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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诗经疑问八

诗经疑问卷七      元 朱倬 撰

儒藏 · 诗经 · 已译 · 第 24–25 段

鹿鸣》为燕飨賔客之诗,所谓欢欣和说,以尽其羣下之情者也。《文王》为周公戒成王之诗,为两君相见之乐,所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所谓恭敬齐庄,以昭先王之德者也。其居小雅、大雅之首,固宜。《变小雅》之《何草不黄》,周室将亡,征役不息之诗也,居小雅之终,宜哉。《变大雅》之《召旻》,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饥馑侵削之诗也,以此而终大雅,不亦宜乎?周颂、商颂皆祭祀乐歌,初不以终始为优劣。鲁颂始终皆颂祷僖公之辞,亦岂以先后论哉?鲁颂、周诗固宜以类从。《周閟宫》卒章,适同于《殷武》之末,亦必非依放而作。况商颂本十二篇,使皆存其旧,安知亦以《殷武》终之乎?抑他有诗乎?

译《鹿鸣》是宴饮宾客的诗,所谓欢欣和悦,以此来尽情表达对待群臣的情意。《文王》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诗,是两位君主相见时演奏的乐曲,用来向天下彰显先王的德行,所谓恭敬庄重,以此来彰显先王的德行。它们位居小雅、大雅的首篇,本来就很恰当。《变小雅》中的《何草不黄》,是周王室即将灭亡、征发徭役不止的诗,位居小雅的末尾,很合适。《变大雅》中的《召旻》,是讽刺周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造成饥荒和侵削的诗,用它来结束大雅,不也很合适吗?周颂、商颂都是祭祀的乐歌,起初并不以排在末尾或开头来判定优劣。鲁颂从头到尾都是颂扬祈祷僖公的辞章,难道也是以先后顺序来评判的吗?鲁颂、周诗本来就应该按类别归并。《周颂·閟宫》的末章,恰好与《殷武》的结尾相同,也必定不是模仿而作的。况且商颂原本有十二篇,如果都保存了旧貌,怎么知道也是以《殷武》作为结尾呢?或者另有其他诗篇呢?

夫子自衞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王风固宜入雅,何以系之国风?鲁颂宜在所黜,何以列之于颂?衞自有风也,而賔之初筵何以列之小雅?抑又何以列之大雅欤?六月、采芑、车攻、吉日、庭燎等作,宣王诗也,乃列之于小雅;抑衞武公诗也,乃列之于大雅,何欤?

风有风体,雅有雅体,词各不同,体制亦异。

国风者,列国诸侯之风;大小雅者,王国之雅。古今定论也。平王以后之诗,系之国风;而《小弁》《白华》之作,又系之雅。《淇奥》系之国风,而《賔之初筵》《抑》《戒》之诗,又系之大小雅。何若是之不伦欤?

风有风体,雅有雅体。此诸诗之或为雅,或为风,盖以体制论,不以其人论也。

诸侯之诗为风,王之诗为雅。衞,侯国也,故其诗列于国风。然賔之初筵,武公悔过之诗也,何以列于小雅?抑武公懿戒自警之诗也,何以列于大雅?

  【阙】

雅颂诸诗,有称为乐歌者,有称为诗者,有独言乐者,果何所分欤?

诗与乐歌,诗其一,时随意而言也。初无分别,试即时迈、执竞、思文三诗而考之,皆九夏之诗,固宜无所分别。今乃于时迈则曰乐歌,于执竞、思文则曰诗,此可见其非用意于其间矣。盖诗即乐歌,乐歌即诗,初无异同也【此可与《小雅》《大雅》乐歌等问参看】

诗》三百篇皆可▯可歌。《仪礼》乡饮酒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南陔》《白华》《华黍》,乃闲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燕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奏《南陔》《白华》《华黍》,闲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大射礼,歌《鹿鸣》三终,乃管新宫。曰歌曰笙,皆止于二南,小雅而不及大雅三颂,何欤?

朱子云:「不知当初何故,独取此数篇也。」

仪礼》乡饮酒、射、燕礼,皆乐《二南》六诗。《召南》曰:“鹊巢”、“采蘩”、“采苹”,不及《草虫》,何欤?《射义》作:“卿大夫以采苹,士以采蘩。”《仪礼》先“采蘩”而后“采苹”,《射义》反之,何欤?

  【阙】

春秋左氏传》所载列国诸侯卿大夫赋诗凡六十六篇,如许穆夫人赋《载驰》,髙克赋《清人》,皆是作此诗也。至晋文公赋《河水》以后,如赋《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文王》《大明》《緜》等诗,又止歌颂此诗而已。申包胥如秦乞师,哀公为之赋《无衣》,果作此诗乎?抑止歌此诗乎?明经者必有攷于斯也,敢问。

朱子以为不可知,后学则传疑而已矣。礼疑事毋质。

汉诗学凡四家,鲁诗起于申公,而盛于韦贤;齐诗始于辕固,而盛于匡衡;韩诗始于韩婴,而盛于王吉;毛诗起于毛公,后传徐敖。何三家之学不传,而毛氏之说独传欤?愿悉其说。

  【阙】

  诗经疑问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疑问

  附录【赵惠编】

  孔子正乐止言雅颂而不及风

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之诗,孔子皆▯歌之,以求合韶武。”盖雅颂者,所以合韶武之音,故曰:“自衞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者,专言雅颂而下及风也。

  夫子每举二南而不及十三国

二南之诗,皆文武盛时,德化深入于人心,而见之歌咏者,无非礼义之正。孔子删诗,冠之篇首,所以正始基王化。故尝喟然叹曰:“周南、召南,其周道之所以盛也。”是岂十三国之所可例论哉?故先儒云:“诗之首二南,犹易之首乾坤,书之首典谟。”观此,则可见矣。盖二南者,脩齐之本,而脩齐又平治之本。夫子举其要以敎人,本末先后,固自有序。然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则十三国风不外是矣。

译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了音乐,雅、颂各归其位。王风本来应当归入雅,为什么附属于国风?鲁颂本来应当被黜退,为什么列在颂中?卫国自有风,而《宾之初筵》为什么列在小雅?况且又为什么列在大雅呢?《六月》《采芑》《车攻》《吉日》《庭燎》等篇,是宣王的诗,却列在小雅;或者是卫武公的诗,却列在大雅,为什么呢?

风有风的体制,雅有雅的体制,文辞各不相同,体制也不同。

国风是列国诸侯的风;大小雅是王国的雅。这是古今定论。平王以后的诗,附属于国风;而《小弁》《白华》等篇,又附属于雅。《淇奥》附属于国风,而《宾之初筵》《抑》《戒》等诗,又附属于大小雅。为什么如此杂乱无章呢?

风有风的体制,雅有雅的体制。这些诗有的归为雅,有的归为风,大概是根据体制来论,不是根据作者来论。

诸侯的诗为风,王的诗为雅。卫国是侯国,所以它的诗列在国风。然而《宾之初筵》是武公悔过的诗,为什么列在小雅?或者是武公告诫自己警戒的诗,为什么列在大雅?

【阙】

雅、颂中的诗,有的称为乐歌,有的称为诗,有的只说乐,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诗与乐歌,诗是其中之一,当时随意而言罢了。本来没有分别,试着拿《时迈》《执竞》《思文》三首诗来考察,都是九夏的诗,本来应当没有分别。现在对《时迈》说是乐歌,对《执竞》《思文》说是诗,这可见其中并没有刻意区分的意思。大概诗就是乐歌,乐歌就是诗,本来没有差异【这可以与《小雅》《大雅》乐歌等问题参看】。

《诗经》三百篇都可以诵读、歌唱。《仪礼》乡饮酒礼中,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吹奏《南陔》《白华》《华黍》;然后闲歌《鱼丽》,笙吹奏《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奏《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吹奏《由仪》。然后合乐演奏《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燕礼中,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吹奏《南陔》《白华《华黍》,闲歌《鱼丽》,笙吹奏《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奏《崇邱》;歌唱《南山有台》,笙吹奏《由由仪》。于是歌唱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大射礼中,歌唱《鹿鸣》三终,然后吹奏新宫。说歌说笙,都只限于二南和小雅,而不涉及大雅和三颂,为什么呢?

朱子说:“不知道当初什么原因,只选取这几篇。”

《仪礼》乡饮酒、射、燕礼,都演奏《二南》六首诗。《召南》说:“鹊巢”、“采蘩”、“采苹,没有包括《草虫》,为什么呢?《射义》说:“卿大夫用《采苹》,士用《采蘩》。”《仪礼》先《采蘩》后《采苹》,《射义》相反,为什么呢?

【阙】

《春秋左氏传》所载列国诸侯卿大夫赋诗的共有六十六篇,如许穆夫人赋《载驰,高克赋《清人》,都是创作这些诗。到了晋文公赋《河水》以后,如赋《鹿呜》《四牡》《皇皇者华《文王》《大明》《緜等诗,又只是歌颂这些诗罢了。申包胥到秦国乞求援军,哀公为他赋《无衣》,是创作这首诗呢?还是只是歌唱这首诗呢?通晓经学的人一定对此有考证,请问。

朱子认为不可知,后学则传疑罢了。礼制有疑问,事情不要质问。

汉代诗学共有四家,鲁诗始于申公,兴盛于韦贤;齐诗始于辕固,兴盛于匡衡;韩诗始于韩婴,兴盛于王吉;毛诗始于毛公,后来传于徐敖。为什么三家之学不传,而毛氏之说独自流传呢?希望详述其说。

【阙】

诗经疑问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疑问

附录【赵惠编】

孔子正乐只说雅颂而不涉及风

《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的诗,孔子都为之配乐歌唱,以求符合韶、武的音乐。”大概雅颂是用来符合韶、武之音的,所以说:“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音乐校正,雅颂各归其位。”这里专说雅颂而不涉及风。

孔子每次举出二南而不涉及十三国

二南的诗,都是文王、武王盛世,德化深入人心,而见于歌咏的,无非是礼义的正道。孔子删诗,将其冠于篇首,用来端正开端、奠定王化的基础。所以曾经感叹说:“周南、召南,是周道兴盛的原因。”这难道是十三国可以类比而论的吗?所以先儒说:“诗以二南为首,就像《易经》以乾坤为首,《尚书》以典谟为首。”看这个,就可以明白了。大概二南是修身齐家的根本,而修身齐家又是平治天下的根本。孔子举其要点来教导人,本末先后,本来就有次序。然而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就是“思无邪”,那么十三国风也不外乎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