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説卷二

译《礼说》卷三，翰林院侍讲惠士奇撰，地官篇第一。

译大司徒掌管绘制国家的土地地图，全面知晓九州的地域。查考“域”字古写作“或”，《说文解字》说：“或，邦国也，由‘口’和‘戈’组成，表示用武力守卫一方土地，后来又加上‘土’，是后人添加的。”现在使用“域”字，唯独《尚书·商书·微子》篇写作“或”，这是古文写法。经文说：“殷商难道不能保有并治理四方吗？”“或乱正四方”的意思，就像《诗经》中“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海”那样。毛亨传解释说：“域，拥有。”郑玄笺解释说：“长久拥有邦国疆域。”孔颖达传也解释说：“或，拥有。”意思是能够守卫它，因此拥有它，那么“或”就是“域”，非常明白。孔颖达疏说：“‘或’字，是表示有无不定之词，这是错误的。”《尚书·立政》篇“物有间之”，《尚书·吕刑》篇“旁告文侯仪”，其中“仪”字有的版本作“义”，“旁”字有的版本作“方”，“物”字有的版本作“勿”，就像“域”字古作“或”一样，大概都是古文写法。王充说：“‘物有间之’的意思是，非常之变，无妄之气间隔而至。”郑玄说：“文侯名叫仇，‘仇’和‘仪’都训释为匹敌，所以名仇，字仪”，难道不是这样吗？“正域”指的是广轮之数、五地之名、十二壤之物，用来确定民居，制定畿疆，建立王国，制作地贡，均衡天下的政令，从而辅佐君王安定国家，这些职责属于大司徒。殷商动乱时，大司徒的职责被废除了。“弗或乱正四方”的意思是，说不能拥有四方并安定治理它。天命并不固定，九州不属一姓所有，殷商不能拥有，而周朝拥有了。唉！拥有天下的人，怎么能不恭敬呢？【《大戴礼记·少间篇》说：“大道之邦，或俗本邦误为邠。”《太平御览》引用时写作“邦域”，是依从俗体。《礼记·哀公问》“何谓成身”，孔子回答说：“不过乎物。”《吕氏春秋·先已篇》说：“君曰勿身，勿身督听。”可见古文中“物”都写作“勿”。《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仪”，古文中“仪”写作“义”，读作“仪”，与“颇”押韵。《说文解字》说：“义者，已之威仪也。”】大司徒设立社稷的围墙，并在其中树立田主，各自根据其野外所适宜生长的树木，从而命名其社和野外。查考《墨子》说：“圣王建立国家经营都城，必定选择国家的正坛，设置作为宗庙，必定选择高大茂盛的树木，树立作为社位。社位，就是社稷。”《战国策》中“防恒思有神丛”，大概是因为茂盛之处是神灵所凭依，所以古代的社稷常常依托树木，松柏栗各自根据其野外所适宜生长的，适宜松的以松命名，适宜柏的以柏命名，适宜栗的以栗命名。宰我回答哀公本于此，“田主者，田社也。”薛瓒说：“民间有时十家五家共同设立田社，称为私社，然而田主设立在地官，那就不是私社了。”许慎说：“《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自树立其土地所适宜的树木，古文‘栗’写作□。徐锴解释说，树木到了西方战栗，大概古代有这样的话。宰我所说的使民战栗，本于此。今文《论语》中哀公问主于宰我，而《公羊传》有练主用栗的文字，所以张禹及包周等都认为是庙主。何休用来解释《公羊传》说：‘松犹容，想其容貌；主人正，柏犹迫亲而不远；主地正，栗犹战栗，谨敬貌；主天正。’杜预也用来注释《左传》。刘宝规其过，古文《论语》及孔颖达、郑玄都认为是用其木作为社主。孔颖达抑制刘宝支持杜预，并且说社主，《周礼》称为田主，没有单独称主的，所以杜氏采用包周的说法。那么田主者，是社的木主。郑玄注说：‘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大概是指后土社神、田正稷神。’又说：‘田主，是田神、后土、田正所依托的。’诗人称之为田祖，大概树立主以依托神灵，所以树立田神的主，而后土、田正凭依它，这就是田祖，并非后土、田正之外别有田神。孔颖达也说：‘田祖之名兼有神农、后稷，而田主不能兼有神农。’为什么呢？设立社稷而树立田主，那么田主只属于社稷，不能兼有神农了。贾公彦没有通达其义，却说：‘田主为神农，以神农为主，后土、田正二神凭依之，同坛共位。’他的说法支离破碎，怀疑误导后学。所宜木有两种说法，如前说是值木，如后说是主木，两种说法都通，相兼乃备。查考《宋史·志》：社以石为主，长五尺，方二尺，削尖其上，培土其半。先前州县社主不用石，礼部认为社稷不建屋而设坛，应当承受霜露风雨以通达天地之气，所以用石主，取其坚固长久，请求令州县社主用石，尺寸广长是大社制度的一半，听从了。崔灵恩说：‘地产最实，所以社主用石。’郑玄注及孔颖达疏也这样说，所以宋人依据此作为说法。唐武后时，东都设立太社，礼官议论：‘周家田主用所宜木，现在社主用石，其义理是什么？’张齐贤等议论：‘田主用木，是民间之社，不是太社。’孔颖达说社为木主，古文《论语》的说法不行于世【古文《论语》】郑玄也作疑辞，应当并存以备考证。《淮南子·齐俗训》说：‘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那么

译社主始于殷代，周代改用栗木吗？《韩非子》说：“社坛用木头做成并涂上泥，老鼠便借此藏身。”如果熏它，木头就会烧掉；如果灌水，泥层就会坍塌，所以人们担忧社鼠之患。这说明古代用树木作为社主，并在上面涂抹泥层。所谓社坛使用泥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周礼》中小宗伯、大祝设立军社，肆师在田猎时祭祀社神和宗庙。这里的“宗”，是指社主和迁主都装载在斋车上的意思。秦汉以后，装载社主的事未曾听闻。春秋时期郑国进入陈国，陈侯抱着社主。抱社主，是抱着社主以示臣服。如果是后世那种五尺高的石制社主，一半埋在地下，既不方便装载，也不能抱着持握。那么，社主在春秋以前都用木头，秦汉以后或许改用石头了吗？《祭法》孔颖达疏引许慎《五经异义》，认为《论语》中“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指的是社主。田间社主的树木，各自依据田野所适宜的种类，难道不是适宜种松的地方用松木做社主，适宜种柏的地方用柏木做社主，适宜种栗的地方用栗木做社主吗？【唐神龙初年，韦叔夏等人按语：后魏天平四年，太社的石制社主迁至社宫，可见社主是用石头的。旧社主长一尺六寸，宽一尺七寸，礼官议论认为礼制中没有明文规定。《韩诗外传》说：“天子的大社坛方圆五丈”，大概是因为五为土数，所以坛方圆五丈，其社主请参照五数，长五尺，宽二尺，于是社主的长短从唐代开始改定，宋代沿袭此制。又《礼记外传》说：“社主用石头。”北齐时天子亲自出征，有将帝社神主载于车上的礼仪，此前及此后都未曾听闻】汉高祖起初起兵时，在丰邑枌榆社祈祷，社坛位于枌榆乡。枌榆，就是白榆树。社坛和乡名都以树木命名。山阳郡槖县茅乡社有一棵大槐树，那么民间社坛都种植榆树或槐树了。慕容皝迁都龙城，种植松树作为社主。蔡邕所说的尊崇并树立标志，使人望见便增加敬畏之心。因此两种说法兼而有之，才完备。

译凡是大地，东西方向称为纬，南北方向称为经，纬叫做广，经叫做轮。山叫做积德，川叫做积刑。低下的地方主死，高峻的地方主生。雌性对应溪谷，雄性对应丘陵。数产生于五十，用它来成就万物，所以分开为十，合起来为五。天下有五个方位，每个方位有五种土壤，每种土壤有五种地形，因此有五个方位的百姓，五个方位的水，五种土壤的百姓，五种土壤的颜色，五种地形的百姓，五种地形的物产。《周礼·大司徒》说：五种地形的百姓，山林之地的人多毛且方正，川泽之地的人肤色黑且润泽，丘陵之地的人专一且修长，坟衍之地的人白皙且瘦弱，原隰之地的人肉丰满且矮小。《大戴礼记》说：五种土壤的百姓，坚土使人肥胖，垆土使人高大且多沙，息土使人细腻，息土使人美好，耗土使人丑陋。《淮南子》说：五个方位的百姓，东方的人脸型宽，头小鼻子高，口大肩耸，踮脚行走，孔窍通于眼睛，筋气归属于此，青色主肝，身材高大早慧但不长寿。南方的人身材修长，脸型宽口大，眼角开裂，孔窍通于耳朵，血脉归属于此，赤色主心，早熟但夭折。西方的人脸末佝偻，颈长弯腰行走，孔窍通于鼻子，皮革归属于此，白色主肺，勇敢但不仁。北方的人收敛身形，颈短肩大下体低，孔窍通于阴部，骨干归属于此，黑色主肾，其人愚笨但长寿。中央的人脸大下巴短，胡须美但厌恶肥胖，孔窍通于口，肤肉归属于此，黄色主胃，聪慧且喜好治理。五种地形的物产，适宜不同：山林之地，动物适宜多毛，植物适宜结实；川泽之地，动物适宜有鳞，植物适宜含膏；丘陵之地，动物适宜有羽，植物适宜有核；坟衍之地，动物适宜有甲，植物适宜有荚；原隰之地，动物适宜无甲壳，植物适宜丛生。五种土壤的颜色，适宜不同：黄白土适宜种禾，黑坟土适宜种黍麦，苍赤土适宜种豆类，洿泉土适宜种稻。五个方位的水，适宜不同：汾蒙之水浑浊适宜种麻，济水通畅和缓适宜种麦，河水浑浊适宜种豆类，洛水轻利适宜种禾，渭水多力适宜种黍，汉水重安适宜种竹，江水肥仁适宜种稻。因为有五个方位的水，所以有五种水的人：轻水之地多秃头和瘿病患者，重水之地多浮肿和跛足患者，甘水之地多好人和美人，辛水之地多痈疽和痤疮患者，苦水之地多佝偻和驼背患者。大概五行化生为五土，五土演变为五水，水土结合而五种地形的物产生长。五行的虫类，就是五种地形的动物。东方属木，厥阴所至，为毛化，所以动物适宜多毛，其化生为繁荣，其形象为分析，其类别群分，所以其民多毛且方正。南方属火，少阴所至，为羽化，所以动物适宜有羽，其化生为茂盛，其形状为圆，其气炎上，所以其民专一且修长。西方属金，阳明所至，为介化，所以动物适宜有甲，其化生为收敛，其颜色为白，其气为消，所以其民白皙且瘦弱。北方属水，太阳所至为鳞化，所以动物适宜有鳞。其化生为圆，其颜色为黑，其气润下，所以其民黑且润泽。中央主太阴，所至为倮化，其动物适宜无甲壳。其化生为充盈，其合在肉，其充在肌，所以其民肉丰满且矮小。五种地形的植物以谷物为先，解说者没有提及，我私下感到疑惑。《山海经》说：“都广之野，那里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说味道好，都滑润如膏。”那么川泽之地，植物适宜含膏，就像都广之野一样。膏夏之木，生长在巫山之上，其纹理细密白如膏，不是川泽之地所适宜的。《诗经》“既方既皂”，皂是麦子的成熟，全称为□，通用作核。豆类戴甲而生，为荚；禾苗生长，大本长相居熟，相互扶持聚集为丛。大概根于中者为动物，命名为神机；根于外者为植物，命名为气立。出入废弛则神机化灭，升降停止则气立孤危。因此升降出入，没有器物不具备。天产本于地，地产本于天，而器物是生化的宇宙。器物散失则生化停止。大司徒辨别五种地形的物产，生物生者，是升降出入的器物。不通晓天地化育的人，谁能知道呢？有人问：“五地就是五方吗？”回答说：“不是。”山林不全在东方，川泽不全在北方。一个方位五行之气都具备。海滨之地，百姓吃鱼盐，鱼热中，盐胜血，百姓都黑色疏理，这就是证据。举一反三，五地都是如此。大荒有毛民之国，其人面部身体都生毛，不是所说的多毛且方正的人吗？回答说：“不是，五地不是大荒。”那么其民多毛为什么呢？回答说：“轻水之地的人多秃，山林之地的人多毛，山水之气使他们这样。”西方属金属肺，其荣毛，而东方为毛化，为什么呢？回答说：“鸟兽的毛革在夏天，毨在秋天，氄在冬天，而化在春天。所以书说：‘孳尾，毛在后为尾。’孳就是化。”《内经》的说法符合《尧典》《周官》五物者，是五行。五行者，阴阳也。因此这五物，是百姓的常道，而施行十二种教化。教化有十二种，不超过阴阳二礼而已。因此这五物而辨别九等、十二土、十二壤，以确定百姓住宅阴阳之所相。以教稼穑，是阴阳之所播；以建王国，是阴阳之所和。由此人民富足，鸟兽繁衍，草木孕育，百物阜安。

刘宋元嘉十九年派使者前往交州测量日影，夏至日影出现在表南三寸二分，计算交州距离阳城万里而日影相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

译景差是一寸。梁大同年间，在金陵测量日影，夏至时日影长一尺一寸七分多。后魏永平元年，相当于梁天监七年，在洛阳测量日影长一尺五寸八分，计算金陵距离洛阳千里而日影相差四寸，这是二百五十里日影相差一寸。从金陵到洛阳，如同从堂屋地面登上堂阶，所以路程近而差异大；从阳城到交州，如同从山顶下到山脚，所以路程远而差异小。千里相差一寸，并非实际情况。唐开元十二年，在滑州白马县测量日影，夏至时日影长一尺五寸七分，向南到汴州浚仪一百九十八里多，日影长一尺五寸稍多；再向南到许州扶沟六十七里多，日影长一尺四寸四分；再向南到豫州上蔡武津一百六十里多，日影长一尺三寸六分半。大致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日影相差二寸有余。大概因为北极高出地面的角度不同，所以日影随之变化。先前的儒者认为王畿千里日影相差一寸，只是按比率推算，并非通过圭表实测所得。刘焯说：“现在交爱之州，表北没有日影，计算不到万里；向南越过戴日之地，一行也说距离阳城向南，如果直路如圆直到日下，大概不超过五千里。”那么所谓南方戴日之下万五千里，也是先前儒者的推测罢了。有人说太阳运行黄道，每年有差异，地中应当随之转移，所以周朝在洛邑，汉朝在颍川阳城，唐朝在汴州浚仪，这种说法不对。历法的岁差，古法说是黄道西移，新法说是恒星东转，黄道万古不变，每年有差异，是恒星东转造成的。我认为北极高出地面的角度不同，日影随之变化，一行的说法接近事实。极，是天心，因为心不可见，所以不叫心，而叫极；极又不可见，所以用极星来标示它。极星每年有差异，难道不是东转造成的吗？地在天中，天心就是地心，还有什么可怀疑的？那么大司徒建国所说的地中，大概是指中原之地，只有这里四方道路均等【吕览有始篇说：“极星与天一起运行，而天枢不移动，在枢的下面，大概是天地之中”】恒星自有运行度数，详见新法历书【吕览说极是天中是对的，而说极星与天一起运行，则不对】孝经援神契》说：八方广阔，周洛居中。于是便建造新邑，营建确定九鼎，作为王的东都。

译古代诸侯受封，必定有采地。百里之诸侯以三十里为采，七十里之诸侯以二十里为采，五十里之诸侯以十里为采。其后子孙虽有罪过，但贬黜后让贤能的子孙看守其地，世世代代祭祀始封之君，这就是采。这是《韩诗外传》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但未得其全貌。然而说诸侯之国既有封又有采，则是先王的法度。《王制》与《周官》可以合而为一了。诸公之地，封疆方圆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圆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圆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圆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圆百里。大司徒用土圭建立制度，测定其土地并划定其区域，这就是所谓的封。《王制》说：天子之田方圆千里，公侯之田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也说分田制禄，君是卿的十倍，国家以田作为禄，也以田作为等级差别，这就是所谓的采。那封疆五百里与四百里者，其采为百里；封疆三百里者，其采为七十里；封疆二百里与百里者，其采为五十里。采地完全归其君所有，而封地是天子的土地，所以天子得以享用它。大的享用其一半，次之享用其三分之一，再次之享用其四分之一。大概在其采地之外，取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作为贡赋，留下其余的以供军国之用。天子派遣大夫监督，设立三监，在方伯之国进行监督，让他们辅助方伯统领诸侯。诸侯若有叛乱，就讨伐他们，用所留下的一半及三分之二、四分之三，足以供给其用度，并从司马那里接受法令。有畿疆来匡正他们，有仪位来区分等级，有贤能功绩来激励他们，有监牧来维系他们，有军禁来纠察他们，有贡职来任用他们，有简稽来使用他们，有守则来安定他们，有小大之礼来调和他们，于是诸侯不敢叛乱。那些对百姓有功的，就增加土地提升爵位。所以说“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大概土田是他的采地，那么附庸就是他的封地，山川在其封地内的，自有天子虞衡的政令，诸侯不敢专断。因此封地有时断绝，采地则世代相传。等到周朝衰微，强侯专权，尽取其封地作为采地，又兼并附庸小国以扩大其封地，而天子不能再享用其土地了。由此军国之用匮乏，方伯之职废弛，强凌弱，众暴寡，诸侯放纵横行，而没有人能制约他们。《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移纪国的郱、鄑、郚。三年，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四年，纪侯完全离开他的国家。迁灭郱、鄑、郚者，是纪国的封地；酅者，是纪国的采地。迁灭封地而保留采地，所以纪国灭亡而酅地存在。所以知道酅地存在的，是庄公十二年，纪叔姬回到酅地，那么酅地就存在了。古代灭国不灭采，确实如此。那么纪季，大概是纪国子孙中的贤者吧？《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两者分开则缺失，合起来则完备。俗儒依据孟子来驳斥《周官》，浅陋啊。颛臾，是鲁国的附庸，而在邦域之中，那么邦域不是封地又是什么？齐国的四至为四封，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那么其封地之大可知了。大国的封地不过五百里，而《明堂位》说鲁地方圆七百里者，郑康成说是包括附庸而夸大其词。孟子也说周公封鲁，太公封齐，地不是不足，而俭于百里，大概天子之田千里，所以诸侯不过百里，说的是其采地而非其封地。《春秋》昭公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夺阎田，周王派詹桓伯对晋国辞谢说：“我从夏朝后稷开始，魏、骀、芮、岐、毕，是我的西土；等到武王克商，蒲姑、商奄，是我的东土；巴、濮、楚、邓，是我的南土；肃慎、燕、亳，是我的北土。我哪有近处的封地呢？”那么天子的封地外薄四海了，而仅仅守住邦畿千里之田，不也浅陋吗？解说者说周爵五等，地四等：四等者，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不对。附庸有采无封，依附于五等封地之内，所以叫附庸。如果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那么就是依附于齐国的封地之内，成为齐国的附庸了。周爵五等，地也如此。五等者，诸公之地，诸侯之地，诸伯之地，诸子之地，诸男之地也【《史记·汉诸侯年表》说：“伯禽、康叔封于鲁、卫，地各四百里，褒奖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崇勤劳也。”《晏子春秋》也说：“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

祭祀五帝，司徒奉上牛牲，进献其全牲。愚案《小胥职》说：“全为肆”，肆就是全。《周语》说：“禘郊之事，则有全烝”，烝是升，谓全体而升于俎，即所谓进献其全牲。《郊特牲》说：“腥肆爓腍”，腥肆者，谓荐腥荐全。《楚茨》二章，或剥或亨或肆，剥者鬄解，亨者煮熟，肆者全体。先郑训肆为陈列，后郑破肆为剔，都不对。《小子职》注说：“肆体荐全烝”，说得对了。《士丧礼》说：“四鬄去蹄”，注说：“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乃以此之肆当彼之鬄，似乎不相当。康成读肆

译关于“鬄”的解释，或许另有依据。《丧服传》说：“夫妻判合”，《小胥职》说：“卿大夫的钟磬分列左右，‘判’就是左右相合”，所以合起来称为“肆”，分开称为“半”，将牲体分解为四份再合起来进献，也可以称为“肆”吗？《少牢馈食礼》中羊和猪都进献右半边，《少仪》中则用牛、羊、猪的左肩臂臑进献给君子，而用右半边来祭祀，所以称为“胖”，“胖”就是“判”，也就是“半”，那么祭祀都不能用完整的牲体，只有天子在禘祭和郊祭时才用，这叫做“荐血腥”。五官进献牲体，《秋官·犬人职》说：“凡是祭祀，供给犬牲，使用完整的祭品”，“牷”就是“全”的意思。古文“牷”写作“全”，《穆天子传》说：“官人陈列完整的牲体五具”，又说：“洁净齐备的完整牲体”，所以五官进献牲体都用完整的。王公举行饫礼时有“房烝”，亲戚燕飨时有“殽烝”，“殽”是分解肢体、折断关节，“房”是半只牲体。《诗经》说：“笾豆盛着大房”，毛传解释说：“房，是盛放半只牲体的俎”，那么分解为“殽”，半只为“房”，完整为“肆”【《士丧礼》“四鬄”注说：“今文‘鬄’作‘剔’”，这是《仪礼》有古今文的不同，没听说过“剔”写成“肆”。《内饔职》贾公彦疏引作“四肆”，大概是依据郑玄注改动了经文，实际上没有依据】。“肆”古文写作“防”，《易经》有彖、爻、象，这里的“彖”是整体，分析开来成为爻【彖就是防】

译小司徒掌管九比的名册，用以辨别贵贱、老幼、废疾。凡是征发役使时的免除，就把比法颁布给六乡。等到三年就进行大比，乡大夫按时统计每家男丁的多少，辨别可以服役的人去征发，那些免除服役的是贵族、贤人、能人、服公事的人、老人、病人，按时把名册上报。郑司农说九比是指，九夫为井，五家为比，所以用比来命名。现在八月的案比就是这样。免除服役的是免除赋役，贵族就像现在的宗室及关内侯都免除赋役，服公事的人就像现在的官吏有免除赋役，老人就像现在八九十岁免除羡卒，病人就像现在癃病不能做事的免除赋役。我按《后汉书》注说：“案比验比之，就像现在的貌阅了。”当时就训三月，官乡注说：“三月统计民户口，所以叫官乡。”汉元初四年诏书说：“月令仲秋养老衰老，现在案比的时候，虽然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慢事务，没有亲自过问。”而文帝元年三月诏书也说：“应当受粥的人，有的用陈粟，这难道是养老的意思吗？”那么案比兼在三月吗？问遗贤良也在八月，赐羊一头，酒三斛，顺应时气，帮助养育，长吏存问，显扬这些异行。乡大夫所说的贤人、能人就是这样。夏官罗氏在仲春献鸠以养国老，汉赐高年鸠杖，那么在仲秋，大概献鸠的礼仪不行很久了。然而按时存省，布帛酒肉的赏赐，也不只是仲秋如此。古代有命民，这就是贵族。《尚书大传》说：“古代的帝王一定有命民，能敬长、矜孤、取舍好让的人，由君主任命，可以乘坐饰车驷马，穿文锦。没有任命的人，不能乘坐，不能穿。乘坐穿用的人有惩罚。”汉赐民爵，就像古代的命民，其中七大夫以上都令食邑，不是七大夫以下都免除自身及户不做事，这是民爵都能免除，不一定只是宗室及关内侯。文帝礼遇高年，九十者一子不做事，八十者二算不做事。武帝诏书民年九十免除子或孙，令得以亲自率领妻妾，完成供养，这就是所说的免除羡卒。汉法长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古代凡是瘖聋、跛躃、童昏、僬侥以及偏枯、握递、不耐自生的人，上面都收留并供养他们。晋胥臣却说：“官师所不材，以实裔土。”难道不是这样吗？汉的乡啬夫，就像六乡的族师、闾胥、六遂的鄙师、酂长，他们的职责主要知道人的善恶，以及贫富为役先后与赋多少平其差，品朱邑，第五伦曾经担任过。第五伦平徭赋，理怨结，得人欢心，而朱邑最终葬在他的乡，祭祀不绝。大概官职越卑的，对民越亲近。大到州里役要，小到马牛车辇，辨别其物，统计其数，计丁定征，按年从役，不是亲民的官吏不能知道，知道了也不能全部知道。由此而施政教，行征令，一定不能得其平。所以先王尤其重视亲民的官吏，而啬夫命半，通俸百石，职厮禄薄，儒者耻居是官，居是官的人也不加选择。两汉的治理，不及三代的隆盛，就是因为这个。孝文四年，免除诸刘有属籍的，家无所与。后汉刘瑜上书说，丰沛枝裔被防复除，不给卒伍，这是两汉宗室都免除赋役。凡是孝顺贞义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的人，都扁表其户，蠲除家徭，那么贤能者免除赋役，到汉还是这样。唐沈既济说天下无生而贵者，那么即使储贰之尊，与士伍同。所以汉王良以大司徒司直免归兰陵，后光武巡幸，才恢复其子孙邑中徭役。宰相之子不得蠲户课，近代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防子弟，重承恩奬，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这怎么堪受呢？大概不问贤能及老疾，只贵者一例复除，那么又未免失之滥了。汉法高爵者免除赋役，然而西北两边守圄御寇，虽有长爵不轻得免除，而其时也未闻有均人大均之礼，往往轻重不均。民爵至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人罢了。民有车骑马一匹的，免除卒三人，虽然说是重武备，然而不说是轻民爵吗？等到武帝置武功爵，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征发之士益鲜了。贾捐之说孝文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虽古全盛之世，也有一岁三曰之公旬，未闻三年一事。难道是这样吗？难道是这样吗？

乡师輂辇。注说：故书辇为连。我说地名莲勺。莲读为辇，就像地名不羹，羹读为郎。由此知道古音不忘，所以俗语不失其方【释名说：羹，汪也。汁汪，郎也。那么羹音郎得古音了】大概古连辇通车，从夫防引为辇，车从辵步挽为连。一象形，一防意也。破连为辇，变古从今，失之易。蹇六四：往蹇来连。虞翻说：连，辇也。管子立政篇：畜连乘车。海王篇：服连轺輂。那么古辇皆作连，可知了。司马法说：夏后氏谓辇车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

译周代在筑墙时加用两层版和两次夯实。梩，是锹和锸；筑，是杵头带有铁刃的工具。用筑来垒砌墙壁，所以武城有“血流漂杵”的说法。孟子认为这是诬蔑。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而《益壤》篇又说：“炎帝无道，黄帝在涿鹿之野讨伐他，血流漂杵。”秦朝极其无道，比之于帝辛，血流漂橹是可信的。然而说黄帝的军队也是这样，不也是诬蔑吗？垒砌墙壁始于黄帝，筑杵自古以来就有，并非到了周代才完备。《方言》说：臿，赵魏之间称为锹，东齐称为梩，朝鲜洌水之间称为鍫【注说：鍫是锹声的转化，音汤料反。梩音骇。江东称锹刃为鐅，普蔑反。鍫一作喿，梩或作杞】鍫一作鍫，臿一作疀。《尔雅》称为疀。注说：都是古鍫、插字。《说文》说梩与防同【俗作耜】，从木，以里防为声。另一说法是徙土的车，是齐地的方言。郭景纯读若骇，或许古代未曾听闻。查《说文》□从走，也以里为声，读若孩。孩与骇音相近，也必定有依据。天子设六乡，诸侯设三乡。春秋时宋国是王者之后，独立设四乡。由二师掌管。二师，即右师、左师，如同天子的三公。华元说：“我担任右师，君臣的训导，是师所职掌的。”那么他的官职表率百官，师保万民，与天子的三公在内与王论道，在中参预六官的事务，在外与六乡的教育者，有什么差别呢？六乡有六卿，四乡有四正。三公统领六乡的卿，每二乡则由一位公负责；二师命令四乡的正，每二乡则由一位师负责。分别掌管其方位，各自负责其训导。由此可知《周礼》不仅仅在鲁国实行。宋国并非大国，但文公运用它来称霸诸侯，虽然不能善终，仍然强于鲁国和卫国。大概是因为周官的法度还保存着。晋国六正对应三军【见僖公二十五年传】，宋国四正对应二军，可以推知。其三公的意义，董仲舒论述得很详细。其大略说：天的重大纲纪有三，兴起而成四，转而终结。天有四时，每时三月。王有四选【圣人、君子、善人、正人为四选】，每选三臣，寒暑与和三者而成物；日月与星三者而成光；天地与人三者而成德。因此按职务称为三吏，按年龄称为三老，按爵位称为三公。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又有三孤作为他们的副手。《书大传》说：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于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为民害，责于地公。其说法见于《论衡》。而郑康成注《大传》则说：一公兼领二卿，举下级作为称呼。太宰、司徒同职，则称司徒公；宗伯、司马同职，则称司马公；司寇、司空同职，则称司空公。这是合并《周礼》与《大传》而做的解释。《尚书·君奭》序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郑康成以师氏、保氏对应，似乎没有见到古文《周官》。然而《郑志》中赵商提问则引用《周官》为证，又不是没有见到古文的人。而说“摄政三年作《周官》，六年制《周礼》”，周公在左，召公在右，兼师保，起初就是这样。那么古文《周官》一篇，郑康成确实见到了。三公、三孤的官职不一定齐备，只看其人。大概有则兼任，无则空缺。这就是《周礼》没有公孤职位的原因。三公兼领六卿，而《顾命》孔传说三公领三卿，难道是这样吗？《文王世子》注以师氏为大司成，那就不是三公了。而且说“师氏是司徒的属官”，哪有身为三公却隶属于司徒的呢？

译乡大夫在每年的特定时候统计每家每户的人口多少，辨别出可以服役的人。国都中从身高七尺到六十岁，郊野从身高六尺到六十五岁，都要征发服役。司农认为“征发”是指供给公家的事务。郑康成认为国都中赋税征发较晚而免除较早，因为那里赋税多而劳役少；郊野赋税征发较早而免除较晚，因为那里赋税少而劳役多。我认为六十岁免除不算早，六十五岁还征发，那就已经老了。《易》孟氏和《韩诗》说：二十岁开始服役，三十岁接受兵器，六十岁归还兵器。《祭义》说五十岁不做甸徒。《王制》说五十岁不服力役，六十岁不服兵役。许慎则说：五经的说法都不相同，也没有明确的文献可以依据。汉朝继承百代王制，规定二十三岁服役，五十六岁免除，这是得其中道的。六十五岁周朝又征发，这不符合民意。郑康成驳斥说，认为征发是指让他们做胥徒，供给公家的事务，就像现在的正卫一样。《王制》所说的力政，是指拉车、搬运、筑墙等劳作；服戎，是指从军做士卒。胥徒事务闲暇，这两者都比胥徒劳累，所以早点免除。我认为汉朝沿袭周制，五十六岁免除，那么五十五岁还没有免除。所以说都征发，其制度与《周官》相符，那么五十误写为六十，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周官》残缺不全，能保证一定没有错误吗？六十岁称为耆，国家宴请耆老，外饔切割烹煮，酒正供给酒，既然供养他们却又征发他们。许慎的说法不可指责。郑康成迁就而曲意解释，难道是这样吗？荀子说：五尺的童子。管子说：童子五尺。《内则》说成童，十五岁以上就是六尺，不是童子了。《论语》注说：六尺指十五岁，这是错误的。况且以身高长短定年龄大小，那么晏婴身高不满六尺，称他为幼童可以吗？秦法举长，周朝以中人为标准，八尺为长，六尺为短，七尺为中。《内经》说男子三十八岁身高达到极限，中人七尺，也是极限。所以国都中从七尺，郊野从六尺以上，不满六尺的不算成年男子。杞国筑城，绛老参与；清地之战，汪僮战死。这是末世的做法。所以《周官》的徒役，上不涉及老人，下不涉及童子。《盐铁论》说：古代十五岁进入大学，服小役；二十岁行冠礼成为成人，服兵役。五十岁以上血脉刚溢称为艾壮。《诗》说：方叔是元老，能壮大他的谋略。所以商朝军队像荼，周朝军队像乌。现在陛下怜悯百姓，宽缓力役的政策，二十三岁开始赋税，五十六岁免除，以此来辅助强壮者而让老人休息。那么五十六岁免除是在始元、元凤年间。孟康说：古代二十岁傅籍，二十三岁后才服役。如淳说：法律规定二十三岁傅籍于畴官，大概跟随父亲学习畴官的学问。身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的称为罢癃。《汉仪注》说：百姓二十三岁为正卒，一年做卫士，一年做材官骑士，练习射箭、驾驭、骑马、冲锋、作战、布阵。五十六岁衰老免除为民，回到田间乡里，而《周官》六十五岁还征发，那一定不是这样【《盐铁论·文学》说：现在五十岁以上到六十岁与子孙一起服挽输之役并供给徭役，这不是养老的意思，那么似乎五十六岁免除的，只是免除做士卒，而有司仍然役使他们。王莽也说：汉朝轻租三十税一，常有更赋，罢癃都出钱，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楚襄王派昭常守卫东地，全部从五尺到六十三岁，十几万人，老弱未傅籍的都从军了，那么六尺不是童子就更明白了【《说苑》齐国伐莒，鲁国下令丁男全部出发，五尺童子都到了】曹大家说：古代十五岁接受兵器，六十岁归还。注说：国都中六十岁免除役，郊野六十五岁，比国都晚五年。国都七尺从役，郊野六尺，比国都早五年。七尺指二十六，六尺指十五，十五岁接受兵器，依据郊野；六十岁归还兵器，依据国都，这本是郑康成的说法，仍保留以备参考【郑康成引用汉法：百姓二十五岁以上到六十岁出口赋钱，每人一百二十钱作为算赋，那么征发是指出口赋钱，所以说现在的算钱，百姓有的称为赋】

古代有容，礼有容，台容其仪，台其地也。帝癸三年毁容台，解说者认为夏桀之时，容台振振之言，震动大概人而无礼，天必弃之，所以说振而和容，是主管宾客的官。晋国羊舌大夫担任和容，温和善良而好礼，博闻而适时发表，可以说是没有荒废其官职的人了。汉朝天下郡国有容史，就是春秋的和容。鲁国徐生善于容，后来张氏也善于容，郡国容史都到鲁国学习，子孙相传作为家法，然而都不能通晓经义，只是学习仪节而已。世代居住在礼官，不废弃其业，也有长处，不是苟且的人。到了其弊端，槃辟雅拜，诡众立异，裦衣大袑，舒缓养名，齐鲁之间遂成风俗。然而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小时候学习，长大后安于其中，仪容辞令，其节看似小，而大行人以此同邦国，亲诸侯，摈相之仪，不朝不夕。孟僖子所担忧未能做到的，不可以不学习。季孙之丧，哀公前往吊唁，曾子、子贡入廏修容，守门人避开，卿大夫都避开位置，公降一等而揖之。大概有德者必有容，见其容知其德也。所以说尽饰之道，斯其

译行路遥远啊。公西赤擅长威仪，笃实高雅而有节制，孔子认为这很难，并且说：“仪容用来辅助礼仪，礼仪用来辅助言辞，你们几位想学礼的人，应当向公西赤学习。”所以君子的仪容神色，是天下人效法的形象，人们远远望去，不借助言语就能知晓。作为君主，《诗经》说：“脸色红润如涂丹，这才是我们的君主啊。”乡老和乡大夫等众官吏向君王进献贤能者的名册，退下后便用五项标准向民众咨询：第一是和志，即心志和谐；第二是和容，即仪容和谐；第三是主皮，心志和谐、仪容和谐，能够射中靶心；第四是和颂，即歌声和谐；第五是兴舞，即舞步节奏和谐。只有恭敬才能和谐。《庄子》说：“礼乐之士，所说的恭敬仪容就是这种意思。”春秋时期的官职中有和容，汉代郡吏中有容史，都是古代的遗存，虽然失去了根本，但还保留着末节。学者如果真能详细地讲习，熟练地练习，那么即使在暗室之中也没有懈怠的仪容，推广到仓促紧迫、困顿流离之时，也不会改变其常态。因此史书称侯霸矜持严肃而有威严的仪容，伏湛在仓促之间必定注重文德。东汉初建，草创治理，首先小规模地奏请推行乡射之礼，议论的人有的认为这迂阔不切实际，不知道礼乐是政治教化的首要，而那五项标准片刻也不能离开。大概修养德行、努力践行，并用技艺来润饰，那么“三物”就具备于心，然后“五物”就具备于身。举动周旋，没有不符合礼制的。这就是所说的德行盛大而礼仪恭敬。马融认为射礼有五种善处，不也太浅薄了吗？射箭，仪容在此处端正，箭矢在那处命中。发射而没有命中，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这就是“主皮”列在“和容”之后的原因。文武兼备，动静合乎法度，举动放置，处处适宜。凭借这些出来做长官，进去治理政事。反过来从自身寻求，那么道就完备了。古代诸侯朝见天子，带着他们教化的士人一同前往。天子在每年二月在东郊筑坛，竖起大靶，设置靶心，画出标志。于是诸侯及其教化的士人登坛。教化的士人拿着弓、夹着箭，作揖谦让着登坛，踏上标志进行射箭。他们心志端正，仪容庄重，适时地效法它。适时则有庆赏以土地，不适宜则有谦让以土地。所说的教化士人，就是诸侯每年贡送的士人。教化士人通过射箭，射箭时仪容体态五项标准都具备。诸侯每三年贡送士人。旧说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这是不对的。既然带着教化的士人一同前往，那么小国难道只有一个人吗？《官人》篇说：平和仁爱而有谋略的人，让他治理国家并统领百姓；慈爱温和而有条理的人，让他统领乡邑并治理父子关系；正直怜悯而忠诚公正的人，让他统辖百官并明察善言；谨慎正直而明察乡情的人，让他主持民众的诉讼；出纳辞令，面对事务廉洁公正的人，让他守卫内库并管理收支；谨慎明察而廉洁的人，让他分配财物、面对货财，主持赏赐；善于谋划而通晓事务的人，让他治理土地并统领百工；敏捷周到而心胸宽广的人，让他治理诸侯并接待宾客；勇猛坚毅而有决断的人，让他治理军事并镇守边境。根据方位而任用九种人，都有征兆。所说的出来做长官，进去治理政事，就是这样。而《大政》篇则认为上级选拔官吏，一定要让民众参与。所以民众称赞的上级，考察后举荐他；民众苦于他的上级，考察后罢免他。君王选取官吏，一定要让民众倡导然后附和。所以民众是官吏的准则。在民众中考察官吏，一定要选取民众喜爱的人。十个人喜爱他，他就是十个人的官吏；一百个人喜爱他，他就是一百个人的官吏；一千个人喜爱他，他就是一千个人的官吏；一万个人喜爱他，他就是一万个人的官吏。一万个人的官吏，是卿相的器量；十个人的官吏，用来统领邻里；千人、百人中的官吏，是豪杰英才。所说的让民众推举贤人，让民众推举能人，就是这样。

译《祭法》说：“幽宗祭祀星辰，雩宗祭祀水旱”，郑康成都将“宗”字破读为“禜”。祭祀星辰与水旱的坛位，《说文解字》引用《礼记》也说“雩禜祭祀水旱”，这说明汉代儒者都将此字读作“禜”，并非郑康成首创。而《党正》篇中“春秋祭禜”，郑玄解释说“雩禜”大概也是像社稷那样的坛位。《晋书·职官志》记载挚虞奏议说：“《肆师》职掌中说：‘用牺牲祭祀社宗’”，“《党正》职掌中说：‘春秋祭禜，礼仪也如此’”。肆师所祭的“宗”与社并列，那么其地位与社相同；党正所祭的“禜”文中不连带社，那么其神灵与社不同。我认为党正祭祀“禜”与州长祭祀社是同时进行的，对于水旱灾害和农业祥瑞，春天祈求秋天报谢，其礼仪也与祭社相等。《周颂》中有“〇衣绎賔尸”的诗句，高子解释说：“这是灵星的尸神”。《汉书·郊祀志》记载：“汉高祖下诏给御史，命令天下设立灵星祠”，张晏解释说：“龙星左角叫天田，就是农业的祥瑞”，“在辰日祭祀用牛，号称灵星”。《风俗通义》说：“辰日的神灵是灵星，所以在辰日于东南方祭祀”。《淮南子》说：“灵星的尸神，庄严静默而接受吉祥福佑”。古代祭祀都有尸神，零与灵相通，幽也与灵相通。“禜”大概就是灵星吧？另一种说法认为“禜”同“营”，贾逵认为是营建攒表使用币帛，孔颖达疏解说这种祭祀没有固定场所，临时经营场地，树立攒表使用币帛祷告，以祈求福祥【王充说“春天二月，秋天八月，雩祭灵星的祭祀就是这样。如今春雩已废】

《诗经》说：“除去那些螟螣，以及那些蟊贼，不要危害我田里的幼苗。”田祖有神灵，拿着它们投入烈火。这是族师春秋祭祀时诵读的祝辞。酺，就是布，也是步。布施恩德叫酺，祭祀神灵叫步。步，是神灵的名字。《诗经》所说的“田祖有神”，就是指这个。大概四种害虫在阳气最盛的月份，感受阴邪之气而产生，就像树木中的蛀虫，器物中的蛊虫，处在阴暗隐蔽之中，秉持着贼害的本性。解说的人认为灾害如同政令兴起，因此以此命名。庻氏清除蛊虫，剪氏清除蛀虫，运用大祝六种祈祷、禜祭、攻说的方法，用牺牲祭祀并诵读祝辞责备害虫。祭祀的细节见于《礼记》，祝辞见于《诗经》。又用葌山的草来熏蒸，大概焚烧这些草用灰烬洒扫，叫做熏，用来灭绝害虫的种类。这就是《诗经》所说的“拿着它们投入烈火”。《月令》说：仲夏施行春令，各种害虫时常兴起。害虫生于巽风，死于离火。夏天施行春令，那么火就不炽烈，所以产生各种害虫。族师春秋祈求报谢，以平息四种害虫和各种害虫的灾害，因此与族人饮酒并告诫民众诵读法令。君王居住在明堂，礼仪上称为国醵。《说文解字》：“醵，是聚众饮酒【防，古饮字】酺，是君王恩德布施。”有人说：出钱叫醵，出食物叫酺。赵武灵王灭掉中山国，大酺五日。大概起源于周代，而战国时期沿袭了它。古代百姓没有缘故不聚众饮酒，《尚书·酒诰》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意思是逮捕并杀掉他们，严厉到了这种地步。汉代减轻了这种罪责，只罚金而已〇到了唐宋，国家每逢喜庆之事，赐给百姓大酺，就是古代祭酺的遗意。然而古代合钱饮酒，本是祭祀田神，并且用来告诫民众并纠正他们的过错恶行，劝勉道德技艺。后世举一废百，而庻氏、剪氏的方法不再施行，四种害虫和各种害虫交相为害，五谷不丰收，三物不教化。所谓德行道艺为一书，孝悌睦姻有学者为一书，敬敏任恤为一书，这种风气〇不可追回了。管子治理齐国，依据地官比、闾、族、党、州、乡的制度，变为什伍、游宗、里尉、州长、乡师、士师的名称，仍然师法其遗意而更加详细。地官的教化是：德行道艺、贤能为一书，孝悌睦姻有学者为一书，敬敏任恤、和亲为一书，过恶为一书，有罪奇邪为一书。善行互相劝勉，恶行互相纠举，庆赏共同享有，刑罚连带涉及。而管子的法律，凡是孝悌忠信、贤良俊才，就由下级依次上报给上级，长家上报给什伍，什伍上报给游宗，游宗上报给里尉，里尉上报给州长，州长统计后上报给乡师，乡师记录后上报给士师。计，就是比。这就是比法。著，就是书。这就是书伐。凡是有过恶，就由下级依次上报给上级，家属连累到家长，家长连累到什伍之长，什伍之长连累到游宗，游宗连累到里尉，里尉连累到州长，州长连累到乡师，乡师连累到士师。及，就是坐罪，下级有罪，上级连坐。所以说：“有不孝不悌而不告发的，称为下比，其罪为五。”那么族师所说的相及，就是比长连累到闾胥，闾胥连累到族师，族师以上惩罚都互相连累，可以知道了。三个月一次复，六个月一次计，十二个月一次著。凡是举荐贤能不超过等级，任用能不兼任官职，惩罚罪人不独自承担，奖赏功臣不独占。这就是族师所说的“赏相共，罚相及”的意思。而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就是管子所说的什伍之长。使用他们的法律而变通运用，一个用来成就王道，一个用来成就霸道。商鞅辅佐秦国，命令百姓编为什伍而互相监督连坐，一家有罪，九家揭发，如果不纠举，连坐九家。解说的人认为这是本于族师的政令而增加了防范。所以赵商问道：“《康诰》门内尚且宽容，族师邻里互相连坐，《尚书》与《礼记》不同，大概对此有疑问。”我认为管子效法周官，事理类别相近。而且百姓有过恶，州长纠举，党正

译告诫他们，闾胥鞭打并处罚他们，比长把他们关进监狱，如果还没有停止，又宣读法律来教育他们。州长每年四次，党正七次，族师十四次，闾胥没有固定时间，在射宫射箭时观察他们的德行，在射宫饮酒时训导他们的礼仪。在军队田猎或服役时，诛杀不服从命令的人以展示法律。像这样，百姓如果还有过错罪恶，难道还多吗？至于族师将百姓编成什伍，并不是像后世那样孜孜不倦地搜求奸邪，恳切地使用刑罚作为政务。人与人之间互相担保，家庭与家庭互相接纳，年少时共同居住，年长时共同交往，祭祀时互相分享福泽，丧葬时互相体恤，祸患时互相担忧，居住时互相取乐，劳作时互相协调，哭泣时互相哀悼。那么骄横急躁、淫邪不正的风气就在这里革除，孝悌友爱、和睦亲善、信任体恤的教化就在这里兴起。大司徒用三物教化万民，乡大夫用五物咨询众人，礼仪明确、音乐完备，仁德浸润、义理切磋，它的道理确实从这里开始，在这里成就，却说防止秦朝收司连坐的法律也由此产生，这是错误的。

译舞师掌管帗舞、羽舞和皇舞。“羽”是指手中所持的翟羽，“皇”是指头上所戴的冠饰。一个说“持”，一个说“戴”，这是互文见义。《东京赋》中所说的“头戴华饰，手持翟羽，排列成八佾之舞”，薛综注释说：“‘华’是用铁制成的，上宽下窄，装饰以翟雉的尾羽。”舞人头戴此物，我认为“皇”字或许应写作“防”，即建华冠，形状像妇人的缕鹿冠，用五彩羽毛装饰。因为像有虞氏的皇冠，所以称为“皇”。郑众所说的“蒙羽舞者”，就是指这种。《说文解字》中“皇”写作“防”，用羽毛遮蔽头部，用来祭祀星辰；“帗”写作“翇”，手持完整的羽毛用来祭祀社稷，那么“皇”显然不是“翇”。郑玄认为羽舞的形状像帗舞，皇舞也像这样，这三者都相同吗？难道真是这样吗？贾公彦竟然说自古以来没见过在头上蒙羽毛的人。《礼记》说：“懂得天文的人戴鹬冠。”这不是在头上蒙羽毛吗？在宗庙中戴着冕冠跳舞，遇到旱灾时戴着鹬冠跳舞，因为知道天将下雨，所以跳旱舞，就戴上鹬冠来祈祷。鹬读作“述”，也写作“述”，或者写作“鶐”。《礼图》称之为术氏冠，古代“术”和“述”通用。《上林赋》中的“蒙鹖苏”，鹖鸟类似雉，鸟尾称为苏，蒙上它的尾巴作为防饰。郑众“蒙羽”的说法，本于此。《道应训》说：“去掉他的瞀而把它放在木上。”瞀就是鍪，即兜鍪，木就是鹜鸟的华饰。贾公彦的疏义压制郑众而支持郑玄，是错误的【唐代作《光圣乐》的舞者，穿着画有鸟华饰的衣服，大概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法度】。《祭义》中“术”字的省注说：“术应当作述。”《士丧礼》中“不述命”的注说：“古文中的述都写作术。”可见古代“术”和“述”是通用的。蔡邕在《独断》中认为建华冠就是鹬冠，郑子臧喜好它，而术士冠却是赵武灵王的服饰，现在不再使用，这种说法没有听说过。术士就是术氏，或者分为两种，这是错误的【汉代虎贲中郎将服弁，头戴鹖尾】。《说文解字》中“羽舞”用于雩祭，雩也写作□，防犹□也。干宝说：“用赤草染羽毛来做防饰。”郑玄也说：“染羽毛象征凤凰。”《南齐书·志》记载：“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说：‘凡是阳祀用红色的牺牲，阴祀用黑色的牺牲。’”郑玄说：“阳祀是祭天南郊及宗庙，阴祀是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说：“在泰坛焚烧柴火，是祭天；在泰折埋藏祭品，是祭地。”使用红色牺牲，郑玄说：“地是阴祀，用黑色牺牲，与天都使用小牛，所以连在一起说罢了。”前军长史刘绘的议语说：“犁牛的儿子毛红且有角，虽然想不用，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吗？”不清楚山川是否合为阴祀？如果在阴祀中，那就与黑色牺牲相违背了。何佟之又說：“《周礼》以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五岳、四镇、四渎】，山川为小祀【山林川泽】。”从四望以上，牺牲的颜色各自依据其方位，因为祭祀重大，应当遵循根本；山川以下，牺牲的颜色没有规定，因为祭祀较小，遵循所崇尚的。这样礼论中的两种说法就合而为一了。依从这种说法，我认为犁牛的儿子，不是小牛又是什么？身体纯红且角像茧栗，这是祭天的牺牲。用祭天的牺牲来用于山川，就接近于非礼，所以有“不用”的疑问。然而天下没有喜欢上帝而厌恶山川的，所以说“山川难道会舍弃吗”，这是圣人立言的精妙之处。解说者据此认为山川使用红色牺牲是错误的。何休说：“区分天牲主要看角”，所以知道红色且有角的是天牲。《淮南子·说山训》说：“□屯犁牛既□以防【□无角，防无尾】，决鼻而羁，生子而牺。”解说者认为仲弓父亲地位低贱且行为恶劣，然而犁，《说文》写作“□”，意思是耕。□牛是耕牛，司马犁字子牛，古代用牛拉犁，确实如此。□屯□防，是丑牛的样子，认为犁牛都是这样吗？况且指责他的儿子而诋毁他的父亲，君子是不做的【□，古髠字】。仲弓可以治理国家，所以举天牲来比喻他【《春秋》记载“仍叔之子”，《左传》说“弱也”，注说：“称仍叔之子，是年幼弱小的说法。”那么犁牛的儿子是小牛，确实如此】。

牛人供给祭祀用的享牛和求牛。郑众说：享牛是祭祀前一天准备的牛，求牛是祈祷求福的牛。郑玄说：享是献，献给神灵的牛；求是终，终事的绎祭用的牛。我认为：祭祀天神叫祀，祭祀地祇叫祭，祭祀人鬼叫享。享牛是享祭先王的牛。凡是祭祀前三天选择牺牲，君主召唤牛，接纳并观察它，选择它的毛色并占卜，这叫做求牛。求就是选择的意思。占卜吉利后饲养它，这就是享牛。享牛和帝牛都在涤宫饲养三个月。求牛只是具备这个条件，具就是庀，意思是简择，先庀牲后系牲。凡是牺牲必有副手，唐代礼仪中省视牺牲时小牛鸣叫，就免除它而使用副手，求牛就是它的副手。《曲礼》说：天子用牺牛，诸侯用肥牛，大夫用索牛。郑玄说：牺是纯毛，肥是养在涤宫，索是寻求而得到的。孔颖达疏说：下级不得僭越上级，上级可以兼用下级。奉献牺牲时报告说“博硕肥腯”，这是天子兼有肥牛。稷牛只是具备条件，如果有灾祸，所以临时可以另外寻求，这是天子兼有索牛。那么求牛就是索牛吗？《说苑》引用《礼记》说：上牲受损就用下牲，下牲受损就祭祀不备物。有下有上，一求一享，或索或肥，都称为牺。《左传》记载莱人贿赂齐国以索马牛各百匹，那么索牛也不仅仅用于祭祀。有人说：享牛是祭祀神灵的牛，求牛是降神的牛，一个用于祭，一个用于燎，只有郊祀使用，这是穿凿附会。《大宗伯》祭祀天用实柴，故书作賔。

译“柴”是充实的意思，“实”是堆积的意思，“宾”是升腾的意思。先前的儒者说“实”是指充实牺牲的肢体，那么“宾柴”又该怎么解释呢？

译凡祭祀，牛人供给牛牲所用的互案。互有三种：一种叫纺车，一种叫楅衡，一种叫悬肉格。《说文》中“互”字写作“防”，从竹，象形，“互”是省文。人手推握可以收绳，这就是纺车。另一说法，《广雅》说“纺”叫做互，其说法源于此。“纺”读若“狂”。有人说一种轮车，互的形状像椵，叫做〇互。设在牛角上以防抵触，这就是楅衡。《诗经》说：“或肆或将”，毛传说：肆是陈列在互上，将是整齐其肉。《西京赋》所说的“置互摆牲”，这就是悬肉格。这三种东西，有的圆可以转动，有的静止不动，有的像犬牙，一纵一横。大宗伯疈辜，故书“疈”作“罢”，先郑读为披，后郑破为疈，音义没有区别，只是语气的轻重不同罢了。古文“摆”作“罢”，就像“倦”作“劵”一样。

礼说卷三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礼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说卷四 翰林院侍讲惠士奇撰 地官二

周代的赋税和俸禄以田地为基础，天子居住在九畡的田地，收取经入来供养万民，因此天子一圻，诸侯一同，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大国的〇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众一旅田一成，成方十里，其税百夫田万亩，亩一钟。《诗经》说：“倬彼甫田，岁取十千。”这是卿的俸禄。自此以下直到皂隶食职，其税一夫田百亩，与庶人相同。作为在官的庶人，那些没有田地的，有的是因犯罪被剥夺的，年老后归还给他们，离开国家后收回他们的田地，以及外来的客人，和官吏中补缺而无田地只供给粮食而处理事务的人，否则都有田地，田百亩，一夫一妇谓之户。所以《诗经》说：“三百防。”《易经》说：“三百户，一轸十夫。”楚国的叶公子高有保存国家的功劳，食田六百畛。功劳崇高的人俸禄更加丰厚。《荀子》说：“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楚庄王对共雍说：“有德的人受爵禄，有功的人受田宅，这两样你都没有。”宅在邑中，所以田宅叫做田邑。周朝衰微时，大夫讽刺幽王说：“佌佌彼有屋，蓛蓛方有谷，难道不是小人在位，有宅有田吗？”俸禄田地之外，有功而赏赐的叫赏田。魏国的公叔痤为将，与韩赵作战而胜利，擒获乐祚，魏王高兴以赏田百万，作为他的俸禄。那么赏田也叫作禄。公叔痤将功劳让给吴起、巴宁、爨襄，于是寻找吴起的后代，赐田二十万，宁襄各十万。王说：“公叔是长者，”又给田四十万，加在百万之上，使达到一百四十万。这就是司勋所说的加田。康成说：“已经赏赐了，又加赐田地，用来厚待恩惠。”另一种说法加田是官宰的田地。《晋语》：“官宰食加。”像齐国的鲍国作为鲁国施氏的宰，有百室之邑，所以国家征税不及他。晋惠公赏赐以悦众，作辕田【辕，与爰通】。秦孝公任用商君，也制定辕田，都是赏田。《管子》说：“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那么辕田的法令，以上田赏赐战士，而中下田授予平民，秦晋的良田都归于战士了。贾田，是官贾的田地；官田，是官工的田地。《晋语》：“工商食官。”《管子》说：“贾知道贵贱，不做官贾；工治理功能，不做官工的人，给予功劳而不给予分田。”那么不在官的工商，不给予分田。《周书》说：“县鄙商旅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意思是能招来外商三人，就给予一夫之田。《白虎通》说：一夫一妇成一室。汉代田令：商人不能务农。康成说贾田在市，贾人家所受田地，大概是在官的贾吧？牛田、牧田，都是刍牧之地。像齐国的莱夷，秦国的胡苑，鲁国的牧在野，周国的牧在郊。邑外叫郊，郊外叫野，荐草多而平坦，是六畜容易繁殖的地方。古代有掌宅的官员，凡是做官的靠近宫殿，耕种的靠近城门，工匠商人靠近市场【齐国派弗郑为宅，就是掌宅的官员】。这是国家的宅地，宅地必有田地，所以叫宅田。武王伐纣，表彰商容，释放箕子，让他们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宅田。他们的田地，汉高祖诏书说：有功劳的给予田宅。孝昭帝赐给苏武田二顷，宅一区。孝宣帝时，胡组、郭徵卿的子孙都因旧恩赐给田宅。汉代尚且如此，那么周代就可以知道了。田地有税，宅地无征，而〇林却加重，为什么呢？舜制作食器而〇墨之，诸侯认为奢侈。汉代有工官主管制作〇器，南阳樊氏以富有闻名，想要制作器物，先种植梓漆，大概因为其利润厚，民间私相争夺，所以说：民间多私利的人，他的国家就贫穷。而且树木不能独自砍伐，不能独自举起，不能独自运输，必须借助民力，妨碍农事，所以加倍征收赋税，不是私占〇林，是厌恶使人民废弃生产谷物。古代计算〇以钟为单位，所以魏国的季成子食采千钟，曾子开始做官三〇，后来做官三千钟。秦汉改钟为石，而俸禄逐渐微薄。六朝有职分田，一品五顷，又有公〇田以供公用。到了唐代，内官赋以石，外官赋以田，没有土地的每亩给粟二斗。五代废除，到了宋代恢复。大藩长史二十顷，以及县尉不满五千户的，令四顷，尉二顷，稍优于唐代。其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