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集说卷六

译规划国家疆域，设置官员并分配职责，以此作为百姓行为的准则。于是设立夏官司马，让他率领其下属掌管国家政务，以辅佐君王平定邦国。刘氏说：政，就是正，用来端正天下人的本性，而不敢任凭私情邪念来扰乱国家的典章法度。所以首先用治典，其次用教典，再次用礼典，又其次用政典，目的是使百姓在治理和教化中统一，在礼乐中安定。九州各国的诸侯，四海之内的夷狄，没有不遵循教化治理而在礼乐中安定的，这不就是辅佐君王平定邦国吗？东莱说：自从夏后氏任命侯氏掌管六军，举起政典来向大众宣誓，那么由司马掌管邦政的传统就很久了。国家的大事，哪一件不是政？唯独军事政务被称为政，这是为什么呢？天下太平无事时，将兵权寓于农业之中，然后赋税徭役等各种措施才开始得以施行，这本来就是政的出处。天下发生战乱时，出兵讨伐叛乱，国家的存亡安危都系于此，其作为政的重要性之大，就不必再说了。这就是军事政务唯独被称为政的原因。统领六军而称之为平定邦国，那么君王用兵的根本用意，只是想要平定邦国中不平之事罢了，没有其他企图，不是为了满足贪婪愤怒而夸耀武功，这就是所谓的天讨。

译政官的属官，有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凡是制定军队编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设六军，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小国设一军。军将都由命卿担任，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帅都由中大夫担任，五百人为一旅，旅帅都由下大夫担任，一百人为一卒，卒长都由上士担任，二十五人为一两，两司马都由中士担任，五人为一伍，伍都有伍长。一军则配属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司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马质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八人。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贾二人，徒八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险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六人，徒一百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徒一百二十人。

环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

挈壶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鸟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罗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虎贲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旅贲氏中士二人，下士十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节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仆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仆中士六人，御仆下士十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仆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师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缮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齐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驭中大夫二人。

戎仆中大夫二人。

齐仆下大夫二人。

道仆上士十二人。

田仆上士十二人。

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

巫马下士二人，医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贾二人，徒二十人。

牧师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闲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师乘一人，徒二人。

圉人良马匹一人，驽马丽一人。

职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十六人，胥十六人，徒一百六十人。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懐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训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山师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师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师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译十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译各家的司马各自派遣他们的属官，向大司马汇报以正定军制。

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

郑玄说：“舆，是众人的意思。行，指军队的行列。晋国设立六军，却分为三行，就是取意于此。”疏解说：“这里夏官系统中的史有十六人，胥有三十二人，徒有三百二十人，与其他官职不同，是因为大司马统领六军，所以人员特别众多。”

凡是制定军队编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设六军，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小国设一军。军将都由天子任命为卿，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的统帅都是中大夫，五百人为一旅，旅的统帅都是下大夫，一百人为一卒，卒的长官都是上士，二十五人为一两，两的司马都是中士，五人为一伍，伍都有伍长。一军配备两个府，六名史，十名胥，一百名徒【军将，“将”读作子匠反；帅，“帅”读作所类反；卒，“卒”读作子忽反；长，“长”读作丁丈反】

郑玄说：郑司农说：天子设六军，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小国设一军。所以《春秋》传中有大国、小国、次国的说法。又说：诸侯国的军队不超过天子军队的一半，周天子有六军，诸侯中最大的有三军也可以。《诗经·大雅·常武》说：“显赫明亮，天子命令卿士，南仲是太祖，太师皇父，整顿我的六军，以修治我的武备。”《大雅·文王》说：“周王出行，六军跟随。”这是周天子拥有六军在经典中的记载。《春秋》传说：“周王派虢公命令曲沃伯，以一军之制封为晋侯。”这是小国拥有一军在传文中的记载。薛氏说：《礼记》说：“诸侯国不过千里。”大概诸侯的领地不超过百里，兵车不超过千乘。用开方之法计算，边长十里的是边长一里的百倍，边长百里的是边长一里的万倍，边长一里的有百个，其赋税出十乘；边长一里的有万个，其赋税出千乘。然而赋税虽然出自千乘，但兵力不过三军，三军只有五百乘而已。那么五百乘是三乡所出的，千乘是全境所出的。为什么呢？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家，合三乡则是三万七千五百家。凡是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那么三军就是三万七千五百人了。三军有兵车五百乘，那么天子六军就是兵车千乘了。又说：天子有六乡六遂，合起来有十二军，却只说六军，为什么呢？大概是六乡为正军，六遂为副军。至于大国的三乡三遂，次国的二乡二遂，小国的一乡一遂，也都是这样。考察《鲁颂》说：“公徒三万。”这是大国三军的数目。《春秋》襄公十一年记载“作三军”，《春秋》用“作”字来讥讽它。大概鲁国在周朝只是侯爵的次国，不应该再设立三军。到了昭公五年废除中军，《公羊传》就说：“废除中军，是恢复古制。”后来晋国设立三行，以增加上、中、下三行来等同于六军，这是世道衰微、礼制崩坏，诸侯僭越天子的表现。东莱先生说：曾听说过周朝军旅的编制吗？一军的编制是一万二千五百人，少一人就不够，多一人就有余。大国的三军，地方百里，其人口刚好足以组建三军。次国的二军，地方七十里，其人口刚好足以组建二军。小国的一军，地方五十里，其人口刚好足以组建一军。土地有限则人口有限，人口有限则军队有限，即使想要僭越奢侈，也因为人手不足而无法施展。天子对于诸侯，典礼超越等级，是应当责问的；宫室改变规格，是应当责问的；乐舞超过数量，是应当责问的，唯独军旅的编制有所不必责问的。王纲在上举起，诸侯的法则在下修明，大的不侵犯小的，强的不欺凌弱的，土地有固定的范围，人口有固定的数目，军队有固定的编制。即使想要像晋国那样僭越，怎么可能做到呢？晋国之所以能僭越六军，正好赶上周王室失政的时候，南吞北噬，东攘西界，以扩大它的国土。增加土地必然增加人口，增加人口必然增加军队，野旷则风劲，川涨则舟高，国大则兵众，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既然允许它兼并，反而责备它军制的僭越，这就好比多给它财物却责备它奢侈，多纵容它喝酒却责备它醉酒。不然的话，合为一军的是众多，晋国的强大依然如故；分为六军的也是众多，晋国的强大依然如故。刘氏说：从天子六军以下，军将都由天子任命为卿，在六乡，是为了推行教化典章。所以说乡大夫，在六军，是为了运用军事律令，所以说军将。杂说：这军制有隆杀（等级差别），而军帅没有隆杀。军制有隆杀，是为了明确等级；军帅无隆杀，是为了爱护百姓。所以即使是一军，也由命卿主持，不敢轻视这个职位，以重视百姓。春秋记载将帅，是常事；至于将帅地位低而军队众多，就称师讥讽，因为军队重要而由地位低的人统领。杂说：成周的制度，兵籍登记在大司徒，而征伐行动则归属大司马。凡是因有事而征发徒役，都是以前的农民，而士兵没有坐吃白食的耗费。军将都由天子任命为卿，而元戎（主将）都出自王朝。凡是接受命令前往的，就是以前的卿大夫

译这样，就不会有手握兵权的祸患。』刘氏说：师帅统领三十人，是州长中的中大夫；旅帅统领一百五十人，是党正中的下大夫；卒长统领七百五十人，是族师中的上士；两司马统领三千人，是闾胥中的中士；比长是下士一人，因为五家的编制不跟随军队出征，所以说五人为一伍，每伍都有长官，就推举百姓中勇敢的人担任。』杂说：《夏官·司马》说：凡是制定军队编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军将都是受命的大夫。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帅都是中大夫；五百人为一旅，旅帅都是下大夫；一百人为一卒，卒长都是上士；二十五人为一两，两司马都是中士。那些从事军旅事务、行军布阵的职责，本来是将帅应当亲身承担的责任，而所谓的将帅，必须是勇猛如虎的武士，然后才能整顿三军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如今周朝官制中所谓的将，就是受命的大夫；所谓的帅，都是大夫；所谓的卒长、司马，都是士。这是因为诗、书、礼、乐、谋略、统帅，无非是儒者的事务，而公卿大夫士都可以担任将帅、卒长的事务。郑氏说：一百人为一卒，二十五人为一两，所以《春秋》传中说：『广地有一卒，一卒等于偏军的两个两。』李氏说：先王兵员充足，却从未拥有常备军队；后世拥有常备军队，却从未兵员充足。士兵不是特别选拔的，都是我们的百姓；将帅不是改换设置的，就是我们的官吏。有事时就把他们编入行伍，事毕就让他们回归田园，没有招募的烦扰而兵数不缺，没有供给的费用而粮食自足。所以说：『先王兵员充足，却从未拥有常备军队。』用壁垒聚集他们，用仓库养活他们，众人坐着无所事事，却来不及填补战死和填平战场的空缺。所以说：『后世拥有常备军队，却从未兵员充足。』王氏说：先王依托农事来寄托军令，文教、武事都出自其中。射箭驾车寓于礼仪，干戚舞具寓于音乐，防止什伍混乱而教导技艺，无非是军政。依托田猎来选拔车兵步兵，无非是军士。平时联结他们的家庭而组成比、闾、族、党、州、乡；出征时联结他们的人而组成伍、两、卒、旅、师、军。所以六乡的官员都是能抵御外侮的人，六乡的士人都是持节守义、视死如归的人。让他们从事文事，没有不适宜的；让他们从事武事，没有不具备的。当他们手持玉璋、仪态庄重，俊才都适宜任职，那些不敢懈怠的，都是卿大夫的人才；当他们乘着泾水上的船只，众人划桨，那些能渡难关的，都是将帅的职责。这就是为什么将、帅、卒长、伍长这类职位，都从卿大夫中选取就足够了。先王时代，之所以防守坚固，作战胜利，德行足以安抚中原，刑罚足以威慑四方蛮夷，就是用的这个道理。疏说：一军则二府以下，有事时设置他们，无事时就停止。

译大司马的职掌，是建立国家的九种法制，来辅佐天子治理国家。划定王畿、分封诸侯国，以端正国家的体制。设立仪制、辨别位次，以区分国家的等级。举荐贤才、表彰功绩，以振兴国家。设立州牧、建立监国，以维系国家。制定军制、查究禁令，以纠察国家。征收贡赋、分配职事，以任用国家。考察乡民、统计人口，以役使国家。均衡地守、平定法则，以安定国家。亲近小国、事奉大国，以和睦国家【“畿”音祈，“乡”音许亮反，“比”音毗志反】

王氏说：掌管九种法制来辅佐天子，治理国家，就是让强者不能侵犯弱者，人多者不能欺凌人少者。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然后才施行九种征伐。那么天子对于惩罚诸侯国，难道会立刻施加刑罚来威慑他们吗？划定王畿，就有侯、甸、男、采、卫的区别；分封诸侯国，就有公、侯、伯、子、男的不同。从王畿之外，各国的疆域都不超过五百里；从大国百里以下，小国的疆域不超过五十里。这样大国就没有兼并的强盛，小国就没有被侵削的祸患，而土地的大小就端正了。设立仪制，那么国家的宫室服饰、车马旗帜、衣服，有的以九为等级，有的以七为等级，有的以五为等级。辨别位次，那么公是一个位次，侯是一个位次，伯是一个位次，子、男同是一个位次。这样上面不逼迫下面，下面不僭越上面，而人的上下等级就区分开了。胡康侯说：天子制定诸侯的爵位次序，本来就有顺序。在《周官》大司马设立仪制、辨别位次，以区分国家等级，就像天地建立一样，不可混乱。等到春秋时期礼制已经消亡，霸主凭着意向的向背来决定升降，各国凭着势力的强弱来互相上下。蔡国曾经排在卫国前面，忽然又排在后面，而列在陈国之下，用到达的先后改变次序，这是用利益引导人而不以礼制约束人。这怎么能安定民心呢？祸乱产生的根源，就是以仪制和位次为阶梯。所以春秋时期防微杜渐，对名分尤其严格。王氏说：举荐贤才、表彰功绩，就像《王制》所说的对百姓有功德的人增加封地，进用贤者，那么人们没有不努力修德的；功绩得到表彰而不被压抑，那么人们没有不努力建功的，而人才由此得到更新。所谓“作”，与《诗经》所说的“遐不作人”，《尚书》所说的“作新民”意思相同。设立州牧、建立监国，就是大宰所说的“建立州牧，设立监国”。九州之牧设立在上面，使他们有所统领；诸侯国的监国设立在下面，使他们有所承接，那么万国由此互相维系而不混乱，这是用来联合天下的势力。疏说：制定军制，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小国设一军。刘氏说：查究禁令，大司马查究诸侯违背中道而触犯禁令的行为，加以纠察和绳正。王氏说：征收贡赋，就各自拿出他们所有的；分配职事，就各自发挥他们所能。贡是从物品来说，职是从事务来说。征收贡赋是为了任用他们的财力，分配职事是为了任用他们的劳力【职指九职】。这就叫做任用国家。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大国设三乡，次国设二乡，小国设一乡，这是用来安置百姓的。简是选拔他们的强弱，稽是考核他们的多寡，这样百姓才可以役使。诸侯为天子守卫土地，那么均衡地守就是均衡他们的土地守卫。端正人，通达法则，那么国家就平定了。则，是平定法则。地守已经均衡，那么远近各自适合均衡，没有互相侵夺的祸患。法则已经平定，那么高低各自符合本分，没有僭越错乱的过失，而国家于是安定了。郑氏说：“比就是亲近，让大国亲近小国，小国事奉大国，互相和睦。”《易经·比卦》象辞说：“先王因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郭兼山说：“百姓有君主，诸侯有天子，不是先王创始而有的，都是出于自然的趋势。大概上下名分没有确立，强弱势力不整齐，于是大的得以欺凌小的，多的得以欺凌少的，一天天趋向混乱灭亡，而生生不息的道理就熄灭了。必定有德行的人出现，那么上下的情分，多寡的情意统一，于是小的事奉大的，大的亲近小的，大小情意亲近，都归于大定，这是先王封建的根本。”

用九种征伐的法度来端正国家。依仗强暴侵犯弱小的，就削减其封疆。残害贤人、祸害百姓的，就征伐他。对内暴虐、对外欺凌的，就让他筑坛谢罪。田野荒芜、百姓流散的，就削减其土地。依仗险固不服从的，就侵犯他。杀害其亲属的，就正法他。放逐弑杀其君主的，就残害他。违犯命令、欺凌政令的，就阻断他。内外混乱、行为像鸟兽一样的，就消灭他【“冯”音皮永反，“〇”音所景反，“坛”书亦或作“墠”，音善，“弑”又作“杀”，“行”音下孟反】

刘氏说：削减其封疆的四旁叫做〇。王介甫说：〇就像人的消瘦，〇是让他的强盛变得更弱，他的众多变得更少，以此来纠正他依仗强暴侵犯弱小的罪过。郑氏说：有钟鼓叫做伐，那么伐就是军队进入其境内，鸣钟鼓前往，以此来声讨他的罪过。《坛王霸记》说：把他放在空旷的场地，意思是把他放在空地，让出他的君主，改立其次贤的人【王氏说：让他筑坛，是防止诸侯筑坛，命令征伐他】。田地不治理，百姓不依附，削减他的土地，表明他不能拥有。谯郡张氏说：先王深知礼义的根本，起源于耕种收获之间，所以他在农事上，常常作为天下政务的首位。诸侯助成天子祭祀臣工的诗歌，趁他们归来而用农事告诫他们，就是因此缘故。先王巡视四岳，考核诸侯的善恶，他的奖赏始于土地开垦、田野治理；他的惩罚始于土地荒芜、田野不治理。只有告诫诸侯的事务，没有比新开垦和熟田的勤劳更紧急的；制定诸侯的赏罚，

译没有比土地田野的政令更优先的了，那么先王的用意就可以知道了。郑氏说：倚仗险要坚固而不顺服，就侵犯它，军队加临其边境罢了，这是用兵较浅的情况。《诗经》说：“密国人不共事，竟敢抗拒大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杀害其亲人，如同晋人拘捕卫侯将他带回京师，定罪杀害其弟叔武。王介甫说：正，是用正服属的法度来纠正。郑氏说：放逐。刘氏说：残，是歼灭其党羽，使其残破。王氏说：违犯法令就是违背君上的命令，凌驾政令就是触犯君上的法度，所以断绝关系而讨伐它。内外混乱就是灭绝人道，灭绝它，既灭绝其本人，又废除其后嗣，是因为他无人道的原因。郑氏《王霸记》说：违背人伦，内外与禽兽没有区别，不能亲近百姓，就诛杀灭绝他。《曲礼》说：“只有禽兽没有礼义，所以父子共妻。”王氏说：先王时代，他所分封作为诸侯的，没有不是贤人的。邦国的君主，又怎么会有像九伐之法所纠正的那样的罪恶呢？大概先王在混乱未发生时就制定治理措施，在危险未出现时就保全国家，考虑到祸患而预先防范，所以制定了九伐之法。这法度虽然完备，难道会轻易尝试使用吗？设立它只是让人知道畏惧罢了，如果不是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滥杀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袁宏说：古代的帝王，必定建立万国，而安置亲族贤人，设置百官而分配各类人才，所以不将天下据为己有，共同享有天下，分担力量和责任以完成民事。周礼规定天子的田地纵横千里，公爵的田地纵横五百里，侯、伯、子、男的田地依次递减，称为五等。虽然富有天下，治理不过一个京畿。统治一国，政令刑罚不出封地范围。所以政事简略而才能有余，所承担的责任轻而事务不滞留。诸侯朝见聘问，是为了陈述职守缴纳赋税，尽到礼敬。天子巡守，是为了观察风俗教化，了解善恶。功德显著于民，就增加土地晋升爵位。如果有不善的，就明确九伐的制度。因此世袭禄位的后代，保持其富贵，而没有苟且偷安的顾虑；修明职守的臣子，致力于完善礼制，不谋求进取。所以信义显著而道德教化形成，名位器物稳固而风俗淳厚。推行到百代，这是可以长久的道理。自从周王室衰微，政教衰落，齐桓公、晋文公辅佐王室，两国依赖于此。虽然楚国倚仗江汉，秦国占据崤函，但畏惧逼迫宗周，忌惮齐晋。纵观八百年历史，难道不是各国扶持，根深难拔，已经是明显的效果吗？

译正月吉日，开始调和政令，颁布于邦国及都鄙，于是将政象之法悬挂于象魏，让万民观览政令。象魏在日出时悬挂，日落时收起。

郑氏说：“在正月初一颁布王政于天下，到了正岁，又悬挂政法之书。”

于是根据九畿的户籍来施行邦国的政令。方圆千里称为国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卫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蛮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夷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镇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蕃畿。

郑氏说：畿就是界限的意思。从王城以外有界限划分的共有九层。王氏说：九畿又称为九服。畿强调其有边界，画服强调其服从王事。九畿的户籍就是根据其边界划分而记载于册籍。分界既定，然后政令得以推行，其职责可在此施行，以此来使邦国顺服。九畿的籍册以端正其封疆为主。《尚书》中的圻父、薄违，《诗经》中《祈父》篇讽刺宣王，都是指司马而言。所谓施行邦国的政职，是指诸侯之国。所谓方圆千里称为国畿，则是指王畿而已。注疏说：《春秋传》说：天子一畿，列国一同。《商颂》说：邦畿千里，方圆千里称为国畿，这是依据王畿内而言，并非九畿之畿。王氏说：从侯畿到卫畿称为中国，所谓以周礼划定疆界。从蛮畿到蕃畿称为四夷，所谓以戎俗划定疆界。薛氏说：《王制》说：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圆千里。孟子说：海内方圆千里的地方有九处，齐国占有其中之一。这是以开方法论来论述建国多寡的数量。郑氏认为周公扩大九州的边界，王畿与九服共方圆万里，从要服以内方圆七千里，这是误读《周官》。大概《禹贡》说的是面积，而《周官》说的是边长。按照《司马职方》的文字，都说其外方圆五百里，既然说方圆五百里，那么四面各二百五十里。凡是两畿之间相隔二畿而当五百里，并非一面五百里。镇畿之内方圆五千里而已，这正与《禹贡》五服广狭的数量大致相当。其侯服、甸服就是《禹贡》的侯服。其男服、采服就是《禹贡》的绥服。其卫服、蛮服就是《禹贡》的要服。其夷服、镇服就是《禹贡》的荒服。其蕃服则是荒服之外了。四面比旧制各广二百五十里而已。在《禹贡》中，绥服之内方圆三千里，是九州的大界。兼要服、荒服二服而言，则方圆五千里而已。唐虞旧域没有方圆七千里，这是明显的。在《周官》中，采服之内方圆三千里，是九州的大界。兼卫、蛮、夷、镇、蕃五服而言，则方圆五千二百五十里而已。在周公时也没有方圆七千里的土地，这是明显的。由此说来，那么《王制》九州大界方圆三千里，是兼二帝三王而言的。其国家的大小，服制的多寡则随时代变迁，不必相同。《周官》在《禹贡》五服之外，必定扩大其地为蕃畿，大概是因为周朝兴盛时，人物众多，其制度不得不如此。圣人在地域划分上，难道喜好奇异吗？只是顺应时势而已【辨九服五服，见《职方氏》】

凡是征发赋税，根据土地和人口来制定：上等土地，耕种者占三分之二，其民可供役使者每家三人；中等土地，耕种者占一半，其民可供役使者每两家五人；下等土地，耕种者占三分之一，其民可供役使者每家二人。

郑氏说：赋税供给军用。征发赋税根据土地的美恶、人口的多少来制定。王氏说：土地有肥瘠，人口有多寡，那么赋税也随之而有轻重。郑氏说：上等地指肥沃的田地。耕种者占三分之二，假设一家有三顷，每年种二顷，休耕一顷；下等地耕种者占三分之一，田地贫瘠者休耕多。疏说：有夫有妇然后称为家，从二人到十人，分为九等。七、六、五者为中等，那么地有上中下，各分为三等，九等则十口人食用上上等，九口人食用上中等，八口人食用上下等，七人食用中上等，六人食用中中等，五人食用中下等，四人食用下上等，三人食用下中等，二人食用下下等。又按《遂人》：上等地一夫一防，田一百亩，莱五十亩；中等地家田一百亩，莱一百亩；下等地田一百亩，莱二百亩。就是这样。刘氏说：大司徒均平土地、核查人口，周知可任用的数量，大概与此相同。而说：凡是起用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以其余为羡余。只有田猎和追捕盗贼时竭尽人力，那么司马根据土地和人口来制定赋役，就是竭尽羡余之力于四时的田猎。或每家三人，或每家二人，或每两家五人，都是为了教战。伍、两、卒、旅、军、师为正兵，乡遂有十五万人，而羡卒在外，郊野都鄙的兵又在其外，无不军队统率师，师统率旅，旅统率卒，卒统率两，两统率伍，而大司马则总领军律而加以运用。既用田猎来训练，又用追捕盗贼来试验，驰骋奔驰而队伍不差，挑选精锐而进退听命，因为这样可以起用六军而执行九伐。那么每家选一人而精强可获。军队不缺额，战争不败事，由于教习的人多而使用的人广。

译啊。圣人的思虑精密到如此地步，这就是司马之所以能肃整诸侯、匡正邦国的原因。于是趁着四季狩猎的时机来教导百姓作战。

译仲春时节，教导军队进行“振旅”的操练。司马用旗帜召集民众。排列阵势如同作战时的阵势。辨别鼓、铎、镯、铙等乐器和信号器的用途。君王手持路鼓，诸侯手持贲鼓，军将手持晋鼓，师帅手持提鼓，旅帅手持鼙鼓，卒长手持铙，两司马手持铎，公司马手持镯。以此来教导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等节奏。接着进行春季的狩猎。有关官员设立表貉（祭坛）。向民众宣告誓言，击鼓后包围禁地。用火驱赶野兽，狩猎结束后献上猎物以祭祀社神。

郑氏说：“军队是保卫国家的防备。孔子说：‘让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用兵是凶险之事，不能凭空设立，因此借着狩猎来练习，四季各自教导民众其中一项。”《尔雅》说：“出师称为治兵，崇尚威武；归师称为振旅，恢复尊卑秩序。”王氏说：“春季阳气主事，不是用兵的时候，所以教导振旅，这就是所说的‘归师叫振旅’。”薛氏说：“先教导归师的振旅，而后教导出师的治兵，这就是《左传》所说‘少长有序，知道不可逾越’的意思。”王氏说：“旗帜用来聚集众人，众人看着旗帜而跟随，所以召集民众必定用旗帜。”郑氏说：“用旗帜召集民众，就是树立旗帜，约定民众在旗下集合。”王氏说：“田猎所练习的，无非是军务，所以如同作战时布阵，用鼓声发起，用金声停止。金和鼓都用来节制行动，所以在振旅时加以辨别。”《杂记》说：“鼓这种东西，用来调和军旅，节制音乐，端正田役，激发士众的气势。战车奔驰，步兵疾走，鼓声伴随他们前进；战车发动，步兵刺杀，鼓声伴随他们警戒；战车停止，步兵行动，鼓声伴随他们行止。容易险阻，步兵先行，这是君王用来抵御敌人的依靠。然而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奏，全在于鼓。”郑氏说：“鼓人的职掌说：‘用路鼓敲击鬼神享祭，用贲鼓敲击军事行动，用晋鼓敲击金奏，用金铙停止鼓声，用金铎传达鼓声，用金镯节制鼓声。’”杨〇山说：“自从黄帝建立丘乘的制度，来制定军政，历代沿袭，没有改变。到周代尤其详细，平时有比、闾、族、党、州、乡的编制，出征时有伍、两、卒、旅、军、师的制度，使用统一的规律。天子无事，每年三次田猎，用来祭祀、接待宾客，充实君王的厨房罢了，这件事似乎缓慢而不迫切，而君王手持路鼓及以下，亲自临阵教导作战，对于坐起进退、快慢疏密，如果有不服从命令的，就随之施加刑罚，其教习如此严格，所以六乡的军队出征就没有不胜利的，因为威令一向通行。”黄氏说：“前进时担心怯懦，后退时担心混乱，所以军将手持晋鼓以激励前进，卒长手持铙以肃整后退。”郑氏说：“提是指马上的鼓，有弯曲的木头提持鼓，立在马髦上，所以叫提。公司马，是指五人编为一伍，伍的司马。伍长称为公司马，虽然地位低，但称号相同。”王氏说：“称为公，是为了区别于私人，私人如同都家司马。”陈氏说：“鼙是应鼓。大鼓称为贲，小鼓称为应。”郑氏说：“教导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奏，是练习战法。搜田，春季田猎称为搜。”胡康侯说：“军事和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搜狩，是用来演习大事。使用民众来训练军队，是用来展示武力以威震天下。获取猎物来祭祀宗庙，是用来展示孝道以顺服天下。所以仲春教导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仲夏教导苃舍，接着进行苗猎；仲秋教导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仲冬教导大阅，接着进行狩猎。然而不合时宜，就会妨害农事；不合地点，就会妨害生物。田猎的地方，如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圃，都是固定的场所。违背固定场所，侵害民众和生物，百姓就会怨恨，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旌旗的美观，都会头痛皱眉而互相告知，能不谨慎吗？”疏说：“搜，就是搜索。春季鸟兽怀孕哺乳，搜索选取未怀孕的。”王氏说：“有司设立表貉，如同甸祝掌管四季的田猎。表貉的祝号，有司就是甸祝。”薛氏说：“设立表貉而后宣告誓言，是为了严肃民众。”郑氏说：“宣告誓言，是宣告违反田猎法规的惩罚。誓言大致说：不要冲撞车辆，不要从后面袭击。”

射此有司，是大司徒。掌管大型田猎役事，治理徒众庶民的政令。《月令》：季秋，天子在田猎时教导，以练习五种兵器。司徒拿着扑刑，面向北方宣告誓言。誓言的大致内容，如同汤誓、甘誓之类。禁者，是虞衡守护禽兽的严厉禁令。宣告誓言后，命令击鼓而包围，接着进行搜猎。火弊，就是火止。春季田猎，主要用火，因为焚烧莱草，清除陈旧的草，都杀死后火就停止。献，就是致，就是归属。田猎停止，虞人树立旌旗，众人都献上他们所获得的禽兽。《诗经》说：“私藏小豕，献给公家大豕。”春季田猎，主要祭祀社神，因为土方施发生机。

仲夏教导苃舍，如同振旅的阵势。众官计算车马和步兵，阅读书契，辨别号名的用途。帅以门名，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乡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自象征其事，以辨别军队夜间的事务。其他都如同振旅。接着进行苗猎，如同搜猎的法度，用车驱赶野兽，狩猎结束后献上禽兽，以举行礿祭。

郑氏说：“苃舍，就是草止。”

译这就是草止之法。王氏说：《诗经》说：“召伯所苃”，大概是召伯搭建草舍，在甘棠树下听讼断案。教苃舍，就是教导搭建草舍的方法。郑氏说：算，是统计车兵和步兵的人数。读书契，是用文书簿册来校录军事的纲要。王氏说：统计车兵和步兵，是为了准备物资；宣读文书契券，是为了传达号令；这都是为了整顿军事，以便将领能够搭建草舍。古代白天作战靠眼睛互相看见，所以设置旗帜；夜晚作战靠声音互相听见，所以设置号令名称。草舍驻扎时，希望声音和名声能够互相听见，足以互相区别就可以了。辨别号令名称，本来就是适宜的。郑氏说：号令名称，就是徽识，用来互相区别。乡、遂的下属称为“名”，家的下属称为“号”，百官的下属称为“事”。在国都用来标示朝位，在军队又仿照这种制度来制作，佩戴在身上以备死事。帅，指的是军将以及师帅、旅帅直到伍长。以门命名的，所佩戴的徽识就像他们在门所树立的一样。鲁国有东门襄仲，宋国有桐门右师，都是上卿担任军将的例子。县鄙，指的是遂的下属，即县正、鄙师、邻长。家，指的是享有采邑者的臣属。乡以州命名，也是指州长直到比长。野，指的是公邑的大夫。百官，指的是以其职务跟随君王的人。这六官，《尚书》说：“某某之名，某某之号，某某之事”罢了。名、号、事，它们的象征虽然不同，但制度是相同的，都是小旌旗。陈氏说：细小的旌旗，在军中佩戴在身上。《诗经》说：“织文鸟章，白斾央央。”郑氏说：夜事，是警戒夜间守卫的事情。草止驻扎，要谨慎对待夜间事务，于是主要区别各自的部职。王氏说：所有这些号令名称，都是为了应对军队夜间的事务。因为夜晚旗帜不足以互相示意，只能靠号令来区别罢了。其他方面都像振旅一样，那么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等节奏，都是如此。郑氏说：苗田，夏季打猎称为苗。王氏说：夏季打猎在田间称为苗，是为了除去禽兽的祸害。赵氏《春秋》说：为了除去祸害，所以以苗为名。王氏说：如同搜田的方法，那么其他如表貉、誓民、击鼓为围禁之类，都与搜田相同。郑氏说：车弊，是驱逆之车停止。夏季打猎主要用车，表示所猎取的东西稀少，都杀死猎物后车就停止。《王制》说：“天子杀猎物就降下大绥，诸侯杀猎物就降下小绥，大夫杀猎物就停止佐车。佐车停止，百姓就可以田猎，礿祭宗庙，这是夏季的祭祀。”

译中秋时节教习治兵，如同振旅时的阵势，辨别旗帜物品的用途。天子车上树立大常，诸侯车上树立旂，军吏车上树立旗，师都车上树立旜，乡遂官员车上树立物，郊野官员车上树立旐，百官车上树立旟。各自在上面书写他们的事务和称号。其他事项都如同振旅时的规定，于是进行狝田，如同搜田的法度。撤去罗网以捕获禽兽，用来祭祀方神。

疏解说：秋天教习治兵，以出兵为名，因为秋天崇尚严武。某氏说：载就是树立。郑氏说：军吏，是各军的统帅。疏解说：从军将以下到伍长，都是军吏。师都的解释，见《司常》篇。王氏说：乡遂，是乡遂的大夫，郊野则是公邑的官吏。疏解说：各自画他们的事务和称号，这就是仲夏百官各自象征他们的事务及号名等级，秋天虽然不详细辨别号名，也略举一些，表明四季都有这些物品。陈氏说：凡是旗帜物品，都是画号名事务的象征罢了。兵法说夜间作战多用火鼓，白天作战多用旌旗，白天用来互相示意的，是用形象，夜间用来互相听闻的，是用声音，所以旗帜物品有龙虎乌凤的图案，用来应对白天的事务；号名事务，用来应对夜间的事务。郑氏说：秋天的田猎叫狝，狝是杀戮的意思，罗弊是网止的意思，秋天田猎主要用网。王氏说：《王制》说：鸠化为鹰，然后设置罻罗，那么秋天用罗网是适宜的。郑氏说：秋天田猎主要祭祀四方，报答万物成熟。《诗经》说：祭祀社神和方神。

中冬教习大阅，事先群吏告诫众人，修习战阵法度。虞人清除田猎野地的杂草，设立标志，每百步设立一个，设立三个标志，又五十步设立一个标志。田猎那天，司马在后表中间树立旗帜，群吏拿着旗帜物品、鼓、铎、镯、铙，各自率领他们的民众到达。天刚亮，撤去旗帜，诛杀迟到的人。于是排列车兵和步兵如同战阵的阵势，都坐下。群吏在阵前听受誓命，杀牲以左右巡视阵队说：“不听从命令的斩首。”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都击鼓三次。司马摇动铎，群吏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击鼓行进，鸣镯，车兵和步兵都行进，到达标志就停止。击鼓三次摇动铎，群吏放下旗帜，车兵和步兵都坐下。又击鼓三次摇动铎，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击鼓前进，鸣镯，车马奔驰步兵快走，到达标志就停止。坐下和起身如同起初一样。于是击鼓车马奔驰，步兵奔跑，到达标志就停止。击鼓告诫三次结束，车兵三次发射，步兵三次刺杀。于是击鼓退兵，鸣铙且后退，到达标志就停止。坐下和起身如同起初一样。

郑氏说：春天辨别鼓铎，夏天辨别号名，秋天辨别旗帜物品，三个季节各自教习其中一项，到冬天大阅的时候，总教习它们，大阅是检阅军实。胡康侯说：教习大阅，特别详细于三个季节，是因为农闲。杂说四季的田猎，春天辨别鼓铎镯铙，夏天辨别号名，秋天辨别旗帜物品，冬天都辨别。三个季节各自辨别其中一项，怎么命令军队呢？大概是互文见义罢了，其实都辨别。辨别鼓铎有王、诸侯、军将、师帅、旅帅的区别；辨别号名有县鄙、家乡、官野的差异；辨别旗帜物品有诸侯、军吏、师都、乡遂、郊野的差异。那么畿内都依次教习了。四表的标志相距三百五十步，即使容纳六军也还不够，何况畿内呢？不然，大都之地距离王城五百里，一年四次到国都教习大阅，不扰民吗？王先生说：四季的田猎，辨别鼓铎的未尝没有旗帜物品，所谓用旗帜召集民众就是；辨别旗帜物品的未尝没有号名，所谓各自象征他们的事务和号名就是。总之，三个季节的田猎各自以所辨别的为主。《周礼》田猎法度，大概详细于冬天狩猎，以文意考察，也是四季所并用的。请用搜田来说明。它说“拿着鼓拿着金而继之以教习坐下起身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度”，就是冬天狩猎所谓“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以下为一节，又击鼓三次以下为一节，坐下起身如同起初，于是击鼓以下为一节”就是。它说“有司表貉”，就是冬天狩猎所谓“虞人清除田猎野地的杂草设立标志，百步一个，设立三个标志，又五十步一个标志”，又说“有司在阵前表貉”就是。它说“击鼓于是围禁”，就是冬天狩猎所谓“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击鼓三次，车兵步兵都起身，继之以大兽归公，小禽归私，捕获者取左耳”就是。苗田、狝田，一如搜田，只是大阅的车兵步兵更为完备。郑氏说：群吏是乡师以下。疏解说：乡师四季田猎，事先在州里颁布田猎法度，简阅鼓铎旗帜物品兵器，修习卒伍以下，那么如果州长动员民众而师田行役之事，就率领他们到达，掌管他们的戒令与赏罚。党正凡是国家动员民众而师田行役，就用他的法度治理政事。族师如果动员民众而师田行役，就集合他们的卒伍，简阅他们的兵器，用鼓铎旗帜物品率领到达。王氏说：除草叫莱。陈氏说：所谓艾兰为防。王氏说：山泽的虞人，除去所田地杂草而设立标志。设立标志，是用来识别正行列的。百步一个，设立三个标志。又五十步一个标志，那么四表中间累计三百五十步了。左右的宽度，应当容纳六军。薛氏图说：设立这四个标志，每到标志就间隔一个坐下，坐下再起来，以正行列。田猎那天，司马在后表中间树立旗帜，那么从南头立表，以北

译头表是后表。后表之内距离五十步，表与表之间，是从南表到北表的距离。树立旗帜是为了等待民众到达，所以车兵和步兵都行进，到达表处才停止。这个表是从后表前面到第二表。车兵快跑，步兵快走，到达表处才停止。这个表是从第二表前面到第三表。车兵奔驰，步兵奔跑，到达表处才停止。这个表是从第三表到前表。于是击鼓令退，到达表处才停止。这是从南总表到北三表的距离。王安石说：众位官吏凭借鼓、铎、旗帜等物，各自率领他们的民众到达，那么都汇聚到大司马那里。军队想要听从统一的指挥。郑玄说：质正，就是端正。弊旗，就是倒下旗帜。王安石说：前期已经告诫众位百姓了，又有人迟到，这不是不教导就诛杀。所以迟到的人必定被诛杀，军法规定迟到的人斩首。这里说诛杀，是因为正在召集民众，所以只是诛杀而已。下文说不服从命令的人斩首，就知道这里说的诛杀并没有立即处以死刑。郑玄说：都坐下应当听誓。众位官吏在阵前听誓，众位官吏和各军将领在阵前，面向南对着表。王安石说：小吏杀牲以左右巡视阵前，左右巡视，让众人都知道。前期告诫众位百姓，然后迟到的人可以诛杀。布阵后宣誓，然后不服从命令的人可以斩首。这样民众都知道避免，而触犯的人就没有了。大概大阅兵所练习的，让民众因为死刑而诛杀，如果不这样严厉民众就不会被驱使。然而如果不先告知告诫，等到触犯而刑罚诛杀，这是欺骗民众。所以必定杀牲以巡视，或左或右，让在阵前的人都知晓。注疏：中军，是中军的将领。天子有六军，三军居一偏，都各自有中军。众位官吏听誓后，各自回到自己的部曲。中军的将领，命令击鼓以振奋士兵的士气。晋国与齐国在鞍地作战，郤克被箭射伤，说：“我病了。”张侯说：“军队的耳目在于我的旗帜和鼓，进退跟随它。”于是右手拿着鼓槌击鼓。当时郤克击鼓。铁之战，赵简子说：“伏在弓弢上血流不止，鼓声不停。”这都是将领居于鼓旁。鼓人，是中军的将领以及师帅、旅帅。司马、两司马。振铎以振奋众人，车兵和步兵都振奋。作，就是兴起。既兴起，鼓人击鼓以行进，伍长鸣镯以节制。伍长一曰公，司马到达表处才停止，从后表前面到第二表。三鼓，是鼓人，振铎以停止行进休息气息。又三鼓，车兵快跑，步兵快走，快走是奔赴敌人逐渐加快的过程。到达表处才停止，从第二表前面到第三表。于是击鼓，车兵奔驰，步兵奔跑，到达表处才停止，从第三表到前表。王安石说：鼓戒三遍，车兵三次发动，步兵三次刺杀，那么他们奔赴敌人就有节制。鼓声停止叫做阕，鼓戒，是击鼓以告诫攻击敌人。鼓一阕，车兵一次发动，步兵一次刺杀，三次停止，以象征服敌而成于三的意思。武王宣誓步兵说：“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整齐。”宣誓车兵说：“不超过四伐五伐就停止整齐。”这就是所说的车兵和步兵的节制。注疏：乃鼓退，是说到达南表，军吏和士卒转身向北，再从南开始。军队撤退，卒长鸣铙以停止鼓声。铁之战，陈子说：“我只听到鼓声没听到金声。”就是这样，到达表处才停止，撤退从前表到后表。坐下兴起如初，练习战阵的礼仪，出入一致。王安石说：他们后退而停止，从上而下而已。能让下属不违背上级如此，是因为和睦的缘故。

译于是进行冬季狩猎，用旗帜作为左右“和”门的标志。众官吏各自率领他们的车兵和步兵，依次从和门出发。左右两侧陈列车兵和步兵，由主管官员使之整齐划一。旗帜插在士兵之间，用来划分区域。前后设有驻屯，每隔百步有官员巡视前后。在险阻的野外，以步兵为主力；在平坦的野外，以车兵为主力。队伍陈列完毕后，便设置驱赶和拦截野兽的车辆。主管官员在阵前设立标志并祭祀貉神。中军用鼙鼓下令击鼓，击鼓的人都击鼓三次。众司马摇动铃铎，车兵和步兵都行动起来。于是击鼓行进，步兵衔着枚（止语器）前进。大型野兽归公家所有，小型禽兽归个人所有。捕获者取下左耳以及所猎获的猎物。鼓声都变得急促，车兵和步兵都大声喧哗。步兵于是停止行动，将猎获的禽兽聚集在郊外。进入国都后，进献猎物用于祭祀宗庙。

王安石说：四季都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才进行田猎，田猎是为了练习使用大众。意思是说，经过训练之后才可以役使大众。郑玄说：冬季的田猎称为“狩”，军门称为“和”，树立两面旗帜作为标志。王安石说：命名旗门为“和”，是因为军队取胜在于和谐。陈祥道说：《谷梁传》所说的设置旗幡作为和门，用葛布覆盖旗杆作为标志，就是如此。郑玄说：众官吏各自率领车兵和步兵依次从和门出发，是按照次序从和门出来的。左右两侧陈列车兵和步兵，有的从左边出来，有的从右边出来。主管官员使之整齐，乡师守在门口，纠正他们出入的行列。旗帜是军吏所携带的，用来划分区域、调节部队的疏密。前后设有驻屯，车兵和步兵每百步分为不同的群体，这是相互之间的距离。疏解说：出兵的时候，一辆战车配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车兵和步兵属于同一群体，所以车兵有区别。郑玄说：车兵和步兵全部从和门出来后，乡师又巡视他们的行列。险阻的野外以步兵为主，步兵走在前面；平坦的野外以车兵为主，车兵走在前面。王安石说：宣王借田猎来选拔车兵和步兵，所以《诗经》说：“东边有甫田的草，驾车出行去狩猎”，这就是平坦野外以车兵为主的情况。又说：“选拔的士兵喧闹，在敖地搏杀野兽”，这就是险阻野外以步兵为主的情况。陈祥道说：古代用兵，险阻野外以步兵为主，平坦野外以车兵为主。那么险阻野外并非不使用车兵，而是以步兵为主；平坦野外并非不使用步兵，而是以车兵为主。行动时足以冲击敌人，停止时足以营垒护卫，将帅士兵有所遮蔽，兵器衣裘有所携带。《诗经》说：“君子所依靠的，小人所遮蔽的”，那么车兵的好处就大了。从前周朝讨伐郑国，郑国摆出鱼丽阵，先战车后步兵，步兵填补战车的缝隙。偏是战车，伍是二十五人，伍跟随偏。先用车兵足以抵挡敌人，后用步兵足以应对变化，那么古代车战的方法大概可以知道了。有人因为晋国人说“十辆战车必定战胜”，房琯用车战而失败，就认为用车兵不如用步兵和骑兵好。这是不知道古代教导百姓把射箭驾车作为技艺，君子把射箭驾车作为才能。孔子说：“我擅长射箭呢？还是擅长驾车呢？”《诗经》称赞大叔多才，就说：“大叔善于射箭，又擅长驾车。”古人互相推崇射箭驾车如此，那么登上战车而不能驾车，陪乘而不能射箭的人是很少的。房琯用车兵，有这样的人吗？不然的话，巫臣教吴国人乘车而战胜楚国，又是怎么回事呢？王安石说：驱车是驱赶的车，驱赶野兽使它们向前跑以便捕获。逆车是拦截的车，拦截返回的野兽使它们不逃出包围圈。郑玄说：设置这些车的是田仆。某氏说：一定要击鼓三次，到了三次就是节制的停止，所以大阅兵的训练。标志设三个，鼓击三次，车射三发，步兵刺三次，坐起三次，以此作为节制的停止，都以三次作为节制。郑玄说：众司马摇动铃铎，是指左右司马。衔枚，枚像筷子，衔在嘴里有带子系在脖子上，中军法令禁止说话，是为了防止相互疑惑。王安石说：衔枚，是军旅田猎共同衔枚，用来制止喧哗。《东山》的诗说：“不要从事衔枚的事”，妇人希望丈夫不要作战，不要从事战阵，衔枚的事。郑玄说：大型野兽献给公家，小型禽兽自己留下。《诗经》说：“自己留下小野猪，献给公家大野猪”，这是获得的意思。获得禽兽的人，取下左耳，应当用来计算功劳。以及所猎获的田地，是应当停止的地方。天子诸侯狩猎有常规，到了常规的地方，官吏士兵鼓噪，象征攻克敌人胜利的喜悦。疾雷击鼓称为駴，噪是喧哗。步兵于是停止，冬季田猎主要依靠大众，物产丰富大众得以获取。王安石说：凡是田猎用火，用车，用网，并非不使用步兵，只是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不同罢了。郑玄说：将猎获的禽兽聚集在郊外，趁机祭祀四方神灵于郊外，《月令》季秋天子田猎后，命令主管祭祀禽兽四方就是如此。进入国都后又祭祀宗庙。李光说：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不得已才使用，如果无故而练习，就是练习杀人，不是显示天子不再用兵的意思。所以用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来教育。鸟兽鱼鳖都含有血气，如果无故而杀害，就是暴殄天物，沉迷于田猎。所以趁着祭祀社神、享礿、祀祊、享烝而进行，表明不是喜好用兵，是为了田猎，不是喜好田猎，是为了祭祀。对外彰显事奉神灵的礼仪，对内作为不测的防备，圣人的行动如此顺应，不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吗？《春秋发微》说：禽兽多则五谷受损，不可不捕杀，所以借田猎来捕杀，上以供祭祀的鲜食，下以消除庄稼的祸害，所以田猎必须按时，杀伐必须依礼。田猎不按时称为荒，杀伐不依礼称为暴。只有荒会妨碍农业，只有暴会灭绝物类，这是圣人的深切告诫。张栻说：

译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是极大的罪过。作战布阵是君子所不取的，然而大司马却有教导作战的方法，这是为什么呢？先王制定军事制度，也是仁政中最重要的部分，目的是用来禁止暴乱、平息祸乱，从而拯救百姓的生命。有军队就有用兵的方法，不像后世那样诡诈多变。大概是因为明确了节制，统一了号令，使士兵熟悉并服从，而其根本则出于仁义，因此能在天下无敌。如果放松军备、撤除禁令，从而招致后来的侮辱，却说我只是喜好仁德罢了，这哪里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仁呢？

东莱吕氏说：古代教导作战，并不是白白地炫耀武力，所以一定要通过狩猎来获取猎物，因为获取猎物正是为了疏导百姓的怒气，辨别等级次序，顺应少长之礼，退让之道寓于其中。像后世练习那些不该练习的东西，都是因为百姓的怒气无处发泄，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由此可知先王时代，凡事都有其依据。后世解说的人，有的说三个季节从事农业，一个季节教导作战，这是从秦朝以来才有的说法，并不是古代的制度。

黄氏说：把军队寄托在农民身上，把教习军事寄托在搜狩活动中，他们前往田役时，就像在乡里一样；他们奔赴敌阵时，就像在田役一样。他们的声音、服饰、仪容，在乡里时同族的人彼此相识，在军队时同卒的人彼此相识，在田役时同舍的人彼此相识。面对不可预测的变故、没有常形的敌人，催促他们作战时，这与乡里间田猎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谁会认为这是危险的事情呢？

译等到军队大规模集结，就颁布禁令，以拯救无辜之人，讨伐有罪之人。如果是君王亲自出征，就掌管警戒号令，主持占卜吉凶，率领办事人员，主持用牲血涂抹宗庙神主和军用器物。等到树立大旗，集合军队，诛杀迟到的人。等到作战时巡视阵势，观察战况而进行赏罚。如果军队取得胜利，就左手拿着律管，右手握着斧钺，引导凯旋的乐曲，向社神献祭。如果军队没有取得胜利，就戴上丧冠，捧着神主车返回。

郑氏说：等到军队大规模集结，所谓君王巡视守土或诸侯会盟，司马起兵集结军队跟随，用来威慑天下，推行政令。王氏说：仁爱的人爱护他人，所以厌恶别人伤害他们；义理之人遵循道理，所以厌恶别人扰乱秩序。因为爱护他人、遵循道理，所以以拯救无辜为优先；因为厌恶别人伤害，所以以讨伐有罪为后续。大概军队以安定百姓为优先，所以如此。郑氏说：大师，指君王出征讨伐；涖，临视的意思，临视大卜，占卜出兵吉凶。《司马法》说：上级占卜下级谋划，这叫做参详。主，指迁庙的神主和军中社坛的神主。军器，指鼓、铎之类。凡是军队已经接受铠甲，从庙和社迎接神主，祝官捧着跟随，杀牲用血涂抹神主和军器，都使之神圣。疏说：大师，君王亲自统领六军，所以司马用君王的大旗召集众人；如果君王不亲自出征，则司马用自己的大旗召集众人。王氏说：比军众，校核军队人数的多少。疏说：司马在作战对阵之时，巡视军阵观察战功之事，知道有功无功而施行赏罚。郑氏说：师有功，指胜利。律用来听军声，钺用来显示威严。王介甫说：右手持钺显示胜利，而不忘战争，这是司马的职责。郑氏说：先，通“导”，引导。兵乐叫恺，献于社，是向社神献功。《司马法》说：得胜则唱恺歌表示喜悦。王介甫说：怒气消散而变为恺乐，所以如此。郑氏说：如果军队没有胜利，就厌，指戴丧冠穿丧服。军队战败就用丧礼捧着神主车回到庙和社。

君王慰问吊唁士庶子，就辅佐大役和谋划事务，统领其部曲将吏，接受其功程簿书，等待考核而施行诛赏。诸侯会盟，就率领国子而掌管其政令。如果举行大射礼，就组合诸侯的六组射手。大祭祀和飨食，进献牲鱼，授予祭品。大丧事，平定士大夫的丧祭，捧着诏令、马匹和牺牲。

郑氏说：军队战败，君王亲自吊唁士庶子，慰问从军死者，慰劳伤者，就辅佐君王的礼仪。疏说：如果国家有大役，司徒、司空计算谋划事务，就参与其中。疏说：鲁宣公十一年，楚国令尹蒍艾猎修筑沂城，派封人谋划事务，授给司徒。郑氏说：植，指部曲将吏，《春秋传》说：宋国修筑城墙，华元担任植，巡视工程，聚集防备。王氏说：要，是功程的簿书，大司马在大役中参与谋划事务，是想知道事情是否可行，统领其植是想知道人数多少，接受其要想知道功劳的等级差别，事情完成而考核它，以施行诛赏。疏说：《诸子职》说：会盟宾客，让众子弟跟随君王，司马率领他们。郑氏说：大射，君王将在射宫祭祀射箭，以选拔贤能，君王射三个靶侯，以诸侯为六组射手。大祭祀飨食进献牲鱼，司马主管进献鱼牲，授其祭指接受尸和宾客用来祭祀的东西。刘氏说：大丧平士大夫，指端正其礼仪严肃其职责。郑氏说：丧祭捧着诏令、马匹和牺牲，君王丧事用马祭祀的，大概是遣奠，奉，通“送”，送到墓地，告祭后埋葬。

小司马的职掌【郑氏说：此处文字脱漏，简册腐烂，文辞缺失，汉朝兴起后寻求不得，于是无人知晓其数目】凡小祭祀，会盟，飨射，军队田猎，丧纪，掌管其事如同大司马的法度。

军司马【缺】

舆司马【缺】

行司马【缺】

杂说先王立法，以明示百姓。唯独军旅的制度，曲折地加以隐晦；井田的划分，都是军政，而都归属于掌管教化的司马。四季的田猎，是为了练习作战，而特意改变名称叫搜、苗、狝、狩。吉凶、宾客、嘉礼，是用来行礼的，而《仪礼》不将军事并列，唯独藏于大司马，称为《司马法》。如果国家有军队田猎之事，则县师开始从司马那里接受法度，以动员民众。六官之中，只有小司马一官，职掌不详细完备；而军、舆、行三司马，又只有官名，而缺失其职掌。其命令贡赋，就设立丘、甸、县、鄙的名称，而以四为基数；其编组卒伍，就设立伍、两、军、师的名称，而以五为基数；其调动车徒，就设立通、成、终、同的名称，而以十为基数。同样是这些百姓，却改变他们的名称，不同他们的数目，为何不厌其烦！唉！练习作战称为田，军政称为礼，大阅兵称为教。将其财物设在九式之中，将其文书分离于《仪礼》之中，特意缺失其兵马的职掌，屡次更改其军伍的名称，变化出入，使百姓不知。先王认为向百姓展示凶器、危险之事，正好促成他们乖张争斗的习惯。所以凡是隐藏我的用途而不向百姓展示的，都是为了防备。

司勋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郑氏说：勋，功也。此官主管功赏。疏说：司马主管征伐，军

译没有奖赏，士兵就不会前往（作战）。大凡军队都以奖赏为优先。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献祭俘虏和割下的左耳，举行饮至礼，大行赏赐。周武王进入殷都，封赏功臣，师尚父位列第一，所以司勋官的位次排在前面。杂说：勋爵制度的设立，是用来奖赏战士并表彰军功的。虽然防备和变革的方式不同，但激励人心的用意则是一致的。周朝由司勋掌管赏赐土地的法令，考察《周礼》却对此有疑问。土地的管理原本属于司徒，如今司勋的职掌却不归属司徒而归属司马，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军功的奖赏不可拖延，给予迅速则人心受到鼓励，回报迟缓则人心产生疑虑。如果赏赐的法令由司马执行，而赏赐土地却由司徒吝惜拖延，那么急于做事、奔赴战功的人就会懈怠了。因此让司勋归属司马，难道不是为了利用其激励人心的用意吗？汉朝设立二十级爵位，虽然不是古代的制度，但在勋爵方面最有可取之处。凭借樊哙、夏侯婴斩杀敌人、使敌投降的功劳，舍人樊哙立即被赐爵大夫，随后加封列大夫，进而封为比封君，随后屡次升迁为将军，赐给食邑。以太仆夏侯婴为例，则赐爵五大夫，随后赐执帛、执圭，随后得到印信和符节，赐给食邑。建立一项功劳就获得一级爵位，人心谁不知道受到鼓励呢？唐朝制度从上柱国到武骑共十二级转升，根据功劳的上、中、下作为阵前斩获的差别，根据资历的上、次、下作为晋升降级的次序。凡是凭功劳受赏的人，士卒都要核实情况，然后才上奏，那么激励人心的用意也就不苟且了。杂说：六项功绩中战功占有一项，而司勋为何是政官呢？大概是因为军赏不可拖延，如果归属其他官员，则职掌分散隔离，文书往来回复，徒有壅塞遮蔽的害处。冯唐说：李牧做将领，赏赐在外决定，不从中复奏才能成功。魏尚因为上报斩首俘获的数目相差六级，文官依法绳之以法，他的奖赏没有实行，这就不是用人之道。由此看来，奖赏不离开军局，其制度严密了。

译掌管六乡赏赐田地的法规，用来区分功劳的等级。辅佐成就王业的功劳称为“勋”，为国家建立功勋称为“功”，施恩于百姓的功劳称为“庸”，处理事务的功劳称为“劳”，治理政事的功劳称为“力”，作战的功劳称为“多”。凡是有功劳的人，要把名字刻写在王的大旗上，在冬季大祭时祭祀，由司勋官宣告。对于大功，司勋官要收藏其副本。掌管赏赐田地的政令。凡是赏赐没有固定的标准，轻重取决于功劳的大小。凡是颁发赏赐的田地，按三份中取一份作为赋税，只有额外加赐的田地没有国家的赋税。

郑氏说：赏地，就是赏田。王氏说：《载师》的职掌说：“用赏田来任用远郊的土地”，而远郊的土地在六乡之内，所以说掌管六乡赏地的法规。那块土地由载师掌管，那法规由司勋掌管。郑氏说：等，就是差等的意思，根据功劳的大小来划分差等。王氏说：功劳有大小，那么赏赐就有等级差别了。郑氏说：王功称为勋，是指辅佐成就王业，像周公那样。王介甫说：王拥有天下，诸侯则拥有一国。《召南》说国君积累德行和功劳，又说《羔羊》、《鹊巢》的功劳所致。《左传》说：诸侯谈论时计功，那么功劳以国功为主。郑氏说：民功称为庸，是指法令施用于百姓，像后稷那样。王氏说：《尚书》说用车马服饰来酬庸，那么庸以民功为主。郑氏说：事功称为劳，是指以勤劳安定国家，像大禹那样。王介甫说：因为事情成功于勤劳所以叫劳。王氏说：治功就像开辟荒地、管理土地之类。孔子说大禹尽力于沟渠就是如此。治功称为力，因为治理成功于强力所以叫力。郑氏说：战功称为多，是指战胜敌人出奇制胜，像陈平、韩信那样。《司马法》说：“上等是多杀敌虏”，那么作战以功劳多为上。疏说：以上六种功劳，都是对举而言各有意义，散举则通用。《左传》说：“舍爵防勋”，那是战胜归来饮酒至庙，属于战功；却说是“防勋”，这是通用的意思。《明堂位》说：“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这是周公德行大有勋兼有劳的意思。郑氏说：凡是有功劳的人，是指上述六种功劳。铭，就是名的意思，活着就写在大王的旗帜上，用来识别其人和其功；死了就在大烝祭时，由先王祭祀，宣告其神灵以辞。王氏说：先王对于有功之臣，识别他们是为了让他们不忘，报答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得到厚待。铭刻在大王的大旗上，让他们与日月同辉，就是识别他们而不忘；在大烝祭时祭祀，让他们与先王同享荣耀，就是报答他们而得到厚待。王介甫说：大烝，是冬季的大享祭，当时百物都得到报答，祭祀有功之人是适宜的。王氏说：《洛诰》说：“记功宗，以功作元祀”，铭刻大常就是所谓的记功；在大烝祭时祭祀就是所谓的作元祀。穆王命令君牙说：“若有成绩，记载在大常上。”盘庚告诉群臣说：“我大享祭先王，你们的祖先也跟随一起享受。”都是这个意思。王介甫说：大功，司勋收藏其副本，是因为治功的契约正本由司约掌管。王氏说：因为他主管档案，又收藏其副本。郑氏说：凡是赏赐没有固定轻重取决于功劳，没有固定，是因为功劳的大小不可预先确定。王氏说：轻重视功，是因为事情劳苦程度一样，但有时有难易之分；战功多少一样，但敌人有坚脆之分。像这类情况不视为固定，所以轻重取决于功劳。郑氏说：凡是颁发赏地按三份取一份作为赋税，是指赏地的税收三分取一，王取其一，其余二分全部归臣所有。加田，是指已经赏赐后，又额外加赐田地，用来加厚恩惠。正，是赋税。禄田也有供给公家的赋贡，就像现在的侯国，有司农、少府的钱谷一样。唯独额外赏赐的田地没有赋税。疏说：没有国家赋税，没有税收，是天子的法度。

马质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八人。

郑氏说：质，就是平的意思，主管买马，平定其大小价格。王介甫说：马质掌管成官中买马的事情，就像市场中有质人一样。疏说：买马供军用，所以在此。杂说：周代的马政，在井牧之地养育，在丘乘之地赋税，夏官邦政所掌管的是一，而马官校圉所属的是八，像马质这一官职，中士二人，用三物来衡量，用二价来平定，任用之后才接受，接受之后才书写，十天内偿还其价值，任用超过其用途，那么他所质的无非是良马。至于房星为天驷，祭祀以敬其祖；辰星为龙蚕，禁止以时。其洗浴用洁泉，丰草凉庌，浅湿交颈相劘，及衢而骋，那么又有以宣其性。攻驹教駣，臧仆讲驭，刻之〇之，羁之縻之，那么又有以就其才。至于相毉而药，发疾而步，善于乗治，禁其终死，那么又有以择其巫。凡是马政，详细委曲达到如此程度，那么四牡业业，适宜其一月而三捷。四骐翼翼，适宜其车攻而复古。

掌管质马，马量三物，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驽马，皆有物贾，纲恶马。凡是受马于有司者，书其齿毛与其贾。马死则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马及行则以任齐其行。若有马讼则聴之。禁原蚕者。

王介甫说：每匹马则用三物来衡量，以知道其所宜。王氏说：戎马是供戎事的马，田马是供田事的马，驽马是马之贱而供冗事的。大概马的种类虽多，而供公家之用的只有此三马为众。纲恶马，是指用绳索捆绑恶马。

译这是用来控制马匹奔跑踢踏的方法。疏文说：凡是向官府领取马匹的人，所领取的马匹是指供给公家使用的。王氏说：记录马匹的年龄、毛色以及它的价格，是为了防止饲养者照顾不周，从而让他们用相应的财物来赔偿。郑氏说：“更”就是赔偿的意思。在领取马匹十天之内死亡的，按照马的年龄、毛色和价格进行赔偿，因为领取的时间短，是饲养者的过失；在十天之外死亡的，只赔偿毛色，不赔偿年龄和价格，因为责任已经超出了饲养者的职责范围。《杂说》认为必须上报马匹死亡的情况，才能确认确实是死亡。郑氏说：如果超过十天，即超过二十天死亡的，不再追究使用者的责任，而是归咎于马匹本身。等到马匹可以行走时，要衡量它所能承担的任务，统一它的行走步调，识别它所承载的轻重以及路程的远近，统一它的劳逸程度，然后再使用它。【刘氏说：马匹能够行走时，才开始让驾车的人根据它的承受能力，将其归入相应的等级，以统一它的行走步调。王氏说：《司马法》说：军事行动要统一力量，崇尚强壮；田猎行动要统一脚步，崇尚快速。所谓根据任务来统一行走步调，就是统一力量和统一脚步的意思。】王氏说：马匹买卖发生争执时，马质官掌管这类事务，所以由他来审理。郑氏说：推究再次养蚕的原因，天文上以辰星对应马，蚕书中说蚕是龙的精气，月亮运行到大火星位时就要浴蚕种，这说明蚕和马同属一类气数，万物不能同时兴盛，禁止再次养蚕大概是因为会伤害马匹吧？

译量人（“量”音亮）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郑玄说：“量，就是度量的意思。指用丈尺来测量土地。”

掌管建立国家的法则，将全国划分为九州。规划国都的城墙与外郭，规划后宫，测量市场、朝廷、道路、街巷、城门和沟渠，营造都邑，也这样做。规划军队的营垒和住所，测量其中的市场、朝廷、州道，军队社坛所在的里区，各诸侯国的土地以及天下的道路数目，都记录并收藏起来。凡是祭祀和宴享宾客，规定随从献祭的干肉和胙肉的数量。掌管丧礼中祭奠和挖墓穴时的俎上祭品。凡是冢宰祭祀时，与郁人一起接受斝中的酒液并都饮尽（“朝”音直遥，“涂”通“途”，“竁”音昌绢，“斝”读如尸嘏的嘏，音古雅）。

郑玄说：“建立，就是确立。建立国家有旧的法度，就像《匠人》职掌中所说的那样。”王氏说：“掌管建立国家的法则，以王畿为主。将全国划分为九州，是从王畿推广到诸侯国，其土地分为九州。规划国都的城墙与外郭，就是周代规划王畿内的内城和外郭。规划后宫，就是周代规划天子的六宫。凡是建立国家，天子设立朝廷，王后设立市场，朝廷在前，市场在后，道路、街巷、城门、沟渠有纵横、有宽窄，都经过测量而制定制度。王畿的制度确立后，然后都邑可以测量，所以营造都邑也这样做。垒，指军营的壁垒；舍，指军队的住所。刘氏说：六军的行军，就规划他们驻扎的营垒和住所，每军必有市场和朝廷，每州为一师，二千五百人，各有道路，而军社则有固定的里区，都由量人制定其宽窄。王氏说：诸侯国的土地，其制度有大有小；天下的道路，其数目有宽窄、远近、多寡，记录并收藏起来，是用来备查考，所谓建立国家的法度就是这样罢了。祭祀是为了侍奉神灵，宴享宾客是为了接待人，随从献祭的干肉和胙肉，物品所供给的有定数，器具所容纳的有定量，量人制定它，是因为他的官职是以测量多少为职责。所谓随从献祭的干肉和胙肉，是以所献的牺牲为正祭，而以干肉和胙肉为从祭。比如特牲、少牢之祭，主人献尸以肝从之，妇人献尸以膰从之之类。奠遣，是祭奠；竁，是挖土为墓穴。这些祭祀都有俎上的祭品，也一定要由量人掌管，是因为他制定数量和度量。宰祭，指冢宰辅佐天子祭祀以及代理祭祀。接受斝中的酒液并都饮尽，是指接受举斝后的余酒，传到其他容器中，大家都饮尽。”王安石说：“郁人在祭祀时，传达香气以开始祭祀，是用德行与神灵交通。量人在祭祀时，制定数量以完成祭祀，是用礼仪侍奉神灵。二者本末相成。”

小子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郑玄说：“小子主管祭祀中的小事。”

掌管祭祀，进献羊肆、羊殽、肉豆，并掌管在社稷坛衅礼和在五祀祈祷时的衅礼。凡是沉祭、辜祭、侯福、禳灾，装饰牺牲，衅染邦国礼器和军器。凡是军队和田猎，斩杀牺牲，在左右巡视阵前；祭祀时，辅助进献祭品和撤去祭器（“肆”音它历，“珥”读为衈，音而志，“祈”或作“刉”，音机，“禳”音如羊）。刘氏说：“羞，是进献。羊肆，指朝践时进献腥肉，将牺牲切成四段，称为豚解。羊殽，指馈食时进献熟肉，分解骨节，折断骨头，煮肉以酳尸。肉豆，指切肉而用豆进献。王氏说：肉豆则是醢人所掌管的四豆中的祭品，指用豆盛放所装的醢而进献。郑玄说：刉、珥，是衅礼的事。衈、刉社稷五祀，是指刚建成宫室和兆域时。王氏说：沈，指狸沈。辜，指疈辜。侯，指侯福。禳，指禳灾。都是小子装饰牺牲。邦器，是礼乐祭器之类。军器，是五兵、鼓、铎之类。为了厌胜妖邪，就由小子来衅染。郑玄说：斩杀牺牲巡视阵前，表示违抗命令必被杀。王氏说：斩杀牺牲巡视阵前一定要用小子，是因为他掌管衅社，而军法中违抗命令就戮于社。羞，是开始祭祀时进献的物品。彻，是祭祀结束时撤去的祭器。小子都辅助这些事，一定要让小子做，是因为小子的职掌都是小事。

羊人

下士二人，史一人，贾二人，徒八人。

王氏说：“夏官主管马牲和羊牲，所以羊人在此。”

掌管羊牲，凡是祭祀，装饰羔羊；祭祀时，割杀羊牲，进献羊头。凡是祈祷和衅礼，供给羊牲；接待宾客，供给法定的羊牲。凡是沉祭、辜祭、侯福、禳灾、衅染积柴，供给羊牲。如果牧人没有牺牲，就从司马那里接受布帛，让他的贾人购买牺牲来供给（“贾”音古）。郑玄说：“羔，是小羊。《诗经》说：‘献羔祭韭。’”王氏说：“装饰羔羊，就像《礼记》所说的装饰羔雁，用绘有图案的布包裹。羊人在祭祀时装饰羔羊，也像封人装饰牛牲一样。”郑玄说：“登，是升。升羊头以报阳。将羊头升于室内。”王安石说：“法羊，是宾客牢礼之法所用的。”郑玄说：“积，是积柴。禋祀、槱燎、实柴都是。”布，是货币。王氏说：“贾人买牲，是因为羊人的属官中有贾人二人，能知道物价。”

司爟（音古焕）

下士二人，徒六人。

王氏说：“举火叫爟。”杂说：“司爟的职掌，这是圣人观察天地的变化，顺应阴阳消长的适宜，考察寒暑往来的节律，所以能得到裁成辅相的道理。”这个意思很大。又说：“郑国的子产因为火星未出而铸造刑书，所以郑国不免于灾祸。”

掌管行火的政令，四季变换国都的火种，以救治时行的疾病。季春时出火，百姓都跟随；季秋时内火，百姓也这样做。适时发布火令，凡是祭祀就祭祀火神。凡是国家失

译在野外焚烧杂草，如果有违规者，就会受到刑罚。

郑玄说：“行”就是“用”，“变”就是“改易”。王肃说：火这种东西，用它来照明和燎烧，是用来防备（黑暗与危险）；用它来烹煮食物，是用来养育生命。用烛火燎烧来求得光明，是将火的气向外发散；用烹饪来求得滋养，是将火的气向内收敛。如果违背规律使用火，那么强弱相互压制，阴阳之气就无法均衡；如果顺应规律改易火，那么火的休废就能得到治理，百姓的疾病也能因此得到救治。四季都有疫病流行，火生于木，其气性跟随木，所以四季各自选取适宜的木材来改易国家的火种，百姓的疾病就可以因此得到救治了。春天取榆树和柳树，夏天取枣树和杏树，秋天取柞树和楢树，冬天取槐树和檀树，季夏取桑树和柘树。时节运转推移，火种随之改易更新。阳气太盛就用阴的微弱来抑制它的强盛，阴气太盛就用阳的强盛来救治它的微弱，使百姓常常得到阴阳的正气而不偏滞于一方，这是圣人善于救治百姓的方法。火的象在天，其出现和隐没有节度；火的用在人，其外出和收藏也有节度，这就是《春秋》传所说的“出内火”。大概火的位次对应天上的星宿为心宿，它出现是在夏历三月，位置见于辰位；它隐没是在夏历九月，位置伏于戌位，那么对于出内火这件事，是观察星宿的隐没与出现作为节度。大概五行在四季各有盛衰，那么火在四季的运行也有休止和废弃。从辰位到巳位，在方位上是火所旺盛的，从戌位到亥位，在方位上是火所隐伏的。趁着它旺盛时让它外出，是为了宣发它的力量；趁着它隐伏时让它收藏，是为了平息它的气。先王对于火的政令，难道只是为了救治百姓的疾病吗？而是推究五行的本性，又有达到如此程度的道理。如果不是深知阴阳的情状，谁能做到这一点呢？郑玄说：“时”就是施行火令的时候，比如焚烧杂草的时候。刘向说：祭祀火神以报答其初始之功，钻木取火的人不敢忘记它的恩德。王肃说：祭祀用火，所以祭祀它，是为了报答它带来光明的功劳。疏证说：司烜氏在仲春用木铎在国都内整顿火禁，而国都内百姓失火就有惩罚。野外焚烧杂草，是百姓擅自放火。司马氏在仲春搜捕田猎，主要用火来去除旧物、催生新物，如果在二月之后擅自放火就有惩罚。王肃说：罪行大的则有刑，罪行小的则有罚，凡是根据罪行的轻重来对应罢了。

译掌固

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郑氏说：“固是国家所依仗凭借的。在国都内称为固，在野外称为险。掌固，掌管修筑城墙、护城河、池沼、树木、沟渠等防御工事，这是就国都而言；司险，周知山林、川泽的险阻，这是就野外而言。”王氏说：“《礼记》说：‘依靠城墙、护城河来作为防御。’掌固的职责，是先王用来保卫国家的手段。”《周礼》中掌固、司险的职位，不列在地官之下，而专门隶属于司马；不统属于职方氏，而专门设为一职，这是因为司马统领军队这一重任，而要害之地都是攻守的大计。司险和掌固，险要坚固之地都有人守卫，那么边境就没有空虚的祸患了。至于掌疆人的职责，徒役特别多。那么古代的边防真是严密啊！南轩说：“孟子说：‘限制百姓不靠疆界，巩固国家不靠山河，威震天下不靠兵器。’而先王关于疆界的制度，在《周官》中非常详细，设置险阻守卫国家，以及弓箭的锋利，都记载在《易经》中，为什么呢？因为先王吉凶与百姓同患，他们的治理，体用兼备，本末都举，道理得之于己，本来就能统一天下人心；而法制详密，又能周全天下的忧虑。这就是他们的治理之所以长久而安固的原因。如果孟子的话，则是推究其根本而言罢了。”

掌管修筑城墙、护城河、池沼、树木、沟渠等防御工事，颁布公卿大夫的嫡子以及众庶的守卫任务，设置装饰性的器物，分配财用，平均口粮，任用万民并使用他们的财用器物。凡是守卫者都接受法令，以通达守卫政令。如果有调动甲兵或守卫的财用，只有这种情况才允许通达，与国有司率领他们，以补助那些不足的地方。白天巡视三次，夜晚也如此。夜晚击鼜三次以号令警戒。如果建造都邑，就治理其防御工事及其守卫法令。凡是国都的边境，有沟渠树木的防御工事，近郊远郊也如此。百姓都有职责。如果有山川，就凭借它们【凡是守卫者“收”读作又反，“鼜”音戚，“竟”音境】

刘氏说：“《易经》说：‘城墙倒塌到护城河中’，那么挖掘沟渠的土用来筑城，挖掘池沼的土用来筑郭。沟渠池沼在外边深，那么城墙郭就在内边坚固，利用其深来增加其高。沟渠又在外边，用来排水，凭借它设置防御，在上面种植树木，守卫的木材由此而出。”王氏说：“士，是公卿大夫的嫡子中已经受命的；庶子，是国君的庶子中未受命的；众庶则是当地轮流守卫的人民。士和庶子所派去率领众庶并颁布守卫任务，那么远近就均衡了，劳逸就交替了，守卫政令就在这里实行了。公卿大夫在内任职，而他们的子弟又在外面守卫城墙、护城河、池沼的防御工事，这就是内外一心，休戚一体，而先王的治理安然没有内外忧患的原因。”郑氏说：“设置装饰器物，如兵甲之类，现在城门上的器物也是这样。”刘氏说：“这是装饰威仪的器物，指关隘要地的兵甲，守卫者接受它们。”王氏说：“用来耸动观瞻并防备非常之事。”郑氏说：“财用，是国家用财物供给守卫官吏使用的；稍食，是守卫者的俸禄；任用万民，是用他们的劳役使他们工作；百姓的材器，是他们用来挖掘壕沟筑墙以及制作藩篱屏障的。”刘氏说：“财用说‘分’，是随地守卫之所使用的；稍食说‘均’，是计算功力之所应当的；万民说‘任’，是划分地界为守卫的；材器说‘用’，是防备缓急之所需要的。”王氏说：“凡是守卫者各自尽守其职，不可以有调动。如果有调动，那么从掌固那里接受法令以通达，那么只是调动甲兵、调动劳役和调动财用罢了。大概甲兵有时不足用，就无法抵御祸患；劳役有时不足供给，就无法从事工程；财用有时不足供给，就无法共同做事。用有余的调动来补足一时的需要，不也可以吗？”郑氏说：“其他不是这种情况，不得随意离开部署，所以说只有这种情况才允许通达。”王氏说：“国有司是掌管甲兵财用的官员，又与国有司率领而送达，那么调动和通达就没有私事了。率领而送达，就是补助那些甲兵、劳役、财用不足的地方。”郑氏说：“赞，是佐助；巡行。巡视守卫者是因为众庶懈怠，击鼜警戒守卫鼓。三次巡视之间，又三次击鼜。”刘氏说：“白天巡视三次，夜晚也如此。夜晚击鼜三次以号令警戒，这是他们从掌固那里接受法令。夜晚看不见三次巡视，所以以三次击鼜号令警戒作为信验。”王氏说：“号令呼喊守卫者的名字，警戒告诫守卫者的事情。以上所说的，都是王国的守卫国家。如果建造都邑，就治理其防御工事，及其守卫法令，那么这是都鄙的事情。”郑氏说：“都邑也作为城墙郭。”疏说：“王国及三等都邑境界之上，都有沟渠树木作为阻固，近郊远郊也如此。百姓都有职责，这也兼指上文王国及都邑合守的地方，那里的百姓都职任使唤轮流守卫。如果有山川，就凭借它们。指凡是建造沟渠树木作为防御的地方，遇到有山川的地方，就凭借它们来建造，不需要另外建造。”王氏说：“如果有山川，就凭借它们作为阻固。建造高处一定要凭借丘陵，建造低处一定要凭借川泽，凭借它们高低自然之势作为阻固，那么用力不劳，而防备就容易了。先王时代，以道德则明，以仁义则修，然后掌固的守卫才可靠。至于”

译只倚仗地势的险固，却不知道仁义道德的根本，从而舍弃了它，即使有方城、汉水那样的险阻，又哪里值得依赖呢？这就是魏武侯凭借西河的险固，而吴起用“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来回答他的原因，确实是有道理的。

译司险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众四十人。

王氏说：《易经》说：“天险，不可攀登；地险，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险阻在时势中的作用真大啊！”这就是《周礼》中设置司险官的原因。

掌管九州的地图，用来周全地了解山林川泽的险阻，并疏通那里的道路。设置国家的五沟五涂，并在周围种植林木，作为险阻坚固的屏障。都有守卫禁令，并疏通那里的道路。国家有变故，就设置藩篱堵塞险阻坚固之处以阻止行人，用他的属员去守卫。只有持有符节的人才能通行。

王氏说：所谓九州之图、山林川泽的险阻，就像职方氏所说的“东南方叫扬州，它的山镇叫防稽，它的泽薮叫具区，它的河流叫三江，它的浸水叫五湖”之类。所谓国家的五沟五涂，就是遂人所说的“遂沟、洫浍、川”称为五沟，“径畛、涂道路”称为五涂。郑氏说：疏通道路，对于山林的险阻就开凿它，对于川泽的险阻就架设桥梁。种植林木，是制作藩篱。国家有变故，指丧灾和战争，关闭断绝要害的道路，防备奸盗寇贼。疏说：节是指道路使用的旌节。刘氏说：凡是属于司险管辖的民众，都用来守卫。

掌疆【缺】

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六人，徒众一百六十人。

郑氏说：疆界。

〇人

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徒众一百二十人。郑氏说：“〇〇，是迎接宾客到来的人。”

各自掌管其方向的道路治理及其禁令，来设置〇人。如果有方向上的治理事务，就率领他们到朝廷。等到返回，送到边境。

王氏说：先王对于四方的宾客，来时有所迎接，去时有所送别，因此设置〇人的官职，分别掌管四方宾客的往来，而在道路上迎送他们。〇人掌管道路的治理，治理指出入迎送，治理其事。郑氏说：《国语》说：“候不在边境，讥讽不居守其方。”禁令是防备奸盗寇贼，用来设置〇人，是挑选士卒来做。疏说：就是徒众一百二十人。郑氏说：《诗经》说：“那〇人啊，扛着戈与祋。”方治是指其方向来治理国事的人。《春秋传》说：“晋国栾盈经过周，周王派〇人把他送出轘辕。”这就是送别他。

环人

下士六人，史二人，徒众十二人。

郑氏说：“环，同郤。用勇力抵御敌人。”王氏说：“巡察内外，像环一样相循而不穷尽，所以官名叫做环人。”

掌管致师，察军队中的阴奸，环顾四方的变故，巡视邦国，搏杀间谍贼寇，与敌国争讼，宣扬军旅，使被围的城邑投降【搏音博，谍音牒，降户江反】

郑氏说：致师，是表达必战的意志。古代将要作战，先派勇力之士侵犯敌人。《春秋传》说：楚国许伯驾驭乐伯，摄叔做车右，去致晋师。许伯说：我听说致师的人，旗帜靡乱，摩擦壁垒而返回。乐伯说：我听说致师，左边射菆代替御者，执辔，御者下两马，掉转马缰而返回。摄叔说：我听说致师的人，车右进入壁垒，割取左耳抓获俘虏而返回。都实行所听到的然后返回。察军慝，慝，是阴奸。看军队中有做阴奸的人，就逮捕他。环四方之故，抵御那些借事谋来侵伐的人。所谓折冲御侮【王氏说：四方有兵戎变故，环顾巡视】巡视邦国，搏杀间谍贼寇。谍贼，是反间为国贼。讼敌国，敌国兵来就前往，与他们争讼曲直。像齐国国佐到军中，〇军旅为之威武以观察敌人。《诗经》说：只有师尚父，当时像鹰一样飞扬，使被围的城邑投降。被围的城邑想投降的，接受并使其投降。《春秋传》说：齐人使鄣投降。

挈壶氏【挈读如絜发的絜，苦结反】

下士六人，史二人，徒众十二人。

郑氏说：“壶，是盛水的器具。世主提着壶水来做漏刻。”王氏说：“先王在一昼一夜之间分十二时，用漏箭准十二时为一百刻，用一百刻定长短而分昼夜，于是设立挈壶氏的职事。后世挈壶氏不能掌管其职，不能辰夜，不早则晚，这是诗人所讽刺的。”

掌管提壶来命令军井，提辔来命令舍止，提畚来命令粮食。凡是军事，悬挂壶来有序聚集〇。凡是丧事，悬挂壶来代替哭丧的人，都用水火守卫，分别日夜。到了冬天，就用火煮鼎水使之沸腾，然后浇灌【畚音本，县音悬，〇音托，防七端反】

郑氏说：郑司农说：提壶来命令军井，是说为军队穿井，井成悬挂壶在上面，让军中士众都望见，知道这下面有井。壶用来盛饮，所以用壶表示井。提辔来命令舍止，也悬挂辔在应当舍止的地方，让军队望见，知道应当舍止在这里。辔用来驾马，所以用辔表示舍止。提畚来命令粮食，也悬挂畚在应当禀假的地方，让军队望见，知道应当禀假在这里下面。畚是盛粮食的器具，所以用畚盛粮。军中人多，车骑杂乱，喧哗号令不能相闻，所以各以其物为标志，省烦趋疾于事便。王氏说：凡是军事，悬挂壶来有序聚集〇。《易经》说：重门击柝

译用来防备暴徒袭击。军队驻扎的地方，事务尤其应当严谨，所以聚集众人警戒夜间。事务在于聚集众人，所以悬挂壶来盛水，划分刻漏的时间。刘氏说：那些敲击木梆警戒守卫的人，以漏刻作为更次。郑氏说：代也是更的意思。礼仪中尚未举行大敛时，轮流哭泣用水壶计时。看守水壶的人是为了浇注漏壶。用火看守水壶的人，是为了在夜间观察刻数。区分日夜，是因为昼夜的漏刻不同。漏箭昼夜共一百刻，冬夏之间有长短差异。冬天水结冰，漏壶凝结水流不下，所以用火煮沸水来浇注，称为沃漏。薛图说：用火煮鼎，是为了让水不凝结；用火看守水壶，是为了让时间不差。应用于军事，是为了严守警戒；应用于丧事，是为了严肃凶哀。朝廷早晚的礼仪，也常常以此作为节制。然而春官中的鸡人，凡是国家大事需要定时就告知他，而《齐诗》特别归罪于挈壶氏，大概是因为天子完备官职，挈壶掌管漏刻，鸡人告知时间。诸侯则掌管漏刻并告知时间，全都由挈壶氏负责罢了。

译射人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疏说：射是武事，所以列在此处。

掌管国家三公、孤、卿大夫的位次。三公面向北，孤面向东，卿大夫面向西。他们所持的见面礼：三公执玉璧，孤执皮帛，卿执羔羊，大夫执大雁。诸侯在朝廷上，都面向北，射人宣告并辅助他们遵循法度。如果有国家大事，射人掌管告诫和命令，宣告并辅助处理事务，掌管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郑氏说：位次是指将要射礼时，初次入见君主时的位次。刘氏说：三公是辅佐君主的长官，诸侯是方伯的长官，所以都面向北以端正臣子的礼节。孤面向东，卿大夫面向西，这是朝廷的次序，以右边为尊。士不参与，这是因为这不是大射礼选拔贤才和祭祀的缘故。郑氏说：诸侯来朝见，王在朝廷上与他们行射礼的，都面向北，遵循三公的位次法度，这是礼仪的规定。国家大事是指如果王有祭祀之事，诸侯应当协助进献祭品。告诫命令，是告知斋戒和日期；掌管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是指诸侯因为与王行射礼及协助祭祀而有所处理的事务，射人接受并传达给王，王有命令，又接受并下达给诸侯。王氏说：先王在祭祀、宾客宴饮之事上，没有不举行射礼的。当与诸侯行宾射之礼时，国家的三公、孤、卿大夫都参与，所以射人掌管他们的位次。三公面向北是回答君主的敬意，孤面向东是辅助王，卿大夫面向西是佐助王。他们的见面礼，三公执玉璧，是因为他们有君主的仪体而不致用。三公的见面礼不列于宗伯的职掌，而独见于射人，大概是因为三公以师道自居，王所承继的有不敢以臣下对待的意思。宗伯的见面礼不列于其职掌，而射人以主持宾射为先，那么三公的见面礼在这里言及，也是以显示以宾客之礼相待而不敢以臣下对待的意思。诸侯在封国内则有君主的道义，所以面向南；在朝廷上则有臣子的道义，所以面向北。宣告辅助他们的法度，是指朝射的法度；宣告辅助他们的事务，是指如祭祀之类的事务。射人所掌管的位次不包括士，大概是因为射人所掌管的是宾射之礼，所以不包括士。《礼记》说：在朝廷上不坐，在宴饮时不参与，说的就是士。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是指上面有所处理传达给下面，下面有所处理传达给上面。

用射法来治理射礼。王以六对耦射三个侯，三个获，三种容，音乐用《驺虞》九节五正。诸侯以四对耦射两个侯，两个获，两种容，音乐用《貍首》七节三正。孤、卿、大夫以三对耦射一个侯，一个获，一种容，音乐用《采苹》五节二正。士以三对耦射豻侯，一个获，一种容，音乐用《采蘩》五节二正【射三个侯，“食”读作“亦”，下文相同。“正”读作“征”。“豻”，读作“五豆”】

疏说：这就是宾射的仪节。王氏说：先王根据度数来制定作为法度，根据动作仪容来制定作为仪节。自王以下，他们的耦数有的六，有的四，有的三；他们的侯数有的三，有的二，有的一个；他们的乐歌则节数不同，以至于他们的容、获、正，都有多寡的数量。这是射的法度。用这个法度来治理，那么表现在内心里志意端正，外表形体正直，持弓必定审慎，挟箭必定稳固，作揖谦让有序，升降有节制。这是射的仪节。古代的射礼，行为相同能力相当，就用射来区别，胜者饮酒，不胜者罚酒，这就是射礼有耦的原因。郑氏说：三个侯，是五正、三正、二正的侯；两个侯，是三正、二正的侯；一个侯，是只有二正。这都是宾射在朝廷上的礼节。疏说：在朝廷上宾射只有天子，而郑氏说这都是宾射在朝廷上的礼节，是指诸侯以下宾射在自己的朝廷上，不是说在天子的朝廷上行此宾射之礼。郑氏说：《考工记·梓人》说：张挂五彩的侯，那么远国就归属。远国是指诸侯来朝见的。五彩的侯就是五正的侯。正的意思是端正。射者内心志意端正就能射中。画五彩的侯，中间是朱色，其次是白色，其次是青色，其次是黄色，圆圈在外。三正减去圆圈和黄色，二正去掉白色和青色，而画以朱色和绿色。其外部的宽度都占侯中间的三分之一。中二尺，豻是胡犬。士与士射就用豻皮装饰侯，这是下大夫的规格。大夫以上与宾客射，装饰侯用云气纹，用彩各如其正。疏说：上文不言士，天子与诸侯宾射，士不参与。而这里说士豻侯二正，那么士可以自行宾射，不能参与君主的宾射。郑氏说：获是等待获箭的人。容是乏。等待获箭的人所遮蔽的。九节、七节、五节，是奏乐作为射节的差别。

如果王举行大射，就用貍步法张挂三个侯。王射时，就命令离开侯，站在后面。用箭的行进报告完毕，命令取箭祭侯。就安排位次，与太史计算射中的次数。佐助司马治理射正【“卒”读作“子恤”，“数”读作“所主”】

郑氏说：貍善于搏击。行走时停止而估量，它发射必定捕获，所以量侯道法效法它。侯道，各以弓为度：九节的，九十弓；七节的，七十弓；五节的，五十弓。弓的下制，长六尺。三个侯，是司裘所供给的：虎侯、熊侯、豹侯。王氏说：王射就命令离开侯，站在后面的，是指命令负侯的人。因为将要射，所以命令离开侯。郑氏说：郑司农说：用箭的行进报告，是指射人主要用箭行进的高低左右报告给王。《大射礼》说：大射正立于公后，用箭的行进报告给公。下叫留，上叫〇，左右叫方。王氏说

译射箭完毕后，命令射鸟氏去取回箭矢。郑氏说：在祭祀侯靶时确定站位，是因为祭祀侯靶时献酒以示顺服或不服，并不是因为祭祀侯靶而确定作为顺服者的站位，也不是接受献酒的站位。《大射》篇记载：顺服者站在侯靶西北方一歩处，面朝北方接受爵酒。射中次数多的射手，是射中侯靶的计数。《大射》篇记载：司射走到台阶西侧，放下弓，去掉朴刀，穿上外衣，从中间进入，站在中间，面朝南方观察计数。王氏说：一定要与太史一起，是因为太史负责所有射箭事务，装饰靶心并舍弃计数。辅助司马治理射箭正事的人，射箭以不偏离正鹄为主，由司马来治理，射人来辅助。

译祭祀时，赞礼射牲，辅助孤、卿、大夫的射法与射仪，在会同、朝觐时，任命大夫为副使；凡是有爵位的人，太师命令有爵位的人乘坐王车的副车。有大宾客时，就任命卿、大夫跟随警戒。太史以及大夫作为副使，在重大丧礼中，与仆人一起迁移尸体，任命卿、大夫掌管事务，统计那些在庐中不恭敬的人，严厉地惩罚他们。

王氏说：祭祀时，君王必定亲自射杀牺牲，以示诚敬到了极点。《国语》说：“禘祭和郊祭时，天子亲自射杀牺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辅助孤、卿、大夫的射法与射仪，指的是射法和射仪。在会同、朝觐时，任用大夫作为副使，以辅助礼仪；任用有爵位的士作为副使，则由射人出面命令他们。郑氏说：诸侯到来，君王派遣公卿去处理事务，就任命大夫作为副使；也有爵命的士以上的人，不任用地位低贱的人。王氏说：太师命令有爵位的人乘坐王车的副车，是因为君王所乘坐的车位，不敢让它空着。有大宾客时，任命卿、大夫跟随的人，是挑选让他们跟随君王去会见诸侯。警戒太史以及大夫作为副使，是说君王有命令，派遣三公去任命诸侯，以及在衣服、就馆、赐礼的时候，射人就警戒太史以及大夫作为诸侯的副使。太史参与事务，是因为太史主管协调礼仪事务。郑氏说：仆人，就是太仆。仆人和射人都掌管王在朝堂上的位次。君王去世，在大殓和小殓时，将尸体迁移到室内，这是朝堂的象形。疏说：任命卿、大夫掌管事务，是说君王丧事应当各有职掌；统计那些在庐中的人，是说宫正所说的亲近者和尊贵者住在庐中，应当根据他们原本的服制亲疏以及贵贱来统计。郑氏说：苛，意思是诘问。

服不氏

下士一人，徒四人

郑氏说：服，是不服从的野兽。

掌管饲养猛兽并教习它们驯服。凡祭祀，供给猛兽；在宾客事务中，就举起皮张；在射礼中，就赞礼张挂箭靶并用旌旗示意。守在乏中等待射中。

郑氏说：猛兽，是虎、豹、熊、罴之类，扰，是驯服。教习它们使它们驯服，君王的教化，没有不服从的。王氏说：舜任命益为虞官，就说“像我的草木鸟兽一样”，饲养猛兽并教习它们驯服，也是以顺从为主。祭祀供给猛兽，是因为祭祀的膳食需要完备的物品。郑氏说：猛兽中可以进入膳食的，兽人在冬天进献狼。《春秋传》说：“熊掌不熟”，在宾客事务中，就举起皮张。宾客来朝聘，铺设皮帛时，服不氏主管举起和收藏。《聘礼》说：“有司二人举起皮向东走。”王氏说：“抗”的意思是举起。大概聘礼中的庭实有虎豹之皮，表示征服猛兽而有文采，所以如此。在射礼中赞礼张挂箭靶，凡射礼的箭靶由司裘供给，由射人张挂。服不氏赞礼射人张挂。等待射中，等待射中后，就举起旌旗以宣告射中。

射鸟氏

下士一人，徒四人

掌管用弓矢射鸟，在祭祀时用弓矢驱赶乌鸦和鸢。凡宾客、会同、军旅，也都像这样。在射礼中，收取箭矢。箭矢在箭靶高处，就用并夹取下来。

郑氏说：鸟，是指可以进入膳食的鸟，如鸭、雁、鸨、鸮之类。刘氏说：祭祀时驱赶乌鸦和鸢，是为了崇尚肃穆。王氏说：君王射鸟时，射鸟氏主管收取箭矢。箭矢射在箭靶高处，人手不能触及，就用并夹取下来。并夹，是针和箭具。所以司弓矢在大射和燕射时供给弓矢和并夹。

罗氏

下士一人，徒八人

郑氏说：能用罗网捕鸟的人，《郊特牲》说：“大罗氏，是天子掌管鸟兽的人。”

掌管用罗网捕鸟，在蜡祭时设置罗网。仲春时罗捕春鸟，进献斑鸠以供养国老，颁赐羽毛物品。

王氏说：用网系住鸟叫做罗乌，因为它们是群集且人们厌恶的鸟。郑氏说：作，是用。郑司农说：蜡，是指十二月的大祭万物。《郊特牲》说：天子大蜡，是指岁末十二月聚合万物而索求享祭。细密的罗网，〇是指蜡建亥之月，此时火伏，蛰虫都结束了。豺已经祭兽，可以用罗网围捕禽兽。《王制》说：豺祭兽然后田猎，又说昆虫已经蛰伏，可以用火田猎。现在俗民用火张罗，是其遗教。春鸟是蛰伏后开始出来的，这时鹰化为鸠，斑鸠与春鸟变旧为新，适宜用来养老以助长生气。陈氏说：天子对于老人，所供养的有三类：国老、庶老、死政者之老。贵胄称为国子，那么贵而老的人称为国老；贱者称为庶人，那么贱而老的人称为庶老。国子与庶人中的俊才同其学，所以统一道德；国老与庶老异其学，所以区别分义。《记》中所说的四代养老就是这样，而且还有死政之老。所以罗氏进献斑鸠以供养的，是国老；司徒以保息供养的，是庶老；司门以财物供养的，是死政之老。至于外饔、酒正、槀人所说的耆老，是总括这三者而言。郑氏说：行羽物，行，是赋赐。

掌畜

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郑氏说：畜，是收敛而饲养。

掌管饲养鸟兽并使其繁育，教习它们驯服，在祭祀时供给卵和鸟。在岁时进献鸟兽，供给膳食和进献的鸟。

郑氏说：阜，是盛。蕃，是息。鸟兽中可以饲养的，使其繁育盛大，卵鸟，是卵可以进献的鸟。

译刘氏说：“鹅、鸭、鹜、鸡，都是能产卵的鸟类。”郑氏说：“进贡的鸟兽类，如鸮、雁之类，是随着四季更替而到来的。”刘氏说：“鹌鹑、麻雀、鹆、野鸡之类，并非单一品种，所以以准备膳食美味为职责。”王氏说：“先王设置官职，凡是能够供给祭祀、供给膳食进献、备办器用的人，都不会有废弃之物。”

译《周礼集说》卷六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集说》卷七

司士

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刘氏说：司士掌管群臣的名册，凡是在国家任职的人，不论贵贱，总称为“士”的人，开始附著在名册上的，就是士，所以称为司士。王先生说：现在的六部，就是古代的六卿。从汉成帝初年分设尚书，设置四曹，到光武帝分为六曹，直到魏晋时期，有时五曹有时六曹，起初没有固定的制度。宋齐以来，大多定为六曹，稍微类似《周礼》。到隋朝定为六部。现在考察其职责，那么天官冢宰相当于尚书令，而不是吏部。司士掌管群臣的名册，这大概就是吏部吧？杂说：司士管理诸子，为什么隶属于司马呢？古代大夫、士、国子，都从事军事行动，而不向司马征调，然而他们的长官平时并不直接统领他们。一旦使用他们，会有不听从命令的人；如果舍弃他们，就不能用众人来纠正。立刻使用刑罚，不也太难了吗？为了上位者的缘故，让他们隶属以传达军政，使用他们时，他们的长官自然率领部下，自成队伍，这样既整顿军队，也保全恩惠。

掌管群臣的名册，以此来治理政令。每年登记增减的人数，辨别他们的年龄和贵贱。全面知晓诸侯国、都城、家邑、县鄙的数量，以及卿、大夫、士、庶子的数量，以此告知君王治理国家。根据德行告知爵位，根据功劳告知俸禄，根据才能告知职务，根据资历确定俸禄。只有赏赐没有固定标准【“奠”音定】

王氏说：群臣的名册，是指在木板上书写他们的名字。治理政令，就是指增减的人数以及辨别年龄、贵贱的等级。增减是指罢黜和升迁，有减有增，就有升有降，其数量有多有少。辨别年龄，以此来知道他们年力的壮老；辨别任职年限，以此来知道他们任职的久近。贵如大夫以上，贱如士以下。邦国是指诸侯。都指大都、小都。家指家邑。县鄙，指六遂。提到六遂是为了显示六乡。卿大夫士，是指王臣以及诸侯的臣子和管理都邑的人。庶子，是指卿大夫的庶子中尚未受命的。他们的嫡子已经受命的，就称为士。郑氏说：以此告知君王治理，是告诉君王应当进退的人。刘氏说：太宰在年终时，命令百官各自整顿政务，接受他们的报告，听取他们汇报事务，然后告知君王废置官员。这里所说的告知君王治理，是太宰在职责结束时告知；司士在评定开始时告知。《王制》说：大乐正评定优秀的人才，报告给君王，并推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辨别官员的才能，评定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从而确定评定结果。评定确定后才授予官职，任命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那么司士是司马的属官。陈氏说：古代的六卿，他们分工职责，从未不通晓关联的事务，也从未不分开。司徒掌管教化，司马掌管政令，从未不分开。有出兵时，司徒教习士兵使用车甲；选拔人才时，司马辨别官员的才能。司马的属官司士，说：根据德行告知爵位，这就是司马辨别官员才能的意思。王氏说：凡是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都称为爵位。从诸侯的士、下士，比照上农夫，直到君王的十倍、卿的俸禄，都称为俸禄。事务有大有小，能做大事的治理大事，能做小事的治理小事，所以根据才能告知职务。俸禄有多有少，治理大事的俸禄多，治理小事的俸禄少。事务成就于长久，然后俸禄可以确定，所以根据资历确定俸禄。根据德行告知爵位，是为了尊崇他们；根据功劳告知俸禄，是为了使他们富裕；根据才能告知职务，是为了任用他们；根据资历确定俸禄，是为了供养他们。杂说：爵位、俸禄、职务都称为“诏”，唯独俸禄不说“诏”，就知道爵位、俸禄、职务都有取舍进退，只有君王的特别命令才确定俸禄，这是常俸应当得到的，是稍食，所以不说“诏”。说“久”，是计算他们任职年岁长久所应当得到的俸禄。如果书中说德行勤勉就授予官职，功劳勤勉就给予赏赐，职位事务只凭才能，就得到这个道理了。杂说云：司士掌管群臣的名册，那么官员都隶属于他。有德行的人，开始告知爵位；有功劳的人，只告知俸禄；有才能的人，开始告知职务。后世只因为官府繁多，怀疑《周官》不知道当时根据事务的多少来增减官员数量，观察卿士的贤能来给予或剥夺爵禄，那么官员就不会冗杂了。王氏说：“只有赏赐没有固定标准，是因为赏赐出于君王的恩惠。恩惠有多有少，那么赏赐就有厚有薄，又有什么固定标准呢？不能用有司法条令来限制它。”

端正朝仪的位置，辨别贵贱的等级。君王面向南，三公面向北，以东为上；孤面向东，以北为上；卿大夫面向西，以北为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的右边，面向南，以东为上。大仆、大右、大仆的随从在路门的左边，面向南，以西为上。司士担任傧相。孤和卿单独作揖，大夫按等级集体作揖，士在旁边作三次揖。君王转身作揖，门左边作揖，门右边。大仆上前，君王进入内朝，都退下【“朝”读作遥，“乡”读作亮，“大仆”音防，以下同】

郑氏说：这是君王每天在路门外视朝的位置。王介甫说：这就是所谓的治朝。如果朝士的位置与此不同，那是外朝的法度，是听断狱讼、咨询众人的朝会。面向光明以听取天下意见的，是君王，所以君王面向南；面向君王而回答的，是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