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説卷三

译每月俸禄不足十贯的，发放茶酒钱来补足。这是为了厚待其供养、防范其贪欲的意思，虽然比不上古代，但用来表示优厚待遇、激励清廉操守，仍然保留了周代忠厚遗风【晋代有莱田、田驺；后魏有公田】战国时期，隗�担任燕国相国，权势贵重，决断专行，燕王哙收回官吏的印玺，三百石以上的官员都效忠于隗�【也见于《韩非子》】解说的人认为以石来计算俸禄始于此时，不知道以石计禄原本起源于田亩。李�充分利用土地之力，每亩收获一石半，下等年成加倍，中等年成三倍，上等年成四倍。大概是以石来计算田亩，以田亩来赋给俸禄。王登担任中牟县令，一天之内接见两位中大夫，赐予他们田宅。卫嗣君想任命薄疑为上卿，进献田产万顷。吴起攻打亭邑，下令说：有能先登上城墙的，就授予官职。国家大夫赐予上等田宅，人们争相奔赴，攻打亭邑一天就攻克了。这是战国时期赋给俸禄，都是以田亩为标准的。吴起担任楚悼王的相国，认为封君太多，是使国家贫穷、军队弱小的原因。于是封君的俸禄传至第二代就收回，那么采邑制度的废除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吧？文公想拆毁孟文子的住宅，说：“想在更宽广的外地使您获利。”景公想更换晏平仲的住宅，说：“请您迁居到豫章的园圃。”那么国都的住宅不都是官署，住宅和田地也不全是民居。商君的法令，斩取敌人首级一个的，爵位提升一级，想做官的授予五十石的官职；斩取两个首级的，爵位提升两级，想做官的授予一百石的官职。那么以石计禄始于秦国。然而《韩非子》认为：“良田利宅，是用来激励士兵的。”那些断头裂腹、散布在平原旷野的人，没有住宅容身，身死后田地也被剥夺，大臣和左右没有功劳的人，选择田地而接受，选择田地而食用。那么当时赋给俸禄以及赏赐，仍然以田亩为明显依据。《曲礼》说：“没有田禄的人不设置祭器，有田禄的人先制作祭服。”《祭统》说：“古代在禘祭时，赐予爵位和服饰；在尝祭时，分出田邑。田邑，就是田宅。”郑玄认为这是国家土地，难道不对吗【《左传》卫公孙免余说：“只有卿具备百邑，下面有上禄，这是混乱。”邑指十户人家的邑，百邑就是田一成。这是卿的俸禄。赵武让绛老担任绛县师，赐给他田地，让他为君主复陶。按县师是上士，难道不是所说的士食田吗？晋侯赏赐桓子狄臣千室，千室就是千夫的田地。桓子是上卿，千室相当于百邑。古代井田有固定的邑，没有经常的变更。《易经》说：“改变邑不改变井。”郑玄注《易·讼卦》说：“小国的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固定税收三百家。”所以是三百户。孔颖达疏说一成九百夫，宫室道路山泽占去三分之一，剩余六百夫，又通算其土地不易再易，一家受二夫之地，所以固定税收三百家。然而春秋大国之卿，其田地不过一旅，一旅之田不过一成。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一家受二夫之地，应当固定税收四百五十家。说一旅，是举成数而言。三百户不满一成，以田赋禄却给予不食之地，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古代的人臣，如果没有功劳，不得享有食邑。《载师》所说的宅田、赏田就是如此。至于公邑、家邑、小都、大都，都不是采地，也不是禄田。所谓王命尸臣，官守此栒邑，栒是故豳国，提封万井，兵车百辆，天子派他治理其赋税，而主管其人民，又赐予他鸾旗黼黻雕戈，而宗人掌管其禁令，仍督责其违失者。其土地则由载师管理，不得专断。等到周朝衰微，就成为了自己的邑。温子即狄樊皮背叛周王，君子厌恶他。公邑的利益，都家之主，地不成国，民不称君。而内部有六卿，外部有六遂，甸稍县疆，犬牙交错。即使有不臣之心，其力量也不能作乱。所谓无拳无勇，职为乱阶。巧言之卒，章得其情矣【《吕氏春秋》】晋文公下令说：“有能找到介子推的，爵位上卿，田百万。”《淮南子·道应训》宣王封子发执圭，列田百顷。《左传》庄公十九年，惠王夺走子禽祝跪与詹父的田地，而收回膳夫的俸禄。田犹秩也，秩亦田也。夺田收秩，所谓夺以驭其贫也。宣公十四年，卫孔达缢而死，卫人认为他有成劳，复室其子，使复其位。室谓宅田禄也。《周书》所谓一室之禄，盖禄其子袭父位。杜预谓“室者以女妻之”，凿矣。自一室之禄至千室之禄，皆田也。故古者名禄为田。成公八年经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是时赵朔已死，朔子武尚幼，以其田与祁奚。晋景公从韩厥之言，衰盾忠勲不可无后，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然则复室其子者，反其田也】古代天子畿内不以封。秦仲为西垂大夫，陇西有秦亭、秦谷，而非子居犬丘。周之犬丘，汉之槐里，懿王都之本，非国也。及平王东迁，秦仲之孙襄公于是始国。而诗有《秦风》，则《车邻》、《驷铁》皆襄公时作。而序谓《车邻》美秦仲，失之。天子守邑之大夫，安得有内小臣传令乎？《世本》云：郑桓公居棫林，徙拾纪年，

译有人说郑桓公起初居住在洛邑，后来迁居到郑父之丘，这就是郑桓公。那么在西周王畿之内，也就未曾听说过有郑国。等到桓公的儿子武公与晋文侯共同辅佐周平王，才灭掉了虢国和防国，而定都于溱水、洧水之间。后世于是有了“新郑”的称号，而把汉代京兆的郑县指认为旧都，这难道不是依附于防地的人所编造的吗？《说文解字》说：周代的制度，天子的领地纵横千里，划分为一百个县，每个县有四个郡。这是解说《周书》的说法，而《王制》却说：天子王畿之内有九十三个小国，这种说法大多依据《孟子》，然而都不符合《周官》。【《汉书》薛瓒注说：周朝自穆王以下，都城在西郑，不能用来分封给郑桓公。周幽王战败后，虢国和防国又被灭掉，（郑桓公）迁居到那里，在郑父之丘建国，这就是郑桓公。没有分封京兆的记载，他的说法本于《穆天子传》和《竹书》，并认为桓公未曾听说被封于京兆，他的见识确实高超。汉中的南郑，就如同京兆的西郑。《耆旧传》说：“南郑这个称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之手，他的百姓向南逃亡，所以用“南”作为称号，难道不是这样吗？既然有西郑，所以加上“南”字，这又与郑桓公有什么关系呢？】

译凡是百姓有丈夫就有家庭，有家庭就有里。丈夫要缴纳口泉，所以口泉以丈夫为单位来命名。供给徭役，所以徭役以家庭为单位来命名。里中种植桑麻，所以种植以里为单位来命名。夫布，是一个丈夫的口赋；家征，是一个丈夫的家庭所出的赋税；里布，是一个家庭的里所出的赋税。赋税有减免，只有贤能的人、老弱病残的人、地位尊贵的人、从事公务的人以及闲民不在减免之列。所以让他们出三日、二日、一日的人力。征收赋税以及追捕逃犯、转移事务、执行公务，也在全力劳作之列。这就是所说的“只为社田，国人全力劳作”的意思。后郑认为家征是出士兵、徒役、车辇，这是错误的；又说里布是二十五家的布，惩罚一家而让出二十五家的布，势必不可能。况且不种植桑麻和不耕种田地哪个更重？住宅不种植桑麻的惩罚一里的布，田地不耕种的惩罚三夫的粟。赵商曾经怀疑并询问，康成也不能说出其中的原因。住宅所在的地方叫里，里就是居住的地方。夏官量人所说的军社所在的里就是如此。大概房屋在田中，所以田地不耕种的出三夫的屋粟；住宅在里中，所以住宅不种植桑麻的出一家的里布。夫征就是夫布，解释见前。查汉律，百姓不服徭役出资钱二十二，意思是百姓出资钱来供给徭役，每家二十二钱，大概汉代的家征就是这样，那么闲民反而加重赋税，必定不是这样【汉律见《说文解字》】。况且百姓中没有事的人叫闲民，公族中没有事的人叫游倅，都是闲散的意思。而贵贱有别，所以公族中没有事的人由诸子掌管，国家赋税不到他们；而百姓中没有事的人入宫守卫，那么宫伯就有徒役的事；出外耕种，那么载师就有夫家的赋税。夫家就是徒役。国家已经养育他们，又加重赋税来困迫他们，有这种道理吗？稾人职外内朝有冗食，就是宫中的人而称为冗食的，许氏《说文》说：“人在屋下没有田事”，那么冗食就是闲民。康成说留治文书，像现在尚书之类诸直上的，那么凡外内朝的散吏奔走给召呼之类，也都是闲民做的。这些百姓没有家事而从事公务的，乡大夫免除而不征收，那么载师也不能征收他们。春秋鲁国作三军，各征其军，注说征其军的家属。孔疏说：“丁壮从军的人官不征税，其家属不入军的征税。”闲民出夫家的赋税，大概就是这样。

《周书》说西土方圆千里，分为百县。《左传》说九县，长毂九百，四十县，遗守四千，那么每县百乘，百县万乘。这是国畿千里出车的大数。地官有县师，秋官有县士。凡是县的众庶，县士聚集他们，县师役使他们。如果将有会同、师田、行役的事，那么县师受法于司马，甸、稍、都、鄙受法于县师，这是县师的法，名叫县法。而县士则各掌其县的禁令。《风俗通》说：百里为同，总名叫县。县，就是悬，首。从系倒首，说应当悬静徭役。那么县法，就是徭役的法吗？郑司农以三百里至四百里为县，康成则分为五等：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县，五百里曰都【《司马法》：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其余相同】。不知道甸地、稍地、疆地都是县地。稍人掌丘乘，方士掌都家所掌的，就是甸地、稍地、疆地。而稍人则以县师的法为丘乘的政令，方士也按时修其县法而为都家的治理。其都邑则又由县师建造，衡量其地，辨别其物，而制定其域。所以说县，就是悬。县声近悬，施绳用法不曲如悬。县师掌师田作众庶，造都邑，所以以取名。周曰师，楚曰尹，汉曰令，其职兼文武，并掌兵器。春秋《周礼》未改，楚武王授师孑以伐随，卫懿公将战而国人受甲。古者兵器藏于国，有事而后授兵，既事复还兵。所谓良兵藏于玉府及内府的，必定不是民间所造。造之者缮人、稾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晋作州兵，使州作兵；鲁作丘甲，使丘作甲，非古也。西京精兵聚于雒阳武库，故汉之武库令犹周之司兵。哀帝建平中，母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苏林曰：用度皆出大司农】未闻取之于百姓。说者谓周官兵器出于乡遂之民，误矣。小司徒及乡师颁六乡之比，法车辇登其数，马牛辨其物，简阅之而已，非籍而赋之。且古有命民，小司徒辨贵贱，所谓民之贵者，亦得乘饰车骈马焉而遂。人酂长简兵器以备追胥，非以供军旅会同之用也。《司马法》：丘出牛三头，马一匹；甸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此即春秋所谓田赋欤？古者马牛车辇皆谓之赋，鲁使丘甸出之，重伤民力，故春秋书之曰“用田赋”。较之初税悬而尤甚矣。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赋之时知之。三军作而三子各毁其乘。如依司马法则

译“乘”是“甸”字的误写，为什么要改作“乘”呢？况且甸出车一乘，所以甸应读为敶，其训释为乘，那么毁其乘者，就是毁其甸。毁其乘可以，毁其甸则不可以。毁其甸就是破坏井田之法，在商鞅之前就决裂阡陌了。由此可知甸出车一乘的说法是不对的。自从鲁国实行田赋开始，各国都是如此，名义上叫乘马丘牛，实际上就是赋车籍马，这与秦国的头会箕敛有什么不同呢？《周礼》牛人有公牛并牵引，校人有王马并按毛色分类颁给，旗有司常以等待国事，鼓有鼓人以调和军旅，车有巾车而其用途不固定，又哪里需要用乘马丘牛来严重损害民力呢？那么马、牛、车、辇、旗、鼓、兵器都不是民间之物，县师让有司准备，各自率领百姓前往。等到编组车卒的伍伍，五人为伍，百人为卒，而一乘七十五人的说法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广有一卒，卒偏之两，这就是所说的车卒的伍伍。楚国攻打魏国，张仪请求出兵以削弱魏国，于是攻打皮氏并以卒万人、车百乘给魏国。这是古代车一乘卒百人。武王伐殷，革车三百乘，按法应当用卒三万人，所以田单说：“帝王之兵所用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解说者说《周礼》无偏，则不然。古代士有卒伍，车有偏列，司徒主卒，司空主车。冬官亡则偏法亦亡，广车之萃分为左右，每广一卒谓之正法。偏者广之偏，左广为左偏，右广为右偏。偏之两者合则四两以翼广，分则五伍以承偏，谓之偏法，亦曰偏驾。则知车卒的伍伍未尝无偏。君行师从，所以《觐礼》有偏驾过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所以偏驾不入王门。康成说偏驾者金象木革四辂，难道不对吗？鱼丽之陈。先偏魏舒毁车为卒，亦偏为前拒，大概无定数，因事制宜者欤？郑志赵啇问：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马一乘，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税入于王，其余三甸裁有十二匹，而校人职家四闲，何也？答曰：四闲八百六十四匹，此乃国马，不出于民。《司马法》：民出军赋，无与于国。所谓民出军赋者，即春秋之田赋也。古文田陈同音，故齐陈转为齐田；甸乘亦同音，故丘甸通为丘乘。解说者以为甸出车一乘，故甸改为乘，失之。司马穰苴兵法，因号司马法。案战国防齐闵王时，司马穰苴为政，闵王杀之。大臣不亲，则穰苴乃闵王之将，以故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燕赵之众，犹鞭防者，盖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闵王亡矣。《晏子春秋》以为齐景公，史迁因之，如其然，左传曷为不载乎？《韩非子》曰：私门之官，用马府之世绁。又曰：民产絶则畜生少，畜生少则戎马乏，戎马乏则将马出，是将马者国马，谓之马府；戎马者民间之马。所谓民出军赋者也。民马乏，故以国马给军，则其法非始于春秋，行于战国欤？何休曰：用田赋者，若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礼军赋十，幷不过一乘。愚谓以田为率，乃税畆非田赋也。鲁语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而已，如以十井为乘，则包咸之説【见论语注】吾未之前闻【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入晋，革车五百乘，歩卒五万，畴骑二千，此一乘百人之法，而兼有骑，则骑起于春秋，非始于战国也。民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学习骑射，故曰畴骑，见韩非子】春秋隐四年传云：敝邑以赋与陈蔡从服。防云赋兵也。昭六年传：大夫有赋于军，故鲁之御叔大夫也，而傲，使人令倍其赋，谓军赋也。汉孝惠之初，令吏六百石以上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及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所与，则大夫有赋于军，至汉犹然矣。哀七年传：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故兵。车曰赋舆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军。《论语》治赋，孔安国亦谓之兵赋。然则用田赋者，以田赋出兵。《司马法》本诸此【服防引《司马法》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乘为伍，二十五乘为偏。杜预引《司马法》车十五乘为大偏，九乘为小偏，则偏无定数，伍两亦然。倍伍为什，倍两为五十，倍卒为二百。《齐语》五十人为小戎，二百人为卒，倍法也。《坊记》孔疏云：“据《司马法》之文，车甲马牛皆计地，令民自出。”乡遂之众，七十五人出革车一乘，甲士三人，马四匹，牛十二头。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国家所给。故《巾车》职毁折入赍于职币，

译质人说：“凡是向官府领取马匹的人，要登记马的年龄和毛色，如果官马死了，必须在十天内更换。”司兵说：“授予兵器依照司马的法度颁发，接收兵器也如此。”这是国家所供给的。我认为《司马法》源于田赋，始于春秋末期，盛行于战国时期。鲁国实行田赋，就像郑国实行丘赋一样。服虔说：“实行丘甲，是一丘的田地出一匹马和三头牛。”他的说法是对的。但如果认为这是古代的法度，那就错了。子产爱护百姓却实行损害百姓的政策，学者对此不能没有疑问。大宰有草料和饲料的定额，大府用四郊的赋税来供给，那么牛马就不是出自丘明（指《左传》作者左丘明所记的丘赋制度）了。秦孝公十二年开垦田地、打通阡陌，十四年才开始征收赋税。赋就是军赋。军赋始于春秋，到这时开垦田地、打通阡陌而重新制定了法规。师氏的三德，第二是敏德。敏是什么呢？能够克制自己就是敏德，用“己”字来承接它。孔子说：“克制自己。”曾子说：“自己承担。”《说文解字》中“克”字的字形像肩膀，其意义是承担。《诗经》说：“佛时仔肩。”毛亨传曰：“克。”郑玄笺曰：“任。”《释诂》曰：“胜。”大概能够胜任自己的职责叫做克。那么，如果不是自己，怎么能克制？如果不是克制，怎么能做到敏？因此，尧舜约束自己，禹稷依靠自己，成汤只靠自己，伊尹如同自己，都是敏德。在文字上，用“己”字承接它叫做“巹”，巹是谨慎的意思。《诗经》说：“赤舄己巳”（见《说文解字》），大概是说谨慎。周公的敏德，如果没有自己，那么恭敬就失去了基础，礼仪就失去了主干，谨慎就失去了凭借，肢体就会堕落，聪明就会被废弃，脱离形体、抛弃智慧，变成枯木死灰，最终陷入昏暗沉默罢了。学问求之于自己，廉耻实行于自己，忠恕推及于自己，立人达人取之于自己，安定他人、安定百姓，修养于自己。孔子的“无我”不是没有自己。杨朱为我，不是为自己。自己的欲望，如果不是自己，就像身上的污垢。不是身体为仁，而是由自己，这就叫做当仁。仁用来成就自己，只有敏才能成就。把“己”解释为私，滥觞于王肃，浸染于刘歆，与我所听到的不同。第一是至德，至是什么呢？《中庸》是最高的吗？百姓很少能长久保持。只有具备敏德的人能做到。敏德之所以为仁，而孝德是仁的根本。《春秋》昭公十二年《左传》说：仲尼说：“古代有志士说，克制自己回复到礼，就是仁。”那么古代有这句话，孔子引用它，说“为仁由己，难道还由别人吗？”这是阐发克己的意义，而回复到礼的具体条目不详，所以颜渊请问。克是敏德，它的详细情况可以听吗？不能叫做贼，不足叫做画，浮夸叫做溺，游移叫做惑，中途废弃叫做弱，后退叫做却，都是不能自我克制的人，是敏德的蛀虫。只有克制才能敏。《诗经》说：“农夫克敏，努力耕种多次除草，收获时像防备寇盗到来一样，这是农夫的敏。”君子克制自己也是如此。《诗经》说：“良士蹶蹶，意思是行动敏捷于事。”这就是敏德之所以为行为根本的原因吗？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用力的是自己。”能用力，不就是克己吗？而都说“一日”，是说由自己不由别人。所以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不认识自己，怎么能认识仁？子贡的施舍救济，求之于人。孔子的立人达人，反求之于己。所以说：“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尧舜尚且担忧。五行中己属于中宫土。《易经》说：“安土敦乎仁，所以能爱。”没有不爱自己而能爱别人的。求仁的人在于自己，取之就可以了。司马迁记载帝喾，普遍施予利益万物，不为了自身，这不是我们儒家的学问。我们儒家的学问在于自己，利益万物根本在于自身。庄子说：“至人无己。”无己，就是无仁。所以庄子不知道仁。庄子说“拘泥于仁的人，拔除德行堵塞本性，跛行于仁”，天下开始怀疑。而他论述仁时，却说：“心中万物和乐，兼爱无私。”把墨子的学说当作孔子的话，他的错误已经很大，都从“至人无己”这一句话开始。

译路寝的制度如同明堂，四面各有门。虎门，是路寝的西面门。西方是成熟的方向，学习贵在成熟，所以小学设在西边，也叫西学。《祭义》说：“在太学宴请三老五更，是用来教导诸侯的悌道；在西学祭祀先贤，是用来教导诸侯的德行。”西学，就是周代的太学。先贤，是有道德、被君王派来教导国子的人。太学在成均，那么西学在虎门的左边就明白了。古代的学校在门内，缪公的学宫在着人处。《齐风》毛传说：“门和屏之间叫做着。”着人，就是《楚语》所说的“位宁有官师之典”。着与宁相通，大概是师氏、保氏。师氏、保氏都住在门的左边，各自掌管王朝的事务。保氏没有提及，是因为省略文字，可以推知。有人说南面叫门，北面叫闱，这是主观臆测。萧子良说：“萧何为什么在书题上写苍龙、白虎两个阙？”不知道依据什么书？东汉德阳殿东门画云龙，西门画神虎，虎是金兽。所以在西边，虎门作为路寝的西门，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家的学校设在门侧的堂上，所以国家的学校设在虎门的左边。这就是蔡邕所说的《周官》中有门闱之学。《文耀钩》说：“西宫白帝，其精气是白虎。”《左传》昭公十年：“栾高与陈鲍互相攻打，于是攻打虎门。”晏平仲穿着朝服站在虎门外，大概因为虎门是师保居住、讲学视朝的地方，所以穿着朝服站在外面吧？东汉有白虎观，肃宗诏令诸儒在这里讨论确定五经的同异。白虎门，在门上立观，因此得名，大概取用地官师氏虎门的含义。一种说法认为虎门是宫的外门，这是错误的。师氏守卫王门，保氏守卫王闱。宫中的门叫做闱，康成说巷门相通的地方。《杂记》：“夫人奔丧从闱门进入，从侧阶登上。”那么闱门就是旁侧的门。路门外的是应门，是正门，而虎门在西边，师氏住在它的左边，闱门又在里面，似乎都是旁侧的门。画虎象征秋天的肃杀，汉代制度就是这样。康成把路门当作虎门，难道是这样吗？《广韵》引用《周礼》说：“公卿的儿子进入王端的左边，用六艺教导他们，叫做门子，后来以门为姓。”以门为姓，比如吴国有胥门巢，晋国有下门聪。把虎门当作端门，国子当作门子，这似乎像干宝的注释，但把它当作《周礼》就错了。

师氏劝勉君王的美德，并教导国子三德三行；保氏规劝君王的恶行，并教导国子六艺六仪。国子，是公卿大夫的儿子，而王世子也按年龄次序在其中。古代的师保官员，掌管国家中得失的事情。得的是美德，君王有美德就引导他使之成就；失的是恶行，君王有恶行就防范他使之停止。因此用来教导君王和王世子，而国家的贵族子弟都跟随王世子学习。到了春秋时期，这种道统衰微了，但风气还存在。秦穆公兼并十二个国家，而在着人处学习；楚文王兼并三十个国家，而在保申处学习。秦国到穆公时称霸，楚国到文王时昌盛。两位君主能够光大先世的基业，成就他们的美德，是师保的力量。楚太子商臣的恶行，他的老师潘崇实际上倡导的；就像陈公子佗的恶行，源于他的师傅不好。大概这两个人的本性未必恶，师傅恶，所以这两个人跟随他们而变恶。解说的人说商臣蜂目豺声，是形体恶，难道是本性恶吗？《诗经》有《墓门》讽刺陈佗，陈佗没有好的师傅，以至于不义，恶行加于万民。所以说：“墓门有棘，斧以斯之。”意思是斧头能劈柴，就像师傅能制止恶行。秦国不效法古代，以律令为师，胡亥学习书法，赵高教导他。这个人不好，说的就是这个。夫，就是傅，指师傅。师傅不好，所以陈佗恶行加于万民，胡亥毒害四海。《太元》说：“黄儿中蕃，君子洗愆。”意思是如果有老臣作为师保，君子就能免于恶行。人所喜好而不足的是美德；人所厌恶而有余的是恶行。加强所不足的，拂去所有余的，这是保氏师氏的职责吧？汉成帝是中主，委任外戚，帝师张禹，是国家的奸臣，依附王氏，改变汉朝为新朝。师保的官员，怎么能不是合适的人呢？《易经》兑卦讲习临教，思二阳咸临，是师保的象。初爻以志向行为正为贞，二爻以不顺从为利。意思是劝勉美德规劝恶行，逆从吉祥，顺从凶险。潘崇对于商臣，赵高对于胡亥，张禹对于汉成帝，都是不正而顺从，有什么利益呢？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君命逆而臣顺从的，一句话就可以丧邦。临卦九二爻辞说：“咸临，吉，无不利。”夫子担心人们把顺从当作利，所以特别阐明其义说：“咸临，吉，无不利。”不是顺命，未，不是古语。意思是不要把顺命当作利。作为臣子，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免成为宋代的三旨相公。三旨，一是取圣旨，二是领圣旨，三是已得圣旨。这就是顺命。即六三的甘临，所以甘临说“无攸利”，咸临说“无不利”。兑象朋友，临象师保。《易经》说：“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尚书》说：“放黜师保，则师保非三

译公也。」三公的官职不必齐备，但师、保的官职必须齐备。《易经》中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师氏、保氏正当元士、大夫的地位。所以临卦二阳爻象征周公以师保身份教化万民，那么三公也可以兼任这一职责。荀子说：“服从命令而对君主有利，叫做顺；服从命令而对君主不利，叫做谄媚；违抗命令而对君主有利，叫做忠；违抗命令而对君主不利，叫做篡夺。”那么咸临的“无不利”，甘临的“无攸利”，其含义就显而易见了。《易传》说：“遵从道义而不盲从君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晏子说：“君主端正，臣子顺从，叫做顺；君主邪僻，臣子顺从，叫做逆；君主失去正道，臣子失去操守，逆政施行而有关部门不敢争谏，就会颠覆社稷、危累宗庙。”因此，上面有奉行中道的君主，下面就有顺从命令的臣子。君主不奉行中道，所以臣子没有顺从命令。了解临卦的适宜之处，咸临的吉祥之处吗？】楚威王向沈尹华学习书法，昭厘对此感到厌恶。有个中谢官，替昭厘对威王说：“国人都认为大王是沈尹华的学生。”威王不高兴，因此疏远了沈尹华。人们喜欢当老师而耻于当学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小人一句话就让威王不高兴，那么师保的职位就在战国时期被废除了。《尚书·商书》说：“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称王，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灭亡。”所以楚国兴起于楚文王，衰落于楚威王。传了一代，楚怀王就丧失了国家，客死在秦国。

译保氏所教的五种射法：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查《广韵》记载：白矢写作白匀，襄尺写作譲尺，参连写作参逺。贾公彦疏解说：“臣子与君主射箭，不与君主并排站立，要让君主一尺而退后，那么‘襄’读作‘让’，这是古今文字的不同。”《新序》说：“左手握弹弓，右手取弹丸，确定握持审慎，这就是参连。”《吴越春秋》说：“射箭的道理，从分开瞄准敌人，合拢时运用参连，‘连’误写为‘逺’，就失去了它的意思了。”《庄子》‘镝矢复防’的注释说：“箭射出又返回，防然的样子，那么复沓就是参连的意思。”《列子》说：“善于射箭的人能让后发出的箭镞射中前一支箭的箭尾，发射接连不断，箭矢首尾相接，前一支箭射中靶心而没有断落后一支箭的箭尾还衔着箭羽，看起来像一支箭一样，这就是参连。”后汉陈王宠擅长弩射，十发十中，都射在同一个地方，他的方法是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互配合，是百战百胜的方法。然而关键在于机牙，弩柄叫臂，钩弦叫牙，牙外叫郭，郭下叫悬刀，合起来叫机。误差达到米粒大小就不能发射，那么参连弩射尤其精妙了。《诗经》‘四矢反兮’的笺注说：“反复的意思。”《礼记》说射箭三次就停止，每次射四支箭都射中原来的位置，这就叫复，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复防’。

司谏纠正万民的德行，观察他们的德行、道义、才艺，用能力来辨别；司救禁止万民的邪僻，谴责他们的邪恶过失，用礼法来防范。然而他们的职位不列在六乡六遂之中，却隶属于师氏保氏之下，为什么呢？大概必须先由师氏教导君王美好，然后司谏才能纠正百姓的德行，百姓的德行根本在于君王的美好。必须先由保氏劝谏君王避免恶行，然后司救才能禁止百姓的邪僻；百姓的邪僻根本在于君王的恶行。纠正百姓德行的，是乡三物；禁止百姓邪僻的，是乡八刑。师氏的教导，以此教导，一人有德行就能引导百姓的德行，不命令就能实行；保氏的劝谏，以此劝谏，一人没有邪僻，就能防范百姓的邪僻，不禁止就能停止。从自身做起，在百姓中验证，德行、道义、礼法齐备，风俗就形成了。比长检举邪僻，闾胥施加鞭打，族师施行刑罚，都是为了禁止百姓的邪僻。百姓有过错邪恶，州长每年纠正，党正每月告诫，司救再次三次谴责三次惩罚，因此百姓没有隐藏的罪恶。比长教导和睦亲近，闾胥聚集民众，记录那些恭敬勤勉、胜任防备的人，族师每月召集百姓，记录那些孝顺悌敬、和睦姻亲、有学问的人，这就是德行、道义、才艺。党正每年召集百姓并记录，州正正月召集百姓并考核，然后上报给乡大夫。乡大夫三年大考核，就再次加考核并举荐贤能的人，献上他们的记录。君王再次拜受，登记在天府，内史副本存档。那么纠正百姓德行的，比禁止百姓邪僻的更加详细，因此百姓没有遗漏的善行。司谏又以此考核乡里的治理，并诏令任免。大概比闾族党州乡，或许有记录不完备、考核不精细、举荐不恰当的地方，司谏巡视询问并观察，以此进退乡里的官吏。因此隐居在偏僻简陋之地的士人，没有不上报的，言行必定传达，都登记在书上，称为史传。到了秦朝荒废断绝了这条道路，废弃败坏。汉武帝开始举荐贤良方正，天子的计簿，先上报太史的美恶之事，无不全部汇集。后汉光武帝开始诏令南阳撰写风俗，所以沛郡、三辅有耆旧节士的序言，鲁郡、庐江有名德先贤的赞语，郡国的书籍由此而作。其后就有了三辅决录，汝南月旦的评论。解说的人认为是处士横议，然而还有古代纠正德行禁止邪僻的遗意，而朝廷没有诏令美好、劝谏邪恶的官员，这是不端正根本而整治末节。所以东汉风俗虽然有气节的名声，而德行、道义、才艺不及三代的纯正，就是因为这个。魏国设置州郡中正，区别人物，评定高下，定为九品。那些言行修养显著的就升进，倘若道义亏缺就降下。这是古代州长、党正、族师、闾胥的职务。虽然风教颓废丧失，没有典章刑法。然而时有清议，还能劝勉风俗。陈寿居丧，让女奴丸药，多年沉沦废弃。郄诜笃行孝道，因为假葬违背常理，降品一等。他的惩戒劝勉就是这样。即使古代的巡视询问、观察、谴责、防范禁止，又能超过什么呢？后魏太和以前，精选德行高于一乡的人作为中正。当时颇能得其人。到了宣武帝、孝明帝时期，逐渐颓废紊乱。而冀州大中正，排斥压制武夫，不列入清品。武夫怨恨愤怒，于是聚集火把焚烧他的宅第，杀死他的人。天下冤痛，于是诏令斩杀那些尤其恶劣的，其余大赦以安抚他们。而魏国也灭亡了。中正设置于延康年间，废除于开皇年间。立法未曾不善，久而弊端滋生。荣辱在手，高下任意。这不是出于法律不善，实在是由于根本未端正。端正根本的方法，先端正朝廷，那么教化兴起于自身，教育成就于国家。地官纠正德行禁止邪僻，既有比闾、族党来分担职责，又有司谏、司救来督察完成。而作为师氏、保氏的属官，旨意深远啊！祖已说：只有先感化君王，端正他的事务。说的就是这个。

调人掌管调解万民的仇难而和谐他们，掌管瑞玉谷圭来和解仇难。郑康成认为难是仇敌，和解他们就像春秋宣公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晋侯派瑕嘉在王都平定戎狄。我查考僖公二十一年，楚国拘捕宋公，公与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公羊

译说“执”字之前没有解释的人，是因为僖公参与商议并释放了宋公。何休认为这是称赞僖公能够免除宋公的危难。《谷梁传》认为对外国的释放不记录，因为僖公与他结盟所以特别指出。郑玄认为僖公在此有功，这就是《典瑞》中所说的调和危难。二十七年，楚国人包围宋国。《公羊传》认为这里楚君被贬称为“人”，是因为之前拘禁宋公的缘故，所以在僖公篇末予以贬斥。何休认为古代诸侯有危难，天子或方伯在和平之后，如果再次侵犯旧罪，比如楚国之前拘禁宋公，僖公与他商议释放了他，现在又侵犯包围宋国，所以在僖公篇末予以贬斥，意思是君子调和危难应当终身保持和平。那么调和危难并终身保持和平，所以先挑起事端的人要受到诛罚。郑玄认为这就像现在二千石官员用命令化解仇怨，之后又互相报复而被迁徙，这就是何休所说的后来互相侵犯旧罪。楚国人先挑起事端，他能免于天子的诛罚吗？二十八年，晋国人拘禁卫侯。三十年，僖公为他请求，向周王和晋侯各进献十防玉，周王答应了他，于是释放了卫侯。《尔雅》说十块玉称为区，注解说五防为一区。那么两块玉称为珏，半块珏称为只，十只称为区，加倍就是十防，这是调和危难用的防圭。防的意思是谷，十是成数，调和危难者促成和解，所以使用成数。僖公施行礼制，所以史官称赞并记录这件事。《大戴礼记》说：杀父母的仇人不能与他同生，杀兄弟的仇人不能与他同处一国，杀朋友的仇人不能与他同处一乡族，杀一般人的仇人不能与他同处一邻。《曲礼》也说：杀父亲的仇人不能与他同戴一天，杀兄弟的仇人不能放下武器，交往朋友的仇人不能同处一国。各位儒者说法不同，不能统一，学者感到困惑。我认为“不与同生”是孝子的心愿，“令勿相仇”是国家的法律。如果依照法律，孝子的心愿就受伤；如果依照心愿，国家的法律就败坏，想要两全则两败俱伤。于是让不共戴天的仇人避居海外，既不破坏国家的法律，也不伤害孝子的心愿，这就是调人之所以能调和的原因。千里之外，比同国远，而乡比国近，邻比乡族近，一般人则比堂兄弟疏远，这也可以弥补调人职事的不足。有人说：杀父亲的仇人避居海外，这是可以同戴一天的吗？回答说：调人调和危难，就像颍封人赐给土地一样，土中有水不挖掘就没有泉水；四海之外，另有一个天地，谁会说不是这样呢？至于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这是秋官的职责；而谋害不是调人所调和释放的。汉律规定：持刃刺人者必诛，因为虽然未杀伤人，却有杀伤之心。调人职事中，所谓过失杀伤人者，是善良的人本无杀伤之心，只是时有过误，不幸防离罢了。汉律规定过失杀人不判死刑【过失如举刀欲砍伐却误中人的情况】，调人是教化百姓的官员，所以让百姓共同听讼并达成和解。东汉末年，洛阳有主持调和杀人案件的人，称为防任之家，于是假托调人之法，从而谋取奸利，接受贿赂十万，谢客数千。因此法律禁令更加松弛，京城劫持人质，白昼成群结队横行，汉朝因此灭亡。

译《管子》说：春季的卯时，前十二刻为始卯，中间十二刻为中卯，后十二刻为小卯，在始卯时开始让男女结合。秋季的酉时（今文作酉，古文作丣，俗误作卯），前十二刻为始丣，中间十二刻为中丣，后十二刻为小丣，在始丣时开始让男女结合。冬至和夏至之后九十二天，称为春分和秋分。春分前十天之内，家中没有处女。大概始卯时让男女结合，是因为白露降下、万物收敛聚集的初始，正是始卯的时刻。荀子所说的“霜降时迎娶女子”，《家语》所说的“霜降时妇功完成，嫁娶之事开始进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始〇时让男女结合，是因为清明过后开始耕作的日子，正是始〇的时刻，也就是《周礼》媒氏职掌所说的“仲春之月，令男女会合”的意思。春分即春分前十天之内，处于三〇之中，正是仲春之月媒氏令男女会合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私奔者不禁止，所以说“家中没有处女”，意思是女子都出嫁了。《诗经·摽有梅》毛传所说的“三十岁的男子和二十岁的女子，不等待完备的礼仪就结合”，就是为了繁衍人口。过了这个时候就不是婚嫁的时节，不听从命令的人要受罚。荀卿所说的“冰融化时婚嫁停止”（杀止一作杀女），《家语》所说的“冰融化时农事开始，婚礼在此时减少”，各种说法都相同。只有郑玄的解释不同，而《管子》的说法尤其符合《周礼》，所以我引用它作为证据。〇代表春门，三〇代表八举（木的成数是八）；丣代表秋门，三丣代表九和（金的成数是九）。古文〇和戼字形相同，书籍没有善本，所以加以校正（《说文解字》说〇像开门的样子，丣像闭门的樣子）。晋代束晳认为四季都可以婚嫁，引用《春秋》作为证据，然而民间的嫁娶，我在《诗》《礼》中听说过，却没在《春秋》中听说过。《夏小正》说二月安抚众多的士女，《太玄》说内妇始于秋分（阴在外阳在内，万物既成），从秋天到春天，辛、壬、癸、甲日都是嫁娶的时候。张融说：《易经》泰卦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旧说认为六五爻的时辰在〇，春季为阳中，万物生育，嫁娶大吉，这就是《管子》春季三〇时让男女结合的道理。《参同契》说二月榆树落叶，魁星临于〇；八月麦子生长，天罡据于丣。大概麦子生长时嫁娶开始，榆树落叶时婚礼停止，这符合天时吧。《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十二月，郑国游眅将要前往晋国，还没出国境，就遇到迎娶妻子的人，被夺走了妻子，那么《春秋》时期民间的嫁娶也在秋冬。媒氏令男女会合，就是《管子》掌媒之合独所说的“合独”。所谓合独，凡是国都都有掌媒，选取鳏夫寡妇使他们和合，给予田宅让他们成家，三年后才让他们服役，这就叫合独。心星是二月的合宿，所以三〇是合独的时候。墨子说：“男子二十岁，不敢不安家；女子十五岁，不敢不侍奉人。这是圣王的法则。”那么男子三十岁，女子二十岁，而没有夫家，都是过了时候，不嫁娶的人，媒氏令他们会合，这不是合独又是什么呢？〇从日就是昴，丣从日就是昴。昴，是白虎宿星，应当从丣的解释，文字误作昴（徐〇音萛，饱切）。《诗经》说：“维参与昴。”毛传说：“丣畱也。”《元命苞》说：“昴六星，昴的意思是畱，意思是万物成就系留。”我认为昴，是西方的星宿，一名旄头。昴与旄，就像犹与摇。郑玄说：“秦人犹摇，声音相近，那么昴旄也声音相近。”丣像闭门，昴是白虎，不应当从〇的解释，文字不是许慎的旧本了。俗本流传，没有人能校正。丣从田就是畱，采地的名字，因此作为姓氏。汉代人把畱改为刘，而有〇金刀的说法，那么〇丣的混淆，已经很久了（虞翻说：古桺丣字相同。王充说：“日出扶桑，暮入细桺，所以住宅西边叫桺谷。”这是日夕为丣的意思。《左传》：“陈成子救郑，及畱舒。”郑笺引用它作桺舒，是古畱桺也相通。《律书》说二十八舍，北至于畱，畱是说阳气的稽留，所以说畱八月，那么直接读昴为畱）。

祝融设立市场，其卦象为离，离明为日。日有三个时段：三个时段是，早晨、日昃、傍晚。不说中而说昃，皇侃认为日将中而未中，还在东侧，是中前为昃。贾公彦引用《尚书》“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后为昃。《家语》“日出听政，至于中昃”，王肃说“中，日中；昃，昳”。《说文解字》以日西为昃，错了。日东为朝，日西为夕，日昃为中。《春秋》“肆大省”，《公羊传》说“肆是什么？跌也”。何休说“跌，过度。昳的意思是跌，过犹不及，所以中前中后都叫昳”。中日至衡阳，这叫隅中；至昆吾，这叫正中，都是日昃的时候。日昃时在中市，早晨在东市，傍晚在西市。日中时光明盛大，处于王的位置，所以叫大市，而主管万民百族。平旦吃饭时，为公为卿，所以叫朝市，而主管四方商贾。日昳晡时，为台为仆，所以叫夕市，而主管贩夫贩妇。《庄子》说“日方中方睨，侧视为睨”，睨就是昃。方睨而中，方中而睨，其时有界限。日中不久，所以《易经》说“日〇之离，何可乆也”。解说者认为日昃时光明将尽，难道是这样吗？日中为市，取象于噬嗑卦，上明下动，是日昃时的大市。行人的礼仪，不朝不夕。《晏子》说“室夕”，《管子》说“立朝夕”，古语都以朝夕为东西。月食必在望日，月望为盈；日昃必在中，日中为昃。

译所以《易经》说：“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到了满月就会亏缺。”何休在注释《公羊传》时也说道：“昃，就是太阳西斜。”这都是把“昃”当作傍晚，可以吗？“昃”有偏斜、有下落，都不是傍晚时分。古代罪人的丧事，在黄昏时收殓，所以安葬在早晨而不选在傍晚，是因为傍晚接近黄昏。《春秋》记载：九月丁巳日，安葬定公，因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斜下落【《谷梁传》作“稷”】，才安葬。何休说：“下稷大概是晡时”，晡时就是傍晚。为什么不记载傍晚而记载“稷”呢？况且在晡时安葬，这是用对待罪人的方式对待国君，必定不是这样。《书传注》说：“从平旦到食时称为早晨，从隅中到日昳称为中午，从晡时到黄昏称为傍晚”。日出时安葬，日中时虞祭，这是礼制。鲁国安葬定公以下稷安葬小君顷熊【一作敬嬴】在日中下稷，距离日中不远，两处都记载以表示讥讽。早晨的市场设在西方，违背天道，所以君子不赞成。《汉宫阙防》说：“六个市场在西方，其中三个在东方”，只有东西而没有中间，不符合古制。洛阳的三个市场，取法于《周官》的金市在西【一名商观】、南市中、马市在东，古代设立市场，一天三次开市，而河西姑臧的市场，一天四次开市，扶风美阳的风俗有夜市，那么司市的法规就不行于天下了。

译质人掌管买卖所用的契约凭证，大宗交易使用长券，如牛马、人口；小宗交易使用短券，如兵器、车辆、用具以及四季食物。质人巡视并考核市场，对违反禁令的人予以揭发并处罚。古代的质剂，就是后世的文书契约。东晋以及梁、陈时期，凡是买卖奴婢、马牛、田宅而有文书契约的，每交易一万钱，向官府缴纳四百钱的估价税，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没有文书契约的，根据物品的价值，也按百分之一的比例收取，称为散估。有人说这是因为人们竞相从事商业贩运，而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实行均输法，虽然以此为借口，实际上是为了盘剥获利，这就像汉代的算缗钱一样。质人所征收的罚金，称为罚布。对违反禁令的人进行处罚，是指使用的器具、兵器、车辆不符合标准，布帛的精粗不符合规定，幅面的宽窄不符合度量，导致成色制度不统一，度量衡不一致，因此没收其货物并加以处罚。这是为了统一度量衡和成色制度。古代用质剂来确立信用并止息诉讼，怎么会有税收呢？司市所征收的称为廛，市税也叫征廛，由廛人征收后存入泉府，也称为征布。大概是因为征收的是廛税，而不征收货物税，所以孟子说“廛而不征”。东汉第五伦任京兆掾，兼管长安市平，校正秤斗，市场没有偏私枉法，百姓心悦诚服，这就是古代质人的职责。度量衡指斗斛，成色制度指秤衡，孟子称之为法，所以说“法而不廛”，意思是廛人不征收货物税，质人不征收廛税。荀子称之为室律，治理市场的人使之公平，室律就是质律。质人的律法，汉代称为月平，用来平抑市场价格【室、质读音相近，杨注有误】。

掌管买卖人口的是儥人；质人，抓获逃亡人口的是告发者。这是朝士的职责。古代没有奴婢，称为臣妾，也叫人民。《费誓》说：“马牛走失，臣妾逃亡，不敢越界追逐，恭敬地送还给他们。”我赏赐你，送还者，在军中则送还给长官，在国内则送还给朝廷。所以说“委托给朝廷，告知士人”。朝廷，除了断狱诉讼之外，朝士接受并审理。商度其所获而给予报酬，这叫做商赉。牛马货物都是这样。所以说“大的归公，小的归庶民私有”。意思是将其所获分为三份，两份归公，一份归私。越界追逐者在国内，越乡者在军中，越伍者，军中有常刑；国内则关押在圜土。《易经》说：“悔恨消失，丢失马匹，不要追逐，自然回来。”说不追逐，所以悔恨消失。追逐则有悔恨了。《诗经》说：“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停留，在哪里丢失了马，到哪里去寻找，在树林之下。”意思是国家没有政令，军队没有纪律，所以越界追逐者不加刑罚。质人买卖人口，使用长券，称为质。王褒的《僮约》，石崇的奴券，大概是古代的质吧？质允许赎回。鲁国有从诸侯那里赎回臣妾的人，而逃亡的臣妾都能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有主人来认领，验证其契约后归还，仍然商度给予报酬。告发者，凡是丢失物品在市场上三天，在朝廷十天而没有主人认领，就没收归官府。所以《易经》有“亿丧贝，跻于九陵”的卦象。不追逐七天得到，占得九陵卦象，朝廷的阊阖门有九重。说七天是在十天之内。震卦长阳，其数为七。不追逐与丧马同占而不说悔恨，是因为阳动而阴静【丧马，睽卦初九；丧贝，震卦六二；亿是发声。古代以贝为货币】。古代路上遗失不捡，人逃亡不追，不是引诱也不是盗窃，十天内自然回归。太卜官有占卜买卖臣妾马牛能否得到的，兆象首仰足开，不得首仰足敛【音琴，指兆足收敛】。那么《易经》的卦辞，《尚书》的誓言，《周官》的文字，三者相合。乡有比、闾、族、党；州、遂有邻、里、酂、鄙、县；军有伍、两、卒、旅、师，都不得互相逾越。修闾氏掌管国野，庐氏掌管野外，司虣掌管市场，市场不属于游荡之地；国内不驰骋，野外不相追逐。司险守护五沟五涂而呵止行人。掌固复，白天巡视三次，夜间击柝三次，以号令警戒。先王将军政寄托于乡遂，辅以什伍，以伍来管理。伍中没有不是其人的，人中没有不是其里的，里中没有不是其家的。所以逃亡者无处藏身，窃盗者无处容身。如果不是迁徙，即使有逃亡者，也不敢越界追逐。不仅军中如此。董逋逃，是晋国的法律。楚国作仆区，是隐匿逃亡臣仆的法律【《说文》匚是藏，品是众，品在匚中，踦区，是藏匿。仆臣，仆也，仆区者，藏匿逃亡臣仆】。芋尹无宇的门人，逃亡进入王宫，无宇抓住他，有司不给他，等到向王禀告，终于取回，归还他是礼。抓住他非礼，应当送还朝廷【康成说：复是报告的意思】。送还朝廷而有司不给他，那么过错在有司。朝廷有送还者，宰夫掌管诸臣的送还，御仆掌管庶民的送还。《晏子春秋》所说的齐国有北国骚，到君主那里，而请求送还的，就是因此。

太公为周朝建立九府圜法。颜师古以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共六府来对应，又以职内、职金、职币三官来凑足数目，这是错误的。尒疋以八方之八材、中原之五谷、鱼盐为九府。王应麟引用这个来对应九府圜法，相差太远了。所谓圜法，是指重币不废弃轻币，小币不妨碍大币，子母相权而有九品，所以叫九府圜法。其名见于《周官》的，有夫布、里布、辟布、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儳布，这就是布货九品。其九品

译在国都内征收的称为邦布，由外府掌管；在市场中征收的称为征布，由泉府掌管。载师征收里布，闾师征收夫布，这些都属于邦布，因为它们出自民间，收入国家，所以叫邦布。一百亩地称为夫，五邻称为里，民间征收的布以夫、里来命名。解说者认为这是罚布，这是错误的。司市征收辟布，廛人征收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肆长征收儳布，这些都属于征布，因为它们从市场中征收，收入官府，所以叫征布。辟布又名辞布，“辞”的意思是赀，相当于汉代的赀钱。有人说辟布是法布，辟布就像法钱，市场中制作布币都取法于它，所以叫辟布。所谓辟布，是在当地铸币的监署，“叙”通“监”，铸币的监署，大概是铸钱的官署吧？王莽发行十种布货，第一种叫大布，第二种叫次布，大概是效法《周官》中的絘布，也就是市场中思次、介次所铸的布。总布的含义不详。质布，是质剂买卖交易中的布；罚布，是质人处罚违犯禁令者所得的布；廛布，是门关征收廛税所得的布；儳布，是没有店铺而站立手持布币交易的布。《集韵》说：儳通“暂”，音才鉴切。徐邈读《诗经》说：抱布，就是抱着这种布。《管子》说：握路，就是握着这种布。郑司农说：布参印书，宽二寸，长二尺，作为货币，用来交易物品，这大概就是站立手持的布吧？《管子》说隰朋对国家政事不了解，对家庭事务也不了解，拿着齐国的货币，握路，每家五十户人家，隰朋却不知道。握就是持，是古代的儳布。肆长征收它，廛人掌管它，而隰朋却不了解。另一种说法认为儳布是总布的别称。《盘庚》说：不要总聚货宝，货宝称为布，商贾聚集货物而运销，站立叫儳，行走叫路，执持叫总，这些都是商贾的事情。盘庚告诫在位者不要像商贾那样。职内主管钱币，辨别财物而执持总聚，总就是聚集并束扎，用文书标记。汉律说：布称为总，总称为升，升称为登。《晏子春秋》说十緫之布，十緫就是十升。升、登读音相同，所以有的写作登，有的写作升，都是名称。称为总，以此命名布，也以此命名泉。所以文子说：“万物的总聚，都经过一个孔。”总通作緵。汉令规定徒隶穿七緵布，緵一作稯，八十缕为稯，五稯为秭，二秭为秅【《西京杂记》说：五丝为蹑，倍蹑为升，倍升为缄，倍缄为纪，倍纪为总，倍总为璲。璲，是古代的佩饰，秦代的绶带。以缕为丝，十丝为升，这是另一种说法。凡是先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为一文。文采纯厚为一圭，首多的系细，首少的系粗。汉代制度如此，而缄、纪没有听说。五扶为首，就是二十系。汉代的“首”不同于古代的“升”了。汉律说：“绮丝数称为絩，布称为总，绶组称为首。”《诗传》说：“鬷数。”笺说：“鬷，就是总。”疏说：“鬷指麻缕，每数一升，就用绳子记录，所以鬷为数，总而集之，所以鬷为总】。泉府，凡是百姓借贷的，与有关官吏辨别后授予，以国服作为利息。国服，就是国軓，也叫国准。軓是法度，准是平衡。古代珠玉是上币，黄金是中币，刀布是下币。中等年景，黄金一斤值粮食八石。五谷粟米，是百姓的命脉；黄金刀布，是国家的通货。先王善于控制通货，来驾驭命脉。軓守住数目，准平衡流通。于是谷物与货币相互权衡而货物流通，粮食充足。上面没有谷物就用货币，下面没有货币就用谷物。铸造公币而寄存在民间，救济那些不足的人，用货币衡量谷物的价值而借贷给他们。谷物作为上币时，征收多余的，用谷物衡量货币的价值而偿还他们。谷物作为下币时，救济时谷物重而货币轻，用轻的权衡重的；征收时谷物轻而货币重，用重的权衡轻的。这样上面不取利息，下面不出利息，而上下都获得盈余，各有十倍的利息。所谓以国服作为利息，大概就是这样。有关官吏，就是职币和仓人。职币掌管救济征收的法度，法就是凶年丰年的法度，由仓人掌管。这不是存在于有关官吏中的国軓吗？不足而不救济，那么谷物更重而百姓流亡；有余而不征收，那么谷物更轻而百姓受害。大概年成有凶有丰，物品有轻有重。今年卖粮便宜，猪狗吃人的粮食；到了明年，路上就有饿死的人。这都是不通晓国軓的法度，轻重权衡的道理。较称为服，式称为軓。较在式上，就是軓。前面就知道管子的国軓就是泉府的国服。息，读阳息反，意思是消藏。繈千万贯。腐朽在库中，积蓄粟米万亿，红腐在仓中，称为消粟。米财物上下通流，使相互灌注，没有滞留，称为息。流通而不枯竭，输出而不穷尽，这就是泉府之所以称为泉的原因吧？辨别后授予，就是辨别合契【见《荀子》】，即称责的傅别。大概旅师用质剂颁行征收，泉府用辨合赊贷，都是契约。总称为约，司约掌管。另一种说法认为有关官吏是乡遂的官吏。《周书》说：赋洒其币，乡正保贷，洒就是散给借贷者，乡正担保。又说：成年不偿还，信诚匡助，帮助尚且不偿还，怎么能取利息呢？又说：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这就是国軓所以轻重相

译这是权宜之法。秋官中的朝士，对于民众共同经营货财的，命令他们依照国家法律来执行。所谓共同经营货财，司市通过泉府来统一货财并征收赊欠的利息。国服依照国家法律来施行，就像国軓依照国家标准来平定，以此来制约四方货殖价格的涨跌，使万物价格不得暴涨。其权力在司市，而朝士考虑到贬损国家用度，所以也参与其事。《易经》中的损、益两卦，损卦的六五爻，益卦的六二爻，都说：“增益十朋的大贝。”两枚贝壳为一朋，一个大贝价值十朋。珍视大贝而流通货贝，变通以顺应时势，那么上下就能互相受益。世俗的儒生不明白损益的道理，难道懂得盈虚的规律吗？国軓、国服，都称为乘。所以稍人有丘乘的政令，管子有乘马的防备。

译司关掌管国家货物的税则，用以连接城门和市集。这种制度，管仲在齐国施行过。他认为，市集是天地物资的汇聚之处，是万人和谐获利之所。关隘是诸侯的边陲要道，也是外来财货的门户，是万人通行的道路。在关隘征税的，就不在市集征税；在市集征税的，就不在关隘征税。这就是司关连接城门和市集的法度。市集有廛税，关隘有征赋，廛税都是对货物停储在邸舍所征收的税。从外面进入的，在关隘征税，关隘将凭证移交给城门，城门再移交给市集。这就是所谓“在关隘征税的，就不在市集征税”。从里面出去的，在市集征税，市集将凭证移交给城门，城门再移交给关隘。这就是所谓“在市集征税的，就不在关隘征税”。如果从里面出去却不经过市集，从外面进入却不经过关隘，那么就要逮捕并惩罚他们。否则，只征收他们的廛税而不征收货物税。郑玄认为这是三方互相联络以检举奸商，这是错误的。《左传》中关于废除六关的记载，说关隘是用来禁止杜绝末业游民的，废除它是出于不仁。《孔子家语》中关于设置六关的记载，说设置关隘来对行人征税，是出于不仁。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国家有关隘，已经很久了，不是从文仲开始的。怎么能说是设置呢？设立关隘以限制内外，掌管出入，是为了防备非常之事，又怎么能废除它呢？农民有租税而商人没有税，这将导致百姓抛弃根本而趋向末业，这哪里算是仁呢？况且六关的废除或设置，与三军的驻扎或行动是一样的。史书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这又该怎么解释呢？我因此知道废除和设置两种说法都不对。废除，是指废除司关的法度。有的版本写作“置”，“置”与“废”相通。古代医生用针，针法有补有泻。《难经》说补法要取气，泻法要置气。“置”就是不取的意思。古代不取叫做“置”，不去除也叫“置”。《春秋》记载“万入去籥”，《公羊传》说去掉有声的，废除无声的。何休说“废置”，“置”就是不去除。齐地俗语说“不去除就是废除”，那么鲁国原本有关隘，先王的法度，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已经停息了。鲁国有名无实，都像这样，文仲号称贤大夫，不能振兴它，所以孔子说他不仁。古代把“废”当作“置”，又把“废”当作“发”【《诗经》“一发五□”，“发”读作“废”】《庄子》“发药”，《列子》“废药”，是一样的。难道只有齐地俗语如此吗？齐桓公三次会盟诸侯时下令说：“市集赋税百分取二，关隘赋税百分取一。”这就是《周礼》中关市征赋的制度。空车不搜查，徒手背负的不准入，以此来招徕远方之人，以通达宾客，查看他们的名册，观察他们的神色，以察知奇异邪僻之事，国家就不会迷惑。司关的职责，唐代全国关隘有二十六处，外国宾客往来，检查他们的行装，重复进入一个关隘的，其余关隘不再盘查，还保留着古代司关的遗意【《庄子》“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释文》说：废置。可见先秦的文章，都把“废”当作“置”】

礼说卷四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礼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说卷五翰林院侍讲惠士奇撰地官三

邦国的符节有八种，守节的有二种，其中一半在都城，都鄙掌管符节，收藏另一半；达节有六种，掌管符节的人守护它，小行人传达它，传达至邦国有三种，叫山国、土国、泽国；传达至都鄙有三种，叫门关、货贿、道路。符节与瑞玉不同，瑞玉是完整的，符节是分成两半的，君主命令召见时就合在一起，所以平时两节并行，一节快步走，遇到变故就出示符节而出，握着符节而死，官员守护符节，所以叫守官，也叫符，也叫契。隋朝樊子盖守卫东都，卫元守卫关中，另外制造玉麟符代替铜虎符给他们，大概是取法于《周礼》的玉节，用来重视镇守。齐国陈乞派阳生给他玉节而让他逃跑。秦国安国君刻玉符约定立子楚为嫡嗣，大概是剖开玉分成两半作为后日迎接时合拢以作信物。唐则天时期崔神庆上疏说：“古代召见太子都用玉契，现在只有文书符节，不符合慎重防范萌芽的意图。”那么玉契自古以来就有了。阳城君毁坏璜玉作为符节来守卫国家，司马牛献出城邑和珪玉而前往齐国，都是玉节。角节没有听说过，应当考证。英荡有两种说法，干宝认为英荡是刻写文字的竹箭，刻写所派遣之事，以辅助三节的信验，那么英荡就是传信文书。凡是传达符节都有传信文书，传信文书用来辅助符节，符节用金属，传信用竹子。郑玄认为传信文书像汉代的移过所文书，古代名叫关移过所，就是韩非所说的关于州部。鲁昭公派公衍向齐侯献龙辅，孔颖达疏说：“铸造金为龙节，用玉做函盛放它，名叫龙辅。”那么英荡就是玉，辅就是函。玉色浮于竹纹，所以叫英荡。两种说法都通，前一种说法更合理。然而汉代的符与传又不同，郡国颁发符，门关使用传，传用缯帛，与古代用竹的不同。小行人的旌、符、管三种节都用竹，汉代的竹使符本于此。使者所持的节则上面加牦牛尾，注牦牛首曰旌，就是古代的旌节。古代刻符摹印都叫玺书。《吕氏春秋》吴起对商文说：“放置质任为臣，他的君主安稳厚重；解除玺印辞去官职，他的君主安稳轻浮。”《淮南子》也说：“〇纽之玺以为佩。”这是印为玺。《战国策》楚国攻打韩国泠向，向秦国求救，公孙昧说：“他的话收回玺印，实际上还有约定。”注释说：“玺军符收回，是说想要阻止楚国攻打韩国。”这是符为玺。那么玺节用管制作，镌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