传》之所以多只说一个忠字，自秦汉以来，简册中这个字才断绝。
祝史夸大事实来祭祀【六年】
所谓夸大事实，如没有嘉美之德却说嘉美，不能馨香却说清酒之类，都称为夸大。
捧着牺牲来禀告说：“广大肥壮。说民力普遍存在，说牲畜硕大繁殖，说没有疾病疮癣，说完备肥壮全都具备【六年】”既然说了：“广大肥壮”，为什么又说“完备肥壮全都具备”？这两句似乎重复，然而仔细看来，“广大肥壮”是大纲统言，牲体“完备肥壮全都具备”各自以其类而言。如用太牢，那么牛、羊、猪三者都相似才可以，如三者之中有一个不称，就不能称为全都具备。这四句各不相同，所以杜氏说它们实际上都应当兼有这四者，看他下面的“兼”字便可见，杜氏不认为它们是相同的。
所谓馨香就是没有谗言邪恶【六年】
没有谗言邪恶，就是所以称为馨香的地方。且如一家中，所以称为馨香的，必定是父子兄弟中和睦而没有乖离之意，才可以称为馨香。所谓馨香，就是没有谗言邪恶。这两句话最有意味。
所以致力于农事的三个时节，修明五种教化，亲近九族，以致其洁净的祭祀【六年】这四句话自有次第。
北戎伐齐【六年】
在齐桓公未称霸以前，戎狄横行于中原，灭卫，伐鲁，伐周之类很多。自从管仲辅佐桓公之后，才能排斥他们，所以孔子有“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发左衽”的感叹。必须看当时的事体，然后知道圣人的话不妄。〇
诸侯的大夫戍守齐国，齐国人馈赠他们活牲。让鲁国按班次排在郑国之后【六年】春秋时的班次也有两种，无事时以爵位尊贵的为先，出兵时以主兵的为先。〇五年，邾人、郑人伐宋，邾在郑之前，邾是主兵。桓公十年，齐、卫、郑来战于郎，齐、卫在郑之前，是王爵。现在郑国为齐国伐戎，如果按主兵的条例论，自然应该居先，而鲁国按王爵论所以居后。又如践土之盟，载书说：“晋重
、鲁申、卫武、蔡甲午、郑防、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盟府。夫鲁弱国也，蔡小国也，如何却在郑、齐之先？盖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此所以周班为先后也。戍齐，见当时诸侯犹相亲附，犹相扶持。
译鲁申、卫武、蔡甲午、郑防、齐潘、宋王臣、莒期。”这些名字被收藏在盟府中。鲁国是弱小的国家，蔡国是小国，为什么却排在郑国、齐国之前呢？这是因为周朝的宗族盟会中，异姓诸侯排在后面，这就是周朝排列先后的依据。戍守齐国，可见当时的诸侯还彼此亲近依附，还互相扶持。
郑忽辞齐昏【六年】
忽不借助于他国而自求多福，非奋然诚有志也。盖其为人浅狭而多所拘挛，暗▯而动，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审量，孑孑然以文义自喜，而国▯人情，与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适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诚有志而深求其实，则资之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国者，固无待于外助也。惟其为善有名而无实，所以卒见嗤于祭仲，而为诗人所闵。此功利之説所以多胜，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盖昭公但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而所谓在者，初未甞做功夫也。
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八年】
楚人所以尚左者，蛮夷之俗也。蛮夷以左为尚，如左袵之类，皆是中国则以右为尚。
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八年】
谓君当与王为敌
王命虢仲【八年】
此皆畿内诸侯，周之旧制。畿外诸侯则世袭，畿内者则皆随其所职。且如为卿，则有采地，或免或死，则已，不世袭也。其后乃亦世袭。周之王畿，皆为人所有，所以益弱。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防章让于邓，邓人弗受【九年】
此见得邓全无政刑处。道朔巴客之聘，既及邓境，而鄾人敢于杀而夺之，则邓之纲纪盖可知矣。及楚防章让邓之时，则鄾人之罪，邓所必讨，而邓反助之。盖国家将亡，则纲纪都无。后来楚文王过邓，而三甥请杀文王，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纵使是时杀得楚文王，邓亦不能久存。盖鄾人夺币之时，邓之亡形见矣。《左传》中如此等处，最要看。
虢仲譛其大夫詹父于王【十年】
虢仲是王之卿士，詹父是虢之属大夫。假使詹父有罪，虢何故不自讨，而必譛之于王？盖大夫命于天子，而属于虢仲，非虢所能私讨也。如今相国府有左右司之属，六部有郎中、员外之属，相似。此虢仲所以必诉之于王。
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十一年】莫敖，楚官也。楚初只有莫敖，后来彊盛时，又有令尹。故令尹之权却重，莫敖一官虽存，而权反居令尹之下矣。
祭封人仲足，有宠于荘公。荘公使为卿【十一年】
封人是治封疆之官，祭仲以封人而入，来执政，得见。春秋之初，尚未世袭。在盖，官人以世，非古之制度。乃武王数纣之辞。
雍氏宗有宠于宋荘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十一年】
此盟是要盟。要盟，义所当。昔如孔子蒲之盟，孔子过蒲，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以私车五乗从孔子鬬，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无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也。」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楚伐绞，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十二年】
行军之法，有正军，有役徒。正军是行陈之兵，役徒是供役使之兵。如采樵底人，乃是役徒，非行伍间执干戈弓矢者也。然役使采樵时，却必使正军扞卫以徃今欲为计，以诱绞人，故请无扞。僖二十八年，栾枝使舆曵柴而遁。昭十三年，卫请禁刍荛者，皆是采樵之役徒也。
楚屈瑕伐罗，鬬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十三年】
鬬伯比既知莫敖之必败，不便明告，于是子而使追屈瑕，却待邓曼之説，而后方使赖人追之，迁延了许多时节。何故？盖此不是伯比不肯直諌，楚王恐是楚军法，军行而沮挠军谋者则有刑，故伯比防讽而不径言之意，欲使楚王自悟耳。妇人不预军事，而楚王入告邓曼者，盖师已尽行，而又欲益师，讶其説而入言诸家人耳。此亦人之常情也。
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徳【十三年】
众谓士卒诸司谓偏禆之将
楚师尽行【十三年】
楚伐罗，一、小国，其师尽行。则
译郑忽推辞齐国的婚约【六年】
忽不借助他国而自求多福，并非真正奋发且有志向。大概他为人浅薄狭隘且多有拘束，行动时迟疑畏惧、轻浮易变，而不知审慎估量，孤高自许地以礼义自喜，却对国情人心以及自身的安危都茫然无知，这恰恰足以招致灭亡罢了。假如忽真有志向并深入探求实际，那么凭借弱小的基础固然可以变强，而用来持守国家的根本，本来就不需要依赖外部援助。正因为他的善行有名无实，所以最终被祭仲讥笑，并被诗人所怜悯。这就是功利学说之所以多占上风，而信道之人之所以日益减少的原因。大概昭公只说自求多福，在于自己而已，但所谓“在于自己”，起初并未曾下过功夫。
季梁说：“楚人崇尚左边，国君您一定要站在左边。”【八年】
楚人之所以崇尚左边，是蛮夷的风俗。蛮夷以左边为尊，如同衣襟向左之类，都是与中国以右边为尊相反。
少师说：“（郑国）不配称王，不是我们的敌手。”【八年】
这是说国君应当与郑王为敌。
周王命令虢仲【八年】
这些都是王畿内的诸侯，是周朝旧有的制度。王畿外的诸侯世代承袭，王畿内的则都随其所担任的职务而定。况且像担任卿职，就有封地，或者免职或死亡，就罢了，不世代承袭。后来才也世代承袭。周朝的王畿，都被他人占有，所以日益衰弱。
巴子派韩服告诉楚国，请求与邓国交好。楚子派道朔率领巴国的使者去邓国聘问。邓国南鄙的鄾人攻击并夺走了聘礼，杀死了道朔和巴国的行人。楚子派防章向邓国责问，邓国人不接受【九年】
这可以看出邓国完全没有政令刑罚。道朔和巴国使者聘问，既然已经进入邓国境内，而鄾人敢于杀害并抢夺，那么邓国的纲纪大概可以知道了。等到楚国防章责问邓国时，鄾人的罪过，邓国必定要讨伐，而邓国反而包庇他们。大概国家将要灭亡，纲纪就全都丧失了。后来楚文王经过邓国，三个外甥请求杀文王，说：“使邓国灭亡的，一定是这个人。”即使那时杀得了楚文王，邓国也不能长久存在。因为鄾人抢夺聘礼时，邓国灭亡的征兆就已经显现了。《左传》中像这样的地方，最值得仔细研读。
虢仲向周王进谗言陷害他的大夫詹父【十年】
虢仲是周王的卿士，詹父是虢国的属大夫。假如詹父有罪，虢仲为什么不自己讨伐，而一定要向周王进谗言？大概大夫由天子任命，而隶属于虢仲，不是虢仲所能私自讨伐的。就像现在相国府有左右司等属官，六部有郎中、员外等属官，相类似。这就是虢仲一定要向周王申诉的原因。
郧人在蒲骚驻扎军队，准备联合随、绞、州、蓼攻打楚军。莫敖对此感到担忧【十一年】莫敖，是楚国的官职。楚国起初只有莫敖，后来强盛时，又设立了令尹。所以令尹的权力更重，莫敖这一官职虽然保留，但权力反而处于令尹之下了。
祭地的封人仲足，受庄公宠信。庄公让他担任卿【十一年】
封人是治理边境的官职，祭仲以封人的身份入朝，来执政，得以被任用。春秋之初，尚未实行世袭。在夏商时期，官员任用世袭，并非古代的制度。这是武王数落纣王的言辞。
雍氏宗族受宋庄公宠信，所以诱骗祭仲并拘捕他，说：“不立公子突，就要死。”也拘捕了厉公并向他索取贿赂。祭仲与宋国人结盟，把厉公送回去并立他为君【十一年】
这个盟约是要盟。要盟，在道义上是应当遵守的。从前如孔子在蒲地的盟约，孔子经过蒲地，公叔氏凭借蒲地叛乱。蒲人阻止孔子，弟子中有公良儒，用五辆私车跟随孔子战斗，非常勇猛。蒲人害怕，对孔子说：“只要你不前往卫国，我们就放你出去，并与你结盟。”出来后，孔子从东门离开，于是前往卫国。子贡说：“盟约可以违背。”孔子说：“这是要盟，神明不会听信。”
楚国攻打绞国，莫敖屈瑕说：“绞国小而轻敌，轻敌就缺乏谋略，请不派兵护卫砍柴的人来引诱他们。”【十二年】
行军的法则，有正军，有役徒。正军是列阵作战的士兵，役徒是供役使的士兵。像砍柴的人，乃是役徒，不是行伍间手持干戈弓矢的战士。然而役使砍柴时，却必定派正军护卫前往。现在想要设计，来引诱绞国人，所以请求不派护卫。僖公二十八年，栾枝让车辆拖着柴草逃跑。昭公十三年，卫国请求禁止砍柴的人，都是砍柴的役徒。
楚屈瑕攻打罗国，鬬伯比送行，回来，对他的车夫说：“莫敖必定失败。”于是拜见楚子，说：“一定要增派军队。”楚子拒绝了。入宫告诉夫人邓曼。楚子派赖人追赶他们，没追上【十三年】
鬬伯比既然知道莫敖必定失败，不便明说，于是借机让赖人去追赶屈瑕，却等待邓曼的建议，然后才派赖人追赶，拖延了许多时间。为什么？大概这不是伯比不肯直谏，而是楚王恐怕军法规定，军队行进时阻挠军谋的人要受刑，所以伯比含蓄暗示而不直接说出的意思，是想让楚王自己领悟。妇女不参与军事，而楚王入宫告诉邓曼，大概是因为军队已经全部出发，而又想增派军队，对这种说法感到惊讶，而向家人进言罢了。这也是人之常情。
夫人说：国君本来应当训导众人并喜好镇抚他们，召集各位将领并用美好的德行勉励他们【十三年】
众人指士卒，各位将领指偏裨之将。
楚军全部出发【十三年】
楚国攻打罗国，这是一个小国，它的军队全部出发。那么
莫敖屈瑕【十三年】
屈瑕终始三事，博议论得，却是大率▯议中议论。自今日看来，十全精▯者，大段有数。盖此书旧日一时间意思耳。
防于曹，曹人致饩，礼也【十四年】
左氏所谓礼，非左氏自説，乃是周之典礼。盖夫子未笔削《春秋》时，鲁史本谓《鲁春秋》。《鲁春秋》之法，合于周礼者则书，不合于周礼者亦书，所以示劝戒也。故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今左氏所谓礼也之类，便是然。其中却又有两般：有周之旧典礼经，又有《春秋》当时之所谓礼。如郑以齐人朝王礼也，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礼也，曹人致饩礼也，此皆古之所谓礼也。如大夫三月同位至，如君薨卒▯而祔之类，此皆是《春秋》当时之所谓礼。《左传》书礼处极多，要须编缉作一处看，方见得两般分明。古之周礼，非今《周礼》之书。今《周礼》之书，只可谓之《周官》。
郑子人来寻盟【十四年】
杜氏曰：「其后为子人氏，此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者。」
宋人以诸侯伐郑，焚渠门入，及大逵【十四年】
逵是道路之名。如荘二十八年，楚伐郑，众军入自纯门及逵市。宣十二年，楚伐郑，入自皇门至于逵。路在郑多谓之逵，在齐多谓之荘，在鲁多谓之衢。此皆各以其国之道路广狭名之。逵道方九轨，车两轮间曰轨，一轨凡八尺，九轨七十二尺，计十二步。而《周礼》注九轨不名逵。《尔雅》曰：“九逹谓之逵。”杜氏谓道方九轨为逵者，彼以郑城内不应有九出之道，故以为九轨。然郑有九逹之道未可知，或只是容得九轨亦未可知。此正如蜀中棊盘市之类。
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十五年】
杜氏谓车服乃上之所以赐下，如《舜典》曰：「眀试以功，车服以庸」，《益稷》曰：「眀庶以功，车服以庸」，是也。然书中所説车服亦各不同，如《舜典》所説乃天子所以赏诸侯者，《益稷》所説乃人君所以赏士大夫者，此两般亦所当然。至于不私求财，则诸侯自有常贡，如《禹贡》九州之赋，各贡其方物。若过求之，则为私求财矣。以天子下求车，此虽非天子之体，然天子不能自办，而所以下求于诸侯者，亦见得当时诸侯常赋不供，敢于慢周处。
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壻雍纠杀之。将享诸郊【十五年】当时雍纠不享于家，而必享于郊者，何故？盖祭仲是郑之权臣，党与盛强。就享于国中，则救援多至，必难谁何。所以享诸郊者，特地使他出在逺地，使他党与卒来不得，故杀之也。易如阳虎将享季氏于蒲圃，而后杀之之类相似。盖蒲与郊皆国外之逺地，而季氏与祭仲皆一国之权臣。
诸侯谋纳郑厉公【十五年】
昭公正嫡出奔，并无人欲纳之。厉公庶子▯出奔，而诸侯即谋纳之。盖昭弱，厉强，可见当时不论是非，只论强弱，人情大略类此。
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夀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饮以酒。夀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十六年】
夀子将欲免急子而必载旌以先者，何故？盖旌旗属，凡使者出竟，则有旌。《仪礼·聘礼》云：“使者载旜及竟，又云及竟张旜，誓乃谒闗人，入竟敛旜乃展，又云及郊又展如初。”注曰：“旜，旌旗属也。载之者，所以表识其事。”此古使者之制如此。夀子所以饮之酒者，正欲使之醉，而后可窃旌以先徃也。自常情看来，夀与朔是同母弟，朔既谗构急子，则夀亦宜同构之也。今乃导急子使行，又欲以身免其死，此最是贤于人处。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夀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眀骊姫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然以道理论之，急夀之死亦有未尽处。父有过，子当掩防而正救之，争相为死，是暴其父之过也。此未得为尽事亲之道，必如舜之号泣，大杖则走，然后能尽事亲之道。
及齐师战于奚疆
译莫敖屈瑕【十三年】
屈瑕自始至终处理这三件事，广泛议论而有所得，但大体上〇属于议论中的议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十全十美〇的人，大抵只有少数。因为这本书不过是旧时一时的想法罢了。
在曹国设防，曹国人送来活牲，这是符合礼制的【十四年】
左氏所说的“礼”，并非左氏自己的说法，而是周朝的典礼。因为孔子在删削《春秋》之前，鲁国的史书原本称为《鲁春秋》。《鲁春秋》的体例，符合周礼的就记载，不符合周礼的也记载，以此来表示劝善戒恶。所以韩宣子到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现在左氏所说的“礼也”之类，就是如此。其中又有两种情况：有周朝原有的典礼经典，又有《春秋》当时所谓的礼。比如“郑国以齐人朝见天子的礼节”，“祭公来于是迎娶王后于纪国，合乎礼”，“曹人送活牲，合乎礼”，这些都是古代所谓的礼。比如“大夫三个月同位而至”，“国君去世〇而合葬”之类，这些都是《春秋》当时所谓的礼。《左传》记载合乎礼的地方极多，必须编缉在一起看，才能将这两种情况看得分明。古代的周礼，并非今天的《周礼》一书。今天的《周礼》一书，只能称为《周官》。
郑国子人来寻求结盟【十四年】
杜氏说：“后来成为子人氏，这是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为氏。”
宋人率领诸侯攻打郑国，焚烧渠门进入，到达大逵【十四年】
逵是道路的名称。比如庄公二十八年，楚国攻打郑国，众军从纯门进入到达逵市。宣公十二年，楚国攻打郑国，从皇门进入到达逵。道路在郑国多称为逵，在齐国多称为荘，在鲁国多称为衢。这些都是根据各国道路的宽窄来命名的。逵道宽九轨，车两轮之间称为轨，一轨宽八尺，九轨宽七十二尺，共计十二步。而《周礼》注解说九轨不称为逵。《尔雅》说：“九条路交汇称为逵。”杜氏认为道宽九轨称为逵，他认为郑国城内不应有九条出路，所以认为是九轨。然而郑国是否有九条交汇的道路也未可知，或者只是能容纳九轨也未可知。这就像蜀中棋盘市之类。
天王派家父来求取车辆，不合礼制。诸侯不进贡车服，天子不私下求取财物【十五年】
杜氏认为车服是上级赏赐给下级的，如《舜典》说：“明察试用以考核功绩，用车服来酬劳”，《益稷》说：“明察众官以考核功绩，用车服来酬劳”，就是如此。然而书中所说的车服也各不相同，如《舜典》所说的是天子用来赏赐诸侯的，《益稷》所说的是人君用来赏赐士大夫的，这两种情况也是理所应当的。至于不私下求取财物，那么诸侯自有常规的贡赋，如《禹贡》九州的赋税，各自进贡其地方的特产。如果过度索取，就是私下求取财物了。天子向下求取车辆，这虽然不符合天子的体统，但天子不能自己置办，所以下求于诸侯，也可见当时诸侯常规赋税不供给，敢于怠慢周王室。
祭仲专权于郑国，宋伯担忧此事，派他的女婿雍纠去杀祭仲。准备在郊外设宴【十五年】当时雍纠不在家中设宴，而一定要在郊外设宴，是什么缘故？因为祭仲是郑国的权臣，党羽众多且强大。如果在国都内设宴，那么救援的人多会到来，必然难以对付。所以在郊外设宴，特地让他处在远离国都的地方，使他的党羽突然到来不及，所以杀了他。这就像阳虎将在蒲圃设宴招待季氏，然后杀他之类相似。因为蒲和郊都是国都之外的偏远之地，而季氏与祭仲都是一国的权臣。
诸侯谋划拥立郑厉公【十五年】
昭公是正嫡出身而流亡，并没有人想要拥立他。厉公是庶子出身而流亡，而诸侯就谋划拥立他。因为昭公弱，厉公强，可见当时不论是非，只论强弱，人情大抵如此。
宣姜与公子朔构陷，急子被公使派往齐国，派盗贼在莘地等候，准备杀他。夀子告诉他，让他走，他不肯，等到出发时，给他喝酒。夀子带着他的旌旗先行，盗贼杀了他【十六年】
夀子想要免除急子之死而一定要带着旌旗先行，是什么缘故？因为旌旗属于标志，凡是使者出边境，就有旌旗。《仪礼·聘礼》说：“使者带着旌旗到达边境，又说到达边境张开旌旗，宣誓后告诉关人，进入边境收起旌旗然后展示，又说到达郊外又展示如初。”注解说：“旌，是旌旗一类。带着它，是用来标识其事。”古代使者的制度就是这样。夀子之所以给他喝酒，正是想让他醉，然后才可以偷取旌旗先行。从常情来看，夀与朔是同母弟，朔既然谗言构陷急子，那么夀也应当一同构陷他。现在却引导急子让他走，又想要以自身免除他的死，这最是人所不及之处。太史公说：“我读世家记载，到了宣公的太子因妇人而被杀，弟弟夀争着去死以相让，这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辨骊姬的过错相同，都厌恶伤害父亲的意志，然而最终死亡，多么可悲啊？有的父子相杀，兄弟相灭，又独自为什么呢？”然而以道理推论，急子和夀子的死也有未尽善之处。父亲有过错，儿子应当掩盖并匡正救助，争相去死，是暴露父亲的过错。这未能做到尽事亲之道，必须像舜那样号啕哭泣，用大杖打就跑，然后才能尽事亲之道。
与齐军在奚疆作战
，事也【十七年】
疆事云者，谓此疆场间微事耳。为疆吏者，当自区处足矣，何必来告？若如契丹来求闗南地之类，此却是大事，须当请之于朝廷，非邉将所能自区处得了。若只是邉鄙间时复侵掠，五里或十里，此亦常事耳，何必一一浼朝廷之听？
译，这是事务【十七年】
所谓边境事务，是指这边境上的一些细微小事罢了。作为边境的官员，应当自行妥善处理就够了，何必来报告？如果像契丹来索取关南土地之类的事情，这才是大事，必须向朝廷请示，不是边境将领所能自行妥善处理的。如果只是边境地区时常发生侵扰掠夺，五里或十里之地，这也是常有的事，何必一一烦扰朝廷听闻？
髙渠弥弑昭公【十七年】
郑荘公聚权谋之臣于朝，虽可以立一时之功，快一时之意，然只荘公可制服之才。至荘公薨，百态交作，都无一豪节义。如渠弥之弑昭公，如祭仲之逐厉公，都不知义理所在。盖此曹平日只理防得权谋，上有人制服则为用，而不敢肆。上既无人，则自用其权谋，自择其便利，何所不至耶？君子非不欲快一时之意，用权谋之士也，所以独取忠厚长者，盖为长久之计耳。
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十七年】
此一句是左氏讥昭公处，言其特能知之耳，而不能去之意，自见于言外。此正是恶恶而不能去也。《左传》中如此处，皆左氏笔髙，含不尽意。
公子逹曰：「髙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十七年】
复是报复之复，谓昭公初间只是恶渠弥，而渠弥后来却弑了昭公，以为报，言其报之之甚也。
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凟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十八年】
左氏所以载申繻谏辞一段者，便要见得姜氏是第一次如齐处，言前此未甞如齐，至此方徃，故申繻以未曽有此遂入諌耳。故左氏因以諌辞系之，大扺作史之法皆如此。后来文姜如齐不知其几，而都无諌者，何故？以此看来，此行是第一次，尤分眀。
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十八年】
此见祭仲全不顾义理，只计较利害底人。且昭公是祭仲所立，渠弥既弑昭公，仲何故不讨，而又事子亹？况仲在当时专据兵权，非力不足。盖当时厉公在栎，自栎入郑地，殊不逺。仲若讨渠弥时，正恐厉公乗隙而入。盖厉公不是无能底人，仲所以顾一时利害，且安顺过。若以贤者处之，安肯如此？
辛伯諌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十八年】
并后如褒姒、申后之类，匹嫡如齐僖公宠夷仲年之类，两政如狐突諌晋太子曰：“外宠二政，是也。”谓如政当由中书出，而令却自近习出之类，耦国如郑京、城晋曲沃之类。
<经部,春秋类,左氏传续说》>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续説卷三 宋 吕祖谦 ▯
荘公
筑王姫之馆于外【元年】
荘公之立，桓公见杀于齐，则荘公之于齐有不共戴天之雠，而不能以复讐为念，前辈论之详矣。然又须识得荘公之要领。王姫归于齐鲁，絶之而不与主婚，义也。而鲁则畏齐之强而不敢絶，欲与之主婚。内则畏清议而不与，外则畏齐之见讨而不敢絶。其君臣之间，宛转商量，一个两不相妨底道理。故筑王姫之馆于外。三传之説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仇，义不可与者，未足为忧。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互者，深可忧。盖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顿回，则其▯不可御。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囬互，亦终于此而已矣。父子之间，天属之恩，荘公报齐之心，宜如火之必▯，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必捍，头目安可以委曲安排回互，使之两不相妨。至如伐郕一段，亦然。荘公本自畏齐，而曰「我实不徳，齐师何罪」，皆是立一个名字文饰之。此其所以终于不振。谷梁谓主王姫者必自公门出，注云：「公门，朝之外门。主王姬者，当设几筵于宗庙以俟迎，故在公门之内。筑王姬之馆，又曰于朝则已尊，于寝则已卑，为之改筑外变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此同姓主婚之制，而鲁人改筑之意也。然天子之女下嫁诸侯，何以必鲁主之，而天子不自主？盖天子不当与诸侯为敌体，是故天子嫁女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鲁于周为同姓，故使主之。然荘公是时于齐有不共戴天之仇，荘公非不知道理去不得，只缘力弱不能自强，眀告天子，誓与齐絶，恐恐然惧为齐所侵伐，只顾些少利害，忘了父子大义，却説中间做委曲底道理。大抵为人最戒如此，设辞做事极是害人，宁是不知义理底人，一旦觉时尚有改悔时节。
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四年】
楚初称荆，诗所
译高渠弥弑杀昭公【十七年】
郑庄公在朝廷上聚集了善于权谋的臣子，虽然可以建立一时的功业，满足一时的意愿，然而这些只是庄公能够制服的人才。等到庄公去世，各种丑态纷纷出现，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节操和道义。比如高渠弥弑杀昭公，比如祭仲驱逐厉公，都不知道道义所在。大概这些人平日里只懂得权谋，上面有人制服他们，他们就为人所用，而不敢放肆。上面既然没有人了，他们就运用自己的权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做法，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君子并非不想满足一时的意愿，任用善于权谋的人，之所以唯独选取忠厚长者，是为了长远的打算啊。
君子说昭公知道所厌恶的人了【十七年】
这一句是《左传》讥讽昭公的地方，意思是说他仅仅能够知道罢了，而不能除去的意思，自然从言外显现出来。这正是厌恶恶人却不能除去啊。《左传》中像这样的地方，都是左丘文笔法高超，含蓄不尽之意。
公子达说：“高伯大概要被杀了吧？报复的恶行太过分了【十七年】
复是报复的复，是说昭公当初只是厌恶高渠弥，而高渠弥后来却弑杀了昭公，以此来报复，说的是他报复得太过分了。
国君将要出行，于是带着姜氏到了齐国。申繻说：“女子有家，男子有室，不要互相亵渎，这就叫作有礼。轻易这样做，必定失败【十八年】
《左传》之所以记载申繻劝谏的话这一段，就是要让人看出姜氏是第一次去齐国，意思是以前不曾去齐国，到这时才去，所以申繻因为不曾有这样的先例就入朝劝谏。所以《左传》因此把劝谏的话附在后面，大体上作史的方法都是这样。后来文姜去齐国不知道有多少次，而都没有劝谏的人，为什么呢？从这一点来看，这次出行是第一次，尤其明显。
有人说：“祭仲因为明智而免于祸患。”祭仲说：“确实如此【十八年】
这显示出祭仲完全不顾道义，只计较利害的人。况且昭公是祭仲拥立的，高渠弥既已弑杀昭公，祭仲为什么不讨伐，反而侍奉子亹呢？况且祭仲在当时专掌兵权，并非力量不足。大概当时厉公在栎地，从栎地进入郑国境内，距离并不远。祭仲如果讨伐高渠弥时，正担心厉公乘虚而入。大概厉公不是无能的人，祭仲所以顾念一时的利害，姑且安顺度过。如果用贤者的标准来衡量，怎么肯这样做呢？
辛伯劝谏说：“并列皇后，匹敌嫡子，两种政令，两个国家，这是动乱的根源【十八年】
并列皇后像褒姒、申后之类，匹敌嫡子像齐僖公宠爱夷仲年之类，两种政令像狐突劝谏晋太子说：“外宠二政”，就是这样。意思是政令应当由中书省发出，却反而由近侍发出之类，两个国家像郑国的京城、晋国的曲沃之类。
《经部,春秋类,左氏传续说》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续说卷三 宋 吕祖谦
庄公
在宫外为王姬建造馆舍【元年】
庄公即位，桓公在齐国被杀，那么庄公对于齐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却不能以报仇为念，前辈论述得很详细了。然而又必须认清庄公的要领。王姬归于齐国，鲁国断绝关系而不为她主婚，这是合乎道义的。而鲁国畏惧齐国的强大而不敢断绝，想要为她主婚。对内畏惧清议而不参与，对外畏惧齐国讨伐而不敢断绝。君臣之间，婉转商量，找到一个两不相妨的道理。所以在宫外为王姬建造馆舍。三传的说法不一，然而都不一定正确。天下之事，不知道有不共戴天之仇，道义上不可与之交往的，不值得担忧。已经知道了却寻求委曲周旋的方法，才值得深深担忧。大概那些不知道的人，良心一旦回转，那么其势不可阻挡。已经知道了却想立一个名义，寻求委曲周旋，最终也止步于此罢了。父子之间，天然的血缘恩情，庄公报复齐国的心，应当像火必然燃烧，像水必然寒冷，像手足必然捍卫，头脑怎么可以委曲安排周旋，使之两不相妨。至于伐郕那一段，也是这样。庄公本来畏惧齐国，却说“我实在不德，齐国的军队有什么罪”，这都是立一个名义来文饰。这就是他最终不振作的原因。《谷梁传》说主婚王姬的人必定从公门出去，注解说：“公门，朝廷的外门。主婚王姬的人，应当在宗庙设置几筵等待迎接，所以在公门之内。为王姬建造馆舍，又说在朝廷则太尊贵，在寝宫则太卑贱，为之改建外馆是正当的。”仇敌之人，不应当接待婚姻。丧服不应当接待冠冕。这是同姓主婚的制度，而鲁国人改建的意思。然而天子之女下嫁诸侯，为什么必定由鲁国主婚，而天子不自主呢？大概天子不应当与诸侯地位对等，所以天子嫁女给诸侯，必定让同姓的诸侯主婚。诸侯嫁女给大夫，必定让同姓的大夫主婚。鲁国与周朝是同姓，所以让鲁国主婚。然而庄公这时对于齐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庄公并非不知道道理上不能去，只因为力量弱小不能自强，明确告诉天子，发誓与齐国断绝，恐惧害怕被齐国侵伐，只顾些许利害，忘记了父子大义，却说中间做委曲的道理。大体上做人最忌讳这样，设辞做事极是害人，宁可是不懂道义的人，一旦觉悟时还有改悔的时候。
楚武王穿着荆尸，授予军队孑旗，用来讨伐随国【四年】
楚国起初称荆，诗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