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疑问卷七
诗之盛何独见于周
自有天地，有万物，而诗之理已具，非特始于康衢、虞廷之作也。文至周而大备，故诗之咏歌于斯为盛，而采诗之官所以首见于周也。夏、商之去周已逺，周不可得而考，然观五子之歌、猗那之颂，则二代亦未始无诗也。特杞、宋为之后，而文献不足耳。若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絶无而仅冇者，又亡其七篇，槩可知矣。
译《诗经》的兴盛为何唯独在周代显现？
自从有了天地、万物，诗歌的道理就已经具备，并非仅仅始于康衢之歌、虞廷之作。
文章到了周代才完备，所以诗歌的咏唱在此时最为兴盛，而采集诗歌的官职也因此首先在周代出现。
夏、商距离周代已经久远，周代无法考证它们的情况，然而观察《五子之歌》、《猗那》之颂，那么夏、商两代也并非没有诗歌。
只是杞国、宋国作为它们的后代，而文献不足罢了。
至于正考父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绝无仅有，又丢失了其中的七篇，大概可以知道了。
国风无楚诗
或谓《春秋》外楚，且《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鲁颂》曰：“荆舒是惩。”《殷颂》曰：“奋伐荆楚。”之类，皆见于《诗》，则楚虽有诗，圣人必删之矣。然吴季札观乐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则固未经夫子之删，而当时所观《国风》已无楚诗矣。孰知楚之封域正在江汉、汝沱之闲？以《汉广》《汝坟》《江有沱》数诗观之，其民被文王之化，得于耳濡目染者有素，而流风善政犹冇存者，则其诗亦楚之诗也。然圣人以归之周公、召公，其意深矣。逮楚懐王之时，《离骚》作，而楚之为楚可知，古诗之体变矣。
二南之中有曰武王时诗者
二十五篇之中，惟《甘棠》与《何彼秾矣》二篇，乃是武王时作。何以知之？武王伐纣之后，乃封太公为齐侯，命周、召为二伯。而《何彼秾矣》云「齐侯之子」，是太公已封于齐；《甘棠》云「召伯者」，召公为伯之后，故知二诗皆武王时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时，其所羙之事，亦武王时也【山堂考索】
吴楚皆南方诸侯何以无诗
陈诸侯之诗者，将以知其缺矣。省方设敎，为陟降也。时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天子威令，则不可黜陟。今弃其诗，夷狄之也。吴、楚僭王，《春秋》多有其事，徐亦僭者。檀方云：「邾娄考公之防，徐君使容居来吊，其辞云：『昔我先君驹王』，是其亦僭称王也。」
周南无周公之诗
周公在内，而近于文王，虽冇德而不见，则其诗不作；召公在外，逺于文王，功业明着，则诗作于下。此理之甚着明者也【东莱】
鲁颂商颂何以皆列于周
鲁僭天子之乐久矣，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王肃又云：「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然其体固列国之风，而所歌者乃当时之事，又皆有先王礼乐敎化之遗意。且夫子鲁人也，安得不録之乎？若商颂，则正考父得之于周太师者，盖周用六代之乐，故周太师有之。孔子，商人也，乃正考父之后，亦安得而不存之哉？王者存二王之后，然夏之篇章旣以杞之文献不足，则唯有商颂而已。孔子旣録鲁颂，同之三王之后，着为后王之义，使后人监视三代成法。其法莫大乎是，此圣人之深意也【堂考索】
雅不言周颂独言周
周盖孔子所加也。旣有商、鲁二颂，预题周以别之，故知其为孔子所加也。
鲁僖独有颂
颂之为体，非徒天子用之，诸侯之臣子，凡所以说颂其国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旣没，鲁人述陈其功德，以告于王，王命鲁臣之能文者颂之。其君比之诸侯，则勤俭；其时比之诸侯，则小康。其事则臣子之愿心，而非有謟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録之【山堂考索】
鲁与宋无风
先儒以为，时王褒周公之后，比于先代宋王者之后，时王所客廵守述职，不陈其诗，理或然也。或又谓夫子有所讳而削之，则左氏所记当时列国大夫赋诗及吴季札观周乐，皆无「曰鲁风」者，其说不得通矣。又濮氏曰：鲁无变风，不知如敝笱、载驱、猗嗟诸诗，夫子窜之而系于齐矣【山堂考索】
诗篇名重者九篇
柏舟【邶：言仁人不遇】柏舟【鄘：共姜自誓】
谷风【邶：刺夫妇失道也】谷风【小雅：朋友道絶也】
叔于田【郑刺庄公】大叔于田【郑刺庄公】
扬之水【王风刺平王】 扬之水【郑闵无臣也】扬之水【唐刺晋昭公也】羔裘【郑刺朝也】 羔裘【唐刺时也】羔裘【捡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甫田【齐刺襄公也】 甫田【小雅刺幽王也】
杕杜【唐刺时也】冇枤之杜【唐刺晋武】枤杜【小雅劳逆役也】无衣【唐刺晋武公】无衣【秦刺用兵也】
白华【小雅孝子洁白也】白华【小雅刺幽王也】
右诗篇重名之中，邶柏舟，朱子以为妇人不得于其夫者之作；鄘柏舟则妇人防夫而守义者。王风扬之水，郑风扬之水，皆曰“不流束楚，不流束薪”。如二谷风，则一刺夫妇失道，一刺朋友道絶。羔裘三篇，皆言君大夫之辞。其篇名之同者，其诗之义类皆相
译《国风》中没有楚国的诗歌。
有人认为是《春秋》排斥楚国，况且《诗经》中说：“蠢动的蛮荆，以大邦为仇敌。”《鲁颂》说：“惩戒荆舒。”《殷颂》说：“奋起讨伐荆楚。”这类诗句都见于《诗经》，那么即使楚国有诗，圣人必定也会删去它们。然而吴国季札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到鲁国观乐，那时本来还没有经过孔子的删定，而当时所观的《国风》中已经没有了楚国的诗歌。谁想到楚国的疆域正好在江汉、汝水、沱水之间？从《汉广》《汝坟》《江有汜》这几首诗来看，那里的百姓受到文王教化的熏陶，耳濡目染由来已久，而良好的风俗和政治的遗风尚存，那么这些诗也就是楚国的诗了。但是圣人将它们归于周公、召公，其用意是很深远的。等到楚怀王时期，《离骚》出现，楚国的独特风貌就可以知道了，古诗的体裁也就改变了。
《二南》中有说是武王时期诗歌的。
二十五篇之中，只有《甘棠》和《何彼秾矣》两篇，是武王时期所作。怎么知道的呢？武王伐纣之后，封太公为齐侯，任命周公、召公为二伯。而《何彼秾矣》中说“齐侯之子”，说明太公已经封于齐；《甘棠》中说“召伯劳”，召公成为伯之后，所以知道这两首诗都是武王时期所作。不仅创作于武王之时，所赞美的事迹也是武王时期的【山堂考索】。
吴、楚都是南方诸侯，为什么没有诗歌？
陈列诸侯的诗歌，是为了让人知道其缺失。巡视四方、设立教化，是为了升降赏罚。当时徐国以及吴、楚僭越称王，不承奉天子的威令，就不能进行升降赏罚。现在弃去他们的诗歌，是把他们当作夷狄看待。吴、楚僭称王，《春秋》中多有记载，徐国也是僭越者。檀方说：“邾娄考公的葬礼，徐君派容居来吊唁，他的辞令中说：‘从前我们的先君驹王’，这也是僭越称王。”
《周南》中没有周公的诗歌。
周公在朝廷内部，且靠近文王，虽然有德行但不显扬，所以他的诗歌不作；召公在朝廷外部，远离文王，功业显著，所以诗歌由下层百姓创作。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东莱】。
《鲁颂》《商颂》为什么都列在周代？
鲁国僭用天子的音乐已经很久了，于是有了颂，作为宗庙音乐。后来又自己作诗来赞美他们的君主，也称为颂。王肃又说：“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命，史克作了这些颂。”然而它们的体裁本是列国的风，而所歌颂的却是当时的事，又都含有先王礼乐教化的遗意。况且孔子是鲁国人，怎么能不收录呢？至于《商颂》，是正考父从周太师那里得到的，大概周代使用六代的音乐，所以周太师那里有。孔子是商人，是正考父的后代，又怎么能不保存呢？王者保留前两代王者的后裔，然而夏代的篇章因为杞国的文献不足，所以只有《商颂》而已。孔子既然收录了《鲁颂》，与三代王者的后裔并列，彰显作为后世君王的原则，让后人借鉴三代的成法。其法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是圣人的深意【山堂考索】。
《雅》不单独说周，《颂》却单独说周。
“周”大概是孔子加上去的。既然有《商颂》《鲁颂》，预先题上“周”来区别它们，所以知道这是孔子加上去的。
只有鲁僖公拥有颂。
颂这种体裁，不只是天子使用，诸侯的臣子，凡是用来歌颂他们国家的，也可以使用。僖公去世后，鲁国人陈述他的功德，向周王报告，周王命令鲁国能文的臣子作颂。他的君主比起其他诸侯，则勤俭；他的时代比起其他诸侯，则小康。这些事是臣子的愿心，而不是谄媚畏惧。这是孔子之所以选取并收录的原因【山堂考索】。
鲁国和宋国没有风。
先儒认为，当时的周王褒奖周公的后代，比作先代宋王之后，周王巡守述职时，不陈列他们的诗歌，道理或许如此。又有人说孔子有所忌讳而删去它们，但左氏所记载的当时列国大夫赋诗以及吴季札观周乐，都没有“曰鲁风”的说法，这种说法就不通了。又濮氏说：鲁国没有变风，不知道像《敝笱》《载驱》《猗嗟》等诗，孔子删改它们而系于齐国【山堂考索】。
诗篇名重复的有九篇。
《柏舟》【邶风：言仁人不遇】《柏舟》【鄘风：共姜自誓】
《谷风》【邶风：刺夫妇失道】《谷风》【小雅：朋友道绝】
《叔于田》【郑风：刺庄公】《大叔于田》【郑风：刺庄公】
《扬之水》【王风：刺平王】《扬之水》【郑风：闵无臣】《扬之水》【唐风：刺晋昭公】《羔裘》【郑风：刺朝】《羔裘》【唐风：刺时】《羔裘》【检大夫以道去其君】《甫田》【齐风：刺襄公】《甫田》【小雅：刺幽王】
《杕杜》【唐风：刺时】《有杕之杜》【唐风：刺晋武】《杕杜》【小雅：劳逆役】《无衣》【唐风：刺晋武公】《无衣》【秦风：刺用兵】
《白华》【小雅：孝子洁白】《白华》【小雅：刺幽王】
上述诗篇重名之中，邶风的《柏舟》，朱子认为是妇人不得于其夫之作；鄘风的《柏舟》则是妇人防夫而守义者。王风的《扬之水》，郑风的《扬之水》，都说“不流束楚，不流束薪”。至于两首《谷风》，一首刺夫妇失道，一首刺朋友道绝。三首《羔裘》，都言君大夫之辞。篇名相同的，其诗义大多相似。
似，何耶？项氏诗说云：“作诗者多用旧题而自述己意，如乐府家‘饮马长城窟’‘日出东南隅’之类，非真有取于马与日也，特取其音节而为诗耳【愚按：晦翁所谓变风变雅者，变用其腔调，即此意也】杨栁枝曲，每句皆足以“杨桞”；竹枝词，每句皆和以“竹枝”。初不于桞与竹取兴也。王国风以“扬之水，不流束薪”赋戍申之劳；郑国风以“扬之水，不流束薪”赋兄弟之鲜。作者本此二句以为逐章之引，而说诗者乃欲即二句以释戍役之情，见兄弟之义，不亦陋乎？审是则篇题之重复者，间冇谓而然也【如邶谷风之弃妻，小弁之放子，皆有“毋逝我梁”以下四语，此亦古之遗言】
译这是为什么呢？项氏《诗说》中说：“写诗的人常常沿用旧有的题目，却抒发自己的心意，就像乐府诗中的‘饮马长城窟’‘日出东南隅’等，并非真的有所取于马与日，只是借用它们的音节来作诗罢了【我按：朱熹所说的变风变雅，就是改变使用其腔调，正是这个意思】。《杨柳枝曲》，每句都以‘杨柳’起头；《竹枝词》，每句都附和以‘竹枝’。起初并不是从柳与竹那里寻求兴寄。《王风》用‘扬之水，不流束薪’来赋写戍守申地的辛劳；《郑风》用‘扬之水，不流束薪’来咏叹兄弟的疏远。作者原本是将这两句作为逐章的引子，而解说《诗经》的人却想就这两句来解释戍役的情怀、体现兄弟的情义，岂不是太浅陋了吗？审视这一点，那么篇题中那些重复的，偶尔是有原因才这样的【比如《邶风·谷风》中弃妇的哀怨，《小弁》中放逐之子的悲愤，都有‘毋逝我梁’以下的四句话，这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套语】
风雅之题，犹可即题以取义。至如颂题，酌诗无“酌”字，赉诗无“赉”字，般诗无“般”字，可也。
此皆大武乐章之本名，而诗人为之辞耳。必欲求义于名，决无可通之理。今古之乐，雅郑虽不同，然题自记其声，而词自述其意，题与辞不相干，至今然也。汉魏郊祀乐歌，如章和二年春之类，每代异辞，而题皆仍旧。自晋以后，始并歌其题以就辞义，然乐録犹曰：“此即章和二年所造之曲。”盖不如是，则声失其谱，将为何声哉？
序诗者，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以文、武、成王之诗为正雅，幽、厉为变雅，冇是理乎？
风雅古诗之体，或美或刺，辞有美恶，而体则一而已矣。谓二南多美，而列国多刺，则可矣。谓风有正变，则不可也。既谓之变风，而又以淇奥美衞武，缁衣美郑武，小戍美秦防之类，皆称其功德，何也？且谓变风变雅之作，由礼义废，政敎失，作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若郑衞二公之德，岂亦冇此乎？旣以政之小为小雅，政之大为大雅，而雅又冇变，何其说之多欤？今其序以小雅为刺幽王，大雅为刺厉王，犬戎之祸，西周以亡，则幽王之失犹为小乎？宣王中兴，南征北伐，而六月车攻之作，犹为政之小，则大者其谁当之？成王圣主，周公圣臣，而豳诗犹曰风之变，则其正者又谁当之？文中子亦以豳为变风，郑以六月至何草不黄为小雅之变，民劳至召旻为大雅之变。郑氏不足责也，以王通之才，而惑于诗序诗义，岂复存哉【林氏】
衞风次二南邶鄘先衞
二南乃正家之本，而邶诗首《柏舟》《緑衣》，皆以嫡妾易位，而终之以《新台》《二子乗舟》，则伦类之变极矣。鄘诗《柏舟》之次，则《墙有茨》之言，诚有不可道者。邶鄘儿二十七篇，而滛乱之诗大半。项安世曰：「诗首二南，次以邶鄘，衞乱生于祍席，二南之反也。然衞诗十篇，首之以衞武公《淇奥》之美，则异于邶鄘矣。其间仅有《氓》之蚩蚩，《有狐》绥绥，为刺淫之诗，此其所以居邶鄘之末。或谓衞兼邶鄘而灭人之国，圣人笔其罪以刑万世，次之二南，着善以明恶也。」晦翁谓邶鄘之入衞，不知始于何时。《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监叛，周公尽以其地封康叔，迁邶鄘之民于洛邑。」如志之言，则康叔之初已兼二国矣。此说恐是，而迁邶鄘之民，又与迁顽民之说合。知果以衞有兼国之罪，胡不首衞而反首邶鄘乎？泛其说于二南，无所系乎？独项氏之言为得其防矣。
豳诗次国风先二雅
孔氏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尊一国，故次于众国之后，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诸国之例也。」林曰：「凡诗之体，土风之谓风，朝廷之诗谓之雅，宗庙祝颂之诗谓之颂。诸诗各具一体，故皆以先后为次。惟豳兼有风雅之志，以为风，则其辞作于朝，系于政事；以为雅，则又记土风焉。故列于风雅之闲，明其不纯于风，而又不可以为雅也。」项平庵曰：「乱极而思治，则必有救乱者出焉，故次之以豳。豳，周公救乱之诗也。救乱则反之正矣，故以豳为变之终，雅之始云。」
周颂章句
周颂章句与风雅之体不同，其音不必恊，其句不必齐，其章亦不可分也。盖尝攷之，《乐记》曰：“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此正谓周颂也。按《古乐録》有辞有声，倡者举辞，和者举声。一倡而三叹，则和声之最多者也。今其三和之谱不存，而一倡之辞独载，此其所以寂寥简短，聱牙龃龉而不可易知欤？
商颂章句
那与烈祖二诗皆五章章四句以韵考之可见独第五章各加顾予烝尝汤孙之将二句以为乱辞据他诗例当称五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何不可者而必欲准之周颂以为一章则失之牵合矣国语称那之末章为其辑之乱则元非一章明甚又长发殷武皆明着章数不应一颂自为二体也▯鸟一章亦当分四章章皆五句独第三一章七句此诗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发辞正与文王下武等诗相类此皆其分章处也要之商鲁二颂自与周颂不同其辞
译《风》《雅》的标题，还可以就标题来取义。至于《颂》的标题，如《酌》诗中没有“酌”字，《赉》诗中没有“赉”字，《般》诗中没有“般”字，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些都是《大武》乐章的本名，而诗人只是为它们作了歌词罢了。如果一定要从标题中寻求意义，绝对没有讲得通的道理。古今的音乐，雅乐和郑声虽然不同，但标题只记录它的声调，而歌词只叙述它的意思，标题与歌词互不相干，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汉魏郊祀乐歌，如《章和二年春》之类，每个朝代歌词不同，而标题都依旧。自晋代以后，才开始连标题一起歌唱以配合歌词的意义，然而乐谱记载还说：“这就是章和二年所创作的曲子。”大概如果不这样，那么声调就失去了谱系，将是什么声调呢？
编订《诗经》的人，把《周南》《召南》作为正风，把十三国的诗作为变风，把文王、武王、成王的诗作为正雅，把幽王、厉王的诗作为变雅，有这样的道理吗？
《风》《雅》古诗的体裁，有的赞美，有的讽刺，辞藻有美有恶，但体裁只有一种罢了。说《二南》多赞美，而列国多讽刺，是可以的。说《风》有正变之分，则是不可以的。既然称为变风，却又把《淇奥》赞美卫武公、《缁衣》赞美郑武公、《小戎》赞美秦防等篇，都称颂他们的功德，这是为什么呢？况且说变风变雅的作品，是由于礼义废弛，政教失当，作者哀伤人伦的废坏，哀叹刑政的苛酷。如果郑、卫二公的德行，难道也有这种情况吗？既然以政事的小作为小雅，政事的大作为大雅，而雅又有变，为什么说法这么多呢？现在《诗序》以小雅为讽刺幽王，大雅为讽刺厉王，犬戎之祸，西周因此灭亡，那么幽王的过失还算小吗？宣王中兴，南征北伐，而《六月》《车攻》的创作，还算是政事的小，那么大的政事又有谁来担当呢？成王是圣主，周公是圣臣，而《豳风》还说它是风的变体，那么正风又有谁来担当呢？文中子也把《豳风》作为变风，郑玄以《六月》到《何草不黄》为小雅的变，以《民劳》到《召旻》为大雅的变。郑玄不值得责备，以王通的才学，却被《诗序》诗义所迷惑，难道还能存在吗【林氏】
《卫风》排在《二南》之后，《邶风》《鄘风》排在《卫风》之前
《二南》是端正家庭的根本，而《邶风》首篇《柏舟》《绿衣》，都是因嫡妾易位，而最后以《新台》《二子乘舟》结束，那么伦理纲常的变故就达到了极点。《鄘风》在《柏舟》之后，就是《墙有茨》所说的话，确实有不可言说的地方。《邶风》《鄘风》共二十七篇，而淫乱之诗占了一大半。项安世说：“《诗经》首列《二南》，接着是《邶风》《鄘风》，卫国的动乱产生于床席之间，是《二南》的反面。然而《卫风》十篇，以卫武公《淇奥》的赞美开头，这就不同于《邶风》《鄘风》了。其中仅有《氓》的痴愚，《有狐》的缓缓，是讽刺淫乱的诗，这就是它排在《邶风》《鄘风》之后的原因。有人说卫国兼并了《邶风》《鄘风》而灭人国家，圣人记下它的罪行以惩戒万世，排在《二南》之后，彰显善行以明辨恶行。”朱熹说《邶风》《鄘风》并入卫国，不知始于何时。《地理志》说：“武王去世，三监叛乱，周公把他们的土地全部封给康叔，把《邶风》《鄘风》的百姓迁到洛邑。”如果按照《地理志》的说法，那么康叔起初就已经兼并了两个国家了。这个说法恐怕是对的，而迁移《邶风》《鄘风》百姓，又与迁移顽民的说法相合。如果确实因为卫国有兼并他国的罪行，为什么不把《卫风》排在首位反而把《邶风》《鄘风》排在首位呢？泛泛地谈论《二南》，没有关联吗？只有项氏的话才把握住了界限。
《豳风》排在国风之后，《二雅》之前
孔颖达说：“《豳风》是周公的事迹，想要尊崇周公，让他尊如一国，所以排在众国之后，小雅之前。想要兼顾上下之美，不是其他各国的惯例。”林氏说：“凡是诗的体裁，地方风俗称为风，朝廷的诗称为雅，宗庙祝颂的诗称为颂。各种诗各自具有一种体裁，所以都按先后顺序排列。只有《豳风》兼具风和雅的旨意，如果把它作为风，那么它的辞藻作于朝廷，关联政事；如果把它作为雅，那么它又记录地方风俗。所以列在风雅之间，表明它不纯粹是风，而又不可以作为雅。”项平庵说：“动乱到了极点而思求治理，那么必然会有救乱的人出现，所以接着排列《豳风》。《豳风》是周公救乱的诗。救乱就回归到正道了，所以把《豳风》作为变的终结，雅的开端。”
《周颂》的章句
《周颂》的章句与《风》《雅》的体裁不同，它的音韵不必和谐，它的句子不必整齐，它的章节也不可以分开。我曾经考证过，《乐记》说：“《清庙》之歌，一人领唱而三人叹和，有遗音啊。”这正是说《周颂》。查《古乐录》有辞有声，领唱者举出辞藻，和唱者发出声音。一人领唱而三人叹和，那么和声是最多的。现在那三次和唱的谱系不存在了，而一次领唱的辞藻单独记载，这就是它之所以寂寥简短，拗口难懂而不可轻易理解的原因吗？
《商颂》的章句
《那》与《烈祖》两首诗都是五章，每章四句，从韵脚考察可以看出来。唯独第五章各加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两句作为乱辞。根据其他诗的体例，应当称为五章四句，一章六句，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一定要依据《周颂》作为一章，那就失之牵强附会了。《国语》称《那》的末章为它的乱辞，那么原本不是一章非常明显。又《长发》《殷武》都明确标出章数，不应该一个颂自为两种体裁。《玄鸟》一章也应当分为四章，每章都是五句，唯独第三章七句。这首诗每章的开头都承接上一章的末字发辞，正与《文王》《下武》等诗相类似。这些都是它分章的地方。总之，《商颂》《鲁颂》自然与《周颂》不同，它的辞藻
辟廱之乐何以见于灵台
灵台乃望氛祲、察灾祥之所，与学校自不相关。而王在灵囿、灵沼，乃云作乐于辟雍之学，是以辟雍勦入之前贤，固尝疑之矣。郑▯注云：「文王作灵台而知人之归附，作灵沼、灵囿而知鸟兽之得其所以为声音之道与政通，故合乐而详之。」东莱吕氏云：「前二章乐文王有台池、鸟兽之乐，后二章乐文王有钟鼓之乐，皆述民乐之词。」此说与孟子之言合，则为得之矣。况灵台与辟雍皆在长安西北四十里，故合而言之。然灵台与辟雍自异，辟雍之乐无预乎灵台，但緫言其民乐之耳。
执竞一诗兼及三庙
或谓一诗而用之三庙为可疑者，以之合祭则四庙又阙，用之三庙则曷为而可同？愚谓以诸颂例，《之后稷》《大王》《文武》《成王》皆各有颂，独《赉》之一诗以为颂文武之功。然《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三章，则为武王之颂明矣。疑不得为兼颂成康也。然如《天作》之诗，本祭大王而下及文王，又及其子孙；《吴天》冇成命，本祀成王，而其辞又上及文武二后；《赉》亦武王之颂，而其辞又上及文王。徃徃上则推本其先，下则期美于后。今《执竞》之诗，朱子断以为昭王以后，岂非祀康王之诗乎？盖所谓“执竞武王”者，亦推本而言。若祀成王而上及文武，若曰“不显成康”，则亦父子连文之辞。夫如是，则文武成康之各有诗，而《执竞》之兼用于三庙者，决不然也。
豳七月诗何以始于七月
七月流火，为一篇之始者，此诗大扺终始惟言衣与食两事而已。故一歳之中，独于三阴之月暑退将寒之时而言衣褐，于建寅之正月农事将兴而言修田器。凡衣食之谋，各因其时而言，且皆预为之备也。或曰：然则当先言农事，而后及乎女工？殊不知豳土多寒，若三之日纳冰于凌阴，则正月犹未解冻，宜其衣褐为急，故篇首三章皆以七月流火言之。至于又言七月鸣鵙，八月载绩，则鵙鸣而阴盛，故思为绩缉之工，皆拳拳乎七月也。
我将之诗大享五帝而用羊
诗云：「我将我享，维羊维牛。」防祀文王于明堂，大享五帝，文武也。然礼称郊用特牲，祭统云：「燔柴于泰坛，祭天用骍犊。」则明堂祭天止当用特牛矣，而得冇羊者，何哉？夫祭天以物，莫称焉，贵诚用犊。若其配之人，则无莫称之义，自当用太牢也【牛羊豖】盖配者与天异馔，明其当用太牢。此祀有文武为配，于礼得用羊也。愚按：防文言得用太牢为是，言文武俱配，则非所引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三礼辨云：周人之礼，郊以祖配，而宗文武二王。记谓祖文王而宗武王者，误也。谓文武并配五帝，则又未考。我将之诗，止言文王也。郑实甚误矣。后稷配天，文王配帝，礼无二主，岂冇武王兼配哉【防引夏官羊人云：「衅积共具羊牲者，乃祀司命、司中之等，不可例以祭天言之】
汉儒谓清庙与明堂同制，安知清庙非明堂，而独以「我将」为明堂之祀乎？且明堂冇九室、五室之说之异，主于祀五帝，则何以有九室？若以为复祀吴天上帝，则九室亦尚有余。且祀文王于明堂，则文王与帝位当何如也？夫谓明堂、清庙、路寝同制者，周书之说，而郑氏注礼用之，蔡邕和之，王肃诸儒已尝议其非矣。明堂九室、五室之异，则《考工记》、《月令》皆五室，《大戴》《盛德》篇九室，以图考之，则若井田之制，緫之为一室，谓之太庙，中为太室，分为五室，五室之外并虚处四闼，数之则为九室也。合《考工记》与《月令》《大戴》篇，其实一也。五室本以祀五帝，《月令》季秋大享帝止，遍祭五帝而已。唐干封二年诏曰：「晋代鸿儒，或同吴天于五帝，则自晋以来始失其义。」成均助敎孔▯成曰：「《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夫吴天上帝，天之緫名，后稷旣已配天，则文王无复配天之理矣。」若宋儒唐仲友云：「谓明堂独祀五帝而不及天，不知『我将』之诗者也；谓明堂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经》者也。」《诗》言
译辟雍的音乐为何会出现在灵台？
灵台是观察云气、考察灾异祥瑞的地方，与学校本来不相关。而周王在灵囿、灵沼，却说在辟雍的学校作乐，因此将辟雍强行纳入前贤的论述中，前人对此本来就有怀疑。郑玄注说：“文王建造灵台，知道人心归附；建造灵沼、灵囿，知道鸟兽各得其所，因此音乐之道与政治相通，所以合奏音乐并详细阐述。”东莱吕氏说：“前两章说文王有台池、鸟兽之乐，后两章说文王有钟鼓之乐，都是叙述百姓喜悦的言辞。”这种说法与孟子的言论相合，算是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况且灵台与辟雍都在长安西北四十里处，所以合并在一起说。然而灵台与辟雍本来不同，辟雍的音乐与灵台无关，只是总说百姓喜悦罢了。
《执竞》这首诗兼用于三座宗庙
有人怀疑一首诗用于三座宗庙，因为如果用于合祭，那么四座宗庙又缺失了；如果用于三座宗庙，为何可以相同？我认为根据各篇颂诗的体例，《后稷》《大王》《文武》《成王》都有各自的颂诗，唯独《赉》这一首诗用来颂扬文武之功。然而《春秋左传》认为这是《大武》乐的第三章，那么它是武王的颂诗就很明确了。怀疑它不能兼颂成王和康王。然而像《天作》这首诗，本是祭祀大王而下及文王，又涉及他们的子孙；《昊天有成命》，本是祭祀成王，但其辞又上及文武二王；《赉》也是武王的颂诗，但其辞又上及文王。往往向上追溯本源，向下期望赞美后代。如今《执竞》这首诗，朱熹断定它是昭王以后的作品，难道不是祭祀康王的诗吗？大概所谓“执竞武王”，也是追溯本源而言。如果祭祀成王而上及文武，如果说“不显成康”，那也是父子连称的辞语。像这样，文武成康各有自己的诗，而《执竞》兼用于三座宗庙的说法，绝对是不对的。
《豳风·七月》这首诗为何从七月开始
七月火星西移，作为全篇的开头，这首诗大体从头到尾只说穿衣和吃饭两件事。所以一年之中，唯独在三阴之月暑气消退将寒之时说穿粗布衣，在建寅之正月农事将兴之时说修理农具。凡是衣食的谋划，都根据时节来说，而且都是提前做准备。有人说：那么应当先说农事，而后才说女工？殊不知豳地寒冷，如果在三之日将冰存入冰窖，那么正月还未解冻，适宜以穿衣为急，所以篇首三章都以七月火星西移来说。至于又说七月伯劳鸟鸣叫，八月开始绩麻，那么伯劳鸟鸣叫而阴气盛，所以想着做绩麻纺织的工活，都紧紧关联着七月。
《我将》这首诗大享五帝而用羊
《诗经》说：“我将献祭，有羊有牛。”在明堂祭祀文王，大享五帝，是祭祀文武二王。然而礼制称郊祀用特牲，《祭统》说：“在泰坛焚烧柴火，祭天用红色小牛。”那么明堂祭天只应当用特牛了，而能有羊，为什么呢？祭天用的祭品，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贵在诚心用小牛。至于配享的人，就没有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说法，自然应当用太牢【牛、羊、猪】。大概配享者与天的祭品不同，明确表明应当用太牢。这次祭祀有文武二王配享，按礼制可以用羊。我认为：郑玄说可以用太牢是对的，说文武都配享，那么就不是所引用的《祭法》中祖文王而宗武王。《三礼辨》说：周人的礼制，郊祀以祖配天，而宗祀文武二王。《礼记》说祖文王而宗武王，是错误的。说文武并配五帝，又是没有考证。《我将》这首诗，只说文王。郑玄确实很错误。后稷配天，文王配帝，礼仪没有两个主祭，难道有武王兼配吗【郑玄引用《夏官·羊人》说：“衅积共具羊牲者，是祭祀司命、司中等，不能类推到祭天来说”】
汉儒说清庙与明堂制度相同，怎么知道清庙不是明堂，而唯独把“我将”作为明堂的祭祀呢？况且明堂有九室、五室说法的不同，主于祭祀五帝，那么为何有九室？如果认为是复祀昊天上帝，那么九室也还有剩余。况且在明堂祭祀文王，那么文王与帝位应当如何安排呢？说明堂、清庙、路寝制度相同，是《周书》的说法，而郑玄注礼采用它，蔡邕附和它，王肃等儒者已经曾经议论它的错误了。明堂九室、五室的不同，那么《考工记》、《月令》都是五室，《大戴礼记·盛德》篇是九室，用图来考证，那么像井田的制度，总括为一室，称为太庙，中间为太室，分为五室，五室之外并列虚处四门，数起来就是九室。合并《考工记》与《月令》《大戴礼记》篇，其实是一样的。五室本来用来祭祀五帝，《月令》季秋大享帝，只是遍祭五帝而已。唐干封二年诏书说：“晋代大儒，有的将昊天等同于五帝，那么自晋以来开始失去其本义。”成均助教孔成说：“《孝经》说‘严父莫大于配天’，明确配享尊大的天，昊天就是。昊天上帝，是天的总名，后稷已经配天，那么文王没有再配天的道理了。”如果宋儒唐仲友说：“说明堂只祭祀五帝而不涉及天，是不懂《我将》这首诗的人；说明堂祭祀五帝而不涉及昊天，是不懂《孝经》的人。”《诗经》说
天，《孝经》言上帝，则祀昊天明矣。谓五帝各设于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则昊天祀于何室？其实祀吴天于太室，而黄位配焉。愚切详仲友之言，盖亦狃于晋儒之说者。孔頴达云：「五方之帝即上帝也。」今岂可谓五帝非上帝，而必以昊天上帝当之？唐仲友谓昊天祀于太室，而以黄位配，则五帝岂得为专祀乎？文王与帝之位，考于《诗》之注防则无其说；《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注防但云「侑坐而食」。惟《通典》大享明堂礼载汉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光武配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隋开皇十三年祀五方上帝，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吴之南。愚按五天帝，则木、火、土、金、水之精也；五人帝则为太吴配木，神农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颛顼配水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而隋唐之祖皆在青帝太吴之南，而西面则少却于人帝，故谓侑坐而食。以此言之，周人于明堂之位，虽不可得而详，大意当亦若此也。
译天，《孝经》中称上帝，那么祭祀昊天上帝是显而易见的。认为五帝各自设在堂上，这是不了解昊天上帝的人。五帝各自居于其方位，那么昊天上帝祭祀在哪个室呢？实际上是在太室祭祀昊天，而黄帝配享。我仔细推究唐仲友的话，大概也是拘泥于晋代儒者的说法。孔颖达说：“五方之帝就是上帝。”现在难道可以说五帝不是上帝，而一定要用昊天上帝来对应吗？唐仲友说昊天在太室祭祀，而以黄帝配享，那么五帝难道能成为专祀吗？文王与帝的位置，考证《诗经》的注疏则没有这种说法；《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注疏只说“陪坐而食”。只有《通典》大享明堂礼记载汉永平二年祭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位在青帝之南，稍退向西面。隋开皇十三年祭祀五方上帝，人帝各自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之南。我认为五天帝，就是木、火、土、金、水的精气；五人帝则是太昊配木，神农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这五人，帝各自在天帝之左，而隋唐的祖先都在青帝太昊之南，向西面则稍退于人帝，所以说陪坐而食。由此说来，周人在明堂的位置，虽然不能详细得知，大意应当也是如此。
不曰周黍离而曰王黍离
王国风，次衞。衞有狄人之难，未几复振。周有犬戎之祸，遂致陵夷。王之次衞，其以此欤？苏氏曰：其风及其竟内，而不能及天下，与诸侯比然。其王号未替，故不曰周黍离，而曰王黍离云。
鲁颂与商周之颂不同
鲁颂，三颂之中，周颂、商颂皆用以告神明，而鲁颂乃以为善颂、善祷，后世文人献颂，特效鲁耳，非商周之旧也。
殷武奋伐荆楚。旧注：荆楚，荆州之楚国也。防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绎为楚子。若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愚按：史《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髙阳，故《离骚》云：「朕髙阳之苗裔兮」。至重黎为髙辛火正，谓之祝融。其后有陆终生六子，其长曰昆吾，三曰彭祖。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即彭籛铿】颛顼之▯孙，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徃流沙之西，非寿终也。殷之时，彭祖殷之末世灭其国，以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有鬻熊子事文王，其曽孙熊绎当成王之时，封于楚。今考殷之所伐荆楚，即昆吾是也。前《诗》言「韦顾旣伐，昆吾」，夏桀盖可证矣。且《殷武》之诗，盖谓髙宗也。《易》云：「髙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者，按《史索隐》云：陆终娶鬼方之妹，则鬼方者乃荆楚之党恶也。以是证之，尤为可信。据昭公十二年传：「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此时属郑，故云「郑人贪赖其旧而不我与」。又哀卜七年传：「衞侯梦见人登是吾之观，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在濮阳城中，则昆吾居此二处，未知孰为先后。殷之所伐，亦此二处也。
先儒谓克淮夷之事，春秋皆不载，此特颂祷之词。然详考《泮水》诗中，始曰「屈此羣丑，淮夷攸服」，旣克淮夷，淮夷卒获。憬彼淮夷，来献其琛。《閟宫》之诗，又曰「淮夷蛮貊，莫不率从」。言之而屡言，不应屡以此虚辞以为颂祷也。因考《书》之《费誓》，始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是淮夷、徐戎同为一党者也。而其终独言「甲戌，我惟征徐戎」，则征徐者，所以披淮夷之党也。《春秋》僖公十五年经「楚人伐徐」，鲁大夫公孙敖帅师及诸侯大夫救徐。传云：「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秋伐厉【伐楚与国】以救徐也。十六年夏救徐还，十二月，公与齐侯防诸侯于淮，谋鄫。注：鄫为淮夷所病，诸侯为鄫筑城。详此，则徐即诸夏，固已亲鲁矣。徐既亲鲁，鲁又以师救之。徐戎、淮夷同一体，今诸侯防淮，则淮夷攸服，又可知矣。以是考之，则诗皆实事，而非空言也。
武桓赉三篇《春秋传》以为大武诗，谓武为大武之首章，桓为六章，赉为三章。据传言，则大武一诗阙矣。今颂之篇次与传言不同，然《诗》《颂》凡三十一篇，皆止一章而无叠章，何独大武有六章之分欤？且又以为武王所作，是欤？非欤？
武之诗，朱子谓篇内已有“嗣武受之”，盖有武王之諡，则不得为武王之诗，明矣。桓为大武之六章，则序以为讲武类祃之诗，而篇内亦有“桓桓武王”，则不可以为武王之时所作。至赉之诗，以为大武之三章，此盖颂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则左传所分三章，固不可信。谓武王克商而作颂者，亦非也。楚庄引诗，乃楚乐歌之次第，在宣公十二年。正乐记所谓有司失其传也。夫子在哀公十二年始正乐，而雅颂各得其所，故今诗与之不同。
诗经疑问附编
译不说《周·黍离》而说《王·黍离》
《王风》排在《卫风》之后。卫国遭遇狄人的灾难，不久便重新振兴。周王室遭遇犬戎的祸患，于是导致衰败。《王风》排在《卫风》之后，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苏氏说：它的教化影响到其境内，而不能遍及天下，与诸侯相比是一样的。因为它的王号尚未废弃，所以不说《周·黍离》，而说《王·黍离》。
《鲁颂》与《商颂》《周颂》不同
《鲁颂》，在“三颂”之中，《周颂》、《商颂》都用来告祭神明，而《鲁颂》却是用来赞美和祈祷的，后世文人进献颂文，特别效仿《鲁颂》，这不是《商颂》《周颂》的旧例。
《殷武》篇说奋起征伐荆楚。旧注说：荆楚，就是荆州地区的楚国。程子曰：周朝拥有天下，才开始封熊绎为楚子。如果是武丁的时代，不知道楚国的君主是谁。我认为：《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国的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所以《离骚》说：“我是高阳的后裔啊”。到了重黎担任高辛氏的火正，称为祝融。他的后代有陆终生下六个儿子，长子叫昆吾，第三个叫彭祖。昆吾氏，在夏朝时曾经做过侯伯，夏桀时汤灭掉了它。彭祖氏【即彭铿】是颛顼的玄孙，活了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前往流沙以西，并非寿终正寝。在殷朝时，彭祖在殷朝末世被灭掉国家，此后势力衰微，有的在中国，有的在蛮夷之地，无法记载其世系。周文王时，有鬻熊的儿子侍奉文王，他的曾孙熊绎在成王时，被封于楚国。现在考证殷朝所征伐的荆楚，就是昆吾。前面的《诗》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的事可以证明。况且《殷武》这首诗，大概是说高宗的。《易经》说：“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按《史记索隐》说：陆终娶了鬼方的妹妹，那么鬼方就是荆楚的党羽恶人。以此证明，尤其可信。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记载：“楚子说：从前我的皇祖伯父昆吾”，旧说此时属于郑国，所以说“郑国人贪图依赖其旧情而不给我”。又《左传》哀公七年的记载：“卫侯梦见有人登上我的台观，面向北喧哗说：登！”这昆吾的废墟在濮阳城中，那么昆吾居住在这两处，不知道哪处先后。殷朝所征伐的，也是这两处。
先儒认为攻克淮夷的事，《春秋》都没有记载，这不过是颂祷之词。然而详细考证《泮水》诗中，起初说“屈辱这些群丑，淮夷所服从”，既然攻克了淮夷，淮夷最终被俘获。“远在那里的淮夷，来进献他们的珍宝”。《閟宫》的诗，又说“淮夷蛮貊，没有不顺从的”。说了又多次说，不应该屡次用这些虚词作为颂祷。于是考证《尚书》的《费誓》，起初说“前往这里淮夷，徐戎一同兴起”，这是淮夷、徐戎同为一党。而最后只说“甲戌日，我只征伐徐戎”，那么征伐徐戎，是为了瓦解淮夷的党羽。《春秋》僖公十五年经文“楚人伐徐”，鲁国大夫公孙敖率领军队及诸侯大夫救徐。传文说：“春天，楚人伐徐，因为徐国属于诸夏的缘故。”秋天伐厉【伐楚的盟国】以救徐。十六年夏天救徐回国，十二月，鲁公与齐侯在淮地会合诸侯，谋划鄫地。注：鄫地被淮夷所困扰，诸侯为鄫地筑城。详细考察这些，那么徐国属于诸夏，本来就已经亲近鲁国了。徐国既然亲近鲁国，鲁国又出兵救它。徐戎、淮夷同为一体，现在诸侯在淮地会合，那么淮夷所服从，也就可知了。以此考证，那么《诗》都是实事，而不是空话。
《武》《桓》《赉》三篇，《春秋传》认为是《大武》诗，说《武》是《大武》的首章，《桓》是第六章，《赉》是第三章。根据传文，那么《大武》这一首诗就缺失了。现在《颂》的篇次与传文不同，然而《诗》《颂》共三十一篇，都只有一章而没有叠章，为什么唯独《大武》有六章之分呢？况且又认为是武王所作，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武》这首诗，朱子认为篇内已有“嗣武受之”，大概有武王的谥号，那么就不能是武王的诗，很明显了。《桓》是《大武》的第六章，那么《序》认为是讲武类祃的诗，而篇内也有“桓桓武王”，那么不可以是武王时所作。至于《赉》这首诗，认为是《大武》的第三章，这大概是颂扬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那么《左传》所分的三章，本来不可信。说武王克商而作颂的，也不对。楚庄王引诗，乃是楚乐歌的次第，在宣公十二年。正是《乐记》所说的有司失其传。孔子在哀公十二年才正乐，而雅颂各得其所，所以现在的《诗》与之不同。
诗经疑问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