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张子正蒙注
序论
谓之《正蒙》者，养蒙以圣功之正也。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达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学，造之以《诗》《书》《礼》《乐》，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简能之理。而《正蒙》推极夫穷神、知化、达天德之蕴，则疑与大学异。”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今以是养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则请释之曰：“大学之教，先王所以广教天下而纳之轨物，使贤者即以之上达而中人以之寡过。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圣，故尧舜之仅有禹、皋陶，汤之仅有伊尹、莱朱，文王之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则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圣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奖大心者而使之希圣，所由不得不异也。”
抑古之为士者，秀而未离乎其朴，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禄之科，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其尤正者，无狂思陋测，荡天理，蔑彝伦而自矜独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说，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则但习于人伦物理之当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东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赞《易》而阐形而上之道，以显诸仁而藏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所由生。《大学》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备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不知止至善，则不定，不静，不安，而虑非所虑，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所志者，知命、耳顺、不逾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则虽圣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获于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杨墨虽盈天下，而儒者犹不屑曲吾道以证其邪，故可引而不发以需其自得。而自汉魏以降，儒者无所不淫，苟不抉其跃如之藏，则志之摇摇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异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申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歧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沉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之数，于此于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昼，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偷用其蕞然之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圣功也。呜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于之道
译《正蒙》注
序论
之所以称为《正蒙》，是因为用圣人之功的正道来涵养蒙昧。圣人之功由来已久，宏大深远，而端正它只在于其开端。蒙昧，是认知的开端。孟子说：“开始有条理，是智慧的事。”如果开端不正，就没有能够形成篇章并通达的。
有人怀疑说：“古代的大学，用《诗》《书》《礼》《乐》来造就人才，用三德六行来开导他们，都是日常容易知道、简易能够做到的道理。而《正蒙》推究极深的神妙、知晓变化的蕴藏、通达天德的内涵，那么怀疑它与大学不同。”子夏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现在用这个来涵养蒙昧，恐怕不能立刻明白反而增加疑惑。那么请解释如下：“大学的教化，是先王用来广泛教化天下并纳入规范，使贤者借此向上通达，普通人借此减少过错。先王不能期望天下人都成为圣人，所以尧舜时代只有禹、皋陶，商汤时代只有伊尹、莱朱，周文王时代只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人则是成就他们的德行，造就他们的子弟，不强迫他们达到圣人之功而等待他们自得，并非有所吝惜。《正蒙》是用来奖掖心志宏大的人并使他们向往圣人，所以不得不不同。”
况且古代做士人的人，优秀而未脱离质朴，下层没有记诵辞章来谋取爵禄的科目，次一等没有权谋功利苟且来成就功名的手段；那些尤其端正的人，没有狂妄浅陋的推测，扰乱天理，蔑视常伦而自夸独自领悟，像老子、佛教的邪说，来诱导聪明果毅的士人而产生侥幸获得神圣的念头，只是习于人伦物理的当然，那么性命的正道自然不言而喻，到了东周邪恶才兴起。所以孔子赞《易》而阐明形而上的道，以彰显仁德而蕴藏功用，而孟子推究万物同源的道理，以穷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产生的根源。《大学》的道，彰显明德以修养自己，革新民心以治理他人，人道完备了。而必定申说“止于至善”。不知道止于至善，就不定，不静，不安，而思虑的不是该思虑的，没有能够得到的。所以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所志向的，是知天命、耳顺、不越规矩的境界，知道它这样的，志向达不到，那么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在志向之外得到的。所以孟子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变废弃绳墨，后羿不为拙射改变拉弓的标准。”应当像登天一样不可使侥幸企及。只是在孟子的时代，杨朱、墨家虽然充满天下，但儒者尚且不屑于弯曲自己的道来证明他们的邪说，所以可以引而不发以等待他们自得。而从汉魏以来，儒者无所不泛滥，如果不抉发那跃动的蕴藏，那么志向动摇的人，差之毫厘就背之千里了，这是《正蒙》不得不不同的原因。
宋代自从周子出现，才开始发明圣道的由来，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的终始，二程子引申并推广它，而用静一诚敬的功夫来充实它，然而游酢、谢良佐之徒，而且分歧而出趋向佛教的路径。所以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初始教化，而约束学者于显明的道之中；然而一再传之后，流变为双峰、勿轩等儒者，追逐踪迹影子，沉溺于训诂。所以白沙起来厌弃它，然而却开启了姚江王阳明阳儒阴释、诬蔑圣人的邪说；其结果也成为受刑戮的人，成为宦官贼党的党羽，都争相依附，来充实他们无善无恶、圆融理事的狂妄，流害相互激荡而相互成就，那么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所开启。
人出生，君子极于圣人，小人极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的命数，在此在彼，没有定准。不知道所以生，不知道所以死，那么为善为恶，都不是本性分内所固有，职分所应当做的，下等的人为什么不荡弃常伦以遂其苟且私利的欲望！那些稍有羞耻之心而厌弃的人，则看作寄生于天地之间，去来无准，恶是赘疣，善也是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都属于泡沫，两灭无余，以求不同于追逐而不返的顽鄙。然而其结果不能终日，那么又必定放纵猖狂，为无拘无束的邪说，最终归于无忌惮。如果不是探究我们的开始与终结，神的化育，鬼的归宿，效法天地的正道而不允许不畏惧以终始，怎么能解除他们的疑惑而使他们信服于学问！所以《正蒙》特别揭示阴阳的固有，屈伸的必然，以确立中道，而至当百顺的大经，都遵循这个而成，所以说“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外无神，神外无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欺骗，一瞬一息，一宵一昼，一言一行，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我的伸展以善我的屈曲。然后知道圣人的存神尽性，反经精义，都是本性所必有的良能，而为职分所应当修养，不可以见闻所及而限定为有，不见不闻而怀疑其无，偷用那微小的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我遮蔽的，可以希冀圣人之功。呜呼！张子的学问，上承孔、孟的志向，下救后来的过失，如皎洁的太阳照耀天空，没有幽暗不被照亮，圣人复起，也没有能改变的。学问兴起于宋代，周子得到二程子而道显明。程子的道
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教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熹，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
译张横渠（张载）的学问广大，一时的英才都聚集在他的门下；张子在关中讲学，他的门人中却没有接近大道的。而当时像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这样的大儒，张子都因为安守本分、隐居不仕，无法与他们互相支持，因此他的道之推行，竟不能与邵雍的象数之学相抗衡，世上信奉追随的人很少，所以真正正确的道理没有彰显。正道与邪说相互竞争而交替占上风，因此不到一百年陆九渊的异端学说兴起，又过了两百年王阳明的邪说盛行，那些用朱熹格物致知、道问学的教义来争取正道胜利的人，就像水克火一样，一盛一衰而没有定论。假如张子的学问能够明显光大，在起初就端正儿童的志向，那么佛教关于生死的狂悖迷惑，不辩驳就会自行破灭；陆九渊、王阳明那些浅陋的人，又怎么能凭借一己之见傲视君子，而为佛教充当引诱野兽吃人的帮凶呢！
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测微而遗显；其教门人也，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之学，盖亦矫枉之过，几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贾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
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虽力之未逮，养之未熟，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则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而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矣，故曰《正蒙》也。衡阳王夫之论。
张子正蒙注卷一
太和篇
此篇首明道之所自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而作圣之功，下学之事，必达于此，而后不为异端所惑，盖即太极图说之旨而发其所函之蕴也。
太和所谓道，
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阴阳异撰，而其絪缊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
涵，如水中涵影之象；中涵者其体，是生者其用也。轻者浮，重者沉，亲上者升，亲下者降，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皆阴阳和合之气所必有之几，而成乎情之固然，犹人之有性也。絪缊，太和未分之本然；相荡，其必然之理势；胜负，因其分数之多寡；乘乎时位，一盈一虚也。胜则伸，负则屈；胜负屈伸，衰王死生之成象，其始则动之几也。此言天地人物消长死生自然之数，皆太和必有之几。
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
来，谓始动而化之初；究，谓已成形体也。几微，气之初；动易简者，唯阳健阴顺而已。广大，品物流形，坚固，体成而不易毁也。乾、坤有体则必生用，用而还成其体。体静而用动，故曰“静极而动，动极而静”，动静无端。
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
太和本然之体，未有知也，未有能也，易简而已。而其所涵之性，有健有顺，故知于此起，法于此效，而大用行矣。
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
太和之中，有气有神。神者非他，二气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阴与阳和，气与神和，是谓太和。人生而物感交，气逐于物，役气而遗神，神为使而迷其健顺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
不如野马、絪缊，不足谓之太和。
此言体道者不于物感未交、喜怒哀乐未倚之中，合气于神，合神于性，以健顺五常之理融会于清通，生其变化，而有滞有息，则不足以肖太和之本体，而用亦不足以行矣。敔按：清通者，心之神，变化者，心之化
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
见，实证之于心也。《易》曰：“阴阳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谓也。健顺合而太和，其几必动，气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固具足于神气之中，天地之生人物，人之肖德于天地者，唯此而已矣。
不如此，虽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称也已。
待其已感、因事而效能者，才也；智则灼见道体，而知无不起，法无不效矣。敔按：知道见易，始谓之智；智不足而恃才，虽美如周公，
译《周易》是天道的显现，是性理的蕴藏，是圣功的引导。阴阳、动静、幽明、屈伸，真实存在而神妙运行，礼乐的精微蕴藏其中，鬼神的化裁由此产生，仁义的大用由此兴起，治乱、吉凶、生死的规律由此确立。所以孔子说：“包罗天下的大道，用来崇高德性而广展事业。”张载的学问，无非是《易》；也就是《诗》的志向，《书》的事迹，《礼》的节制，《乐》的和谐，《春秋》的大法。也是《论语》、《孟子》的要旨。自从朱熹担心学者好高骛远而忽略近处，探究细微而遗漏显著；他教导门人时，把《易》当作占卜的书而不让他们学习，这大概是矫枉过正，几乎让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承天道、确立准则、匡正人心的大法，等同于京房、管辂、郭璞、贾耽那些壬遁奇禽的小技。而张载的言论无非是《易》，确立天，确立地，确立人，返归经典研究精微，精义存神，以此维系天地人三才，使生者安贞而死者安宁，那么往圣的传承，除了张载还能归谁呢！
唉！孟子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张载的功绩难道不是疏通洪水的支流，引导万派水流归于大海，使世人脱离昏乱沉溺而踏上平安康泰的大道吗！这是工匠的准绳，射手的规范。虽然力量未能达到，修养未能成熟，觉得登天那样困难难以企及，但如果立志于此就可以到达，不立志于此就没有能到达的。用这个来涵养蒙昧，圣功由此确定，而邪说的淫乱蛊惑不足以扰乱它了，所以叫《正蒙》。衡阳王夫之论。
张子《正蒙》注卷一
太和篇
本篇首先阐明道的来源，物的生成，性的承受，以及成就圣功、下学的事，必须通达于此，然后不被异端所迷惑，大概是即《太极图说》的宗旨而发挥其所蕴含的深意。
太和所谓道，
太和，是和的极致。道，是天地人物共同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太极。阴阳性质不同，而在太虚之中交织融合，合同而不相违背伤害，浑然一体没有间隙，是和的极致了。在形器产生之前，本来没有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所以叫太和。
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质，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的开始。
涵，像水中涵映影子的样子；中涵的是其体，是生的是其用。轻的浮，重的沉，亲上的升，亲下的降，动而趋向行走的是动，动而趋向停止的是静，都是阴阳和合之气所必然有的几微，而成为情状的固然，就像人有性一样。絪缊，是太和未分时的本然；相荡，是其必然的理势；胜负，因其分数的多少；乘乎时位，一盈一虚。胜则伸，负则屈；胜负屈伸，是衰旺死生的成象，其开始则是动的几微。这是说天地人物消长死生自然的规律，都是太和必然有的几微。
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
来，指开始运动而化育之初；究，指已经形成形体。几微，是气的初态；动而容易简单的，只有阳刚阴顺而已。广大，是品物流形；坚固，是体成而不易毁坏。乾、坤有体则必然生用，用而还成其体。体静而动，用动而静，所以说“静极而动，动极而静”，动静没有开端。
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单者《坤》乎！
太和原本之体，没有知，没有能，只是易简而已。而它所涵含的性，有健有顺，所以知从这里兴起，法从这里效验，而大用就运行了。
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像为神。
太和之中，有气有神。神不是别的，是二气清通的理。不可象的，就在象中。阴与阳和，气与神和，这叫太和。人生而物感交，气追逐于物，役使气而遗忘神，神被驱使而迷失其健顺之性，这不是其生的本然。
不如野马、絪缊，不足以谓之太和。
这是说体道的人不在物感未交、喜怒哀乐未倚之中，合气于精神，合神于性，以健顺五常之理融合于清通，生其变化，而有停滞有息止，就不足以肖似太和的本体，而用也不足以运行了。敔按：清通者，是心之神；变化者，是心之化。
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
见，是实证于心。《易》说：“阴阳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泽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成男，坤成女。”就是说的这个。健顺合而太和，其几必然动，气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固然具足于神气之中，天地生人物，人肖似天地之德，只有这个而已。
不如此，虽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称也。
等待其已感、因事而效能的，是才；智则是灼见道体，而知无不起，法无不效。敔按：知道见易，才叫智；智不足而恃才，虽然美如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