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制《扬雄法言》书

偶然读到《法言》中关于运用智慧的句子，喜欢它有卓越的见识，可以说是明智的了。那冲向营垒的战车，沉没在激流中的船只，因为情况紧急迫人，哪里还用得着智慧呢？然而，难道没有战车未冲、船只未沉之前的时候吗？这确实是明智的人所应当思考的。接着，我嘲笑扬雄能写出这样的比喻，却不能身体力行。刘棻是像车船那样微小的灾祸，而王莽则是像车船那样巨大的灾祸。扬雄撰写《剧秦美新》，是在灾祸发生之前呢？还是在灾祸发生之后呢？扬雄为什么不在灾祸发生之前就加以思考，以至于活着时遭受投阁的惊吓，死后蒙受“莽大夫”的谥号？那么，扬雄所说的话，不过是装饰虚饰的战车，系着绳索的船只罢了。我由此知道，言语要顾及行为，行为要顾及言语，这是多么困难啊。并且知道，确立言论不可不谨慎。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一

扬子《法言》 儒家类

提要

【臣】等谨案：扬子的《法言》十卷，由汉代扬雄撰写，宋代司马光集注。考查《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扬雄所著三十八篇，注解说《法言》十三篇，扬雄本传详细列出了目录：学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问道第四，问神第五，问明第六，见寡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离第十，渊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凡是所列汉代人的著述，没有像这样详细的，大概当时很重视扬雄的书。自从程子开始说它枝蔓冗长而没有决断，优柔寡断。苏轼开始说它用艰深的文辞来粉饰浅显的学说。到朱熹作《通鉴纲目》，才记载“莽大夫扬雄死”，扬雄的人品和著作于是都被儒者轻视。如果在北宋之前，大体上认为他是仅次于孟子和荀子的人，所以司马光作《潜虚》来模拟《太元》，又采纳众儒的学说来注释这本书。考查从汉代以来，有侯芭注六卷，宋衷注十三篇，李轨解一卷，辛德源注二十三卷。又有柳宗元注，宋咸广注，吴秘注。到司马光的时候，只有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的注本存在，所以司马光汇集四家，加上自己的意见。原序说各自用姓氏区别，然而现在版本只有李轨注不著名，其余则用“宗元曰”、“咸曰”、“秘曰”、“光曰”来辨别，大概是传刻者所改动的标题。旧本十三篇的序列列在书后，大概从书序、诗序以来体例就是这样。宋咸不知道书序是被伪孔传所移置，诗序是被毛公所移置，竟说扬子亲自编定反而列在卷末，很不符合圣贤的法度。现在把它升到章首，以符合经义，他的说法很荒谬，然而司马光沿袭而不改，现在也仍然这样。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宋咸重广注扬子《法言》原序

天体的形态，浑沦无穷。如果不是周代及后来各家学派的论述，那么历法的纲纪，这就可能混乱了。想要阐明天象，是不可能的。群经的文辞，支离破碎而缺乏要领。如果不是孔传及众家的解释，那么章句的要旨，恐怕就隐晦了。想要辨别纲常，是不可能的。所以先儒对于圣人的书，之所以勤勉不怠而视为己任，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只有西汉博士毛苌传《诗经》，号称太简略。郑康成非常害怕它泯灭而不能流传，想要使后人觉悟，所以增加笺注，于是三百篇就清晰明白了。自从周德衰微，诸子相继著作，仅次于圣人的著作，只有扬雄和孟子罢了。《孟子》七篇有赵台卿为之题解，很详细。《太玄》真经有范叔明为之解说，很详尽。只有《法言》，大概是当时有人请问扬子，扬子用圣人的法度来应答的。共有十三篇。东晋李轨虽然为之作注，然而比毛公的传还简略。唐代柳宗元删定，虽然解释了二三处，却不能完全补正其缺失错误。所以其中意义容易决断的，反而疏解【如五声十二律、面友战悸之类，很明显反而解释】；道理尚且隐秘的，则空缺【如猗顿之孝，书与经同、雉噫、秦缢、狐螾、不膢腊、褐博、没齿之类，很隐秘反而缺失】；缺文的不能纠正【如众人所不能逾，脱“不”字之类】；讹字的没有辨别【如圣人不干作“不手”之类】。至于言语不解释【如殪、伤、剬之类】而事情不连贯【如迁善、隔阂、参辰之类】；议论失去要旨【如风不再、实录多爱、周人行、秦人□行、有病曼之类】而举例失去类别【如击剑、北贼、莽篡、拟议之类】，已经十之八九，这使得扬子的意思，尚有所隐晦，学子不能没有困惑犹豫。所以郑康成的志向，宋咸敢私下取法。凡是补其缺失，纠正其错误，五百多条，并且署上“咸曰”，以区别旧的注本。观察《诗经》《尚书》的小序，都冠于各篇之前，大概是为了显示作者的意思。《法言》每篇的序，都是扬子亲自编定，反而列在卷末，很不符合圣贤的法度。现在升到章首，以符合经义，次第的原因，随篇详细分析。其中有艰深字的音切，道理未尽的，谱于后，仍然条列其旧本，作为十卷。虽然不能广泛辅助贤者的事业，希望充实巾箱书袋，作为遗留给后人的资具。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县宋咸序。

宋咸进重广注扬子《法言》原表

臣宋咸言，臣听说鲁堂诸子都尊崇圣人以宣扬谋略，汉代群儒多注

译书写并彰显姓氏。况且恰逢昌明之世，怎敢忘记解释古义的勤勉？愿以微尘般的学识彰显经典之明，或许能弥补传注中的缺漏。臣实在惶恐，叩头再拜。臣私下认为，前代圣人既已逝去，精微的言论随即沦丧，并行的学说并非先王正统，横行的议论都是隐士一类的人，儒家的纲纪完全松弛，百姓的准则全都混乱。只有邹国的孟轲、兰陵的荀况，下及刘向、扬雄，都能著书立说，相互树立正道，在断绝的时代开辟王道基业，在众人中振兴天爵。像赵岐解释《孟子》篇章，如杨倞注解《荀子》，大大决开幽深奥妙之处，不留任何疑难。唯独那《法言》以《论语》为准则，文辞高深而义理绝妙，隐秘而渊深。虽然李郁亭在前解释，柳宗元在后裁断，但大多疏略，仍有误漏。凡是明显容易辨别的内容，就五行并下而加以诠释；至于卓越难明之意，则一字不写而缺失。于是使得十三篇的宗旨未能融会贯通，数百年的解说仍然晦暗不明。唐代陆德明说：“注既然解释经文，经文通过注而显明。如果读注不明白，那么经义就难以明了。”正是这个道理。臣自从任职以来，未曾荒废学业，因而想到扬雄的事业，大概是继承孔子的纲纪。近来趁着从政之余，便尽情探究讨论，增加剖析条理，希望能详尽明了。然而圣人的门庭确实难以言说且需警戒，何况愚夫的思考或许有可取之处。恭敬地认为景祐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德超越先天，功业恢弘长世。如同唐尧虞舜考察古事，鉴察商周而崇尚文治。虽然秘藏众多，尚且加以采录；正在小说异说之中，也不忽视遗弃。臣因此敢于冒犯国法，仰求天听。如果全篇称善，或许垂示权衡之观，以文化成，愿推广鸿都之教。臣所重广注解的《扬子法言》十卷，谨抄写成三份，随表冒死到东上阁门投进以闻。臣冒犯宸严，不胜屏营激切之至。臣实在惶恐，叩头再拜，谨言。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给事中守秘书著作佐郎宋咸表。

译司马光为《扬子法言》作序

韩愈称荀子介于孟轲、扬雄之间，又说孟子是纯粹无杂的，荀子和扬雄是大体纯正而略有小疵。这三位都是大贤，以六艺为祖，以孔子为师。孟子喜好《诗》《书》，荀子喜好《礼》，扬雄喜好《易》。古今之人共同尊崇仰慕他们，像我司马光这样愚钝的人，本来不敢议论他们的高下差别。然而扬雄出生最晚，借鉴了前两位贤人而折中于圣人之道，潜心探求大道的极致，直到白发苍苍才著书，所以他所得到的道理最多，后世立言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虽然不能说没有小疵，但他钻研得最为深入。恐怕韩愈所说的也不能作为定论。孟子的文章直白显豁，荀子的文章丰富华丽，扬雄的文章简练深奥。正因为简练深奥，所以难以理解，学者多把他当作一般诸子而忽视他。晋朝祠部郎中李轨开始为他作注，唐朝柳州刺史柳宗元颇加补正其缺漏。景祐四年诏令国子监校勘《扬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才校勘完毕呈上。又诏令直秘阁吕夏卿校定，治平元年呈上。又诏令内外制官详加审校，治平二年呈上。然后命令国子监雕版印刷发行。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员外郎吴秘，都曾注释《法言》。我年轻时喜好这本书，研究精微，竭尽心力，历时已多，如今老了，估计智慧见识所能达到的，无法再进一步。私下不自量力，便采集各家的长处，附上自己的见解，命名为《集注》。凡是读书的人，应当先校正文字，辨别读音，然后才可以探求其义理。故相宋公（宋庠）家有李祠部的注本及音义，最为精详。音义中多引用天复本，不知道天复是什么意思。各位校勘《法言》的人，都依据它作为正本。宋著作、吴司封也依据李本，但文字多有不同，音义都非议李本，认为是俗本。现在唯独以国子监所刊行的作为李本，宋著作、吴司封的本子各自以其姓氏区分，有时参酌《汉书》，取其通顺的作为定本。先审察其读音，然后解释其义理。然而这特别是我内心所安定的看法，未必都正确，希望后来者加以选择。元丰四年十一月己丑日，涑水司马光作序。

钦定四库全书

扬子法言卷一

晋李轨、唐柳宗元注

宋宋咸、吴秘、司马光重添注

扬雄看到诸子各自凭借自己的见识背离正道，大体上诋毁圣人，就认为怪异迂阔，剖析诡辩的言辞来扰乱世事。虽然有小辩，终究破坏了大道，而且有时众人被他们所听到的言论所迷惑而不知道自己的错误。等到太史公司马迁记载六国历史，历经楚汉直到麒麟年为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违背经义，所以当时有人问扬雄，扬雄常用法度来应答，撰述为十三卷，模仿《论语》，称为《法言》。

学行篇

天降生百姓，懵懂无知，顽愚固执，放纵于情性，聪明不开启，用道理来训导他们，撰述《学行》篇。

学习实践是上等的，言语是次等的，教导人又是次一等的，这三者都没有就是众人。有人说人羡慕长寿是为了学习，可以说好学了吗？回答说没有真正好学，学习不羡慕长寿。天道不在孔子那里吗？孔子是驾驭说客的人，不在这些儒者那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