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讲义》卷三上宋戴溪撰宣公
争，岂不甚善？然非有以信服其心，则势力固未易平也。譬如乡邻有鬬，非有大人长者为之讲解，则其鬭岂易平哉！莒、郯之争，莒大而郯小，故平莒为难，平郯为易。今公及齐侯平莒及郯，郯之于鲁有伯姬之亲，故宣公主乎是平也。齐、鲁二君方得罪于诸侯，岂足以信服乎？莒不肯，之辞傲然而不顾也。宣公不胜其忿，伐莒而取向。夫取向则易，而平莒则难，用见势力之不足恃也。昔者鲁桓公尝欲平宋、郑矣，数与宋公为防，宋卒辞平，桓公至于伐宋而与战焉，其事正与宣公类。二公皆以不义得国，诸侯谁其信之？不能省躬，而逞怒于人，滋益罪矣。
译争夺，难道不是很好吗？然而如果没有办法使人心信服，那么凭借势力本来就不容易平息。譬如乡邻之间发生争斗，如果没有德高望重的长者出面调解，那么他们的争斗难道容易平息吗！莒国与郯国的争端，莒国强大而郯国弱小，所以平定莒国很难，平定郯国容易。现在鲁宣公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郯国与鲁国有伯姬的亲属关系，所以宣公主要致力于平定莿国。齐、鲁两国国君正得罪于诸侯，难道足以让人信服吗？莒国不肯服从，其言辞傲慢而不顾念情面。宣公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攻打莒国并夺取了向地。夺取向地容易，而平定莒国却很难，由此可以看出势力是靠不住的。从前鲁桓公曾经想要平定宋国和郑国，多次与宋公在防地结盟，宋国最终拒绝讲和，桓公以至于攻打宋国并与之交战，这件事正与宣公类似。两位国君都因不义而取得国家，诸侯谁会信任他们呢？不能反省自身，却向他人发泄怒气，只会增加罪过罢了。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赤狄侵齐
秋公如齐公至自齐
冬楚子伐郑
五年春，公如齐。夏，公至自齐。秋，九月，齐髙固来逆叔姬。
宣公连年如齐，卑辱已甚，今因如齐之役，髙固使齐侯止公以求叔姬，无乃太甚乎！前此鲁女多为诸侯夫人，今下嫁于大夫，固已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昬，是以大夫自处也。髙固之逆与子叔姬之偕来，具书于《春秋》，益可耻矣。向者庄公之时，莒庆来逆叔姬，其后僖公及莒庆盟于洮，皆鲁之耻也。
叔孙得臣卒
冬齐髙固及子叔姬来
楚人伐郑
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
楚庄王图覇，刻意以争陈、郑，此岂一手一足所能定哉？晋时有难，赵盾之志不在诸侯，仅与卫孙免侵陈，示诸侯以为名而已，非能回陈人从楚之心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卫侯使孙良夫来盟
鲁、卫，兄弟也，数防屡盟，亦已乆矣。自文公防沓之后，十余年间，卫未尝通鲁好也。今兹孙良夫来盟，卫始通鲁，且结信也。鲁宣自得国以来，恐惧事齐，视晋而下不以为意。良夫之来，不惟通好，且谋防晋，故委心于鲁，结盟以示信，其意可谓勤矣。然宣公方笃意事齐，従晋之意未敢坚决，卫人虽结信于鲁，犹无益也。
夏，公防齐侯伐莱。秋，公至自伐莱。
左氏曰：「夏，公防齐侯伐莱，不与谋也。」鲁方听命于齐之不暇，安敢勤动齐侯以伐人之国？则伐莱之谋，其出于齐侯之意也明矣。齐志于伐国，而鲁助齐为虐，《春秋》交讥焉。
大旱
冬，公防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
按左氏，黑壤，王叔桓公临之，以谋不睦。则是盟也，有天子之卿士奉天子之命，其事重矣。春秋曷为不书盟？左氏以为鲁公不与盟之故，非也。诚如左氏所言，则春秋当以公不与盟书，岂得阙而不録？灵公之难，晋不讨贼；成公之立，又不请命于天子。于今四年，新防诸侯，天子縦不能问罪于晋，又使卿士临之，赫然王命临照诸侯，而赏罚倒置，莫此为甚。春秋没其事而不书，以为不足乎▯也，其防深矣。
八年春公至自防
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
按昭公二十三年，公如晋，至河，有疾乃复。今也公子遂如齐，不至而复，未几卒于途，其有疾明矣。春秋书至黄乃复，不书有疾，何也？盖诸侯适他国，进退得専之已；人臣衔君命而出，则不可専也。有如疾不可为，犹当舆疾将事，进退岂得而由已哉？春秋书此，示人臣不得専命之义也。
辛巳，有事于大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前书公子遂，今书仲遂，何也？公子遂有徳于宣公，始死而赐諡所以宠贲其身，后而无忘其子孙也。《春秋》即其实而书之。大抵君臣之义，务存始终，故人臣之卒，当祭则不告，终祭则不绎。今也，辛巳有事于大庙，则既终祭矣，明日賔尸，礼不必讲也。壬午犹绎，可已而不已也。万，无声之乐也，入则用之；籥，有声之乐也，去而不用。特不欲声闻于外，惟恐人之或知也。宣公非恝然于仲遂也，君臣之恩薄，其来久矣。知悼子在殡，晋平公饮酒击钟于▯，屠蒯入谏。宣公去籥之意，固已拳拳于仲遂矣。彼仲遂之罪，当弃絶于宗庙。《春秋》非爱仲遂者，特爱礼尔。礼有终始，所以待遇臣子，垂训后世，不容以仲遂废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晋师白狄伐秦
晋吕相絶秦之书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婚姻也。」白狄之与晋，固为婚姻；晋之与秦，独非婚姻乎？舍秦之婚姻而独与白狄伐秦，何哉？昔也襄公与姜戎败秦师于殽，今焉成公又与白狄伐秦，内外亲踈之义皆倒置矣。
楚人灭舒蓼
观左氏所载，随、绞、州、蓼伐楚师，则蓼固当为一国，而以《春秋》考之，前乎此徐人取舒，后乎此楚人灭舒鸠，今之灭舒蓼者，岂非舒鸠之类，所谓羣舒者是欤【按文公五年楚已灭蓼矣，讲义不引，似疏】
秋七月甲子日有
译秦伯稻去世。
夏季六月乙酉日，郑国公子归生杀害了他的国君郑灵公夷。
赤狄侵犯齐国。
秋季，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来。
冬季，楚子讨伐郑国。
五年春季，鲁宣公前往齐国。夏季，鲁宣公从齐国回来。秋季，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叔姬。
鲁宣公连年前往齐国，卑屈受辱已经非常严重了，如今趁着前往齐国的机会，高固让齐侯扣留鲁宣公来索取叔姬，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在此之前，鲁国女子多成为诸侯的夫人，如今下嫁给大夫，本来就已经有些委屈了，鲁宣公又亲自操办婚事，这是以大夫的身份自处啊。高固迎亲与子叔姬一同前来，都记载在《春秋》中，更加可耻了。从前鲁庄公的时候，莒庆来迎娶叔姬，后来鲁僖公与莒庆在洮地结盟，这都是鲁国的耻辱。
叔孙得臣去世。
冬季，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
楚国人讨伐郑国。
六年春季，晋国赵盾、卫国孙免侵犯陈国。
楚庄王图谋称霸，刻意争夺陈、郑两国，这哪里是一人之力所能决定的呢？晋国当时有内乱，赵盾的心不在诸侯身上，仅仅与卫国孙免侵犯陈国，向诸侯显示名义罢了，并不能挽回陈国人追随楚国的心。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发生蝗灾。
冬季十月。
七年春季，卫国国君派孙良夫来结盟。
鲁国、卫国是兄弟之邦，多次会盟，也已经很久了。自从鲁文公在洮地会盟之后，十多年间，卫国未曾与鲁国交往。如今孙良夫来结盟，卫国开始与鲁国交往，并且建立信任。鲁宣公自从即位以来，恐惧地侍奉齐国，轻视晋国而不放在心上。孙良夫的来此，不仅是通好，而且谋划防备晋国，所以全心托付给鲁国，结盟以示信任，他的用意可以说是勤勉了。然而鲁宣公正专心侍奉齐国，追随晋国的意图不敢坚决，卫国人虽然与鲁国建立信任，也还是无益。
夏季，鲁宣公与齐侯会合讨伐莱国。秋季，鲁宣公从讨伐莱国回来。
《左传》说：“夏季，鲁宣公与齐侯会合讨伐莱国，鲁宣公没有参与谋划。”鲁国正忙于听从齐国的命令都来不及，怎么敢劳累地动员齐侯去讨伐别人的国家呢？那么讨伐莱国的谋划，明显是出于齐侯的意思。齐国志在讨伐他国，而鲁国助齐为虐，《春秋》对双方都加以讥讽。
发生大旱。
冬季，鲁宣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黑壤会合。
根据《左传》，黑壤会盟，王叔桓公临场主持，以谋划不和睦的诸侯。那么这个会盟，有天子的大臣奉天子的命令，事情很重大。《春秋》为什么不记载结盟呢？《左传》认为是因为鲁公没有参与结盟的缘故，这是不对的。如果真像《左传》所说，那么《春秋》应当记载鲁公不参与结盟，怎么能缺漏不记录呢？晋灵公遇难，晋国不讨伐贼人；晋成公即位，又不向天子请命。到现在四年，新近会合诸侯，天子纵然不能问罪于晋国，又派大臣临场，赫然天子的命令照耀诸侯，而赏罚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春秋》隐去这件事不记载，认为不值得记载，其寓意深远啊。
八年春季，鲁宣公从会盟回来。
夏季六月，公子遂前往齐国，到了黄地就返回了。
根据昭公二十三年，鲁昭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生病就返回了。如今公子遂前往齐国，没到齐国就返回，不久死在路上，他生病是明显的。《春秋》记载“至黄乃复”，不记载生病，为什么呢？大概诸侯前往他国，进退可以自主；人臣奉君命而出，就不可以自主了。如果有病不能行动，还应当带病前往办事，进退岂能由自己决定呢？《春秋》记载此事，表明人臣不得专断君命的道理。
辛巳日，在大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舞队进入，撤去籥。前面记载公子遂，现在记载仲遂，为什么呢？公子遂对鲁宣公有恩德，刚死就赐谥号，是为了宠荣他的身体，后来也不忘记他的子孙。《春秋》就实际情况记载。大体上君臣的道义，务必保持始终，所以人臣去世，正在祭祀时不告祭，祭祀结束后不举行绎祭。如今辛巳日在大庙举行祭祀，那么已经结束祭祀了，第二天送别尸主，礼制不必讲究了。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可以停止而不停止。万，是无声的音乐，进入时用它；籥，是有声的音乐，撤去不用。只是不想声音传到外面，只怕别人知道。鲁宣公并非对仲遂冷漠，君臣之恩情淡薄，由来已久了。知悼子的灵柩在殡，晋平公饮酒击钟，屠蒯入内进谏。鲁宣公撤去籥的意思，本来就很关切仲遂了。那仲遂的罪过，应当被宗庙抛弃。《春秋》不是偏爱仲遂，只是爱护礼制罢了。礼制有始终，用来对待臣子，垂训后世，不能因为仲遂而废弃。
戊子日，夫人嬴氏去世。
晋国军队联合白狄讨伐秦国。
晋国吕相绝交秦国的书信说：“白狄与您同处一州，是您的仇敌而与我结为婚姻。”白狄与晋国，本来是婚姻；晋国与秦国，难道不是婚姻吗？舍弃秦国的婚姻而只与白狄讨伐秦国，为什么呢？从前晋襄公与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国军队，如今晋成公又与白狄讨伐秦国，内外亲疏的道义都颠倒了。
楚国人灭掉舒蓼。
看《左传》所载，随、绞、州、蓼讨伐楚军，那么蓼本来应当是一个国家，而用《春秋》考证，在此之前徐人夺取舒，在此之后楚人灭掉舒鸠，如今灭掉舒蓼的，难道不是舒鸠之类，所谓群舒吗【按文公五年楚已灭蓼矣，讲义不引，似疏】
秋季七月甲子日，日有
楚师伐陈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齐。公至自齐。
夏仲孙蔑如京师
宣公即位九年，亲如齐者三，而君臣未尝至于周。天子使人来徴聘，仲孙蔑一至京师而已。天子犹以有礼而厚贿之，亦可叹矣！
齐侯伐莱
莱，东夷也。《书》曰「莱夷作牧」，其地在青州，于齐为近，故齐侯必欲服之。观齐鲁防夹谷之日，莱人以兵刼鲁侯，则莱之服属于齐，有自来矣。
秋取根牟
公羊曰：「根牟者，邾娄之邑。」杜预曰：「根牟，东夷之国。」经书根牟而不繋于邾，知其为国明矣。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防于扈。晋荀林父帅师伐陈。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
黑壤之防，谋不睦也，而陈不与；扈之防，亦所以谋不睦也，而陈又不与，晋安得而不伐陈耶？如左氏所言，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春秋曷为不书诸侯？盖晋侯卒于扈，则在防之诸侯犹未归也。荀林父受命而行，闻晋侯卒乃还，实未尝伐陈也，春秋岂得并诸侯而书之乎？
冬十月癸酉卫侯郑卒
宋人围滕
前书滕子卒，今书宋人围滕，其伐、防之罪，比事而观，不可逃矣。滕之于宋，非有深怨也，特不事宋而已。向也宋尝执滕子婴齐，今兹又伐其防，明年宋复伐滕，何其甚邪！
楚子伐郑晋郤缺帅师救郑
按《左氏》：楚子伐郑，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栁棼，此郑之隽功也。春秋曷为不书？楚连年伐郑，今兹亲帅师徒至郑之城下，其势未易抗也。晋郤缺救郑，未尝与楚人交战，郑伯遽败楚师于栁棼，徼幸一胜，不足以挫楚人之势，适足以稔郑之祸。春秋以为不足録也，故略而不书。
陈杀其大夫泄冶
十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齐人归我济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齐侯元卒
齐崔氏出奔卫
崔氏之奔，不止一人，其宗彊于齐乆矣。异日庄公之祸，崔氏实为之，宗彊故也。春秋书尹氏、武氏、崔氏，其义各有攸在，或志其世卿，或志其彊宗，此二者皆国之巨患也。
公如齐五月公至自齐
癸巳陈夏徴舒弑其君平国
六月宋师伐滕
公孙归父如齐▯齐惠公
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
往年救郑，今年伐郑，为晋师者，不亦难乎？徳不足以庇郑，威不足以抗楚，一救一伐，徒自疲其力而已。
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
天子使其母弟躬聘于鲁，其恩礼可谓厚矣。然而自是以后，周室日衰，天子之使不复至鲁，《春秋》亦无得而书焉。
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
公孙归父者，仲遂之子也，有宠于宣公，故执鲁兵柄，伐邾以取邑。已而惧齐人之见罪也，亲往谢罪于齐。小人谋国，假宠以肆威，行险以求利，类多若此，乆而未有不为国患者。向使归父不见逐于鲁，其为鲁患多矣。
大水
季孙行父如齐。冬，公孙归父如齐。齐侯使国佐来聘。齐侯之卒也，宣公既如齐吊矣，公孙归父继往防▯焉。已而，行父、归父又有如齐之行。一年之间，鲁之君大夫接踵在齐，齐不得已，仅一遣国佐报聘而已。歴观鲁十二公，其务为容悦以求媚于大国，未有如宣公之甚者也。
饥
宣公即位十八年，春秋两书饥，始以大水而饥，继以蝝生而饥。彼其不义得国，乖戾致灾，自取之也，民何罪焉？故《春秋》书饥者，为斯民忧也；至其末年，特书大有年者，又为斯民喜也。
楚子伐郑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
楚自庄王以来，力争陈、郑，有事于二国者屡矣。二国或服或贰，莫适为主。陈人従晋，则贰于楚；郑人従楚，则贰于晋，纷纭而未定也。至是陈、郑与楚盟于辰陵，则二国俱服于楚矣。陈、郑不足责也，迫于社稷之故，惟彊可以庇民者是従。晋主夏盟，其可坐使陈、郑之至于此乎？故自辰陵既盟，继而楚入陈、围郑，陈既亡而复存，郑几亡而仅免，操縦之权一制于楚，春秋是以咎中国之覇者不能以自振也。
公孙归父防齐人伐莒
秋晋侯
译楚国军队讨伐陈国。
鲁宣公九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国。
夏季，仲孙蔑前往周天子都城。
鲁宣公即位九年，亲自前往齐国达三次，而君臣却未曾前往周天子都城。周天子派人来征召聘问，仲孙蔑仅一次前往周天子都城罢了。周天子仍然因为鲁国有礼而厚赐财物给他，这也令人叹息啊！
齐侯讨伐莱国。
莱国，是东夷的国家。《尚书》说“莱夷从事畜牧”，它的地方在青州，距离齐国很近，所以齐侯一定要使莱国臣服。看齐鲁在防地、夹谷会盟之时，莱国人用武力胁迫鲁侯，那么莱国臣属于齐国，由来已久了。
秋季，鲁国夺取根牟。
《公羊传》说：“根牟，是邾娄国的城邑。”杜预说：“根牟，是东夷的国家。”经文书写根牟而不连属在邾娄之下，可知它是国家就明白了。
八月，滕子去世。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盟。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陈国。辛酉日，晋侯黑臀在扈地去世。
黑壤的会盟，是谋划不和睦的国家，而陈国没有参加；扈地的会盟，也是用来谋划不和睦的国家，而陈国又没有参加，晋国怎么能不讨伐陈国呢？如果像《左氏传》所说，荀林父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陈国，《春秋》为什么不记载诸侯呢？大概是因为晋侯在扈地去世，那么在会盟的诸侯还没有回去。荀林父接受命令而行事，听说晋侯去世就回来了，实际上并没有讨伐陈国，《春秋》怎么能连同诸侯一起记载呢？
冬季十月癸酉日，卫侯郑去世。
宋国人包围滕国。
先前记载滕子去世，现在记载宋国人包围滕国，其讨伐、会盟的罪责，对比事件来看，无法逃避了。滕国对于宋国，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不侍奉宋国罢了。从前宋国曾经拘捕滕子婴齐，现在又讨伐其会盟之地，明年宋国又讨伐滕国，为什么如此过分呢！
楚子讨伐郑国，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按照《左氏传》：楚子讨伐郑国，晋国郤缺救援郑国，郑伯在栁棼击败楚国军队，这是郑国的杰出功劳。《春秋》为什么不记载？楚国连年讨伐郑国，今年亲自率领军队到达郑国城下，其形势不容易抵抗。晋国郤缺救援郑国，未曾与楚国人交战，郑伯就在栁棼击败楚国军队，侥幸获得一次胜利，不足以挫败楚国人的气势，恰好足以酿成郑国的祸患。《春秋》认为不值得记录，所以省略而不记载。
陈国杀其大夫泄冶。
鲁宣公十年春季，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国。齐国人归还我济西的土地。
夏季四月丙辰日，发生日食。
己巳日，齐侯元去世。
齐国崔氏出逃到卫国。
崔氏的出逃，不止一人，其宗族在齐国强盛很久了。日后庄公的祸患，崔氏实际上造成的，是因为宗族强盛。《春秋》记载尹氏、武氏、崔氏，其意义各有所在，有的记载世袭卿大夫，有的记载强宗大族，这两者都是国家的巨大祸患。
鲁宣公前往齐国，五月，鲁宣公从齐国回国。
癸巳日，陈国夏徵舒弑杀其君平国。
六月，宋国军队讨伐滕国。
公孙归父前往齐国。齐惠公即位。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讨伐郑国。
去年救援郑国，今年讨伐郑国，作为晋国军队，不也太难了吗？德行不足以庇护郑国，威势不足以抵抗楚国，一次救援一次讨伐，只是白白疲惫自己的力量罢了。
秋季，周天子派遣王季子来聘问。
周天子派遣他的同母弟弟亲自到鲁国聘问，其恩惠礼遇可以说很厚重了。然而从此以后，周王室日益衰微，天子的使者不再来到鲁国，《春秋》也就没有什么可记载的了。
公孙归父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夺取绎地。
公孙归父，是仲遂的儿子，受鲁宣公宠信，所以掌握鲁国兵权，讨伐邾国以夺取城邑。不久害怕齐国人怪罪，亲自前往齐国谢罪。小人谋划国事，凭借宠信来肆意逞威，冒险以求取利益，大多像这样，久而久之没有不成为国家祸患的。假使归父不被鲁国驱逐，他给鲁国带来的祸患就多了。
发生大水。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冬季，公孙归父前往齐国。齐侯派遣国佐来聘问。齐侯去世时，鲁宣公已经前往齐国吊唁了，公孙归父接着前往吊唁。不久，行父、归父又有前往齐国的行程。一年之间，鲁国的国君和大夫接连在齐国，齐国不得已，仅仅派遣国佐一次回报聘问罢了。纵观鲁国十二位国君，他们致力于逢迎取悦以求媚于大国，没有像宣公这样严重的。
发生饥荒。
鲁宣公即位十八年，《春秋》两次记载饥荒，起初因为大水而饥荒，接着因为蝝虫滋生而饥荒。他因不义而获得国家，乖戾导致灾祸，是自取灭亡，百姓有什么罪呢？所以《春秋》记载饥荒，是为百姓担忧；至于他末年，特别记载大有年，又是为百姓高兴。
楚子讨伐郑国。
鲁宣公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
楚国自从庄王以来，力争陈、郑两国，对这两国有事多次。两国有时臣服有时背叛，没有确定的宗主。陈人跟随晋国，就背叛楚国；郑人跟随楚国，就背叛晋国，纷乱而没有定论。到这时陈、郑与楚国在辰陵结盟，那么两国都臣服于楚国了。陈、郑不足以责备，迫于社稷的缘故，只跟随能够庇护百姓的强者。晋国主持中原会盟，难道能坐视陈、郑达到这种地步吗？所以自从辰陵结盟之后，接着楚国进入陈国、包围郑国，陈国既灭亡又复存，郑国几乎灭亡而勉强幸免，操纵的权力完全受制于楚国，《春秋》因此归咎中原霸主不能自我振作。
公孙归父会同齐国人讨伐莒国。
秋季，晋侯
防狄于欑函
狄人乆为中国患，自晋人败之于箕，稍知自警。今乃防狄于欑函，何哉？为覇主者，以外攘为己任，縦不能攘，独可防乎？诚使狄人知惧，请成于晋，犹可言也。今晋乃求成于众狄，又亲往防之，其辱甚矣。书防狄，所以辩华戎之分；书晋侯，又见中国之自卑也。
译在欑函设防抵御狄人。
狄人长久以来成为中原各国的祸患，自从晋军在箕地击败他们之后，狄人才稍微懂得自我警戒。如今却在欑函设防抵御狄人，这是为什么呢？身为霸主的人，应当把对外抵御外敌作为自己的责任，纵然不能将其驱逐，难道只能设防抵御吗？如果狄人知道畏惧，向晋国请求讲和，那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晋国反而向众多狄人请求讲和，又亲自前往设防抵御，这是极大的屈辱。史书记载“防狄”，是为了辨别华夏与戎狄的界限；记载“晋侯”，又显示出中原国家的自轻自贱。
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徴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寜、仪行父于陈。
陈人之罪，天下之所得同讨也。中国不能讨，而使楚庄得借手以为辞，中国之愧多矣。楚庄伐陈，先入其国而后杀夏徴舒，此先书杀者，讨贼之辞也。然而楚人取陈以为县，则既灭陈矣。《春秋》以入陈书，何也？《春秋》大改过，喜迁善。楚庄既县陈而复还之，其功岂可掩哉！然而纳公孙寜、仪行父，楚庄之为徳亦不终矣。始焉杀徴舒，讨其罪也；终焉纳公孙寜、仪行父，独非罪乎？致陈灵公之为乱者，实二人之罪也，独可纳乎？《春秋》不以功掩过，亦不以恶掩善，故楚庄之事备书于《春秋》，则功过善恶不可诬矣。
十有二年春▯陈灵公
楚子围郑
按公羊曰：「楚庄入郑，胜乎皇门，放乎路衢。」由此观之，楚子固尝入郑矣。春秋不言入，何也？去年楚子灭陈，书入而不书灭；今年楚子入郑，书围而不书入，圣人之意盖有在矣。陈既灭而复其国，郑既入而许其平，圣人嘉楚庄能改过而迁善也。当是之时，中国无道，十余年间，晋、宋、陈、郑皆有大罪，楚庄因之遂有图覇之心。既得陈郑矣，不迫人以险，犹有存亡恤难之意，春秋安得而不嘉之？按左氏，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楚子，楚退三十里而与之平。春秋何以不书？存中国而抑荆蛮也。
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晋楚之大战三。晋胜楚者二，曰城濮，曰鄢陵；楚胜晋者一，曰邲。此三战者，春秋皆书曰「晋及」，言中国主乎是战，不使楚人得以主之也。然而城濮之战，楚之主兵者得臣也，以邲之书法观之，当书曰「晋侯及楚得臣战」，不书得臣而书楚人者，贱得臣，不使与晋侯为敌也。邲之战，荀林父不能制御诸将以至于败，林父之罪不可逃也。然而城濮之战，楚杀其大夫公子侧；晋虽败邲，林父之罪不及焉。君子是以知晋用法之恕，楚御下之严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灭萧
萧，附庸也，其国至微，楚人灭之易尔。然楚庄能施徳于陈、郑，卒不免于灭萧，何也？人之常情，矫揉以为善者，虽能勉彊于一时，不能持守于悠乆。楚庄始焉矫揉，伏其好利之心；一旦发其暴怒，复还故常。春秋即其实而书「灭」，功罪不相掩矣。
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氏曰：「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邱。」则是盟也，原縠实主邲之战。原縠违命先济，遂至于败，得免于死，已为厚幸，岂得又主列国之盟乎？盟犹可也，岂得而同盟乎？狠愎之资，骄僣已甚，卒不免于见杀。削其名，书人，罪晋而恶原縠也。
宋师伐陈卫人救陈
陈方受兵于楚，仅复其国，宋何事而遽伐之乎？宋、卫方盟，卫人渝盟以救陈，《春秋》不以为罪，而以为善。书「救陈」者，善之也。
十有三年春齐师伐莒
向也宣公防齐侯伐莱，其后齐自伐莱；向也公孙归父防齐人伐莒，今焉齐自伐莒。盖二国去齐为近，齐人志在并吞，始犹资助于人，终则自専于已，不胜其利欲之心，而欲逞其虐小之威，不餍其所欲，则不已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曰：「以其救萧也。」楚子灭萧，已有意于伐宋，非以救萧而起也。明年围宋，意可见矣。
秋螽
冬晋杀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卫杀其大夫孔达
夏五月壬申曹伯寿卒
晋侯伐郑
按左氏，晋侯伐郑，郑伯如楚，谋晋故也。春秋曷为不书如楚？中国不竞，诸侯相率南向以朝楚，此春秋所叹息也。前者郑伯、许男如楚，今兹郑伯又复如楚，春秋以为中国朝楚实自郑始，故讳而不书。
秋九月楚子围宋
楚庄连年有事于中国，今兹围宋，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其急亦甚矣。楚人屈于华元一言，退三十里而与宋平，其事与围郑相类，故《春秋》书法一同。
▯曹文公
冬公孙归父防齐侯于谷
宣公十有一年，公孙归父防齐人伐莒，至是三年矣，再防齐侯于谷。
译冬季十月，楚国人杀死了陈国的夏徵舒。丁亥日，楚庄王进入陈国，将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
陈人的罪过，是天下各国都可以共同讨伐的。中原各国不能讨伐，却让楚庄王借此作为借口，中原各国的羞愧真是太多了。楚庄王讨伐陈国，先进入陈国然后才杀夏徵舒，这里先记载“杀”，是讨伐贼臣的措辞。然而楚国人把陈国设为县，那就是已经灭掉了陈国。《春秋》却记载为“入陈”，为什么呢？《春秋》推崇改过自新，喜欢向善转变。楚庄王把陈国设为县后又恢复其国家，他的功劳怎么能掩盖呢！然而接纳公孙宁、仪行父，楚庄王的德行也就不能始终如一了。起初杀夏徵舒，是讨伐他的罪过；最终接纳公孙宁、仪行父，难道不是罪过吗？导致陈灵公作乱的，实际上是这两个人的罪过，难道可以接纳他们吗？《春秋》不因为功劳而掩盖过错，也不因为恶行而掩盖善举，所以楚庄王的事情在《春秋》中记载得很完备，那么功过善恶就不会被歪曲了。
鲁宣公十二年春天，陈灵公（去世）。
楚庄王包围郑国。
《公羊传》说：“楚庄王进入郑国，在皇门获胜，在街道十字路口炫耀。”由此看来，楚庄王确实曾经进入过郑国。《春秋》不记载“入”，为什么呢？去年楚庄王灭陈，记载“入”而不记载“灭”；今年楚庄王进入郑国，记载“围”而不记载“入”，圣人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了。陈国被灭后又恢复了国家，郑国被进入后允许讲和，圣人赞赏楚庄王能够改过自新。当时，中原各国无道，十多年间，晋、宋、陈、郑都有大罪，楚庄王因此产生了图谋霸权的心思。既然得到了陈、郑两国，却不利用险要地势逼迫人，还存有保存危亡、体恤患难的意思，《春秋》怎么能不赞赏他呢？据《左传》，郑伯脱去上衣牵着羊去迎接楚庄王，楚庄王退兵三十里并与郑国讲和。《春秋》为什么不记载？是为了保全中原各国而压制荆蛮。
夏季六月乙卯日，晋国的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庄王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晋楚之间的大战有三次。晋国战胜楚国的有两次，叫城濮之战、鄢陵之战；楚国战胜晋国的有一次，叫邲之战。这三次战争，《春秋》都记载为“晋及”，意思是中原国家主导这场战争，不让楚国人得以主导。然而城濮之战，楚国的统帅是得臣，用邲之战的书法来看，应当记载为“晋侯与楚得臣交战”，不记载得臣而记载楚人，是轻视得臣，不让他与晋侯对等。邲之战，荀林父不能控制各位将领以至于战败，荀林父的罪责不可推卸。然而城濮之战，楚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侧；晋国虽然在邲之战战败，荀林父的罪责却没有达到被杀的地步。君子由此知道晋国用法宽恕，楚国驾驭下属严厉。
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戊寅日，楚庄王灭掉萧国。
萧国是附庸国，它的国家非常微小，楚国人灭掉它很容易。然而楚庄王能在陈、郑两国施恩德，最终却免不了灭掉萧国，为什么呢？人的常情，勉强装作行善的，虽然能勉强坚持一时，却不能长久保持。楚庄王起初勉强装作，压抑他好利的心；一旦发泄暴怒，又恢复旧习。《春秋》就根据事实记载“灭”，功罪互不掩盖。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在清丘结盟。
《左传》说：“晋国的原縠、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曹国人结盟于清丘。”那么这个盟会，原縠实际上是邲之战的主帅。原縠违抗命令率先渡河，于是导致战败，能免于死罪，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难道还能主持列国的盟会吗？参加盟会还可以，难道还能结盟吗？他性格狠戾固执，骄横僭越已经太过分，最终免不了被杀。削去他的名字，记载为“人”，是归罪于晋国并厌恶原縠。
宋国军队讨伐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
陈国正遭受楚国的军事打击，刚刚恢复国家，宋国什么事却急忙讨伐它呢？宋国、卫国刚刚结盟，卫国人违背盟约去救援陈国，《春秋》不认为这是罪过，而认为是善举。记载“救陈”，是赞赏这种行为。
鲁宣公十三年春天，齐国军队讨伐莒国。
以前宣公时公孙归父防备齐国人讨伐莱国，后来齐国自己讨伐莱国；以前公孙归父防备齐国人讨伐莒国，现在齐国自己讨伐莒国。大概这两个国家离齐国近，齐国人志在吞并，开始还资助别人，最终就自己专断，抑制不住贪利之心，想要逞显虐待小国的威风，不满足他的欲望，就不会停止。
夏季，楚庄王讨伐宋国。
《左传》说：“因为宋国救援萧国。”楚庄王灭掉萧国，已经有讨伐宋国的意思，不是因为救援萧国才起的念头。第二年包围宋国，意图就可见了。
秋季，蝗虫。
冬季，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先縠。
鲁宣公十四年春天，卫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孔达。
夏季五月壬申日，曹伯寿去世。
晋侯讨伐郑国。
据《左传》，晋侯讨伐郑国，郑伯前往楚国，是为了谋划对付晋国。《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前往楚国”？中原各国不兴盛，诸侯相继向南朝见楚国，这是《春秋》所叹息的。以前郑伯、许男前往楚国，这次郑伯又前往楚国，《春秋》认为中原各国朝见楚国实际上是从郑国开始的，所以忌讳而不记载。
秋季九月，楚庄王包围宋国。
楚庄王连年对中原各国用兵，这次包围宋国，宋国人交换孩子吃，劈开尸骨做饭，情况也非常危急了。楚国人因为华元一句话而屈服，退兵三十里与宋国讲和，这件事与包围郑国类似，所以《春秋》的书法相同。
曹文公（去世）。
冬季，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侯。
宣公十一年，公孙归父防备齐国人讨伐莒国，到现在三年了，再次在谷地会见齐侯。
十有五年春，公孙归父防楚子于宋。
僖公之时，楚子伐宋，公防诸侯盟于薄，释宋公。宣公之时，楚子围宋，公孙归父防楚子于宋，宋及楚平。鲁之谋国，类出于此，岂自治之道哉！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前者，楚子围郑，郑及楚平，《春秋》不书。今兹围宋，宋及楚平，《春秋》何以书？盖郑伯效牵羊之逆，乞平于楚，《春秋》存中国而不书。今焉宋华元、楚子反亲自结平，两国息争，亦《春秋》之所予也，故以宋人主乎是平，不使楚人得以専之也。然而二国之卿略而书人，何也？平者在下而不在上也，下议其平，取必于上，《春秋》义存君臣，故微之。
六月癸夘，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
戎狄之属，自为种落，而种落之中，又自分其族类，盖势分无以相统属故也。若狄之种有赤狄、白狄，而赤狄之族亦有潞氏、甲氏之类是也。向者狄为中国患，其后赤狄继之，今兹晋侯能灭赤狄潞氏，执其君长而归，亦可以为功矣【按程端学《春秋或问》云：「侵齐伐卫者，狄耳，潞氏前此未见于经，不知其罪也。戴氏之说非是】潞子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晋大国也，彼白狄之与赤狄，皆得结婚于晋，其不自贵重亦甚矣。一旦潞子之夫人见杀于酆舒，然后兴师灭之，不亦晩乎？潞何以称子？岂非亦尝受命于天子乎？四夷之君长虽大，皆曰子。
秦人伐晋
王札子杀召伯毛伯
秋螽
仲孙蔑防齐髙固于无娄
髙固娶于子叔姬，尝与叔姬来鲁，则未知是防也，其诸髙固借公事以为私行欤？其亦继公孙归父防谷之好欤？断道之防，髙固逃归，意其为人也，必専辄而不用命者也。自是而后，齐鲁之好踈矣。
初税亩
井田之法，为田九百畆，八家同井而居，共受田八百畆，名曰私田。其中一百畆，以二十畆为八家庐舍，余八十畆，名曰公田。八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供公上，此之谓什一之税，外此一毫无有也。今也宣公以公田之税为公上所当得，复于私田之中履畆而税之，其取于民也，比旧增倍。至于后世遵用之，哀公所谓「二，吾犹不足」是也。春秋深恶之，故书曰「初税畆」，着其作俑之罪也。哀十二年，复有田赋之法，盖于税畆之外，复用田以取赋，为甲兵之用，其剥民益甚矣。然春秋不书初者，作俑之罪宣公既任之矣。税畆之后，继以蝝生，又继以饥，获罪于天，降灾于下，悲夫【按：程端学《春秋或问》云：「戴氏此説本公羊。」今考讲义「于私田之中履畆而税」云云，实取杜预《左传》注】
冬蝝生饥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
去年晋灭潞氏，执潞子婴儿，犹以为治酆舒之罪也；今焉灭甲氏及留吁，则又太甚矣。中国之有夷狄，犹阳之有隂也。隂不可使胜阳，然不能使无隂也。古之王者，攘却之则有之矣；后世好大喜功之君，不分别其事理，而但以兵威取之，则过矣。前书「晋师」，后书「晋人」，《春秋》之义，各有攸在。
夏成周宣榭火
昔者成王定鼎于洛邑，复于洛邑之东营邑以居顽民，名之曰成周。在《书》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是也【按二语系书序】以其地在东，故或谓之东郊，亦谓之东都。春秋之书王城者，谓洛邑也；书成周者，谓东都也。成周宣榭火，曷为书于春秋？告于鲁也。宣榭者，杜氏以为讲武之屋，无室曰榭；公、谷以为宣宫之榭，乐器藏焉。先儒之説以为不然，曰：「宣榭者，宣王之庙也。」合此三説而观之，窃意宣王中兴，复防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是知宣榭者，宣王讲武之屋也。后人思宣王之功烈，即其榭而庙祀之，嵗时享祭，乐器藏焉，容有是理。不曰庙而曰榭，何也？庙有屋，榭无室，故也。
秋郯伯姬来归
鲁之内女适于他国者多矣，常事不书。其书于《春秋》者，必其有故者也。《春秋》之法，妇人谓嫁曰归，归寜曰来，大归曰来归。大归者，弃于夫家而归于宗国，不可以复反也。若郯伯姬、杞叔姬之类
译鲁宣公十五年春天，公孙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子。
僖公时期，楚子攻打宋国，鲁公在薄地会盟诸侯以防御，释放了宋公。宣公时期，楚子包围宋国，公孙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子，宋国与楚国讲和。鲁国谋划国事，大多出于此类做法，这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正道吗！
夏天五月，宋国人跟楚国人讲和。
此前，楚子包围郑国，郑国与楚国讲和，《春秋》没有记载。如今包围宋国，宋国与楚国讲和，《春秋》为什么记载呢？大概是因为郑伯效仿牵羊投降的逆礼，向楚国乞求讲和，《春秋》为了保全中原诸侯的尊严而不记载。如今宋国的华元、楚国的子反亲自缔结和平，两国停止争斗，这也是《春秋》所赞许的，所以让宋国人主导这次讲和，不让楚国人独占功劳。然而两国的大夫被省略而只称“人”，为什么呢？因为讲和的主导权在于下级而不在于上级，下级商议讲和，向上级取得决定，《春秋》的义理在于维护君臣名分，所以对此加以隐晦。
六月癸夘日，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的潞氏，把潞子婴儿俘虏回来。
戎狄这类族群，各自形成部落，而在部落之中，又各自区分出族类，这是因为势力分散无法相互统属的缘故。比如狄人的部落有赤狄、白狄，而赤狄的族类也有潞氏、甲氏等。先前狄人成为中原的祸患，后来赤狄继之，如今晋侯能够灭掉赤狄的潞氏，抓获其首领带回来，也可以算是功劳了【按：程端学《春秋或问》说：“侵犯齐国、攻打卫国的是狄人，潞氏此前未在经文中出现，不知其罪过。戴氏的说法不对。”】潞子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晋国是大国，那白狄与赤狄，都能与晋国通婚，他们不自尊自重也太严重了。一旦潞子的夫人被酆舒杀害，然后才起兵灭掉他们，不也太晚了吗？潞子为什么称“子”？难道他也曾受命于天子吗？四方蛮夷的君长即使强大，都称为“子”。
秦国人攻打晋国。
王札子杀死了召伯和毛伯。
秋天发生蝗灾。
仲孙蔑在无娄防备齐国的高固。
高固娶了子叔姬，曾经与叔姬来到鲁国，那么不知道这次防备，大概是高固借公事来行私事吧？这也可能是继承公孙归父在谷地防备的好意吧？在断道防备时，高固逃跑回国，推测他的为人，必定专断妄为且不听从命令。从此以后，齐鲁之间的友好关系疏远了。
开始按亩征税。
井田制度，田地九百亩，八家同井而居，共同受田八百亩，称为私田。其中一百亩，用二十亩作为八家的庐舍，剩余八十亩，称为公田。八家共同耕种公田，获取其地利，用来供给公家，这叫做什一之税，除此之外毫无其他赋税。如今宣公认为公田的税收是公家应当得到的，又在私田中按亩征税，他从百姓那里收取的赋税，比旧制增加了一倍。至于后世沿用它，哀公所说的“二，我还觉得不够”就是这种情况。《春秋》深恶此举，所以记载说“初税亩”，彰显其始作俑者的罪责。哀公十二年，又有田赋之法，大概是在税亩之外，又用田地来征收赋税，用于甲兵之用，剥削百姓更加严重了。然而《春秋》不记载“初”字，因为始作俑者的罪责宣公已经承担了。税亩之后，接着发生蝝生，又接着发生饥荒，获罪于天，降灾于下，可悲啊【按：程端学《春秋或问》说：“戴氏此说本于公羊。”今考讲义“于私田之中履亩而税”等语，实取杜预《左传》注】
冬天发生蝝生，出现饥荒。
鲁宣公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晋国人灭掉了赤狄的甲氏及留吁。
去年晋国灭掉潞氏，抓获潞子婴儿，还算是为了惩治酆舒的罪过；如今灭掉甲氏及留吁，那就太过分了。中原有夷狄，就像阳气有阴气一样。阴气不可使其胜过阳气，但也不能使其没有阴气。古代的王者，排斥退却他们是有过的；后世好大喜功的君主，不分辨事理，只凭兵威夺取，那就过分了。前文记载“晋师”，后文记载“晋人”，《春秋》的义理，各有其所在。
夏天，成周的宣榭发生火灾。
从前成王定鼎于洛邑，又在洛邑以东营建邑城以安置顽民，命名为成周。在《尚书》中说：“成周建成后，迁徙殷商的顽民”就是这样【按：这两句话系《尚书》序言】因为那地方在东边，所以有时称为东郊，也称为东都。《春秋》记载王城的，是指洛邑；记载成周的，是指东都。成周宣榭发生火灾，为什么记载于《春秋》？因为告诉了鲁国。宣榭，杜氏认为是讲武的房屋，没有房间叫榭；公羊、谷梁认为是宣宫的榭，乐器藏在那里。先儒的说法认为不对，说：“宣榭，是宣王的庙宇。”综合这三种说法来看，我推测宣王中兴，再次会盟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拔车马士卒，可知宣榭是宣王讲武的房屋。后人思念宣王的功业，就在其榭处建庙祭祀，岁时享祭，乐器藏在那里，或许有这种道理。不称为庙而称为榭，为什么呢？因为庙有房屋，榭没有房间，所以如此。
秋天，郯国的伯姬回来。
鲁国的内女嫁到他国的很多，常事不记载。记载于《春秋》的，必定是有原因的。《春秋》的法则，妇人出嫁称为归，回娘家省亲称为来，被夫家休弃而回到宗国称为来归。大归，是被夫家抛弃而回到宗国，不可以再回去了。像郯伯姬、杞叔姬这类
是也。夫妇之义，终身与齐，谷虽异室，死则同穴。或相弃背，防其妃耦，此人伦之变也。夫妇道失，《春秋》交讥焉。
译是这样的。夫妻之间的道义，是一生都要共同尊重的，虽然日常居住在不同的房间，但死后却要合葬在同一个墓穴中。如果互相抛弃背离，是为了防止对方另娶或另嫁，这是人伦常理的变异。夫妻之道一旦丧失，《春秋》就会对双方进行谴责。
冬大有年
春秋》书饥、书大饥，一饥犹足以病民，而况于大饥乎？其书大者，忧之甚也。《春秋》书有年、书大有年，有年已足为斯民喜，而况大有年乎？其书大者，喜之甚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许男锡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许昭公
▯蔡文公
六月癸夘日有食之
己未，公防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秋，公至自防。
向也同盟之礼，诸侯犹有所惮而不敢数行，其后大夫亦得而行之，至是不复为重矣。是盟也，以讨贰为辞，正为郤克报怨尔，何至重烦诸侯为是大盟乎？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晋侯、卫世子臧伐齐。
晋郤克请于晋侯，欲伐齐以报怨，晋侯勿许，亦可嘉矣。已而盟于断道，齐人请盟而不得与，遂有伐齐之师，则是晋侯执徳不坚，交邻不固，卒夺于郤克之私而不能自制也。同盟者五国，卫侯独使世子従于晋伐齐，自非大不得已，何至遣其世子从伐乎？既与齐侯盟，后二年复有鞌之战，故君子于晋侯伐齐之事有憾焉。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读《春秋》至于邾、鄫之事，未甞不为之悲伤忿恨也。向也邾人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无者，一时之人不以为怪。今也复戕鄫子于鄫，亲至人国，戕人之君，春秋以来亦无是事也。鄫，夏余也，列于诸侯，有社稷，有民人，何乃俛首受制于邾若此？凡为鄫之臣子，与邾有不共戴天之雠，縦不能报之于前，当其戕鄫子之时，独无一人出死力以卫其君者，人伦天理于是絶矣。是时晋主夏盟，于邾、鄫之事略而不问，乌得无罪哉！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孙归父如晋。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寝。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
仲遂有徳于宣公，而获罪于鲁国。当宣公时，其子归父用事于鲁，其所以纳交于齐、晋者，非不至也。一旦宣公卒，其家被遣，归父仓皇奔齐，盖人理之当然，而天道之必复者也。《春秋》于文公末年书「公子遂如齐」，于宣公末年书「公子归父奔齐」，比事而观，亦可见天理之不僣矣。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子承父统，国无内难，行即位之礼，故以「公即位」书于《春秋》。
二月辛酉▯我君宣公
无冰
三月作丘甲
先王之制，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出长毂一乗，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盖四邑为邱，每一邱为一百二十八家【按永乐大典误作一百四十二家今改正】四邱为甸，每甸合计五百一十二家。古者使一甸之家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成公作邱甲，始令一邱之人各出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四人，比于古制增三分之一矣。先王藏兵于民，合五百一十二家，总步卒甲士共不过七十五人尔，不敢穷民力也。今无故而增三分之一，是三甸而增一乗矣。成公即位之初，徳政未闻，而骤变古制，轻用民力，于公室实无所补，徒为三家异日作三军之地尔。春秋特书「作」者，着其作俑之罪也。
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
齐未尝得罪于鲁也，归父如晋，谋去三桓，齐何与焉？归父奔齐，齐人受之，亦人情之常尔，何至骤与齐怨，谋伐其国？惧有齐难，先作邱甲；闻齐欲出师，亟与晋盟。若此扰扰也，重卿不行，而仅使臧孙许往盟，覇主几于失礼矣。亦赖晋侯急于伐齐，俯従臧孙之盟，不然，滋益罪矣。
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按《左氏》，刘康公徼戎而伐之，遂败于徐吾氏。不言伐者，不以王师敌戎也。不曰戎败王师，而曰王师败绩于茅戎者，王师无敌，谁得而败之？若曰王师自败云尔。戎伐凡伯而不言戎，执王师败绩而不曰戎败，尊王室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
宣公在位十八年，与齐为好，至亲且宻，齐鲁未尝有疆塲之争，故其民亦少安。成公即位，首与齐为仇，断道、赤棘之盟，将谋伐齐【按断道之盟宣公未薨戴氏误也】齐安得不为自救之计？伐我北鄙，抑鲁有以
译冬天，庄稼大丰收。
《春秋》记载饥荒、大饥荒，一次饥荒就足以使百姓受苦，何况是大饥荒呢？它记载“大”，是忧虑得很深。《春秋》记载丰收、大丰收，丰收已足以让百姓欢喜，何况是大丰收呢？它记载“大”，是欢喜得很深。
鲁宣公十七年春天，周历正月庚子日，许国国君许男锡我去世。
丁未日，蔡国国君蔡侯申去世。
夏天，许国国君许昭公。
蔡国国君蔡文公。
六月癸夘日，发生日食。
己未日，鲁成公在防地会同晋侯、卫侯、曹伯、邾子订立盟约。秋天，鲁成公从防地回国。
从前订立盟约的礼仪，诸侯还因为有所忌惮而不敢频繁举行，后来大夫也能举行，到了这时就不再重视了。这次盟约，以讨伐背叛为借口，实际上是郤克为了报私怨罢了，何至于让诸侯烦扰地举行这样重大的盟约呢？
冬天十一个月壬午日，鲁成公的弟弟叔肸去世。
鲁宣公十八年春天，晋侯、卫国世子臧攻打齐国。
晋国的郤克向晋侯请求，想要攻打齐国以报私怨，晋侯不答应，这也是值得嘉许的。不久在断道结盟，齐国人请求结盟而不得参与，于是就有了攻打齐国的军队，这说明晋侯坚守德行不坚定，结交邻国不稳固，最终被郤克的私欲所左右而不能自我克制。结盟的国家有五个，只有卫侯派遣世子跟随晋国攻打齐国，如果不是非常不得已，何至于派遣世子跟随出征呢？既然已经和齐侯结盟，两年后又有鞌之战，所以君子对晋侯攻打齐国这件事感到遗憾。
鲁成公攻打杞国。
夏天四月。
秋天七月，邾国人在鄫国杀害了鄫国国君。
读《春秋》读到邾国、鄫国这件事，没有不为之悲伤愤恨的。从前邾国人曾经把鄫国国君用于次睢之社的祭祀，这是违背人伦常理的，当时的人却不以为怪。现在又在鄫国杀害鄫国国君，亲自到别人的国家，杀害别人的国君，春秋以来也没有这样的事。鄫国是夏朝的遗民，位列诸侯，有社稷，有百姓，为何竟然低头受制于邾国像这样呢？凡是鄫国的臣子，与邾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纵然不能在前头报仇，当杀害鄫国国君的时候，难道没有一个人拼死出力来保卫他们的国君吗？人伦天理在这里断绝了。这时晋国主持夏盟，对邾国、鄫国的事略而不问，怎么能没有罪过呢！
甲戌日，楚国国君楚子旅去世。
公孙归父出使晋国。冬天十月壬戌日，鲁宣公在路寝去世。归父从晋国回来，到了笙地，于是逃奔齐国。
仲遂对宣公有恩德，而在鲁国获罪。在宣公时，他的儿子归父在鲁国掌权，他用来结交齐国、晋国的办法，没有不尽心尽力的。一旦宣公去世，他家被遣散，归父仓皇逃奔齐国，这大概是人之常情，也是天道必然的报应。《春秋》在文公末年记载“公子遂出使齐国”，在宣公末年记载“公子归父逃奔齐国”，对比着看，也可以看出天理不会错乱。
鲁成公。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成公即位。
儿子继承父亲的统绪，国内没有内乱，举行即位的礼仪，所以用“公即位”记载在《春秋》中。
二月辛酉日，我们国君宣公。
没有冰。
三月，制作丘甲。
先王的制度，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出一辆长毂战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大概四邑为邱，每一邱为一百二十八家【按永乐大典误作一百四十二家，现在改正】，四邱为甸，每甸合计五百一十二家。古时候让一甸的百姓共同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现在成公制作丘甲，开始让一邱的人各自出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四人，比起古制增加了三分之一。先王把军队隐藏在百姓中，合五百一十二家，总共步卒甲士不过七十五人罢了，不敢穷尽民力。现在无故增加三分之一，这是三甸增加一辆战车了。成公即位之初，德政没有听说，却突然改变古制，轻用民力，对公室实际上没有什么补益，只是为后来三家作三军的地基罢了。《春秋》特意记载“作”，是彰显他开创恶例的罪过。
夏天，臧孙许和晋侯在赤棘结盟。
齐国不曾得罪鲁国，归父出使晋国，谋划除去三桓，齐国有什么关系呢？归父逃奔齐国，齐国人接纳他，也是人情之常，何至于突然与齐国结怨，谋划攻打它的国家？害怕有齐国的祸难，先制作丘甲；听说齐国想要出兵，急忙与晋国结盟。像这样纷扰不安，重臣不出行，只派臧孙许去结盟，霸主几乎失礼了。也幸亏晋侯急于攻打齐国，俯就臧孙的盟约，不然，罪过更重了。
秋天，周王的军队在茅戎战败。
按照《左氏传》，刘康公偷袭戎人而攻打他们，于是在徐吾氏战败。不说攻打，是不把王师当作敌人来对待戎人。不说戎人打败王师，而说王师在茅戎战败，王师无敌，谁能打败它？如果说王师自己战败罢了。戎人攻打凡伯而不说戎人，拘禁王师战败而不说戎人打败，是尊重王室。
冬天十月。
二年春天，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宣公在位十八年，与齐国交好，至亲且密，齐鲁不曾有疆场之争，所以百姓也少安。成公即位，首先与齐国结仇，断道、赤棘之盟，将要谋划攻打齐国【按断道之盟宣公未薨，戴氏误也】，齐国怎么能不为自救之计？攻打我国北部边境，也是鲁国有原因
自取之也。首开兵端，民何罪焉！
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
译这是自找的。首先挑起战端，百姓有什么罪过呢！
夏历四月丙戌日，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军队在新筑交战，卫国军队大败。
伐齐之役，卫世子臧实与晋侯偕行。齐未有以报卫也。卫孙良夫复帅师以侵齐，道与齐师遇。诸大夫欲还，良夫不可，一战而败，良夫之罪也。春秋书「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以良夫主乎是战也。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防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易》曰：「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盖用兵者必有主帅，示权有所一也。故《春秋》书帅师，必以主帅书。今也鞌之战，四大夫并书，前此《春秋》无是事也。《春秋》书四大夫，继之以帅师，又继之以防晋郤克，而后继之以及齐侯战，其罪鲁之辞，比诸列国尤严焉。晋郤克懐一笑之怨，卫孙良夫惩一败之辱，鲁四大夫不爱其力，迫齐侯而败之，自鞌至于袁娄，追奔五百里，诸大夫可谓志得意满矣。齐国佐如师，固将以求盟也。《春秋》不书曰「国佐来盟」，而书曰「及国佐盟」，见诸大夫汲汲于是盟，而非国佐之所急也。郤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畆，其暴横无理若此。齐国佐抗辞以对，揖而去之。郤克方眣鲁卫之大夫使为齐请，彼亦自知其非而歉然于中乎？然则是盟也，诸大夫之所欲也。《春秋》即其情而书之，恶大夫之専，犹存君臣之义也。
八月壬午宋公鲍卒
庚寅卫侯速卒
取汶阳田
齐师既败，反鲁卫之侵地，则汶阳之田，固鲁之旧也。不书曰「复归」而曰「取」，何也？得之不以其道故也。连兵伐人，迫而取之，其与夺人之地何异？《春秋》于诸侯归田之事，其以公义归者，则曰「来归」，若郓、讙、▯隂田是也；其以私情归者，则曰「归我」，若济西田是也；夺而得之者，曰「取」，若汶阳之田是也。一字之辨，而取予明，疆理正矣。
冬，楚师、郑师侵卫。十有一月，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前公孙归父防楚子于宋，祖僖公之故智也。今成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袭归父之故事也。盖楚人有伐鲁之意，于是鲁之君大夫先往防之，以求自免，故鲁在列国中不被楚兵，由此故也。自后襄、昭皆朝于楚，鲁之卑辱有自来矣。公既防婴齐于蜀，列国之大夫效尤皆至，是以有蜀之盟。春秋书「公及」者，见是盟出于公之志；继以「楚人」书于列国之上者，见楚之主乎是盟也。楚人者，婴齐也。不曰婴齐而曰楚人，不予荆蛮之主盟也。列国之大夫皆称人，贬之也。前书公防次书公及；前书防于蜀，次书盟于蜀。辞繁而不杀者，荆蛮之大夫主中国之盟防自此始，故春秋特重其事，详而志之，虽欲为讳，不可得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
郑人従楚伐晋，败晋于邲。已而従楚师侵卫，与公子婴齐盟于蜀。今晋侯帅诸侯以伐郑，郑有余罪矣。然使晋侯自反修桓、文之业，则郑决不至此。其所以使郑至此者，是谁之咎欤？
辛亥▯卫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郑
甲子新宫灾三日哭
公羊曰：「宣宫，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谷梁曰：「迫近不敢称諡，恭也。」按文公二年书作僖公主，又书跻僖公，则既▯而后举諡，春秋之法也。今宣公之防三年矣，不曰宣宫而曰新宫，见当时之不忍称，犹以新宫目之，《春秋》因其名而书之，非成公不敢称諡也。
乙亥▯宋文公
夏公如晋
左氏曰：「夏，公如晋，拜汶阳之田。取田于齐，拜赐于晋，则予夺之权制于人矣。数年之后，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归之于齐，鲁人拱手听命，不敢违焉。因人以为彊弱者，亦可鉴矣。」
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
左氏曰：「许恃楚而不事郑，郑子良伐许，甚矣，郑人之不度徳也！郑方得罪于中国，晋帅诸侯以伐之，郑当恐惧谢罪，顾以许不事已遽至兴师。去疾之役，将尊师众，犹以为未足也。至冬复伐许，《春秋》
译讨伐齐国的战役中，卫国世子臧确实与晋侯一同前往。齐国还没有对卫国进行报复。卫国孙良夫又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在路上与齐军相遇。各位大夫想要撤退，孙良夫不同意，结果一战就失败了，这是孙良夫的罪过。《春秋》记载“卫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军作战”，是因为孙良夫是这场战争的主帅。
六月癸酉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防备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并与齐侯在鞌地作战，齐军大败。秋天七月，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己酉日，在袁娄与国佐结盟。《易经》说：“长子率领军队，弟子运送尸体，占问凶险。”大概是用兵的人必须有主帅，以显示权力专一。所以《春秋》记载率领军队，必定以主帅的名义记载。如今在鞌之战中，四位大夫并列记载，在此之前《春秋》没有这样的事。《春秋》记载四位大夫，接着记载率领军队，又接着记载防备晋国的郤克，然后接着记载与齐侯作战，这是谴责鲁国的措辞，比起其他诸侯国更加严厉。晋国的郤克怀着一笑之怨，卫国的孙良夫惩戒一败之辱，鲁国四位大夫不惜力气，逼迫齐侯并打败了他，从鞌到袁娄，追击逃兵五百里，各位大夫可以说是志得意满了。齐国的国佐到军中，本来是为了求盟。《春秋》不记载说“国佐来盟”，而记载说“与国佐盟”，显示出各位大夫急切地想要结盟，而不是国佐所急迫的。郤克想要以萧同叔子为人质，并让齐国境内的田地全部改为东向耕作，其暴横无理到了这种地步。齐国的国佐严词反驳，作揖后离开。郤克正瞪着鲁国和卫国的大夫让他们为齐国请求，他难道也自知不对而内心惭愧吗？然而这个盟约，是各位大夫所希望的。《春秋》根据实情记载，厌恶大夫专权，仍然保留了君臣之义。
八月壬午日，宋公鲍去世。
庚寅日，卫侯速去世。
夺取汶阳的田地。
齐军既已战败，归还鲁国和卫国被侵占的土地，那么汶阳的田地，本来就是鲁国的旧地。不记载说“归还”而说“夺取”，为什么呢？因为得到它不符合正道。连年出兵讨伐别人，逼迫而夺取土地，这与掠夺别人的土地有什么区别？《春秋》对于诸侯归还田地的事，如果是出于公义归还的，就记载为“来归”，像郓、讙、龟阴田就是这样；如果是出于私情归还的，就记载为“归我”，像济西田就是这样；如果是掠夺而得到的，就记载为“取”，像汶阳的田地就是这样。一个字的区别，而取予分明，疆界就端正了。
冬天，楚国军队、郑国军队侵犯卫国。十一月，鲁公在蜀地防备楚国公子婴齐。丙申日，鲁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
以前公孙归父在宋地防备楚子，是沿袭僖公的旧智。如今成公在蜀地防备楚国公子婴齐，是沿袭归父的旧例。大概楚国有讨伐鲁国的意图，于是鲁国的国君和大夫先前往防备，以求自保，所以鲁国在诸侯国中没有遭受楚国的兵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从此以后，襄公、昭公都朝见楚国，鲁国的卑屈受辱由来已久了。鲁公既在蜀地防备婴齐，各国的大夫效仿也都到来，因此有了蜀地的盟会。《春秋》记载“公及”，显示出这个盟会出于鲁公的意愿；接着把“楚人”记载在各国之上，显示出楚国是这个盟会的主持者。楚人，就是婴齐。不称婴齐而称楚人，是不承认荆蛮主持盟会。各国的大夫都称人，是贬低他们。前面记载公防备，接着记载公及；前面记载防备在蜀地，接着记载盟会在蜀地。言辞繁复而不简略，是因为荆蛮的大夫主持中原的盟会从此开始，所以《春秋》特别重视这件事，详细地记载它，即使想要避讳，也不可能了。
三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在蜀地防备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郑国人跟随楚国讨伐晋国，在邲地打败晋军。不久又跟随楚军侵犯卫国，与公子婴齐在蜀地结盟。如今晋侯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国确实有余罪。然而如果晋侯自我反省，修明桓公、文公的功业，那么郑国绝不会走到这一步。使郑国走到这一步的，是谁的过错呢？
辛亥日，卫穆公去世。
二月，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
《公羊传》说：“宣公的宫庙，为什么称为新宫？是不忍心说。”《谷梁传》说：“迫近不敢称谥号，是恭敬。”按文公二年记载作僖公主，又记载跻僖公，那么既去世而后举谥号，是《春秋》的法则。如今宣公去世三年了，不称宣宫而称新宫，显示出当时不忍心称谥号，仍然以新宫称呼它，《春秋》根据它的名称记载，不是成公不敢称谥号。
乙亥日，宋文公去世。
夏天，鲁公前往晋国。
《左传》说：“夏天，鲁公前往晋国，拜谢汶阳的田地。从齐国夺取田地，向晋国拜谢赏赐，那么予夺的权力就受制于人了。几年之后，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拱手听命，不敢违抗。依靠别人来决定强弱的人，也可以引以为戒了。”
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左传》说：“许国倚仗楚国而不事奉郑国，郑子良讨伐许国，郑国人不自量力也太厉害了吧！郑国正得罪于中原各国，晋国率领诸侯讨伐它，郑国应当恐惧谢罪，反而因为许国不事奉自己就立刻兴师动众。去疾的这次战役，将领尊贵，军队众多，还认为不够。到了冬天又讨伐许国，《春秋》
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
汶阳之田，鲁故地也。齐人夺而有之，一旦复归于鲁，则汶阳之遗民宜懐其旧主，翕然听命，何至有不服之心耶？昔者周襄王以阳樊、温、原、攅茅之田赐晋文公，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徳以柔中国，刑以畏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夫以天子赐诸侯之地，而其民犹有不服者，今汶阳之田以干戈取之，其义已不足以服人矣。况鲁有苛政，税畆创于前，邱甲继于后，民将携持而去之，安能懐其旧哉？
大雩
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
二国同时聘鲁，皆有寻盟之请。春秋不以来盟书者，非前定之盟，因聘而寻旧盟也。以二大夫同时而聘，同时而盟，未害也。鲁方尊晋，待其大夫不敢与列国齿。丙午盟晋，丁未盟卫，事大之义，固得之矣。以君而与大夫盟，无乃甚自卑乎？不书公及者，避其名也。
郑伐许
四年春宋公使华元来聘
去年，晋与卫二国同时聘鲁。今兹，宋华元来聘，鲁之交邻有道矣。然公亲如晋报荀庚之聘，明年仲孙蔑报聘于宋，独于卫无报焉，岂非畏晋而卑卫耶？
三月壬申郑伯坚卒
杞伯来朝
左氏曰：「杞伯来朝，归叔姬故也。」文公之时，杞桓公来朝，请絶叔姬；今杞共公来朝，请归叔姬。父子两世皆昏于鲁，叔姬二人皆絶于杞。明年，杞叔姬来归，已而杞叔姬卒，《春秋》悉书之。以杞事观之，杞桓公请絶叔姬而无絶昏，杞共公逆叔姬之防以归，则杞之父子固未尝得罪于鲁，叔姬之不贤，固自有以取之尔【按杜预《释例》云：「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今考僖二十三年经书杞子卒，左氏以为杞成公；襄公六年经书▯杞桓公；又僖二十七年左氏有杞桓公来朝之文，足为杞桓在位七十一年之证。先儒谓杞共公生恵公，惠公生成公及桓公，而《史记·陈杞世家》谓共公卒子徳公立，徳公卒子桓公立，中脱成公一代，非也。要之，共公为桓公祖，灼然无疑。又僖三十一年经书杞伯姬来求妇，盖子叔姬始归杞桓也。文十二年杞伯来朝，子叔姬卒，左氏曰：「杞桓公请絶叔姬而无絶昏。」杜氏注云：「谓立其娣为夫人。」孔颖达《正义》曰：「文成之世，经书叔姬二人，皆杞桓夫人也。」戴氏所释殊为疎舛】
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
公如晋
左氏曰：「晋侯见公不敬。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鲁之事晋，非不勤也。一礼之不答，遽有叛晋之心，頼季文子之言而止，不然，所防多矣。舍中国而事外裔，安保外裔之不吾慢也？有如楚人不敬公，其将何之？使成公移事晋之心事周，得之矣。」
▯郑襄公
秋公至自晋
冬城郓
郓有二：其一曰东郓，其一曰西郓。西郓，鲁邑也；东郓，莒邑，鲁之所争者也。今兹城郓，盖西郓也。定公之时，齐人尝归郓、讙、▯隂之田，杜氏以为此三邑者，汶阳之田也。鲁既得汶阳之后，故城郓以为固尔。杜氏谓欲叛晋而城郓者，非也。
郑伯伐许
去年郑伐许不书人，今兹郑复伐许，书曰「郑伯」，何也？郑襄公新卒，未逾年而郑悼公伐许，特不过争许田而已，其甚也，与许男亲讼于楚，其自卑辱若此，不明言「郑伯」，将无以着其罪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
仲孙蔑如宋
夏叔孙侨如防晋荀首于谷
左氏曰：「荀首如齐逆女，宣伯餫诸谷。」若此，则叔孙侨如之私行也，经何以书？鲁畏晋，故其大夫逆女，非以公事行也，而侨如馈之，其诸奉命而往欤？《春秋》书之，用见鲁之不能自彊，而区区求悦于大国也。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
郑之贰晋乆矣，一旦请成于晋，晋所甚喜也。故防诸侯以同盟，举行盛礼以侈郑人之服，晋景公于是有骄泰
译秋，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
汶阳的土地，是鲁国原有的土地。齐国人夺取并占有了它，一旦又归还给鲁国，那么汶阳的遗民应当怀念他们原来的君主，欣然听从命令，怎么会有不服从的心思呢？从前周襄王把阳樊、温、原、攅茅的土地赐给晋文公，阳樊不服从，晋文公包围了它。苍葛呼喊说：“用德行来安抚中原各国，用刑罚来使四方夷族畏惧，这正是不敢服从的原因。”凭着天子赐给诸侯的土地，那里的百姓尚且有不服从的，如今汶阳的土地是用武力夺取的，其道义已经不足以使人信服了。况且鲁国有苛刻的政令，按亩征税创制于前，邱甲制度继之于后，百姓将要背离而去，怎么能怀念他们原来的君主呢？
举行大雩祭。
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攻打廧咎如。
冬季十一个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日，鲁君与荀庚结盟。丁未日，鲁君与孙良夫结盟。
两国同时来鲁国聘问，都有重温旧盟的请求。《春秋》不记载为“来盟”，是因为这不是预先定下的盟约，而是借着聘问的机会重温旧盟。两位大夫同时来聘问，同时结盟，并无妨害。鲁国正尊崇晋国，对待晋国的大夫不敢与列国君主平起平坐。丙午日与晋国结盟，丁未日与卫国结盟，事奉大国的道义，本来就已经具备了。以国君的身份与大夫结盟，岂不是太自轻自贱了吗？不记载“公及”，是为了避讳这种名称。
郑国攻打许国。
四年春季，宋公派华元来聘问。
去年，晋国和卫国两国同时来鲁国聘问。今年，宋国的华元来聘问，鲁国与邻国交往是有章法的。然而鲁君亲自前往晋国报答荀庚的聘问，明年仲孙蔑去宋国报答聘问，唯独对卫国没有报答，这难道不是畏惧晋国而轻视卫国吗？
三月壬申日，郑伯坚去世。
杞伯来朝见。
《左传》说：“杞伯来朝见，是因为要送回叔姬的缘故。”文公时期，杞桓公来朝见，请求断绝与叔姬的婚姻关系；如今杞共公来朝见，请求送回叔姬。父子两代都在鲁国娶妻，两位叔姬都被杞国断绝关系。第二年，杞国的叔姬回来，不久杞国的叔姬去世，《春秋》都详细记载了。从杞国的事来看，杞桓公请求断绝与叔姬的关系而没有断绝婚姻关系，杞共公违背叔姬的意愿把她接回，那么杞国的父子确实未曾得罪鲁国，叔姬的不贤德，本来就有招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按杜预《释例》说：“杞桓公在僖公二十三年即位，襄公六年去世，在位共七十一年。”现在考证僖公二十三年经书杞子卒，左氏认为是杞成公；襄公六年经书〇杞桓公；又僖公二十七年左氏有杞桓公来朝见的文字，足以证明杞桓在位七十一年。先儒说杞共公生惠公，惠公生成公及桓公，而《史记·陈杞世家》说共公去世儿子徳公立，徳公去世儿子桓公立，中间脱漏了成公一代，这是不对的。总之，共公是桓公的祖父，显然无疑。又僖公三十一年经书杞伯姬来求妇，大概是子叔姬开始嫁给杞桓公。文公十二年杞伯来朝见，子叔姬去世，左氏说：“杞桓公请求断绝与叔姬的关系而没有断绝婚姻关系。”杜氏注说：“意思是立她的妹妹为夫人。”孔颖达《正义》说：“文公、成公时期，经书记载的两位叔姬，都是杞桓公的夫人。”戴氏所解释的特别疏漏错误】
夏季四月甲寅日，臧孙许去世。
鲁君前往晋国。
《左传》说：“晋侯接见鲁君不恭敬。鲁君从晋国回来，想要向楚国求和而背叛晋国。鲁国事奉晋国，并非不勤勉。一次礼仪没有得到回应，立刻就有背叛晋国的心思，幸亏有季文子的劝谏而停止，否则，所防备的灾祸就多了。舍弃中原国家而事奉外族，怎么能保证外族不轻慢我们呢？假如楚国人也不恭敬鲁君，那将去哪里呢？让成公把事奉晋国的心意转去事奉周天子，那就对了。”
〇郑襄公
秋季，鲁君从晋国回来。
冬季，修筑郓城的城墙。
郓有两个：一个叫做东郓，一个叫做西郓。西郓，是鲁国的城邑；东郓，是莒国的城邑，是鲁国所争夺的。今年修筑郓城，大概是西郓。定公时期，齐国人曾经归还郓、讙、〇隂的土地，杜氏认为这三个城邑，就是汶阳的土地。鲁国得到汶阳之后，所以修筑郓城作为巩固。杜氏说想要背叛晋国而修筑郓城，这是不对的。
郑伯攻打许国。
去年郑国攻打许国不记载人名，今年郑国再次攻打许国，记载为“郑伯”，为什么呢？郑襄公新近去世，还没过一年而郑悼公攻打许国，只不过是为了争夺许田罢了，其过分之处在于，与许男亲自到楚国诉讼，如此自轻自辱，如果不明确记载“郑伯”，就无法彰显他的罪过了。
五年春季王正月，杞叔姬回来。
仲孙蔑前往宋国。
夏季，叔孙侨如在谷地会见晋国的荀首。
《左传》说：“荀首到齐国迎接新娘，宣伯在谷地送给他食物。”像这样，那么叔孙侨如的私自行动，《春秋》为什么记载？鲁国畏惧晋国，所以它的大夫迎接新娘，不是以公事出行的，而侨如送给他食物，或许是奉命前往的吧？《春秋》记载这件事，用以显示鲁国不能自强，而只是小小心思去取悦大国。
梁山崩塌。
秋季，大水。
冬季十一个月己酉日，周天子去世。
十二月己丑日，鲁君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在虫牢结盟。
郑国背叛晋国很久了，一旦向晋国求和，晋国非常高兴。所以召集诸侯结盟，举行盛大的礼仪来炫耀郑人的顺服，晋景公于是有了骄傲自大的心态。
之心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防
二月辛巳立武宫
左氏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礼也。听于人以救其难，不可以立武。」如左氏所言，则武宫者，犹邲之战潘党请于楚子欲筑武军之类是也。公羊之説则不然，曰：「武宫者，武公之宫也。」杜预之注似以左氏之言为非，其説曰：「鲁人以鞌之功至筑武军，又作先君武公之宫以告成事。」诚如杜氏所言，合武军、武宫为一事，春秋书法不应若是略也。按《明堂位》曰：「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盖鲁以文徳归于鲁公，谓之文世室，犹汉人尊文帝为太宗也；以武功归于武公，谓之武世室，犹汉人尊孝武为世宗也。此二室者，世世不毁。然而武公之室至是十一世，向者大室之屋壊，书于春秋，以伯禽之庙不修且壊，而况武公之室亦毁壊仅存而已。今鲁人以鞌之胜归功于武公，故即武宫而一新之，所以昭武功也。其曰立者，毁旧而复新也。诚武公之庙不当毁耶？则鲁之子孙固当世祀之；其当毁耶？则不应因武功之故而复立若是，不亦诬乎？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左氏曰：「禘于武公。」夫五年一禘，当在大庙，不应在武公之宫。不然，则禘者春祭之名也，时祭于羣公之庙，而别有祀于武宫乎？是又未可知也。
译之心矣。
鲁僖公六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僖公从防邑返回都城。
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
左氏说：“季文子因为鞌之战的功劳而建立武宫，这是不合礼制的。依靠他人来拯救自己的危难，不可以因此建立武宫。”如果按照左氏所说，那么武宫，就像是邲之战时潘党向楚子请求修筑武军那类情况一样。但《公羊传》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武宫，是武公的宗庙。”杜预的注释似乎认为左氏的话不对，他的解释说：“鲁国人因为鞌之战的功劳而修筑武军，又建造先君武公的宗庙来报告战事成功。”如果真的像杜氏所说，将武军、武宫合并为一件事，那么《春秋》的书法不应如此简略。查考《明堂位》说：“鲁公的宗庙，称为文世室；武公的宗庙，称为武世室。”大概鲁国将文德归功于鲁公，称为文世室，就像汉人尊崇文帝为太宗一样；将武功归功于武公，称为武世室，就像汉人尊崇汉武帝为世宗一样。这两座宗庙，世代都不毁弃。然而武公的宗庙到此已是第十一代，先前大室的房屋毁坏，记载于《春秋》，因为伯禽的宗庙不修葺且毁坏，何况武公的宗庙也毁坏得几乎不存在了。现在鲁国人将鞌之战的胜利归功于武公，所以就在武宫的基础上重新修缮，以此来彰显武功。这里所说的“立”，是指毁坏旧的而重新建立。如果武公的宗庙不应当毁弃，那么鲁国的子孙本来应当世代祭祀；如果应当毁弃，那么就不应该因为武功的缘故而再次建立，这难道不是欺骗吗？昭公十五年，在武宫举行祭祀，左氏说：“在武公宗庙举行禘祭。”五年一次禘祭，应当在太庙举行，不应当在武公的宗庙。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禘祭是春季祭祀的名称，在群公的宗庙进行时祭，难道另外在武宫有专门的祭祀吗？这又是无法确定的了。
取鄟
取根牟，取鄟，取邿，《公羊》皆以为邾娄之邑，非也。此三者皆微国也，鲁兼而有之，邾娄何与焉？《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由此观之，则鲁之兼国也多矣。
卫孙良夫帅师侵宋
夏六月邾子来朝
公孙婴齐如晋
壬申郑伯费卒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帅师侵宋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
冬季孙行父如晋
一年之间，鲁之大夫两至于晋，岂非以得汶阳田之故，凟礼以媚晋耶？明年，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初不以鲁之媚已而为之轻重。然则以非礼悦人者，果何益哉！
晋栾书帅师救郑
按《左氏》：栾书救郑，楚师遂还，晋师因而侵蔡，楚师救之。晋之诸将欲战，栾书不欲，全师而归。是时晋人成师而出，栾书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栾书能信用善言，晋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卒收救郑之功，此主将善御下者也。春秋之书救，善辞也。若栾书救郑，抑又甚善矣。楚势日彊，有帅师之卿矣。郑之去就，关系夷夏之重轻，其往来晋楚，急则穷猿之投林，缓则饱鹰之飏去，情盖叵测也。然自防扈之后，去晋二十五年而后同虫牢之盟，既来之，则安之，不容逆计后日之复叛，此所以方伐而随救也。晋楚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救蔡，栾书亦以师还。而侵蔡、救蔡不书，所以全晋人恤邻救难、卫中国之义。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谷梁曰：「不言日，急辞也，过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伤，展道尽矣，其所以备灾之道不尽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继之辞也，其缓辞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过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辞也。鲁郊，非礼也。圣人作《春秋》，讥之则不可胜讥，故因不郊而致意焉。屡卜不従犹有卜筮也；灾牛之伤，犹有天道也。圣人幸之，曷敢过有司哉？」
呉伐郯
郯，中国也。故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然而夫子尝问官名于郯子，其辞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则郯固夷也。帝王之旧典礼经，郯能识之，岂纯乎夷哉！荆之始见也，入蔡；呉之始见也，伐郯。中国莫之问，故骎骎焉交乱中国。圣人狄之于始，其严矣哉！
夏五月曹伯来朝
不郊犹三望
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八月戊辰，同盟于马陵。公至自防。
楚再伐郑，晋再救郑。晋侯为之大防诸侯，而郑人亦能囚楚之郧公钟仪以献于晋，其势可以有为矣。曾未能得楚之要领，而遽为马陵之盟，有骄大之意，君子是以知其终无能为也。
呉入州来
曷为不系之楚？州来，故蛮也。楚人取以为邑，故名従其旧。呉楚之争，自入州来始。春秋谨而书之，所以志呉楚盛衰所由始也。
冬大雩
卫孙林父出奔晋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
晋韩宣子求环，郑商子产弗与，曰：「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盖维持其国者，固自有纪纲，不如是，不足以为国矣。汶阳之田，固因晋而得之，然鲁之旧也，亦既归于鲁矣。七年之间，一予一夺，惟晋是听，无乃不足以为国乎？设使晋侯念齐侯不饮酒食肉之故，欲复反其地，犹当使韩穿来聘，谋之于鲁，使鲁人得以自归之，犹可诿也。一旦遽使韩穿来言，归之于齐，是令之而已尔。鲁人不敢违命，拱手归之。季文子虽有私言，果何益哉？《春秋》书此，虽以见晋人予夺之不常，然亦以着鲁之君臣不能以自立也。
晋栾书帅师侵蔡
前年，晋栾书救郑，因而伐蔡，楚师救之，不战而还。晋未得志，故再伐蔡。陈、郑、蔡三国迫于彊楚，乍服乍贰，非其罪也。善察天下之势者，当先用力于楚。若楚以兵威临之，则此三国迫于彊令，亦势所必至，
译攻取鄟地
攻取根牟，攻取鄟，攻取邿，《公羊传》都认为是邾娄的城邑，这是错误的。这三个地方都是小国，鲁国兼并了它们，邾娄有什么关系呢？《孟子》说：“周公受封于鲁，方圆百里；如今鲁国方圆百里的土地有五个，您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鲁国是在被削减之列呢？还是在被增加之列呢？”由此看来，鲁国兼并的国家很多了。
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夏季六月，邾子来朝见
公孙婴齐出使晋国
壬申日，郑伯费去世
秋季，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冬季，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一年之间，鲁国的大夫两次到达晋国，难道不是因为得到汶阳田的缘故，违犯礼制来讨好晋国吗？第二年，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起初并不因为鲁国的讨好而改变轻重。那么用不合礼制的方式取悦别人，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按照《左传》记载：栾书救援郑国，楚军于是撤退，晋军趁机侵犯蔡国，楚军救援蔡国。晋国的将领们想要交战，栾书不想，保全军队而返回。当时晋国人整编军队而出，栾书的辅佐人员有十一人，其中不想交战的只有三人罢了。栾书能够采纳好的建议，晋国没有损失箭矢和箭头，却最终收获了救援郑国的功劳，这是主将善于驾驭下属的表现。《春秋》书写“救”，是褒扬的措辞。像栾书救援郑国，更是非常好了。楚国势力日益强大，有了率领军队的卿大夫。郑国的去留，关系到夷夏势力的轻重，它在晋楚之间往来，紧急时像困兽投林，缓和时像饱鹰飞走，情势难以预测。然而自从防扈之战后，离开晋国二十五年后才共同举行虫牢之盟，既然来了，就安定它，不容许预先计较日后再次背叛，这就是为什么刚讨伐就随即救援的原因。晋楚在绕角相遇，楚军撤退，晋军于是侵犯蔡国。楚军救援蔡国，栾书也率领军队返回。而侵犯蔡国、救援蔡国没有记载，是为了保全晋国人体恤邻国、救援危难、保卫中原的道义。
七年春季，周历正月，小鼠咬食了郊祭牛的角，重新占卜选牛，小鼠又咬食了新牛的角，于是免除郊祭。
《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是急促的措辞，责备主管官员。郊祭的牛每天检查，角弯曲就知道受伤，检查的方法已经用尽了，但是防备灾害的方法没有用尽。重新占卜选牛，小鼠又咬食了新牛的角，又有接续的措辞，是缓和的措辞。说：‘不是人的过错。’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所以免除主管官员的过错。于是免除郊祭，‘乃’字，表示不是人的过错。鲁国举行郊祭，是不合礼制的。圣人作《春秋》，如果讥讽它，则讥讽不完，所以借不举行郊祭来表达心意。屡次占卜不遵从，还有占卜这件事；灾牛受伤，还有天道。圣人庆幸，怎敢责备主管官员呢？”
吴国讨伐郯国
郯国，是中原国家。所以季文子说：“中原国家不整顿军队，蛮夷入侵讨伐，却没有谁去体恤。”然而孔子曾经向郯子询问官职名称，郯子的话说：“天子失去官职，学问在四方蛮夷。”如果相信，那么郯国本来就是蛮夷。帝王的旧典礼法，郯国能够识别，难道纯粹是蛮夷吗！楚国刚出现时，入侵蔡国；吴国刚出现时，讨伐郯国。中原国家不过问，所以吴楚渐渐扰乱中原。圣人在开始时就把他们当作狄人看待，是多么严厉啊！
夏季五月，曹伯来朝见
不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三望之祭
秋季，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鲁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援郑国。八月戊辰日，在马陵结盟。鲁公从防地回国。
楚国再次讨伐郑国，晋国再次救援郑国。晋侯为此大规模会合诸侯，而郑国人也能囚禁楚国的郧公钟仪献给晋国，形势可以有所作为了。竟然没能抓住楚国的要害，就匆忙举行马陵之盟，有骄傲自大的意思，君子因此知道他们最终无所作为。
吴国攻入州来
为什么不把它归属楚国？州来，原本是蛮夷之地。楚国人夺取它作为城邑，所以名称跟随它的旧称。吴楚之争，从攻入州来开始。《春秋》谨慎地记载它，是为了记录吴楚盛衰的起始原因。
冬季举行大雩祭
卫国孙林父出逃到晋国
八年春季，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
晋国韩宣子索取玉环，郑国商人子产不给，说：“这是晋国的边邑，怎么能当作国家呢？”大概维持国家的，本来自有纲纪，不这样，不足以成为国家。汶阳的田地，固然因为晋国而得到，但是是鲁国的旧地，也已经归还给鲁国了。七年之间，一次给予一次剥夺，只听命于晋国，恐怕不足以成为国家吧？假如晋侯念及齐侯不饮酒食肉的原因，想要返还那块土地，还应当派韩穿来聘问，与鲁国商量，让鲁国人得以自行归还，还可以推托。一旦突然派韩穿来说，归还给齐国，这只是命令罢了。鲁国人不敢违抗命令，拱手归还。季文子虽然有私下言论，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春秋》记载这件事，虽然用来显示晋国人给予和剥夺的不恒定，但也用来彰显鲁国的君臣不能自立。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侵犯蔡国
前年，晋国栾书救援郑国，趁机讨伐蔡国，楚军救援，不战而还。晋国未能得逞，所以再次讨伐蔡国。陈、郑、蔡三国迫于强大的楚国，时而臣服时而背叛，不是他们的罪过。善于观察天下形势的人，应当先对楚国用力。如果楚国以兵威压制他们，那么这三个国家迫于强大的命令，也是势所必然，
安保其不贰乎？苟不知此，则虽救陈、救郑、救蔡，皆不足以为恩；而伐陈、伐郑、伐蔡，皆不足以为威也。
译怎么保证他们不怀有二心呢？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即使去救援陈国、郑国、蔡国，都不足以施予恩德；而去讨伐陈国、郑国、蔡国，也不足以树立威势。
公孙婴齐如莒
宋公使华元来聘。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
谷梁曰：「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尽其事也。」《春秋》书嫁女亦多矣，独伯姬之事为最详，其贤伯姬可知也。内女之不得其所亦多矣，贤伯姬而録之，非谓其得所与不得所也。男女人道之本也，内女贤而详録之，以示人道也。
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
文公即位之初，天王尝使毛伯来锡公命。至是成公之时，天子复使召伯来赐公命。鲁十二公，独文、成二君身受王命。文公拜命之后，犹能遣叔孙得臣如京师，成公无是也。后四年，因防伐秦，道过京师，息汗马之劳尔，臣子之礼有愧多矣。然文公书天王，此书天子；文公书锡命，此书赐命，何也？《曲礼》曰：「君天下曰天子，临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则天王之与天子，固不当混一称也。始曰天王，犹有临诸侯之义焉；终曰天子，姑息之意不足以临诸侯矣。《王制》曰：「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盖王之三公八命，特赐可加一等，不过九命，是出于天子之特恩也。《春秋》之书赐命，其亦若是乎？此其所以为异也。
冬十月癸夘杞叔姬卒
晋侯使士燮来聘，叔孙侨如防晋士燮、齐人、邾人伐郯。左氏曰：「晋士燮来聘，言伐郯也。」去年呉伐郯，中国不能救。郯小国也，力不能支，而求成于呉，非得已也。晋为覇主，不能用力治呉以絶其陵暴之渐，顾乃亟谋加师于郯，是徒利郯之易虐尔，岂有补于中国之大计哉！
卫人来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防以归。
公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防。
晋景公嗣覇，不务脩徳，数勤诸侯，相与同盟：一曰断道，二曰虫牢，三曰马陵，四曰蒲，皆同盟也。同盟，天子之礼，诸侯僣用天子之礼，一之谓甚，而况率以为常乎？蒲之盟，诚非急务，正以归汶阳之故，诸侯贰晋尔。季文子谓范文子曰：「徳则不竞，寻盟何为？」则是盟也，果足以服诸侯哉？
二月，伯姬归于宋。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晋人来媵。伯姬既归于宋，行父如宋致女。説者谓致，勑戒之言于女也。伯姬之贤闻于诸侯，故三国来媵。鲁岂不知既嫁之后，犹使人致勑戒之语耶？盖伯姬之贤，鲁人尊之，故専使上卿致女，所以抚问其已至，非嫁女之常礼也。
秋七月丙子齐侯无野卒
晋人执郑伯晋栾书帅师伐郑
左氏曰：「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明年五月，郑伯归。」谷梁曰：「不言战，以郑伯也。」今《春秋》所书，其一不言郑伯如晋而被执，其二不言栾书以郑伯伐郑，其三不言郑伯归，何也？执之非其道，伐之非其正，归之非其义也。
冬十有一月▯齐顷公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楚人入郓。
左氏曰：「冬十一月，楚子重伐莒，围渠邱。渠邱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邱，遂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郓。」按如左氏之言，楚克莒三都，然而渠邱之溃，春秋不书；入郓之事，再书「楚人」，何也？渠邱非莒都，不足乎言也。莒、鲁争郓，为日久矣。书「楚人入郓」，若异事然，言郓非莒得有也。
秦人白狄伐晋
晋尝与白狄伐秦，秦亦与白狄伐晋。白狄反覆无常，惟利是视，不足罪也，晋可愧矣。
郑人围许
左氏曰：「示晋不急君也。」公孙申之谋，于是为不韪矣。昔秦伯获晋侯，晋大夫反首茇舍以従之，秦伯卒归晋侯。岂有其君被执，外示不急之意，兴师以伐人者？有如激晋侯之怒，其不重为君累者鲜矣。
城中城
春秋》书城中城者二，其一在定公六年。杜氏以为中城，鲁之外邑；《谷梁》之説则不然，曰：「非外民也。」又曰：「三家张也。」其意以为鲁有中城，有外城。成公修中城以自固，委外城之民而不恤也。定公之时，三家益张，故定公再城中城，为自固之谋。二説未知孰是。以《春秋》再书
译公孙婴齐前往莒国。
宋公派华元前来聘问。夏季，宋公派公孙寿前来纳币（行聘礼）。
《谷梁传》说：“因为伯姬不得其所，所以详尽记载了这件事。”《春秋》记载嫁女的事也很多，唯独伯姬的事记载得最详细，由此可知伯姬的贤德。内女不得其所的情况也很多，但特别记载伯姬，并不是说她是否得其所。男女是人道之本，内女贤德就详细记载，以此来昭示人道。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赵同、赵括。
秋季七月，天子派召伯前来赐给鲁公王命。
文公刚即位时，天王曾派毛伯前来赐给鲁公王命。到了成公时期，天子又派召伯前来赐给鲁公王命。鲁国十二位国君中，只有文公、成公两位国君亲身接受王命。文公拜受王命之后，还能派遣叔孙得臣前往京师，成公却没有这样做。四年后，因为防备秦国而路过京师，只是让战马休息罢了，作为臣子的礼节实在多有亏欠。然而文公时记载为“天王”，这里记载为“天子”；文公时记载为“锡命”，这里记载为“赐命”，为什么呢？《曲礼》说：“统治天下称为天子，面对诸侯并祭祀鬼神称为有天王某甫。”那么天王与天子，本来就不应当混为一谈。起初称天王，还含有面对诸侯的含义；最终称天子，姑息的意思不足以面对诸侯了。《王制》说：“规定三公为一命卷，如果有加封则是赐予，不超过九命。”大概天子的三公为八命，特别赐予可以加一等，不超过九命，这是出于天子的特别恩宠。《春秋》记载赐命，大概也是这样吧？这就是它之所以不同的原因。
冬季十月癸夘日，杞国的叔姬去世。
晋侯派士燮前来聘问，叔孙侨如会同晋国的士燮、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郯国。《左传》说：“晋国士燮前来聘问，是说要攻打郯国。”去年吴国攻打郯国，中原各国不能救援。郯国是小国，力量不能支撑，而向吴国求和，也是不得已。晋国作为霸主，不能用力治理吴国以断绝其欺凌暴虐的苗头，反而急忙谋划对郯国用兵，这不过是贪图郯国容易欺辱罢了，哪里对中原的大计有补益呢！
卫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九年春季，周历正月，杞伯来迎接叔姬的防邑（陪嫁邑）而回去。
鲁公在防地会盟，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在蒲地共同结盟。鲁公从防地回国。
晋景公继承霸业，不致力于修养德行，屡次劳烦诸侯，相互结盟：第一次在断道，第二次在虫牢，第三次在马陵，第四次在蒲，都是共同结盟。共同结盟是天子的礼仪，诸侯僭用天子的礼仪，一次就已经过分了，何况把它当作常事呢？蒲地的会盟，确实不是急务，正是由于归还汶阳的缘故，诸侯对晋国产生二心罢了。季文子对范文子说：“德行不能竞争，反复结盟做什么？”那么这个盟约，果真足以使诸侯信服吗？
二月，伯姬嫁到宋国。夏季，季孙行父前往宋国送女。晋国人来送陪嫁女子。伯姬已经嫁到宋国，行父前往宋国送女。解说的人认为“致”，是告诫女子的言语。伯姬的贤德闻名于诸侯，所以三个国家来送陪嫁女子。鲁国难道不知道既已出嫁之后，还派人去送告诫的言语吗？大概是因为伯姬的贤德，鲁国人尊重她，所以专门派遣上卿去送女，以此来抚慰询问她是否已到达，这不是嫁女的常礼。
秋季七月丙子日，齐侯无野去世。
晋国人拘捕了郑伯，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左传》说：“郑伯前往晋国，晋国人追究他背叛晋国亲近楚国的罪责，在铜鞮拘捕了他。第二年五月，郑伯回国。”《谷梁传》说：“不写‘战’，是因为郑伯。”现在《春秋》所记载的，第一不写郑伯前往晋国而被拘捕，第二不写栾书带着郑伯攻打郑国，第三不写郑伯回国，为什么呢？拘捕他不符合道义，攻打他不符合正道，让他回国不符合义理。
冬季十一月，齐顷公去世。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庚申日，莒国溃败，楚国人进入郓地。
《左传》说：“冬季十一月，楚子重攻打莒国，包围渠邱。渠邱城墙不好，众人溃散奔往莒国。戊申日，楚国人进入渠邱，于是包围莒国。莒国城墙也不好。庚申日，莒国溃败。楚国人于是进入郓地。”按照《左传》的说法，楚国攻克莒国三座城邑，然而渠邱的溃败，《春秋》不记载；进入郓地的事，两次记载“楚人”，为什么呢？渠邱不是莒国的都城，不值得记载。莒国、鲁国争夺郓地，时间很久了。记载“楚人进入郓地”，像是另一件事一样，是说郓地不是莒国所能拥有的。
秦国人、白狄攻打晋国。
晋国曾与白狄攻打秦国，秦国也与白狄攻打晋国。白狄反复无常，只看利益，不值得怪罪，晋国可惭愧了。
郑国人包围许国。
《左传》说：“向晋国表示不急于营救国君。”公孙申的计谋，在这个时候是不正确的了。从前秦伯俘获晋侯，晋国大夫反绑着头、露宿在草野中跟随他，秦伯最终放回了晋侯。哪有国君被俘，外面表示不急于营救的意思，兴师动众去攻打别人的呢？如果激起晋侯的愤怒，不成为国君累赘的人是很少的。
修筑中城。
《春秋》记载修筑中城有两次，一次在定公六年。杜氏认为中城是鲁国的外邑；《谷梁传》的说法则不然，说：“不是外邑的百姓。”又说：“是三家势力扩张。”他的意思是鲁国有中城，有外城。成公修筑中城来自我巩固，抛弃外城的百姓而不顾。定公时期，三家势力更加扩张，所以定公再次修筑中城，作为自我巩固的谋划。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个正确。根据《春秋》再次记载
凡《春秋》书兄弟帅师、聘问，甚至于刑戮者，虽恩怨不同，均之为私也，皆讥之。
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
春秋书郊，有书免牛者，有书免牲者，有书不郊者。盖卜郊不吉，或郊牛有伤，故卜免牛，吉则免之，不吉则不免。其免者，有司元端送之南郊；其不免者，系而待来年再免牲然后左右之，免牲亦然。或曰免牛，或曰免牲，何也？牛卜日曰牲，未卜日曰牛，其伤者亦曰牛。其名不同，其卜免之礼则一也。既卜免矣，宜乎其不郊也。故《春秋》之法，惟不免牲者书不郊，既已免牲矣，则不书不郊。独成公七年书免牲矣，复书不郊，春既免牲，夏复三望，中间异事，故复申言之也。
五月，公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
按左氏，此晋太子州蒲也。晋景公有疾，立太子为君，使防诸侯，故称晋侯。夫父在而子代従政，春秋犹讥之，况无王命，父在而使为诸侯乎？春秋讥齐世子光，犹恶其父在而处乎诸侯之上，况于防诸侯乎？《春秋》正名之书也，其必不然矣。前书晋侯伐郑，后书晋侯獳卒，其为景公明矣。
齐人来媵
春秋》，经世之书也。媵，浅事也，得书于《春秋》，盖二南王化之基也。媵遇劳而无怨，诗人美焉，圣人不删也。伯姬之贤，三国来媵，推而大之，王化之基也，《春秋》岂得而略之？
丙午晋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晋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侯使郤犨来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氏曰：「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侯以公为贰于楚，故止公。公请受盟而后使归。郤犨来聘，且涖盟。」如左氏之言，公请受盟于晋，晋侯不肯与公盟，公既反国，晋使郤犨来盟，是卑公也。当文公之二年，公如晋，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春秋》为公讳，不书如晋。今《春秋》不书郤犨来盟，先书来聘，次书及盟，是晋犹有礼于鲁，《春秋》得以避请盟之事而为鲁讳也。
夏季孙行父如晋
按左氏，季文子如晋，报聘，且涖盟也。审如是，春秋不书涖盟，何也？两君相见，不自为盟，而各遣其臣以盟，其君尊卑紊乱，莫此为甚。前书来聘而不言来盟，后书如晋而不言涖盟，畧之者，恶之也。
秋叔孙侨如如齐
鞌之战，齐人返我汶阳之田，而晋使韩穿来言归田于齐，齐未尝遣使至鲁，是徳晋而怨鲁也。今也侨如修好未几而求昏，齐卒无报聘之使，然则鲁为齐弱久矣。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
春秋》之法，为尊者讳。今周公出奔，曷为以出奔言之？为天子之三公，外通于四海，而至于出奔，尊之义微矣，故直书之，言失其所以为尊也。
夏公防晋侯卫侯于▯泽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故防于▯泽。夫晋楚之成，非细事也，实始于▯泽。曷为三国同防？见晋之得诸侯也狭，所与谋者二国而已。
秋晋人败狄于交刚
春秋之时，戎患轻，狄患重。齐覇之盛，狄方为患，桓公不能治也；晋覇之衰，狄人微弱，晋乃能屡胜之。春秋于晋败狄之事，纎悉备书，幸中国之犹能自彊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
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公自京师，遂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卢卒于师。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左氏曰：「公及诸侯朝王，遂従刘康公、成肃公防晋侯伐秦。」由左氏之言，则公尝朝王矣。不曰朝而曰如，《春秋》原情之辞也。公无朝王之心，道过京师，不得已而行朝王之礼，用见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春秋》推见至隠，书「公如京师」，纪其实而不序其名；书「公自京师」，见京师之尊，而诸侯之不得専也；书「公至自伐秦」，见初心之所存，而终事之不可掩也。《春秋》于君臣之际，其严矣哉！」
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卫孙林父自晋归于卫
卫侯如晋，晋侯彊见孙林父，定公不可。既归，晋使郤犨送孙林父而见之，则是晋
译凡是《春秋》记载兄弟率领军队、聘问，甚至到刑罚杀戮的，虽然恩怨不同，都是出于私心，都加以讥讽。
夏四月，五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就不举行郊祭。
《春秋》记载郊祭，有记载免除祭牛的，有记载免除祭牲的，有记载不举行郊祭的。大概是因为占卜郊祭不吉利，或者郊祭用的牛有损伤，所以占卜是否免除祭牛，吉利就免除，不吉利就不免除。那些被免除的，由主管官员穿着礼服送到南郊；那些不被免除的，拴起来等待来年再免除祭牲，然后左右牵拉，免除祭牲也是这样。有时说免除祭牛，有时说免除祭牲，为什么呢？牛在占卜日期之前称为牲，未占卜日期之前称为牛，有损伤的也称为牛。名称不同，但占卜免除的礼仪是一样的。既然已经占卜免除，按理就不应该举行郊祭。所以《春秋》的法则，只有不免除祭牲的才记载不举行郊祭，既然已经免除祭牲，就不记载不举行郊祭。唯独成公七年记载免除祭牲后，又记载不举行郊祭，是因为春天已经免除祭牲，夏天又举行三望之祭，中间发生了其他事情，所以再次申明罢了。
五月，鲁君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
根据《左传》，这是晋国太子州蒲。晋景公生病，立太子为国君，让他会同诸侯，所以称晋侯。父亲在世而儿子代行执政，《春秋》尚且讥讽，何况没有王命，父亲在世却让儿子作为诸侯呢？《春秋》讥讽齐国世子光，尚且厌恶他在父亲在世时处于诸侯之上，何况会同诸侯呢？《春秋》是正名的书，这必定不是这样。前面记载晋侯攻打郑国，后面记载晋侯獳去世，这明确是晋景公。
齐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春秋》是治理世道的书。陪嫁是小事，能被记载在《春秋》中，大概是因为这是《周南》《召南》王道教化的基础。陪嫁女子遇到劳苦而没有怨言，诗人赞美她们，圣人没有删去。伯姬贤德，三国来送陪嫁，推而广之，是王道教化的基础，《春秋》怎么能忽略呢？
丙午日，晋侯獳去世。
秋七月，鲁君前往晋国。
冬十月。
十一年春，周王三月，鲁君从晋国回来。晋侯派郤犨来聘问。己丑日，鲁君与郤犨结盟。
《左传》说：“十一年春，周王三月，鲁君从晋国回来。晋侯认为鲁君对楚国有二心，所以扣留鲁君。鲁君请求接受盟约然后让鲁君回去。郤犨来聘问，并且主持盟约。”按照《左传》的说法，鲁君请求与晋国结盟，晋侯不肯与鲁君结盟，鲁君回国后，晋国派郤犨来结盟，这是轻视鲁君。在文公二年，鲁君前往晋国，晋国人派阳处父与鲁君结盟来羞辱他，《春秋》为鲁君避讳，不记载前往晋国。现在《春秋》不记载郤犨来结盟，先记载来聘问，接着记载结盟，这是晋国对鲁国还有礼节，《春秋》得以避开请求结盟的事情而为鲁国避讳。
夏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根据《左传》，季文子前往晋国，是为了回报聘问，并且主持盟约。如果真是这样，《春秋》不记载主持盟约，为什么呢？两国国君相见，不亲自结盟，而各自派遣臣子去结盟，国君的尊卑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前面记载来聘问而不说结盟，后面记载前往晋国而不说主持盟约，省略这些，是厌恶这种行为。
秋，叔孙侨如前往齐国。
鞌之战后，齐国人归还了汶阳的田地，而晋国派韩穿来说把田地归还给齐国，齐国不曾派遣使者到鲁国，这是感激晋国而怨恨鲁国。现在侨如修好不久就请求联姻，齐国最终没有回报聘问的使者，那么鲁国被齐国轻视已经很久了。
冬十月。
十二年春，周公出逃到晋国。
《春秋》的法则，是为尊者避讳。现在周公出逃，为什么用出逃来记载？因为作为天子的三公，与四方相通，却落到出逃的地步，尊贵的意义衰微了，所以直接记载，说明他失去了尊贵的地位。
夏，鲁君会同晋侯、卫侯在〇泽。
宋国的华元促成晋楚讲和，所以在〇泽会同。晋楚讲和，不是小事，实际上始于〇泽。为什么三国会同？显示晋国得到的诸侯很少，一起谋划的只有两国而已。
秋，晋人在交刚打败狄人。
《春秋》时期，戎的祸患轻，狄的祸患重。齐桓公霸业兴盛时，狄人正成为祸患，桓公不能治理；晋国霸业衰微时，狄人微弱，晋国却能屡次战胜他们。《春秋》对晋国打败狄人的事情，详细记载，庆幸中原国家还能自强。
冬十月。
十三年春，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
三月，鲁君前往京师。夏五月，鲁君从京师出发，于是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攻打秦国。曹伯卢在军中去世。秋七月，鲁君从攻打秦国回来。
《左传》说：“鲁君与诸侯朝见周王，于是跟随刘康公、成肃公会同晋侯攻打秦国。”按照《左传》的说法，鲁君曾经朝见周王。不说朝见而说前往，《春秋》是探究情实的言辞。鲁君没有朝见周王的心，路过京师，不得已而行朝见周王的礼节，用以显示天理在人心之中，不可泯灭。《春秋》推究隐微，记载“鲁君前往京师”，记录事实而不叙述名义；记载“鲁君从京师”，显示京师的尊贵，而诸侯不得专断；记载“鲁君从攻打秦国回来”，显示初心的所在，而最终的事情不可掩盖。《春秋》在君臣关系上，是多么严厉啊！”
冬〇曹宣公。
十四年春，周王正月，莒子朱去世。
夏，卫国的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
卫侯前往晋国，晋侯强行会见孙林父，卫定公不同意。回国后，晋国派郤犨送孙林父并会见他，这是晋国
人得以制卫大夫出入之权也，其可乎？书「自晋」，晋与有罪焉。
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
译人得以控制卫国大夫出入的权力，这难道可以吗？史书记载“自晋”，表明晋国对此也有罪责。
秋季，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娶新娘。
郑公子喜帅师伐许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
左氏曰：「称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谷梁曰：「侨如之挈，由上致之也。」左氏之辞深，不如谷梁之义正也。春秋之法，已书族者一事不再见，独公子遂防雒戎盟于暴，再书公子遂，严华夷之辨也。今以称族为尊君命，是逺有所伸也；舍族为尊夫人，是近有所降也。其辞深矣，恐春秋纪事之法不若是也。
冬十月庚寅卫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卫定公
三月乙巳仲婴齐卒
癸丑，公防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公至自防。
左氏曰：「防于戚，讨曹成公也。」左氏之言过矣。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其曰讨曹成公，过矣。曹伯自立，岂得为无罪？执曹伯称晋侯，非谓曹之无罪也，恶晋侯之自専也。同盟于戚，其事専矣，犹知归于京师，用见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郑
秋八月庚辰，▯宋共公。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
华元出奔晋，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华元乃反，则是华元奔未出境也。元未尝至晋，晋未尝纳元，春秋安得以奔晋、自晋书之？嗟夫！此华元之意也。元克合晋楚之成，尝有功于晋，故挟晋以为重。其奔也，声言出奔晋；其入也，声言晋纳之。以此令于国人，告于诸侯。春秋因其告而书之，着其志也。
宋杀其大夫山宋鱼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防晋士燮、齐髙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防、邾人防呉于钟离。
公羊曰：「曷为殊防呉？」外呉也。谷梁曰：「防又防，外之也。」春秋信其为内诸夏、外外裔也。楚之始防也，曷为其不外楚？且既已内呉矣，不宜复外也。曷为戚不殊防，而柤复殊防也？是以知春秋非有意于外外裔也，因其可外而外之尔。虽然，秦楚呉越，由内而黜者也，故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许迁于叶
春秋之时，许迁国最数，亦既亡复存。春秋之末，许国尚列于《春秋》，亦见其居彊国之间，委曲迁就以求茍免，至于此也，其亦可哀也已。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寒凝者，雨欲下而为霰，今雨而木冰，是寒之甚也，非异也。物不常有而骤有之谓异，事不当然而偶然之谓灾。故陨霜杀菽，志寒也；李梅实，志燠也。观于万物之变，而雨▯寒燠之变定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郑公子喜帅师侵宋
按《左氏》：滕文公卒，郑子罕伐宋，滕宋之与国也，郑因滕之防而伐宋。宋人败郑汋陂，郑复败宋汋陵。《春秋》以侵书，不言两败，恶郑之乗防不与宋之恃胜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晋侯使栾黡来乞师。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公子侧。
鄢陵之战，与城濮同功。然厉公所以异于文公者，一胜之后，无以居之。观沙随之不见公、季孙行父之见执，而厉公之志骄矣；观郤锜、郤犨与栾书之事，而晋之祸惨矣。然则非有功之难，而保有其功者为难乎！
秋，公防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不见公。公至自防
春秋之法，为尊者讳耻。公防卫侯于桃邱，弗遇者，公弗与之遇也。同盟于平邱，公不与盟者，公弗与于此盟也。今而曰「不见公」，不见在诸侯，如其书「弗及盟」然，何也？厉公无道，政在大夫，信人臣之防而踈其君，春秋以为不耻也。前书公防后书公至，若已成事而反者，此春秋抑彊扶弱之义也。当其时，晋侯不见公，春秋不书晋侯，若诸侯之不见然，莫适为主。与齐侯弗及盟，书法不同者，此又圣人为君父隠之道也。
公防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伐郑。
左氏曰：「公防尹武公及诸侯伐郑。」《春秋》称尹子者，时未为公，曰武公，追称也。尹氏世为周卿士。当春秋之初年，尝书尹氏卒，末又书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书尹氏于二伯之上，则尹氏世固为公矣。观《诗
译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九月，叔孙侨如护送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左氏说：“称其族氏，是尊重君主的命令；不称其族氏，是尊重夫人。”谷梁传说：“叔孙侨如的举动，是由上级导致的。”左氏的言辞深刻，不如谷梁传的道义端正。春秋的法则，已经记载了族氏的人，同一件事不再出现，唯独公子遂在防地抵御洛戎并在暴地结盟时，再次记载公子遂，是为了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现在把称族氏当作尊重君命，这是向远方有所伸张；把不称族氏当作尊重夫人，这是在近处有所降低。这种言辞太深刻了，恐怕春秋记载史事的法则不是这样的。
冬十月庚寅日，卫国国君臧去世。
秦国国君去世。
十五年春天，周王二月，卫国定公即位。
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
癸丑日，鲁公在戚地与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国世子成、齐国国佐、邾国人结盟。晋侯抓获曹伯，将他押送到京师。鲁公从戚地回来。
左氏说：“在戚地结盟，是为了讨伐曹成公。”左氏的话说错了。天子只讨伐不征伐，诸侯只征伐不讨伐，说讨伐曹成公，是错的。曹伯自立，难道能说是无罪的吗？抓获曹伯称晋侯，不是说曹伯无罪，而是厌恶晋侯的专断。在戚地结盟，事情已经专断，还知道将曹伯押送到京师，可见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是不可泯灭的。
夏六月，宋国国君固去世。
楚国国君讨伐郑国。
秋八月庚辰日，宋国共公即位。宋国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
华元出逃到晋国，鱼石在河边阻止华元，华元于是返回，这说明华元出逃并未出境。华元未曾到达晋国，晋国未曾接纳华元，春秋怎么能记载他出逃到晋国、从晋国回来呢？唉！这是华元的心意。华元曾促成晋楚和解，曾经对晋国有功劳，所以挟持晋国以自重。他出逃时，扬言出逃到晋国；他回国时，扬言是晋国接纳他。以此号令国人，告知诸侯。春秋根据他的告知而记载，彰显他的志向。
宋国杀了大夫山，宋国鱼石出逃到楚国。
冬十一月，叔孙侨如会同晋国士燮、齐国高无咎、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郑国公子偃、邾国人在钟离会见吴国。
公羊传说：“为什么特别记载会见吴国？”是排斥吴国。谷梁传说：“会见又记载会见，是排斥它。”春秋确实主张内诸夏、外夷狄。楚国开始会见时，为什么不排斥楚国？况且既然已经接纳吴国，就不应该再排斥它。为什么在戚地不特别记载会见，而在柤地又特别记载会见？由此可知春秋并非有意排斥夷狄，而是根据情况可以排斥就排斥它。虽然如此，秦、楚、吴、越，是由内部被贬黜的，所以如果它们进入中国，就当作中国看待。
许国迁都到叶地。
春秋时期，许国迁都最频繁，也曾经灭亡后又复存。春秋末年，许国还列在《春秋》中，也可见它处于强国之间，委曲求全以求苟且免祸，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悲啊。
十六年春天，周王正月，下雨时树木结冰。
寒冷凝结，雨水将要落下变成霰，现在下雨而树木结冰，这是寒冷到了极点，不是异常现象。事物不常有而突然有的叫做异常，事情不应当这样而偶然发生的叫做灾害。所以陨霜杀死豆类，记载寒冷；李梅结果，记载温暖。观察万物的变化，而雨水、寒冷、温暖的变化就确定了。
夏四月辛未日，滕国国君去世。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根据《左氏传》：滕文公去世，郑国子罕讨伐宋国，滕国和宋国是同盟国，郑国趁着滕国的丧事讨伐宋国。宋人在汋陂打败郑国，郑国又在汋陵打败宋国。《春秋》用“侵”字记载，不记载两败，厌恶郑国趁着丧事讨伐，也不赞许宋国倚仗胜利。
六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
晋侯派栾黡来请求出兵。甲午晦日，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子、郑国军队大败。楚国杀了大夫公子侧。
鄢陵之战，与城濮之战功劳相同。然而晋厉公不同于晋文公的地方，是一胜之后，没有能力保持它。从沙随不见鲁公、季孙行父被俘，可以看出厉公的骄傲；从郤锜、郤犨与栾书的事情，可以看出晋国的祸患惨烈。那么，不是立功难，而是保持功劳难啊！
秋，鲁公在沙随会见晋侯、齐侯、卫侯、宋国华元、邾国人，不见鲁公。鲁公从沙随回来。
春秋的法则，为尊者隐瞒耻辱。鲁公在桃邱会见卫侯，没有遇到，是鲁公不与他相遇。在平邱结盟，鲁公不参与结盟，是鲁公不参与这个盟约。现在说“不见鲁公”，不见的是诸侯，如果记载“未能参与结盟”，为什么不同？晋厉公无道，政权在大夫手中，相信臣下的防备而疏远君主，春秋认为这不值得羞耻。前面记载鲁公会见，后面记载鲁公回来，好像事情已经完成又返回，这是春秋抑制强权扶助弱小的意义。当时，晋侯不见鲁公，春秋不记载晋侯，好像诸侯不见鲁公一样，没有合适的主持者。与齐侯未能参与结盟，书法不同，这又是圣人为君父隐瞒的方法。
鲁公会同尹子、晋侯、齐国国佐、邾国人讨伐郑国。
左氏说：“鲁公会同尹武公及诸侯讨伐郑国。”《春秋》称尹子，是因为当时还未封为公，称武公，是追称。尹氏世代担任周朝卿士。在春秋初年，曾经记载尹氏去世，后来又记载尹氏、召伯、毛伯跟随王子朝投奔楚国。将尹氏记载在二伯之上，那么尹氏世代本来就是公。观察《诗经》
春秋书曹伯襄复归于曹也，襄称名，归称国。今负刍不名，直言自京师，何也？襄之归出于晋，负刍之归出于天子故也。晋文公执卫侯郑也，归之于京师。卫侯之归，王许之，曷为书曰「卫侯郑归于卫」？卫侯郑之被执也，纳玉于王与晋侯皆十防，王许之。其归也，以利而不以义，故春秋以卫侯自归为文。负刍之入也，公子喜时内平其国而待之，外治诸京师而免之。其归也，以公而不以私，故春秋以归自京师书之。春秋之尊京师也至矣！书自某归于某，则纳与不纳未可知也；书归自京师，则通行而无所阻矣。此天子无外之义也。
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舍之于苕丘。
公羊曰：「执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悕矣。」谷梁曰：「执者不舍，而舍公所也。春秋明大法，不循私恩。使行父有罪而可执，其罪在行父；使行父无罪而被执，其罪在晋人。春秋其不以私恩仁行父也必矣。」曰：「在招邱悕矣。」此昵昵为之私言也。由左氏之言，公还待于郓，不曰公在苕邱。如使公而在苕邱也，则与行父并执也，其不然明矣。执未有言舍者，此其言舍何？执之于国都，或执之于防而归其国，春秋不得而书也。执而舍之，是置之于其地也，比于执则尤甚矣，春秋安得而不备书之？行父曷为不言至自晋？公在防而未返其国也。行父已免矣，先书行父及郤犨盟，次书公至自防，见公之待行父也明矣。
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奔齐。十有二月乙丑，季孙行父及晋郤犨盟于扈。公至自防。乙酉，刺公子偃。
春秋》书「刺公子买」也，先书公子买不卒戌之罪，次言刺，见买之有罪也。今不言其罪而直书其刺，然则偃果无罪乎？非也。沙随之不见，季孙之被执，鲁之耻大矣。次书侨如之出、行父之盟、公之至、公子偃之刺，则侨如、公子偃之罪不可逃矣。此又《春秋》比事之教也。
十有七年春，卫北宫括帅师侵郑。
按左氏，郑子驷侵晋，卫北宫括救晋，侵郑。春秋何以不书郑侵晋、卫救晋也？以覇主而见侵于小国，难其为言也；以小国而侵小，以为救，不足乎▯也。
夏，公防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防。
前此诸侯屈天子之卿而为防者有之矣，而未有屈二卿者；屈天子之卿而为盟者有之矣，而未有同盟者。厉公之志，其骄而僣也甚矣！柯陵诸侯同盟伐郑，见厉公之无道，诸侯离心，盟以刼之也。当悼公之覇也，防诸侯伐郑，同盟于亳城北，其事与柯陵类。春秋于柯陵也，书曰：「公至自防于亳城北也，书曰：「公至自伐郑。」従二君之志也。厉公志欲服郑而自以为功，悼公徳能服郑而不敢为功，春秋従其告至之意而书之。柯陵先书致防后书致伐；亳城北先书致伐，后书致防始终之义定矣。
齐髙无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或曰：「用然后郊。」谷梁曰：「用者，不宜用也。」如公羊之説，用然后郊，若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是也。夫鲁之僣郊也乆矣，其僣也必先有事于頖宫，不待今日用而后郊也。大抵春秋于祭祀之礼多言用，曰用牲、用币是也。不特春秋，在书亦曰「用牲于郊」。盖春秋之记鲁郊也，皆因事而书，率不出于春夏之间，独九月最为不时。鲁知九月之不当郊也，而用常郊之礼以祭，故曰用郊。二▯所谓不宜用者也。
晋侯使荀防来乞师。冬，公、防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郑。
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脤
公羊曰：「非此月日也，曷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后卒大夫。」谷梁曰：「十一月无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后録，臣子之义也。」春秋固不以日月为训也，然日月之差，则亦不足以为信史也。使十一月而无壬申，春秋以十一月书焉，则亦何以取信于来世？春秋固以日月志大夫之卒矣，然而公子益师卒，世逺不书日，春秋不得而彊增
译《春秋》记载曹伯襄复归曹国，襄称其名，归称其国。如今负刍不称其名，只说从京师归来，为什么呢？因为襄的回归是出于晋国，而负刍的回归是出于天子。晋文公拘捕卫侯郑，将他送往京师。卫侯郑的回归，是周天子允许的，为什么《春秋》记载为“卫侯郑归于卫”？卫侯郑被拘捕时，向周天子与晋侯进献的玉璧都是十副，周天子允许他回国。他的回归是出于利益而非道义，所以《春秋》将卫侯郑的回归记为自行回国。负刍进入曹国时，公子喜时对内平定国家以等待他，对外在周天子处办理事务以使他免罪。他的回归是出于公义而非私情，所以《春秋》将此事记为从京师归来。《春秋》尊崇京师到了极点！记载从某地回到某地，那么是否被接纳还不可知；记载从京师归来，则通行无阻。这是天子没有外臣的道义。
九月，晋国人拘捕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公羊传》说：“拘捕没有说安置的，这里说安置是什么意思？是出于仁爱。”回答说：“在招邱悕那里。”《谷梁传》说：“拘捕者不安置，而安置在公所。《春秋》阐明大法，不遵循私恩。假如季孙行父有罪而被拘捕，罪在季孙行父；假如季孙行父无罪而被拘捕，罪在晋国人。《春秋》必定不会因私恩而认为季孙行父仁爱。”回答说：“在招邱悕那里。”这是私下亲昵的言论。根据《左传》的说法，鲁公还在郓地等待，并没有说鲁公在苕丘。如果鲁公在苕丘，那么他就和季孙行父一起被拘捕了，这显然不是事实。拘捕没有说安置的，这里说安置是什么意思？在国都拘捕，或者在边境拘捕后让他回国，《春秋》可以不记载。拘捕后安置他，是把他留在那里，比起拘捕来更为严重，《春秋》怎么能不详细记载呢？季孙行父为什么不记载从晋国回来？因为鲁公还在防地而没有返回鲁国。季孙行父已经获免，先记载季孙行父与郤犨结盟，接着记载鲁公从防地回来，可见鲁公等待季孙行父的意思就很明白了。
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十二月乙丑，季孙行父与晋国的郤犨在扈地结盟。鲁公从防地回来。乙酉，刺杀公子偃。
《春秋》记载“刺杀公子买”，先记载公子买没有完成戍守任务的罪过，接着说刺杀，表明公子买有罪。如今不记载他的罪过而直接记载刺杀，那么公子偃真的无罪吗？不是的。沙随之盟没有见到，季孙行父被拘捕，鲁国的耻辱太大了。接着记载叔孙侨如出逃、季孙行父结盟、鲁公回来、刺杀公子偃，那么叔孙侨如、公子偃的罪过就不可逃避了。这又是《春秋》通过对比事件来教导人的方法。
十七年春，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根据《左传》，郑国子驷侵犯晋国，卫国北宫括救援晋国，侵犯郑国。《春秋》为什么不记载郑国侵犯晋国、卫国救援晋国呢？因为霸主被小国侵犯，难以措辞；以小国侵犯小国，却说是救援，不足以体现霸主的威严。
夏，鲁公会同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国人讨伐郑国。六月乙酉，在柯陵共同结盟。秋，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此前诸侯屈尊天子的卿大夫来会盟的有，但没有屈尊两位卿大夫的；屈尊天子的卿大夫来结盟的有，但没有共同结盟的。周厉公的志向，他的骄横僭越太严重了！柯陵诸侯共同结盟讨伐郑国，表明周厉公无道，诸侯离心，用盟约来胁迫他们。当周悼公称霸时，会合诸侯讨伐郑国，在亳城北共同结盟，那件事与柯陵类似。《春秋》在柯陵，记载说：“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在亳城北，记载说：“鲁公从会盟回来。”这是顺从两位国君的志向。周厉公的志向是想征服郑国并自以为有功，周悼公的德行能征服郑国而不敢自以为有功，《春秋》顺从他们报告归来的意思而记载。柯陵先记载会盟后记载讨伐；亳城北先记载讨伐后记载会盟，始终的道义就确定了。
齐国高无咎出逃到莒国。
九月辛丑，举行郊祭。
《公羊传》说：“用，是不应该用。”有人说：“用了然后郊祭。”《谷梁传》说：“用，是不应该用。”按照《公羊传》的说法，用了然后郊祭，就像鲁国人将要在上帝那里举行祭祀，必须先在大庙举行祭祀，这是对的。鲁国僭越举行郊祭已经很久了，它僭越必定先在大庙举行祭祀，不等到今天用了然后才郊祭。大概《春秋》对于祭祀的礼仪多说用，说用牲、用币就是这样。不只是《春秋》，在《尚书》也说“用牲于郊”。大概《春秋》记载鲁国郊祭，都是因为事而记载，大都不出在春夏之间，唯独九月最为不合时宜。鲁国知道九月不应该郊祭，却用平常郊祭的礼仪来祭祀，所以说用郊。这就是所谓不应该用的意思。
晋侯派荀防来请求出兵。冬，鲁公会同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国人、邾国人讨伐郑国。十一月，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壬申，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
《公羊传》说：“不是这个月日，为什么用这个月日记载他去世？等待君主的命令然后记载大夫去世。”《谷梁传》说：“十一月没有壬申，是十月。报告鲁公然后记录，是臣子的道义。”《春秋》本来不以日月作为训诫，然而日月的差错，也就不足以成为可信的历史了。假如十一月没有壬申，《春秋》用十一月记载，那么又怎么取信于后世呢？《春秋》本来以日月记载大夫的去世了，然而公子益师去世，年代久远不记载日期，《春秋》不能强行增加。
也。使春秋致公而録婴齐之卒也，其不必书壬申可也。取非其日而系之其月之下，是天时可得而变也，春秋其不然明矣。昔者陈侯鲍之卒也，书甲戌己丑，▯者曰：「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赴。」使婴齐以十月壬申卒也，十一月公至之日而命之为大夫，然后卒之，独不用陈侯卒例乎？然春秋书十二月丁巳朔，则十一月果无壬申也，其何以通之？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旧史以壬申为十一月，犹其为夏五也，春秋岂得而改易之乎？
译也。假使《春秋》秉持公正而记载婴齐的去世，那么不必书写“壬申”这一天也是可以的。选取并非其实际发生的日期，却将其系连在月份之下，这是认为天时是可以随意变更的，《春秋》显然不是这样做的。从前陈侯鲍去世时，记载为“甲戌己丑”，〇者说：“甲戌那天去世，己丑那天报丧。”假使婴齐在十月壬申日去世，十一月国君到达那天任命他为大夫，然后才去世，难道不采用陈侯去世的体例吗？然而《春秋》记载十二月丁巳朔，那么十一月确实没有壬申这一天，这该如何解释呢？《春秋》确信的事实就如实传达，有疑问的就保留疑问，旧史官将壬申记在十一月，就像“夏五”一样，《春秋》怎能擅自更改呢？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楚人灭舒庸
羣舒叛楚，楚人灭舒庸，又灭舒鸠。夷狄相攻，何足以勒《春秋》之书？而《春秋》备载焉。盖楚之未通于中国也，虽灭谷、邓而不书于《春秋》；及其従事于中国也，聘问、防盟、侵伐、攻取，往往来告，故灭舒庸、灭舒鸠之类，《春秋》备载焉，亦可以见中外盛衰之故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齐杀其大夫国佐
公如晋
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
左氏曰：「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如左氏之説，归为最善，复入为最恶。若公羊之説则不然，复归者出有恶、归无恶，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入者出入恶，归者出入无恶。夫归与入不同，归为顺、为善，入为逆、为恶，此不待辩而明也。或言复归，或言复入者，何？归为善矣，而又言复归，善之善者也；入为恶矣，而又言复入，恶之恶者也。鱼石挟夷狄之势入于国以叛，何恶如之？故曰复入。
公至自晋晋侯使士匄来聘
左氏曰：「君子谓晋于是乎有礼。」周礼曰：「凡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悼公即位，公往朝之，悼未始至鲁，其于周礼失相朝之义矣。左氏犹以晋为有礼，何也？晋彊鲁弱久矣，君朝而臣报，则已为得礼，何敢复望其相朝乎？君子谓晋于是乎得《春秋》之礼矣。
秋杞伯来朝八月邾子来朝
筑鹿囿
左氏曰：「书不时也。」公羊曰：「讥有囿矣，又为也。」谷梁曰：「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合三传之説，成公之罪不可逃也。不时一也，泰侈二也，夺民之利三也。然犹有遗罪焉。孟子曰：「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筑囿以为鹿区，此孟子所谓民以为阱者也，其罪益甚矣。
己丑公薨于路寝
冬楚人郑人侵宋
晋侯使士鲂来乞师
十有二月，仲孙蔑防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杼同盟于虚朾。
是盟也，见晋急于图覇忘其国之防而又忘邻国之防也。厉虽无道，防未逾年，鲁新有防犹未▯也。孟献子请于诸侯而先归防▯晋于是有愧矣。
丁未▯我君成公
<经部,春秋类,春秋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讲义》卷三下宋戴溪撰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孙蔑、防、晋栾黡、宋华元、卫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
鱼石之入也，彭城不书宋。诸侯之围彭城也，复繋之宋，何也？虎牢，郑地也，诸侯夺而城之，故不书郑，言郑之不能有其地也。戍郑虎牢，复系之郑，言诸侯不得有郑地，复归之其主也。彭城，宋地也，宋不能守而夺于楚，故不得而书宋。楚，夷狄也，夺中国之地而封其叛臣，此岂得而有之？书宋彭城，复其旧也。圣人删《诗》，虽卫灭邶、鄘，犹不忘其故国，而况于《春秋》乎！
夏，晋韩厥帅师伐郑，仲孙蔑防齐崔杼、曹人、邾人、▯人次于鄫。
按《左氏》：晋韩厥帅诸侯之师伐郑，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鄫，以待晋师。然则韩厥身自伐郑，而诸侯不与焉，亦见晋悼公图伯之初，使大夫身亲其劳，不敢勤诸侯之师若此，宜其能成覇也。
秋楚公子壬夫帅师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来朝
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晋侯使荀防来聘。
左氏曰：「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歴考十二公即位之初，朝、防、聘、问讲于邻国者有之矣，而邻国未有先来聘者，独襄公为然。盖晋悼图覇，屈己以交诸侯，当次鄫之役也，晋侯、卫侯实次于戚，以为之援，故谋而聘鲁，此左氏所以特言其为礼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
郑师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郑伯睔卒。晋师、宋师、卫甯殖侵郑。
春秋》恶伐
译十二月丁巳朔，发生日食。
邾国国君貜且去世。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楚国人灭掉了舒庸。
众舒国背叛楚国，楚国人灭掉了舒庸，又灭掉了舒鸠。夷狄互相攻伐，哪里值得记载在《春秋》之中？然而《春秋》却详细记载了。大概是因为楚国尚未与中原各国交往时，虽然灭掉了谷国、邓国，却不记载在《春秋》里；等到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后，聘问、盟会、侵伐、攻取，常常前来告捷，所以灭舒庸、灭舒鸠之类的事，《春秋》都详细记载了，这也足以看出中原与外族盛衰的缘故了。
十八年春天，周历正月，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胥童。庚申日，晋国弑杀了它的国君州蒲。
齐国杀了它的大夫国佐。
鲁君前往晋国。
夏天，楚子、郑伯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重新进入彭城。
《左传》说：“凡是离开自己的国家，国家迎接他并立为国君叫‘入’，恢复他的职位叫‘复归’，诸侯接纳他叫‘归’，因作恶而回来叫‘复入’。”按照《左传》的说法，“归”是最好的，“复入”是最坏的。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说法则不然，“复归”是出去时有过错、回来时无过错，“复入”是出去时无过错、进入时有过错。“入”是出入都有过错，“归”是出入都无过错。归与入不同，归是顺从、是善，入是悖逆、是恶，这不用辩驳就很明白了。有的说“复归”，有的说“复入”，为什么呢？归是善了，又说“复归”，是善中之善；入是恶了，又说“复入”，是恶中之恶。鱼石挟持夷狄的势力进入国内以叛乱，还有什么比这更恶的呢？所以说“复入”。
鲁君从晋国回来。晋侯派士匄前来聘问。
《左传》说：“君子认为晋国在这里合乎礼。”《周礼》说：“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世代互相朝见。”悼公即位，鲁君前往朝见他，悼公尚未到达鲁国，这在《周礼》上失去了互相朝见的意义。《左传》仍然认为晋国合乎礼，为什么呢？晋国强盛、鲁国弱小已经很久了，国君朝见而臣子回报，就已经算是合乎礼了，哪里还敢再期望他们互相朝见呢？君子认为晋国在这里合乎《春秋》的礼。
秋天，杞伯前来朝见。八月，邾子前来朝见。
修筑鹿囿。
《左传》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公羊传》说：“讥讽已经有苑囿了，又去修筑。”《谷梁传》说：“山林沼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加以管理是不正当的。”综合三传的说法，成公的罪过不可推卸。不合时宜是一罪，奢侈过度是二罪，剥夺百姓的利益是三罪。然而还有遗留的罪过。孟子说：“我听说郊关之内有方圆四十里的苑囿，杀死那里的麋鹿如同杀人的罪过。”修筑苑囿作为鹿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百姓视为陷阱的地方，他的罪过更加严重了。
己丑日，成公在路寝去世。
冬天，楚国人、郑国人侵犯宋国。
晋侯派士鲂前来请求出兵。
十二月，仲孙蔑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国的崔杼在虚朾结盟。
这次结盟，显示出晋国急于谋求霸业，忘记了国家的防备，又忘记了邻国的防备。成公虽然无道，但去世未满一年，鲁国新有丧事，尚未安葬。孟献子向诸侯请求而先回去安葬，晋国在这里感到惭愧了。
丁未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成公。
《经部,春秋类,春秋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讲义》卷三下 宋戴溪撰 襄公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君即位。
仲孙蔑会同晋国的栾黡、宋国的华元、卫国的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包围宋国的彭城。
鱼石进入彭城时，彭城不记载属于宋国。诸侯包围彭城时，又重新归属宋国，为什么呢？虎牢是郑国的土地，诸侯夺取并筑城，所以不记载属于郑国，是说郑国不能拥有那块土地。戍守郑国的虎牢，重新归属郑国，是说诸侯不能拥有郑国的土地，归还给它的主人。彭城是宋国的土地，宋国不能守卫而被楚国夺取，所以不能记载属于宋国。楚国是夷狄，夺取中原的土地而封给叛臣，这难道能拥有吗？记载宋国的彭城，是恢复其旧有归属。圣人删定《诗经》，即使卫国灭掉了邶、鄘，仍然不忘它们的故国，何况《春秋》呢！
夏天，晋国的韩厥率领军队攻打郑国，仲孙蔑会同齐国的崔杼、曹人、邾人、莒人驻扎在鄫。
根据《左传》：晋国的韩厥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于是东方的诸侯军队驻扎在鄫，以等待晋军。那么韩厥亲自攻打郑国，而诸侯不参与，这也显示出晋悼公谋求霸业之初，让大夫亲身承担辛劳，不敢劳烦诸侯的军队如此，他适宜能够成就霸业。
秋天，楚国的公子壬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九月辛酉日，周天子去世。
邾子前来朝见。
冬天，卫侯派公孙剽前来聘问。晋侯派荀防前来聘问。
《左传》说：“卫国的子叔、晋国的知武子前来聘问，是合乎礼的。凡是诸侯即位，小国朝见他们，大国聘问他们，延续友好、结守信义，谋划事务、弥补缺失，这是礼中最重要的。”考察十二公即位之初，朝见、会同、聘问、讲和于邻国的情况是有的，而邻国没有先来聘问的，唯独襄公如此。大概是因为晋悼公谋求霸业，委屈自己以结交诸侯，在鄫地驻扎的战役中，晋侯、卫侯确实驻扎在戚地，作为支援，所以谋划并聘问鲁国，这就是《左传》特别说它合乎礼的原因。
二年春天，周历正月，安葬简王。
郑国军队攻打宋国。
夏天五月庚寅日，夫人姜氏去世。
六月庚辰日，郑伯睔去世。晋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的甯殖侵犯郑国。
《春秋》厌恶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