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四

礼说 礼类一【周礼之属】

提要

【臣】等谨案：《礼说》十四卷，本朝惠士奇撰。士奇号半农，长洲人，康熙己丑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这部书不收录《周礼》的经文，只标举其中有所考证辨驳的地方，分别加以解说，依照经文的次序编排。其中《天官》二卷，共六十一条；《地官》三卷，共六十三条；《春官》四卷，共九十五条；《夏官》二卷，共六十一条；《秋官》二卷，也是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共四十条。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礼更切要的，但必须详尽了解其中的名物，然后才能探求其制度；掌握了制度，然后才能谈论其精微之处。这就好比研究《春秋》的人，不核实当时的事实，就不能明白圣人的褒贬。所以解说礼制必须以郑玄为宗，也就像解说《春秋》必须以《左传》为本一样。郑玄所处的时代，距离周朝已经很远，他所注释的《周礼》，大多比拟汉朝的制度来说明。如今距离汉朝末年又过了千六百年，郑玄所说的“如同现在的某物、某事、某官”，大多已不知是什么话，而当时经师的训诂，辗转流传，往往字形字音都已不同，不能以今天的语音文字去推求。惠士奇在这部书中，对古音古字都加以分别疏通，使没有疑似之处。又援引诸史百家的文献，有的用来证明周代的制度，有的参考郑玄所引用的汉代制度，以逐步推求周代的制度，从而分别阐明其制作的深意。在近世解说礼制的学者中，他的立论最有根基。其中有的因为巫降之礼，就认为汉代的师丹派遣巫师降神不是迷惑左道；因为狸首之射，就认为周代的苌弘射诸侯不是依附物怪；因为庶氏攻说、翦氏攻禜，就认为段成式所记载的西域木天坛法禳虫是周代的遗术，这些都不免拘泥于古义，曲意附会。又如因为含玉而引申到餐玉之法，就失之蔓衍；因为《左传》称仍叔的儿子为弱，就据此断定犁牛的儿子为犊，也失之附会。至于引用《墨子》来证明司盟的诅咒，并以此证明《春秋》中的观社，不过是取其去古未远，可资旁证，却说不读非圣之书的人不是善于读书，这就词不达意，想要矫正空谈的弊端，却不知其激进而涉于偏颇。然而纵观全书，征引广博而都有本源，辩论繁多而全有条理，百瑜一瑕，终究不能废弃其长处。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礼说》卷一 翰林院侍讲惠士奇撰。天官上。

《诗经》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是说商朝建国，翼翼然乃四方之中正。只有君王建立中正以立国，设立六官，划分六职，作为百姓的中正。极，就是度，就是中。天生百姓而给予他们度，伸开手指知道寸，伸开手掌知道尺，舒展肘部知道寻。圣人依据这些而制定数目，权衡轻重，度量大小，以此建立度；明确本末，建立终始，以此建立中，这就是极。也叫作典。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极，上天下地，中间有四时，构成六典。《诗经》说：“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这是说百姓立于极。《尚书》说：“惟天监下民，典厥义。”这是说百姓生于典。不协和于极的，皇天也接受他；那么不能的人受到劝勉，不遵循常典的，天就抛弃他；那么作恶的人受到惩戒。皇天建立称为极，天理序次称为典。赐给你极，所以能遵循王道；守住你的典，所以能承受天福。因此依据这三极建立六典，典是常，是法。天有常性，人有常顺，好恶产生变化，变化习以为常，百姓于是有古政。现在的法，古代的六典都是古的。治典建立而万民服从，教典建立而万民善良，礼典建立而万民和睦，政典建立而万民蓄积，刑典建立而万民严肃，事典建立而万民富足。家庭充实，妇孺安宁，礼俗形成，风化淳厚，天下和平，这就叫作民极。不中就不能立，有典有则，子孙服习，百姓才不差错。异类都来归服，鸟兽也有仁德。《诗经》说：“维清缉熈，文王之典。”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那么大宰所建立的，就是文王之典。式典，是使用的常道；惇典，是笃行；敬典，是秉持谨慎。不式、不惇、不敬，六典就废弛了。

大宰用八则治理都鄙，第六条是礼俗，用来驾驭百姓。郑玄认为旧时实行的，婚丧礼仪就是礼俗。我认为：《士昏礼》中有辞，辞说：“某有先人之礼。”《觐礼》中侯氏前朝有戒，戒说：“伯父率领你初事先人之礼者，是家之先典；率领你初事者，是国之故事。”大概行礼顺应先典，遵循故事，就是所谓的礼俗。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习俗不同而用礼来统一，就没有不同的了。《鹖冠子》说：“种田不因地制宜，不能长成谷物；教化不顺应百姓，不能形成习俗。”又说：“不要减损也不要增益，幼少时随足以从师。”俗言天命者

译人的本性，是通过师长的教导而学习，因为学习而习惯养成，习惯养成而风俗形成。荀子说：“圣人清楚地知道它，士君子安然地践行它，官员把它作为准则，百姓由此形成风俗。”《淮南子》说：“行为与风俗相一致，就可以顺从；事情符合自己的能力，就容易做到。以虚伪自夸来迷惑世人，以刚直的行为违背众人，圣人不会把这当作民俗。”晏子说：“扰乱常理改变本质，习俗改变本性，不可以不谨慎。”又说：“我家有三项家规，等到我病重将死时，对妻子说：‘我担心死后家规改变，你要谨慎看守你家，不要改变家规。’于是凿开柱子放入书作为柱上的告诫，这就是晏子的家规。”当时称他为贤大夫。《管子》说：“收藏在官府就成为法律，施行于国家就形成风俗。有一种统一的治理，就是摒弃奇谈怪论，禁止雕琢风俗。”朝廷有常任的大臣，国家有常行的风俗，百姓有常有的产业。贤明的君主在上位，风俗就没有不同的礼仪。擅自改变自己的行为，轻易改变国家已成风俗的人，叫做“不可治理的百姓”。由此看来，有一家的风俗，有一国的风俗，有天下的风俗。一家的风俗，由大夫主持；一国的风俗，由诸侯主持；天下的风俗，由天子主持；而都随着一个人的转移而改变。所以天下国家，远近大小虽然不同，没有不有祖宗家法的，颠覆典型，纷纷更改约束子孙，不效法祖宗而风俗败坏了。《尚书》说：“商朝的风俗奢靡，利口巧辩被视为贤能，余风尚未灭绝。”商朝的风俗，成汤在前开创，圣明的君主和贤相在后成就，还觉得不够，而兢兢业业以巫风、淫风、乱风会导致家必丧、国必亡作为训诫。等到纣王身上，一个人败坏它就绰绰有余，大概开创难，成就难，败坏却很容易，就是这样。周朝取代商朝，已经经历了三纪，世道变迁风气转移，而奢靡的风俗还没有完全革除，败坏很容易，改变很难，又是这样。所以说：“败坏常理扰乱风俗，三种小罪也不宽恕，说罪行虽小，扰乱风俗的人必被诛杀。”所谓用礼俗来驾驭百姓，能不小心吗？

蔬菜是用来配合九谷的，闲民是用来辅助三农的。《黄帝内经》说：“五谷用来滋养，五果用来辅助，五菜用来充实。”《鲁语》说列山氏的儿子叫柱，能种植百谷百菜。《曲礼》说稻叫嘉蔬。注解说：“菰米之类。”《诠言》解释：“菰饭犓牛。”《豳风》“叔苴”传解说：“苴，麻子。那么菰、麻都是蔬菜。”《家语》说：“含以疏米。”注解说：“疏，粳米。所以谷也叫疏。”《越绝书》说：“甲货叫粢为上物，乙货叫黍为中物，丙货叫赤豆为下物，丁货叫稻粟为上种，戊货叫麦为中种，己货叫大豆为下种，庚货叫穬，辛货叫果，都相当于蔬菜。”杨泉《物理论》说：“黍稷叫粱，粳叫稻，豆叫菽，三者各二十种，果辅助谷各二十种，叫百谷。”《尚书》“艰食”一作“根食”，马融说：“根生的食物，大概指百谷。”扬雄《太元》说：“止于童木，求其疏谷，那么疏也叫谷了。”

古代没有奴婢，有臣妾。《易经》遯卦九三：“畜养臣妾吉利。”旅卦六二：“得到童仆贞正。”左氏称他们为皂隶舆台，公羊称他们为厮役扈养。凡是做腌菜、做肉酱、砍柴，都是臣妾聚集奉献给皇祖，祝寿食农夫。《周书》大聚说：“春采枯槁，夏采叶荣【叶荣，淮南作果蓏】秋采实防，冬发薪烝，都是臣妾的职责。”而后世认为有利可图的，就与用事的童仆趋时任职，驱使奴仆去追逐利益，而千棵树，千树栗，千树橘，千畦姜韭，甚至比得上千户侯。阳华的芸，云梦的芹，具区的菁，菜中美的名叫土英，那么蔬菜的利益超过九谷了。《魏风》“园有桃”，说蔬菜不足以富国。《管子》认为瓠荤菜百果不备是国家的贫困，难道是这样吗？

小司徒说：“上等地每家七人，可以服役的每家三人，那么一家四人为闲；中等地每家六人，可以服役的二家五人，那么二家七人为闲；下等地每家五人，可以服役的每家二人，那么一家三人为闲。”闲就是余，羡，民。《尚书》说：“厥民析，厥民因子弟居室，父兄在田叫做析；父兄赴功，子弟毕作叫做因。”《诗经》说：“侯亚，侯旅，侯疆，侯以，亚仲叔旅，子弟都是闲民。”疆指劝相以能，左右之长者规，少者随，尊者令，卑者听。所谓民无常职，转移执事。国家没有闲民则国家扰乱，家庭没有闲民则家庭贫困，野外没有闲民则野外荒芜。九职以三农为首，以闲民为终，确实重视它。商鞅相秦，百姓有两个以上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大概没有闲民从此开始。没有闲民而有游民，也从此开始。先王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三者是国家的三官。周朝东迁时，百工丧失职位，大概九职不行很久了。子朝之乱时，百工都叛乱【杜注谓百官非也】盟平宫伐东圉，很久才平定。郑国迁徙时，与商人一起。秦军袭击郑国，犒劳而退。

译韩起购买玉环，一旦价格谈定，必定禀告国君，不敢擅自专断。周朝的工匠，郑国的商人，难道不是随着国家的兴衰而升降吗？所谓八种材料是：医无闾山的珣玗琪石，会稽山的竹箭，梁山的犀角象牙，华山产的金石，霍山产的珠玉，昆仑山的璆琳琅玕，幽都产的筋角，斥山产的有花纹的兽皮，这就是八种材料。谷梁子说：“古代公田是居住的地方，井灶、葱韭等全都取用。”范氏说：“减少他们的庐舍，每家开辟一个园圃种植五种蔬菜，外面种植楸树和桑树，用来准备养生送死，所谓‘园圃养育草木’，大概就是这样。”而山泽的物产则是与百姓共享的。潮湿长不出庄稼的地方，种植莞蒲；多砾石长不出庄稼的地方，种植葛藟。而山中有林木，泽中有鱼盐，担心百姓因此产生争夺之心。于是设置虞衡官，划定禁令，公平地管理守护，仅此而已。春秋庄公二十八年，修筑防邑；三十一年，修筑郎邑、薛邑、秦邑。成公十八年，修筑鹿囿。解说者认为“筑”意味着圈占固守并据为己有，又设置官吏来守卫，不与百姓共享利益。那么山林薮泽，由虞衡官管理才是正当的；圈占修筑则是不正当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以警戒专利行为。居住在泽地的人捕鱼，居住在山中的人砍伐木材，居住在谷地的人放牧。《载师》说：远郊有牧田，而闽人养鸟，貉人养兽，能够通晓鸟兽的语言，使它们繁育并驯服它们。自从伯益辅佐舜帝，调驯鸟兽，到周宣王时有梁鸯，辅佐牧正之官，擅长他的职责，虎狼雕鹗没有不温顺驯服的，不同种类的动物杂居在一起，不相搏击吞噬，繁殖成群，大概是顺应它们的本性，在适当的时候取用。鸟不狂躁，兽不凶暴。君子读了《鸳鸯》这首诗，就知道养育繁育是有方法的。典丝官接受优质的丝织品，典枲官接受粗糙的麻织品。丝称为良，枲称为苦。而典妇功官则兼管丝和枲，辨别其优劣，授予嫔妇，让她们加工处理。民间房舍周围种满桑麻，春天养蚕，秋天绩麻，春天没有游荡的女子，秋天没有懒惰的妇人。等到周朝衰微，妇女没有公事，停止了蚕织。南方的原野，不绩麻，这种风气从上到下蔓延，大概是哲妇倾覆城邦，而嫔妇的职责被废除了！司空掌管四民，冢宰分设九职。四民中有士，而九职中唯独没有士，为什么呢？古代士人出自农民，《诗经》说：“蒸我髦士”，这是士与农的分别。大概始于管仲治理齐国吧？《酒诰》中牵车牛，这是农民兼做商人；《春秋》中作丘甲，这是农民兼做工匠。《酒诰》在九职未分之前，《春秋》在九职不行之后。这九种职业，都是养育百姓的根本，用来端正他们的德行，便利他们的使用，丰厚他们的生活。大概水火金木土谷这六者，只要修治好，善政就全在其中了。所以任命为九职，叙述为九功【鲁国的法律，从诸侯那里赎回臣妾的，都从府库中取金，并见于《吕览》《家语》，所以知道古代的臣妾就是现在的奴婢】园圃庐舍，嫔妇室家，闲民子弟，臣妾奴婢，虞衡薮牧器用之资，与其皮毛筋角，则由商人流通，由工匠度量。职有九种，民只有三类，三官管理九职，举【《吕览》《上农》篇说：“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指农、工、商。《左传》哀公十七年，卫庄公派三匠久司徒期等，于是因三匠而作乱。昭公二十二年，王室的动乱，也因百工。所以王孙贾说：如果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成为祸患。”杜预注以百工为百官，是错误的】三官被废弃，九职就荒废了【三官也称三老，《服防》说：“三老者，工老、商老、农老。”《周书》说：“大工赋事，大商行贿，大农假贷。”《六韬》说：“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民专一于乡，则粮食充足；工匠专一于乡，则器物充足；商人专一于乡，则货物充足。不要扰乱他们的乡里，不要扰乱他们的风俗。《庚货》说：“穬谓穬麦也。”陶隐居《本草》认为是这样，现在马吃的。潘岳《汧督诔》所谓“焚穬火薰之”就是它】晋国士会称赞楚庄王的霸业，说：“商农工贾不败坏他们的职业。”楚国子囊赞美晋悼公的贤德，也说：“商工不迁移职业。”百姓致力于农业，那么九职中尤其重视三官。董安于治理晋阳，尹铎继承他，当时把晋阳作为屏障。等到智伯将要讨伐赵氏，赵襄子前往晋阳，而城郭没有整治，襄子害怕，张孟谈说：“我听说良吏治理，务必修明教化，不整治城郭。”您发布命令，让有奇余之力的百姓，去整治城郭的修缮，奇余，指闲民。命令刚发出五天，城郭就已经整治好了。那么闲民怎么可以缺少呢？鲁国三家瓜分国家的百姓，而各自拥有一部分，季氏全部征用，叔孙氏使子弟为臣，孟氏则像对待子弟一样，征用他们的一半。子弟指闲民，臣指共同承担官府的力役，就像现在的丁口，《载师》所说的“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认为是佣工，是错误的【荀子说：农民精通种田，但不能做田师；商人精通市场，但不能做贾师；工匠精通器物，但不能做工师。有人不能这三种技能，却能治理三官，说是精通道的人。《汜胜之书》以稻、米、黍、麻、秫、小麦、大麦、小豆、大豆为九谷。《礼》有死于宫

译中者，三个月不举行祭祀。马融说：这是因为哀伤臣仆缺失了暂时的祭祀。那么，士人以下的人为臣妾服缌麻之丧吗？《管子·君臣篇》中有中民，有小民。顺应中民来推行教化，顺应小民来从事劳作，国家就会富足。审察天时物候，根据土地生长情况来协调民力，禁止淫佚之事，鼓励农耕之功，让那些无事可做的人各司其职，小民就能治理好。所谓中民，是指参杂在中民中的三类农民。小民无事可做就是闲民。三农，是指上农、中农、下农。《揆度篇》说：上农拥有五顷田，中农拥有四顷田，下农拥有三顷田。小司徒将上地、中地、下地分为三类，就是依据这个标准。至于从山农征收细葛布，从泽农征收草料，从山泽之农征收兽齿、兽角、羽毛，用来抵充国家的赋税，这些都是虞衡官所管理的物资。它们也被称为农，但用山泽来区分，所以说虞官不离开水泽，农官不离开田地，各自坚守职责，万民就能和谐。汉永平初年，禁止百姓从事两种职业。居巢侯刘般上书说：官府禁止从事两种职业，种田的人就不去捕鱼。现在居住在江湖边郡县的百姓多靠捕鱼采集来维持生计，冬春闲月不妨碍农事，而且渔猎的利益能为农田除害，有助于粮食生产，这并非从事两种职业。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解除了禁令。那么，九种职业虽然区分，大概也是互通功效、交换劳作的吧？

译周文王用七种隶属关系来任用官员，周公用九种纽带来维系百姓。系，就是属的意思。《大戴礼记》所说的七种隶属关系是：“国由贵族统领，官由长官统领，学由老师统领，先由贤人统领，族由宗主统领，家由家主统领，乡由贞良统领。”大概是因为牧伯凭借土地来得到百姓，所以国由贵族统领，牧伯是一州之地的贵族。长官凭借尊贵来得到百姓，所以官由长官统领，长官是六官的首长。至于没有土地而成为君主，没有官职而成为长官，那么就有师儒在朝廷，美好的政治就在下层，美好的风俗，近处的人乐于接受，远处的人向往归附，四海之内如同一家，通达的隶属关系没有不听从服从的，这难道不是深得民心的神妙之处吗？用贤德得到百姓的是师，用道义得到百姓的是儒，父兄在其中，子弟就跟随他们，所以说：“地服从城，城服从民，民服从贤人。”得到城就得到地，得到民就得到城，得到贤人就得到民。庶姓在上层有别，那么就有族，族人如果不亲近，君主就有宗主。辅助九宗迎击晋侯，于是四个氏族歼灭了齐国的戍卒，这都是宗主凭借氏族得到百姓的例子。氏族繁多就会涣散，氏族强盛就会强大，因此设立大宗来纠合他们，检束弹劾他们，使一个氏族的人相爱相亲，恭敬尊重，由此老人穷困不被遗弃，凶暴的人不敢为非作歹，所以人人各自尊崇自己的宗主而天下大治。所谓“族由宗主统领”，宗主凭借氏族得到百姓，大概就是这样。降及春秋时期，氏族不听从宗主，宗主不收纳氏族，所以晋国有桓叔、庄伯的逼迫，宋国有戴公、桓公的动乱，郑国有驷氏、良氏的争权，宗法制度就败坏了。大夫不称君主，称为主；臣子没有擅自赐福，称为利。利是和谐的意思，所以义和就是利；利是供养的意思，所以祭祀告成称为利成。所谓“家由家主统领”，家主凭借利益得到百姓，家里的施恩不及国家，大夫不收取公家的利益，让都城和家族各自供养他们的百姓，并用道义来调和。不然的话，牛马被拴着，是委弃自己的意思，而柔顺呢【委，同饲，喂养】郑国的罕氏，宋国的乐氏，百姓都归附他们。居人臣之位而违背道义，结纳民心，危害你的家族，有什么利益呢？至于三代的兴盛，邦国和家族都有社稷；两汉的强盛，州牧郡守有子孙，那么吏治不可不讲究。不烦扰百姓的官吏看似迂腐，每天计算不足，每月计算有余。所谓“乡由贞良统领”，官吏凭借治理得到百姓，大概就是这样。这是周文王任用官员以七种隶属关系来任用的方法，周公又将七种隶属关系分为九种纽带。谈说不称师为倍，独学而无友为孤，而川衡、林衡、山虞、泽虞都是国家的沼泽山林，百姓共同使用而官吏掌管，所以有师凭借贤德得到百姓，有友凭借任用得到百姓，有吏凭借治理得到百姓，有沼泽山林凭借富裕得到百姓，那么九种纽带包含在七种隶属关系中，任用为六行，在乡里举荐，富裕为五福，布施给百姓。降及秦汉，任用变为侠义，富裕成就奸邪，所以匹夫有百里的声誉，千里的交游，横行于天下，而上层没有禁止利益，下层有贪婪的百姓，盐井丹穴，都擅自占据，防范百姓不严，末流必然溃败。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道义有切磋的朋友，统率于师儒，川泽有虞衡的官员，约束于吏治，那么任用不流变为侠义，富裕不触犯奸邪了。朱游年轻时通晓轻侠，等到跟随老师学习经书，最终成为名臣。龚少卿召翁卿做官吏时，所居住的百姓富裕，郡里有积蓄，这就是验证。先王建立政治，必定先得到百姓，得到百姓的方法，不出七种隶属关系。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留意于此【用九种纽带维系邦国的百姓，系，就是缀的意思。缀与赘通。《诗经》说：“具赘卒荒。”传云：“赘属也。”笺云：“系属。”《孟子》：“属其耆老。”《尚书》传云：“赘其耆老。”是赘就是属的意思。属就是系的意思。所以知道《大戴礼记》七属就是《天官》九两】《诗经》说：“为下国缀旒。”缀旒，是用来维系邦国的。周自平王东迁，威德不加于四海，由此九种纽带废弃，而邦国的百姓不再维系于京师了。

宫中的中门叫雉门，门的两侧东西有堂，叫做辟门之外，左右有楼，叫做观，总称为阙。秦汉阙外有桴思，现在的楼，古代的观。观称为阙，罦罳称为屏。正岁五官在象魏上悬挂。象魏，是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事象，所谓天垂象，圣人效法它。六典既已建立，五象于是彰显，以宣扬伟大的功业，以瞻仰光明的光辉，不懈怠不荒废，不犯错不遗忘，万民仰观。挟日乃藏，因此悬挂在阙上，于是用象魏命名它的阙。在卦象中为观，下体坤为民，上体巽为命，互体艮为阙，命悬挂在阙上，万民观看。两观的名字，大概取自于此。中正以观天下。礼典不悬挂，因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立就不更改，这就是三常。三常确立而五象出现。然而礼在五象中，没有单独的礼象，所以如此。秦汉两观不设，五象不悬挂，徒然建立巨大的阙，以应天象，失去其意义了。《礼运》中仲尼参与蜡祭宾客，出游于观上，喟然而叹。蜡宾，是腊祭先祖，祭祀必有宾客，群臣助祭也称宾客。庙在中门外之左，祭毕出庙门至中门，就是悬挂象魏的地方。周礼在鲁，大道不行，旧章虽存，人亡政息，所以孔子经过而叹息【左传庄二十一年郑伯享王于阙

译西辟，杜预注说：是阙和象魏。我认为西辟是指门侧的厅堂，既然说西，那么有东也就可知了。《明堂位》注说：屏叫做树，就是现在的罘罳。上面刻着云气和怪兽，就像现在阙上所做的那样。《匠人》注说：城隅是指角上的罘罳。孔安国说：罘罳是小楼，城隅和阙上都有它。屏上也建有房屋，用来覆盖屏墙。我考证：罘罳也写作罘罳，解说的人认为它就是招魂的网户，不知道它的名称原本起源于楼。《释名》说：楼是指窗户之间有射击孔，样子像楼楼然。窗户的孔状像网罗的目，所以叫罘罳。远望它楼楼然的样子，它的名称就由此而起。汉代的阙上画云气和怪兽，梁天监七年刻石为阙，奇禽异羽全都具备，这不符合古制。

《礼》说：挟日。《传》说：浃辰。周朝的正月，魏阙在挟日时收敛，五象由此形成。九年，楚人在浃辰的时间内攻克了三都。《正义》说：浃，是周匝的意思。从甲到癸是十日，从子到亥是十二辰。浃辰，是指子亥的辰数一周。挟日，是指甲癸的日数一周。古时“挟”与“浃”通用。《诗》说：使不挟四方。毛传解释“挟”为“达”，意思是周遍天下，所以叫达。在卦象中，属于蛊卦，属于巽卦。蛊卦的彖辞说“先甲后甲”，巽卦九五爻说“先庚后庚”。《易林》说“乾主甲，震主庚”。虞翻说：“乾成于甲，蛊变成乾；震成于庚，巽变成震。这是阴阳天地的始终。”挟叫做杂，杂叫做匝。三王之道，就像矩的三杂，规的三杂，终而复始，循环没有尽头。《吕氏春秋》说：“圜周复杂。”《淮南子》说：“数杂之夀杂，犹挟也。”后人拾取《淮南子》的内容，假托为《文子》，将“杂”改为“算”，就失去了它的本义了。朝廷发布的命令称为“令甲”。赵武灵王发布胡服令，赵燕说：“臣恭敬地遵循衣服制度以等待令甲。”汉代有《金布令甲》这一篇，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郑玄说：“从甲到甲称为挟日。”蔡邕说：“郊祭上天阳气用日，耕耤阴气用辰。”

译祭祀大神，享祭先王，以及纳亨时，大宰辅助君王处理牺牲之事。郑玄注说：“纳亨，是献纳牺牲，将要宣告杀牲。”我按：汉代礼制，在天郊祭祀，傍晚处理牺牲，白天漏壶水未尽十八刻时，初次纳牲；夜间漏壶水未尽八刻时，初次纳亨。明堂、社稷的祭祀也是如此，白天漏壶水未尽十四刻，夜间漏壶水未尽七刻，都再次提到“纳”，这是因为一次是纳牲，一次是纳亨。正月开始耕作，祭祀先农，其礼仪简略，不再次提到“纳”。那么，纳牲与纳亨是不同的了。汉代祭祀在半夜举行仪式，所以在祭祀前，白天漏壶水未尽时纳牲，夜间漏壶水未尽时纳亨。《礼运》篇说祭祀元酒，进献血毛是效法上古时代，生肉放在俎上，熟肉放在鼎中是效法中古时代，退而合烹犬豕牛羊作为当今世代的饮食。《礼器》篇说纳牲在庭院宣告，血毛在室内宣告，羹汤定味在堂上宣告，这是古代的三次宣告，也就是汉代的两次纳牲。《祭义》篇说君王牵牲，穆（上嗣）回应君王，卿大夫依次跟随，这就叫做纳牲。而纳亨，是指合烹之后，羹汤初定之时，进献熟肉尚未食用之前，盛放在俎上，先在堂上向神灵宣告。《祭礼》篇说血腥之类，只是为了表达恭敬之心，关键要以熟肉为正。大夫和士的祭祀，从进献熟肉开始，所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都称为馈食。汉代亲耕以及防刘祭祀先农、先虞、防特牲如同馈食，只进献熟肉而不进献生肉，所以有纳亨而没有纳牲，不再次提到“纳”，就是因此。穆回应君王，如同嗣子举奠，都是天子诸侯的礼仪。大夫的儿子不举奠，避开诸侯举奠的情况，是因为尸神尚未进入，祝官酌酒奠祭，奠在铏的南面。天子奠斚，诸侯奠角，嗣子举起，所以称为举奠。君王的长子上嗣称为穆，迎接牺牲进入宗庙，与君王相对，共同牵牲，这是尊重君王的嫡子。解说的人认为穆是子姓，这是错误的。牵牲在祭祀之初，举奠在祭祀之末，天子和诸侯都将传承重任，所以只有长子上嗣能够参与。五官捧着牺牲，进献其切割好的肉，肆是六牲的身体，这就是纳亨。诸子端正它，司士割取它，君王亲自用匕取食，太仆辅助他，御仆登阶【南齐太常丞蔡仲熊议论郊堂之礼，引用《东京礼仪志》说：天郊傍晚处理牺牲的夜晚，夜间漏壶水未尽八刻，进献熟肉；明堂傍晚处理牺牲的夜晚，夜间漏壶水未尽七刻，进献熟肉。进献熟肉，就是纳亨，那么白天漏壶水未尽时纳牲，就明白了】先前是纳牲，卿大夫依次跟随罢了；等到进入宗庙，将牺牲系在碑上，卿大夫袒露右臂割取毛血，取血进入室内向神灵宣告，这就是所谓辅助君王处理牺牲之事。一个对应朝践的环节，一个对应馈食的时候，只说纳亨，是举其主要的。

《周官》干寳的注已经亡佚，刘昭注《汉书·百官公卿表》间或引用他的话，如秋官夜士说：“如同现在的都〇之类。”天官少宰说：“如同御史中丞。”按：左右都〇主管剑防士巡察宫禁，用来类比夜士是可以的，而少宰完全不类似中丞，只是因为在殿中秘密检举非法之事，有小宰掌管王宫纠禁的相似之处，就用中丞来对应，这决不是郑玄的话，肯定是干寳的注，现在都混杂在郑注中，贾公彦没有见识。《诗经·信南山》正义引用太宰纳亨的注说：“纳牲将要宣告杀牲，是指乡祭的早晨。”刘昭也认为是干寳的注。《曾子问》正义引用太宰纳亨的注说：“纳亨是指祭祀的时候。”唐人的正义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两处不同，那么刘昭所说的干寳注，或许是这样吧？至于将司门说成如同现在的校尉，太仆说成如同汉代的侍中，都是干寳的注。而舞师防舞说：“防赤草染羽制成。”使用假色，是想让它有时而去，认为是郑玄的注，现在版本的郑注没有，而干寳注“英荡及弧旌枉矢，吾取焉。”说：“枉矢象妖星，不符合其义。”枉指弯曲，大概枉矢对于弧来说，八矢配六弓，枉矢居其首。郑玄说：“取名变星飞行有光，如同现在的飞矛了。”那么干寳的说法也未为得当【孔頴达说：郑司农解释九数之名，书本多有错误，说“今有重差句股者，重差即差分也”，去掉旁要而替换为句股作为汉代的九章。马融、干寳等又说“今有夕桀各为二篇”，不知出处。那么干寳的注本于马融，现在都混杂在郑注中了】

六叙正群吏说：“端正其职位，从事其事务，接受其防备。这三者，是臣子侍奉君王的道理。”说：“进用其治理，制定其俸禄，听取其实情。这三者，是君王体恤臣子的道理。”郑玄注说：“情，是争讼之辞，不对。”近臣守护和睦，哪里会有争斗？又哪里需要用诉讼？况且不内心竞争而力争，晋国的公室因此卑微。难道认为先王之世，群吏有争讼的吗？我按：《诗经·东山》的序说：“君子对于人，叙述其实情而怜悯其劳苦，所以慰劳他。”所以《东山》的末章，极力叙述其实情，快乐而戏谑他。《采薇》遣送戍卒，《出车》慰劳归来，《枤杜》勤勉归家，一则说：“忧心极度痛苦”，再则说：“我心悲伤。”君子能尽人之情，所以人忘记其死，而四马劳苦。使臣到来，就说：“因此作歌，将母亲来告。”谂，是告知。君王慰劳使臣，叙述其情，所以作此诗之歌，以养父母之志，来告知君王。大概有告知的，必有听取的；有告知而没有听取，于是《祈父》讽刺宣王，不敢斥责君王而呼叫祈父说：“祈父

译“亶不聪。”在这个时候，小宰的六叙制度被废除了，朝廷中再也没有人听取臣下的实情了。说：“亶不聪”，是责备君主不能听取实情。先王对于众位官吏，既然已经根据他们的政绩来记录功勋，又制定俸禄来丰厚他们的供养，还听取他们的实情来愉悦他们的心意，这就是所谓体恤群臣，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实情表现在诗歌中，太史为之作序。王者不再创作，于是诗歌消亡；诗歌消亡，王者的功业也就止息了，原因就在这里。《大戴礼记》中鲁公说：“今天稍微空闲，我想向你倾诉实情。”孔子脸色变得严肃，改变神色，移动席位推辞说：“君主不可以向臣子倾诉实情，臣子请向君主倾诉实情。”鲁公说：“我考虑上下都能通达。”孔子说：“这可以治理家族，不可以治理国家。上级失去政令，政令出自家门。”所以我曾说：“君主不要向臣子倾诉实情，君主不要借给人权柄，君主不要借给人名位。”这不是孔子的话，而是后人假托的。古代的盛世，君臣上下都能倾诉实情，有什么嫌隙和疑虑，却说不可呢？况且鲁国有名无实的情况，已经很久了。到了哀公时更加严重。哀公担忧三桓奢侈，三桓也担忧哀公妄为，所以君臣之间多有隔阂，上下之情不能通达。如果真能考虑上下而使之全部通达，那么君主与百姓合为一心，臣子与君主诚信为一德，又何必担忧三桓呢？反而不能通达实情，却更加助长妄为，唉！这就是哀公最终屈居于邾国的原因。《韩诗外传》说：“君主的弊病有十二种，其中隔绝占一种。”下情不能上达，叫做隔绝。《管子》也说：“国家有四种灭亡的原因，其中两种叫堵塞、叫侵夺。”堵塞，是指下情不能上达；侵夺，是指下情上达但道路被阻断。如果真能按次序听取实情，那么通达而不隔绝，施行而不堵塞，谁能够埋没它呢？小宰的八成，有傅别、书契、质剂、要会的名称。傅别，古书写作傅辨，杜子春读作傅别。查《荀子·性恶篇》中的“辨合符验”，我认为辨就是别，合就是傅，傅别就是辨合。大概分辨而分开成为两半，合并而附着成为一体，就像符节一样。查质剂，《左传》称为质要，《荀子》称为质律，《诗经》称为质成，是说可以奉为法律，事情由它要结而成。不仅仅买卖使用它，旅师平均分发、兴起积蓄的财物而散给百姓，也凭借质剂作为信用。六乡役使百姓用上级，六遂役使百姓用下级。剂，是州里的役事要约，也是司空的法律。要，是合要，所以《左传》称为质要。辟，是法律，所以《荀子》称为质律。又十天统计叫日成，每月统计叫月要，每年统计叫岁会，都叫做质。《王制》所说的司防用一年的成绩向天子呈报凭证，冢宰斋戒接受凭证，就是这个意思。又诉讼的要辞，也叫作剂。大司防用两剂禁止百姓诉讼，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诗经》称为质成。那么傅别、质剂、要会三者，都是书契的别名。《易林》说：符在左，契在右，互相合齿。所谓辨合符验，就是这个。《应间》说：万方亿丑，并质共剂。章怀注说：质剂就像现在的分支契。两书一札，相同而分开。簿书最目，狱讼要辞，都叫契合齿。分支，《列子》说：宋国有个人在路上游玩，得到别人遗失的契，回家秘密收藏，数着齿痕说：我的财富可以期待了。注说：刻痕像齿。《释名》说：莂，就是别。大字写在中央，破开分别。契，就是刻。刻记其数目。《管子》说：借贷粟米的人有别券，五谷按公平价格取用，确定券契的齿痕。九家《易》说：契，就是刻。大壮进而成夬，用金决开竹木作为书契，象契一作挈。汉代有租挈和廷尉挈令，韦昭说：在板挈上。

译宰夫有八项职事，其中四项属于“要”。凡是涉及目数的，注解说：“要”如同年度总账，“凡”如同月度总账，“目”如同每日细账。我认为这三者都是统计数目。数目细分为目，目汇总为凡，凡再汇总为要，都称为数。《管子》说：君主发扬其明察，用府库的法度祥瑞来稽查，站在三级台阶之上，面向南方接受“要”。八项职事中首项就是“要”，指的就是这个。《荀子》说：官员失去“要”就会死，州里依据“要”来役使，邦国依据“要”来比较，都称为“要”。车子的进退，关键在车轴两端的辖；门户的开合，关键在门轴。安设了辖车子才能行进，立住了枢门户才能转动。周代官制的“要”在六官，六官的“要”在天官。举出一项法度，阐明一个宗旨，以此来全面覆盖、共同照察并观察其成效。因此冢宰治理它，司会考核它，天子斋戒接受它，也称为“质”，这就是“质要”。春官御史掌管赞导文书，凡是数目，注解说：从公卿以下到胥徒的所有数目，以及现有和空缺的人数。我认为“凡”就是官职成例中的“凡”，“数”就是官职常规中的“数”。“凡”是大的统称，“数”是大的别称。推演而统合为“凡”，推演而分别则为“数”。其义理难以知晓，其数目容易知晓。失去义理，只固守数目，称为有司；诵读书籍，不知其解说，称为诵数的儒生。大概“凡”是总数，而“数”是头绪罢了。“目”是总目，汉代有司徒都目，司徒总领纲纪，所以有都目。牵动一根纲绳，万千网目都张开；牵动一根纲绳，万千网目都竖起。都目就是数中的“凡”，目就是数中的“目”。有了“要”然后才有“凡”，有了“凡”然后才有“目”，有了“目”然后才有“数”。地位尊贵的人治理简约，地位卑微的人治理详细。有形体的事物，人们都能看见；有篇章典籍的事物，世人共同传诵。这就是所谓的“数”。舍弃数目而任用智巧的人就会困窘，抛弃数目而使用才能的人就会凶险。数目出于道，道出于天。王者效法天道而确立数目，百官遵守数目而道得以存续，从而衍生并广布。三百三千，反过来归结为一，协调于至极。随牛〇曾问刘〇说：周代官制中士多而府史少，如今令史比从前多百倍却更加不治，为什么呢？〇回答说：古人委任责成，年终考核优劣，案件不重复校对，文书不繁琐详尽，府史只掌管要目罢了。如今的文书簿册常常担心复查审理，推敲极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所以谚语说：老吏抱着案卷死去。古今差异如此悬殊。唐代张九龄也说：吏部的条章动辄盈千万，刀笔吏辨析毫厘，胥徒之猾缘隙而起。那么要、凡、目、数，古代得其简约，现代失于繁冗。地官质人，凡是治理质剂的，国都中十旬，郊外二旬，野外三旬，都邑三月，邦国一年。期内听讼，期外不听，这是为了杜绝百姓的争讼，并且减少文书。所以邦国虽然遥远，以一年为断限，怎么会有百年不决的案件呢？

府掌管契券，史掌管文书，徒掌管命令，都有专门的主管。唯独胥掌管次序，好像没有专门的主管。契券用来治理储藏，文书用来赞导治理，命令用来征召，都有职事。唯独次序用来治理次序，好像没有职事，为什么呢？郑康成将“胥”读作“谞”，是有才智的意思。贾公彦则认为《易经》有“归妹以须”，天文有“须女”，屈原的姐姐名叫女须，胥与须相通。郑康成也用来注释《易经》了。我查考：《说文解字》中“胥”写作“疋”，有人说“胥”字的形象像脚，其义则是记录。从爻从□，则为□为疏，都是疏通的意思。古文《诗经·大雅》写作“大疋”，乐官有大胥，大概因为这首诗说“以雅以南”，《文王世子》说“胥鼓南”，那么雅与胥相通。所以《尔雅》一作《尔疋》。天的道理，地的条理，人的纲纪，无不疏通，所以叫胥。胥，就是雅，就是正，就是训。训释其文，正定其名，以符合雅正，才得到其叙事，得到其次序，这就叫训。而大行人传达书名，听取声音则属于瞽史，传达言语协调辞命则属于象胥。我们儒家的诂训之学，都从此产生。乐正传授数目，司成论述解说，不是这样就不能通达。因此先王时代，在官职中有学问，古代的官吏在朝廷有道，古代的儒生叙述伦常，按时叙述刑罚，只有叙述功劳。万事万物，各有次序而不混乱。等到周朝衰微，淫靡的文章破坏典章，于是孔子用雅言来纠正，其道得以复明，而诂训的老师传授不绝，犹如古代的象胥。秦朝扫荡并更改，毁灭简册的文章，抛弃先王的话语，从此青黄变色，马鹿易形，事物尽失其次序，而天下大乱。契券有质要，是契券的次序；文书有凡数，是文书的次序；命令有甲乙，是命令的次序；胥能兼管这些，所以好像没有职事，没有专门的主管，而有才智之称。日月以次序时间，载辞以次序信用，五物以次序事务，百物以次序财物，十煇以次序降服，两旌以次序和睦，三市以次序地域，九嫔以次序侍御，凡事都有次序，而官吏的六叙用来正定群吏的，胥实际治理它。而闾胥掌管觵酒，市胥执掌度量，大胥正定舞位，小胥正定乐悬，象胥传言协调礼仪。虽有才智，不扰乱旧章。《荀子》说：“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父子相传，不敢损益。王公持之，百吏守之，以取禄秩焉。”这就是所谓的次序。因此其人虽然亡故，法度存续，所以府库只由胥来叙述，各得其所。群雅之材，一百有五，道备后王事，从先古【《典论》说：刘表诸子好酒，造

译饮酒三次，大的酒杯叫伯雅，中等的叫仲雅，小的叫季雅。考据“雅”字另一种写法是“防”。《方言》说：“防，就是酒杯。秦、晋一带的郊野称酒杯为防。”郭璞注解说：“这就是所说的伯防。”伯防就是伯雅，那么大胥、小胥也就是大雅、小雅，这就很明白了。《诗经》说：“笾豆丰盛，诸侯宴饮胥酒。”《太玄经》说：“不宴饮不雅乐，礼乐就废弛了。”那么宴胥也就是宴雅吧。

译宰夫的八项职事：一是治理纲要，二是治理总类，三是治理条目，四是治理数目，五是治理储藏，六是辅助治理，七是治理次序，八是征召命令。唯独这一项称为“征”，其余都称为“治”或“赞”罢了。郑玄认为征令是奔走传达召呼，这是不对的。征令是由小司徒执行，司书核对考察，这些都是国家的政教，而用召呼来解释，就错了。宰夫掌管禁令以及各官府的征令，并安排群吏的治理次序，所以将治理次序委托给胥，将征令委托给徒。征令，是传达天王的命令。韩非子说：“当今世上的行事，都丞之下，征令者奉行君主的命令诏告卿相，不回避尊贵，不趋附卑贱。”那么战国时的征令由都丞担任，就如同周代的徒一样。查考晋代有都令史八人，与左右丞共同管理都台事务；梁代设置五人，称为五都令史，统领各局。与两丞地位相当，所以称为都丞。这个名称起源于战国，就是汉代的令史。能够通晓《苍颉篇》、《史籀篇》的人可以补任此职。其职责主要掌管文书，后世改用士人担任，才开始重视选拔。在周代只是府史、胥徒罢了。都丞虽然地位低微，令史虽然身份卑贱，但让他们去征令，那么命令的执行，就像雷风鼓动万物一样。因此，命令出自天王称为命，内史将其书写下来，大仆与小臣负责传达，收藏在官府称为令，御史辅助书写，宰夫和他的徒众掌管并征发执行。征，就是召的意思。就像后世尚书召板，征，就是神的意思。《庄子》说：“明察的人作为使者，神奇的人征召他。”意思是无论到哪里都有回应。因此，符节作为征信，命令作为征令。征令就是申令。申令时摇动木铎，夏代有遒人，遒人在路上巡行，徒从小宰在朝廷巡行【《乡师职》说：“凡是四季中固定的征令，用木铎在市朝巡行”】。

大丧时，宫正分配庐舍，辨别亲疏贵贱的居住位置。荀子说：吉事崇尚尊贵，丧事崇尚亲近，所以要辨别贵贱，先要辨别亲疏。既排列了亲疏，又区分了贵贱，同住在庐舍中，有的住宫室，有的住草庐，有的隐蔽，有的显敞。尊贵者如果不是人君就袒露身体，亲近者如果不是嫡子就隐蔽居住，这是崇尚亲近同时也崇尚尊贵。《尚书》说：高宗谅阴。谅读作梁，阴一作闇。范宣说：由此可知谅阴是凶庐，礼制中葬后为柱楣。楣就是梁。葛洪说：在东墙下横放一根长梁，着地并用草覆盖。安葬后就剪去草，用短柱支撑起长梁，称为柱楣。楣也叫梁。安葬后用泥涂抹屏障，以避风。郑玄读闇如同鹑防的防【乌南反】，闇指庐舍。庐舍有梁称为楣。卒哭之后，剪去屏风和柱楣，所以叫谅阴。我认为古代的闇，就是现在的庵。《释名》说：草屋叫蒲，又叫庵。庵，是掩盖的意思，用来自我覆盖。剪茅草建屋，称为剪屏，这不是庵又是什么？庵读作阴，就像南读作任，古今读音不同。《广雅》说庵和庐都是舍。倚庐不涂抹，安葬后涂抹庐舍，涂抹接近于垩。《释名》说：垩，是亚，是次。先涂泥，其次用白灰装饰。郑玄说垩室，是在屋下垒砌土坯而成。大概柱楣倚壁为一面，垒砌土坯成屋为两面。那么安葬后涂抹，练祭后垒砌，加垩；祥祭后又加黑色，总称为庐。所以《尚书大传》说：高宗有亲人去世，居庐三年，说的就是这个。唐代礼制小祥时毁坏庐舍改为垩室，垩室还是庐舍，哪里用得着毁坏呢？那么大夫居庐，士居垩室，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既亲近又尊贵的人不住庐，庐是严正的。不言语不笑，称为严正。百官齐备，百物具足，不言语而事情就能办成，这不是既亲近又尊贵的人吗？说话后事情才能办成，以及亲自执事的人都不住庐，所以说大夫居庐，士居垩室。意思是士人疏远且卑贱，必须亲自执事才能办成事情，所以不住庐。解说的人认为朝廷的士人住庐，服斩衰；都邑的士人住垩室，服齐衰，这就错了。孔安国因为高宗三年不言，所以曲解说：谅，是信；阴，是默。古训兼有音义，用信默解释谅阴，似乎失去了音义。何晏《集解》舍弃郑玄而取孔安国，杜预遵循他，于是认为人君安葬后不住庐，以此注释《春秋左传》，难道不是《春秋》的罪人吗【《白虎通》说：妇人不居庐，天子七日，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居中门外东壁为庐】。《司服职》说：凡丧事为天王服斩衰。亲疏贵贱是一样的。周朝东迁，威德不能加于四海，于是有诸侯的大夫为天子服繐衰，安葬后就除服。礼制，妇女为舅父服齐衰，而子柳让他的妻子服繐衰，当时都认为是不合礼的。诸侯的大夫也用这种衣服服至尊，而称为合礼，那么我不敢相信。《释名》说：繐，是惠。齐人把凉称为惠，说这种衣服轻细，凉惠。用轻凉的衣服服至尊，大概是从衰微的周代开始的。县子说：绤衰繐裳，不是古礼。

宫伯的士庶子、宫正的众寡、内宰的人民，是一样的。凡是登记在版籍上的，执行他们的等级次序，征发他们的徒役。月末则平均等级，年终则平均次序。就像汉代的卫卒，唐代的府兵一样。汉代的卫卒，每年更换一次【师古音工衡反，更犹今之上番】，由卫司马掌管，每当交替，天子出行，在曲台临飨后罢免。唐代的府兵，宿卫的都轮番上值，兵部根据远近分配番次，从五百里为五番，到二千里为十二番，

译都按月轮值上京。那么，在月中平均排定次序的，就像府兵按月轮值上京；年终平均排定次序的，就像卫卒每年更替。大概轮值上京和休整，都有次序等级，各自得到公平。地官系统中有均人，主管徒役，称为公旬，旬就是均的意思。三年进行一次大比就进行大均，所以春官有大均的礼仪，用来体恤众人。《论语》说“出力不同等级”，马融说：“出力者，指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个等级。”这是因为年成有丰歉，地方有远近，时间有长短。周朝衰微政令失当，力役分配不均，所以孔子对此感到伤痛。公旬之所以有均，力役之所以有科，乡师制定次序等级，就是依据这个。宫伯执行次序等级，也是依据这个吗？古代军队出自百姓，容纳百姓养育众人，称为师。所以说“夫家众寡”，又说“人民”。虎贲掌管虎士，司右掌管勇力之士，都是人民。在宫内则保卫王宫，出外则在田野耕作，三个农时不受妨害而兵力也充足。其中优秀者纠正他们的德行，教导他们道艺，都文雅而有儒者的风范。其中杰出者去除他们的淫逸怠惰，斥责他们的奇异邪僻，而没有勇悍不驯的气习。宫正为他们建立名册，内宰为他们绘制画像。国家有大事，征召并命令他们，这就是王的爪牙。到了周宣王末年，六乡的兵士不足以组成六军，于是征调王的爪牙来补充。从此调发转移，不依据地域；番役更替，不依据时节。以至于不能赡养父母，所以《祈父》的讽刺诗就兴起了。祈父主管封疆，宫伯主管宫殿，父就像伯一样。王的爪牙，指士庶子中守卫城郭的人，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最终的止境，说的是次序等级分配不均。那么祈父，大概是夏官中的掌固吗？古代卒称为士庶子，就像余子一样。《吕览》说：“齐国和晋国在平阿交战，余子得到防亡矛。”《说苑》说：“佛肸凭借中牟叛乱，城北的余子提起衣服进入。”《战国策》说：“燕赵长期互相攻伐，余子的力气耗尽于沟垒。”古代的战士都称为余子。《周书》说：“成年余子致力于技艺，俭年余子致力于农事，大荒年余子作为辅佐。”运大概就是指九职中的闲民，宫正所教导、宫伯所征召的士庶子。解说者认为是公卿大夫的儿子，难道是这样吗？秦国的爵位中有公士，越国的军队中有教士，楚国的军队中有都君子。解说者认为公士是有爵位的步兵，教士是教练的精兵，接近周朝的士庶子。都君子是都邑的士人，被君主养育并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接近周朝的国子。所以国子就授予车甲，司马不再征召；而士庶子则还有徒役的事务。有的保卫王宫，有的守卫城郭，有的隶属于都家。王宫有纠察禁令，城郭有守卫政令，都家有警戒命令，大概都是按照次序等级来执行的。有卿大夫的庶子，有百姓的庶子。卿大夫的庶子作为国子，是游徼所保存的；百姓的庶子作为国粥余闲所养育的。而保卫王宫、守卫城郭、隶属于都家，称为士庶子。军队出行则跟随，年终则宴享，有功则慰劳，死亡则吊唁。大概就是所说的国粥吧？而朝大夫都之的庶子，在府史之下，就是胥的职责。而由卿大夫的儿子担任，那么胥不是低级官吏，可以知道了。赵左师触龙愿意让他的幼子填补黑衣的缺额，来保卫王宫，就知道战国时保卫王宫的都是卿大夫的庶子。就是夏官诸子职所说的国家有大事，就率领国子到太子那里。《文王世子》篇所说的公如果有出疆的政事，庶子率领公族中没有事的人守卫公宫，公族中没有事的人，是国家的贵族子弟。王的庶子视同列国的大夫。王充说：“官吏穿黑衣，宫阙穿赤单。”那么汉朝的卫卒都穿绛色禅衣了。周朝崇尚红色，大概也穿红色吗？《庄子·秋水》篇有寿陵余子，司马彪说：“余子未应丁夫。”大概是说闲民。《管子·问》篇说：“余子做官而有田地的现在有多少人？余子能披甲执兵有行伍的有多少人？”那么闲民，不是余子中未做官而无田地，也无行伍的人吗？《吕览·报更》篇说：“张仪，是魏氏的余子。平阿、寿陵，都是魏国的地名。”那么余子是闲民，确实如此【古代称为余子，汉代称为分子。洪氏《释》记载北海相碑：“鸮枭不鸣，分子还养。”耿勋碑：“修治狭道，分子效力。”义井碑阴称“分子”的有六十人。大概是家中的余子，壮年则出分，所以称为“分子”。古代的闲民。晋夏仲御别传自称“会稽北海闲民”，明白闲民就是汉代的分子了。】

译膳人的职掌说：“君王吃完饭后，奏乐撤去食物到灶间。”大祝职的注解说：“旧本‘造’字写作‘灶’，那么古文里‘造’和‘灶’是通用的。”《吴越春秋》记载：“勒住马缰，衔枚无声，从灶间取出火种，在黑暗中行进。”考据“造”字，《吴语》中写作“灶”。这就是所说的“系住马舌，从灶中取火”。《龟防传》说：“灼烧钻木取火的地方，也用‘造’来命名。”注解说“造”音同“灶”，依据就在这里。《玉藻》篇说：“天子穿着皮弁吃饭，中午吃剩饭；诸侯穿着朝服吃饭，晚上穿深衣。”注解说：“馂，是吃早晨剩下的饭。天子说中午，诸侯说傍晚，这是互相补充说明。所以君王吃完饭就撤到灶间，以便加热温存，来供应中午和晚上的剩饭。”贾公彦的疏解说：“撤到灶间是不再重复进献，这是错误的。”“奏乐撤去食物”，《荀子》说：“天子奏曼乐进献食物，奏雍乐撤去食物。”《淮南子》说：“敲大鼓吃饭，奏雍乐撤去食物。”“鼛鼓，是君王大宴时演奏的乐器。”古代君主吃饭，都使用当月相应的音乐调式，以获取时令律吕的声音，使不丧失五常的本性，调畅四肢，让人得到四季气候的和谐。所以天子饮食必须顺应四时，有进餐时的音乐，用来顺应天地，滋养神明。解说的人认为：“撤去食物时奏雍乐，是因为津液滋润已经枯竭，难道是这样吗？”“雍”是和谐的意思，怎么会枯竭呢？《白虎通》说：“清晨吃饭，是少阳的开始；白天吃饭，是太阳的开始；傍晚吃饭，是少阴的开始；夜晚吃饭，是太阴的开始。”这就是四顿饭。音乐是道德的声音，功业完成才制作，用它来陪佐饮食，是表明天子至尊，没有功业就不吃饭，没有德行就不吃饱。君王每天进献一次食物，郑玄说：“这是指早上的饭。”意思是君王每天吃四顿饭，只有早上正式进献；中午和晚上都吃剩饭，其余斋戒的日子每天进献三次，分别是早晨、白天、傍晚。郑司农说：“斋戒一定要改变饮食，改变是指改变日常的饭食而更新它，只是洁清其气息罢了。”贾公彦的疏解说：“三次进献是指三次太牢，这也是错误的。”五谷是百姓所仰赖的，也是君主所供养的，所以五谷全部丰收，那么五味就全部供君王享用；如果不全部丰收，就不全部享用。一种谷物不丰收，称为馑；两种谷物不丰收，称为旱；三种谷物不丰收，称为凶；四种谷物不丰收，称为餽；五种谷物都不丰收，称为饥。凶年和饥荒存在于国家之中。君王撤去饮食，大荒之年不举行宴饮，就是因为凶饥。一种谷物不丰收，撤去鹌鹑和鷃鸟；两种谷物不丰收，撤去野鸭和大雁；三种谷物不丰收，撤去野鸡和兔子；四种谷物不丰收，减少苑囿中的野兽；五种谷物都不丰收，不备齐三牲。《玉藻》篇说：“初一用太牢，初一就像斋戒的日子一样。视察初一朝见宗庙必须斋戒。”贾公彦的疏解说：“初一应当用两次太牢。”《膳夫职》的原文不完整，那么又凭什么这样说呢？大丧是指后世子的丧事。《春秋》记载：“晋国的荀跞到周王室安葬穆后，安葬后设宴，设宴必定奏乐，所以说宴乐。”叔向认为这是非礼，那么晋悼公安葬后，平公和诸侯在温地设宴。鲁国的小君穆姜安葬后，襄公和晋侯在河上设宴。它们的非礼之处，更加明显了。我认为说大丧，就兼包了小丧。君王为三公六卿穿锡衰，为诸侯穿缌衰，为大夫士穿疑衰，这些都是小丧。子卯日尚且只吃稷米和菜汤，君王穿着丧服却杀牲盛设饮食，有这样的道理吗？那么小丧也不举行宴饮，是可以知道的【大司乐：诸侯去世，命令撤去音乐；大臣去世，命令放松悬挂的乐器】

廛人的职掌说：凡是珍奇物品中有滞销的，征收后收入膳府。注解说：珍奇的四时食物，时间久了就会瘦弱【臞一作臞，音稍】腐败，所以买来收入膳夫的府库，以此来缓解百姓的事务，而官府也不损失实物。我认为膳夫掌管肉干和熟肉的颁赐，廛人征收后收入膳府，是用来供应君王颁赐的。大宰掌管九种用度，必定有分颁。内饔选择各种美味不忘喜好和赏赐，都是为了体恤下属、推恩。所以飨饮的礼仪，酒杯不遍传，君主不品尝，菜肴不遍传，上面不奏乐。由余说：“干粮不腐烂，那么左右亲近；芭苴有时用筐篚按时到来，那么群臣依附，官府没有积存腌陈之物，那么百姓拥戴其上。”所以礼仪规定，国家有饥民，君主就不吃饭。所谓珍奇物品中有滞销的，都是腌陈之物，按时征收而分发给百姓，那么官府就没有积存，恩泽也能下流。因此祭祀必定有剩饭，尸神吃剩饭，臣下吃君王的剩饭，卑贱者吃尊贵的剩饭，下级吃上级的剩饭。上级有大的恩惠，必定惠及下级。煇、胞、翟、阍这些最卑贱的官吏，都能吃到剩饭，那么境内的百姓必定没有受冻挨饿的了。世人说中山国因为羊羹亡国，这是不对的。宴请士大夫而羊羹连司马这样的贵臣都供应不上，况且那些卑贱的人呢？那么境内必定有很多受冻挨饿的百姓，这是可以知道的。百姓多受冻挨饿，国家怎么能不灭亡？晏子到鲁国，早饭有猪肉，晏子说：“去掉两个肩膀【去掉藏起来的】。”等到中午进献饮食，那么猪肉的肩膀就不齐全了。侍者说：“丢失了，我能找到那个人。”晏子说：“停下，我听说藏起余下的不分配，百姓就会偷盗。猪肉肩膀虽然小，却是随意藏匿的招致祸患的原因。”所以积累多了不能分配叫做吝啬，吝啬列为四恶之一。古代聘问的宾客回国，瓮中的饩肉分肉以及瘦弱的车马，说是分给人，没有不明确的。难道晏子没听说过礼仪吗？乡师按时令巡视国都和郊野，救济万物的困难。凡是有天灾民病，司救就持符节巡视，用君王的命令施恩惠。晋国复兴霸业时，上面没有积存，下面没有困苦的百姓。阖庐治理吴国，天有灾疫，亲自巡视孤寡，供给他们的匮乏。解说的人认为这是小恩惠，然而都本于周官。

牛脂做的膷，犬脂

译臊，是鸡膏的腥；羊膏则是羶。郑玄的说法就是这样。《晏子春秋》说：“吃鱼不要翻面，是厌恶它的腥味。”《说文解字》引用《周礼》中的“膳膏腥”，凡是字形从“鱼”的“鮏”“腥”等字，都指鱼，那么许慎就把“膏腥”理解为鱼膏了。又说“胜”是臊，认为肉类的臊味，犬和猪不同，犬膏的臭味更胜，猪膏的臭味是臊。郑司农（郑众）的看法如此，杜子春则相反，但都说是犬和猪。只有郑康成（郑玄）认为鸡膏是“胜”，他认为鸡属木，秋天木气休废，牛犊和鹿麛等物长成而充满，得气尤其旺盛，所以用休废之气的脂膏作为膳食。他的说法不知出自哪本书。又“腥”字从“星”，音稣，佞切，与“胜”从“生”，音桑经切的不同。“腥”指星宿出现，吃猪肉会让肉中生出小息肉。郑康成也说肉中有像米粒一样的东西，似星，现在验证确实如此，那么“腥”就是猪肉中不可食用的部分。“膳膏腥”应当写作“胜”，俗通作“腥”，流传已久，无法再纠正了。《吕览》说：“三类虫，水居的腥，肉食的臊，草食的羶。”灭腥去臊除羶，一定要用能克制它们的。《繁露》也说：“万物乘泰气而生，厌胜气而死。饮食的臭味，也有能克制的，有不能克制的，不可不仔细考察。”荠菜因冬天甘美而胜寒，芬草因夏天苦味而胜暑，得到天地的美善而四时调和。大概这种方法由食医掌管吧？《月令》五臭中没有臊，所以春臭是羶；《内经》五臭中没有羶，所以春臭是臊，那么臊和羶是同类。《繁露》夏祭先亨，商祭先臊，那么胜和臊也是同类了。《月令》冬臭是朽，《内经》冬臭是腐，《说文》中朽写作“□”，意思是腐。腐的意思是“无”，气若有若无为“□”，或从木。唯独秋臭是腥，所以秋膏是腥。《月令》《内经》与《周官》都相合。蔡邕注《月令》认为是十二辰的禽兽，五时所食的，是家人所畜养的，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猪而已。春木胜土，所以春食未羊；夏火胜金，所以夏食酉鸡；季夏土胜水，应当食猪却食牛，是因为四行中没有足以配土德的，所以季夏食牛；秋金胜木，而虎属寅；冬水胜火，而马属午。虎不可食，而礼制不以马为牺牲；犬猪无角，是同类，所以用它们的同类作为食物。麦属木，菽属金，麻属火，黍属水，各自配其牺牲。虽然有这种说法，但米盐精粹，不符合易卦的禽兽及洪范传五事的畜养，近似卜筮之术，所以我略去不述。我认为十二辰的禽兽，先儒没有说法。《大司马》丧祭奉诏马牲，那么马也是牺牲，却说礼制不以马为牺牲，难道膳夫六牲唯独没有马吗？《淮南子》说：禾，春生秋死；豆，夏生冬死；麦，秋生夏死。”那么又把菽当作火，麦当作金【郑康成认为黍属火，麻属金，菽属水，稷属土，麦属木。木鸡火，羊土牛金，犬水豕。孔氏认为阴阳取象途径多，所以午为马，酉为鸡，不能一定。贾氏也引《易》说：“太山失金鸡，西岳亡玉羊”，那么羊属火，又属金了】古有乘马，有食马。《穆天子传》献食马三百，就是如此。饮食中没有马牲，是从秦汉开始的。《易林》说：“三年生狗，以戌为母。”又说：“黄獹生狗，白戌为母。”是金犬生于戌。土推之，十二禽皆然。许叔重说：“古文亥为豕，与豕同。”那么十二辰的禽兽起源于古时了。

译甸师在祭祀时供给萧茅。郑大夫说：“萧有时写作莤，读作缩。将茅草捆扎立起，在祭祀前把酒浇在上面，酒渗下去，如同神灵饮用了，所以称为缩，即缩渗的意思。”按：“缩”字，《说文解字》写作“莤”，说：“祭祀礼仪中，将捆扎的茅草放在祼圭上浇灌鬯酒，这就叫莤，象征神灵歆享。”这种说法与郑大夫相同，并引用《左传》中“你们进贡的包茅没有按时缴纳，导致王室祭祀无法供给，没有用来莤酒的东西”作为证据。那么，“缩酒”、“缩酌”都应当写作“莤”，因为“酉”从“草”，意义体现在字形上，假借为“缩”只是读音相同，而意义并不正确。至于茅草，雄性的茅草开花秀实，其根搓捻成绳索，浸泡后成为菅草，捆扎起来称为屯，作为标志称为蕝，覆盖地面称为借，堆土称为蒩，覆盖屋顶称为茨，捆扎箭矢称为握，覆盖鼎称为鼏。有的折断用来占卜，有的用来招引，有的用来制作旌旗，有的用来制作屏风。花呈红色的叫藑，有毛刺的叫菁，有三条叶脉的叫灵。当茅草用于祭祀时，它的名称有两个，叫苴，叫莤；它的意义有三个，叫借，叫湑，叫灌。借，是指祭祀时用它来承接酒液；湑，是指用它来澄清酒液；灌，是指神灵借此歆享。包在匦中，藏在馆舍里，装在篚中。苴不兼有莤的功能，但莤可以兼有苴的功能。士以上等级的祭祀都使用苴，只有天子才称莤。王室祭祀无法供给，声讨其罪，正是为了正名。杜子春将“莤”破读为“萧”，是错误的。艾萧是什么东西，能居于茅草之上呢？有人说：“莤读为萧，就像箾读为萧一样，那么萧和茅就成为同一物了。”难道是这样吗？我认为它们的读音相同，但所指的事物不同。《员篇》说：“萧低于薜，薜低于萑，萑低于茅。”

鼈人掌管采集互物，按时用簎捕捉鱼、鳖、蜃。凡是貍物，郑司农说簎是用杈刺入泥中，聚拢捕捉。我认为：《说文解字》说簎是刺的意思。这个说法本于郑司农。《国语·鲁语》写作矠【矠鱼鳖作为夏祭的供品】，《庄子》写作擉【冬天就在江中擉鳖】，《列子》写作籍【牢籍庖厨的物品】，韦昭说矠就是〇。殷敬顺《释文》说籍原本写作簎，是用木竹围起来刺取。簎读为棚，棚是木栏。我认为：《说林训》说□是扣舟，意思是把柴堆积在水中，鱼听到扣舟的声音，藏在柴下，围拢起来捕捉。《周颂》所说的潜尒，《疋》所说的槮簎，既不是□也不是槮，而是《西京赋》所说的叉蔟所搀捔。簇与簎音义相同【楚角苍，独二切】，《东京赋》说：瑇瑁不蔟，是指貍物。秋官有硩蔟氏，蔟是指用叉捕捉。郑司农读为爵蔟的蔟，蔟是指鸟巢，就像鱼的洞穴，所以捕捉的名称相同。挺叉来往，似乎没有栅栏。《列子》中的牢籍也不是貍物。殷敬顺的说法是错误的。郑司农说：互物是指有甲壳防护的，胡就是互【见《释名》】，防就是曼。互物的甲壳开合，其形状曼曼然，所以叫防胡。脩螷、圜蠇，这类都是如此。《月令》说其虫为介，高诱注说：介，就是甲。象征冬天闭固，皮漫胡。防、曼、漫读音相同，意义也相通。互有时写作沍。《左传》说固阴沍寒，沍有时写作涸，读为互，意思是闭固。《战国策》说：蚌正出来晒太阳，鹬啄它的肉，蚌合上壳夹住鹬的嘴。鹬说：今天不两，明天不两，就会有死蚌。两是张开，张开叫两，闭合叫防。郑康成说貍物包括鱴、刀、含浆之类。《释鱼》说：鮤、鱴、刀、蚌、含浆。按：鱴、刀、鮆鱼，也叫刀鱼，只饮不食，九江有这种鱼。貍藏之物，按时令出产，大概说鱼中属于貍类的多属此类，不只是〇、蜃如此。含浆是蛤，不与鱼同类，但它们都属于貍物这一点是一样的。贾公彦的疏解有误。另一种说法是簎与防相通。曹大家《东征赋》：椓蠡。陈思王《迁都赋》：椓蠡防，都是指捕捉互物。椓有时写作涿。秋官有壶涿氏，其官职掌管清除水虫，与鼈人一样，都是下士，一个清除，一个捕捉。凡是国家的簎事，两官共同掌管吗？郑康成说涿是击打的意思。故书涿写作独，郑司农读为浊音，与涿相近，书有时也写作浊。我认为浊与擉读音相同，古文中通用。簎、蔟、防、擉，文字虽然不同，但音义都相同【地名涿鹿，一名浊鹿。索隐说：古今字不同。《战国策》不两，有的误作不雨。《春秋后语》，因为读音不和谐，就改为：“今天不雨，明天不雨，必见蚌脯。”可笑至此】。

疠疾，是四季郁结之气。河流郁结成为污浊，树木郁结成为蛀虫，草郁结成为蒉，气郁结成为疠。木气郁结于春，火与土气郁结于夏，金气郁结发作于秋，水气郁结于冬，这就叫疠疾。春气在头部，所以病痟首，其病有端绪。三阳受寒，伏留不去，头痛圆圆，深入连及脑部，脑气逆乱而酸【《说文》：酸痟头痛】，这就是所谓的痟首疾。寒凉则胀，温热则生疮，所以夏天病痒疥，风邪行于脉窬，肌肤愤防，散于分肉，肉有不仁，这就是所谓的痒疥疾。金肺受邪，形体虚弱，气被灼烁，一触秋金，遂成风疟。身体的卫气，日夜循行，邪气客于风府，与卫气交争，所以有疟寒疾。阳气不藏，所以冬天病咳。《五行传》说咳是口舌疴，木沴金，这是错误的。四季都有咳。《月令》说夏天多咳，是心与脾咳。《周官》说冬天有嗽，是肾咳。阴在下阳在上，诸阳上浮，气

译逆气上冲而喘息，无处归附休息，所以产生咳嗽、上气等病症。形体虚弱的人，要用温养的方法来补益其气；精气不足的人，要用滋味来补益其精。有时收敛使其固摄，有时发散使其宣通，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硬，辅助其运气的功能，资助其化生的本源，从而使五谷获得天地的和气，其味道格外美好而完备。因此，食用当年的谷物可以安定其气，保全其真元；食用隔年的谷物可以祛除邪气，保护其精气。而疾病有久有新，方剂有大有小，药物有厚有薄。金石类药物气性刚劲，必然损伤天和；芳草类药物气味虽美，但其毒性更多，不可轻易服用。配合适宜的药物，以平和为度，不要增加其偏盛之气。气偏盛就会失衡，失衡就会受伤，导致夭折，不能享尽天年。所谓用五味、五谷、五药来调养疾病，就是这样的道理。

时令之气为客，脏腑之气为主，胃气为根本，精气为营气，悍气为卫气，邪气为淫邪。主客之气平和则气机调和，营卫通畅则气机顺遂，归于其根本，邪气淫邪自然正复。反之就会生病。感受邪气则病情加重，气有所积聚，有所聚结。积气属阴，阴气潜伏而沉滞，不离开其经脉；聚气属阳，上下无常，不知其所在，附着于形体，流注于血液。气血分离，形体与气机不相协调。肺气绝，尺泽脉枯竭；心气绝，神门脉闭止；肝气绝，太冲脉歇止；肾气绝，太溪脉断绝；胃气绝，冲阳脉消灭。因此通过脉动的情况可以知道脏腑的状况。所谓用五气来观察生死，就是这样的道理。

五声是气的枢机，五色是气的光华。角声对应呼，徵声对应笑，宫声对应歌，商声对应哭，羽声对应呻吟，心对应噫气，肝对应言语，肾对应呵欠和喷嚏，胃对应呃逆，肺对应咳嗽。声音微弱是气被剥夺，声音不能发出是气被湿邪阻滞，言语不清是气机紊乱，声音嘶哑是气绝，声音嘶哑如喝是病深。因此通过听闻声音而知道病情，是医生的最高境界。所谓用五声来观察生死，就是这样的道理。

颜色的显现有浅有深，病轻的显现浅，有枯槁有润泽。内脏败坏则颜色枯槁，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黄如枳实，青如草兹，赤如衃血，白如枯骨，黑如炲，这是五色显现死征。黄如蟹腹，青如翠羽，赤如鸡冠，白如豕膏，黑如鸟羽，这是五色显现生征。所谓用五色来观察生死，就是这样的道理。

青色主肝，窍在目；赤色主心，窍在耳；白色主肺，窍在鼻；黑色主肾，窍在阴部；黄色主胃，窍在口。这称为九窍，大概是精神的门户，外为表而内为里，开闭张合，各有规律，那么所谓的变化就可以知道了。人身有三部，每部有三个层次。上部从胸到头，中部从膈到脐，下部从脐到足。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合为九藏。所以说平定八索，建立九纪。八索者，八体之首：头、腹、足、股、目、口、耳、手。九纪者，九藏：头角、耳目、口齿、肺、心、胸、肝、脾胃、肾。精通医术的人，用九窍的变化、九藏的动静，与五气、五声、五色相互参照。

魏文侯问扁鹊说：“你兄弟三人，谁最善于行医？”扁鹊说：“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差。”魏文侯说：“可以听听原因吗？”扁鹊说：“长兄治病，在疾病尚未成形时就将其消除，所以名声不出家门；中兄治病，在疾病刚起于毫毛时就将其治愈，所以名声不出乡里；像我扁鹊这样，用针石刺破血脉，投用毒药，剖开肌肤，所以名声传扬于诸侯。”魏文侯说：“好。”解说的人说上医观神，中医观气，下医观色。这是不对的。凡物有了气而后有神，有了神而后有色。神是气色的精华，聚集于珠玉表现为光明，将气色与神相互参照，不说神而神就在其中了。

我又听说，四时的乖戾之气，关乎政令，而以德化来转移。所以说政令是气的彰显，德化是气的祥瑞，灾害是伤害的开始。变易是恢复的纲纪，医术也是如此。它通于天道吗？

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脏具备而后生命形成。肉，由脾所生；膈，由肺所生；骨，由肾所生；脑，由肝所生；革，由心所生。五肉具备，而后形成九窍。脾窍为鼻，肝窍为目，肾窍为耳，肺窍为口，心窍为舌。所谓神藏五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肾藏志。一说五脏有七神，谓脾藏意与智，肾藏志与精，加上三藏共为七神。腑有六，而三焦为一腑，主持诸气，有名无形，不属五脏。三阳在头，所以受寒则头痛。《吕氏春秋》说：郁结在头则为肿，为风。

译疡医治疗疮疡，用五气来调养它。注解说：“五气应当是五谷”，这是错误的。《史记》记载轩辕治理五气，其说法源自《内经》。岐伯说：“天以五气供养人，地以五味供养人。五气进入鼻子，储藏于心肺；五味进入口中，储藏于肠胃。五味有所储藏，用来调养五气。五气和顺就产生津液，相互成就，精神自然产生。五色鲜明，声音响亮，这是五气和顺造成的。五气不和，郁结为五郁。不……不……，其气向外溢出，肌肉溃烂皮肤开裂，面目浮肿，肌肤腠理生疮疡。五色不鲜明，五声不响亮，这是五气乖戾造成的。所以治疗疮疡的人，抑制其运行之气，辅助其所不胜之气，折损其郁结之气，先取化生之源。与天气相同的，用寒凉来清化；与地气相同的，用温热来化导。不要触犯司天之气，不要触犯间气。气之上下为司天，左右为间气。司天之气用来纪年，间气用来纪时。先于时节而至为有余，称为气淫；后于时节不至为不及，称为气迫。气之胜也，轻微者随之；严重者制约它。气之复也，和缓者平抑它；轻微者夺取它。安定主气与客气，适应寒温，辅助以有利之物，资助以所生之气，这就是得气无失，病机谨慎……气宜，不可过度，以平和为期。这难道不是用五气调养的方法吗？春气在左，秋气在右，夏气在前，冬气在后，长夏气在中。最高的地方，冬气常在；最低的地方，春气常在。必须谨慎观察。因此五气不明，五治不分，失时反……，邪僻内生，医生不能禁止。气有六而说五的，是因为少阳与少阴同法【厥阴、少阴、少阳、太阴、阳明、太阳为六气】

疡医祝药，康成说：“祝应当是注，读如注病的注。”《释名》说：“注病，一人死了，另一人又得，气相灌注。”古文假借，多取音同。“函人，甲属；匠人，水属。”注都说“属”，读为“注”，音同。古文通。《左传》“韎韦之跗注”，贾逵、服虔都说“注属”。这样《左传》的“注”就是“函人”的“属”。所以《荀子》“注纩【注一作绖】注”与“属”同义。《离骚》“奔属”，“属”与“注”同音。学者不明白六书，却说康成喜欢破字，不也很奇怪吗？“气相灌注”称为“祝药”，不只是疡医如此。《墨子·非攻中篇》说：“现在有个医生在这里，调和配制他的祝药给天下有病的人吃，万人吃这个，如果只有四五个人得利，还说他不行药。”所以孝子不拿它给父母吃，忠臣不拿它给君主吃。那么“祝药”就是“行药”。王半山认为“祝由”是误写【删本《墨子》无“祝”字，宋人凭意思删出】祝药”劀杀，是疡医的技术。《太元》跟随它：“次七说：拂去其恶，顺从其善，雄黄食肉。”测说：“拂恶从淑，救凶也。”《达之》次七说：“达于砭割，前亡后頼。”测说：“达于砭割，终以不废也。”这是说疡医的技术很精。“劀杀”就是“砭割”，注药以食其肉，恶去而善生，前虽亡，后实頼之，以此救凶，终以不废。《内经》“痈疡宜砭石”，古时候用石做针，叫做砭。劀以砭杀，以药是为剂【《释名》说：“州，注也；郡国所注仰也。”古“州”与“祝”同音，所以都读为“注”。《史记·索隐》注说：“注音丁救反。”《御览》引《释名》“注病”作“疰”，“祝由”《说文》作“祝□”，音相近也】

礼说卷一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礼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説卷二翰林院侍讲惠士竒撰。天官二。

五齐：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缇，五曰沈。《释名》说：“泛齐，浮蚁在上，泛泛然的样子。”郑玄说：“酿成后滓浮，像现在的宜城醪一样。”《释名》也说：“宜城醪，苍梧清，说一清一浊。”泛一名□。《说文》说：“□，泛齐也。醪，汁滓酒也。”《释名》说：“醴，礼也。酿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醴一名酤。《诗》：“无酒酤我。”毛传说：“酤，一宿酒也。”郑玄说：“像现在的恬酒一样。”高诱说：“醴用蘖不用麴，浊而甜。”《中山经》说：“其祠蘖酿。”注说：“用蘖作醴。”颜师古说：“醴少□多米，不对。”醴不用麴，高诱的说法是对的。《释名》：“盎者，滃滃然浊色也。”盎，《说文》作醠，也说浊酒。郑玄说：“葱白色，像现在的酂白一样。”鄼读为醝。《广雅》说：“醝，酒也。”宋孝武《四时诗》所谓“白醝解冬寒”也。《释名》说：“缇者，色赤如缇也。”郑玄说：“成而红赤，像现在的下酒一样。”《诗》：“酾酒有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