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艮第四十
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凊逸志先生之墓，叙所着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祁宽居之云。传者见其如此，遂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不复厘正。使先生立象尽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骤读通书者，亦复不知有所总摄。此则诸本皆失之。而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如理性命章之类。又诸本附载铭、碣、诗、文，事多重复。亦或不能有所发明于先生之道，以幸学者。
译命令等章，以及程颐所写的李仲通铭文、程邵公墓志铭、颜子好学论等篇章，就可以看到了。所以潘凊逸为先生撰写墓志铭，叙述先生所著的书，特别把作《太极图》列为首要。那么此图应当作为全书的篇首，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先生既然亲手把它传授给二程，因此附在书后。这是祁宽居住时所说的话。传抄的人看到它这样，于是错误地把图当作书的最后一章，不再加以厘正。致使先生立象以尽意的微妙旨意，隐晦而不明朗。而仓促阅读《通书》的人，也再次不知道有所统领概括。这是各种版本都有的失误。而长沙版《通书》依据胡氏所传的篇章，不再是原本的次序，又删去分章的标题，而另外加上“周子曰”字样，对于书的大义虽然似乎没有妨害，然而终究不是先生的原貌，也有删去标题后便无法理解的地方。比如《理性命》章之类。又各种版本附载的铭文、碑碣、诗、文，内容多有重复。也有的不能对先生的道有所阐发，以利于学者。
故今特据潘志置图篇端，以为先生之精意，则可以通乎书之说矣。至于书之分章定次，亦皆复其旧贯。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合为一篇，以便观者。盖世所传先生之书、言行具此矣。
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而易说独不可见，向见友人多蓄异书，自谓有传本，亟取而观焉，则浅陋可笑。皆舍法时举子葺缀绪余，与图说、通书绝不相似，不问可知其伪。独不知世复有能得其真者与否？以图、书推之，知其所发当极精要，微言湮没，甚可惜也！
熹又尝读朱内翰震进易说表，谓此图之传，自陈搏、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谓先生非止为种、穆之学者，“此特其学之一师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学之妙，不出此图，以为得之于人，则决非种、穆所及；以为“非其至者”，则先生之学，又何以加于此图哉？是以尝窃疑之。及得志文考之，然后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公盖皆未见此志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论通书之指曰：“人见其书之约，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见其文之质，而不知其义之精也；，见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长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子之学，则知此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此则不可易之至论，读是书者所宜知也。因复掇取以系于后云。干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谨书。
再定太极通书后序南康本
朱熹
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通书四十章，世传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缮写。熹按先生之书，近岁以来，其传既益广矣，然皆不能无谬误。唯长沙建安板本为庶几焉！而犹颇有所未尽也。
盖先生之学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备于太极之一图。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为尤着。程氏之书，亦皆袓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故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叙其所着之书，特以作太极图为首称，而后乃以易说、易通系之，其知此矣。按汉上朱震子发，言陈抟以太极圚传种放，放传穆脩，脩传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则以为种、穆之传，特先生“所学之一师，而非其至者”。武当祈宽居之又谓图象乃先生指画以语二程，而未尝有所为书。此盖皆未见潘志而言。若胡氏之说，则又未考乎先生之学之奥，始卒不外乎此图也。先生易说久已不传于世，向见两本，皆非是。其一卦说，乃陈忠肃公所着；其一系词说，又皆佛、老陈腐之谈。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犹狙公之罔众狙也。”观此则其决非先生所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书。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骤而语夫通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
长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书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后辄颇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旧。若理性命章之类，则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晓。其所附见铭、碣、诗、文，视他本则详矣，然亦或不能有以发明于先生之道，而徒为重复。
故建安本特据潘志置图篇端，而书之序次名章，亦复其旧。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奸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志云：“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为郑夫人志：乃为“水啮其墓而改葬。”若此之类，皆从潘志。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见用，奋发感厉。”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载先生称颂新政，反覆数十言，恐亦非实。若此之类，今皆削去。至于道学之微，有诸君子
译因此，现在特意依据潘公的墓志铭，将太极图置于篇首，这样先生的精微意旨，就可以与《易》的解说相通了。至于《通书》的分章定序，也都恢复其原有的编排。并且选取潘公以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载的先生行事实录，删去重复之处，合并为一篇，以便读者阅览。大概世间所流传的先生著作与言行，都在这里了。
潘公所说的《易通》，怀疑就是《通书》。而《易说》却独自无法见到，先前见朋友多收藏异书，自称有传本，急忙拿来观看，却浅陋可笑。都是舍弃法度、迎合时俗的举子拼凑的残余，与图说、《通书》绝不相像，不用问就知道是伪作。只是不知道世间是否还有能得其真本的人？以图、书推论，知道他所阐发的应当极其精要，微言大义被埋没，非常可惜啊！
我又曾读朱内翰震进献《易说》的表，说此图的流传，是从陈抟、种放、穆修而来的。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说先生不只是种放、穆修的学者，“这仅仅是他求学的一位老师罢了，并非他学问的最高境界”。以先生学问的妙处，不出于此图，如果认为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那么决不是种放、穆修所能企及的；如果认为“并非最高境界”，那么先生的学问，又凭什么超越此图呢？因此我曾经私下怀疑。等到得到墓志铭考证后，才知道这果然是先生自己所作，而不是从别人那里接受的。潘公大概都没有见到此墓志铭才那样说的。然而胡公所论述《通书》的宗旨说：“人们见到他书的简约，却不知道他道的广大；见到他文的质朴，却不知道他义的精微；见到他言的平淡，却不知道他味的悠长。有人真正能树立伊尹的志向，修习颜回的学问，就知道此书的话包含至大的道理，而圣人的事业是无穷的。”这是不可更改的至理名言，读此书的人应当知道。因此再次摘取这些话附在后面。干道己丑年六月戊申日，新安朱熹恭敬书写。
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南康本
朱熹
右边是周子的《太极图》并解说一篇，《通书》四十章，世间流传的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我所汇集编排的，都已经校订，可以抄写。我考察先生的著作，近年来，其流传既更加广泛了，然而都不能没有谬误。只有长沙、建安刻本差不多接近正确！但还颇有一些未尽善之处。
大概先生学问的深奥，可以用形象告知的，没有比《太极》一图更完备的了。至于《通书》的话，大概都是为了阐发其内涵，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尤其显著。程氏的书，也都祖述他的意思，而李仲通的铭文、程邵公的墓志、《颜子好学论》等篇，有时甚至连同他的话一起道来。所以清逸潘公为先生作墓志，叙述他所著的书籍，特别以作《太极图》为首称，然后才以《易说》、《易通》附系其后，他是知道这一点的。查考汉上朱震子发，说陈抟以《太极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则认为种放、穆修的传授，仅仅是先生“求学的一位老师，而不是最高境界”。武当祈宽居之又说图象是先生指点画给二程的，而没有写成书。这大概都是没有见到潘公墓志铭而说的。至于胡氏的说法，则是没有考察先生学问的深奥，始终不外乎此图。先生的《易说》久已不流传于世，先前见到两个本子，都不是正确的。一个是卦说，是陈忠肃公所著；一个是系辞说，又都是佛、老陈腐的谈论。其中浅陋可笑的话，如说：“《易》涵盖天下的道理，就像养猴人欺骗众猴一样。”看这个就知道决不是先生所作。《易通》怀疑就是《通书》。大概《易说》是依据经文来解释义理，这则是通论其大旨、而不依附于经文的。只是不知道它离开《易》而成为现在的名字，始于何时罢了。然而各本都附在《通书》之后，而读者于是误以为是书的最后一章。致使先生立象的微旨，昏暗而不明；突然谈论《通书》的人，也不知道其纲领在于这里。
长沙本既然来不及有所订正，而《通书》却依据胡氏所定的章次，先后颇有一些移动更改，又刊去章目，而另外加上“周子曰”字样，都不是先生的原貌。像《理性命》章之类，一旦去掉章目，就完全不可理解。其所附见的铭、碣、诗、文，比起其他本子则详细了，然而也不能有所阐发于先生的道，而只是重复。
所以建安本特意依据潘公墓志铭将图置于篇首，而书的序次名章，也恢复其旧貌。又依据潘公墓志铭以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载的先生行事实录，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并为事状一篇。其中大的方面，如蒲公碣文说：“铲除奸邪弊政，像快刀健斧。”而潘公墓志说：“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蒲公碣文只说，“母亲未葬”；而潘公所作的郑夫人墓志：却是“水侵蚀其墓而改葬。”像这类情况，都遵从潘公墓志。而蒲公碣文又说：“慷慨想要有所施展，以显现于世。”又说：“更加思慕以奇特自名。”又说：“朝廷破格任用，奋发感励。”都不是了解先生的话。又记载先生称颂新政，反复数十言，恐怕也不是事实。像这类情况，现在都削去。至于道学的微妙，有诸君子
所不及知者，则又一以程氏及其门人之言为正。以为先生之书之言之行，于此亦略可见矣。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又得何君营道诗序，及诸尝游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状所叙濂溪命名之说，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见遗事篇内。又按濂溪广汉张栻所跋先生手帖，据先生家谱云：濂溪隐居在营道县荣乐乡钟贵里石塘桥西，濂盖溪之旧名。先生寓之庐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邹敷为熹言：“尝至其处，溪之源委自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别自号为楼田。而濂之为字，则疑其出于唐刺史元结七泉之遗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桥，见于陈令举庐山记。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旧编，而知笔削之际，亦有当录而误遗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见先生于合州，“相语三日夜，退而叹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时事曰：“公时甚少，王色金声，从容和毅，一府尽倾”之语。蒲碣又称其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亦足以证其前所谓“以奇自见”等语之谬。又读张忠定公语而知所论希夷、种、穆之传，亦有未尽其曲折者。按：张忠定公尝从希夷学。而其论公事之有阴阳，颇与图说意合。窃疑是说之传，固有端绪。至于先生然后得之于心，而天地万物之理，钜细幽明，高下精粗，无所不贯，于是始为此图，以发其秘尔！尝欲别加是正，以补其阙，而病未能也。
译对于我所不了解的地方，便以程氏及其门人的言论作为标准。由此可以看出，先生的著作、言论和行事，在这里也大致可以窥见了。后来我得到了临汀杨方刻本用来校勘，才知道其中错误粗陋之处仍有未能完全订正的。例如“柔如之”应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应当分为两章之类。又得到了何君营道所作的诗序，以及那些曾经游历舂陵的人的言论，才知道所叙述的濂溪命名的说法，有失去其本来意思的地方。何君的序文收录在《遗事》篇内。又考证濂溪广汉人张栻为先生手帖所作的跋文，根据先生的家谱说：濂溪隐居在营道县荣乐乡钟贵里石塘桥西，濂是溪的旧名。先生寄居在庐阜，以表示不忘其本源的意思。而邵武人邹敷对朱熹说：“曾经到过那个地方，溪水的源头和末流各自分为上保和下保，先生的故居在下保，那地方又另外自称为楼田。而‘濂’这个字，则怀疑它出自唐代刺史元结七泉的遗俗。”现在考证江州濂溪的西边，也有石塘桥，见于陈令举的《庐山记》。怀疑这也是先生寄居处的名字。重新校勘旧编，才知道在删改文字的时候，也有应当记录却错误遗漏的。例如蒲碣自己说：初次在合州见到先生，“交谈了三个日夜，退下后感叹说：‘世上竟然有这样的人吗！’”而孔文仲也有祭文，叙述先生在洪州时的事迹说：“先生当时还很年轻，面色如王者，声音如金石，从容温和而坚毅，整个府的人都为之倾倒”的话。蒲碣又称赞他孤高的风范和远大的节操，寄托情怀于尘世之外，常有高飞远遁的意思。这也足以证明前面所谓“以奇特表现自己”等话语的错误。又阅读张忠定公的言论，才知道所论述的希夷、种放、穆修等人的传记，也有未能完全说清其曲折细节的地方。考证：张忠定公曾经跟随希夷学习。而他论述公事有阴阳，颇与《图说》的意思相合。我私下怀疑这种学说的流传，本来就有头绪。直到先生才在心中领悟，而天地万物的道理，无论大小、幽明、高下、精粗，没有不贯通的，于是才开始绘制此图，以揭示其中的奥秘！曾经想要另外加以订正，以补其缺漏，但因病未能做到。
玆乃被命假守南康，遂获嗣守先生之遗教于百有余年之后，顾德弗类，惭惧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叹。因取旧衮，复加更定，而附着其说如此。锓板学宫，以与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谨书。
通书后记朱熹
通书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性周氏，名敦颐，字茂叔。自少即以学行有闻于世，而莫或知其师傅之所自。独以河南两程夫子尝受学焉，而得孔、孟不传之正统，则其渊源因可概见。然所以指夫仲尼、颜子之乐，而发其吟风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闻矣。所着之书，又多散失。独此一篇，本号易通，与太极图说并出程氏，以传于世。而其为说，实相表裹，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禄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是以程氏既没，而传者鲜焉。其知之者，不过以为用意高远而已。
熹自蚤岁既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顾自始读以至于今，岁月几何，倏焉三纪，慨前哲之益远，惧妙旨之无传，窃不自量，辄为注释。虽知凡近不足以发夫子之精蕴，然创通大义，以俟后之君子，则万一其庶几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后学朱熹谨记。仪封张伯行云：此序晦庵先生最后集解图通书而作也。先生始集通书，莫考其年，据先生序云：“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然犹有未尽云。乃于干道己丑（一一六九年）覆较旧编，为建安本。至淳熙己亥（一一七九年），凡十一年，复加更定，为南康本。又八年丁未（一一八七年），重为注释，而是编始定。今本一以此为正，而是序特列于首，诸序跋次见于后。
又延平本
朱熹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然亦互有得失。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童。其十四条，义可两通，当并存之：如诚几德章云“理”曰“礼”，“理”一作“履”。慎动章云：“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学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无此四字。“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乐章云：“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伦”一作“常”。圣学章云：“请闻焉”，“闻”一作“间”。颜子章云：“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而”下误多一“生”字。诚章云：“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睽复无妄章云：“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心”误作“以”。凡十有九条。今附见于此，学者得以考焉。
周子全书卷三
杂著文
养心亭说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张子宗范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构亭甚清净，予偶至而爱之，因题曰“养心”。既谢，且求说，故书以勉。
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
译我受命暂代南康知军，于是得以在先生去世一百多年后，继承守护先生的遗教。只是我的德行与先生不相类，惭愧恐惧已极，瞻仰先生如高山仰止，深切地醒悟叹息。因此取用旧有的注本，再次加以修订，并附上我的解说如此。将书板刻印于学校，以与志同道合的士人共同研习。淳熙己亥年夏五月戊午朔日，新安朱熹恭敬书写。
《通书》后记 朱熹
《通书》是濂溪先生所作的。先生姓周，名敦颐，字茂叔。他年少时便以学问品行闻名于世，但没有人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只知道河南两位程夫子曾向他求学，从而获得了孔子、孟子未曾传下的正统道统，那么他的学术渊源大概可以窥见。然而他之所以指出孔子、颜回的乐趣，并发扬吟风弄月的意趣，也不能完全听闻。他所著的书，大多散失。只有这一篇，原本名叫《易通》，与《太极图说》一同出自程氏，流传于世。而它的学说，实际上相互表里，大致推演一理、二气、五行的分合，以统摄道体的精微，决断道义、文辞、禄利的取舍，以振起世俗学问的卑陋。至于论述入德的途径、经世的工具，又都亲切简要，不尚空谈。只是它的宏大纲领和巨大作用，已经不是秦、汉以来诸儒所能企及；而它的条理之严密，意味之深远，又不是当今学者所能迅速窥见的。因此程氏去世后，传习的人很少。那些了解它的人，不过认为它用意高远罢了。
我自幼年有幸得到先生的遗书，初次伏案诵读时，茫然不知其意，甚至有时连句子都读不通。壮年时，我有幸拜入延平先生门下，然后才开始听到其中的一二解说。近年来，潜心玩味已久，似乎粗略有所心得。虽然对于它的宏大纲领和巨大作用不敢妄加揣测，但在它的章句文字之间，却切实看到它的条理更加严密，意味更加深远，并不欺骗我。只是从开始读到如今，岁月几何，忽然间已过三纪，感慨前代哲人日益遥远，担心精妙旨意无人传承，私下不自量力，便作了注释。虽然知道凡俗浅近不足以阐发先生的精微蕴藉，但开创贯通大义，以等待后来的君子，或许万一能接近一点吧。淳熙丁未年九月甲辰日，后学朱熹恭敬记录。仪封张伯云说：这篇序是晦庵先生最后编集注解《通书》时所作。先生开始编集《通书》，无法考证其年份，根据先生序言说：“长沙本最后出现，是我编定的，比其他本子最详细严密，但仍有未尽之处。于是在干道己丑年（一一六九年）复核旧编，成为建安本。到淳熙己亥年（一一七九年），共十一年，再次加以修订，成为南康本。又过了八年丁未年（一一八七年），重新作注释，这部书才最终确定。现在的本子一律以此为准，而这篇序特别列在篇首，其他序跋依次列在后面。
又《延平本》
朱熹
临汀杨方得到九江旧家传本，校对此本，不同的地方有十九处。但也各有得失。其中两条此本有误，应当遵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说“柔如之”，应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应当从“道义者”以下析为下节。其余十四条，意义可以两通，应当并存：如《诚几德》章说“理”曰“礼”，“理”一作“履”。《慎动》章说：“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说：“有善”，此处下面有一“是苟”字。“学焉”，此处下面有一“有”字。“曰有不善”，一无此四字。“曰不善”，此处下面有一“否”字。《乐》章说：“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伦”一作“常”。《圣学》章说：“请闻焉”，“闻”一作“间”。《颜子》章说：“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说：“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其中三条，九江本有误，而应当以此本为准：如《太极说》说：“无极而太极”，“而”下误多一“生”字。《诚》章说：“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睽复无妄》章说：“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心”误作“以”。共十九条。现在附列于此，学者得以考证。
《周子全书》卷三
杂著文
《养心亭说》
孟子说：“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那个人如果欲望少，即使有不存留的善念，也很少；那个人如果欲望多，即使有存留的善念，也很少。”我认为修养心性不止于减少欲望而存留善念，而是要减少欲望以至于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则真诚确立、明理通达。真诚确立，就是贤人；明理通达，就是圣人。因此圣贤不是天生而成的，必定是修养心性而达到的。修养心性的善处如此巨大，只在于其人罢了。
张子宗范有品行、有文采，他的居所背山面水。在山脚下，建造了一座亭子非常清净，我偶然来到并喜爱它，因此题名为“养心”。他辞谢后，又请求作说，所以书写此文以勉励他。
《爱莲说》
水上陆上的草木之花，可爱的很多。晋代陶渊明唯独喜爱菊花。自从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