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集说卷一

译有关部门不敢加以防范。既然不加以防范，却一定要由大臣统领，为什么呢？那些地位低下的官员，确实不适宜用苛细的标准来考核君主。只有大臣以正道辅佐君主，唯独能够与君主讨论是非对错，所以由他们统领。君主拥有四海之富，而一个人的供养，即使没有节制，每年的花费又能有多少呢？况且君主正乐于与大臣共同自我约束检点，希望过失差错不超过九式规定的限度。虽然有关部门不敢议论，但大臣竭尽规劝之责，以此来提供启发和开导，成就君主的敬畏之心。

译《太平经国书》说：有人问，小宰、宰夫推广大宰的法度，从而耸动、警戒、整顿百官府的治理，这在事理上是适宜的，在形势上是顺应的。至于王宫的戒令，本来自有宫正、宫伯掌管；王宫内部的政令，又有内宰来治理。现在大宰又干预内部事务，为什么呢？回答说：先王的制度，事权想要合而为一，而内外朝廷的形势，本来就不允许分开。大概宫正、宫伯虽然说是掌管王宫，但不过是宫中徒役的事务、子弟宿卫的职责，以及在内廷的各官府罢了，对于后宫则不干预。内宰虽然说是掌管王内，也不过是用礼仪教导王后、夫人以及九嫔、世妇，凡是女宠近习在左右的人罢了，对于王宫的徒役宿卫则又完全不相关。各自掌管一部分，而遗漏另一部分，形势上既不能互相统领，权力上也不能互相统辖。能够统领并统辖的，只有太宰。所以宫正、宫伯、内宰都隶属于太宰，而兼管他们的事务。职位虽然列于外朝，却通达内廷；权力虽然分于两处，却总汇于一处。从现在考证来看：“建立邦国的宫刑”、“治理王宫的正令”、“在王宫颁布禁令”、“命令修治宫中的职事”，这是王宫方面。“凡是宫中的纠察禁令，那么王宫、后宫没有不在所掌管的。”从它掌管王宫来说，那么兵卫、宿卫，凡是宿卫的人全都统领；饮膳、衣服、洒扫、启闭、次舍、幄帟，凡是供奉的人全都统领；宫禁的秘藏、王宫庶子的喜好用度，凡是财用所存的地方全都统领。其中多寡丰约、用舍去取，天子起初不能以此自私，而小臣起初不能以此自便。从它掌管后宫来说，那么六宫六寝没有王后的限制，九嫔九御没有女官的区别，诏示其礼乐，端正其服位，禁止其奇邪，考核其功绩。其中损益增减、采择进御，起初有宴私玩狎的节制，而没有侵窃撼移的祸患。大概世上没有家不齐而国可治的，没有国不治而天下可平的。大宰的治理，之所以兼统内外，而小宰是起始。小宰的宫刑，已经齐整其家；宰夫的朝法，又已经治理其国；然后大宰的邦典，才可以治理天下了。

后宫的政事，都归属大宰。汉代内治不听命于公卿，所以多乱。陈君举说：“曾经读《关雎》，知道三代以上后妃是天下极致的选拔。后妃母仪天下，却谦谦然有不足以配至尊的意思。当时，夫人、嫔若干人，世妇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自以其职奉上，所以共襄宾祭、繁衍子姓的官职完备了。后方恻然，遐想幽深侧陋之间，尚有遗贤，宜配君子。求而不得，则中夜不寝，辗转叹息，庶几得之。我应当推琴瑟鼓钟之奉，与之偕乐，而后无憾。后得如此，则宫掖之政一以听之，所为奚不可者？今乃内小臣而下，凡阉官、九嫔、妇官下至于女奴，晓祝者、晓书者、晓裁缝者，必属之大臣。则夫员数之增损，职掌之废置，禄秩之多寡，赐予之防数，皆禀命于朝廷，而后不与。且使内宰得以稽其功绪，而赏罚其勤惰。掌治有司之禁，虽天子不得自以为恩。是故私谒不行，而内政举。古之所谓正家者，大概如此，而非屑屑然也。今出房闼而方较是非于紊乱之后，争予夺于纵弛之余，抑末矣。”汉代大尉杨秉纠察中常侍，而尚书诘问以三公统外，安得越奏近臣？大概内治不听命于公卿久矣，无怪乎后世之多乱也。

大宰统宫阃之事

朱晦庵说：“五峯认为《周礼》不是周公致太平之书，说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阃之事，其意只是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阃、交结近习以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岂可以后世之弊而并废圣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当交通外朝之说，它亦是惩后世之弊。要之，《仪礼》中亦分明自载此礼在至若。女祝掌凡内祷祠禬禳之事，使后世有此官，则巫蛊之事安得有哉！”

大宰兼统六卿事权归一

东莱说：“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属，听命于六卿。六卿听命于冢宰，冢宰实三公兼之。涣散分职之中，又有比附联属之势。自今职职而考之，大史、内史掌六典、八法、八则、八柄之贰，春官之属也。而典法之政，则在于大宰。大仆掌诸侯之复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复逆，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夏官之属也。而臣民之总，则掌于宰夫。司士掌朝仪之位，夏官之属，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廪人、仓人掌财用地官之属也，货贿之出入，大府掌之。内外朝之冗食，地官藁人之职也。而宫正、内宰则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饰，春官司服之职”

译罢了。而内司服直到屦人，则又掌管服饰鞋履的使用。从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内，三百六十官的职掌，错综复杂而相互关联。同时建立六典，同时设置六卿，天下万事都关乎治理混乱、安危存亡的大局，那么无不和谐地掌握在他们手中。难道古代三公没有具体官职，只与天子坐着谈论治国大道，所以设置六卿来分别主管六典，而三公实际上统领他们吗？三公既然兼任冢宰，那么六卿的大典，不是冢宰又是谁建立的呢？这就是事权之所以统一，而周朝之所以没有多头政治的原因。

译天官统领六卿，同时掌管天子左右亲近的臣属。

杂说：大宰兼管六卿的事务，因此，在宰夫以下六十个官职中，其职责有的属于司徒，有的属于宗伯，有的出自司马的职权，有的关乎司寇的刑罚。凡是关系到君王的心术与国家治理的兴衰治乱，虽然分散在六卿之中，并不全归冢宰，但其关键要点都已由冢宰总揽。大体上，周公担任冢宰一职，只是把握天子亲近的人。从宫正以下，是王宫的宿卫；从膳夫以下，是君王的饮食；从医师以下，是君王的医药；从酒正以下，是君王的酒菜酱醋；从宫人以下，是君王的寝居防护与帐幕供应；从大府以下，是国家的经费、君王的玩好之物以及赏赐的裘衣服饰；从内宰以下，是君王后宫的官员。总括来看，第一类是宿卫人员，第二类是供奉人员，第三类是出纳财用人员，第四类是宫中使令人员。这几类人，周官之所以要加以掌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亲近天子，容易因亲近而轻慢狎昵，内部有宦官以及女奚、女酒等人，其他卿大夫未必能制约。古代君王面前有巫师，后面有史官、占卜者、乐师和劝谏者，都是由士大夫担任，所以当君主宴饮私处、玩狎之时，必定借事进谏，如泠州鸠、内史过的进谏就是如此。自从秦朝开始，任用宦官担任这些职务，大臣们不敢质问。所以周朝的冢宰兼管六卿事务，并非没有深意。

朱熹说：“周朝的天官，统领六卿的职权，也是提纲挈领。至于其他卿，则是每人管理一事。然而天官的职责，直到阉人、宫嫔、酱醋、鱼盐之类，没有不统领的。”

冢宰之下兼管六卿，事务统辖内外，因此君王的心术没有蛀虫。后世宰相权力分散，体制纲纪丧失，从汉朝文武分职开始。

官制说：天下的治理，最担心的是体制纲纪不正，使得上下无法相互统属，君主无所顾忌。如果大臣的权力分裂四处发散，而不在自己手中；百官有司随着君主的宠幸而轮流掌权，君主意向所在，群臣窥测影踪而迅速迎合；而身为大臣的人反而犹豫畏惧以取悦君主，这就是没有体制纲纪的表现。体制纲纪一旦丧失，大纲小纪开始败坏散乱而不可收拾，尊卑名分开始颠倒而相互不能制约，高官厚禄开始轻率滥授而不再顾惜。在这个时候，上下无法相互统属而导致相互欺凌，君主不仅无所顾忌以至于出现轻率杀害大臣的祸患，天下多事而治理之道日渐不兴盛，其根源大概就是这样。古代大臣并非不知道论道经邦的任职重大而事业艰巨，不必亲自处理群有司的细务，而在设官分职的时候，必定权衡利弊而选择根本与枝末。一个职位一件事，如果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而系于君主的心术，那么都汇聚在掌握之中，使之依附联络，受制于自己，并非厚集权势以自尊。体制纲纪所在，大臣不以为嫌隙，君主不以为专权。每次阅读天官治典，而广泛观察六十个官职的事务，没有不深深感叹古人智虑的深远而治理之道有根本的。大概三公的尊贵，下摄冢宰的职权；冢宰的尊贵，下兼六卿的事务；天下万务无所不统，而王朝之上，内外朝廷的臣子，关节脉络依然相应。像出纳的关键职务，宿卫的亲近人员，供奉的近习，玉府财用的主管，存于宫中使令的宠幸密近之人，凡其布置在王宫内外，而迫近君主左右的，一举而全部归属于冢宰。因此群士大夫的职业有所统属而不敢自恣，君主的心术有所阻碍而不敢自私，纪纲不散，名分不易，爵禄不轻，而左右前后的人，侍御仆从的事务，在宴安玩狎之际，没有敢蛊坏君主心术而侵窃大臣权柄的，体制纲纪的正大，哪有比这更大的？可悲啊！后世的人不认识这个道理，剥夺大臣的权力而授予群臣，分散天官的属官而归给百官，将内庭的士大夫置于外廷，儒者又从而助长说：“天子大臣应当不屑于细务”，于是又从而削夺，使得拥有虚名于百官之上而为大臣的人，也拱手清谈而不理事了。自从汉朝以来，变故具备了。上面不能统御下面，外面不能制约内部。君主只按心意所欲为，而小人只看重利益。君臣上下在法度之外相互快意，于是乱萌祸基，四面并起，而天下已经不可为矣。所以自从出纳的关键职务，不由大臣统领，而宰夫的官职就变为中书、尚书的职务。中书、尚书轮流掌权，而霍光的权重，恭显之事兴起，尚书、中书的形成就确立了。自从宿卫的亲近人员，不由大臣统领，而宫正、宫伯的官职就变为光禄、卫尉的职务。光禄勋的属官日益亲近，而门下遂成为省，加官遂成为司，侍中遂成为宰夫了。自从供奉的近习，不由大臣统领，而膳夫以下，掌次以上，就变为少府、大常的职务。等到其极致，关内侯、骑都尉的爵位至，以及烹庖、乐工、医师的职务至，鸣玉而曳组，门下大仆的司至，又分为殿中省为内

译各种官署的使职罢了。以至于掌管玉器和财用的机构，既然不是大臣所能参与知晓的，那么后宫便有了制定政令的苗头，妃嫔便兴起了诬陷诅咒的风气，守门宦官便擅专废立君主的权力，又有谁能去制约他们呢？唉！禁卫军并非低贱之人，饮食、烹饪、酒浆、醋酱并非细微之物，清扫、缝纫染色并非卑贱之职，而帷帐、临时住所也并非琐碎之事。大臣掌握其权力，那么小臣就不能专断其事，天子就不能放纵其私欲。周公具有深远的见识，后世不念及他的遗训，导致乱象泛滥至此，这真是令人痛恨啊。推究其根源，则始于陈平自我放弃权力，而汉武帝习以为常，于是便将权力授予群臣。有司上下相制的态势，从此瓦解而无法再恢复。当汉文帝以刑狱之事询问陈平，而人们认为这符合宰相的体统，却不知宰相无权，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钱财粮谷的收支，判决案件的多寡，是国家的根本，也是百姓的生命。宰相不参与知晓，反而让天子去责问廷尉，责问内史，那么凡是九卿、中二千石的事务，难道还参与知晓吗？天下的事务，宰相不参与知晓而归于天子，天子不能明察而归于左右亲近之人，国家想要治理好可能吗？反而说“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对下顺应万物的适宜”，借托这些作为宰相的职责，这不过是清谈而不务实事的别名罢了。从此以后，郡国上计可以直接上达天子，天下的大权全部归于尚书。汉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视丞相为外朝，而内朝的事务，宰相不得听闻了。九卿轮流进用掌权，事情不决定于丞相，而外廷的事务，宰相又不得听闻了。俸禄九百石以上的官吏由尚书调任，而天下的事务，宰相不得听闻了。文书笔墨的小事，一句话合乎心意，立刻获得荣宠，成为天子的私人。宦官势力正盛，言听计从，而宰相大臣反而遭受屈辱。宦官在内则横加议论，在外则专断行事，大臣无权而小臣专横到了这种地步，这哪里还有纲纪名分呢？后来丙吉辅佐宣帝，在中兴之日，御史大夫不能与之抗衡，似乎稍微懂得重视大臣的权力了。而尚书决断事务，各位将军仍然统领，中书宦官于是趁机掌权。至于四曹的设置，从宰相以下，全部参与其中，而尚书和中书开始内外勾结作恶了。推究至此，则天官这一系统混乱纷杂，不再有上下的名分，内外统摄的关系，其由来已久了。后世如果想要恢复古制来治理国家，一定要从《周官》开始。想要恢复《周官》，一定要从宰相开始，那么体制正统而天下的事务就可以依次推行了。

译成周的官制，内外朝廷是一个整体。汉朝初期尚能相互统属，自汉武帝之后，才开始不再相互关联，而东汉时期尤为严重。

《太平经国书》说：有人问周官的制度，内外朝廷本来是一体的。继承周朝如汉朝，其制度也曾有过接近周朝的吗？回答说：岂止汉朝接近周朝，即使是秦朝也是如此。秦人变革古制不合正道，没有恢复先王的旧制，然而至于内外朝廷的隶属关系，其事还有可说的。外朝的九卿，如少府，尚且能在内朝设置尚书，主管发出文书，并掌管奏报下达各种事务。外朝的三公，如御史大夫，尚且能在内朝设置中丞，接受公卿的奏事，并依据章法举劾官员。此外，外朝的三十六郡，如监郡者，都是由御史属官担任，尚且能让天下的私害直接通达于御史大夫，而御史大夫直接通达于天子。汉朝兴起，只有监郡的制度变为部刺史。至于少府的尚书、御史的中丞，则完全沿袭秦朝的旧制而不加改变，这并非沿袭秦朝，其实是沿袭周朝。尚书、中丞并非周朝的制度，却说沿袭周朝，为什么呢？秦人虽然改变了周朝的名称，却未曾改变周朝的本意。汉朝也只是保存周朝的本意，而不暇恢复周朝的名称。从《百官公卿表》来看，少府的属官自尚书以下，有符节、太医、太官、汤官，有东西织室，有庖人三长丞，有上林十池监，以至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官，都隶属于少府。又再次将私府、永巷、仓廐、祠祀、食官、宦官分别隶属于大长秋。御史大夫的属官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防守，掌管图籍秘书，权势尊贵重大，与君主亲近。事务下达中丞，则中丞禀报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禀报丞相。丞相、御史在外朝，外朝得以统辖内朝。内朝统领侍御史，外朝督察部刺史。刺史掌管奉诏条察州郡治理状况，罢黜或提升官员的才能与否，以六条问事，而奏事又上报于中丞。这是部刺史在外朝，中丞在内朝，内朝得以统辖外朝。总之，汉朝的官制，三公九卿虽然列职于外朝，但都有属官在内朝，以周官的遗意来探求，则丞相犹如大宰，御史大夫犹如小宰，御史的中丞、少府的尚书犹如宰夫，少府之下又有大长秋，犹如内宰。大长秋隶属于少府，少府中丞隶属于丞相御史，这是秦与汉的制度都接近于周朝的制度。

不仅如此，高帝的御史大夫周昌，曾私下进见入奏事，看见高帝拥抱着戚姬。吕后的时代，审食其为相，监宫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都通过他来奏事。武帝的时代，丞相公孙弘也能多次私下进见。皇上有时不戴帽子，这虽然不是尊重大臣的意思，然而也可以看出内外没有界限了。因此宦官虽然受宠，丞相尚且能以檄文召来诘责，而大长秋中常侍尚且参用士人担任【事见《申屠嘉传》并《百官表》】。自从武帝晚年，宴游内庭，不出宫，不再与士大夫接触，任用宦者主持中书，而典掌尚书的章奏，尚书的官职于是废除了【《石显传》】。既以中书居中而管事，又设置诸吏居中而举发法度，故当时奏报下达各种事务，自中书递送两府，自两府下达九卿，自九卿下达郡国，而不经过中丞，中丞的官职于是不能居中制事，而内朝的侍御史，外朝的部刺史，一并废除了。将军列侯以下，都能带加官，而丞相御史独不能，名义上是尊崇他们，而实际上是疏远外放他们，于是丞相御史不再有进入内庭的人了。末年以霍光为大司马，而领尚书事宜，好像内外合为一，然而已非丞相职任。然而号称内朝，而并夺取丞相御史之权。昌邑王被废，丞相杨敞来不及参与议论，不仅不能进入内庭，而且不再参与内庭之事了。宦官典掌中书之任，中丞无制事之权，三公无加官之号，大将军领尚书之职，霍光告诉车千秋，所谓“现在霍光治理内朝，您治理外朝，内外朝判然如此”，这是汉朝治世之所以盛衰的原因。宣帝中兴，复遵汉初之制，魏相为御史大夫，外则派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国而不派遣使者，内则奏封事而不经过尚书，去掉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给事中而能多次进见，言事，因此霍山方秉枢机，魏相乃讼其过，杜延年居中用事，魏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复合为一，然而尚且不知道恢复中丞之权。元帝以来，石显用事，丞相之权复去，而尽归于尚书。哀平之际，又归外戚，纪纲散坏，内外不足以相统，而西汉遂趋于亡。光武惩外戚之用事，愤大臣之窃命，于是取三公之官以为闲职，而取尚书及中丞专任，委之以为台阁之长，以举法归中丞，而以奏事归尚书，二官虽复用事，然而疏远外庭。而亲近内庭了。舍弃大臣而亲近小臣了。设置三公而事务归于台阁了。改变前后参用士人之制，而专用奴仆薰腐之余了。桓灵之季，而御史之权尽移于尚书。尚书之权又移于宦官。尚书宦官合

译形成一个党派，而宰相被疏远隔绝于外朝。御史在宫内缄口沉默。因此太尉杨秉弹劾侯览，而尚书召来杨秉的属官责问他说：“设置官职、分配职责，各自有主管的部门。三公统领外朝，御史监察内廷。在这个时候，御史难道真的能够监察内廷吗？事权的丧失已经很久了。小人只是借监察内廷的名义，来谋取自己的便利罢了。”大概自古以来，内外不相统属的情况，没有像东汉那样严重的。而其根源实际上始于光武帝。追溯其根源来说，则又始于汉武帝。假如汉武帝不改变汉初的制度，让三公九卿在外朝，而让中丞、尚书在内廷，内外相互统属，关节脉络相应，那么汉朝的制度，就是《周官》中太宰的制度了。为什么要在法度之外逞一时之快，使得内外事权分裂分散，而不专由大臣统领，其末流竟然发展到如此极端的境地。我曾经观察过，出纳的要职不由大臣统领，于是宰夫的官职就演变为尚书、中书的职务。尚书、中书交替掌权，霍光的权势就加重了。恭显之事兴起，尚书、中书的体制就形成了。自从宿卫的亲信不由大臣统领，于是宫正、宫伯的官职就演变为光禄勋的职务。光禄勋的属官日益亲近皇帝，门下遂成为省，加官遂成为司，侍中遂成为宰相了。自从供奉的近习不由大臣统领，于是膳夫以下、掌次以上的官职，就演变为少府、太常的职务。等到极端的时候，门下、太仆的职司又分为殿中省和内诸司使了。以至于玉府财用的职司，既然不是大臣所能过问，那么汉朝鸿胪卖爵，唐朝琼林、大盈库，又有谁能检查呢？女宠近习的宠幸，既然不是大臣所能过问，那么母后临朝听政，命令不出宫门，国家命运寄托在宦官手中，或者享受专封土地的爵位，又有谁能制约呢？这些根源都起于汉武帝，所以其流弊以至于不可救药。其祸害反而发展到杀戮大臣，而没有顾忌之心。事权不统一，这是太宰所深深忧虑的，也是小宰、宰夫之所以辅佐太宰而兼管这些事务的原因。兼管则治理，分散则混乱。统一则兴盛，分离则衰败。自夏商周三代以后，治乱盛衰的变化，凡几见。看到这种变化而恢复《周官》的制度，来挽救它，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译汉朝自汉武帝设置加官以来，宰相便不能统领内朝。

《太平经国书》说：成周时期有三朝，分别是燕朝、内朝、外朝。汉朝兴起，大致仿效古意。只是周昌从容入宫，奏事时与樊哙推门直入，便能进入内朝，没有隔绝，这是尚未设置加官时的情况。文景二帝之后，不再有这种情况了。自汉武帝设置加官，区分内外朝，如侍中、中常侍、给事中、列侯、将军、郎中，都因带有加官而能进入内朝。丞相没有加官，所以只能在外朝。卫青因是大将军而获得加官，所以能出入禁宫。皇上曾蹲在厕所接见他，那么李庄、赵石之流便无缘进入，只在外朝。然而霍光任大将军，在内朝；车千秋任丞相，在外朝，辅佐皇帝，尚能共同接受遗诏。到了杨敞任丞相，大将军废立皇帝，内朝议定后，才派人告知丞相，丞相被疏远，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周官变革

冡宰这一官职，后世分裂为六部分

《官制》说：冡宰的职责，自汉朝以来分裂四处，无法统一收拾。宰夫的职责分裂为尚书和中书，后来无法收拾，于是成为尚书省和中书省【按：宰夫的职责，是记录群吏的治绩，以接待宾客的命令，群臣的汇报，万民的申诉。大仆命令下达给宰夫，宰夫早晚亲近天子。至于冡宰，所以分领章奏，在内传达诏令，这正是汉朝尚书的职事。然而两汉尚书，见于表志，都隶属于少府，为什么呢？秦朝时少府派遣四名吏员在殿中，主管发布文书，号称尚书。汉朝沿袭这一制度。大概汉朝时宰相、御史大夫在外，不能到达内廷，于是也设置尚书、侍中，主管公卿四方章奏。自汉武帝在内廷游宴，不出宫，于是罢免尚书官，而任用宦官主管中书，为中书谒者令，以平尚书事。天下事务全归中书。到武帝末年，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尚书权力很重。宣帝中兴，因为许伯揭发副封之事，以杜绝壅蔽。当时尚书之权又归中书。从此以后，汉朝常设置领尚书事的官职，而中书实际掌握权力。成帝罢免中书宦官，都复归尚书，尚书的权力至此又重了。东汉时期，于是省去中谒者令官，而尚书的官职则如西汉旧制，而稍微整顿其部门。每部门六人，主管起草文书，所有奏议全归尚书。三公只接受已成之事罢了。此外又有领尚书事，于是成为常法。宰夫的职责，在西汉则分为尚书和中书，交替轻重；在东汉则有尚书无中书。从此以后，魏朝开始设置中书省，宋朝开始设置中书省，铨选书判，中书为重，尚书为轻。永康年间尚书中书轻重起伏，祥符年间奏议之事全入中书，尚书只听从命令罢了。省职至庶司，都并立，轻重相伦，于是成为常法。这是大宰第一项官职出去了】宫正、宫伯的职责，分裂为光禄勋、卫尉，后来无法收拾，于是减损门下省职【宫正、宫伯分裂为光禄勋、卫尉。光禄勋掌管郎卫，即宫伯的职责；卫尉掌管兵卫，即宫正的职责。然而兵卫只在外调发，更番以充宿卫罢了。至于郎卫之官，如三署以下，无非是卿大夫贵游之子。这些都是人主所亲近狎昵的，最容易迁转。且如西汉《百官表》所载，加官不曾有员数，也不曾各设为官司，只是加给光禄勋、卫尉下面许多属官。到东汉时，光禄乃自别为三司：如五官中郎将、左右司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则职属光禄勋；至奉军都尉、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侍郎、谒者，则文属光禄勋。才说文属，便见别为二司。这正是因为五官中郎将至羽林左右监，都是外朝执兵宿卫之人，所以职属；若奉车都尉至常侍、郎、谒者，却与人主在里面谋议，所以文属光禄勋。既别为二司矣，而向来所加一项官，又自各设为官司。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以来，侍中、给事中、谏议大夫等官，又自别为门下省许多。〇要自为一司，不在九卿之数。至其极也，遂为宰相。这没有别的，只是当时为天子亲官，为天子所亲，所以权重至此。是大宰第二项官职出去了】自膳夫至腊人，凡鸟兽鱼鳖烹炮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浆醯醢幕幄之事，分入少府；自医师至兽医，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太府而下至掌皮，内一项则分入少府，外一项则分入大司农【按：少府一项官，自秦朝就有。当时为何设置此官？正因为周朝时冡宰制国用，以及人主饮膳衣服宫中合用等物，既关由于大府，而冡宰又皆得以撙节，人主不得自由。所以秦朝以山泽陂池之入，自做天子禁钱，令置少府。东汉光武时，将

译少府所掌管的禁钱改归司农寺管辖。既然这样，为何全都行不通呢？只是因为少府下属的许多官署原本就有内廷开支的需求，只从大司农那里取用，而大司农无法满足其全部需求，所以桓帝、灵帝时常感叹“天子没有私财”。于是开设鸿胪寺卖官爵，在后园自行设立私库，让宦官掌管。章和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扩大，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们。齐梁以来，少府下属的许多官署便改归门下省管辖。隋炀帝时，又将门下省、太仆寺两司分开，取“殿内监”之名，设立为“殿内省”这一项。既然分属内廷与外廷，就更没有缘由去查考了。这是大宰（冢宰）下属的第三项官职。】已经出去了】从内宰到司服以下，凡是宫中使唤的人员，都分入大长秋管辖。只有冢宰这一官职，自己分成了六部分【按西汉《百官表》说：詹事，是秦代的官职，掌管皇后、太子的属官，有家丞、率更、家令等。汉成帝鸿嘉三年，撤销詹事官，合并归属大长秋。大长秋，是皇后的卿官，原本叫将行，景帝时改称为大长秋。有时任用士人，有时任用宦官，职责是奉命宣达中宫（皇后）的命令。中宫出行时跟随】到了本朝，则从膳夫、庖人以下，全部收入御前供奉官；从医师、食医以下，全部收入御药院；从宫人、掌舍以下，全部收入修内司；从玉府、内府以下，全部收入内藏库。大致上，先王之所以让亲近的士大夫在宫中任职，从汉晋以来，逐渐移到了宫外。至于天子服饰饮食的管理，原本属于外朝，也逐渐移到了宫内。用《周礼》、《通典》来考证，大概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了。

译秦国分割冡宰的职权，想要夺取他的权力。西汉的丞相不统领九卿，东汉的九卿于是居于辅相的地位。

杂说：冡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而六卿分担职责，各自率领他们的下属。秦国人厌恶冡宰权力过重，于是将冡宰的职权分为数项，并抽取其余卿的下属，那些看似不相关的部门，另外设立大司马。冡宰职权中的宫正、宫伯，秦国改为郎中令；卫尉、大府以下的官职改为少府、大农；内宰所掌管的改为大长秋。抽出大史，另外设立御史大夫；抽出大仆，另外设立一个司；抽出大行人，另外设立典客。从此丞相只奉行文书，而九卿也因此丧失了职权。推究其改变周朝制度的用意，不过是想夺取冡宰和六卿的权力罢了，而九卿也不能行使他们的职权。大抵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决断于君主，而像小臣赵高那样被信任的人，就能够掌握实权。汉朝沿袭秦朝的旧制，没有因循变革，他们看到周朝有三公，又有六卿，于是设有丞相、御史，实际上并不行使九卿的事务。他们不知道这是秦人的私意，哪里值得采用呢？虽然如此，汉法之所以没有改变秦制，在于丞相不统领九卿，而它之所以优于秦朝，是因为丞相、九卿各自能够行使他们的职权。自从东汉以后，不仅是丞相丧失了职权，九卿也丧失了职权。不仅是九卿丧失了职权，九卿的下属于是居于辅相的职位。

天官六十属序官的用意

郑玄说：“从宫正以下到夏采六十个属官，根据事务的缓急排列先后。所以从宫正到宫伯这两个官职，主管宫室事务，安身首先需要宫室，所以排在前面。从膳夫到腊人，都是供给君王膳食饮食器具的事务，人活在世上在于安定与吃饱，所以饮食排在宫室之后。从医师以下到兽医，主管治疗疾病的事务，有生就有病，所以医疗排在饮食之后。从酒正到宫人，陈列酒饮肴羞的事务，医治完毕后，需要酒食来养生，所以排在酒肴之后。从掌舍到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事务所以又排在后面。从大府到掌皮，都是府库防备计量的事务，既然有剩余的道理，需要贮存或支出或收入，适宜计量防备，所以相次排列。从内宰到屦人，陈述后夫人以下内教妇功妇人衣服的事务，君子白天访求政事，夜晚安息，所以把妇人排在后面。夏采这一官职，记录招魂，因为涉及死亡之事，所以在最后陈述。”

天官的属官都是防范之官，因为天官得以临节制约，而没有逼迫君主的祸患。杂说《周礼》天官这一书都是防范之官，而担任中大夫的很少，大概是因为他们的事务虽然切近，但职权则轻微，使得天官得以临节制约他们。让卑官接近君主，就没有逼迫君主的祸患。汉朝的九卿之所以最终不能制约内庭，而他们的职权于是分散，是因为周朝的三公尚且用防范之官来制约他们，恐怕不足以压制镇守他们，何况九卿呢？

大宰制定国家用度，后世分离为数个部门，繁杂不可考证。

杂说：古代大宰制定国家用度，是制定支出的部分。至于财用，冡宰制定支出，司徒制定收入。自从汉朝丞相认为钱谷出入不是自己的职责，那么均节防备计量的职权就分散给了九卿。大概经费用度属于司农，禁钱属于少府，防备计量属于尚书，郎官廪禄借贷属于仆射、右丞。然而还有统摄，不相侵扰。光武帝将禁钱归于司农，将水利归于少府，将盐铁归于郡国。然而意图良好而法度不精。章和以后，将大司农的平准改为中准，列为内署，而抽取少府掌管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等诸曹，另外设立监，全部用宦官主管，而两个卿的职权又分散。魏朝设置度支尚书，而户部从此开始。梁朝设置太府，而太府卿从此开始。大概已经分离为数个部门了。其他如仓人到魏朝为仓部，膳夫到北齐为膳部，内府到魏朝为金部，而尚食等官另外进入殿中监，暴染等官另外进入少府监，大官另外有光禄，供帐另外进入卫尉。凡是《周礼》中节比联属的，繁杂不可考证了。

司徒征收财物，只有货币全部进入冡宰的府库。

杂说：凡是赋税，都由司徒征收谷物、角羽、茶炭，则由他的属官掌管。只有货币，全部进入冡宰的府库。大概凡是百官府的俸禄，各自跟随他们的长官。均分给宫正，就均分给所有在宫中的人；内宰就均分给所有在内廷的人。所以大府授予式法，而各自分给。其余的就藏在那里，而不必输送到达。如果货币容易输送，就多奸诈。必须由冡宰的属官亲自授受，也可以看出财物分职而不相推辞。制定国家用度有要领而不烦琐，供给赋税的人也不难用力了。

冡宰掌管府库，司徒掌管仓廪

杂说《天官大府》以下，《地官廪人》以下，都掌管钱谷，而这两项分属冡宰，似乎难以相互统领。大概财用府库，都由天官掌管，如果钱谷等物，固然生于土地，以此供给朝廷罢了。仓廪到处都有，难以一体由宰相统领。

总论

春官

仪与礼不同

《左传》子太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回答说：“这是仪，不是礼。”简子说：“敢问什么是礼？”回答说：“吉听先大夫子产说：‘礼，是天的常道，地的义理，人的行为。天的常道，而

译百姓富足就遵循它。效法上天的光明，顺应大地的本性，产生六种气候，运用五行。气候化为五味，显现为五色，彰显为五声。过度就会昏乱，百姓就会丧失本性。因此制定礼仪来供奉它。设立六畜、五牲、三牺，来供奉五味；设立九种纹饰、六种色彩、五种图案，来供奉五色；设立九歌、八风、七音、六律，来供奉五声；设立君臣上下，来效法大地的义理；设立夫妇内外，来治理阴阳二物；设立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娅，来象征上天的光明；设立政事、劳力、事务，来顺从四季；设立刑罚、威严的狱讼，使百姓畏惧忌惮，来类比雷霆的震耀、杀戮；设立温和慈爱、和顺恩惠，来效法上天的生殖长育。百姓有好恶、喜怒、哀乐，产生于六种气候。因此审慎地效法适宜的事物，来节制六种情志。悲哀有哭泣，欢乐有歌舞，喜悦有施舍，愤怒有战斗。喜悦产生于喜好，愤怒产生于厌恶。因此审慎地执行诚信的法令，祸福赏罚，来节制生死。生是美好的事物，死是厌恶的事物。美好的事物令人快乐，厌恶的事物令人悲哀。悲哀与快乐不失去节制，才能与天地的本性相协调，因此才能长久。”简子说：“礼仪的作用真是重大啊！”回答说：“礼仪，是上下关系的纲纪，是天地的经纬，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先王崇尚它。所以人能够委屈自己或伸张自己以符合礼仪的，叫做成人，这难道不很适宜吗？”

译礼制的文饰与规范，是为了彰显君主的德行。

臧哀伯说：“作为君主的人，应当彰显德行、堵塞违逆，以此来照耀统辖百官。尚且担心有所缺失，所以彰显美好的德行来给子孙看。因此，太庙用茅草盖顶，大路用蒲草做席，肉羹不调五味，谷物不舂细，这是彰显节俭。礼服、礼帽、蔽膝、玉笏，腰带、下裳、绑腿、鞋子，冠冕上的玉衡、玉瑱、冠纮、冠延，这是彰显法度。佩饰的藻玉、鞶带、刀鞘、刀室，大带、革带、旌旗的飘带、马缰绳，这是彰显数量。礼服上的火纹、龙纹、黼纹、黻纹，这是彰显文采。五色配合象征，这是彰显物象。车马上的锡鸾和铃，这是彰显声音。画着日、月、星的旗帜，这是彰显光明。德行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数量，用礼器文物来记载它，用声音文采来发扬它，以此来照耀统辖百官。百官因此警戒畏惧，不敢违背纪律。”

古代礼制有等级差别，没有人敢超越僭越。后世礼制不修，于是没有固定的名分。程明道说：“古代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车马、服饰、器物等差别分明，没有人敢超越僭越，所以财用容易供给，百姓有恒常之心。现在礼制未修，奢侈靡费互相崇尚，卿大夫之家不能合乎礼制，而商贾之类却超越王公。礼制不足以检束人心，名分数量不足以区别贵贱。既然没有固定的名分，那么奸诈抢夺，人人都想满足欲望，哪有停止的时候呢？”陈氏《礼书》说：“先王治理以礼为本，宫室、衣服、车马、旗帜、器械有用有等级，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聘、射礼、御礼有仪节。从器物来观察礼，没有不是法度象征所寄托的；从文饰来观察仪节，没有不是道义所蕴藏的。使人思考就知道如何教化，遵守就知道如何禁止。奢侈的人不能放纵无度的心，节俭的人不能采取苟且难行的节操，怪异的人不能扰乱常道，邪僻的人不能危害正道。这是上下得以分辨，而民心得以安定的原因。晚周以后，大道散失于政令不同的国家，礼法消亡于风俗殊异的家族。君子不能行礼，小人得以行非礼。所以两观、大路、朱干、玉磬，天子的礼制出现在诸侯那里；塞门、反坫、表衣、朱襮，诸侯的礼制出现在大夫那里。因此先王的制度逐渐被践踏，天下的学者也失去了准则。所以随武子不知道殽烝，孟僖子不知道相礼，范献子不知道问讳，曾子不知道奠方，鲁国不知道尚羔，卫国不知道立市。那么当时懂礼的人，大概也很少了。”汉朝兴起，叔孙通制定礼仪，只规求当时的近功，而他的法度失于过于卑微。齐鲁两位儒生论礼乐，必定期望百年之后才能兴盛，而他们的言论失于太高。贾谊有修礼的志向，却困于绛侯、灌婴；曹褒有定礼的议论，却受阻于酺敏。荀悦极论于晋时，却被流俗讥笑；刘蕡发策于唐代，却被当时抛弃。从汉朝以来，一千多年，其间想要在上位兴起礼法的君主不止一个，想要在下位成就礼法的臣子不止一个。有这样的君主而下面的人不足以辅佐他，那么礼的道理终究不能阐明；有这样的臣子而上面的人不能任用他，那么礼的事情终究不能施行。这就是庞杂的政令、浅薄的习俗相继出现，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治世不再出现的原因。

礼在于爱敬

袁宏说：“礼，在于爱敬，自然发自内心真诚，而畅达于事业。圣人顺应其自然并辅助其本性，为之制定节文，而适宜于礼物。于是有了尊卑亲疏的次序。推而广之，触类旁通，天地鬼神的事情，没有不备齐的。”

乐音可以见民之情性

《乐记》说：“百姓有血气心知的本性，而没有哀乐喜怒的常态，感应外物而动，然后心术显现。因此，志意防噍杀之音兴起，百姓就思虑忧愁；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兴起，百姓就安康快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兴起，百姓就刚毅；防直劲正，庄诚之音兴起，百姓就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兴起，百姓就慈爱；流僻邪散，狄成涤滥之音兴起，百姓就淫乱。因此先王本于情性，考察度数，制定礼义，合于生气的和谐，引导五常的行为，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气通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都安于其位而不相争夺，然后设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正德厚，律定大小之称，比定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都形见于乐。所以说：乐可以观察其深意。”

身心皆正而后可以作乐

《乐记》说：“凡是奸邪的声音感动人，逆气就应和它，逆气形成象，淫乐就兴起了。正声感动人，顺气就应和它，顺气形成象，和乐就兴起了。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因此君子反求情性以和合其志，比类以成就其行。奸声乱色，不留于聪明；淫乐慝礼，不接触心术；惰慢邪僻之气，不设置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都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出声音，而文饰以琴瑟，动作以干戚，装饰以羽旄，跟随以箫管，发扬至德之光，感动四气之和，以彰显万物之理。因此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所以乐行而伦理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

译改变风气，移易习俗，天下就都安宁了。」

译音乐，是人的情感所无法避免的。先王用雅、颂这样的正声来引导它，使它不至于导致混乱。《乐记》说：“所谓音乐，就是快乐，是人的情感所无法避免的。快乐必然通过声音表现出来，通过动静形态显现出来，这是人的常道。声音和动静，是性情的变化，全都包含在这里了。所以人不能没有快乐，快乐不能没有外在表现。有了外在表现却不加以引导，就不能不导致混乱。先王以混乱为耻，所以制定雅、颂这样的正声来引导它，使它的声音足以让人快乐而不流于放纵，使它的文辞足以让人讨论而不枯竭，使它的曲直、繁简、刚柔、节奏足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罢了，不让放纵的心和邪气得以接触。这就是先王设立音乐的方法。”因此，音乐在宗庙中，君臣上下一起聆听，就没有人不和谐恭敬；在族长和乡里中，长辈和晚辈一起聆听，就没有人不和谐顺从；在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一起聆听，就没有人不和谐亲近。所以音乐，通过审察一个根本来确定和谐，通过比附事物来修饰节奏，节奏配合而形成文辞，用来使父子君臣和谐，使万民亲近。这就是先王设立音乐的方法。所以聆听雅、颂的声音，志向意念得以广博；手持干戚，练习俯仰屈伸，仪容得以庄重；行走于舞位，配合节奏，行列得以端正，进退得以整齐。所以音乐，是天地的命令，中和的法度，是人的情感所无法避免的。

音乐，古代用来平复人心，现在用来助长欲望；古代用来宣扬教化，现在用来滋长怨恨。

周濂溪说：古代圣王制定礼法，修明教化，三纲端正，九畴有序，百姓大和，万物顺遂，于是制作音乐来宣扬八方风气，以平复天下人的情感。所以音乐声音清淡而不伤人，和谐而不淫邪，进入耳朵，感动内心，没有不清淡且和谐的。清淡则欲望之心平复，和谐则躁动之心消散，优柔平和，是德行的盛大。天下化育于中和，是治理的极致。这叫做道与天地相配，是古代的极致。后世礼法不修明，政令苛细紊乱，纵欲败坏法度，下层百姓困苦，说古代音乐不值得听，于是改变时代，创作新声，妖艳淫邪，忧愁怨恨，道义欲望增加悲伤，不能自我停止，所以有贼害君主、抛弃父亲，轻视生命、败坏伦理，无法禁止的情况了。唉！音乐，古代用来平复人心，现在用来助长欲望；古代用来宣扬教化，现在用来滋长怨恨。不恢复古代礼制，不改变现在的音乐，却想要达到大治，那就太遥远了。

音乐是宣畅百姓和谐之心的

周濂溪说：音乐，根本在于政治。政治良好，百姓安定，那么天下人的心就和谐。所以圣人制作音乐，来宣畅他们的和谐之心，通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应而大和。天地和谐，那么万物顺遂。所以神灵降临，鸟兽驯服。欧阳修说：礼乐的制度，兴盛于夏商周三代，而在周代最为完备。三代的兴起，都持续数百年，而周朝最长久。起初武王、周公修明太平基业，划分天下为九服。上自天子，下到平民，都有法度。当他们在郊外祭祀天地，开设明堂以约束诸侯时，他们的车旗、服饰、器物、文章灿烂辉煌，多么兴盛啊！等到幽王、厉王作乱，周王室衰微。之后诸侯逐渐强大，然而齐桓公受赐祭肉而拜谢，晋文公不敢必定请求隧葬，凭借礼制维持，又持续了二百年，礼的作用也很大了。下到战国时期，礼乐几乎断绝。汉朝兴起，礼制从淹中出土，后来戴德、戴圣等儒生共同补缀，得到百余篇。三郑、王肃之徒都精通其学，他们的说法有的不同。礼涉及天地，朝廷宗庙，凡是人的大伦常，可以说很广博了。虽然百家说法不同，难道不广大吗！自汉朝以来，沿革的制度，有关部门的记载，可以阅览。三代的礼乐，从周朝末年，已经亡失很多。又经过秦朝焚书坑儒的暴行，然而《尚书》及《论语》、《孝经》得以藏在孔子家中。《易经》因为占卜不被禁止，而《诗经》原本用于讽诵，不专门在于竹帛，人们可以口耳相传，所以唯独《礼》在六经中，亡失最严重。而音乐又有乐器和声音，尤其容易毁坏丢失。等到汉朝兴起考求典籍，而音乐最缺，学者不能自立，于是将其学说并入礼家，书为五经，流别为六艺。音乐所以能通达天地的和谐，而教化万物，关键在于感动格化人与神，显现功德。《礼记》说：不同时代不相沿袭。音乐所以有王者因革制作的盛大，何必拘泥于寻求古代遗存的缺漏？至于律吕黄钟，是圣人的法度，即使经过万世，也可以考证。

纲领

夏官

兵不可去

《左传·子罕》说：“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材，百姓都使用它们，废弃一种都不行。谁能去掉兵器？兵器的设置很久了，所以用来威慑不轨之人而彰显文德。圣人借此兴起，乱人借此败亡。废兴存亡，昏明之术，都取决于兵器。”

司马虽然掌管军队，但军旅大事，五官之长都参与。

杂说：司马虽然是掌管军队的官员，至于军旅大事，五官之长都有职责。冢宰向诸侯征调军队，大司徒用旗帜召集万民，而治理其政令；大宗伯用军礼统一邦国，大司寇在社坛执行杀戮。胡康侯说：“从前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大臣辅佐康王，当时亲自掌管兵器的是太公望的儿子伋。宰臣命令仲桓、南宫毛从伋那里取来两件干戈、一百名虎贲，以迎接嗣子。伋虽然掌管兵器，如果没有宰臣的命令，不敢发动。召公虽然制定命令，如果没有两位诸侯将命前往，伋也不接受。兵权分散管理，不偏属于一人，由此可见。”这是周公的制度，体现在行事中。

纲领

秋官

礼乐刑政所

译用来统一民心、施行治道的道理。

《乐记》说：“礼用来引导人们的意志，乐用来调和人们的声音，政令用来统一人们的行为，刑罚用来防止人们的奸邪。礼、乐、刑、政，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用来统一民心、施行治道的道理。”

译用刑应当尽心，不可轻易。

《王制》说：司寇端正刑罚，明确法度，来审理诉讼案件。必须经过三次讯问，有防备而无简慢，不轻易听信。定罪时，附从者从轻，赦免者从重。凡是制定五刑，必须依据天道。处罚要贴合事实。凡是审理五刑的诉讼，必须推究父子间的亲情，确立君臣间的道义，以此权衡情理，斟酌轻重的次序，审慎估量罪行的深浅，以此来区分。竭尽聪明才智，表达忠诚仁爱，以此来穷尽审理。疑难的案件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众人仍有疑虑就予以赦免。必须考察大小案件的类比，来定案。案件审理完毕，史官将定案情况报告给狱官，狱官听取。狱官将定案情况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在棘木下听取。大司寇将定案情况报告给君王，君王命令三公参与审理。三公将定案情况报告给君王，君王三次宽宥，然后才制定刑罚。凡是制定刑罚，轻罪也不赦免。刑罚就是效法，效法就是成就。一旦成就就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尽心于此。

刑法不可轻易制定。

《左传》记载郑国人铸造刑书。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信说：“起初我对您有疑虑，现在疑虑消除了。从前先王根据具体事情来制定法度，不预先制定刑法条文，是害怕百姓产生争讼之心。尚且不可禁止防范，因此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纠察，用礼仪来推行，用信用来坚守，用仁爱来奉行。制定禄位，来鼓励顺从；严防刑罚，来威慑淫乱。那些尚未犯罪的，用忠诚来教诲，用行为来警示，用事务来教导，用和谐来驱使，用强力来管理，用刚毅来决断。尚且寻求圣哲的君主，明察的官员，忠信的长官，慈惠的老师，百姓因此可以任用驱使，而不产生祸乱。百姓有了刑法条文，就不畏惧上级；并且产生争讼之心，就征引条文来侥幸达成目的，这就不行了。夏朝有乱政而制定禹刑，商朝有乱政而制定汤刑，周朝有乱政而制定九刑。三种刑法的兴起，都是衰世。现在您辅佐郑国，开凿沟洫，设立诽谤之政，制定三种刑法，铸造刑书，想要以此安定百姓，不也很难吗？《诗经》说：‘效法文王的刑罚，文王的德行，每日安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都信服。’像这样，还有什么刑法条文呢？百姓知道了争端的依据，将抛弃礼仪而征引条文。锥刀之末，都将尽力争夺。混乱的诉讼日益增多，贿赂并行，在您这一代，郑国大概要败亡了吧？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有很多制度，说的就是这个吧？”

有德有礼，政令刑罚就在其中。

〇山杨氏说：“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齐，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用道德引导，用礼仪整齐，百姓有羞耻且归服。’礼乐刑政四者通达而不违背，王道就成就了。先王并非使用政令刑罚。《尚书》说：‘德就是善政’，那么就是以德为政；‘伯夷降下典章，折服百姓就用刑罚’，那么就是以礼用刑。有德有礼，政令刑罚就在其中了。这就是它们不违背的原因吧？”

古人用道德教化百姓而不忍心用刑罚，后世则专用刑罚而不用道德。郑景望说：古人教化百姓，完全依靠道德教化，刑罚虽然设立，但圣人常有搁置不用的意思。不幸而施加于一人，也迟疑惨痛，不忍心让这个人独自落入我的刑罚中，何况是多人呢？于是有迁徙百姓的法令。那迁徙他们，大概是区分那些顽固不化的百姓，让他们靠近礼义之邦，用教化已成之俗熏陶他们，改变他们朋辈污染的习惯，使弯曲的终究变直，邪恶的终究变善，共同生于天地之间，这是圣人的心意。舜分别安置三苗，周朝安置商朝顽民，相隔千余载，其道大概出于一致。后世依靠道德的言论微弱，不再有这种政事了。只有严峻刀锯，严厉斧钺，熟悉于百姓的耳目，而奸邪愈发不可胜数，就愈发不能平息其忿怒，甚至聚集人群剿灭他们，屠戮城邑，余怒仍未平息，说：这些人连草木鸟兽都不如，必将根除并像割草打猎一样消灭他们，这也太不仁了。以人性本善，哪有不可教化的道理？上天为百姓设立君主，也是说让百姓不失其本性。那些无知、顽固不可训导的人，难道起初就是这样吗？这一定有导致他们这样的原因。圣人对于天下的恶，之所以不敢忿怒憎恶，而表达哀怜，善于救救的方法，而孟子性善的论述，也是用来拯救不仁的祸患啊。

先王用刑罚的本意是想让百姓生存。

张南轩说：“孟子说：‘用生存之道杀百姓，即使死了也不怨恨杀他的人。’先王明示刑法给百姓看，本意是想让他们知道趋避，这是生存之道。而百姓不幸触犯法律，则不得已施加刑罚，本来是为了遏止其流弊，这也是生存之道。何况哀怜忠厚的意思，熏然存在于其中，其生机，未曾有间断。如果后世严刑峻法，固然不值一提；而其得知实情而喜悦，以及有果断疾恶的意思，一丝一毫的萌芽，也就失去了所谓的生存之道了。”

掌管监狱的官员，关系百姓生死，必须没有一丝私意。

东莱说：大概掌管监狱的官员，百姓的死生系于他们，必须没有一丝私意，所说的无非公理，才可以决定百姓的死生。天德所谓至公无私之德，到达自作元命的地位。命是命令所制，刑罚的命令都是一个元善不可再增加的命令，才可以。后世多把掌管监狱当作法家卑贱之士，百姓的死生寄托于不学无知之人，和气不召，乖气常有，所以不能使天下安定。

译大概掌管刑罚的官员，是代替上天执行惩罚，上天讨伐有罪之人，是上天用来整顿天下百姓的手段，原本不是官员自己的私事。只有敬畏五种刑罚才能成就三种德行，敬畏五种刑罚是专门敬畏天理，三种德行是指有时应当采用正直，有时应当采用刚强克制，有时应当采用柔和克制，各自得当。如果不敬畏天命，被祸害所逼迫，被利益所诱惑，使用刑罚必定会有偏差。必须把祸福置之度外，专门敬畏天命，刑罚没有不得当的，那么百姓就能安身立命。这就是培养根本的原因，所以夏、商、周三代凭借仁德得到天下。

译狱讼是关乎天下命运的大事，用来收聚人心，感召祥和之气。

杂说：确立政事。周公说不可以误判众多案件，要非常谨慎。周公说到这里又说：“狱讼，大概是关乎天下命运的大事。所以文王必定以明德慎罚，来收聚人心，感召祥和之气，这都是狱讼的作用；离散人心，感召乖戾之气，也是狱讼的作用。”以前说的大概是事情最重的地方只在狱讼，所以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只在于不喜好杀人。秦朝之所以灭亡，也只是因为狱讼不谨慎。只有在用狱讼的时候，培养一种好生的德行，从此发扬出去，才能完全体现君王的德行。

张南轩说：“狱讼是重大的事情，恭敬体恤的意义在《虞书》中已经彰显。尧帝命令皋陶说：‘明察五种刑罚，来辅助五种教化。’大概古代的刑罚设立，教化未曾不蕴含其中。圣人的心意，本来期望天下没有刑罚。孔子也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消失。’使诉讼消失，其中必定有道理。周朝衰微，先王的心意不再传承，而法律制度日益败坏，所以又说：‘在上位者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清了案情，就应哀怜矜恤而不要高兴。既然查清了案情，接着就哀怜矜恤而不要高兴，那么返归根本的思虑多么深远，忠厚恻隐用来涵养百姓，又是怎样的情形啊！唉！推展这种心意，使诉讼消失是可以做到的。”

刑罚施行于道德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

黄氏说：“先王的德行，使百姓既敬畏又爱戴。敬畏就寄托在刑罚中，爱戴就寄托在教化中。然而先王并不是想让百姓敬畏，只是施行于道德教化达不到的地方罢了。”

周礼集说卷一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集说卷二

天官冢宰

贾公彦疏说：“天官是象征上天所设立的官职，周天三百六十多度，天官也总领三百六十个官职，不说‘司’，是因为大宰总御众官，不主管某一个官职的事务。”中义说：“山已经很高了，上面还有山顶，‘冢宰’是主管者的名称。”

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方位，划分都城治理郊野，设置官员分配职事，作为百姓的准则。于是设立天官冢宰，让他率领他的属官掌管国家治理，来辅佐君王均衡邦国。疏说：从“惟王建国”到“以为民极”，这五句是六官之首共同遵循的次序，因为建国设官为民的道理没有不同。郑氏说：建立。周公辅佐成王在土地中央营建都城，这就是洛邑。司徒的职事说：冬至日影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季相交的地方，风雨汇聚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那么百物丰盛安宁，于是建立王国。辨别。考察工匠人建国，用水准和悬绳放置圆规，用悬绳观察，用日影画圆，标记日出和日入的日影，白天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考察北极星，来校正早晚，这是辨别四方。《召诰》说：过了三天戊申日，太保早晨到达洛水，占卜宅地。既然得到吉兆，就进行经营。过了三天庚戌日，太保于是率领众殷人在洛水弯曲处攻治宫室的位置。过了五天甲寅日，位置确定，正位，指确定宫庙的位置，体如同划分。经指划定里数。郑司农说：营建都城方圆九里，城中九条经路九条纬路，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前面是朝堂后面是市场。经野如同九夫为井，四井为邑之类。设置官员分配职事，安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各有职事，百事就都举行了。极是中正。中义说：天是万物性命赖以开始的根源，所以冢宰掌管治理以效法天。地是万物形体赖以生长的基础，所以司徒掌管教化以效法地。天官掌管治理，地官掌管教化，于是天之所以开始成就，地之所以生长，使万物各自端正性命。郑氏说：郑司农说：《论语》说：国君去世，百官总括自己听从冢宰。说冢宰对百官无所不统，所以六官都总属于冢宰。冢宰就是太宰，掌管国家治理，指总领六官的职事。所以太宰职事说：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

东莱说：“冢宰均衡邦国，是让贵贱、大小各自得到公平。”古代称宰相，多以公平为主。如果商朝，就称为阿衡，阿衡就是公平的意思。上天之所以设立君王任命宰相，不过是想平定天下不平的地方罢了。使四海之内，贵者贵，贱者贱，耕者耕，织者织，士农工商，鳏寡孤独，事事物物，都适合其宜，这是宰相均衡平定天下的道理。“均”这一个字，是宰相的大纲。大概天下本来没有事，必须懂得简易的道理，能实行无为而治，才能尽到宰相均衡平定的职责，不是要装作聪明的样子。

治官的属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大宰止，宰夫卿一人，大夫六人，士五十六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宫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宫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