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説卷九

译礼说卷九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礼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说卷十 翰林院侍讲惠士奇撰 夏官一

大司马用九伐的法则来匡正邦国，这九种情况分别是：眚、伐、坛、削、侵、正、残、杜、减。郑康成认为“眚”就是“眚瘦”（灾祸瘦弱）。《王霸记》说：“从四面削减其土地。”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眚”与“削”有什么区别呢？《春秋》庄公二十二年记载“肆大眚”。《谷梁传》说：“肆是失，眚是灾，灾是纪。”范氏注解说：“灾指罪过，纪指治理。有罪过应当治理。”那么，“眚之”就是治理其罪过，难道没有虐待、防备、独自不侮辱鳏寡、欺凌弱小的情况吗？“虐犯寡者”是指虐待并侮辱他们。《道术篇》说：“兄长爱护弟弟叫做友，违背友道叫做虐，兄长称为寡，兄弟中称较弱的弟弟。”《春秋》记载卫侯杀了他的弟弟叔武，可以说这是“冯虐犯寡”，但不能说是“贼杀其亲”。“贼杀其亲”的人，其罪过如同焚烧。《易经》离卦九四爻辞说“突如，其来如，焚如”，有焚烧的意象。《春秋》中儿子弑父、臣子弑君，名分不正已经很久了，所以说只有称他们为“贼敌”，才能使人信服。“贼杀其亲”的人，要“正之”，就是正其“贼”的名分。而郑康成用卫侯杀叔武的事来对应，那么人君就有断绝宗族关系的道理，公子就不能亲近君主。卫侯是君，叔武是臣，君杀其臣，名分并非不正，而他的臣子无罪，天子派官吏治理他就够了，又何必用“正”的名义呢？经文书写“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这是“眚之”，不是“正之”。“眚”，《公羊传》写作“省”，“省”与“眚”相通。宣王任命程伯休父为大司马，并作了《常武》这首诗，说：“沿着那淮河浦口，巡视这徐国土地。”“眚”的意思就是“省”，巡视其土地，而不是削减其土地，那么“眚之”不是“削之”也就明白了。

对内暴虐、对外欺凌，就“坛之”。郑康成将“坛”读作“墠”。《王霸记》说：“把他安置在空旷的墠地。”那么，“坛之”就是幽禁他。荀子说：“官员失去要领就死，公侯失去礼制就幽。”幽就是囚禁。《左传》哀公八年，邾子无道，吴王派大宰子余讨伐他，把他囚禁在楼台，用荆棘围住，让大夫们奉太子革执政，这是古代幽禁的方法，大概就是把人安置在空旷的墠地，控制其出入，不得自由，但也不离开其国内。郑康成认为这是驱逐其君主，驱逐不是幽禁，他错了。《易经》履卦九二爻辞称“幽人”，虞翻认为履卦变为讼卦，初爻为兑，讼卦二爻在坎狱中，所以称幽人。《周书》记载把蔡叔囚禁在郭邻，就是幽禁。蔡叔死后，仍然立他的儿子仲于蔡，那么郭邻就是空旷墠地的地名，明显在蔡国境内了。

“贼杀其亲”和“放弑其君”，一个说“正”，一个说“残”，这是互文见义。“正之”是敲钟击鼓来声讨其罪过，“残之”是焚烧或车裂。《春秋》记载“邾人戕缯子于缯”，《谷梁传》说：“戕就是残，捝杀。”注解说：“捝指捶打，方言称为防【音廪，又洛感反】，关西人把打叫做防，晋魏河内以北把防叫做残。”大概残贼而杀之就是捝杀。《诠言训》说：“羿死于桃棓。”注解说：“棓，大杖，用桃木制成，用来击杀羿。”看来古代有这种刑罚，而邾国人实行了，所以《春秋》记载为“戕”。《小尔雅》也说：“戕就是残。”大概邾国人借用了这个名称来实行其暴虐。残是九伐中的正法，难道是指捝杀吗？董仲舒、刘向认为“戕是支解的意思”，分解四肢和骨节，这大概接近于残了。“残”的意思就是车裂，弑君者车裂，是古代的法律。解说的人说这起源于秦朝，错了。

“犯令陵政”就“杜之”。注解说：“杜，就是杜塞，使不得与邻国交通。”古代“杜之”的方法，诸侯不出境，大夫不出门。《管子》说：“城阳大夫受宠幸，穿着细葛布衣，吃着剩饭，伯叔父母、远近兄弟，都受冻不得穿衣，挨饿不得吃饭，想要尽忠于国家，能做到吗？用命令召见城阳大夫，废除他的职位，杜塞他的门不许他出去。”这是古代有罪杜门的方法。商鞅在秦国为相，太子犯法，因为他是君主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惩罚了他的师傅公子虔。所以赵良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经八年了。”大夫如此，那么诸侯就可以知道了。战国时期中山称王，齐国关闭关隘不接纳其使者，以此来限制他。限制他，就如同杜塞他。《春秋》记载“宋人迁宿”，《公羊传》将“迁”读作“还【还与环通，一音胡惯切】”，说：“迁是什么意思？不通也。把土地还给他。”何休说：“还，就是绕。绕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这就是杜塞他。那么宿是被谁灭掉的呢？回答说：宋国灭掉了它。假借杜塞的方法，实行夺取的计谋，而掩盖灭掉它的名称罢了。楚国想要吞并宋国，要求宋国田地夹塞两川，使水不能向东流。晋国讨伐齐国打败它，也想让齐国境内的田垄都向东。这是楚国杜塞宋国而晋国杜塞齐国【古“土”与“杜”通，《毛诗》“自土沮漆”，《齐诗》“自杜沮漆”，《公羊传》“土齐”就是“杜齐”。注解说：把齐当作土地，错了】，“土”的意思就是“杜”，也就是九伐中杜塞的方法。晋文公恢复郑国的城墙，使卫国的田垄向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魏国禁锢诸侯吉凶的慰问，堵塞庆吊的礼仪，废除王公徒有国土的名称，禁防壅隔，如同监狱。这不是古代杜塞

译这是（正确的）法则吗？没有罪过却加以阻绝，因此残害宗族嫡系，将权力委托给异姓，它的灭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内外发生混乱，行为像鸟兽一样，就消灭它；所谓消灭它，是诛杀其君主，而不是消灭其国家。《春秋》中记载的灭国，只是贪图其土地罢了，并非诛杀其君主。《公羊传》说：“灭，是上下同心协力，这是亡国时的美辞。”既然“灭”是美辞，那么执行消灭者的罪恶就更加显眼了。“灭”，是诛杀君主的措辞。诛杀君主后，其儿子不被立为嗣君，而是另外选择其祖先子孙中的贤者来立。那么，为什么不叫“诛”而叫“灭”呢？君主死了就叫“灭”。《春秋》记载吴国在鸡父击败了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胡子髠、沈子逞被灭。杜预说：“国家虽然还存在，但君主死了就叫灭”，这是对的。《公羊传》认为邾娄国的国君颜在宫中与九个公子淫乱，近乎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天子因此诛杀颜，而立其弟叔术，这就是“灭”的事情。诛杀颜的天子死后，叔术才将国家归还给颜的儿子夏父。在这个时候，邾娄人常被周朝军队侵扰，说：“为什么杀我们的天子？”由此可知，诛杀君主后其子不被立，确实是事实。《郑语》说：“彭姓的豕韦被商朝所灭，其后代仍然成为商朝的方伯。”大概是因为汤灭了豕韦，但没有消灭其国家，所以子孙得以再次兴起成为方伯。《左传》襄公四年说：“灭斟灌。”哀公元年又说：“杀斟灌。”王肃说：“古代灭和杀是同一个意思。”那么所谓“灭”，就是“杀”罢了。

译仲春时节整顿军队，师帅手持提鼓。注解说：提，是马上的鼓，有弯曲的木头可以提持，立在马髦上，所以叫提。髦也写作防。《集韵》说：是车上的遮蔽物，用来抵御风尘。古代有旄车，那么提鼓是立在车上的。另一种说法是马髦，马的长毛很大。《周正乐》说：马上的鼓叫提，有木头可以提持。用在朝廷就是登闻鼓，也就是敢谏的鼓。用在官府叫朝鼓，在乡村叫枹鼓，枹也写作桴，是击鼓的工具。在边疆叫警鼓。那么通达穷困之路的鼓，就是后世的登闻鼓，也有木头可以提持吗？旅帅手持鼙鼓。《司马法》说：千人的军队手持鼙鼓，鼙也写作鞞，是骑鼓。它的形状像鼗而圆薄，那么又把鼙当作马上的鼓了。古代没有单独骑马的，凡是军中的鼓都可以叫骑鼓。周朝居住在酆镐，靠近戎人，与诸侯约定在高葆，在王路上祈祷，在上面放置鼓，远近都能听到，一旦戎寇到来，传鼓相告，这是古代的警鼓吗？中夏教习茇舍，辨别号名的用途。号名，就是旗帜。县鄙以名家，以号；百官以事，在国都用来表示朝位，在军中又模仿这种制度来制作，披在身上以备死事。大概是模仿丧礼的铭旌，其说法见于《墨子·旗帜篇》。守城的方法，有旗有帜，以形名为旗。形名，就是木为苍旗，火为赤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食物为菌旗，死士为仓英旗，竟士为雩旗，多卒为双旗，五尺男子为童旗，女子为梯末旗，弩为狗旗，防为旗，剑盾为羽旗，车为垄旗，骑为鸟旗，这就是形名之旗。号名的用途，茇舍时群吏整理车徒，读书契而辨别它们。凡是所求索的旗名不在书契上的，都用形名来命名，所以说号名的用途。亭尉各自制作旗帜，竿长二丈五尺，帛长一丈五尺，宽半幅。有大寇，鼓三举一帜，鼓四举二帜，鼓五举三帜，鼓六举四帜，鼓七举五帜，鼓八举六帜。大司马中冬大阅，三鼓作旗，因此吏卒男女都穿着不同的衣章。衣章，就是小旗帜。城上的吏卒把它放在背上，卒放在头上；城下的吏卒把它放在肩上。左军放在左肩，中军放在胸前。大概是披在身上以备死事的。大旗署户邑及财物，建旗其署令，都明白知道，叫某子旗，像高子之鼓，国子之鼓，用来题别众臣，在朝表位，在军象事，某某之名，某某之号，其用途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人执旌旗以号相命，说的就是这个。后世诡道行军，埋伏旗鼓，谬传号令，自以为出入若神，这不是所谓明白知道的义理了。《尉缭子》说：“卒有五章，前一五行，置章于首；次二五行，置章于项；次三五行，置章于胸；次四五行，置章于腹；次五五行，置章于腰。自腰至首，五色为章。”九旗之类，职责在司常。帅的旗，书上说：“某门某子卒之章。”书上说：“某甲某士。”秦刻石之罘，其东观辞说：“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那么章旗，是用来定职守，决嫌疑的【旗帜的长短没有文献记载，孔颖达以丧礼证明它，大概长三尺】

帅以门名，注解说军将都是命卿。古代的军将，大概在营治于国门。鲁国有东门襄仲，宋国有桐门右师，都是上卿为军将的。《舜典》说：“辟四门。”郑玄注解说：“卿士的职责，使为自己出政教于天下。”说四门，是卿士的私朝在国门。后世东门襄仲、桐门右师，取法于古代。宋国有泽门晳，吴国有胥门巢，晋国有下门聪，秦国有横门君，赵国有广门官。春秋战国都是这样，于是说唐虞也是这样，难道是这样吗？宋襄公在泓水作战，而门官被杀。门官，是军的帅。宋向戌称卢门，合左师而华氏也居卢门。二族都是卿而为军帅，称为门官，就是这样其后遂为将军。晋六卿号六将军。古代军营在门，所以死事的老孤养以门闗的委积，大概就其地而养之，所以励士而劝功。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御之，耏班为御，以败狄于长邱。皇父的二子死在那里。宋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征，是门闗的委积。耏班食之，因谓之耏门。死者未见恤，而生者独旌焉，难道是先王的法度吗？韩非说死士的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之类，乘车衣丝，就知道遗人的职责废于战国了。乡以州名，注解说南乡甀，东乡为人是。按《世本》有宋大夫东乡为似，东乡氏而为名人，衍文。晋国高士全隐于南乡，因以为氏，那么南乡甀者，也是氏南乡而名甀了。贾疏谓甀与为人皆当时乡名，失之。居门者以门氏，居乡者以乡氏，那么南乡、东乡都是氏，何疑？

《左传》孔疏说：“大司马职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司

译常职负责国家的大阅兵，辅助司马颁布旌旗等物。大阅兵和治兵，都是训练作战，但所树立的旌旗等物有所不同。郑玄认为：凡是颁布旌旗等物用于出征，则像秋季那样；用于尊卑的常规，则像冬季那样。大阅兵具备军礼，但旌旗不像出征时那样空疏避实。那么大阅兵所树立的是尊卑的常规，治兵所树立的是出征的礼仪。三年一次的治兵与秋季的治兵，名称既然相同，所树立的旌旗应当没有差异。所以服虔引用《司马职》的明文，说明这旌旗所树立的，是运用秋季辨别旌旗等物的方法。”按：治兵时王树立大常，《巾车》职掌说：“大麾用于田猎，大白用于作战。”先儒认为王在春夏田猎则树立大麾，秋冬则树立大常。旌旗的使用虽然像治兵时那样，但如果王亲自领军则树立大白。《王制》关于旒说：“旌旗没有旒的称为大麾，又名緌。”《王制》说：“天子杀敌则降下大绥，诸侯杀敌则降下小绥。”注说：“绥应当读作緌。这是有虞氏的旌旗。”《巾车》注说：“大麾颜色为黑，是夏后氏所树立的。大概夏后氏的旗去掉了它的旒和旐，成为有虞氏的緌，也就是《巾车》中的大麾。《王制》三次田猎都使用它，符合《巾车》‘大麾用于田猎’的说法，不在九旗之中，只在田猎时举起它来标示捕获。所以《诗经》传文说：‘天子高举大绥，诸侯高举小绥。’高举就是举起，降下就是放下，都是针对田猎而言。明确不是田猎就不树立大麾。”中冬的大阅兵，中秋的治兵，固然树立大常了。等到田猎时，仍然树立大麾来标示捕获。先儒说春夏使用它，秋冬则不使用，是错误的。司常所属的旌旗的细类，名为幑帜，也称为章。《诗经》说：“织有花纹的鸟章。”有九旗，又有九章。九章彰显五教不乱。九旗叫常、叫旂、叫旜、叫物、叫旗、叫旟、叫旐、叫旞、叫旌。九章叫日章、叫月章，合起来称为日月之常；叫龙章、叫虎章，就是交龙之旂、熊虎之旗；叫鸟章、叫蛇章，就是鸟隼之旟、旄蛇之旐；白天行军举日章，夜晚行军举月章，行军渡水举龙章，行军入林举虎章，行军上坡举鸟章，行军入泽举蛇章；叫鹊章、叫狼章、叫韟章，行军走平地举鹊章，行军上山举狼章，装载食物驾车举韟章。韟，就是建臯，虎皮又名臯比。武王攻克商纣，用虎皮包裹干戈，所以叫韟【櫜、臯、韟，古文通用。郑玄作櫜，服虔作臯，《管子》作韟】《曲礼》说：“前面有士师，就装载虎皮。”就是这个章，属于九章九旗的一类。五教叫耳目、叫身、叫足、叫手、叫心。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快速、缓慢、稀疏、密集，用来教导身体。车驰马走，车骤人趋，用来教导脚。鼓声三阕，战车三次冲击步兵三次刺杀，用来教导手。在阵前誓师，杀牲示众，用来教导心。春季辨别鼓铎，夏季辨别号名，秋季辨别旌旗等物，用来教导耳目。司常所说的象征其事、象征其名、象征其号，大概是指有颜色和形状的旌旗。幑帜既然如此，旌旗难道不这样吗？说军吏，说百官，所谓官府各自象征其事。说师都，说州里，说县鄙，说乡遂，说郊野，所谓州里各自象征其名。说孤卿，说大夫士，所谓家各自象征其号。一面旜，有时叫孤卿，有时叫师都。一面物，有时叫大夫士，有时叫乡遂。说的是师都中的孤卿，乡遂中的大夫士，一举其名，一举其号。一面旗，有时叫军吏，有时叫师都。一面旟，有时叫百官，有时叫州里。说的是师都中的军吏，州里中的百官，一举其名，一举其事。一面旐，有时叫郊野，有时叫县鄙。县鄙在六遂，遂人掌管邦国的郊野，所以叫郊野。举其名就知道其事与号。分开来是事、名、号，而合起来则是颜色和形状相同。秋冬用来教导耳目的，又如此。郑玄说冬大阅兵为空，秋治兵为实，而改变旌旗。旌旗是用来发号施令的，多次改变，五教就乱了，又怎么能一气专定，前进没有疑虑，后退没有匮乏呢？帜象征铭旌，披在背上，这就是幑。《说文》说用红色帛布披在背上。《春秋传》说扬幑的，是公的徒众。孔颖达说为公者扬幑，就像为刘氏者左袒一样。幑一作挥。《东京赋》“戎士介而扬挥”，薛综说挥是肩上的红色旗帜，像燕尾一样。那么帜垂在肩上，披在背上。《吴语》所谓的“肥胡”，《吴都赋》所谓的“祀姑【肥胡祀姑，形声相似，韦昭读为肥胡，左思读为祀姑】注说：幡名，麾旗之类。郑玄说九旗之类也如此。现在城门仆射所披以及亭长所穿的红色衣服，都是它的旧象。《方言》“亭父称为亭公，他的卒称为弩父，或者称为褚”。褚应当读为帾【带古反】帾与幑都是幡名，见《广雅》。所谓亭长红色衣服，是幑的象征。郭景纯读为赭，说他的衣服是红色，意义也通。仍然读从帾为允。汉时走卒都戴红色头巾穿红色内衣，称为褚者因此。秦攻齐，齐威王派章子率领军队，章子与秦军交战后驻扎。章子于是改变他的幑章，以混杂秦军。由此秦军大败。而淮阴侯攻打赵国，也暗中挑选轻骑进入赵军营地，拔掉赵帜，树立汉帜以扰乱其

译军中的器物。有的拿着它，有的立着它，有的披着它，有的空着它，都是同一种东西。【《广雅》说：亭父就是更褚卒】

译仲冬时节举行大阅兵，于是进行狩猎。用旌旗设立左右和门，众官吏各自率领车兵步兵，按照次序从和门出发。查《战国策》记载韩、齐、魏三国共同攻打燕国，燕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景阳率军攻打魏国的雍丘以救援燕国。三国军队都疲惫不堪，魏军驻扎在西面，齐军驻扎在东面，楚军无法撤回。景阳于是打开西和门，与魏国互通使者，白天用军骑传递，夜晚用烛火照明。齐军对此感到奇怪，以为楚国与燕国、魏国合谋，于是撤兵离去。楚军这才撤回。这说明军门有东西和门。《韩非子》说：“李悝警告他的左右和门守将说：‘敌人将要到了。’像这样反复多次，而敌人并没有来，左右和门守将松懈怠慢，不再相信，秦国偷袭他们，几乎夺走了他们的军队。有一天，李悝与秦人作战，对左和门守将说：‘快上去！’右和门守将已经上去了，又骑马赶到。右和门守将说：‘左和门守将已经上去了！’左右和门守将都争着上去。”这说明军营壁垒有左右和门。和，是壁垒的名称，在壁垒上树立旌旗作为门，这就是左右和门。军队胜利在于和谐，所以称为“和”。《唐礼》说：“仲冬讲武，四面出口称为和门，树立旗帜作为标志，按照方位的颜色。”这说明军队四面都有和门。《东京赋》说：“叙和树表。”注释说：“军队的正门称为和，这是错误的。”

大规模役事与谋划事务，主管其植木并接收其役事簿书。郑司农认为植是指《春秋传》中华元为植巡功属，所谓聚会之要者簿书。查《春秋》昭公三十二年，诸侯修筑成周城墙，属役赋丈书以授帅及防城而栽。宋国仲几不接受功簿，栽者即植，指桢榦；书者即要，指役事簿书。不接受功簿，就是不接受役事簿书。《公羊传》说不蓑城，何休说：“就像现在用草覆盖城墙。”有人将蓑读作衰【初危反】，指功绩的等级次第，这是错误的。魏国扬州刺史刘馥高筑城垒，多堆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作为防备。等到吴国围攻合肥，天连续下雨，城墙将要崩塌，于是用草苫覆盖它，这就是蓑城，即何氏所说的用草覆盖城墙的方法。大概古代都是土城，所以覆盖它以防倾倒，汉魏都是这样。《春秋》胡独不然吗？战国时董阏于担任晋阳守令时，宫墙都用萩蒿楛楚覆盖墙壁，高至丈余。那么古代不仅覆盖城墙，也覆盖宫墙了。大概水昏正而栽赏，羣干聚，羣材百物皆具焉，这就是所谓属其植。郑司农认为是部曲将吏，这是错误的。《管子》说水官之吏常巡视堤防，有大雨各守护其所可治者，催促治理堤防可衣者衣之，那么蓑城与衣堤都是古法【《四时篇》说：“西方曰辰，其时曰秋，赏彼羣干，聚彼羣材，百物乃收”】

祭祀在首时，进献在仲月。而大司马中夏苗田，献禽以享礿；中冬狩田，献禽以享烝。康成认为冬夏田主于祭宗庙者，隂阳始起，象神之在内，是祭以仲月，非首时也。《王制》：天子诸侯之田，一为干豆，亦见《公羊》何休云：“一者第一之杀也。”自左膘射之，达于右髃，中心死疾，鲜洁故干而豆之，荐于宗庙。不知所谓荐者，因田而荐欤？抑因祭而田欤？孔氏、贾氏皆以为《周礼》四仲祭者献禽也，然则因田而荐，非因祭而田，直曰献禽可矣。又曰“享礿”“享烝”何也？孟夏礿而中夏又礿，孟冬烝而中冬又烝，不亦黩乎？南师解曰：“祭以首时者，谓大夫士也。天子诸侯祭天及禘祫以孟月，祭宗庙以仲月。”而《左传》则有“始杀而尝，闭蛰而烝”之文，始杀在仲秋，则闭蛰亦当在仲冬矣。杜预分为上下限：十月半虫始蛰为上限，十一月初蛰虫闭为下限，皆可烝。《周官》祭以四仲，盖在下限，是因祭以首时而曲为之説也。昭元年《左传》十二月晋既烝，盖周建子为春，故烝祭在十二月，于夏为孟冬，于周为季冬。桓八年经春正月巳卯烝于周，为孟春，于夏为仲冬。如杜预説在可烝之下限，不为过，而书者谷梁以为烝冬事而春兴之志不时也。然则不行夏时，祠礿甞烝皆失其正，故《春秋》书而非之。《周官》搜苗狝狩独用夏时，祭以四仲得其正矣。桓四年春正月狩，与八年春正月烝，皆在仲冬之月，合于《周官》説者以为春狩与春烝皆非礼，故书月。庄四年冬狩于郜，昭八年秋搜于红，为得时故不月【公谷皆曰“秋曰搜”】何休亦云：“狩例时书月者讥不时也【范甯亦云：“祭祀得礼者时，失礼者月”】然则《春秋》亦行夏时欤？不然，庄四年冬狩，夏之八月乃仲秋之狝；昭八年秋搜，夏之五月乃仲夏之苗，秋而狩，夏而搜，乌在其为得时乎？《春秋》祭不书祠礿而书甞烝，田不书苗狝而书搜狩，则凡书于防者皆非时田时祭可知也。大阅在中冬，经书秋八

译《左传》认为“月”是指简省车马，《谷梁传》认为是指观看妇人。而昭公十八年七月，郑国进行大搜，在宗庙治兵，这就清楚地表明搜阅都不是在田猎的时节进行的【何休说：每年进行搜，每三年进行大阅，每五年进行大搜，汉朝的礼仪依然如此】。昭公二十二年春，在昌间进行大搜。《谷梁传》说：秋天才称为搜，这却是春天。称它为搜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事的是搜的职事。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四季都可以进行搜。而桓公八年夏五月丁丑进行烝祭，那么四季也都可以进行烝祭了吗？所以我所以说：时田和时祭不记载于《春秋》。董仲舒说：祠祭在正月食用韭菜，礿祭在四月食用麦子，尝祭在七月品尝黍稷，烝祭在十月进献初熟的稻米。这是进献，不是祭祀。又说：春天进献豆中的食物，夏天进献尊中的食物，秋天进献杌中的食物，冬天进献敦中的食物。豆中装的是韭菜，春天开始生长；尊中装的是麰麦，夏天刚刚收获；杌中装的是黍米，秋天最先成熟；敦中装的是稻米，冬天完全熟透。开始生长称为祠，刚刚收获称为礿，最先成熟称为尝，完全熟透称为烝。一年之中，上天赐予四次，到了时节就进献上去。这就是宗庙每年进行四次祭祀的原因。大概是将祭祀和进献合而为一，并以第一个时节为首，其意义就是这样。刘向说：苗猎是拔取毛羽，搜猎是搜索捕捉，狩猎是守候留取。夏天不进行田猎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天地阴阳盛大生长的时节，猛兽不攫取，猛禽不搏击，毒蛇不叮咬。鸟兽虫蛇尚且知道顺应天意，何况人呢？为什么称之为田猎呢？除去危害庄稼的禽兽，所以用“田”来指称。何休认为田猎是为了供给承奉宗庙，夏天不进行田猎而在苑囿中获取猎物。刘向不相信《周官》，只推崇《公羊传》夏天不进行田猎的说法。《周书》说：夏历符合天道，是百代君王所共同的。商汤革命，以丑月为正，改变民众的视听。至于我们周朝改正历法、改变器械，以垂示三统。至于恭敬地授民农时，巡狩祭享，仍然沿用夏历。这是《周官》使用夏历的明显证据【何休说：春祭进献崇尚韭菜和鸟卵，夏祭进献崇尚麦子和鱼，秋祭进献崇尚黍米和鸡，冬祭进献崇尚稻米和大雁。没有牺牲而祭祀称为进献。天子四次祭祀四次进献，诸侯三次祭祀三次进献，大夫和士两次祭祀两次进献。汉朝的叔孙通说：古代有春天品尝水果，现在樱桃熟了，可以进献上去，允许了。各种水果的进献由此兴起。这是没有牺牲的进献。然而猪尝麦，狗尝麻，那么进献也有牺牲了。《王制》注说：有田猎的人既祭祀又进献。士进献用单独的小猪，大夫进献用羊羔。所谓用羊羔小猪祭祀，百官都充足。《诗经》说：进献羊羔祭祀韭菜。解说者认为祭祀用特牲，进献用小猪；祭祀用少牢，进献用羊羔，进献比祭祀低一等不用完整的牺牲，没有牺牲者就没有完整的牺牲。郑玄说：‘鬼魂在祧庙只进献而不祭祀，祭祀有尸，进献没有尸。’谯周说：‘每月初一加进献，象征生前每月初一进食，称为月祭；祧庙则不这样】

译《诗经》中“时迈其邦”是巡守之事，说“薄言震之，莫不震叠”。郑玄笺注说：“军队所征伐的地方，刚动用威势，就没有不恐惧而顺服的。”孔颖达疏解说：“君王巡守时由军队跟随，所以如此。”《周礼·大司马》职掌说：“等到军队出动，大规模集合军队以执行禁令，拯救无罪者，讨伐有罪者。”又说：“如果是大规模出征，就掌管禁令，监督衅祭主神和军器。”上文说“师”，下文说“大师”，两者不同。“大师”说的是征伐之事，那么所说的“师”，就是巡守，而非征伐。所以注解说：“师指的是君王巡守以及防同。”司马起兵集合军队跟随，不说“大”字，是因为没有敌人，不崇尚武力，这是巡守之礼由军队跟随的情况。“大合军”如同“大合乐”，“大合乐”是指遍奏六代之乐。可见“大合军”也是六军全都出动。而《杂问志》说：“天子巡守的礼仪没有六军的记载，是因为礼仪中没有明确的正文。”天子是天下的君主，安定时不忘危险，况且说“拯救无罪者，讨伐有罪者”，怎么能没有六军呢？有人说：“《诗经》说‘戢干戈，櫜弓矢’，那么‘震叠’并不是依靠军队。而且安定皮革甲胄，隐藏五种兵器，停止武事推行文治，率领诸侯朝见天子，这是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原因。何况天子巡守，为什么要用军队威慑然后才恐惧顺服呢？”解说者认为小宗伯设立军社，大司马监督衅祭主神，都称为“大师”，这是任命将领出兵称为“师”，天子亲自出征则加上“大”字。“大合军”是天子治兵的礼仪。然而郑玄认为巡守如同防同，也并非没有道理。《大行人》职掌中，“时防”用来发布四方的禁令，“殷同”用来施行天下的政令。“时防”是指诸侯有不顺服的，君王将要讨伐他们，于是筑坛会合诸侯而发布禁令。“殷同”是指十二年君王不巡守，六服的诸侯都来朝见，所以叫“殷同”，也叫“殷国”，是说其盛况。君王也筑坛会合诸侯而命令政事，政令与禁令指的是九法九伐，用来平定邦国、端正邦国，而“大合军”就是用来执行这些禁令的。《诗经》说：“周王出行，六军跟随。”“于迈”如同“时迈”，那么巡守有六军，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昭王南征死在汉中，穆王东征渴死在沙衍，这是周朝德行衰微的时候。宣王东巡，军队行进严肃，大路所经过的地方，百姓不知道，所以《诗经》说：“这人出征，有听闻却无声息。”“庞庞乎”“奕奕乎”，难道不是一时的盛况吗？“东搜”是君王东巡守，挑选车马步兵，大规模集合众人，那么巡守有六军，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春秋》记载“天王狩于河阳”，《谷梁传》“狩”作“守”，读作“狩”。大概是君王巡守防备诸侯而田猎，借此修习军事，所以也叫“搜”。《尚书》说：“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以登临大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顺服的。以瞻仰文王的盛德光辉，以发扬武王的大业，遍行天下，如果不是巡狩又是什么呢？瞻仰光辉发扬大业，何尝不是整顿军队呢？军队是用来彰显文德的，确实如此。因此向戍弭兵，而春秋时期更加混乱；萧俛消兵，而河朔地区于是灭亡。

大规模防同，则由大司马率领士庶子而掌管政令。在大型祭祀、飨食时进献牲鱼。孔颖达认为司马掌管防同进献之事。《春秋》襄公二十七年，诸侯的大夫在宋国防盟，宋国人宴请赵孟，司马放置折俎，符合礼仪。将肢体分解节折称为羞，进献牲鱼，大概是飨礼兼有燕礼。孔子举出这种礼仪，认为文辞过多。古代在旅酬时，谈论文辞，是飨燕之辞。魏侯在苑台举杯，鲁君举杯而言。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公罔之裘，饮一觯而言，都是如此。服防认为孔子举出并用于后世，称为孔氏聘辞，聘礼施行享礼，这种说法一定有依据。

夏官《司勲》说凡是有功劳的人，在大烝祭时配享。指功臣配享。查考唐代贞观礼，祫祭时功臣配享于庙廷，禘祭则不配享。当时《礼记·月令》说祫祭和禘祭都可以配享。贞观十六年召集礼官商议，太常卿韦挺等人议说：“《周礼》六功之官只配享大烝而已。先儒都认为大烝是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都遵循郑玄之学，没有认为它是时享的。又汉魏祫祀都在十月，晋朝礼官想用孟秋殷祭，左仆射孔安国上奏弹劾，获罪免职的不止一人。梁初误让功臣禘祭，左丞何佟之驳议，武帝听从了他。下到周齐，都依照此礼。现在礼制规定禘祭不配功臣，确实认为礼不可改变，于是下诏改令从礼。到开元年间改修礼制，又让禘祫都配享。”查考司勲的大烝，是《月令》所说的大饮烝。孟夏饮酎，孟冬大饮烝，都是祭祀宗庙的礼仪。《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所说“见于尝酎与执燔焉”，就是如此。执燔助祭，如果不是宗庙又是什么？郑玄说饮酎是与群臣在朝廷饮酒，大饮烝是与群臣在学宫饮酒，这是错误的。孟冬百物大备，其礼仪尤其盛大，所以祫祭于太庙叫大饮烝。这时大享先王，功臣都跟随参与享祭，而天子也能与助祭的群臣在庙寝饮酒吗？《盘庚》孔传说：“大享烝尝也。”孔疏说：“时祭中烝尝为大，秋冬之祭尚且涉及功臣，那么禘祫可知。”近代只有禘

译祫祭配享，时祭不及，这是错误的。冬祭称为大烝，乃是时祭中的祫祭，并非指三年一次的祫祭。配享者列位于庭。魏国高堂隆议论说：“燕礼中，大夫以上都升堂，士位于庭。功臣配享而在庭，这是贬损而非宠异。”《周书》说：“勇猛则伤害上级，不能登上明堂【见于《周书·大匡篇》，《左传》引用说：‘《周志》即现在的《周书》，是古代的《周志》’】，意思是说有勇而无义，不能登堂配享，这是配享在堂的明显证据。面朝北立于庭中，是朝立的位置。燕礼则升堂，脱鞋的位置不在庭中。君主的礼仪，大夫三次献酒，大祝三次向配享者进爵就可以了。古代有立朝，有坐朝。治朝则君臣都站立，燕朝则君臣都坐下。坐下则脱鞋，升堂的大夫以上都如此，士则立于下方。所以说：‘朝见时不坐，燕会时不参与。’《孔丛子》说天子诸侯的臣子，活着时在朝中有位次，死后在庙中有位置，其次序是一样的。《左传》说以王命讨伐不庭，杜预说：‘下级侍奉上级都在庭中完成礼仪，那么在庙中有位置，其位置在庭中。朝见有固定的位次，庙中也是如此。《诗经》有三章，先说‘着’，次说‘庭’，最后说‘堂’，那么‘着’不在堂中。配享的神座，齐永明十年，何諲议论说：‘功臣配享，题写列坐位置，详细书写官爵谥名。前朝遗留的事，没有主设板，大小厚薄，与尚书召板相同。那么板就是主。’晋安昌荀氏祠制，称为祭板，长一尺一寸，宽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字书写‘某之神座’，用帛囊盛装并封检。唐礼祫禘功臣神座，各在座首设版，版文各题写官爵姓名。自汉至唐，未听说配享在堂的礼仪。《楚辞》说：‘三公穆穆，登降堂，诸侯毕极，立九卿【音羗，与堂协】，只说登降而已，并非说位置在堂中。《觐礼》，侯氏奠圭，奠币在中庭，都升堂致命，降阶再拜，稽首也升堂成拜，那么朝位也不全在庭中。大概天子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所以致命成拜都在堂上吧？春朝与秋觐不同，秋觐天子当依而立，在牖户之间，称为扆【与依通】，扆在牖东户西，那么扆位在堂中。春朝天子当宁而立，在门屏之间，称为宁。大概门旁有塾，门外有屏，天子立于其间以待诸侯到来，所以称为宁。诸公东面，诸侯西面，东西对立，那么君臣之位都不在堂中。所谓‘不下堂而见诸侯’，只有觐礼如此。有人说：宁位在门堂，宁与着通。诸侯内屏，着在门内；天子外屏，着在门外，在两阶间，称为防；中庭的左右，称为位。位者，是群臣东西的行列。《位杂问志》说：‘春祭苍帝大皥食焉，句芒祭之于庭，那么知道在庭之位并非始于汉代【《曲礼》下卿位疏说：‘卿位在路门内门东北面位。’《论语》‘过位色勃如也’，注谓入门右北面，君揖之位。包氏认为是君主的空位，错了。入门尚未升堂，那么位不是君位。燕朝在路寝，大夫得升堂】。马质》禁原蚕注说：‘原即再，天文辰为马，蚕书说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是怕伤马。’宋雍熙年间曾想禁止，正值史馆乐史认为国赋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緜蚕之有原，由来已久。编民之内，贫窭者多。春蚕所成，只充赋调之用。晚蚕薄利，方及卒岁之资。现在若禁止，恐怕害民，未见其利。皇上看了，于是停止禁令。司业孔维认为，晚蚕之茧出〇甚少，再采之叶，来岁不茂。岂徒伤马桑，亦残焉【《淮南子》说：禁原蚕为残桑也】。现在坰野之地，官马多死，若无明据，岂敢妄陈？查《本草注》：以僵蚕涂马齿，则不能食。草物类相感，如此。仲春祭马祖，季春享先蚕，都是天驷房星。为马祈福，称为马祖；为蚕祈福，称为先蚕。请求依《周礼》禁原蚕，为允。皇上虽未采用，但嘉奖他，将其言付史馆。而有司检讨先蚕故事，认为先蚕者，始蚕之人，与先农、先牧、先炊一样。《开元享礼》瘗炊于坛之壬地，又《郊祀録》载先蚕祀文，有肇兴蚕织之语。而为坛北郊不设燔燎，那么先蚕非天驷房星。《中山经》宣山有桑，其枝四衢，叶大尺余，名曰帝女之桑。《诗》所谓‘猗彼女桑’也。《海外北经》有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即荀子所谓‘身女好而头马首’者，是为蚕神，与马同形，故与马同气，实为龙精。而《晋志》祭先蚕以少牢，其神曰菀窊，妇人寓氏公主。《隋志》祭先蚕以太牢，其神曰西陵氏。那么肇兴蚕织者也。校人秋祭马社

译注解说：这是指开始驯乘马匹的人。《世本》记载说：“相土发明了乘马。”这似乎并非指《易经》中“服牛乘马”的变革，大概是顺应神灵的教化，适宜百姓的开端始于黄帝。那么，发明乘马的，就是轩辕氏了【《路史》认为轩辕氏是古帝皇，并非黄帝，这种说法不典雅且不合规范】。“祃”字的意思就是马，祃祭的礼仪祭祀轩辕氏，就是因此。北齐将马和蚕视为同祖，所以先蚕祭也祭祀轩辕氏，这是错误的。校人夏祭先牧，注解说：这是指开始养马的人，其人名氏未曾听闻。《吕氏春秋》说：“乘雅发明了驾车，寒哀发明了驾驭。”寒哀就是韩哀侯。古文中“寒”与“韩”通用，《世本》记载韩哀侯发明了驾驭，解说者认为古代虽然已有驾驭，但到了这时才更加精巧。《诗经》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菀窊、寓氏、乘雅、寒哀，似乎都兴起于近世，并非古昔的先民，怎么能称他们为“作”呢？轩辕氏娶了西陵氏的女儿，称为嫘祖氏，她淳厚地教化鸟兽虫蛾，所以……后周将先蚕定为西陵氏，那么先蚕就如同先牧，是开始养蚕的人，而马和蚕的祖先则是龙精。

译量人掌管建立国家及营造都邑的法度，规划军营的壁垒房舍，测量市场、朝廷、州道、军营社坛所在里的范围。司农说“州涂”是指环绕市场朝廷而形成的道路【“还”与“环”相通】。郑玄说一州的民众，二千五百人组成一师。先郑以州为道是错误的，后郑以州为师，也不完全正确。涂叫做术，术叫做遂。《月令》中说的“审端径术”，《学记》中说的“术有序”，都是这个意思。大概田首称为遂，而五县组成遂，也用遂来命名。邑中的道路称为术，而十里组成术，也用术来命名。《度地篇》说：“州称为术，不满术的称为里。”所以百家为里，十个里为术，十个术为州，十个州为都。那么州涂，就是州术。州之内有涂，涂之内有里。面朝后市，左祖右社，这样壁垒房舍就建成了。规划军营的壁垒，仿照建立国家的都邑，都按照各自的法度分别制定并设置防御。量人营造都邑的方法是这样，那么他规划军营壁垒的方法也是这样。掌固掌管修筑城墙、沟池、种植树木渠道等防御工事，其法度也见于《度地篇》。其中说：“圣人安置国都，一定选择地势不倾斜的地方，而挑选地形肥沃富饶之处，背靠山峦，左右临近河流或沼泽，内部修筑落渠以排泄积水，依托大河而注入其中。”天下有万诸侯，天子居中而处，凭借天险的稳固，获得地利的优势。内部修筑城，外部修筑郭，郭之外修筑土墙【“阆”指隍】，地势高则挖沟，地势低则筑堤，命名为金城。种植荆棘，上面种植带刺的树木，这是为了巩固防御。掌固职掌所说的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大概就是这样。郑玄也说：“树指枳棘之类，有刺的”，可知先秦两汉都是如此。另一种说法认为量人所测量的是里数。《司马法》说：“中垒六千尺，累积尺数得到四里。”用中垒四面相乘，一面得到土地三百步，垒内有土地三顷余一百八十步，正门大将居住其中。这些数目就是量人所测量的。大概军营以里计算，所谓军社所在的里，就是这里。孙膑说：“烧毁他们的积聚，使他们的市里空虚。”那么军市、军社所在的地方，都称为里。垒指军营壁垒。崔瑗《中垒校尉箴》说：“堂堂黄帝设立壁垒【《春秋》秦伯派术来聘，《公羊传》术作遂，古术遂相通。所以《学记》术有序，注云术当作遂，或者改术为州，错得太厉害了。】《王制》郑注说：“属连卒，州犹聚也。”疏说：“属者系属，连者连接，卒者卒伍，州者聚居。”《齐语》也说：“群萃州处。”那么里、术、州、都、市、朝、州、涂，都是聚集的意思】

司爟的古本爟写作燋【燋与爝相通，音哉约反】。杜子春读为爟。爟为私火，郑玄说爟读如予若观火之观。现在燕地风俗称汤热为观，那么爟火是热火吗？那么司爟夏天主管热，司烜秋天主管明。热用来烹饪，取其新明；用来照明，取其洁净。而明亮的火不一定都热，所以司爟专门取火，司烜兼取水。于是知道火有寒的，不只是萧丘的火焰了。《吕氏春秋》说汤得到伊尹，在庙里祓除，用爟火祓除。齐桓公得到管仲，也是这样。高诱说火用来祓除不祥。《周礼》司爟掌管行火的政令，爟读如权置。火在桔〇烛上照明，按照他的说法，那么爟火就是权火。张晏说：权火，是防火，形状像井上的提水装置。想要让光明远照。如淳说：权，举也。《说文》也说：举火曰爟。而把爟火当作防火，似乎不对。祭祀举爟与敌人到来举烽不应同类。汉代在雍地祭祀五畤，五十里设一防火，与敌人到来举烽怎么区别呢？况且伊尹、管仲都用爟火祓除，也是说得到贤臣良佐以告上帝鬼神，即所谓祭祀通权火。那么通权火，是祭爟的礼仪，凡是祭祀就举爟，名叫祭爟。秦汉沿袭它，这就是通权火。《甘泉赋》所说的“樵蒸焜上，配藜四施，东烛西燿，北爌南〇”，大概就是实柴槱燎，用来报答阳气吧？另一种说法认为祭爟，是祭火星。古代的火正掌管祭火星，行火政。季春黄昏，心星出东方而指向七星，鸟首正在南方，就用火。季秋星入就停止，以顺应天时，救治百姓疾苦。帝喾有祝融，尧时有阏伯，百姓依赖他们的德行，死后就作为火祖，配食火星。周朝的司爟实际掌管其祭祀，以报答他们的功劳。郑玄说礼仪如祭爨，是燔柴于爨，必然不对。所谓四时变国火，《管子》说：春天用羽兽之火烹饪，夏天用毛兽之火烹饪，秋天用介虫之火烹饪，冬天用鳞兽之火烹饪，中央用倮虫之火烹饪。羽兽在南方，朱鸟，火烟赤；毛兽在西方，白虎，火烟白；介虫在北方，玄武，火烟黑；鳞兽在东方，苍龙，火烟青；倮虫在中央，黄龙，火烟黄。那么春天在南方取榆柳之火，夏天在西方取〇杏之火，秋天在北方取柞楢之火，冬天在东方取槐檀之火，中央在坤方取桑柘之火。旧说认为春天青冬天黑，又认为榆柳不青，槐檀不黑，都是不对的。南宫朱鸟，轩辕为权，主火，

译“权火”这个名称，大概就出于这里。柳树的形状像鸟喙，衡木散开就是榆树，芜荑生长在地上，其中赤心的品质最好，那么榆树和柳树属于南方之火，确实是可信的【芜荑就是榆树】。《春秋说》说：槐树是灵星的精气所化，难道不是东方的木吗？贾谊说：柳树是南方的木，桑树是中央的木，棘树是西方的木，棘树就是〇。秦汉时期有所区别，火官主管改火的事务，春天用青色，冬天用黑色，这是常规，又何必另外区分呢？荀爽说：火产生于木，木在火中旺盛，它的德行体现为孝，到了夏天才称王，它的精气在天上，温暖的气息，养育百木，这就是它的孝。到了冬天就废弃，它的形体在地上，酷烈的气息，焚烧山林，这就是它的不孝。所以夏官掌管火事，冬天禁止焚烧草木，后世沿袭这一做法却不知其缘由。严冬时节去除火种，称为“龙忌”，大概是因为龙星位于木位，火生于寅月，壮于午月，死于戌月。文戌组合成“烕”字，所以禁止焚烧草木，这是并州旧俗的惩罚，于是人们不敢生火做饭，每到冬天就有一个月的寒食节，好事的人便附会说是为了纪念介子推。《时则训》说：仲春开始出火，仲秋开始收火，季春大量出火，季秋大量收火，万物都是这样，司爟也依据这个来施行火令。《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焚烧咸丘，这是用火打猎。周历的二月，相当于夏历的季冬，正是禁火的时候，却用火打猎，这就是《春秋》记载并谴责它的原因。搜火〇苗，车弊狝罗弊，狩徒弊。《王制》说：昆虫还没有蛰伏，不采用火田的方式。把火田当作狩，都违背了周官的本义【罗氏的职掌在蜡祭时制作罗襦，郑康成说现在俗人放火张罗，那些遗留的解说者于是说冬天用火打猎不符合周官的本义】

译司险设立国家的五沟、五涂，并种植树林作为屏障和巩固。郑康成认为五沟是指遂、沟、洫、浍、川；五涂是指径、畛、涂、道路。这是井田制的法则，由匠人掌管。遂、沟、洫、浍直接通达于川，而山间有川，川上有路。开凿沟渠要顺应地势，疏导水流要顺应水势，弯曲处做成磬折形以引导水流，深处做成渊池以积蓄水量，宽大处修筑堤防以阻挡洪水。这是广泛列举天下的水流，详细分析其利弊，而国家必定依凭山川，利用这些来设置险阻以守卫国家。由此可知，司险所设立的五沟，不仅仅在井田制中如此。而匠人治理沟洫的方法，也是由此产生的。《度地》篇说：水从山中流出，流向大海，称为经水；水分支成为其他水流，称为枝水；山中的沟，有时有水、有时无水，称为谷水；水从沟中流出，流入大水及大海，称为川；水从地下涌出而不流动，称为渊。这五种水，要利用它们的便利而引导它们，利用它们的险阻而遏制它们，于是迂回它们的河道而远离它们，凭借地势来引导它们，这就是司险所设立的五沟。设立的方法，首先要备齐治水器具：笼、臿、板、筑、土车、两輂，收藏在里巷中，常在每月初一取出检查，选取完好坚固的，修补残缺的，长久使用的去除腐朽恶损的。而在冬季事务较少的时候，命令徒役依次堆积薪柴和木料，在旁边堆积，因为此时农事已经结束；开始施工时，因为农事尚未开始。大的修筑堤坝，小的修筑堤防，土地不长草的地方，一定要用草袋夹护水流四周，庄稼不受伤害，每年加厚增高。种植荆棘，以巩固土地；掺杂种植柏树、杨树，以防备决口。百姓获得丰饶，这叫做流膏。命令当地百姓守护这些设施，往往作为边界。司险职掌所说的种植树林作为屏障和巩固，都有守护禁令，大致就是这样。后世井田制废除后，讲求水利的人，有的引水灌溉农田，有的疏浚以疏通漕运。然而五水不区分，五沟不设立，敌军横行，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司险设置藩篱阻塞道路的意思，完全不存在了。司险掌管九州的地图，以全面了解山林川泽的险阻，并通达道路。这一说法也见于《地图》篇说：凡是军事主将，必须先审察了解地图，檈辕的险阻，滥车的水域，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的位置，苴草林木，蒲苇茂盛的地方，道路远近，城郭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困指不耕种的土地，殖指肥沃的田地】必须全部了解。地形出入交错的情况，全部收藏，然后可以行军、袭击城邑、采取行动，知道先后顺序，不失去利益。这是地图的常规。如果没有地图，怎么知道险要？不知道守卫国家怎么行军？萧何进入关中，首先收取秦朝的图书，就是因此。荀子说：“古代城郭不坚固，沟池不深挖，险要处不种植树木。”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么司险的职掌就废除了。难道真是这样吗？《难经》将经水比作人身十二经脉，枝水比作人身十五络脉。圣人规划设置沟渠，疏通水道，以防备意外，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楚庄王想要讨伐陈国，派人去侦察。使者说：“陈国不可讨伐，它的城郭高，沟壑深。”庄王说：“陈国可以讨伐。陈是小国而城郭高，沟壑深，那么民力就疲敝了。”发兵讨伐它，于是攻取了陈国。那么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而守卫国家不仅仅依靠险阻。

夏官和秋官都有环人。夏官环人掌管挑战敌军并环绕四方故地。秋官环人掌管接待宾客，出行时引导他们，住宿时环绕护卫他们。所以都用“环”来命名官职。环与还相通。《春秋》庄公十年，宋人迁移宿国。《公羊传》说：“迁移是什么意思？是不通。把土地还给他们。”何休说：“还，是环绕。环绕夺取他们的土地，使他们不能通达四方。”这就是夏官环人所说的“环绕四方故地”。量人，测量市朝的道路。郑司农说“环绕市朝而修路”，那么“还”就读作“环”了。《齐语》“环山于有牢”，韦昭说：“环绕。”马融读“环”为“缳【即绢字】，说“缳山的宰牧槖野的飞征”。古本《齐语》也作“缳”。贾逵说：“缳，就是还。”刘昌宗读作“患【户串反】，也一定有说法。

王射三种容，诸侯射两种容，卿大夫士射一种容。按《尔雅》“容”叫做“防”。注说：“像现在床头的小曲屏风，唱射的人用来自我遮挡。”荀子说：“居住时设置张容，背靠倚靠坐在户牖之间，叫做依。”说张设在户牖间，那么斧扆也叫“容”。与唱获者的“容”，都像屏风，所以事情不同而名称相同。古代贵贱不忌讳同名，确实如此。“容”又名“乏”。车仆在大射时提供三个乏。

大射、燕射，司弓矢提供，并夹射，鸟氏主管取箭。箭在侯的高处，就用并夹取它。注说：并夹，是针箭具，矢籋。《说文》：籋，是箝【箝与钳同，一作鍼，都从金，以甘咸得声】并夹反切为籋，就像不来反切为貍。后世反切之学出于此。周灵王时，诸侯不来朝见，苌〇于是设置射不来，不来者是貍首。貍首的诗与祭侯的辞，都说诸侯来朝的礼仪。那首诗说：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

译子，凡是那些众士，无论职位大小，都无处安置，侍奉君主，所以用宴饮和射礼来安抚他们，于是宴饮就得到了赞誉。其中的祝辞说：只有像宁侯那样的人，不要像你不宁侯那样，不归附于王所，所以举起弓来射你，你要勉强饮酒、勉强进食，赐给你的曾孙，以及诸侯百福。古代来朝见的诸侯称为侯氏【见《觐礼》】，不来朝见的称为不宁侯，所以举起弓来射他。既然这样，那么苌〇施行的是古礼，解说的人说这是依据物怪来防备，招致诸侯，这真是荒谬极了。

译司士向周王禀告：治理国家要靠德行，授予爵位要靠功劳，发放俸禄要靠才能，安排事务要靠能力。管子说：“君主需要审慎考察的有三点：一是德行与职位不相称，二是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才能与官职不相称。这三项根本，是治乱产生的根源。所以，德行道义在朝廷中尚未彰明的，不可以授予尊贵的职位；功劳业绩在国家中尚未显现的，不可以授予厚重的俸禄；处理事务不被百姓信任的，不可以让他担任重要的官职。因此，德行深厚而职位低微的，叫做过失；德行浅薄而职位尊贵的，叫做失误。宁可让君子受委屈，也不要让小人得逞。让君子受委屈，产生的怨恨很浅；让小人得逞，造成的祸患很深。所以，国家如果有德行道义在朝廷中尚未彰明却身处尊贵职位的人，那么贤良的臣子就不会进用；有功劳业绩在国家中尚未显现却享受厚重俸禄的人，那么勤勉的臣子就不会受到鼓励；有处理事务不被百姓信任却担任重要官职的人，那么有才能的臣子就不会被任用。像这样，圣明的旨意就会在上层被阻塞，而治理的政令就会在下层被壅塞。至于君子的怨恨和小人的祸患，《诗经·小雅》中已经记载得很完备了。君子的怨恨，是用来补救小人的祸患的。等到小人的祸患已经形成，那么君子就会像大雁一样高飞远避，又哪里还会有怨恨呢？”《通典》说前汉尚书设四曹，后汉设六曹，隋朝设为六部，唐朝以六部对应天地四时的官职，效法周朝的六官。然而参详古今，考证职任，那么唐朝的吏部，就是周朝的司士。《王制》说：“司马辨别评定官员的才能，这实际上是司士的职责。”似乎司士这个官名也就是司马，就像秋官中的县士掌管野外，《左传》称之为野司寇吗？《诗经正义》说：“士是察的意思，称为士，是说他们能够明察治理众多事务。”

周王每天上朝，单独向孤卿作揖，向大夫们集体作揖，向群士在旁三次作揖，返回时向左右门守卫的士作揖。”郑司农说：“卿、大夫、士都是君主作揖的对象。《春秋传》所说的‘三揖在下’就是这个意思。”《王制》说：“七十岁的人不必等候上朝，君主作揖他们就退下，不必等到朝会结束；其余的人作揖后就就位。群士不必等待君主作揖，〇在他们的位置上，君主作揖，他们都谦让退避而回到原位。”云：“考察《燕礼》说‘尔’，《大射仪》说‘揖远则尔，近则揖尔’，‘尔’就是近的意思，是说作揖而靠近。”《说文解字》：“拱手为拜【音拱】，两手向下为拜，所以揖与拜相通。”特揖就是奇拜，奇就是特的意思。特揖是奇拜，那么旅揖就是再拜吗？三孤六卿则奇拜，二十七大夫则再拜，八十一元士则三拜。所谓礼以少为贵，大概就是这样。晋灵公不像君主，赵盾将要入宫进谏，灵公望见了他，惊恐而再拜。赵盾本是孤卿，按礼应当特揖，灵公看见他而惊吓得失去了常态，所以对他再拜。解说的人说是恭敬地拒绝他，这是不对的。无道的君主，以弹人取乐，怎么能恭敬大臣呢？何休说：“礼制，天子为三公下台阶，为卿向前移动席位，为大夫起身，为士扶轼。”这是坐朝时的礼仪，在宴饮时实行。周王宴请诸侯，乘车送迎。《燕礼》宾客进入到庭院，国君降下一等台阶而作揖，就有下台阶的礼仪。凡是大的朝觐、大的宴饮、射礼以及封国任命诸侯，都设置席位。大朝觐，是诸侯因会同而举行朝觐之礼。至于路门视朝，君臣都站立，未曾听说设置席位，也不下台阶。孔子见鲁哀公，哀公询问儒者的行为，大概是燕朝。路门内的朝会，由大仆掌管，所以说“更仆，更仆”，意思是久立将要疲倦，大仆两人相代而更换，于是为孔子在堂上铺席而与他坐下。这是古礼。到了秦朝就亡失了，汉朝礼仪皇帝见三公，在御座上起身，在车舆上下来，虽然有这种礼仪，也不常实行。《吕氏春秋》说：“桓公朝见作揖管仲而进用他”，就是所谓的特揖。进入庭院而尚未就位的时候。魏文侯宴饮，任痤进入，文侯下台阶而迎接他，把他当作上宾。大概宴饮必有君主，所谓君主为臣下台阶，只有这个时候是这样。《冠义》说：“拜见母亲，母亲拜他”，是说举手行礼，就是君主揖臣的礼仪。自古未曾听说妇人作揖。凡是妇人都肃拜。妇人肃拜，就像男子作揖。解说的人认为母亲不应该拜儿子，错了。古代不仅君主揖臣，也有臣揖君主。楚令尹子佩请庄王饮酒，面向北疏揖，疏就是赤脚。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都赤脚登上堂，在堂上行礼，没有作揖疏揖的，在堂下正立拱手吗？朝仪中士旁三揖，丧礼中士旁三拜，三揖就是三次举手，三拜就是三次屈膝。旁就是面的意思，一说旁就是不端正的意思。面的意思是每次面向作揖三次，不端正的意思是斜向作揖三次。旁拜就是泛拜，那么旁揖就是泛揖了。古旁与方通，士有上下中三等，所以三揖。士位卑了，丧礼则拜而朝礼则揖，先王用来鼓励士人的心意真是到了极点啊！如果有致仕在家的人，入朝君主必定先揖他，然后才到卿大夫士。古代君臣以礼相接，那礼仪的隆重又如此。内宰掌管北宫，宫正掌管西宫，诸子掌管东宫，都是掌管禁军、参与机密、亲近的臣子。怎么知道的呢？从燕礼知道。宫正就是司宫，诸子就是庶子。燕礼西阶的蜡烛，由司宫拿着，就知道宫正掌管西宫。阼阶的蜡烛，由庶子拿着，就知道诸子掌管东宫。内宰的职掌是每年正月颁布禁令于王的北宫，并纠察其守卫，那么内宰掌管北宫就明白了。

译西宫是王宫，北宫是后宫，东宫是太子宫。有人说庶子是地位低贱的人，因为在燕礼中，士人旅酌完毕后才献酒给庶子；在射礼中，士人旅酌完毕后再次射礼，此时不献酒给庶子，等再次射礼完毕后才献酒，如同献酒给士人的礼仪。献酒在士人之后，那么庶子就是地位低贱的人吗？不是的，庶子是内臣。燕礼中献酒给群臣完毕后，然后献酒给内臣，所以士人在西阶旅酌完毕，才在阼阶献酒给庶子，献完庶子后，接着献酒给左右正和内小臣，也在阼阶，这些都是内臣，那么庶子就是内臣的首领了。古代训导百姓的官员称为外庶子，所以《康诰》说：“外庶子训导百姓，掌管他们的戒令和教育治理。”春天合学，秋天合射，考核技艺进退，都是训导百姓的事情。有外就有中，诸子就是中庶子。荆轲入秦，通过宠臣中庶子蒙嘉得以拜见秦王，那么庶子不是亲近的臣子吗？国家有大事，诸子率领国子将他们送到太子那里，任凭太子使用。如果有军事行动，就授予车甲并编组卒伍。古代太子宫也像王宫一样有禁卫军吗？回答说：是的。汉代制度太子享有十县的汤沐邑，设置周卫交防，这是古法。那么太子统兵吗？回答说：不。所谓兵甲之事，是指太子有监国抚军的事务，在军中则国子守卫迁主，在国内则国子守卫王宫。因为这是宿卫的亲军，所以司马的征召不涉及授予。车甲编组，卒伍治理以军法，由有关官员负责。有的守卫太庙，有的守卫贵宫贵室，有的守卫下宫下室，都由诸子送达。内宰、宫正、宫伯分别掌管，而太子不参与。西晋裴頠因为太子不是贾后所生，应当防备变故，上表请求增加东宫宿卫万人。然而四率精兵，最终没能避免愍怀太子的祸患。楚国有东宫的甲士，商臣于是发动宫甲围困成王，这恰好助长了他蜂目豺声的残忍罢了。所以古代太子宫不储藏兵器。秦沿袭周制设有中庶子官，汉代的王商、史丹、冯喜等都曾担任此职。诸吏的嫡子及旁支庶子的名册，魏国沿袭此制。在吴国及晋国尤其重视选拔，顾谭、温峤都担任此官，很有补益，但都不统兵。夏官诸子保存游倅，修养德行道艺。天官宫正联结什伍，纠察德行，教导道艺，晋国的霸业也是如此。所以郤縠作为元帅，敦悦诗书，士会将中军，讲求典礼，等到秦国以武力征伐并吞诸侯，这种风气就消失了。古代庶子掌管公族，不仅仅在国家，家中也有。卫国公孙鞅侍奉魏国相公叔痤，担任痤的中庶子【中一作御】，这是家臣。虽然家国不同，但都掌管公族。晋国有公族大夫，就是夏官的诸子吗？甲卫士称为介夫，所以有正夫，有游夫。游称为倅。车有游阙，夫有游倅。《春秋传》记载孟孙去世，将要避开臧孙，派正夫协助他。正夫是指小司徒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这就是正夫。用其余的人作为羡，羡就是游。《管子》说：一件器物完成，往夫具备；两件器物完成，惊夫具备；三件器物完成，游夫具备。游夫就是国家的贵游。后汉大将军窦武援立灵帝，卢子干上书给窦武说：近来国运不济，仍然向外寻求继承人，四方未宁，盗贼伺机而动，将有楚人胁迫比尹氏立朝那样的变故，应当依照古礼设置诸子之官，征召王侯的爱子、宗室的贤才，对外尊崇训导道义，对内平息贪利之心，选拔其中的良能，随用爵位，这是强干弱枝的方法。我认为贵游不仅仅是宗室公卿之子，王的庶子也参与其中。这样就不会有庶孽夺取嫡位，庶子扰乱宗族。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都成为宿卫奔奏御侮的臣子，怎么会有楚人胁迫比尹氏立朝那样的变故呢【后来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划废黜灵帝，立合肥侯，那么子干的话就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