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讲义》卷一上宋戴溪撰隠公
必书首月，所以备天道而成嵗功也【按黄震《日抄》云：胡文定谓《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朱子疑之。岷隠戴氏在东宫进讲，常以夏正为説，于时事亦未见其甚背。窃意三代虽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时恐无可改，故所抄依戴氏焉。又按《日抄》云：隠公不书即位，戴氏以经之所无付之不言。今考讲义隠摄云云，实依左氏为説，黄氏读之不审耳】
译必定记载首月，是为了完备天道而成就一年的功业。【按黄震《日抄》说：胡文定认为《春秋》用夏历的季节来冠于周历的月份，朱子对此表示怀疑。岷隠戴氏在东宫进讲时，常以夏正为说，对于当时的时势也并未见其严重违背。我私下认为，三代虽然有过更改正朔的事情，但天时恐怕是无法更改的，所以所抄录的内容依据戴氏之说。又按《日抄》说：隐公不记载即位，戴氏将经文中没有记载的事情归于不言。现在考证讲义中关于隐公摄政的说法，实际上是依据左氏的观点，黄氏阅读时不够审慎罢了】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按讲义称邾称盟蔑是戴氏録经文从左氏之证】春秋之法，书时、书月、书日，有月而无日者，史之阙文也。邾者，中国之附庸；仪父者，邾君之字也。中国之附庸，例称字。其曰「公及盟」，何也？及者，内为志。隠公即位，欲求好于邾，故是盟也，出于公之志。邾之与鲁，壤地相接，数防屡盟，非不善也。然而人情利害相及，则嫌隙易生，其后或侵或伐，纷然而不定，卒之哀公入邾，执邾子益以归。观始焉盟蔑之好，终焉入邾之役，则知屡盟之无益，人情之可畏如此也。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叔段者，郑伯同母之弟也。曷为不以弟书？见叔段不以弟事其兄，郑伯不能友爱其弟也。《书》曰：「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其郑伯、叔段之谓欤？称郑伯克段，若途之人然，亲亲之义絶矣。克者，力胜之辞也。以郑国之力施之叔段，沛然有余矣。其曰力胜，何也？段多才而好勇，外为邑人所归，内有姜氏之助，缮甲兵，具卒乘，将为袭郑之谋，其力固未易胜也。郑伯命公子吕出车二百乘以伐之，其用力亦少劳矣。段本在京而出奔鄢，无能为矣。使郑伯缓追逸贼，犹可以全亲亲之义。克之于鄢，其迫之为已急矣。春秋书郑伯、书克、书于鄢，探郑伯之志而着其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加天于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笔也。先书「王正月」，次书「天王」，此尊王之大义，圣人作《春秋》之本防也。当是之时，周室既衰，自侪于诸侯。圣人作《春秋》，援周室于千仭之渊，称天王于诸侯之上，见王者在上，其尊如天，而诸侯之众，其卑如地。一字之严，凛然而不可犯，其功用可谓大矣。然而王者奉若天道，赏曰天命，刑曰天讨，有一不当，则失其所以为天矣。今也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揆之典礼，容有未安。仲子者，桓公之母，非惠公之夫人也，天子不当归赗。宰咺者，天子之冢宰，以道佐王，非所当使于诸侯。就使仲子之卒，礼所当赗，宰咺不当遣也。礼，天子之宰当称爵，周公是也。今也宰咺书名，用见冢宰之自轻也。《春秋》书此，所以重典礼而敬大臣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国之大事也。邦国有疑，防同则盟之。诸侯自相为盟，苟非大事，犹曰不可，况国之微者乎？及宋人盟，内不书其人，外不书其名，其微者可知矣。隠公，声子所自出，于宋有甥舅之亲，即位而修好，固人情所当然也。三年之久，公始与宋公遇于清，鲁之于宋，未汲汲然也。不知两国微者相与为盟，果为何事耶？宿者，国也。盟于其国，则宿亦与焉。意者其为宿盟乎？观宋人迁宿之事，则宿之服属于宋亦已久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祭者，畿内之国也。凡、蒋、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裔也。特未知祭伯者，亦公之后乎？若是，则与鲁亲矣。书「来」者，见祭伯之自出，非有王命也。今年之秋，天王使宰咺归赗于鲁，未几而祭伯来，必非王命也。来者，来朝也。其不言朝者，何也？畿内诸侯，不当朝于列国，盖内外尊卑之分所当然也。祭或称公，或称叔。其称公者，甞受命为三公；其称叔者，未受爵者也。
公子益师卒
二年春
隠公在位十有一年，独元年书春王正月，余十年不书正月。说者曰：「隠十年无正，隠不自正也。」古者诸侯受正朔于天子，故月正元日朝正于庙。隠不书正，自谓居摄，不行朝正之礼，故也。隠公十年不书正，桓公十四年不书王，二年不书秋冬，此又《春秋》言外之深防也【按此条讲义《永乐大典》原本在十一年十一月经文下，今移正】
公防戎于潜
古者戎狄种落间与中国杂处，近于鲁者为徐戎，多为鲁患。当伯禽之时，徐戎并兴，东郊不开。伯禽至于治戎器以伐之，具版筑以备之。今也，隠公与戎防于潜，左氏以为修惠公之好，鲁与戎好，其来久矣。未几，复盟于唐。至于桓公，盟唐再书，戎鲁会盟
译三月，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春秋的书写法则，记载时、月、日，有月而无日的，是史官的缺漏。邾国，是中原国家的附庸；仪父，是邾国国君的表字。中原国家的附庸，惯例称表字。这里说“公及盟”，为什么呢？“及”字，表示这是鲁国方面的意愿。隐公即位，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这次结盟，出于隐公的意愿。邾国与鲁国，土地相连，多次防备、屡次结盟，并非关系不好。然而人情世故中利害相关，嫌隙就容易产生，后来有时侵犯有时征伐，纷乱而不安定，最终哀公进入邾国，抓获邾子益带回国。看起初在蔑地结盟的友好，到后来进入邾国的战事，就知道屡次结盟没有益处，人情之可畏就是这样。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
叔段，是郑伯同母的弟弟。为什么不按“弟”来记载？因为叔段不以弟弟的身份侍奉兄长，郑伯也不能友爱弟弟。《尚书》说：“对于弟弟不念上天显赫的恩德，就不能恭敬他的兄长；兄长也不念抚育子女的辛劳，对弟弟极其不友爱。”这说的不就是郑伯和叔段吗？称郑伯打败段，就像对待路上的陌生人一样，亲爱亲人的道义断绝了。“克”，是力量战胜的用语。用郑国的力量对付叔段，充沛有余了。为什么说力量战胜呢？因为段多才而好勇，外面被邑人归附，内有姜氏的帮助，修缮甲兵，备齐车马，将要实施袭击郑国的阴谋，他的力量本来不容易战胜。郑伯命令公子吕出动两百辆战车去讨伐他，所用的力气也稍微有些劳顿。段本来在京地，却逃奔到鄢地，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如果郑伯放慢追击，放过逃贼，还可以保全亲爱亲人的道义。在鄢地打败他，逼迫得太急切了。春秋记载郑伯、记载“克”、记载在鄢地，是探究郑伯的心志而彰显他的罪过。
秋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
在“王”之上加“天”字，这是《春秋》特有的笔法。先写“王正月”，次写“天王”，这是尊崇周王的大义，是圣人作《春秋》的根本用意。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自比于诸侯。圣人作《春秋》，把周王室从千仞深渊中拉出来，在诸侯之上称天王，显示王者在上，尊贵如天，而诸侯众多，卑下如地。一字之严厉，凛然不可侵犯，其功用可谓伟大了。然而王者奉行天道，赏赐称为天命，刑罚称为天讨，有一处不当，就失去了作为天子的资格。现在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衡量典礼，恐怕有不安妥之处。仲子，是桓公的母亲，不是惠公的夫人，天子不应当送助丧财物。宰咺，是天子的冢宰，以道义辅佐君王，不应当被派往诸侯国。即使仲子去世，按礼应当送助丧财物，也不应当派遣宰咺。按礼，天子的冢宰应当称爵位，周公就是这样。现在宰咺称名，显示出冢宰的自我轻视。《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重视典礼而敬重大臣。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结盟，是国家的大事。国家有疑虑，共同防备就结盟。诸侯互相结盟，如果不是大事，尚且说不可，何况是地位低微的国家呢？与宋人结盟，对内不记载人名，对外不记载名字，其地位低微可以知道了。隐公，是声子所生，与宋国有甥舅之亲，即位后修好，固然是人情所当然的。过了三年之久，隐公才与宋公在清地相遇，鲁国对宋国，并不急切。不知道两国地位低微的人互相结盟，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呢？宿，是一个国家。在宿地结盟，那么宿国也参与了。大概是为宿国结盟吧？看宋人迁移宿国的事，那么宿国服属于宋国也已经很久了。
冬十二月，祭伯来朝。
祭，是王畿内的国家。凡、蒋、邢、茅、胙、祭，都是周公的后裔。只是不知道祭伯，也是周公的后裔吗？如果是，那么与鲁国亲近了。记载“来”，显示祭伯是自己来的，没有周天子的命令。今年秋天，周天子派宰咺送助丧财物给鲁国，不久祭伯就来，必然不是周天子的命令。“来”，是来朝见。为什么不说是朝见呢？王畿内的诸侯，不应当在列国朝见，这是内外尊卑的区别所当然的。祭国国君有时称公，有时称叔。称公的，曾经受命为三公；称叔的，没有受爵位的。
公子益师去世。
二年春
隐公在位十一年，只有元年记载春王正月，其余十年不记载正月。解说的人说：“隐公十年没有正，隐公自己不正。”古代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正朔，所以在正月元日在宗庙朝见正朔。隐公不记载正，是自认为居摄，不行朝正之礼的缘故。隐公十年不记载正，桓公十四年不记载王，二年不记载秋冬，这又是《春秋》言外深远的用意。
隐公在潜地与戎人结盟。
古代戎狄部落间与中原国家杂居，靠近鲁国的是徐戎，多为鲁国祸患。在伯禽的时候，徐戎同时兴起，东郊不能开辟。伯禽于是整治兵器去讨伐他们，准备版筑来防备他们。现在，隐公与戎人在潜地结盟，左氏认为是修好惠公的友好，鲁国与戎人交好，由来已久了。不久，又在唐地结盟。到了桓公时，在唐地结盟再次记载，戎人与鲁国会盟
遂为故事。夫戎狄非盟防可结也。庄公之时，亲追戎于济西，盟果何益哉？《春秋》安得不谨而志之？书及盟者，鲁公之志也。
译于是成为惯例。戎狄这类部族，不是靠结盟设防就能交好的。鲁庄公在位时，亲自到济水以西追击戎人，结盟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春秋》怎能不谨慎地记载这件事呢？记载“与戎结盟”，是鲁国国君的意愿。
夏五月莒人入向
按左氏，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故莒人入向。夫妇之不谐，正家之道未至也，何至以干戈相向？入之为言，不顺之辞也，造人之国都，几有其地矣。观宣公之时，伐莒取向，则知向为莒之邑久矣。不知入向之后，莒何时复取之以为莒邑耶？大要书入者，虽未至尽有其地，然既入之后，日侵月削，积久而取之者亦多矣。
无骇帅师入极
无骇者，展无骇也。何以不氏？未赐族也。其称帅师者，将尊而师众也。极，小国也。命将出师，直入其国，鲁之怙彊亦甚矣。自无骇入极之后，终《春秋》之世，极无闻焉。意者卒见取于鲁耶？《春秋》之初，小国尚多，至于末年，寂寥几尽。鲁，秉礼之国也，取根牟，取鄟，取邿，取鄫，其所取者不止一国，而况于诸侯强大者乎？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晋自武、献以下，兼国多矣。可胜叹哉！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按戴氏所释经文多从左氏《春秋》，观讲义中亦称裂繻可见】
婚礼，人之大伦也。为国君者，合二姓之好，以为宗庙社稷主，故冕而亲迎，不以为重。今也纪裂繻来逆女，书于《春秋》，传者以为逆女当亲行使大夫非正也，是则然矣。然考之《昬义》，壻迎妇于其家，御轮授绥，三周而先归，俟于门外，相去盖不逺矣。有如国君之尊，逺适他国以行亲迎之礼，则国事少废矣。说者以为文王娶于莘，莘之国在渭之涘，故文王亲迎于渭，然文王是时为世子，犹可以逺出也。韩侯娶于蹶父之女，韩侯迎止于蹶之里，此诸侯亲迎之礼也。然蹶父为天子卿士，韩侯入觐于天子，故因迎于蹶里，非专为亲迎行也，其理恐或然。春秋内女适列国者多矣，其事不尽书于《春秋》。伯姬之归纪，其事甚可念也。纪亡而伯姬不能葬，使齐侯得以葬之，故《春秋》书伯姬之归于前，又书伯姬之葬于后，所以志伯姬之终始也。
纪子帛莒子盟于宻
纪子帛，其义不可晓。说《左氏》者曰：「子帛者，纪裂繻之字也。」书外大夫于诸侯之上，《春秋》无是也。《公》、《谷》二传，帛皆作伯，义亦不通。帛之一字，非羡文，则字误也。圣人存而不削，史之旧文不敢改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郑人伐卫
按左氏，叔段之乱，段之子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伯以王师、虢师伐卫，又请师于邾，邾私于鲁公子豫，豫帅师防。伐其事可谓重矣，春秋削之而不书。今兹复伐卫，讨滑之乱也。夫郑伯不容其母弟，逐其弟及其子，又不能容之于卫，请师于王以伐之。春秋以为王师之重，非郑伯所得用也，故没而不録。观郑伯前日之所以伐卫者如此其重，今兹再伐必非轻用微者。春秋以郑人书，盖贬郑伯之无亲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法，祥瑞不书，有变异则书。故日食书于春秋者三十有六。凡日之食，必书朔。其不言朔者，或在朔之前，或在朔之后也。说者谓：「日食之日，隂阳有定数，无与于灾异。」是大不然。隂阳薄蚀，天道有亏。代天作子，适当天变，恶可不恐惧脩省以回天谴？譬如父母有疾，为人子者，当引咎归已，请命于天，庶几父母之可安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按戴氏释此一经，独从公、谷，见成十六年「公防尹子」，昭二十三年「尹氏立朝」讲义】
秋武氏子来求赙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春秋》书诸侯相盟，始于宻，次则石门。厥后瓦屋之盟，则诸侯参盟之始也。人愈众，则志愈分；志愈分，则盟愈不可信矣。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莒在春秋不得为大国，前年入向，固已甚矣。今兹伐人之国，取人之邑，狃于前日之胜，而忘其国之微，无乃太甚乎？书伐书取，甚之也。异时，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以不义得之，以不义失之，徒为叛人之资尔。背义以求利
译夏五月，莒国人入侵向国。
查考《左传》，莒国国君娶向国女子为妻，向姜在莒国生活不安适而返回本国，因此莒国人入侵向国。夫妻之间不和睦，是因为端正家道的道理没有达到，何至于动用兵器互相攻击？“入”这个字，是不顺从的措辞，意思是进入别人的国都，几乎要占有那片土地了。观察鲁宣公时期，鲁国攻打莒国夺取向地，就知道向地早就成为莒国的邑镇了。不知道在入侵向国之后，莒国何时又夺回它作为莒国的邑镇呢？大体上，《春秋》记载“入”，虽然还没有完全占有那片土地，但在进入之后，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侵吞削减，经过长久积累而最终夺取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无骇率领军队入侵极国。
无骇，就是展无骇。为什么不称他的氏？因为他还没有被赐予族氏。这里称他“帅师”，是因为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极，是一个小国。任命将领出兵，直接入侵其国，鲁国倚仗强盛也太厉害了吧。自从无骇入侵极国之后，直到《春秋》记载的末期，极国再也没有消息了。大概最终被鲁国吞并了吧？《春秋》初期，小国还很多，到了末年，寂静寥落，几乎灭绝。鲁国，是秉持礼制的国家，夺取根牟，夺取鄟，夺取邿，夺取鄫，它所夺取的不止一个国家，何况那些强大的诸侯呢？汉水以北的姬姓诸侯国，实际上都被楚国吞并了。晋国自晋武公、晋献公以来，兼并的国家也多啊。真是令人感叹！
秋八月庚辰日，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接新娘。冬十月，伯姬嫁到纪国【按戴氏所解释的经文多遵循《左传》，从讲义中也称裂繻可以看出】
婚礼，是人伦中的大事。作为国君，联合两个姓氏的好意，为了确立宗庙社稷的主人，所以戴着礼帽亲自迎接新娘，不认为这是繁重的负担。现在纪国的裂繻来迎接新娘，被记载在《春秋》中，传注者认为迎接新娘应当由国君亲自前往，派遣大夫是不合正道的，这确实是对的。然而考察《昏义》，新郎到新娘家迎接，扶着新娘上车，绕车三圈后先回去，在门外等候，相距大概不远。如果国君尊贵，远赴他国去执行亲迎之礼，那么国家事务就会有所荒废。有人说周文王娶莘国女子，莘国在渭水边，所以文王在渭水亲迎，但文王当时是世子，还可以远行。韩侯娶蹶父的女儿，韩侯在蹶父的里邑迎接，这是诸侯亲迎的礼节。但蹶父是天子的卿士，韩侯入朝觐见天子，所以顺便在蹶父的里邑迎接，并非专门为了亲迎而去，这个理由恐怕是可能的。春秋时期，鲁国女子嫁到列国的很多，这些事情并不都记载在《春秋》中。伯姬嫁到纪国，这件事很值得怀念。纪国灭亡后，伯姬不能安葬，让齐侯得以安葬她，所以《春秋》先记载伯姬嫁到纪国，后又记载伯姬的安葬，以此来记录伯姬的始终。
纪国的子帛与莒国国君在宻地结盟。
纪国的子帛，其含义不可理解。解释《左传》的人说：“子帛，是纪裂繻的字。”将外国大夫列在诸侯之上，《春秋》中没有这样的体例。《公羊传》、《谷梁传》两传，帛都写作伯，含义也不通。这个“帛”字，如果不是衍文，就是错字。圣人保留而不删改，是因为史官的旧文不敢改动。
十二月初二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
郑国人攻打卫国。
查考《左传》，叔段的叛乱，段之子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廪延。郑伯率领王师、虢师攻打卫国，又向邾国请求援军，邾国私下与鲁国公子豫勾结，豫率领军队防备。攻打这件事可以说很严重了，但《春秋》删削而不记载。这次再次攻打卫国，是讨伐滑的叛乱。郑伯不容忍自己的亲弟弟，驱逐他的弟弟以及他的儿子，又不能容忍他们在卫国，向周王请求军队去攻打他们。《春秋》认为王师的尊贵，不是郑伯所能使用的，所以隐没而不记录。看郑伯先前攻打卫国是如此严重，这次再次攻打必然不是轻率使用微弱的力量。《春秋》用“郑人”来记载，大概是贬低郑伯缺乏亲情。
三年春，周王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春秋》的法则，祥瑞不记载，有变异则记载。所以日食在《春秋》中记载了三十六次。凡是日食，必定记载朔日。那些不记载朔日的，或者在朔日之前，或者在朔日之后。有人说：“日食那天，阴阳有定数，与灾异无关。”这是大错特错。阴阳薄蚀，天道有亏损。代替上天做儿子的君主，正逢天变，怎么能不恐惧修省以挽回上天的谴责？譬如父母有病，作为子女的，应当归咎于自己，向天请命，或许父母可以安康。
三月庚戌日，周天子去世。
夏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按戴氏解释这一经，唯独遵循《公羊传》、《谷梁传》，见成公十六年“公防尹子”，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朝”的讲义】
秋，武氏子来请求赙赠。
八月庚辰日，宋国国君和去世。
冬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春秋》记载诸侯互相结盟，始于宻地，其次是石门。后来的瓦屋之盟，则是诸侯参与结盟的开始。人越多，志向就越分散；志向越分散，盟约就越不可信了。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
四年春，周王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
莒国在春秋时期不能算大国，前年入侵向国，已经太过分了。这次攻打别人的国家，夺取别人的邑镇，习惯于前日的胜利，而忘记自己国家的微弱，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记载“伐”和“取”，是表示谴责。后来，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以及防、兹来投奔鲁国，以不义的手段得到，又以不义的手段失去，只是成为叛徒的资本罢了。背弃道义来追求利益
诸侯相与之礼，有朝，有聘，有防，有盟，而又有遇礼焉。遇之礼，造次简畧，有邂逅适愿之意。春秋谨而志之，讥失礼也。曲礼曰：「诸侯未及期而相见曰遇。」其简畧可知也。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按左氏，卫州吁之立也，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然则伐郑之谋，卫实先之，春秋以宋公主兵，何也？州吁，卫之乱臣贼子也，卫人不以为君。宋公怵于州吁之邪说，帅师以伐郑，则是师也，非宋公谁实主之？书宋公于其上，书卫人于其下，圣人之深意也。卫人者，州吁也，不与州吁之为君，故以卫人书。翚者，公子翚也，不书公子，恶之也。宋公请师于鲁，鲁公不许。公子翚固请帅师，隠公之祸，翚实为之。怙彊专政，有自来矣。春秋之辞，贵乎简严，不曰「翚帅师防伐郑」，而再书宋陈蔡卫者，详其辞，所以甚其罪也。
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州吁之罪，天子所当讨也；卫晋之立，天子所当命也。今也不然，讨有罪，立嗣君，皆出于卫人之意。圣人直书之曰「人」，言权之不出于上也。州吁称名，晋不称公子，其辞严矣。
五年春公矢鱼于棠
左氏曰：「矢鱼。」公、谷曰：「观鱼。」矢之为言，陈也，陈鱼而观之，其实一也。说者谓矢鱼者，射鱼也，其说亦通。《灵台》之诗曰：「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言文王有仁德，而其民乐之也。使隠公知此意，能与民同乐，则民乐其有鸟兽鱼鼈矣，何至逺去国都，陈鱼而观之？礼失地逺春秋》雨讥之。
夏四月葬卫桓公
秋卫师入郕
春秋》之法：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故「卫师入郕」与「莒人入向」，书法不同。郕、卫，同姓之国也。卫君方立，桓公始葬，首兴报复之师，无乃太早计乎？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
仲子，非惠之夫人，故仲子既葬，不祔于惠之庙。隠公为仲子别立宫。考者，宫既成而祭之名也。六羽者，舞之名也。舞者，执干而舞谓之武舞，执羽而舞谓之文舞。天子之舞，用八人为一列，凡八列，共六十有四人，故总名曰八佾。鲁僭用天子之礼，舞八佾于羣公之庙久矣。今焉考仲子之宫，不敢用八而用六，故曰「初献六羽」。何以不言六佾？妇人无武事，故有羽舞而无干舞。是礼也，其隠公之失欤？仲子既非夫人，宫不当立，祭不当舞。原隠公之意，欲立桓公为君，尊其母为夫人，故委曲迁就若此。不知典礼之坏，有以启人之奸心，异日之祸，皆失礼有以基之也。
邾人郑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郑人以王师防之，伐宋，入其郛。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邾，附庸之国也，是时未列于诸侯，何以书于郑人之上？伐宋之谋，邾实启之，郑实辅之，故以邾主兵也。伐宋入郛，宋不以实告，故《春秋》书伐而不书入。
螟
春秋》于螽、螟、水、旱皆书，所以重农事也；重农事，所以爱民命也。人君一念及此，必不敢违天以病民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郑围长葛
谷梁曰：「伐国不言围邑」，说《春秋》者多用之，其实未必然也。伐人之国，其事不一，固有造其国都门焉而还者，《春秋》当以伐书；若筑垒堙堑，环而守之，《春秋》岂得不以围书？若楚子围郑之类是也。苟非造其国都，而直围人之邑，《春秋》不先以伐书，则未知其为谁之邑也。今书伐郑围长葛者，记事之体当然也。宋、郑未有旧怨，止因交兵之故，结怨不已。长葛之围，久而不去，经一年之久，不取不止。《春秋》恶其黩兵，书围长葛于前，书取长葛于后，不待贬而罪可见矣。
六年春，郑人来输平【按此条经文，戴氏从公、谷，观下讲义中屡称「输平」可见】左氏曰：「渝平。」公、谷曰：「输平。」渝之为
译诸侯之间相互交往的礼节，有朝见，有聘问，有会盟，有结盟，还有不期而遇的礼节。不期而遇的礼节，仓促简略，含有偶然相遇、恰好如愿的意思。《春秋》谨慎地记载它，是讥讽其失礼。《曲礼》说：“诸侯未到约定的日期而相见叫做遇。”其简略程度由此可知。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秋天，公子翚率领军队，抵御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根据《左传》，卫州吁即位时，派人告诉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您的祸害，您做主帅，我国将出兵与陈国、蔡国跟随。”那么攻打郑国的谋划，卫国实际上是发起者，《春秋》却以宋公为主帅，为什么呢？州吁是卫国的乱臣贼子，卫国人不认为他是国君。宋公被州吁的邪说所诱惑，率领军队攻打郑国，那么这支军队，如果不是宋公，还有谁做主帅呢？把宋公写在上面，把卫人写在下面，这是圣人的深意。卫人指的是州吁，不承认州吁做国君，所以用“卫人”来记载。翚指的是公子翚，不写“公子”，是厌恶他。宋公向鲁国请求出兵，鲁隐公不答应。公子翚坚持请求率领军队，鲁隐公的祸患，实际上是公子翚造成的。倚仗强大、专断朝政，由来已久了。《春秋》的文辞，贵在简练严肃，不说“翚率领军队抵御攻打郑国”，而是再次书写宋、陈、蔡、卫，是为了详细叙述，从而加重他们的罪责。
九月，卫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冬天十二月，卫人拥立晋为国君。
州吁的罪过，是天子应当讨伐的；卫晋的即位，是天子应当册命的。现在却不是这样，讨伐有罪之人，拥立新君，都出于卫人的意愿。圣人直接记载为“人”，意思是权力不出自于天子。州吁直呼其名，晋不称公子，文辞严厉啊。
五年春天，鲁隐公在棠地射鱼。
《左传》说：“射鱼。”《公羊传》、《谷梁传》说：“观鱼。”“矢”的意思是陈列，陈列鱼来观看，其实是一样的。解说者认为“矢鱼”是射鱼，这种说法也通。《诗经·灵台》说：“文王在灵沼，鱼儿满池跳跃。”是说文王有仁德，他的百姓乐于此。如果鲁隐公懂得这个意思，能与百姓同乐，那么百姓就会乐于拥有鸟兽鱼鳖了，怎么会远离国都，陈列鱼来观看呢？违背礼制、地点偏远，《春秋》讥讽他。
夏天四月，安葬卫桓公。
秋天，卫军进入郕国。
《春秋》的法度：将领地位低、军队多，称“师”；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人”。所以“卫师入郕”与“莒人入向”，书法不同。郕国、卫国，是同姓的国家。卫国国君刚刚即位，卫桓公刚下葬，就首先兴起报复的军队，岂不是太早计了吗？
九月，考祭仲子的宫殿，初次献舞六佾。
仲子不是鲁惠公的夫人，所以仲子死后，不附祭于惠公的庙。鲁隐公为仲子另外建立宫殿。“考”是宫殿建成后祭祀的名称。“六羽”是舞蹈的名称。舞者，手持盾牌跳舞叫做武舞，手持羽毛跳舞叫做文舞。天子的舞蹈，用八人为一列，共八列，总共六十四人，所以总名叫八佾。鲁国僭用天子的礼节，在群公的庙里跳八佾舞已经很久了。现在考祭仲子的宫殿，不敢用八佾而用六佾，所以说“初次献舞六羽”。为什么不叫六佾？妇人没有武事，所以有羽舞而没有干舞。这种礼节，大概是鲁隐公的过失吧。仲子既然不是夫人，就不应当立宫，祭祀也不应当跳舞。推究鲁隐公的本意，是想立桓公为国君，尊崇他的母亲为夫人，所以委曲迁就这样。不知道礼制的败坏，会启发人的奸邪之心，日后的祸患，都是由失礼所奠基的。
邾人、郑人攻打宋国。
《左传》说：“宋人夺取邾国的田地，邾人向郑国告急。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抵御，攻打宋国，进入宋国的外城。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情况。鲁隐公听说他们进入外城，将要救援，问使者说：‘军队到了哪里？’回答说：‘还没到国都。’鲁隐公生气，于是停止救援。”邾国是附庸国，当时没有列入诸侯，为什么写在郑人上面？攻打宋国的谋划，邾国实际是发起者，郑国实际是辅助者，所以以邾国为主帅。攻打宋国进入外城，宋国不据实报告，所以《春秋》只写“伐”而不写“入”。
发生螟灾。
《春秋》对于螽灾、螟灾、水灾、旱灾都记载，是为了重视农事；重视农事，是为了爱护百姓的生命。君主一旦想到这一点，就一定不敢违背天意来使百姓受苦了。
冬天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谷梁传》说：“攻打别国不写包围城邑”，解说《春秋》的人多采用这种说法，其实未必如此。攻打别人的国家，情况不一，有到达国都城门就返回的，《春秋》应当用“伐”来记载；如果修筑堡垒、填平壕沟，环绕防守，《春秋》怎么能不用“围”来记载呢？像楚子围郑之类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到达国都，而直接包围别人的城邑，《春秋》如果不先写“伐”，就不知道那是谁的城邑了。现在写“伐郑围长葛”，是记事体例当然如此。宋国、郑国没有旧怨，只是因为交战的原因，结怨不止。长葛被包围，很久不撤军，经历了一年之久，不夺取不罢休。《春秋》厌恶他们滥用武力，先写“围长葛”，后写“取长葛”，不需要贬斥，罪责就显而易见了。
六年春天，郑人来输平【按此条经文，戴氏遵从《公羊传》、《谷梁传》，看下文讲义中屡次称“输平”可见】《左传》说：“渝平。”《公羊传》、《谷梁传》说：“输平。”“渝”的意思是
言更也，言更前之怨而为今之平也；输之为言纳也，言纳今之欵以求平于我也。其辞虽不同，其义则一矣。郑人与鲁有旧怨，今焉既与宋人交恶，惧鲁之谋已也，故易仇怨而为和平。凡平者，春秋之所喜也。然郑伯之意，非出于真情，异时归祊、假许田之事，皆于此乎始，故春秋谨而志之，见郑伯之为谖也。
译“更”的意思是改变，指改变以前的怨恨而达成如今的和平；“输”的意思是交纳，指交纳如今的诚意以求得与我的和平。它们的措辞虽然不同，但含义是一致的。郑国人与鲁国有旧怨，如今既然与宋国交恶，害怕鲁国谋划自己，所以将仇怨转变为和平。凡是和平之事，都是《春秋》所赞许的。然而郑伯的心意并非出于真情，后来归还祊地、借取许田的事情，都由此开始，所以《春秋》谨慎地记载此事，以显示郑伯的欺诈。
夏五月辛酉公防齐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于齐也。」隠公初与郑平，及今又与齐平，可以为美矣。然而齐鲁郑在春秋之初俱为大国，苟能同心合力以抚邻国，则是平也，君子与之。自郑人输平、齐人始平之后，三国防于中邱者，谋伐宋也；防于时来者，谋伐许也。已而入许之师，三国皆与焉。搂诸侯以伐诸侯，何取于平哉？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长葛
非其有而攘夺之，其名曰取。长葛之围，志在必取，罢民日久，不遗余力。所谓「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而民不堪命」者，盖如此。其得祸也，宜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归于纪，在隠之二年。今叔姬始归，何也？待年于国也。《易》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若叔姬者，所谓有待而行者欤？其书于《春秋》者，为入于酅书也。入于酅者，叔姬之贤行也。
滕侯卒
夏城中丘
中邱，鲁之邑也。鲁方无事，非有疆▯之虞，中邱不必城也。就使当城，夏之月非所当役也。谷梁曰：「城为保民为之也。民众城小则益城，益城无极。凡城之志，皆讥也。」盖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城郭沟池以为固，先王所不废也。故民众城小则可以益城，苟不计民之多寡，益城无极，则凡城之志于《春秋》者，皆讥也。有如城其所不必城，役其所不当役，其讥益甚矣。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原注弟年来聘凡两书一见桓公三年】
春秋书法，其称兄若弟者，亲亲之礼当然也。然而宠爱过则伤义，刑罚加则伤恩，随事而观，褒贬见矣。聘问之礼，国有大夫，兄弟之亲，何烦聘使？有如行人失辞，则国家不可屈法。齐僖公宠其母弟，故弟年来聘，两见于《春秋》。异日无知之祸，其亦宠爱之过欤！
秋公伐邾
鲁与邾为邻国，仪父始与隠公盟，邾未尝得罪于鲁，何为隠公亲自伐邾？不惟轻于用兵，其自卑屈亦已多矣。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凡伯出使，非有徒兵之众，戎人无道，掩而执之，直易事尔。春秋何以书伐？大天子之使也。不书执而曰以归，避其名也。左氏曰：「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賔。」楚邱之执凡伯，固有以自取，然天子之使，则不可以不重也。凡伯聘鲁，为戎所执，鲁方与戎盟，不暇问戎之罪。道过楚邱，卫独不能救乎？戎不足责也，鲁卫之罪，其又奚辞？
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
昔也宋公鲁侯遇于清，今宋公卫侯遇于垂，非礼之礼，习而安焉，尤而效焉，不以为异也。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
古者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之从祀者有汤沐之邑；诸侯时朝天子，故天子之郊有诸侯朝宿之邑焉。祊者，郑汤沐之邑；许田者，鲁朝宿之邑也。周室既衰，侯服不朝，时巡不讲，故诸侯朝宿、汤沐之邑皆废而无用。祊近于鲁，许田邻于郑。郑伯利在得许田，未敢直取之鲁，故先使人归祊，以为异日取许田之地。鲁隠不悟其计，受而有之，故春秋书曰：「我入祊。」其曰我入者，受而归于已有德色焉。大抵郑诈而鲁愚，自郑人输平之后，鲁多堕郑计而不自知。曰输平，曰以归者，有卑逊屈下之义焉，用见郑伯之诈也【按《黄震日抄》云：赵鹏飞《经筌》谓鲁要郑而得祊，以前此鲁不救郑也；戴氏则谓郑诈鲁而归祊，以后此郑假许田也。二说不同，而皆精于考究】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诸侯之参盟，始于此。自时厥后，聨合列国，数防屡盟者，何其多也！可胜罪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入春秋以来，莒人入向，已而伐杞，取牟娄，颇有自大之意。今兹鲁公亲与莒人盟，人微者之称，莒彊鲁弱，益可知矣。左氏曰：「以成纪好也。」向者纪、莒二君尝盟于宻，鲁大国也，何乃汲汲然与莒之微者盟乎？
螟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九年
译夏季五月辛酉日，鲁隐公与齐侯在艾地结盟。
左氏说：“这是开始与齐国讲和。”隐公起初与郑国讲和，到现在又与齐国讲和，这可以说是好事了。然而齐、鲁、郑三国在春秋初期都是大国，如果能够同心协力来安抚邻国，那么这种讲和，君子是赞许的。自从郑人请求讲和、齐人开始讲和之后，三国在中邱会盟，是谋划讨伐宋国；在时来会盟，是谋划讨伐许国。随后进入许国的军队，三国都参与了。挟持诸侯去讨伐其他诸侯，这种讲和有什么可取的呢？
秋季七月
冬季，宋国人夺取了长葛。
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强行夺取，它的名称叫“取”。长葛被围困，宋国志在必得，使百姓疲敝日久，不遗余力。所谓“宋殇公即位十年，打了十一仗，百姓不堪忍受”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宋国招致灾祸，是理所当然的！
七年春季，周王三月，叔姬嫁往纪国。
叔姬是伯姬的陪嫁女子。伯姬嫁往纪国，是在隐公二年。现在叔姬才出嫁，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母国等待成年。《易经》说：“归妹卦延误了婚期，迟归有时。”《象传》说：“延误婚期的志向，是有所等待而后行动。”像叔姬这样的人，就是所谓有所等待而后行动的人吧？她被记载在《春秋》里，是因为后来她进入酅地。进入酅地，是叔姬贤良的行为。
滕侯去世。
夏季，修筑中邱的城墙。
中邱是鲁国的城邑。鲁国当时没有战事，没有边境忧患，中邱不必修筑城墙。即使应当修筑，夏季也不是应当役使百姓的时候。谷梁说：“修筑城墙是为了保护百姓。如果百姓众多而城墙狭小，就增筑城墙，增筑没有止境。凡是记载修筑城墙的意图，都是讥讽。”大概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用城墙、护城河作为坚固的防御，这是先王所不废弃的。所以百姓众多而城墙狭小，可以增筑城墙；如果不考虑百姓的多少，增筑城墙没有止境，那么凡是《春秋》中记载修筑城墙的，都是讥讽。如果修筑那些不必修筑的城墙，役使那些不当役使的百姓，那讥讽就更严重了。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原注：弟年来聘问共记载两次，一次见于桓公三年】
春秋的书写法则，称兄称弟，是亲近亲属的礼法所应当的。然而宠爱过度就会伤害道义，刑罚过重就会伤害恩情，根据事情来看，褒贬就显现了。聘问的礼节，国家有大夫，兄弟之亲，何必烦劳聘使？如果使者言辞失当，那么国家不可屈从于法度。齐僖公宠爱他的同母弟弟，所以弟弟年来聘问，两次见于《春秋》。后来无知之祸，大概也是宠爱过度的缘故吧！
秋季，鲁隐公讨伐邾国。
鲁国与邾国是邻国，仪父起初与隐公结盟，邾国未曾得罪鲁国，为什么隐公亲自讨伐邾国？不仅轻率用兵，而且自降身份屈辱也太多了。
冬季，周天子派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
凡伯出使，没有众多随从军队，戎人无理，趁其不备抓住他，本是容易的事。春秋为什么记载为“伐”？是为了尊重天子的使者。不记载“执”而说“以归”，是避讳那个名称。左氏说：“戎人到周朝朝见，向公卿赠送礼物，凡伯不接待。”楚丘扣押凡伯，固然有自取的原因，但天子的使者，是不可以不尊重的。凡伯聘问鲁国，被戎人扣押，鲁国正与戎人结盟，无暇追究戎人的罪责。凡伯路过楚邱，卫国难道不能救援吗？戎人不足以责备，鲁国和卫国的罪责，又怎么推辞呢？
八年春季，宋公与卫侯在垂地相遇。
从前宋公与鲁侯在清地相遇，现在宋公与卫侯在垂地相遇，不合礼法的礼节，习以为常，不仅不以为异，反而效仿。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
古代天子在泰山举行祭祀，跟随祭祀的诸侯有汤沐邑；诸侯按时朝见天子，所以天子郊外有诸侯朝见住宿的城邑。祊地是郑国的汤沐邑；许田是鲁国的朝宿邑。周王室衰微后，诸侯不再朝见，天子不再巡视，所以诸侯朝宿、汤沐的城邑都废弃而无用。祊地靠近鲁国，许田邻近郑国。郑伯贪图得到许田，不敢直接向鲁国索取，所以先派人归还祊地，作为日后索取许田的交换。鲁隐公没有识破他的计谋，接受并占为己有，所以春秋记载说：“我国进入祊地。”说“我入”，是接受后据为己有，带有自得的神色。大体上郑国狡诈而鲁国愚昧，自从郑人请求讲和之后，鲁国多次落入郑国的计谋而不自知。说“输平”，说“以归”，都有卑逊屈下的意思，由此显现郑伯的狡诈【按《黄震日抄》说：赵鹏飞《经筌》认为鲁国要挟郑国而得到祊地，因为此前鲁国不救援郑国；戴氏则认为郑国欺骗鲁国而归还祊地，因为此后郑国假借许田。两种说法不同，但都精于考究】
夏季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辛亥日，宿男去世。
秋季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诸侯三方结盟，开始于此。从此以后，联合列国，多次会盟屡次结盟的，何其多啊！罪过岂能胜数！
八月，安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日，鲁隐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
进入春秋以来，莒人进入向地，随后讨伐杞国，夺取牟娄，颇有自大的意思。现在鲁公亲自与莒人结盟，使用地位低微者的称呼，莒国强而鲁国弱，更加可以知道了。左氏说：“为了成就与纪国的友好关系。”先前纪、莒两国国君曾在宻地结盟，鲁国是大国，为什么急切地与莒国这样的微末者结盟呢？
发生螟灾。
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天子之大夫，例称字。隠公即位之初，天王来归仲子之赗，于今九年，聘鲁者再。隠公不惟不朝，亦未尝有报聘之使。说《春秋》者，犹以隠公为逊国之贤君，贤者而若是乎？《春秋》之法，责臣子者重，责君父者轻。天子下聘于诸侯，固失体矣；诸侯未尝报聘于天子，如不臣何？《春秋》未暇责周，深责鲁矣。
译春天，周天子派遣南季来鲁国聘问。
天子的使臣，按惯例称字。隐公即位之初，周天子曾来送仲子的助丧财物，到现在已经九年，周天子派使者来鲁国聘问已有两次。隐公不仅没有去朝见天子，也从未派遣使者回访周天子。解说《春秋》的人，仍然把隐公当作让国的贤明君主，贤明的人竟然会这样吗？《春秋》的笔法，对臣子的责备严厉，对君父的责备较轻。天子向诸侯派遣使者聘问，本来就有失体统；诸侯却不曾回访天子，这难道不是不臣子的表现吗？《春秋》来不及责备周天子，而是深深地责备鲁国。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春秋》纪天道之变，上自日月星辰，次及风雨雷电，莫不具载，盖欲人君省灾戒惧。隂阳之差，各以类应，既有震电，则不当雨雪，盖震电者，阳气发泄，而雨雪者，隂气凝沍故也。八日之间，隂阳交错，其变甚矣。
挟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防齐侯于防
是防也，鲁与齐谋伐宋。按《左氏》，宋公不王，郑伯以王命讨之，来告于鲁。鲁防齐于防，明年防于中邱，盟于邓，皆以伐宋故也。夫奉王命以讨不王，此天下之大义也，当特书于《春秋》。防与中邱以常事书，邓之盟削而不书，其故何也？盖《春秋》原情之书也。隠公实以怒宋之故，借公议以释私憾，《春秋》方以为罪，又乌足以为义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夏，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鲁去年之冬，防齐于防，今年防齐、郑于中邱，合谋以伐宋，亦已久矣。曷为而夏五月公子翚帅师防齐、郑伐宋，而公不与乎？翚怙权自恣，专命先行，虽公不得而制也。伐宋者，齐侯、郑伯也，而《春秋》以人书，不与翚之防诸侯也。六月，公防齐侯、郑伯于老桃，《春秋》削而不书。败宋师者，三国之兵皆在焉；取郜、取防者，郑也，而皆以我书，何也？盖伐宋者，非齐人之意，鲁怵于郑，齐逼于鲁，故也。及其败宋师、取二邑，齐不与其谋，郑人特归于鲁。用见鲁隠之愚、郑庄之诈，推其利于鲁，而归其罪于隠公，隠公莫之悟，是亦归祊之余智欤！直书曰「败」，又书曰「取」，《春秋》之意深矣！
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详观《左氏》所传，郑人伐宋，取其二邑，师未反国，宋约卫人乘虚入郑。郑人还在郊，宋、卫之师不敢在郑，遂偕蔡人为伐戴之行。郑人掩其不备，伐三国而取其师焉，郑庄亦巧于用兵矣！《春秋》书三国伐戴于上，书郑伯伐取于下，不言取三师焉，其恶郑伯之诈也明矣。隠公十一年之中，郑庄用兵于诸侯者不一役，甚矣郑庄之佳兵也！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左氏曰：「讨违王命也。」郑伯为王卿士，借王命以讨诸侯，一则曰「宋公不王」，二则曰「郕违王命」。当时诸侯不知有天子者，岂直二国而已哉？异时蔡、卫、陈从王伐郑，其违王命也，不亦大乎？郕，小国也，昔年卫师入郕，今焉齐、郑又入之。弱小之国不能以自存，若此亦可见王道之衰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古者诸侯俱朝于天子，于是有旅见之礼。诸侯虽曰世相朝，然两君相见，分庭抗礼，安有旅见于庭哉？滕、薛与鲁皆列国也，来朝于鲁，固已卑矣，隠公安得偃然旅见之？连书滕、薛，讥其僭也。
夏公防郑伯于时来。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古者诸侯相防，非有天子之事，则有四方之禁也。春秋以来，凡诸侯之防，大抵为伐国设也。时来之防，谋伐许也。乗三国之力，而直造人之国都，言其甚易也。向也三国伐宋，鲁取其邑；今也三国入许，郑有其地，齐皆无与焉。然而伐宋入许之师，皆以齐先郑，何也？齐在当时最为大国，鲁郑非假齐之力，未能必胜也。圣人探其事而书之，则罪有所归矣。按左氏，郑伯入许，既有其地，春秋不以灭许书，盖郑伯处许叔于许西偏，后十五年许叔入于许，则许既复国矣，故春秋书入不书灭。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逾年即位，故于元年之春行即位之礼，春秋从而书之。然而春秋之法，继故不言即位。隠公钟巫之祸，桓公实为之，则桓之继隠，是继故也，何以言即位？桓公志在得国，讳隠公之故，偃然行即位之礼。春秋即其实而书之，所以原其情而重其罪也。
三月，公防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
郑庄公自归祊之后，志在许田久矣。久而未言，固将有待也。一旦桓公嗣位，
译三月癸酉日，大雨伴随雷电交加。庚辰日，下起大雪。
《春秋》记载天道的变异，上至日月星辰，其次及于风雨雷电，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大概是希望君主反省灾异、警戒恐惧。阴阳的偏差，各自按类别感应，既然有了雷电，就不应当下雪，因为雷电是阳气发散，而雨雪是阴气凝聚的缘故。八天之间，阴阳交错，这种变化太严重了。
挟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
这次在防地的会见，是鲁国与齐国谋划讨伐宋国。根据《左传》，宋公不尊奉周天子，郑伯以周天子的命令讨伐他，并来告知鲁国。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第二年在中邱会见，在邓地结盟，都是因为讨伐宋国的缘故。奉行周天子的命令去讨伐不尊奉天子的人，这是天下的大义，应当在《春秋》中特别记载。但在防地和中邱的会见按平常之事记载，邓地的盟会则删削不记，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春秋》是推究情由的书。隐公实际上是因恼怒宋国，借公议来发泄私愤，《春秋》正认为这是罪过，又怎么足以称为大义呢？
十年春，周历二月，鲁隐公在中邱会见齐侯、郑伯。夏季，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齐人、郑人讨伐宋国。六月壬戌日，鲁军在菅地击败宋军。辛未日，夺取郜邑。辛巳日，夺取防邑。
鲁国去年冬天在防地会见齐侯，今年在中邱会见齐侯、郑伯，合谋讨伐宋国，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到夏季五月，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齐、郑讨伐宋国，而隐公却没有参与呢？因为公子翚倚仗权势、放纵自己，擅自发令先行，即使是国君也不能制约他。讨伐宋国的是齐侯、郑伯，但《春秋》用“人”来称呼他们，不承认公子翚会同诸侯。六月，隐公在老桃会见齐侯、郑伯，《春秋》删削不记。击败宋军，三国军队都在其中；夺取郜邑、防邑，是郑国所为，但都按我国（鲁国）的史实记载，为什么呢？因为讨伐宋国，并非齐国的本意，而是鲁国畏惧郑国，齐国被鲁国逼迫，所以才这样。等到击败宋军、夺取两座城邑时，齐国不参与谋划，郑国人特意将功劳归于鲁国。由此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愚昧、郑庄公的狡诈，把利益推给鲁国，而把罪责归于隐公，隐公没有觉悟，这也是归还祊地时那种小聪明的延续吧！直接记载为“败”，又记载为“取”，《春秋》的用意很深啊！
秋季，宋人、卫人侵入郑国。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他们并夺取了他们的军队。详细观察《左传》所记载的，郑人讨伐宋国，夺取了两座城邑，军队还未回国，宋国就约同卫人趁虚侵入郑国。郑人还在郊外，宋、卫的军队不敢留在郑国，于是会同蔡人进行讨伐戴国的行动。郑人趁其不备，讨伐三国并夺取了他们的军队，郑庄公在用兵上也真够巧妙了！《春秋》在上面记载三国讨伐戴国，在下面记载郑伯讨伐夺取，不说夺取了三国的军队，显然厌恶郑庄公的欺诈。隐公十一年中，郑庄公在诸侯间用兵不止一次，郑庄公太喜欢用兵了！
冬十月壬午日，齐人、郑人侵入郕国。
《左传》说：“这是讨伐违背周天子命令的人。”郑伯是周天子的卿士，借周天子的命令讨伐诸侯，一则说“宋公不尊奉天子”，二则说“郕国违背天子命令”。当时诸侯中不尊奉天子的，难道只有这两个国家吗？后来蔡、卫、陈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他们违背天子命令，不也很严重吗？郕国是小国，往年卫军侵入郕国，如今齐、郑又侵入它。弱小国家不能自我保全，像这样也可以看出王道衰微了。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见。
古代诸侯都朝见天子，于是有集体朝见的礼节。诸侯虽然说世代互相朝见，但两位君主相见，分庭抗礼，怎么会有集体朝见在庭中的情况呢？滕、薛与鲁国都是列国，来朝见鲁国，本来已经降低了身份，隐公怎么能安然接受这种集体朝见呢？连写滕、薛，是讥讽他们僭越礼制。
夏季，隐公在时来会见郑伯。秋七月壬午日，隐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古代诸侯互相会见，如果不是有周天子的事务，就是有四方禁令。春秋以来，凡是诸侯的会见，大体都是为了讨伐国家而设的。在时来的会见，是谋划讨伐许国。凭借三国的力量，直接到达别人的国都，说明事情很容易。先前三国讨伐宋国，鲁国夺取了城邑；如今三国进入许国，郑国占有了土地，齐国都没有参与。然而讨伐宋国和进入许国的军队，都以齐国排在郑国前面，为什么呢？因为齐国在当时最为强大，鲁、郑如果不借助齐国的力量，就不能一定取胜。圣人探究事情的原委并记载下来，那么罪责就有归属了。根据《左传》，郑伯进入许国，虽然占有了土地，但《春秋》不记载为灭许，因为郑伯把许叔安置在许国的西边，十五年后许叔回到许国，那么许国已经复国了，所以《春秋》记载“入”而不记载“灭”。
冬十一月壬辰日，隐公去世。
桓公
元年春，周历正月，桓公即位。
君主在次年即位，所以在元年的春天举行即位典礼，《春秋》于是记载下来。然而《春秋》的法度，继承前君不记载“即位”。隐公死于钟巫之祸，桓公实际上是造成者，那么桓公继承隐公，是继承前君，为什么记载“即位”呢？因为桓公志在取得国家，忌讳隐公的死因，安然举行即位典礼。《春秋》就按实际情况记载，以此推究其情由并加重其罪责。
三月，桓公在垂地会见郑伯。郑伯用玉璧交换许田。夏四月丁未日，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郑庄公自从归还祊地之后，对许田的图谋已经很久了。长久没有提出，本来是在等待时机。一旦桓公继位，
得罪于诸侯，庄公乘其恐惧，迫胁而取之。然而庄公多诈，非曰直取之也，以璧而暂假之也。夫天下之物，直假于人谓之假，以物相易谓之易。今以璧易田，而名之曰假，讳易地之名，而托辞于假，此庄公之诈也。防于垂以谋之，盟于越以固之，其为许田之计也宻矣。
译得罪于诸侯，庄公乘其恐惧，迫胁而取之。然而庄公多诈，非曰直取之也，以璧而暂假之也。夫天下之物，直假于人谓之假，以物相易谓之易。今以璧易田，而名之曰假，讳易地之名，而托辞于假，此庄公之诈也。防于垂以谋之，盟于越以固之，其为许田之计也宻矣。
得罪于诸侯，庄公趁着他们恐惧，胁迫他们从而夺取了土地。然而庄公狡诈多端，并不是直接夺取，而是用玉璧暂时借取。天下的事物，直接向人借取叫做“借”，用物品互相交换叫做“易”。现在用玉璧交换田地，却名义上称为“借”，避讳交换田地的名称，而托辞说是借取，这就是庄公的狡诈。在垂地设防来谋划这件事，在越地结盟来巩固这件事，他对许田的计谋真是周密啊。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来朝。
隠公十一年书膝侯来朝，今而曰滕子，何也？说《春秋》者谓时王所黜也。夫周王之赏罚不行于诸侯久矣，岂能黜滕侯之爵以为子乎？先儒谓其在丧，故曰子。终《春秋》之世称子，岂其皆有防乎？又言桓公得罪于王法，滕首朝之，故贬而书子，是则然矣，后之称子者独何罪乎？大抵《春秋》之诸侯，其轻重皆自为之。小国有爵尊而贡重者，多自贬黜以从其卑，若杞侯之或称伯、或称子之类是也。《春秋》从而书之，不没其实也【按《黄震日抄》取戴氏此论，又云：自贬之说，朱子主之，以子产争承为证】
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夏四月，取郜大▯于宋。戊申，纳于大庙。
何谓郜大▯是▯也，郜实为之，宋甞取之。▯虽在宋，犹郜▯也。宋取之，郜；鲁取之，宋，则是▯为诸侯所重久矣。华氏之乱，鲁柦公与诸侯防于稷以成之。乱可治也，其可成耶？书成乱于前，书取▯于后，不待贬絶而恶自见矣。然而宋以▯赂公，春秋不书赂而书取，严其事而正其罪也。大庙者，周公之庙也。取其▯而荐之大庙，周公其受之乎？纳之为言，义弗受也。
秋七月杞侯来朝
杞，夏后氏之后，其爵称公，今称侯者，杞弱而以侯礼至也。七月来朝，九月见入，鲁之无道甚矣，亦杞之卑弱有以自取之也。
蔡侯郑伯防于邓
三国为防，始惧楚也。入春秋之初，楚最先称王，其彊可知矣。此三国者，地与楚近，先有惧心焉。未几而楚灭邓，久之而楚复灭蔡，郑虽仅存，异日牵羊之逆，郑亦几亡矣。然楚虽无道，随侯惧而脩政，楚不敢伐；其后子产相郑，执玉帛以抗楚，而楚亦不能加焉。弱小之国，能自彊于政治，犹可以自保。三国之防，徒有惧楚之心，而无自彊之实，《春秋》惜之。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隠公尝与戎盟于唐，桓复行之，修故事也。然隠不书至，而桓书至，何也？为其告至于庙而后书耶？凡君行，告至于庙，礼之常也。隠独不告至耶？《春秋》之法，防而不至者，安之也；防而书至者，危之也。桓公得罪于王法，亦戎之所得问也。使戎人思隠公之盟，问隠公之事，则桓公是行也，岂不甚危乎？危其徃，所以幸其归也。
三年春正月公防齐侯于嬴
春秋之法，加王于正月之上，其正月无事，则二月、三月亦然。桓公即位十有八年，称王者四，不称王者十有四【原注：元年称王，二年称王，十年称王，十八年称王】桓公得罪于王法，天子之所当讨也。元年即位，至于二年而天讨不加，圣人犹有待也。三年之久而王法卒不行焉，圣人曰：「是终无王矣。」于是称正月而不称王。数周于十，不可无王，故十年复书曰「春王正月」，犹建亥之月，六隂用事，不可以无阳，故十月称为阳月也。十有八年，桓公于是终矣，乌可以无王哉？故复书曰「春王正月」。圣人诛乱臣贼子之意既严，而扶持王道之意尤切焉。鲁之与齐，婚姻之国也。鲁娶于齐，非一公也，独文姜之婚载于《春秋》甚详。其曰「防于嬴」者，谋婚于齐也；「公子翚如齐」者，逆女也；「送姜氏于讙」者，齐侯也；「防齐侯于讙」者，鲁公也。姜氏既至，致夫人者，齐侯之弟仲年也。自防嬴而至于成婚，何其为礼之厚也！《春秋》备书其事，辞繁而不杀，深恶姜氏之乱由齐侯宠爱之大过，桓公之祸亦有以自取焉尔。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
春秋》之法，防而为盟者，陈牲，防其血，为载书而要诸神，坚守誓约，不敢违越。今也齐、卫二君胥命于蒲，牲不防，书不载，彼此相谕，谨言而退，此《春秋》所无有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胥命之书止此而已，故曰：《春秋》恶屡盟，善胥命。
六月公防杞侯于郕
鲁入杞，杞求成于鲁，故防杞侯于郕，甚矣杞之可念也！桓公之时，杞侯来朝，归而见入，左氏曰：「杞不敬也。」僖公之时
译秋季发生大水灾。
冬季十月。
鲁桓公二年春季，周历正月戊申日，宋国太宰华督杀害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嘉。滕国国君来朝见。
《春秋》在鲁隐公十一年记载滕侯来朝见，如今却称滕子，这是为什么呢？解释《春秋》的人说，是因为当时周王将他废黜了。然而周王的赏罚在诸侯中已经很久不能推行了，难道还能废黜滕侯的爵位降为子吗？以前的儒者说，因为滕君正在守丧，所以称子。但整个《春秋》时代都称滕子，难道他们都在守丧吗？又有人说，鲁桓公得罪了周王之法，滕国首先去朝见他，所以贬低他称子。这倒是说得通，但后来称滕子的，又犯了什么罪呢？大致来说，《春秋》中诸侯地位的轻重，往往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小国有爵位尊贵但贡赋沉重的，大多自己贬低身份以顺从卑下的地位，就像杞侯有时称伯、有时称子这类情况一样。《春秋》顺从实际情况记载，不掩盖事实真相【按：黄震的《日抄》采纳了戴氏的这个观点，又说：自我贬低这一说法，朱熹主张它，并以子产争承爵位作为证据】。
三月，鲁桓公在稷地与齐侯、陈侯、郑伯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夏季四月，从宋国夺取了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入了太庙。
什么是郜大鼎？这就是大鼎，郜国铸造的，宋国曾经夺取了它。大鼎虽然在宋国，但仍然是郜国的大鼎。宋国夺取它，那是宋国的事；鲁国夺取它，那是宋国的事，这说明大鼎被诸侯重视已经很久了。华氏作乱，鲁桓公与诸侯在稷地会盟以促成这场动乱。动乱是可以平定的，怎么能去促成它呢？前面记载促成动乱，后面记载夺取大鼎，不需要贬斥断绝，其中的恶行自然显现了。然而宋国用大鼎贿赂鲁桓公，《春秋》不记载“贿赂”而记载“夺取”，是严厉对待这件事并端正其罪责。太庙，是周公的庙宇。夺取大鼎把它供奉在太庙里，周公会接受吗？“纳”这个字的意思是，道义上不应该接受。
秋季七月，杞侯来朝见。
杞国是夏朝后裔，其爵位称公，现在称侯，是因为杞国弱小，以侯的礼仪前来朝见。七月来朝见，九月就被鲁国入侵，鲁国的无道太严重了，也是杞国卑微弱小自取其祸。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
这三个国家会盟，开始是畏惧楚国。进入《春秋》初期，楚国最先称王，其强大可想而知了。这三个国家，土地与楚国接近，先有了畏惧之心。不久楚国灭了邓国，很久以后楚国又灭了蔡国，郑国虽然勉强保存下来，但后来牵羊投降的屈辱，郑国也几乎灭亡了。然而楚国虽然无道，随侯畏惧而修明政治，楚国不敢讨伐；后来子产辅佐郑国，拿着玉帛去抵抗楚国，楚国也不能凌驾于它之上。弱小的国家，能在政治上自强，还可以自我保全。这三个国家的会盟，只有畏惧楚国的心，而没有自强的实际行动，《春秋》对此感到惋惜。
九月，鲁国入侵杞国。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冬季，鲁桓公从唐地回来。
鲁隐公曾经与戎人在唐地结盟，鲁桓公再次这样做，是沿袭旧例。然而隐公不记载“至”，而桓公记载“至”，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向宗庙报告到达后才记载吗？凡是国君出行，向宗庙报告到达，是礼仪的常规。难道隐公不报告到达吗？《春秋》的法则，会盟而不记载“至”的，是表示安定；会盟而记载“至”的，是表示危险。桓公得罪了周王之法，这也是戎人所能过问的。假如戎人想起隐公的盟约，过问隐公的事情，那么桓公这次出行，岂不是非常危险吗？担忧他前往，所以庆幸他归来。
鲁桓公三年春季正月，鲁桓公在嬴地与齐侯会盟。
《春秋》的法则，在正月之上加上“王”字，如果正月没有大事，二月、三月也是如此。桓公即位十八年，称王的有四次，不称王的有十四次【原注：元年称王，二年称王，十年称王，十八年称王】。桓公得罪了周王之法，是天子应当讨伐的。元年即位，到二年而天子的讨伐没有加身，圣人还抱有期待。三年过去了，王法终究没有实行，圣人说：“这是最终没有王了。”于是称正月而不称王。数字满十，不可没有王，所以十年又记载说“春王正月”，就像建亥之月，六阴用事，不可以没有阳，所以十月称为阳月。十八年，桓公这时结束了，怎么可以没有王呢？所以又记载说“春王正月”。圣人诛杀乱臣贼子的意图既严厉，而扶持王道的意图尤其深切。鲁国与齐国，是通婚的国家。鲁国娶齐国女子，不止一位国君，唯独文姜的婚姻在《春秋》中记载得很详细。所谓“在嬴地会盟”，是向齐国谋划婚姻；“公子翚前往齐国”，是去迎接新娘；“送姜氏到讙地”，是齐侯；“在讙地会齐侯”，是鲁公。姜氏到达后，致送夫人的，是齐侯的弟弟仲年。从在嬴地会盟到完成婚礼，礼仪多么丰厚啊！《春秋》详细记载这些事，言辞繁多而不删减，深深厌恶姜氏的祸乱源于齐侯过度的宠爱，桓公的灾祸也有自取的原因。
夏季，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春秋》的法则，会盟而结盟的，陈列牺牲，宰杀牺牲，写下盟书并要求神明见证，坚守誓约，不敢违背。现在齐、卫两位国君在蒲地互相约定，不宰杀牺牲，不写下盟书，彼此相告，谨言而退，这是《春秋》所没有的。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互相约定的只有这一次，所以说：《春秋》厌恶屡次结盟，赞许互相约定。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与杞侯会盟。
鲁国入侵杞国，杞国向鲁国求和，所以在郕地与杞侯会盟，杞国真是令人怜悯啊！桓公的时候，杞侯来朝见，回去后被入侵，《左传》说：“杞国不恭敬。”僖公的时候
，杞子来朝，归而见入，左氏曰：「杞不共也。」夫杞行朝礼，卑逊有余，岂其不敬不共，自贻忧祸？良由微弱之国，不能备礼，贡献有阙，贻怒于鲁，身虽行礼，而不免见伐于人，尤可念也。比事而观，《春秋》抑彊扶弱之意可见矣。
译杞子前来朝见，回国后却遭到入侵。左氏说：“这是杞国不恭敬的缘故。”然而杞国施行朝见之礼，谦卑退让已属过分，哪里是不敬不恭，自招忧患灾祸呢？实在是因为杞国作为弱小的国家，无法完备礼仪，进献的物品有所缺失，从而招致鲁国的愤怒。虽然杞子本人已经行了礼，却仍不免遭受他人的讨伐，这尤其令人同情。将此事与其他史实对照观察，《春秋》抑制强国、扶持弱国的意图便可见一斑了。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之为言尽也，日之食也，由阳气之微也。日食有多寡之殊，则阳气之微有轻重之异。今也食而至于尽，几于无阳矣。故日食一也，正阳之食比于他月尤重，谓阳气之甚微也。
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防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有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有年亦多矣。苟其无年，民何以生？独桓公书有年，宣公书大有年，岂羣公皆无年耶？曰：非也。桓、宣二君得罪于王法，天道所不恕也。即其戾气所感，宜降之罚，饥馑荐臻，天道不僭矣。然而民何辜焉？幸其有年，喜而书之，此圣人助天爱民之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时之田，惟冬狩为盛，盖农隙之时不至于践伤禾稼，兼肃杀之后万物众多，非三时比也。正月而狩，非其时矣；于郎之逺非其地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宰，冢宰也。渠，国也。伯，爵也。纠，名也。天子之上士书名。今渠伯以畿内之君为天子之冢宰，何以称名？为其聘桓也。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讨，又从而聘之，赏罚无章甚矣！冢宰奉命来使，诏王诛赏之权，当如是乎？书宰、书爵，以见其尊；书名、书来聘，以见其罪。待之尊者，责之重也；责之重者，罪之深也。
桓公四年无秋冬。《春秋》之法，四时具然后为年，故四时无事，必举首月。独桓公之时，四年无秋冬，七年无秋冬，圣人之意伤矣。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讨，圣人固已不书王矣。王法不能诛，圣人岂无望于天乎？越四年之久，桓公假息如故，既又三年而犹自若焉。圣人曰：「天之道或几乎息。」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天之道也。今天道失刑，无秋冬矣，此又圣人言外之意。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夏齐侯郑伯如纪
二国同时朝纪，本以袭纪也，纪人知之，故因以如纪欺诸侯。春秋从其告而书之，盖不如是，则无以显其诈也。书如纪于前，书纪侯去国于后，二君之情不可得而掩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王者不忘大臣之德，故仕者世禄，诗人贤之；不以官职私大臣之亲，故官人以世，君子罪之。天子聘问于诸侯，当择贤而行，岂得使其大夫之子？且父在而子代任，其将何称？故《书》曰：「仍叔之子。」其名字不获载于《春秋》，求名而名亡，垂戒逺矣。
葬陈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此圣人之特笔也。郑伯不朝，天子亲行讨罪，三国从焉。圣人书「蔡、卫、陈三国从王伐郑」，见诸侯拥卫天子以行天讨，天子甚尊，诸侯甚微，郑伯无所逃罪矣。如左氏所载，战于繻葛，王卒大败，《春秋》不以战书，不可言也。战不可言，况于败乎？败绩于茅戎，犹可言也；败绩于郑，其可言乎？王不言天，褒贬之意，畧寓其间矣。
大雩
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天子雩帝，用盛乐，谓之大雩。诸侯雩境内之山川而已。」盖雩者，祈雨也，先事而祈，王者重农之意也【原注：常祀祈雨者谓之雩，遇旱而祭者亦谓之雩，传者专以雩为旱祭，特知其一尔】鲁僭用天子之礼，故大雩、郊、禘率与天子同。使春秋悉书之，将不胜其书也，故因事而书，以示戒也。今大雩之所以书者，非时也。夏当雩而秋行之，时已晩矣。凡书大雩者，其义同。
螽
冬州公如曹
州公者，天子畿内之诸侯，尝为三公者也。外相如，不书于《春秋》，此何以书？左氏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此奔也，以如告于鲁。《春秋》伤之，畿内诸侯不能自存，逃于他国，此《春秋》之大事也，安得而不书？
六年春正月寔来
按三传皆以寔为州公之名【按左氏曰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杜氏注曰寔实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经省文公羊曰犹言是人来也谷梁曰是来也皆不以寔为州公名】来者，来朝于鲁也。州公失国，故名之。不言朝者，不与其朝也。春秋书此，以为失国者之戒。
夏四月公防纪侯于成
译秋季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全食。
“既”的意思是尽，日食的发生，是由于阳气微弱。日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那么阳气的微弱也有轻重之别。如今日食达到完全遮蔽，几乎到了没有阳气的地步。所以日食虽然是一样的，但在正阳之月（五月）发生日食，比其他月份更为严重，这是因为阳气极其微弱。
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新娘。九月，齐侯将姜氏送到讙地。鲁桓公在讙地防备齐侯。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冬季，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丰收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丰收的年份也很多。如果年年歉收，百姓靠什么生存？唯独桓公时记载“有年”（丰收），宣公时记载“大有年”（大丰收），难道其他国君在位时都没有丰收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桓公、宣公两位国君触犯了王法，是天道所不能宽恕的。既然他们受到乖戾之气的感应，理应降下惩罚，饥荒接连不断，天道是不会错乱的。然而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庆幸有丰收之年，欢喜地记载下来，这是圣人辅助上天爱护百姓的心意。
四年春季正月，鲁桓公在郎地狩猎。
四季的田猎，只有冬季的狩猎最为盛大，因为那是农闲之时，不至于践踏伤害庄稼，加上肃杀之气过后万物众多，不是其他三个季节能相比的。在正月狩猎，不合时宜；在郎地这样遥远的地方狩猎，也不合地点。
夏季，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鲁国聘问。
宰，是冢宰（最高行政长官）。渠，是国名。伯，是爵位。纠，是名字。天子的上士，记载时只写名字。如今渠伯以畿内诸侯的身份担任天子的冢宰，为什么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聘问桓公。桓公的罪过，天子不能讨伐，反而派使者去聘问，赏罚不明到了极点！冢宰奉命出使，传达天子诛罚赏赐的权力，应当这样吗？记载“宰”、记载“爵”，是为了显示他的尊贵；记载“名”、记载“来聘”，是为了显示他的罪过。对待他尊贵，是因为对他的责备沉重；责备沉重，是因为罪过深重。
桓公四年没有记载秋季和冬季。《春秋》的体例，四季齐全才称为一年，所以如果四季都没有大事，必定要举出第一个月。唯独桓公时期，四年没有秋冬，七年也没有秋冬，圣人的心意是悲伤的。桓公的罪过，天子不能讨伐，圣人本来就不记载“王”了。王法不能诛杀他，圣人难道对上天没有期望吗？过了四年之久，桓公依然苟延残喘，后来又过了三年还是老样子。圣人说：“天道的运行或许几乎停滞了。”大概赏赐在春夏，刑罚在秋冬，这是天道。如今天道失去了刑罚，没有秋冬了，这又是圣人言外之意。
五年春季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
夏季，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两国同时去纪国朝见，本意是偷袭纪国，纪国人知道了，所以他们用“前往纪国”的名义欺骗诸侯。《春秋》顺从他们的报告而记载，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显露他们的欺诈。先记载“前往纪国”，后记载“纪侯离开国家”，两位国君的实情就无法掩盖了。
周天子派仍叔的儿子来鲁国聘问。
王者不忘大臣的功德，所以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诗人赞美他们；不因为官职而私相授受大臣的亲属，所以用人依据世袭，君子谴责他们。天子向诸侯聘问，应当选择贤能的人去，怎么能派他的大夫的儿子去呢？而且父亲在世而儿子代替任职，那将称他什么呢？所以《春秋》说：“仍叔之子。”他的名字没有载入《春秋》，追求名声而名声丧失，留下的警戒意义深远。
安葬陈桓公。
修筑祝丘的城墙。
秋季，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这是圣人的特别笔法。郑伯不朝见天子，天子亲自出兵讨罪，三国跟随。圣人记载“蔡、卫、陈三国从王伐郑”，表明诸侯拥戴天子执行天讨，天子非常尊贵，诸侯非常卑微，郑伯无处逃避罪责了。如果像《左传》所载，在繻葛交战，王军大败，《春秋》不记载“战”，更不用说记载“败”了。在茅戎战败，还可以说；在郑国战败，还能说吗？天子不称“天”，褒贬之意，大致蕴含其中了。
举行大雩祭。
《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天子向天帝祈雨，使用盛大的音乐，称为大雩。诸侯只向境内的山川祈雨。”大概雩祭，是祈雨，事先祈求，体现了王者重视农业的心意【原注：常规祭祀祈雨称为雩，遇到干旱祭祀也称为雩，传注者专门把雩当作旱祭，只是知道一方面罢了】。鲁国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仪，所以大雩、郊祭、禘祭都与天子相同。如果《春秋》全部记载，将不胜其多，所以根据事件记载，以示警戒。如今记载大雩，是因为不合时宜。夏季应当举行雩祭而在秋季举行，时间已经晚了。凡是记载大雩的，其含义相同。
发生蝗灾。
冬季，州公前往曹国。
州公，是天子畿内的诸侯，曾经担任三公。诸侯之间互相访问，不记载于《春秋》，这为什么记载？《左传》说：“淳于公前往曹国，估量自己的国家危险，于是没有回来。”这是出逃，用“前往”的名义告知鲁国。《春秋》对此感到悲伤，畿内诸侯不能保全自己，逃往他国，这是《春秋》的大事，怎么能不记载？
六年春季正月，州公到来。
按照《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以为“寔”是州公的名字【按《左传》说记载“寔来”是因为他不回自己的国家了，杜预注说“寔”就是“实”，不称州公是承接上文五年冬季经文省略文字；《公羊传》说犹言“这人来了”；《谷梁传》说“是来了”，都不把“寔”当作州公的名字】。“来”，是来鲁国朝见。州公失去国家，所以称他的名字。不称“朝”，是不认可他的朝见。《春秋》记载此事，作为失去国家者的警戒。
夏季四月，鲁桓公在成地与纪侯相会。
齐侯有圗纪之心，纪人惧，而谘谋于鲁。当此之时，鲁与齐、纪，婚姻之国也。纪侯告情于鲁，求成于齐，必可得也。今也既防之后，复朝于鲁，欲请王命以求成于齐，情意恳切，而桓公恬然不顾，受纪之朝，卒无救于灭纪之祸。夫亲仁善邻，救灾防患，贤者之事也。桓公岂其人乎？求非其人，秖无益耳。
译齐侯有图谋吞并纪国的野心，纪国人感到恐惧，于是向鲁国咨询谋划。在这个时候，鲁国与齐国、纪国，都是通婚结好的国家。纪侯向鲁国说明实情，向齐国请求和解，必定能够成功。如今在鲁国已经设防之后，纪侯又朝见鲁国，想要请求周天子的命令以便与齐国和解，情意十分恳切，但桓公却安然不顾，接受了纪国的朝见，最终没有挽救纪国被灭亡的灾祸。亲近仁德、善待邻国，救灾防患，这是贤者所做的事。桓公难道是那样的人吗？寻求帮助的人不对，只是没有益处罢了。
秋八月壬午大阅
仲冬教兵，名曰大阅。既阅之后，因以田狩，故冬之田名曰狩。桓公四年尝狩于郎，今年复行大阅之礼。盖前日之狩，止于田猎而已，未尝有所阅也。兹焉大阅，选徒简车，其礼盛矣。夫大阅者，非诸侯所得为也，况以秋八月行之，故《春秋》因其失时以垂戒焉。
蔡人杀陈佗
陈佗得罪于其君，夺其国而有之，国人不以为君。观《墓门》之诗，指以为枭，则国人之情可知。一旦蔡人取而杀之，如盗贼然。书「蔡人」者，讨贼之辞也。以讨贼与蔡人，其不能讨者，罪有所归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秋十二公，惟庄公为嫡夫人长子。桓公以太子生之礼举之，故得书于《春秋》。此义明，则嫡庶之分辨矣。
冬纪侯来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咸邱者，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仲春之月，蛰虫已启，万物孳生，岂容以火田耶？桓公不仁，亦已甚矣！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诸侯不生名。谷伯绥、邓侯吾离何以名？朝于桓公，故贬之也。去年纪侯来朝，何以不贬？纪有亡国之忧，不得已而朝于鲁。谷、邓未尝通于上国，一旦无故来朝，恶得不贬？故曰：《春秋》原情之书。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来聘
桓公即位八年矣，天子之使三至于鲁，周之无政，鲁之不臣，不亦甚乎？家父何以无讥？宰渠伯纠既以名书于前，仍叔以下无讥焉。讥之将不胜讥，从其初也。责及冢宰，大夫无与此，又《春秋》正本之意也。
夏五月丁丑烝
烝之为言众也，冬祭曰烝，故四时之祭，冬祭为盛，言万物之众多也。春正月烝，已非时矣，况五月而又烝乎？失时黩礼，圣人讥焉【按程端学《春秋或问》云：「释书再烝之义，戴氏最善】
秋伐邾
伐邾不言其人，微者也。向焉，隠公尝亲伐邾，故以公书。今焉伐邾，虽大夫不行，益又卑邾矣。其后僖公卑邾而不设备，遂有升陉之败。匹夫不可轻，况国乎【按黄震《日抄》谓戴氏此说可为鉴戒】
冬十月雨雪
孟冬之月，隂气始凝，骤有雨雪，隂气盛也【按黄震《日抄》云：「诸家多以冬十月为今之八月，戴氏独以夏正言之，理亦未尝不明，知圣人之不书秋为冬矣】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公羊曰：「使我为媒，可则因是徃逆。」故祭公之逆后，春秋以遂书。夫婚姻重事也，先期未尝告诸纪，一旦祭公来，使鲁为媒而遂逆之，揆诸人情，不应率畧若此。天王下婚于纪，计已有成约矣。祭公至鲁，遂徃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为之也。纪，鲁甥也，祭公过鲁，谘谋于鲁而行则有之矣，使鲁为媒而遂逆后，无是理也【按黄震《日抄》云：「戴氏此说，以情言，过于诸家之专主讥诋者】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诸侯之女归于京师亦多矣，而纪季姜独书，因祭公之来，季姜之归，鲁实与闻之，非他王后比也。方其逆也，称曰王后，由王命言之也；其归也，称以季姜，由父母家言之也【按程端学《春秋或问》云，此史氏立言之法，戴氏最得其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来朝，诸侯之事也，世子不得而行之。射姑之来，曹伯实使之，于是失正矣。曹伯何以使其世子来朝？当食而射姑叹，逾年而终生卒，意曹伯将托其子于鲁乎？不然，何其急也！射姑承父命而行朝礼，几于僭矣；鲁以待国君之礼待人之子，几于屈矣。三者咸讥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防卫侯于桃丘，弗遇。
防之为言，彼此有成约矣。此徃防而彼不来，非有他故，则中变而背约尔。今也鲁防卫侯而弗遇，卫背约也。春秋何以弗遇书？弗内辞也。若曰：「彼之来也，我弗与遇。」则其为辱不在我矣。此春秋存鲁之意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春秋诸侯加兵于鲁，或侵，或伐，或围，春秋即其实而书之，未有言来战者。今而曰「来战于郎」，何
译秋季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
仲冬时节训练军队，称为大阅兵。阅兵之后，接着进行田猎，所以冬季的田猎称为狩。桓公四年曾在郎地田猎，今年又举行大阅兵的礼仪。大概前次的田猎，仅限于打猎罢了，未曾进行过阅兵。这次大阅兵，挑选士兵，检阅战车，礼仪非常隆重。大阅兵不是诸侯所能举行的，何况在秋季八月举行，所以《春秋》因其不合时令而留下警戒。
蔡国人杀死了陈佗。
陈佗得罪了他的国君，夺取他的国家而占有，国人不把他当作国君。看《墓门》这首诗，把他比作枭鸟，那么国人的心情就可以知道了。一旦蔡国人抓来杀了他，就像对待盗贼一样。书写“蔡人”，是讨伐盗贼的措辞。把讨伐盗贼的功劳归于蔡人，那些不能讨伐盗贼的人，罪责就有所归属了。
九月丁卯日，公子同出生。
《春秋》十二位国君中，只有庄公是嫡夫人所生的长子。桓公用太子出生的礼仪来为他举礼，所以得以记载在《春秋》中。这个意义明确了，那么嫡庶的区别就清楚了。
冬季，纪侯来朝见。
七年春季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焚烧咸丘，是焚烧树林来田猎。古时候昆虫没有蛰伏，不用火来田猎。仲春之月，蛰虫已经苏醒，万物滋生，哪里容许用火来田猎呢？桓公不仁，也太过分了！
夏季，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诸侯不称名。谷伯绥、邓侯吾离为什么称名？因为朝见桓公，所以贬低他们。去年纪侯来朝见，为什么不贬低？因为纪国有亡国的忧患，不得已而朝见鲁国。谷、邓未曾与大国交往，一旦无故来朝见，怎么能不贬低呢？所以说：《春秋》是推究情由的书。
八年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
周天子派遣家父来聘问。
桓公即位八年了，天子的使者三次来到鲁国，周王室没有政令，鲁国不守臣节，不也很严重吗？家父为什么没有受到讥讽？因为宰渠伯纠已经以名字记载在前，仍叔以下的人就不再讥讽了。如果都讥讽，将不胜其多，所以只讥讽最初的人。责备到冢宰，大夫不参与此事，这也是《春秋》正本清源的意思。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烝的意思是众多，冬季的祭祀叫烝，所以四季的祭祀中，冬季的祭祀最盛大，是说万物众多。春季正月举行烝祭，已经不合时令了，何况五月又举行烝祭呢？不合时令，亵渎礼仪，圣人讥讽它【按程端学《春秋或问》说：“解释两次烝祭的意义，戴氏最好”】
秋季，讨伐邾国。
讨伐邾国不提及其人，是因为邾国地位卑微。以前，隐公曾经亲自讨伐邾国，所以用“公”来记载。现在讨伐邾国，即使大夫不亲自去，更是又轻视邾国了。后来僖公轻视邾国而不设防备，于是有了升陉的败绩。普通人尚不可轻视，何况国家呢【按黄震《日抄》说戴氏此说可作为鉴戒】
冬季十月，下雨雪。
孟冬之月，阴气开始凝结，突然下雨雪，是阴气盛行的表现【按黄震《日抄》说：“诸家多把冬十月当作现在的八月，戴氏独用夏正来说，道理也未尝不明，知道圣人不把秋天记为冬天了”】
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
《公羊传》说：“让我做媒人，可以就借此前往迎娶。”所以祭公迎娶王后，《春秋》用“遂”字记载。婚姻是重大的事情，事先未曾告知纪国，一旦祭公来，让鲁国做媒人于是迎娶，推究人情，不应该如此草率。周天子下嫁到纪国，估计已有成约了。祭公到鲁国，于是前往迎娶王后，这是天子的命令，不是祭公自己做的。纪国是鲁国的甥舅之国，祭公路过鲁国，向鲁国咨询谋划然后行动是有的，让鲁国做媒人于是迎娶王后，没有这样的道理【按黄震《日抄》说：“戴氏此说，从情理来说，胜过诸家专门讥讽的”】
九年春季，纪季姜回到京师。
诸侯的女儿回到京师的也很多，而纪季姜单独记载，因为祭公的到来，季姜的回归，鲁国确实参与其中，不同于其他王后。当迎娶时，称为王后，是从王命的角度说的；当回归时，称为季姜，是从父母家的角度说的【按程端学《春秋或问》说，这是史官立言的方法，戴氏最得其意】
夏季四月
秋季七月
冬季，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
来朝见，是诸侯的事情，世子不能这样做。射姑的到来，是曹伯派他来的，于是失正了。曹伯为什么派他的世子来朝见？当进食时射姑叹息，过了一年而终生去世，大概曹伯想把他儿子托付给鲁国吧？不然，为什么这么急切呢！射姑秉承父命而行朝礼，几乎算是僭越了；鲁国用对待国君的礼仪对待别人的儿子，几乎算是屈尊了。这三者都受到讥讽。
十年春季，周王正月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秋季，鲁公在桃丘防备卫侯，没有遇到。
防的意思是，彼此有成约了。这边去防备而那边不来，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中途变卦而违背约定了。现在鲁公防备卫侯而没有遇到，是卫国违背约定。《春秋》为什么记载“没有遇到”？是不归咎于鲁国的措辞。好像说：“他来的时候，我没有与他相遇。”那么侮辱就不在我了。这是《春秋》保全鲁国的意思。
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地作战。
《春秋》诸侯对鲁国用兵，有的侵，有的伐，有的围，《春秋》就按实际情况记载，没有说“来战”的。现在说“来战于郎”，为什么
也？齐与鲁为婚姻，郑以许田之故与鲁相好。今年之春，卫侯与鲁约防于桃邱，一旦以郑忽怒鲁之故，相与率师来战。人之称斯师也，其诸无名之师欤？春秋恶之，直书曰「来战」，如入无人之境，若曰鲁不受兵，而三国自为战尔。左氏曰：「我有辞也。」其义得之。主兵者郑也，何以首齐？齐人以郑忽有功之故，忘婚姻之好，合师以伐鲁，齐侯之罪也。使齐侯逊辞以谢郑，则必无来战之师矣。
译为什么？齐国与鲁国是姻亲关系，郑国因为许田的缘故与鲁国交好。今年春天，卫国国君与鲁国在桃邱约定防守，却突然因为郑忽对鲁国发怒的缘故，三国联合率领军队来攻打鲁国。人们评论这支军队，大概可以说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军队吧？《春秋》厌恶这种行为，直接记载为“来战”，就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意思是说鲁国没有接受挑战，而是三国自行开战罢了。《左传》说：“我们有正当的理由。”这个解释是合乎义理的。发动战争的是郑国，为什么把齐国列在首位？齐国人因为郑忽有功的缘故，忘记了姻亲的情谊，联合军队去攻打鲁国，这是齐侯的罪过。如果齐侯用谦逊的言辞向郑国道歉，就一定不会有这次来攻打的军队了。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三国之师，以去年十二月来战于郎，今年正月，三国之人盟于恶曹，相去甚迩，故说者谓是盟也，三国之君在焉，贬而称人，是固然矣。然三国之君迫嵗而归，留其大夫使为此盟，亦未可知也。三国来战已无名矣，既战之后，复为此盟，其意欲以谋鲁也。向使郑庄无恙，鲁之被患犹未已尔，贬而书人，《春秋》之意可见矣。
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郑庄公。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
祭仲，郑之相也，命大夫，故不名。郑庄为王卿士，故其臣得请命于天子以为大夫。夫以大夫而为国相，宋人得诱而执之，其为人不足惮矣，宜于废忽立突，制命于宋而莫敢争也。突，公子也，其不称公子者，言突之不当立也。郑忽，未逾年之君也，其以国氏者，言忽之当有郑国也。突归而忽去，一出一归，无难辞焉，用见权臣之专制，举国听命而不敢违也。释《春秋》者犹以祭仲为贤，岂其然乎？
柔防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鲁大夫之未赐族者也。春秋之初，犹有如无骇、翚、挟、柔者。其后周室益衰，列国之大夫自专，故无未赐之族矣。桓公方得罪于齐、卫、郑，今将与三国为好，而以大夫盟其君，可乎？
公防宋公于夫钟。冬十有二月，公防宋公于阚。
夫钟与阚之防，传者不言其故。以谷邱虚▯之盟观之，知鲁之欲平宋、郑也；以纪、郑之战观之，知宋人之责赂于郑也。意者宋人立突之后，责赂于郑，郑不能如宋所欲，故宋、郑有隙，鲁将平之，故数与宋防。宋公不厌其欲，故辞平于鲁。鲁以故怒宋，率郑与宋战，已而郑人不堪，复与宋战，其本末当如此【按程端学《春秋或问》云：「观经文，此说未可据】突之入于郑，义所不当立也；宋人责赂于郑，鲁所不当与也。身负不义，而欲党不正之人，《春秋》恶其以乱治乱，详书其事，而桓公之罪显然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防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说春秋者谓是盟也以平杞、莒。隠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至今始平，鲁之功也。
秋七月丁亥，公防宋公、燕人盟于谷丘。
八月壬辰陈侯跃卒
公防宋公于虚。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于▯。丙戌，公防郑伯盟于武父。
丙戌卫侯晋卒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鲁数与宋盟防，欲平宋、郑，宋公辞平，故桓公怒而与郑盟，共谋伐宋。夫鲁之平宋、郑，非也；宋人之辞平，亦非也。两国各怀其私心，不得所欲，怒而至于伐，伐而至于战。春秋之法，战者不言伐，今战伐并书，何也？恶宋、鲁之争也。书及而不言其人，书伐而复言其战，皆所以恶之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防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
左氏曰：「宋人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主乎是战者，郑也。」公羊曰：「得纪侯、郑伯，然后能为日，则主乎是战者，鲁也。」谷梁曰：「其不地，于纪也，则主乎是战者，纪实为之也。」三者之说，宜何从？先儒以为内以纪为首，外以齐为首，则齐纪之事，于三说为胜。是固然矣。然合谋以伐人者，非先有衅隙，则其谋不合。齐欲灭纪，纪安得而不自救乎？宋多责赂于郑，郑安得而不怒乎？鲁与齐、卫有战郎之怨，于宋有辞平之嫌，故自相纠合以营其私。然大要齐纪之争为多。纪不度德，不量力，而欲徼幸于一战之问，齐虽败绩，纪终不免于亡。由是知浪战之无益也。
三月葬卫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防郑伯于曹。
无冰
七月》之诗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此二说者，皆藏冰之道也，然而微有不同。二之日者，今十二月也；三之日者，今正月也。如是，则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左氏》所
译十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
三国的军队，在去年的十二月来郎地作战，今年正月，三国的人在恶曹结盟，两地相距很近，所以解说者认为这次结盟，三国的国君都在场，因贬斥而称他们为“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三国的国君因迫近年底而回国，留下他们的大夫来主持这次结盟，也是可能的。三国来作战已经名不正言不顺了，作战之后，又进行这次结盟，他们的意图是想以此图谋鲁国。假使郑庄公还在世，鲁国遭受的祸患还不会停止，贬斥而书作“人”，《春秋》的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
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去世。秋七月，安葬郑庄公。
九月，宋人捉拿了郑国的祭仲。公子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
祭仲，是郑国的宰相，受命为大夫，所以不称其名。郑庄公担任周王的卿士，所以他的臣子得以向天子请求任命为大夫。身为大夫却担任国相，宋人能够诱骗并捉拿他，说明他为人不足以让人畏惧，因此废黜忽而拥立突，受制于宋国而没有人敢争辩。突，是公子，不称“公子”，是说明突不应当被拥立。郑忽，是未逾年的国君，以国氏称呼他，是说明忽应当拥有郑国。突回国而忽离去，一出一归，没有难听的话，用来显示权臣的专制，举国听命而不敢违抗。解说《春秋》的人仍然认为祭仲是贤人，难道是这样吗？
柔在折地会合宋公、陈侯、蔡叔结盟。
柔，是鲁国大夫中未被赐予族氏的人。春秋初期，还有像无骇、翚、挟、柔这样的人。后来周王室更加衰微，列国的大夫各自专权，所以没有未被赐予族氏的人了。桓公刚刚得罪了齐、卫、郑，现在想与三国交好，却用大夫去与他们的国君结盟，可以吗？
桓公在夫钟会合宋公。冬十二月，桓公在阚地会合宋公。
夫钟与阚地的会合，传注者没有说明原因。从谷邱虚〇的结盟来看，知道鲁国想要平息宋、郑的争端；从纪、郑的战争来看，知道宋人向郑国索取贿赂。大概宋人拥立突之后，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不能如宋国所愿，所以宋、郑产生嫌隙，鲁国将要去平息，所以多次与宋公会合。宋公不满足他的欲望，所以拒绝鲁国的调停。鲁国因此恼怒宋国，率领郑国与宋国作战，不久郑国人不能忍受，又与宋国作战，其始末应当如此【按程端学《春秋或问》说：“看经文，这种说法不可依据”】。突进入郑国，道义上不应当被拥立；宋人向郑国索取贿赂，鲁国不应当参与。自身背负不义，却想偏袒不正之人，《春秋》厌恶他以乱治乱，详细记载其事，桓公的罪过就显而易见了。
十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桓公在曲池会合杞侯、莒子结盟。
解说《春秋》的人认为这次结盟是为了平息杞、莒的争端。隐公四年，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到现在才平息，这是鲁国的功劳。
秋七月丁亥，桓公在谷丘会合宋公、燕人结盟。
八月壬辰，陈侯跃去世
桓公在虚地会合宋公。冬，十一月，桓公在〇地会合宋公。丙戌，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
丙戌，卫侯晋去世
十二月，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在宋地作战。
鲁国多次与宋国结盟会合，想要平息宋、郑的争端，宋公拒绝调停，所以桓公恼怒而与郑国结盟，共同谋划攻打宋国。鲁国平息宋、郑的争端，是不对的；宋人拒绝调停，也是不对的。两国各怀私心，得不到想要的，恼怒以至于攻打，攻打以至于作战。《春秋》的法度，作战不记载攻打，现在攻打和作战都记载，为什么呢？厌恶宋、鲁的争斗。记载“及”而不说具体的人，记载“伐”而又说“战”，都是为了厌恶他们。
十三年春二月，桓公会合纪侯、郑伯。己巳，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左氏传》说：“宋人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不能承受命令，所以主导这次战争的是郑国。”《公羊传》说：“得到纪侯、郑伯，然后才能确定日期，那么主导这次战争的是鲁国。”《谷梁传》说：“不记载地点，对于纪国来说，那么主导这次战争的是纪国。”这三种说法，应该遵从哪一种？先儒认为内以纪为首，外以齐为首，那么齐纪之事，在三种说法中最为优胜。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合谋攻打别人，不是先有嫌隙，那么他们的谋划就不会合拢。齐国想要灭掉纪国，纪国怎能不自救呢？宋国多次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怎能不愤怒呢？鲁国与齐、卫有郎地作战的怨恨，对宋国有拒绝调停的嫌隙，所以各自纠合以谋求私利。但大抵齐纪之争居多。纪国不估量德行，不衡量力量，却想在一战之间侥幸成功，齐国虽然大败，纪国终究不免于灭亡。由此知道轻率作战是没有益处的。
三月，安葬卫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四年春正月，桓公在曹地会合郑伯。
没有冰
《七月》这首诗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左氏传》说：“古时候太阳在北陆时藏冰，西陆早晨出现时取出。”这两种说法，都是藏冰的方法，然而细微处有所不同。二之日，是现在的十二月；三之日，是现在的正月。如果是这样，那么十二月取冰，正月藏冰。《左氏传》所
谓日在北陆而藏冰，盖十有二月也。四之日者，今二月，献羔祭韭，所以出冰也。如是，则二月固出冰矣。《左氏》所谓西陆朝觌而出之也者，今三月也。藏冰先一月，而出冰后一月，虽早晩不同，大要十二月取冰，且取且藏，至正月而毕；二月出冰，出而未用，至三月而后用之，其实一也。今桓公春书无冰者，无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时燠而无冰，今年之春无冰可出，《春秋》于是时而书之。夫藏冰之用亦重矣，朝之禄位、賔食、防祭，下至老疾，无不受冰。一嵗无冰，为害滋甚。不惟此也，藏冰不时，隂阳失节，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菑霜雨雹，莫之能御，其为害也大矣。《春秋》安得不谨而书之【按程端学《春秋或问》云：《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周礼》正嵗十二月令斩氷，即诗所谓凿冰冲冲者也。十二月无冰可凿，来年春遂无冰，仲尼録之以见人事纵弛，夑理失道，则冬行春令，当寒而燠，是以万物失宜，疫疠将作。若十一月无冰，则十二月犹有冰可凿，何害于事而书之哉？以此言之，可为三代不改月数之证。戴氏谓书无冰于正月，谓无藏冰，义有未尽，特识见正大，逺胜诸说。考戴氏本主夏正立义，而程氏推阐尤畅，故附録焉】
译说太阳在北陆时储藏冰块，大概是在十二月。四之日，即现在的二月，进献羔羊、祭祀韭菜，这是为了取出冰块。像这样，那么二月本来就要取冰了。《左传》所说的“西陆朝觌而出之”，是指现在的三月。藏冰提前一个月，出冰推迟一个月，虽然早晚有所不同，但大旨是十二月取冰，边取边藏，到正月才结束；二月取冰，取出而尚未使用，到三月才使用它，其实是一样的。现在桓公春天记载“无冰”，是指没有藏冰。去年十二月时天气温暖而没有冰，今年春天就没有冰可取，《春秋》在这个时候记载它。藏冰的用途也很重要，朝廷的俸禄、宾客饮食、防止祭祀腐败，下至老人病人，无不受益于冰。一年没有冰，危害就很大。不仅如此，藏冰不合时宜，阴阳失调，风不越杀，雷不发震，灾霜雨雹，都无法抵御，其危害就大了。《春秋》怎么能不谨慎地记载它呢？【按程端学《春秋或问》说：《月令》季冬冰正盛，水泽深处结冰，命令取冰；《周礼》正月十二月令斩冰，即《诗经》所说的“凿冰冲冲”的意思。十二月没有冰可凿，来年春天就没有冰，孔子记录它以显示人事纵弛，治理失道，则冬行春令，当寒而暖，因此万物失宜，疫病将作。如果十一月没有冰，那么十二月还有冰可凿，有什么害处而记载它呢？以此而言，可以作为三代不改月数的证据。戴氏说记载无冰于正月，是指没有藏冰，意义未尽，但见解正大，远胜诸说。考察戴氏本主夏正立义，而程氏推阐尤畅，故附录焉】
夏五
夏五之必有月，众人所共知也；夏五而不书月，圣人所不敢增也。由圣人之笔削而不敢增众人之所共知，其不如圣人者，乃欲增改疑似之阙，多见其不知量也。
郑伯使其弟语来盟
鲁公既以宋为怨，故一意与郑为好。既防郑伯于曹，越数月，郑又使其弟来盟。何谓来盟？鲁与诸侯盟约既定，不亲相为盟，内遣大夫徃盟于彼，谓之涖盟；外遣大夫来盟于此，谓之来盟。夫盟，国之重事也。亲自为盟，犹惧不信，而况遣大夫以盟乎？大夫犹不可，而况遣其弟以行乎？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
古者天子诸侯亲耕籍田，取其米，藏之御廪，以供粢盛。今焉鲁之御廪灾，则御廪之藏，煨烬之余也。三日之间，遽行甞祭，君子谓未易灾之余而甞，志不敬也。火戒不防，时祭不敬，春秋并讥之。
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
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宋人责报于郑，怒犹未息，故复借四国之师以求多于郑，此《春秋》之所恶也。其书「以」者何也？夫诸侯合兵以伐人，各听命于其主，故有同于伐国，独不欲战者，非主兵所得制也。今而书「以」者，谓列国帅师以从，左右前后，惟主兵所用，而不敢有贰焉，其为谋也专矣，其为力也大矣，此尤《春秋》之所深恶也。以诸侯而从天子，制命于一人，可也；纠合列国而听命于诸侯，其为僭也，不亦甚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古者天子锡有功诸侯，于是有车马之赐，故在《诗》曰：「何以赠之？路车乘马。」未闻天子求车于诸侯也。昔者夫子正取假之名于季氏，今天子责贡于诸侯，而书之曰「求」，何也？王室微弱，诸侯彊大，即求车一事观之，则庭实之贡其不至久矣。不书求，则无以知王室之日卑，而诸侯久无所贡也。直书其实，不避其名，责诸侯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诸侯不生名，失地则名。突之入五年矣，故称郑伯，其名者，失地故也。郑忽之立，才四月尔，未成其为君，故书「郑忽出奔卫」。及其入也，称世子，称复归，明忽之当立也。突之出奔，未及数月，复归于栎，称突，称入者，明突之不当立也。自是而后，称郑伯者皆突也。忽虽立为君，不通于诸侯，亦可以见忽之弱而突之彊矣。
许叔入于许公防齐侯于艾
隠公末年，鲁与齐、郑同入许。郑庄公据许而有之。庄公既卒，郑国方乱。许叔者，许侯之弟也，自许东偏复归于许。向也鲁、齐二国同为伐许之谋，今焉自知其非，复为定许之防。圣人许其能改过矣。许叔何以称入？内无所因，外无所自，独以其力复其国都，其难若此，故称曰入。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列三国而称来朝，旅见故也。邾、牟、葛三国虽至微小，然桓公非所当朝也，旅见非所当谋也，贬而称人，言其至微而不足责也。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
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
春秋之法，地而后伐者，疑辞也。于袲伐郑，于棐林伐郑，于召陵侵楚，是也。伐郑之师，助突而伐忽也。助突伐忽，于理不顺，于心有愧，疑而未敢前，故地而后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防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防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秋七月，公至自伐郑。郑突以不义得国，王法所不贷也。诸侯合谋以伐郑，将以助突也。始焉防于袲，犹有所疑而后伐；今焉防于曹，定其谋而再伐，同恶相济，不遗余力。春秋详书其事，则舍顺助逆之罪，不待贬絶而自见矣。去年伐郑不书公，至今兹书之，何也？春秋之法，书至者危之也。不义之师，连年不已，此危道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
朔之立也，不以其正，内得罪于国人，天子召而不徃，且不能使卫小众，又得罪于天子，失地出奔，恶得而不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防齐侯、纪侯盟于黄。
纪侯之事迫矣，娶于鲁，结婚于王室，
译夏季五月
夏季五月必定有月份，这是众人所共知的；夏季五月而不记载月份，是圣人不敢擅自增补的。从圣人的笔削来看，连众人所共知的事都不敢增补，那些不如圣人的人，却想要增改疑似缺失的地方，大多显示出他们不自量力。
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
鲁公既然因为宋国而结怨，所以一心与郑国交好。既然在曹地防备郑伯，过了几个月，郑国又派他的弟弟来结盟。什么叫来盟？鲁国与诸侯的盟约已经确定，不亲自相互结盟，在国内派遣大夫前往对方那里结盟，称为涖盟；在国外派遣大夫来到这里结盟，称为来盟。结盟，是国家的大事。亲自结盟，还担心不被信任，何况派遣大夫去结盟呢？派遣大夫尚且不可以，何况派遣他的弟弟去执行呢？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古时候天子诸侯亲自耕种籍田，取其米，藏在御廪中，用来供给祭祀用的谷物。现在鲁国的御廪发生火灾，那么御廪中储藏的粮食，只剩下灰烬了。三天之内，就匆忙举行尝祭，君子认为没有更换火灾后的剩余粮食就举行尝祭，心意是不恭敬的。火灾的警戒没有防备，时节的祭祀不恭敬，《春秋》一并讥讽。
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
宋国人向郑国索取回报，怒气尚未平息，所以再次借四国的军队以求多于郑国，这是《春秋》所厌恶的。书中用“以”字是什么意思呢？诸侯联合出兵攻打别人，各自听从其君主的命令，所以有共同攻打国家的，唯独不想作战的，不是主兵所能制约的。现在书中用“以”字，是说各国率军跟随，左右前后，只听主兵调遣，而不敢有二心，他们的谋划专一了，他们的力量强大了，这更是《春秋》所深深厌恶的。以诸侯的身份顺从天子，受制于一人，是可以的；纠合各国而听命于诸侯，这种僭越，不也太严重了吗！
十五年春季二月，天王派家父来索取车辆。
古时候天子赏赐有功的诸侯，于是有车马的赏赐，所以在《诗经》中说：“用什么赠送他？大路车和四匹马。”没听说过天子向诸侯索取车辆的。从前孔子纠正季氏借用“假”的名义，现在天子向诸侯责求贡品，而书中写为“求”，为什么呢？王室微弱，诸侯强大，从索取车辆这件事来看，那么庭实等贡品很久没有进献了。不写“求”，就无法知道王室日益卑微，而诸侯很久没有进贡。直书事实，不避讳其名，是责备诸侯。
三月乙未日，天王驾崩
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突然出逃到蔡国。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诸侯不称名，失地则称名。突进入郑国已经五年了，所以称为郑伯，称其名，是因为失地。郑忽即位，才四个月而已，没有成为真正的君主，所以书中写“郑忽出逃到卫国”。等到他回来时，称为世子，称为复归，表明忽应当即位。突出逃，没过几个月，又回到栎地，称突，称入，表明突不应当即位。从此以后，称为郑伯的都是突。忽虽然立为君主，但不能与诸侯交往，也可以看出忽的弱小和突的强大。
许叔进入许国，鲁公在艾地防备齐侯
隐公末年，鲁国与齐国、郑国一同进入许国。郑庄公占据许国并占有它。庄公去世后，郑国正发生动乱。许叔是许侯的弟弟，从许国东部重新回到许国。以前鲁、齐两国共同谋划攻打许国，现在自知其非，再次为安定许国而防备。圣人赞许他们能改正过错。许叔为什么称为入？内部没有依靠，外部没有来源，独自凭自己的力量恢复国都，其艰难如此，所以称为入。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列举三国而称来朝见，是因为集体朝见。邾、牟、葛三国虽然极其微小，但是桓公不是他们应当朝见的，集体朝见不是他们应当谋划的，贬低而称人，说他们极其微小而不足以责备。
秋季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冬季十一月，鲁公在袲地防备宋公、卫侯、陈侯，攻打郑国。
《春秋》的法则，先写地点后写攻打，是怀疑的措辞。在袲地攻打郑国，在棐林攻打郑国，在召陵侵犯楚国，就是这样。攻打郑国的军队，是帮助突而攻打忽。帮助突攻打忽，在道理上不顺畅，在内心有愧疚，怀疑而不敢前进，所以先写地点后写攻打。
十六年春季正月，鲁公在曹地防备宋公、蔡侯、卫侯。夏季四月，鲁公在曹地防备宋公、卫侯、陈侯、蔡侯，攻打郑国。秋季七月，鲁公从攻打郑国回来。郑突以不义的手段得到国家，王法所不宽恕的。诸侯合谋攻打郑国，将要帮助突。开始在袲地防备，还存有疑虑而后攻打；现在在曹地防备，确定谋划而再次攻打，同恶相济，不遗余力。《春秋》详细记载其事，那么舍弃顺从而帮助逆乱的罪过，不待贬绝而自见。去年攻打郑国不写公，到现在写公，为什么呢？《春秋》的法则，写至是表示危险。不义的军队，连年不止，这是危险的道路。
冬季修筑向城的城墙
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朔即位，不以其正道，在国内得罪国人，天子召见而不前往，又不能驱使卫国的小众，又得罪天子，失地出逃，怎么能不称名？
十七年春季正月丙辰日，鲁公在黄地防备齐侯、纪侯结盟。
纪侯的事情紧迫了，在鲁国娶妻，在王室结婚，
借助于诸侯而与齐师战，假宠于鲁公而与齐侯盟，皆不能囘齐侯之心以纾灭国之祸。春秋详书其事，纪为可哀，而齐为大可罪矣。
译依靠诸侯的力量与齐国军队作战，借重鲁公的恩宠与齐侯结盟，都不能挽回齐侯的心意以缓解亡国的灾祸。《春秋》详细记载了这些事，纪国的遭遇令人哀怜，而齐国的行为则罪大恶极。
二月丙午公防邾仪父盟于趡
隠公初年，曽与邾仪父盟于蔑，其后躬自伐邾，《春秋》固已非之。桓公之时，邾复来朝，邾仪父复与桓公盟于趡，其事鲁之礼亦至矣。盟未数月，鲁与宋、卫伐邾，何其无信义若此也！《春秋》书「及宋人、卫人伐邾」，不言其人，隠之也。仪父自是以后得列于诸侯，《春秋》遂以「邾子」书。终《春秋》之世，数数与鲁战争，一胜一负，迭为客主。推原所自，实隠桓有以基之。
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
齐侵鲁疆，疆吏来告。桓公有命：「事至而战，若是则奚之战？疆吏为之也。」书及而不书其人，微之也。疆▯之争，一彼一此，春秋备书于策，重兵争而惜民命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按《左氏》，蔡桓侯卒，蔡季自陈归于蔡。杜预曰：「桓侯无子，故召季而立之。」及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杜预曰：「献舞即蔡季也。」先儒以为不然，曰：「蔡季自陈归，然献舞已立矣。蔡季力足以得国而不有，故《春秋》贤而字之。」然则蔡季之归，与季子来归，其事正同。此二人者，皆其国之贤，国人欲其归，故《春秋》亦从而嘉之。称归，称来归者，虽易辞也，亦喜辞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卫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防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
按《左氏》曰：「防齐侯于泺，遂与姜氏如齐。」则是防也，公与夫人俱。既防之后，因以如齐。《春秋》当书曰：「遂与夫人姜氏如齐。」今再书「公」，又曰「与夫人姜氏」，匹敌而并书之，见文姜之抗，桓公不得而制也。《春秋》书法严矣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经部,春秋类,春秋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讲义》卷一下宋戴溪撰荘公
元年春王正月
荘何以不言即位？桓公不得其终，荘公不行即位之礼，故也。
三月夫人孙于齐
内讳奔曰孙，不称姜氏者，絶之也。如公、谷所言，夫人固在齐久矣。荘公接父之练，録母之变，于是有念母之心焉，故《春秋》探荘公之心而书之，其説恐未必然。桓公之丧，归自齐，姜氏必与之俱，久而不安于鲁，故逃归于齐。《春秋》即实而书，明示大义，非由荘公念母之故也。
夏，单伯送王姬。秋，筑王姬之馆于外。
杜预注《左传》，称单伯为天子卿，《公》、《谷》称单伯为鲁之大夫也，故称逆王姬。以鲁事考之，鲁无单伯，其为周之卿明矣。古者天子嫁女于诸侯，使诸侯之同姓者主之，谓之公主。今也天子使卿送女至鲁，俾鲁主之，以嫁于齐。鲁筑馆以待之，《礼记》所谓「由鲁嫁」是也。《春秋》书「送王姬」、「筑王姬之馆」、「王姬归于齐」，明年书「王姬卒」，详书其事若此，何也？鲁之与齐，有不共戴天之雠，况荘公方有三年之戚，天子不当使之主婚，鲁亦不当主婚于齐。此礼之大失，君臣皆不得其正矣。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
锡命有二：有生而锡者，若平王锡晋文侯是也；有既死而锡者，若荣叔来锡桓公命是也。生而褒宠其功以防命之，死则褒赠共功以追防焉，生荣死哀，所以为诸侯之劝也。今也鲁桓公得罪于王法，生不能讨，死又追命之，所谓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宜不若此。王不书天，失天道矣。
王姬归于齐
齐师迁纪郱鄑郚
齐侯志在灭纪，不灭不止，故先迁纪之三邑。迁之为言，徙其民而虚其邑也。三邑既虚，则纪国之势孤矣。用师而迁邑，言齐之逼纪也。齐之于纪，亦虐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陈荘公
夏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
公羊曰：「于余邱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诚如是也，则于余邱者，邾之国都也，春秋何不直以伐邾书乎？杜预注曰：「于余邱，国名也。」然而于余邱之为国，诸夏未有闻焉，意
译二月丙午，鲁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
隐公初年，曾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后来隐公亲自讨伐邾国，《春秋》本来就已经谴责他了。桓公时期，邾国又来朝见，邾仪父又与桓公在趡地结盟，邾国对鲁国的礼节也算到了极点。结盟还没几个月，鲁国就联合宋国、卫国去讨伐邾国，怎么如此没有信义呢！《春秋》记载“及宋人、卫人伐邾”，不称其国君之名，是隐晦他们的身份。邾仪父从此以后得以位列诸侯，《春秋》于是用“邾子”来称呼他。整个《春秋》时代，邾国屡次与鲁国交战，一胜一负，交替成为主客。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隐公和桓公埋下了祸根。
夏五月丙午，鲁国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
齐国侵犯鲁国边境，边境官吏前来报告。桓公下令：“事情发生就开战，如果是这样，那么奚地的战斗，就是边境官吏擅自发动的。”《春秋》记载“及”而不记载具体人物，是贬低桓公的意思。边境的争端，彼此互有胜负，《春秋》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上，是重视军事争端而爱惜百姓生命。
六月丁丑，蔡桓侯封人去世。秋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根据《左传》，蔡桓侯去世，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杜预说：“桓侯没有儿子，所以召蔡季回来立为国君。”到了庄公十年，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军，把蔡侯献舞带回楚国。杜预说：“献舞就是蔡季。”以前的儒者认为不对，说：“蔡季从陈国回来，但献舞已经即位了。蔡季有能力得到国家却不占有，所以《春秋》认为他贤德而称他的字。”那么蔡季回国，与季子回国，事情正相同。这两个人，都是他们国家的贤人，国人希望他们回来，所以《春秋》也因而嘉许他们。称“归”，称“来归”，虽然是容易的词，也是喜悦的词。
癸巳日，安葬蔡桓侯。
鲁国与宋人、卫人讨伐邾国。
冬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十八年春，周历正月，鲁桓公与齐侯在泺地会见。桓公和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根据《左传》说：“在泺地会见齐侯，于是和姜氏前往齐国。”那么这次会见，桓公和夫人是一同去的。会见之后，因而前往齐国。《春秋》应当记载为：“于是和夫人姜氏前往齐国。”现在再次记载“公”，又说“和夫人姜氏”，将两人并列记载，显示出文姜的强势，桓公无法控制她。《春秋》的书写法则真是严谨啊！
夏四月丙子，桓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日，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秋七月。
冬十二月己丑，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经部，春秋类，春秋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讲义》卷一下 宋戴溪撰 庄公
元年春，周历正月。
庄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因为桓公不得善终，庄公不行即位之礼，所以不记载。
三月，夫人逃到齐国。
国内忌讳说“奔”而说“孙”，不称姜氏，是断绝关系的意思。如果像《公羊传》、《谷梁传》所说，夫人本来就在齐国很久了。庄公承接父亲的丧期，记录母亲的变故，于是有了思念母亲的心，所以《春秋》探知庄公的心意而记载，这种说法恐怕不一定对。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姜氏必定与他一同回来，久而不安于鲁国，所以逃回齐国。《春秋》如实记载，明示大义，不是因为庄公思念母亲的缘故。
夏，单伯送王姬。秋，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
杜预注释《左传》，称单伯为天子的大臣，《公羊传》、《谷梁传》称单伯为鲁国的大夫，所以说迎接王姬。以鲁国的事来考察，鲁国没有单伯，他是周天子的大臣是明显的。古代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让诸侯的同姓者主持，称为公主。现在天子派大臣送女儿到鲁国，让鲁国主持，嫁给齐国。鲁国修建馆舍等待她，《礼记》所说的“由鲁国出嫁”就是这种情况。《春秋》记载“送王姬”、“筑王姬之馆”、“王姬归于齐”，第二年记载“王姬卒”，详细记载事情像这样，为什么呢？鲁国与齐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敌，何况庄公正有三年之丧，天子不应当让他主持婚礼，鲁国也不应当为齐国主持婚礼。这是礼制的大失误，君臣都不正当了。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去世。
周天子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
赐命有两种：有活着时赐给的，如平王赐给晋文侯那样；有死后赐给的，如荣叔来赐给桓公命那样。活着时褒奖宠幸他的功劳以防范命之，死后则褒赠他的功劳以追念他，生者荣耀死者哀悼，所以作为诸侯的鼓励。现在鲁桓公得罪于王法，活着时不能讨伐，死后又追命他，所谓天命有德、天讨有罪，不应当这样。王不书天，是失天道了。
王姬归于齐。
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三邑。
齐侯志在灭纪，不灭不止，所以先迁移纪国的三个城邑。迁移的意思是，迁徙它的百姓而空虚它的城邑。三个城邑既已空虚，那么纪国的势力就孤立了。用军队而迁移城邑，是说齐国逼迫纪国。齐国对于纪国，也很残暴了！
二年春，周历二月，安葬陈庄公。
夏，公子庆父率领军队讨伐于余丘。
《公羊传》说：“于余丘是什么？是邾娄的城邑。为什么当作国家？因为国君在那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于余丘就是邾国的国都，《春秋》为什么不直接记载为讨伐邾国呢？杜预注释说：“于余丘，是国名。”然而于余丘作为国家，诸夏未曾听说过，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