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四

《周礼集说》礼类一【周礼之属】提要

【臣】等谨按：《周礼集说》十卷，未署撰者姓名。前有元初陈友仁所作序言，称其友沈则正近日在霅地得到此书，编排条理，与《东莱读诗记》《东斋书传》相类似，但不知作者名氏。癸未年携归，对于训诂不详之处，增补贾公彦、王肃的疏解；对于辨析不明之处，附以前辈诸老的观点。大概陈友仁是依据宋人的旧本重新辑录的。陈友仁字君复，湖州人。序言题署为丙子年后九年，丙子是宋亡之年，陈友仁不题至元年号，而上溯丙子来纪年。大概他也是宋的遗民，所以仿效陶潜不书年号，只称甲子的惯例。然而陶潜在晋朝时的诗作也只题甲子，并非因为入宋的缘故。原集尚存，陈友仁未曾详细考证罢了。卷首有总纲领一篇，官制总论一篇，分条阐释极为完备周洽。每官之前，又各作总论一篇。所引用的注疏及诸儒之说，都能撷取精粹，而对于王安石新经义的采择尤其多。大概王安石三经新义虽被宋人所攻讦，但《周官新义》则有王昭禹在前述说【见其所作《周礼详解》】，林之奇在后述说【案林之奇学问出于吕本中，本属元祐一派，而作《周礼全解》也采用王安石之说，见王与之《周礼订义》】，所以此书也相承援引，不废弃其文。《考工记》后附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一卷，颇为累赘，有失裁断，但不肯改变古经，而兼存其说以待后人论定，较之俞庭椿的妄诞则略好一些。原书缺失地官二卷，其春官总论也缺失。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说：关中刘储秀曾补注刊行，如今未见，也暂且保留其旧缺。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周礼集说原序

《周官》六典，是周公经制之书。划定井田，建立封建，大到军国调度，礼乐刑赏，小到服御饮食，医卜工艺，毫厘细微，无不备载。六官的属官，各自跟随其长官，其关键则统属于天官，大纲小目，截然有秩序，是万世有国者的明鉴。周朝太平的气象已不可复见，我对此书私下有志向。然而诸儒训释，甲是乙非，无所折衷，学者以此为病。我的朋友云山沈君则正对我说：“近日在霅地得到集说，手泽尚新，编排条理，与东莱诗记、东斋书传相类似，大概是博雅君子所作吧？名氏则未闻。”一日到沈君家，取来阅读，如在盆盎中得到古罍洗，把玩不忍释手。癸未年秋，与长乐拙存高君载酒前往，请求借阅。则正是乐善之人，答应了我的请求，且留我住宿。于是说：“风雨潇潇，你的志向固然善良。时异事殊，礼经哪里用得着折杨黄荂，未必不贻笑于时人。”我回答说：“执此以往，固然不是所望，居家读之，这也是志文中子之所志。”于是携其书而归。这一年留在山前表伯的西榻，就着它笔录，训诂不详之处则增补贾氏、王氏的疏解，辨析不明之处则附以前辈诸老的观点。过了明年，此书完成，不仅可以广传，也是我的夙愿。姑且在卷末叙述梗概。时丙子年后九年，吴兴后学前谿陈友仁君复序。

周礼集说序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集说卷首上

纲领

周礼废兴传授

案书传，周公一年救乱，二年伐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所制之礼，即此《周礼》也。郑众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以周官为此《周礼》，失之矣。周公制礼之日，礼教兴行，后至幽厉，衰微已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其后复更散乱，至秦大坏矣。汉兴，高堂生传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事萧奋，以授后仓，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以授戴德、戴圣。自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是为五传弟子也。此所传者，谓十七篇，即《仪礼》也。若夫《周礼》，其出特后者，以其始皇恶之故也。故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惠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孝成时，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着于录略，然亡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

译众人共同排斥，认为它不是正确的经典，只有刘歆独自认识到它崇尚防范，致力于广泛阅览，于是知道周公成就太平盛世的踪迹，全都记载在这里。无奈遭遇天下战乱并起，疾疫灾荒，弟子死丧，只有同乡河南缑氏人杜子春还在，永平初年，年纪将近九十，能够通晓它的诵读，大致了解它的解说。贾徽及其子贾逵（任大中大夫），郑兴及其子郑众（任大司农），众人前往传承他们的学业，又用经书传记相互印证来解说。当时的议郎卫次仲、侍中贾景伯、南郡太守马季良，也都撰写《周礼》的解诂。然而仍有参差错误、同类事情相互违背之处，二郑在典籍中阐明道理，粗略认识《周官》的意义，保留古字，阐发精微并纠正读音。郑玄字康成，作《周礼》注，多引用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的义理，以此来赞颂并确立它们。那么《周礼》兴起于刘歆，而成于郑玄。然而林孝存认为《周礼》是末世渎乱不验的书，作十论八难来排斥废弃它。何休也认为它是六国阴谋之书，只有郑玄遍览群经，所以能回答林孝存的诘难，并作训注，使它的义理得以条理通达。其后，唐代太学博士贾公彦又撰写《周礼》疏五十卷，这就是注疏。

译历代官制

《左传·郯子》说：太皥氏【伏羲】用龙来设置官职，所以称为龙师而官名以龙命名。共工氏【共工是以诸侯身份称霸九州的人，在太皥之后，神农之前】用水来设置官职，所以称为水师而官名以水命名。炎帝氏【神农】用火来设置官职，所以称为火师而官名以火命名。黄帝氏用云来设置官职，所以称为云师而官名以云命名。少暭即位时，凤凰恰好到来，所以用鸟来设置官职，称为鸟师而官名以鸟命名。凤凰氏，是掌管历法的官。〇鸾鸟氏，是掌管春分秋分的官。伯赵氏，是掌管夏至冬至的官。青鸟氏，是掌管立春立夏的官。祝鸠氏，是司徒官。瞗鸠氏，是司马官。鸤鸠氏，是司空官。爽鸠氏，是司防官。鹘鸠氏，是司事官。五鸠，是聚集民众的官。五雉，担任五工正，制造利器，校正度量衡，安抚民众。九扈，担任九农正，约束民众不使淫佚。自从颛顼以来，不能追溯远古，于是就近设置官职，为民众设立师官而用民事来命名，这是不能遵循古制的缘故。

蔡墨说：少皥氏的四个叔父叫重，叫该，叫脩，叫熈，确实能掌管金、木及水。让重担任勾芒【木正】，该担任蓐收【金正】，脩和熈担任〇冥【水正】，世代不废弃职守，于是渡过了穷桑。这是三位祭祀的神。颛顼氏有个儿子叫黎，担任祝融【火正】；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勾龙，担任后土【平定水土】。这是两位祭祀的神。后土是社稷的田正官。烈山氏的儿子叫柱，担任稷官。从夏朝以上祭祀他。周弃也担任稷官，从商朝以上祭祀他。

《尚书·尧典》说：“于是任命羲和，恭敬地顺承昊天，观测日月星辰的历象，恭敬地颁授人间的时节。”分别命令羲仲居住在嵎夷，叫旸谷，恭敬地迎接日出，评定东方农事的次序；日影居中，星宿鸟，以此确定仲春，那时民众分散，鸟兽繁殖交配。再次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交趾，评定南方农事的次序，恭敬地致送；日影最长，星宿火，以此确定仲夏，那时民众依山而居，鸟兽换毛稀疏。分别命令和仲居住在西方，叫昧谷，恭敬地送别日落，评定西方农事的次序；夜长日短，星宿虚，以此确定仲秋，那时民众平定，鸟兽丰满换毛。再次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叫幽都，评定北方农事的次序；日影最短，星宿昴，以此确定仲冬，那时民众入室，鸟兽长毛厚实。

《舜典》咨询十二州的州牧说：“让民众吃饭吧！要顺应时节，安抚远方的人，亲近近处的人，敦厚德行，诚信仁爱而难以任用的人，蛮夷都会顺服。”帝说：“咨询！四岳，有谁能胜任并光大帝王的事业，让他担任百揆，辅佐政务？”大家都说：“伯禹，担任司空。”帝说：“咨询！禹，你平定水土，要努力啊。”帝说：“弃，黎民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播种百谷。”帝说：“契，百姓不和睦，五伦不顺，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推行五教，在于宽厚。”帝说：“臯陶，蛮夷扰乱华夏，防贼奸宄，你担任士，明辨五刑，五刑有相应的罪行，五服有三种执行方式，五流有安置的地方，五宅有三种居所，只有明智才能公允。”帝说：“谁能胜任我的百工？”大家都说：“垂。”帝说：“好。咨询！垂，你担任共工。”帝说：“谁能胜任我上下草木鸟兽的管理？”大家都说：“益。”帝说：“好。咨询！益，你担任我的虞官。”帝说：“咨询！四岳，有谁能掌管我的三礼？”大家都说：“伯夷。”帝说：“好。咨询！伯，你担任秩宗，早晚恭敬，正直而清廉。”帝说：“命令你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语，声音依据歌咏，律吕调和声音，八音和谐，不相扰乱次序。”帝说：“龙，我厌恶谗言灭绝善行，震惊我的民众，命令你担任纳言，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公允。”帝说：“咨询！你们二十二个人，恭敬啊！要顺应天工，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罢免或提升贤愚，希望政绩都能光大。”

《周官》王说：“唐虞考察古制，建立官职只有百官。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官职加倍，也能治理好。明王设立政事，不只看重官职，只看重人才。”“现在我小子，只勤于德行，早晚都来不及。仰思前代，当时如何训导他们的官职。”“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讨论治国大道，协调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只看重人才。”“少师、少傅、少保，叫三孤，辅助三公教化，恭敬地辅佐天地，辅佐我一人。”“冡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推行五典，安抚民众。宗伯掌管国家礼仪，治理神人，和谐上下。司马掌管国家政事，统领六军，平定邦国。司防掌管国家禁令，惩治奸恶，刑罚〇乱。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四民，适时利用地利。”“六卿分职，各自率领下属，以倡导九牧，富成民众。”“六年，五服诸侯朝见。又六年，王于是巡行考察四岳的制度。诸侯各自朝见方岳，大明罢免或提升。”

周礼总论

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又说：“周朝借鉴夏殷两代，文采多么丰盛啊！我遵从周朝。”

又说：“我讲述夏礼，杞国不足以验证。我学习殷礼，有宋国存在。我学习周礼，现在使用

译这样。我遵从周代的礼制。”

孟子说：“禹厌恶酒而喜欢善言，汤坚守中道、举荐贤才而不拘泥于固定方式，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了伤一样，向往道却好像还没有见到它，武王不疏远亲近的人也不遗忘疏远的人，周公想着兼采夏、商、周三代圣王的长处来施行这四种德行，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就抬头思考，日夜不停，侥幸得到了，就坐着等待天亮。”

译文中子在家从不暂时放下《周礼》。门人问文中子说：“先师认为王道极其完备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拿着它去推行，这是通达的。作为周朝的臣子，怎敢忘记它的礼制呢？”

又说：“《周礼》大概相当于天命吧。”

又说：“我看千载以上，圣人在位的，没有比得上周公的。他的道统一，而典章制度非常完备。后世执政的人，有所遵循。”

唐太宗问：“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增减，哪种是恰当的？”魏徵回答说：“孔子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礼乐制度多么丰盛啊，我遵从周朝。’《周礼》是周公旦所裁定的遗存，谈论其剩余的意义可以举而行之。如果选择前代的典章制度，阐明王道，臣请求以周朝的典章制度随意施行。”皇上非常高兴。第二天又召魏徵进见，皇上说：“我昨夜读《周礼》，真是圣人的著作。第一篇说：‘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都城治理郊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作为百姓的准则。’确实深刻啊！”过了很久，对魏徵说：“我思考，不实行井田制，不实行分封制，不实行肉刑，却想推行周公之道，是做不到的。”

唐本传说：“《周礼》是周公实现太平的著作，是前代圣人极尽遵循的典章。效法天地来施行教化，辨别方位来叙述人伦。它的意义可以暗中辅助神明，它的文辞可以治理国家。具备万物以供使用，怎么可以忽视呢？”

《周礼》是周公留下的典籍

朱晦庵说：“《周礼》，胡氏父子认为是王莽命令刘歆撰写的，这恐怕不对。《周礼》是周公留下的典籍【廖德明】”又说：“《周礼》是周朝兴盛时期圣贤制作的书籍。”又说：“《周礼》一书，周公之所以立下许多条规，都是从广大心中流出的【万人杰】”又说：“《周官》遍布精密，是周公运用天理纯熟透烂的书籍。”又说：“讲述制度的书籍，只有《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说是周公亲笔写成，固然不可以，但大纲却是周公的意思。我所怀疑的，只是恐怕周公当时立下此法，却没有完全实行，才是一个草稿。”又说：“现在说《周官》不是圣人的书，至于比闾族党的法度，正是周公建立太平的基本。这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摆定后，棋子才有放置的地方【杨道夫】”又说：“后人都认为《周礼》不是圣人的书，其中细碎的地方虽然可疑，但其大体确实不是圣人做不到的【叶贺孙】”又说：“《周礼》一书，好在大而精微，周家的法度在里面，但我不敢让初学者去探究【李方子】”

程氏说：“《周礼》一书，周公实现大治的大法就在其中。”

《周官》不可不研究

杨氏说：“《周官》这本书，是先王治理天下的要务，不可不研究。”

《周礼》是宰相的事

晦庵说：“理解《周礼》，非位至宰相不能实行其事。从一介平民来说，更遥远。且要就切实处去探究，受用处。若做到宰相，也必须上遇文武之君，才可以实现其志向【叶贺孙】”

《周礼》多说事的纲目

晦庵说：“《周礼》中多有讲述事的纲目的，如属民读法，其法不可知；司马之职，乃陈车徒如战之阵，其阵法亦不可见【万人杰】”

论实行《周官》法度

程氏说：“必须有《关雎》《麟趾》那样的心意，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有人问：“有关雎麟趾的心意然后能实行《周官》法度，为什么呢？”晦庵说：“必须从闺门床席的细微处，积累到薰蒸洋溢，天下没有一民一物不被其教化，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不然，就成为王莽了。”

有人问：“周都丰镐，那么王畿之内应当有西伯的戎狄，这样的话，稍甸县都怎么可以实行呢？”晦庵说：“《周礼》一书，圣人作为一代之法罢了，到不可用法处，必须另有变通之道【金去伪】”

陈同父说：“《周礼》一书，先王的遗制具备。后有圣人，不能增加毫末于此了。世儒认为治理到周公而术已穷尽，穷尽则不可再继承。周之后必为秦。孔子大概预知而不说。唉！如果真的穷尽了，那么周公的志向就荒废了。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应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凡是为人道立极，而没有私天下之心。大概到周公而集百圣之大成，文理密察，曲而当尽而不污，无复一毫之间，而人道备矣。人道备则足以通天下之理，而周天下之变，变通之理具在周公。大概至此而与天地同流，而何忧其穷呢？周家的制度既定，而上下相维，至于八百余年，诸侯既已擅立，周的王徒拥其虚器，蕞然立诸侯之上，诸侯皆相顾而莫之敢亡，独何所畏而不忍呢？岂非周公的制度有以维持其不敢叛之心？虽颠倒错乱而犹未底于亡也。当时有能变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术未始穷也。秦徒见其得天下之难，以为周之制大概非其所便，并与其仅存者尽弃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尽，而秦亦亡矣。始

译孔子曾说：“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朝代，即使经过一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然而哪里知道竟会发展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呢？

译关于成周时期的政事，其大凡见于其他典籍，其条目见于《周礼》。

杂说成周时期的政事，其大凡见于其他典籍，其条目见于《周官》。所以《秩官》这本书，就是《周礼》中的冡宰；《曲礼》这本书，就是《周礼》中的宗伯；《政司马法》就是《周礼》中的司马；《九刑》《誓命》这些书，就是《周官》中的司防。至于《考工记》，就是司空的书。《周礼》列举了条目，而分散在诸书中。

成周治理的纲领在于六官

东莱吕氏说：“治理有统绪，政令有枢纽。推演天下治理的根本，在于统绪；运转天下政令的关键，在于枢纽。周朝兴盛之时，四海之内建立国家，有一千七百个。与王室相接的事务，非常广博。然而周代典章所载，以六官的职事为纲，至于那一千七百个国家的品级章法、宪令，竟然很少概略地提及。统绪发端于内，治理成就于外；枢纽运动于上，政令施行于下。这就是圣人之所以把握纲要而百事详尽的原因。”

范氏说：天地有四季，百官有六种职事，天下万事都完备地尽在于此，就像网有总绳，皮衣有领子，即使百世也不可改变。君主如果想要考察古制以端正名分，如果舍弃《周官》，未见其可行。

六卿分任职务，最终都是为了确立民众的准则

东莱吕氏说：“先王教化天下，从未有精粗、本末的分别。朝廷不混乱，市井田野不逾越规矩，国人不侵扰官职，后妃不敢以奸邪之心侵犯王权，诸侯不敢僭越天子的制度，公卿大夫不谋取商贾的利益。六卿、九牧相互隶属而听命于三公。他们都是在民之上的人，都富有且尊贵，却不敢逾越尺寸，不敢改变毫分的职守。以此来让民众习惯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消解他们冒犯上级、无视等级的念头，而寄托道德的意义。因此民众服事上级，下级没有非分之想，卑贱者不傲慢，尊贵者不逾越尊严。举一世之人，都安于法度职守之内，志向思虑不改变，视听纯正专一，平易正直、淳朴敦厚而顺从上级的命令。父亲教导儿子，兄长传授弟弟，长辈率领下属，哪里不是五礼、六乐、三物、十二教呢？在国都郊野设置官职、分派职务，哪里不是为了确立民众的准则呢？”我曾经阅读《晋语》，每每感叹绛地富商韦藩木楗过朝的事情，认为富商虽然财富充裕，让他们装饰车辆、华丽服饰，并非不足，但必须在过朝之时更换车服，不敢与士大夫混同无别。民众意志的安定和中道的存续，成王、周公遗留的教化，固然隐然存在于此。

辨析《周礼》的疑点

郑渔仲说：《周礼》一书，详于制度，而不及道德教化；严于职守，而宽略于君主自身。所以学者怀疑它不是圣人之书。查考《书传》说：周公一年救乱，二年伐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那么这本书的写作，在周公摄政六年之后。周公将要还政于成王，这就是这本书写作的原因。所以《周礼》六官之首，都说“辨方正位”，就是这个原因。《周官》序说：“成王黜商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查考周公设政时，淮夷、奄国已与管叔、蔡叔一同作乱。成王即位之后，淮夷又叛乱，成王于是亲自征讨，所以说“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应当是在营建洛阳既成之后作《周礼》，还归在丰之后作《周官》。那么《周官》这本书，作于《周礼》之后，是明确的。而郑众以《书序》所言“周作官”为《周礼》，就错了。郑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摄政三年，周公作《周礼》在摄政六年，更加错了。后来寻求其说法不得，有人说这是文王治理岐山的制度，有人说这是成周理财的书，有人说这是战国阴谋的书【何休说】，有人说这是汉儒附会的说法【乃是刘歆所作】，有人说这是末世渎乱的书，纷纷之说，无所折衷。我认为，如果不是圣人的智慧，达不到这五等爵位、九畿服制、九州十二境、闽蛮夷貊、祭天祀地、朝觐会同这些事，都不是文王时政所能达到的。把这本书加在文王身上，不是爱戴文王的人。虽然这本书固然详于理财，但其惠及下属非常深厚，其经入之名丰盛，而奉养上级非常微薄。说它是理财的书，又不是深知《周礼》的人。如果战国时有这样的法则，战国就是三代了。如果汉儒有这样的学问，还能算是汉儒吗？只因所见不一，所以武帝视其为末世渎乱不验的书而不喜好它。至于后世孙处，又独自为之解说曰：“《周礼》的写作，在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际上未曾施行。”大概周公作《周礼》，也就像唐代的《显庆礼》、《开元礼》一样。唐人预先制定以等待他日之用，其实未曾施行。只因未经施行，所以仅述大略，等待临事而损益。所以建都的制度不与《召诰》、《洛诰》相合，封国的制度不与《武成》、《孟子》相合，设官的制度不与《周官》相合，九畿的制度不与《禹贡》相合。凡此都是预先制定，而未经施行的。虽然如此，这是一种说法，却不知道《周礼》之所以难通，是因为其规模与其他经典不类。《周礼》一书，有缺文【军司马与司马

译【有省略文辞的，如遂人、匠人这类官职】；【有互相参见的，如九等品举这类情况】；【有兼任官职的，如三公、三孤不必全部设置，教官没有府史胥徒等属员】；【有预先设定的，如凡千里封疆，公设四封，侯设六伯十一这类规定】；【有不常设的，如夏采、方相氏这类官职】；【有只提大纲的，如四为两卒这类情况】；【有副相副贰的，如自卿至下士，各随才能高低，共同处理此事】；【有常行的，如垂法、象魏这类制度】；【有不常行的，如二至祀方泽、大裘祀上帝、合民询国迁、珠槃盟诸侯这类情况都是】。现在观察这些经典，其制度设计的规模，不仅仅在于辅佐天地、调和神人，而且对于盟誓诅咒、仇敌征伐等一切应对衰乱世道的措施，无不具备。不仅仅在于检束君主自身、防止杜绝祸患，而且对于米盐丝枲等一切承担卑贱劳役的事务，无不涉及。用它来维持一个时代，那么一个时代的人就安定；维持百代，那么百代的人就安定；维持千万代，那么千万代的人就安定。留下深谋远虑以造福子孙，后世难道没有偏邪的君王吗？都依靠前代圣贤才得以避免，这就是周公的用心所在。所谓兼采三王之法、监察二代之政，全都体现在这里。这本书由周公所作，与其他经典不同。《礼记》成于汉儒之手，那么《王制》所说的朝聘，是文襄时的事；《月令》所说的官名，是战国间的事；都不像《周礼》那样纯粹是周代的典章制度。可惜自从成帝时，刘向《七略》编定，终汉至唐，寥寥千百载间，仅仅没有设置学官博士【王莽设五博士徒有虚名，唐代有生徒而无博士】。文中子居家未曾废弃《周礼》，太宗赞叹《周礼》为真正的圣人之作，他们大概是深知《周礼》的人吧？至于后世运用《周礼》，王莽在前失败，王安石在后失败，这不是《周礼》不可实行，而是不善用《周礼》者的过错。

译《周礼集说》纲领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集说》卷首下

凡例

三公三孤

公孤不言职，其职分亦不同

东莱说：“查考《周官》，三公论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三孤辅佐三公，光大教化，恭敬地辅佐天地，辅佐我一人。可见公与孤的职分不同如此。《周礼》一书，自冢宰以下，无不记载，而公与孤唯独缺失，著书的人为什么呢？如今看《朝士》掌管外朝的法度，左边九棘，是孤卿的位次；右边三槐，是三公的位次。并非不提及公与孤，只是不提及他们的具体职事罢了。那自冢宰以下，各自统领其职，所谓起而行之；三公沉默无名，坐而论道，所谓掌管万化本源的人，不是耳目经历簿书期会算计之事，不是有司笔墨所能制约的，只在根本处整顿，朝夕进献教诲，纠正君主的非正之心，论道治理国家，便是调和阴阳之处，何曾去虚空渺茫处处理呢？大抵君主一心，是万化的本源，一都一俞。在论道之间，使君主确实认识到本源，在本源上转动，那么上而日月星辰无不顺从，下而山川草木无不安宁。这是三公的职事，道从三公而出。至于三孤，则光大三公的教化。阴阳是从气来说的，天地是有形的，燮理在其上，寅亮在其下。公与孤的职分，在这里就显著了。然而‘辅佐我一人’乃是纠正君心的责任，唯独对孤这样说，而公的职事反而不与之，这是成王尊崇三公到了极点，好像不敢以自身去烦劳他们，大概说这些人乃是造物的朋友，不是我一人之辅佐。尊崇到了极点啊。”

公卿大夫士

王安石说：“《婚义》说：‘天子三公九卿【三孤六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卿就是上大夫。《周礼》才写了‘卿’，没有上大夫，只写中下大夫。《王制》说：‘诸侯的上大夫就是卿，大概不只是诸侯的卿如此。’《春秋》初年，郑厉公说‘上大夫之事’，可见周制尚存。到中间，如晋国有上卿，又有上大夫，其制度都变了。自士以上都是王命。而穆王任命伯冏为大仆说：‘慎重选择你的僚属。’那么虽然是王命任命，而担任长官的人也可以选择他们。”

《周礼》序官属，如大宰，卿一人；小宰则中大夫二人；宰夫则下大夫四人；上士则八人；中士则十六人；下士则三十二人。其数目转相加倍，古人做事有根干枝叶，类如此【杂说】

贾氏说：“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都是阴爵，以待出封为诸侯，乃为阳爵。九命、七命、五命，士以三命以下为差，不得出封。在王朝有三命，一命亦为阳爵，无嫌也。”

府史胥徒

论府史胥徒有无多寡

注疏按宰夫八职说：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书以赞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征令。大概府治藏，史掌书者，凡府史都是其官长所自辟召，免除其课役而使之，不是王臣。《周礼》之内府史，大例都是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一百二十人，特别多而在府上，以其掌赞书故数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当职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无府者，以其当职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于角人、羽人等，直有府无史，以其当职文书少而有税物须藏之故，直有府也。腊人、食医等，府史俱无者，以其专官行事更无所须故也。《周礼》之内，唯有天府一官，府特多于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胥有才智为什长，徒给使役，故一胥则十徒也。皆民给徭役者。按《礼记·王制》说：‘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禄，足以代耕。’那么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并亚士，故号庶人在官者也。《周礼》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为什长故也。腊人之类，空有徒无胥者，得徒则足，不假长帅故也。食医之类，胥徒并无者，以专官行事，不假胥徒也。

府史贾胥，徒有无多寡，各称其任。

杂说：自士以下，皆有府、史、贾、胥、徒，乃庶人之在官者，皆禄于公上。其数不可以一端备。所以五官之长，府六人，史、胥各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与夫御史掌赞书，其史则众；甸师掌耕王籍，其徒则多；庖人之贾有八职，币之贾有四。外是则角人之类有府无史，视祲之类有史无府，医师之类有徒无胥，乡大夫之类无府、史、贾、胥、徒。不特此也，有奄、有奚、有士、有庶、子女、酒女、浆之不同。大概圣人设法，岂有私意哉？大抵其职，或有或无，或多或寡各称其任而已。

士多府史少

牛〇问刘〇曰：

译“《周礼》中士的数量多而府史的数目少，这是为什么呢？”〇回答说：“古人委任官职并责求成效，年终考核他们的优劣，文书不重复校核，条文不繁琐细密，府史的职掌只是把握要点而已。现在却不是这样，大小官员全由吏部任免，细微的过失都归考功司考核。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务，官方的事务不减少却希望从容不迫，这怎么可能呢？”

译府、史的员额多寡，都安排得十分适宜；而后世却缺乏节制。

官制中说：六官之中，都是府官少而史官多，而且府官的地位又在史官之上。只有御史这一官职，多达一百二十人，特别众多，且地位在府官之上。这是因为御史掌管赞导文书，其下属的史官就众多。就像甸师掌管耕种王室的籍田，稻人掌管按时修筑堤梁，他们的徒役就很多一样。大致上，先王对于官吏员额，应当少的就不增加使其变多，应当多的就不减少使其变少。所以当应当少的时候，即使是太宰的史官也不过三十人；而当应当多的时候，就以御史的官职，史官多达一百二十人。哪里像后世的官吏，上自朝廷，下至郡县，一切都没有节制，只是让公私双方都受害呢！

官名

六卿并非取天地四时作为名称，大概是为了恭敬地承奉天道。

杂说中有人问：六卿取天地四时来区别称号，是不对的。五行命名官职，自从四叔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尧用四个儿子配合四时，而羲和两位伯父总领一年的收成。舜的九官，虽然不能全部看见。禹主管水，益主管火，稷主管谷物，大概是依照六府的次序。仲康中兴，首先征召羲和。世俗的儒者迷惑于此，他们大概以为像后世的星官、历官、祝官那样。先王恭敬地承奉天道，顺应时节养育万物，大臣确实辅佐宰相，怎么能不重视他们的责任呢？鲧扰乱水性，刑罚用极典。《小雅》讥刺，日食、山川的变异，本源在于卿士。谷水与洛水争斗，太子晋归咎于执政者。史墨也说：“水官被废弃了，万物才不能生长。”古代责备公卿，大概就是这样。周朝衰微，天理之学不明，调和光明失道。秦朝的《月令》，只是虚设的文辞。汉朝初年有中谒者四人，各自职掌四时，大概也不说是公卿的责任。太史公所说的“接近于卜祝之间”，君主像蓄养优伶一样对待他们，调和天人之际，难道是这样吗？

王者奉天建官，所以有天地四时的职掌。

程氏说：“王者必定奉天建立官职，所以天地四时的职掌，历经二帝三王没有改变，因此百事修治而万物治理。到了唐朝还保留其大概，其治世尚且能得纲纪。《小正》后世官秩混乱，职业废弛，太平的功业所以未能达到。”

六官只有大宰、宗伯不说“司”

防氏说：“六官司徒、司马、司空，都说‘司’，因为他们各自能主管一官，不兼管群职。大宰不说‘司’，是因为他总御众官，不主管一官之事。宗伯也不说‘司’，是因为他祭祀鬼神，鬼神不是人所主管，所以如此。”

周官命名各从其类

《周礼》中内宗伯之类，诸言“伯”者，伯是长，以尊长为名。县师之类，言“师”者，都取可师法者。诸称“人”者，如轮人、车人、腊人、鳖人之类，以所从事的事务命名官职。言“氏”者，有两种：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如冯相氏、保章氏之类；族有世业，也以氏名官，如桃氏铸剑，筑氏做削刀之类是也。诸称“司”，如司裘、司市之类，言“司”者，都是专任其事，事由自己负责，所以以“司”言之。典妇功、典丝枲之类，言“典”者，出入由自己负责，考核督促他人工作，所以谓之“典”。诸称“职”者，是说如职岁、职内、职币，财物不久停留，只是任职而已。凡云“掌”者，有三义：一是他官供给物品，自己则暂时掌管而已，如幕人供给帷幕幄帟，掌次张设之类；二是掌管征收的官，如掌皮、掌染草之类是也；三是掌管非自己所为，则掌节、掌固、掌疆，本来不是自己造作废坏，则修理而已。自外不称典、司、职、掌者，都是逐事立名，以义理推究，可以明白。

官有常名有异名

陈氏《礼书》说：古代有常名，有异名。在内作为比长、闾师、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这是常名。等到任用他们从事师田之事，就成为军将、师帅、卒长、两司马、公司马，这是异名。在外作为公、侯、伯、子、男，这是常名。等到隶属他们连帅属法，就成为属长、连帅、卒正、州伯，这是异名。古代什伍之法，在州乡则联结其民，在师田则联结其徒，在领卫则联结其官，所以能以中国为一人，而没有内患。设立连属、卒、州以联结其国，设立长帅、正伯以联结其人，所以能以天下为一家，而没有外忧。如果有合适的人，则事举。《诗》说：“四国有王，郇伯劳之。”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则事废。《诗》说：“卫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就是这样。然而《周礼》伯都称牧，大概从内而言，则屈于二伯，所以称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礼》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就是这样。从外而言，则伸于诸侯，所以称伯。《王制》谓方伯之国就是这样。

官序

周礼序官之法有二

防氏说：“凡六官序官之法，其义有二：一是以义类相从，谓如宫正、宫伯同主宫中之事，膳夫、庖人、外内饔同主造食，如此之类皆是。类聚群分，所以连类”

译编排次序。第二，凡是排列六十种官职，不依据官职的尊卑来决定先后，都根据事务的缓急来安排次序。所以宫正等士级官员排在前面，内宰等大夫级官员排在后面。

译《周礼》在前列出官职，在后列出法度。

《中义》说：“天地四时的官职，各自将其下属的等级数目列在前面，这是周朝的规章制度。其人员数量的多少，官职的升降，都与事务相称，不可以随意增减。然后礼乐政刑施行而不违背常理。至于其所掌管的具体法度，则是周朝的命令。所以列在后面。”

官属

六卿的下属官职交错互见，事务必然相互关联。

《杂说》：太史以下掌管六典、八法、八则、八柄，理应隶属于天官，却隶属于春官的司勋。掌管六乡的赏赐，地官理应隶属，却隶属于夏官。大行人、小行人、司仪、掌客理应隶属于春官，却隶属于秋官。大仆掌管诸侯的迎送，小臣掌管三公及孤卿的迎送，御仆掌管众官吏的迎接及庶民的送别。宰夫既然已经掌管这些，那么大仆以下理应隶属于天官，现在却隶属于夏官。宰夫掌管治朝的位置，而司士端正朝仪的位置，理应隶属于天官，现在却隶属于夏官。地官掌管郊外疆界的事务，凡是建造都邑、建立社稷、设置封疆、划分州里，司徒既然已经掌管，而掌固、司险、掌疆之人却隶属于夏官。比如理财事务，从大府到掌皮全部隶属于天官，那么凡是财用似乎都应由冢宰统领，而泉府、廪人、仓人却见于地官。从膳夫到腊人不过是充任君主的厨师，却全部由冢宰统领。至于外朝百官的俸禄、府史胥徒的稍食、番上宿卫的廪给，费用非常广大，而外内朝的冗食也见于地官。从稾人到内司服再到屦人，凡是王宫服饰之用，既然隶属于天官，司服掌管外朝的服饰，司常、典瑞、巾车等官则隶属于礼官。如果各自得以使用自己的财物而不关涉冢宰，这就好比本朝三司使将河渠案交给都水监，甲胄案交给军器监，恐怕没有用来节制的方法。先王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交错互见，事务必然相关，往往举行事，六官都在职，这是设置官职最善意的地方。春秋时，叔孙豹去世，杜泄打算用辂车给季孙，季孙不听从。杜泄说：“夫子在朝廷受命而聘问于周王，周王赐给他辂车，他复命后献给君主，不敢违背周王的命令而再次赐给，让三官记录：您作为司徒，实际记录名字【季孙】；夫子作为司马【叔孙】与工正记录服饰；孟孙作为司空，以记录功勋。现在死了而不因此废弃君命，记录在公府，而不因此废除三官。”诸侯的国家，只有三卿中的一人受赐，而三卿都参与，这是遵循周法。后世设置官职不与古代相同，礼官专门治理礼仪，刑官专门治理刑罚，兵官专门治理军事，财官专门治理财政，这些不相关联，虽然有遗失，其他官职不能相互节制，废弃旷职的开始就多了。这才知道周官的深意。

六官的下属各六十，举其成数

《杂说六》：“官的下属各六十，是周天的数目。治官的下属六十二，教官的下属七十九，礼官的下属七十一，政官的下属七十，刑官的下属六十六。而小宰都说六十，是举其成数。”《考工记》官凡三十，而辀人不计入其数者一，是因为器物而工匠聚集，车为多故。

官长

六官之中，又各有长官，兼有以卑职统领尊职的情况。

《杂说》：六卿是六官的长官，每官中又各有长官。比如大府是治藏的长官，司市是市官的长官，大司乐是乐官的长官，司甲是兵戈盾官的长官，像这类，事情很多。又比如甸师是主管供给野物官的长官，以下兽人等是中士，甸师却是下士。太史是史官的长官，以下内史是中大夫，太史却是下大夫。《杂说》：周礼甸师是下士，地官得以成为兽人中士的长官；太史是下大夫，得以成为内史中大夫的长官。兼有其中以卑职统领尊职，极有深意存乎其间。比如前汉元封五年，设置部刺史，秩六百石，二千石不法，都可以用六条考察他们。

官联

六官互相联属，须相参防方见

《杂说》《周礼》之书，六官分职，合之则有所总，散之则有所司，其关节脉理，皆自相应。只在大司徒上看荒政，未尽；若遍考六官，则荒政秩然可见。且如散利，须是考察大府、内府、外府，凡掌财赋之官所藏，可以见。且如薄征，须是考察九职、九赋、九贡，可以见薄征。且如缓刑，须是考察司防所掌之刑，方始见得缓刑。自此以后，莫不然，互相关通。小宰有官府之六联，须相参看，方可。

唐虞、成周之官分职联事，汉、唐之世职位紊乱。

《杂说》制官之法，职不分则紊乱无统，事不联则审察不精。无统则多废，事不精则多败。事如人之一身，耳听、目视、手举、足运，虽各有所司，而血气脉理之相通而无扞格，故能安乐而无危。关节之间，一毫阻滞，则病随作矣。唐虞之时，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截然有纪序条目，不相侵紊。彼羲和掌四时之政于四方

译国家有重大政事，能够与内朝官员共同商议。至于司空总领百官，治理政务，本来就应该如此。而皋陶作为刑政官，能够陈述谋略，参与启发君主的事务；伯益作为农官，能够辅佐大禹，参与军事行动的事务；后夔作为乐官，能够教导贵族子弟，参与教育事务。《尚书》中的典谟篇章简略古朴，具体事务记载不详，但大致意思也可以看出来。至于周代官制中的六典，其详细情况是可以听闻的。大概那典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各自掌管自己的部门，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无论内外大小，没有不专一的。这是官职设置的本来道理。而官府之间有所联系，以配合国家治理，在祭祀、接待宾客、防备荒灾、军事行动、田猎役使、征收与宽免等事务上，六官都能共同商议。大宰统管六典，就相当于唐尧虞舜时期司空的职责。然而司徒掌管教化并征发徒役，则进行训练；司马掌管军事并评定官员才能，则进行训练；大宗伯掌管礼仪、教导和学校事务，也进行训练。不仅如此，在朝廷内部他们是六卿，在朝廷外部他们是六乡的大夫，国家有警报时他们是六军的将领，更加可以看出当时设置官职的关节脉络从未不相互贯通，就像这样。汉朝兴起，距离古代不远，这种用意还保留着。南军虽然由太尉掌管，但兵权并不在他手中。各地的奏章虽然上呈给御史大夫，但生杀予夺的权力并不在他手中。只有宰相兼管军国大权，所以汉朝宰相的权力很重，因为他无所不统。九卿各自率领下属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分散而不相隶属，但有议论下达时，博士的会议还能共同商议。凡是诏令，御史大夫下达给相国，相国下达给诸侯王，御史中丞执法官下达给郡守，所以内外没有抵触。凡是有政事，御史中丞和司校尉能够纠举百官，丞相司直也能察举丞相的不法行为，所以上下没有壅塞蒙蔽。甚至宿卫的小臣也能让他们参与朝政的商议。到了汉武帝末年，已经将丞相的属官分为两部分，丞相的权力，汉朝人不设置太尉，大将军掌管兵权，因此得以自便。所以霍光以大将军的身份完全兼管军国大事，因而加冠。加上司马、尚书的称号，朝廷大事全归一人，废立皇帝的变故，丞相都不知道，还指望什么事能互相商议呢？唐朝任用官员的方法，虽然职务事务相互关联，但又名位不正，权柄不集中于一个人，各自凭私意行事，其中的弊端说不完。大概唐朝初年以三省之长共同商议国政，六部各自按照自己的职责办事，所以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混乱。天下的事务，三省的长官共同议论，六部也参与商议。奈何因为宰相品位崇高重要，不想轻易授予他人，常常用其他官职的人担任宰相职务，如吏部、如秘书监、如太子少傅等，都不是宰相的本职。三省的长官，没有人担任，资历声望浅薄，而两方互不服气，权柄分散而智术被任用，虽然想使之通畅，却因此不通畅。君子反复考察汉朝、唐朝的事情，才知道建立官制的制度，其名位不混乱，权柄不转移，职分统属而情意交通的，自唐尧虞舜以来，只有周代懂得这一点。读《大宰》的人，能不深入考察吗？

译六官相互关联地处理事务，又在各自的官属中各有相互关联之处。

关于杂说中防范纪纲的事，由宰夫与职方帅官，以及有司来治理。天官与夏官相关联，防护人员将皮毛筋角送入玉府。地官与天官相关联，量人与郁人接受斝历并都饮用其中的酒。春官与夏官相关联，乡师考核司空所辟除的人，又监督匠师。地官与冬官相关联，大司徒教导民众，附属于刑罚的人归于士师。地官与秋官相关联，司常辅助司马颁赐旗帜器物。春官与夏官相关联，巾车将赍物送入职币。春官与天官相关联，稍人听命于司马，县师依据司马的法令来制定。地官与夏官相关联，其大要如此。又在各自的官属中各自有关联之处，都不能全部列举，可以类推而知。

兼官

冢宰兼任三公，三公兼任冢宰

胡康侯说：“《春秋》记载宰周公，是因为冢宰兼任三公。古时候三公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任用六卿中有道的人向上兼任师保的职务。冢宰如果有空缺，也由三公向下行使端揆的职权。禹从司空晋升担任百揆，又说‘作为我的股肱耳目’，这是宰臣向上兼任师保的职务。周公担任太师，又说‘位居冢宰，端正百官’，这是三公向下行使端揆的职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公与君王坐而论道，所以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而冢宰考核百官，均衡四海，也不容易安置。”

三公兼任六卿

东莱说：“贾氏的正义说：‘查考《顾命》，太保统领冢宰，毕公统领司马，毛公统领司空。另外有芮伯担任司徒，荣伯担任宗伯，卫侯担任司寇。那么周朝时三公兼任六卿，三公没有专职，六卿则有专职。三公论道，而六卿行道。用三公兼任六卿，将本末精粗合于一个本源，可分离就不是正道了。’”

不只是三公兼任官职，群有司也兼任

杂说：禹以司空兼任百揆，周公以冢宰兼任太师，太史司寇，苏公以公爵兼任司寇，司寇又兼任太史。史佚担任成王的太史，而被派去制作策命，这是太史又兼任内史。毕公以太师保治理东郊，而召公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这是二伯兼任乡老。古人官职不必齐备，只看其人，岂只是三公如此呢？

周官，自三公到府史胥徒，都是兼任。

《太平经国书》说：有人问“从太宰到旅下士，其官职共有六十三个，担任府职的有六个，担任胥与史的都有十二个，担任徒的有一百二十个，为什么呢？”回答说：“这都是兼任官职。专设官职办事则人手不足，兼任官职办事则人手有余。大概从唐虞以来，禹以司空兼任百揆，羲和以二子兼任四岳，等到舜二十二人治理时，四岳实际上由一人兼任。古时候官职不必齐备，只看其人罢了。有合适的人就齐备，没有合适的人就兼任。所以周官的制定，实际上仿效唐虞的制度，而官事不专设。我的夫子之所以深深责备管仲改变先王的法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二公来说，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而太傅没有其人，二公实际上兼任了。周公去世后，召公担任太保，而太师太傅没有其人，召公实际上兼任了。不只是这样，三公之下，实际上有三少，当时不见其人，召公又兼任了，大概一人之身而兼任七职。况且不只是这样，当时，三公三少既难找到其人，而六卿的官职也不齐备。周公以三公兼任冢宰，召公以三公兼任宗伯，苏公以三公兼任司寇，毕公、毛公以三公兼任司马、司空。只有成王的晚年，芮伯、荣伯、卫侯专领司徒、宗伯、司寇的职务，其余大抵都是兼任官职。大的尚且兼任，何况百官群有司呢？所以曾经用周礼来考察，二乡则公一人，这是三公兼任乡老。一乡则卿一人，这是六卿兼任乡大夫。军将都是命卿，这是六卿又兼任六军的将领。更甚者，太公以太师兼任司盟的职务，记载在盟府，太师职掌的就是这样。苏公以三公兼任太史的职务，太史司寇，苏公就是这样。所以六官之中，以春夏秋冬为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约一官凡五百人，那么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任权摄，估计必定占一半。所以局分不必设立，府史胥徒不别置，即使设置而其数未曾过滥。况且不见乡老、遂师之下吗？府史胥徒都没有，为何独独对天官冢宰怀疑呢？如果没有专官办事，形势上应该多而不应该省，那么甸人与甸师其徒都有三百人，而春官御史其史则有一百二十人了。

六官府史胥徒只供养一万九千夫，自然可以供给，不为冗员，何况兼任权摄在外。

《太平经国书》有人说徒，就是现在的当直驺从；胥就是现在的贴司；史就是现在掌管文书的人；府就是现在架阁主管守籍的人。以太宰一官来说，从太宰到宰夫，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官职如此众多，只用徒一百二十人，不知道如何用得完？可以得一一使令为什么呢？又不知道一项是什么人？又不知道在何处调派呢？又轮流呢？又长充呢？如果发

译调发赋税，那么从哪里开始征调？如果供给俸禄，又从何处获取？是让他们在官府任职呢？还是免除他们家庭的徭役呢？还是不免除呢？详细考察五官所属的官员，合计掌管事务的卿有几人？大夫有几人？上士、中士、下士各有几人？府、史、胥、徒各有多少人？周朝时的财赋经费如此，而官员属员却这么多，大概难免有冗官的弊病了。所以杜佑撰写《通典》，也说成周时期的官员有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人，规模如此广大，是不是太多了？如果完全按照这个数目，那么收入不足以供给支出；假如不是这样，缺少一个官员就废弃一件事，那又不可行。回答说：府、史、胥、徒，大概是九职之中，百姓没有固定的职务，而是调动执行事务的人。以天官来考察，共有二千六百九人，其中奄人、阍人、内监等六十四人，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女酒、女浆、女笾、女醯、女盐、女奚等共一千一十六人，总计吃俸禄的有三千六百八十九人。地官除去山虞、川衡、司关、司门等无法考证的，还有三千余人。以天官为标准，总共以三千六百人为定额，不限制兼任，那么六官总共有一万九千八百人。可以分给田地的就分给田地，不能分给田地的就分给俸禄。他们的俸禄以百亩为等级。孟子说：“下士和在官府服役的庶民俸禄相同，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耕种的人所获得的，一夫耕种百亩，百亩的收成，上等农夫能养活九人，最下等能养活五人，在官府服役的庶民，他们的俸禄以此作为等级。”那么在官府服役的庶民俸禄共有五个等级。现在统一以百亩为限额，那么吃俸禄的就有一万九千八百夫。王畿千里之内，总共有百万井田，十一分之一用来供给赋税，那么收入是没有限制的，用一万九千八百夫田地的俸禄来供给在官府服役的庶民，何必担心不能充足呢？何况还有兼任权职的人呢？又何况关市有税收，山林川泽有税收，四方诸侯每年的贡赋没有限制，用来供给郊庙祭祀和宾客的费用，大概非常充裕了，有人怀疑供给不足，大概是考察得不深入。为什么这么说呢？百万井的田地，相当于九百万夫。井田制下一夫纳税，那么上缴给公家的有九十万夫。除去山林、城池、苑囿占三分之二的部分，那么征收田税的有六万四千井。相当于五万六千六百夫的田地，除去府、史、胥、徒的供养，还剩下三万七千以下的夫。

译古代公卿统领六乡，后世的公卿不再统领州县，而是州县自行供给。《杂说》认为，从乡老到比长，都是六乡的官员。古代羲和、仲叔分为四岳，朝廷有重大议事必定咨询他们，称之为“师锡”，从而从中汲取准则。寰宇之内每〇所掌管的事务，夏书六事出征时，大概每乡设一卿。周代的制度，三公向下统领二乡，而六卿各自治理其中一乡，以倡导九牧。考察《诗经》《尚书》，周公、毕公以太师、太保的身份治理东郊，大概是二伯兼任乡老。方叔担任中邦的统帅，那么卿就是乡大夫之类的人吗？《春秋传》记载宋国的工师命令乡，司徒命令遂。管仲担任齐国的士乡十五公，与高氏、国氏各自统领其中的五个，虽然增减不同于古制，但列国的孤卿也主持乡事。这就是内外相互维系，而政令出于统一的原因。自从秦代设置郡守，自行设置监御史，而内史独自治理京师。汉朝兴起，废除郡监，派遣使者分刺各州，尚且仿效岳伯的意旨，然而内史依旧如故。汉武帝在外设置刺史，各自掌管一官，区分三辅的功绩，而特别设置司〇来监察他们。由此郡国不再〇公卿，而京兆尹竟然弹劾宰相。东汉末年，州牧的地位更加重要，刘虞就地拜为太尉，大概是用三公的尊位来宠信地方重镇。魏晋以来，上相竟然兼任督州事务，与藩臣相同，失去了古人的意旨。

周官职位虽然完备，事务却由一人兼任。

《杂说》六：“官职数量说有三百六十，然而职事人员的数量不止于此。以天官来考察，卿、大夫、命士共有三百五十多人，地官除去山虞、林衡、司关、司门等不可考证的，还有四百多人，春、夏、秋三官共有五百多人。六官中大致以春、夏、秋官为标准，以多乘少，都以五百人为定额，那么总共三千人。其中兼任的必定占一半。为什么呢？先王根据事务任命官员，作史的人根据官职划分职责。以三公六卿来说，六卿各自掌管自己的职责，似乎不应该兼任。但在成王时，周公以太师兼任冡宰，召公以公的身份兼任宗伯，苏忿生以公的身份兼任司寇。所以《尚书·洛诰》说：‘司徒、司马、司空。’由此推断，先王的制度，其职位虽然不可废除，其官员也不一定一一都有。举其大概来说，像土训、诵训没有其他职事，掌葛、掌染草、角人、羽人这类，只征收一种物品，那么他们无事的时候也很多。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戎仆、戎右，有军事时才使用。田祝、田仆，有田猎时才使用。有防纪时才使用夏采、防祝，有盟防时才使用诅祝。建立邦国时才使用土方氏，远方百姓来归附时才使用怀方氏。先王难道会供养无用的官员，等到有事时才使用他们吗？也是临事时由一人兼任罢了。盟府是命士的职位，而太师兼任它，所谓‘载在盟府’，就是太师的职责。制定礼制的人认为其职位不可废除，所以各自设立官职，等待智者决择罢了。又六卿每卿内治一宫，外兼一乡，而周官每乡卿一人，每宫卿二人。像这样的都不是实事。齐桓公命令国子、高子各自率领五乡，晋景公命令士〇统领中军且担任太〇，命令韩厥统领新军且担任仆大夫，晋悼公命令戎御隶属校书，司右隶属司士，都是古制。《杂说》说：‘唐虞考察古制，建立官职只有百个，夏商官职加倍，也能治理好。现在我这小子仰慕前代如此，训导他们的官职，那么周朝的官职大概不超过夏商。而先儒认为三百六十职事有其官，官有其人，所谓卿大夫的数量截然不可改变，所以后人怀疑周官的冗杂，这是不知道兼任权衡的道理。保留职事的名称，作为天子备用的官职罢了。’

官职有特设的，也有兼任的。

《杂说》：诸侯的上大夫称为卿，是以大夫为卿。周官说太宰是卿，小宰是中大夫，那么卿就是上大夫。以上大夫为卿，不只是诸侯如此。大概先王的意思，爵位想要正其名分，所以官职必须特设；俸禄想要节省费用，所以职事有时兼任。然而治理需要合并的，即使重大也不必特设，像三公九卿之类就是这样；事务需要专一的，即使微小也不可兼任，像蝈氏、射鸟氏之类就是这样。难道有所拘泥吗？也只是合乎其名分罢了。管仲认为官事不兼任，而孔子非议他，是从主掌者角度说的；威公想要官事不兼任，而孟子赞许他，是从设置者角度说的。

诸侯入朝兼任王朝官职。

《杂说》：郑武公父子同时担任周朝的司徒，而国人以此为荣。周王剥夺郑伯的卿士职位，而郑伯不再朝见。到了滕侯自认为‘我是周朝的卜正’，可见诸侯入朝兼任王朝官职，就认为这是尊贵的，像这样。

虞周时期的兼任官职。

李方子说：“皋陶是刑官，却以教化恭敬；伯夷是礼官，却折服百姓依靠刑罚；周公是三公，却向下兼任冡宰的职务；仲山甫是宰相，却兼任喉舌的职务。”

世臣。

《杂说》：世臣的说法，从三代就有。但古代有世臣，没有世官。起初说象贤，世美都是一代的选择。大概伊尹之后有伊陟，巫咸之后有巫贤，太公之后有吕伋，所以扶持国家，未尝不依赖他们。到了春秋时期，世臣的说法就变为世官，因此三家世代担任鲁国卿，六卿世代担任晋国军将，田氏专权齐国，寗

译世族专权于卫国。大概从春秋以来，治理世袭官职的制度非常严厉，所以使旧有的家族沦落消亡殆尽。叔向所说的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家族，降落到充当皂隶的地位；瑕禽所说的七代侍奉君王，如今都变成了贫寒之家。世袭官职的沦落消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世袭官职的祸患太严重，所以世袭大臣的说法被废弃了。加上春秋以后，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田氏取代齐国，当时的君主和大臣致力于创立这种事变，一时所任用的都是新进且善于投机取巧、朝夕易变的人。当时用来扶持国家的人，几乎没有。更严重的是，任用他国的人做相，比如秦国的张仪，齐国的孟尝君做楚国的相，又做秦国的相。国君不信任自己的臣子，反而从别国选取人才。世袭大臣和贵族亲属危急得无法自保，而平民百姓空手敢于互相倾轧争夺。范睢、蔡泽猎取秦国的相位，世袭大臣的沦落消亡到了这种极点。这难道不是鉴于世袭官职的弊端而于是废弃世袭大臣吗？我曾经论述过，孟子亲眼见到当时俸禄离开公室、政令出自私家的祸患。从这一点来看，他怎么敢再拿世袭大臣作为论据呢？然而孟子与齐宣王谈论故国，必定说要有世袭大臣，大概是因为世族沦落消亡，士大夫没有自保的意思。今天不被秦国任用，明天就转而投奔楚国，天下都致力于用投机取巧互相争夺，而国家没有可以凭借依靠的人。孟子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所以急切地告诉齐宣王。所以说：国君提拔贤人，如果迫不得已，将使地位低下的超越尊贵的，疏远的超越亲近的，能不慎重吗？孟子的意思是认为迫不得已而任用疏远的人，应当详细考察他们的贤与不贤，如果是投机取巧互相争夺的人，就不应该任用。不仅这样，比如论述君主不应当把臣子当作犬马草芥，他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可惜孟子的主张没有实行，而秦国人更加严重，身为天子而子弟沦为平民，何况是立功的人呢？因此平民横行霸道，夏商周三代没有这种情况，而秦朝才开始有。汉朝鉴于这个弊端，分封五侯，子孙世袭，等到后代逐渐被贬斥削夺，制定了左官的法律，设立了附益的法令。哀帝、平帝时期，功臣的子孙活着成为庸人，死后填塞沟壑。班固所说的王莽知道内外都耗尽削弱，根本和枝末都衰弱，于是产生了奸邪之心，无所忌惮，就是这个原因。孟子的论述，如果不是深谙治乱形势的人，怎么能知道这些呢？王通说：“周朝分封诸侯，有社稷；汉朝郡县的长官，有子孙。”这也是孟子的意思。

译官职必须世代承袭，目的是让官吏与百姓心意相通。

李太伯说：“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施行仁政。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可以克服残暴、废除杀戮。’先王设立官职，必定让官员世代承袭，这是为了使他们的治国之道长久延续，从而使天下教化成功。汉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初年，国家没有战事，做官的人可以传之子孙，任职的人以姓氏作为称号，比如仓氏、库氏就是如此。那么，古代治理天下，都是这样吗？官吏对于百姓，必须心意相通，然后才能治理好。官吏了解百姓的心意，那么政令就会清明，政治就会公平。百姓了解官吏的心意，那么信任就会建立，法令就会推行。想要心意相通，难道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吗？上下之间还没有相互了解，或者了解的时间还不长，就匆忙委派然后离去，后来的人也是这样，那么官吏就从未了解百姓的心意，百姓也从未了解官吏的心意。官吏把所治理的地方当作无足轻重的东西，舍弃百姓，看待下属就像看待过客一样，官职怎么能修明众人？怎么能使人信服呢？”

胡康侯说：“帝王不因为私人的偏爱而损害公正的选拔，所以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而不世代担任官职。任用他们不依据他们的贤能，使用他们不依据他们的才能。卿大夫的子弟因为父兄的缘故而被任用，那就不是公正的选拔，政治因此败坏。上古时代有从田野耕作、渭水垂钓被提拔到辅佐宰相职位的人，而人们没有不认为合适的。伊陟继承父业贤能，再次辅佐太戊。丁公世代有美德，入朝掌管兵权，不因为世代承袭的缘故而怀疑他。崇伯被杀，禹担任司空。蔡叔被囚禁，蔡仲担任卿士，也不因为父亲的缘故而废黜他。只是出于公正罢了。等到周朝衰微，小人掌握政权，把朝廷的官爵视为自己的私产，援引亲信党羽，占据重要职位，甚至施及孩童。贤能的人退居草门，老死而不得任用，公道不能施行，然后敌国侵凌，国家倾覆废弃，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了。有人说：‘世袭卿位不符合礼制，《裳裳者华》这首诗为什么作出来呢？’回答说：‘功臣的后代，世代享有俸禄；世袭卿位的官员，继承职位。俸禄是用来报答功劳的，所以他们的世代可以延续；职位是用来尊崇贤能的，所以他们的官职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官职不选择合适的人，世代授予权柄，党羽众多，威福下移，大奸大恶根深蒂固而无法铲除，君主孤立无助，国家不灭亡是侥幸的。’《春秋》对于《周书》中的‘尹氏’‘武氏’‘仍叔之子’，对于《鲁书》中的‘季友’‘仲遂’，都记载了他们不符合礼制。

封建

古人分封内外没有轻重偏颇

东莱说：古代分封诸侯，并非不得已。禹在涂山会盟诸侯，手持玉帛的有一万个国家。周朝时尚有一千七八百个国家，难道都是不得已吗？分封的制度极好。古代内部诸侯享有俸禄，外部诸侯世代承袭，内外既没有轻重之分，又常常出入交替任职。古代列国的卿由天子任命，而诸侯每年进贡士人，根据进贡士人的贤能与否进行赏罚，或者增加爵位，或者削减土地。天子的卿既分布在诸侯各国，而诸侯的士又在京师，这难道不是分封的好制度吗？后魏迁都洛阳，而旧人都留在邺北，不能成为京师，京官终身升迁不过白直，最终导致六镇之乱，这是不了解内外形势的人。唐朝藩镇的祸乱，也是因为节度使都能自行辟置官员。乌重胤到河阳，不到一个月，石洪、温造之徒都被罗织入罪，而韩愈还在董晋幕下，这都是不了解古人进贡士人的用意。如果依照古代的分封制度，哪有弊端呢？

胡仁仲说：古代划分天下，有德有功的人给予土地，而不敢把天下据为己有，于是有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足五十里的邦国制度。于是有了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狩述职的礼乐法度。于是有了千雉、百雉、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九分之一的高城深池。于是有了井邑、丘甸、县都的夫数。于是有了十乘、百乘、千乘、万乘的车数。于是有了伍、两、卒、旅、师、军的制度。于是有了卿大夫、司徒、乐正取士的方法。邦国的制度废除而郡县的制度建立。郡县的制度建立而世袭的制度灭亡。世袭的制度灭亡而频繁更换的弊端产生。频繁更换的弊端产生而百姓没有固定的志向。巡狩述职的礼仪废除而上下之情不通，考核文案而不了解事实，相信文案而不任用仁贤，其弊端有不可胜言的。城池的制度废除而禁御暴客、威服四夷的方法灭亡。夫家的制度废除则百姓数目不可详知。百姓数目不可详知而车乘不可出动。车乘不可出动而军队不隐于农民。军队不隐于农民，坐食者众多而公私困穷。所以制定井田是为了控制侯国，控制侯国是为了控制王畿。王畿安定强大，万国亲附，所以保卫中原，禁御四夷。先王建立万国，亲近诸侯，高城深池遍布天下，四夷虽然虎猛狼贪，怎么能肆意妄为而逞其志呢？这是三王为万世考虑，抵御四夷的上策。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孔子所以在《习坎》的彖辞中书写。城郭沟池以为固，孔子所以回答言偃的提问。自秦朝以来，郡县天下，中原世代有戎狄之祸。秦皇李斯君臣之不仁啊！废除封建，蔑视帝王，明德的后裔断绝，公侯名臣的世代郡县天下，想要私专其利。诸侯的兴起，自生民之始，黄帝之际，有未如制

译至于那些（情况），则无法知晓。然而天道运行正值昌泰，等到禹治理水土，统一九州，划分五服，用长官来整顿，用师长来引导，公、侯、伯、子、男各自有固定的制度，没有人能够超越逾越的。夏朝和商朝的末年，天下纷乱，商汤和周武王兴起而治理它，听说没有一样事物不得其所，没听说过放纵释放强大的诸侯而不加以裁断纠正的。恭敬地拿着天下的地图来考察，四海之内，九州每州方圆千里，先王的制度，每州建立二百一十个国家，那么九州一千八百个国家的君主，就是自古以来诸侯的根本数目。而涂山之会号称万国，就像周王有八百个国家的君主而说安抚万邦一样。圣人有不忍心伤害人的心，因此就有不忍心伤害人的政治了。分封诸侯，是仁政中最大的举措。秦人专谋私利，废除分封制，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天道运行正值衰败，从此以后，圣人的道理不能施行，国君没有不怀有独自垄断天下的心思的，所以沿袭使用郡县制而不能改革。唉！一旦怀有独自垄断天下的心思，就已经丧失了王道的根本，修养德行、任用贤才，努力施行善政，差不多可以不发生大乱罢了，哪里会有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极盛治理呢？天下如此广大，不与天下人共同享有，一个人不喜欢善行，那么天下的贤才就全部被废弃，盗贼像蜂群一样兴起，外患凭借强势侵凌，所到之处就像堤坝崩溃、河水决口，杀人遍布天下，郡守县令没有人能够抵御，而国家随之灭亡。这就像人死于刀锋之下，被岩石压死，溺死于风浪之中，不是天命正常的死亡，忠臣为此痛心。所以周朝建国从后稷开始，商朝从契到桀，夏朝的后裔杞国直到楚悼王之后才断绝。这三代，经历变故而宗庙祭祀延续都达两千多年，哪里像秦朝和隋朝那样突然暴亡，汉朝和唐朝灭亡就断绝了呢？拥有天下的人何不借鉴秦朝衰败而倾覆的教训呢？

译《周礼集说》凡例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集说》卷一

总论

天官

论看天官须是怀抱洪大

张载说：“天官的职掌，必须怀抱洪大的心胸才能看得明白。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如果不能具备这样的心胸，想要在事事物物上刻意穷究、拼凑契合，这样的心胸如此宏大，必定无法做到。”

天官的职掌，心胸不大的人不能胜任

朱熹说：“天官的职掌，是统摄其他五官的。如果心胸不大，怎么能够包容这么多事情？况且冢宰之内，从王室的饮食衣服，到外部的五官各种事务，从大到小，从根本到枝末，千头万绪。如果不是心胸宏大的人，去安排处理、应对供给，事情来到面前，尚且无法安排处理。何况在事前进行部署，思考祸患并加以预防，这需要耗费多少精神。所以记得这件事，又忘了那件事。”

天官一篇是人主正心诚意的学问

朱熹说：“《周礼》天官冢宰这一篇，是周公辅导周成王，为后世留下法则，用意最深切的地方。想要了解夏商周三代君主正心诚意的学问，在这里考察就可以见到其实质。”

周公将侍奉君王的近臣，与三宅一同论述。近臣关系君主的身心最为密切，《周官》谨慎对待内朝，也是这个意思。

杂说：周公率领百官来告诫成王，任用牧夫、准人，固然关系到天下的安危。那么缀衣、虎贲、侍御、仆臣这些人，为什么与三宅一同论述？大概外朝的臣子，君主临朝时才能入朝觐见，而君主又看到他们声望高、德行厚，对待他们尊严庄重而不敢亲近。只有这些人，朝夕与君主相处，如果有那些诚实正直的人，出入起居，潜移默化，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如果有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朝夕相处，必定会丧失德行。为什么这些人地位最卑微，职务最亲近，他们关系在君主身上最为密切？因此善于论述治国的人，必定以君主自身为根本；而善于匡正君主的人，必定希望多引荐善良的人与他共处。因为君主没有比左右所相处的人更重要的了，推而广之，那么天官这一官职，可以见到周公端正心志的事业。永嘉陈君举说：凡是饮食、田猎捕鱼、柴火之事，医药之事，酒浆之事，帷帐次舍之事，非常卑贱冗杂，非常烦扰屈辱，必定使用命士，必定都由冢宰统领。至于宿卫，如果不是宫正的群吏，就是宫伯的士、庶子，所谓手持矛戈、站在台阶旁，都是穿着冕服衣裳的人，不像后世只把兵卫当作武夫。从前周公作《立政》，大体上急切于任用贤人，而把虎贲、缀衣、趣马、携仆列在左右，在常伯、三事之下。常伯、三事都是大臣，名位尊贵，看待趣马、缀衣等至为不平等，而周公一概而论，为什么呢？确实因为大臣进见有节制，陈述奏对有常规，而朝夕与君王宴饮的，就是这些人，必定以士来担任，那么必定是公卿亲自选拔，亲自考核，如果不是命士，那么选拔考核不出自朝廷，进用的人混杂而群邪就会到来。所以冢宰的治理特别详细。《尚书》说：从前在文王、武王时，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以早晚辅佐他们的君主，由此选拔而来。当周公教导世子时，鲁公的儿子伯禽，卫康叔的儿子牟，齐太公的儿子伋，都侍奉成王。伯禽、牟、伋大概是宿卫的国子，日后能成为诸侯，而成王与他们相处，那么相互观摩而善益增多。后来诗人讽刺皇父说：“皇父是卿士，家伯是冢宰，仲允是膳夫，蹶是趣马，艳妻煽动方处。”因为这几个人都跟随在女谒者身边。由此看来，君王所与之宴饮私处的，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太子见到德行，而成王成为贤君；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女谒者得势，而褒姒的祸乱发生。从此后世子的贤与不贤系于此，而周朝的兴衰随之。怎么能不谨慎呢？

宿卫、服膳、侍御的人，最关系君主的心术。

吕祖谦说：“人们只看到内外庭宿卫的士，是士人中卑微的；烹煮饮食之事，是事务中屈辱的；鱼腊酒浆醯醢之物，是物品中微小的；次舍帷帐裘服，是末用的；宦官嫔妃洒扫使令，是贱役的。不知道自三代以来，所以蛊惑败坏君主的心术，侵夺大臣的权柄的，往往都是这些人造成的。因为公卿大臣，他们的内外界限有限，他们的进退有时，不能每天侍奉在君主的左右前后。至于侍御仆从之人，担任趋走使令的职务，而君主宴饮私处玩狎之际，没有不与他们同在一起的。等到极点，就变换他们的耳目，感化转移他们的心志，窥伺以迎合他们的私欲，奢靡以中他们的欲望，小恩小惠以示他们的信任。君主一旦陷入其中，那么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周公深智远虑，有见于此，所以乱萌祸机所到的地方，没有不究极的。所以古人辅佐相成的事业，都是格物穷理的学问。”

太宰统领王室的膳食衣服嫔妃侍御

朱熹说：“冢宰这一官职，兼领王室的膳食衣服、嫔妃侍御，这是设置官职者最深的用意。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

王后的厨房饮食、衣服裘皮，有司不敢亲近，所以由太宰统领。

陈君举说：“厨房之事、酒浆之事、衣服裘皮之事，只有王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