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説卷十一

译楚王赐给他金属，随后又后悔了，与他盟誓说：“不要用这些金属来铸造兵器。”所以他用来铸造了三口钟，这就是荆扬地区进贡的金属。古代用铜来制造兵器，楚地的金属锋利，所以吴越地区的剑，南方人珍视并宝爱它，不让它流出境外。既然如此，那么“三品”指的是铜，确实是可信的。三种颜色，分别是青色、白色和红色。郑玄说：“如今东莱地区称，有的用大半两作为钧，这与三十斤相差悬殊，那么‘钧金’大概也就是根据罪行轻重而定的罚金名称了。”《晋律》规定，赎免死罪需缴纳黄金二斤，过失犯罪赎免囚犯需缴纳罚金四两；《汉律》规定，赎免死罪需缴纳黄金二斤八两，这些都是黄金。

译小司寇掌管外朝的政治事务，召集万民来咨询。咨询有三项，第三项是咨询确立国君。春秋时期，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君位，向晋国求助。晋国想要帮助他，但不知道应该拥立谁。于是派遣士景伯到周朝去询问。士景伯站在干祭之地询问众位大夫，因此断绝了王子朝的使者，而拥戴了周敬王。君子说：礼制，确立国君一定要咨询万民。尧年老而儿子不成器，舜有崇高的德行却地位卑微。尧听说后，但四岳和州牧没有推举，于是尧召集万民来咨询。朝廷百姓所推举的，完全符合尧所听到的，也符合尧的心意。于是史官记载说：“大众赐给帝尧众多贤臣。”又说：“大众认为舜可以拥有天下，于是赐给他。为什么不说是天赐给他，而说是大众赐给他？因为天遥远而大众亲近。”如果不被大众信服却符合天意，那是荒谬的。况且古代确立国君，是询问民众，而不是询问神灵。楚共王有五个受宠爱的儿子，不知道应该拥立谁，于是对群神举行大祭祀并祈祷。秘密地将玉璧埋在庭院中，让五个儿子进入拜祭，并且说：“对着玉璧拜祭的人，是神灵所拥立的。”后来有人跨在玉璧上，有人踩在玉璧上，有人压在玉璧上，都可以算作对着玉璧，那么神灵的旨意，谁知道呢？这恰好足以激起他们觊觎君位之心。而前面有蒲宫之乱，后面有奥主之祸，臣子强于君主，末节大于根本，几乎导致国家灭亡。所以古代确立国君，是询问民众，而不是询问神灵。那么太卜为什么要占卜确立国君呢？占卜确立国君，是先王先表明心意，然后命令龟甲占卜，与卿士商议，与平民商议，然后用占卜来参验。没有不与卿士商议，不与平民商议，而专门相信占卜说法的。所以大众归附的人称王，大众离去的人灭亡。商汤、周武王变革天命，尧舜禅让帝位。泽水灭火叫做“革”，柔顺刚强叫做“巽”。刚强代表君主，柔顺代表民众。意思是君主中正而民众顺从。太康空占职位，百姓离心。成汤取代暴政，亿万民众怀念。帝癸丧失国家，大众不协和。武王攻克商纣，大众同心。所以说：大众归附的人称王，大众离去的人灭亡。

小司寇听取民众所指责和宽恕的意见，来施行上服和下服的刑罚。司刺探求民情，判断民众的公正意见，来施行上服和下服的罪罚。注解说：上服是劓刑和墨刑，下服是宫刑和刖刑。凡是执行刑罚，必须先规划标记所刑罚的部位，然后才施加刑罚。疏解说：规划标记在身体上，就像衣服穿在身上，所以叫做“服”。大概汉朝的法律就是这样。《康诰》说：唉！封啊，要有秩序，这时你要大大明确刑罚。只有民众才会勉励和睦。又说：对于疑难囚犯，要反复思考五六天，直到十天，要彻底明察疑难囚犯。《明堂位》说：百官废弛职守，施加重刑而天下顺服。《说文解字》：承担罪责的人叫“服”，从“防”从“〇”，“〇”表示服从罪责。《荀子》说：书上说：合乎道义的刑罚和杀戮，不要用来立即执行，只说没有顺从的事情。意思是先进行教化，所以先王已经用道来陈述，上级先使民众顺服。《管子》说：上级不实行法令，民众就不服从，如果民众不服从法令和制度，国家必然混乱。因此有道的君主实行法令修明制度，先使民众顺服。那么用道来陈述，先使民众顺服，等到审理疑难囚犯时，又加上反复思考，这就是所谓的上服。刑罚虽然有等级，还说没有顺从。惩罚一个人而天下顺服，杀戮一个人而万民和睦，这就是所谓的下服。《尚书》说：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程典》说：我体恤民众就像毛发长在身上，微小的痛苦没有不省察的。大概痛苦本源在于自身，探求在于民众，所以说一国的刑具在于自身，那么下服必须先有上服。用三物来教化，用五刑来纠察，用五听来探求，然而仍然必须经过三刺、三宥、三赦之后才施加刑罚，那么民众陷入刑罚的也就很少了。成王和康王时期，天下安宁，刑罚搁置四十多年不使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郑玄用汉朝的法律解释《周官》，似乎失之偏颇。《吕刑》说：重刑如果适合轻罪，就适用下服；轻刑如果适合重罪，就适用上服。轻重根据情况权衡，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公允。如果不是反复思考，怎么能权衡五刑呢？所以有五服。传文说：罪多而刑罚有五，丧多而服制有五，上附下附是排列等级。那么“服”读作“附”【考《考工记》：牝服，服读作负。《吕刑》：上服下服，服读作附。大概“服”本来有“附”的读音，并不是改字，不识字却自称通晓经义是荒谬的】附在上下，就像丧服的轻重一样。有的从重从轻，有的从轻从重，有的恩情轻而道义重，有的名义重而实情轻。上附下附，都有等级比例。《服问》所说的“列”，就像《吕刑》所说的“权”。我所说的“服”，是大大明确刑罚。后汉太尉刘恺奏议引用《吕刑》说：重刑挟带轻罪，轻刑挟带重罪，而上服下服。《礼记》中“服”写作“附”。大概“服”与罪责确定而施加刑罚，“附”指罪责可疑而商议减轻。《王制》说：附从轻小。司寇八辟，也说依照国家法律，附合刑罚，“附”是法律的比例，“挟”是举出的意思。重刑挟带轻罪，下附者，是举轻以明重；轻刑挟带重罪，上附者，是举重以明轻。所谓上下比照罪责，必须察明大小比例来定案【下附指小比，上附指大比，大小如同轻重，已行的旧例叫做比】。荀子说：“有法律的按法律执行，没有法律的按类推举，叫做附。”庄子说：“以刑罚为体，叫做服。”

士师有五种禁令：一是宫禁，二是官禁，三是国禁，四是野禁，五是军禁。郑玄说古代的禁书已经失传了。现在宫门有符籍，官府有无故擅自进入的，城门有

译离载和下帷，野外有田律，军队中有禁止夜间喧哗行军的禁令，那些粗略可以言说的，如今汉律中连其粗略内容也亡失了，没有人能够言说了。离载，是指装载奇兵。《韩非子》说：不是传车也不是驿车，却装载奇异的兵器铠甲，判处死刑不予赦免。离，意思是奇，载而下帷，这就是奸邪非正的行为。如果是两人同乘一车，法律并不禁止。贾逵的疏解失于此。士师的野外禁令就是大司寇的野刑，所谓“上功纠力”，是说百姓从事农业就重视根本，重视根本就减少私下的义气，减少私下的义气那么公法就能确立，力量于是专一。因此男子不织布却穿衣，女子不耕种却吃饭，男女交换劳动成果以维持生计，敬重时节爱惜时日，不是年老不停止，不是生病不休息，不是死亡不放弃，所以称之为纠力。《吕氏春秋·上农》篇中野外禁令有五项，古代的禁书还保存其大略。庶人不戴冠弁，娶妻嫁女不备酒醴聚集众人，农事不向上报告，不敢私下雇佣佣工，土地未开垦平整，不操作麻事也不出肥料，年纪未长，不敢开辟园囿，量力不足，不敢开渠耕地，农夫不敢越过田界，商贾不敢做其他事情，山中人不敢砍伐木材和下木，泽中人不敢烧灰、僇、罗、网、罝、罦，不敢出门，罛、罟不敢入深渊，因为会妨害农时。如果不是同姓，男子不出外迎娶，女子不外嫁，以此来安定农业。灰僇，指《月令》仲夏月不要烧灰，烧灰者处以僇刑，僇指佣赁者，说“不敢私籍”，那么古代有在官府服役的佣工，所以遂师得以调用来补救当时的农事吗？男女嫁娶不出乡里，那么百姓没有百里的哀戚，不敢越乡交往，大司徒所谓联结兄弟以安定百姓，大概就是这样。孔子说：进入其境，田地平整，杂草清除，沟渠治理，这是因为在上位者恭敬守信，所以百姓尽力。进入其邑，墙屋坚固，树木茂盛，这是因为在上位者忠信宽厚，所以百姓不怠惰。这就是野禁，也叫野刑，不靠法律禁止，而靠自身禁止，不刑罚其身体，而刑罚其内心，所以那时野外没有荒废的土地，国内没有疲敝的百姓。郑康成用田律来对应，是错误的。士师五戒：第四曰纠，用于国中；第五曰宪，用于都鄙。郑康成说纠宪未曾听闻。考察小司寇在正岁观察刑象，于是宣布于四方，宪刑禁，那么宪就是国家的刑书。小宰用宫刑宪禁于王宫，内宰宪禁于北宫，大概都是宫中的刑罚。而悬挂以示作为法则。小宰掌管宫中的纠禁，宫正也掌管。宫正纠察德行，内宰纠察职守，那么纠也用于宫中。州里纠察过错恶行，党正纠戒之，邻长相戒相受。乡遂县的士，也各自纠察其民，那么都用于国中。大司寇纠力、纠守、纠孝、纠职、纠恭，遍及万民了。《战国策》中安陵君成侯，奉襄王之命守卫安陵。亲手接受大府的宪。宪的上篇说：“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国家虽大，赦免降臣亡子，不得参与。”安陵，《说苑》作鄙陵。汉代县属颍川郡，战国属魏，是安陵小国。韩魏灭亡而它独存。所谓大府的宪，就是士师的宪，用于都鄙的，而称宪的上篇，那么宪就是古代的章。《管子》正月朔日，布宪于国，百吏在君主面前习宪，受宪于太史。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大府。宪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大府之籍者，多余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这就是首宪。春官太史所藏，颁行于官府都鄙的，就是这布宪。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达于四海。大概正月布之，正岁悬之【周正月，夏正岁】《墨子》说：“先王之书，出国家，布百姓者，宪也。”《晏子》说：“君子有道，悬之闾。”士师五禁书而悬挂于门闾的，就是因此。

译士师八条中的第七条称为“邦傰”，“傰”字一作“朋”。注解说：古本中“朋”写作“傰”。郑司农读作“朋友”的“朋”。考《汉书·王尊传》中有“南山盗傰”，苏林说：“傰”音同“朋”。这大概是沿用了郑司农的读音而产生了错误。晋灼注音为“倍”，符合《说文解字》中省写作“倗”，读音如同“陪”。晋灼的注音本于此，颜师古也认为晋灼的注音是正确的。那么“傰”不是“朋”就确凿无疑了。古代有“朋”没有“党”，志同道合称为“朋”，结党营私称为“傰”。所谓“八成”，是指四方混乱的案件，周王命令讶士去审理结案。那些气势汹汹、结私交、作威作福的人，君子违背礼制，小人触犯法律，没有恪守职责、尊奉君主的心意，却有背离公义、为私党卖命的名声，所以称为“邦傰”，称之为混乱的案件。《管子·幼官篇》所说的“散群傰署”，就是强者结成团伙，弱者成为附庸，团伙和附庸这类私党互相任命，所以周王命令讶士去审理结案，就是要解散他们。“防”字从邑，是地名。《汉功臣表》中有防成侯，颜师古说：“防”音同“陪”，又读作“普肯反”。从邑为“防”，从人为“傰”。“傰”是古“倍”字，都从人，以“朋”和“咅”得声。郑司农破读为“朋”，或者写作“堋”。《说文解字》引用《虞书》说：“堋淫于家。”“堋”与“倗”相通。《广雅》中“否弗”、“倗”、“粃”都不是好话，也就如同奸邪、盗贼之类的意思。《淮南子·中诇》说“邦汋”，是指胜诡阴谋，是邦国的贼害。吴国的宰嚭，梁朝的朱异，身在朝廷内心向外，国家将产生祸害，这是“邦谍”。薛宣的儿子薛宣杀害近臣，触犯邦国法令，这是“犯邦令”。羊之客诈称御史，矫诏邦国法令，这是“挢邦令”。阳虎囚禁季孙，这是“邦盗”。朱博依附傅晏，这是“邦傰”。杜业诋毁师丹，这是“邦诬”。这就是士师掌管士的八条禁令。这里的“士”指讶士，讶士向邦国晓谕刑罚，审理四方混乱的案件，大概就是这样。《荀子》说：蒙蔽公义的人称为“昧”，隐藏良善的人称为“妒”，奉承妒忌和蒙蔽的人称为“交谲”。交谲的人，妒忌蒙蔽的臣子，是国家的祸害。这说的不就是“邦诬”吗？妒忌蒙蔽就是“诬”，交谲就是“汋”。虽然有妒忌蒙蔽的臣子，如果不是交谲，那么妒忌蒙蔽就不能得逞。所以八条禁令以“邦汋”开始，以“邦诬”结束。

书传说：“现在审理百姓案件，是寻求杀他们的理由；古代审理百姓案件，是寻求让他们活命的理由。找不到让他们活命的道理，才用刑罚杀戮。君主与臣子共同防范。”听，指议论案件，考察供词，辩明诉讼，区分要点。近处的案件在朝廷审理，远处的案件上报到邦国。乡士十天审理，遂士二十天审理，县士三十天审理，方士三个月审理。司防听取审理，判决案件，〇其诉讼，群士司刑，各自依照法律，通过议论来寻求让他们活命的道理。如果寻求道理而找不到，那么士师接受中刑杀戮，仍将中刑记录上报到天府。大概司民登记人口，司寇登记中刑，都在祖庙进行，让神灵监察。如果想要免除死罪，那么近处的由君王亲自防范期限，远处的由君王命令三公及六卿防范期限。大概就是在司寇审理的那天，前往议论。这就是书传所说的“君主与臣子共同防范”。解说的人说：“防，就是就。”春秋的体例，鲁国前往其他地方会合，就记载为“会某”；如果国君在外，别人来就国君，就说“防公”【文公十三年，卫侯防公于防】，这就是“就”的意思。防必定有期限。凡是我去防他，他去防我，各自到达期限就叫“防”；如果没到达期限，就说“弗遇”，讥讽没有信用【桓公十年秋，公防卫侯于桃邱，弗遇】。那么防必定有期限，是很明显的。所以司刑议论案件也说“防其期”。期，指十天、二十天、三十天的期限。君主与臣子共同防范，君主不显得卑微，臣子不显得傲慢。春秋时叔老防郑伯、公孙敖防晋侯，是合乎礼制的。左氏认为卿不防公侯，这是错误的，如果不明白周礼，怎么能通晓春秋？都家不会合，为什么呢？方士掌管都家，讶士掌管四方的诉讼案件，说“四方”就兼包括都家、邦国了。有刑罚就明确晓谕，有混乱案件就前往审理，都家也是这样，所以不说防。况且四方的审理，朝中冢宰已经赞成了，难道都家就不同吗？

讶士向邦国晓谕刑罚，凡是四方有案件交给士师审理的，都到讶士那里。注解说：士指士师。疑难案件先来到讶士那里，才能通达士师。如今郡国也时常派遣主事官吏到廷尉那里，议论者依据孝景五年诏书说：各种疑难案件即使文辞牵强附会于法律，但人心不服的，就上报议论。注解说：谳，平议。后元年诏书说：疑难案件上报议论，有关官员不能决断，移交给廷尉。有命令上报议论而后不当上报议论的，不算过失。想要让审理案件的人务必先宽仁。那么四方有案件交给士师审理的，都到讶士那里。治犹谳，造犹移。有疑难就上报议论，不决断就移交。谨慎到了极点，也是想让邦国审理案件的人务必先宽仁。汉朝的廷尉，就是周朝的士师。到士师那里犹如移交给廷尉【郡国有疑难案件都上报廷尉】

春秋桓公二年春正月戊申，宋督弑杀其君与夷，以及大夫孔父。三月，鲁公在稷地会合齐侯、陈侯、郑伯，以平定宋国的动乱。谷梁传说：“以，表示内部有意图。鲁公有意图吗？是平定这动乱。这动乱已经平定了，却用不成事的言辞加在上面，对于内部的恶行，君子没有遗漏。”公羊传认为内部的大恶应当避讳，却直说出来的原因是因为遥远。左氏也认为平定宋国动乱是因为贿赂，所以都不对。贿赂，是从宋国取来郜大鼎，本来明确记载而不避讳。取

译贿赂在后，促成宋乱在前，这是左氏对经义的一大失误。桓公想要促成宋乱，所以在稷地设防，最终索取贿赂而返回。这是两件事，《春秋》用词直陈其事而不欺瞒。宋国的动乱已经形成，却把未能促成此事的措辞加在上面，这是欺瞒，不是直陈，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解说者探求其义而不得，就说：“‘成’，就是‘平’。平定宋国的动乱。”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为什么记载‘成’而不记载‘平’？记载‘成’就不是‘平’，这也十分明显了。大概因为古代的训诂失传，而孔子的雅言也断绝了，学者于是不能明白《春秋》一字一词的含义。由此杜预之流妄加解说。大概‘成’，是断狱的名称。《王制》所说的‘成狱辞’就是这个意思。凡是审理五刑的诉讼，必须考察大小案例的比照来断定它。史官把案件断定的情况报告给正【史官是司寇的属吏，正官在周代属于乡师一类，汉代有正平丞，是秦代设置的】，正官审理后，正官把案件断定的情况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审理后，把案件断定的情况报告给君王。君王命令三公参审，三公把案件断定的情况报告给君王，这就叫做‘成狱辞’。‘刑’就是‘侀’，‘侀’就是‘成’，一旦断定就不可改变，所以叫做‘成’。秋官讶士掌管四方来的诉讼案件，四方有疑难案件就前往断定它。‘成’它，就是审理它。不能称之为‘平’。‘平’是调解两家，把‘成’解释为‘平’，错得太厉害了。四方的疑难案件，没有比弑君更大的。桓公前往断定它，未能断定而退兵，反而索取贿赂。孔子直书其事，哀伤天下没有君王。地官调人，凡是过失杀伤人的，让民众参与断定。注疏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调解，一种说是立证佐来断定其罪，两种说法都不恰当。让民众参与断定，不过是与民众共同审理罢了。鲁国的公孙敖替襄仲聘问却私自娶妻，襄仲将要攻打他，鲁公制止了他，惠伯断定了此事，让襄仲放弃攻打。公孙敖回国，这就是‘成’的实例。如果只是调解两家，又何必让襄仲放弃攻打，而且让公孙敖回国呢？放弃攻打、回国，不正是用来断定此事的吗？邾娄定公的时候，有弑父的人，主管官吏报告。定公惊愕地离开座位说：‘这是我的过错。我曾经学过审理这种案件。臣弑君，凡在官府任职的，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廷任职的，杀无赦。杀死其人，毁坏其屋，污秽其宫而蓄水其中。大概君王过了一个月才举杯饮酒，所谓四方有疑难案件就前往断定它，大概就是这样。《春秋》所说的‘成宋乱’，也是这个意思。《诗经》说：‘虞芮两国质询其成，质就是剂。’双方的供词作为两份剂，所以说用两份剂来禁止民间诉讼。虞芮的案件，文王断定了它；明白宋国的动乱，桓公不能断定它。结合《诗》《礼》参看，那么《春秋》的书法就显现了。’《竹书纪年》：帝启八年，帝派孟涂到巴地审理诉讼。‘涖’，就是前往断定它。狱讼断定，士师接受中辞。‘中’，就是狱讼断定的供词，所以都家的刑杀，士师书写断定的供词，在官府叫官成，在国都叫邦成，用来等待万民的治理，叫做中。年终天府登记中辞，所以接受中辞的官名叫典成之吏。士师的八成由此产生。冡宰八法中的官成，也叫八成。八成，就是八听【一曰听政役，二曰听师田，三曰听闾里，四曰听称责，五曰听禄位，六曰听取予，七曰听买卖，八曰听出入】。晋国讨伐郑国，楚子反救援郑国。郑伯和许男诉讼，子反不能决断，说：‘我不足以知道两国的成【侧，是子反的名】’，那么审理诉讼叫做‘成’。”

译朝士所掌的地傅，就是司约所掌的地约。傅指的是傅别，约指的是约剂，都是剖开的文书。这些文书收藏在天府中，如果有诉讼的人，就打开天府查看文书来审理诉讼。所以说：凡是涉及土地债务纠纷的，依据地傅来听取当事人的言辞。责，就是诉讼。《论语》中的“自讼”，包咸注释说：“讼就是责。”属责，就是土地诉讼。《战国策》说：“邦国相连而疆土相接的有七百里。”《吕氏春秋》也说：“吴国与越国接壤相邻，疆土交错相连。”高诱注释说：“属，连接的意思。”郑司农认为田地界限相互连接，所以因争夺边界而发生诉讼。比如魏国清河郡和平原郡争夺边界长达八年，换了两位刺史，都不能决断。冀州牧孙礼请求用明帝初年分封平原郡时的地图来决断，这样就可以立刻判定。古代邦国的土地、人民、户口、车服、礼器，都有地图，用朱砂书写作为凭证，称为丹图。如果是民间契约就写在户口图上，土地契约就写在土地图上，器物契约就写在礼器图上。这大概就是司约所说的小约剂，写在丹图上的吧？又分封诸侯也有地图，直到汉魏时期依然如此。所以明帝分封的平原王，就有平原图，用地图来决断诉讼。这正是朝士职掌所说的“依据地傅来听取言辞”。按照地图查验边界，理应属于平原郡，而曹爽偏听清河郡的言辞，竟然说地图不可用，应当参酌异同。这是说地傅不足以凭信，丹图不可相信，所以孙礼为此叹息流泪。《小宰职》说：“审理闾里的诉讼依据版图。”意思是诉讼土地的人用版图来决断。地傅，就是版图。

朝士职掌中凡涉及盗贼和军队的事，郑司农认为盗贼成群结伙像军队一样，这是不对的。军指的是手持兵器的人。《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吴子谒攻打楚国，攻打巢国城门，死了。何休说：“吴子想要攻打楚国，经过巢国不借路，突然闯入巢国城门。守门人认为他要侵犯巢国，射杀了他。君子不追究他所不知道的事，所以让巢国得以杀他，使得吴子像是自己死的。这是为了强化守御的文书。记载‘伐’，表明手持兵器进入城门才得杀他。那么不持兵器，不得杀他，是很明显的。即使成群结伙进入乡邑及人家而被格杀，那么杀他的人也不能没有罪责，因为他们不持兵器。如果持兵器，难道一定要成群结伙而后杀人才无罪吗？所以不只说盗贼，又说军，是为了端正盗贼的名分。无故持兵器进入别人的家门，即使伤害国君，也好像没有罪责。然而《春秋》思患预防的意思，是很深的。”渤海盗贼兴起，太守龚遂单车赴任，发文给所属各县：“手持锄钩等农具的人，都是良民；手持兵器的人，才是盗贼。”那么汉律也是如此，不持兵器的不算盗贼。《左传》凡是两军相攻称为军，某师则军训为攻，与《春秋》记载伐同义。

司刺掌管三刺，因此用这个名字命名官职。三刺，就是三次讯问。第一次讯问群臣，第二次讯问群吏，第三次讯问万民。征询讯问当事人，考问讯问众人，谨慎到了极点，这就叫刺。它的象征是棘树，棘树外面有刺而内心是红的，所以树立棘树作为位次，象征以赤诚之心进行三次讯问。《易经》说：“系用绳索，置于丛棘之中。”大概棘树，是断狱定罪的地方，刺，是哀怜鳏寡、审慎狱情。康成认为三刺定罪则杀他，如果三刺而情理可原谅则宽恕他，而且赦免他了。司刺掌管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度，以求民情，断民中正，难道没有宽恕和赦免的人，而只听说杀戮吗？一定不是这样，那么刺就不是杀。《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公子买戍卫，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刺了他。成公十六年，刺公子偃。《公羊传》认为国内讳言杀大夫，所以说刺。《谷梁传》认为先名后刺，杀有罪；先刺后名，杀无罪，就直接把刺当作杀了。我认为刺他，就是讯问他。《春秋》杀大夫，没有听说列举其罪行的，唯独公子买先列举其罪行而后刺他，那么刺他不是讯问他又是什么？况且又怎么知道刺公子偃，是先刺他而后杀他呢？还是先刺他而后宽恕他且赦免他呢？如果说刺他就是杀他，那么《春秋》记载刺与记载杀就等同了，还有什么讳言的呢？晋献公命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到翟国；命令贾华刺夷吾，夷吾逃到梁国。其实并没有杀他们。只有文公在高梁刺怀公，是直接杀了他【内传记载杀，外传记载刺】然而厉公杀三郤，也说让胥之昧与夷阳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锜。那么《春秋》杀大夫，列国都叫刺，以掩盖其专杀大夫的名声。等到孔子修《春秋》，开始改写为杀，以彰显其专杀大夫的罪行。唯独在国内仍然记载刺，是讳言杀，所以记载刺则刺不是杀更加明显。刺，或者杀他，或者宽恕他，或者赦免他，是罪行未定的言辞。吴王从伐齐回来，于是讯问申胥。讯，就是刺；刺，就是问。所以申胥放下剑来回答。汉安檀侯刘福因担任常山太守获罪，祝咒上讯未竟，病死。注释说：“讯，考问【□古诅字】所谓刺公子偃，也是如此。《方言》：“凡草木刺人，从关以西称为刺，江湘之间称为棘。”那么刺与棘相通。大司寇在棘木下听讼，就是“刺之”的意思。汉设置刺史，奉诏察州罢了。疋训为杀，似乎错了【宋

译《书·百官志》说：“‘刺’这个词的意思，大概是参验、窥察的意思。抄写文书也称为‘刺’。汉朝的制度规定，不得探听尚书省的事务。”

译司约掌管邦国及万民的契约文书，分为六类：一是治理神事的契约，二是治理民事的契约，三是治理地事的契约，四是治理功绩的契约，五是治理器物的契约，六是治理挚礼的契约。重大的契约书写在宗彝上，细小的契约书写在丹图上。古时候天地分设不同的官职，民众与神灵从事不同的事业，所以首先治理神事，其次治理民事，再次治理地事。九职由民众担任，六府在地面上修治，从而功业成就，所以治理功绩排在其次。有了功绩才接受器物，所以治理器物排在其次。有五种器物，因此有三种帛、两种活物、一种死物作为挚礼，所以治理挚礼排在其次。这六类都有契约，契约就是结信、约束的意思。子贡说：“用言语来结信，用神明来约束。”所谓神事契约，不是指任命祭祀的意思，而是指凡邦国重大的盟约，都要面朝北方禀告神明，由大司寇临视，司盟掌管，戎右赞礼，司约书写，并将文书登记在天府，副本保存在司盟那里。天官用八则治理都鄙，而驾驭神事的法则排在首位；秋官用六约治理万民，而治理神事的契约排在最上。《易经》中的观卦，视察四方、观察民风，以神道设立教化，就是依据这个。民事契约，是指小司徒对邦国比伍的考核，乡师对州里役事的考核。凡是太司马所稽查的，旅师所兴办积蓄的，质人所买卖的，泉府所征收赊贷的，有契约文书的都是这类。至于迁殷时盘庚命令众人，封卫时陶叔授民，这些不是司约所掌管的。地事契约，是指封人所划定的四境，量人所测量的道路里程，形方所校正的疆界，遂人所营造的形体，匠人所规划的沟洫，都是这类。《诗经》说：“王命令召伯，彻底划定申伯的土疆，正是校正其边界。”春秋时期郤至争夺鄇田，阎嘉争夺阎田，周朝东迁以来，地事契约的混乱已经很久了。所以子驷修筑沟洫，四族丧失田地，因此作乱。宋郑之间有隙地，双方都放弃它，而以六邑作为虚地，是厌恶争夺。然而如果契约文书大乱，查看契约文书，不守信用的就处死，先王早已防范这种情况，规定很严厉。功绩契约，比如二虢担任卿职，功勋在王室，收藏在盟府的就是这类。《周官》规定凡是有功的人，将铭文书写在王的太常上，司常画其图像，司勋收藏副本。春秋的道义，如果有安定国家、安抚民众的功劳，必定在宗庙书写功绩，所以襄公朝见晋国，献子书写劳礼。器物契约，凡是丧祭、宾客、射礼、吉凶、礼乐所用的器物都是这类。春秋列国的大夫也能接受天子的器物，大路、先路、次路，三命再命的服饰，而鲁国叔孙穆子出使周朝时，周王赐给他大路，他回国向国君复命，国君又赐给他，让三官书写，司徒书写名字，《司马书》《服司空书》《勋卫》仲叔于奚有功，赐给他繁缨和曲县之乐，也书写在三官。大概器物契约书写在丹图上就是这样的。鲁卫三卿，所以书写为三荚。那么天子六官都书写并收藏，可以知道如果契约混乱，六官就会避开收藏。《周礼》在鲁国，相互印证更加明白了。挚礼契约，是指六挚，由大宗伯制作，射人辅助，司士接待，膳夫供应膳食。古时候相见一定要用挚礼，所以有《士相见礼》。《春秋》时期礼制废弛已久，定公在瓦地防备晋军，范献子拿着羔羊，赵简子、中行文子都拿着大雁。鲁国从此开始崇尚羔羊。这时大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都拿着皮帛，继子男之后就不再以拿着羔羊为尊贵了。等到晋国上卿拿着羔羊，鲁人才开始重视并崇尚它。记录者感慨挚礼契约失去官职掌管。宗彝，是宗庙的常备器物，所谓铭刻功勋的彝器，历世更加光辉。《韩非子》说：“最安定的时代，不著名于图书，不记录功勋于盘盂，记年的简册空虚，盘盂宗彝之类。”图书就是丹图。古时候功名著录在盘盂上，铭篆保存在壶鉴上，都在记年的简册中，号称《春秋》。而说盛世没有这些，难道是这样吗？有人说：丹图，就是丹绘。《夏禹撰元要集》宝书，用南和丹绘书写，用金英的函封装，用元都的印检封。这种说法不雅驯。石头可以破碎但不能改变它的坚硬，丹砂可以防止但不能改变它的红色。所以古代的图书用丹砂表示信实。斐豹，是罪人，著录在丹书上，是书写他的罪过。汉朝封赏功臣，用丹书的信实来申明，是书写他的功劳。《说文》引用扬雄的说法，认为汉朝祭祀宗庙，用丹书告祭，那么汉朝告庙用丹书，不独封功臣如此。又听说圣人上知千年，下知千年，不是凭空臆想，大概有所依据。绿图幡薄从此产生。古时候绿图记录千年的事情，丹图书写万民的契约。民众是邦国的根本，根本稳固邦国安宁，千年的事情就在其中了。绿图幡薄又有什么用呢？幡薄，是防止的意思。《广雅》说：“防止叫做□”，它的文字都从巾，所以叫幡。因为它是一种物品，薄所以叫薄。它的颜色是红色所以叫丹图。《捭苍》说：“防止赤纸”，所谓赫蹄书【孔颖达说：“近世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都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大概是古代的幡薄，丹书的遗法】《荀子》说：“誓诰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也见于谷梁】董仲舒说：“作战不如不作战，然而有所谓善战；结盟不如不结盟，然而有所谓善盟。不义之中有义，那么会盟难道不对吗？”秋官为什么有

译司盟的职责是什么？回答说：“秋官所掌的盟约，不同于《春秋》所记载的盟约。《春秋》中的盟约，不在三王盛世实行；秋官的盟约，则是五帝时期使用的。那么，《尧典》《舜典》为何不提及盟约呢？”回答说：“虞舜祭祀六宗，周代祭祀方明，道理是一样的，都不直接说‘盟’，但盟约的礼仪其实已经具备。虞舜祭祀六宗并朝见四岳和各部族首领，周代祭祀方明并朝见公、侯、伯、子、男，以上帝临视，以群神监临，这难道不是盟约吗？”因此，《春秋》称赞胥命（不杀牲歃血而仅以言语相约），而《诗经》讽刺频繁结盟，其用心是一致的。古时候，非会盟之时不结盟，定期朝见称为“会”，五年一次的大朝见称为“同”，不在这些时候结盟，就叫做“屡盟”。盟约的礼仪已经失传，前代儒者没有解说。《觐礼》中将方明置于坛上，那么会盟的礼仪大概还保留着梗概。方明，就是六宗，其神灵地位低于上帝，高于山川，其主位方形四尺，用木头制作，名叫方明。设置六种颜色：上青下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设置六种玉器：上圭下璧，南璋西琥，北璜东圭，用六种颜色来象征，用六种玉器来行礼，尊崇并祭祀它们，所以称为六宗。《楚辞·九章》也说：“五帝折中，六神向服，山川备御。”司盟所说的“北面诏明神”，就是指这六神，即六宗之神；方明，是六宗之位【有人说：六神包括五括，是吉祥之星，见《韩非子·饰邪》篇】。司盟对于违犯命令的万民，诅咒那些不守信的人，以及有狱讼的人，就让他们进行盟诅。《诗经》说：“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们。”毛传解释说：“百姓不守信，就盟诅他们。”孔颖达疏说：“违犯命令的人让他们盟，不守信的人诅咒他们。”盟是大事，诅是小事，盟和诅都有言辞。《墨子》说：“从前齐庄公的时候，有王里国、中里徼两个人，诉讼三年而案件不能决断，齐君认为杀了他们，恐怕他们无罪；释放他们，恐怕放过有罪的人，于是让他们共同用一只羊在齐国神社盟誓。两人答应，于是剖开羊腹漉出血，读王里国的誓词，刚读完，读中里徼的誓词还没一半，羊跳起来撞他，折断他的脚，神灵击打他，把他打死了，盟誓的地点记载在齐国的《春秋》中。司盟所说的‘有狱讼的人让他们盟诅’，其礼仪大概就是这样。虽然事情近乎荒诞，但说记载在齐国的《春秋》中，那就不是没有根据了。《墨子》虽然涉及异端，敢于侮辱圣人谈论道义的人斥责它，但我唯独取用其中的内容，因为它距离圣人时代不远。盟约的礼仪虽然失传，但共羊盟社、漉血读辞，其礼仪尚存。所谓齐国神社，其说法也见于《墨子》。燕国有祖庙，齐国有社稷，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这些都是男女聚集观看的地方。《春秋》庄公二十三年夏，鲁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谷梁传》认为是‘尸女尸女者，主为女往尔’，以观社为名。读《春秋》的人对此有疑问，等到看了《墨子》，疑问就完全消除了。所以不读非圣之书的人，是不善于读书的人。《毛传》说三物：君主用猪，臣子用狗，百姓用鸡，而不说羊。《秋官·小子》在社稷进献羊珥，珥是祈求神灵听许，类似于盟。《墨子》所说的在神社盟誓，就是指这个。那么盟诅大概是用羊吗？孔疏说诅用一头牲。公子鱄离开卫国时，渡过黄河盟誓说：‘昧雉彼视’【‘昧’是古‘蔑’字】，这大概是盟，而其言辞却是诅。《战国策》记载齐国和卫国先君刑马压羊盟誓说：‘后世有互相攻伐的，就像这牲口一样。’这是古代防盟的言辞。盟有大小，诅也是如此。三物也不一定是猪、狗、鸡。楚国和赵国同盟，毛遂歃血，兼取鸡、狗、马，这是大的盟约，三物并用了。天子用马、牛，诸侯用犬、豕，大夫以下用雉、鸡，而兼用羊。羊，是祥的意思，上下通用。有人说獬豸是神羊，古代决狱命令它触击不正直的人【《说苑·奉使篇》说：‘齐鲁的先君互相剖羊约定说：后世子孙敢有互相攻伐的，令其像这样。’剖羊是古代的盟约，都用羊了】

译旅上帝，飨诸侯，职金，共金版。郑康成引《尔雅》：“钅并金谓之链，链金谓之钅并，钅并金谓之版。”《论语》说桀杀龙逢，地出金版，荒诞啊。太公金版，玉匮。刘歆认为是近世的书籍，信吗？金版，是国家的典章法度。《周书·大聚篇》：周公旦陈说营建邑都、建立都城的制度，分别阴阳的利处、水土的适宜，命名为大聚。武王于是召来昆吾，冶炼金属并铭刻在金版上，收藏在府库中，并在每月初一省视并施行。大概收藏在府库，初一省视并施行。昆吾，是职金之官。四月孟夏，王在太祖庙尝麦，命令大正整顿刑书，在社坛祭祀，各用公羊一只、公猪两只。王在东序，大正站在户西南向，九州伯都在西向。王从客阶升堂，作防执防，跟随王说：“我小子听说古代有遗训，我用皇威，不忘上天的明典，你执行以辅佐我一人，汇集上天的显赫，你的子孙也要常能忧恤你的事务，不要畏惧过多的宠幸，不要爱惜你的愚顽，也不要对鳏寡施加刑罚，如果没有罪过，惠爱他们，这是常道。”大正书写后降下，大史拿着刑书九篇升堂授予大正，大正于是向左转从两柱之间出来，告诫大正说：“要恭敬啊，各位正官要敬重功业，顺从你审理狱讼，不要偏颇，保全安宁你的国家，世世代代不危险。”大史于是降下，大正于是居中降下，王就退下。这月，大宗序天时，祭祀大暑，少宗祭祀风雨，百享。大史于是收藏在盟府，作为岁典，这就是所谓铭刻在金版上，收藏在府库而初一省视的。刑书九篇，就是九刑。大正，就是大司寇，凡秋官都叫正。《王制》说正听之。汉有正平丞，解说者说泰所设置，大概周本来有这个官职，而秦改置罢了。旅上帝，作防告天；飨诸侯，作防命之。《西京赋》：“乃为金策，用锡此土”，是古代防皆以金。太公金匮说：“屈一人之下，申万人之上。”武王说：“请著金版”，所以庄子称为金版六韬。邓析私造刑书，名叫竹刑。表明国家铸刑书以金不以竹。铭刻在版上叫刑书，铭刻在鼎上叫刑鼎，二者不同，杜预混为一谈，错了。国家大训，或书在玉上，或铭在金上，都叫版，奉为法式。所以《祈招》之诗说：“式如玉，式如金”。《大戴礼·保傅篇》说：“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素问》说：“著之玉版，每旦读之，名曰玉机”。《左传》“庀刑器”，孔疏云：“书之于版，故号为器”。《吴越春秋》“金简玉字”，皆瑑其文。墨子说：“书于竹帛，镂于金石。”《七略》说：“太公金版”。

职金，凡国家有大故而用金石，则掌其令。注：谓用金石者，作枪、雷、椎、椁之类。贾氏无疏，学者茫然。雷与椎，是金石；枪与椁，是竹木。连类及之。凡守城有鹿角枪，埋于坑；拒马枪，塞于路，都是木。扬雄传“木雍枪”，累师古云：“以木拥枪”；苏林云：“竹枪”；《广雅》云：“簇谓之箛【一作□谓之笡】”，这就是箛枪。蔡谟与何骠骑书所谓“数百步内布竹箛如猬毛，贼不能飞者”。《通俗文》说：“剡苇谓之枪”，大概取竹苇而锐其端。《兵略训》所谓“剡摲筡”，即此。晁错传“具蔺石”，如淳曰：“城上雷石，雷一作礧。”陈思王《征蜀论》云：“下礧成雷，榛残未碎。”潘岳《汧督诔》辞所谓“〇【音的】以铁锁，机关既纵，礧而又升焉”，是也。一名“炮石”。《闲居赋》云：“炮石雷骇”，注云：“炮石今之抛石【炮与抛通，音匹〇反】”。范蠡《兵法》“飞石重二十斤，为机发行三百步”。《说文》“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磓敌”，一名“旝”。《魏志》谓之“霹雳车”，亦曰“抛车”。霹雳与雷，象其声也。后世易石以火，号“震天雷”，大概师雷石之遗意而加酷矣。椎者，金椎；椁一作“桴”，误。《墨子·杂守篇》曰：“凡御云梯之法，必广城以御之，不足则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然则椁者，御冲之具。因雷而及枪，因椎而及椁，乃竹木非金石也。椁读如《公羊》“恢郭”之“郭”，盖“恢而大之”之名，或读为“揨”，“揨”乃“鼓桴”误矣。一说发石之木名“檑”，故曰“枪雷”。后世易以火号“飞火枪”，盖其遗术。椁读为“镦”，盖“千金椎”也。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可胜，刻作力士像以祭之，镦乃可移动，这就是“千金椎”。

书《甘誓》《汤誓》皆曰：“孥戮汝。”孔安国云：“辱及汝子，言耻累也。”又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权以胁之，使勿犯。盖明知古无从坐之法，而曲为之辞。令出惟行，犯者不赦，权以胁之，非通论也。案《说文》无“孥”，后人所造。“帑”在巾部，金币所藏。《左传》“鸟帑”，帑为尾鸟之后也，故人之妻子亦曰帑。《左传》“秦人归其帑”，《诗》曰：

译“乐尔妻帑”，毛亨在《毛传》中将“帑”解释为子。俗读将“帑”读作吐荡反，因此造出“孥”字来加以区别，从此“奴”“帑”“孥”三字混淆混乱，再也无法分辨了。郑司农解释《周官》，引用《尚书》说：“奴戮汝”，那么“孥”应当写作“奴”，这非常明显。《泰誓》中“囚奴正士”，《论语》中“箕子为奴”，许慎说：“奴婢都是古代的罪人。”司厉官管理这些奴仆，男子进入罪隶，女子从事舂米打草，刑罚不株连后代，这是帝王的德行。罪人以家族受罚，这是残忍的。没收妻子的律法始于秦代，古代怎么会有妻孥连坐的刑罚呢？《费誓》中“汝则有无余刑”，不是杀戮，先儒认为这就是妻孥连坐的刑罚。王肃认为同产兄弟都受牵连，没有遗漏赦免的；郑玄认为使妻子为奴，不留种类；孔安国认为刑罚不止一种，这些都不对。古代出兵，储备有余，不担心军需匮乏，服上刑而无余，不是缺乏罪人，也不是杀戮，不是杀戮为什么要杀戮他们为奴？名字刻在丹书铁券上，归入罪隶，职务由司厉管理，所谓奴戮就是这样。郑司农引用《尚书》以及《论语》中箕子、《左传》中斐豹作为证据，这是正确的。郑玄认为使妻子因连坐而没入官府，这是汉代的法律，不是周代的制度【孔安国《尚书》作“孥戮”，《史记》作“帑戮”，《汉书》作“奴戮”】。《说苑》中“晋国诛杀羊舌虎，叔向因此为奴【也见于《吕氏春秋》】，大概春秋时期也有连坐的，然而祈奚最终救了他使他免罪，更加证实古代没有这种制度。郤芮在冀地受封，所以称为“冀芮”，他与吕甥谋划弑杀晋文公，按照秦汉法律应当灭族，然而刑罚只及本人，只是剥夺他的封邑罢了，他的儿子郤缺没有听说受连坐，后来最终成为卿，又封给他冀地。《春秋》时期尚且如此，何况先王时代呢？《鹖冠子》说：“伊尹做过酒保，太公屠过牛【牛古音隅，与师、奴协韵】，管子做过革工，百里奚做过官奴”，天下荒乱，被立为世师。官奴，就是罪隶中的奴仆。

译司圜负责收教，对于那些危害他人的罢民，不让他们戴冠饰，而是施加明刑。郑康成认为这是戴着墨色的头巾，是古代象刑的遗制。《尚书大传》说：“唐尧虞舜实行象刑，上等的刑罚穿赭色衣服不加镶边，中等的刑罚穿杂色的鞋，下等的刑罚戴墨色头巾，居住在州里，百姓因此感到羞耻。”意思是即使从圜土出来居住在州里，百姓仍然感到羞耻。这就是《周礼》司圜职中所说的，即使过了三年也不齿列于常人。《慎子》说：“有虞氏的刑罚，用头巾代替墨刑，用草绳代替劓刑，用薄鞋代替刖刑，用艾叶做的皮鞭代替宫刑，穿没有领子的布衣代替死刑。砍断人的肢体，凿刻人的肌肤，叫做刑；在衣冠上画图案以区别服饰，叫做戮。”那么唐尧虞舜的象刑就是司圜的明刑，让他们从事劳役来收教他们，又用不同的服饰来使他们感到羞耻。罢民就像罢士，也叫惰游。《玉藻》说：“垂下的帽带长五寸，是惰游之士的装束，戴黑色冠帽、白色冠饰，是不齿列于常人的服饰。”大概从圜土出来的罢民，就是所谓三年不齿列的人，就戴垂着长帽带的冠，在他们未出来之前则戴着墨色头巾。而《慎子》说用头巾代替墨刑，则又不对。罢民被役使于司空，就像汉代的城旦，脸上刺字叫墨。刺字并役使的，叫黥为城旦；不刺字而役使的，叫完为城旦。戴墨色头巾的，大概是完为城旦的人。应当刺字的，刺其额头；不应当刺字的，大概只是墨染其头巾罢了，并不是说废除墨刑而用头巾代替。荀子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说：“象刑兴起于乱世，真是悖谬。”国家以羞耻为维系，个人以羞耻为大，有羞耻心而能改正的成为良士，无耻而侥幸免罪的成为幸民。所以道德礼法齐备，象刑才产生。惰游之士，沉溺于民间，危害州里，就是所谓的无业之人，嗜好饮酒，喜欢唱歌，在巷中游荡而在乡里居住，而他们的罪行尚未触犯五刑。郑康成说将他们的罪行写在大的方版上，挂在背上，这一定不对。虽然危害他人，但没有大罪行，不从事劳作，似乎像罢民，于是让他们坐在嘉石上，关进圜土，役使他们做羞辱性的工作，用劳苦折磨他们的身体，墨染他们的头巾，加长他们的帽带，用白色的冠饰，让他们穿不齿列于常人的服饰，以激发他们的羞耻之心。像这样过了三年仍然不改，就是厚颜无耻的人面兽心，就杀了他，不予赦免。所以说：“不能改正而从圜土出来的就杀。”另一种说法是“出”指解脱而出。汉律规定，囚徒私自解开桎梏、钳锁、赭衣，加重一等罪行，为别人解脱的，与犯人同罪。所以义纵担任定襄太守时，凡是狱中重罪犯有私自进入探视的，都当作解脱罪而杀了他们。那么不能改正而从圜土出来的，就是汉律所指的解脱罪。然而宁成抵罪，剃发戴钳解脱逃亡，安然无恙。在家居住则汉律虽然严厉，轻罪解脱者不杀，号称法网疏漏能吞下大鱼的网。古代律法对罢民罪行较轻，从圜土出来的就杀，那么象刑比汉律更加严厉了。先王用九职任用万民，想要使天下没有一个人无业，这就是象刑产生的原因。刑罚不损害身体，罚款不损害财产，认为这样就可以停止了。不然的话，劣马不怕鞭打，罢民不怕法律，即使增加刑罚，又有什么益处呢。贾山说：“陛下即位赦免罪行，人们怜悯他失去头发，赐给他头巾；怜悯他穿赭色衣服，在他背上写字。父子兄弟相见，就赐给他们衣服。”那么写在背上的明刑，起源于秦汉。失去头发的人赐头巾，是剃发的人可以戴冠饰了。大概汉律比古法轻就是这样【后汉邺令甄邵谄媚侍奉梁冀，有同岁出生的人得罪了梁冀，逃亡投奔甄邵，甄邵接纳了他却暗中报告梁冀，梁冀逮捕杀了他。甄邵应当升任郡守，而他的母亲死了，于是将尸体埋在马厩里，先接受官职然后发丧。等到梁冀被诛杀，河南尹李爕在路上遇到甄邵，让士兵把他扔进车沟里，乱棍乱打，在他背上用大字写着：“谄媚权贵出卖朋友，贪恋官职埋葬母亲。”于是详细上表他的罪状，于是终身废锢。这就是郑康成所说的将罪行写在背上的情况。那么汉代的罪人穿赭色衣服的，都在背上写字】

服不氏饲养猛兽，掌畜和闽隶饲养鸟类，都教习驯服它们。夷隶能与鸟说话，貉隶能与兽说话。《列子》说：“现在东方介氏的国家，他们国家的人常常能听懂六畜的语言，大概是偏知所得。”上古神圣的人，完全知道万物的情态，全部通晓异类的声音，将它们聚集起来，训导并接受它们，与人民相同。所以先防范鬼神魑魅，其次通达八方人民，最后聚集禽兽虫蛾。说气血之类，心智并不相差很远。神圣的人知道是这样，所以他们所训导的，没有遗漏的。那么服不氏能驯服不服从的野兽，而教习驯养使其柔顺，他的术法本于古代的神圣。而夷隶、貉隶能通晓鸟兽的语言，则都是偏知所得。自从伯益辅佐舜，调驯鸟兽，成为百虫将军。而崇伯鲧比较兽角，能用来筑城，举起兽尾能用来做旌旗。召唤它们不来，在野外徘徊。大概就是黄帝率领熊罴、狼、豹、防虎作为前驱，雕鹗、鹰鸢作为旗帜，用力量驱使禽兽的术法。得到这种术法的人有的成为祟，有的成为神。成为神的乘龙上天，成为祟的化为黄能进入羽渊。后世这种术法断绝，往往有能通晓鸟兽语言的人。王充称：“广汉杨翁仲骑着跛马在野外，有放养瞎马在田里的人，鸣叫声互相听到。翁仲对他的车夫说：‘那放马的是瞎马。’车夫说：‘怎么知道的？’说：‘那马骂这马跛，这马也骂那马瞎。’车夫不信，前往查看，眼睛果然

译鲁国的臧文仲出使晋国，住宿在重馆。晋国的阳处父出使卫国，住宿在甯嬴那里。重馆人、甯嬴氏，都是掌管逆旅（旅馆）的官员。贾逵、孔晁认为甯嬴是逆旅大夫，但周代未曾听说有这种官职。刘熙认为他是逆旅的主人，只是平民百姓罢了。古代的宾客，不住宿在平民百姓家中。韦昭说重馆人是看守馆舍的奴隶，不知道“人”与“氏”都是官名，地位尊贵不是大夫，低贱也不至于为奴隶。况且馆，就是候馆。周代制度，边境设有寓望，指的是寄寓的楼台可以观望，也叫逆馆。馆中有积遗人掌管，其官职为中士、下士，而宾客羁旅则由委人提供稍甸的畜产积聚来供应，凡是军旅中的宾客都住宿在这里。臧文仲是鲁国的卿，卿出行随从众多，难道不是所说的军旅中的宾客吗？委人的官职与遗人相当，那么重馆人就是委人。国家有宾客，野庐氏命令他的徒众击鼓来住宿守卫。凡是有符节及有爵位的人到来，就为他清道并诛杀那些窥伺的奸人。那么甯嬴氏就是野庐氏。周代的庐，就像汉代的亭，五里设一邮，十里设一乡。乡中有亭，亭中有室。《风俗通》说：亭就是停留，大概是行旅住宿守卫的地方。古代排列树木来标志道路，悬挂壶来标志水井，夜晚住宿白天休息，宾客到来如同回家。野庐氏所说的住宿休息的水井树木，野外的道路都是这样的。十里设一庐，三十里设一宿，五十里设一市。宿有路室，市有逆馆，都称为庐。所以掌管通达道路的官员称为野庐氏。国家有五条沟渠五条道路，用来作为阻固，由司险设置藩篱堵塞，野庐氏依次执行，那么舟车交错，车不必毁坏车辕，船不必撞击砥柱。有符节的人为他清道，没有符节的人不得通行。道路有符节相合作为凭证，用传符来辅助。田成子离开齐国去燕国，鸱夷子皮背着传符跟随，到了逆旅，逆旅的主人对待他非常恭敬。那么野庐氏大概就是逆旅的主人了。西晋十里设一官防，就是古代野庐的制度。但官职不是下士，又没有胥徒守卫，让贫民主持而由贱吏管理，那么怎么足以禁止奸邪抵御暴乱呢？况且借此牟利，依靠客舍收取钱财，名叫防税，所以当时人们视其为道路的祸害。防门的设置，早晨开启黄昏关闭，就是修闾的闾互，用来禁止行人。凡是手持不当物品的人，行动不合时宜的人，野庐氏禁止他们。早晨行走的人，夜晚行走的人，由司寤氏抵御，都有道路禁令和夜间禁令。如果不是罪犯和奔丧的人，没有不见太阳就出行，不到日落就住宿的。大概太阳落山后邪恶滋生，所以古代没有夜间出行的人【《太元》说：白天人的祸患少，夜晚人的祸患多】。潘岳说夜间行走的人贪图路程，都是因为黄昏清晨、盛夏、白天炎热，又加上星夜赶路，于是想要全部废除官防，只保留逆旅，这与我听到的不同。

士师的野外禁令，也叫道路禁令，由野庐氏掌管。横行小路越界，大概是其中一项。小路称为蹊。《释名》说：“蹊，系也。”射箭快就用它，所以还系于正道。郑玄也说：“径逾，射邪趋疾。”禁令之所以防止奸邪，是指不走正道。窥伺观望，将开启寇盗的端绪，所以禁止横行小路越界的人，有窥伺的人诛杀他，那么寇盗的端绪就断绝了。践踏田地的罪轻，夺取牛的罚重。解说的人认为轻重失当。横行小路越界，已经很细微了，难道没有比这更大的吗？君子在细微处断绝恶行，在萌芽时禁止奸邪。射邪趋疾，未必就成为盗贼，而窥伺观望，是盗贼的端绪，就萌生于此。野庐氏掌管所有道路禁令，堵塞道路，掩盖踪迹，那么形势就不能为非作歹，使百姓没有机会接触奸邪之地。所以晏婴治理阿地而修筑小路，就是因为这个。孔门子游称赞子羽说：“行不由径，谓其行方。”如果走小路，就犯了野庐的禁令。先王时代，人人不走小路，哪里见得他的方正？《春秋》禁令虽然存在，但官员失职，道路禁令不执行，已经很久了。子羽独自奉行并执行，认为先王之道存在于此。由此看来，那么一步一趋，没有不是先王之道的。唉！这就是子羽之所以方正的原因吗？《太元》说：“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舆的忧虑，说的就是这个。卫国有动乱，季羔逃跑，走到郭门。守门人说：“那里有缺口。”季羔说：“君子不逾越。”又说：“那里有洞穴。”季羔说：“君子不钻洞。”大概走小路就必然逾越缺口，逾越缺口就必然钻洞。不逾越不钻洞，一定从不由小路开始。所以说：“径逾。”逾指逾越缺口。注疏不明白，所以补充它。《诗经》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不走直道，就是横行。《管子》说：“里域不可以横通。”也是因为这个。

礼说卷十二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礼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说》卷十三翰林院侍讲惠士竒撰。秋官二。

雍氏春天设置陷阱和网罟，挖地做成渐来捕捉禽兽。注说：网罟就是柞鄂。坚硬的土地陷阱浅就在其中设置柞鄂。《淮南子》说：走兽挤脚，大概是设置柞鄂来挤住它的脚而捕获它。一名系蹄。《战国策》说：有人设置系蹄而得到老虎，老虎愤怒咬断脚掌离开。蹯，虎掌。延叔坚说：系蹄，兽绊也。这就是柞鄂。《鲁语》说：鸟兽成设穽鄂。注说：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