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

译处理事务，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所以不论生死。佛家的学问是因为害怕生死，所以只管不停地宣讲。世俗之人本来就多有恐惧，容易因利益而行动。至于那些修习禅学的人，虽然自己说不同于此，但归根结底只是这种意见，都是出于求利之心。有人感叹说：“这种学问，不知是本来以公心去探求，后来才产生这种弊病，还是本来就是为了求利才得到的？”回答说：“本来就是出于求利之心才得到的，所以学者也是出于求利之心才信奉它。庄子所说的‘不怛化’，意思也是如此。像杨朱、墨翟之学的祸害，在当今世道已经没有了。像道家学说，其祸害终究较小。只有佛学，如今人人谈论，弥漫滔天，其祸害没有边际。过去我曾问修习佛学的人：‘《传灯录》里记载了几个人？’回答说：‘一千七百人。’我说：‘我敢说这一千七百人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通达的。如果真有一人领悟了圣人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以及曾子临终换席的道理，临死时必定会寻找一尺布帛裹头而死，绝不会剃发穿胡服而终。这确实是没有一个人真正通达的。’修禅的人说：‘这只是外在的表现，为什么不考察他的内心呢？’回答说：‘内心与外在表现是一致的，哪有外在表现错误而内心正确的呢？就像两脚正在行走，却指着内心说：‘我本来不想走，是两脚自己在走。’哪有这种道理？大概上下、本末、内外，都遵循同一个道理，这才是道。庄子所说的‘游方之内’、‘游方之外’，‘方’什么时候有内外之分？如果这样，那就是道被隔断，里面是一处，外面又是另一处，哪有这种道理？”修习禅学的人说：‘草木鸟兽的生命，也都是虚幻的。’回答说：‘你认为草木在春夏生长，到了秋冬就衰败，便认为是虚幻，所以也把人的生命看作虚幻，为什么不把这种观点推及万物呢。万物生死成坏，自有其道理，哪一个是虚幻的呢？’

译天地之间，并非只有人是最灵妙的，自家的心就是草木鸟兽的心，只是人禀受了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罢了。另一个版本在此之下说：“人与万物，只是气有偏正的区别罢了。只有阴不能成物，只有阳不能生物。得到阴阳偏气的成为鸟兽草木和夷狄，承受正气的就是人。”

东汉人的名节，是由风俗形成的，未必是内心自得的结果。然而一旦转变，就可以达到大道。

先王时代，用道来治理天下，后世只是用法律来把持天下。

说到仁却说“可以说是仁的方法了”，为什么呢？大概如果直接说这就是仁，反而会使不认识仁的人，只把所说的话当作仁。所以只说这是仁的方法，就能让人自己体悟而得到仁。

“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整天勤勉不懈”，君子应当整天面对上天。因为上天的运行，无声无臭，它的本体叫做易，它的规律叫做道，它的作用叫做神，它赋予人的叫做性，遵循本性叫做道，修明本性叫做教。孟子从中又阐发出浩然之气，可以说已经穷尽了。另一个版本作“性”。所以说神“好像在上面，好像在左右”，无论大事小事，只说“诚的不可掩盖就是这样”。贯通上下，不过如此。形而上的是道，形而下的是器，必须这样来说。器也是道，道也是器，只要掌握了道，就不分现在与过去，自己与他人。

富贵使人傲慢，固然不好；学问使人傲慢，危害也不小。

义理与客气常常相互胜负，又看消长比例的多少，以此区分君子和小人。义理获得的逐渐增多，自然就知道了，客气消散的逐渐减少，消尽的就是大贤。

“兴起于诗，确立于礼”，自然能看到用力的地方；至于“完成于乐”，自然能看到不用力的地方。另一个版本说：“‘兴起于诗’，就必须看到用力的地方；‘确立于礼’，就必须看到得力的地方；‘完成于乐’，就必须看到不用力的地方。”

如果不能存养心性，只是空谈。

韩愈也是近世的豪杰之士。如《原道》中的言语虽然有毛病，但自孟子之后，能将如此宏大的见识寻求出来的人，才见到此人。至于断言说：“孟子的学说纯粹极了。”又说：“荀子和杨子选择而不精当，论述而不详尽。”如果不是他看得透彻，难道千余年后就能断得如此分明吗？如扬子看老子，就说“说到道德则有可取之处，至于抨击仁义，灭绝礼学，则无可取”。如果把老子“剖斗折衡，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话，当作救时反本之言，认为可取，还可以宽恕。如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义而后礼”，这是自己不认识道，话已不成样子，却说它“说到道德则有可取之处”，大概是扬子自己已经不见道，怎么能像韩愈那样呢？

“我是天民中先觉的人”，是说我是天生在这民众中完全懂得民道而先觉悟的人。既然作为先觉的民众，怎么可以不唤醒未觉悟的人呢？等到他们觉悟，也不是分给我所有的东西给予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本来有此义理，我只是能唤醒他们罢了。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想要人将已经放失的心，约束它使之返回，回到人身上来，自然能向上追寻，通过下学而上达。

先生曾经对王安石说：“您谈论道，就像说十三层塔顶的相轮，对着塔谈论说，相轮是这样的这样的，极其分明。像我则愚直，不能这样，直接进入塔中，向上寻找相轮，辛勤攀登，曲折而上，直到十三层时，虽然还看不见相轮，能像您那样说，但我却实在在塔中，离相轮逐渐接近，总之是可以到达的。等到坐在相轮中时，依旧看见您对塔谈论这个相轮是这样的这样的。”王安石只是说道，说我知有个道，是这样的这样的。只是他说道的时候，已经与道分离了。他不知道，只是说道的时候，便不是道了。有道的人另一个版本作“言”。自然分明，只当作寻常本分事来说罢了。孟子说尧、舜是性之，舜由仁义行，岂不是寻常说话吗？至于《易经》，只说“确立人的道叫做仁与义”，那么连性字由字，也不用说，自己就分明了。阴阳、刚柔、仁义，只是这一个道理。

嘉礼不在野外结合，野外结合就是秕稗。所以活着不在野外结合，死后就不在墓地祭祀。因为宴饮祭祀，是宫室中的事。后世习俗废礼，有踏青，垫草饮食，所以墓地也有祭祀。如礼制望墓为坛，并墓人为墓祭的尸，也是有时为之，不是经礼。后世在上位的人未能制礼，就随俗未免墓祭。既然有墓祭，那么祠堂之类，也可以暂且为之。

礼经中既然不说墓祭，就是没有墓祭的条文。

张横渠将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所以告墓的文辞有“奔走荆棘，淆乱杯盘的行列”的话，这也未尽善。如献尸则可以合而为一，鬼神怎么可以合而为一？

墓人墓祭则为尸，旧说为祭后土则作为尸的，是不对的。因为古人祭社之外，更没有所在有祭后土的礼仪。如今城隍神之类，都不应当祭祀。

家祭，

译凡是行礼跪拜，都应当以两拜为礼。如今人们侍奉活人，以四拜作为再拜之礼，大概是因为中间有问安的缘故。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诚意应当如此。至于对着死者问安，却是亵渎神灵。如果在祭祀中有祝祷、禀告、谢神等事，自然应当有四拜、六拜之礼。古人祭祀使用“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极有深意，不可不深思。因为人的魂气已经消散，孝子祈求神灵而祭祀，没有“尸”神灵就不享用祭品，没有主事者神灵就没有依托。所以《易经》中的涣卦、萃卦，都提到“王假有庙”，这正是指在涣散之时所行的事。魂气必定寻求同类而依附。人与人既是同类，骨肉又是一家之同类。自己与“尸”都已经斋戒洁净，至诚相通，以此祈求神灵，神灵理应享用祭品。后世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直接凭借尊卑的权势，于是就不肯实行罢了。古人担任“尸”的人，自己处境如何，到了三代末期，已经是不得已而废除。

译“宗子继承别子成为大宗”，提到“别”，就说明不止一个。比如别子有五个，这五个人各自成为大宗。所谓“兄弟尊奉他”的，是指别子的儿子、继承父亲宗位的人的兄弟，尊奉他们的小宗子。

凡是家族的家法，必须规定每当有族人从远方来，就举行一次聚会以团结族人，即使没有特殊事情，也应当每月举行一次。古人有花树韦家的宗族聚会法，可以借鉴。然而族人每当遇到吉凶、婚嫁之类的事情，更需要互相行礼，使骨肉亲情常常相通。骨肉亲情日渐疏远，只是因为聚会时不相见，情感不相交接罢了。

世人大多在挑选女婿时谨慎，而在挑选儿媳时疏忽。其实女婿容易了解，儿媳难以知晓，所关系到的非常重大，怎么可以疏忽呢！

有人问：“每当遇到事情，就能知道操持存养的心意，但在无事的时候，如何存养得熟练呢？”回答说：“古人，耳朵听音乐，眼睛看礼仪，左右起居，盘盂几杖，都有铭文和告诫，动静休息都有所涵养。现在都废弃了这些，只有理义来涵养心。但只要存留这种涵养的心意，时间久了自然就会熟练。用恭敬来端正内心，就是涵养的心意。言语不庄重不恭敬，就会产生鄙陋欺诈的心；容貌不庄重不恭敬，就会产生怠慢的心。”

汉朝的毛苌、董仲舒，最能领会圣贤的心意，然而对道的认识不是很分明。低于他们的，就到了杨雄，格局狭窄。道就是性。谈论性已经错了，还能有什么所得呢？

汉朝策问贤良，还是由人举荐的。像公孙弘这样的人，还是勉强起用他，才应对策问。至于后世的贤良，却是自己请求被举荐。如果确实有人说“我心里只希望廷对，想要直言天下大事”，那也值得崇尚。如果志在富贵，那么得志就会骄纵，失志就会放纵旷达或悲伤忧愁罢了。

《周官》中说医生以十全为上，不是说十个人都痊愈才为上。如果十个人不幸都得了死病，那怎么办？只要知道可治和不可治的十个人都判断准确，就称为上。

有人对劳正叔先生说：“先生谨守礼仪四五十年，应该很劳苦吧。”先生说：“我每天走在安稳的地方，有什么劳苦？别人每天走在危险的地方，这才是劳苦。”

担心子弟轻浮俊逸的，只教他们经学读书，不让他们写文章。

子弟凡是各种玩好都会夺去志向。至于书法，对于儒者的事情最近，但是一直喜好，也会自己丧失志向。像王羲之、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这些人，确实是好人，那是有的。曾见过擅长书法的人懂得道吗？平生精力全部用在这里，不仅白白浪费时日，对于道也有妨碍，足以知道会丧失志向。

王弼注解《易经》，本来没有见到道，却只是用老子、庄子的意思来解说罢了。

吕与叔曾经说，忧虑思虑多，不能驱除。回答说：“这正像在破屋里抵御强盗，东面一个人来还没能对付，西面又一个人到了，左右前后，驱赶都来不及。大概因为四面空疏，强盗本来容易进入，没有办法做主安定。又像空容器放入水中，水自然进入。如果用一个容器装满水，放入水中，水怎么能进入呢？大概心中有主就充实，充实了外患就不能进入，自然无事。”

孔子说：“其如示诸斯乎。”指着他的手掌。《中庸》就说：“明白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就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明白！”大概有人怀疑孔子的话，《中庸》又直接指出郊禘的意义来阐发它。曾子说：“夫子的道，忠恕罢了。”《中庸》认为曾子的话虽然如此，又恐怕人还怀疑忠恕不能直接就是道，所以说：“忠恕违背道不远，施加在自己身上不愿意的，也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这又是进一步教导人。

尧夫曾经说：“能驾驭万物，那么我就是万物的人；不能驾驭万物，那么我就是万物的物。”也不必这样。人自是人，物自是物，道理很分明。

伯淳最近和师礼谈论王安石学问的错误之处，对师礼说：“替我全部转达给王安石，我也未敢自以为是。如果有说法，希望往复讨论。这是天下公理，没有彼此。果真能明辨，如果不利于王安石，就一定有利于我。”

人把预料事情当作明智，就渐渐陷入预先猜疑欺诈、预料不信的境地去了。

射箭射中靶心，舞蹈符合节拍，驾车符合法度，都是诚。古人用射、御、象、勺来教导人，所涵养的心意就是这样。

凡是事物的名字，自然与音义气理相通，除了其他有体质可以指论而得名之外，像天之所以为天，天没有命名时，本来也没有名字，只是苍苍的样子，为什么就有这个名字呢？大概出于自然的道理，声音发出它的形象，于是就有这个名字和字。现在听声音很精妙的人，就知道人性，善于占卜的人知道人的姓名，理由就是这样。

有人问：“赵泽曾经说：‘临政做事不合着心，只有恕合着心’，对吗？”回答说：“他说合着心勉力实行恕是可以的，说合着心求恕是不可以的。大概恕，是本来有的道理，举这个心加到别人身上罢了，不等待求取而后得到。然而这个人的议论，有心实行恕，最终一定会恕。”

诚是合内外的道，不诚就没有事物。

持国说：“凡是人的志能使气的人，能安定他的志，那么气就为我所用，志专一就能动气了。”先生说：“确实如此，志专一就能动气。然而也不能不思考气专一就能动志。不仅趋蹶

译（它）是药，是酒，也是如此。然而心志影响气血的情况多，气血影响心志的情况少。虽然气血也能影响心志，但关键在于坚守自己的心志罢了。

译持国说：“道家有三住，心住则气住，气住则精神住，这就是所谓的存三守一。”伯淳先生说：“这三者，人在一顿饭的工夫里，没有不离开它们的，关键只在于收束放逸的心。”

持国常常担心下属多欺骗。伯淳先生说：“欺骗有三种：有为了利益而欺骗的，这固然可以治罪；有因为害怕获罪而欺骗的，这是可以宽恕的；有事情看似欺骗的，这是需要察明的。”

人对于外在事物和供养身体的东西，事事都要好，只有自家这一个身体和心，却不要好。如果得到外面的东西好时，却不知道自家的身体和心却已经先不好了。

先生说：“范景仁论性说：‘哪有活着是这个，死了又变成那个的’，这似乎都看明白了，后来却说‘自有鬼神’，却又迷惑了。”

年轻时看东西大，食物美。后来不能这样了，是事物本来如此，乃是人的精气有盛衰罢了。

“生之谓性”，性就是气，气就是性，所谓生之谓性。人生禀受的气，理有善恶，但这并不是性中原本就有这两样东西相对而生。有自幼就善的，有自幼就恶的，后稷能够岐嶷，子越椒刚出生，人们就知道他必定会灭掉若敖氏之类。这是气禀如此。善固然也是性，但恶也不可不说它是性。因为“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许说，才说性时，便已经不是性了。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罢了，孟子说人性善就是这样。所谓“继之者善”，就像水流向下一样。都是水。有流到海里，始终没有污浊，这何须人力去做呢？有流得不远，就已经渐渐浑浊；有流出很远，才有所浑浊。有浑浊多的，有浑浊少的。清浊虽然不同，但不能说浑浊的不是水。这样，人就不能不加以澄治的功夫。所以用力敏捷勇猛就快清，用力缓慢懈怠就迟清，等到它清了，却只是原本的水。也不是把清拿来换掉浊，也不是取出浊来放在一边。水的清，就是性善的意思。所以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作为两样东西相对。各自出来。这个理，是天命。顺从并遵循它，就是道。遵循这个而修养它，各得其分，就是教。从天命以至于教，我没有增加或减损，这就是舜拥有天下却不参与其中的意思。

邢和叔说：“我们常常需要爱惜保养精力，精力稍不足就疲倦，所以处理事情都勉强而没有诚意。”接待宾客说话尚且可以看出，何况处理大事呢？

曾经和赵汝霖谈论为政，切忌处理事情时用心太过。说：“这确实是对的，但只有恕道上才合着用心。”

拾遗

浩然之气，是天地间的正气，大则无所不在，刚则无所屈服，用直道顺理来培养，就充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气都主于义而无不在道，一放置私意就馁了。“是集义所生”，事事有理而在义，不是从外面袭取而来的。告子把它当作外在的，大概是不懂义。杨遵道所录伊川语中，辨别这一段不是明道语。

壹与一字相同。一动气就动志，一动志就动气，这是为养气的人说的。如果是成德的人，志已经坚定，气就不能动志。

北宫黝的勇，在于必为；孟施舍的勇，能于无惧。子夏，是笃志力行者；曾子，是明理守约者。

“必有事”，是主养气而言，所以必主于敬。“勿正”，勿作为。“心勿忘”，必有事。“助长”，乃是正。

“北方之强”，是血气；“南方之强”，是理强，所以圣人贵之。

人患于慑怯，大概是气不充，不素养的缘故。

忿懥，是怒。治怒难，治惧也难。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

侯世与说：“我十五六岁时，明道先生和我讲孟子，讲到‘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处，说：‘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为一句，心勿勿忘勿助长为一句，也可以。’于是举禅语为况说：‘事则不无，拟心则差。’我当时言下有省。”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

二先生语二上

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

古不必验，今之所患，止患不得为，正不患不能为。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是彻上彻下的话，圣人原本没有两样话。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心一作体。一物之里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

志道恳切，固然是诚意；如果迫切不中理，反而成为不诚。因为实理中自有缓急，不容许如此迫切，观察天地之化就可以知道。

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是格言。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想明道。今人如果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大概是得不到传授的意思罢了。如系辞本想明易，如果不先求卦义，则

译看《系辞》看不懂。

研读《周易》必须先观察卦时，然后观察每一爻的才质。一爻之中，常常包含多种意蕴，圣人通常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作为爻辞。也有《周易》中已经说得很多，就选取未曾提及的，这也不一定就是重要的事。又有只言说卦时，不及爻之才质的，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参照考量。必须先看懂卦象，才能读懂《系辞》。

译有德行的人，顺应天理并加以运用，既然天理已内在于自身，所运用的没有不合乎中道的。聪明巧诈的人，虽然未能真正自得，但才智稍高，也能窥测到天理的一二，获取并加以运用，便自认为泄露了天机。如果平心静气地运用，也没有不合乎中道的，只是因为没有内在于自身，必须依靠聪明巧诈，也有原本就没有的。反而失之偏颇，如苏秦、张仪之类。

教育人的方法，就像给小牛戴上横木，在它还没有顶撞的时候，就先加以制约，这是最大的善。其次，就像阉割公猪的牙齿。猪有了獠牙，已经难以制约，用各种方法制约它，终究不能使它改变，只有阉割它的性气，那么本性自然调伏，虽然有獠牙也不能为害。如果有不听从教化的人，却必须放置刑具，另用道理来感化他的心，那么就不需要刑具，他将自然感化了。

侍奉君主必须体会“接纳简约，自我引导”的意思。君主有过错，用道理开导劝谕他，既然不肯听从，虽然应当挽救制止，在这里终究不能挽回，却必须寻找君主能够开纳的地方进言。牖是开明的地方。如汉高祖想废掉太子，叔孙通说嫡庶的根本，那些他都知道了，既然不肯听从，即使能言善辩，也无法改变这个。只有张良知道四皓一向被汉高祖所敬重，招来让他们侍奉太子，汉高祖知道人心归向太子，于是没有废立的想法。以及左师触龙的事，也相类似。

天下的善恶都是天理，称之为恶的并非本来就是恶，只是或者过度或者不足便如此，如杨朱、墨翟之类。

仁、义、礼、智、信这五者，是性。仁，是整体；四者，是四肢。仁，是本体。义，是适宜。礼，是分别。智，是知觉。信，是真实。

学者要完整地体现此心，学问虽然未尽，如果事物到来，不可不应对，但随分限应对，虽然不中，也不远了。

学者必须恭敬地守护此心，不可急迫，应当栽培深厚，在其中涵泳，然后可以自得。如果急迫地追求，只是私己，终究不足以通达大道。

学者全要识时。如果不识时，不足以谈论学问。颜子在陋巷自得其乐，因为有孔子在。如果是孟子的时代，世间已经没有人，怎么可以不以道自任？

《订顽》一篇，意思极其完备，是仁的本体。学者体认此意，让它内在于自身，其地位已经很高。到了这个地位，自然别有见解，不可穷高极远，恐怕对大道没有补益。

医书说手足痿痹称为不仁，这话最善于形容。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没有不是自己的。认作是自己，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不内在于自身，自然与自己无关。如手足不仁，气已不通，都不属于自己。所以“博施济众”，是圣人的功用。仁最难言说，所以只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够就近取譬，可以说是仁的方法了。”想要让人这样看待仁，可以得到仁的本体。

“博施济众”，说“必须是圣人吧”，不是说仁不足以达到这个，说“博施济众”的是功用。

曾经用心知天来比喻，就像住在京师去长安，只知道出西门就可以到长安。这还是说分成两处。如果要诚实，只在京师，就是到了长安，再不可别求长安。心就是天，尽性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性就是天。在当下便认取，再不可向外求。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件事一时并了，原本没有次序，不可将穷理当作知的事情。如果真正穷尽了理，性命也可以了结。

学者识得仁体，真正内在于自身，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都是栽培的意思。

世间有鬼神依附言语的，屡次见到。不可全不信，这也有理。“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罢了。曾经把所求的话告诉刘绚，后来他把思索的结果给我看，只说与不，原本未曾告诉他。近来求得稍亲。

过去受学于周茂叔，他常让我寻找颜子、仲尼快乐的地方，所乐的是什么。

真知与常知不同。常见一个农夫，曾被老虎咬伤，有人说老虎伤人，众人没有不惊动的，只有农夫脸色变动不同于众人。如果老虎能伤人，即使是三尺童子没有不知道的，然而未曾真知。真知必须像农夫那样。所以人知道不善却仍然做不善，这也是未曾真知。如果真知，决不会做了。

蒲人要盟的事，有智慧的人不做，何况圣人呢？如果真要他，只是不去卫国就可以了。盟誓而背弃，如果再遇到蒲人，将用什么言辞来回答？

曾经说郑戬做县令，定民陈氏为里正。傍晚，有姓陈的人请求分居，郑戬立即鞭打他，说：“哪有早上定里正，晚上请求分居的？”后来察访，请求分居的，不是定里正的。现在婴儿还不能说话，他的志意嗜欲人们所未知，他的母亲必然不能知道，然而不至于误认他的意思，为什么呢？诚心爱敬罢了。如果爱敬百姓如同婴儿，有什么错缪的呢？所以诚心求之，虽然不中，也不远了。

想要知道得与不得，在心气上验证。思虑有得，心中喜悦。沛然有裕的，是实得。思虑有得，心气劳耗的，是实未得，强揣度罢了。曾经有人言“比因学

译道，在于思虑时内心虚静。有人说：“人的血气，本来就有虚实之分，疾病的到来，圣贤也无法避免，然而从未听说自古以来的圣贤因为学习而导致心疾的。”

译求学的人必须先认识仁。仁，是浑然一体与万物同体的境界。义、礼、智、信都是仁的体现。认识了此理，只需用诚敬之心去保持它罢了，不需要刻意防范检束，也不需要穷究搜索。如果心志懈怠，就需要防范；心志如果不懈怠，有什么需要防范的呢？道理如果有未明白的地方，所以需要穷究搜索。保持久了自然明白，哪里还需要穷究搜索呢？此道与万物没有对立，大到不足以用名称来界定，天地的功用都是我的功用。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必须反求诸己而真诚，才能成为最大的快乐。如果反求诸己而不真诚，那就还是两样东西相对立，用自己去迎合对方，终究没有达到合一的境界，又哪里能得到快乐呢？《订顽》篇的意思，就是完备地阐述了此本体。用此意去保持，还有什么事情呢？“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不曾施加丝毫的力量，这就是保持的方法。如果保持得住，就应当有所收获。因为良知良能原本没有丧失，只是昔日的习气未除，所以需要保持并习练此心，久了就可以战胜旧习。此理极其简约，只怕不能坚守。既然能体会此理而感到快乐，也就不怕不能坚守了。

事情有善有恶，都是天理。天理之中，事物必须有美有恶，因为万物不齐，是事物的常情。只应当明察它，不可自己陷入恶中，偏执于一物。

过去皇上称赞王安石之学，我回答说：“王安石之学不对。”皇上惊讶地问：“为什么？”我回答说：“臣不敢远引，只拿近事来说明。臣曾读《诗经》，说周公的德行道：‘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此盛大。像王安石，他自身尚且不能治理好，哪里足以达到这种境界！”

圣人就是天地。天地之中有什么东西没有？天地难道曾经有心去拣别善恶吗？一切包容承载，只是处理得合乎道罢了。如果亲近善者，疏远不善者，那么不被接纳的事物就多了，怎么能称为天地呢？所以圣人的志向，只想要“让老者安适，让朋友信任，让少者怀念”。

生死存亡都知道其来源，胸中明亮没有疑惑，只是此理罢了。孔子说“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这是简略的说法。死的事情就是生的事情，没有别的道理。

说“体现天地的化育”，已经多了一个“体”字，这本身就是天地的化育，不可对此另外再有一个天地。

胡瑗在湖州设置治道斋，学者中有想要明治理之道的人，在其中讲解。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术之类。他曾说刘彝善于治理水利，后来屡次担任政事，都在兴修水利方面有功。

“面色润泽，背部丰满”，都是积累盛大所致；“四肢不言而喻”，只有有德的人能做到。

《大学》是孔氏遗留的书，必须从此学习就不会错。

孔子周游列国，只是接受聘问罢了，如果有任用我的人就跟随他。

处在当今之时，不安于当今的法令，是不义的。如果论及治理，不做罢了，如果再做，必须在当今的法度内处理得当，才合乎义。如果必须更改后才做，那有什么义呢？

孟子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欲望少心自然真诚。荀子说“养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既然真诚了，还养什么？这已经不认识真诚，又不知道如何养心。

贤者只知道义罢了，命运在其中。中等以下的人，才用命运来对待义。如说“求取有道，得到有命”，这是求取对得到没有益处，知道命运不可求取，所以自己以不求取来对待。如果贤者则求取合乎道，得到合乎义，不必谈论命运。

克制自己私欲，私心去除，自然能恢复礼，虽然不学习文辞，而礼的意思已经得到。

现在的监司，大多不与州县一体。监司专门想要伺察，州县专门想要掩盖。不如推诚相待与他们共同治理，有不足之处，可以教导的教导，可以督促的督促，至于不听从的，选择其中严重的去除一两个，使足以警戒众人就可以了。

《诗》《书》是记载大道的文辞，《春秋》是圣人的运用。《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律令只说法律，至于判例才开始看到法律的应用。《诗》《书》像药方，《春秋》像用药治病，圣人的运用全在这本书，所谓“不如记载在行事中深切明显”的。有重复言语的，如征伐盟会之类。大概想要成书，形势必须如此，不可事事都寻求不同的意义。但只要一字有异，或上下文有异，那么意义就必须不同。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写到唐朝的事。正叔问：“敢与太宗、肃宗纠正篡位的名称吗？”说：“敢。”又说：“敢辩明魏征的罪过吗？”说：“什么罪？”“魏征侍奉皇太子，太子死了，就忘记不共戴天的仇敌反而侍奉他，这是王法应当诛杀的。后世特意因为他后来在朝堂的风节而掩盖他的罪过。有善有恶，怎么能互相掩盖？”说：“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侍奉桓公，孔子称赞他能不死，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渎而莫之知也！’与魏征有什么不同？”说：“管仲的事与魏征不同。齐侯死了，公子们都出逃。小白年长应当立，子纠年少也想立。管

译管仲侍奉公子纠逃往鲁国，小白进入齐国，已经即位后，管仲接纳公子纠来对抗小白。以年幼者冒犯年长者，而且公子纠本就不应当即位，道义上已经不顺。不久小白杀死了公子纠，从管仲所侍奉的主君角度来看，他应当赴死；但从道义角度来看，他却不应当赴死。所以《春秋》记载“齐小白入于齐”，将“齐”国名系于“齐”字之前，表明小白是应当即位的；又记载“公伐齐纳纠”，《左传》《公羊传》中没有“子”字。公子纠去掉“子”字，表明他不应当即位；到了“齐人取子纠杀之”，这里再次加上“子”字，是为了归罪于齐国大夫在已经盟誓之后又杀害他。这与管仲征伐的事完全不同。”

译智、仁、勇这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德行，践行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这个“一”就是诚。只是要真诚地践行这三者，在这三者之外，并没有别的诚。

孟子才气高超，但学习他却没有可以依据的准则。求学的人应当学习颜回，因为进入圣人的境界比较近，有可以下工夫的地方。明白“如果是季氏那样的情况，我就不能那样做，我会在季氏和孟孙氏之间采取态度”这句话。季氏是强大的臣子，国君对待他的礼节极其隆重，但这并不是对待孔子应有的礼节。在季氏和孟孙氏之间采取态度，那么对待他的礼节就最为恰当了。然而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他了”，这说明孔子并不在意对待他的礼节轻重，只是因为没有被任用而离开。

谈论经书和道理是有的，很少涉及治国根本的。“如果有任用我的人”，端正内心来端正自身，端正自身来端正家庭，端正家庭来端正朝廷百官，直到治理天下，这就是次序。其中又取决于任用的深浅，根据具体情况斟酌应对，难以固执一种意见。

天地的法则，常常显现征兆来启示人，所以称为“贞观”；日月常常明亮而不停息，所以称为“贞明”。

求学的人不必远求，就近从自身取法，只要明了人伦道理，做到恭敬罢了，这就是简约之处。《易经》乾卦讲述圣人的事业，坤卦讲述贤人的学问，只说“以恭敬使内心正直，以道义使外表方正，恭敬和道义确立了，德行就不会孤立”。至于圣人，也不过如此，没有别的途径。穿凿附会、牵强附会，自然不符合道理。所以道和理，天和人是一样的，不再分别。浩然之气，是我们自己的气，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满天地；一旦被私心遮蔽，就会萎缩衰竭，变得非常渺小。“思无邪”，“无不敬”，只有这两句话，遵循着去做，怎么会有偏差呢？有偏差的，都是因为不恭敬、不端正。

良能良知，都没有来源，是出于天性，不依赖于人。

德性是指天赋的资质，是才能中美好的部分。

凡是立言，想要含蓄蕴藉，不让有德行的人感到厌倦，不让无德行的人感到困惑。

暂且减少对外在事务的关注，只要明白善的道理，只增进诚心，那么文章即使不中肯也不会相差太远。所坚守的如果不简约，就会泛滥而没有功效。

求学的人必须学习文章，明白道理的人增进德行罢了。有德行的人“不学习也没有不利”，“没有先学习养育孩子而后出嫁的”，这是因为先得到了这个道。学习文章的功夫，学会一件事是一件事，学会两件事是两件事，触类旁通达到千百种，直到穷尽，也只是学习，不是德行。有德行的人不是这样。所以这话可以对明白道理的人说，不可以对求学的人说。如果心得到了，那么“施行于四肢，四肢不用言语就能明白”。譬如求学的人，如果没有得到，必须心手配合着学习；如果得到了，下笔就能书写，不必积累学习。

有有德者的言论，有探求大道的言论，有叙述事情的言论。有德者，只说自己本分内的事。探求大道的言论，比如颜回谈论孔子，孟子谈论尧、舜。只是探求大道的深入，所见到的就是这样。

所见到的和所期望的，不可以不远大，然而实行起来也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志向太大而心力劳累，力量太小而担子沉重，恐怕最终会败坏事情。

我接待的人很多，不杂驳的只有三个人：张载、邵雍、司马光。

圣人不可测知，是说圣人的极致精妙，是人所不能推测的。

建立宗派不是朝廷所禁止的，只是担心人们自己不能实行。

把清虚一大作为万物的本源，恐怕不妥当，必须兼有清浊虚实才可以谈论神妙。道体现万物而不遗漏，不应该有固定的方位处所。

教导人如果没有看到意趣，一定不愿意学习。想要先教他们歌舞，比如《诗经》三百篇，都是古人创作的。像《关雎》这类，是端正家庭的开始，所以用在乡间，用在邦国，每天让人听到。这类诗，语言简奥，现在的人不容易理解。另外想作诗，大致讲述教导童子洒扫应对、侍奉长辈的礼节，让他们早晚歌唱，似乎应当有帮助。

“致知在于格物”。格，是至的意思，穷尽道理而达到事物，那么事物的道理就穷尽了。

现在的求学的人，只有义理来修养他们的心。如果用威仪辞让来修养他们的身体，用文章文采来修养他们的眼睛，用声音来修养他们的耳朵，用舞蹈来修养他们的血脉，这些都还没有具备。

孟子对于道，如果温和淳厚、深远美好，没有比得上颜回的，颜回接近圣人了，后世称他为亚圣，或许是有道理的。比如“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子路、颜回、孔子都是一致的，只是有大小之别，都是与万物共享的。颜回不自私，所以不夸耀自己的善；知道与他人相同，所以不施加劳苦。如果是圣人，就像天地一样，像“让老年人安适”之类。孟字疑似错误。

《大学》“在明明德”，先明白这个道；“在新民”，是让人用这个道来自我更新；“在止于至善”，是看见知道所应止于的地方。

得到之后才行动，与考虑之后才行动不同。得到是在自己，就像自己用手举起物体，没有不听从的。考虑则不在自己，就像手中拿着物体去取物体，知道那样不利。

圣人对于文章，不讲解而学习。因为讲解会有可否的疑问，必须询问辩驳之后才明白。求学的人有所不知，询问后知道了，那么可否自然决定，不需要讲解讨论。比如孔子的盛德，只有官名礼文有所不知，所以向郯子、老子询问，知道了就实行罢了，更不需要讲解。

正叔说：“不应当把体会当作非心，把体会当作非心，所以有心小性大的说法。圣人的神，与天——有一个‘地’字。为一，

译怎么会有两个呢？至于不努力就能合乎正道，不思考就能获得真理，没有不在此之中的。这颗心与天地没有差别，不可轻视它，不可将它看作别的东西。因为将心滞留在知识层面，所以反而把心看得渺小了。」当时张载的注释说：「横渠说：『心驾驭见闻，不能弘扬本性。』」

译化育万物，却不与圣人一同忧虑，这是天与人不同的地方。圣人有不能做天所做的事的地方。

行礼不可完全拘泥于古制，必须观察时代的风气自然不同，所以做法不得不与古代不同。就像现在人的面貌，自然与古人不同。如果完全使用古代的物品，也不相称。即使是圣人创制，也必须有增减损益。

与神明相交的意旨，应当在侍奉生者之后，这样才能尽到孝爱之心而得到神灵的享用。完全使用古代的事，恐怕神灵不会享用。

《订顽》篇的言论，极其纯粹没有杂念，是秦、汉以来学者所达不到的境界。

国君与夫人应当分设宗庙，所以自然没有配享。明

禘，是王者的大祭；祫，是诸侯的大祭。明

伯淳说：“学者必须恪守‘下学而上达’的话，这是学习的要领。”

嫂子与小叔之间没有丧服，这是先王的权宜之计。后世圣人有所作为，即使重新制定丧服也是可以的。老师不设立丧服，是不可以设立的，应当根据情感的厚薄、事情的大小来处理。比如颜回、闵子骞对于孔子，即使穿斩衰服守孝三年也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成就自我的功绩，与君主、父亲并列。其次各有深浅，只要符合情感就可以了。下至技艺小道，无不有老师，难道可以一概制定丧服吗？

子厚用礼教来教导学者，最为善巧，使学者先有所依据和坚守。

斟酌取舍古今，恐怕不容易说清楚，必须心中确有尺度权衡没有疑惑，才能处理得没有差错。

学习礼制的人考究文献，一定要探求先王的本意，领会了本意才可以进行沿革。

凡是学问驳杂的人，终究只是没有归宿，内心不充实。好比一个物体，悬挂在空中，如果没有依托，不是向东就是向西，所以必须去摸索别的道理，只是因为自家内心不充实。好比家里藏着良金，不需要向外寻求，贫穷的人听别人说金子，必须借别人的来看。

朋友之间讲习，再也没有比互相观摩而向善的功夫更多的了。

昨天的聚会，大多是谈论禅学，使人心情不愉快，回家后怅恨了很久。这种学说在天下已经成风，怎么能挽救！古代也有佛教，兴盛时也只是崇尚设立佛像教化，它的危害极小。今天的风气，就先谈论性命道德，先驱散了有智慧的人，才越高明，则陷溺越深。在我，则是才德卑薄，无可奈何。然而根据今天的次序，即使有几个孟子，也无能为力。只看孟子时代，杨朱、墨翟的危害能有多大？何况今天，更不足挂齿。这件事大概也系于时代的污浊与清明。清谈盛行而晋室衰败。然而清谈的危害，却只是闲言碎语，又哪里像今天的危害正道？现在虽然故人有一初本无一字。为此学而陷溺其中的，则已经不可挽回。今初本无今p字。只有指望于各位了。必须置之不论，不要再说要暂且尝试。如果尝试，就已经被同化而自己为之了。总之，决不可取。初本无此上二十九字。它的术数，初本作佛学。大概且是超出伦类，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会，大率谈禅’章内，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确定，不可增益，现在附于此。异时有别的刻版者，则应当以此为正。”现在遵从它。世上不容有此理。又说它要出世，出到哪里去？又说它的行迹必须出家，然而家，不过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理这些事，都认为是寄居，所以行忠孝仁义，都认为是不得已。又要摆脱世间的罗网，是最愚昧糊涂的人。毕竟学习它的人，不过是做到像佛一样。佛只是一个狡猾的胡人罢了，他本来是个自私独善，在山林中枯槁，自我适意而已。如果只这样，也不过是世上少了这一个人。却又说要周遍，说既然得到了根本，就不担心不周遍。总之，决无此理。一本此下云：“然而学习它的人，诘问它，道理虽然有屈的时候，却又乱说，最终不可凭信，考察它。”今天所担忧的，担忧在于引取了中人以上的人，他们的力量足以自立，所以不可挽回。如果只是中人以下，自然不会到此地步，又有什么执持？现在他们所说的世网，只是因为一些秉彝又消灭不了，所以在忠考仁义之际，都处于不得已，简直想要把这些秉彝都消杀殆尽，然后才认为是至道。然而毕竟消杀不了。比如人有耳目口鼻，既然有此气，就须有此识；所见的是色，所闻的是声，所食的是味。人有喜怒哀乐，也是性的自然，现在强行说必须尽绝，才能得到天真，这就是所谓的丧失天真。持国学习这个三十年了，他所得到的，尽说得知有这个道理，然而到了“反身而诚”，却终究没有所得的地方。他有一个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了，然而没有“义以方外”。他的直内，总之其根本也不是。好比赞易，前后贯穿，都说得是有这个道理，然而必须“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处，是所谓的自得。谈禅的人虽说得，大概未曾有得。他的门徒也有肯说佛终究不可以治理天下国家的，然而又说得到了根本就可以周遍。

有人问：“如果让天下人都成为佛，可以吗？”他的门徒说：“行他的道则可以，行他的迹则不可以。”伯淳说：“如果都成为佛，那就是没有伦类，天下

译却都没有人去理会；然而他自己也认为天下国家不值得治理，想要逃避世俗的罗网，他的言论到了无法穷尽的地步，另外他又有一套关于鬼神的说法。

译“确立做人的准则，叫做仁与义。”根据当今的情况，如果合乎人道的事都被废弃，那就是正确的。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废弃，还只是因为人们心中存有那些恒常不变的善性，终究无法彻底灭绝。由此思考，天地之间可以说孤立无援，又能向谁诉说呢？

当今卓然不从事这种学问的，只有范景仁与司马君实罢了，然而他们所执持的道理，有低于禅学的地方。一旦不能主宰自身，就会被人驱使着随波逐流。

司马君实曾经苦心思虑纷乱，有时半夜起床，直到天亮都无法入睡，可以说是自己折磨自己。人身上有多少血气？如果这样，那离被摧残耗尽还有多远呢？后来他告诉别人说：“最近得到一种方法，常常把‘中’字放在心上。”这又是被“中”字扰乱了。“中”又有什么形状？怎么能够去想念它呢？只是在名词术语之中，挑选了一个好字罢了。与其被“中”字扰乱，倒不如给他一串念珠。等到给他念珠，他又不接受。哪里知道“中”字对于治心没有益处，不如念珠那样有效。夜晚用来安身，睡觉就闭上眼睛，不知道苦苦思量些什么，只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心，半夜里常常有人呼唤习也。各本没有这八个字。学者对于佛教的学说，必须像对待淫靡的声音和美丽的颜色那样远离它，不然，就会渐渐陷入其中。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既告诉他五帝、三王的政事，又告诫他要“排斥郑国的音乐，远离谄媚的人”，说“郑国的音乐淫邪，谄媚的人危险”。那些谄媚的人，是那一边的谄媚，然而对自己来说却是危险的，只是因为他们能使人改变志向，所以危险。至于大禹的话说：“为什么要害怕巧言令色呢？”巧言令色根本不需要说害怕，只是必须如此警戒谨慎，还恐怕不能避免。佛教的学说，更不需要说，常常警戒到让自己自信之后，就不能被扰乱了。

用书籍来传布道理，与口耳相传，大不相同。见面交谈，因事阐明，那么连同意思一起都传布了；书籍虽然言语很多，其实并不能穷尽道理。

观察关中地区气运衰微，被边事所困扰，连年歉收。近来馈送边军导致伤亡，今日的事势还不可知，大有可忧虑的地方；以至于士人相继去世，那些足以妆点关中的人，也就随之离世了。唉！真奇怪啊。凡是说王气的人，确实有这样的道理。产生一种事物必须有这种气，不论美丑，必须有如此大的气运，所以产生这样的人。至于像曲阜那样，有如此多的气运，所以这道统的流传，直到今天。从前张横渠说出这个道理，到这里几乎衰微了。只有王安石一个人，气运大小大。

程伯淳曾经与杨子厚在兴国寺整日讲论，而说：“不知道以前曾有什么人在这里讲过这些事。”

吕与叔所问的，今天应当不再有疑惑。现在还出现差错的原因，是因为以前也有杂学。所以今天疑惑所进的有相似之处，于是就怀疑养气有帮助。就不要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以前思虑纷扰，现在想要虚静，所以认为有帮助。以前思虑纷扰，又不是义理，又不是事故，这样的话就只是狂妄的人罢了。惩罚这种状况以为病，所以想要得到虚静。其极致，想要像枯木死灰，这又不对。因为人是活物，又怎么能成为枯木死灰呢？既然活着，就必须有动作，必须有思虑。一定要成为枯木死灰，除非是死了。忠信之所以能增进德行，为什么呢？排除邪恶那么诚心自然存在，诚心存在就是忠信了。什么是排除邪恶？不符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做，邪恶就排除了。由此说来，又什么时候要身体像枯木，心像死灰呢？又如绝四之后，毕竟怎么样，又什么时候必须像枯木死灰呢？用敬来使内心正直，那么就必须君是君，臣是臣，凡事都这样，大小大直截了当。

有人说养气可以作为养心的辅助。回答说：“敬就只是敬，敬字上不能再添加别的。比如敬父亲了，又哪里需要说道再拿敬兄长来辅助呢？又比如现在端坐靠近火，是敬于向火了，又哪里需要说道再拿敬于水来辅助呢？就像有人曾经到过东京，又曾经到过西京，又曾经到过长安，如果一处上心来，那么其他地方就不容许参杂在心里，心里装不下两样东西。”

饮酒不可喝醉，不超过限度，不仅不可扰乱意志，只是血气也不可使之紊乱，只要使之融洽而已就可以了。

邢和叔后来也沾染了禅学，他为人明辨有才，后来更通晓世事，他的学问，也是日月至焉的人。尹氏说：“明辨有才而又沾染禅学，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

程伯淳自认为：只得到别人对待做恶人，尊敬而远离他。曾经有一位朝士很久不见，对伯淳说：“以伯淳如此聪明，为什么这么多时间终究不肯回头来？”伯淳回答说：“大概是害怕回头后错了。”

吕与叔凡是相见必须窒碍，大概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与叔。按理却应该滞碍，然而不是这样的，只是他至诚便相信心直笃信。

理必须穷尽，性必须尽，命不可说穷与尽，只是至于命罢了。张横渠从前曾经比喻命是源头，穷理与尽性如同开渠引源。然而渠与源是两样东西，后来这个议论必定改过来。

现在说道，就必须要寂灭湛静，形体就像枯木，心就像死灰。哪有直接做墙壁木石而称之为道的呢？所珍贵的是“智慧周遍天地万物而没有遗漏”，又什么时候要像死灰呢？所珍贵的是“

译“动容周旋中礼”，又何必时时要像枯木一样？论及心术，没有谁能比得上孟子，他也只是说“必有事焉”。有一版本中并没有“勿正心”这三个字。如今既然像枯木死灰一般，那么又在哪里去“有事”呢？

译君实（司马光）能够忠孝诚实，只是天性如此，至于学问，他原本就不懂得学习。尧夫（邵雍）的坦荡平易，没有思虑纷扰的忧患，也只是天性自然美好罢了，都不是学问的功效。

持国（吕公著）曾经论述“克己复礼”，认为“克”并不是道。伯淳（程颢）说：“‘克’本身就是‘克’的道理。”持国又说：“道是不需要克的。”伯淳说：“道确实不需要克，但这却不是持国的事。对于圣人来说，确实没有需要克制的事情；但如今的持国，必须克制住自己，然后才能复归礼制。”

游酢、杨时是学得灵活机敏的高才。杨时对于新学极为精通，如今一旦有人提问，他能完全知道其中的短处并加以持守。介甫（王安石）的学问，大体上是支离破碎的。伯淳曾经和杨时读了几篇，后来杨时完全能够推类贯通。

有人问：“《诗经》三百篇，不是一个人所作，难以用一种方法去推求。”伯淳说：“不是这样。三百篇是从三千篇中挑选出来的，不仅符合雅、颂的音律，也是挑选那些符合教化意义的篇章。篇中也有次第深浅的区别，也有原本没有次序的。”

新政的更改，也是因为我们党争得太过分，成就了今天的事情，使天下百姓遭殃，这也应该分担一半罪责。当时天下局势，岌岌可危！介甫想要离去多次了。那时介甫直接用几件事向皇帝试探去留，如果青苗法的议论不能实行，他就决定离去。伯淳在皇帝面前，与孙莘老（孙觉）一同领会了圣意，想要妥善解决这件事。大体上皇帝不想压制介甫，想要有人承担责任，而介甫的意思也还没有一定。伯淳曾经说：“管仲尚且能说‘发布政令应当像流水一样，以顺应人心’。如今参政（介甫）非要去做不顺人心的事，为什么呢？”介甫的意思只是担心开始时被人阻挠，后来事情行不通。伯淳却说：“只要做顺人心的事，谁不愿意跟随呢？”介甫说：“这确实是感化贤者的诚意。”却因天祺（王韶）那天在中书省大逆不道，因此介甫大怒，于是以死在皇帝面前力争，皇帝因此全部听信任用介甫，从此党派分歧就形成了。孙莘老受到约束但不肯执行，于是获罪被贬。而伯淳于是待罪，不久被任命为京西提刑，伯淳又请求面见皇帝，于是见到皇帝。皇帝问：“有什么奏章？”伯淳说：“如今近在咫尺面对天颜，尚且不能稍微挽回圣意，奏章还有什么用呢？”想要离去，而皇帝问了多次。伯淳每次都以陛下不应该轻易用兵为言，说朝廷群臣没有能胜任陛下事务的人。以今天的祸患来看，还是自己不善从容应对。至于青苗法，暂且放过，又有什么妨碍？伯淳担任言官职务，苦苦不曾使用奏章，大体上只是在皇帝面前说了，其他一些小的奏章，只是备礼而已。大体上自从仁祖朝优待宽容谏臣以来，担任言官的人，一定以诋毁攻击而被罢免为贤能，习惯成自然，惟恐别人说他不称职而被罢免，认为是占了便宜。近来各位君子，大概也难免于此。如果这样做，那就是为了自己，还有私意在，却不在于朝廷，不干事理。

如今朝廷之所以特别厌恶忌恨伯淳，是因为他能够处理事务，只是致力于学问，这里一动，就对其他人有一个示范作用，这是他们所不方便的，所以特别深深地厌恶他。

以我自己处身来看，还是自己当初学问未到，意念不诚，德行尚浅，不足以感动上天，这样思考就是如此。然而根据今天如此大的气势，当时想要一两个人来感动它，确实像河边的人捧土去堵塞孟津，又很可笑。根据当时的事势，又发展到今天，岂不是命运！

只要夹杂一个私意，就是气馁，就是缺少了浩然之气的地方。“诚是事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事物。”这里缺少了它，那么这里就没有这个事物。浩然之气又不依赖外物而来，是积累道义所产生的。这一个道理，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只是人达不到那里，知道这个就是明善。

“生生不息叫做易”，是天之所以为道的地方。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承这个生理的，就是善。善便有一个根本的意思。“元是善的首领”，万物都有春意，就是“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成就却等待万物自己完成其本性。性必须得到。

告子说“生就是性”是可以的。凡是天地所生的事物，必须称之为性。都称之为性是可以的，其中却必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他却只说一般，如佛教说蠢动含灵，都有佛性，这样就不可以。“天命叫做性，遵循性叫做道”，天降下这个于下，万物流动成形，各自端正性命，这就是所谓的性。遵循它的本性而不丧失，这就是所谓的道。这也是通人物而言。遵循本性，马就是马的本性，又不做牛的本性；牛就是牛的本性，又不做马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的率性。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什么时候分别出是人是物？“修道叫做教”，这就专门在人事上，因为丧失了本性，所以修习而求恢复它，就进入学问。如果原本不丧失，那么有什么可修的？这是由仁义而行。那么就是性已经丧失，所以修习它。“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也是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也是生生不已的意思。天只是以生为道。

万物都只是一个天理，自己有什么参与的呢

译至于说到“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各有其适用对象；上天赋予有德之人，五种礼服各有其纹章等级”，这都只是天理自然应当如此。人何时参与其中？一旦参与，便是私意。世间有善有恶。善，理当喜爱，就像五种礼服自然有一个次第来彰显它。恶，理当厌恶，一作怒。他们自己断绝了天理，所以五种刑罚各有其适用对象，哪里曾容许个人的喜怒夹杂其间呢？舜举用十六位贤相，尧难道不知道吗？只是因为他们的善行尚未显著，所以尧不自行举用。舜诛杀四个凶恶之人，尧难道没有察觉吗？只是因为他们的恶行尚未显著，怎么诛杀他们呢？举用与诛杀，哪里曾有一丝一毫夹杂其间呢？只有一个义理，与义相合而已。

译人如果能将自身与天地万物同等看待，那有什么妨碍呢？即使有千万个身体，又会有什么损伤呢？由此可知，佛教徒所谓苦于根尘的说法，都是出于自私。

要修持那天的理，在德行上，必须有不言而信的表现。言语难以形容其状。涵养它，就必须做到正直无愧于屋漏之处与慎独，这是一种持守涵养的气象。

知道止息，自然就会安定，万物扰乱也不能动摇，并不是另外用一个“定”来辅助“知止”。《诗》《书》中凡是含有主宰意思的，都说“帝”；含有包涵遍覆意思的，就说“天”；含有公共无私意思的，就说“王”。上下千百年间，如同符契相合。

像天理的意思，诚只是诚这个天理，敬只是敬这个天理，并不是另外有一个诚，又有一个敬。

所谓天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穷尽呢？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人得到它，所以大行其道时不增加，穷困隐居时不减少。在这上面，怎么还能说存亡加减呢？因为它原本没有欠缺，百理具备。胡本此处下面说：“得到这个天理，叫做大人。因为他的道变化无穷，所以叫做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必须在默然识记的地方，所以叫做神。”

“天地设立位置，而《易》在其中运行”；“乾坤毁灭，就无法看见《易》”。“《易》不可见，那么乾坤几乎就停息了”。《易》是什么？《易》不只是一部书，而是《易》的道。不要把《易》当作另一件事，即事一作唯，一作只是。尽到天理，就是《易》。

天地的化育，既然是两样东西，必然一动就不齐整。比如两扇磨盘转动，即使它的齿原本齐整，转动起来齿就不齐整了。既然动了，那么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齐整呢？转动起来齿就更不齐整了。从此参差万变，精妙的历法也不能穷尽。

天地之间，有的只是有。比如人的知识见闻，经历几十年，一天回想起来，了然于胸，这一个道理就在那里放着。

修养心性的人，且须让他减少欲望，这才有些功效。

心中片刻不和不乐，那么鄙陋欺诈之心就会侵入。这与“以敬来端正内心”同理。说敬就是和乐是不可以的，然而敬必须和乐，只是心中没有杂事罢了。

大凡利害祸福，也必须尽命，须得“致”这个字，就像人用力自己去达到一样。得到与否，命本来已经注定，君子必须知道那命才行。“不知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大概命如果不知道，就会无所不至。所以君子在困穷的时候，必须尽命才能遂愿。他的得祸得福，都是自己去招致的，只要伸张他的志向罢了。

“寻求它有方法，得到它有命运”，是说寻求对得到没有益处，意思是寻求得到办不成事。原本没有“不”字。这话还是只为中等资质的人说的，如果是为中等以上资质的人说，却只说寻求它有方法，不符合道就不寻求，更不必说命运了。

尧夫是豪杰之士，根本不安分。伯淳曾经戏言他是乱世奸雄中，对道学有所心得的人，然而无礼不恭到了极点。又曾经告诫他不仁，他还不承认，认为别人不曾来向他求学。伯淳说：“尧夫自然是悠悠荡荡。”尧夫自己说必须像我和李之才才能得道。

“天民中的先觉者”，比如大家都睡着，别人还没醒来，我先醒了。所以摇动那些还没醒来的人，也让他们醒来，等到他们醒了，原本没有欠缺，大概也没有增加什么，正好一样罢了。“天民”这个词，大概是完全尽到了天生这些百姓的事业。“天生这些百姓，将要用道来觉悟这些百姓。”大概说天生这些百姓，将要用这个道来觉悟这些百姓，那么原本没有欠缺，也没有增加，未曾不足。“达可行于天下”，是说它完全尽到了天生百姓的道理，它的术也足以治理天下国家，所以如此。

“可欲叫做善”，便与“元者善之长”同理。

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身体。

“不能反躬自省，天理就灭绝了。”天理这个词，百理具备，原本没有欠缺，所以“反身而诚”，只是说得上，更不可说甚道。原本“道”字属于下文。命名为《易》，便有理。一本没有这七个字，只说：“道理皆自然。”如果安排定了，那么还有什么理呢？天地阴阳的变化，就像两扇磨盘，升降盈亏刚柔，起初未曾停息，阳常盈，阴常亏，所以就不齐整。比如磨盘既然转动，齿都不齐整，既然不齐整，就生出万变。所以物不齐整，是物的常情。而庄周强行要齐物，然而物终究不齐整。尧夫有言：“泥空终是着，齐物到头争。”这肃杀如秋，温和如春。如秋，就是“义以方外”了。如春，看万物都有春意。尧夫有诗说：“拍拍满怀都是春。”又说：“芙蓉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不止风月，说都有理。又说：“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至于庄周，大抵是寓言，要进入他放荡的场合。尧夫却都有理，万事都出于理，自以为都有理，所以要纵心妄行总不妨。一本此处下面说：“尧夫诗云：‘

译这是圣人最紧要的事。”他的话说得太急迫了。这道理明明平铺直叙地摆在那里，何必如此呢。”

译观察天理，也必须放开思虑，开阔心胸，才能看见，扫除那些习气中的几处漏洞。如今这样混然地说成一体，还像是有两个根本，哪能再有两个或三个根本！现在虽然知道“可欲的叫做善”，也必须切实地拥有于自身，才可以称为诚，诚就契合了内外之道。如今看得不统一，只是心中生出了私意。除了身体之外只是理，就说契合了天与人。说契合天与人，已经是为不知者引导而达到的了。天与人没有间隙。如果不能充满，就不能化育，说赞化育，已经是离开人来说了。

必须扩大心胸使其开阔，譬如建造九层的高台，必须把基础做大才行。

元亨，只是开始而亨通的意思，这是通人物而言的，通，元本作咏字。意思是说开始发生，大体上都一样亨通。等到利贞，就是“各正性命”之后，属于人而言了。利贞分别在于性与情，只是性为根本，情是性的发动处，情又什么时候会恶呢。“故者以利为本”，只是顺利的地方为性，如果是情则必须是正的。

医家把不感觉痛痒叫做不仁，人把不知觉、不认义理叫做不仁，这个比喻最近似。

所以说是万物一体，是因为都有这个理，只因为是从那里来的。“生生之谓易”，生就是一次性生成的，都完备了这个理。人能够推究，物则气昏昧，推究不得，不能说它物没有这个理。人只是自私，从自家躯壳上起意，所以看得道理小了它。放下这身体，都在万物中一样看待，多么快活。释氏因为不知道这个，从它身上起意思，奈何不了那身体，所以反而厌恶；想要去尽根尘，因为心源不定，所以想要像枯木死灰。然而没有这个理，要有这个理，除非是死了。释氏其实是爱身，放不下，所以说这么多。譬如负贩的虫子，已经载不动了，还自取物在身上。又如抱石沉河，因为重所以沉，终究不说放下石头，只是嫌重。

孟子论述四端的地方，想要扩充它；说简约的地方，则博学详说而反归简约。这是内外交相养的方法。

“万物皆备于我”，不只是人如此，物也都是这样。都从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究，人则能推究。虽然能推究，什么时候能增加一分？不能推究，什么时候能减少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着。什么时候说尧尽君道，增加了些君道多；舜尽子道，增加了些孝道多？原来依旧。横渠教人，本只是说世学胶固，所以说一个清虚一大，只图得人稍微损得没去就道理来，然而人又往别处走。今天且只说敬。

圣人的德行，固然不可得名状。如果是颜子的那种气象，我们心里也知道，想要学圣人，且须学颜子。后来的曾子、子夏，也学得到上面了。

现在的学者敬而不见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的，只是心生，也是太以敬来做事做得重，这就是“恭而无礼则劳”。恭是私为恭的恭，礼不是体一作礼之礼，是自然的道理。只恭而不为自然的道理，所以不自在。必须是恭而安。现在容貌必须端正，言语必须正直，不是说独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应该如此，本无私意，只是个循理而已。

尧夫解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是温润的东西，如果把两块玉来相磨，一定磨不成，必须得到那个粗砺的东西才磨得出。譬如君子与小人相处，被小人侵陵，就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这样道理就出来了。

公掞昨天在洛阳有书室，两旁各一窗，窗各三十六格，一书写天道之要，一书写仁义之道，中间一榜，书写“毋不敬，思无邪”。处在中间，这个意思也好。

古人虽然有胎教与保傅之教，还胜过今天的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习，耳目游处，所见都是善，等到长大而不见异物，所以容易成就。现在的人从小所见都是不善，刚能说话就习秽恶，日日消铄，还有什么天理？必须人理都尽，然而尚以些秉彝消铄不尽，所以且这样过，一天之中，起多少巧伪，萌多少机阱。根据这个熏蒸，以气动气，适宜圣贤之不生，和气之不兆。平常闲或有些时和岁丰，也是出于侥幸。不然，为什么古代有时同时或同家并生圣人，等到后世，却数千岁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道天地怎么说内外，外面毕竟是个什么？如果说着外，则须似有个规模。

凡言充塞的，却似有个有规模底体面，将这气充实之。然而这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气则只是气，再说甚充塞？如化育则只是化育，再说甚赞？赞与充塞，又早却是别一件事了。

理之盛衰之说，与释氏初劫之言，怎么到他说便乱道，又却窥测得些？他说成住坏空，曰成坏则可，住

译说它与空无一样，那是不对的。就像婴儿出生后，每天都在生长前行，原本就没有停歇过。这其中的根本道理，不过是消长盈亏罢了，再也没有其他事情了。

译极是天地之中，这是对的，然而关于“地中”的说法还有很多。根据测量日影，以三万里为地中，好像是有尽头的。有的地方到达一边已经有一万五千里，而天地的运行却好像和当初一样。那么所谓“中”，也只是暂时的中罢了。地形有高有低，没有哪个地方不能成为中，所以这个“中”是无法确定的。比如杨朱主张为我，墨子主张兼爱，子莫在这两者之间执守其中，那么这种“中”其实不足以称为真正的中。所以说：“执守中道而不知权变，就像执守一端一样。”如果因为地形有高有低，没有哪个地方不能成为中，那么天地的化育就是无穷无尽的。如果确定一个固定不变的中，那么就必须有左有右，有前有后，四个角落一旦确定，就各有远近的界限，即便达到百千万亿，也还是有数目的。大概有数目就终究有尽头，不知道这尽头究竟在哪里。

太阳的形状，没有人没看见过，像轮子又像饼。它的形状如果有限，那么它的光芒也必然有限。如果它只在三万里范围内升降出没，那么就必然有光照不到的地方，这又怎么讲得通呢？现在天空的苍茫，难道是天的形状吗？向下看也应该是这样的。太阳本来就是阳气的精华，但不像旧说那样，绕着须弥山中心循环运行，太阳无论在哪里都是阳气精华。大地既然没有哪个地方不能成为中，那么太阳也就没有哪个地方不能成为阳精。气充满在天地之间，然而气必然有精华之处，所以看起来像轮子像饼。好比铺一排柴薪，从头点燃，火到的地方，它的光芒都是一样的，并不是有一块物体推着它走。气运行到寅位，那么寅位上方就有光；运行到卯位，那么卯位上方就有光。气充满塞，无所不到。如果在这方面领悟了其中的道理，就能明白万物生长的规律。

读书的人，也必须知道不要拘泥于文字而损害了义理。比如《尚书》说：“商汤战胜夏桀后，想要迁移夏社，但认为不可。”既然把商汤当作圣人，圣人就不允许有轻率的举动。如果商汤起初想要迁移社稷，众人议论认为不可才不迁移，那就是商汤先有了轻率的举动。所谓“不可”，是商汤自己认为不可。商汤认为国家既然灭亡，社稷自然应当迁移；又认为迁移它不如不迁移更好，所以只是给它盖个房子。给它盖房子，就和迁移它没有什么不同。既然是亡国的社稷，那么从王城到国都都有，用来作为警戒。所以《春秋》记载“亳社发生火灾”，那么鲁国有亳社，给它盖了房子，所以发生了火灾。这个制度，推想必定始于商汤。长安刮西风就下雨，终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必须是自东自北刮风才下雨，自南自西刮风就不下雨。为什么呢？自东自北都属于阳，坎卦本来属阳。阳唱而阴和，所以下雨；自西自南属阴，阴唱则阳不和。《蝃蝀》这首诗说：“早晨虹出现在西方，整个早晨就会下雨。”这是阳来唱和，所以下雨；“蝃蝀在东”，那就是阴先唱和；“莫之敢指”，不是说手指不敢指陈，而是说不可言说。《易经》说“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说自西那就是阴先唱和，所以云虽然密集却不下雨，现在西风刮而下雨，恐怕是山势造成的。

学者用了很多功夫，下面必须落入正道，否则就是进入异端。只是因为自家这下面没有得到安顿的地方，哪能说得成熟？世人所迷惑的是鬼神转化，他们总有说法，又费力讲说道理，又陷入无底的深渊，所以一辈子出不来。今天必须是自家这下面把道理看得分明，才不致走偏。形而下和形而上，也必须更加分明才行。虽然心中有一个存养。默识，有难以名状的地方，然而必须讲尽心知性知天，也必须在这方面留意。这一章没有“落道了是”这四个字。

学习就要和他们一样“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才不致失误。异端的书，“虽然是小道也一定有可取之处”。然而它们的流弊必然背离正道，所以不能因为一件事就全部采纳。比如杨朱、墨子也和尧、舜一样，也反对桀、纣。是非判断是可以的，但他们在上面所说的，就是成就他们的学说。反对桀赞成尧，是我本分内的事，在上面过度解说，那就是他们私意所说的。总之，只有一个理。

讲学本来不需要理会，然而每次与剔拨出，只是如今杂乱胶固，必须说破。

孟子论王道就很实在。“徒善不足为政，徒法不能自行”，就先从养生一作道。上面说将去。人口既多又富裕，然后以“饱食暖衣而无教”为不可，所以教化他们。孟子之后，却只有《原道》一篇，其中言语固然多有毛病，然而大要大致都近理。至于《西铭》，则是《原道》的宗祖。《原道》却只说到道，还没达到《西铭》的意思。根据柳宗元的文章，纯正没有超过这篇文章的，自孟子之后，大概没见过这本书。

圣人的教化，以所贵重的引导人，佛教以所轻贱的引导人。起初没有这十六个字。卷末注云：“又‘学佛者难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其余见‘昨日之会’章。”学佛者诘难我的话，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那么就没有仆隶了”。程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圣人所希望的；他们不为尧、舜，是所可轻贱的，所以成为仆隶。”

游酢、杨时先知道学禅，已知向内没有安顿的地方，所以来这里，却担心不变。畅大隐学了很多时候，才学禅，是在这里大概没有什么收获。吕进伯可爱，

译年老而喜好学习，其道理直截了当，坚持到底。天祺自然有德行的气象，像个贵人的样子，只是却有气量狭小的毛病，拘谨地把事情看得太重，过于周全细致，却是气度格局太小。景庸则只是才思敏捷。必须天祺与景庸互相补充，才算是恰到好处。

译子厚确实才华高超，他的学问更是先从广博杂多的知识中历练过来。

理则是天下只有一个理，所以推演到四海都准确无误，必须拿天地来验证，考察夏商周三代圣王也不改变的理。所以敬，只是敬这个理；仁，只是仁这个理；信，只是信这个理。又说：“颠沛流离、匆忙仓促之时，必定要依循这个理。”又说“我对此还未能确信”，只是说道理如此，更难用名状来描述。

如今异教的危害，道家的学说更没有什么可辩驳的，只有佛教的学说蔓延滋长，使人沉迷溺没到极深的地步。今日（一作“自”）是佛教兴盛而道家萧条冷落。正当它兴盛的时候，天下的士人往往（一作“又”）跟随它的学说，自然难以与它力争。只应当自己明白我们的理，我们的理自立，那么就不必与它争辩。然而在如今，佛教却不必去理会，最大的祸患却是王安石（介甫）的学说。譬如卢从史在潞州，知道朝廷将要讨伐他，当时就派一人去驱逐那里的节度使。朝廷的议论，是要讨伐驱逐节度使的人，而李文饶（李德裕）的意思，是要先讨伐潞州，那么就不必惩治那边而敌人自己就败坏了。就像今天，却要先整顿王安石那套学说，因为它败坏了后辈学者。

异教的学说，它的兴盛如此，它的长久又如此，也须是有天命，然而我们却不称之为天命。人面对患难，只有一个处置方法，在穷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有的人遇到一件事，就心心念念不肯舍弃，这终究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不会处置后放下，便是无义无命。

“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贤者做得过分，不贤者达不到。”贤者只是做得过分，不贤者却又全都放弃。

冬至一阳初生，却必须更加寒冷，正如天将亮反而更暗一样。阴阳交替之际，也不可截然不相连接，互相侵越便是道理。天地之间，像这样的现象极多。艮卦的含义，终结万物，又起始万物，这个理最精妙，必须玩味探究这个理。

古人说乾、坤退居不用之地，而使用六子。如果是人，便区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如果是天，那么谁为它安排？它如此，必定有道理。所以像八卦的含义，必须玩味探究。

早梅在冬至之前开放，正当一阳尚未生时，然而那萌发的是什么？它的荣盛与枯萎，这是万物一个阴阳升降的大节。然而每一枝各自有一个荣枯，界限不齐，这各自有一个乾、坤。各自有一个消长，只是一个消息（变化）。正因为有消息，所以不穷尽。至于松柏，也不是不凋零，只是后凋零，凋零得不明显，怎会缺少消息？正当夏天生长时，却有夏天枯萎的，那么冬天寒冷之际有萌发的东西，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物理最好玩味。

阴阳在天地间，虽然没有截然分为阴、为阳的理，必须参差错杂，然而一个升降生杀的区别，不可没有。

动物与植物的区别，有得天气多的，有得地气多的，“本于天的亲近上方，本于地的亲近下方”。然而总之，即使是草木植物，也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的气，所以重浊。

伯淳说：“《西铭》我得到了这个意思，只是必须靠子厚有如此笔力，别人无缘写得出来。孟子以后，没有人达到这个境界。有了这篇文章，省了多少言语。且让其他人读书，总之仁孝的道理都具备在这里，片刻不在此，便是不仁不孝了。”

《诗经》前面的序文必定是当时人所传下来的，国史明辨得失轨迹的就是这样。得不到这个，那么凭什么知道这篇是什么意思？大序则是孔子所作，其余则不一定。总之，都得到了大意，只是后来的观诗者也添入了。诗有六体，必须逐篇寻求，有的兼备，有的偏得其中一两种。如今解诗的人，风就分派给国风了，雅就分派给大、小雅了，颂就分派给颂了。诗中却没了这三种类别，怎么看诗？风这个词，就有风动的意思；兴就有一兴喻的意思；比就直接比喻而已，像“蛾眉瓠犀”就是；赋就铺陈其事，像“齐侯之子，卫侯之妻”就是；雅就正言其事；颂就是称美的言语，像“于嗟乎驺虞”之类就是。

《关雎》这首诗，像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被美色迷惑”，不是后妃的事，明知这个意思是作诗者的意思。如此类推。

诗中说到后妃夫人的，不一定是指文王的妻子；只是陈述后妃夫人的事，像这样而已。然而后来也有当时的诗附入其中的，像《汝坟》就是。且二南的诗，必定是周公所作，别人恐怕达不到这个境界。因为教化在床席之上，闺门之内，是上下贵贱所共同的。所以用在乡人邦国而称之为国风。教化天下只是一个风，至于像《鹿鸣》等几首诗，像宴群臣、遣戍役、慰劳还卒之类，都是治国的常政，那些诗也恐怕是周公所作，像后人作乐章一样。

《论语》中说到“唐棣之华”的，是因为权宜而言逸诗。孔子删诗，难道只取符合雅颂音律的吗，也是说符合这个义理。像《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类，它们的义理，不是人人

译学问达到这种境界，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写诗的人又不止一个，上下数千年却像符节一样契合，只是因为符合这同一个道理，如果不合义理，孔子一定不会选取。孔子说“兴于诗”，看他的话，是兴起人的善意，汪洋浩大，都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到“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必须是内心充实深远，然后才能拥有三千匹母马。充实深远是有义理的。又如《駉》这首诗，放牧是卑贱的事，其中却说“思无邪”。《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就是这一句。放牧却一定要心思纯正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放牧。又如《考盘》这首诗，解释的人说贤人永远发誓不再告诉君主。不再见君主，又自己发誓不虚伪而确实如此，根据这个怎么能有贤者的气度呢？孟子在齐国，是什么样的君臣关系，然而他离开时，未曾不迟缓顾恋。现在这位君主才不用他，就急躁愤怒成这样，这是不能激怒的。才知道这首诗，解释的人错了。这首诗是贤者退隐而穷困处身，心里不忘君主，怨恨思慕很深。君臣如同父子，怎么能不怨恨？所以直到醒着睡着都不忘记，永远陈述不能见君主和告诉君主，又陈述这种真诚是不虚伪的。这一章注释“塞渊有义理”，一作“塞渊于义理”。尧和舜没有优劣之分，到了汤、武就不同了。孟子说“性之”和“反之”。自古没有人这样说过，只有孟子分别出来，就知道尧、舜是生来就知道的，汤、武是学习后能做到的。文王的德行就像尧、舜，禹的德行就像汤、武，总之都是圣人。

译《诗经》说：“上天的运作，无声无息，效法文王，万国信服。”上天没有声音气味可以感知，只看文王便能使万国取信。又说：“上天的命令，深远不息。”这是说天之所以为天的原因。“文王的德行纯粹”，这是说文王之所以为文王的原因。那么文王的德行，简直就像天一样。“上天光明，照耀你出行；上天明亮，照耀你游乐”，只是因为常是这个道理。这个一作“理”。也必须等它心熟，便自然能辨别。

“快乐则生长，生长则怎么可以停止”，必须是熟透才能如此。“如果不熟，不如稊稗”。

“这是积累义理所产生的，不是从外面袭取义理而得到的。”必须积累义理，这方面莫非都是义理。

仁义礼智根植于心，所谓“生色”，是说这四者本于心而产生光彩。“润泽于面部，充盈于背部，施于四肢，四肢不言而喻”，孟子如果不是自身达到这个境界，怎么能说到这个地步？

现在立志于义理而内心不安乐的人，为什么呢？这正是多了一个“助长”的念头。虽然心操持它就存在，舍弃它就消亡，然而持守得太过分，就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了。也必须暂且这样去做，这样的人只是德行孤立。“德行不孤立，必有伴侣”，等到德行盛大后，自然没有阻碍，左右都能找到源头。

《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才说是“优游广大啊”。却又不像异教所说，必须像枯木死灰那样才算得道。

得到这个义理在此，什么事做不完？还有什么事能超出？看待世间的功名事业，简直像闲事一样。看待世间的仁义者，简直像小恩小惠、斤斤计较，像普通男女那样固执于小信。自视一作“是”。天大的事，用这个理来处理，又哪里值得谈论？如果知道这个义理，就有进步的地方。如果不知道，那么怎么会有仰慕高深、钻研坚难，在前在后的情况呢？尽我的才能，就又看到它高不可及。

德就是得，必须是实实在在地达到这里才行。

说“反求自身而诚实，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却是让人从上面说。

邵尧夫在物理上全都说得出来，也大大泄露了他的天机。人对天理昏昧，只是因为嗜欲扰乱了他。庄子说“嗜欲深的人，他的天机浅”，这话最正确。

说一个义理，仁者又把它看作仁了，知者又把它看作知了，百姓又日用而不知，这就是“君子之道鲜矣”的原因。这个也不少，也不剩，只是人看不见它。

现在天下的士人，在朝堂的又不能说话，退隐的于是忘记了它，又不肯说话，这不是朝廷的吉祥之兆。虽然还没有被听从，又没有遭受大的横祸，怎么可以自我断绝呢？君臣，就是父子，父子之义不可断绝。哪有身为侍从，还吃着俸禄，看着国家的危亡，却不进言，君臣之义，本来就是这样吗？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理具备，原本没有欠缺，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父子君臣，常理不变，何曾动过？因为不动，所以说“寂然”；虽然不动，感应就通达，感应不是从外面来的。

如果不根本一致，怎么能“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致力于穷究理的人，不是说必须穷尽天下万物之理，也不是说穷尽一个理就到了，只是要积累多了，自然能看见。

天地哪里有内外？说天地之外，就是不认识天地。人在天地之间，就像鱼在水中，不知道有水，直到出水，才知道动不了。

礼一旦丧失就成为夷狄，再丧失就成为禽兽。圣人起初怕人沦为禽兽，所以在春秋之法上极其严谨。原本没有“故”字，中国而使用夷狄的礼，就变成夷狄了。韩愈说“春秋谨严”，深得其中旨意。韩愈说他不知道又不得。他说：“《易经》奇异而有法度，《诗经》端正而华美，《春秋》严谨，《左传》浮夸。”他的名理都很好。

在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小国介于大国之间，奔命不暇，然而足以自维持数百年。这个形势却像稻田的田埂，各有界限约束。后世于是有土崩之势，道坏就一时坏，原本没有这个“坏”字。陈涉一叛，天下于是支撑不住。今天堂堂天下，只是西方一败，朝廷于是震动，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形势，正像稻田的田埂，各有界限阻隔，就最终不能坏。今天下却像一个万顷大池，要起事突然起不了，等到一起事就汹涌，于是无可奈何。凭借祖宗德泽仁厚，涵养数百年间，一时柔和了人心，虽然有豪杰，没有个端倪能起来，就只要安静，不应该使摇动。虽然夷狄也散兵退斗，依靠一本无“恃”字。这是中国的福气。原本此字下有“非”字。

贾谊有五饵之说，当时笑他迂阔疏远，今天朝廷正用着，所以得到许多时安宁。天地动静之理，天圆就必须转动，地方就必须安静。南北之位，怎么可以不固定？所以固定南北的，在坎离。坎离又不是人安排得来的，莫非是自然的。

《论语》作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的了。如《乡党》形容圣

译人，不了解的人哪里能达到这种境界？

“在独处时也不感到羞愧”，这便是保持和涵养心性的气象。

译孔子与孟子的区别，只是要区分圣人与贤人。如果让孟子去从事孔子的事业，他完全能够做得出来，只是难以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好比用彩纸剪成花，花没有不相似的地方，只是没有那种自然造化的功力。“安抚他们，他们就顺从；发动他们，他们就和谐”，这是（孟子）所不及的地方。

只是这个理，以上（更高深的境界）却难以言说。比如孔子说“我对这个还不能确信”，这都是因为古人对此理已经明白的缘故。

恭敬而没有过失，就是“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做中”。恭敬不能直接称为中，但恭敬而没有过失，就是所以达到中的原因。

程颐的学问驳杂，他温和平易、严肃庄重、宽宏大量的地方很多，只是心里难以接纳他人，自认为才高所以如此。谈论近时的学问，则不过是陷入禅宗的空谈；不常发表议论，如果苟且遇到诘问辩难，也不能轻易改变自己的言论，不必相信他的心，自认为才高所以这样。

和叔常说：“等到相见时就不再有什么疑惑，既然分别了就不能没有疑惑”，然而也不知道最终是否真的不再疑惑。不知道他既然已经不再疑惑，最终又产生疑惑，是什么缘故？伯淳说：“为什么不问他？疑惑什么不如激烈地辩论。”和叔自任担当，他的风骨气力很强劲，但在深沉潜隐、细密严谨方面，有所不及于与叔。蔡州的谢良佐，虽然当时因为议论州学举荐考试的得失，便不再计较。建州的游酢，不是昔日的游酢了，固然聪明，但资质温和敦厚。南剑州的杨时虽然不及游酢，但非常聪慧领悟。林大节虽然稍微迟钝，但所问的便能亲身实行。刘质夫长期从事这件事，从小便在此。李端伯相聚虽然不久，没有看到他的操守品行，但才识聪慧领悟，自是不能停止（追求学问）。

王安石当初，只是要实行自己的志向，恐怕天下有意见不一，所以只在皇上心里把握得坚定，他人不能动摇，因此堵塞言路，进用柔顺奸佞的人，让他们奉行新法。现在则是他已经离去，不知道今天却留下了祸害。

去年春天边境事务暂时停止，这都是李舜举的功劳。现在不幸恰好丧了这个人，也实在值得怜悯。这类事情都是重大的不幸。

李宪的本意，他只是要巩固兰州、会州，恐怕败坏他的功劳，必定不会主张这件事。元丰四年夺取兴州、灵州的事。

新进的游酢、杨时等人进入太学，不仅议论必须不同，而且举动也必定不同，所以太学中以异类对待他们，又都学习《春秋》，更加惊骇世俗了。

邵雍的学问，先从理上推究意，说象数说天下的理，必须出于这四者，推到理的地方，说：“处”字添两个字。“我得到这个大的，那么万事由我，没有不确定的。”然而未必有方法，总之也难以治理天下国家。他为人则是简直无礼不恭敬，只是轻慢玩弄，即使是天理一作地，也对他轻慢玩弄。如无名公传言“问诸天地，天地不对，弄丸余暇，时往来”之类。

邵雍的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他便把这些事，便与尧、舜、三代一样。这类话，自孟子以后，没有人曾敢如此说来，简直是无端。又如说文字呈上，邵雍都极其不恭敬。“须信画前元有易，自从删后更无易”，这个意思，古来未曾有人道来。“行己须行诚尽处”正叔说：“意则善了，然而说诚尽，那么诚作为道，并非能够尽的。”邵雍戏说：“且就平侧。”司马子微曾作《坐忘论》，是所谓坐驰。微一作綦。

伯淳昔日在长安仓中闲坐，后看见长廊柱子，以意数之，已尚不疑，再数不合，不免令人一一声言而数之，乃与初次数的无差，则知道越着心把捉越不定。吕与叔因气不足而养之，这还只是自我修养求无病，如道家修养又有什么伤害，若须要存想飞升，这则不可。徐禧奴才也，善于用兵的有两万人未必死，他虽有十万人，也未必能胜两万人。古者以少击众而取胜的多，盖兵多也不足以依赖。昔者袁绍以十万阻官渡，而曹操只以一万人取之；王莽百万之众，而光武帝昆阳之众有八千，仍有在城中的，然而只是数千人取之；苻坚下淮河百万，而谢玄才两万人，一麾而乱。以此观之，兵多则易老，适足以资助敌人，一败不支，则自相践踏。至如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军之至，则是自相残杀。譬之一人躯干极大，一人轻捷，两人相对，则拥肿者迟钝，为轻捷者出入左右，则必困矣。自古师旅胜败，不能有之。然而今日边事，至号疏旷前古未闻也。其源在不任用将帅，将帅不慎重任人。军门之外的事，将军处理，一一中覆，皆受庙算，上下互相徇私，安得不如此？元丰五年永乐城的事。杨定鬼神之说，只是说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识一字，一日病发，却念得一部杜甫诗，却有此理。天地间的万事，只是一个有，一个无，既有即有，无即有。如杜甫诗者，是世界上实有杜甫诗，所以人的心病及至精一有个道理，自相感通

译托梦在那边，也有这样的道理，只是心的感应相通罢了。死者托梦，也容许有这样的道理。有人过江，他的妻子落水，心想她必定死了，所以过金山寺为她做佛事。正在追荐的时候，忽然他的婢女传达落水妻子的消息，推测她在某处做什么事，这确实是死了。等到两三天后，有渔人划船，把他的妻子送还给他，原来并没有死，大概是在急流中救活了。那么，那婢女的传达是什么情况呢？也是心相互感应相通。既然说心有感应相通，还说甚么生死古今的区别？

译天祺自然有德行的气象，看上去有贵人的样子，只是气度格局较小，做事过于拘泥于细节。从前他在司竹任职时，常喜爱任用一名卒长，等到即将离任时，亲自发现这人偷窃笋皮，于是依法惩处，毫不宽贷。罪责已经判定，对待他仍像当初一样，毫不在意，人们看到他的德行度量如此。

正叔对子厚说：“越狱案，认为卿监以上官员不追缉拘捕，是因为他们尊贵，朝廷看重他们。如果有旨意追缉拘捕，是可以的；又请求给他们戴上枷锁，就不对了。不是太侮辱人了吗？尊重尊贵的人，是因为他们接近君主。”子厚说：“如果最终不肯服罪，那该怎么办？”正叔说：“宁可让公事查办不成罢了，朝廷的大义不可亏损。”子厚认为他说得对。

俗人非常畏惧鬼神，时间久了也就不再敬畏了。冬至时一阳初生，但每逢冬至之后反而更加寒冷，为什么呢？阴阳消长的交替之际，没有截然断绝的道理，所以相互交错掩盖。就像天将亮时，又变得阴黑，这也是常理。大抵终结和开始万物，没有比艮卦更盛大的了，这极其神妙，必须彻底探究这个道理。

现在的尺比古代的尺长。想要使尺度权衡准确，必须从律管开始。律管取黄钟，黄钟的声音，也不难确定。世上自有懂音律的人，将上下声音考证一番，必须一次就得到正确的音准，然后用黍米填满律管，看管中实有几粒黍米，然后推演确定法度就可以了。古法：律管应当装满一千二百粒黍米，现在羊头山的黍米不符合这个数量，那就用几种不同大小的黍米验证，看哪种大小的黍米，才符合那个数量，然后定为标准。从前胡先生制定乐律，取羊头山的黍米，用三种筛子筛选，取中等大小的使用，这还不足以作为定论。这个尺是器物上确定的，还有根据人来制定的。比如说到深衣袖长一尺二寸，如果古人的身材只用一尺二寸，怎么能挥动肘部呢？就知道是根据人的身材来确定的。

既然是为人后者，就必须把所后的人称为父亲，称为母亲。不这样，就不端正，那还算什么为人后者？设立“为人后”这一疑义的人，只看到礼制规定在杖期内，为人后者为其亲生父母服丧，就说必须称亲生父母为父母。礼文是说，出继为人后者，那么亲生父母反而称呼他为叔父或伯父，所以必须说明是为亲生父母服丧以作区别，并不是说又把亲生父母也称为父母。

哲宗皇帝选取孟后的诏书说：“孟元孙女。”后来孟氏还在娘家，却以孟元孙女的名义下诏，伊川先生说：“自古天子不娶小国的女子，大概孟元是将校，曾跟随文潞公在贝州立功，官至团练使，而在当时只是个小使臣罢了。”这一段不是元丰年间的事，怀疑是后人记录的。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下

二先生语二下

附东见录后

现在允许大规模西征，没有一个人敢议论。自古以来兴办大事，不可能没有对错是非，也必须有议论。比如苻坚寿春之战，他的朝廷宗室，本来有很多进言的人，以至于宫女中有张夫人，还上书劝谏。西晋平定东吴，应当攻取，主张攻取的只有张华一人罢了。然而当时虽然羊祜建议，但朝廷也不能没有议论。又如唐军攻取蔡州，这是在中国容忍他们几十年肆意妄为，然而当时认为不宜攻取的，固然没有道理，但也是有议论的。现在朝堂之上没有一个人进言，离一言而亡国不远了！元丰四年，采用种谔、王韶的计谋讨伐西夏。

今天的西征，正因为事情本身不正当，还说什么去留！君子在承担事务的时候，必须把成败的原因归于自己，那么自然应当生死置之度外。现在置身事外，让祸福死生利害由别人处置，这是不对的。比如昨天军务繁杂，这也是学习；但恐怕只是处理那些纷乱的事务，那又有什么益处？比如从军者的行为，终究是为了利禄，为了功名。由现在的举动，即使让人得到一城一国，又是什么功名？君子以此为耻。今天做官，如果有军事行动，不能避免这种情况，这是重蹈前事覆辙。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停止呢？

胎息的说法，说它能治病是可以的，说它是道，那就与圣人的学问无关，圣人未曾说过。如果说神住则气住，那就是佛教入定的方法。虽然说是养气还是次要的事，也必须以心为主，心想要慈惠安虚静，所以对道有帮助，也不对。孟子说的浩然之气，又不是这样。现在如果说存心养气，只是专门为了这个气，所做的事就太小了。舍大务小，舍本逐末，又能成什么事！现在说对道有帮助的，只是因为心无法放下，所以想要达到寂静湛然罢了，又不像佛教摄心的方法。论学如果这样，那就大大混杂了。也不需要得道，只要闭目静坐就可以养心。“坐如尸，立如齐”，只是要培养意志，难道只是等待来养这点气吗，又不是这样。

佛教的方法，最善于教化诱导，所以人多向往它。然而它的方法是用来教化众人的，所以人也有向往有不向往的。比如王安石的学问。他就只是在君主的心术上下功夫，所以今天靡然成风，没有不同的，所谓一正君而国定。这种学问极其有害。凭借王安石的才辩，立刻施加给学者，谁能超过他？开始是因为利益而跟随他的学说，久了就安于他的学问。今天天下新法害事的地方，只要一天废除就……

译没有别的。那种学说改变了人心，危害最为严重，对此又能怎么办呢！所以天下只有一种风气，风气如果像这样，那么人们就会顺从地没有不追随的。

译如今西边的战事已经平息，还有什么困难呢？以前的事情又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只希望朝廷能拿出宽宏大量的胸怀，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不要一定要让他们顺从。然而这恐怕不容易做到。朝廷的意思，如今是不得已，必须这样做。但如果西夏人还有更多的要求，用来巩固我们的盟约，那么边境的祸患就不会停止。另一个版本将下文连成一段。

范仲淹以前在西边作战，凭借虚张声势吓退了敌人。如今不知道谁能像范仲淹那样。

关中的学者，从今天的状况来看，老师去世后便违背了老师的学说，却没见到这样的人，只是不再讲学罢了。

运送军粮的方法，虽然自古以来也没有不烦扰百姓、不震动社会而能充足的。但在古代有兵车，其中装载干粮，一百个士兵中只有二十五人需要专门负责运输。然而古代行兵是在中原地区，又不远离敌人，如果是深入远方，就绝对没有省力的办法。况且像秦国从海边运粮来供给边境，通常三十钟粮食才能运到一石，这是二百倍的损耗。如今军队出行，一个士兵行军，一个民夫运送，只能供给七天的粮食，其余的日子必定都会缺乏食物。而且计算一下，需要三个民夫辅助一个士兵，仍然必须在十五天内返回，一天不返回，就一天缺乏食物。以此比较，没有好的方法。所以用兵这件事，古人一定是不得已才使用的，正是知道这个道理。

眼睛害怕尖锐的东西，这件事不能放过，就要克制下去。房间里通常放置尖锐的东西，必须用道理战胜它，尖锐的东西必定不会刺人，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横渠的墓祭设一个位置，恐怕难以推演“同几”的意义。“同几”只设一个位置祭祀，是指夫妇合祭。吕氏确定一年中祭祀疏密的节度，有所不周全，恐怕不符合人情。另一个版本作“吕氏岁时失之疏”。两露既湿，霜露既降，都有所感触。如果四季的祭祀有所不及，就不能契合感念的意思。另一个版本作“疏则不契感之情”。如今的祭祀，那些恭敬斋戒礼仪文饰之类，尚且都可以缓办，而且重要的是大的方面先端正才行。如今程氏的家祭，只是男女位置不同，以及大有害于义理的地方，稍微改变了一两点，其他来不及顾及。我们急切关注的正在于此。凡是祭祀，必须上达祖先。知道母亲却不知道父亲，那是狗猪；知道父亲却不知道祖先，那是飞鸟。人必须向上确立一个等级，寻求自我区别的方法才行。

自古以来治乱相承，也是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就安定；小人多而君子少，就混乱。然而在古代，朝廷之中君子和小人也是混杂进用的，不像今天剪裁得如此整齐，不仅不能进用，更直接使善良的人憔悴，稍微接近道义的人，就必须使旧日的交游憔悴。只有改变节操的人，在世事中才稍微顺利。这个道理，不知为什么？正叔近来生病，有人对他说：“在别人则有追驳斥放，正叔没有这些事，所以只有病罢了。”

王安石如今也不诛杀，人人都顺从，大概只是把朝中异己者全部清除。在古代，即使大恶之人当权，一方面诛杀，也断绝不了人们的议论，如今便都没有异议了。

占卜能够应验，祭祀能够被享用，也是一个理。龟甲虽然无情，但用来起卦，而卦有吉凶，无非是因为有这个理。因为有这个理，所以以此问卜，它的应验就像回声一样。如果以私心以及错误的卦象来问卜，就不应验，因为没有这个理。今天的理与以前已定的理，只是一个理，所以应验。至于祭祀的享用也是如此。鬼神的理在那里，我以此理向它，所以被享用。不容有二三，只是一个理。如同用药治病，也是一个理。这药治什么样的气，有这个病服用就应验，如果理不契合，药就不应验。

古代谈论鬼神，不过是体现在祭祀上，也只是说听到叹息的声音，也没有说听到什么样的言语，也没有说看到什么样的形状。像汉武帝见到李夫人，只是因为道士事先告诉他在什么地方，让他注视那个地方，所以想象出来的。然而汉武帝作诗，也说“是耶非耶”。曾经问喜欢谈论鬼神的人，都是未曾闻见，都是听别人说的，烛照事理不明，便传说以为真实。假使真是闻见，也不足以相信，或者是心病，或者是目病。如同孔子说人们所相信的是眼睛，眼睛也有不足信的时候吗。这话极好。

如今混杂相信鬼怪异说的人，只是不先烛照事理。如果在事情上一一理会，哪有穷尽的时候，必须只在学问上理会。

师巫在这里，降言在那里，只是抛得太远，决无此理。又说留下药，尤其知道这不是真的。生气尽了就死，死了就称为鬼也可以。但不知道世俗所谓的鬼神是什么？聪明如邵尧夫，尚且不免致疑，在这里曾说，有人家如果在虚空中听到人马的声音。我说：“既然是人马，必须有鞍鞯之类都齐全，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尧夫说：“天地之间，也有一种不有不无的东西。”我说：“如果这样说，就必须有不有不无的人马，凡百都是如此，这很不合理。”

风肃然起于人心恐怖。总之，风是天地间的气，不是土偶人所能做的。汉时的神君，今天的二郎庙，都有这种情况。

人心作主不定，就像一个翻车，流转动摇，没有片刻停止，所感万端。又像悬挂在空中的镜子，没有

译事物若不进入其中，怎么会有确定的形状？不学习就完全察觉不到，等到有所学习，便能觉察到那是有害的。执着于一种意念，又能与人达成什么好的见解？一作「无意于学习，就都不去觉察，等到用心自我观察，便觉得那是有害的。存有这些纷杂的念头，究竟能与人达成什么见解！」心如果不做一个主宰，该怎么办？张天祺过去常说，「自我约束几年，自从上床，就不能思考事情」。如果不思考事情，就必须强行把那颗心来制约束缚，也必须要寄托在一个形象上，这都不是自然的。司马光自称「我得到方法了，只管念一个‘中’字」，这又是被‘中’字所束缚。况且‘中’字又有什么形象？如果愚笨的人不思考，冥然无知，这又是过度与不及的区别。有人胸中常像有两个人，想要行善，好像有恶念在中间阻隔；想要行不善，又好像有羞恶之心。本来没有两个人，这正是内心交战的验证。坚守志向，意气就不能混乱，这完全可以验证。总之，圣贤必定不会患心疾，其他疾病却不一定知道。其他脏腑，只是因为原本不曾养护，养护它们却在修养家那里。一作「坚守志向，使意气不能混乱，这完全可以验证。总之，圣贤必定不患心疾，其他脏腑有病患，是因为不曾专心于养护」。

译仁祖在位时，北方使臣进言说：“高丽向来臣属于北朝，近来职贡完全缺失，严重违背了臣下的礼节，现在打算发兵讨伐。又听说高丽臣属于南朝，现在来告知这一情况。”仁祖没有回答，等到使臣将要离去时，召他上前，对他说：“刚才议论高丽的事，我思考后认为，这只是高丽王子的罪过，与百姓无关。现在既然发兵，未必能诛杀王子，况且会屠戮百姓。”北方使臣于是理屈无言，不觉汗流浃背，伏在地上，回去后便停止了军事行动。其他方面不谈论那方面的军事形势，只看这一种如天地般宽宏的气量，也是因为有至诚之心去感化对方。

人心随着外境变化，出入没有定时，人们自己也察觉不到。

人的梦境不仅源于听闻、看见和思想，也有五脏感应所致。

天下有的地方寒冷有的地方温暖，只是因为地形有高有低。如同房屋背阴处寒冷，向阳处温暖，不能说这里寒冷那里就热。况且用一尺五寸的表来测定日影，从而推断日中距离一万五千里，从外观来看未必确实如此。

人有长寿的，其气血脉息自然深沉，便有一种深根固蒂的道理。另一种说法是：人的脉气起于阳明经，周流旋转而下，到达两手腕的气口，自然均匀悠长，所以在这里诊脉。又有一条脉路从头而下，到达脚底的大冲穴，也如同气口。这类事情与自身最切近，然而人们安然恬淡，对此不知。至于如果有人问：“你身上有几条骨头，血脉如何运行，腹中有多少脏腑”，都茫然不知。现在的人对于家里有多少家产屋舍，被人问起，自己不能知晓，却知道这是不智；对于自身不知，却不介意，只认为是皮包裹着，不会缺少什么，大大地不加以考察。就近取喻于自身，一身之上，各种道理都具备，有什么是没有的呢？背部在上所以为阳，胸部在下所以为阴，至于男女的出生，已有这种阴阳之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心属火，受到天地间风气的侵袭，便会引发燥热。肝属木，受到天地间风气的侵袭，便会引发愤怒。推而广之，五脏都是如此。孟子将四端比作四体，仁就是一种木的气象，恻隐之心就是一种生物春天的气象，羞恶之心就是一种秋天的气象，只有一种去留断割的气象，便是义。推而广之，四端都是如此。这件事，还需要什么安排呢？这个道理，即使是牛马血气之类也是如此，都如此完备，只是形体不同，各自随顺形体和气机，后来便昏昧了它们的气。比如儿子爱母亲，母亲爱儿子，也有木的气象，难道没有羞恶之心吗？比如避害就利，分别所爱所恶，一一道理完备。再比如猴子尤其像人，所以在兽类中最智慧灵巧，愚昧之人见解不及的地方很多。然而只有人的气最清，可以辅助、促成天地之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直立于天地之中，所以成为三才。天地本是一物，地也是天。只是人作为天地的心，是心的发动，便分出了天在上，地在下。兼有三才而两之，所以是六。

天地之气，远近形象不同，便知道越远就越不同。至于人的形体有差异，哪里值得讨论！比如史册中有鬼国、狗国，百种怪异，固然也有，总之这个理是一样的。其必然有差异的原因，譬如海中的虫鱼鸟兽，不止百千万亿，终究没有与陆上之物相同的。虽然极其怪异，总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然相互对应，那么四边应当有空缺之处。空缺之处如何，地的下面难道没有天吗？现在所谓的地，只是天中一物罢了。如同云气的聚集，因为久而不散，所以成为对应。凡是地震，只是气的运动。凡是指称的地，只是土，土也是一物罢了，不可称为地。更须要知道坤元承奉天，是地的道理。

古代规定百亩，现在四十一亩多。如果以土地计算，所收获的似乎不足以供给九人的食物。回答说：“百亩九人固然不足，通天下计算则也可以。家有九人，只有十六岁以上才另受田，其余都是老幼，所以可以供给。有不足的，又有补助的政策，又有乡党周济救助的道义，所以也可以充足。”

后世虽然有兴起的人，虞帝是不可企及的。如同田地，起初开荒种植非常茂盛，随后渐渐微薄，虞帝正值其茂盛之时。其间有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就有衰，又是其间的盛衰，推而广之后世都是如此。如同一棵树，正当其繁荣时，也有发生，也有凋谢。桑榆既已衰老，也有发生，也有凋谢。又如一年之中，四时之气已有盛衰，一时之中又有盛衰。推而广之，甚至如一辰，须有辰初、辰正、辰末的差异。现在谈论天下的盛衰，又只根据书传所有，闻见所及。天地的广阔，其气不齐，又怎能计算？譬如一国有几家，一家有几人，人的盛衰休戚没有齐一的。姓氏之所以繁衍众多，是因为受姓的祖先，其流派的兴盛。

《内则》所说的请盥洗、请沐浴之类，虽然古人谨慎守礼，恐怕不如这样繁琐。

古人乘车，车中不向内看，不亲自指点，不向远处看，行走时鸣响环佩，在车上则听到和鸾之声，俯身时看马尾，自然有

译这是君子、大人应有的气度风范。自从五胡乱华以来，人们只知道骑马驾车最为便利，即使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尊贵君主，也亲自执鞭上马。执鞭驾车并非尊贵之人所应做的事。

译让人称他为哑御史还可以，而且他只是规劝君主的心。

正叔曾经论述过丧葬之事，有五个要点：选择墓地，必须确保日后绝不会成为道路，不靠近城郭，不临近沟渠，不被权贵所夺取，不至于被耕犁所触及，这是大致的原则。其次关于墓穴，假设主穴朝南、死者头朝北，陪葬者排在前面分为两列，也必须头朝北，各自在墓穴中安置夫妇的位置。坐在堂上，则是男在东而女在西；躺在室内，则是男在外而女在内。推演这个法则来看。安葬，必须挖成坎室才安稳。如果直接向下就用土填实，那么许大一块虚土，压在底下四面，流水一定会流向土虚的地方，非常不便。况且棺椁虽然坚固，恐怕承受不住这么多土的压力，这就失去了“让死者不与泥土直接接触”的意义。

心所感应贯通的，只是理罢了。知道天下的事，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没有古今前后的区别。至于像梦寐这样没有形体的，也只是有这个理。如果说涉及形体声音之类，那就是气。万物生存时气就聚集，死亡时气就消散而归于尽。有声音就必须有口，有触感就必须有身体。它们的形体既然已经毁坏，又怎么能拥有这些呢？于是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理，便不可相信。

草木，土在下方，依靠升降来摄取土气；动物却是土在中间，脾脏在体内。没有土就无法生存。

礼书上说“只有对天地的祭祀可以越过丧绳而举行”，这件事难以实行。既然说越过丧绳，那就是还在殡宫之中，那时没有办法做到斋戒，又怎么能脱下丧服换上祭服呢？这些都很难以实行。纵然天地的祭祀不可废止，也只举行一次。让冢宰代理就行了。从前英宗刚即位时，有人拿这个问题询问，先生回答说：“古人守丧，百事都有缺失。如果照常举行，特别在祭祀方面不废止，那还不如不废止为好。”子厚纠正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守丧，就不敢见父亲，不敢以不合礼的方式相见。现在天子为父亲守丧，以此去见上帝，是以不合礼的方式见上帝，所以不如不祭祀。”

“万物皆备于我”，这是贯通人与物来说的。禽兽与人极其相似，只是不能推演。然而禽兽的本性却是自然的，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教导，比如筑巢养子之类就是这样。人虽然灵慧，但败坏的地方极多，只有一件事，婴儿喝奶是自然的，不是学来的，其他都是诱导来的。想要让人家的婴儿善良，而且从小不要诱导他，保留他的真性，等待他自然发展，也须能保全一些本性，必定是不同的。

不要说小孩子没有记忆力，所经历的事情都能不忘。所以善于养育子女的人，当他们在婴儿时期，抚养他们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养育，保全他们的和气，等到长大而性情美好，教导他们展示好恶有常。至于像养狗的人，不希望它登上厅堂，就在它登上厅堂时打它。如果既打了它登堂的行为，又在厅堂上喂它，那么让它听从谁呢？即使每天鞭打它要求它不登堂，也是做不到的。养育异类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所以培养正道的人，是圣人。

极，必须是天下的中心。天地的中心，理必定相互垂直。现在人所确定的天体，只是暂且用眼睛确定，看到视线尽头看不见，就认为到了尽头。然而以前曾在海上看到南极下面有十颗大星，那么现在所见的天体大概尚未确定。虽然似乎不可穷尽，但用土圭的方法验证，日月升降不过在三万里之中。所以用一尺五寸的表测量，每一寸相当于一千里。然而中国只到鄯善、莎车，已经是一万五千里。如果在那里观察太阳，仍然只是三万里之中。天下有的地方寒冷有的地方温暖，只是因为地形高低。比如房屋背阴处就寒冷，向阳处就温暖，不能说在这里寒冷了，房屋的西北角更加寒冷。伯淳在泽州，曾经三次吃韭黄，先吃怀州的韭，再吃泽州的，再吃并州的，就知道几百里之间气候相差三个月了。如果都以此类推，那就须相差半年。这样的话，就有在这里是冬至，在那里是夏至的情况。虽然如此，又没有这种事，只是一般地作为冬夏罢了。

富贵人家的子弟对于饮食玩好之类的事物，简直是一生亲身侍奉不懈怠，像管城的陈醋瓶，洛中的史画匣就是这样。还有什么事呢？伯淳与君实曾经一同观看史画，还能题品烦扰。伯淳问君实：“能这样为他画画吗？”君实说：“自己一个身体，尚且不能侍奉持守，还有什么工夫到这里？”

闪电是阴阳相互摩擦，雷是阴阳相互撞击。摩擦就像石头相互磨擦而火光出现，闪电便有雷击，是一作甚。也。有人传说京师很少听到雷声，恐怕是因为地面有高下之分。

神农制作本草，古传一天食药七十种会死，不对。如果小毒，也不应当尝试；如果大毒，一尝就会死，怎么能活下来？他之所以能知道，自然是看颜色闻气味，知道是什么气，制作这种药，就可以攻克这种病。必须学到这种程度，才知道自然达到这种程度。

有人认为是原壤这个人，敢于轻慢圣人，等到母亲死了还唱歌，怀疑是庄周，不对。只是一个乡里粗鄙的人，不认识义理，看孔子责备他的话，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了。一本在此下说：“如果是庄周，孔子也不敢叩问责备他，这足以开启他的不逊，他也必定有回答。”

古人到异地去世，不必归葬故里，像季子就是这样。他说骨肉归于土，至于魂气，就没有不去的地方。

译然而看季子所处的地位，归根结底，他并不是一个懂得礼制的人。

译古人的法度，必定是犯了极大的罪恶才焚烧尸体。如今风俗的弊病，竟然把这当作礼仪，即使是孝子慈孙，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更何况公方明还公开订立条规，原本没有禁止：比如说到军人出征戍守，允许焚烧尸体，将骨灰带回去；又说到在郊坛三里之外才能烧人，这就意味着另有焚烧尸体的方法。这件事只是因为习惯了，便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现在如果有狂人醉汉，随意用弹弓射了一下先人的棺材，人们就认为这是深仇大恨；等到亲自把亲人拉进火中焚烧，却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这难道不可悲吗！

英宗想要改葬西陵，当时，潞国公用祸福的道理来回答，于是作罢。他的话虽然像是诡辩，但终究是办成了事情。

父子官职不同的，是指命士以上的人，越尊贵就越严格。所以父子官职不同，就像现在有随位的情况，并不是知道要分居。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三

二先生语三

谢显道记忆平日语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是说上下都明察。这一段是子思教导人最紧要的地方，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的意思相同，活泼泼地。领悟时，活泼泼地；不领悟时，只是耗费精神。

切脉最能体会仁。郑毂说：“曾经看见显道先生问这句话，说：‘这是我与明道切脉时，坐着问起这句话。’”

观察小鸡雏。这可以观察仁。

汉成帝梦见上帝在濯龙渊打败我，打不过。

问鬼神有没有。回答说：“如果说没有，古人为什么这样说？如果说有，又恐怕你问我寻找。”

射箭器具齐全却射不满的，是没有志向的人。

像尸体一样安居却像龙一样显现，像深渊一样沉默却像雷一样发声。

必须合内外之道，统一天人，整齐上下，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

得到之后，就必须放开，不然，就只是固守。

诗可以兴起情感。我自从再次见到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的意思。

古人互相检点，如今学射箭的人也是这样。

铁剑锋利而倡优拙劣。这边重则那边轻。

从“舜发于畎亩之中”，到“孙叔敖举于海”，如果要熟读，也必须从这里经过。

萃、涣都“享于帝，立庙”，因为精神聚集而形体于此，为了它的涣散，所以立这个来收束它。

“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不是瑕疵夷、惠的话，弊病到了这个地步。

赵普解除节度使的权力，就是乌重胤的策略，把兵权交给遂州刺史。

把记诵博识当作玩物丧志。当时把经语录作成一册。○郑毂说：“曾经看见显道先生说：‘我从洛中学习时，录古人善行别作一册，洛中人看见，说是玩物丧志，大概说心中不宜容纳丝毫杂事。’”

张子厚、邵尧夫，善于自我开大的人。

弹琴，心不在就不能成声，所以叫琴者禁也，禁止人的邪心。

舞蹈本来要长袖，想要舒展性情。我曾经观看舞正乐，袖子往必反，有盈而反的意思。现在的舞者，反而收拾袖子结在一处。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他，说：“与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观驴鸣，也必须这样。

张子厚听说生了皇子，非常高兴，看见饿死的人，食物就不美味。

我写字时很恭敬，不是要字好，这只是学习。

一天游许之西湖，在石坛上坐，不久脚踏处就湿了，举起说：“这就是天地升降的道理。”

一天看见火边烧汤瓶，指着说：“这就是阴阳消长的意义。”

“鸢飞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鱼跃于渊”，向下更有地在。这两句用来作人材上说更好。○郑毂说：“曾经问这两句，显道先生说：‘不是极其上下而言，是真的见得如此，正是子思吃紧道与人处。如果从此解悟，便可入尧、舜气象。’”

因为谈论口将言而嗫嚅。说：“如果合开口时，要他头，也必须开口，如荆轲于樊于期。必须是‘听其言也厉’。”

舜由仁义行，不是行仁义。

与善人处，坏了人；必须与不善人处，才能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字下面有一个柔字。

又说：“不哭的孩子，谁抱不得？”

必须在事上学。“蛊，振民育德。”然而有所知后，才能这样。“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重担子必须是硬脊梁汉才能担得。

诗、书只说帝与天。

有人怀疑伊尹出处合于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而止，不得为圣之时。为什么？回答说：“终究是任的意思在。”

一行岂所以名圣人？至于圣，就自不可见。何尝说圣人孝，圣人廉？

太山为高矣，然而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然尧、舜之事，也只是如太虚

译中间有一点浮云掠过眼前。

做事必须恭敬，但又不可矜持过度。

孟子所说的“知言”，就像人站在堂上，才能分辨堂下人的是非曲直。如果自己也下到堂下，那就分辨不出来了。

译在“勿忘”与“勿助长”之间，才是正当的处所。

颜回起初完具只是狭小，需要渐渐扩充。孟子起初宏大，只是不够纯粹，需要通过学习来充实它。“恢”一作“开”。

求学的人要想学得不错，必须学习颜回，因为有标准。

曾参，终究是因为质朴而得道。

“默而识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犹有伦”，即使进入毫厘丝忽的细微之处，终究不能穷尽。

满腔子都是恻隐之心。

众人安逸就不恭敬，恭敬就不安逸。

“君子说话有内容，行为有恒心。”

邢恕每天三次点检自己，说这也值得哀叹，什么时候不点检呢！

学射箭的人互相点检毛病，正如《诗经》所说：“朋友互相纠正，以威仪来纠正。”

有什么你管得了我？有什么我管得了你？教人达到太平之后，我才显身为太平之民。

以上是明道先生的言论。

三王不足以成为四，没有四三王的道理。就像忠、质、文所崇尚的，子、丑、寅所建立的，一年三个月为一时的道理。秦朝强行以亥为正，终究不能实行。孔子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的志向不想成为一王的法度，想成为百王的通法，比如对颜渊说为邦就是如此，他的法度又寄托在《春秋》中。以后另有说法。

西北东南，人才不同。

用律管定尺，是以天地之气为标准，不是以秬黍相比。秬黍的积数，在先王时代，只有这个恰好与度量相合，所以可用，现在则不同。

可以占卜的东西，只有龟和羊髀骨可用，因为它们的裂纹可以验证吉凶。

李觏说如果让管仲身长在宫内，何妨再增加六人，这话不对。管仲的时候，桓公的心特别还没有腐朽。如果已经腐朽，即使管仲又能怎么样？没有心已腐朽还能任用管仲的道理。

孟子论性，应当随文看。不把告子“生之谓性”当作不对，这也是性，他指禀受生命之后称为性，所以不同。用“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吗？”来断绝它，然而不妨成为一体。至于孟子所说的善，乃是极本穷源之性。

日月的形状，就像人有身体必须有眼睛，眼睛一定在前面，所以太阳没有向北观看的。

仁就是一，不仁就是二。

仁道难以命名，只有公接近它，不是以公就是仁。

禅家论性的话，就像在太阳下面放置器皿，其中方圆小大不同，只是想把这个倾倒在彼罢了。然而在太阳下什么时候动？又他们的学问善于隐藏，如果人用这个道理去问，必定说“我无修无证”。

先生年轻时，多与禅客交谈，想观察他们学问的深浅，后来不再问。因为察言不如观貌，言语还可以凭借所闻勉强，至于面貌则不能勉强。

气是形而下的。

对学者谈论所见未到的道理，不仅所闻不深彻，久后将把理看低了。

性不可以内外来说。

神是极妙的话。

神一本无。与性原本不相离，那么它死的时候，有什么结合的呢？像禅家说别有一物常在，偷胎夺阴的说法，则没有这个道理。

魂指精魂，它死的时候魂气归于天，是消散的意思。

我想用金作器皿来比喻性成形。先生说“金可以比喻气，不可以比喻性”。

唐人的技艺，也有精绝超过今人的地方。

日月说一天一个也可以，说通古今只有一个也可以。

《易》中说的天也不同。如“天道亏盈而益谦”，这通上下理也如此，天道之运也如此。如说“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直接指形而上者而言，以鬼神为天地了。

庄子形容道体的话，尽有好处。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禅家出世之说，就像闭眼看不见鼻子，然而鼻子自在。

圣人不记事，所以常记得。今人忘事，是因为记事。不能记事，处事不精，都出于修养不完固。

陈恒杀了他的君主，孔子请求讨伐，当时孔子已经去位了。曾为大夫。

人固然可以前知，然而其理必须是用的时候知道，不用的时候不知道。知道不如不知道好，因为用便接近二，所以释子说又不是野狐精了。

二三立，则一的名亡了。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因为它寂然不动，小则事物之至，大则无时无不感。

人的禀赋有无可奈何的，圣人所以戒忿疾于顽。

释氏处死生之际，不动的有二：有英明不以为事的，也有昏愚为人所误，以前路自有去处的。

心一作必。想穷尽四方上下所至，且以无穷，放置则得。若要真得，一作识，必须是体合。

有剪桐之戏，则随事箴规；违反养生之戒，则实时谏止。

没有不能体道而能无思的，所以坐忘即是坐驰，有忘之心乃是思。

许渤与其子隔一窗而寝，却不闻其子读书与不读书。先生说：“此人持敬如此。”

译哪里曾有像这样的圣人。

伯淳在澶州任职时修建桥梁，缺少一根长梁，曾广泛向民间寻求。后来因为外出归来，看到树木中长得好的，必定产生算计占有的念头，因此用这件事告诫求学的人：“心中不可存留一件事。”

译阅历机要事务久了，机巧之心必然产生。因为当他在阅历时，内心必定喜悦，一旦喜悦，就像种下了种子。

看见一位学者忙碌焦急，先生问他原因。他说：“想要处理几处人事。”先生说：“我并非不想周旋于人事之中，何曾像贤者这样急迫？”

忘记外物与受外物牵累，这两种弊端是等同的。

怀疑自己有病的人，在事情尚未到来时，心中先有了怀疑的念头；事事周全的人，心中先有了周全事务的念头，这都是毛病。

比较事情的大小，其弊端在于为了小利而损害大义，这是“枉尺直寻”的毛病。一作“论”。

忘记了恭敬，然后才会出现“无不敬”的情况。

圣人的心，不曾有所执着，也没有不执着的地方，因为他的道融合了内外，体现了万物。

侍奉神灵容易，充当神主难。如果孝子有思念亲人的心，以至诚的态度持守，都可以尽到他的道。只有神主象征神灵，祖先之所以能降临，就是凭借这个。后世的巫觋，是设立神主的遗留意思，但他们流于虚妄虚伪，哪里还有通达幽明之理的道理！

死者不能说有知觉，也不能说无知觉。

曾经问先生：“如果有知觉的本原，应当都禀受得来。”先生说：“不曾禀受得来，从哪里交割得来？”又谈到太虚，说：“也没有太虚。”于是指着虚空说：“都是理，怎么能称为虚？天下没有比理更实在的了。”

责备自己、反省自身不可没有，但也不应当长久留在心中作为悔恨。

有恐惧之心，也是明理不明，也是气不足。要知道“义理使我心喜悦，就像牛羊猪肉使我口喜悦”，玩味义理来养心就是这样。因为人有一点称心的事，尚且喜悦，有深入肌骨如春和般的意思，何况义理？然而穷究义理也应当知道用心的缓急，只是苦于劳累而不知道喜悦之处，怎么能养心？

人道的核心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没有能够致知而不在恭敬中的。现在人主心不定，把心看作寇贼而不能制服，不是事情牵累心，而是心牵累事情。应当知道天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应该少得的，不可厌恶它。

有人说许大的太虚。先生说：“这话就不对了，这里谈论什么大与小？”

大抵人有身体，就有自私的道理，适宜与道难以合一。

人对于仪容形体，有持守涵养的，有修饰打扮的。

人对于本性，就像器物接受日光，太阳是不动的物体。

必须认识在行为之前，譬如走路，必须得到光照。

伯有为厉鬼的事，是另一回事。

“一阴一阳叫做道”，道不是阴阳，所以一阴一阳才是道，如一开一合叫做变。

以上是伊川先生的话

拾遗

许渤刚起床，问人天气寒温，增减衣服，一增减确定，就整天不换。

许渤在润州，与范文正、胡宿、程颢交往。

古人设立神主的意思很高。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齐语说某处取某处远近。

“天还没有想要平治天下，如果想要平治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这是有所受命的言语。如果孔子说“天将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天没有毁灭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毁灭是我毁灭，没有毁灭是我没有毁灭，我自己做着天里的事，圣人的言语，气象自然不同。

张横渠说范文正才气老成。笑指挥赵俞。

古人寻求法器。

礼乐只在进退之间，就能得到性情的正。

孟子回答公孙丑问“什么是浩然之气”说：“难以言说。”只这里就见得是孟子实有浩然之气。如果他人就乱说是什么，是什么。

子路也是百世的老师。“别人告诉他有过错就高兴。”

以上是明道先生的话

先生在经筵时，有两个同列讨论诸葛亮的事业，说：“战伐所丧失的也很多，不是‘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做’的事。”先生说：“两位的话太过分了。‘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做’，是说杀无辜的人以私己。诸葛亮以天子的命令讨伐天下的贼，有什么害处？”

汉代儒者相近的三个人：董仲舒、大毛公、杨雄。

以上是伊川先生的话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四

二先生语四

游定夫所录

善于谈论治理天下的人，不担心法度不建立，而担心人才不成就。善于修身的人，不担心器质不美，而担心师学不明。人才不成就，虽然有良法美意，谁来执行？师学不明，虽然有接受道的资质，谁来成就？

行为的过失，没有比恶更严重的，那就改正它罢了。事情的过失，没有比乱更严重的，那就治理它罢了。如果不是自暴自弃的人，谁不可以成为君子？

有人学习其他经典，然后舍弃，学习《礼记》。问他原因，说：“科举的利益。”先生说：“你的这种心，已经不能进入尧、舜之道了。子贡的高见识，何曾局限于货利呢？只是在丰约之间，不能没有留情罢了。而且贫富有命，他却留情于其间，多见他不信道。所以圣人称他‘不受命’。有志于道的人，