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疑问卷五 元 朱倬 撰
颂也。周颂不分章而多不协韵，鲁颂、商颂何以协韵分章欤？借曰商周之体不同，鲁颂周诗也，何以同于商而不同于周欤？且商颂五篇，那烈祖、▯乌亦不分章，而长发、殷武独分章何欤？岂皆偶然欤？抑有説欤？朱子曰：「商颂虽多如周颂，觉得文势自别。周颂虽简文自平易，商颂自是奥古。」然则商周之颂不可槩观也，当矣。鲁颂之协韵分章，盖其体固列国之风，而所歌乃当时之事也。然则又可以商周二颂例观之乎？
译这是《颂》诗。《周颂》不分章节且大多不押韵，《鲁颂》和《商颂》为何却押韵并分章节呢？假如说商代和周代的体裁不同，那么《鲁颂》本是周代的诗歌，为何与商代相同而与周代不同呢？况且《商颂》五篇中，《那》《烈祖》也不分章节，唯独《长发》《殷武》分章节，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都是偶然吗？还是另有说法呢？朱熹说：“《商颂》虽然多像《周颂》，但觉得文势自然有别。《周颂》虽然简略，文字自然平易；《商颂》自然是深奥古奥。”既然如此，那么《商颂》和《周颂》不能一概而论，这是对的。《鲁颂》之所以押韵并分章节，大概是因为它的体裁原本属于列国的《风》诗，而所歌咏的是当时的事。既然如此，又可以用《商颂》和《周颂》的标准来一概看待它吗？
大序明言颂者，羙盛德，告神明之诗。今观《周颂》，有为献助祭诸侯之诗，有称二王之后来助祭之诗。若《武》、《赉》、《桓》为《大武》之章，专颂武王之功，而不为庙乐。《鲁颂》诸篇，皆非庙乐，何耶？
颂冇美盛德者，有为告神明者，非兼此二义也。烈文虽为献助祭之诸侯，然其后有“有觉德行，前王不忘”之语。有客振鹭，虽二王之后来助祭之诗，然亦可见其德之足以服人也。若大武三章，则直以羙武王之德，莫若此者，当以美盛德之义求之。若欲例以为庙乐，则凿矣。
陈氏曰：「颂者，谓其称颂功德，则是矣。何必告神明乎？敬之、进戒、小毖、求助，与夫振鹭、臣工、闵予小子，皆非告神明也。观此言，颂之防，又可通也。」
诗集传》曰：「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羙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又曰：「颂皆天子所制，郊庙之乐歌。」而《周颂》三十一篇，其闲如《戒农夫》、《羙二王之后》、《延访羣臣》、《述羣臣进戒》等作，皆非宗庙之乐歌矣，而亦谓之颂，何欤？《鲁颂》四篇，皆羣臣颂祷之作，何以亦谓颂欤？鲁以侯国，而有颂，又何欤？
【阙】
颂者，宗庙之乐歌，则诸诗宜皆谓之乐歌矣。周颂三十一篇，唯《清庙》《烈文》《我将》《时迈》《丰年》《潜》六诗言乐歌，其余皆不言乐歌，何欤？岂凡言诗者皆乐歌欤？然则《清庙》等六诗又何以独谓之乐歌也？
此亦如小雅乐歌之例
颂者，宗庙之乐歌。则各庙之祭，宜皆有诗矣。今太王、文王、武王、成康之祭，皆有诗矣。独无祭王季之诗，何欤？文王配帝，则有《我将》之诗矣。而不闻有后稷配天之诗，何欤？《思文》虽有“克配彼天”一语，集传又不明言为配天之诗，其敢以为然乎？
周颂无祭王季之诗，好古生晚者，固无所攷。思文有「克配彼天」一语，虽指为配天之乐，亦何所妨。
颂者，宗庙之乐歌。如祭文王，则止颂文王；祭武王，则止颂武王，宜矣。而《天作》祀太王之诗，则并言文王；《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之诗，则并言二后。《武为大武》之乐，又并言文王，何欤？
祀大王而及文王，以有圣人为之后也。祀成王而先二后，以有文、武为之先也。大武之并言，文王亦然。此正可引为《执竞》祀武王、成王、康王之例。
【阙】
周颂
集传于成王不敢康，不显成康，皆定为成王诵康王钊之谥矣。至成王之孚，又以为成王者之信于天下，抑有所据而言乎？
朱子初本于不显，成康亦止依古注，言成大功而安之后，取欧阳本义、郑氏诗谱之说，始定为成王、康王。至言成王者之信于天下，则从古注之说也。
天作一诗，朱子定为祭太王之诗，又兼言文王，何欤？此诗之类，亦多，如《大武》祭武王而益言文王是也。盖祭父而并及其子者，所以表其有后也；祭子而及父者，所以表其有自也。政所以颂其德，而非有害于诗之义也。祭大王而兼言文王，夫何疑？
我将一诗，旧序与传皆以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乐歌也。然冬至祭天于圜丘，秋飨帝于明堂，天与帝有别也。是诗不言帝而言天，传亦以为天即帝也，何欤？
【阙】
我将一诗，不知唯武王得以文王配天欤？抑后王皆得以父配天欤？
明堂之乐，周公以义起之。不知周公以后，将以文王配耶？以时王之父配耶？曰：成只，得以文王配。继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者配。
孝经》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考之于《诗》，宗祀之乐，我将是已；郊祀之乐，其思文乎？集传乃不明言为郊祀之乐，何也？《生民》则明言为郊祀之诗，受厘颁胙之诗矣。然《我将》祭帝，乃言天，不言帝；《生民》祭天，乃言帝，而不言天，何欤？《孝经》又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严父当配帝矣，乃曰配天，何欤？郊与明堂之祭主，果武王欤？抑成王欤？抑周公制礼作乐，成王时也，而曰严父，何欤？配天
译大序明确说颂是赞美盛德、向神明告祭的诗。现在看《周颂》，有为进献助祭的诸侯作的诗，有为称颂二王之后来助祭作的诗。像《武》、《赉》、《桓》是《大武》乐章中的篇章，专门颂扬武王的功绩，却不作为宗庙乐歌。《鲁颂》各篇，都不是宗庙乐歌，为什么呢？
颂有赞美盛德的，有为向神明告祭的，并非同时具备这两种含义。《烈文》虽然是进献助祭的诸侯，但后面有“有觉德行，前王不忘”的话。《有客》《振鹭》，虽然是二王之后来助祭的诗，但也可见其德行足以使人信服。至于《大武》三章，则直接以赞美武王之德为主，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应当从赞美盛德的意义去理解。如果一概认为它们是宗庙乐歌，那就穿凿附会了。
陈氏说：“颂，是说它称颂功德，这是对的。何必一定要向神明告祭呢？《敬之》《进戒》《小毖》《求助》，以及《振鹭》《臣工》《闵予小子》，都不是向神明告祭的。看这些说法，颂的界限，又可以贯通了。”
《诗集传》说：“颂，是宗庙的乐歌。”大序所谓“赞美盛德的样子，用它成功的业绩向神明告祭”。又说：“颂都是天子所制，是郊庙的乐歌。”而《周颂》三十一篇，其中像《戒农夫》《美二王之后》《延访群臣》《述群臣进戒》等作品，都不是宗庙的乐歌，却也称它们为颂，为什么呢？《鲁颂》四篇，都是群臣颂祷的作品，为什么也称颂呢？鲁作为侯国，却有颂，又为什么呢？
【阙】
颂是宗庙的乐歌，那么各诗都应当称为乐歌了。周颂三十一篇，只有《清庙》《烈文》《我将》《时邁》《丰年》《潜》六首诗提到乐歌，其余都不提乐歌，为什么呢？难道凡是称为诗的，都是乐歌吗？那么《清庙》等六首诗又为什么唯独称为乐歌呢？
这也如同小雅乐歌的例子
颂是宗庙的乐歌。那么各庙的祭祀，应当都有诗了。现在太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祭祀，都有诗了。唯独没有祭祀王季的诗，为什么呢？文王配享上帝，则有《我将》这首诗了。却没听说有后稷配享上天的诗，为什么呢？《思文》虽然有“克配彼天”一句话，集传又不明确说是配享上天的诗，难道敢这样认为吗？
周颂没有祭祀王季的诗，好古而生得晚的人，本来就没有考证。《思文》有“克配彼天”一句话，虽然指为配享上天的乐歌，又有什么妨碍呢。
颂是宗庙的乐歌。比如祭祀文王，就只颂文王；祭祀武王，就只颂武王，是合适的。而《天作》是祭祀太王的诗，却连带提到文王；《昊天有成命》是祭祀成王的诗，却连带提到二后。《武》是《大武》的乐歌，又连带提到文王，为什么呢？
祭祀太王而提到文王，因为有圣人在其后。祭祀成王而先提二后，因为有文王、武王在其先。《大武》连带提到文王，也是这样。这正可以引为《执竞》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例子。
【阙】
周颂
集传对于《成王不敢康》《不显成康》，都定为成王、康王钊的谥号了。至于《成王之孚》，又说是成王取信于天下，难道有所依据而这样说吗？
朱子初本对于《不显》《成康》，也只依古注，说成大功而安之后，取欧阳本义、郑氏《诗谱》的说法，才定为成王、康王。至于说成王取信于天下，则是从古注的说法。
《天作》这一首诗，朱子定为祭祀太王的诗，又连带提到文王，为什么呢？这类诗很多，比如《大武》祭祀武王而连带提到文王就是这样。大概祭祀父亲而连带提到儿子，是为了表明他有后代；祭祀儿子而提到父亲，是为了表明他有来源。这都是为了颂扬他们的德行，而对诗的意义没有损害。祭祀太王而连带提到文王，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我将》这一首诗，旧序和传都认为是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的乐歌。然而冬至在圜丘祭天，秋天在明堂飨帝，天和帝是有区别的。这首诗不提帝而提天，传也认为天就是帝，为什么呢？
【阙】
《我将》这一首诗，不知道是只有武王得以文王配天呢？还是后来的王都得以父亲配天呢？
明堂的乐，是周公根据义理制定的。不知道周公以后，是用文王配呢？还是用当时王的父亲配呢？回答说：成王，得以文王配。继承周朝的人怎么样？回答说：只得以有功的人配。
《孝经》说：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考证《诗经》，宗祀的乐歌，是《我将》；郊祀的乐歌，大概是《思文》吧？集传却不明确说是郊祀的乐歌，为什么呢？《生民》则明确说是郊祀的诗，是接受福佑、分发胙肉的诗。然而《我将》祭祀帝，却说天，不说帝；《生民》祭祀天，却说帝，而不说天，为什么呢？《孝经》又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尊敬父亲应当配享帝了，却说配享天，为什么呢？郊祀和明堂祭祀的主祭者，究竟是武王呢？还是成王呢？还是周公制礼作乐，是在成王的时候，而说尊敬父亲，为什么呢？配享天
思文之诗，集传既无明文，则不敢以为郊祀之诗矣。然而濮氏之说，则以为郊祀献后稷之乐歌，祭天宜有诗而今亡矣。及考它诗，又别无祭后稷之诗。朱子集传，岂以无所考徴，不敢从其必然，而不明言之欤？然则必以经文明白，而不复赘辞耳。若言天而不言帝，言帝而不言天，乃互举而言也。若【阙】明堂祭主，则当以武王为是。倘以为成王，则文王不为严父；以为周公，则周公不当主祭。制礼作乐虽在成王时，然亦不过因其旧而损益之，而集其大成以为后世尝行之道。自非本无是礼也。且明堂之祭，实为大武王，岂不行之乎？必周公于武王之时已定此礼矣。至于各以其父而止，以文王之说，其说有二。若以孝经严父配天之礼而推，则各以其父者为得；若止以有功者配之之说而言，则止以文王然。此特后世之言，孝经乃先圣之书，不可不以为正也。
此又因孝之大而推言之：严尊也。谓孝固大矣，然孝之事不一，而莫大于尊其父。尊其父之事亦不一，而莫大于天子之礼，祀其父以配天然得遂此心，尽此礼者，惟周公而已。故曰：周公其人。盖自武王有天下之后，周公始制此礼，以尊其父文王也。玉山汪氏尝疑“严父配天”之文，非孔子语。陵阳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礼之事尔，犹《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李也。周公制礼，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则严父；成王则严祖也。谓严父，则明堂之配当一世一易矣，岂其然乎？司马公曰：周公制礼，文王适其父，故曰“严父”，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礼不敢逾也。祖已曰：祀无丰于昵。孔子于孝亦曰：祭之以礼。汉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业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误识《孝经》之意，违先王之礼，不可以为法也。朱子因此于武王、周公之事而賛美其孝之辞，非谓凡为孝者皆欲如此也。况孝之所以为大者，自有亲切处，而非此之谓也。若必如此而后为孝，则是既为人臣子者皆有我将之心，而反防于大不孝矣。读者不以文害意，焉可也？
时迈、执竞、思文，传引《国语》，以为即九夏，韦昭、吕叔玉之说不同，何欤？时迈、思文皆有“夏”之语，似矣。然考之《周礼》，夏，大也，谓乐之大者耳。诗言“时夏”，果同欤？“执竞”为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诗，周公制作之时，果有此诗欤？
【阙】
时迈、执竞、思文三诗，韦昭以为即《周礼》九夏之三也。然则九夏宜皆有诗矣。六诗不见于经者，将何所考欤？时迈、思文，以其有「肆于时夏」「陈常于时夏」之语，执竞一诗，何以知为九夏之一欤？《外传》以为金奏、肆夏、繁遏、渠。韦昭注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又与吕叔玉繁遏之说不合，果何所折衷欤？《周礼》周公作也。集传于《时迈》之下曰：「此武王之世，周公所作。」《执竞》之下曰：「此昭王以后之诗。」然则九夏之作，果出于周公乎？果昭王以后之诗乎？
韦昭以时迈、执竞、思文为即九夏之三本，无明据。自余六夏之诗不见于经者，窃意当如《大武》二章、四章、五章之例，既不经见于何而攷之哉？窃意韦昭之注《外传》，本无明文。吕叔玉之说，又矛盾不合。《集传》旣信《春秋传》，定“时迈”为武王之世，周公所作；“执竞”为祀武王、成王、康王而作。故曰昭王以后之诗，当以此为不易之论。何以韦昭、吕叔玉之说为哉？
天子七庙，非祫祭则无合祭羣庙之礼。集传谓《执竞》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不知一诗而兼用之于三庙乎？抑合三庙而祭之乎？敢问。
此最无的说，疑必是祭武王、成王、康王之时，三庙皆是用此诗。
祭武王而兼言成康，犹《天作》祀太王之诗而及文王也。祭成王而兼言武王、康王，犹《中庸》论文王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也。祭康王而首言武王，犹《吴天有成命》祀成王而先言二后也。以此例推之，其说通矣
译《思文》这首诗，朱熹的《诗集传》既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那么就不敢把它当作郊祀的诗了。然而濮氏的说法，却认为它是郊祀时献给后稷的乐歌，祭祀上天应当有诗，如今却失传了。等到考察其他诗篇，又没有另外祭祀后稷的诗。朱熹的《诗集传》，难道是因为没有考证依据，不敢断定其必然性，所以不明确说出来吗？那么一定是因为经文已经说得很明白，就不再赘述了。如果说天而不说帝，说帝而不说天，这是互相举出来说明的。如果【阙】明堂祭祀的主祭对象，那么应当以武王为是。如果认为是成王，那么文王就不是严父；如果认为是周公，那么周公就不应当主祭。制礼作乐虽然在成王时期，但也只是因袭旧制而加以增减，并汇集其大成作为后世常行的法则。并不是本来就没有这种礼仪。况且明堂的祭祀，实际上是为了大武王，难道不实行吗？一定是周公在武王时期已经制定了这种礼仪。至于各以其父而止，关于文王的说法，有两种观点。如果按照《孝经》中严父配天的礼仪来推论，那么各以其父的说法是对的；如果只按照有功者配享的说法来说，那么只以文王配享就可以了。这不过是后世的言论，《孝经》是先圣的书，不能不把它作为正统。
这又是因为孝道伟大而推论说：严，就是尊重的意思。是说孝道固然伟大，然而孝的事情不止一种，而没有比尊重父亲更大的了。尊重父亲的事情也不止一种，而没有比天子用礼仪祭祀父亲以配享上天更能遂此心意、尽此礼仪的，只有周公而已。所以说：周公这个人。大概从武王拥有天下之后，周公才开始制定这种礼仪，用来尊重他的父亲文王。玉山汪氏曾经怀疑“严父配天”的文字，不是孔子的话。陵阳李氏说：这是说周公制礼的事情罢了，就像《中庸》说周公成就文武之德，追尊太王、王季一样。周公制定礼仪，成王实行它。从周公的角度来说，是严父；从成王的角度来说，是严祖。如果说严父，那么明堂配享应当每一代更换一次，难道是这样吗？司马光说：周公制定礼仪，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说“严父”，并不是说凡是有天下的人都应当以父亲配享上天。孝子的心，谁不想尊重他的父亲？但礼仪不敢超越。祖己说：祭祀没有比亲近的人更丰盛的。孔子对于孝也说：按照礼仪祭祀。汉朝以高祖配享上天，光武帝配享明堂，文帝、景帝、明帝、章帝的功德事业并非不美好，然而不敢推举他们配享上天。近代明堂都以父亲配享，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意思，违背了先王的礼仪，不可以作为法则。朱熹因此对于武王、周公的事情而赞美他们的孝道，并不是说凡是行孝的人都想要这样。况且孝之所以伟大的原因，自有亲切的地方，而不是指这个。如果一定要这样才算孝，那么凡是为人臣子的人都有僭越之心，反而导致大不孝了。读者不要拘泥于文字而损害了原意，这样就可以了。
《时迈》、《执竞》、《思文》，传注引用《国语》，认为就是九夏，韦昭、吕叔玉的说法不同，为什么呢？《时迈》、《思文》都有“夏”的字样，似乎是这样。然而考察《周礼》，夏，是大，意思是乐之大者罢了。诗中说“时夏”，果真相同吗？《执竞》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诗，周公制作的时候，果真已经有这首诗吗？
【阙】
《时迈》、《执竞》、《思文》三首诗，韦昭认为就是《周礼》九夏中的三首。那么九夏都应当有诗了。另外六首诗不见于经文的，将到哪里去考证呢？《时迈》、《思文》，因为它们有“肆于时夏”、“陈常于时夏”的话，《执竞》这一首诗，凭什么知道它是九夏之一呢？《国语》外传认为是金奏、肆夏、繁遏、渠。韦注说：“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道。”又与吕叔玉关于繁遏的说法不合，究竟以什么为准呢？《周礼》是周公所作。《诗集传》在《时迈》下面说：“这是武王时期，周公所作。”在《执竞》下面说：“这是昭王以后的诗。”那么九夏的创作，果真出于周公吗？果真出自昭王以后吗？
韦昭以《时迈》、《执竞》、《思文为九夏中的三首，本来没有明确的证据。其余六首夏诗不见于经文的，我私下认为应当像《大武》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的例子一样，既然没有经书记载，又到哪里去考证呢？我私下认为韦昭注释《外传》，本来没有明确的文字。吕叔玉的说法，又矛盾不合。《诗集传》既然相信《春秋传》，确定“时迈”为武王时期，周公所作；“执竞”为祭祀武王、成王、康王而作。所以说昭王以后的诗，应当以此为不可改变的理论。为什么要以韦昭、吕叔玉的说法为准呢？
天子有七座宗庙，如果不是祫祭，就没有合祭群庙的礼仪。《诗集传》说《执竞》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诗，不知道是一首诗同时用于三座宗庙呢？还是合三座宗庙一起祭祀呢？冒昧请问。
这最没有定论，怀疑一定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时候，三座宗庙都使用这首诗。
祭祀武王而兼提成王、康王，就像《天作》祭祀太王的诗而提及文王一样。祭祀成王而兼提武王、康王，就像《中庸》论述文王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一样。祭祀康王而首先提及武王，就像《昊天有成命》祭祀成王而先提二后一样。按照这个例子推论，这个说法就通顺了。
执竞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果一诗而用之欤？抑合三王而祭之欤？
执竞》一诗，先生虽取欧氏之说，以为祭三王之诗，然先生初说亦取古注，防钱氏“成大功安天下”之说。今以《周礼》考之，《执竞》乃九夏之一，如此则作于周公之时，非祭成王、康王明矣。当以先王初注为主，非以一诗而三用，亦非以合三王而祭之也。此独祀武王之诗乎？
大武九章，存于颂，而可识者三章耳。散乱失次，夫子亦无从攷欤？时迈、执竞、思文，传者以为九夏之三章，说各不同，又何欤？
【阙】
大武三章，春秋传楚子之言耳，与今序次不同，夫子不之改，何欤？耆定尔功，楚子以为卒章，今集传以为首章，何欤？酌与般体制极相似，其亦大武之诗欤？且南陔以下六谱列于小雅，武宿夜乃不例于颂，何欤？
【阙】
修其礼物，作賔于王家。二王之后，皆然也。今观《有客》《振鹭》诸诗，但言“亦白其马”等语，似皆为宋作，不及于杞，何耶？
二王之后，杞最微弱。且去夏已逺，故其始入《春秋》，犹以侯称。其后乃降而为子男，而以夷礼自处，卑亦甚矣。宋至春秋，其国犹多贤才，如向戍、华元之类，宜有《客振鹭》之诗，但及宋而不及杞也。
武之诗，并言文王、武王。集传何以曰“象武王之功”？赉之诗，止言文王勤止。集传何以曰“颂文武之功”？
武诗象武王之功而并言文王，言武王之武本于文王之文也。赉诗言文王勤止，而传曰：「颂文武之功。」盖大武诸章有武王之谥，故知非作于武王之时，实后人颂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赉之诗为祀四岳河海之诗，四岳河海果合祭欤？抑一诗而两用之欤？
四岳河海，固无合祭之理。赉一诗而两用之也？犹《丰年》一诗，为秋冬报赛田事之诗；《关雎》一诗，用之乡人，用之邦国，皆此类也。
周颂有为献助祭诸侯之诗，有称二王后来助祭之诗。若《武赉》《桓》之章，专颂武王之功，而不为庙乐。鲁颂诸篇，皆非庙乐，何耶？
【阙】
诗经疑问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疑问卷六 元 朱倬 撰
鲁颂
鲁侯爵也。閟宫诗言，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诗中言“公”者，不一而足。周礼，诸公方五百里，诸侯方四百里，则爵土不同也。今公侯并称，岂二等之爵可通称欤？诗言“公车千乘”，集传谓大国之赋适满千乘，而其地则三百一十六里有竒也。然则千乗之赋，果俭于百里之鲁欤？抑诸侯方四百里之鲁欤？抑果曲阜地七百里之鲁欤？若是者，皆有司所不能无疑也。幸悉言之。
鲁本侯爵言，公者皆称颂之辞，故明言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可见矣。公侯二等之爵，如周礼之说，则不同。孟子则言公侯皆方百里也。百里千乘，若以孟子万取千、千取百集注之说推之，则包氏百里千乘之说不为无据。朱子亦尝疑孟子言周公封鲁俭于百里，则无缘有千乗。车明堂位言以曲阜地七百里封周公于鲁，则又不啻千乗，此极难解析。然集传据司马法明言千乗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竒，又言大国之赋适满千乘，不容举国尽行，故大国止用三军。然则鲁之封域，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蒙遂荒大东大东极东也，岂俭于百里而已哉？况僖公春秋之鲁也，孟子时去春秋不逺，已明言今鲁方百里者五，凡此皆着引用推而通之可也。
鲁之有颂，本非礼矣。鲁祖周公，礼之宜也。今《閟宫》一诗，上纪姜源、后稷、太王、文武之事，且以「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郊祀配天之礼，堂堂言之，礼欤？夫子删诗，而在所不去，岂作《春秋》之意欤？
诗人之论，自源徂流，故虽颂鲁僖，而上及乎后稷、太王、文武、周公之事，明其源本之所自出也。因成王赐周公以天子礼乐，故遂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而以后稷配之，然非礼矣。鲁人据其实而颂之，夫子因其旧而存之，岂非《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之义欤？
鲁閟宫》篇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
译《执竞》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诗，究竟是一首诗用于祭祀三位先王呢？还是将三位先王合在一起祭祀呢？
《执竞》这一首诗，先生虽然采纳欧阳修的说法，认为是祭祀三位先王的诗，但是先生起初的说法也采纳了古注，防备钱氏“成就大功安定天下”的说法。现在用《周礼》来考证，《执竞》是九夏乐歌之一，像这样那么它作于周公之时，不是祭祀成王、康王就很明白了。应当以先王最初的注解为主，既不是用一首诗来三次使用，也不是将三位先王合在一起祭祀。这难道只是单独祭祀武王的诗吗？
《大武》九章，保存在《颂》中，而能够识别的只有三章罢了。散乱失去次序，孔子也没有办法考证吗？《时迈》《执竞》《思文》，传授的人认为是九夏乐歌的三章，说法各不相同，又是为什么呢？
【缺】
《大武》三章，是《春秋》传中楚子的话罢了，与现在的次序不同，孔子不加以改正，是为什么呢？“耆定尔功”，楚子认为是末章，现在《集传》认为是首章，是为什么呢？《酌》与《般》体制极其相似，它们也是《大武》的诗吗？况且《南陔》以下六篇列于《小雅》，《武宿夜》却不列入《颂》，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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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治他们的礼仪礼物，作为宾客在王家。两位先王的后代，都是这样。现在看《有客》《振鹭》等诗，只说“也白其马”等话，似乎都是为宋国所作，没有涉及到杞国，为什么呢？
两位先王的后代中，杞国最微弱。而且距离夏朝已经久远，所以它刚开始进入《春秋》时，还以侯来称呼。后来就降为子男爵位，而以夷狄的礼仪自处，卑微也太厉害了。宋国到了春秋时期，其国还多有贤才，像向戍、华元之类，应该有《客振鹭》这样的诗，只是涉及到宋国而没有涉及到杞国罢了。
《武》这首诗，一并说到文王、武王。《集传》为什么说“象征武王的功绩”？《赉》这首诗，只说到文王勤勉。《集传》为什么说“歌颂文王武王的功绩”？
《武》诗象征武王的功绩而一并说到文王，是说武王的武功本于文王的文德。《赉》诗说到文王勤勉，而传文说：“歌颂文王武王的功绩。”大概《大武》各章有武王的谥号，所以知道不是作于武王之时，实在是后人歌颂文王武王的功绩，而说到他们大封功臣的意思罢了。
《赉》这首诗是祭祀四岳河海的诗，四岳河海果然合祭吗？还是一首诗而两次使用呢？
四岳河海，固然没有合祭的道理。《赉》是一首诗而两次使用吗？就像《丰年》是一首诗，作为秋冬报答田事的诗；《关雎》是一首诗，用于乡人，用于邦国，都是这类情况。
《周颂》中有为进献助祭的诸侯所作的诗，有称颂两位先王后代来助祭的诗。像《武》《赉》《桓》的篇章，专门歌颂武王的功绩，而不作为庙堂之乐。《鲁颂》各篇，都不是庙堂之乐，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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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疑问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疑问卷六 元 朱倬 撰
鲁颂
鲁侯是爵位。《閟宫》诗说，于是任命鲁公，让他做东方的诸侯。诗中称“公”的，不一而足。《周礼》规定，诸公封地方圆五百里，诸侯封地方圆四百里，那么爵位和封地是不同的。现在公侯并称，难道二等的爵位可以通称吗？诗中说“公车千乘”，《集传》说大国的赋税刚好满千乘，而它的土地是三百一十六里多一点。那么千乘的赋税，果然是少于百里之鲁吗？还是少于方圆四百里之鲁呢？还是少于曲阜地七百里之鲁呢？像这样的情况，主管官员都不能不产生疑问。希望详细说说。
鲁本来侯爵，称“公”的都是称颂之辞，所以明确说于是任命鲁公让他做东方的诸侯，可见了。公侯二等的爵位，如果按照《周礼》的说法，是不同的。孟子则说公侯都是方圆百里。百里千乘，如果按照孟子万取千、千取百《集注》的说法推演，那么包氏百里千乘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朱子也曾怀疑孟子说周公封鲁少于百里，那么无缘有千乘。《明堂位》说以曲阜地七百里封周公于鲁，那么又不止千乘，这极难解析。然而《集传》依据《司马法》明确说千乘的地方是三百一十六里多一点，又说大国的赋税刚好满千乘，不能举国尽行，所以大国只用三军。那么鲁的封域，赐予山川土田附庸，拥有蒙遂荒大东大东极东，难道少于百里而已吗？况且僖公是春秋时期的鲁，孟子时距离春秋不远，已经明确说现在鲁方圆百里者五，凡此都着引用推而通之可也。
鲁有颂，本来就不合礼了。鲁祖周公，是礼所适宜的。现在《閟宫》这一首诗，上记姜源、后稷、太王、文王武王之事，而且以“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郊祀配天的礼仪，堂堂正正地说出来，合礼吗？孔子删诗，而在所不去，难道是作《春秋》的意思吗？
诗人的议论，从源头到流末，所以虽然歌颂鲁僖公，而上及后稷、太王、文王武王、周公之事，明确其源本之所自出。因为成王赐给周公天子礼乐，所以就用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而以后稷配享，然而不合礼。鲁人据其实而歌颂，孔子因其旧而保存，难道不是《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的义理吗？
鲁《閟宫》篇说：“春秋不懈怠，享祀无差错。皇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