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疑问卷二 元 朱倬 撰
有风矣，而杞宋无风，何欤？秦、楚皆逺方之国，而呉则泰伯、仲雍之后也。秦有风矣，而呉、楚无风，何欤？
译有风了，但杞、宋没有风，为什么呢？秦、楚都是远方的国家，而吴则是泰伯、仲雍的后代。秦有风了，但吴、楚没有风，为什么呢？
杞、宋无风，皆先代之后，廵狩不陈其诗者也。杞至春秋时，用夷礼，而春秋薄之，久矣。夫子谓杞不足徴也，其以是欤？秦居西周之旧都，是以有风；呉、楚居南方之逺国，断髪文身之俗，僣王猾夏之邦，是以无风欤？
郐风
曹风
芃芃黍苗，隂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芃芃黍苗，隂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其辞意适相类欤？抑各有说欤？
【阙】
豳风
七月一诗，或以《周礼·籥章》有豳诗、豳雅、豳颂，而欲三分是诗以当之。集传谓恐无此理。或谓本有是诗而亡之者，然欤？或又谓但以《七月》全篇随事而变其音节，以为风，以为雅，以为颂，果可行欤？或又疑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为豳雅，《思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篇为豳颂，其说是欤？非欤？敢问。
疑后说可通，故朱子于《大小雅》诸篇之后各言之也。
豳风正朔如何？吕氏谓三正通于民俗，尚矣。专为豳而言欤？抑兼夏商以前言之欤？
豳风正朔，固用夏正，而吕氏谓三正通于俗者，盖豳诗之中所谓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及十月改嵗，亦有彷佛用三正之意矣。而《甘誓》篇亦谓怠弃三正，然则三正之通行，又岂特豳俗而已哉！
张氏曰：「七月之诗，皆以夏正为断。」曹氏曰：「公刘正当夏时，所用者夏正也。」
时举问东莱吕氏曰：「十月而曰改嵗，则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而迭用之，据《七月》诗『七月流火』之类，是用夏正；一之日觱▯之类，即不见用商正。而吕氏以举而迭用之，何也？」先生曰：「周厯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时，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国僻逺，无纯臣之义，又自有私记其时日者，故三正皆曽用之。」
豳风既以二之日为卒嵗，又以十月为改嵗，何耶？七月一诗专用夏正，故虽于子月言一之日、二之日，若以建子月为正朔之意，而二之日之下即曰「何以卒嵗」，即用夏正明矣。又于十月而曰「改嵗」，则不过言嵗将终之意，其辞固不若「卒嵗」一辞为切。又虽曰「改嵗」，而继之曰「入此室处」，则非「卒嵗」明矣。盖既以「改嵗」为「卒嵗」，则以后乃三之日有于耜之事，四之日有举趾之事，不得室处矣。吕氏之说则见周人以建子为正朔，实本于此，故曰「三正通于民俗，尚矣」。谓虽以建子月为正月，亦古有其法，如《甘誓》言「怠弃三正」，亦指自古有此厯法，有扈废之，则吕氏之说其不专为《豳风》而▯明矣。
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犹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一之日者，谓从一而终，初十更有余者，还以一二纪之。加于地之南方，谓正南午位，当东西之中，所谓中星也。建斗柄所指，气寒无风而寒也。」又按《七月》第一章云：「一之日，二之日，继之曰卒嵗。」是以十二月为嵗终矣。既以十二月为嵗终，必以正月为嵗首。至于十月而曰改嵗，又曰入此室处，乃大寒之候已至，熏鼠塞户之工已备，而改嵗渐近，不入隩室可乎？若已改嵗与卒嵗同，则不宜曰「入此室处」矣。此改嵗与卒嵗之义，所以不同。
凡诗之言正朔，皆夏正。七月，《一诗集传》以夏正释之，无可疑矣。其余皆言月，而独“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不言月而言日，何欤？四之日以下独不言三月，又何欤？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之后，何以即言“曰为改嵗”欤？篇中皆言夏正，不终于建丑之月，而终于十月“涤场”，何欤？数始于一，而终于十，故《七月》诗中言至十月而止。而“一阳生于子”，即以“一之日”言之。况周之先公已用子月纪候，而后世遂以为一代之正朔。此凡诗之言，皆用夏正。《七月》诗中“二之日”之下即言“何以卒嵗”，非夏正欤？十月之下而言“曰为改嵗”，非三正之通于民俗欤？「蚕月条桑」，以月令证之，其为三月无疑。
正朔田赋通于天下，有天下者之常也。公刘居豳，必当夏之盛时，而一之日，
译杞国和宋国没有《国风》，因为它们都是前代王朝的后裔，天子巡狩时不陈列它们的诗歌。杞国到了春秋时期，采用夷狄的礼仪，因此《春秋》轻视它，这已经很久了。孔子说杞国不足以取信，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秦国居住在周朝西都的旧地，所以有《国风》；吴国和楚国居住在南方遥远的国家，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是僭越称王、扰乱华夏的国家，所以没有《国风》吗？
《郐风》
《曹风》
“黍苗茂盛，阴雨滋润。四方有王，郇伯慰劳。”“黍苗茂盛，阴雨滋润。缓缓南行，召伯慰劳。”它们的词句意思恰好相似吗？还是各自有各自的说法呢？
【缺失】
《豳风》
《七月》这一首诗，有人因为《周礼·籥章》中有豳诗、豳雅、豳颂，就想把这首诗分成三部分来对应。朱熹的《诗集传》说恐怕没有这种道理。有人说原本有这些诗但已经失传了，是这样吗？又有人说只是把《七月》全篇随着事情的变化改变其音节，作为风，作为雅，作为颂，果真可行吗？又有人怀疑把《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作为豳雅，把《思文》、《臣工》、《噫噫》、《丰年》、《载芟》《良耜》等篇作为豳颂，这种说法对吗？不对吗？冒昧请教。
怀疑后一种说法可以讲通，所以朱子在《大雅》《小雅》各篇之后都分别说明了这一点。
《豳风》的正朔（历法）是怎样的？吕氏说三种正朔通行于民俗，古已有之。这是专门针对豳地而言的吗？还是兼指夏商以前的情况呢？
《豳风》的正朔，固然使用夏正，而吕氏说三种正朔通行于民俗，大概是因为豳诗中所说的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以及十月改岁，也有仿佛使用三种正朔的意思。而《甘誓》篇也说怠弃三正，那么三正的通行，又岂止是豳地的风俗呢！
张氏说：“《七月》这首诗，都以夏正为断。”曹氏说：“公刘正当夏朝兴盛之时，所用的是夏正。”
时举问东莱吕氏说：“十月而说改岁，那么三正通行于民俗古已有之。商周交替使用，根据《七月》诗‘七月流火’之类，是用夏正；‘一之日觱发’之类，即不见使用商正。而吕氏说并举而交替使用，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周历夏商，在未拥有天下之前，固然使用夏商的正朔。然而其国家偏僻遥远，没有纯臣的道义，又自有私下记录时日的人，所以三种正朔都曾使用过。”
《豳风》既以二之日为年终，又以十月为改岁，为什么呢？《七月》这一首诗专用夏正，所以虽然在子月说一之日、二之日，好像以建子月为正朔的意思，而在二之日之下紧接着说‘何以卒岁’，就是用夏正明白了。又在十月而说‘改岁’，不过是说年将终的意思，其辞意本来就不如‘卒岁’一词确切。又虽然说了‘改岁’，但接着说‘入此室处’，那就明显不是‘卒岁’了。既然把‘改岁’当作‘卒岁’，那么以后三之日有修农具之事，四之日有举足耕作之事，就不能入室居住了。吕氏的说法则看到周人以建子为正朔，确实源于此，所以说‘三正通于民俗，古已有之’。意思是虽然以建子月为正月，也是古有其法，如《甘誓》说‘怠弃三正’，也是指自古有此历法，有扈氏废弃它，那么吕氏的说法其不专为《豳风》而设就明白了。
孔氏说：“一之日，二之日，犹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曰。一之日者，谓从一而终，初十日更有余者，还以一二纪之。加于地的南方，谓正南午位，当东西之中，所谓的‘中星’也。建斗柄所指，气寒无风而寒冷。”又按《七月》第一章说：“一之日，二之日，接着说卒岁。”是以十二月为年终了。既然以十二月为年终，必以正月为岁首。至于十月而说改岁，又说入此室处，乃是大寒的候应已至，熏鼠塞户的工夫已备，而改岁渐近，不入暖室可以吗？如果已改岁与卒岁相同，那么就不应该说‘入此室处’了。这就是改岁与卒岁的意义不同的原因。
凡是诗中说到正朔，都是夏正。《七月》，《诗集传》以夏正解释它，无可怀疑了。其余都说月，而唯独“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不说月而说日，为什么呢？四之日以下唯独不说三月，又为什么呢？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后，为什么紧接着说“曰为改岁”呢？篇中都说夏正，不终于建丑之月，而终于十月的“涤场”，为什么呢？数始于一，而终于十，所以《七月》诗中说到十月而止。而“一阳生于子”，就以“一之日”来说它。况且周的先公已用子月纪候，而后世就把它当作一代之正朔。这是凡诗中所说的，都用夏正。《七月》诗中“二之日”之下就说“何以卒岁”，不是夏正吗？十月之下而说“曰为改岁”，不是三正通行于民俗吗？“蚕月条桑”，以月令来证明，其为三月无疑。
正朔田赋通行于天下，是有天下者的常道。公刘居住在豳地，必定正当夏朝兴盛之时，而一之日，
二之日，集传谓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纪候，其后遂为一代之正朔。彻田为粮，谓周之彻法自此始。居夏之时而易其正朔田赋，王制之所不许也，而公刘行之，何欤？及大王迁岐，则在商无疑矣。所谓廼疆廼理，不知果助法乎，果彻法乎？
译二月，朱熹《诗集传》认为周朝的祖先公刘已经用它来记录节气，后来便成为一代的正朔。在夏历时节改变正朔和田赋制度，是《王制》所不允许的，但公刘却实行了，为什么呢？等到古公亶父迁往岐山时，那肯定是在商朝无疑了。所说的“划定疆界、治理田地”，不知究竟是实行助法呢，还是实行彻法呢？
正朔、田赋、侯国，固必遵时王之制，而小国僻逺，或无纯臣之义焉。此固于传纪无所稽，而诗人咏之，朱子言之，庶可通其说也。彻本通贡、助二法。
周公、召公皆以公刘之政化戒成王，而作于召公者编之《大雅》，作于周公者系之《豳风》，何也？
【阙】
豳风为分刘作也，而《笃公刘》何以列之大雅？《鸱鸮》《东山》以下诸诗，皆周公诗也，何以列之《豳风》欤？
风雅之体不同，此《公刘》一诗所以不系《豳风》而系之《雅》。周公之诗无所附，此《鸱鸮》诸作所以附见于《豳风》。
诗经疑问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疑问卷三 元 朱倬 撰
小雅
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系者小，大雅是所繋者大。呦呦鹿鸣，其义小；文王在上，其义大。小雅燕礼用，施之君臣之间；大雅飨礼用，则止人君可歌。○变雅亦是变用大小雅腔调耳。
释文曰：「正有文、武、成、变，有厉、宣、幽六王，皆居丰镐。」
集传于《小雅》之首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又定正《小雅》为燕飨之乐，正《大雅》为防朝之乐，则宜皆谓之乐歌矣。今攷之，《小雅》唯《常棣》《伐木》《鱼丽》《彤弓》言乐歌，而《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则止言乐，其余则止言诗，何欤？《大雅》诸诗皆不言乐歌，又何欤？且引《仪礼》乡饮酒、燕礼，明言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及闲歌《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诸诗，而集传于《鹿鸣》三诗亦不言乐歌，何欤？岂诗与乐歌无辨欤？然则《常棣》《伐木》等诗，又何以独谓之乐歌也？
此疑无明文可据，然以集传《鹿鸣》一诗观之，则诗与乐歌无辨矣。集传以《鹿鸣》为燕飨賔客之诗，其下即云“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且方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下即云：“正小雅，燕飨之乐；正大雅，防朝之乐。”以此推之，则曰诗、曰乐、曰乐歌，其义一也。况《仪礼》明言“工歌闲歌”，非乐歌而何哉？
鹿鸣诸诗，朱子以为工歌；清庙之诗，朱子以为升歌。工歌、升歌，抑有分欤？
工歌者，乃堂下之歌，与琴瑟笙磬相间而歌之也。○升歌者，乃堂上之乐，当祭而歌，不以他乐间之，而独歌之也。
乡饮酒礼，鼓瑟而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然后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谨因奏乐【云云至】犹古清庙之乐也。
采薇，出车，杕杜诸诗，多言文王时事，而朱子又定以为成王之时所作，何耶？
【阙】
小雅《鱼丽》《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诸诗篇次，朱子悉依《仪礼》正之。首《南陔》，次《白华》《华黍》，次《鱼丽》《由庚》，次《南有嘉鱼》《崇丘》，次《南山有台》《由仪》。至于《周颂》之《武》，《春秋传》以为《大武》之首章，桓为《大武》之六章，赉为《大武》之三章。朱子又不依《春秋传》正之，何欤？《仪礼》之说明白可据，故朱子厘正之。《春秋传》之说，《大武》诸章旣不全，其谓武王时作者又已误，如之何而正之哉？
由庚以下逸诗旣有声无词，则乐谱也。夫子删诗而系乐谱者何也？然则如武宿夜之类，何以不类入周颂【阙】
六月采芑，江汉，常武等篇，皆宣王中兴之诗也。何以有大雅、小雅之分？
大雅小雅，亦如今之商调、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耳。大雅、小雅，是古作乐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辞，自为大雅、小雅也。
采芑》之诗，言方叔莅止，其车三千，法当用三十万众矣。《閟宫》之诗，言公车千乘，又曰公徒三万，何以足千乘之数欤？
【阙】
十月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毛氏皆以为刺幽王，郑氏以为刺厉王，其说孰优？
按欧阳氏说，则以为幽王有女宠，而厉王无之，以证郑氏之非。且如毛氏去古未逺，而郑氏后二百年出，其为说皆臆度之言
译正朔、田赋、侯国，固然必须遵奉当时天子的制度，但小国地处偏远，或许没有纯臣那样的道义。这本来在传记中没有可查考的记载，而诗人咏叹它，朱子谈论它，或许可以通达其中的说法吧。彻法本意是贯通贡法和助法。
周公、召公都以公刘的政治教化来告诫成王，而召公所作的编入《大雅》，周公所作的系于《豳风》，为什么呢？
【阙】
《豳风》是为分封公刘而作的，那么《笃公刘》为什么列入《大雅》？《鸱鸮》《东山》以下的各首诗，都是周公的作品，为什么列入《豳风》呢？
风与雅的体裁不同，这就是《公刘》这一首诗不系于《豳风》而系于《雅》的原因。周公的诗没有依附的地方，这就是《鸱鸮》等作品附见于《豳风》的原因。
诗经疑问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疑问卷三 元 朱倬 撰
小雅
大小雅之所以分为两类，是因为：小雅所关联的事物较小，大雅所关联的事物较大。《呦呦鹿鸣》，其意义较小；《文王在上》，其意义较大。小雅用于燕礼，施行于君臣之间；大雅用于飨礼，则只有国君可以歌唱。变雅也只是变换使用大小雅的腔调罢了。
《释文》说：“正雅有文、武、成王，变雅有厉、宣、幽六王，都居住在丰镐。”
《集传》在《小雅》开头说：“雅，就是正。是正乐的歌。”又确定正《小雅》为燕飨之乐，正《大的雅》为朝会之乐，那么应该都称之为乐歌了。现在考察，《小雅》只有《常棣》《伐木》《鱼丽》<彤弓》提到乐歌，而《南有嘉鱼》《南山台》只提到乐，其余的只提到诗，为什么呢？《大雅》各诗都不提乐歌，又为什么呢？而且引用《仪礼》乡饮酒、燕礼，明确说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以及闲歌《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等诗，而《集传》在《鹿鸣》三首诗上也不提乐歌，为什么呢？难道诗与乐歌没有区别吗？那么《常棣》《伐木》等诗，为什么唯独称之为乐歌呢？
这个疑问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依据，但从《集传》对《鹿鸣》一诗的看法来看，那么诗与乐歌就没有区别了。《集传》把《鹿鸣》作为燕飨宾客的诗，其下紧接着说“而它的乐歌又以《鹿鸣》起兴”，并且刚说：“雅，就是正，正乐的歌。”其下紧接着说：“正小雅，燕飨之乐；正大雅,朝会之乐。”由此推论，那么说诗、说乐、说乐歌，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况且《仪礼》明确说“工歌闲歌”，不是乐歌又是什么呢？
《鹿鸣》等诗，朱子认为是工歌；《清庙》的诗，朱子认为是升歌。工歌、升歌，难道有区别吗？
工歌，是在堂下歌唱，与琴瑟笙磬交替歌唱。升歌，是在堂上的音乐，在祭祀时歌唱，不用其他乐器交替，而是独自歌唱。
乡饮酒礼，鼓瑟而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然后笙进入堂下，磬在南北面站立。
谨因奏乐【云云至】如同古时清庙的音乐。
《采薇》《出车》《杕杜》等诗，多言文王时事，而朱子又确定认为是成王时所作，为什么呢？
【阙】
《小雅》《鱼丽》《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南有嘉》《崇丘》《南山有台》《由》各诗的篇次，朱子全部依据《仪礼》加以校正。首篇《南陔》，次篇《白华》《华黍》，次篇《鱼丽》《由庚》，次篇《南有嘉鱼》《崇丘》，次篇《南山有台》《由仪》。至于《周》的《武》，《春秋传》认为是《大武》的首章，桓为《大武》的六章，赉为《大武》的三章。朱子又不依据《春秋传》加以校正，为什么呢？《仪礼》的说明明白可据，所以朱子加以校正。《春秋传》的说法，《大武》各章既然不全，其认为武王时作的又已经错误，怎么能够校正它呢？
《由庚》以下的逸诗既然有声无词，那么就是乐谱。孔子删诗而系上乐谱是为什么呢？那么像《武宿夜》之类，为什么不归类入《周颂》【阙】
《六月》《采芑》《江汉》《常武》等篇，都是宣王中兴的诗。为什么有大雅、小雅的区别？
大雅小雅，也如同现在的商调、宫调作歌曲，也是按照其腔调而作的。大雅、小雅，是古代作乐的体格，按照大雅体格作大雅，按照小雅体格作小雅，不是做成诗后，随即衡量其辞，自为大雅、小雅。
《采芑》的诗，说方叔来到，他的车三千辆，按法应当用三十万众了。《閟宫》的诗，说公车千乘，又说公徒三万，怎么足以凑够千乘的数量呢？
【阙】
《十月》《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毛氏都认为是讽刺幽王，郑氏认为是讽刺厉王，哪种说法更好？
按照欧阳氏的说法，就认为幽王有女宠，而厉王没有，以此证明郑氏的错误。况且像毛氏离古不远，而郑氏晚出二百年，他们的说法都是臆测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